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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态度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7:30:21

科学研究的态度篇1

abstract:Byinvestigating500studentsmajoredinengineeringinShaanxiprovince,thethesisanalyzestheeffectingfactorsofstudent'sstudyattitude.Statisticsshowsthatthreefactorsofsex,comingfromcityorvillageandfamilyeconomyhavenocloserelationwithstudent'sattitude.However,suchfactorsasgrade,whetheraleaderinclass,theacademicperformance,family,teachingprocess,teacherandsocietyhavesignificanteffecttostudents'studyattitude.amongthesefactors,thefamilyfactorhasthebiggesteffect.

关键词: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影响因素

Keywords:engineeringstudents;studyattitudes;effectingfactors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1-0218-02

0引言

学习态度是指学习者对待学习比较稳定的具有选择性的反映倾向,是在学习活动中影响个体学习行为的内部状态,是由学习者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意向因素构成的一种互相关联的统一体。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智力因素,学习态度是一种不直接参与但却制约着整个智力或认识活动的心理因素,是学习的动力,是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环[1]。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注重内涵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就显得更为突出。而大学生学习态度对其学习质量,乃至整个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扩招背景下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对于高校如何保证和提高人才质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对陕西省部分高校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进行了调查,以期能为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提供建议。

1研究方法

1.1研究样本此次问卷的调查对象是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工业学院、和西安石油大学三个学校不同年级的工科大学生,调查人数为500人,收回有效问卷439份,回收率为87.8%。

1.2测量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的量表本研究采用的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量表是根据华南师范大学陶德清学者编著的《学习态度的理论与研究》一书中的相关部分,结合态度的a-B-C三维结构理论,并参考了华中师范大学周宗奎教授编写的学习态度量表修订而成的。该量表包括“认知品质”、“情感品质”、“行为倾向”三个维度的30道题目,要求被调查学生回答其赞成程度,赞成程度分为如下5个等级:5=完全同意;4=比较同意;3=难以回答;2=不太同意;1=完全不同意。通过因素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位标准提取了以上三个因子,累积贡献率达65.97%。根据这30道题建构的学习态度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5。最后,根据因素分析结果以及被调查学生的选择,我们用回归方法计算了学生个体的学习态度得分,该方法假设在个体学生学习态度的计算中,由主成份因素分析获得的每个题目的权重乘以该题目的原始分数的标准化值之后再相加,即得出一个学生的学习态度分数。通过该方法计算的个体学习态度分数是一个标准化的分数,其均值为0,标准差为1。

1.3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要求学生回答了包括性别、所在学校、年级、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以及学习成绩等基本情况,并要求他们就40项可能影响其学习态度的因素做出判断,这些因素涵盖了家庭、教师、教学过程及社会环境四个方面,要求他们对这些因素的同意程度做出选择。供学生选择的同意程度共分为5个等级,即“完全同意”、“比较同意”、“难以回答”、“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根据学生对这些题目同意程度的选择,我们应用主成分因素分析方法分析了影响学生学习态度的变量。然后,以计算出的学生学习态度分数为因变量,以主成分因素分析所获得的因素,以及学生的性别、所在学校、年级、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是学生干部以及学习成绩为自变量,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以探讨这些因素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实际影响因素及其程度。

2研究结果

2.1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总体上是比较好的,尤其是他们的认知品质,这说明学生具有较为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一定的学习目的。此外,学生的行为倾向较为良好。然而,相比较而言,学生的情感品质较低,这表明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这或许是他们迫于社会压力、父母的期望等原因而被动学习。

然后,我们根据主因素分析所获得的每个题目的负荷作为该题目的权重,把每个题目的权重乘以该题目的原始分数的标准化值之后相加,计算出了每个学生的学习态度分数,分数越高,表明该学生的学习态度越好。表2列出了因素分析结果,根据主因素提取的因素共三个,它们分别可以命名为“认知品质”、“情感品质”和“行为倾向”。

2.2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为考察学生性别、所在学校、年级、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以及学习成绩等变量以及问卷中通过主成分因素分析所获得的4个因素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影响,以上面计算出的学习态度分数为因变量,运用了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表明,学生的性别、所就读的学校、来自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学生所在年级、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学习态度不同,其中一年级学生的学习态度最好,二年级学生的学习态度略显消极,相比其他年级,三年级学生的学习态度最消极,到了四年级,他们的学习态度又有所好转。还可以看到,学习成绩对学习态度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学习成绩越差的学生学习态度越差。此外,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的学习态度比非学生干部要好。

另外,从总体上说,回归结果证实了我们的预期,主成分因素分析所获得的四个影响因素都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家庭因素的影响最大。

3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三所高校500名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的调查,分析了目前我国工科大学生的学习态度现状,并探讨了影响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的因素。

本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工科大学生的学习态度总体情况较好,他们具有较为明确的学习目标和一定的学习目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主动、发自内驱力,而是迫于一定的社会及父母的压力。在影响工科大学生学习态度的四个主要因素中,家庭因素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这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结果一致[3]。这表明,学生的学习态度首先受家长态度的影响,那些关心子女的学习进展情况,对孩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不断给予及时、正确指导、检查和奖惩的家长,可以促进学生学习态度的形成和学习成绩的提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艺术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各种不同课堂环境下,以不同教学方式呈现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最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度。有的教师一上课,学生就昏昏欲睡,盼望早点下课,学生的这种消极学习态度,可能是这些教师的教学方法呆板,授课时照本宣科、强压硬灌所造成的。大学生的品德、价值观正处于形成过程中,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所以他们既容易受良好社会风气的熏陶,同时也容易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4]。如目前社会上贪图功利,找工作靠“走后门”等不良风气,就影响着学生对学习的正确认知,他们会受此影响变得目光短浅,学习态度消极、被动[5]。当然,教师也是影响大学生学习态度的不可忽视的一种因素。师生关系和谐、融洽,学生喜欢任课教师,认为该教师对学生热情、平等、关心,并且有很高的教学水平,那么学生就喜欢他所教的课程,乐意接受他所讲授的课程知识,从而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

本研究还表明,随着生理、心理上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具有不同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品质[6],受社会影响大而人生观、价值观又极不稳定的大三学生的学习态度最差。从入学到读完一年级是新生向大学生转变并逐步适应大学生活的时期,这一阶段的大学生虽建立了新的思维方式,但没有完全脱离中学时代的习惯和意识,所以他们的学习态度相对来说是最好的。从二年级初到三年级末,是大学生活全面发展和深化的时期,由于生活接触面和学习范围的扩大,更多地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他们的认知和情感品质提高,但有了接受各种不良思想影响的可能,很多学生会慢慢养成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行为倾向差于新生。到三年级阶段,学生思想更加复杂,受社会影响更大,层次差异日益突出,会有很多学生学习热情明显下降,多数学生抱有为考试过关而学习的思想,所以大三学生的学习态度是最差的。到了大四,临近毕业、面临就业压力,学生会普遍觉得对前三年学习时间未能充分利用而自责且产生紧迫感,所以学习态度又会有所好转。因此,高校可针对不同年级学生学习态度的具体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各种渠道,采取不同措施,开展教学工作、学生管理等工作,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此外,研究结果也表明班干部要好于非班干部的学习态度,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担任班干部通常可以使大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和发挥,加之班干部角色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为人表率。为此,高校可以实行班干部轮换制[7],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整体素质。最后,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学习态度也有显著的相关性,总之,影响学生学习态度的因素也必然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要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态度需要分析各种因素,并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协同努力,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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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济.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力加强教学工作,切实提高教学质量..[DB/oL].2005.1.17.

[3]邵瑞珍,皮连生,吴庆麟.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4]徐子勇.地方高校学风现状调查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2.11.

[5]Zimmerman,wayneS.theValidityoftraditionalCognitivemeasuresandofScalesoftheStudyattitudesandmethodsSurveyinthepredictionoftheacademicSuccessofeducationalopportunityprogramStudents[J].educationalandpsychologicalmeasurement,37,2,465-70,Sum77.

科学研究的态度篇2

 

关键词:结构;过程;集成;地理学;生态学

 

人类活动的强烈干预推动着地球系统演化进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era)的新纪元[1]。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运行的影响赶上甚至超过了自然变化,地球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发生变化并进入一个未知的演化方向和轨道[2]。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地理过程、生态过程研究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地理过程、生态过程及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正在成为现代地理学和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在概述地理—生态过程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探讨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以期为我国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研究与发展服务。

1地理—生态过程研究进展概况

地理过程是指地表环境(要素、综合体)随时空变化的历程,按要素可分为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按机制可以分为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等[3]。在传统地理过程的研究中,地貌过程和水文过程是其研究的主题和核心内容,各种营力作用下形成的地貌形态和地形单元以及流域水循环的过程与机理是其研究的主要方向。生态过程作为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生态系统中的元素循环、种群动态、种子或生物体的传播、捕食者和猎物的相互作用、群落演替和干扰等方面[4]。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活动及其所导致的全球环境变化成为了全球生态系统格局、结构和过程变化的主要驱动力[5,6]。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利用改变了全球生态系统格局与结构,人工直接管理的生态系统达到陆地总面积的40%以上[7]。1970~2000年间土地利用扩展使物种灭绝速率比自然背景值提高2~3个数量级,全球物种多样性降低40%[8]。同时,人类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水资源与水循环[9,10],1960年以来,水资源利用每10年增加20%,15%~35%地区出现水资源过度利用;此外,人为因素诱导的土壤侵蚀、土地退化等也成为全球面临的突出生态与环境问题[11],全球约有40%的农业土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土壤退化现象[12]。在21世纪,人口和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全球环境快速变化将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8]。

在人类活动深刻影响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早期地理与生态过程的相关研究表现出明显不足。在地理过程的描述中,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内容的分化[13],自然地理过程往往只考虑自然变化机理,而忽视人文因素的作用和动态过程。如早期的水文过程研究,虽然可以分析径流和输沙的动态变化,但是却往往难以揭示人类活动的影响效应。同时,在构建的地理过程模型中,也存在许多相互割裂的现象。如土壤侵蚀模型,其经验模型往往难以揭示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对土壤侵蚀过程的影响;而物理模型虽然能够反映出土壤流失的过程,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情景下土壤侵蚀的变化;但在实际应用中,却由于野外和实验获取的数据难以满足模型参数设置的要求、误差累积和不确定性增加等原因,而影响模型精度,限制土壤侵蚀模型的应用[14]。

在生态过程研究中,也多以自然生态变化的机理而展开。如植被空间格局变化研究仍然以顶级群落概念、群落格局演替gap理论和生命区划分体系为理论基础,难以解释由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的动态过程。如在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变化的动态描述中常以odum的生态系统演变规则(strategyofecosystemdevelopment)[15]为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生态系统应向热力学稳定态(homeostasis)演化;然而,生态系统很少达到稳定态,也不一定呈现向稳定态演替的趋势。生态系统对环境长期变化的适应性研究经常以tilman的资源竞争平衡理论为依据,但以此为基础的模型并不能现实地模拟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动态变化[16]。同时,由于大多数生态学理论是基于单个生境中小尺度上的研究发展起来的,而目前的环境问题具有大尺度的性质[17],所以,尺度问题业已成为现代生态过程研究的需求。

在全球环境变化驱动下,传统地理过程与生态过程的研究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地理—生态过程相关的国际重大科学计划相继启动。如从国际生物圈计划(ibp)到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再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到全球变化的人文影响计划(ihdp)等。纵观这些研究计划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可以发现地理过程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过程,生态过程的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生态系统内的动态与发展,注重人类活动影响,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正在成为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特点。

目前,地理过程的研究正经历着从自然向自然与人文结合方向发展,从无机向无机与有机结合方向发展,从单要素、单个过程的研究向多要素、多过程耦合与综合研究方向发展,从宏观到宏观与微观结合方向发展[3]。生态过程的研究也伴随着生态学的发展,表现出生态过程研究与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相结合,其研究对象从自然生态系统向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方向发展。研究方法从局部的、孤立的研究向整体的网络化研究发展,生态过程研究的时空尺度不断拓展,研究手段不断更新。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新的科学问题和研究领域正悄然凸现。

2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现代地理—生态过程强调人为因素在各种过程中的作用,强调人为因素作用下的地理—生态过程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强调地理—生态过程与全球变化之间的耦合作用以及可能引发的后果,强调地理—生态过程在土地退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利用现代手段进行定量化研究和过程模拟。在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所涉及的基本科学问题包括结构与过程、综合与集成两大方面,其研究重点则集中在尺度—结构—过程相互作用、自然—经济—社会相互联系、地貌—水文—生态过程相互耦合、地理—生态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相结合等领域。

2.1基本科学问题

2.1.1结构与过程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结构往往是指不同生态系统和景观单元的空间关系,如生态系统与景观单元的大小、形状、数量、类型及空间组合等。所涉及的过程包括自然过程(元素和水分的分布与迁移、物种的分布与迁徙、径流与侵蚀、能量的交换与转化等)和社会文化过程(交通、人口、文化的传播等)。目前,结构与过程研究的科学问题主要集中在结构、功能、动态、驱动力、过程、机制等几个方面。

(1)结构关于结构的研究,是重点探讨地表系统的要素组成和空间分布特征,如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组成和分布格局、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等。其中,如何有效刻画生态系统和景观单元的结构特征,构建具有生态学意义的格局指数是目前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现代信息技术为获取生态系统和景观类型空间分布的基础信息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深入分析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对于全面提升结构分析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2)功能系统的要素组成决定系统功能的发挥,功能是不同系统要素与结构的外在体现。功能的研究主要分析陆地表层系统的结构演变与过程动态所表现出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结构变迁与过程耦合下的资源环境效应等是目前功能研究的热点问题。

(3)动态动态变化是在结构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生态系统和景观单元等的变化规律和特征,解释结构发生怎样的变化、变化的地点以及变化的速度等问题。在动态变化的分析中,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对现状的分析;对未来变化的模拟。其中,采取何种方法或技术刻画动态变化的特征,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此外,在动态分析的研究中,对不同时期数据精度、分类系统等一致性的处理,往往是进行动态分析的先决条件。

(4)驱动力驱动力分析是在结构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生态系统和景观单元变化的原因和驱动机制,以期为预测结构变化方向和制定相应管理对策等服务。驱动力包括自然驱动因子和人为驱动因子两个方面,其中,自然驱动因子主要指对特定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起作用的自然因素,包括气候、地貌、水文、土壤和自然干扰等;人文驱动因子主要涉及到人口变化、技术进步、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文化价值观念改变等。在驱动力的分析中,重点探讨:驱动因子选择与关键因子甄别、驱动力分析方法确定、不同驱动因子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功能和效应等。

(5)过程陆地表层系统过程的研究内容涉及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等方面,其研究将朝微观深化和宏观综合两个方向发展,其关键在于系统中界面过程的综合研究[18],同时注重过程的格局分析[19]。目前,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水文循环过程与水量转化、流域系统中物质迁移过程、土壤侵蚀过程、土地系统演变过程、土壤—植物—大气连续系统过程、环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生物多样性变化过程、人文与文化过程等方面。

(6)机制旨在揭示结构与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机制的研究中,注重地理—生态过程与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系,重视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在揭示机制研究中的应用。模型作为地理—生态过程的定量表达,是探讨机制的重要途径,需要通过模型的手段开展机制的分析和情景预测研究。

2.1.2综合与集成综合是地理学的本质和存在依据,集成是综合的演进与升华[20]。在地理学研究中,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选择典型区域,针对主要问题开展综合

与集成研究。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也需要综合多种实验观测手段和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的要素集成、过程集成和区域集成。

(1)要素集成现代地理—生态过程受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将人类活动纳入地理—生态过程,对多种要素进行集成分析,对于揭示结构与过程的演

变规律与特征具有重要意义。在要素集成的研究中,要考虑自然社会经济要素的集成和

相互作用,也需要考虑要素的尺度效应。

(2)过程集成黄秉维先生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提出了综合研究地表物理过程、化学过程与生物过程的学术思想[21]。过程集成强调地球表层系统各个过程之间的相互关联,注重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耦合研究,强调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生态过程的综合研究,突出自然地理过程与生态过程的耦合研究等。在过程集成中,基于过程模型的模拟与预测研究是过程集成方法研究的重要内容。

(3)区域集成地球表层系统不仅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和地域分异规律,同时也是

一个多层等级系统,既有坡面—小流域—流域—区域—全球的不同尺度,也存在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区域—全球的多个层次。在地理—生态过程的区域集成研究中,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尺度地球表层过程的发生机理展开研究,更需要通过尺度效应分析和尺度转换(尺度上推与尺度下推),获知其他尺度的信息,开展多尺度研究,从而体现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在尺度效应分析与尺度转换中,需要注意特征尺度选择与尺度域划分、转换方法与模型构建、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的合理匹配、尺度转换结果的不确定性分析等问题。

此外,在综合与集成的研究中,也需要加强集成方法的拓展,发挥计算机技术、应用数学方法、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在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的作用,开展基于对过程理解和定量阐述的模型研究,如建立区域综合模型、多尺度地理—生态过程模型等。

2.2重点研究领域

2.2.1尺度—结构—过程相互作用“尺度—结构—过程”是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核心理念,结构影响过程,过程改变结构,尺度不同,结构与过程的关系也将有很大的差异。其中,结构是不同地理—生态过程与自然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地理—生态过程的变化与发展影响和改变着陆地表层系统结构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是各种地理—生态演变过程的瞬间表现。同时,结构能够从多个方面影响过程,如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能够影响局域地表温度、养分丰缺、生物种群或其他物质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景观要素的变化可以影响景观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等[22,23]。

结构、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其所依赖的尺度。地理—生态过程不同,其相应的尺度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就研究粒度而言,富营养化的研究往往在30m或更小粒度上展开,而森林砍伐的粒度则多在100m以上;就研究的幅度上,叶片的生理过程一般发生在平方毫米/平方厘米的空间尺度和秒/分钟的时间尺度上,而景观动态过程的研究则需要考察几百/几千平方公里的空间尺度和十年/百年的时间尺度[24]。结构与过程的关系会因研究尺度的不同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如在不同尺度上,土地利用结构与土壤养分、土壤水分、水土流失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4],中小尺度上的研究成果并不能满足大规模综合治理与开发的需求。

尺度—结构—过程的相互作用研究是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针对单一尺度分析结构与过程的作用机理;

(2)探讨不同尺度之间结构或过程变化的规律和特征,并分析其尺度效应;

(3)基于不同尺度结构与过程的作用关系和尺度效应分析结果,进行多尺度综合研究和尺度转换研究;

(4)探讨不同尺度划分体系(如时间尺度、空间尺度、过程尺度、观测尺度、模型尺度等)对结构、过程、结构与过程作用关系的影响效应;

(5)其他研究,如多尺度模型研究、尺度转换不确定性分析研究等。

2.2.2自然—经济—社会要素相互联系当代地理学作为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与关系及其时空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面向当前世界性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25]。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必然注重自然、经济、社会等多因素的综合研究,注重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关系[19]。

在自然—经济—社会要素相互联系的研究中,地理—生态过程重点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自然、经济、社会单一系统内部的要素、过程时空变化规律与特征;

(2)自然、经济、社会不同类型的要素、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理;

(3)自然、经济、社会不同系统之间多要素或过程之间的综合与集成;

(4)地表系统在自然、经济、社会共同作用下的变化规律与发展趋势;

(5)其他研究,如复合系统基础理论创新等。

2.2.3地貌—水文—生态过程相互耦合地貌过程、水文过程和生态过程是地理学、生态学研究的传统优势领域。在早期的研究中,往往关注单一过程的研究,而对两两过程或多种过程的综合研究不够。然而,多种过程的耦合作用机理往往是识别系统动态演变的关键所在。在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地貌过程—水文过程—生态过程的耦合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地貌过程—水文过程—生态过程的耦合研究重点关注地形发育、径流形成、污染物迁移、土地退化、生态系统调控等领域,其重点研究内容有:

(1)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生态—水文过程;

(2)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3)流域水、沙及化学物质迁移过程;

(4)其他研究,如耦合模型开发等。

2.2.4地理—生态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研究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并寻求解决其中关键问题的途径,为区域整治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是当代地理学和生态学服务社会的重要方面。目前急需解决的资源环境问题包括水资源供应危机、土地质量急剧下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灾害频发等问题,这些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往往和地理—生态过程的调控密切相关。探讨地理—生态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的关系是目前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方面。

地理—生态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研究的重点内容有:

(1)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全球变化;

(2)流域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及其资源、环境和灾害效应;

(3)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过程及生态环境效应;

(4)城市化过程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与效应;

(5)生态系统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6)地貌过程与灾害效应等。

3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3.1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发展趋势

现代地理—生态过程研究正跨越不同时空尺度,开展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从近期发展看,地理—生态过程研究具有以下明显的动态和趋势。

(1)系统化系统化是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方向。地理—生态过程是以系统论为基础,以陆地表层系统、环境系统、人地系统等为对象开展研究。在系统化研究中,需要探讨系统的内部要素与结构组成、系统层次与相互关联、系统动态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揭示全球变化背景下地理—生态过程与地表系统演变的作用关系,探求系统协调发展的机制与途径。

(2)综合性综合性是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特色。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综合研究中,不仅要在分析要素与要素关系、要素与过程关系、过程与过程关系的基础上开展要素综合和过程综合,也要在尺度效应分析和尺度转换的基础上开展区域综合研究。在区域综合研究中,不仅需要聚焦危机区、脆弱区或热点地区,针对独特区域开展独特问题的综合研究[26];同时也应具有全球化视角,开展跨国或全球尺度的研究。此外,也应注重总结性的综合研究[27],基于重要地理区域科学数据构建部级的地理科学基础平台,为进一步创新研究提供基础。

(3)交叉性地理—生态过程研究本身就属于学科交叉的范畴。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全球性问题重要性的日益突现,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交叉性特点将愈加明显,自然与人文的交叉、科学与技术的交叉、多学科交叉成为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不可逆转的趋势,地理学、生态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大气科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对于地球表层系统的共同关注,在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也为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机遇。

(4)应用性地理—生态过程的未来研究,将积极拓展科学研究的应用领域与范围,在环境与灾害管理、生态系统管理、国土综合整治、全球环境变化、土地退化防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应用研究,以满足国家需求,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

3.2地理—生态过程的重大研究论题

地理—生态过程作为当代地理学、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整合科技资源,针对以下领域和内容开展工作。

(1)地表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和生物流过程研究其中重点加强生态水文过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全球碳氮循环等研究;注重界面过程和不同类型过程的耦合;注重野外观测、试验分析、空间信息技术、数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

(2)地表环境变化的驱动力、过程和效应研究主要分析陆地表层系统、环境系统和人地系统演变的自然和社会经济驱动,分析不同结构和过程的时空变换特征,探讨不同变化情景下的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效应。

(3)区域综合和区域内异质性研究区域综合研究有待于加强区域综合实验研究、区域综合的方法与模型应用;同时针对区域内的时空变异,开展区域内景观多样性与异质性、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研究。

(4)尺度推绎与转换尺度问题是地理—生态过程研究中极富有挑战性的课题。针对不同的尺度划分体系(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区域、全球;坡面、集水区、流域、区域、全球),开展尺度推绎与转换的理论基础研究和区域实验研究,发展尺度推绎与尺度转换的方法和模型。

(5)地理学的整体性研究整体性是地理学的特色,在当前环境变化研究中,基于系统分析的整体性研究愈加重要[19]。目前,地理学的整体性研究亟需加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融合,注重环境变化与规划、土地利用变化与规划、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突出人类活动对环境和过程的影响,探讨模型模拟研究在地表系统整体性中的作用。

(6)方法论创新方法论创新是推动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途径。需要加强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在地理系统研究中的应用,开发研制或发展地理过程模型、多尺度综合模型等,加强模型的有效性检验与验证。

(7)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应用在地理—生态过程的理论与创新的基础上,积极加强应用研究,其中重点加强的领域有:水循环与水资源、地貌过程与工程和灾害防治、气候变化及其效应、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恢复和保护、土地退化过程与治理、人地相互作用过程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球变化的区域适应研究等。

3.3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几点建议

我国在地理—生态过程这一领域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进展。但是,与国际相关研究的发展相比,我们还有明显差距。为了更好地开展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服务于学科发展与国家需求,在未来研究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加强观测、实验、调查与模拟获取数据是开展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长期野外观测与研究台站网络,为监测我国资源环境动态、推动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发展、服务于国家需求和政府决策提供丰富的数据基础。然而,很多研究还缺少第一手的观察与监测数据。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加强观测、实验和野外调查,注重数据监测的长期性、监测手段与方法的一致性。同时,加强地理—生态过程的模拟研究,发展基于观测的过程模拟模型。

(2)加强遥感与野外观测的结合遥感手段是目前快速获取地表信息,开展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时间分辨率与空间分辨率的限制,遥感数据的解译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在基于遥感手段开展野外调研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加强野外的同步观测,将遥感调查结果和野外观测数据相结合,提高地理—生态过程研究的准确性。

(3)加强区域综合和全球研究在我国目前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区域的综合研究已有较多的案例,但是缺乏基础理论创新,多尺度综合研究的内容也并不多见;同时,在地理—生态过程领域,我国具有全球性视野的研究非常匮乏。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要关注全球的问题,积极开展跨国或全球尺度的研究。

(4)加强学科交叉,特别是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8]。然而,从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情况可以看出地理学者有意开展交叉研究的项目比例较低[29],地理学家们对于自然与人文的综合研究相对薄弱,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家需求。因而,在今后的研究中,亟需加强学科交叉,将其他学科,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地理—生态过程的研究中,以期取得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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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态度篇3

(一)高等教育生态过程研究

1.教育资源的生态学研究由于高等教育出现严重的不公平问题,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难点问题。这些学者大多借鉴生态位的概念,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在外部环境中区域分布不均,中观环境中出现教育层次、教学类型高度重叠和空场,内部环境中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重构政府、社会、高校之间的关系。学者邢运凯通过对高等教育生态位的研究中,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当下出现生态位高度重叠的情况,出现教育类型、教育层次、区域覆盖等生态位高度重叠现象。并探索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办学自主性较差,政府的权力过大等诸多矛盾是高等教育生态位高度重叠的根本原因。朱振林不仅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生态位重叠,辩证地分析高等教育中存在大量的生态位空场。一是区域空场,大量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在东中部发达地区;二是层次空场,高职院校较少且覆盖区域狭窄,三是行业空场,高校大规模的合并和综合化,缺乏行业特色的高校。认为解决资源配置问题首先是要调整政府管理高校在资源配置、评价方式、权力分配的模式。其次就是对高校在专业、区域、层次上进行合理布局。赵书山则是从资源配置失衡来解读高等教育生态学现象。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存在主客体失衡,资源配置过程、资源配置方式失衡等现象。

2.人才培养的生态学研究通过国内学者对人才培养的生态学研究成果的归纳、分析,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1)关于创业教育的生态学研究创业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一个关键部分,随着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创业教育成为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创业教育生态学研究中,如何构建良好的创业教育体系的相关研究不胜枚举,国内的研究成果很多。综合而言,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视角:其一,有部分学者借鉴国外的创业教育经验,以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刘振亚通过对中美高校创业教育生态化培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中国高校创业生态系统中存在国家支持大学生创业政策少,对创业教育认识不足,创业课程少、社会和政府对创业资金资助缺乏、大学生创业实践科技含量低和时间短、创业积极性弱。并结合美国创业教育经验提出培养合格师资、构建良性高校创业生态系统、整合资金和资源、制定创业鼓励政策等建议。其二,以实证视角进行研究。如,陈少雄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创业教育主体中内部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各环境因子及其相互关系、创业教育主体与各环节因子之间的关系。构建出大学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培育策略。

(2)关于学科发展的研究胡春蕾、黄文龙以生态学视角对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进行解读,认为学科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学科生态承载力,主要包括学科自我引导能力、学科资源、学科竞争力三要素。这三要素的能力越强,学科生态承载力就越强。并对三要素的发展走向提出建议,分享决策与包容共治是学科自我引导能力有效提升的途径;结构优化和质量先行是学科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多科综合与均衡发展是长期形成学科竞争力的方法。

(3)关于教师教育的研究教师教育作为教育生态发展的主体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人才培养研究的内容之一。于海洪以生态哲学的视角阐述了当下教师教育的困境———教育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学术性与师范性对立等问题。强调应优化“教师教育生态环境”,打破学术与教学的樊篱,构建“四位一体的”教师教育途径。马瑞娟认为影响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生态环境的主要有外部环境中的自然生存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以及内部生态环境中的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知识限度、教学方法等生态因子。

3.学术生态的研究随着我国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关于如何治理学术生态环境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学术角度对高校学术生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关于“学术生态”这一概念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主要有以下两种理解:

(1)环境观。李中赋认为学术生态环境是一个由思想、知识和信息的交换,还有评价体系、学术制度、科研条件与其他因素组成的整体环境。

(2)现象观。栗明伟把当下大学学术界存在的“学术腐败、学术失范”等学术现象称作“学术生态”。通过对于大学学术生态文献的分析归纳,目前对于学术生态的研究就是关于大学学术生态危机的研究,王全林、程东峰认为一是高校追求学术数量而放弃质量,存在学术评价量化;二是由于高校内部行政权力过于强势,学术权力被行政权力所左右;三是学术过于功利化。宋燕、张应强认为我国大学教学学术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面临诸多制度障碍。强调既要构建支持教学学术的外在制度,也要确立教学学术的使命和理念。

(二)高等教育生态策略研究

关于如何促进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发展,国内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建议:第一,大多数学者强调,首先从宏观上构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体系。杨彩玲在《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生态化趋向的策略分析》中提到,强化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生态理念,突破生态理论与生态实践相结合,倡导高等教育生态化经营、确保生态化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生态体系。第二,由于高等教育生态位的错位发展,部分学者强调高等教育资源应该合理配置。彭福扬、邱跃华《生态化理念与高等教育生态化发展》中指出,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分布上、类别层次上、学科结构上必须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调节等作用进行优化调整。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学者邢运凯。黄志勇《生态管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发展的新境界》一文中在宏观配置上,强调有关资源配置中的政府、社会、高校等职能分布、权责明晰等问题。而陈雯兰、邢运凯《高等教育生态发展的路径分析与设计》则从微观上解读高校内部权力结构配置,认为应该将高校权力下放,尊重学术权力,弱化行政权力。第三,针对如何缓解目前高校存在的学术生态危机现状,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制度层面改善学术生态。以促进大学学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建立健全的大学保障制度。杨蕊提到重构尊重教师学术权力的保障制度、完善教师人事制度,建立大学的流动机制(即大学师生与学校之间进行双向选择、自主选择的流动机制)。

二、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以上国内对高等教育生态的文献研究,可以看出,有关高等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采用不同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生态学,探讨了当下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分析了在教育生态系统中高等教育存在的诸多现象;比较了不同视角下高等教育生态学发展方向和路径,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一)综合研究不够高等教育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结构交错、内容复杂的生态系统,因子之间相互关系不可忽视。现有文献大多是以高校内部某一生态因子为研究对象,缺乏对因子之间建构有效联系和相互关系的综合研究。再者,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属于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当前过多集中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内部环境的研究,缺乏内外部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探索。

(二)研究方法有限除个别学者运用了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对高等教育生态学发展中创业教育发展开展研究之外,其他学者都基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缺乏数据支撑,更难以找到质化研究的踪影。例如,在论述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过程研究中,对教师教育生态发展以及学术生态研究仅限于对当下现象描述分析,教师教育发展的主体诉求并未通过量化与质化研究进行深入剖析。

(三)研究对象单一在有关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多数集中于国内高校内部生态环境中部分生态因子的研究,全面性还不够。例如,仅有的文本中,以教育生态学视角下的研究主体对象,大多数是以国内高校本科教育为中心所展开的研究,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日新月异地发展趋势下,忽视了研究生和留学生教育的研究。

三、高等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展望

科学研究的态度篇4

[关键词]在读研究生;本科生;体育态度;体育行为:体育意识

[中国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13-0011-04

[作者简介]杨枝创(1975―),男,广西玉林人,广西财经学院体育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论。

高校体育是培养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和终身健身意识的关键时期,因此,调查高校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体育现状,比较他们的体育态度、意识和行为,并从中探索出某些规律,对促进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广西8所高校在校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在校在读研究生、本科生的体育态度、行为和意识进行分类并制定相应的调查表。

2.问卷调查法

为获取在校在读研究生、本科生的体育态度、行为和意识的原始资料,对部分学生进行访谈,根据原始资料拟定了20多个条目共3个主要部分的调查表,并进行了信度检验。共发放问卷1280份,其中研究生480份,回收有效问卷433份(男生253份,女生180份),有效回收率为90.2%;本科生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41份(男生412份,女生329份),有效回收率92.6%。

3.数理统计法

将所得数据和信息归类整理并运用计算机进行数据统计处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体育态度

体育态度是情感、认知、行为三种成分的综合体,是基于人的身心发育和知识积累而形成并发展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态度形成的程序与个人社会化的程序是同步的,态度形成与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1体育态度是指个体对体育活动所持有的评价、体验和行为倾向的综合表现,其中情感是体育态度的核心。2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体育态度是在多年的学校教育和家庭体育氛围影响下逐步形成的。从情感因素看,在校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体育态度呈良好的积极态度,虽然他们在潜在意识中对体育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他们均对体育锻炼的价值有比较清晰的认知(见表1、表2),表现为对体育运动有较高的兴趣爱好,并有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意向。另外,分别有86.2%和93.1%的在校在读研究生和本科生均认同“终身体育”之说,认可开展全民健身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高校本科生的体育人口(国内外一致界定:3次/周以上,30min/次以上的体育活动)占被调查人数的50.3%,研究生为32.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体育人口(70%左右)。数据显示,广西高校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体育行为表现均不理想,特别是在校研究生。这不仅说明广西在校研究生缺乏体育行为且效率低下,也说明研究生缺乏体育锻炼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势必将会对研究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研究生和本科生均把健身强体作为体育锻炼的首要目的,其后的排序则出现不一致性,这可能与在校研究生、本科生的需求有关。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无论是在校研究生还是本科生,他们对体育的价值和功能及对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有较为正确的认识,这是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因素。但也有不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本科生主要表现在缺少场地、器材,研究生主要表现在学习时间紧。因此,高校应认真关注学生体育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动机,积极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积极帮助在校研究生采取相应措施克服不利因素,使其接近或达到预期的体育目的。

通过表5可以看出,在校本科生选择体育锻炼项目的排序依次为:篮球、田径(跑步)、足球(男)、排球、羽毛球、游泳、乒乓球、武术;在校研究生的排序为:羽毛球、田径(跑步)、乒乓球、游泳、排球、篮球、足球、武术。值得一提的是,无论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均把具有较高锻炼价值的田径(跑步)排在习惯性体育行为的第二位。通过调查、访问得知,并不是学生喜欢,而是可供学生进行锻炼的条件不足所致,这显然是学生一种既实际而又无奈的选择。

(三)体育意识

大学生体育意识是指在高等学校的限定体育教育条件下,大学生对体育及其内涵的认识、理解,能够自觉地运用所学到的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去参与体育锻炼,在锻炼中产生积极正确的情感体验,并能够将其延续终身。4调查表明,广西高校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的体育意识存在较显著差异,本科生的体育意识优于研究生。

调查发现:广西部分高校为研究生开设了单项俱乐部形式的体育选修课,研究生的参与热情很高,这说明研究生对体育锻炼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只是学校缺乏正确引导和支持。在调查采用何种方式进行体育锻炼时,研究生的排序为体育课、自己锻炼和各种单项体育俱乐部,本科生的排序为体育课、单项俱乐部形式和自己锻炼,这说明两者都希望在一定的体育氛围由教师开展组织和指导。

(四)影响因素

本科生将缺乏必要的场地和器材视为影响体育活动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学习紧张。这说明学校的体育设施滞后于学校教育规模的发展,高校不仅要完善体育设施,还应科学管理有限的体育设施,以满足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的需要。

研究生认为影响其体育活动的因素主要有:第一,学习任务重,时间缺乏保证。调查显示,76.5%的研究生每天的学习时间在10小时以上,他们的实验和实习工作量大,无法保证体育锻炼时间。第二,缺乏一定的组织管理。研究生对体育与健康的认识不够深入,加上自身的惰性,难以养成持之以恒的锻炼习惯,因此需要一定的行政措施加以督促和管理。第三,缺少特定的环境氛围。研究生的活动方式多以个体为主,集体观念相对比较淡薄,缺少群体体育锻炼的氛围。

三、结论与建议

广西高校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对体育锻炼的功能和意义具有较明确的认识,体育态度呈现出积极态度,但两者仍有一定差异。首先,本科生体育人口高于研究生。本科生体育人口高于全国体育人口平均数的37%,研究生则低于这一平均数,而研究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和频数都不够,参与意识不强,体育行为缺乏严重。其次,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体育态度与体育行为呈现出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校研究生的体育态度与体育行为严重失调,他们的体育态度较好但体育行为不够理想,其体育动机呈社会化倾向,主要动机为健身、娱乐性。

因此,高校相关部门应重视在校研究生的体育工作,尽可能以单项俱乐部形式开设体育课,并正式将其纳入研究生人才培养计划,为研究生创造一种良好的体育环境和氛围,旨在培养、提高研究生的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另外,高校体育工作者应加强研究、探索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体育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使体育态度与行为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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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态度篇5

从历史上看,教学与科研成为高等教育的两大任务主要是近代的事情,但直到今天,二者的重要性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一些讨论仍在进行。有人认为教学是重要的,没有教学就没有高等教育的基础;有人认为科研是重要的,没有科研就没有高等教育的创新;也有人认为二者都重要,在高校里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虽然人们一再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但目前许多学校在科研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上往往是大于教学的。

应当承认,许多学校强调科研的重要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学校科研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学校学术地位的高低。同时,科研对教学的重要影响是显性的。许多最新的科研成果可以充实到教学中来,促进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和学生心智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教学对科研的影响。如从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的相关文献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有大量的关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研究论文,但有关教学对科研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认识还是不全面的,把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人为地割裂了。

在高校,由于教学工作是教育的重要基础,许多新入职的教师也是通过教学,特别是通过对教学问题的关注逐步走向科研的。因此,从教学的角度来认识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以及教学的科研特征,对于新人职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有帮助的。

二、对教学过程中教学行为的分析

研究教学对科研的影响,需要我们对教学过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精心安排下,通过设置一定情境,实施一定的教学行为,与学生共同参与和完成教学任务的过程。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应当包括教师、学生、教科书,以及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行为的相互影响等基本因素。由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认识教学过程中的教学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来说,教学行为可以分为消极的教学行为和积极的教学行为。从性质上看,二者是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主要对消极的教学行为进行分析。消极的教学行为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中不是以科学的精神、态度和方法来解决教学过程时所出现的问题,而是采取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教学内容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在教学准备中,教育者没有充分理解教材或解读教材,也没有在理解教材的基础上参考更多的相关书目。备课中大量地复制他人或已有的观点,不加分析地把这些观点直接变成自己的教学内容或观点。同时,没有根据某一学科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需要适当调整和使用这些内容,使资料使用和教学需要之间缺乏必要的内在联系。

二是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往往以一本教材为依据,缺乏其他的资料或教材作为参照或有意进行比较。教学主要以教材为主,成为一个为讲教材而进行教和学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以教育者讲授为主,缺乏师生课堂的互动,缺乏课堂上的问题讨论和师生的思想交锋,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教学成为一个传授知识的过程。

三是在教学结束后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和练习中,往往布置一些可以在教材上能够找到答案或不需多动脑思考的问题。使学生的思维水平处于一种低层次或惰性的状态,缺乏对课堂所学习的知识或问题进行延展性的思考和探究。即使通过网络提供与学生课下交流的平台,但学生提出的基本上都是围绕“是什么”的问题,学生缺乏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主动认知和探究。

当然,消极的教学也可以完成教学任务,但是它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因为它使教学过程成为一种双方被动的过程,不仅窄化了教师的思维,限制了教师的学术视野,也缺乏对学生思维发展的进一步刺激和认知水平的挑战,没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的发展成为一个被动依赖、失去自主的过程。

三、消极教学行为对科研的影响

应当指出,消极的教学行为不仅对教学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也对科研有较大的消极作用。其表现是,由于教育者以一种非科学的态度和行为对待教学,结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教育者又可能以这种非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科研。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在教育者方面,受消极教学行为的影响,教师难以形成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限制了对科研的进一步认识和追求。

如在研究资料的收集和使用上,往往简单地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用,缺乏对别人观点的认真解读和思考。在资料的使用上,往往资料是资料,写作是写作,二者联系不够。即使有一定的文献分析,也多是文献的堆积,不能够将其很好地运用在研究中。

在研究过程中,问题意识比较弱。对一个问题的研究,缺乏对前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的介绍;对于要研究的问题,缺乏必要的分析,如别人是如何研究的,有哪些观点,是在什么时间提出的,你的研究与别人的研究又有什么不同,研究方法和视角有什么区别,等等,都缺乏深入的思考。在研究过程中,往往习惯于低水平的、重复性的研究,研究成果多是别人观点的堆积。研究缺少注释和引文,很难看出自己观点与别人观点的区别。而更为危险的是,在研究中,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常常不加分析地把别人的观点变成自己的观点,缺乏对别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和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对于别人的研究成果分析不够,缺乏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

在研究的成果上,缺乏长期的知识积累和科研储备,难以形成对一个问题的长期的研究和深刻认识。研究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过多追求短期效益,成果的形成往往与一个时期的工作需要有关,工作结束了,也就失去了继续研究的动力。

二是从学习者方面看,受消极教学行为的影响,模糊了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认识,限制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发展。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学生论文或作业的写作。一般来说,学生的论文或作业体现了他们对科研的一种态度和追求,这是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基础训练和基本功。但在消极教学行为影响下,学生的论文的写作也缺乏科学的态度和精神。表现为,研究的题目比较空泛,缺乏与学科现状或实际的联系;选择题目时不考虑别人的研究成果,很少有意识去查找别人的相关研究资料,并借助别人的研究成果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研究的问题比较大,不能够把大的问题进行分解化小,进行细致和深入的研究;研究中缺乏对新观点的追求和探索,思想和观点比较保守,缺乏科学探索和求新的精神。一般来说,高校的教学主要有三个任务,一是把学科最基本的知识教给学生;二是把学科最新的知识教给学生;三是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研究问题的能力。这三个任务其实可以理解为教学的三个层次,在教学中传授知识应该是初级的层次;而把学科的最新知识教给学生就需要教师能够把握学科最新的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中级的层次。如果教学仅仅局限于教学的初级和中级层次,教师

从来不从事研究,或者不会进行研究,教学就是教学,教学与研究脱节,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形成,或者说达到教学的第三个层次只能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生活是科研生活的预备,是为进一步的科研工作打基础。另外,教学的这三个任务也可以看做是研究的三种能力。研究首先需要基础知识;其次要把握最新最前沿的知识;最后要有研究问题的能力。教学是提供这三方面能力的重要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三个层次中,教师的引导和双方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与学生平等的相互质疑和探究,可以使学生较早地进入研究领域,一步步达到不同的层次,推动对问题的不断思考和解决。教学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挑战的过程。这一过程无论对于教学和科研,对于教师和学生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四、对消极教学行为成因的探究

消极教学行为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教学过程缺乏科学的认识,教学还留有明显的传统教育的印记。受传统教育影响,在教学过程中,人们往往把教学看做是传授已有知识的过程。教师教得多,学生就学得多;教师教得少,学生就学得少。知识传授的多少成为衡量教学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标准。对此,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传统教学是以学生获得已有知识为主要目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多半是运用已有知识的能手,但常缺乏开拓新领域的能力。在现代教学中,知识传授是必要的,但它只是教学的基础,只是教学的初级层次。教学过程应该是通过师生的互动完成的,不仅使学生形成灵活处理和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将激发教师不断进行探索,挑战自己,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二是对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过去总是以为科研与教学属于不同的领域,没有多少联系;如果有,也只是把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中,教学主要是获得已有知识的过程,很难说教学对科研有什么影响。这一观点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从对教学行为的分析来看,教学也是一个有挑战性和需要研究的领域。不仅科研对教学有影响,教学对科研也有影响。教学对科研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如何对待知识、如何对待师生关系、如何对待未知领域等问题表现出来的。

三是对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传统教学的师生观往往把教师看做是教学的主导,认为教学中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教师发动或推动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被动的和消极的。教学往往成为教师向学生单向传授或机械灌输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往往认为教师传授的知识是正确无误的,学生只有接受的义务,没有质疑的权利;知识只有讲授的需要,没有讨论的必要。这些都是不利于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形成的。教学与科研一样都是一个需要探究的过程。特别是在现代的多元社会,知识的不确定性和问题的多解性,要求教学过程不能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过程,才能使师生双方都保持一个探究的状态,使师生能够为不断解决问题而兴奋和激动。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教学,与教师一样保持兴奋的状态,是现代教学的需要,也是现代新型师生关系的需要。

科学研究的态度篇6

教育不能在“象牙塔”中进行,它既要适应社会发展又要引领社会发展。在理论的万花筒中,探求最贴近教育形态的思维模式,以形成扎根性教育理论,是教育理论发展最本真的诉求。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自然、社会与教育生态危机的凸显,生态学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彰显。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生态问题,这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明智选择。“可以说,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①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许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的形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a.克雷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态学(ecologyofeducation)”一词,并列专章进行讨论;20世纪60年代,阿什比用生态学诠释大学,用生命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突变说”、“遗传环境论”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论;1977年,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出版了《学校生态学》,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为主旨;华盛顿大学古德莱德主编的美国教育协会第86期年鉴的主题为“学校革新的生态学”;斯坦福大学的艾斯纳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教育改革与学校教育生态学》;波特兰州立大学的鲍尔斯教授等人则多年来坚持研究生态危机给文化、学校的教学、课程等带来的影响;美国加州成立了伯克利生态学方法读写学习研究中心,并将生态学原则解释为“对于所有有机体和系统的发展提供活力的引导原则”,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研究的“生态潮”现象有增无减,近几年更为兴盛。

目前,已出版关于教育生态的专著7部,发表关于教育生态的研究论文2878篇。这些论著涉及到教育的宏观研究(教育理念、教育环境、学校制度等)和微观研究(大学学术、课堂教学、课程和教学环境等)。当我们领略教育生态研究的进展时,似乎省察出其逻辑架构上的问题:中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还刚刚起步,人们忙于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对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上,忙于确定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忙于使教育生态学真正成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生态学对于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研究的适切性确证。这个问题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回答清楚,那么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化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之外,独辟蹊径的生态学研究将会是多余的;如果这种适切性被确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分析视角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生态”、“生态学”、“生态观”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学科体系即概念体系,因此,学科话语是在理解概念及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后的准确表达,“理解一个概念,把握表达这个概念的词的含义,至少应了解支配着这些词的使用的规则,从而把握这个概念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②论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首先就要理解和把握“生态学”的词义及其使用规则。“生态学”(ecology)一词由希腊文oikos衍生而来,oikos的意思是“住所”、“家务”或“生活所在地”,可以用“eco”表示,而“Logos”则是表示学科及理性之意,后来演变成为“ecology”。“生态就像一个家,家是什么?实际上,家始终不可能只是一套房子、几件家具摆设或者纯粹的人口数量总和,显然,家应该首先是一种关系复合体,蕴涵着深厚的并且难以被我们作知性认识的关系结构。”③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并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整体与其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的一门科学。

从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Community)、“生态系统”(ecosystem)和“整体”(Holism)。虽然“生态学”一词出现较早,但它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还是20世纪初的事。生态学是在多学科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综合的产物,是交叉学科的一个重要门类———综合性学科的典型代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在其早期的研究过程中就显示了宏大的综合特征。它既包含了众多学科的内容,又与一些基础学科交叉,同时还大量运用物理、化学、生理、气象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明确将有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并引入热力学的能量循环思想对生态系统进行研究。继他之后,美国学者林德曼提出了营养级位生态金字塔学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旧三论”和“新三论”等系统科学思想,使其理论更趋合理与完善。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浅层到深层,从以研究生物为主体,以个体、种群、群落为重心的自然科学到以研究人类为主体,以生态系统为重心,并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以探讨和研究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的方向发展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而转变的基础是自然与社会(包括人)有着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理。

有学者认为,目前已经被普遍使用的“生态”概念,一般都具有两种词性。一是作为形容词的“生态”,主要指有利于生物体生存的、对一切生命持续存在有所帮助的,如在生态农业、生态食品、生态住宅、生态社区等词语中,“生态”即指“生态的”。二是作为名词的“生态”,指环境总体以及包括人在内的物与物的相互关系,如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行政生态、文化生态、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等词语中,“生态”即指一种利生性的总体关联。作为现代汉语的“生态”,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与生存、生命、生产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具有总体性、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指称。④由此可见,生态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的观点、有机的观点、自组织的观点、内在关联的观点,它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会看做是鲜活的生命体。而生命的重要特性就是有机性,有机性的本质就是内在的关联,“生命有机性”是生态合理性的首要原则。

三、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

现代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其发展呈现开放、渗透、融合、共生等特点。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许多教育问题和现象,如教育公平、学校职能、学校效能、教师专业发展、素质教育等,很难用一元的、单向度的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进行满意的解释,也难以用单一的因果关系或矛盾关系的原则进行恰当的解决。论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需探讨理论的适切性、实践的适切性和方法论的适切性等三方面的课题。理论的适切性,即在学科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和确证揭示自然之生态规律的原则与揭示人类之教育规律的原则的价值适切性和现实适切性;实践的适切性,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建立创新型国家等),如何构建和确证教育与生态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适切性;方法论的适切性,即面对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面对世界教育的巨大发展,面对“知识本位”与“关系本位”,“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合理性方法的艰难选择,面对从“冲突论”向以“和谐论”为哲学基础的教育理论发展,当代中国的教育应建构怎样的价值观,教育研究应实现怎样的方法论超越。

在这三个课题的研究中,方法论的适切性往往是前提性的,因为“方法论研究是应人类认识发展需要新的认识方式而产生的”,⑤方法论的适切,是夯实教育理论之基的关键,它为理论的适切性和实践的适切性提供了必要条件。生态方法论之精髓在于“整体关联”和“动态平衡”,在此,笔者将生态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通称为“生态学原则”。揭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可从下表中得到说明。表中生命的和社会的生态原则分别引用美国学者卡普拉和兰伯特的描述,⑥并略做修改而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教育的生态学原则进行阐释、比较,可以看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

四、生态学研究教育的方法与视角

普通生态学认为,指导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层次观。生命物质有从分子到细胞、器官、机体、种群、群落等不同的结构层次。生态学是研究机体层次以上的宏观层次。第二,整体论。每一高级层次都有其下级层次所不具有的某些整体特性,这些特性不是低层次单元特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低层次单元基础上重新组建时出现的整体涌现性。整体论要求始终把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注意其整体的生态特征。第三,系统学说。在生态学中,系统观点与整体论和层次观是不可分割的。生物的不同层次既是一个生态整体,也是一个系统。第四,协同进化说。在自然界中,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特性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⑦

由此,指导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可归纳为系统观、平衡观、动态观和整体观四个方面。而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则主要有实地观测、受控实验以及生态学的综合等方法。实地观测指在自然界原生境对生物与环境关系的考察,包括野外考察、定位观测和原地实验;受控实验指在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受控生态实验系统中,研究单项或多项因子相互作用及其对种群或群落影响的方法技术;生态学的综合方法指对原地观测或受控生态实验的大量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归纳分析,表达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的种种相互关系,反映客观生态规律性的方法技术,包括资料的归纳和分析、生态学的数值分类和排序以及生态模型与模拟。显然,这三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教育学科的研究中具有通约性。除了上述具体方法外,生态学研究教育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作为跨学科研究,教育生态学的分析视角(i),既包括普通生态学的某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研究视角的“集合”(a),也包括教育学的某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特定的研究视角的“集合”(B),即它是两者研究视角“集合”的“并集”。也就是说,针对教育问题的研究,生态学研究教育的分析视角可用i=a∪B表示。

由于概念和范畴是人们在一定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事物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一定时期内也能体现事物的基本规律,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使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需要不断拓展,因此,研究视角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变化和丰富。固定不变和不断发展相统一是正确理解“研究视角”的前提。结合生态学、教育学等学科特性,笔者认为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的分析视角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主体与环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按照主体基本特征(选择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的作用取向及标准,去认识、整理、要求教育活动和现象。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把发展性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本位。环境的分析视角是按照联系的、优化的、整体涌现性的假设或模式去认识教育活动和现象。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教育活动与条件之间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以环境为本位,把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

2.遗传与变异。遗传与变异是知识传承和知识创造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与本位,与上述分析视角相比,遗传与变异的分析视角属于教育生态学特有的一对分析视角。遗传的分析视角,是指按照事物的“基因”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和法则去认识、整理各教育现象和问题。因此,教育活动只有坚守教育品性,才能成其为教育。变异的分析视角,是指按照适应变化、发展求新的观点或标准去认识、整理和评价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也就是说,它从变异的角度赋予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意义和价值,并对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定位。由此,对教育创新的现象和问题,其赋予的是意义和价值的优先性。

科学研究的态度篇7

水文学与湖泊学水文学是研究地球各种水体的形成与运动规律、地理分布的科学,基本内容是地球上的水分循环及水量平衡[1].流域作为水文学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流域的水资源形成演变规律及其开发利用条件对流域地理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有综合影响.因此,水文学特别是水资源的评价、规划、开发、利用、管理、保护、配置、调控有关的理论、应用技术与方法和水资源及水环境承载能力等有关内容对于流域地理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湖泊学研究[3]的是陆地水体,强调物理环境.早期湖泊学研究致力于湖泊分类,强调湖泊的物理性状而非生物学特性,稍后一些湖沼学家从流域角度认识湖泊,并认为其是研究内陆水体生物生产力和决定生产力所有影响因素的科学分支,未来仍将主要围绕水域生产力、水产资源开发和管理以及水域环境保护等重要议题进行.作为流域重要组成部分的湖泊,必将是流域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生态学[4]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其研究方法经过描述——实验——物质定量三个阶段.流域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早期生态系统研究致力于发展一种详尽的、综合性的针对具体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的研究,着眼于具体的小流域是怎样工作的,要求提供生态系统参数的信息并对生态系统进行实验性管理.现有研究从生态系统这一层次对其整体结构、功能和动态等基础研究并不深入,导致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预测和调控存在困难.从全世界来看,如何优化管理自然生态系统这一问题的研究进展是缓慢的.因此,关于生态系统整体结构、功能及调控机理的研究,仍是当前生态系统研究的重点.而流域作为生态系统,自然着眼于水-陆的相互作用,尤其是流域内不同生态系统之间信息、能量、物质的变动规律及流域内不同景观(高地、沿岸带、水体)间的上述关系.有着明确边界的流域,流域地理学需要将两种(淡水和陆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研究相结合,或是其中一种向另一种的拓展.环境科学[5]是一门研究环境物理、化学、生物三个部分,尤其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寻求人类社会与环境协同演化、持续发展途径与方法的科学.就世界范围来说,环境科学成为一门科学还是近20~30年的事情.环境保护是当今世界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是科学技术领域里重大的研究课题.环境科学是在现代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流域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环境效应与环境响应,因此,环境科学是流域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借鉴的基础.地理学与区域科学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地域分异和人地关系的科学[6].它所面对的是复杂的地球表层系统,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与人类圈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是各种自然现象、人文现象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系统.现代地理学发展和继承了近代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性思想与观念,已经形成涵盖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理信息科学等众多分支的科学体系.流域自古以来便是集聚人口、城镇、经济活动的重要区域,而今全球大河流域仍然是地球表层人口-经济-城镇最为密集的区域.流域的资源、环境和发展需要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命题,如流域水资源的评价、规划、开发、利用、管理、保护、配置、调控有关的理论、应用技术与方法的研究等.区域科学[7]将区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社会、经济综合体)进行研究的科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分布、区域矛盾和区域分异规律.它以区域为对象,将具体地域分为均质区域、节点区域和区域系统表象的依赖于空间的经济体,且经济体是具有资源——环境结构、人口经济结构、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地缘结构的地理单元抽象.2000年以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将其传统的资助领域geography更改为geographyandregionalscience,确定了区域科学与地理学的互补关系和作为一个科学门类的主体地位.区域科学创始人的walterisard说:“作为一门科学的区域科学,关心的是用各种各样的解析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区域内或空间范围内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细致耐心的研究”.由此可知,区域科学对于流域的经济社会分析、空间结构、流域进化、流域开发与治理政策及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流域开发与管理流域开发,既是人类对流域资源认识与利用的过程,又是流域人工化的过程.流域开发始于流域的水资源利用,尤其是作为生命之水和动力之水的利用,由此形成了流域规划与管理.流域规划起源于1933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Valleyauthority,tVa)制定了完整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计划,并成为典范.随后,国外许多大河流域都开始了相关开发与治理规划,绝大多数工作着眼于流域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以及遭到破坏的流域生态恢复和实现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并且已认识到流域规划是自然、经济、社会多因素和多目标综合性区域开发,是国土综合开发与规划的一个环节,提出了流域综合开发模式、以水资源为中心的开发模式、环境整治开发模式三种模式.而国内学者对流域开发与规划的关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初期关注流域旱灾与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治理;改革开放前重点关注流域水能、矿产开发和流域水资源跨地区平衡;改革开放后重点关注以流域上中下游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为中心的综合规划,初步提出流域综合规划“点-轴-面”模式.近年来,随着南水北调和西电东输工程的开建,流域综合规划又成为研究热点,如关注西北干旱区域的流域产业布局、侧重三峡、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对水源地生态安全与产业综合发展、侧重新型产业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流域产业发展[8].流域管理是指以流域为单位,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调配进行的综合管理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而联合国粮农组织林业委员会根据当今全球各国实践认为当前流域管理的主要任务[9]:1)注意合理利用山区土地资源,推广多种经营的体制,用经济手段鼓励水土保持工作;2)提高流域管理的技术水平,实现施工机械化,降低治理成本;3)注意分析流域管理的经济效益,加强规划技术的研究和国际间技术合作与交流;4)研究流域管理的法规与管理体制,加强流域管理的人才培训工作;5)注意大流域治理战略研究,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迫切需要制定大河流域管理的中长期规划;6)加强流域管理科学研究.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本学科知识的丰富,流域开发或管理现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水土保持,也更侧重于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流域上中下游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10].2.5流域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流域地理学的思想早已存在,现在作为一门学科提出尽管不十分成熟,但此尝试有意针对流域实践的上述问题去尝试并积累资料;另外流域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地理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相结合最适宜的“实验地”,尤其是综合研究陆地与水域相互作用的地球表层系统.上述学科中,水文学值得参考的是其研究方法或手段,用其或改进其方法有利于获取流域的基本资料;湖泊学可以看成流域地理学的主要来源,因为水既是流域的“驱动因子”,也是最终的“受害者”.流域由不同的水、陆生态系统组成,但对水的研究是对流域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系统生态学提供了一种研究思想和操作思路,景观生态学提供了大尺度的流域研究思互作用提供了物质流、能量流的研究方法与战略眼光.地理学与区域科学作为流域地理学的学科之母,无疑是其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基础与支撑.流域开发和管理,既是流域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又在方法与目的上实现了流域地理学的应用性与理论性的统一.根据上述流域地理学学科基础的分析,流域地理学就是以流域为研究单元,应用现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系统、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研究流域内人类活动、地理环境、水体等各子系统间的物质、能量、信息流的演变规律的一门学科.在研究流域作为复合地域系统的形态-结构-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大尺度对流域内各种人类活动,如资源开发、保护与环境治理问题、流域上中下游协调发展与生态补偿等进行研究,为流域中以“水体”为核心的合理开发利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针对流域地理学上述理论基础与研究热点及当今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研究目标,可提出流域地理学近期主要研究内容:1)流域形成的(地理和气候的)历史背景及发展演变过程;2)流域系统的结构—功能—形态互动机制;3)流域资源环境评价与承载力,生态环境变化对流域景观格局的影响和响应;4)流域内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发生与演化的规律及其时空分异和调控机理;5)流域内生物生产力及生物分布格局,它们与流域结构、功能和形态动态间的关系;6)水体作为陆地“生境岛屿”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研究;7)流域内河岸缓冲带演变过程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8)地下水及其变化(如开采、污染等)对地表环境的影响,地下水与地表水作用界面演化;9)不同尺度上对流域结构—功能—形态的研究,探索某一时空尺度上格局、过程如何影响其它尺度上的格局和过程;10)流域内自然侵蚀和人为加速侵蚀与环境演变过程的研究,流域水土保持等;11)土地和水利用变化如何影响流域人地关系过程,确定由此带来生态学后果及与区域或全球变化的关系;12)流域生态环境整治的地理工程,流域城市、人类活动及经济社会发展;13)流域水系的环境背景值及环境容纳量,污染的治理与资源化地理工程系统;14)流域开发的地理学后果与对策,水资源工程综合评价、自然灾害的评估与预警;15)流域内农业产业化发展,林-农-渔复合系统优化结构的技术及示范和应用;16)流域综合开发和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流域GiS与智能流域系统的建立;17)流域发展规划及流域可持续发展对策与应用;18)对流域地理学本身的思考与研究,如概念、内涵、理论、调查及实验分析方法和对相关工作的总结归纳.

开展流域地理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交叉渗透和联合攻关,它属于长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范畴.它的开展将是一个用人多、耗费大、历时长的过程,但必须尽快着手准备,争取早日系统地开展并确立优势.就国家而言,可考虑与科技扶贫、流域整治、环境治理等工作相结合,并充分利用现有生态网络,水文、气象、地质等自然要素监测网络以及全国拥有地理科学类及相关专业的科研院所,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流域地理学研究.近期可在重点区域和类型中,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中等尺度的流域,组织若干与流域地理学研究相关的研究单位共同协作,联合开展流域地理学研究.

科学研究的态度篇8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当时青藏科考队伍中的一员。1966年以来,他先后20多次进藏,参与了对珠峰地区、自治区、横断山区、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将自己的人生与遥远而又神秘的青藏高原,与自然地理学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

这个人就是郑度,著名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自然地理学的主要学科带头人。他曾主持或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等研究任务,在青藏高原研究、土地退化整治和生态建设研究、自然地域系统综合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自然地理学的发展。

走上自然地理研究之路

郑度,祖籍广东大埔,1936年出生于广东揭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郑少怀,曾任聿怀中学董事长,当时在汕头基督教会中有很高的名望。

聿怀中学创办于1877年,最初是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宗教学校,是汕头市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学校名为聿怀,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会希望藉此学校,让更多的汕头人“回到天家上帝的怀抱中”。

1948年,郑度入读聿怀中学。少年时的郑度学习刻苦,勤奋努力,各科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尤其十分钟爱数学。

“当年母校的老师们教学水平很高,也很负责任。教数学的姚一新老师,一笔就可以画一个圆圈,而且非常圆。”几十年过去了,郑度对中学时代的记忆仍然是历历在目。

1954年,郑度从聿怀中学毕业要考大学了。

“高考时我们是先报志愿后考试。我当时第一志愿填的是中山大学数学系,因为我自认为数学学得较好,地理系是第二志愿。”一直对数学情有独钟的他,高考时数学成绩不是太好,最终被中山大学地理系录取了。

郑度就这样“误入”了地理学的大门,走上了自然地理的研究之路。

创建于1929年的中山大学地理学系,当时聚集了一大批地理学方面的专家,师资力量非常雄厚,是我国最早在理科中开设的地理学系之一。

“当时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学风非常严谨,老师们一丝不苟的教学更是让我受益终身。当年我们每周要上30多节课,学习生活还是蛮紧张的,我们同样也是挺充实的。”郑度说。

“既然学了,就要学好。”在校期间,郑度刻苦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在学好自然地理各个分支学科的专业理论的同时,还要参与实地考察调研的基本训练。他与同学们从测量校园开始,逐渐深入粤北的大山、梅江的上游等地去做调查,这一切为他日后开展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7月,郑度正式从中山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同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1999年9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从此,郑度真正走上了自然地理科学研究之路。

1959―1965年,郑度前往新疆对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进行考察,随后在中国科学院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从事水分平衡的试验研究,并对石羊河流域、河西走廊及酒泉地区进行考察与调查。

1981―1983年,他前往联邦德国波恩大学地理系访问进修,专门从事山地地生态学的科学研究。

1987―1992年,他负责主持国家基金委与中科院重大项目“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的野外考察工作,率队考察了藏北羌塘高原无人区等研究程度低、条件恶劣的高海拔区域。1992年起,他任国家攀登计划“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99―2003年,他担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项目首席科学家。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长期从事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特别是有关高原与山地的地理研究工作,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均有创新。在自然地域系统综合研究中,他建立了适用于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的新方案;基于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的理念,他积极推动了区域发展中环境伦理的研究和应用。

他的研究成果多次荣获国家和中科院的奖励,作为主要研究者的“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项目于1986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第三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于1991年被评为部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青藏科考的峥嵘岁月

“上世纪60年代以前,整个中国科学界对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4国土的青藏高原,从地质、地理、生物、大气,乃至整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还都很不清楚。”郑度表示。

1966年3~7月,刚刚成家不久的郑度第一次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科学考察队对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他所在的第二专题组以垂直自然分带问题为重点开展野外工作,涉及自然地理、气候、地貌、土壤、表生地球化学、地植物、植物区系、动物区系等诸多专业,由张荣祖先生(助理研究员)任组长。

1967年,国家恢复珠峰科考。8月下旬郑度和姜恕先生(植物所)两人先行前往拉萨,9月初直接奔赴卓奥友峰北侧海拔5000多米的加布拉前沿哨所,在部队的支持下,攀登到亚冰雪带考察,在巴龙(海拔5420米)的石头小屋过夜。随后他们自然地理组(还有胡朝炳、赵从福)在希夏邦马峰的南北两侧工作,又到吉隆藏布谷地考察,抵达中尼边境的热索桥。

1972年底,中国科学院响应“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兰州召开珠峰地区科学考察学术交流会,制订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规划”,组建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作为考察队的一员,郑度先后参加了对自治区、横断山区和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郑度等完成了对和横断山地区的野外考察研究工作后,决定到青藏高原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去探秘,他们就把目标转向了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地区。“该地区气候寒冷干旱,条件严酷,研究程度很低。当时科研工作已开始由计划安排转为项目申报。尽管随着年龄增长、体质下降,工作与生活条件差,但我们这批中年人仍然满怀信心积极争取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郑度表示。

当时,参加项目答辩评审会的学部委员陈述彭先生极其风趣地形容他们参与的是一个“三五牌”的项目。究其原因,这一项目是由他们这一批50岁上下被称为“老青藏”的中年人作骨干,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高原地区进行为期5年的科学考察研究。

“在老一辈科学家的支持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给予重大项目的资助,我们终于如愿以偿,能够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到青藏高原最恶劣的区域去探索自然奥秘。”郑度如是说。

为了取得羌塘高原北部的基本科学资料,他们决定在第一年趁热打铁,组织精悍的小分队前往考察。1987年盛夏小分队从南疆的叶城出发,沿着新藏公路翻越险峻挺拔的西昆仑山向北羌塘高原进发。

这里海拔4700~4800米,地势平缓、气候干旱、植被稀疏。在剥蚀的高原面上不少地方甚至未见高等植物的踪迹,出现大面积的光裸荒漠地段。通过此次考察他们证实并确认“寒旱核心”的存在。究其原因,由于这里海拔高、气温低、降水少,所以我们称之为“寒冷干旱的核心区域”,以区别于特罗尔(C.troll)所称的“亚洲高地的干旱核心”。

1983~1984年,郑度从西德回国后和张荣祖、杨勤业、刘燕华一起参加了横断山区的综合科学考察,期间对干旱河谷进行了专门的考察研究。1985年他与杨勤业发表了探讨青藏高原东南部山地垂直自然带的文章,阐述了垂直自然带的结构类型及其区域分异,探讨了横断山区干旱河谷这一独特地生态现象的形成背景,揭示了其地域分异特点。

对高原探秘取得的成绩,郑度总是轻描淡写。他表示,从参加或独立承担课题、协助科研业务组织到负责主持科考队的野外考察工作,自己体会最深的是地学领域的科研工作是离不开群体协作的。

“作为科学工作者,既要完成国家交给的科研任务,又要有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和团队精神。”郑度表示,“每一次进藏,老中青三代科学家、学者们都会发扬‘相互协作、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地学领域许多科学问题的深入探讨需要不同领域学者的共同参与,加强并促进学科间的交流与渗透。在野外还要提倡彼此协作,发扬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一种好传统,应该传承下去。”

推动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发展

“自然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各组成要素的结构、功能、物质迁移、能量转换、动态演变、地域分异规律及其与人类关系的学科。”“自然地理区划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直是自然地理学的传统工作和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可为拟定和实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及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生态环境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郑度介绍。

郑度等在分析前人区划研究工作与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于自然地理区划方法论及其体系的探讨。自然地理区划既是区域划分的结果,也是区域划分的方法与过程,同时还是认识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

他认为自然区划应当以自然地域分异规律为指导,针对不同的区划目的和采用不同的区划原则,形成不同类型的自然区划。自然区划主要分为部门自然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前者以自然地理要素为对象,如地貌区划、气候区划、植被区划等。后者则考虑多种自然地理要素的区域差异性及其综合特征对所研究区域进行自然分区的过程。

“地表自然界是由自然地理要素(包括生物和非生物要素)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相互制约的、有规律结合的统一整体,是一个自然综合体。地表自然界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均一性。任何地域的生态地理特征,都是地表自然界各自然地理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郑度指出,一个自然地理要素的地域变化往往影响其它要素的地域变化,从而导致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

区域系统研究是地理学的传统工作。中国的自然地域系统研究一直有强调应用对象的传统,应用领域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主要为大农业服务,而现在则更多元化,向基础设施建设、灾害防治、生态恢复及国土优化开局方面转移。郑度的区域系统研究也沿袭了这一传统,他将中国生态地域划分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区域响应相联系。

在自然地域系统综合研究中,郑度建立了适用于山地与高原的自然区划原则和方法,他和杨勤业、吴绍洪等在老一辈地理学家综合自然区划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的一个新方案。“生态地理区域系统是一套根据生态地理特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将地表划分为不同区域,按其从属关系得出一定的区域等级系统,反映历史上形成的对象和现象空间联系的综合系统。”郑度说。

据他介绍,该区域系统主要包括以下研究内容:揭示生态地理地域分异与组合的基本规律及其形成的物质、能量基础;探讨生态地理区域的发展演变、空间排序、格局和组合结构;研究并确定、阐明生态地理区域体系划分与合并的原则、途径和方法;确定生态地理区域界线及其指标以及生态地理区域单元的综合研究说明等。

为美丽中国建设献策

“20世纪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地球表层的环境问题日益凸现。进入21世纪,地球家园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提高环境伦理意识,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护育地球家园做出积极的贡献。”

郑度在发表于《科学》(2013年1月)杂志的《环境伦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一文中这样写道。

“正确认识人地关系,提高环境伦理意识,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何尝不是郑度真实心声的吐露。于是,他在从事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工作的同时,时刻牵挂着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建设。

“伦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规范的总和。现在,伦理的对象已经从人类圈逐渐扩展到环境和自然界。而环境伦理是指人对自然的伦理,涉及人对自然界的价值观,人类对自然应有的义务和责任。”郑度表示。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是地球自然历史发展的产物,人既依赖自然而生存,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依存、适应、冲突与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

“从全球角度来看,1987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02年南非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然而,我们这三大支柱非常不平衡,经济很强大,但其它两个还很弱。”郑度认为。

郑度表示,环境伦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伦理基础。一方面,它从人的发展不能以耗竭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这一基本前提来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它从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的维度来思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我曾经参加了一个山区发展的座谈会,省里、县里的干部都提GDp,因为他们三两年就调离岗位,如果太注重环保,对政绩有影响。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政府、企业、媒体都有责任来朝着建设‘美丽中国’的方向努力。”他如是说。

郑度建议,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念;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来评价自然条件,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区域发展;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合理利用自然,真诚关爱生命,自觉保护环境,谋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领导决策部门对待环境与发展问题,往往存在功利主义;普通百姓为了生存,认识不到其某些活动可能导致环境恶化。”他强调,“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关注区域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环境效应以及不同区域间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统筹等问题。在区域发展中,不同社会群体承担不同的责任,要注意政府管理、市场运作和伦理规范三者的互相协调补充。”

科学研究的态度篇9

“生态”无时无处不存在,极为平常,平常到人类不经意间破坏她、蹂躏她还执迷不悟,直到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影响到自己的论文联盟生活生存,才觉大事不好,大呼小叫保护生态,已是亡羊补牢了。近年来人类对生态的戕害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与生存,因此“生态”紧锣密鼓地被重视起来了,成为流行话语,“生态政府”、“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生态城市”等以冠以“生态”的名词不断出现,“生态大学”也应运而生,很多大学要把自己的学校打造成“生态大学”。这对大学的建设与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与命题,“生态大学”如何才能在当今的大学教育中有所建树而持续发展是必须研究的问题。要使生态大学有所建树持续发展,必须有健康的良性循环的教学生态、科研生态、管理生态,这只有通过人文文化的引导协调才可实现。人文文化蕴含着人类经过千百年来观天文察时变观人文化天下经得起洗礼考验的经典与精神,生态大学从中吸取养分建立合理的科学的良性发展的教育生态、科研生态、管理生态可使生态大学得以持续发展。

1人文文化与生态大学的教育生态

“生态大学”的教育生态,并不能独立于世,它与整个社会大教育及社会的时代的要求息息相关。“生态大学”要建立良性循环使“生态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必须深刻理解教育的真正意义和当今的教育理念及方式,在二者之间,通过人文文化的引导来建立合理的教育理念寻找合理的教育方式。

我们古老的教育理念是“先成人,再成才”。《弟子规》云:“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此谨信。泛爱众,而亲人。有余力,则学文。”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形成自然和谐的教育生态,知识与修养及人格在日积月累言谈举止中慢慢渗入孩子的身心。孔子就是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带着他的学生们自由自在地学习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当今的教育理念则不同,不是“成人”在先了,而是“成才”在先了,此理念从胎教幼教一直贯穿到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形成的是从娘胎里就开始的激烈竞争到竞争之后疲惫不堪一落千丈厌倦读书的不良教育生态。当今教育生态的不良状况是由于我们对人文文化的不够重视引起的,忽视人文文化,产生了“近视”的、“现实”的、“实用”的教育理念与投机的急功近利的教育方法,从而近忧远虑一起涌来。

生态大学处在当今教育体系中,不得不审视人文文化对生态大学教育生态良性发展的意义,走出自己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来。人文文化可使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对教育的目的与意义达成共识有一个深刻长远理解,从“近视”的、“现实”的、“实用”的教育现状中突出来。对人文文化的高度重视,可使教育管理者,认识到教育是长久事业,不是三五年之功,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更确切的理解,从而对人才鉴定、教学效果的评价有更科学合理的认识与方法,对分数、升学率、就业率有客观的认识,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管理制度。对人文文化的重视,可使教师在教育理念上,对当下教育与长远效果有深刻的理解,不以教会学生某种具体技术而放弃对其人格的培养与感召,使其教育摆脱功利主义,使学生明白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从对“有用”的东西趋之若鹜,对“无用”的东西置之不理的怪圈中走出来。对人文文化的重视,可使教师在教育方法上,真正做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授之“渔”而不是“鱼”,使学生变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而成为一种习惯。对人文文化的重视,可使教师在教学内容上,精心准备,创造性地处理教材积极发挥个人的见识与研究,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动手能力,而不是照本宣科,贩卖知识。对人文文化的重视,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从根本上懂得“有用无用”的辨证关系。“句读”与“惑”并重,而不是“句读之不知”知道要学习,“惑之不解”而不知道“通达”。懂得人文文化,可使学生有发奋自强的态度来学习,学习的目的也不以考试过关为目的。对人文文化的重视,可使学生懂得对真、善、美的追求,有仁爱之心、羞耻之心、不忍之心、恻隐之心,从而养成高尚的人格。

2人文文化与生态大学的学术科研生态

大学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教育,一是科研。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蔡元培先生就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2]“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的。为了达到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

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3]毫无疑问,学术科研是大学的主要任务。

时至今天,大学对学术科研的要求则更加迫切,衡量一个大学的质量,重在其学术研究成果上。这样大学对教师的学术科研能力要求更为普遍广泛,科研能力成为鉴定其学术水平的标准,评职称要看其发表的文章,专著,每年定量要求,谁发的文章多,谁发的级别高,就证明谁的科研能力就高,就能名利双收。在这样的大潮下,大学里的科研学术鱼

龙混杂,“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造假雷同的现象比比皆是。因过高的科研压力,使教师做力所不能及的事,至于伤神伤身的现象也不断出现。这极大地破坏学术科研生态,削弱了科研实力,降低了科研质量。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生态大学如何建构良好的健康的科研学术生态就显得尤为重要。生态大学的管理者必须有正确的学术科研管理理念与方法,教师必须有正确的科研学术理念与态度、极大的科研学术兴趣爱好和科研学术人格,否则生态大学的学术科研也将淹没于时代大潮中。

正确的学术科研理念来自于深厚的人文文化底蕴。因为不同的理念之下,学术研究的目的、动力、评判价值是不同的,其持续度也是不同的。大家都知道,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实他“作”的实在不少,别的不说,请问“有教无类”,“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因材施教”等在今天都历久弥新的教育理念的提出算不算“作”,但他从来没有标榜自己在发明创新,而是非常谦虚地说“述而不作”。古代很多大学问家,出书写文章非常谨慎,“文章千古事”啊,所以毕生精力也不过一、两部著作,有的甚至在有生之年也未把自己的学术思想著书定型,而是后人觉得实在价值无限,整理而成。我门今天的大学教师人人每年有,大部分的人有专著。然而有建树的究竟有多少?实在得扪心自问,道是学术造假,雷同重复,侵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学术人格,学术精神就更无从谈起了。原因何在?古之学术研究与今之学术研究的氛围背景及其理念不同,所以其做法与效果也大不相同。古之学者研究学问在于人生社会之责任,今之学者研究学问在于自己之名声地位;古之学者研究学问日积月累,厚积薄发,今之学者研究学问急于求成,一夜出名;古之评判学术价值的标准在于其社会意义,重在其质量,今之评判学术研究之价值的标准在于其行内地位级别,重在与数量。今之学者研究学问,惟恐不能发表文章,努力发在高级出版社,刊物上,为此版面费,出版费高的惊人。其结果如何?古之学术研究一直到今天还发挥作用,今天的学术研究则昙花一谢,很多书出版了就变成废纸了。由此可见,人文文化对学术研究的意义。所以生态大学必须在人文文化的指引下进行学术科研,才可能形成健康的可持续对生态大学的科研生态。

3人文文化与生态大学的管理生态

生态大学能否持续发展也决定于其管理生态能否良性循环,管理生态的良性循环要求有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科学的管理方式,人文文化是产生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科学的管理方式的保证与基石。

生态大学管理者的胸襟理念,决定着生态大学的走向与运转方式,也决定着其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建设什么样的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开设什么样的课程,通过什么样的管理来实现,如何处理各学科的之间的关系,教学与科研如可分配,如何建立合理的价值体系来评价教学科研成果,来鉴定人才,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融通,如何在大学与社会之间达成共识等等问题是生态大学的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生态大学的管理者必须站在深厚的人文文化基础上来考虑问题。因为人文文化是人与自然天地交合产生的最适合生存最体现自己价值素质的东西。《易经·贲卦》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天下。”生态大学只有在古往今来天地人和之间建立先进的科学的管理理念寻找出合理的管理方式才可能使生态大学持续发展。陈平原说:“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生态大学如果没有的精神气象,只在绿树大楼上做文章,那她只能是一个漂亮的虚壳,新鲜的名词,不多久便销声匿迹,不可能持续发展。人文文化的深厚程度决定着生态大学的精神气象,有什么样的人文文化就体现出什么样的精神气象,生态大学只有在深厚的人文文化底蕴之下,才可能在管理上有开阔的胸襟,高瞻远瞩的气度,才可能建立和谐灵敏有效富有人性化的而不是一刀切机械化的效率不高的管理方式,才可能使生态大学良性运转可持续发展。

科学研究的态度篇10

    2011年的国内美学研究除了在第四条路径上更频繁地落实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国际交流外,其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着前三条路径得以开展。2011年的国内美学研究在这三条路径上各有侧重、彼此交织、相互生发,从而形成了美学研究的三重主要向度。第一重向度体现为对国外前沿美学热点问题的跟进,呈现了美学研究积极开放的国际性视野,构成了学界西方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第二重向度体现为在跨文化语境中对传统美学理论的自觉审视,呈现了美学研究返本开新的本土化重建,构成了学界中国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第三重向度体现为对中外美学理论的综合与创造,呈现了国内美学研究自主创新的全球化理论诉求,构成了学界美学理论或美学原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三重向度对应于美学学科最主要的三大研究方向,构成了当前国内美学研究的基本面貌。可以说,2011年的美学研究在这三重向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对国外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美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一直是近几年来国内美学研究工作的最主要方面。从“新世纪美学译丛”、“美学与艺术丛书”、“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环境美学译丛”、“艺术理论与批评译丛”等丛书系列就可以看出美学著作翻译的盛况。这些译介丛书面向的几乎都是当代西方美学学者的重要著作,其取材也往往是当今国际美学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有力地提升国内美学研究者的国际视野,拉近了国内外美学研究的距离。与如火如荼的美学翻译一致,美学界除少数人还在甘于古典西方美学的耕耘外,更多人把目光都转向了当代西方美学理论的研究。

    2011年,随着身体美学学科倡议人理查德·舒斯特曼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身体美学”暑期课程以及其最新著作《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程相占译)的推出,国内关于身体美学的研究进一步升温。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举行了以“身体美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对身体美学的内涵、最新发展状况以及东西方传统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除此之外,2011年的身体美学研究还呈现以身体为问题域的理论辐射状态。一方面,围绕着凸显身体主题,尼采、杜威、梅洛-庞蒂、德勒兹、拉康、齐泽克、福柯等哲学家的美学思想日益受到人的关注,出现了一些新的译著和大量研究论文。吴琼的《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马元龙的《精神分析——从文学到政治》、冯学勤的《从审美形而上学到美学谱系学——论尼采晚期美学思想中的反形而上学维度》、王秋海的《反对阐释:桑塔格美学思想研究》都可看作国内美学研究者对西方文化身体转向的学术认同。另一方面,身体维度也被一些学者用以来解决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理论困境。如刘成纪主张引入身体美学的讨论来解决生态美学定位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困境,王晓华在《身体—主体的缺席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中则提出用“身体—主体”来化解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各自的理论偏执。虽然国内关于身体和身体美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身体问题在西方文化有着知觉经验、精神分析、权力规训等不同的研究路径,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儒家和道禅等完全不同的身体观念,要真正深入理解身体美学所涉及的复杂的知识背景,特别是艰涩的法国哲学家们的身体哲学,国内美学研究者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与身体美学紧密关联,视觉文化研究日渐成为新的理论焦点。2011年,美国当代杰出的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列奥·施坦伯格的图像学批评文集《另类准则》和简·罗伯森等的《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文化》都被译为中文。随着艺术学正式升级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也相应升级为一级学科,其研究的重要性必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这样,与艺术学理论存在学科交叉的艺术哲学(分析美学)与视觉性研究将会在美学研究中占据一定的位置。正如前几年分析美学关于艺术定义方式的争论曾一度成为美学焦点一样,相信视觉文化研究同样会吸引爱好追逐热点的国内美学学人。吴琼对视觉文化、视觉批评研究的系列论文,肖伟胜的《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等表明了国内视觉文化领域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较好的理论水准。

    2011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迎来了一次“小阳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辑刊作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专业期刊,其2011年卷延续的依然是对文化研究的关注。这一现象实际昭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正在进行着理论研究的转型。不过,傅其林的《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丁国旗的《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陈波的《真理与批判——阿多诺〈美学理论〉研究》都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依然是当前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彼得·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也日渐受到了人的关注。

    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运用新方法、新视角重新诠释中国古典美学资源以及如何深入经典文本去展开美学理论研究成为了从事中国美学方向研究的美学学者的基本共识。这种研究思路构成了2011年国内学界美学研究的第二重向度。新方法、新视角的介入,使得中国古典美学焕发出古为今用的当代意义,这也是中国美学学科自成立起就面对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只有在“跨文化语境”之中才能得到新的编码、配置和重新解释。成中英的《美的深处:本体美学》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的方法阐发了中国美学的全球性意义;李雄燕的《从生命美走向生态美——〈南华真经〉四家注中的美学思想研究》把生命与生态的视角运用到了道教美学思想研究中;赵建军的《魏晋南北朝美学范畴史》从文化视野的整体观照出发,对美学范畴进行了梳理;朱存明的《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运用图像学理论拓展了汉画像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锡坤等人的《周易经传美学通论》一书。该书通过借鉴接受美学方法,贯通《经》、《传》,详细地对《周易》整体美学思想进行了钩沉,堪称力作。论文方面,皮朝纲关于成立“中国美学文献学”学科的提议、张法的从“多元一体的天下观”出发来改变目前中国美学史仅片面写作汉民族美学史现状的提议以及邓佑玲关于建立“中国少数民族美学”学科的提议值得重视。另外,朱良志发表了一系列对道禅美学思想的研究文章,很准确到位地把握了中国道禅美学精神与西方美学精神的不同之处。如何把这种中国美学特色在跨文化交流中彰显出其基本的普遍认同性应成为后续的理论问题。当然,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上,如何改变过去简单性的美学概念或命题罗列式研究方法而从整体哲学上去寻求美学的思想定位、如何回归文献进一步深化对文献的整体理解与合理诠释、如何提升艺术美学的哲学高度等都是有待努力的地方。

    2011年美学研究的第三重向度主要体现在体系性的美学原理或美学理论相关观点的进一步完善。该研究向度是在吸收近年来第一、第二重向度研究理论成果基础上,面对当下的现实问题和全球化语境而进行的理论综合与创新。《美学导论》(彭锋著)、《美学原理》(彭富春著)两部教材都自觉地把中西美学资源和当前一些美学前沿问题纳入自身的美学体系思考之中,体现了新世纪教材的特色。不过,相比前些年美学体系建构热潮以及各大美学体系之间的热战,2011年的美学理论建设更多地是处于一种深化和完善状态之中。其中,我们看到了陈望衡、薛富兴对“环境美学”的跟进、张玉能对“新实践美学”的拓展研究、朱立元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发展、杨春时对“主体间性”理论的研究、刘悦笛对“生活美学”视角下的儒家思想研究等等。另外,杭州师范大学主办的《美育学刊》从2010年11月正式创刊,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美育研究。当然,如果要说到第三向度的一个美学热点,那依然是生态美学莫属了。

    生态美学是基于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现状而兴起的。它立足于现实基础,响应全球问题,参照本土理论资源优势,故在近年来的美学研究中一直都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例如,2011年中华美学学会年会就是以“生态文明的美学思考”为会议主题,以学术共同体的形式进一步推进了美学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在理论建设上,国内生态美学研究实际上在全球化语境中美学研究的三重向度上齐头并进,不但有对西方生态美学的译介和研究,而且有对中国古典美学生态资源的发掘,同时有在占有中西理论资源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继2010年《国外生态美学读本》(李庆本主编)、《生态美学导论》(曾繁仁著)等著作,2011年国内又推出了《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党圣元主编)、《生态美学读本》(刘彦顺主编)等著作。前者选择的是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作,而后者的范围则涵盖了古今与中外的重要理论资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意图摆脱过多援用国外理论资源的体系建构现状,显示了一种凸显本土创造性的难能可贵的学术勇气。与生态美学对自然美的关注相勾连,学界还发表了多篇对自然美概念展开史论研究的论文。由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实践美学、中西古典美学对自然美有着不同的视角,目前要想取得一个有关自然美的学术共识还很难。自然美问题的分歧实际昭示的也正是国内美学研究者对生态美学的分歧。如果一门学科在国内都无法达成一种基本的共识,要参与国际对话也就更为困难。而且,中国生态美学是一种具有更多本土理论特色的美学体系,它与西方的生态学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方生态学对自然生态的审美考察是一种自然科学背景下的科学认知,而中国的生态美学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本体论或存在论层面的哲学定位。所以,要想让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富有成效并在跨文化交流中凸显自身的位置,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