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1
[关键词]法律援助对象范围条件案情
法律援助是由国家提供经济和专业支持对社会定群体或个人以及特定案件进行法律诉讼提供帮助的一种法定活动。现在国家中,法律援助主要被认定为国家责任,一般而言是通过立法的方式将法律援助的主要条件和范围、援助的方式、内容、责任和保障等加以法定化。鉴于法律援助的范围的有限性,在法律援助法律中通常都对援助的范围和对象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此种规定往往是基于多角度和多方面的考虑而设定。
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的规定,是在原先《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我国各地已经开展法律援助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规定,并没有创造性的扩大,虽然各地政府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但随着法治建设的水平的提升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改变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立法中存在的案件类型限制过多,法律援助范围过小的缺陷,重新界定并优化我国法律援助的条件,不断提升我国的法律援助层次和水平是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一、法律援助条件的界定原则
如前所述,法律援助最终服务于法治、正义和人权等核心价值,然而最为需要的恰恰是财政经济的支撑能力,因为正义等价值的实现通道是需要成本,如果在最合理的成本基础上建立起能最大程度实现上述价值的制度体系需要若干原则的指导和协调。
1.需求与能力原则
首先是使本国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一方面是它要与国家财政的支付能力和所能提供的资源相匹配,不至于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而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贫弱公民能够享受到最基本的法律援助权利,政府应该根据保障司法人权最低限度要求,设定相应的最低法律援助资格条件,并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扩大,逐步放宽法律援助条件。其次是考虑到公民不同法律利益保护的优先顺序,主要侧重于保护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基本民事权利。
2.价值排序和利益衡量原则
世界各国通常就民事法律援助在对申请者的资格审查上较之刑事法律援助严格,申请者必须通过资力调查和案情调查,如果符合条件,方可获得法律援助。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法律援助受援面主要有:一、经济困难的公民,特别是那些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弱势人群;二、刑事诉讼法以及条例规定的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援助资源紧张的条件下,平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矛盾的关键在于,能否运用好法律援助条件的杠杆作用,将法律援助总需求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之内,使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可用资源与法律援助受援面合理配置,以保证法律援助活动及时、不间断、规范化、有一定规模和保证质量地正常进行。
3.国际条约责任原则
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中针对刑事法律援助方面而言,刑事法律援助作为最低限度的也是最重要的法律援助,在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这部《公约》为缔约国履行自己所承诺的法律援助义务,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共同接受的国际标准。有两个基本相的条件:第一个是经济条件,也是最通常的条件,即申请人的收入是否低到需要法律援助的程度。申请人确无经济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第二个条件,是案情条件,也可称为“合法性”条件。对案情条件的定义各国相关规定的解释有所不同。从对各国法律援助案情条件的比较看,民事法律援助条件的标准是有弹性的,采取“以需要为基础”的经济条件审查方法。主要考虑案件的合法性、诉讼的合理性、胜诉的可能性以及判决执行的可能性等因素。刑事法律援助案情条件通常严格适用法律规定的标准,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被告人一般可以得到资助。
二、我国法律援助标准的法学分析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公民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获得法律咨询、、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的一般性条件是指一般性对象,是指须经审查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只有在经济上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才能获得法律援助,我国《律师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只是将经济困难的条件规定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条例》虽然在立法上提出了“经济困难标准”的概念,但没有对其进行定义,只是将它授权于省级地方政府作出具体规定。
法律援助特殊条件法律援助受援人的特殊条件,是指法律、法规包括司法解释明文赋予某些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无需经过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一般条件的审查即当然地获得法律援助。目前,这类法律援助特殊条件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刑事诉讼法》第34条和《条例》第12条的规定中: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2、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1.法律援助对象经济条件过于严苛
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或政策依据,各地在法律援助实践中所掌握的经济困难标准过于简单、过低和不科学。几乎绝大多数地方,把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定位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或最低工资标准。尽管在我国要通过调查具体公民的经济真实状况是一件不易之事,制定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也必须充分考虑到标准的覆盖面与公民实际发生并获得法律援助案件之间的比例平衡问题,由于现行经济困难标准严重脱离了法律援助的实际要求,使得法律援助的门槛高企,再加之民事法律援助范围狭窄,导致符合条件的公民和案件很少,以致于有的地方一年就办十几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连本来就不多的法律援助经费居然还用不完;另一方面大量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却无法获得法律援助,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政府的财政投入少,是形成现行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直接原因。
2.法律援助对象涵盖面过窄
就法律援助的范围而言,《条例》的规定体现了优先保证刑事诉讼领域被告人的法律援助权利的精神。对刑事案件的优先照顾,在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形,如美国,还有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只规定了刑事诉讼领域国家须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责任。相对而言,我国对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就非常狭窄。尽管《条例》授权地方可以补充扩大民事和行政援助案件范围,但现实是许多地方政府依然按《条例》执行或扩大的范围依然十分有限,不愿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因而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非常的不具现实性,但是将所有的问题全部交由地方自行解决则过于宽泛,应当由国家对于不同地区的情况类型化为不同的区域,达到相应区域条件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既能推动法律援助标准的提高,又能照顾到不同地区的情况的差异性。
三、优化我国法律援助标准的思路
如何扩大法律援助对象和范围,实际上更多的则归结为社会意识问题和政府的责任问题。社会法治的进步和权利、责任意识的确立,是凸显“权利本位”,保证国家责任机制得以健全的根本前提。是否尽责任政府的理念确立科学的法律援助制度目标,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对象、范围等整个法律援助体系的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到法律援助目标的实现程度,直接体现出政府责任的大小和公民权利的保障力度。
1.经济困难标准的重构。
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已是关涉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来看,就当事人的具体收入状况,扣除必要的生活费用和扶养费用来认定公民的可动用收入,无疑将是可行的,也更能体现人性化的要求。也有人针对那些不属于法律援助对象条件,却又自身难以完全支付法律援助费用的“夹心层”,提出尝试“分担费用”的办法,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但在我国对公民收入状况难以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实行这个办法无疑不具有可行性。
2.扩大民事案件法律援助范围。
根据世界各国对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来看,大都不在案件类型上做过多的限制,主要是看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是否威胁到申请人或其家庭的自由、生计、安全、健康等。政府应该逐渐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公民援助范围,将关涉公民生存、自由、健康权利的案件尽量优先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如征地、拆迁、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交通、医疗、雇用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家庭暴力、各种劳动纠纷等。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有关于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承诺,对外国人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与一些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或条约中也对法律援助问题作有专门规定。当今世界出现法律国际化、趋同化的倾向,因此应从立法上将外国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我国香港地区法律援助的范围,不仅包括香港居民,也包括外地来港的非香港居民。
3.拓宽刑事、行政法律援助范围。
目前,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有关规章,刑事被告只有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盲、聋、哑的人或者是未成年人等少数情况下,才有“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而其他刑事被告只有“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相当一部分有可能被判处监禁乃至无期徒刑的刑事被告人,在申请法律援助之后仍有可能不能获得律师辩护。在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之前,有必要采取措施切实缩小这一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就行政案件的扩大而言,相对争议较大,就维护公民“平等的司法保护”的法律援助宗旨来讲,应无对行政诉讼不宜援助的,这其实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究其现实的状况而言,对于贫弱的公民给予行政案件法律援助,对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和公民权利保障,在当代中国更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规定了被控有罪的有可能被判处监禁的儿童有权利获得法律帮助。
4.建立援助案件的等级优先制
法律援助对象是一个集合概念,它由不同层面的潜在的受援人组合而成。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其赖以产生的法律援助制度也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必然反映在法律援助条件设定上,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和层次性。由于刑事司法的处理结果所涉及的主要是人身自由及生命权,由国家预算拨付援助经费,优先保证刑事法律援助的需要。而对民事法律援助,各国重视程度不同,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
根据我国法律援助资源条件和社会基础条件,我国法律援助条件应该呈现层次性,在法律援助对象中确定“优先”受援人。确定“优先”的原则应按照以下顺序:1、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的对象;2、所申请援助的事项关系到公民的生存或生命安全权益的;3、残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事项。在法律援助资源的分配上,除了以上优先保障的考虑之外,还要针对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对一些群体性法律援助申请者,涉及人数众多、不及时解决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事项,也应纳入优先考虑的范畴。
参考文献:
[1]陈秀丽:论和谐社会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载《理论前沿》2007年第12期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2
根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6到2011年间，政府法律援助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数量都在保持平稳小幅增长。从2010年开始，法律援助经费收入与受援人数大幅增加，2011年老年人受援人与2006年相比增加近一倍，所占比重多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
（一）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基本经验
《条例》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并规定了法律援助的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较成熟、财政保障充足的省份，已经认识到仅用经济困难一个标准，无法容纳进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开始对特殊人群法律援助的探索，根据各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实际做法，总结了如下几条共同经验：
1.降低门槛，扩大老年人法律援助范围。明确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事项的特殊主体，不受经济困难标准约束。如河南省规定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浙江省对低保老人不受援助范围限制、不分案件类型给予法律援助，对高龄老年人申请法律援助免除经济困难审查。
2.建立、健全老年人法律援助网络。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09年底，我国老年人维权，市、区（县）、街（乡）、居（村）四级法律援助网络建设基本完成，全国共建立各级老年人法律援助中心19909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达135704个。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下设老年法律援助工作站，乡镇、街道办事处司法所设立老年维权岗，指派专人从事老年维权工作。
3.简化申请程序，开辟老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前来咨询法律问题的老年人予以优先接待解答，对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老年人优先受理，只要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理后优先指派办理。多省对行动不便、高龄、空巢老人以及患病残疾的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上门服务。
4.加强宣传，增强老年人的维权意识。组织律师、法律工作者、维权志愿者不定期进村（社区）、敬老院等为老年人提供面对面的法律服务。在老年人活动集中的场所设置法律援助宣传栏，介绍法律援助的申请流程，发放法律援助联络卡和法律援助宣传材料。
5.对涉及赡养、婚姻、家庭暴力等家庭内部案件，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尽力采取劝导、调解等非讼方式解决，促进家庭和睦。
（二）司法行政系统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现存问题
虽然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已经在老年人法律援助方面有很多经验，但由于我国地域差异太大，法律援助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明显，总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经费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的确定取决于政府法律援助的供给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以资金源为条件，设定法律援助资格条件。《条例》为法律援助对象及范围设定了下限，具体实施还要依据各地（省、区、市）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补充规定来执行。各地规定的主要依据就是地方财政的保障能力。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当地领导对于法律援助事业重视程度高，经费保障充足，对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就比较宽泛，针对特殊群体也有优待政策，反之可能连法规规定的援助范围内的群众都不能做到应援尽援。同时，财政经费的不足也导致办案补贴标准过低，给承办人的补贴甚至不能覆盖办案成本，影响了援助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案件办理质量。
2.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加强。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完成受理、指派之后没有继续跟进案件的办理情况，对于案件办理质量不了解，一些社会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自身的收费案件很多，事务繁忙，对于援助案件没有热情，投入的时间精力很有限。
3.法律援助与社会救助、司法救助等机制衔接有待改善。有些法律援助案件同时需要社会救助，比如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案件，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临时居留场所；患病、受伤的老人，需要社会救助机构为其提供医疗救治；但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仅凭法律援助机构自身的力量，不能解决受援人的上述困难。根据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正在有关部门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但现实生活中，诉讼、仲裁、鉴定费用一般是缓交、减交，很少有免交的情况，特别是鉴定费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即使缓交、减交也负担不起。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缺失都会影响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实际效果。
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
（一）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实施状况
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三年援助的老年人案件通过审核14906起，占项目援助通过案件总数的13.2%。其中，2009资金年度通过审核的老年人法律案件为3605起，占总数的13.2%；2010资金年度为3742起，占总数的13.4%；2011资金年度由于公益金法律援助资金总额由5000万增至1亿元，老年人案件数量也随之增长了一倍，为7559起，占总数的13.0%。三年来为老年人案件补贴239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7%，为老年人取得利益或挽回经济损失6.89亿元，其中2011年度为老年人案件发放补贴1216万元，占补贴金额总数的12.5%，为受援人挽回损失4.21亿元。从实施单位类型上来看，法律援助机构实施15146件，占总数的96.6%；民办非企业实施202件，占1.3%；律师事务所实施120件，占0.8%；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实施166件，占1.1%；直接资助办案单位实施29件，占0.1%；高校社团实施22件，占0.1%。从承办人类型上看，法援机构工作人员办理的3070件，占总数的19.6%；社会律师办理5138件，占32.8%；基层法律工作者办理6670件，占42.5%；社会组织和注册法律援助志愿者办理806件，占5.1%。从案件类型上看，民事案件14623件，占总数的93.2%；刑事案件271件，占总数的1.7%；行政案件151件，占0.9%；刑事附带民事案件575件，占3.7%；执行案件67件，占0.5%。从案由类型看，赡养纠纷4123件，占总数的26.3%；交通事故纠纷2786件，占17.8%；土地纠纷793件，占5.1%；劳动争议598件，占3.8%；健康权、身体权纠纷575件，占3.7%；继承纠纷541件，占3.4%；离婚纠纷375件，占2.4%。[3]
（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制度特点
1.明确老年人作为项目资助对象之一，放宽援助事项和援助范围。项目旨在帮助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五类特殊受援主体而不是一般贫困者，体现了特殊人群视角。《中央专项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与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的项目资助案件范围从经济困难标准和案件类型上都比《条例》规定得宽松。具体来说，在案件类型上，老年人多发的案件类型中，赡养纠纷方面，项目资助赡养费纠纷、变更赡养关系纠纷等都被纳入；项目也资助离婚等多种婚姻财产、婚姻效力纠纷；在人身损害纠纷方面，项目资助道路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等多种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而《条例》对这些都无特别规定。在经济困难标准上，项目资助经济状况高于当地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但低于当地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老年人，即经济状况既不属于绝对贫困、又不能够负担法律服务费用的“夹心层”困难老人。同时，项目对中西部的法律援助经费做了一定补充，规定可以资助经济状况和申请事项符合《条例》和本省（区、市）补充规定的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但当地法律援助经费确实存在困难的案件，但此类案件不超过本地区使用该项资金办理案件总数的1/3。
2.多元实施主体提供专业化服务。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化程度的增加、利益分化的加剧，政府法律援助在质与量上势必不能完全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需要社会组织的有益补充。虽然《条例》有规定，但多年以来，关于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地位、性质及管理方式一直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多元实施主体为民间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提供了很多经验。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主体包括五大类：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妇联法律帮助机构、全国律师协会、高等院校法学院法律援助社团组织。不同的实施主体有不同的特点，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优势互补，并形成良性竞争关系，促进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满足困难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政府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经费有保障（但不一定充足），机构稳定，实施法律援助工作能够形成常态化运作，利用原有的网络化、科层官僚体制，执行能力比较强，管理较规范。其缺点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面对全体社会成员，对特殊群体的倾向性不大，且科层体制较为僵硬，立法、政策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不能及时做出回应。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与政府发生纠纷的公民，对于政府机构抱有不信任态度，政府机构的官僚属性与普通民众有距离感。与民间组织相比，政府法律援助的法律成本较高。民间组织提供法律援助的优点在于专业化，民间组织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务受资金、人员的限制，不可能面面俱到，往往形成自己的专业特色，专门接受某一类人群、某一类事项的法律援助申请，更了解特定类型人群、案件的特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民间组织一般规模比较小，灵活性、创新性较强，可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方向，提供新型服务。目前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最主要实施主体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依托政府原有的机构网络和人员配置，资金全部用于给承办人发放办案补贴，不另外补助实施单位的办公费用，体现了公益金法律援助“做事不养人”的项目特征，最大程度地节约了项目实施成本，把资金全部都用在个案补贴上，真正惠及受援人。项目培育、扶植的民间组织也起到了强有力的补充作用。由政府提供常规化服务，民间组织面对特殊群体、特殊案件提供专业化服务，多种服务主体提高了弱势群体了解并利用法律援助的机会。
3.严格办案流程，确保案件质量。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对于法律援助流程有一套独特的规定。在案件受理阶段，对承办人和受援人进行书面的权利义务告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的法律援助案件，项目实施单位、案件承办单位应当研究，确定承办方案，确保办案的质量和效果。在案件办结后，要定期回访，检验受援人满意度。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更加严格、规范的管理流程也促进了法律援助机构工作管理的规范化。项目的回访制度、补贴发放方式等管理方式也被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常规工作时所采纳，项目制责任具体化、流程规范化的优点带动了法律援助机构日常工作的发展。
（三）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老年人法律援助的发展方向
1.增强实施主体的专业化。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妇女，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都有专门的社会组织作为实施单位去承办相应的法律援助案件，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尚未发挥多元主体的优势。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案件主要还是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有些老年人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如妇女、残疾人、农民工），这部分案件由相应的民间组织（妇联、残联、劳动法律援助民办非企业）去承办。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若过多依靠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很难体现项目特色，应鼓励、孵化、扶植一批体现人群视角、擅长办理老年人法律援助案件的民间组织，或将老龄委系统纳入项目实施主体，依托已有的老年人维权网络，培养一批善于和老年人交流、在老年人法律事务方面有专长、责任心强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及维权志愿者，开展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专业法律援助服务。
2.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目前公益金法律援助的资金总额还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对于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在现有条件下，还需不断探索如何使有限的资金资助更多的困难老年人、让资金使用发挥最大效益。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的补贴标准和一般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援助案件补贴相比相对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承办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但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个案补贴标准高就意味着能够援助的案件总量相对少。所以，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最需要援助的老年人。首先，应进一步细化《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的项目案件资助类型，明确不予援助的案件类型。其次，进一步细化案件补贴标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对案情简单、工作量小的案件降低补贴标准，笔者在北京郊区农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案情特别简单、争议金额不大的案件，仍按照一般标准发放案件补贴。所以，应不断细化补贴标准，根据案件难易程度、承办人付出的劳动划定不同档次的补贴标准，提高资金使用的科学化程度。
三、结论
（一）法律援助的对象应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
一般对象是指一般经济困难者，即经济条件达到国家设定的经济困难标准、确无能力按市场价格购买法律服务的公民。特殊对象是指因生理、心理、文化等非经济因素陷入贫困状态的社会弱者，如老年人、妇女、残疾人、未成年人、农民工等，这几类人群的弱势状态是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等特点以及社会条件造成的，与一般经济困难者相比体现出了特殊的人群特征。老年人是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必要性和特殊性。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经济特点造成了其社会弱者的角色，其自身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法律服务的需求很大，而依靠自身购买法律服务的能力极为有限。所以，老年人需要法律援助，发展老年人法律援助事业具有必要性。老年人的自身特点也为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提出了特殊的要求，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保障，老年人法律援助具有特殊性。
（二）司法行政系统的老年人法律援助体系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
虽然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系统在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地方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受制于财政、人员，甚至是领导重视程度等多种因素，地区发展存在很大差异性。在相当多地区，仍未认识到老年人法律援助的特殊性，不熟悉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特点，未把老年人作为法律援助特殊对象加以特别优待。
（三）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本身具有很强烈的人群意识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3
法律援助服务大厅和政务中心法律援助窗口继续推行开放式服务办公，进一步规范便民窗口的服务指引、法律咨询、申请受理、答疑解惑等职责。
1、加大三级宣传力度。市中心组织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深化“法援苍生、与您同行”法律援助系列宣传和服务活动，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乡镇（街道）各法律援助工作站至少开展1次以上的法律援助宣传活动，义务为当地群众宣传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转介4件合符条件的法律援助案件。
2、开展媒体大宣传。每季度组织值班律师就来电来访、法律求助聚焦进行舆情分析、案例剖析，适时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力。
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制度建设，科学完善法律援助管理机制，确保法律援助各项工作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1、科学指派，确保为民办实事任务顺利完成。结合考评工作指导各法律援助工作站做好当地辖区内合符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引导执业律师、执业法律工作者对在接待群众咨询过程中遇到合符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做好法律援助申请转介工作，确保全年为民办实事任务的顺利完成。
2、加大指导监督力度，确保案件质量。法律援助受案范围、条件、程序、承办人姓名、承办结果、补贴发放等内容在政务公开栏、法治__网上公开；完善听庭和回访制度，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确定听庭案件，主要是援助律师庭前准备、案件事实把握及法律运用，案件回访达到100%；开展案卷质量评查和质量检查，严格落实执行上级统一的法律援助新文书格式，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标准。
1根据辖区实际采取分片召开例会的形式，加强对乡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和市直有关法律援助工作站工作人员的法律援助实务培训。指导各援助工作站负责对本辖区内村（社区）联络员的培训。
2、对法律援助热线值班人员进行培训，从着装形象、首问责任、岗位职责、窗口工作规范、咨询接待技巧、群众满意服务标准、窗口工作纪律、法律援助条例等内容进行学习和培训，加强法律援助服务热线文明用语、窗口首问责任、群众满意服务标准等工作制度监督执行，有效提高窗口接待规范水平和法律服务业务质量。
1、构建法律援助服务网络。以市法律援助中心建设为中心点，在全市乡镇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工、青、妇、老、残联、看守所等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并在全市401个行政村建立法律援助联系点，组建联络员，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2、建立法律援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提高法律援助服务标准，扩大法律援助受援面，继续加大对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力度，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的困难群众，实现“能援尽援，应援优援”。
3、推广“点援制”。积极推广受援人在法律援助中心公布的法律援助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名单中选择承办人，再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该承办人的办案方式。
4、积极推行信息系统建设。通过融合电话、网站、短信、微博、微信等方式，建立健全标准统一、功能完善、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法律援助信息管理系统，方便群众网上咨询和申请，逐步实现网上受理、审批和指派，全力将法律援助中心打造成为集公众维权、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于一体的对外便民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4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逐步增加，使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体方案由各级财政、司法行政部门提出，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条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所必需的费用实行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第四条 每名律师每年应当办理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案件2件以上。
第五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等组织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群体的法律援助事项提供帮助。
第六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费获得法律援助：
(一)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二)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劳动报酬、抚恤金、救济金及养老金的;
(三)因公受伤或者工伤请求赔偿的;
(四)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确定可以免费获得法律援助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但依照本实施细则规定不具有免费获得法律援助情形的，应当按照法律援助减收费的标准缴付服务费。
法律援助服务费的收取标准，由省司法厅提出方案，省物价局会同省财政厅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 申请人符合《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优先获得法律援助：
(一)持有民政部门颁发的抚恤、补助、优待金领取登记证和革命伤残军人证;
(二)申请人是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的。
第九条 持有本省有效暂住证的人员，可以根据《条例》第十条规定申请法律援助。上述人员所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办理或者审理的，享有与本省居民同等的权利。
第十条 《条例》第十一条所称“社会福利组织”是指：
(一)民政部门直属管理的非营利性质的福利组织;
(二)依法成立，从事非营利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
第十一条 申请人根据《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如果超出本机构受理能力，可以报请上一级法律援助机构协调办理。
第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但不属于本机构管辖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告知申请人到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有事实证明当事人在当地申请法律援助确有困难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受理，并自行指派法律援助人员承办，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三条 有下列紧急或特殊情况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当即决定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也可以当即提供法律援助，同时报法律援助机构核准：
(一)可能酿成社会混乱，在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可能激化矛盾或者当事人面临重大生命财产危险的。
第十四条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法律援助申请表》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及家庭经济状况;
(二)申请法律援助事项的事实、理由及诉求;
(三)证明及证据材料清单;
(四)其他受理法律援助事项需要掌握的情况。
第十五条 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由申请人所在地民政部门或者居民
(村民)委员会出具。有关民政部门和居民(村民)委员会应当如实提供证明。
第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与受援人或者其监护人、法定人签订的法律援助协议应当载明受援人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投诉途径，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的职责。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5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衡量标准审查方法
随着法律援助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相继颁布，法律援助机构在审查申请者经济条件时，有了相对明确的法律依据。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现实生活中申请者的多样性和案件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下面将浅谈的是在立法既定的前提下，如何发挥法律援助人员的能动性，采取何种措施以统一衡量尺度、克服审查难度，提高法律援助审批决定的规律性和正确性，指导实践操作的问题。
一、现行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很难设定一个全国统一的经济困难标准。为此，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自行设定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司法部表示，希望各地在制定地方标准时，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既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需求，同时兼顾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国家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尽量放宽标准、降低门槛，使更多人在法律援助制度下受益。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为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援助范围，让符合条件的困难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有的地区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标准。比如：（1）享受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2）没有享受低保待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夫妻双方下岗或失业均未再就业尚需抚养子女或赡养老人的、家庭遭受重大变故或其他特殊情况，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3）外来务工人员；（4）农村人员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本地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标准的；（5）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6）见义勇为的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7）现役军人（仅限士兵）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8）在押服刑人员无须审查经济困难证明；（9）孤寡老人、孤儿和农村“五保户”。
二、目前通行的审查方式
法律援助机构在审核申请人的经济条件时，主要是通过向申请人发放《经济困难状况证明》，要求如实填写，并由有关部门签章证明其反映的内容属实。法律援助机构通常只通过这种格式证明对申请人的经济条件进行审查，对申请人提供的格式证明以外的其他证明一般不做实体评价，这实际是一种形式审查。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简便、直观、便于判断、审查效率高。
三、在实践中，审查经济条件的主要难点
（一）衡量标准的多元化
经济困难标准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那么审查人员究竟是以申请人月收入与最低生活标准比较，以申请人家庭月均收入与之比较，还是综合评价申请人收入支出差额后再与其比较？很难回答哪种评价标准是科学无误的。经济困难标准是能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分水岭，即使相关标准有了具体法律规定，然而现实中要正确判别这条“分割线”并不简单。
（二）受查个体的多样化
一方面，申请人经济困难可以分无收入、正在接受“低保”救济、收入低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或者收支差额低于该标准等多种情况，“低保”对象的审查相对容易，无职业者是否参与其他非正规就业、及其具体收支情况等事项审查难度显然较高。另一方面，申请人可能是本地居民，也可能来自外地，向户籍在本辖区外的申请人原籍地或居住地的有关部门获取其经济状况的信息，工作量大、工作周期长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三）免审情形的丰富化
根据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申请者经济状况可以免审的情形不断丰富。其中有硬性规定的，如：《规定》第七条对公民因见义勇为行为而主张权益需要法律援助的，规定免于审查其经济状况。再如：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精神，2006年起对部分农民工法律援助申请免除经济条件审查环节。又有一些弹性标准，如本地部分法律援助机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的申请者免审经济条件，就属于这类情况。免审情形的丰富，尤其是弹性标准的增加，对审查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四、提高审查准确率和效率的措施
（一）统一标准，综合评估
这里的“标准”非指省市政府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而是衡量申请人经济实力的具体指标。那么，公民个体的哪项具体指标同规定的标准作比较，才能确切反映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呢？不同省、市、地区对该指标的选用也有差异。我国立法虽没有规定，但是法律援助实践表明，选择上述任何一项指标可能都有局限，唯有将申请人所有的总资产、收入和支出的整体、资产流动能力、固定资产变现的可能等条件作出整体评估，这样的审查结果才可能最接近客观事实。简言之，就是将收入和财产总和扣除基本生活开支后的结果作为基础评判指标，其他特殊收入（如接受赡养抚养）、支出（如医疗费支出）等作为补充衡量指标。关键是这种综合评价的标准在各法律援助机构中能够得以一致地施行。
（二）注重方法，加强协作
首先，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加强审查工作的思想重视程度，树立审查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其次，在审查方式上采用书面审查为主，以向申请人、家庭成员、居（村）委、工作单位等对象询问了解为辅，如果上述形式审查后仍不能确切掌握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审查人员应当实地调查、开展实体审查。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资源有限，应对日益增多和愈加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也许会力不从心，因此依托法律援助多级网络，向基层政府部门、基层群众性组织借力，将是很有效的解决方法。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寻求协作：（1）对街道（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居（村）委会法律援助工作点的人员，加强经济条件审查方面的业务培训；（2）对负责开具证明的街道（镇）政府的民政部门、社保部门的有关人员，使其熟知法律援助程序及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法定义务；（3）申请人需要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时，工作站、工作点的人员给予具体指导；（4）遇到出证单位难以查实申请人经济状况的，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各部门协商具体审查方式；（5）需要进一步实体审查的，有关单位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申请人工资单、税单、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明信息，提供其他可能的协助。
（三）秉持宗旨，依法把关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6
今年是市委将法律援助工作列为全市改善民生“十大工程”之一的第二年。为进一步推动全区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贯彻落实2014年《市法律援助工程实施意见》精神，把法律援助工作落到实处。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省法律援助条例》精神，充分认识法律援助对于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援助扶弱济贫、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
二、工作目标：
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全区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20件，援助率100%；全年无偿接受法律咨询3110人次。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区公证处、区法律援助中心必须完成区局下达的办案指标和咨询任务。（目标分解见附页）。区法律援助中心全天候开通“12348”。法律服务专线。
三、保障措施：
1、补贴标准。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完成区局下达的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指标的，每件由去年的50元起提高到100元，超出指标的每件奖励由去年的100元增加到150元，法律咨询一律免费不予补贴。
2、奖惩措施。凡完成任务指标，并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年终实行以奖代补，给予一定数额的现金奖励；凡未完成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年终将实行一票否决制，不得参加评先创优；律师不参加十佳律师和知名律师等评比。
四、工作要求：
1、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必须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受理范围。
2、公民申请法律援助，按规定提出申请，必须提供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及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并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村居出具经济状况证明。
3、凡法律援助案件必须由区法律援助中心统一登记、受理和指派。
4、特殊案件各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服务所）可先行受理，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补办手续。
5、法律援助案件指派和受理原则上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
6、法律援助案件办结后，在30个工作日内承办人必须及时按卷宗标准整理装订，并报送区法律援助中心存档。非诉讼案件必须有谈话笔录、调解结果以及小结。
7、各单位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和提供法律咨询人次，必须严格履行登记手续，受理案件登记簿，法律咨询登记表10月底前必须统一报送区法律援助中心存档。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7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重要制度。法律援助有助于消除阻滞贫弱公民寻求法律救济的障碍，使司法正义和人权保障得以落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的体现。法律援助犹如社会的安全阀和泄洪机制，能有效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紧张关系，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定有序、和谐发展。实施法律援助，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近些年来，法律援助从分散的个案发展成为群体性利益和诉求的表达，有特定针对性、群体性的法律援助案件增多，各类法律援助案件增多趋势明显。2004年以来，全国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平均每年以30％的幅度递增，2008年办理案件约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超过430万人次；①2009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64万多件，提供法律咨询484万多人次；②2010年，法律援助机构共提供法律咨询487．4万余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约72．7万余件，其中民事法律援助610198件，刑事法律援助112264件，行政法律援助4939件，为82．1万余人提供了法律援助。③“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级政府共设立法律援助机构3573个，有法律援助工作人员13830名，其中33％是专职律师，79％是法律专业人员。全国有近20万名社会律师和7万余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一些社会组织、法学院校和志愿者也参与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拨款，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总额达到10．23亿元。”④
福建省于1996年成立省内第一家法律援助专门机构即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开始提供专业法律援助服务。2002年1月20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并予公布，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的统一审查权。人民法院、仲裁机构受理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案件，应当免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在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查询、复制有关资料时应当免收费用。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补贴，补贴费在法律援助经费中列支。补贴费的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公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因经济困难或者发生突发事故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免费援助。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人员未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不得中止或者另行委托他人办理法律援助事务。法律援助人员不得收取受援人的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得泄露受援人的个人隐私。条例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制度、组织、经费、受援人的条件及其权利与义务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与义务等重大问题的明确规定，为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地方法依据和保障。
法律援助同样有助于缓和福建省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冲突，促进福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地发展。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福建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2523件，10万多困难群众获得法律援助，解答法律咨询近95万人次。①
2010年9月30日，福建省人大通过并公布了《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的修改决定，降低了法律援助申请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增加了“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村五保户”；“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请求侵权赔偿”，“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害人请求赔偿”的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同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动地方政府及时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为了又好又快地推进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认清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本课题组中标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2008年重点课题“福建省法律援助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后，在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福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支持下，实地开展专项调查研究，采取调查问卷、个别访谈、座谈会等方式深入了解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比较广东、山东等邻近省份相关情况，针福建省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改进对策和建议。二、福建省法律援助基本状况经过十余年探索和实践，福建省已基本形成比较专业和规范的覆盖全省的法律援助体系，建立了基本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截止到2008年初，全省已建立法律援助站1657家，法律援助中心共发放《法律援助证》57．5万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2万件；有6．7万人受援。①截至2009年12月31日，福建全省已建法律援助机构总数为94个，其中，行政性质机构为39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为39个，这两类机构数占机构总数的83．0％；全额拨款事业单位13个（不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占机构总数的13．8％；共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1677个，其中有专门工作人员509个，占30．4％。依托基层司法所设立工作站1100个，在工、青、妇、老、残、、高校、监狱、劳教所等部门设立工作站577个。②不过，与全国法律援助发展总体状况及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办案数量、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项目比较，福建的法律援助发展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与福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水平相比较，福建的法律援助发展仍有不足。
（一）福建省建立了法律援助的基本工作机制
福建省多年来重视法律援助，全省建成了法律援助的基本工作机制。法律援助的工作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建立法律援助机构，配备从业人员，法律援助经费有一定保障。这三个要素在法律援助工作规范的约束下在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共同发挥作用，形成法律援助基本工作机制。福建省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框架，是在基本的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形成之后搭建而成的。
1．基本的法律援助机构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援助机构是法律援助工作机制的组织依托。覆盖全省的法律援助机构体系是福建省法律援助的机构保障。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或部门主要包括：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截至2008年年底，福建共建立法律援助中心94个，全省1104个乡镇、街道全部设立了乡镇、街道法律援助站。福建省一些有条件的地方，正在积极探索构建县（区）法律援助中心－乡镇街道法律援助站－社区（村）法律援助联络点（或联络员）的三级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换言之，在省、市、县（区）、乡（镇）的四级行政区划中，均分别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并在向法律援助联络点发展。据福建省律师协会网站的数据显示，福建省律师协会有团体会员（律师事务所）273个，这意味着福建省至少有273个较集中于市区和中心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参与并支持省内法律援助事业。福建省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值得关注。2000年成立的厦门大学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是福建省第一个由在校大学生发起组建的法律援助社团，也是福建省首家民间性质的法律援助团体。
2．法律援助的从业人员已经基本配备。法律援助从业人员是法律援助的具体执行者，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主体性要素。因此，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人数和业务水平很高程度上制约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和质量。根据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报表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共有285人，法律专业人员数为239人，占人员总数的81．0％。本科及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为214人，占人员总数的72．5％。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或律师资格人数为142人，占人员总数的48．1％，比去年同期（139人）增加2．2％；其中在法律援助机构注册律师数为103人，占人员总数的34．9％。①这些数据说明，福建省已经基本配备职业素质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法律援助从业人员，并且法律援助专职律师队伍较强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①。
3．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有一定保障。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实践，均表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质。各国保障法律援助制度实施所需的费用，大多由政府拨款支持。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拨款。自2002年始，福建省规定，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政府最低经费保障标准分别为：设区市不低于15万元／年，县（区）不低于6万元／年。截至2008年年底，福建省各设区市、县（市、区）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已全部列入当地财政预算。2008年同级财政拨付法律援助业务经费达821．1万元，比2002年的433．5万元增加近一倍。②2006年，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185．93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135．38万元，省财政拨付法律援助办案专款配套资金50万元。2007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591．88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431．88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10万元、50万元。2008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1970．93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735．93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35万元、100万元。2009年，法律援助经费共计2112．19万元，其中地方财政拨款1735．93万元，中央补助地方法律援助专款和省财政拨付办案专款分别为150万元、100万元。如表1所示。随着法律援助案件的逐年增加和法律援助社会需求的递增，福建省的法律援助经费逐年递增，为法律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经费补给，这说明福建省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但是，福建与同为东部地区的广东、山东等省相比较，同期投入法律援助的经费有很大差距。2006－2008年，广东省法律援助经费依次分别为：4149．46万元、5540．23万元、7589．87万元；山东省法律援助经费分别为2758．39万元、3608．62万元、4280．18万元。①比较而言，同期法援经费投入，福建省不到山东省的一半，仅为山东省的43．0％．、44．1％、40．0％，仅为广东省的28．6％、28．7％、26．3％，竟然达不到广东省的三分之一。
（二）法律援助案件类型和数量及社会效果
1．福建省法律援助案件呈现“两增一扩”趋势。福建省法律援助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受援人数逐年增加，受援案件范围和受援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以2006—2008年三年为例，2006年，全省各级法援机构共办理法援案件11138件，比2005年增加18．9％，其中民事案件7512件、刑事案件3561件、行政案件65件；受援人达14763人；咨询156628人／次。2007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3621件，其中民事案件9490件、刑事案件4063件、行政诉讼案件68件；受援人为16183人，其中残疾人1608人、老年人1425人、未成年人3901人、农民工5288人；女性4542人。2008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872件，同比增长9．18％；解答法律咨询185458人次；受援人达19948人。①2009年，福建省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16434件，比2008年同期（14872件）增长10．5％。已办结案件数13186件，比前一年同期（12534件）增长5．2％。其中，刑事案件4160件，民事案件12217件，行政案件57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5．3％、74．3％和0．3％。从案件涉及人群看，涉及农民工案件数最多，达5342件，占案件总数的32．5％；涉及妇女案件数为4650件，占案件总数的28．3％；涉及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案件数分别为3757件和1749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2．9％和10．6％。②从各级机构办案量看，地市级机构平均年办案数为330件，县区级机构年平均办案数为158件，比前一年同期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其中县区级机构办案总量达13278件，占全省案件总数的80．8％。2010年全省办理法律援助案17828件，比上一年增长9．28％，其中，上半年，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301件，同比增长3．03％，其中刑事案件1839件，民事案件6403件，行政案件59件，③如表2所示。伴随着法律援助制度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识和接受，全省的法律援助需求不断增大。在法律援助事业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对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不断加大。我省近几年的法律援助案件状况呈现“两增一扩”趋势。这预示着福建省法律援助持续良性发展。
2．法律援助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面，这是法律援助制度在现代社会得到推崇的根本原因。法律援助对象是贫弱的人，包括经济绝对贫弱的人和生理、心理、自由文化相对贫弱的人。尤其是经济收入低下的社会弱势群体，如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需要更多社会关怀。以2007年为例，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援助184人，受援对象中残疾人有17人，占9．24％；市级法律援助中心援助3043人，受援对象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分别为220人和200人，占受援人的7．23％和6．57％；各县（区）级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了12956人，受援对象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分别为1371人和1225人，占受援人的10．58％和9．46％。①全省法律援助受援人的构成、法律援助受援人的绝对数量和范围，都说明全省法律援助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三）法律援助咨询业务分析②
福建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2011年第二季度提供法律咨询68261人次（同比增长97．8％）为例，从咨询类型看，第一是婚姻家庭类的纠纷（含赡养、抚养和扶养）达到14804人次，占咨询人次总数的21．69％；第二是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达11733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7．19％；第三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达7623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1．17％；第四是工伤赔偿纠纷达5971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8．75％。从咨询人分类情况看，农民和农民工最多，分别达到7476人次和7226人次，分别占咨询人总数的10．95％和10．59％；其次是妇女达到6842人次，占咨询人总数的10．02％。③
1．婚姻家庭类咨询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1）婚外恋咨询增多。在离婚咨询中，因夫妻一方“婚外恋”而引发的离婚案件至少占70％以上。其中，婚姻配偶涉及婚外情的大多数是男方。（2）夫妻经济地位变化引发婚姻危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农村妇女外出工作，不仅经济上不再依赖男性，而且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后，观念发生变化，对婚姻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而男性在观念上并无发生相应变化，一些丈夫不尊重妻子，一些质量不高的婚姻出现了危机。（3）年轻夫妻不善于化解婚姻冲突。部分年轻夫妻不了解如何处理夫妻矛盾，发生冲突，不但不化解，甚至实施报复；有些年轻人性格冲动，做事不计后果，使用家庭暴力解决夫妻纠纷，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从咨询人反映的情况看，家庭暴力、夫妻长期分居是造成婚姻家庭破裂的主要因素。比较特殊的是，部分农村地区由于正在拆迁或经历过拆迁，一些村民为多得拆迁面积或补偿款而采取突击结婚，夫妻婚前缺乏了解和沟通，感情基础不牢，导致感情破裂要求离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婚姻感情质量有更高期待，离婚率逐年提高，由此引发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争议越来越多。
2．劳动劳务类咨询数量居高不下。追索劳动劳务报酬、交纳社会保险金纠纷、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纠纷、工伤赔偿等纠纷等方面咨询集中，用工单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情况仍严重。（1）单位长期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导致员工养老、工伤、失业、生育、医疗待遇受到损失的现象还较普遍。（2）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4）任意延长工作时间但不支付或不按规定支付加班费。（3）任意解除合同却不按规定支付补偿金或赔偿金。（4）不为劳动者申报工伤。（5）用工单位用工之初或原劳动合同期满后迟迟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6）员工不愿意签订合同又借此要求双倍工资的情形有所增加，用人单位对此颇有微词。（7）用人单位可以任意调整员工工作岗位或具体工作地点，而员工为了工作只好屈就。（8）劳动者在主张权利时经常遇上超过劳动仲裁期限、举证不能、维权过程冗长等问题，有时只好接受对自身不是很有利的调解，不能充分甚至完全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人身损害赔偿类纠纷咨询总量很大。主要是交通事故受伤，劳务受伤，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产品或服务质量瑕疵及其他民事冲突引起的打架等。从咨询情况看，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驾驶员和行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有驾驶员存在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情况；有电动车、自行车抢占机动车道；有行人不遵守道路交通信号及各种标志指示，任意横穿马路，翻越中间隔离带等。同时，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处理事故的基础，当事人对责任认定有异议，无直接有效的救济途径，使事故赔偿不能及时调解解决，由此引发了法律纠纷；交通事故责任赔偿和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赔偿紧密相关，涉及的法律规定和适用较为复杂，是导致此类纠纷增多的原因之一。交通事故等损害赔偿纠纷增多，群众安全责任意识应进一步提高。雇佣劳动中受伤的咨询，数量不少。近年来，医患纠纷增多，因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不容忽视。医调委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类矛盾的激化。
三、福建省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其原因
总结福建省法律援助十余年发展历程，法律援助从无到有，在较短时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各地创造许多法律援助的好经验。然而，观察福建省法律援助的现状，必须看到，该省法律援助工作既存在着经费不足、从业人员较少，对程序的遵循不够等常规性问题，也存在着机构体制、管理与服务水平、质量评估与监督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与社会需求相比，法律援助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尤其在有些山区，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极不平衡。一方面，法律援助对象、范围越来越广，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法律援助资源由于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制约，能够真正用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源非常有限，还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除了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外，尚有下述六个方面因素制约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一）对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清晰
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不清晰主要表现为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和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身份尴尬。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福建省共有94家法律援助机构，其中省中心为行政单位；市级中心9家，其中行政3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6家（其中3家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县区级中心84家，其中行政40家、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43家（其中4家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其他事业单位1家。①从这些数据看，福建省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是行政单位抑或是事业单位？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影响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定位，更影响了法律援助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法律援助机构性质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身份的尴尬。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不是律协的当然会员，也不完全属于公职律师。按照我国现行律师分类，律师区分为公职律师、公司法务（律师）、军队律师和社会律师。法援专职律师应当属于公职律师，具有行政编制的公务人员。然而，在有些地方，法援专职律师并未归入公职律师。
（二）保障法律援助的经费不足
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不足主要表现在人均法律援助经费偏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失衡等方面。
1．人均法律援助经费偏低。2005至2009年间，福建省经济增长率依次分别为11．6％、12．5％①、15．2％、13．0％、12．0％。2005－2009年，福建省投入法律援助的经费分别为：1006．93万元、1146．93万元、1593．63万元、1970．93万元、2112．19万元。②2005－2009年，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率分别为22．85％、13．90％、38．94％、23．68％、7．2％。从总体上看，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福建省2005－2008年的人口总数分别是3535万、3558万、3581万、3604万、3629万，计算结果显示，前述五个年度中，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依次仅有：0．28元、0．32元、0．45元、0．50元、0．58元。2009年我国人均法律援助财政拨款经费为0．56元。③显然，福建省的人均法律援助经费明显偏低。这与该省作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达省份的总体状况不相称。由于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福建省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社会律师的补贴很低，远低于全国平均值。平均每件的办案补贴2005年至2007年分别为383元、390元、414元。④根据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2008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显示，2008年全省办案补贴及费用支出为629．93万元，全年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14872件，则2008年平均办案补贴为424元。根据《2009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统计分析》的数据计算，2009年平均办案补贴为387元。前四年平均办案补贴实际增长1．8％至6．2％，明显低于福建省经济发展速度，其中2009年平均办案补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2005－2007年间，全国的平均补贴依次分别为510元、655元、604元，①2008年、2009年分别为632元、644元。②福建省为承担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提供的补贴金低于全国平均值25％～40％。
2．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失衡。根据2007年福建省法律援助中心统计，全省2007年基本公用经费支出231．68万元，培训费用支出51．86万元，合计283．54万元，全省法律援助机构实有人数283人，平均每人10019元。2007年由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3231件，全省法律援助机构中有法律专业的229人，平均每人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4件，由此可以从全省法律援助实际支出费用中计算出法律援助的平均成本费用，即平均成本费用为10019元÷14件＝716元。而2005年至2009年全省平均每件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分别为383元、390元、414元、424元、387元。分析数据可以发现，福建省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法律援助成本的差距极大，有42．2％之遥。而且，比较2005年与2009年，补贴金额仅提高了4元，尽管中间其他年份提高金额多一些。这说明，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提高带有较大随意性，更没有形成制度。法律援助平均办案补贴与律师办案平均收费差距甚巨。2005年至2007年，全省律师平均每件案件收费为4986元、5357元、6076元。③律师援助平均办案补贴不仅在绝对数值上远远低于律师办案平均收费，而且在增长速度上前者也远低于后者。这意味着两者的差距在极大的情况下，还将进一步扩大。对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太低，将会严重影响社会律师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和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这是法律援助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
（三）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
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主要表现为法律援助申请难和经济困难证明难。对于法律援助的申请，应当分两种不同类型的案件分别探寻相关问题。在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中，当事人的申请一般不会碰到太多的障碍，因为法律援助体系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来。但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存在一些问题。在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过程中，法律援助中心很少接到看守所转来的申请，这就暴露出了刑事法律援助的重要问题：申请渠道不畅通。除少数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外，绝大多数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几乎都需要开具经济困难证明。对于一些特殊的群体，开具经济困难证明的难度很大。鉴于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已经无需经济困难的证明，建议对其他法律援助的特殊对象逐步免除对其“经济困难”的审查。
（四）欠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
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检查，包括自查和抽查是福建省法律援助服务唯一的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存在着明显缺陷。首先，被动地启动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监督，只是“行政性检查”，无法深入地发现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问题。其次，福建省法律援助服务质量还没有形成评估标准，因此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检查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从而减弱了法律援助服务评估的效果。简言之，福建省尚欠缺法律援助服务质量的评估标准，对案件质量的监督不够到位，仅仅依靠每年一次的案件质量检查，无法全面细致地发现问题，而且这种检查只是事后监督，事前和事中监督还比较薄弱。
（五）受援对象界定不够清晰
在福建各地，援助机构给予哪些人法律援助，即如何确定本地的法律援助对象，目前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地对“经济困难”标准的认定标准不一而有差异。但从宏观看主要有下列两种做法：
1．实行属人原则。即以申请人住所地为标志，凡具有本地户口或居住在本地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均可向本地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没有本地户口的人即使申请也不授予法律援助。这种做法主要表现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早期。原因在于法律援助资源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资金，实行属人主义是地方主义的表现。但现在由于减少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对各地法律援助资金拨款的增加，这种做法正在逐渐减少。
2．采取属地原则。即以法律事务的所在地为标志，凡在本地诉讼或办理有关法律事务且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可申请获得本地法律援助。给予本地人与外地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平等待遇，这是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但是由于各地对经济困难标准的认定不一，各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往往按自己本地的标准来衡量，难免会造成事实上困难的人因未达到本申请援助地的经济困难标准而得不到法律援助。受援对象界定不统一或界定不清，有时会产生法律援助的“空白地带”，困难群众可能无法在其户籍地或居住地申请法律援助；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法律援助的“重合地带”，某些申请者同时可以在户籍地和居住地申请法律援助。
（六）各地法律援助发展明显不平衡
福建省内九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①法律援助发展水平也呈现出明显差异现象，如表3所示。目前，福建省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
1．九个地区的法律援助发展水平显著差距。例如，在泉州、漳州、龙岩等地，某些区、县级法律援助中心竟然无一个专职律师；在莆田市，每个中心基本上只有一名专职律师；在福州、厦门，每个法律援助中心都有一名以上专职律师。
2．不同城市之间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如前所述，福州市、厦门市的法律援助发展快；其他地区的法律援助发展相对较慢。
3．城市与郊区、农村的法律援助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同地区的居民接受的法律援助质量是有较大不同的。社会律师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域；在农村地区，律师资源缺乏，广大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律师事务所，更没有专职的法援律师，只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未能平衡发展，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也基于法律援助资源分配不平衡的因素。法律援助资源的不平衡问题日益成为法律援助发展的一大“瓶颈”。三、促进福建省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准确定位法律援助，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
法律援助的法律救决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应是行政单位，这是法律援助机构履行其法律救助义务的基本要求。福建省应当逐步展开和推进法律援助机构体制改革，条件允许的地区直接确立法律援助机构为行政单位，条件准备还不充分的地区先参照行政单位管理，再逐步转变为行政系列。并把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为鼓励、指导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援助服务的管理机关，即政府应该调整自身职能，将法律援助服务直接供体角色变成以提供最基本的法律援助产品和直接鼓励、指导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从事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事业并重的双重角色。这就是所谓“政府力量主导，多种民间力量支持”。如此定位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机构，可以解决几大难题，促进法律援助格局良性发展。首先，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全部是公职律师，扭转他们身份尴尬的局面；其次，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享有了行政编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才流失的问题；最后，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明晰后，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可以与其他行政机构平起平坐，利于与其他机关单位的沟通和协调。另外，作为法律援助事业的管理机构，法律援助机构促进社会法律援助和政府法律援助协调发展的职能可以充分发挥，从而使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进入崭新的局面。
（二）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能力，保障法律援助与经济社会相协调发展
为了促使福建省法律援助经费增长同法律援助案件增加量、法律援助的成本和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相适应，需要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保障能力。根据不同的地区适应不同的预算原则和资金保障方法，保障各地区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其一，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议在这些地区实行灵活的法律援助经费预算制度，在一些发展慢的地区，可以实行实报实销的财政原则，即不进行法律援助经费的预算，而以实际的开支进行结算。其二，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中等发展地区，应当适用宽松灵活的预算办法，即法律援助机构享有在年中或年末可以申请调整预算的权利。另外，借鉴国外法律援助制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金保障方法，同时结合我国其他省份法律援助经费保障的实践，建议设立福建省法律援助基金会。在英国和美国等法律援助发达的国家，社会捐助在很高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财政拨款不足。于1997年3月成立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在募集我国法律援助基金和补充政府的法律援助拨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苏省于2007年成立了法律援助基金会。对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来说，虽然福建省曾多次通过公益活动募集法律援助基金，但是福建尚未形成法律援助基金募集机制，尚缺募集基金的管理机构，因此，建议福建省设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并逐渐形成基金募集机制。
（三）统一和扩大法律援助“两标准一范围”，实现法律援助的实体正义
法律援助“两标准一范围”是指“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和“法律援助范围”，这三者构成法律援助的实体内容。
1．以低保标准的三倍并参照县级人均收入标准为经济困难标准。我们认为，单纯以低保标准或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判断经济困难的唯一标准，存在一定不合理性。因为享受有偿法律服务，所需费用大，稍高于低保标准又无较高收入的“夹心层”人口，同样没有能力支付高额的法律服务费用。故建议以低保标准的三倍为判断经济困难的基本标准，再参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标准执行，低于上年度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的某些居民，也可纳入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这一标准追求的是实体的正义，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低于人均收入标准的居民则属于经济上的“弱者”，对于该人群的援助体现了法律援助的本质属性。
2．以办案成本确立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办案成本应当包括有形支出和无形支出。出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考虑，如果只是补偿社会律师的有形支出，社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就将失去积极性，因为他们的付出无法完全获得回报，即无形支出无法得到补偿，法律援助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3．以民生标准确立法律援助范围。2010年9月修改后的《福建省法律援助条例》把法律援助范围扩大为八种情形，新增农村五保户、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以及交通、医疗、产品质量等事故受害者为法律援助对象。从理论上说，只要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都应该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即与居民基本生存权有关的事项都是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从实践层面上看，民生标准应交由法律援助机关进行把握，待实践成熟和经济社会条件具备后再增列法定的法律援助范围。虽然当前福建省的法律援助范围有所扩大，但法律援助实践的发展对法律援助范围有着更高的要求，因而以民生标准确立的法律援助范围经由实践的检验理当逐渐上升为法律化的法律援助范围。
（四）完善法律援助程序，追求法律援助的程序正义
在法律援助程序中，主要存在刑事案件申请法律援助难和经济困难证明难的问题。刑事案件申请难，主要是由于福建省法律援助体制上的问题。解决该问题主要通过确认法律援助机构的行政属性，使法律援助机构以行政机构的名义加强与公检法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实现沟通与交流的平等。同时，制定工作计划，加强在看守所或监狱等部门的法律援助宣传，如定期以法律援助机构的名义在看守所或监狱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让更多的法律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了解他们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至于经济困难证明难问题，可以换一个思路来考虑。实际上，现行一些做法已经反映了这一思路：发放法律援助证，免予对当事人经济状况审查，即不用申请人提供经济困难证明。从残疾人和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证可以得到启示，用法律援助证替代经济困难证明，而之前用于证明经济困难的依据可以作为领取法律援助证的条件之一。发放法律援助证建立在对援助对象的类型化的基础上，这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五）分类规范法律援助业务，促使法律援助事业专业化发展
分类规范法律援助业务，促使法律援助事业专业化发展。如区分民事、刑事不同性质案件和区分妇女、农民工、残疾人等不同对象的案件（可以考虑将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纳入无须进行经济困难审查的法律援助特殊对象），逐渐形成法律援助机构内部专业部门和专业法援从业人员。群体性、敏感性法律援助案件应当成为特殊的一类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从关注民生和危害社会稳定的高度妥当为该类案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从法律援助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说，群体性、敏感性案件可以作为法律援助中的特殊一类案件，因为其涉及的人员范围很广，并关涉某一群体的基本民生问题。对于群体性、敏感性案件如集体欠薪，首先应当放低法律援助的准入门槛，而以民生标准将此类案件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中。其次，在法律援助程序和操作规程中，应当提供便利条件，为此类案件接受法律援助服务排除程序上的障碍。再次，应当把此类案件作为阶段性法律援助工作重点，尽量从该类案件的申请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援助服务。
（六）整合社会法律援助与政府法律援助，构建更合理的法律援助格局
构建福建省法律援助格局，发展多层次的法律援助服务。
1．加大推动政府设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和组织的力度。“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领导的重视、政府的支持。例如增加法律援助机制的编制、配备法律专业人员、改善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条件、以增强法律援助中心的接案能力和办案水平，扩大公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影响力等等，都需要政府的资金投入。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有所为，才有所位”。
2．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身法律援助事业。对于有法律专业受训背景的社会人士，其乐于提供法律咨询等无偿服务的，应给予肯定和鼓励。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在法律援助过程中遇到本组织无法解决的难题，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积极给予指导和帮助，出面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和协调，或由政府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援助从业人员参加诉讼等。整合社会法律援助和政府法律援助的资源，利于形成更合理的法律援助格局。
3．对大学法学院（系）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一定经费支持。大学中的法律援助机构确实提供了许多法律咨询、代书等服务，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了倾诉的渠道，化解了部分矛盾。遗憾的是，这类机构的工作及其成效尚未得到政府的应有重视。他们欠缺基本的工作经费。政府在法律援助经费分配时应给予适当支持。
（七）加强法律援助专业队伍建设
1．增加法律援助机构的编制，增配人员。为应对福建省法律援助业务的日益增长，应当保证县区级法律援助机构至少有2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名专职律师。可以考虑从福建省已经登记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中择优录取。还可以考虑从有法律专业背景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村官”中选任。
2．加强培训。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专职律师应当纳入社会律师培训机制中，对法律援助其他从业人员也应当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培训、研讨，提高专业服务水平。
3．对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进行适度分类培养与管理。在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分类的同时，应当根据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专业特长，对他们进行适度分类培养与管理。从基本类别上，可以分为刑事援助人员和民事援助人员；在民事法律援助中又可以进一步分类。对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分类作业，有利于发挥法律援助人员的专长，更有利于被援助人合法权益的保障。4．提高待遇。提高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将有效遏制法律援助专业人才流失，促进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补贴，解决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行政编制，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办理的案件数与他们工作绩效挂钩，作为他们年度考评的重要依据，从而缩小他们同社会律师之间的待遇差距，也有利于提高他们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
（八）建立法律援助监督机制，促进法律援助质量的提高
迄今为止，福建省仅有法律援助质量检查办法，尚无法律援助质量评估和监督机制。我们认为，应该建立法律援助的质量监督和评估体系，包括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从外部监督来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机关，可以定期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质量检查，发挥行政检查的威慑力。从内部监督来看，首先由省法律援助中心制定全省统一的法律援助质量评估标准，并进行公布。其次，定期对案件质量进行集中评查，对具体案件作出优秀、合格、不合格的评定，并建立评查纪录。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质量监控是有成本的，因此必须考虑案件质量控制的优先性领域。总体看，法定范围的案件应优先于酌定援助的案件，效力较高的法律规范确定范围的案件优先于较低效力规范确定的案件范围，刑事案件应优先于民事案件，群体性案件应优先于单个个体的案件。
（九）加强省内外法律援助机构之间的协作，节约成本，扩大效益
由于各地区法律援助工作有着不同特点，各地区之间的法律援助工作是相互独立的，一些跨市或跨省的案件的法律援助成本加大。为了节约成本，扩大效益，应当加强省内外法律援助的协作。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8
一、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及范围
今年我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农村家庭收入人均低于958元/年，城镇享受低保且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困难群众。我市法律援助范围：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因见义勇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农业生产资料质量问题纠纷，企业破产职工权益保护纠纷；刑事被告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家庭暴力、产品质量、高危作业、环境污染等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今后将结合我市实际，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省法律援助办法》的有关规定，适当放宽标准、扩大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范围。
二、进一步健全网络，拓展途径，多层次提供便民服务
各地要按照“那里有困难群众，那里就有法律援助服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市、县、乡（镇）办事处法律援助中心机构建设进度，建立健全市、县、乡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同时，要在村（居委会）、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选聘法律援助工作信息联络员，形成遍布城乡的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实现区域全覆盖。要充实基层援助中心力量，改善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办公设施和条件，夯实基层基础工作。适时组织法律服务人员深入到工地、农村等开展法律援助咨询，就地受理法律援助案件；要依托市县普法网，积极探索网上法律援助服务；要优化“12348”法律援助咨询自动化平台功能，调整充实咨询内容，公布各级法律援助中心电话，简化程序，提高法律援助效率；积极开展对襄樊籍农民工在外省市务工受到侵害的重大案件法律援助服务。
三、进一步强化职能，突出重点，提高维权维稳工作水平
各级司法部门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办案，办好案，切实保障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是重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对于农民工工伤和工资案件，无论经济是否困难一律提供法律援助;对于在襄樊务工的农民工，不论是本地人或外地人，都一律同等对待；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做到优先受理，优先办理。二是重点为农村提供法律援助，我市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是法律援助工作的难点和重点，要继续坚持法律援助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办案能力，最大限度满足农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三是重点为城市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四是重点为影响重大的疑难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大力做好涉案人员多、影响大的法律援助案件，预防和减少发生。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9
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证明是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和法律援助机构运用证据证明申请人的经济状况是否达到经济困难标准的活动。出具证明材料的机关、单位作出的依据则是经济困难标准，经济困难证明和经济困难标准在法律援助的范畴内是一对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困难标准从实体方面划定了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确定了政府应当承担法律援助责任的程度，那么经济困难证明则从程序上保障了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的公民获得法律援助。但就目前来看，无论是《法律援助条例》，还是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证明的规定都不尽完善。
因此，有必要制定规范的经济困难证明制度来知道实践操作。
一、经济困难证明的概念
经济困难证明是指申请人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证明自己可以享受法律援助的一系列材料。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类：
1.准经济困难证明：民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或人民法院所出具的职能范围内的证明，这些证明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明确的发放条件，反映了公民的经济状况，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能够直接作为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决定的依据。至于哪些职能部门出具的证明能够作为法律援助机构认定申请人经济困难的依据，取决于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初步考虑这些证明包括：民政部门出具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特困户救助证》、《五保供养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灾民救助卡》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证明以及人民政府出具的见义勇为的证明材料和人民法院出具的司法救助的材料等等。还应当由县、市、区民政局、区总工会、区教育体育局、区残疾人联合会、区妇联将相关贫弱群体的数据资料提供给法律援助中心，由司法局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司法保障证，法律援助中心对持证者开通绿色法律援助通道。司法保障证是持证人符合经济困难标准的强有力的证据，法律援助机构仅需对该证的真伪进行形式审查，该证明材料是一种准经济困难证明。
2.普通经济困难证明：大多数地方法规规定，农村生活确实困难的村民、城镇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无劳动能力）和城镇生活确实困难的居民，应当由当地基层组织出具经济困难证明和相关证明材料，并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认可的符合法律规定的确实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系列材料。
3.特殊经济困难证明：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中，也可以降低证明标准。比如，对于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的案件，特别是在与资方发生的纠纷中，农民工欲证明自身的经济收入是比较困难的。只要审查人员在申请人、异地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的其他信息基础上大致认为申请人符合经济困难的标准，且案情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情况下，即可作出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
二、经济困难证明的内容
经济困难证明在目前各地使用的要求的基础上，应当逐步要求申请人提供其可动用资产、可支配收入、财务资源等材料，以此来证明申请人的收入符合经济困难证明的标准。例如《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申请人提交的经济困难证明，包括家庭成员证明和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户口簿能证明家庭成员关系的，应当提供户口簿；户口簿不能证明的，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派出所、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提供证明。家庭成员是指与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关系的人员。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家庭成员收入状况、支出状况和其他资产状况。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有工作单位的，由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所在工作单位出具收入证明。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没有工作单位的，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居委会或者村委会出具收入证明。享受民政部门社会救济的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三、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
对于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当前各地普遍采取的做法是，将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设定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民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或人民法院。目前，除去准经济困难证明和特殊经济困难证明以外，各地对于确立普通经济困难证明主体的具体做法是：首先，由居（村）民委员会承担主要的经济状况审查职能，由居（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拟提供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然后再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进行进一步核查并出具证明，即相当于认同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是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
对于法律援助机构来说，更多的是承担经济困难证明的形式审查的职能，法律援助机构不应当是经济困难证明的主体。
四、经济困难证明的标准
法律援助标准条件篇10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具有多样性、广泛性的特点
我国法律援助参与者主体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是由我国目前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现状和特点决定的。首先，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突出。一方面，我国的人口数量较大，法律援助对象众多，并且公民法律普及的程度不高，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大。
法律援助对象不仅要求得到专业的诉讼和辩护，也需要得到专业的法律咨询，非诉讼的法律事务的指导和等其他形式的法律援助服务。另一方面，专业法律服务人员缺少，全国注册的执业律师不到13万人，平均每一万人不足一名律师。同时，律师分布不均衡，70％左右的律师集中在大中城市,只有30％的律师在为农村服务。基层法律工作者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服务人员正是为了弥补律师数量上的不足和分布的不均衡应运而生的，目前全国基层法律工作者也仅有10万人左右。法律服务从业者的数量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需求。
因此，在我国，社会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与法律援助供给能力不足的矛盾将长期存在，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法牵援助工作中来，共同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其次，法律援助服务的成本主要是人力资源成本。从降低和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出发，应该对不同的法律援助案件或事项配置不同援助人力资源，合理调配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其他参与者的力量，为有不同需求的法律援助对象服务，实现法律援助人力资源的最充分地发挥，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的有效途径。
基于上述原因，在法律援助参与者的范围和对象上，我国的法律法规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方面通过《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司法部《关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确定了由专职法律援助律师、社会职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同组成的义务主体；另一方面对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工作作出了灵活的、倡导性的规定。《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一些法律援助的地方立法也对此作出了规定。如《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活动存在的问题
经费困难。除个别经编制部门批准的法律援助组织外，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设在各社会团体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站点情况相对好一些。这些站点虽然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但是由于其设在各社会团体内部，其办公经费一般都会从其所属部门开支。但是这些组织能利用的办公经费有限，所以其业务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形同虚设，很少开展活动。与上述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则困难更大，它们没有正常稳定的经费来源，有些组织因争取到境外资金而成立，后因为境外资金收缩或停止而遇到了生存困难。
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人员的身份不明确，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较为艰难。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中具有律师资格的工作人员由于受到执业场所的限制不能取得法律服务执业证书，他们在法律援助活动中的身份经常受到质疑，得不到法院、仲裁机构的相应支持，在协调处理纠纷及办案取证等等活动中，办理案件的工作人员也受到许多限制。由于经费及专业服务资质等原因，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活动范围很窄，与法律援助机构的受理案件范围很多是相同的，没有成为政府法律援助工作的有效补充。
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目前，对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活动还缺乏具体的规定，针对社会组织踊跃但无序地参与法律援助活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的司法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情况。但是目前仅仅是与经其批准设立的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工作联系；而对未经其审查、批准成立的社会法律援助组织，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其从事法律援助活动方面的具体情/，！/况，更谈不上管理和监督。收费问题仍然存在。仅从了解到的情况看，曾经发生有些社会组织因法律服务方面的收费引起纠纷被投诉到司法行政部门的情况。
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定位思考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是虽然挂了法律援助牌子，但工作仍处在权益维护的老模式上，对怎样开展法律援助思考不够；二是将政府法律援助机构视为维护社团成员利益的渠道，在工作开展中因依赖政府法律援助而失去自治品格；三是致力于建立一套与政府法律援助相仿的工作体制，独立于政府外开展的却是与政府法律援助重合的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履行职能的主动性和效率有待提高。是否能够切实有效地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便捷、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法律援助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都与法律援助机构职能发挥的好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些法律援助机构重办案轻管理，疏于履行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职责，影响了整个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
如何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法律援助
明确参与法律援助的指导思想
我们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目标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对社会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的监督和管理，我们要坚持：社会法律援助组织与政府法律援助协调互补；多元化发展；不从事有偿法律服务。严格保证质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以社会法律援助组织自律为主的内部治理机制。为保证提供合格的法律援助服务，对社会组织要实行准入制度，明确监管的标准和责任。
加强政府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
立法方面，加大力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求中央政府对外加大对国际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和交流力度，把握世界各国法律援助的发展趋势和成熟经验，对内则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结合各地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制定详细的统一标准和规范性指导文件，形成以《条例》为基础，各种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相互衔接，多层次、综合性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确保法律援助事业协调有序发展。对于地方各级政府而言，则应依据《条例》并结合本行政区域财政、法制状况，制定符合本地特点的具体实施标准，要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援助细则，并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时做相应调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向中央政府提出立法建议，使公民的法律援助权利真正具有可靠的法律保障。
资金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首先，必须加大国家财政拨款数额，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其次，建立政府性法律援助基金。从实践上看，这种基金是一个很有发展潜质的资金筹集途径。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法律援助政府性基金可采用以下筹集方式：一是每年由政府从律师行业收取的营业税及个人所得税中按一定比例返还给法律援助机构，用做法律援助经费；二是从福利、募捐扶贫济困等各项公用资金中提取法律援助基金；三是政府将部分罚没款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基金；四是依法收取应由受援人承担的合理费用，同时从败诉的非受援方交纳的诉讼费用中也可提取一定的比例，作为法律援助基金。
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加强对法律援助机构、社会组织等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的监督管理，严格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中的工作纪律，明确法律援助转移支付专项经费专款专用，定期予以监督检查。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要加强考核，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办案质量都应达到一定标准，对于能力素质不达标的人员要坚决调离法律援助队伍。
加强培训和信息交流，注重专业特色，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社会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服务技能和服务水平。
动员、挖掘具有“维权性质”的社团组织参与法律援助，横向延展覆盖触角。
吸纳社会各界支持参与法律援助，更好地维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是法律援助事业深入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对法律援助受众人群和服务实施主体分析发现，工、青、妇、残、老等社团组织工作的基本职能是代表和维护其社团成员的合法权益，其机构具有的维权特性与法律援助为困难群众依法维权的本质高度契合，且具有周密的组织网络体系，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稳定，如果能够参与到法律援助中来，则是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有益补充。
发展专业的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完善维权网络，活跃工作局面。
充分吸收社会律师作为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律师激励机制。截至2013年11月，全国共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行了法律援助条例，其中仅安徽、福建、江苏等12个省份规定“对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此，一是要继续扩大激励机制的覆盖范围，在其余的省份中建立奖励和表彰的激励机制，以提升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同时，激励机制应当以义务和职责的形式明确化，具体到条文表述中宜规定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突出强调:请记住我站域名“应当”二字，更有利于保障激励机制的有效实现。
二是要增强激励机制的含金量。激励机制的实现形式主要为奖励和表彰。一方面，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成绩突出的律师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表彰力度，加强对先进典型、先进事迹的学习、宣传，通过授予荣誉、提高社会美誉度的方式来增强广大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自豪感和内心动力，激发其热情和积极性。
积极吸纳院校学生为志愿者从事法律援助活动。各地区可以与当地大学法学院合作开展法律援助活动，组织在校学生到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接待咨询、承办案件，法律援助机构成为了学生们的“实践课堂”，既为法律援助带来活力，也储备了人才。（江西省新建县人民法院张小秀邓金华）
参考资料：
1、宫晓冰:《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__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