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1
关键词：儒家；政治哲学；时代性；制度；文化；返“道”开新
中图分类号：B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7-0107-08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1。曾经作为“肉食者谋之”的政治问题，如今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大家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其中。这使得我们在探讨思想的发展时，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维度考查它的现实价值和意义。而对于有着现实关切传统的儒家来说，这种考量和审视是自近代以来未曾间断过的。它不仅是新的社会政治对儒学的思想期待，更是儒学自身寻求与时代“和解”以延续民族精神生命的努力。
一、儒学“时代性”价值的自我确证
儒学与时代的“和解”，归根结底是儒学价值的“时代性”问题。因此对“时代性”的理解是认识儒学及其价值的观念前提。“时代性”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时空描述，它不仅是依赖各种实践数据作为支撑的事实判断，更是依托理性内涵丰富的价值判断。当代学界对“时代性”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将“时代性”等同于“（西方）现代性”；第二个阶段是“西方”这一限定词遭到质疑并解构，对“时代性”的界定出现了基于不同文化的多维度特征；第三个阶段，“时代性”的界定呈现出具象化，即主要以人类面临的具体而共性的问题作为标尺。与此相应，儒学的现当展也了三个特征比较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追随“现代性”改造传统。正如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所总结的，“自西学东渐以来，民主、自由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当代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的‘共法’”，而取法于西方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也被赋予了普世的价值，一切类似于儒学的“传统的价值，则‘必须在现代性面前为自己辩护，表明自己不是现代性的敌人，才有翻身重新当家作主的机会’”1。为此，在这一阶段，儒学发展总体上是追随西方现代性价值的规定性，对儒学思想自身进行检讨、发掘与改造：一方面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力求捍卫儒学思想的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承认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具有普遍的、优先的价值，努力寻求儒学思想的“自由主义解说”。出于这种既渴望“先进性”又谋求“主体性”的复杂心态，研究和论证主要围绕儒家思想在核心精神上与自由主义的一致性或相融性展开。即一边检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的“现代”资源，一边着手改造儒学，努力使之与现代、人权、自由、法治、相结合。这种“发展”儒家思想的思路是儒学直面现实进行自我塑造和再次成长的重要表现，当然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近代以来的儒学研究始终被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性”所挟持，难以摆脱实质上的弱者与后进者的自卑情绪和依附倾向，因而也就难以发现儒学真正之于现代的立足根基，难以彰明其自身的独立价值。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无论是对儒家政治思想“现代性”的批评还是维护，事实上都是基于同一价值尺度――西方现代民主范式的“抑”与“扬”。一方面，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深刻影响，且至今仍然在中华文化圈发挥引领作用的伟大思想，儒学的价值不可能被轻易否定；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曾经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治理范式，儒学是否具有相对于现代社会的普适性与合理性也确实需要加以论证、澄明。其中“抑者”更多地是看到儒学与这一价值尺度相背离的地方，而“扬者”则更多地是看到儒学与这一价值尺度相协调的地方。二者似乎保持着某种秘而不宣的合作，看似相克实则相生地打造着儒学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暗道。
第二阶段，回归儒学立场，自证合法性。要使儒学真正实现现代回归，必须完成儒家政治思想与传统政治实践关系的清理与剥离工作，解除儒学与传统政治实践的从属名分，揭示其独立的思想地位和实践价值，以证明儒家政治理念能够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价值指引。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外学术界有三股力量相互作用推动了儒学的这一新发展：一是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通过彻底地解构现代性要素，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突破了理性设置的既有框架，拆除了西方现代性所固执的基础，创造了人与社会发展新的可能性。这一思潮国内儒学界挣脱“现代性”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国外汉学界及港台新儒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汉学界和港台新儒家在研究立场和方法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由否定地批判转向温情地认同，从外部观审转向内在考量2。他们开始重视从儒学自身的理路而非西方文化视域来发掘支撑民主的自由主义精神，揭示思想照应现实的内在理据，从而将儒学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关联较好地呈现出来。他们对儒学进行的重新发现对于国内儒学界来说产生了类似于“旁观者清”的效果，非常具有启发性；三是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借力于官方对激进西化的文化路线的打压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探索，“不少文化人开始抵制西方中心主义、反思‘五四’以来激进反传统的文化革命、重估‘现代性’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西方启蒙话语”3，由此，以回归传统为基本立场，选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当代文化保守主义逐渐壮大起来。如李翔海教授所说，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表征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开展从注重‘破’到注重‘立’之转变的全民性的整体自觉”1。所谓“破”既包括破除传统儒学权威，也包括破除西方现代性权威；所谓“立”，就是挺立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价值，这一破一立的立场转换标志着儒学研究过渡到证成自身价值、回归主体性的阶段。
第三阶段，“返本开新”宣示话语权。所谓“返本开新”是指返回儒家经典思想之本，重新发掘、梳理儒家思想，以应对当今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尤其是建立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架构。其目的在于确立儒学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解决当下时代性问题的独立价值。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和沉潜，在与港台及海外儒家不断交流对话的过程中，近十年来大陆儒学研究力量不断壮大和成熟。与港台及海外儒家不同，大陆儒家有一种“天然”的本位意识，更加注重以“固本”为基础的儒学现代化研究，致力于呼唤儒学之本真精神、开显儒学之普遍价值。为了确立儒学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他们不仅针对近代以来对儒学时代性的质疑，为儒学“做无罪辩护或轻罪辩护，以及为自身具备回应现实挑战的能力做辩护”2，而且对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要素进行反思，不仅反思其内涵，对其内涵进行儒学的分析与解构，而且反思它们在已有的政治实践当中所呈现出的与理想目标的偏离，进而反思它们作为当代政治问题之浓缩的合理性。经过他们解构和重置后的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政治要素的内涵在许多层面发生了可喜的改变，具有了儒家气质，这为建立符合儒学精神的现代政治哲学奠定了必要的范畴基础。
尽管第三个阶段的研究方向还处于不断校正和完善中，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当代儒学研究的推进，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龃龉难入，儒学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价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各方认同。如果说过去儒学的时代性问题可以化约为如何处理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之间的问题，那么在当下它则主要表现为儒学的普遍性问题，即儒学能否以及如何回应当前世界面临的时代性问题。杜维明先生将这种普遍性的具体特征解释为既“能继承启蒙理性（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的基本价值）而又超越启蒙心态（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把进化论的抗衡冲突粗暴地强加于人、自我的无限膨胀），并充分证成个人、群体、自然与天道面面俱全的安身立命之坦途”3。陈来先生认为，一种思想的普遍性，“取决于此思想中是否面对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人生的问题提出具有普遍性的思考”4，而在当代，政治之于人类社会生活具有普遍的决定意义，这使得关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问题的普遍性思考成为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最为根本的决定要素。因此，有学者指出：“今天的儒学必须回到政治问题，首先应该是面向我们过去的经典，从经典中、从经学本身出发，从经学本身的问题意识出发，来考虑我们的政治安排。但不是说我们要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要开出这样一个路数。”5这个路数就是跳出眼前这些被西方话语权设定好的当代问题或者说主题，去发现或许“人类的目标不再是西方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面貌，而是孔子已经在经典里描述出来的那个世界”6。
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的体系化探索
关注和推动现实政治的完善是儒学的一贯立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进展同样是与儒学价值的现实化问题紧密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国内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大陆儒家学者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探索，逐步尝试新的体系化建构。根据工作重点与成效的不同，我们将这一建构大致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即从1978年到1996年近二十年的时间。1期间大陆儒学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全面了解、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启蒙工作，思考如何在大陆开启传统与现代的接续问题上。研究姿态是谨慎和谦逊的，虽然观点还处于沉潜酝酿当中，较系统的理论建构比较少见，但也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后期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奠定了基础，培养出了一批专注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专家学者，同时激发了学界对于现代新儒家的兴趣。
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从1997年到2005年左右。2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一部分思想敏锐者开始跃跃欲试。这一时期，大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炽盛，并在与大陆自由主义展开的思想交锋中逐渐分流出两股理论倾向。一股是以陈明、盛洪、刘军宁等为代表，他们致力于将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观点鲜明的理论。这股力量占据了当时大陆儒学界的主要地位；另一股是以蒋庆、康晓光等为代表，反对西方民主、自由等现代性价值，致力于从儒学本位出发构建现代王道政治模式。这股力量由于观点激进、特立独行而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和质疑，但奇妙的是它不仅顽强地占据着大陆儒学的一席之地，而且其坚守儒学本体价值的思路启发着后续儒学在发展中突破“现代性”思维禁锢，寻求矫正和超越现代民主政治的可能途径。
第三个时期是从2005年至今。其特点是伴随着政治哲学研究的热潮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兴起，大陆儒学研究者虽然还未形成有切实影响的理论，但也提出了一些相ο低车闹髡拧4庸内来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矛盾突显、自然生态恶化，特别是体制机制不完善、民主法治不健全等都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迫切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基础。因此，究竟什么样的政治理论和文化传统能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治理提供价值支撑，成为理论界必须审慎思考的课题；从全球来看，传统的“建立在权利捍卫和利益瓜分基础上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政治发展趋势”，迫切需要重新确立一种“事关人作为类如何存在并且如何去存在的存在智慧”3。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需求下，以考察人类共同利益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儒家思想对以张扬个体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造成的实践悖论和畸形发展所具有的矫正价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阶段大陆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研究者逐渐摆脱了对港台及海外儒学研究的学习和依赖，开始形成自主的学术立场，同时有意识地对“现代性意识形态”展开突围，着力伸张儒学本体理论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及世界政治发展的资鉴意义。相对于前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构更加活跃，一部分是学者对前期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另一部分则是一些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形成了“若干颇为系统的表达”4。具体来看，当前儒家政治哲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主要沿两个进路切入：一个是制度；一个是文化。
从制度切入是着力于儒学之实用价值，意在探究儒家当代之新外王之路，这条思路客观地说是受到港台新儒家的启发，但是又表现出与他们不同的立场。港台新儒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正如曾亦所说“有一个价值的出发点，即‘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因此，新儒家虽然试图珍重和继承传统思想的某些部分，但这只不过是‘抽象继承’，与中国古代的制度无关，其最终目标还是要投入西方世界的怀抱，即认为只有西方价值才是普世价值，西方世界才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对中国思想的部分肯定，不过是从中找到西方价值的某种胚胎而已”1。也就是说，港台新儒家从根本上来看是否定儒家政治思想的自足性的，认为儒学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要么必须由内及外，通过“坎陷”内圣来矫正和平衡，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民主科学”，要么由外烁内，通过向“现代化学习”和“文化的互动与融通”，来“重新调理”，“以调剂民主科学”2。很明显，他们对儒学的研究具有实用性目的，是将儒学作为一种优化现实政治的思想资源而加以利用，是以一种预先认可并且外在的利益性评价标准来“裁剪”儒学，使儒学服务于人为设计的社会目标。然而这种研究遵循的不是儒学本身由天道及人道的社会发展思路，不是以思想引导现实，由思想与现实的自然历史互动来实现社会的发展，而是反其道而行，以人的理性的阶段性创造物来束缚人的精神，并局限社会的发展路径。
相比而言，一些大陆儒学研究者的理论建构更加具有切实的历史与文化担当。他们首先以承认儒学思想之自足性为前提，肯定儒家所言说的“道”具有指导现实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并且能够对历史情境下的儒家政治思想理论及其社会政治实践进行理性地分析和评价。在当代制度建构方面，他们主张应当由儒学内在启动并整合相应的思想资源，包括内部资源（如公羊学、儒教等）与外部资源（如自由主义、公民宗教等），以建立符合儒家本质的新型的民主制度。其中主张整合内部资源而生成外王之制度的被认为是从康有为一脉相承的新康有为主义或儒教主义。为了避免对西方理论与实践的“简单的移植和笨拙的嫁接”，他们考察并重视儒教精神与理念对于古代中国政治实践的积极影响，希望通过重新确立儒教在国家社会生活当中的政治威权和文化威权，使儒家政治思想得以成为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并建构贯穿儒教精神与理念的中国式制度。这一系的知名学者有蒋庆、康晓光、唐文明等；而主张整合外部资源生成外王之制度的被认为是从梁启超一脉相承的新梁启超主义或儒家主义3。这一系的学者大多对儒学发展坚持一种开放的、与自由主义相融合的原则，努力从理论上论证西方的主义精神――作为指导国家治理的正义理论及其价值体系，宪法必须是源于民意公心，并对代行公共权力的政府进行规定与制约的，而就是对这样一种宪法的制度落实――与儒家礼治政治传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共通性。他们认为，较之以自由主义片面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儒学更能为建立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制度提供理论支撑4。这一系代表性的学者有陈明、盛洪、秋风等。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意义上的，如有学者指出，蒋庆对儒教的设计思路实际上就是借助了基督教参与现实政治的发展经验。尽管两系进路不同，但是都对儒家政治思想本身充满信心，特别是对这一思想超越“现代性”局限而生成对于当代及未来社会生活的更好的“整体规划”充满期待。
从文化切入是着力于儒学之普遍价值，意在探究儒学存在与发展之根本，即儒学既关照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价值根据，以寻求儒学作为具有普适性的世界哲学的发展路径。与政治儒学关注儒家政治思想所阐述之大道如何行之天下的致思方向不同，文化儒学更为注重揭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精神或理论旨趣，探讨大道何以能行之天下。以文化作为儒学发展进路，海外新儒家中杜维明先生是主力。长期以来，杜维明先生致力于向全世界推介儒学及其价值，发掘传统儒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接合点，主张通过文明对话不仅实现儒学自身的现展，而且展现儒学对促进当代人类与社会发展的思想价值。他提出并推进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具有非常明确的文化指向。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新儒家，杜维明先生对儒学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全球性的，他更加看重儒学的世界文化意义，而民族性的历史性的情怀相对较少，因此他与生活在儒学发育生长之地的大陆儒家在研究立场上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大陆儒家的研究具有更加明确的维护儒学自身的理论特质，并从这种理论特质出发寻求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的民族性立场。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黄玉顺、干春松、张祥龙等。
黄玉顺认为在当代推进儒学发展必须完成思想方法的转变，从其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来看，这种转变更类似于某种回归。他认为，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就是关注现实、切中生活，讲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因此，儒学在当代的发展或许不在于坚持哪一种价值立场（自由主义的或保守主义的），而在于如何从生活现象背后所揭示的本质问题出发，寻求符合儒学之道的解决方法。这是其生活儒学思想体系的主要立场。1而干春松对于儒学的研究看似围绕“制度”“秩序”问题，但是实质上却不是政治儒学意义上的对政治制度的理论设计。从2003年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到2006年的《制度儒学》，再到2012年的《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个“制度”更多是用来表征儒学的理论特质或者说存在方式的，是对儒家思想进行的政治文化解读。他为当代儒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路径是儒学的再制度化，这种再制度化是在传统的制度化儒学解体的背景下，寻求儒家政治理念在现实情境下的制度重构，“对于古代的王道政治的‘回想’，并非是说那些具体的政治设计能够搬运到现代政治的架构中，更重要的是出于对王道政治原理的肯认”2。张祥龙对儒学的现象学研究进路与他提出的“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使其在当代儒学界独树一帜。就其理论思路来看，他对儒w当展的设想应当是基于当代世界的共同现实问题，通过现象学方法的运用，摆脱中西思想观念在理论源头上的差异性，实现求同存异。而其“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主张则是基于儒学当下的文化弱势，为“保存比较纯粹的古朴活种”，避免在中西对话中丧失思想主体性而有必要建立相应的保障儒学恢复与强大的支持体系。3
这些理论体系或许在研究视角、思想方法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以激活儒学内在生命力，确立思想价值之普遍性，探索儒学真正复活的条件和机制作为研究目的，因此与政治儒学进路形成区别。当然，制度与文化进路的区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派必然需要以文化考察作支撑，而文化派也必然不能脱离现实的制度考量，比如为世界政治制度的优化提供儒学的发展方案。但是总体来说，这两条进路还是各有侧重。而且恰恰由于这样的差异，才使得大陆儒学研究能够将现实政治的发展面向更多地囊括进来，从而促成了对儒学未来发展更全局性、更合理、更具有可行性的规划。
三、应乎现实返“道”开新之展望
近现代及当代儒学的发展大多是围绕儒学的“时代性”问题展开的，不论是相对于时代的适应性还是对时代的贡献力，这种思想发展的视野，“既无法（也不能）摆脱现代性的情感表达，更不能无视当代性问题的现实需求，现代性问题与当代性问题在新世纪大陆新儒家处形成了纠结，此纠结也被学者表述为‘两歧性’”4。当前儒学界普遍认为，儒学的当代及未来发展需要在思想与现实互相确证的过程中展开。现实是庞大而复杂的，因此思想也当然是多维而错综的。此即儒学研究在当代呈现出不同层面和不同路径发展的根本原因，并且确实很难说有哪一种思想进路提出了化解“两歧性”纠结的理想方案。
作为儒学之于当代最重要的存在形态，儒家政治思想是儒学对现实政治改革及其发展给予的正面回应。近三十年来，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取得了不断的突破，从80年代的“学大于思”到90年代的“思大于学”，再到新世纪的思与创齐头并进，儒家政治思想乃至整个儒学的研究都进入到一个从纯粹的学术研究逐渐过渡到积极的现实参与的阶段。不仅如此，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在当代的地位突显既不是异军突起，也不是孤军深入，它依赖于整个儒学体系提供的思想支撑，是儒学各个面向上的密切配合和一致行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围绕儒家政治思想这一主线，儒学研究领域，包括经学、礼学、史学、考古文献学等近十年来也都涌现出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它们都从各自的研究方向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当代演绎提供了论证和说明，产生了如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陈来的仁学本体论、郭沂的道哲学、吴光的民主仁学、梁涛的新道统等体系。同时这些新产生的理论体系及其所提出的观点主张又为其他儒学研究者所研究和分析，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如彭师永捷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研究应当“重视从古代来认识和解释当代”的维度，通过研究儒家政治思想史，一方面“让我们了解和理解古代思想家如何思考和处理政治问题，了解他们的问题、话语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尝试以古代思想家的致思方式和价值立场，来理解、看待、评价当代的政治问题”1。再如被称为“战斗的保守主义者”的“海上新儒家”曾亦、郭晓东等学者，他们站在超越政治儒学的“制度化焦虑”的立场，试图从新的视角考察传统儒学与传统政治实践，发掘儒家政治思想与现实政治制度之间所具有的自洽关系，从而完成对传统政治制度正当性辩护――这种辩护自然也就成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价值辩护。从这些思想争鸣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儒家政治思想研究正在发生某种转向，一种超越时代性、追求儒学价值之根本依据的转向，同时也可能是一种真正有利于实现儒学思想与时代和解的转向。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总有一个潜在的观念前提，即往往将儒学与现实政治运作结合起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西方自由主义者，都视二者之间为一种血肉联系：或者是思想寄生并因此迎合实践需要，或者是实践催生并因此决定思想性质。总之，二者之间相互嵌入、支撑，难以剥离。因此，当我们认识和评价传统儒学的价值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它与传统的政治实践相联系：既然传统的历史性的时空境遇丧失了2，作为支撑传统政治实践的政治理论也就当然会遭遇现代社会政治条件或环境的不适应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思维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难以为以法治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社会建制提供可靠的学理支撑；一方面是以儒家礼制为基础的王权社会，是等级特权滋生的温床，即使有民本的思想资源也难以有效扼制专制和极权主义的倾向。显然这种理论是以具有现实性的政治体系来规定儒学的质性的，是将儒学作为服务于现实政治体系的理论工具来认识的。如今这种认识前提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儒学的存在质性被重新定义。儒学被指认为首先是一种思想，虽然在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但是其根本的立足点却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寻求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关系。现实的政治体系对儒学的“利用”是有选择性的、有功利目的的，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断章取义、有失偏颇的。因此当我们讨论儒家政治思想的时代性问题时，所对应的应当是儒学当中具有一贯性的、终极性的、普遍性的主张，这些主张着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不是某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特殊问题，并且“这样的一贯性只是治理之道，而非具体的治理之术”3。我们不能把现实政治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性利用作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主张本身。
事实上，思想的价值即在于其对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之道的揭示，在于其为这种揭示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找到了一个根本且独特的视角，在于其恰当地（与时偕行地）呈现“道”本身。同理，儒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要成为时代的思想，其根本在于它应当是“道”的呈现。“道”是普映万川之月，儒学之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在任何时代驳杂的现实中抽丝剥茧，找到现象背后的问题，问题背后的根源，根源背后的道之运行，然后将它呈现出来。这既是儒学的存在价值，也是一切人类理性的存在价值。所以说儒学的本质就是弘道之学，而儒家政治思想当下所讲“返本开新”，其实质应当是返“道”开新，是使“道”在新的时代现实中以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制度体系呈现，是为“道”赋予新的理论和制度载体。这里不妨借用佛教对语言的利用立场来帮助理解。在佛教中，世俗语言与佛之第一义谛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同一的，Z言的利用必须依据对义谛的更好传达。而这种更好的传达又是因时、因人而不拘一格的。因此我们谈论儒学的发展、研究儒家政治思想，绝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了让它看起来趋向某种预先确立的好的标准，比如西方的现代化标准或民主政治标准，而“是为仁义之道寻求实现自身的当代方式”1。
C上，儒家政治思想未来的发展恐怕首先要打破现实的囿限――不仅是以现实作为思想评价标准的囿限，而且是以现实作为思想存在意义的囿限。现实与思想各有其发展线索，并不是完全同一，也不必要完全同一，它们之间更像是一种相互追赶的关系。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生成关系，而非思想自由地选择现实或者现实必然地决定思想。所以，思想应当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不应当只是为一时之政治而服务或存在的，它的理论旨趣应当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之“用”不可能涵盖甚至代替不易之道“体”。因此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之“用”，也只是道“体”曾经的存在方式，而不能为当代社会提供现成且恰到好处的指引。儒学之发展就在于为不易之“道体”于变易之“实用”中的呈现提供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的当展更多的不是深度上的，而是广度上的――是为了在当代出现的更广泛的“事物”中为人们揭示道之流行。也就是说，当代儒学包括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真实且更好地呈现儒学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大智慧，以作为世界观念意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一种切实的价值选择。至于它能否与现代社会生活以至未来社会生活相融洽，那应当是一个思想成长的过程，是思想与现实相互贯通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国内外学术思想之间、哲学各学科之间、中国哲学各个方向之间的相互砥砺，大陆儒学研究将会迎来一个思想不断产生、分歧逐渐弥合、研究重点相对突出、研究力量日趋集中的新阶段。
theContemporaryConfucianapproachtothepoliticalphilosophicalStudy
ZhangZhihong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儒家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038-05
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并展开讨论的，是当时从学术思想史角度上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尝试。近年来，又有学者从复兴儒学的视角上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并试图以此提高儒学在现代中国思想格局中的地位。这两个时段上讨论的重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家化了和如何儒家化的，虽然论者的立场和方法出现了重大差异。这里，我们想考察20余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关系有代表性的三个观点，希望借此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批判传统文化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氛围中，金观涛先生经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二十世纪四0年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结合金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可以简明扼要地将他的观点归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至少在相当程度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五四”前后刚传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差异。对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真理，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到了30年代和刘少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深层影响，转变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这一观点金先生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论述，而其论说的关键点在于他的深层结构说。他认为：“决定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而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表达。与深层结构相比，它的主张、口号甚至它的原理都是处于受整体结构制约的地位。其实，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包含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彻底地批判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必然是顺著与儒家文化发展同构的逻辑展开的。”这里，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影响这样深远的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呢?金先生把儒家文化划分为伦理价值观、哲学观及社会观三个子系统，哲学观由知识系统和思想方式构成，伦理价值观由终极关怀、人生态度和伦理基础构成，社会观则由国家学说构成。“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伦理价值观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居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使得知识系统显得十分单薄。”金先生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使其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而这种中国化主要是通过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进行的。
仔细考察金先生的论述和分析，我们能感觉到金先生具有的清晰问题意识和宏观视野，也明白他的批判指向和现实关怀，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他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部分例证和分析略硅粗糙且有偏差，因而影响到其基本结论。例如，在《实践论》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分析中，金先生特别考察了所举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子。这个例子的大意是：外来考察团刚到延安的头一两天里得到的是对延安的感性认识，在这个阶段中，他们不能形成深刻的慨念、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是，在他们收集多种多样的材料，并经过思考之后，他们就能够得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如果他们也是真正团结救国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推断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结论就属于理性认识。金先生由此分析：“仅仅根据知识论的逻辑关系，是不可能从‘共产党抗战的真诚、彻底’推出‘抗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能胜利’这一结论的。其实，是运用了两个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即只有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一个人如果真诚地相信某种价值，并实行它，那么才会自信这种价值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实现)。第二，进一步把这种群体道德理想等同于儒学中的‘天道’，只有天道才有必然胜利之说。实际上是把儒家传统中道德理想和天道统一运用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只有这样，整个推理才能成立。可见，所谓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虽用马列词汇和知识论包装起来，实际上仍是以人的道德活动作为中心的。””我们说，无论在研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是否以道德为中心，但用此例来证明这一点是不合适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当时的情况是和某些礼会人十不太相信共产党真诚抗战，故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37年5月派出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同民党考察团来延安访问。冈此，在此处谈的是统一战线能够成功而不是对日作战胜利。而统一战线的成功当然主要决定于国共两党的意愿和政策。显然想借此说明共产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并通过假设(或肯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来推出抗日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本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推论，其中涉及到意愿问题，和道德有些联系，但并不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因为其中明显有事实判断，比如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就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判断。其次，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找不到把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等同于“天道”的证据，可以说在其行文中没有一点“天道”的蛛丝马迹。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拥有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必胜的信心(实际上在这一例证中并没有任何表达)，也不可能将它理解为“天道”，而只能是一种革命襟怀和个人豪情。因此，金先生这里对此例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其过度阐释和略加想像的结果。阅读《实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是在谈革命实践中的认识问题，其中偶尔涉及一些道德问题，但绝不可能是以道德为中心的。金先生对这个例证分析的偏差当然影响到《实践论》冈受儒家深层结构影响而成为伦理中心主义的结论。在金先生的讨论中出现类似偏差的情况还有一些，比如他认为的《矛盾论》达到了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等。
第二个问题是其研究框架有待商榷之处。金先生研究框架的主要特点在于儒学深层结构影响说。我们的疑问在于，儒学存在这样的深层结构吗?即使存在，它具有宿命般不可摆脱的功能以至于批评儒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被它影响吗?首先，金先生理解的儒学深层结构就是伦理中心主义，实际上在儒学中无论就浅层而论还是就深层而论(如何划分深浅是另一个问题)，伦理中心主义都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结构而言还是就内容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学术理论而言，还是就操作方法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或者说，伦理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儒学的深层结构特征，而是儒学内外深浅的所有特征。只要我们翻翻基本儒学典籍就能证明这一点。也正因此，将伦理中心主义归结为儒学的深层结构没有多大意义。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儒学具有这样的深层结构，它能影响马克思主义使其中国化吗?金先生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的分析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结构，并推定这就是儒学影响的结果。我们说，通读、刘少奇等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的写作目的极为清晰，指向的就是现实革命斗争中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具体问题的解决。虽然其中涉及了部分道德问题，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如果用更为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这部分道德问题在当时应该被归人思想问题。思想问题确实历来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常被领导人提到很高的程度来加以思考和解决，但不能因此将他们的论述归结为伦理中心主义。因为思想问题之中除道德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认知问题，后一种问题无疑更为重要。从总体上观察、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虽然包含着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但说道德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内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人类的任何文化和思想系统中，道德都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当然也不例外，但在其中远未达到像传统儒学之中道德的重要程度。因此，如果说儒学中一些因素(包括道德修养的内容)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取是正确的，但说儒学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和后者相同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特征，自然也就谈不上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对于前者的影响了。这样，可以说金先生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是不成立的。
金先生这些表述是想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现代社会存在一个高度政治中心主义的结构，而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政治中心主义是同构的。但是，对这一结构用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来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伦理在其中只处于次要地位和表浅层次。另外，仅仅从思想或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结构是略显不足的，还必须从政治、经济等多层面探索才能全面揭示出问题的根本之所在。金先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是不妥当的，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充其量只提供了少数思想材料而已；同时，分析他面对的思想材料(《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材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不可能得出“被儒家化”的结论。
二
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但他们与金先生的思路不同，他们倾向于以儒家(或儒学)来界定“中国”来证明这一命题。这种倾向大多体现于站在儒学复兴立场上的一些学者文章中。在此，我们就郭齐勇和汤一介二位先生的一些言论进行探讨。
郭先生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他说：“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和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对此，他展开了一些论证。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选择他表述较为集中明确的两段话来讨论。他说：“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人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首先，说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都具有儒家的品格恐怕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人类的优秀品格(恶劣品格也是如此)具有基本的共同性，将此共同性称为什么思想或学派的体现仅是一个符号使用的问题。例如，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品格或儒家品格都是成立的，这取决于评价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系统、信仰方向和喜好原则做出的有较大任意性的选择。其次，郭先生有过度推扩儒学而忽略其他各家的倾向。上引他所举儒家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自南主义甚至许多宗教的主张，虽然表述语言和具体措施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富民”思想就是“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及儒家共同主张的，“恤孤、济赈”也是多数宗教极力主张的。因此，郭先生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极主张归为儒家当然并不能说不成立，但不应就此排斥其他各家的类似主张。说得清楚些，不能把这些主张让儒家独占，因为这是不公平且与事实不符的。我们说，如果单纯地谈论儒家思想，郭先生进行这样的罗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就要考虑到其他学派的思想和社会作用。郭先生所谈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环境因素都应该作如是观。可以看出，郭先生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全面性，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结构和需求远远超越于传统思想的重大影响，却泛化地一般性地谈论儒家的作用，其理论解释力度就略显欠缺了。郭先生还有对儒学更为泛化的表达，他说：“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华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这样的表述我们并不陌生，在当代许多儒学复兴论者那里常常能看到类似的语言。其根本思路还是传统儒学的，那就是以儒学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槲”。对此，人们完全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不接受儒学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而是接受了其他各家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是不是就不成其为人和中国人了?用一种学说来定义人之本质和中国人之本质合理吗?应陔说，这种主张是较为偏狭的，其中的对错是非是一目了然、无须过多论证的。
我们理解郭先生的主观意愿在于肯定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批评过去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过度对立的倾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他的论证过程中，采用了将“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儒家化的方式。应该说，这一方式是成立不了的。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当然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不小)，这些作用从根本的层面上观察就是作为思想材料被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正冈为如此，其作用是零散的、较为微小的，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
与郭先生相比较，汤一介先生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将儒学的作用提得更高。他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说法：吸收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国文化；吸收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同文化。任何文化都有其源。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是同一个过程。”坦率地说，刚读到这段话时有些不相信这是汤先生的话，冈为汤先生站在儒学复兴的立场上所作的大部分论述还是比较清醒与平和的。可是在这里，即使我们不谈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列、对立起来的两种说法的歧义，即使我们不谈以儒学来“囊括”整个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及其未来发展的“令人惊异”，汤先生所谈也明显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摄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道路。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就是地地道道的儒学化了，儒学为主、马克思主义为次的地位关系也是清楚明白的了。对此，人们当然会问：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又处于何种地位呢?儒学有这样的思想能力和宏大气魄去化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会接受这样的思想后果吗?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倾向于汤先生的答案。当然，汤先生提出了“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且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课题。
总结郭先生和汤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相关论述，应该肯定包含有一些积极的理论内容和探索精神。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儒学的历史功能和现实功能、未来功能提得过高，有将“儒学”和“中国”相互规定的褊狭倾向。而这一倾向在理论论证中是无法成立的，在现实影响中是会产生弊端的。
接下来，我们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分三个层面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问题，这样有助于使相关问题更清晰一些。第一个层面是思想区别问题。当我们讨论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时，其间的异同是讨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当然也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异同，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其间的区别之处，因为这是规定二者各自之所以成立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和民族基础上的差异，这已经为众多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最根本的地方说，二者是人类不同社会形态上的思想产物，因而其表现形态和深层本质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对二者思想本质区别的认定是处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的基本前提，更是对试图模糊二者本质区别来使二者“互化”的“提醒”。
第二个层面是学者立场问题，这是决定论者观点的基础和前提。上文金先生和郭、汤二位先生虽然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的观点，但其立场差异很大。如学界所周知，金先生的基本立场是对儒学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这自然导致其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封建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思想进入了马克思主义。郭、汤二位先生的基本立场是高扬儒学的保守主义，这导致他们的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过去中国甚至未来中国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一“本质”进人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除了这两种立场，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在此，我想引用方克立先生的一句话来作为后一立场的说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毕竟是在与以上两种立场鼎足而三的格局中更为重要、更具发言权的。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思想环境中，一个论者的立场是比较难改变的，这自然也会导致他对自己基本观点的执守，因此，我们在这一层面暂时无法作过多的评判。
第三个层面是测度和事实问题，这是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关系的关键环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其历史成就和现实存在已经为人所共识，因而在学术上对它进行精确测度的要求不那样强烈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则恰恰相反，因为人们没有获得对它的巨大的、共识性的感知，因此，肯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论者就需要给出测度尺度和事实中的测度对象，并运用自己的尺度针对事实进行测算。假如其测算结果准确且有说服力，其结论才会让人接受。如果说方先生关于“文法”和“词汇”的比喻和金先生关于结构和原理的划分表明他们对于测度问题有一定意识的话，那么，郭先生大规模的罗列论述方式说明其测度意识尚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至于汤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事实依据和测度尺度是什么，恐怕许多人都不得而知。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有)，今后这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这些作用不宜被称为“儒家化”。或者说，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没有能够全面进人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前者“化掉”后者，以后这样“化掉”的过程也不太可能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也就形如一个梦幻泡影。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思想和儒学[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3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淼恼逯饕逅嘉笄呷胍桓鏊降摹叭谭创持饕濉钡木车亍5浞度宋锞褪浅露佬恪⒙逞浮⒑省＃?］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
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5.02.073
impactanalysisofConfucianonJapaneseLiterature
wanGmeilin
（LiaoningnormalUniversityHaihuaCollege，Shenyang，Liaoning110167）
abstractthethoughtofConfucianismisthetraditionalthoughtofChina，representstheChinatraditionalculture，hastheimportantinfluenceinthelongprocessofhistoricaldevelopment.Confucianismhasbeentheworld'sattention，hasafar-reaching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theworld.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manyasiancountriesmaximum，especiallywithChina'sneighboringcountries，likeSouthKorea，Japanandsoon，especiallyinjapan.HaveagreatinfluenceinChina'sConfucianthoughtonJapaneseculture，customsandsoon，arestillhighlyConfucianthought，thisarticlehascarriedontheanalysisonthe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Japaneseculture.
KeywordsConfucianism;Japaneseliterature;influence
孔子是我国儒学思想的代表，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正是由于这位大家四处游历，进行儒学的传播;到了西汉，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才具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到了后来的程朱理学，儒家进一步发扬光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东渡、下西洋等各种贸易途径一起，将儒学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日本是受儒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历朝历代的“遣唐使”将中国的儒学带到了日本，日本文学的许多方面充分借鉴了我国的儒家思想，可想而知，儒学思想的影响力与感染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代表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处世态度、做人等都有所规范与标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一个字都蕴含有深刻的哲理，是规范人格的要求。①传统的三纲五常都是来自于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拥有无可动摇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论语》是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编纂而成的，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以及做人的道理，是典型的教育性著作，其中蕴含的诸多观点至今受用。例如，《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为：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必定有我值得学习的老师。我应当对他们优秀的方面加以学习，对不正确的方面加以改正。其实这句话的本质观点就是要始终抱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学习别人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短处，进行自我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和自身的进步，都充分体现了做人的道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就是做人应当抱着诚实的态度，不应当不懂装懂，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儒家思想中蕴含多种教育的观点，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对亚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和独特魅力，“俘获”了很多国家的芳心，使多国的文化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日本民族、文化、音乐、政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大和民族为主，效忠日本天皇。日本从古到今都与我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元600年，唐朝期间，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到我国学习，学习我国的文化思想，继而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直到现在，虽然两国存在着岛屿纷争，政治态度存在分歧，但是中日两国仍旧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两国之间依旧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日本的大和民族音乐充分借鉴了我国儒家思想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仁”的思想。日本的唐乐、伎乐以及散乐都是由我国传入到日本的。其中唐乐重视将“善”与“美”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唐代的唐乐流传到了日本，得到了日本人的欣赏，并且发扬与继承下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流行的雅乐，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日本的黑田调就是有唐代的《越天乐》的旋律加上日本人的填词而形成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之一。②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大和民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团结，拥有着崇高的民族信仰。而中国的儒家也有“和”的思想，中国人提倡“以和为贵”。因此，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仍旧影响着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特有的精神，也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武”的定义。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忠”字，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一辈子为日本天皇效忠。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日本人一旦被打败，就会剖腹自杀，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日本人对于“忠”字有很高的要求，是传承中国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另外，儒家思想对于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都蕴含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我们就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做一下深度解析。
3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3.1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宇宙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早就对宇宙观有所涉及，在著名的《易传》就有记载，阐述了超脱自然、贯穿自然的世界观、宇宙观，是体现宇宙观的重要历史材料。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原有的宇宙观进行一定的补充，将《易传》中的“五行”与儒家的“五常”进行完美的结合，注重阴阳结合，天地合二为一。这样的宇宙观对日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遂将阴阳结合，天地合一的宇宙观设定为国家信仰，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古事记》是日本的一部文学作品，是由日本天皇下令编纂的，记载着日本的发展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③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因为这部作品中大都是用汉字编撰而成的，可想而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这部作品以神话为题材，在其中涉及了诸多的宇宙观：阐述了阴阳结合，天地乾坤等内容，对宇宙观有了明确的描述，是体现宇宙观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儒家思想也涉及宇宙观的观点，与日本的《古事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易传》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公元前，而《古事记》是在公元的712年，可以明确得出，日本的《古事记》是借鉴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宇宙观的阐述。
宇宙观，也可称为世界观，是人们对宇宙、天文地理、阴阳等的界定，是对世间百态的想法。不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角度也不同，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宇宙观。而日本《古事记》中的宇宙观与《易传》中的宇宙观很相似，很切合儒家的宇宙观，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作品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日本的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古事记》中是采用汉字的形式书写的，所以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日本信仰与传承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范。《古事记》是日本最早的文学著作，是对日本发展的历史记录，体现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也是日本重视宇宙观的萌芽时期，因此来借鉴儒家的宇宙观，来提高日本国内对世界观的认知，他们主张的宇宙演变的过程是“混沌-天地-国土-万物”。日本人将这样的宇宙演变过程作为自己国家的宇宙观，其实这样的宇宙观也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儒家思想。
在我国的古典著作《周易》中，阐述阴阳结合孕育了世间万物，在《古事记》中也涉及有阴阳的知识，是将阴阳更加细化，将男女性别作为对阴阳的界定，将其供奉为日本人心目中的神灵。由于《古事记》是记录日本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人会尊重这部作品中阐述的诸多观点，也是将儒家思想传承下去的重要原因。根据以上的论述，《古事记》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是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影响的典型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2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政治观的影响
政治观是对政治观点或做法的一种想法，是对当前社会政治或国家政治发展观点和信仰。古代的政治观是对统治阶级的界定，是对当初社会统治阶级、统治体制以及思想观点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我们都知道，日本信奉天皇，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都是誓死为天皇效忠。在日本的一次改革中，在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作为参考，来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论语》、《礼记》、《周易》等都是引进的对象，日本人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相关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在宪法中规定族群的和平、服从天皇、思想统一等相关内容，是对政治的改革。在日本的诸多政治资料中，大都引用了儒家思想的内容，儒家思想多次出现在天皇所实施的政治思想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日本的政治统治中，主导着日本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基础，重视亲爱、仁爱，是人的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注重人的品德修养。这样的仁爱之心在日本的《古事记》中也有所体现。《古事记》中将日本天皇设定为最为完美的人，是对统治者的最高评价，阐述了日本天皇的“仁”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内容，日本人认为日本天皇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灵，思想道德高尚的完美之人，被日本人朝圣。因此，日本后来又出现了诸多歌颂日本天皇的文学作品，表达对日本天皇的称赞，歌颂日本天皇的高贵品质。像《怀风藻》、《万叶集》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日本人对统治者天皇的效忠，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君”、“为政以德”，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度解读。政治思想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的关键，会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析。部分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对国家政治的解读，读者通过阅读会受到启发，从中得到一些观点，通过传播与分享，最终实现对国民政治思想观的笼络。而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将儒家思想中的为政的观点运用于日本国家的统治中，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体现，使得日本的国民对儒家思想会越来越重视，实现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3.3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价值伦理观的影响
伦理观是对一些伦理问题的看法与观点，重视对外在道德问题的探究，是对人行为的规范与界定，充分体现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伦理道德代表着个人修养和节操，要体现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特点。价值伦理观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充分体现个人品格、个人素养的重要内容。《方丈记》是由日本作家鸭长明因著作而成，这部作品写于鸭长明因仕途失意后的生活描述。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描述了鸭长明因的隐居生活，隐居的生活安逸而寂静，怡然自得，充分体现了其超凡脱俗的境界，使作者放下了政治抱负，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在《论语》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对山水生活的向往，提倡简单、清贫的生活作风。美好的生活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条件，而是享受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不能只停留在利益与地位之间，那是束缚人生的枷锁。在《方丈记》中，鸭长明虽然仕途失意，但是也乐观积极生活，以一种超凡脱俗、享受田园风光的人生态度来面对生活，也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清贫享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会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熏陶，教育人们不为世俗所牵绊，会形成的不同的人生目标，不再流连于高官俸禄，实现对人性美的解读。
“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忠孝”，是对人伦道德的标准和规范，是体现道德修养的评价方式。“忠”是主要讲述的是忠诚，“孝”是孝顺，是对父母的赡养与对长辈的尊重，是评价一个人品德的基本标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论语》对孝道与忠诚也做出了相关规范，但是对忠、孝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会将忠孝放在一起，对国家可以称为忠，也可称为孝，所以二者基本上不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提到“忠”，日本人是将忠发挥到极致的国家之一。日本人信奉天皇，将天皇信奉为神灵，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忠诚，是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古事记》中将天皇的形象神化，对天皇进行高度的歌颂，可以了解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高度体现了日本人的忠诚度。“忠孝”注重体现在君臣之间的忠诚度以及在国与家的选择上，《平家物语》是体现武士对忠孝选择的代表性作品，重视对忠孝的抉择，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在《太平记》中，也引入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像《礼记》、《周易》等，其中富含了大量的儒学思想。儒学思想是在日本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日本人的价值伦理观，得到了日本的传承与发扬。
4结束语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代表，是象征我国历史文化的典范。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在世界上拥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儒家思想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衡量标准，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也是传统社会的“五常”，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渗透进日本的文化中，儒家的诸多观点都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是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思想。
注释
①严桂林.浅谈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J].剑南文学（上半月），2014.8：62-64.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5
一、基调的确定：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主题思想得以确立，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基调。
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轴心地位及莫大作用是众所周知而又众说纷纭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写照。无论是从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儒学的维护中，还是从西化思潮对儒学的挞伐中，都不难看出：儒学的确立对中国文化基调的确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儒学是如何确立的呢？儒学从产生到确立先后经历了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前后跨越了春秋战国的大部分时期、整个秦朝和大半个汉朝。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500年，是一个大分之后又归于大合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混乱局面的终结点，也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局面的起点。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杂然纷呈的时代；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还有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墨家思想、兵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杂家思想等被后世冠之以“百家争鸣”的诸子流派。在诸子争鸣的过程中，儒家思想的信奉者们何以能够脱颖而出技压群芳？这就不得不说起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
这正是孔子主张“礼治”的重要目的和集中体现。《易传》说：“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3］受此启发，孔子将周礼平民化，进而使之适用于社会大众。孔子的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主张“礼治”这一点，因为他的这一思想大多承袭自周公。孔子的伟大恰在于他又特别提出了“仁”的思想，并认为仁是礼的核心，没有内心的仁，礼乐都将失去意义。仁与礼，一内一外，相反而相成。正所谓“克己复礼为仁”［4］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所谓的“克己”也是一种心理素质的修养，是要把“礼”的规范内化于人的思想和行动中的过程。孔子还认为“信”是维系社会群体生活秩序和谐运行的关键，“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5］孔子理想中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整合思想都是建立在人与人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基于这种对仁与礼的信奉和对信的强调，孔子的思想具有着入世的显著特征。孔子社会思想虽与宗教社会思想一样都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但是孔子思想却没有一般宗教轻视、贬低世俗社会物质生活的倾向，也没有厌弃人世而力图逃离世俗社会生活的想法，孔子的思想，始终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教训，而不是出世的宗教。孔子思想的这一本质特点，成为其后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的共同本质和基础。我们平心静气地简要叙述了孔子的思想特征，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孔子所处的那个诸侯并起、列国林立的动荡时代，回到那个使他的思想经受激烈碰撞的多元时代。孔子所处的春秋及其之后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没有权威不受辩论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观点不受讨论的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人是宇宙的价值中心，仁义道德是天地万物的普遍法则；道家批评这是狂妄无知的观点，转而主张“天而不仁”，回归自然，否定人的主观欲望与知识。对此，儒家在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同时，也看到了道家在天道探索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意识到知人时不可不知天，对自然天道作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而道家在批评儒家过分夸大了人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的长处，在战国中晚期，道家的后学，所谓秦汉之际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天道观与儒家道德教化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成果。如《吕氏春秋》，就体现出融汇儒、道思想的特色。此外，还有墨家、法家等诸多思想流派，观点主张也不尽相同，但终可互为补充，相伴相生。但是它们有一相同之处，即大多与儒家和道家有着很深的渊缘。它们有的源自儒家和道家，有的在主张上有着许多和儒、道相通的地方，不过它们更注意自家的创新。如墨子，曾受业于儒者之门，但嫌儒家礼节繁琐且厚葬费财而自主创新，主张节俭，崇尚苦行；面对战争，他又主张兼爱、非攻，并反对贵族，提倡所有人都过一种无差别的生活，这又颇似道家的“小国寡民”的主张。再如法家，韩非和李斯都曾作过荀子的学生，韩非将其老师的性恶论、“法后王”、重外在的社会性的礼和义的思想与法家人物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融为一炉，终成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不一而足。
中国文化在战国末年就开始随着政治局面的统一而出现了“百川归海”的迹象，但这一迹象也经历了艰难的过程。首先即是以儒家为首的百家学派受到了以法家为代表的所谓统治思想的扼杀。秦国国君数代尊崇法家锐意革新并最终实现国富民强而一统天下，秦始皇更是听信李斯之言，企图杜绝天下不同之言论，对法家之外的不同学派及其思想主张一并打压钳制，于是就有了令人发指的“焚书坑儒”。其实，坑的不单单是儒，还有多家学派。在这种政治高压和思想控制的形势下，秦王朝的统治表现出空前的专制和残暴。从社会的转型角度来讲，由乱到治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点曾经存在的社会矛盾，若得不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合理引导，必将导致新的更严重的激化。秦王朝转瞬而亡，正是因为统治阶级没有看到东周以来天下分裂已达五百年之久的历史灾难和现实凋敝，激进地同时更是极端地不顾历史与现实的状况，盲目追求所谓的“一统”，使天下皆受其累，岂能不亡？所以，刘邦得天下之后，极其重视并吸取秦亡之教训，遂采取黄老之术，力主清静无为，使普天之下得以休养生息，直到景帝，历时五朝，前后达六十余年。在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并长足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稳定得以有效地巩固，社会矛盾得到有力地遏制，整个汉王朝都呈现出八百年未遇之治世景象。正是这六十年的成功过渡，使得人心思定，国家求强，大一统的趋势也就成了时代潮流，在政治上的统一得到强化之后，思想文化上的统一和巩固也相应地提上了日程。董仲舒生逢其时，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这与汉武帝的主张一拍即合，得到了汉武帝的赞成。儒家思想从此取得了正统地位，董仲舒也因使得“今后学者有所统一”而“为群儒首”，因“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而“为儒者宗”。［6］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中国文化经历了开天辟地的洗礼和凝练。由分散走向统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吴于廑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7］
在生产力发展到使得封建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得以形成和巩固的时候，封建统治者要求思想文化界的统一是必然的。政治的封建统一是一种历史趋势，思想的封建统一也同样是一种历史趋势。思想的统一从秦始皇、李斯时期开始，至汉武帝、董仲舒时期基本完成，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然，董仲舒之所谓“孔子之术”并不是对孔子学说的简单翻译，而是对孔子之学根据时代的需要作了很多新诠释，并糅合了其他各家思想，特别是阴阳家的思想，被董仲舒所吸纳，形成了他的一套以“天人合一”为宗旨的神学思想体系。［8］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不仅对此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还规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确立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基调，即以儒家思想为主轴、其他思想为辅轴的文化发展模式。因此说，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主题思想得以确立，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基调。
二、格局的形成：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得以出现，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
儒道佛三足鼎立并能够共存长达两千年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它们几乎涵盖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全部文化内容。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道佛所承载的历史任务和应有的历史地位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三足鼎立的生态格局得以长久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也正是由于这一格局的存在，使得中国文化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之下，不断地实现对自身的继承和创新；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保持对自身优劣长短的扬弃。这就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某些特征，因为儒道佛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正是这些特征在发挥作用的结果。中国古代哲学之所以如泉之水，源源不竭，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它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吸纳各家各派的长处，并能够在会通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论成果。［9］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又可以称之为“会通之学”，它的基本表现，就是它善于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既能看到其他学派的短处，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克服自己理论的缺点。受此影响的中国文化，无论是对待内部不同学派的观点主张，还是对待外来异质文明的思想教旨，它最终都能以宽容大度的态度来开展交流，达到共容共处。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虽然这主张有力地巩固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是这对以后的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对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政治能够塑造文化，但文化同样也可以塑造政治。为了政治上大一统的实际需要，汉武帝大力抬高儒家的地位，这难免会使儒家思想丧失独立思考的空间和优化自身结构的时间；更有甚者，普通人还会形成对儒家的盲目崇拜和依赖，这自然断绝了儒家思想得以薪尽火传、自主创新的人力资源和精神动力。这也正是董仲舒以后长达八百年之久未能见出其之右的儒家大师的一个原因。可既然已经身为一国之内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者也就无路可退，只得千方百计戮力而为，尽量提出一系列足以令其他学派信服的主张及理论体系，以求名符其实。其实，早在确立正统地位之前，儒家就很重视对其他诸家思想的吸纳借鉴。仅以董仲舒为例，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既融合了道家思想，也融合了阴阳家的思想”。［10］等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儒家更注意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出路。堪称“会通之学”的哲学理论，正好契合了儒家应对现实复杂局面的迫切心理，满足了儒家以对自家经典之“会”实现对其他诸家思想之“通”的现实需求。汉代为此而采取的“通经致仕”制度，一方面既使经师章句之学得到空前发展，另一方面也最终导致汉代今文经学步入僵化。“所谓汉代经学的僵化，主要表现在对于传统经典的态度，一方面死于句读，陷入抠字眼儿；另一方面则是对经典的解释越来越繁琐。这样，越抠字眼儿，越是解释无穷，反而越离开经典的本意，其所发挥的也越是无稽之谈。”［11］
如此僵化和异化了的经学，逐渐失去了控制人民思想的功能，伴随而来的批判以及地位的动摇，也就不足为奇了。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分裂，使儒学特别是儒家经学失去了“独尊”的社会条件。儒学能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与发展，已成为当时儒学以及整个思想界面临的新问题。儒学既已难以独尊，于是就出现了自百家争鸣之后八百年未遇之思想活跃、百家会通的又一新局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道家思想的地位明显提高，外来传入的佛教思想也在中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道家思想地位的提高相伴于儒家经学的式微和玄学的中兴过程之中，主要表现有：其一，作为批判经学的形式，先秦道家经典《老子》、《庄子》得到了重新的解释。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他们把《周易》、《老子》、《庄子》结合起来，以“授道入儒”、儒道融合的形式，复兴道家思想。其二，以向儒家宣战的形式，老庄思想被当作旗帜公开打起。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对儒家名教展开大张挞伐，竭力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则，以宗教的形式，在把“道”作为最高信仰的基础上，对《道德经》进行宗教性的解释。民间道教有，东汉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尤其是晋代葛洪所创立官方道教，把修仙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相结合起来，实现了将儒家道德与其道教理论的有机结合。综观以上，无论是哪一种表现形式，道家思想地位在提升的过程中，无不与儒学紧密相连。儒学虽颓，其势尚存。因此，作为后起之秀，道家思想地位欲得以提升，必须有所依傍，而能够依傍者，也只有儒学一家而已矣！所以，儒家的道化，或是道家的儒化，是必然的趋势和选择。而与道家相比，佛教的发展似乎略显曲折一些，但是结果还算是惊人的。说它曲折，是因为作为外来宗教，被接受起来实为不易。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经中亚从印度传入，若至南梁武帝大修佛寺之时，则已有五百年之久；若至隋唐日臻完善之时，则已历时七八百年。说它发展结果惊人，是因为它作为外来宗教居然在中国立足如此之深和如此之稳，这实质上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且不论“老子化胡”之说可信与否，然而道家思想在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中，“实有甚重大之关系”，“夫异族之神不宜为诸华所信奉，则老子化胡之说，在后世虽为佛家所痛恨，而在汉代想实为一般人所以兼信佛老之关键。观乎现在所保存甚少之汉魏佛教史料，而化胡之说竟一见于朝廷奏疏，再见于世家著作，则其说大有助于最初佛教之流行可以想见也”。［12］
由此可见，佛教最初借助于道家立足中国，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南北朝时期，随着道家思想地位的提高和佛教与儒家思想接触的频繁，“佛教学者们就力求从形式上的‘化’，深入到内容上的‘化’”，“玄学盛行，佛学也就逐渐与玄学合流，史呈‘佛玄’时期”。随着玄学的没落，佛学也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隋唐时期，在新儒学思潮的推动下，佛教各宗派相继建立，从此实现并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即儒学化的过程。佛学的儒学化，不是过去那种依附式地“化”，而是从形式到内容上与儒学的融会贯通，是儒佛的一体化，用儒家的心性说改造了印度佛教的佛性说，把佛从外在的偶像，变成了人的内心信仰，特别是禅宗提出了“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的著名思想，强调身外无佛，我就是佛，把自己看作是与佛平等的人。这正是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的最大特点，突出了个体意识。这种重视人的主题思想，恰恰反映了儒家学说的精髓。［13］
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中国文化同样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大变动。中国文化中儒、道、佛三足鼎立之生态格局形成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历史由第二次大裂变走向第二次大一统的过程。儒家独尊的时期正处于两次裂变之中间，之前其仅仅作为诸子之一家而行于世，之后又作为三足之一而力扛中国文化之钟鼎。如此看来，我们是否可以如是以为：儒家作为独尊之思想，正是为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影响千古的历史性过渡？既然可以称之为过渡，那就有两重历史的使命，其一承前，其二启后。所谓承前，即把中国文化发轫之后的诸多先秦思想渊源以及春秋战国期间诸子百家之思想学说，皆收于囊彀，兼而蓄之，以便大而化之。作为一种主“动”的学说，儒家和主“静”的道家一起来经受这一伟大的过渡，因而，道家和儒家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担负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所谓启后，即给中国文化兹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作出整体性的布局，将百代万方之思想，尽览于眼底，统而筹之，以便推陈出新。道家因其出世的一贯主张固难独自支撑起分裂与统一交互出现的中国历史局面，因为乱世和治世带给道家的是两种几乎完全对立的境遇，这一点与儒家绝然不同；但是这似乎不能泯灭道家本身所特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如果说儒家思想是强调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学说，那么，道家思想则是重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学说。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为正统的主导思想，极为重视对自然的利用，并且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点，而道家恰恰相反，笃信自然之“道”，主张人对自然的顺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代，“人定胜天”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即使在今天，人对自然的完全战胜，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更何况在古代？所以，道家重自然的思想，就成了人们遭遇自然界的重大挫折（如庄稼绝收）和致命打击（如洪涝灾害）时候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因此，正是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儒家和道家产生了共鸣，这也是使得二者得以契合的重要原因所在，然而佛教毕竟是一个外来的宗教，它所折射的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质的差异。与儒、道相比，佛教既不是强调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学说，也不是重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学说，而是注重个人修行的学说，即关注自己与自己之关系的学说。印度佛教主张苦修，“十地”而成佛；主张“出世间”，以求解脱。这些冗繁复杂的成佛步骤和出世的观念，无不与中国人的性情和经世的价值取向发生激烈冲突。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开始不断地注入儒家的价值观点，不断地从出世间求解脱向不离世间求解脱的方向发展。
三论宗把践行儒家的纲常名教看作是获得解脱的必要条件，华严宗扬言释迦牟尼及其弟子出家是为了尽孝道，禅宗则干脆拆除了世间和出世间在修行方面的樊篱。［14］所以，“只有禅宗可以流行下去”，就是因为“禅宗不仅适合于中国的理论，而且合乎中国的习惯。当初禅宗本须坐禅，到后来连坐禅也免去了”。［15］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熟，也标志着佛教儒学化的最终完成。这一点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到了宋朝，（禅宗）便完全变成中国本位理学”，因此，“犹之说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学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演化，恐怕宋代的学术也不会那个样子”。［16］故而，从儒术独尊到佛道问鼎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生态格局得以形成，从而出现了中国文化两千年之久的三足鼎立局面，并且三家之言逐渐浑然一体，互为犄角，确保中国文化的稳定与传承。
三、方向的选择：从三足鼎立到西学东渐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充满变数。
西学东渐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一直让当代中国社会困惑不堪的复杂现实问题。说其重大，是因为西学从16世纪中叶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至今虽历经五百余年，可仍未能够与中国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进而生成新的、引导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形态；实现中西合璧，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千古契机。说其复杂，是因为在这500年间西学先后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两种截然对立之形式的扩张，即和平的渗透和暴力的入侵。这不仅破坏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功能，而且导致了中国文化对自身和西学的严重误读，即对中国文化的一味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所以，从三足鼎立到西学东渐的这次“呼吸，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充满变数。如前所述，自春秋以来，中国文化先后成功经受了两次重大的历练：既承袭了传统的血液，保持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又呼吸了新鲜的气息，增加了中国文化的活力。这两次文化更新过程中的成功“呼吸”，使得中国文化总体呈现出超然和自信的气度，同时这种超然和自信的气度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惯性。自周秦以降，中国文化虽经遇过印度佛教的传入和阿拉伯文化的东来以及明清之际西学的东渐，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文物教化声被四海，只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的“天朝上国”，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加上佛教的传入和阿拉伯文化的东来以及明清之际西学的东渐又基本上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因此也就没有引起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怀疑及动摇，更谈不上什么文化危机的问题。虽然在明清两朝均发生过“礼仪之争”，但还是以“不少中国经典被传教士翻译介绍到欧洲，开启了欧洲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大门”［17］为结局而暂时结束。中国文化的这种充满超然与自信的强势，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溃败，拉开了中国人怀疑本民族文化优越性的漫漫长夜的序幕。在中国历史上，汉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的事件也数见不鲜，但在文化上汉族始终不失优势；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征服的同时，却在文化上“被征服”了。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那句话：“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8］但这一次欧洲列强的入侵，却非同小可。进入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势力侵入中国，局面大变，最初中国人还以为西方的长处仅仅在于能够制造坚船利炮，因此以为只要“师夷长技”即可“制夷”。魏源、林则徐以及后来的洋务派们莫不在这一点上花费脑筋，但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惨败将他们的“富强之梦”无情地击碎。于是就开始有人发现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因此又进一步要求“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踌躇满志并积极奔走于变法维新，但菜市口六君子的鲜血泼灭了他们政治改良的火种。终于杀出了一个孙中山，以革命为载体，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帝制为目标，以建立共和为依归，前后历时16年，虽然中华民国得以诞生，但是国民之思想仍旧滞后于世界之潮流。所以，余英时说，“清末民初，中国人更进一步了解到：西方的学术和思想也有比中国高明的地方，这就逼出了‘五四’时代的思想革命”。［19］
“五四”时代的思想运动，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主动引进西学长达80年后，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均归于失败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反思，［20］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于现代化生活的格格不入造成了中国失败，因而需引进西方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精神，彻底批判和改造中国文化。中国人何以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化的超越性“逐渐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是不是还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21］根源在于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民族危亡。中国人在“救亡”心情下要求以西方“真理”来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康有为在上书里写道：“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这不仅是康有为个人的心态，也可以说是整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面对国家的屈辱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以西方为师，引进西学，把追求国家的富强作为最高目的，“这本身自然是高贵的”，但是，以富强为目的的追求“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23］所以，一批批忧民忧国忧未来的中国人为了中国的富强，前仆后继倒向西学的怀中，以求找到力挽民族大厦于将倾的方法。林则徐、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皆如是也。固然，引进西学、学习西方能够在短期内创造出中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但是，中国文化也不至于因为不能在短期内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一无是处吧？“五四”运动的前中后时期，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论调甚嚣尘上，难道一种新文化的生成，必须要在完全割裂与传统之联系的基础上酝酿？所以，许倬云说，“新文化体系，还应当从旧文化的体系中选撷”，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新的文化并不是如何地与过去断裂。不过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新的文化基础上，与旧日文化的转接”。［24］为今之计，首先须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重新的定位和评价，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应该能够对此有所裨益。他从“文化路向”的角度着手综合分析了中西文化根本精神的不同：
（一）“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所持应付问题的办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二）“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的”，“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样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25］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是守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开拓的文化。所谓守成，必然得具有保持稳定的特征与功能；所谓开拓，必须得有不断进取的特征与功能。中西文化不同的特征与功能，表面上看去泾渭分明难以调和，而实质上则是对立统一相得益彰。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犹如印度佛教之于儒家文化，意在形成内敛性，使其在运动的同时能够意识到自我何以运动及有何意义，以免在行进中误入歧途。西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犹如儒家文化之于日本文化，意在形成外向性，使其在静止的时候能够觉察到自身会僵化并加以克服，以免在稳定中走向消亡。至于二者对自身的特征与功能是保留的多还是舍弃的多，那就要看孰为本外了。一般而言，外来文化舍弃的多些，本土文化保留的多些，因为外来文化要对本土文化发生影响，首先“必须适应本地的文化环境”，其次要在适应的过程中达到“适者生存”。［26］这也正是汤用彤所说的，“文化思想的移植，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27］在经过长达五百余年的中西交流与争论之后的今天，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的成分似乎在减少，但实际上，并非中西文化冲突成分的减少，而是中西文化融会调和的增多。诚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面临的不啻为一场全民族性的灭顶之灾，但在客观上战争也打破了中国文化的沉闷局面和僵化气息，进而激活了文化的动态功能，再次链接了它不断创造的过程。所以，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劣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8］总之，不论我们是否愿意看到，中国文化的诸多成分甚至包括一些有益的传统，在西方文化的东渐中渐行渐远，一去不返。留下的固然是充满变数的中国文化的未来之路，但是方向却已经明朗化。
四、启示：“呼吸”之间的中国文化在纵向与横向之间不断发展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6
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并且认为儒家传统是与西方自由民主背后的个人主义、法治、平等是相违背的。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视儒家为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追求富强的障碍。因此中国自由派和激进派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甚至认为应将儒家价值连根拔起。文化保守主义当代新儒家同样接受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是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意舍弃文化传统中弥足珍贵的价值系统，所以当代新儒家致力于儒学与现代民主之间理论的融通。
一、当代新儒家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问题上的探索
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内圣外王。当代新儒家极力把民主精神纳入到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模式之中。古代儒家所讲求的内圣外王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先成己再成人，推己及人，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内圣指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外王指的王道政治，指的是事功精神。当代新儒家讲求内圣开出新外王，即由儒家心性之学开出民主制度，或称之为返本开新，返儒家之本，开民主之新。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共同起草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人士》发表于香港《民主评论》，标志着新儒家的诞生，文章集中阐释了新儒家民主观。他们认为尽管儒家没有开出系统的民主制度，没有提出明确的民主观念，但是儒家思想至少包含了民主的种子，从中可以生发出现代民主价值和制度，民主也是儒家道德精神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代新儒家认为儒学的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在于儒家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思想。新儒家认为儒家的民本、道德上“人皆可以为圣贤”包含着大平等的精神。民本一词来源于《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把民视为国家的根本。新儒家通过儒家民本思想来论证儒家与民主是相通的，他们通过经典文本中的民本思想来找寻现代民主的古典资源。比如《尚书?周书?牧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民意解释成天意。孟子的主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吕氏春秋?贵公》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民享有国家的所有权，这些儒家典籍资源被新儒家视为民主政治思想的种子。
当代新儒家之所以说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因为以下两点：其一，在制度层面上，中国古代的君主世袭制无法摆脱治乱相循的局面，儒家无法妥善的解决政权交替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寄托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并且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多是政府内部的，比如进谏君主的御史制度、代表知识分子力量的宰相制度等，使得君主权力都到一些道德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力量比较薄弱，并不能从根本上对君主形成制约。如果想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制约，必须“将仅由政府内部之宰相御史等对君主权力所施之限制，必须转出而成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权力，对于政府权力作有效的政治上的限制。仅由君主加以采择与最后决定而后施行之政治制度，必须化为由全体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宪法下之政治制度。”[1]其二，在文化层面上，在文化层面上，君主专制以天下为私，人民在政治地位上不能与君主平等，在道德人格上也不能与君主平等，人民的道德主体地位未能树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必然要求确立其道德主体。确定人人都是平等的政治主体是道德主体确立对自身的主宰性的必然要求。而肯定人人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人人都是平等的政治主体需要凭借民主制度的发展。所以发展民主制度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于儒家与现代民主思想的融通，当代新儒家提出了各种方案，如熊十力基于体用不二的哲学观点，用儒学最核心的范畴仁来统摄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牟宗三诉诸道德主体的良知的自我坎陷发展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徐复观认为以儒家的性善论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道德基础来创造儒家民主政治。张君劢认为儒家思想中的理智的自主、思考反省的活动、智慧的发展等基本原则，可以为现代民主建设提供思想和方法。
二、当代新儒家民主理论的缺陷
为论证儒家思想与民主是兼容的，而从儒家典籍中寻找支持民主的资源，无疑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以前的事进行追溯，几乎都可以对当前的事物提供解释。正如政治科学家博里曼说的那样“所有文化都非常丰富地存在发生冲突的政治潜在因素。倘若中国的民主化在欧洲之前，历史学家们都会觉得中国的文化遗产是民主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2]
（一）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不应混为一谈
有些新儒家认为民本思想中的正德、利用、厚生即为中国式的民主，或者至少蕴涵着民主精神的种子，但是在儒家传统中虽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民本思想跟西方现代民主西思想有很大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安德鲁?海伍德在其著作《政治学核心概念》中提出民主的3个核心特征为由人民构成（of）、由人民统治（by）和对人民负责的政府（for）。郝大维、安乐哲认为“以儒学字眼构筑成的‘中国人的民主’可能是‘民有’（governmentofthepeople）与‘民享’（governmentforthepeople）的政府，但是还未被认为是一个‘民治’（bythepeople）的政府。”[2]《吕氏春秋?贵公》有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民享有国家的所有权，相当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民权”理念中的“民有”观念。人民拥有了国家的所有权，人民对国家公共资源的享用权随之而来，即“民权”理念中的“民享”。如荀子主张“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民是天生的，君是天立的，天立君，是为了人民服务的。但是人民的所有权能够推导出人民的享有权（民享），却不能合乎逻辑德推导出人民对国家的治理权（民治），因为在古代中国不可分割的民权却被分割了。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所有权为天、君和人民所共有。因为天有是预设，民有是观念，君主却拥有官僚队伍和军队武力共同捍卫的对国家的所有权。所以君主拥有国家实实在在的领导权，君主专制权力不断膨胀。
此外，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在思想主体，思想前提与经济基础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民主思想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谈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人民为主体。民主思想是以法治为前提，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是以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为原则的，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政治也必然要求平等和自由。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以君主为主体的，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民本的目的是治民。民本思想是以人治为前提，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
（二）回避了传统儒家“礼”对个体平等的自由与权利的压抑
当代新儒家为了剥离儒家与专制权力关系，为儒家做辩护，将先秦儒家与秦汉以后的儒家分开，认为先秦的儒家才是真正的儒家，汉儒援法入儒，使儒家偏离正道，秦汉以后的儒家是被歪曲的非正常形态，是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的。事实上，中国的外王会走向君主专制，不可能不和内圣之学有关联。中国儒家讲究克己复礼，强调群体和谐，这使个体的意志服从于群体的礼，这压抑了个人自由，成为君主专制的道德伦理基础。
儒家文化将礼强调到调整社会关系的最高的范畴。《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更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样的个人行为规范。中国传统儒家中的‘礼’具有二重性：“表面上要求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实际上却忽视甚至压抑个体独立意识;形式上表现为温情脉脉对人的尊重，实际上又施以冷酷无情的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表面上提倡群体和谐，实际是强调群体等级尊上精神。”[3]君主专制社会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最高的礼，礼充当了论证不平等的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理论依据和政治工具。
儒家把和谐作为至高价值。儒家要求依据礼以正确的、恰当的行为来控制冲突，提倡压制冲突，否认冲突的合法性。儒家在规范人们和善地展开竞争方面提供的资源师很薄弱的。但是公开承认不同意见，并且认可竞争的合法性却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因为儒家把社会和谐作为理想状态，所以儒家文化强调个体服从集体，将个人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视为正当的，儒家将标榜个人利益视为自私的表现，人格存在缺陷的证明。所以儒家在彰显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权利方面是非常欠缺的，对民主的基本原则不同利益的公开竞争是非常陌生的。
三、当代新儒家民主理论的价值
虽然把儒家思想与民主是兼容的作为理论前提，从儒家典籍中寻找支持民主的资源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当代新儒家论证传统儒家和现代民主的融通性的理论建构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彰显了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仍极具价值的理念，比如基本道德、责任等。它对传统儒家中已不合时宜的东西进行转化，比如徐复观的主体性转换。它也为中国民主化的倡导者提供了与中国保守的民主反对者辩论的资源。
（一）儒家可为民主提供道德资源
当代新儒家民主理论能够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提供一种价值论的批判，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自我中心主义、金权政治等弊端进行修正，并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道德精神资源。正如徐复观所说的“民主之可贵，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其共体的公，但这里所成就的不争，所成就的公，以现实情形而论，是由相互限制之势所逼成的，并非来自道德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正可把由势所逼成的公与不争，推上到道德的自觉。民主主义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4]徐复观认为儒家的德与礼的思想能够为民主制度提供道德基础，使民主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
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将人界定为孤立抽象的个人，这种界定赋予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绝对的优先性，这也导致了个人中心主义等问题。实际上这种孤立绝缘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人是生活和运作于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是各种关系网络的中心点，而这正是儒家所持的有关个人的观点，儒家所强调的责任、礼让、道德等能够对自由主义民主这一弊端的修正提供资源，能够缓解西方文化中个人与集体的对立。
（二）儒家政治思想必须从“国君主体性”走向“人民主体性”
徐复观认为儒家可通过民主政治完成道德主体性之客观化。他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人民主体性”与“国君主体性”的矛盾，在儒家政治理想中人民是政治的主体，但是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国君是政治的主体。并且儒生思考政治问题也是从统治者的立场来出发，而不是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所以儒家必须进行主体性转换工作，转为从人民大众的角度出发。正像徐复观所表述的“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由以统治者为起点的迎接到下面来，变为以被统治者为起点，并补进我国历史中所略去的个体之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其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4]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7
论文摘要: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所处的历史时期相近，虽然各自伦理思想都具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价值观、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异同，因而导致其各自伦理思想的差异性也较大，对二者的伦理思想等进行深入比较，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二者伦理思想之异同。
日本町人是指自中世纪初期至明治维新以前，居住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町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5%一6%，人数约50万左右。町人与武士和农民一样，身份上是固定的，不可自由改变。正因为如此町人才形成了一股力量，而且产生了很多鼓吹町人伦理思想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伦理思想体系。从而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儒商是指有文化教养的，以儒家理念为指导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商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儒为四民只首，而商为四民之末，儒与商有天壤之别。由于封建当权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备受贬抑，直到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这种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商人的贬抑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弃儒从贾”蔚然成风，至此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商。
1、町人与儒商对“仁”的理解
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对商人有一种偏见，“商社性恶论”。这种偏见也是对商人社会低下的卑视。为此，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主张商人之道为仁。他说:不知商人之道者，则贪婪亡家。若知商人之道者，则应离欲心，勉仁心。此乃是学问之德。梅岩提倡商人要离“欲心”，行“仁心”，把“仁”作为商人必备之德。这种思想还是对职业的“行”无贵贱观点的发挥。梅岩把商人作为“市井之臣”
来辅助君治理天下，商人在社会机能运转中，具有士农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商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以行“仁”为道，梅岩特意在“月会”上，以“行仁为本”这一题目，教导他的门人弟子说:我儒以仁爱万物，不杀无益之物。一家有仁，则一国兴仁。尧舜率天下以仁，则民从之。作人处事应以仁为本。梅岩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只有行“仁”道，才能治家、治国。
商人作为“市井之臣”，对社会起应有的作用，也必须以行“仁”为本。“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在造就了明清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自强不息与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优良品格与作风。“力行近乎仁”，晋商的创业者们在商业领域辛勤耕耘，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坚毅拼搏，勤苦创业，节俭持家，积累商业财富，历经数代人、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个个财力雄厚的晋商企业。成功的晋商们力戒为富不仁，坚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历代主人几乎个个乐善好施，关心公益，据光绪八年《祁县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死数百万，乔家大东家乔致庸在家乡出巨资贩灾，设立粥棚，救济灾民，救民甚众，受到褒奖;其子乔景俨执掌家业时，慷慨为家乡捐资兴修水利工程，资助祁县中学堂和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院创立，向穷人施舍医药等，深得时人赞誉。秉持“仁”道的晋商用自己的“仁”行树起了明清山西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然也就赢得了数不尽的有形资产和巨大的无形财富。
如明正德年间，安庆潜山、桐城一带发生灾荒，粮价暴涨。休宁粮商汪平山并“不困人于厄”，将自己蓄储的谷粟，“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清代休宁人吴鹏翔，侨寓汉阳，时值汉阳饥谨，“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但吴鹏翔为救人于水火之中，“悉减值平巢，民赖以安”。为此，“自大吏至郡县咸与嘉奖”。清代歇县商人吴柄也是以“仁心”经商的典型。他“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儒商的伦理思想中“义”是经营立足的根本，“信”是经营兴旺的标志，而“仁”则是儒商经营理念的中心范畴。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爱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爱血缘之亲;二是爱亲情以外的他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而要实现仁的要求，就应由近及远地爱人，由爱血缘之亲，推及到非血缘之亲的他人。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认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思想被后来的儒商嫁接到经营管理领域，以“爱人”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商经营理念。致使儒商在经商过程中着意塑造商家的仁慈形象，如参与娠灾、乐善好施等，培养“洁身自好”“人品端正”的素质以树立商家的良好名声和仁者风范。
2、町人与儒商对“义利”的理解
町人的“义利观”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中井竹山，竹山所主张“利即义”的伦理思想中，其“利”是指“上下共利”，其“义”也是指“上下共利”。无论是庶民只为自己的“利”，还是幕藩统治者只为自己的“利”，都只能称为“私利”，而不能称之为“义’，尤其执掌政权的统治阶级，只有做到“上下共利”才是“义”。竹山这种将“上下共利”视为“义”，而否定历来官方以所谓“公利”为“义”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打破了此前将农工商之“利”视为“私”而将幕藩官方之“利”视为“公”的统治阶级伦理观，为建立以庶民大众为“公”、以庶民大众之利为“义”的价值伦理，提供了理性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观。孔子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明确提出“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的背景下人们商人的看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义利观在强调义、利对立的前提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义、利的统一性，并且认为主张重义轻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从这一点来看，儒商的的义利观，相对儒家传统的统义利观来说，有其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随后在商品经济活动的应用过程中造就了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伦理思想。在商业发展的初期，儒商是崇尚儒家伦理的“义利兼顾”的商人的典型。儒商在追求“利”的过程中，以“义为准绳”，“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而决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儒商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义利观。在一些儒商的传记中，有不少一边求利，一边行仁义的富商大贾。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能够自觉的做到是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儒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所关注的不仅是其商业活动是否可以获利，而且还有其行为是否能够具有道德上的正值意义。以义统利，义以生利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而中国儒商的“诚信”状况，处于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此有各自不同的估价。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有诚信的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诚信”作为重要的商业经营理念，在商业交往过程中，由于“诚信”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儒商群体中对“诚信”认识和理解的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首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对‘旧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一。
3、町人与儒商对“俭约”的理解
“俭约”是町人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的《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梅岩在《齐家论》中论述: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俭约者，毕竟是为修身齐家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修身以何为主?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犹如大仓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别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当远离名闻利欲。”“俭约非仅衣服财器之事，总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为志，退而应有工夫。”
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音。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对儒商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所以对于儒商的“俭约”的伦理思想，还是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的始祖孔子虽没有很系统地论述过节俭问题，但他一贯主张节俭消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是当时奴隶制礼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却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和道德风尚。在他看来，“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他认为人君能否守礼制，节嗜欲和尚节俭，直接关系到国家社极之盛衰存亡。对于一般庶民及士大夫阶层，他也同样强调应该用财有制，克俭持家。他提出“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位”“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则败。儒家都“俭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儒商对“俭约”的理解，在现有的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儒商中的晋商和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勤俭”“节约”是经商之根本。深明其重要性。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8
论文摘要: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所处的历史时期相近，虽然各自伦理思想都具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价值观、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异同，因而导致其各自伦理思想的差异性也较大，对二者的伦理思想等进行深入比较，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二者伦理思想之异同。
日本町人是指自中世纪初期至明治维新以前，居住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町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5%一6%，人数约50万左右。町人与武士和农民一样，身份上是固定的，不可自由改变。正因为如此町人才形成了一股力量，而且产生了很多鼓吹町人伦理思想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伦理思想体系。从而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儒商是指有文化教养的，以儒家理念为指导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商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儒为四民只首，而商为四民之末，儒与商有天壤之别。由于封建当权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备受贬抑，直到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这种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商人的贬抑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弃儒从贾”蔚然成风，至此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商。
1、町人与儒商对“仁”的理解
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对商人有一种偏见，“商社性恶论”。这种偏见也是对商人社会低下的卑视。为此，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主张商人之道为仁。他说:不知商人之道者，则贪婪亡家。若知商人之道者，则应离欲心，勉仁心。此乃是学问之德。梅岩提倡商人要离“欲心”，行“仁心”，把“仁”作为商人必备之德。这种思想还是对职业的“行”无贵贱观点的发挥。梅岩把商人作为“市井之臣”
来辅助君治理天下，商人在社会机能运转中，具有士农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商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以行“仁”为道，梅岩特意在“月会”上，以“行仁为本”这一题目，教导他的门人弟子说:我儒以仁爱万物，不杀无益之物。一家有仁，则一国兴仁。尧舜率天下以仁，则民从之。作人处事应以仁为本。梅岩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只有行“仁”道，才能治家、治国。
商人作为“市井之臣”，对社会起应有的作用，也必须以行“仁”为本。“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在造就了明清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自强不息与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优良品格与作风。“力行近乎仁”，晋商的创业者们在商业领域辛勤耕耘，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坚毅拼搏，勤苦创业，节俭持家，积累商业财富，历经数代人、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个个财力雄厚的晋商企业。成功的晋商们力戒为富不仁，坚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历代主人几乎个个乐善好施，关心公益，据光绪八年《祁县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死数百万，乔家大东家乔致庸在家乡出巨资贩灾，设立粥棚，救济灾民，救民甚众，受到褒奖;其子乔景俨执掌家业时，慷慨为家乡捐资兴修水利工程，资助祁县中学堂和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院创立，向穷人施舍医药等，深得时人赞誉。秉持“仁”道的晋商用自己的“仁”行树起了明清山西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然也就赢得了数不尽的有形资产和巨大的无形财富。
如明正德年间，安庆潜山、桐城一带发生灾荒，粮价暴涨。休宁粮商汪平山并“不困人于厄”，将自己蓄储的谷粟，“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清代休宁人吴鹏翔，侨寓汉阳，时值汉阳饥谨，“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但吴鹏翔为救人于水火之中，“悉减值平巢，民赖以安”。为此，“自大吏至郡县咸与嘉奖”。清代歇县商人吴柄也是以“仁心”经商的典型。他“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儒商的伦理思想中“义”是经营立足的根本，“信”是经营兴旺的标志，而“仁”则是儒商经营理念的中心范畴。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爱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爱血缘之亲;二是爱亲情以外的他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而要实现仁的要求，就应由近及远地爱人，由爱血缘之亲，推及到非血缘之亲的他人。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认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思想被后来的儒商嫁接到经营管理领域，以“爱人”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商经营理念。致使儒商在经商过程中着意塑造商家的仁慈形象，如参与娠灾、乐善好施等，培养“洁身自好”“人品端正”的素质以树立商家的良好名声和仁者风范。
2、町人与儒商对“义利”的理解
町人的“义利观”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中井竹山，竹山所主张“利即义”的伦理思想中，其“利”是指“上下共利”，其“义”也是指“上下共利”。无论是庶民只为自己的“利”，还是幕藩统治者只为自己的“利”，都只能称为“私利”，而不能称之为“义’，尤其执掌政权的统治阶级，只有做到“上下共利”才是“义”。竹山这种将“上下共利”视为“义”，而否定历来官方以所谓“公利”为“义”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打破了此前将农工商之“利”视为“私”而将幕藩官方之“利”视为“公”的统治阶级伦理观，为建立以庶民大众为“公”、以庶民大众之利为“义”的价值伦理，提供了理性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观。孔子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明确提出“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的背景下人们商人的看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义利观在强调义、利对立的前提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义、利的统一性，并且认为主张重义轻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从这一点来看，儒商的的义利观，相对儒家传统的统义利观来说，有其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随后在商品经济活动的应用过程中造就了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伦理思想。在商业发展的初期，儒商是崇尚儒家伦理的“义利兼顾”的商人的典型。儒商在追求“利”的过程中，以“义为准绳”，“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而决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儒商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义利观。在一些儒商的传记中，有不少一边求利，一边行仁义的富商大贾。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能够自觉的做到是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儒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所关注的不仅是其商业活动是否可以获利，而且还有其行为是否能够具有道德上的正值意义。以义统利，义以生利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而中国儒商的“诚信”状况，处于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此有各自不同的估价。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有诚信的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诚信”作为重要的商业经营理念，在商业交往过程中，由于“诚信”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儒商群体中对“诚信”认识和理解的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首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对‘旧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一。
3、町人与儒商对“俭约”的理解
“俭约”是町人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的《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梅岩在《齐家论》中论述: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俭约者，毕竟是为修身齐家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修身以何为主?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犹如大仓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别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当远离名闻利欲。”“俭约非仅衣服财器之事，总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为志，退而应有工夫。”
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音。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对儒商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所以对于儒商的“俭约”的伦理思想，还是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的始祖孔子虽没有很系统地论述过节俭问题，但他一贯主张节俭消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是当时奴隶制礼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却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和道德风尚。在他看来，“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他认为人君能否守礼制，节嗜欲和尚节俭，直接关系到国家社极之盛衰存亡。对于一般庶民及士大夫阶层，他也同样强调应该用财有制，克俭持家。他提出“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位”“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儒家都“俭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儒商对“俭约”的理解，在现有的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儒商中的晋商和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勤俭”“节约”是经商之根本。深明其重要性。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9
关键词：法律；儒家化；中国政治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理论基础
法律儒家化“实际上是指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始于汉初。”因此，汉代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在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里面的反映。
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立法思想的儒家化。汉朝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建国之初采取黄老之学，与民约法三章，这种做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黄老之学在带来生产力的恢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消极弊端，如农民逃避赋税导致的中央财政资金不足；对地方疏于管制而导致的诸侯地方割据。有鉴于此，董仲舒提出了改造后的新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这种思想适应了汉朝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同时迎合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血缘关系和三纲五常的心理，因此成为了官方学说。
(二)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法律原则与立法的指导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原则。
(三)法律形式的儒家化。汉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等，法律儒家化的结果是很多儒家经义和精神直接或者间接的渗透到了这些法律表现形式当中，而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法律注释著作和《春秋》经。
(四)法律内容的儒家化。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过程和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原因
汉承秦制，汉律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而其他法律形式则很明显地体现了儒家化的色彩，从而开启了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是从汉朝建立一开始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发展和被统治阶级认可经过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了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从“学在官府”到“私学”兴起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儒、法、墨、道是其中的主要学说。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秦国在采用法家思想的指导后迅速壮大，并且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从而成为秦朝建立后的当然指导思想。但是，暴虐的统治致使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统治者在建国后不久便采纳了儒家思想。那么，汉代法律为什么会被儒家化呢?
1.各种学说自身特点及其时代的适应性
经过秦朝时期大规模的徭役、秦末农民战争、楚汉相争，汉朝前期的经济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而法家思想是一种重刑主义思想，强调对人民行为的控制，因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不能充分发挥。道家宣扬的黄老思想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和“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强调无为而治。墨家思想主要集中于“兼爱”的世界观和“尚同”的法律观，其中“兼爱”又是其核心。墨子说“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是指不分贫贱大家相爱，就是爱一切人，区别于儒家的爱有差等。
排除法家、道家、墨家后，剩下的一大家就是儒家了，而历史也恰恰选择了儒家。儒家思想强调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为政在人。
2.新儒学的出现和统治者的推崇
董仲舒适应时代的需要，改造了传统儒学，强调“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从而把政治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3.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
我国从西周开始便是一个宗法社会，其起源于原始社会血源宗族的氏族组织，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放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被确认为传统的习惯法，目的在于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
(二)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汉承秦制，其法律制度承袭了秦律的主要内容。刘邦攻入咸阳之时，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来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由丞相萧何借鉴李悝《法经》和《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九章律》，构成了汉律的核心。《九章律》继承了《法经》中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同时增加了户律(关于户籍、婚姻、赋税方面的规定)、兴律(有关徭役、防备防备方面的规定)、厩律(关于畜牧、驿传方面的规定)，总共九篇，故称《九章律》。鉴于汉初朝廷大臣不讲礼仪的情况，叔孙通受汉高祖之命制定《傍章律》，规定朝廷礼仪。以上是武帝之前汉朝主要法律的制定情况，武帝之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倾向越趋明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
1.儒家化在立法方面的表现
首先是法律原则的儒家化。汉宣帝曾经下诏规定：“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宣成二帝在位时还颁布了诏令赐予高龄老人王杖，并赋予其一些特殊的的权利。这些诏令都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尊老怜幼原则，是把儒家道德法律的表现。
其次是法律形式和内容的儒家化。汉朝的法律形式不仅包括了作为祖宗成法的汉律60篇，还包括皇帝的诏令、比(判例法)、法律注释著作、《春秋》经。汉律60篇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法律，儒家化不甚明显，但是其他形式的法律则体现了儒家道德的渗透。
2.儒家化在司法方面的表现
“春秋决狱”是指用儒家经典《春秋》中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在当时的实践中，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与礼抵触者，依礼断处。”春秋之义
的核心是“原心定罪”，对于动机上不符合儒家道德的行为必须严惩，对于动机上符合儒家道德的违法行为则可以从轻论处。
按照汉代法律的规定，只有在冬季才执行重刑，春季则赦免罪犯或者允许罪犯出钱赎罪。章帝于元和二年(公元85年)下诏：“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定其律，元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此诏令强调了生杀应该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出发，要顺从天时，不能违背天道，否则会给国家招致灾难。
三、汉代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一)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参与有限制参与理论、全面民主理论、多元民主理论几种学说。限制参与理论认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应当以政治精英为主，公民则只能有限参与或者被限制参与。全面参与理论则是指全体公民的直接政治参与。多元民主理论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权投票选举和被选举，建立相对独立的组织和政党等利益集团，但是国家政治却是多元利益集团和寡头精英共同施加影响的结果，排除了个人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中国传统社会作为礼法社会、等级社会，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界线也十分明显，因此实际上参与国家政治的仅仅是作为统治阶级存在的官僚贵族，广大劳动人民则处于被统治地位，属于限制参与的范畴。
(二)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政治认同的影响
“权力关系的形成不可能只靠暴力的推行，只有获得权力客体的内心服从，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权力关系。此外，民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同可形成一种群体压力，这种群体压力不仅能够强化他们对权力主体的服从意识，而且对那些意图反对权力主体的个人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把儒家传统道德如入到法律中的同时，也增加了民众对国家法以至于整个制度的认同感。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主要包括价值观、制度。
1.价值观认同
社会成员对于一国政权的支持和认同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民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儒家思想观念符合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所要求的重视血缘关系的理念，同时经过改造的儒学不仅适用于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弘扬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等级秩序和家族观念的要求，容易得到民众的支持。
2.制度认同
制度一旦形成，其中就蕴含着价值认同和行为评价，如果社会成员认为规则缺乏合理性、是不公正的，就会在实际生活中抵触它，反之则会自觉遵守。儒家化后的法律由于遵从了儒家的传统道德，因此在实际运用时更有效地符合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内心信仰，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认同。
(三)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和整体利益至上的政治观念
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这种整体注意思想反映在中国的政治方面，就是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并且客观上权力集中相对集中。强调整体的理念反映在立法权方面，表现在立法权属于皇帝一人，地方行政机构不享有立法权，这种立法权限的划分反映了整体占主导的思想理念。
(四)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等级秩序建立的影响
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易经》也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制度鲜明地体现了等级制度。“礼不下庶人”是指礼所赋予的特权一般民众不享有；“刑不上大夫”是指刑罚针对的主要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大夫以上的贵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贵族官僚有罪先请，以及后世的“八议”和“官当”制度毫无疑问是对官僚贵族的袒护，犯罪适用与民众不同的审判程序，并且可以用官职来抵罪，显然对老百姓来说是不平等的。法律上的这种设计实际上认可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进而使等级观念深入人心。
(五)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官本位政治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喜欢并且向往做官，从中国法制方面来找原因，就在于法律赋予了官员太多的特权。汉代法律的儒家化使很多偏袒官僚贵族的法律诏令入律，前面所述及的贵族官僚有罪先请、“八议”、“官当”等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贵族官僚的利益。法律上的偏袒促进了官僚贵族在其他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进而形成了官僚贵族高高在上的政治形象。
(六)汉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影响
儒家思想讲究“仁”，“仁者爱人”，不仅要爱自己，还要善待别人，延伸到国家领域就是不仅要爱自己的国家，还要把爱推及友邦，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在维护本国民族利益的同时，也一直倡导“亲仁善邻”的思想。
儒家与道家思想的相同点篇10
[关键词]儒家；道家；儒道兼修；理想人格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6-335-2
一、儒家理想人格简析
（一）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产生的根源。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正是我国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经济上出现了新旧利益阶层之间的冲突，政治上各国争霸战争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这一社会政治局面，激起了孔子满腔拯救衰世的热忱。经过反复思考，孔子悟出了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社会动乱不止的原因。在他看来，礼崩乐坏的原因不是时代使然，而是由于人心的堕落，即文化断层、道德断层引起的。孔子好古，崇尚尧舜，认为统治者以德治国，百姓尊崇道德，社会井然有序，才是万民同乐的治世。也就是说，孔子主张从道德入手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于是，在总结前人道德观的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的社会风貌，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想的道德观，并试图在社会上推行。
（二）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内容。从理想人格的具体内容来看，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有两类理想人格一直是世人所推崇的：一是圣王人格，一是君子人格。前者是儒家设定的做人的最高典范，后者是做人的一般范型。
儒家的圣人理想起源于孔子和孟子，发展于荀子及《礼记・大学》，完备于宋明理学。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圣人观，认为圣人代表了道德的极至。荀子明确提出内圣与外王是有区别的，并且强调“圣人”理想人格的外在的社会事功。内圣是主观的，外王是客观的，圣王人格应该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所以在他的论著中，大量出现了“圣王”一词，来代表其理想人格。在荀子看来，“圣人”的外王功夫，并非轻视内在的道德素养。相反，他认为修身是治国的前提，个人的心性道德修养比治国的事功更为重要。
“君子”一词在西周、春秋时，原为对贵族的通称，自孔子始，才赋予其道德含义，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和完美人格者的称谓。君子人格都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素养：重义轻利的素质，安贫乐道的风范，自强不息的精神，坦荡宽容的品性。
二、道家理想人格简析
（一）道家“独善其身”理想人格产生的根源。和孔子一样，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也生活于春秋时代。这个时代，一个极为显著的、反映时代特点的政治事实，就是坚持奴隶制的周王和各诸侯国国君，越是“有为”，越是积极干涉社会事务，结果越是糟糕。正是如此，老子才主张周王和各诸侯国国君都应该“无为”，任其自然，采取以柔胜刚的办法保持或恢复自己的地位。不仅国与国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当如此。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暴力压制理性造成了人际关系结构的险恶，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伤害其他人。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的环境下，人失去了自己的“本真性”。为了让人摆脱这种险恶的处境，达到自我的本真，道家鼓励人们采取一种退守、抽离的策略，在险恶的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在艺术化的想象中适意逍遥。可以看山，道家处世的基调是“出世”，“独善其身”是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
（二）道家“独善其身”理想人格的内容。返归自然、物我两忘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道家反对改变事物的朴素本性，否定对自然过多施以人为的干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道家最重视理想人格真、善、美的价值，更强调三者的一致性，以真为基础，构筑超越仁义礼乐及一切世俗束缚的真善美的统一。要实现这一理想人格，就要通过精神修养，其方法是坐忘。做到忘物、忘己和物我两忘。从精神上超越个体的有限存在，忘掉生死的变化，进入空虚的自然之中并与之合为一体。道家的这种修养方法乃是无欲、去智、体道的过程。道的本性是自然无为，因而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自然性。道家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无知无欲，质朴无华，如同婴儿一样，纯真而自然。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道家的这种“独善其身”并非完全脱离尘世，不问世事。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以退为进、以柔胜刚的处世方法。道家虽主张“无为”，但这并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或者说彻底放弃，而是要我们不要过分干涉事变进程，要因任自然，采取柔和的办法而不是用暴力去解决问题。道家主张退守、抽离，也不是说完全消极地放任自己，它是人们在对那种险恶的人际关系失望之后而选择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即在清静安详的环境中享受人生中的另一种乐趣。道家所提倡与追求的就是避免求索的焦虑，在宁静中享受世俗的生活。
三、儒道两家比较分析及其当代价值
（一）儒道两家人格观的对比分析
1.不同之处在于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首先，儒道两家处世的基调相反。儒家主张入世进取，道家主张“顺世”、“遁世”。儒家在看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烈社会现象之后，主张通过出仕来拯救天下。而道家则是看到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越是干涉事变进程，结果越是糟糕，因此主张“无为”，因任自然。这样，积极进取成为儒家处世的基本基调，“退守”、“抽离”成为道家所一贯奉行的基本精神。其次，与处世态度相对应，儒道两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也是不同的。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也即“达则兼济天下”。首先使自己拥有完好的道德品性，然后通过出仕来使自己的完好德性发挥功用。与儒家不同，道家坚持的是“退守”、“抽离”，当社会与正义不能很好地维护和管理时，及时抽身，回归心灵的本真。
2.儒道两家理想人格观的融通性在于：首先，不管是“入世”还是“出世”，儒道两家都是从关注社会问题、关心民生疾苦的立场出发，目的都是要解决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社会问题，旨在建立一个“天下有道”、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其次，无论是儒家的“兼济天下”，还是道家的“独善其身”，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提高和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宗旨。儒家的理想人格强调“内圣”，要求人们做到恭、宽、信、敏、惠等众多德目。道家追求宁静和自由，不参与争斗，怡养心性，保持心态平衡。二者都为人们加强人格修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总之，儒道两家的思想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一定的融通性。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安时处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融二者为一体，成为千百年来国人所认同与追求的理想化人格模式。
（二）儒道理想人格观对现代人的启示：儒道兼修，外儒内道。儒道互补，是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但在实际的人生道路上，儒、道两家思想的作用和地位却又是有区别的。从历史上来看，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也被认为是正统文化，道家则处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多数时候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儒家主导着人生的外在进取，道家则支配着人生的内在慰藉。因此，儒道互补、外儒内道、儒显道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常见的一种人生态度。
外儒内道是一种理想的人生态度。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受儒家思想影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采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以天下为己任，以功业为目标；另一方面又受道家哲学熏染，适时地采取超然通达的人生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用儒家思想进取，用道家思想调节，“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变动不居的人生道路上左右逢源，洒脱自在，始终不失精神依托。
这种人生态度在现代社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只不过，今天我们建功立业的范围更广，不能再像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那样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这样一种形势，有利于知识分子走出千军万马抢挤政治独木桥的怪圈，从而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过程中，坚持外儒内道、儒道互补的人生态度，入世而不庸俗，出世而不离群索居，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益处。
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下，自古及今，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具体到每一个问题上，中国人都习惯于或是以儒家的方式来处理，或是以道家的方式来解决，可谓逃儒则归道，逃道则归儒，出老庄则入孔孟，出孔孟则入老庄。儒道兼修成为中国人处世事、应进退的基本途径。探究儒道互济的人生论，对我们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首先，从积极进取与无欲无为的人生态度中吸取智慧，做到顺应时势，进退有度。做人本该积极，虚心学习，掌握本领，努力工作，创造价值，为社会多做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人们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勇于拼搏，积极开拓。儒家人生论给人以激励前进的动力，道家人生论给人以清醒、冷静、淡定、从容、达观的智慧，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人生就可以积极而不急躁，坚韧而不失灵活，从而达到更高的境界。
其次，从见利思义与物我两忘的义利观中寻找平衡点，既享受现代物质生活，又更注重对高尚精神生活的追求。物质生活是人生的基础。追求物质生活的幸福，也是符合人性的。但人生又是需要有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的，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的物质生活享受，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儒家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背景下，记取道家“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箴言，也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我们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时，保持一份对高尚的精神生活追求的执着，也是现代人生所必需的。
最后，从推己及人与顺世安命的处世准则中学习为人处世的艺术。处在当今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相关性更多，矛盾冲突也更多样化，如何正确的把握各种利害纠葛，处理好人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也更为艰难。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的思想，教导我们在应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时，应自觉地进行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多替别人考虑，更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同时还要记取道家以“无争”“无欲”“无为”的低调姿态去避免与矛盾直接碰撞，避免在矛盾纷争中两败俱伤，以求得全生、自保、安身、避险。做到既积极进取、虚心学习，又要顺应时势，进退有度，达到自身身与心的和谐，完善自我，实现人生价值。同时推己及人，也为社会和谐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吕希晨.中国现代文化哲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2]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