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哲学篇1
大卫?罗伊的文章《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间对话的价值》[1]巧妙地阐释了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在诸多方面的对话，并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对话互有裨益。本文试图通过怀特海关于现实本质的哲学洞见来确证沙利文的心理治疗的人际理论的某些关键特征，从而对过程思想与心理治疗的对话有所贡献。在阐述其对动能的理解时，沙利文写道：“在所有的哲学家之中，怀特海将宇宙视作一个机体，很显然，我们可以将活的机体视为特定的动能。”之后，他引用《过程与实在》中的内容详细说明了其观点[2]102。虽然怀特海并未特别关注心理学这一学科，但是我们发现，在怀特海的作品中有很多深刻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与沙利文的临床观察结果一致[3]。正如沙利文自己曾指出的那样，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可以为当代精神治疗提供一个协调一致的理论基础[4]。
一、关于理论的起源
哲学家时常会迷失在假设性观点的迷宫中，与此不同，心理治疗师必须接触具体的个体。为了治疗病人，心理治疗师必须依靠关于自我和人格的可操作模型。这一理论框架需要关注健康正常的个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假设和理论母体，同时也要有判断和评估良好人际关系模型的标准。例如，指引弗洛伊德的开创性工作的模型就深受牛顿物理学，特别是赫尔曼?冯?亥姆霍兹的研究的影响。这一倾向使得弗洛伊德能够类比地将人类视作蒸汽机，这样其中的有限能量无疑在这封闭的系统中得到了诠释。弗洛伊德理论中常见词汇如“阻抗”、“压抑”、“置换”等，清楚地显示了其理论基础。
遵照经典力学原理，弗洛伊德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并且强调直接接触对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必要性。随后，克拉克?麦克斯威尔的场理论彻底变革了物理学的机械观念，该理论指出，即使物体相互间没有直接接触，作用与反作用在一个既定的电能场中也会发生。与此类似，参照麦克斯威尔的发现，沙利文通过重点强调关系和相互依靠的概念彻底挑战了弗洛伊德本能驱力理论的基础。
沙利文不主张将个体人格视为如独立的、离散的实体那样的研究客体，而是认为人格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显现自身。这些他人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者现实人的人格化象征，如一个小孩的梦境或其想象中的角色。然而，认为个体人格可以在“真空”中讨论可能导致怀特海界定的“误置的精确之谬误”。对于怀特海和沙利文而言，人格只能是一个关系性的词汇。用沙利文的话来说，“人格是在重复发生的人际情境中的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模式”[2]110。对于这些可观察模式（即人格）的研究构成了心理治疗职业的本质。
如果人格是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还应该精确研究什么与此相关。对此话题的讨论将揭示沙利文的基本假设在多大程度上与弗洛伊德的假设相冲突。为了更加充分地解释人类行为，沙利文认为有必要将他称之为弗洛伊德的“机械主义”概念换成他的“动能”的概念。对此，他界定为“相对持久的能量转换模式，这一模式在机体作为生活的机体的过程中体现其特点”[2]103。根据他的模型，人格被视为一个动态的活的有机体，它由很多相互作用的动能和次动能组成，这些动能在身份的重复性模式中得以显示。人类机体不是一个有着长期自我认同的、固定的、静止的物体，而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动态关系，它是一个由处于连续的流动或变化状态之中的一些成分动能所组成的。因为在长时间的模式中会有相似性，所以个人身份的意识是被保存的，尽管总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保存。
所有对于个体的全面认识都必须包含其动能和次动能的范畴，这些构成了个体的生活模式。沙利文写道：“对任何生命个体的考察都必须包含三个终极因素：它与必需的环境媒介的共同存在；它的组织；以及它的功能性活动。”[2]98通过强调这种三层次的方法，即坚持心理治疗应该借鉴来自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生物学的洞见，沙利文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弗洛伊德。很明显，当有人扩展了人格所存在的母体时，对于临床实践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延伸意义。咨询师不仅需要将个体病人视为操作性的生物组织，同时必须要理解此人的环境媒介，这包括作为功能性活动的发生对象的其他人，以及特定文化（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对于世界的感知模式）。最后，在心理治疗中，咨询师与病人一起，必须尝试在以上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全部关系上达成共识[5]19-25。
熟悉怀特海形而上学的人可能会对于沙利文的观点感觉很熟悉。通过自己的研究，沙利文同样认识到了怀特海所宣称的关于实体本质的基本观点，并将其构建成一个适用于心理咨询的切实可行的人格理论。沙利文的理论可以用怀特海的概念性术语（比如合生、现实实有、社群以及联接等）来阐述表达。本质上而言，在对人类个体的概念化方面，沙利文和怀特海一样，拒绝基于一个“物质形态论”的人格模型，并且坚持强调过程的动态性特征。另外，通过强调人格是其构成关系的综合，并且在一个既定的能量场中，人格受人际间力量的影响，沙利文是在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在怀特海关于“外延性连续体”讨论中的观点。
读到沙利文关于人类个体的三个维度的理解时，怀特海主义者也许会立即想到《生成中的宗教》中一个类似的论述。怀特海指出，当个体有意识地意识到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的合流时，宗教性自我意识开始出现，这三个概念指：关于个体对自己的价值的概念；关于世界上不同个体彼此间价值的概念；关于主观世界的价值的概念，其中主观世界是从其构成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衍生出来的共同体，且该共同体对于每一构成个体的存在都是必要的[6]。
这一思想和表达模式上的相似性不仅反映了怀特海和沙利文在思想上的相似性，同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表明了他们共有的对于人类的相似认识。在谈到身体时，沙利文使用动能和次动能的相互作用来阐释；而怀特海则表述为“身体是由各种经验中心所构成，这些经验中心在表达自身时相互影响”[7]32。
同时也要指出沙利文关于自我系统和选择性忽略的观念与怀特海的另外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这样的预设：当前瞬间包含着其所有的过去。对于怀特海和沙利文而言，当下总是寻求价值最大程度的实现，这些价值可以从这一现实世界的可获得数据中得到。
对怀特海“现实世界”的意义更全面地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母体置于机体形成安全操作的背景中，从而更好地理解母体。受其主观目标的控制，自然地遵循历史性路径，这些路径指向先前的满足并且避免价值实现的最小化或琐碎化。沙利文对于怀特海模型的赞同可以从他在阐释机体如何对其过去数据进行反应时常会在“摄入”这一词汇[2]28，76-77，141中体现出来。另外，沙利文关于无意识或者选择性忽略的概念，表现出他对于怀特海消极摄入这一概念的创造性临床应用。
沙利文和怀特海都对经验采取一种动态的观点，不同的是，怀特海选择关注微观世界的水平这一领域，这引发了他的机体哲学；而沙利文致力于研究人类经验这一特定领域，这催生了其精神治疗的人际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将沙利文的理论解读为怀特海存在论的子集，或与此相反，将其视为怀特海理论中内隐表达内容的具体化。
二、关于人格发展
沙利文与弗洛伊德在理论上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对于人格发展的看法。同时，在沙利文思想与怀特海机体哲学中所表现的感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一部分将简要描述沙利文的人格发展阶段观点，同时探讨从其作品中搜集出的与怀特海机体哲学相关的观点。两位思想家都明确否定存在能够在持续的转变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物质自我”这一观点。为了呈现他们的发展性洞察，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真正表现他们观点的动态性特点的语言与风格。
缘于其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沙利文不仅逐渐摈弃了弗洛伊德将性能量作为人格发展的唯一动因的强调，也摒弃了弗氏对于人格发展阶段的观点。在沙利文看来，对于个体人格形成起重要作用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性能量的流动，并且进一步超越了弗洛伊德所预见的有局限性的时间框架。沙利文将个体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期命名为幼儿期，它从出生开始持续到清晰表达能力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考虑到这是自我系统的开端，因此婴儿与母亲的关系非常重要。接下来的阶段是儿童期，这一时期持续到儿童表现出超越最直接的父母和子女关系而去寻找其他儿童作为玩伴的需要。少年期阶段的特点是需要在同龄群体中寻求更广泛的关系，这一阶段接着支配着人格发展，其持续时间是个体在学校的最初几年直到（并包括）个体出现对于自身性别一致性的最初意识这段时间。第四个阶段是青春期，分为前青春期、青春期早期以及青春期后期三个次级范畴。
与其动态性观点一致，沙利文相信，人格从来都不是固定的，而且会受到与新的人际环境相关的改变的影响。他认为，以上列出的四个阶段中确立的模式对于人格动能如何与环境相连以及机体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加工数据有显著的影响。有时我们无法协调这些阶段，或者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去经历每一阶段所界定的特定人际维度，这是由于精神病学调查材料所限。
在个体发展阶段的跨度方面，怀特海与沙利文也存在着一致。沙利文认为正常人际发展的基本过程一直持续到20岁末甚至30岁初。同样的，怀特海在1916年向英国数学委员会所作的会长演说上提到了这样两种观察：“我们要记住，自我发展是有价值的智力增长，并且自我发展大多发生于16岁到30岁之间，”并且“重点不是个体18岁时是怎样的，而是个体在那之后成长成什么样的最重要”[8]1。
尽管大多数哲学家通常都熟悉怀特海教育哲学所拥护的浪漫、精确以及概括阶段理论，但很少有人认为怀氏是一个发展论者。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发现了怀特海与沙利文在理论起源上的相似点，怀特海关于人格发展的图式也与沙利文相似，这在怀特海的作品中有着充分的证据。
与沙利文一样，怀特海强调人际关系在人的整个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其本体论的关注点相一致，怀特海对于将所有的环境因素都整合到一起的需要非常敏感。从文本上看，其发展的具体阶段（怀特海可能倾向于称之为“节律性周期”）遵循以下的结构：幼儿期、青春期、青年期、特定的自我超越、平和。这些结构与沙利文的发展阶段在特征上很相似。根据怀特海的观点，在这些周期内都伴随有浪漫、精确以及概括三个阶段。
最后的两个周期称为“特定的自我超越”以及“平和”，这反映了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构成它的全部关系。怀特海指出，青年人“特别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平和’的幻象的影响，那是灵魂诸活动的和谐，自有着超越任何个人满足的理想目标”[9]371。尽管青年也许“易受幻象影响”，获取它则要花费些时间，这就是为何怀特海看上去强调中间阶段。对于特定人或物的爱使青年超越了当下的自我关注，同时反映了其自我超越过程的开端，怀特海说“个人之爱的这一方面就是为了自私的幸福而执意坚持一种条件，这没有超越人格”[9]373。
对于怀特海而言，个体能够争取的终极完满状态反映了沙利文为成熟的适应良好的成人所预想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一角度，怀特海定义了“平和”并且指出：
“它造成意识兴趣更加宽广的范围，扩大注意的领域。因此平和是最大程度地自我控制――这种程度过大以至于‘自我’消失，兴趣转化为比个性更为广泛的协调行为……这是防止狭隘的屏障”[9]368。
通过这些过渡周期发展出的人格并不是一个物质性“自我”，而是一个动态的“联结”或“样式”，它不断地合并经验，同时逐渐地扩展其对于构成它的关系性因素的意识觉察和反应。对于这一扩展有贡献的不仅有身体机体的生理成长和个体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而且还包括自我系统的动能。沙利文认为这一动能受到安全需要的驱动，而怀特海通过强调在既定联结中美学价值的实现而对此动能进行了讨论。
到目前为止，关于人格发展的讨论几乎全部聚焦于理想状态，此状态假定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健康成熟的成人并能够实现平和的愿景。为了提供一个更为平衡的有关人的真实发展方式的描述，有必要对前述内容进行拓展。而达到此目的的一种做法就是去检验语言在沙利文和怀特海思想中的作用，而这一做法这也将有助于理解被阻滞的发展的这一话题。
三、关于语言的作用
除了列出其理论中人格发展的各个阶段，沙利文同样提到了人类感知和评估他们的经验的三种“思维”模式。沙利文给出了这三种模式的希腊文中对应名称的词形变化，这有助于理解这三种模式。三种模式分别是：原型态，字面而言是处于第一位的意思；偶合态，表示一种并排的顺序或安排；综合模式，表示按顺序放在一起。
原型模式描述的是婴儿首次遇到随机的模糊刺激，它不连贯而且没有逻辑或者理智。婴儿以一系列互不相连的瞬时状态的方式摄入世界，在这些状态中没有自我与他人或者自我与世界的直接区别。
偶合模式使得儿童能够构造一些联结，但是这些联结通常是无序的并且缺少任何的逻辑基础。“在此之后所以因此之故”的推理代表着一种偶合态推理模式，同样，游戏“躲猫猫”背后的滑稽元素，就是利用了在这个阶段儿童缺少那种皮亚杰称为“客体永久性的概念”这一特点。
综合模式使儿童能够开始对世界以及构成世界的关系形成现实的理解。尽管每个对应模式都倾向于支配儿童发展的顺序性阶段，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们之间并不相互排斥。在后继的发展阶段中，思维的两个原始模式可能会再次出现，并且影响个体在压力、疲乏、精神疾病或者梦境时期的推理过程。
沙利文认为，语言对于理解这三种思维模式是如何工作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语言”这一词汇用来表达社会化过程所必需的一系列的符号生成活动。沙利文指出，对于语言的掌握使得儿童可以对一个健康的自我概念内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人格化身进行融合[2]172-189。
除了具有交流的作用，语言也可以起到防御的作用。随着儿童不受约束的好奇心开始接触世界，焦虑的来源威胁着要对这种好奇心进行缩减。根据沙利文的观点，语言通过隐瞒和扭曲对于现实的感知而将焦虑尽可能地最小化，由此保护了自我系统。儿童能够迅速习得何时和怎样使用这一防御姿态。
在描述一个在经验的综合模式中运转的过程时，沙利文对于这种人际现象作了讨论。被他称为“一致性确认”的这个过程，使个体能够通过别人的一致看法而证实其观点，进而支持他们的感觉、感知或者关系。在相对无焦虑的人际背景中，“健康”个体能够用一种与事物的模式相一致的方式表达自己。而在焦虑水平较高的环境中（这种焦虑可能来自当前环境也可能来自这种环境所唤起的痛苦记忆），一些人发现很有必要进入沙利文称为“偶合态扭曲”的状态中，在此状态中，自我系统对现实进行某种程度的扭曲从而抵消焦虑。临床现象“移情”代表了偶合态扭曲的一个情形，以至于病人倾向于将治疗师视为他们记忆中的人。
个体对于综合模式的正当使用可以显著提高其沟通的有效性并能提升人际关系，而偶合态扭曲导致个体误解经验的真正本质，并能妨碍健康的生活。因此在沙利文看来，精神病治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找出并清除这种偶合态扭曲。
同样，对于怀特海而言，语言对于理解人类经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将语言视为“表达的系统化”，并宣称“毫无疑问，在所有表达思想的方式中语言是最重要的”[7]48。尽管他没有具体地谈到经验的原型、偶合以及综合模式，但在其关于智力过程的第一周期的叙述中反映出了相同的顺序模式，这一周期包括了“从获得知觉能力到习得语言，从习得语言到分类思想以及敏锐的知觉”[8]31。
怀特海对于语言的本质和功能的探索，开始于他的《思维方式》中名为《创造性灵感》的讲演的核心内容以及构成其作品《符号主义》的几篇讲稿。与其存在论关注点相一致，怀特海在前面的讲稿中将语言的功能描述为个体过去和现在的联结。语言对经验之流的片段进行组织并使其能够被理解。怀特海将对语言的掌握视为自我身份和理解的关键元素，他写道：“《圣经》第六日的记录应该这样写：上帝给人以语言，他们便成了灵魂。”[7]57
因为语言在调节人际表达形式时具有社交功能，所以对于沙利文和怀特海而言，语言所扮演的角色是精确的。从心理学的视角而言，个体越充分地表达和理解塑造人际话语的操作性因素，个体越有可能意识到构成人格母体的因果维度。正如对于事物的命名代表着儿童的首次归类行为和在社会习俗下的分享能力一样，对于塑造个体经验的因素的命名是迈向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第一步。通过阐释在个体人格发展过程中语言的重要性，沙利文和怀特海不仅表明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抓住了这一重要心理治疗学洞见，同时也阐释了他们如何将这一见解融入他们关于人的动态性观点中。
四、关于治疗实践
在《精神治疗访谈》[5]19-25中，沙利文列出了他认为的精神治疗的四个阶段：开端、勘察、详细询问以及干预（或终止）。在这四个人际阶段中，治疗师通过尽可能地了解来访者的过去以及来访者与他人的联系模式从而进入来访者的世界。基于在咨询中获得的语言或者非语言信息，咨询师必须不断地测试各种各样的关于访客症状的真正本质，才能帮助病人更好地适应他或她的世界。
在怀特海的术语中，精神治疗访谈代表的是治疗师的控制性尝试，治疗师通过尽可能地理解来访者的现实世界从而帮助来访者。从这一角度，治疗师可以与来访者分享一个替代性主观目标，或者帮助来访者意识到消极摄入可能是针对病人经验的拒绝性因素。尽管将沙利文和怀特海的观点完全地对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说：因为咨询师的视野很少被阻碍了病人观察世界能力的偶合态扭曲所阻碍，所以怀特海的哲学和沙利文的心理学为对抗和治疗来访者焦虑的源头提供了相同的临床方法。
精神分析与哲学篇2
关键词:当代中国哲学时空参照系使命与权力社会功能
当代哲学正面临着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存理由等诸多方面的困境。即它已由“显学”的中心位置,走向了冷清的“边缘”文化区域,虽说有了独立发展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却也失去了影响现实的社会条件。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个道德的神圣性与科学的合理性权威已被动摇的相对主义时代,在这个机械体系和市场体系全面操纵大众日常生活秩序的实用主义时代,在这个现实世界丧失了终极的绝对的形上意义境界的功能主义时代,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命运不容乐观,必须对现时代的实践和人类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同时也要对当代社会发展作深层回应。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
21世纪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是现代化的中国。它首先要确认的仍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性文化传统,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西方现性文明的自觉批判与超越,同时亦惟有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而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保持广泛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据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第一,应该自觉保持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间距与张力,从现代化的普遍理性主义和人主义立场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理性内涵和人文精神,扬弃其语言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境界中的“圣学”、“王学”和神学的阶级特质,使其“创造性地转化”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人文权威和价值理想的重要部分。第二,应该自觉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辩证张力,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语言分析方法和形式化的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严格的现性“洗礼”。第三,在全方位的开放的文化视野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即以自我更新为主的人本主义化的研究思路为下世纪中国建立具有真正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哲学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奠定坚定的学术基础。需指出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固有阻力证明了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是滞后,而不是超越。“传统”在此仍意味着跟在发达的现代化之后的那种落后的传统,而不是那种能够超越现代化局限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因而,21世纪中国哲学必须以现代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为出发点,从改造国民积淀已久的传统心理旧习,培育其现代文化心理素质角度着眼。其核心问题就是及时总结文化发展的成果,从而进行深度文化启蒙,引导现代工业文明的创造性文化成果向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领域渗透,特别要注重飞速发展的科技为依托的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以及以人的主体意义和创造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以此来促使人内在地建构起现代的价值取向。否则,过于强调传统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相通与契合之处,其结果必会导致现代文化精神的缺失,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二、当代中国哲学的使命与权力
在刚刚告别那个高度秩序化和封闭性时代,迅速迈向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普遍世俗化时代的时候,哲学虽然不可能再凭昔日的知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即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对尘世生活进行烦琐的说教,但哲学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它的教化使命与权力。21世纪中国的哲学仍将肩负着繁重的理性启蒙、民主文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虽然哲学作为一种语言和严肃文化不大可能独立、直接而广泛地影响社会大众文化生活,但它可以借助社会大众文化传媒(而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来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21世纪中国的哲学文本也必然是用多种语言方式书写出来的:它既可以是狭义的传统的学院哲学、政治哲学,或属于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文化哲学、科学哲学,又可以变为广义的文学批评语言的科学化和学术化、文学化、生活化诸论点应当是并行不悖的。这就要求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须在消化、吸收、改造传统哲学范畴上狠下功夫,为实现其语言术语的民族化(本土化)和规范化(世界化)而努力,同时又要注意深入分析和精心提炼日常生活语言及其精神,使哲学研究走出狭窄的传统教科书语言框架。哲学应立足于对人的现实理解,消解抽象原则与刻板教条对人的专制,激励人们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去选择自身的生活道路、生活境界。此外,它还应要求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自然性与超自然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与实验等矛盾之间实现辩证的和解和良性的互补,从而使现实的人的生存和发展处于上述各种矛盾的巨大张力之间,“但同时又能把二者和谐有序地融合成一种存在方式和行动”。[1]哲学必须独立地观察生活,又超越生活,洞悉人生,把握社会大众文化心理的共鸣区域。哲学要以自身的真诚、真实、激情、理智与想象力来引导人、说服人、教育人。在此,哲学作为一种权力(教化)语言、交谈语言和生活语言,是高度统一的。但哲学首先应当是一种平等的交谈语言。最古老、最神圣的哲学经典大都是对话语言。辩证法原本就是对话的艺术。就此而言,从古到今,真正的哲学都只能是一门通过对话走向真善美境界的学问,而不可能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
三、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
21世纪中国哲学在一个市场交换价值支配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功利主义时代,它所能发挥的就是一些非直接功能和非具体科学价值的社会功能。
(一)启蒙教化功能。理查・罗蒂曾在《哲学与自然之境》中断言:“虽然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那种学院派哲学行将终结,但伟大的教化哲学却无日暮途穷之虞,可与人类永远同在。”[2]
冯友兰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说:“虽然哲学什么具体功能也没有,但它毕竟能把我们引向一个新高尚的境界。”[3]诚然,哲学不可能再自封为真理与正义,但哲学注定仍肩负着培养人们追求远大理想或终极关怀的神圣使命。在当代语境中,哲学仍为现代人把握自身提供着符合人本质的认识方式,为现代人提供着一种切实而高远的人生意境,同样,也为引导现代人走出当代人类困境提供着理论智慧。在一个市场经济繁荣不可能解决人生的全部问题时,我们仍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假定和价值,而哲学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成为可能的学科。正因为科学永远代替不了生活与哲学,是故,所有现代哲学最终都面临着人生信仰问题,都免不了在某种程度上承诺重建人类精神家园。这就要求哲学必须从生活深处引出理想,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并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境界,而不是把生活的理想寄托在生活之外的彼岸世界。进而言之,“她必须是能够承诺社会基本道德生活或日常道德生活的淑世伦理问题,因而她是最起码的而非最优化的或最理想化的。只有这样,她才可能为广大成员所认可、接受和践行”。[4]
(二)科学分析职能。哲学虽然不可能再充当那种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但哲学必须永远具有那种追求真理的严谨科学精神。21世纪的中国哲学如果还肩负着改造国民传统心理的历史使命的话,那它首先应该讲的就是那种貌似形而上学,实乃科学深刻的逻辑经验分析方法。任何真正伟大的现代哲学都可能只是一种有针对性、主题性和特定意义阈限的合理偏见,并往往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独创性和明晰的分析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和那些研究所谓世界万物普遍发展规律、垄断具体科学解释权的形而上学有着鲜明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本是一种深刻分析现代人类社会结构及其转换规律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适应着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再一次宣布了那些基于普遍理性设定之上的种种历史哲学乌托邦方案的失败,证明了马克思“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一科学分析方法的强大现实生命力。
(三)理想的批判功能。任何哲学本质上都是要逻辑地想象和建构一个理想世界,而不仅仅满足于逻辑地分析、批判这个经验的现实世界。哲学世界“不仅是可信的,而且让人觉得是可爱的才行”(王国维语)。依循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的,哲学既可以是现实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成为一种从现实内部否定现实、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借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观点来说,哲学作为乌托邦,不仅要提示世界是什么,而且要想象出一个“尚未是”的世界来。从保罗・蒂利希的政治神学的立场看,哲学作为乌托邦体现在它对人类自下而上世界的垂直维度和水平方向(即尘世的空间和历史时间有限性制约)的双重超越。就此而言,哲学正因为不是科学的而是乌托邦的,所以它才不会使现实显得井然有序,而是充满着实践的批判的精神。哲学昭示了一种内在超越、不竭创造的人生意境,并以这种人生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生活价值信念与自由解放的追求。人类固有的追求乌托邦的冲动乃是哲学存在的最深刻的理由之一。哲学所想象的那个世界。固然不是一个可具体分析与操作的现实经验世界,但必定是一个逻辑上成为可能的真实世界,一个比现实更合理的世界。这种想象的哲学是此岸的具体的有限的理性主义。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它应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5]许多伟大的现代哲学家都只是消解那种超越具体时空的绝对的普遍理性主义幻想或独断的形而上学,但不否定那具体的有限的合理性本身(诸如马克思的“具体的总体性”辩证法,韦伯的“理想类型”,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规则”,库恩的“范型”,福柯的“知识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等)。由此看来,具有乌托邦精神的哲学想象,恰恰是在科学分析、深刻抽象经验现实之后才能建立起来的。哲学所想象的那些先验的“原始状态只有在它深刻透视到现实生活内在逻辑与秩序之后才能被”发现。21世纪哲学需要雅斯贝尔斯所呼吁的“为哲学辩护”。哲学为自己的生存权辩护,就是为人的自由辩护,为智慧的尊严辩护,为真理辩护。哲学并不是在为某种所谓道德正义、政治理想进行辩护时才有权力生存下去,哲学只需为人类自由地思想这个主题进行辩护。21世纪的中国哲学同样需要为实现自己的生存权利而奋斗,需要为争取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权利和自由的思想权利而自我辩护,而不是为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而努力。21世纪哲学的发展道路,将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通向与现实生活的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为哲学所开辟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豪克.绝望与信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2:212.
[2]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324,341-342.
[3]冯友兰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276.
精神分析与哲学篇3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本质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和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的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表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艺术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象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再记录(历史回忆)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而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整合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文化对立，而是文化形态的同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所分析的文明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
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批判精神，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就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正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表达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整合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精神分析与哲学篇4
【关键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文化生成发展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133-02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它对现代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文艺、哲学及大众文化领域都深受其影响。因此，把握好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意义及本质，成为我们探讨文化（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理论，更是我们探讨文化生成问题的一个重要入口。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怎样的社会文明观，而在这一社会文明观的影响下，精神分析的未来走向又是如何，这些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精神分析理论的提出及现实意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了现代西方的人文科学、语言文学、宗教、文艺、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使得这些学科精神分析化。这源于弗洛伊德深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哲学渊源是叔本华、尼采的学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病患者增多，到了18世纪末，精神病患者开始被社会承认与重视并得到了人文关怀与人道治疗，这为弗洛伊德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弗洛伊德是学医的，他对精神病的解释及治疗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哲学、社会、医学的融合背景下，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深入反思和实践，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化见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病的治疗技术，二是潜意识的心理学说。其中，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弗洛伊德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无意识”这个被传统心理学所忽视的领域上。在他看来，心理学就是有关“无意识”的科学，人的精神过程就是无意识过程，而意识部分内容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因而并不重要。同时，无意识领域是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本能特别是性本能才是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这样一来，性的本能冲动就应该成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而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主要就是寻找隐藏在病人无意识深处的病原，将无意识“翻译”为有意识，揭示症状的真面目，从而使患者的症状消失。这样的研究，便形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体系。那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人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又有何关系呢？这正是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二、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内涵
（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与文化
生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从理论上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方面――无意识。对无意识领域的研究为全面认识人类文化、社会、道德、精神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不仅关心人、研究人，还以人为目的，一句话，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研究“人的文化”，进而从“人的文化”折射出“社会的文化”。因为，人的精神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精神疾病的反映。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早期，把人类的心理文化划分为三层，即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到了后期，弗洛伊德则把心理文化发展为人格文化学说。在弗洛伊德看来，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无意识，是本能和欲望，它不为社会、不为个人意志所允许，往往被压抑在人的心灵的最深处，也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智慧，正如孔子的“明德”理念，即人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美德和智慧，人要擦亮之使其发挥作用。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提出了性本能说，认为人的一切活动乃至文艺创作只是依赖于对人的本能欲望中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里比多”的摄取和表现。精神分析学所提出的“超我”，是指挥“自我”向“本我”施加压力的最高层次的人格，一旦这种“超我”不再适应时代的要求，人类完全可以用自我之手加以毁灭。可见，“超我”是后天的产物，产生于自然，但又不属于自然的范畴。
事实上，“超我”是由家庭、社会、文化、历史形成的对人内心世界的压力，是在漫长的社会文明历史发展中，在个体的经验和心理积淀产生无意识，再由个体的无意识凝结成群体的无意识，从而最终形成超越个人力量的社会压力。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人有可能失去本真的自我，于是便出现今天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不同的自我。在文明的边缘，这种社会现象似乎也会成为一种大众的社会传统文化，并一步步地延续下来，成为一种文化模式、观念、习俗，成为人们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道德选择、信仰模式和思维方式，且深深地隐藏为人们的心理态势。可见，社会文化既是一种定势，是人们思维言行生活情趣的规范，也是一种“无意识”。因此，我们可以说，无意识总是蕴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并不为人所知晓，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流露出的非自觉的意识。
（二）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文化观
最初，弗洛伊德对人的心理过程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后来他把研究目标指向人类社会历史文化上，并提出了有关的社会文化观点，这使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实现融合，由此而来，一种无意识的心理体系便发展成为一种人性哲学、文化哲学。同时，弗洛伊德还指出：“文明只不过是意指人类对自然之防御及人际关系之调整或累积而造成的结果、制度等的总和”。显然，文化（文明）不仅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包含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正是由于自然界加给我们的那些危险，我们互相联合起来了，并创造了文明”。而文明产生的内在条件，则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特点或人性特点。
弗洛伊德还进一步指出，文化（文明）与本能是相反的，文明就是对本能的超越与压抑。文明还要求限制人们的攻击性本能，在这方面作出牺牲，因而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人类很难感到幸福。在弗洛伊德看来，资本主义文化抹杀了人类社会文化，因为它颠覆了人类社会文明。可见，弗洛伊德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尖锐批评，同时，他还认为，建立文明社会，丰富文化生活，就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发展和幸福，而实际上当代社会的文明离人类的幸福期望还具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而，弗洛伊德认为，要正确认识人的文化，正确对待人的各种本能，必须依靠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既要满足人的本能需求，又要善于引导和控制这些本能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文明的积极作用，以此来达到解决文明中的冲突。如我们社会所实行的一夫一妻、禁止等制度，其实就是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限定人的性本能的范围的表现，也是社会文明、家庭文明的重要内容。
弗洛伊德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了文化、文明的发展，并看到了文明与本能的联系和差异。但他把文明与本能分裂开来，认为文明就是对本能的否定、限制与压抑，这是不全面的。因为，本能总是以文明的形式表示出来，受文明的制约。同时，在文化（文明）的引导下，本能也会得到健康的发展。
（三）精神分析与文艺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发展虽然意味着本能的压抑，但这种压抑是可以得到补偿的。这就涉及精神分析理论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文艺的功能就在于使读者和作者所受本能欲望的压抑都得到补偿或变相的满足。一切文艺作品都和梦一样，是欲望的化装，是一种弥补。实际生活上有缺陷，在想象中求弥补，于是才有文艺。这样，文艺创作整个过程无非就是始于自我并终于自我。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文艺观的基本观点是：文艺本身是在某些受压抑的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创造出来的，是某些无意识冲动的升华，是得不到满足而转入其他排遣途径的性能量的创造物。因此，文艺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的结果，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现，具有梦境的象征意义。而文艺作品则是一种下意识的愿望，它使人获得一种无意识的满足，从而使压抑的本能得到了一种健康的满足。可见，弗洛伊德的文艺观一方面是提倡无意识，另一方面是主张幻想，从而形成了新颖的文艺心理系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艺观并不是从社会生活而是从个人心灵中去寻找艺术创作的根源。它否认了现实生活对个人心理及文艺的影响，又把艺术完全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这种文艺观使文艺脱离了现实，走向虚无缥缈，最终对文艺是有害的。
三、精神分析的发展趋势
现代精神分析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在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建立的精神大厦的框架内，那么，精神分析的未来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是“适应性”的概念。“适应性”的概念对精神分析的整个框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适应的才是健康的”。因此，人们便发现，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适应自己发展的东西，而适合自己的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只有这样，人才获得一种真实的健康，而不是失去适应而进入一种“亚健康”状态。
其次，是精神分析的生物学趋势，即人的心理活动接近于动物习性。但是，把人“生物化”也是一种危险，如用克隆人去发动战争，这与今天美国研究的用机器人去发动战争一样，最终会毁灭人类的社会文明和物种文明。
最后，是东方哲学引导着精神分析的发展，或者说是精神分析被东方哲学生活化。东方哲学的起点是整体观，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而精神分析在方法上基本是分裂的、破坏性的，强调的是主客观分离。可见，现代精神分析中的一些系统观点，无不受东方思想的引导和影响。
总之，精神分析实现了两极化的发展，一极是分裂性的，一极是强调整体和综合，甚至是整合。但更大的希望在于精神分析与东方哲学的融合，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东方。当然，这只代表笔者个人观点，也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的未来在西方。但作为东方的一分子，我们更应该肩负起精神分析未来发展的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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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篇5
[关键词]心理学；生命哲学；心理生活；描述与分析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6―0055―02
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科学，其自身必然少不了对人类生命的探索与研究，同时，作为从哲学中孕育出世的心理学，受其哲学母体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有关生命主题的生命哲学与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二者之间则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19世纪70年代，生命哲学思潮起源于德、法等国，从揭示人类生命的性质和意义出发，深入探索人的存在及其认识和实践的一切活动，并将人的情感、意志等生命经验活动作为其讨论研究的重点。作为一种早期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生命哲学对后来这一思潮中的各流派都有着重要且直接的影响，对于心理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狄尔泰、齐美尔和法国的柏格森。其中，狄尔泰在生命体验的理解方面做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成为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生命哲学。正如英国著名狄尔泰研究专家里克曼所言：“狄尔泰影响了我们今天耳熟的所有思想家：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思・韦伯、阿尔多诺和哈贝马斯〔1〕。”因此，试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观出发，探讨生命哲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发展。
一、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观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
狄尔泰反对传统哲学把物质和精神割裂开来，认为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指的是某种生命、自我，并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把物质和精神连接起来的生命，唯有生命才是世界的本原。他将生命描述为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永恒冲动，一种能动的创造力量，表现出来就是直觉、思想、情感；再进而表现为语言、道德、社会制度及历史等。因而他认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都是“生命”的客观化，不可能用自然科学和理性的方法去理解生命，并提出了“自身思义”的方法论，即将其解释为一种反思的意识，是主体朝向自身的生命的体验，也就是内省的方法研究自身的生命体验。他始终坚持在原生态中把握事实自身，即要如其自身所是地来把握生命之流；坚持以“生命把握生命”，即必须从生命自身出发来把握生命的概念，只能凭内心的体验去领会和理解。可见在狄尔泰的眼中，体验本身就是生命个体的功能，生命是人的存在形式。
狄尔泰在其将哲学定位为一种精神科学的基础上，进而将心理学定位为描述心理学，目的就是使心理学走出自然科学的门类，进入精神科学的范畴，并成为其基础科学之一。这里所谓的“描述”指的是一种心理学的研究取向，而非流派，换言之，即是以“描述”为取向的心理学，而非“描述心理学流派”。同时狄尔泰强调，他的描述的心理学与当时盛行的说明的心理学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认为说明的心理学试图仿照原子物理学，通过建立起因果关系而来解释精神现象，体现出一种科学主义的取向。描述的心理学则源于我们对生命没有成见的、原原本本的体验，直接地描述事实，从而勾画出与生命相关联的结构，以此揭示出这个关联中各组成部分据以结合在一起的规律。
狄尔泰心目中的心理学，应该是能够整体把握精神生活的科学。他关心的既不是精神过程片面的特殊方面，也不是其支配规律，而是人的整体。他认为不能从外部，像一个不受个人情感、经验等因素影响的观察者那样看整个人，而是作为这个人本身看和感受他自己，以此透彻生命的意义。狄尔泰把心理看作是表象、情感和意志的统一整体，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生命的整体关联，即心理生命。因此描述心理学不能像当时流行的心理学那样，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机械地把孤立的、原子式的表象和感觉连在一起，将破碎的事实片段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必须对人的整个心理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探索，使用描述的方法，即不对心灵生命做任何本质的假设，如是地描述直接呈现于意识中的事实〔2〕。
相较于传统心理学，狄尔泰的心理学存在另一个巨大的不同之处，它不仅仅研究个人的精神，而且也研究共同体的精神，即社会和文化的精神。传统心理学只是个人心理学，在方法论上具有个体主义的缺陷。然而，狄尔泰认为人的存在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存在，正因如此，心理学就必须考虑历史生命的内容，其研究范围也就顺理成章地扩大到了社会和文化精神，包括历史生命的内容和社会关系等。
通过对以上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探讨，可以明显看出其思想观点和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流派是一脉相承的，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对心理现象进行动态的整体研究，而坚决反对主流心理学的元素主义和还原论；在研究对象上表现为对人的心理生活进行研究，其基本内容包括心理生活的价值、意义等，而坚决反对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和价值中立的立场；在研究任务上表现为对人的心理生命进行完整的分析和描述，通过进入他人的世界，以达到重新体验他人的世界，最终实现对心理生命及其价值、意义等的客观理解。
二、生命哲学对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影响
人文科学心理学的现代哲学背景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解释学。以狄尔泰为首的包括叔本华与尼采的唯意志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对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出现和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
（一）生命哲学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首先，为人本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产生提供了孕育的土壤。人本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中叶在美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学思潮，是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典型代表，也是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之后西方心理学中的“第三势力”。它既反对行为主义机械的环境决定论，又反对精神分析本能的生物决定论，强调心理学应该研究人的本性、潜能、尊严、价值，以及对人类进步富有意义的现实问题〔3〕。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出发，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自然存在其独特之处。它认为虽然不论研究对象是物还是人，客观性的保证是所有研究的基本要求，但是也因为对象的不同，二者对“客观”的要求和理解就存在很大差别。对物的研究要求观察者站在物的对立面冷静、不加任何主观干涉，不受任何情感因素影响地观察。狄尔泰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将无法透析生命的意义，显然不能直接套用在对人的研究上，因为而对人的研究则需要走另一条通向客观的道路，即走进观察对象的生命中，通过对观察对象予以感情的投入、价值的关切，体验他人的世界，实现对生命价值和意义更准确、更直接的整体感知和客观理解。也因此，狄尔泰强调移情、模仿和重新理解。他认为人心具有共通性，当观察者付出爱或同情心而产生移情作用时，就能走入观察对象的内心世界，达到对生命的客观理解，并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尤其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的罗洛・梅的心理学思想和方法论上得以体现和传承。
其次，为研究人的自我超越开辟了新方向。狄尔泰认为生命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它自己的完满，这一思想在作为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齐美尔的理论中获得发展。齐美尔在同样认为生命作为世界的本原，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永恒冲动的基础上，提出“生命超越生命”，以此强调生命的自我提高、自我创造、自我超越的过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罗杰斯等同样都认为人性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性。可见，人本主义心理学与生命哲学都认为人性是不断超越发展的，并对生命都抱有积极的态度。
（二）生命哲学对积极心理学的影响
19世纪末，在多数西方人沉浸于科学技术带来的现代文明的时候，狄尔泰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所探索研究的主题应该回归于人类生命。一个世纪后的20世纪末，积极心理学作为新的研究思潮在西方心理学界兴起，为当今科技日新月异，而物欲横流的社会带来再次重审人类生命，重拾人类尊严的机会。狄尔泰认为尽管生命进程中会呈现出无限的多样性，但是在这些多样性中具有内在的根本目的性，即实现它自己的完满，并且生命的完满根本上取决于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充盈，当二者得以满足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表达，从而真正成为人的世界。积极心理学同样注重人类精神世界的完善，通过研究人类积极的品质，探讨人类的美德、爱、宽恕、感激、智慧等，引导人们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潜能，挖掘那些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以此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其对“生命意义感”的研究，无不体现其思想中流淌着生命哲学的血脉。
三、生命哲学在西方心理学中的有限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生命哲学对西方心理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然而，作为一个西方哲学流派，由于它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遭到了许多批评和各种质疑。这些问题导致其在心理学中运用的有限性，使其无法像实证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那样成为西方心理学方法论的基石。
第一，狄尔泰基于人性的共通性认为用描述的方法可以理解他人的世界和故事，达到对心理生活的客观理解。然而，对于狄尔泰的这种“心理生活上的客观理解”，从科学研究的要求来看，归根结底无非是对研究者的移情、模仿、重新体验能力的要求，这难免使其方法论渐渐走上唯心和神秘的道路。因此阻碍了生命哲学对西方心理学的这种持续影响性。第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都只是客观主义的描述和分析，它们极力主张摆脱个人的偏见，纯客观地理解心理生活的“客观主义”。因此，尽管生命哲学把这种描述和分析方法看作是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并跟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严格的对立起来，但是它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客观主义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客观主义方法论性质。
随着时间的推移，狄尔泰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尽管经历可以给我们精神生命过程的统一整体，但它不能揭示这过程的实际运动；（2）通过观察能看到的精神生命的范围是有限的；（3）对内省提问题和解释其结果的术语难免会影响真正的问题。最后，狄尔泰开始怀疑是否通过直接内省可以发现关联整体本身〔4〕。这些质疑和尚待解决的问题都体现出以狄尔泰为首的生命哲学在西方心理学中的有限性，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命哲学在西方心理学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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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篇6
那么，冯友兰的“接着讲”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何意义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一、“接着讲”的时代意义
顾名思义，“照着讲”是哲学史的方法，“接着讲”是哲学的方法。按照冯先生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照着讲”要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或说出来）。虽然“写的”的哲学史与“本来的”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的”哲学史写的，而“本来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否则，哲学史就没法写。
但“接着讲”就不同了。“接着讲”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变化和创造，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而时代性就意味着新的东西的产生。具体地说，“新理学”是在宋明理学“之后”继续前进的，而这个“前进”又是同社会发展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就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巨大变革，即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因此，中国哲学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是因为传统哲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不仅有自觉的意识，而且自觉地承担起完成这一哲学转变的使命。
但是，中国哲学虽然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却又是在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中完成的，而不是也不可能将西方哲学直接移植过来就能实现其转变的，他所要建立的是新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科学可以直接拿来，但哲学是不能直接拿来的。这是有根本区别的，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有民族性的。在这个问题上，冯先生同样有自觉的意识，即认为中国哲学的变革是有连续性的，决不可能“横空出世”般地产生一个新哲学。他本人也不是离开传统哲学另创一个新哲学。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任务的艰巨性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如何“接着讲”的问题就成为冯先生不断思考的重要课题。他在写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时，反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值此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的社会变革，一是“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的哲学问题（见《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463页）。前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哲学的命运问题。他渴望，透过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能使中国真正觉醒起来，步入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并立足于世界之林。为此，中国哲学不仅要获得新的生命，而且要承担起新的使命，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可见，冯友兰的眼光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其真正的使命则落在了哲学的创造上。
二、“接着讲”的两层涵义
根据这一情境，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涵义，二者不可缺一。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似乎都不符合冯友兰的初衷。
第一层涵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现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因此，要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概念，使之形式化。在冯先生看来，舍此没有别的方法。这一点，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就是说，现性主义虽然出现在西方，但又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现代哲学共有的。只要称得上是“现代哲学”的哲学，都应当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因其哲学的民族性特征而否定其时代性的普遍意义。冯友兰一直很重视“别共殊”，其实，他所说的“共”，就是指哲学概念的普遍性意义。使中国哲学的概念形式化，从而普遍化，这正是“接着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层涵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通天人之际”，这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因而是超时间的。当然，它必须经过现代逻辑分析之后才能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不能直接成为现代哲学的，必须“下一转语”。
通过对“通天人之际”的现代分析，从而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使命。这一使命对现代社会同样是适用的。现代人需要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从事现代人所从事的工作。但是，现代人也是人，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人的问题是古今不变的。这是冯友兰的又一个基本信念。
那么，这两层涵义有何关联呢？
简单地说，前者是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意义”，成为“现代哲学”，不如此则不能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此即所谓时代的变化，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意义”，可说是用现代哲学语言（不是翻译）所表达的意义；所谓“现代哲学”，可说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哲学。“新理学”中的“理”，是从宋明理学中接过来的，但其意义和宋明理学有明显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是，“新理学”中的“理”是形式的、“不着实际”的。现代哲学需要逻辑语言上的清楚明白，需要概念的形式化即理性化。这是第一步的工作。
后者则是使中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同时，又“超越”现代哲学，从而实现其永久价值。不如此则不足以实现中国哲学的价值。此即所谓变中之不变者，亦是人性之“本然”，即他所说的“人学形上学”。在冯友兰一生的哲学著述中，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冯友兰的生命关切。他在“贞元六书”中特别强调“通天人之际”，并以“天地境界”为其哲学的最高追求，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特别是最后一册）中，他又反复强调这一点，说明他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以重建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为其终身使命。
这两层涵义及其使命如何统一呢？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冯先生认为，必须实行方法上的突破。
现性主义的方法既然被视为逻辑分析的方法，而逻辑分析就是一种“言说”。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就是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转换成逻辑概念，使其变成可以言说的。这也是所谓的“概念游戏”。冯先生对金岳霖先生的“概念游戏”的说法很赞赏，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工作，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概念游戏”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游戏”，不是无规则的玩耍，而是很严肃的工作，是哲学语言的有规则的运用和逻辑命题的推演。冯友兰并没有严格地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但是一般地说，他确实运用了西方式的概念分析，使中国哲学的一套概念富有新意，而且清楚明白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的。
但是，如果完全用西方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讲出来的还是中国哲学吗？其实，冯友兰在建立其“新理学”的体系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中国哲学必须而且只能经过现代西方哲学的“洗礼”，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才能成为现代哲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实质上的体系”，而且具有“永久的价值”。这些“永久的价值”，经过现代“洗礼”即解释之后，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形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精神没有变。
所谓方法上的突破，就是指经过现代的理性分析即“概念游戏”之后，又回到中国哲学的本身，言说那不可言说者。中国传统哲学也是需要言说的，但是讲到最深奥之处，则要靠直觉体验，“意出言表”、“默识心通”，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就是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冯先生所说的“言说”，是指现代哲学的方法，“不可言说者”则是中国哲学终极性价值内容。但是，在冯先生看来，只有经过“言说”之后，那“不可言说者”才能显示出来，才能被人们所领会。对“不可言说者”的言说，当然不是从正面去说，而是从负面去说，但是从负面去说也是一种“言说”，而且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正面言说。维特根斯坦说过：“凡是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言说者只是保持沉默而不置可否。冯友兰也说过：“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全集》第6卷，第289页）冯友兰对不可言说者不仅采取了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且作为哲学的终极目的去追求。这正是中西哲学的一大区别。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天地境界说”就是这样的终极目的。冯友兰在积极评价金岳霖的“概念游戏”之后又说，金岳霖“没有把这个论断同人类精神境界结合起来，以至于分析概念似乎是一种游戏”（《全集》第10卷，第659页），就是指此而言的。“概念游戏”是哲学的重要工作，但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概念游戏”而又超越之，解决人的精神境界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冯友兰在其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中重新提出“直觉”的问题，认为应当将概念认识与直觉体会“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同上）。这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终极价值的认同，而且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同。这种认同当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体现了他的“中西互释”的理想，也是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期望。
三、“接着讲”的启示
“接着讲”对我们的最大启示之一是，我们决不能躲开西方哲学的“照面”和“挑战”去讲中国哲学，更不能采取自我封闭的方式去发展中国哲学。冯友兰的开放态度是发展中国哲学的正确态度。无论“中西互释”也好，“中西比较”也好，都只能在中西对话中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之路。这既是时代的课题，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中国哲学的发展只能是接着中国哲学讲，而不是也不可能接着西方哲学讲。这就要求将时代性与民族性结合起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在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其连续性，讲出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冯友兰决不会同意“邯郸学步”式的做法。他说他“习惯于从民族的观点了解周围的事物”（《全集》第1卷，第236页）。这所谓“民族的观点”不只是从社会层面上说的，更主要的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在过去能够使中华民族“成为伟大的民族”，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出现中兴”（同上）。
这当然需要经过现代的重新解释，这种重新解释需要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我们不能再用古代的语言讲中国哲学，也不能用跳跃式的警句式的语言讲中国哲学，我们需要用现代语言并且用现代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要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证和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思维已成为现代人必须具备的思维方式，哲学只是“自觉地”运用这一思维方式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正好相反，而是要使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获得新生。
在这方面，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仍然是他的精神境界说。我们知道，冯友兰始终把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来，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并以实现“天地境界”作为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这正是他反复强调“通天人之际”的原因所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哲学不仅是现代的，而且是“后现代的”，如果有“后现代”的话。
“天地境界”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天”代表自然界，不过不是科学所说的自然界，而是哲学所说的自然界。哲学所说的自然界从科学中得到了“启发”，但又不是完全的物质世界，而是宇宙“大全”。“大全”是无所不包的，其中包括人。但是，作为“天地境界”中的人，同没有自觉意识的自然状态的人是不同的，“天地境界”中的人是自觉其“同天”、“乐天”的人。这样的人，不仅超越了自然状态的人，而且超越了社会（就“人是社会动物”而言），具有超社会的意义。这样的人，不只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宇宙的人。到了这种境界，才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
事实上，作为“大全”的自然界是不可分析的，不可言说的。但是，只有分析之后，才能知其不可分析；只有说了之后，才能知其不可言说。这样，人便得到一种“自觉”。有了这种“自觉”，自然界对于他而言，其意义就不同了，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同了。人既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又能找到自己的真正家园。
“天地境界”即“同天”境界，就其实质而言，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而不是分离与对立。这种和谐统一是从“存在”意义上说的，不是从“认识”意义上说的，但从境界上说，又是存在和认识的统一。这种境界是人经过修养之后达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同天”就是“自同于大全”，也就是“乐天”，不仅能够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而且能够以此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因为这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之地，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这个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这个基本问题，就算真正解决了。
就其性质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现代性”的范围，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是以“理性”为其根本特征的，是强调人的认识能力的，它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进而走向语言分析，但又是在同一个大传统之下发展的。“主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依然存在，“理性”被进一步工具化了。人的心灵归根到底被归结为理智之心，认识之心，其根本职能与作用就是认识自然，获得积极的知识，进而控制、主宰自然。自然界始终是被认识被控制被掠夺的对象。冯友兰后来批评现代西方哲学家说：“所着重研究的多半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而对于可以使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反而不讲了。”（同上，第222页）实际上就是指此而言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都推给宗教了”（同上）。
这里表现出冯友兰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就是针对“现代性”的，即指现代西方哲学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陷入了细枝末节的烦琐分析，丢弃了哲学的根本任务——解决人生问题。他多次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也是与此有关的。其实，这种批判意识在四十年代同维也纳学派的争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当时，他一方面吸收了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另方面又批评他们将哲学只局限于逻辑分析的作法，主张哲学应当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建立新的“人学形上学”。
按照冯友兰的“人学形上学”，人必须自觉地回到自然界，顺应自然界，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以此为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地”，以此为人生的乐趣。这就充分体现出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热爱。自然界不再是被控制的对象，而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是人类生命的精神家园。这是哲学层次上的生态学。如果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是农业社会的生态学，那么，经过冯友兰重新解释后的“天地境界说”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以至“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贯的，但其表现形态是不同的。
在冯友兰看来，自然界即宇宙“大全”是存在的全体，一切存在物都在其中，人也在其中。但是，“大全”作为一种“名”，一种“概括”，它不是存在物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即包括一切的存在及其“理”，是“存在”和“有”的统一。这是经过逻辑分析之后的“理解”。“有了这种理解，就可以对自然和社会持一种正确的态度。”（同上，第227页）这种“理解”和“态度”便构成了“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就人和宇宙（特别使自然界）的关系说的。”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自然，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
精神分析与哲学篇7
关键词：理性；信仰；人学；生存论
一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方法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历史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一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www.lw881.com做出这一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研究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时代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规律，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一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一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一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三种能力指向的三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一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二、我应该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四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四门学问：认识论，伦理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呈现一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一端、各据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一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一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一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四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四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二
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一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而是径直地宣布了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因而在现象与本质之间设立了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打破这个界限，就必须打破主体与客体僵硬对立的这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高举起辩证法的旗帜，与这种形而上学知识论对立起来。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主体与客体、实践与理性相分离的做法，试图从积极的方面发展康德的理性概念，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大阶段。“主观精神”是指个人的精神，它又分为三个小的阶段，这三个小阶段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识从最原始的、与禽共同的、低级的、模糊的主客不分的状态经过区分主客到达初步的主客统一的过程。但即使是个人精神的最高阶段，也仍然具有有限性。个人的精神为了要实现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亦即否定自身，并从而获得自己的无限性。有限精神的这种真理就是绝对精神。从个人的有限精神到绝对精神之间还需经过“客观精神”，即个人精神的外部表现如法律、道德、社会（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国家是“客观精神”范围内最高的主客统一、最高的主体性和自由。但“客观精神”范围内的主体性和自由例如政治上的自由仍然是有限性的，因此，人的精神的发展必须超出历史即整个“客观精神”的阶段，进入“绝对精神”的领域，在此领域中最高的主客统一才得以最终完成，这里的主体性才是无限的，自由也得到了最后的最完满的实现。至此，人与“绝对精神”同一，有限者的个人达到了“真无限”，这样的人乃是最真实、最完满的人。“绝对精神”还有其本身的发展阶段：第一是艺术的阶段，即以直接感性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第二是宗教，即以表象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最高的是哲学，它以概念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都各有其有限性，只有“纯思维”或“无限的思维”及其产物“纯概念”才是最高的“真无限”。6)
然而黑格尔这种超乎主体与客体、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上的“综合”（绝对理念），本身仍然是一种理论理性。黑格尔的哲学表面上客体性原则占主导地位，实际上仍以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理念为事物之全体或总体、总和，仍是抽象的事实。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把一个生动活泼，在他说来是“辩证法”的过程纳入了最高形式、最僵硬的逻辑体系，旧形而上学的虚幻性和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黑格尔标举人的自我实现历程的《精神现象学》中暴露无遗。特别是黑格尔的这种“思辨哲学”虽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但仍建造不出一套自己特别的“语言”，它还得用“本质”、“存在”、“可能”、“现实”、“必然”等这些词汇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于是同样一个词，仍分为“经验”和“超验”两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遭到了实证主义的强烈反对，指出那是人类日常语言的含混引起的误解，是想象的产物，因为“绝对”就像“上帝”和“魔鬼”一样是既不可证明又不可证实的。这一派思潮，从g.e.莫尔发起对“绝对唯心主义”猛攻以来，经过了许多发展，到维特根斯坦早期《逻辑哲学论》有了一个类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分析篇”那样完整的分析性“语言哲学”理论。研究这一思想发展线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由于这一思想路线与本论文生存本体论的关联度相对较小，故笔者不作为研究重点。
三
如果说以英美国家为主的科学主义思潮中的语言分析学派在康德经验知识论基础上开辟了否定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路线，那么欧洲大陆现代现象学派则在康德理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条对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客二分的思想路线。毫无疑问，现代现象学的奠基者和创建者是胡塞尔。胡塞尔把康德的先验性原则贯彻到底，甚至认为先验性是欧洲哲学的最终依归。他认为康德的知识论在感性篇中容纳了感觉杂多性是一种不彻底的表现，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纯思想性的精神世界。他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入手，认为人的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为了掌握客观世界而设计出来的符号，语词作为符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有所指，即指一个具体的事实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表达，描述一个普遍的思想。所指与对象有关，而表达则与意义有关，二者有原则区别。分析哲学重视“所指”，认为“所指”决定“意义”，“无所指”也就“无意义”。胡塞尔则认为“意义”与“所指对象”之间是一种“游离”和“浮动”的关系，意义本身具有独立性。7)“意义”的发现，在胡塞尔看来，无异于揭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后秘密，找到了从古希腊开始哲人们所寻求的东西。胡塞尔又从笛卡尔那里采用了怀疑论，并将它发展为“悬搁法”，将一切感觉经验的表象成份“括起来”，然后问“剩下了什么”。经过现象学“括起来”后所“剩下的”，就是“本质”，就是“意义”，它不是单纯的感觉，也不是单纯的概念，它不是形式推论出来的，因而有一种直接性，但又是普遍的，因此又是一种理智的直观或直观的理智。
如果我们把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同康德的“理念论”加以比照，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内涵。康德不是说纯理性概念没有“客观的”、经验的对象吗？事实上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说明过的，一切“理念”所要考虑的都不是这个客观的、经验的对象，而只是需要“意谓的对象”，因而，本来“理念世界”就是自成体系，可以与实际的物质世界无涉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他的“理念”，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正因为“理念”与客观物质对象有这样一种“游离”的关系，才能不受物质世界变幻不居的表象的影响，使人类的知识达到一种绝对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理念”论是把康德的的“理念”论拉回到现象界来，使“本体”“现象化”，同时也使“现象”“本体化”，这样“现象”、“知识”才能绝对的可靠。这样胡塞尔就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所谓“物自身”虽然不是“事实的知识”，即“上帝”、“意志自由”、“不朽”虽然不是具体科学的对象，但它们在人的想象、幻想里却是可能的对象，而且作为思想的对象，作为意谓（意向）的对象在思想中更有着必然的根据，因而我们不但经常“言说”它们，而且也经常“讨论”它们。8)
四
以上我们以康德为出发点，从黑格尔讨论到胡塞尔，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理论似乎与生存本体论无所关联，事实上恰恰相反，海德格尔正是从康德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发展出其生存本体论的思想。我们知道，胡塞尔强调先验的纯粹意识之直观是把握事物的根本方法，借助此种方法，人们便可以将事物的意义世界变成内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存在，在这种纯粹意识之中，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物与我便真正实现了彻底的统一。但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利用本质直观所获得的“意义世界”和黑格尔用思辨逻辑所获得的“绝对精神”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其认识道路上所坚持的仍然是主体性原则，所不同的是胡塞尔比黑格尔走的更远、更彻底，然而真实的存在早被他们遗忘和遮蔽。在海德格尔看来，凡是要探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学问，一旦忽视了人的存在，将人的存在存而不论，或对人的存在没有获得清晰明瞭的理解，那么这种认识必然是错误而虚假的，最终仍然要重蹈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覆辙。海德格尔认为要真正克服一种倾向，不是从外部用另一种倾向代替它，不是在各种对立关系中来回颠倒，不是你说东，我说西，而是要找出它的根源，使这种对立“过时”。有鉴于此，海德格尔要深入到胡塞尔“纯粹意识”的原始根基——人的存在（此在dasein）中来探讨哲学的根本问题。换言之，海德格尔要对作为哲学起点和终点的人的存在做基本分析：通过探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在世、操心、死亡、时间等问题而重新为哲学置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此在”(dasein)是意义世界得以开显的前提条件，“本质直观”、“纯粹意识”只是此在与存在发生关系的结果，一旦失去此在，“本质直观”、“纯粹意识”便了无支撑的根基。9)如果说胡塞尔讨论的是现象的自显，海德格尔则要究明现象自显的本源，从此种意义上讲，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是“存在学”，就是对此在及此在与存在关系予以解蔽的诠释学。
当然，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所做的这种生存论转向不是空穴来凤，在其前面已有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基础。克尔凯郭尔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生存哲学家、神学家，也是西方哲学、神学话语中生存论转向的肇端者。在克氏看来，思想与生存本来是不分轩轾，其道一体的，在古希腊多义的“tobe”、“being”中已经贯注了丰富的生存思想，这种思想与生存的同一境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分离了，从柏拉图开始出现忽视生存并且分离思想与生存的倾向，本来平实的“思想”退化为艰深晦涩的“思辨”，活生生的生存被贬低为僵死的“实存”。因此，克氏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存在论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深恶痛绝。当然克氏对个人的强调也有一个限度，即个体的生存必须顺从于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但不生存，个体生存但不存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派生物，对生存的自我理解最后必须归结到宗教信仰上。
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一脉相通，他一方面以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对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权威；另一方面以唯意志论的人生哲学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他认为生命意志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世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种生命意志的“客体化”显现形态，显现的过程犹如柏拉图的理念运动，有着不同的等级和形式，人是生命意志客体化显现的最高形态，因此，我的意志便是生活意义的本原和所有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人的悲哀在于他以远远超过一般生物的感受力却承担着与一般生物同等的生存，人清楚地知道生存的悲剧结局，但却无法逃脱对这一悲剧结局的痛苦体验。
尼采不满于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存观，在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英雄主义的生存观。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理由。人们所驯服的“自在之物”本身就不存在，“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撇开一物的全部关系、特征、活动，就不剩有该物了，物性是我们根据逻辑需要虚构进去的。人的生存高于一切，人的生存可能是孤独的、不幸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因为超人的意志可以承受起这种孤独与不幸并转化为生命的动力。生存的悲观转化为生命意志的崇高。上帝已死，人再也不能按上帝的形象塑造自己，而是由自己的意志所规定，其中那些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自己的生存从而真正显示出生存的超越性意义的，尼采称为“超人”。正是由于尼采对西方传统的超验生存观及神学生存观的彻底反叛，也由于他对前期生存哲学的消极的生存观的批判，生存哲学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生存论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人学哲学家们的普遍文化自觉。10)
然而由生存哲学所启动的生存论转向集大成于海德格尔，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把反叛的矛头从近代康德、黑格尔及至现代的胡塞尔扩展到整个传统哲学，把在尼采那里尚作为一种现象的思想性反叛深化到对哲学基础即存在论的系统清理与批判。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中整个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是真正的“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存在的历史，其实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seiende）”的确证，因此海氏提出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为“生存（existenz）”，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
五
在康德思想遗产中发展出的与生存论相关的第四条路线是现代神学路线，在对这一路线展开讨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康德的神学本体论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外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自然神论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一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11)
康德之后的施莱尔马赫12)在批评康德的过程中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情感论。他认为康德由道德服从引伸出的神学本体论，预定了主体、客体之间的分裂，预定了人与上帝的差异、分离与距离，必需在同一性原则的力量下克服这种差异。这种同一性的力量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道德行为，而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依赖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同于主观的心理情绪，而是超越于主体与客体之上的宇宙对我们存在的深层结构的影响。施氏还区分了两种无条件依赖的形式：一种是因果性的依赖，即指向一个东西，如儿童依赖父母；一种是目的性的依赖，即指向一个目的，如道德完满。施氏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目的性类型的宗教，它具有无条件依赖道德命令的特征，在这里康德的影响又显现出来。13)
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神学思想家舍勒则认为上帝的存在完全是自体自根的，不依赖于人的情感而存在，如果承认了施氏的理论，就等于承认没有眼睛（主体的宗教情感）就没有颜色（上帝）。由此舍勒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生存论主张，他认为拥有一个“绝对之域”是有限个体之意识的本质，这种绝对之域同时是存在和价值的一个未知数x，个体意识必须用某种意涵去填充它。舍勒称这种绝对之域的意涵为“信仰财富”，宗教信仰的建构属于人的内在本质。一无所信者仍是一位信仰者，其信仰意涵是“虚无”。宗教行为的意向性建构作为人的意识本质，并非在于它是人性的，而是在于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对人来说，选择不在于信仰或不信仰，而在于是否能使信仰获得“恰切的信仰对象”。
面对康德以来（可上溯至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即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本质属性（诸如：人本性的善与恶、人的有限与无限）来谈人的生存、人与上帝关系的理论，当代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莫尔特曼等人则提出了观察人的存在与上帝之在的另一种方式，即从人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存状况及人被异化的生存条件为出发点来谈人的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并形成了一整套影响日渐深广的生存神学和末世神学理论，特别是健在的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从人的生存与死亡谈及人类历史的延续与终结、宇宙自然的生成与毁灭，从而形成了一套整全的末世神学理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主旨不仅是在讨论知识论问题，而是主要在讨论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康德以此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完成了其他各部批判性著作，最终以他个人和他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方式回答了有史以来困扰人类的四大哲学和神学问题：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应当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但康德仅是行走在真理途中的伟人，在他之后的哲学家、神学家一方面从其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又从其理论体系中发现矛盾，并继续前行，力图克服他留下的各种矛盾。其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方式在更深层次上回答了康德的四大问题；而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及各种宗教神学理论则结合现代社会的人类处境，以新的话语方式对近代社会康德提出的问题做了现代回答，特别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以施莱尔马赫、舍勒、布尔特曼、莫尔特曼为代表的生存神学、末世神学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神学由本质主义存在论向存在主义生存本体论的转向。西方哲学、神学的这一转向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神学研究的起点，我们还会像康德一样继续行走在通往真理的途中。
参考文献：
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w.beck,studiesinthephilosophyofkant,thebobbes–herrillcompany,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第216页。
5．范进，《康德的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页。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7．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326页。
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9．陈俊辉，《海德格尔论存有与死亡》，台湾学生书局印行，民国八十三年九月版，第44页。
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11．张政文，关于上帝之在的对话，求是学刊，1996年第4期，第20页。
精神分析与哲学篇8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窘境是在中西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焦虑，它表现为自我的固守和自我的否定两个极端，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其实质是在救亡大于启蒙的时代下人们竭力想摆脱这种焦虑而企图创建一种自视的文化体系，作为承载民族前进的精神寄托。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论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矛盾的双方相互依赖而存在。论争看似激烈，但还是围绕“体、用”的旧问题而展开，但这个时候，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正在逐渐形成，因而中国文化的“体”就不在是中是西的问题，而是建筑在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上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创建中国哲学的基础上，思考建构中国文化的途径。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以建构中国的哲学
张岱年先生对哲学发生兴趣是受其父兄影响的，早在他青年的求学阶段就对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思天体万物之本原，思人生理想之趋势，并以此养成好学深思之习，欲以明天人之故。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哲学是天人之学——关于宇宙人生的究竟原理与最高理想之学”，而他要做的就是宇宙人生的大文章。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大纲》将中国哲人们所讨论的哲学问题分为三类：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刘仲林先生认为此作是张岱年先生天人宏论的史料基础，更进一步指出他从40年代开始建构自成体系的“天人新论”，该书拟由方法论、知论、天论、人论四部分组成，工程浩大，气势恢弘，以尽展先生平生之志，惜其条件所限只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而后辑为《天人五论》，一史一论，遂成“天人论古今”的大气象。张岱年先生通过对“哲学”概念的辨析，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并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力求发掘中国哲学的自身特征。
张岱年先生把求真之志作为他寻求救国道路的选择，他说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他以为，救国必须有知，而哲学就是“爱智”之学，他畅言“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面对民族危亡，“中国现在所需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它“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http://激励人的坚韧精神”，中国旧有的哲学不能适应现时的时局，西洋的哲学则非中土所有，若持之一待，与胶柱鼓瑟无异!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其目的“是想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但他同时申言“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很显然，在张岱年先生提出把哲学看作某类学问的“类称”，中国哲学(或中古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各是此类学问的某个“特例”，尽管中国哲学“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住学术的位置上”与西方哲学颇为相当，但缺乏像西方哲学形式上的条理系统，因此他说“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这就决定了他的哲学研究不以历史年代为基本的线索来论述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内容，而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揭示哲学概念或范畴的内在的含义，并建构他的哲学体系。
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建构大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形势危迫之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得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伟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对于当时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张岱年先生认为最少须能需满足四个条件：(1)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方哲学之优长，成为一大系统；(2)能激励鼓舞国民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3)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4)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在张岱年先生看来，这四个具体条件，就是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遵循的原则，也就是对新的中国哲学创造的要求。为满足这些条件，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备四个特征：(1)唯物的；(2)理想的；(3)对理的(即辩证的)；(4)批评的。据此，笔者以为用一个“新”可以涵盖其精神，“保守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一分子，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之特殊需要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客服之，同时对于西方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是时代的精华，每一时代应有每一时代的哲学。中华民族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这是他对中国哲学未来前途的展望，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所要创造的新哲学，固须综合东西所有哲学之长，然而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特别注意的是，“新”不是“混合或调和”而是一种“综合”，他说“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时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他看来“唯物论”即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并高度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把“理想”解读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优秀传统；他把“解析”诠释为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中关于人生理想的精粹思想三者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是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在内容上是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唯物论”、“理想”和“解析”三者的关系，应“以唯物论为基础”，只有在这个辩证唯物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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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能进而去“吸取解析方法以及人生理想的深湛思想”。张岱年先生在哲学上的这一创新，被学界称之为“解析唯物论”。他希望通过“解析唯物论”，为哲学，特别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寻找一条可能具有的新的路向。张岱年先生在其近70年筚路蓝缕的学术生涯中，开创了从范畴上研究中国哲学的先河，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思想的精粹思想结合起来，成就了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大典范。
二、以中国哲学建构方式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
张岱年先生曾回顾说，他的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是哲学理论的探索，三是文化问题的研讨。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开始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他就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1935年1月10日上海的十位文化界名流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即“一十宣言”)，引起了文化争论的高潮。在此前后，张岱年先生先后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1933年6月)、《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35年3月)、《西化与创造》(1935年5月)等文章，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这场文化争论中，阐述自己的文化主张：“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张岱年先生在他建构“新的综合哲学”思想体系的同时，提出了“创造的综合”文化发展方向。他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中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是世界中伟大的独立发达的文化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入衰落之途。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激而获得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也有被征服的危险。中国人如果守旧不改，则无异于等着毁灭；如果妄自菲薄，以为百不如人，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危险。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在抉择东西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综合”，亦即“拔夺(扬弃)东西两方旧文化而创成新的文化”，主张兼综东西方之长，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其中最主要的是吸收、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粹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他乐观地展望“西洋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到了将被否定的日子，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文化必然到来，中国必将产生新文化而成为那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认为这种“新文化的创成，也可以说成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精神分析与哲学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大众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a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2−0001−05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性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社会治理中发挥指导作用，因此也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要求。然而，这样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显然说服力不够，因为它没有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众需求的关系。只有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大众的关系，才能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也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和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出发，来论证面向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根据与旨归，并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寻找新的途径和方法提供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对的是
大众实践
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是对哲学本体论的革命，主张世界只有相对于人来说才有意义。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对此，我们应当这样理解：实践就是包含人作用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社会生活的活动，或者说，实践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在这里，人的生活世界是人的活动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人的活动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制作。理论只限于沉思的活
动，制作是指依据外在的目的生产出产品，实践则是指追求善的活动，有研究者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是指包含伦理的以及更高的思辨的有选择目的的运用的活动。[2](20)后一种解释将实践与制作区别开来，制作的对象是自然物，是依据自然界的规律来生产出产品，从产品的制作本身来看无需涉及伦理，关于制作的研究后来形成了自然科学和技术。实践则是人们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活动，追求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人在社会中活动必须受到伦理的约束。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在狭义上把实践理解为人们的道德行为和政治活动等。黑格尔提出了劳动的概念，实际上使得实践的概念扩展到人们改造自然对象的活动，同时他也指出：“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劳动也是为一切人劳动，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3](56)这说明，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重点仍然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马克思在他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不是在工具和技术的意义上分析劳动，而是从劳动关系展开分析，从工人劳动的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不平等，批判了在私有财产制度下社会的不道德、退化和愚钝。
综合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实践和劳动的概念，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一个总体实践概念。活动是一切生命物质的存在形式，但普通生物的活动是由自然关系所规定的，非目的性的，而人具有意识和目的追求，因此所谓实践，就是人的在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实践的目的是由人的意志和意识所规定的，是由内在发出而指向外部的。根据实践的对象不同，又可以将实践划分为两大类：改变自然的实践和改变社会的实践。改变自然的实践即是创制出产品的活动，改变社会的实践即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显然，创制活动更多地是由自然规律所规定，但是由人类所发出的这种创制活动却是最终指向社会，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据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源自于对大众实践的反思，因而是面向实践的精神提炼，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大众实践中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又以指向大众实践为其理论归宿，因而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实践哲学。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解释实践对象的部门科学，而是对实践本身进行反思所形成的理论。这种经由反思而得到的理论，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目的以及人生的意义等等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理论特质便为它的理论回过来指导大众的实践提供了基础。
动物按照自然规律所规定的方式生活，而人类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在当代人的社会活动中，法律、道德、家庭、国家、社会组织(市民社会)构成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4](110)确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缺乏哲学思考导致人们对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认识不清，引发进一步的错误行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实际上就是要将面向实践的哲学与大众切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指导原则，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教育上。
二、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的使命在于澄清生活的意义
哲学研究的实践主要不是改造自然对象的生产活动，即技术活动，而是受道德、平等、自由、正义和幸福观等价值观影响的社会活动。制作等实践活动的目的是获得有用的产品，制约这类实践目的的因素主要是外在的自然规律；而与人相处和政治参与的目的是指向人类自身的，为的是使人自己成为像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于实践具有目的性，而目的是人作为意识主体所决定的，人们做出某项实践的决策，其目的又是由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看法，即价值观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使命就是帮助大众澄清生活的意义，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正确的价值观，能够明辨社会生活中的是非，增强幸福感。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功能不仅如哲学家所研究的用来解释世界，而且更应该用哲学来指导人的实践，改造人的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经历了几十年之后仍成效不显著，是因为把哲学仅仅当作是解释客观世界的方式，当作所谓“科学的科学”。于是，哲学被当作认识自然世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因为是对自然界的认识，把它应用于人类社会活动的认识，则变成了所谓的客观规律，对人们而言这些规律是外在的强制，而这并非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如前所述，实践包含改变环境和改变人两个方面的内容，而通常所说的作为方法论的哲学，仅仅是指改变环境的一个方面，相对于人改变自身来说只是外在的，因而无法被人们接受用来改变自身。实际上，哲学研究的就是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实践，哲学给人们提供的不是理论指导(说教)，而是对这些实践活动的反思和澄清，以便获得清晰的、有意义的生活。哲学应当积极面对新时代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做出澄清，帮助大众寻找积极的生活意义。
我们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产，经历了短缺经济的痛楚，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解放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快速致富使得数量型的概念占据了人们思考的中心。人们追求速度，追求效率，可是，速度快并不一定带来效率高，效率高并不一定带来效益好。而且，这几年来在我国，追求过快速度带来的是短命的住宅和桥梁，原本引以为荣的世界最快的高铁却因追尾的惨重事故而不得降速。信息产业几何式速度的发展，使得虚拟世界很快成为许多人流连忘返的地方，缺乏面对面的交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冷漠，网络上的欺诈更是让人防不胜防。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应当针对速度、效率与效益、虚拟与现实这些问题，给予大众分析的方法，帮助他们反思这些问题，重新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明确生活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但与其他的意识形态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外，它更要求以这种哲学来武装劳动群众，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从而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变革社会的洪流中来。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权后，他们的主要任务便转为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公平上来，而且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需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和反思分析法来认清社会发展的新现象，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当作仅仅是执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应当转变把哲学当作唤醒工人大众阶级意识的工具的做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贴近大众的生活世界，帮助他们获得关于自身生活意义的正确看法，这才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主要任务。
三、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帮助
大众获得实践反思能力
人是自然人，同时又是社会人。前者表示人作为客体受自然律支配，后者表示主体具有自由意志，即精神。精神能够思考对象，获得关于对象的本质的知识，在这里，精神对自己的本质，即能够思考的确证需要在其对象中显现出来。可是，思想毕竟不是现实，思想的内容要想外化为现实，只能经过实践。显然，实践是思想外化的活动，哲学作为思想的原则能够帮助大众更好地设定自己的实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动物都有感觉，感觉会引发机体的活动，但“感觉不引起实践”，因为“选择是实践的起因”。[2](168)在这里，实践的关键是选择，即做什么、为何做、如何做，可是人们依据什么来进行选择，这又要进一步来分析。一般来说，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具有依赖感觉而行动的动物精神，这是现代行为经济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人们的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支配，并不总是理性的。[5](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必须依理性的规则和目的来选择行动。本来依据动物精神是被动的，谈不上有选择，但在动物精神和理性之间则有了选择，古典经济学假设人在任何情况下的决策都是有理性的，否定人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结果是经济危机不断袭来。所谓人要有自知之明，就是在决策时要警惕和控制自己的动物精神，尽量依照理性来做选择，而反思自己的动物精神和建立理性思维，非哲学不可。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被解释成方法论，甚至被当成能够指导一切的方法，这种将辩证法作为万能工具的做法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滥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基础上，将其改造为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指出：“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就是说，纯思维的辩证法是结果。”[4](100−101)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只是精神运动的抽象形式，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础，而非方法。形式与方法不同，形式与内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形式由内容所规定，因而不能把某一类形式作为万能的公式方法去做任意的套用，这样的做法会产生荒谬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24)这表明，马克思改造后的辩证法是一种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属于世界观而不是方法论。
哲学反思不同于方法论。尽管方法论要对具体方法所隐含的前提进行哲学分析，但它毕竟是分属于不同学科的，例如社会学和经济学、物理学和化学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论。而且，方法论起着选择方法的作用，因而与方法一样，都指向外在的目标，是为了达成目标所使用的工具。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哲学反思则不同，它以实践者为主体，同时又以实践为对象，即实践者在反思中澄清自己的思维，并在实践与反思中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使主体更具有理性。不善于反思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只是以过去的经验简单地予以应对，过后也不会进行反思，这样，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善于反思的个体在遇到问题时，首先要判断情势，在自己的经验库里考察是否有相匹配的经验，同时对这些经验进行反思，考察其合理性，最后做出决断，这样，他的理性思维能力就在实践中得到不断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一些理论宣传工作者基于急功近利的考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化，再由方法论进一步变为实用的方法，最后再变为操作性的技术化。这种倾向是很危险的，也是脱离了马克思哲学之本义的，因为技术操作脱离了价值考量。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工具论被人们从生产技术领域移植到社会领域，提出了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的概念，政府也常常把公共政策当作工具来使用，寻求以技术手段来治理社会。持工具论者忽视了工具(或技术)也是抽象的产物，某项工具的应用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约束，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他们企图一劳永逸地采用某种工具使问题得以解决，但事实上没有一种方法或工具能适应所有的情况。而哲学能为人们应用方法和工具提供反思性原则。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为大众实践提供反思性原则，以保证大众实践避免一味地走向工具论的道路，而是应该要让大众时刻地保持一种理性反思的意识，用一种开放全面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例如，辩证法要求从全面性、过程性（历史性）、和普遍联系性来看待社会问题，依事件的发生过程来选择或开发合适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某些在其他地方被证明是有用的政策工具。
四、大众实践的多样性决定了哲学
大众化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时代性就体现在它源自当代大众的实践，作为“精神的精华”它又必须而且能够指导大众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大众化中，可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事业进展并不顺利，这里的主要症结在于推进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当作意识形态的教育，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面临的受众的多样性。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大众化的关系就是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哲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则是哲学分析和反思方法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然而，大众生活实践的形式与内容是多样的，这就需要一部分哲学工作者走出理论书斋，面向社会、面向人们的生活，开发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的方法，通过宣传、讨论、对话、咨询等方式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精髓，提高大众的理性思维素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涉及工作决策、家庭生活、教育学习等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9)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是哲学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在于他的实践，实践的本意是人的追求善的社会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应当紧密结合人的社会活动，即面向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社会工作和教育活动，提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范式，如制度范式和伦理范式，以及价值观分析，来帮助人们反思自己的社会活动。例如，针对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较为严重，工作的责任感被轻视的情况，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责任论，将其纳入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培训中。责任不能陷于空谈，而应落实到个体，具体可以设计成以个体为本位的责任论：①责任蕴含结果的承担，必须有一个最终的承担者，最终意味着不可再分而集体是可以再分为个体的；②责任需与相应的自结合，没有权力者可以不承担责任，而权力是由个体来行使的；③责任意蕴回应，回应者应当是决策者，最终的决策者是有权拍板者。这样的培训就是有针对性的，具操作性的，有助于提高决策者的责任感，减少决策的失误。
当代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哲学家认为专业哲学正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局限于学术界的范围，使哲学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因而他们也在努力推动哲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向普通民众普及哲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哲学大众化在欧美许多国家被作为哲学实践而盛行，在美国出版了《国际哲学实践杂志》，在英国出版了《实践哲学》杂志。实践哲学是指将哲学理论、技术和方法应用于众多的专业和工作领域中。美国有Lipman教授的“儿童学哲学”项目，美国和加拿大的多个城市设有哲学学校供人们研修。欧洲许多国家流行哲学咖啡吧，专业哲学工作者在那里主持哲学讨论会，开展哲学咨询活动。由于国情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哲学实践运动不承担意识形态宣传的使命，主要是为了解决个体精神价值层面的问题，许多从事实践哲学的工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哲学大众化的多种途径和具体方法。
“构成实践的，不是行为模式，而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7](79)生活世界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的领域。我们过去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活动时，往往将生活世界只看成是集体的实践，而忽视了个体的实践，导致许多人将哲学看成是极度抽象而与个体生活无关，排斥生活需要哲学反思的理念。但事实上，无论个体是否有哲学的反思，他都必然会依据一些于他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前提预设来行动，这就是非反思的自然思维。在自然思维指导下的个体往往忘了人的生活意义，使自己陷入外在事物的控制之中。有哲学反思精神的个体常常会问自己：我们理解了生活本身吗？生活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吗？我们知道自由选择是什么意义吗？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应当怎样？等等。日常生活的反思与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十分切近，只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要比日常生活反思要更加的彻底以及全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是实践哲学，它源于大众的实践，又可用于指导大众的实践。因此这样一种系统而又深刻的理论适合了大众的需要，也能够为提升大众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指导，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也就有了它的正当的必要性。实践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变化性，当实践变化了，我们的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当然也要随之变化。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使命进行革命的意识形态宣传，唤起大众的觉醒，这就要靠集体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和平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使命就是创建和谐的社会，帮助大众认清生活的意义，这就要落实到个人。讲理性，不盲从，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基于这样的思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大众的社会实践，哲学大众化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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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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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阿克罗夫,希勒.动物精神[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Vii.
精神分析与哲学篇10
大致说来，“当代中国哲学”基本上有三种意谓:其一，是从当代中国传统哲学层面上使用，多出现于中国哲学(史)界的文章中;其二，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层面上使用，更多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或哲学原理界的文章中出现;其三，是广义的概念。把当代中国哲学当作一种总汇性概念，指称当代中国存在着的各种哲学理论，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从逻辑周延性方面考虑，似乎第三种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要更加合理一些。当代中国哲学应该说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家们所探索、所研究的哲学理论，这符合研究主体的角度，所以本文采纳第三种界定。
二、中国传统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诚然，笔者不是要否定中国传统哲学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之思想为基础。”他强调:“在哲学，须根据本国先哲思想之精粹，及现代世界思潮之大流，重新建立一个伟大的系统，作知识及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替换成传统哲学的阐释，这种思维方式是缺乏创新的。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僵化地看待中国哲学，缺乏发展的眼光。殊不知，只知道引经据典、援引历史，并不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文化对时代的推动作用一定要结合社会需要。传统哲学要与当代社会文化价值观相结合，摆脱思维禁锢，才能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其实，在我们大力重构中国哲学之时，西方哲学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危机。当时，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给确定者以不确定”的批判运动。对科学、哲学等各个领域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都加以批判。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有本著作《西方的没落》，可以体现当时社会上的批判思潮。从20世纪初至今，各种反映西方文明衰落的研究不断涌现。这其中也包括对西方哲学的担忧。但是，与今日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有所不同，西方哲学在面对危机时，并没有退回到经典本身，没有对古希腊哲学思想进行不断的诠释。这种做法似乎表明西方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没有追根述源。实际上，西方世界在批判中寻找的是当代人灵魂深处的危机，不断丰富西方哲学的内容，产生了许多新的哲学类别。这恰好说明:西方人的批判倾向于产生肯定的结果。这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的。
三、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
以冯友兰先生为开端，学者们大都批评中国传统思想范畴逻辑模糊，追求系统化、清晰化成为重建中国哲学的必走之路。可是值得商榷的是，在逻辑化、系统化的背后隐含的是客观与可测性等预设，这一类预设可以说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精神和整体风貌的。当然，冯友兰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完全没系统。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有“实质的系统”，只是缺乏“形式的系统”而已，此一说法被后来学者广为使用，似乎已成为不辩之理。所以，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要重建中国哲学，必须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法来提升中国哲学，从而在形式上找到系统性。这一类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内容虽为丰富，但太过零散，太为神秘。这使对其的研究很难规范性和程序性。所以西方分析哲学的思维是补救中国哲学的不贰法宝。
表面上看，这个做法似乎很受用，拿西方的分析哲学来提炼中国哲学体系。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不像现代化建设这般逻辑和可操作，讲究“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要同“注重逻辑论证”的分析哲学相融合，是否会使中国哲学失去本身的特点和精神?这中间又有多少矛盾?其实，当有人说一种哲学是“神秘的”时候，实际上在说者心中已经预设了一个“理想的”标准。中国哲学往往被称作是神秘的。这种判断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贬义色彩。有些学者指责中国哲学的严重不足是:普通大众被排在哲学门外，因为只有少数有悟性的所谓天才才可以领略中国哲学的精神。这种特点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哲学的发扬与推广。毕竟社会中所谓的天赋极高的人是屈指可数。以上的指责不无道理，但也会产生质疑。作为追寻智慧的哲学，若人们只要通过培训都可以掌握，那中国哲学就会沦为一种操作技术，未免太为肤浅。虽然西方分析哲学具有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但其在研究上绝不能没有“专家”，也并不是寻常人都可以驾驭的。所以，从能否大众化角度判断一种哲学是否恰当，是荒谬的。事实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不能简单的套用西方哲学体系。于是，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将西方的哲学理念套用在中国哲学内容上，找出中国哲学对应的西方哲学体系，如此产生的结果只是中国哲学的西方化，很难体现出中国哲学固有的精髓。另一方面，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更多意义上只是建立了一种便于大家理解和接受的路径，使中国哲学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可操作，而不可能建立中国哲学本身。毋庸置疑，中西方哲学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文化传统，二者应该各具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