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1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融合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传统区别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快速飞速发展，产业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资本流动形式截然不同的特点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控制权的要求。在投资的过程中直接投资是通过全部或者部分国外企业的进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过间接方式对国外企业进行经营和管理。而间接投资则很少涉及到这一问题。从资本发展的过程中看，其形式也不尽相同，直接投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货币形态的投资方式，而逐步的转向为其他各种方式的货币投资方法，其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方式在国际上也在日益应用，逐步的进行转移化。
二、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趋势
随着当前社会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投资应用的过程中对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方式进行了综合的处理与分析，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严格的区分，在越来越多的场合它们相伴相随，有的时候在投资控制的过程中对其接线的划分很难。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使大量对外投资行为既有直接投资的内涵，又有间接投资的手法和特点
在资本市场上，资产表现为以下四种基本形式：①现金资产：各种货币资产；②实体资产：表现为各种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生产资料；③信贷资产：各种债权债务；④证券资产：表现为股票、债券、商业票据和各种投资收益凭证等证券。实体资产的国际流动是FDi的本质特征，而间接投资则侧重于其他金融资产的流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实体资本的转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流动。
(1)兼并收购（m＆as）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方式也日趋复杂。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资，并购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它可以让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同时就消灭一个竞争者；而且，它可以让投资者获得公开市场上不易获取的被收购企业的商标、技术、管理经验、关系网、销售渠道等等；并购方式建设周期短，使投资者可以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迅速扩展产品线和营销渠道，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并购方式还可以让投资者利用东道国货币贬值、股市大跌、东道国企业面临财务危机等情况廉价地获取资产从事海外经营。
(2)少数股权投资。这种投资虽采用股权形式，但并不要求对受资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也有别于单纯追求股票升值的间接投资。通常，它是企业间欲达成某种联盟而采取的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如今的商业竞争比任何时代都要激烈、复杂，即使是像500强这样的大企业也没有能力在各个方面保持领先。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很多企业积极地在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寻求与同行乃至其他行业的优秀企业的合作，以求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3)从FDi的回收来看，传统的直接投资是通过海外企业的赢利逐步收回，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情况下，企业还可以利用各种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转移风险、收回投资，从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间接投资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资机构的国际投资行为往往兼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特征
(1)国际资本市场风险大、技术要求高，能在这样的舞台上提供大量资金的多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相对于个人投资者，它们的投资通常数额大，期限长，注重通过投资组合降低风险。
(2)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双重特性，它以权益资本的形式向那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小企业（通常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它是一种直接投资，因为它提供的是权益资本，而且常常占有风险企业的大部分股权；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技术上和经营上援助，帮助企业发展业务计划，促成企业成长；风险基金在投资时必须对风险企业有全面的了解，从技术水平到产品的市场前景乃至管理团队的综合素质等，只有这样，它才能对企业的发展潜力有适当的判断。
三、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融合带来的启示
1.引进外资需要加大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资的发生往往和间接投资是相伴相随的，对金融资本流入的限制也会阻碍直接投资的进入，特别是在兼并收购在FDi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限制国内企业向外商发行或出售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也变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资的流入。
2.两者的融合趋势，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发展，也对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金融中介的穿针引线，它们的紧密结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购、兼并、各种资产的证券化、相关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才能顺利而高效地进行。同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企业对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仅要能够提供从资金融通到投资顾问的全方位金融服务，而且要能够在全世界开展业务提供服务，为跨国公司的国际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2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理论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andoxley,1997;Rassekhetal.,2001)。
自从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分析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发展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and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企业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着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现代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and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and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
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and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中国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Chase-Dunn(1975)
第一次简单地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基尼系数与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正相关,从而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危害了经济发展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产生。随后Rubinson(1976)进行一了更为复杂的分析,证明国家势力、直接金融控制和对外部市场的附庸是实施经济控制和影响的三条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外国储蓄的数量、出口/进口占GDp的比重来分别代表以上三条渠道,得出了结论:哪个国家国内对国际直接投资控制的程度越大,这个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别是在任何将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二次方的失败对Rubin-son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怀疑。事实上,weedeandtiefenbach(1981)所进行的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含在他们的样本中的研究,并没有重新产生Rubinson的结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证明了weedeandtiefenbach(1981)没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原因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了同一个样本中。根据Bomschi-er的观点,“附庸倾向于增加国家内收入差距数量”仅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趋势。结果当一个样本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时,这两个效应相互抵消,因此不会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显着效应。BomschierandChase-Dunn(1985)在其所进行的包括14个发达国家,52个发展中国家、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的总共72个国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个发达国家的附带变量,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确实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正相关,而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负相关。但他们发现,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样本中包括了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在这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中基本上没有私人资本,并且基尼系数仅仅是关于劳动收入的分配,而实际上劳动收入的分配比资本或总收入的分配更平等。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主要表现
国际上对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已经进行了较长一段时期。最初是用Kuznets(1955)的研究成果来优化这一理论。在随后不断进行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发现外资渗入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的确,在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道国的同时,一些国家的收入差距也日趋严重。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也被认为是造成东道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FijitaandHu(2001),Venu(2001),XingandZhang(2004),tsaip.L.(1995)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数据比较和模型说明的方法,通过附带和没有附带地理因素两种模型的比较,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在东南亚欠发达国家中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tsaip.L.(1995)严格选择了33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ChangkyuChoi(2006)使用来自世界银行的1993-2002年间11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发现当国际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提高时,由基尼系数定义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综观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衡扩大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国际直接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基础设施优良、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从而造成了国际直接投资在地区间的不合理分配。Ka-malakanthanandLaurenceson(2005)调查发现,进入中国和印度外资的一个显着性质是它过度集中于某些地区。在中国和印度,外资已经势不可挡地流到了沿海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很多,但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具有进行贸易的区位优势,从而吸引了以贸易为导向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同时,沿海地区一般都是国内最富裕的地区,因此吸引了以当地市场为导向的外资的进入。SrivastavaandSen(2003)研究发现,在印度除了Delhi,其余5个沿海州Karnataka、tamilnadu、maharashtra、Gujarat以及andhrapradesh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国际直接投资总数的60%-70%。由于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国际直接投资会因其便利的技术扩散而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Caves,1996;markusen,1995)。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集聚会使当地企业通过与外资企业做贸易而学到它们的先进管理经验;而且跨国公司可增加当地的竞争,推动当地企业更具效率;跨国公司还能通过传播国际市场信息或改进东道国的交通运输设施而帮助当地企业出口(BlomstromandKokko,1998;UnCtaD,2000)。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沿海地区的劳动收入,从而扩大了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Sunandparikh(2001)、Demurger(2001)以及Demurgeretal.(2002)的研究都考虑了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沿海地区收入的增长有着显着、积极的影响,但对内地却没有。这些研究为有关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东道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论断提供了证据。
2.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一般是资源寻求型的。这些企业大量进入后,会增加对当地生产资源的争夺并使政府的优惠政策向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倾斜,从而提高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这就导致了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下降。而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凭借其技术、资源等优势,往往倾向于支付相对于内资企业而言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就会不断扩大。a.Sav-vides(1998)的研究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而且,在某一行业内国外投资者销售额的提高,短期内也会使没有国际直接投资的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产出下降(aitkenetal.,1999),从而在短期内拉大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间工人工资的差距。aitkenetal.(1996),LipseyandSjoholm(2001),FelicianoandLipsey(1999),Gorgetal.(2002)研究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之所以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它们拥有技术和所有权优势,在这些企业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更高;支付高工资可以降低这些企业先进技术的外流;充裕的资本促使这些企业提供更多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培训;而且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从而趋向于支付更高的工资。Driffield(1996)以英国为例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而导致其生产率比内资企业高,因此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比行业平均水平高约7%的工资。Conyonetal.(1999)发现,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生产率的不同而导致他们之间的工资差距达到3.4%;Girmaetal.(1999)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间存在着5%的工资差距。而根据edwardandwads(2000)对墨西哥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所支付工资高于东道国的平均水平,当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收益降低时,收入不均就会更加严重。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引起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溢出(machinandvanRe-enen,1998),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否会扩大,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出。aitkenetal.(1996)在对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美国三个国家所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均导致了三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只导致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未发生工资溢出,亦即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的工资并未同步提高,因而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存在显着的工资差异。在美国则发生了工资溢出,国际直接投资部门和非国际直接投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甚至几近消失。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比美国国内企业规模更大、资金更加密集,因此较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更易产生工资溢出效应。
但是,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东道国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收入差距的观点,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不同意见。GrahamandKrugman(1995)讨论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贸易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1986-1990年间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他们几乎没有发现支持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企业支付了更高工资的证据。
3.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收入差距。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显着表现是,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东道国社会中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多学者在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都支持这一结论。Juhnetal.(1992)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资差距剧烈增加,因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加了。markusenandVenables(1997)提出了一个工资差距和长期资本来源的跨国公司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们发现,如果放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限制,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BlonigenandSlaughter(2001)研究发现,1987-1994年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促进美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作用。weiyanChen(2003)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后果,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的非理论影响。他运用特定因素模型的扩展导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国民收入的功能框架,调查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各种类型劳动的不同影响。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提高了熟练劳动力(非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可能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源。FiginiandGorg(1999)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直接投资与1979-1995年间爱尔兰制造业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加相关联。tay-forandDriffield(2000)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显着影响。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同行业内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着影响。
国外学者们还进一步研究了造成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概括起来就是:
首先,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FeenstraandHanson(1997)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向一个地区的集中流入会提高对当地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当地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他们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由于熟练劳动力相关工资的增加而导致的工资差距的增加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相联系的。他们研究了1975-1988年间墨西哥maquiladoras地区国际直接投资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该地区吸收了来自美国跨国公司的大量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分析技术报酬时,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提高该部门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趋势。他们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有关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了熟练劳动力需求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率的假说。
Driffieldandtaylor(2000)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主要通过两种效应的结合来增加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一是跨国公司的进入直接增加了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二是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使得内资企业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加了。Korv(2000)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以更广泛的非理论研究和独立估计,发现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互补,而非熟练劳动力对资本更多的是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降低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理论,需求增加的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增加而需求降低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价格将降低,因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增加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将降低,从而二者的工资差距将扩大。Feen-straandHanson(1995)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引进,增加了1975-1998年间墨西哥制造业内部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应需求。这种由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增加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FreenstraandCordon(1995)对墨西哥的研究也发现,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与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正相关,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中,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达到50%。
其次,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增加。Dunning(1993)认为,大约3/4的R&D和市场经济中90%的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是由跨国公司引起的。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理论,公司在国外建立生产往往因为它们在调动拥有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方面(新产品、技术拥有权、先进的管理技能等)具有优势,这样技术往往随着跨国公司而转移。acemoglu(2002)、CardandDinardo(2002)认为,美国工资差距增加的标准解释是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按照这种假说,技术发展带来了与熟练劳动力互补的投资,这便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事实上,由于东道国的技术发展吸引了国际直接投资,而国际直接投资的进入又带来了先进技术,便利了技能偏向的技术需求的变化,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便引起了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造成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
DriffieldandGirma(2003)进一步认为技术与熟练劳动力是互补的。技术输入可能增加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产生高工资率。Barrelsandpain(1997)的研究表明,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是扩大劳动需求的,其提高了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Xiaodongwu(2001)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已经选择了合适的经济政策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以促进技术的发展。自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引进引起了对技术的偏好,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在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分配的影响就不再是微不足道。他在研究中引进垂直生产差别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技能的回报,得到的结论是,在一个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这种影响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引起的这种技术转移是技能偏向的还是劳动力偏向的,而不是究竟哪个部门吸收了国际直接投资。分析显示,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劳动力偏向的技术时将降低工资差距,而当国际直接投资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时则将增加工资差距。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3
【关键词】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西方标准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理论在解释工业化国家跨国投资动因及其行为特征等方面，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厂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发展路径问题，而是一种以“企业选择”为重点的理论范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关系到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宏观经济效益，也关系到投资者的微观经济收益。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制定合理的产业选择方案，是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质量的必要理论前提。从深远意义说，中国fdi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总体发展战略的政策绩效，决定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期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江小涓（2005）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是中档加工组装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研究与开发机构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聂名华（2001）总结了我国境外投资产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应将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列为境外投资重点，同时要有选择地投资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业；宋伟良（2005）在分析与产业选择相关理论后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支持资源开发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劳动密集型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的境外投资。另外赵春明（2002）、邢建国（2003）等学者也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成果偏重于理论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产业选择的依据和基准也只停留在理论表述，没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提供可参考的指标体系，对于产业选择的实证研究也较少见到。
鉴于此，本文将以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产业静态集聚指数和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等指标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深入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潜力。
一、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
1、投资竞争力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的提出
卢进勇（2003）在研究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时，首次提到投资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目前存在的一些企业竞争力或企业国际竞争力概念基本上都没有考虑投资或对外投资问题，所下定义仅仅顾及了贸易或对外贸易方面，应当说，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方式日趋多样化，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样的定义是不全面的。
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将企业国际竞争力划分为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投资竞争力两个方面，正式提出企业国际投资竞争力的概念。国际贸易竞争力类似于已有的关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国际投资竞争力是指企业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较其他投资者更强的投资决策、项目运作和企业管理能力。国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投资竞争力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侧重点是产品、价格、质量、服务、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竞争力，后者则侧重在项目投融资、技术、管理和品牌竞争力等方面。但是卢进勇在界定概念后，没有在文章中对于国际投资竞争力进行进一步分析和使用，无法领略到它更深层次的意义。
由于国际投资竞争力与国际贸易竞争力有相似之处，只是侧重点不同，笔者认为可以模仿现有国际竞争力分析的指标，创造出国际投资竞争力的分析指标，对中国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更好地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为了方便进行产业选择，也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模仿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创设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revealedinvestmentadvantage，ria）进行分析，即：
riaia=（xia/xit）/（xwa/xwt）
式中，xia是国家i在a产业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wa是a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对外直接投资额，x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xwt是世界市场上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国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平均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而言的相对优势。它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不同产业投资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若riaia＜1，则该国在该产业上处于比较劣势；若ri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大。
2、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分析
（1）数据选取。中国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自于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3年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数据是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早数据，使用的是各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比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各产业数据使用的是《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并购（m&a）的销售总额和各产业的并购额，选择流量进行计算。由于中国产业统计口径在2006年以后基本一致，而这之前的数据产业划分不尽相同，本文进行了适当的整理，但仍有部分数据缺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分产业数据是在原数据基础上根据中国公布的产业分类进行了合并整理所得。另外世界投资报告中没有公布批发零售业的并购数据，虽然中国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但无法计算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所以无法用该指标界定中国某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力。
（2）指标分析。表1对数据基本齐全并且有实际意义的若干产业的ria指数进行了具体分析。
从各年度的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数可以看出，在以上的各产业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是农林渔业，ria值基本在12以上；具有一定优势产业的是商业服务业、建筑与房地产业，ria值在3—8之间；只具有微弱优势的产业是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业的ria值波动较大，投资竞争力不稳定；其他产业的投资竞争力不明显。
从各产业的年度变动来看，商业服务业和农林渔业的投资竞争力处于增长状态，采矿业和制造业有所下降，交通运输仓储业虽然指标值有波动，但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建筑与房地产业以及电力煤水生产和供应业指标值跨度大，趋势不明显，但也有下降的变动。
因此从显示性投资优势指标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竞争力总体不强，优势产业仍集中在农林渔业和商业服务业，采矿业的优势也存在，但2007—2008年的产业投资竞争力与前几年比较起来已经明显下降，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符合。制造业对外投资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10%。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静态集聚度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其中si表示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静态集聚指数，ai表示对外投资国在i产业上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a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总体规模，i=1，2，…n表示n个产业部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该静态指数反映的是投资国在一个产业部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比重，是衡量目前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产业分布的存量指标。其数值等于各产业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
根据这个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得出中国近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水平，如表2所示。
根据各年的产业静态集聚指数情况看出，商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值最高，两者之和在50%左右，这种趋势在5年内都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商业服务业和零售业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优势产业，虽然2007年两者所占的比例小于50%，但主要是因为有部分数据被分离出去单独计算，因此并不影响它的总体趋势变化。另外，近两年制造业的投资比例已经远低于10%，总体水平连年下降，可以看出制造业优势产业的地位逐渐消失。制造业对外投资平均比例不高，只占总额的8.1%，而出口贸易的90%是工业制成品，其中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产品，可见我国贸易投资行业一体化程度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而言，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做后盾，如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就占有很大比重。与制造业相对比，最近几年交通运输与仓储业、采矿业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加，都超过10%。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
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度表示为：
其中di(0-t）为时间段（0-t）内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态聚集指数。bi(0-t）为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bi(0-t）为投资国在时间段（0-t）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
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对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性产业，若bi(0-t）＜0则表明时间段（0-t）内投资国在i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减少，该产业为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缩性产业。
当i(0-t）＞0，若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若di(0-t）＜0，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若0＜di(0-t）＜1，则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i产业纵向比较有所增加，但增长速度小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该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
当bi(0-t）＜0时，若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i产业向其他产业转移；di(0-t）＜0，则bi(0-t）＞0，表明在时间段（0-t）内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向i产业集聚。
与静态的集聚指数不同，动态的集聚指数是反映在一定时间内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的流量指标，体现了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间转移方向和速度。使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可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测量产业的集聚趋势和转移方向，体现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方面的潜力。
根据计算公式，笔者依然选取2003—2008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计算对象（数据选取来源同上），在表2数据的基础上，求出2004—2008年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与产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后得出15个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如表3所示。
对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动态集聚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中国各产业多年来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连续四年产业平均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46.7%；第二，从单个产业来说，每一年都基本体现出正的动态集聚指数，可以看出每个产业都能连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只是增长的速度有所不同，只有采矿业在2007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表明了明显的发散趋势；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2007—2008年向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聚集，从纵向比较看，交通运输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以及农林渔业四大产业基本一直保持di(0-t）＞1，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第四，在采矿业出现转移的同时，制造业的di(0-t）由大于1转为小于1，这表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不再明显，增速减缓，已经低于各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出现发散的迹象；第五，金融业的增长从无到有，虽然与数据统计有关，但也可以看出金融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逐渐占有一定位置，增长的势头逐渐显现出来。
四、实证分析的结论总结
对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本文对于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和产业选择方向进行了总结，如表4所示。
第一，具有投资竞争力、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并且具有一定产业集聚趋势的产业有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它们是中国较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保持了较高的投资优势，对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外向型发展思路的实施起了很大作用，符合我国总体的发展战略方向，因此应当继续重点扶持和发展。
第二，具有一定的投资竞争力、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较小的产业有农林渔业和建筑及房地产业。它们有非常强的产业组合区位优势，有极好的发展势头，但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流地位，因此国家应加大在农林渔业等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上的支持力度，加快这些产业的跨国经营，更好地显现出它们所蕴含的竞争优势。
第三，不具有投资竞争力、但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趋势，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份额仍较小的产业有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地质勘探业。这些产业是中国基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同质性基准，顺应国际分工趋势，寻求和培育产业要素优势，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选择，以后也应该着力发展，并逐渐培育各产业的投资优势和竞争优势。
第四，具有微弱投资竞争力或没有竞争力，目前在投资总额中占有较大份额，具有产业分散发展趋势的产业如采矿业和制造业。我国要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这些产业对国内产业的关联程度进行细化，引导两个产业选择合适的区位进行投资，获得“相对优势”，规避东道国的环境保护壁垒，也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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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4
李练军(1974-)，江西高安人，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摘要：近20多年来，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文章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尽管能够相互促进，但它们之间基本上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最后提出了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3-0051-05 收稿日期：2008-10-29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1986-2006年，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额由32亿美元增加到564亿美元，共增加了17倍；而在这20多年中，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由0.5亿美元增加到97.3亿美元，净增96.8亿美元。仅仅从表面上看，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同步增长趋势，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andStevens，1974；Gopinathetal，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正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江小涓，2002；陈继勇、秦臻，2006)。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中部地区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 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中部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4～2006年，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1.4亿美元增加到160.5亿美元，增加了近6.5倍，年均增长率为18％；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6年s年时间增加了11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2％。第二，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中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4年的18.0％增加到2006年的28.5％，13年增加了10.5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一直都维持在1／4左右，1999-2006年年均比重为26.2％。因此，中部地区的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对外贸易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中部地区1986-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m)及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其对数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分析结果表1可以看出：
第一，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且对出口的作用大于对进口的作用。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为3.93，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增加3.9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出口倾向为2.18，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出口增加2.1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进口倾向为1.75，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进口增加1.75亿美元。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作用大于对进口的作用。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回归结论也是一致的。
第二，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6~2006年和1986-1999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6-2006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6～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6-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进口倾向分别为3.04、2.05、1.00，都明显小于1986-2006年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6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 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中部地区1986-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及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及其对数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分析结果表2可以看出：
第一，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的作用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初级产品出口倾向和工业品出口倾向分别为0.24和1.95，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品出口分别增加0.24亿美元和1.95亿美元。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比初级产品出口的作用要强，这有利于中部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初级产品进口倾向和工业品进口倾向分别为0.70和1.05，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l亿美元平均导致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70亿美元和1.05亿美元。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制成品进口的作用比初级产品进口的作用要强，这有利于中部地区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第二，由于五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
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回归结论也是一致的。中部地区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12和0.37，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和工业品出口分别增加0.12％和0.37％，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56和0.57，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56％和0.57％，有利于进口商品结构的优化。
(二)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中部地区1986-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其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及其对数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从回归分析结果表3可以看出：
1 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表3中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可以看出，回归方程i和Ⅳ都较为理想。回归方程i表明：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43亿美元；回归方程Ⅳ表明：出口每增加1％，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2.9％。因此，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 中部地区进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表3中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可以看出，回归方程Ⅱ和V都较为理想。回归方程Ⅱ表明：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53亿美元；回归方程V表明：进口每增加1％，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67％。因此，中部地区进口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3 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表3中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可以看出，回归方程Ⅲ和Ⅵ都较为理想。回归方程Ⅲ表明：当进出口共同对FDi起作用时，外贸每增加1亿美元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0.24亿美元；回归方程Ⅵ表明：当进出口贸易共同对外商直接投资起作用时，对外贸易总额每增加1％，平均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2.46％。因此，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6-2006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7-2007年)。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 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判断4个序列的平稳性，采取最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扩充迪基一富勒检验即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
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l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
从检验结果表5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只有dLnFDi与dLnlm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dLnFDi是dLnim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并不成立；而dLnFDi与dLntR、dLneX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这说明在中部地区尽管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因此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较大的进口成为中部地区进口的主要原因外，并不能在其它方面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大于初级品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具有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间接作用。另一方面，中部地区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尽管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进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但进口贸易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出口贸易、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中部地区的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而且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也就不能构成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出口贸易的原因，只是在其不大的进口总额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构成其Granger原因。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中部地区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近些年来有一定的发展，但还处在初级阶段。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应该包含两层涵义：一是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二是中部地区的一体化。因此，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推动中部地区贸易投资一体化：
第一，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中部地区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中部地区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5
关键词：对华直接投资经济影响日本
一、引言
近年，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升温。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2010年上半年日中贸易数据显示，2010年1―6月，两国间贸易总额约138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5%，创双边贸易半年新高。日本对中国出口达到创纪录的684亿美元，大增47.1%，而从中国的进口也达到699亿美元，同比增长24.2%。国际经济理论证明，增加直接投资、扩大贸易会给贸易双方带来巨大利益。对投资国来说，企业可在国外市场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或者通过外国政府的投资奖励、节省运费等，获得经济效益；而对被投资国来说，直接投资不仅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能带来不同形态的资本等。因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引起的中日两国间贸易的扩大，对中日双方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征
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摸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日元升值背景下的工场转移阶段以及2001年以后的开拓中国市场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的民间对华经济援助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日本经济发展停滞、日元升值等因素，日本加速了生产基地向中国的转移，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进入正式阶段。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有了质的飞跃。截至2009年4月，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达666.8亿美元，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近年，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逐渐显现出新的特征。一是制造业的大型生产基地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考虑到中国市场的远大前景，一部分日本企业甚至表示10年后将会把公司本部转移到中国。二是投资结构呈现出多样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企业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小型企业；投资领域也涉及到各行各业。三是中国已由“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日本企业原来实施的“中国制造、日本销售”的“中国商务战略”逐步转成了“中国制造、中国销售”的“中国市场战略”。四是投资向中国华东地区转移的趋势。华东地区既是中国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连接点，也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纽带。该地区的人文环境、生活习惯等与日本较为接近，消费水平也处于急速上升阶段，使得日本企业都愿意将投资地选择在该区域。
三、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国内曾出现过对华直接投资会导致日本“产业空洞化”的言论，即伴随着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进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进行产业转移，主要生产经营基地逐渐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国内仅留下一个“空壳”，导致日本国内经济不断萎缩。其实，向海外转移生产是任何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资本和资源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配置。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对华直接投资未必会引起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相反，通过对华直接投资，可以扩大双边贸易。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既有正面影响，也会有负面影响。
（一）对日本国内就业的影响
根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该产业就即将或已经在本国国内丧失竞争力，对外投资后，虽然此劣势产业的发展削弱，但国内其他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却会大幅增加，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有正面的影响；反之，如果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该产业还存在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外直接投资就会削弱投资国国内产业的发展，减少国民的就业机会，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而言就有负面的影响。
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国内即将或已经丧失发展优势的行业。虽然日本制造业海外转移后日本国内的失业率的确处于上升趋势，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对华投资的增加并不是日本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日本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不良债权问题的恶化以及日本国内需求的不足。不良债权问题不仅难以处理，而且引起了企业破产和失业率的上升，最终导致消费需求的下降。同时，日本对内直接投资规模太小、限制外资进入的政策也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另外，近年来随着日本女性地位的提高，日本女性就业的人数不断攀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失业率的增加。
（二）对日本贸易的影响
传统的贸易与投资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本国出口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导致投资国对被投资国出口的减少；反之，被投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往往会采取限制进口的各种措施。如此一来，投资国只能在被投资国直接建立生产基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投资国对被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
与替代关系理论相反，日本学者小岛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投资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相对劣势的产业的顺序依次进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扩大两国之间的比较成本差距，进而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究竟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出口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则取决于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投资类型和对外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
近年，中日两国贸易总额呈不断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857亿美元到2008年的2664亿美元，短短8年时间就增加了两倍之多。其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功不可没。这些投资带动了相关的其他产品的出口，促进了中日两国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两国贸易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所以两国间的贸易呈扩大趋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更倾向于增加其出口而非抑制出口。
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积极利用外资，开展加工贸易，开启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道路。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界产业开始大调整，中国大胆地吸收来自欧美、日本等国的资金，大力发展有色金属、钢铁、煤炭、化工等产业。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在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下，中国第二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不断发展与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持续快速的增长。
同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通过资产重组、企业重组等方式弥补产业的空白地带；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直接投资的不断涌入，中国加大了吸引外资的力度。特别是对通讯设备业、微电子等技术密集的行业投资比重明显加大，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明显。中国还制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对于高新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给予特殊的优惠待遇来积极引进，促进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显著上升，推动了中国产业的快速调整。
（二）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引进先进技术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主要动力之一。日本大规模在华投资设厂对华直接投资，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等软技术，同时也为中国带来许多先进的生产设备等硬技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为日本加工组装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90年代后，日本大幅度提高了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的力度，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迅速增加，在2001―2008年的8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接近22%。其中占GDp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在电子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和航天航空技术等技术领域的产品有13.6%来自日本进口，其中电子技术产品的16.1%、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32.5%自日本进口。
五、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日本对华投资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不均衡
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西部地区却少有涉足。同时对于钢铁、汽车等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导致了其市场供给过剩，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平衡。最终导致生产力过剩、经济增长缓慢。同时在此过程中，沿海地区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渐明显。
（二）日本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过于保守
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争夺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深感对华投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又担心对中国进行的资金技术投资会不断壮大中国实力，对日本构成威胁。在这种矛盾心态的影响下，虽然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在规模和数量上不断增加，但投资技术转让始终所占比重较少。
（三）中国投资环境还需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努力，但部分地区基础设施落后、能源及原材料紧张、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劳动力素质不高等问题一直存在，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成为阻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障碍。
引进外资是各国企业争夺资本市场的战略制高点。我国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定位产业发展，就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积极引进海外资本，以强化我国产业的竞争力。惟其如此，我国才能真正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为日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条件，而在华的日资企业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据测算，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就业人数920万人，而在华日资企业也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两国经济的积极影响远远大于其消极影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扎扎实实地促进中日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构筑中日经济环境共同体，中日两国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双赢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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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前沙代等.日本の中直接投[Z].大阪大学经济学部，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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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6
近年来，在全球对外投资总体趋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发挥的积极作用凸显。随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自身规模的壮大及国际经营能力的提升，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02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未来几年，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中国将逐步由“商品输出”过渡到“资本输出”的发展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2年的6962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63762亿美元，无论是贸易规模还是增速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但对外直接投资额已从1992年的187万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21571万美元，年均增长146%，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处于领先水平。江苏的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都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及结论
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张如庆（2005）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都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即进口和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却不是进口和出口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促进或替代效应都不太明显，原因可能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总体较小，而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很快；谢杰、刘任余（2011）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两者存在着直接互补效应，另外我国针对不同地区的投资具有空间上的互补效应；乔晶、胡兵（2015）分析认为，2005―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稳健的促进效应，并认为随着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可能会与出口存在替代效应；张春萍（2012）根据我国对不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且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效应的强度存在差异；柴庆春、胡添雨（2012）通过我国对东盟和欧洲投资差异性的考察，也证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属于获取资源型，对发达地区的投资则为了绕开贸易壁垒；蒋冠宏、蒋殿春（2014）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出口，但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存在不同，其中商服贸易类投资出口效应最为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体现了两国或两地区的贸易联系，一般认为两国贸易联系越紧密，对外直接投资相应越多。在衡量贸易联系时，进出口贸易额是比较合理的指标。
1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当存在贸易障碍时会促进资本的跨国流动，而当资本的跨国流动受到阻碍时会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以静态观点进行分析，一种产品既可以通过贸易，也可以通过投资进入另一国市场。选择进行贸易就替代了投资，这种替代效应在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时更为明显。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一般表现为先有市场，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投资主体就会考虑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当市场成熟后，投资主体就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从而用对外直接投资替代对东道国的出口。同时出口水平也间接反映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从母国进口越多，则表明其市场规模和购买力越强。因此，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有着替代和创造两种不同的效用。如果是贸易创造效应，则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如果是贸易替代效应，则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2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弗农（RVernon，1966）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成三个阶段，即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阶段，认为在世界区域范围内，某种产品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其生产区位的不同，而跨国直接投资则是产地转移的必然结果。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则会抑制技术创新国的出口贸易，但会进一步促进母国对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同时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也可能会给东道国和母国之间营造新的贸易机会，使原来的贸易规模扩大。跨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直接贸易时，虽然会一定程度替代贸易，但往往也会同时创造对劳务和半成品的需求，进而使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扩大。另外对外直接投资也会提升企业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经过东道国将产品返销给母国以扩大母国进口。但母国的跨国企业在将生产设备向东道国转移时，也会减少母国对生产所需原材料的进口。所以，若是反向进口效应，则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若是进口转移效应，则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负相关。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构建
以江苏省进出口额作为解释变量，将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引入解释变量江苏省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增长。为了降低异方差的影响，采用对数模型来研究各变量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如下：
LnoFDit=β0+β1LneXt+β2Lnimt+β3LnGDpt+μt
在模型中，oFDit表示第t年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单位为万美元；eX表示江苏省对外出口额，单位为亿美元；im表示江苏省进口额，单位为亿美元；GDp表示江苏省生产总值，单位为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线性模型取对数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但同时要注意对数变换后变量的经济学含义需要从弹性系数的角度来观察各个解释变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二）数据收集
考虑到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还较短，相关数据不完善，所以样本区间设定在1992―2014年。选取江苏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表示对外直接投资（oFDi），用江苏省出口额（eX）、进口额（im）表示对外贸易，用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来度量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而其他可能的因素对于模型的作用包含在随机误差项μt里，然后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
三、实证分析
（一）aDF检验
本文采用eviews80软件进行分析。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很容易造成“伪回归”现象，导致检验结果中t、F、R2统计量失效。因此对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进行aDF检验来分析数据的平稳性。同时，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准则）和施瓦兹准则（SC准则）来确定滞后期，检验结果如表2。
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统计值全部大于10%临界值，所以LnoFDi、LneX、Lnim、LnGDp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统计值全部小于5%临界值，则LnoFDi、LneX、Lnim、LnGDp是一阶单整的，即是i（1）。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因此，进一步采用协整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如下表3。
由多变量协整关系检验可知，LnoFDi与LneX、Lnim、LnGDp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所以回归的结果可信，由oLS法所得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及生产总值关系的最终模型为：
LnoFDi=-2674-450*LneX+396*Lnim+419*LnGDp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江苏省出口eX每增长1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oFDi就会下降45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二者存在替代关系；江苏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增加396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正相关，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另外，江苏省生产总值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oFDi会增加419个百分点。说明江苏省生产总值GDp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呈正相关。下面进一步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各解释变量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贡献度。
（三）基于VaR模型检验的方差分解
1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由于方差分析必须要求VaR模型是稳定的，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LnoFDi和LneX、Lnim、LnGDp进行了VaR模型的稳定性进行估计，并对VaR模型的结果进行检验，发现VaR模型的全部特征值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则VaR模型是稳定的，检验结果如下图1。
2方差分解
采用方差分解来考察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口、出口、GDp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对比GDp变化对oFDi的贡献及oFDi对自身的影响，可以得出GDp变化对oFDi的贡献刚开始迅速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贡献率逐渐下降，最终稳定在17%左右，表明政府“走出去”战略在短期会显著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证明了政策的有效性。长期来看，企业会受到国际经营能力、创新能力及自身实力的约束，这一点从oFDi受到自身影响大于GDp所带来的影响也得到印证。
对比进出口变化冲击对oFDi的贡献，可以看出进口对oFDi贡献要远大于出口对oFDi的影响，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另外，从企业自身来讲，为了降低成本以及消除市场的外部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国际一体化战略，这也是进口对江苏省oFDi贡献大于出口的一个原因。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进口和出口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进口之间的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存在负相关关系，表现为替代关系。原因在于，江苏省作为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大省，对外投资和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采用“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模式势必会减少投资国的出口。这与企业国际化阶段理论相符。当企业在东道国出口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市场，并对东道国市场有所了解后，便会从出口转向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遭到东道国政府设置的贸易壁垒限制不断增多，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为规避贸易壁垒而进行的“补偿投资”。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特别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突飞猛进，使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考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建立的，依赖于互不相容的前提假设，而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限制了相互融合视野的形成。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空前增强，已经不能允许孤立地、分离地看待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本文拟从微观机制出发，建立模型，考察两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方式，并特别就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作一澄清。一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二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一）模型的建立1.模型Ⅰ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第2页)，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C[，1]=p[，1]/Q=S[，a]/a(1)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C[，2]=p[，2]/Q=S[，b]/a+F/(aL)(2)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X(S[，a]-S[，b])a-F＞0(3)(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p=S[，b]L+F=2XS[，b]/a+F(4)(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2.模型Ⅱ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pma=nma+SaLma+tma(5)pmb=nma+SbLmb+tmb(6)pmc=nma+ScLmc+tmc(7)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pga=nga+pmb+SaLga+tga(8)pgb=nga+pmb+SbLgb+tgb(9)pgc=nga+pmb+ScLgc+tgc(10)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ΔX=nma+mb+nga=na+mb(12)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二）模型验证设想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三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影响，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66(2)，pp.304-308.Hufbauer，G.C.，Lakdawalla，D.andmalani，a.(1990)，Determinants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sanditsConcentrationtotrade，UnCtaDReview，pp.39-51.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施建和：《更好地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工作》，《国际市场》1999年第7期。邱立成：《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实证分析，结论
一、序言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方法主要是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本文主要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本身并不是外商来华投资的主要动因。为此本文试就外商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研究作出探讨，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的现状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来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节能环保、土地等资源的集约利用，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对吸收外商投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仍保持增长，但全球经济增势放缓，不确定因素增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系统地论证了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国际国内市场的不完全性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市场不完全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如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运行是完全有效的，则外商直接投资就不能发生。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之上的。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间接诱发要素在当今外商直接投资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缺口模型的基本观点是：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国内储蓄和外汇有效供给同发展计划目标需要的资源数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因此，利用外资就成为填补缺口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数据选取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年度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期间为1985-2009，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成，其中均以现价形式表示，使用1978年为基础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对GDp与FDi这两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GDp与FDi这两变量存在单位根i（1），是不平稳的，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
FDi与GDp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FDi存在1个协整关系。由此可见，在95%的概率度下，确信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
检验结论：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国民经济平均增加0.527966亿元，通过分析看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没有预期的大，证明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所产生的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作用还不显著。回归模型：LneXt=-3.883205+1.424524lnFDiCt。
LneXt代表出口，LnFDiC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由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898296，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93874，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量的解释程度达到了89.83%，模型效果较好；F=203.1456表明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成立；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的波动性增长说明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效应受到国际投资环境、国内经济环境及国家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反映了其效应的复杂与不稳定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为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是国内一些企业的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并且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社会动荡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孟露露.外商直接投资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2009，（05）.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9
关键词:直接投资,制造业,新转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日本是中国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国。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6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2590个,比上一年度减少20.77%;实际投入金额45.98亿美元,同比减少29.6%。截至2006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7714个,实际投入金额达到579.7亿美元。据测算,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920万人,仅2004年一年,日资企业缴纳的税收就将近490亿元。
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数据,2006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比前一年增加10.6%,达到创纪录的502.91亿美元,但对华投资额仅为61.64美元,占总投资额的12.3%,比2005年的65.75亿美元减少了6.3%。系统回顾近十多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轨迹,分析其规律和特点,展望其发展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中日经济关系,维护和扩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不无裨益。
一、中国已成为日本的主要投资对象国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首先,中国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主要国家排名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自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的前6位,而自2003年以后一直稳居日本第3大对外投资对象国。随着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位次的上升,其投资金额也显着增加。2000年,日本对华投资额仅为1114亿日元,只占日本对美投资额的5.26%。但是此后,日本对华投资额不断上升,2001年为1819亿日元,2002年为2152亿日元,2003年为3553亿日元,2004年为4909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同对美投资金额的差距也在明显缩小。2004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已达对美投资的56.68%,2006年更是达到66.4%。
第二,对华投资占到日本对东亚投资的一半,其发展态势在日本对东亚投资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上世纪70-80年代,在“雁型模式”的影响下,日本一直把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和泰国、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地区)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对象。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地区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迅速向中国转移,对华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1995年到2004年的10年间,日本对华投资占对东亚投资的比重从35%上升48%,对华投资几乎占了日本对东亚投资的一半。特别是2001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投资项目年均增长29.5%,合同金额年均增长34.2%,实际投入金额年均增长16.6%。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对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显着减少。这其中固然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泰国等国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东南亚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凭借着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对日本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其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
第三,日本对华投资持续增长。从投资趋势来看,如图1所示,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u”字型发展趋势。1991—1995年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期,1995年的投资额高达4319亿日元。但是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持续下滑,跌至1999年的858亿日元。2000年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年投资额止跌上扬,2002年以后增幅加速,2004年达到4909亿日元。表1是中国商务部按美元计的2000—200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统计。统计显示,尽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变化不大,但是由于项目总数的大量增加,由2000年的16
14个上升至2004年的3454个,从而使2004年的合同金额和实际到位金额分别为2000年的近三倍和近两倍。2005年,日本汽车制造和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加大对华投资,该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和实际投入金额分别比2004年增长30.1%和19.78%,创历史新高。2006年,随着大型项目数的回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出现了萎缩。
二、制造业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
制造业一向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如图2所示,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与其对华投资呈同样的“u”字型发展态势。其中,1999年是个转折点。1995年日本对华制造业的投资近3367.7亿日元,其后一路下滑,到1999年对华制造业投资一度减少到624.1亿日元。但是这一趋势很快被扭转,2000年后由减为增,以后一再上扬,到2004年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额增加到4066.3亿日元。从每年对华投资总额中占的比例来看,制造业投资一直独占鳌头。自1995年起,对华制造业投资在当年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2001年高达88.3%,其后基本上在80%上下浮动。1999—2004年的5年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为25376.6亿日元,其中制造业投资为19931。7亿日元,第一产业投资为551.5亿日元,第三产业投资为4884.1亿日元,分别占同期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的78.6%、2.2%和19.3%。
从具体的行业分布来看,运输机械、电机、机械、铁和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是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的五大主体。
其中,运输机械投资的增长最为显着,其投资额从2002年的236亿日元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958亿日元,2004年翻番达到了1795亿日元,跃居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首位。其在制造业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也由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10%上升到2004年的45%。
电机业在2003年之前一直是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最大行业。2000年的投资金额为385亿日元,占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总额的41.82%。2001年和2002年的投资金额分别为650亿日元(占40.04%)和381亿日元(占22.25%)。2003年以后,由于运输机械业的迅速崛起,电机业在制造业投资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
对机械业的投资在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在此期间,投资金额从2000年的95亿日元稳步上升到2001年的163亿日元和2002年的191亿日元,并于2004年大幅攀升至461亿日元。
钢铁和有色金属业在2003年之前一直处于制造业投资的第五位,2004年由2003年的177。亿日元猛增至426亿日元,排名上升到第4位。
化学工业的投资份额发展较为平稳,除1998年、1999年和2001年超过10%以外,其余年份基本徘徊在7%—8%之间。虽然单个项目投资金额巨大,但是由于项目数量不多,所以,日本对化工业的投资金额仍只能排在制造业直接投资的第5位。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投资格局反映了日本企业界对中国经济认识的变化。表2是根据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因调查制作的。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企业对日中两国经济互补性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因在于当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其投资对象集中于纤维、杂货、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主要返销回日本。因而,其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加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电机、运输机械、化学等行业日益在日本对华投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凭借其区位优势、投资环境、劳动力质量等因素,逐渐取代珠江三角洲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心。这一时期,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开始由合资、合作向独资经营转型。先期进人中国的合资、合作企业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转制为独资企业。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以满足生产本地化为特征的零部件业、产品研发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一两年来,环渤海经济圈因其靠近日本本土,又有辐射中国东北和中原地区腹地的区位优势,逐渐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又一重要目的地。
总体而言,过去的十多年中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由单纯的低成本驱动逐渐向生产本地化和海外市场开拓过渡。在此带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改善,国内购买力大幅增强,中国国内市场的地位日渐重要,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再仅仅将中国视为其返销日本和出口第三国的加工工厂,如何开拓中国市场成为其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第二,随着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一开始的简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投资大量增加的带动下,物流、金融、批发零售商业在内的服务业投资也开始进入中国。第三,由于日本企业自成系列相互抱团的特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聚集效应十分明显,无论是传统的珠江三角洲还是后起的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上下游日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协作配套能力很强。
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正处于转型之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91~1995年,前后持续了5年。在此期间,每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1991年的787亿日元上升到1995年的4319亿日元。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00年,这次高潮也延续了5年。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1114亿日元上升到2004年的4909亿日元。分析这两次高潮产生的原因,可以对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作一个简要的判断。
第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起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基本一致,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也大致出现了两个增长高潮。一是20世纪90年代上牛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率自1991年起连续5年保持在两位数。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389亿日元上升到1995年的4319亿日元。其后,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随之出现了长达5—6年的通货紧缩。期间,日本对华投资应声而落。1996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的头一年,当年的日本对华投资额就急剧减少为2828亿日元,比之上一年的4019亿日元一下子减少了1/3以上。其后一路下跌,到1999年日本对华年投资额只有868.4亿日元,仅为1995年对华投资额的1/5。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高潮从2000年延续至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从4.8%一路飙升到11.5%,此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重趋活跃,2000年日本对华投资额恢复到1114.5亿日元,2001年上升到1818.5亿日元,2002年又升至2152.5亿日元,2003年继续攀升至3512.6亿日元,2004年达到4908.8亿日元的高峰。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减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变动相当吻合。当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景气之时,日本的投资随之增加;当我国宏观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时,日本对华投资也随之回落。一般而言,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为3-4年,而盘整和下滑的周期大约为5—7年。考虑到日本对华投资已出现持续4年的高增长,今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对华投资很有可能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的放慢而有所回落。
第二,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现象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会马上消失。在小泉执政期间,中日关系的“政冷”导致了“经凉”。在贸易方面,2002年至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分别增长21.8%、37.1%、35.7%和23.2%,而对日贸易分别仅增长16.2%、31.1%、25.7%和9.9%,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由2002年的16.4%下降到2005年的13%。在投资方面,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在继续增长,但是增长势头已经落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日本经济界出于对政治风险的担心,出现了“china+1”的投资模式。日本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由于中日政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上升,不应该集中投资于中国一国,而应同时考虑去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中国周边其他国家投资设厂。这将在中长期造成部分日本对华投资的分流。安倍访华以后,中日关系有所好转,但是“china+1”投资模式并不会马上消失,仍然会继续影响日本企业界对华投资决策。
第三,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好转,日本企业的投资注意力逐渐转向国内,对华投资的冲动有所减弱。从2004年下半年起,日本经济复苏迹象明显,银行坏账、成本过高等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2005年春夏之交,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经济已经结束10年徘徊期,开始步入新的增长期。以此
为背景,日本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将会把更多精力放至国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日本企业已经在国内掀起了增加设备投资、扩建工厂的高潮。日本政府已经宣布将在2011年全面导人数字化电视,以取代目前的模拟化电视,这将是日本企业全面更新各种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的契机。可以预料,在此带动下日本经济将会再掀高潮,企业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内。
第四,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将对日本对华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首先,人民币汇率改革将使来料加工型投资大幅减少。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年多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5%。这一势头还在发展。外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尚有巨大上涨空间。考虑到大部分在华投资的相当部分日本企业主要从事生产返销日本或向第三国出口的纤维、电机、机械、信息器械、精密器材等产业,随着人民币升值,其国际竞争力将有所削弱。其次,中国在加入wto后过渡期,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将逐渐废除。其中,“两税合一”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也将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生较大影响。其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转换也会对日资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使一部分单纯依靠低价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日资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此外,中国社保体系的完善、职工劳动条件的提高等因素将使日本在华投资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不同程度地上升。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成本已明显低于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成本,这将使日本企业在中国增资扩容或新建投资时更为谨慎。
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篇10
关键词:直接投资,制造业,新转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日本是中国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国。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6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2590个,比上一年度减少20.77%;实际投入金额45.98亿美元,同比减少29.6%。截至2006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7714个,实际投入金额达到579.7亿美元。据测算,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920万人,仅2004年一年,日资企业缴纳的税收就将近490亿元。
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数据,2006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比前一年增加10.6%,达到创纪录的502.91亿美元,但对华投资额仅为61.64美元,占总投资额的12.3%,比2005年的65.75亿美元减少了6.3%。系统回顾近十多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轨迹,分析其规律和特点,展望其发展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中日经济关系,维护和扩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不无裨益。
一、中国已成为日本的主要投资对象国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首先,中国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主要国家排名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自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的前6位,而自2003年以后一直稳居日本第3大对外投资对象国。随着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位次的上升,其投资金额也显着增加。2000年,日本对华投资额仅为1114亿日元,只占日本对美投资额的5.26%。但是此后,日本对华投资额不断上升,2001年为1819亿日元,2002年为2152亿日元,2003年为3553亿日元,2004年为4909亿日元。与此同时,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同对美投资金额的差距也在明显缩小。2004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已达对美投资的56.68%,2006年更是达到66.4%。
第二,对华投资占到日本对东亚投资的一半,其发展态势在日本对东亚投资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上世纪70-80年代,在“雁型模式”的影响下,日本一直把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和泰国、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地区)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对象。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地区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迅速向中国转移,对华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1995年到2004年的10年间,日本对华投资占对东亚投资的比重从35%上升48%,对华投资几乎占了日本对东亚投资的一半。特别是2001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投资项目年均增长29.5%,合同金额年均增长34.2%,实际投入金额年均增长16.6%。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对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显着减少。这其中固然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泰国等国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东南亚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凭借着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对日本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其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
第三,日本对华投资持续增长。从投资趋势来看,如图1所示,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u”字型发展趋势。1991—1995年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期,1995年的投资额高达4319亿日元。但是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持续下滑,跌至1999年的858亿日元。2000年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年投资额止跌上扬,2002年以后增幅加速,2004年达到4909亿日元。表1是中国商务部按美元计的2000—200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统计。统计显示,尽管2000—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变化不大,但是由于项目总数的大量增加,由2000年的16
14个上升至2004年的3454个,从而使2004年的合同金额和实际到位金额分别为2000年的近三倍和近两倍。2005年,日本汽车制造和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加大对华投资,该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和实际投入金额分别比2004年增长30.1%和19.78%,创历史新高。2006年,随着大型项目数的回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出现了萎缩。
二、制造业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
制造业一向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如图2所示,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与其对华投资呈同样的“u”字型发展态势。其中,1999年是个转折点。1995年日本对华制造业的投资近3367.7亿日元,其后一路下滑,到1999年对华制造业投资一度减少到624.1亿日元。但是这一趋势很快被扭转,2000年后由减为增,以后一再上扬,到2004年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额增加到4066.3亿日元。从每年对华投资总额中占的比例来看,制造业投资一直独占鳌头。自1995年起,对华制造业投资在当年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2001年高达88.3%,其后基本上在80%上下浮动。1999—2004年的5年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为25376.6亿日元,其中制造业投资为19931。7亿日元,第一产业投资为551.5亿日元,第三产业投资为4884.1亿日元,分别占同期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的78.6%、2.2%和19.3%。
从具体的行业分布来看,运输机械、电机、机械、铁和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是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的五大主体。
其中,运输机械投资的增长最为显着,其投资额从2002年的236亿日元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958亿日元,2004年翻番达到了1795亿日元,跃居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首位。其在制造业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也由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10%上升到2004年的45%。
电机业在2003年之前一直是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最大行业。2000年的投资金额为385亿日元,占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总额的41.82%。2001年和2002年的投资金额分别为650亿日元(占40.04%)和381亿日元(占22.25%)。2003年以后,由于运输机械业的迅速崛起,电机业在制造业投资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
对机械业的投资在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在此期间,投资金额从2000年的95亿日元稳步上升到2001年的163亿日元和2002年的191亿日元,并于2004年大幅攀升至461亿日元。
钢铁和有色金属业在2003年之前一直处于制造业投资的第五位,2004年由2003年的177。亿日元猛增至426亿日元,排名上升到第4位。
化学工业的投资份额发展较为平稳,除1998年、1999年和2001年超过10%以外,其余年份基本徘徊在7%—8%之间。虽然单个项目投资金额巨大,但是由于项目数量不多,所以,日本对化工业的投资金额仍只能排在制造业直接投资的第5位。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投资格局反映了日本企业界对中国经济认识的变化。表2是根据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因调查制作的。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企业对日中两国经济互补性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因在于当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其投资对象集中于纤维、杂货、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主要返销回日本。因而,其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加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电机、运输机械、化学等行业日益在日本对华投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凭借其区位优势、投资环境、劳动力质量等因素,逐渐取代珠江三角洲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心。这一时期,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开始由合资、合作向独资经营转型。先期进人中国的合资、合作企业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转制为独资企业。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以满足生产本地化为特征的零部件业、产品研发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一两年来,环渤海经济圈因其靠近日本本土,又有辐射中国东北和中原地区腹地的区位优势,逐渐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又一重要目的地。
总体而言,过去的十多年中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由单纯的低成本驱动逐渐向生产本地化和海外市场开拓过渡。在此带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改善,国内购买力大幅增强,中国国内市场的地位日渐重要,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再仅仅将中国视为其返销日本和出口第三国的加工工厂,如何开拓中国市场成为其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第二,随着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一开始的简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投资大量增加的带动下,物流、金融、批发零售商业在内的服务业投资也开始进入中国。第三,由于日本企业自成系列相互抱团的特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聚集效应十分明显,无论是传统的珠江三角洲还是后起的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上下游日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协作配套能力很强。
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正处于转型之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91~1995年,前后持续了5年。在此期间,每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1991年的787亿日元上升到1995年的4319亿日元。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00年,这次高潮也延续了5年。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1114亿日元上升到2004年的4909亿日元。分析这两次高潮产生的原因,可以对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作一个简要的判断。
第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起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基本一致,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也大致出现了两个增长高潮。一是20世纪90年代上牛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率自1991年起连续5年保持在两位数。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389亿日元上升到1995年的4319亿日元。其后,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随之出现了长达5—6年的通货紧缩。期间,日本对华投资应声而落。1996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的头一年,当年的日本对华投资额就急剧减少为2828亿日元,比之上一年的4019亿日元一下子减少了1/3以上。其后一路下跌,到1999年日本对华年投资额只有868.4亿日元,仅为1995年对华投资额的1/5。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高潮从2000年延续至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从4.8%一路飙升到11.5%,此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重趋活跃,2000年日本对华投资额恢复到1114.5亿日元,2001年上升到1818.5亿日元,2002年又升至2152.5亿日元,2003年继续攀升至3512.6亿日元,2004年达到4908.8亿日元的高峰。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减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变动相当吻合。当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景气之时,日本的投资随之增加;当我国宏观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时,日本对华投资也随之回落。一般而言,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为3-4年,而盘整和下滑的周期大约为5—7年。考虑到日本对华投资已出现持续4年的高增长,今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对华投资很有可能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的放慢而有所回落。
第二,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现象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会马上消失。在小泉执政期间,中日关系的“政冷”导致了“经凉”。在贸易方面,2002年至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分别增长21.8%、37.1%、35.7%和23.2%,而对日贸易分别仅增长16.2%、31.1%、25.7%和9.9%,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由2002年的16.4%下降到2005年的13%。在投资方面,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在继续增长,但是增长势头已经落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日本经济界出于对政治风险的担心,出现了“china+1”的投资模式。日本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由于中日政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上升,不应该集中投资于中国一国,而应同时考虑去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中国周边其他国家投资设厂。这将在中长期造成部分日本对华投资的分流。安倍访华以后,中日关系有所好转,但是“china+1”投资模式并不会马上消失,仍然会继续影响日本企业界对华投资决策。
第三,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好转,日本企业的投资注意力逐渐转向国内,对华投资的冲动有所减弱。从2004年下半年起,日本经济复苏迹象明显,银行坏账、成本过高等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2005年春夏之交,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经济已经结束10年徘徊期,开始步入新的增长期。以此
为背景,日本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将会把更多精力放至国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近年来,日本企业已经在国内掀起了增加设备投资、扩建工厂的高潮。日本政府已经宣布将在2011年全面导人数字化电视,以取代目前的模拟化电视,这将是日本企业全面更新各种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的契机。可以预料,在此带动下日本经济将会再掀高潮,企业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