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帮助案件篇1
法律援助是指区法律援助中心按一定的程序组织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的法律帮助。
二、法律援助范围
1、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抚养费的案件；
2、请求付给劳动报酬、抚恤金、救济金的案件；
3、因公受伤请示赔偿的案件（责任事故除外）；
4、请求国家赔偿的行政诉讼案件；
5、必须予以公证的与公民个人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如遗赠抚养协议）；
6、人民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
三、法律援助的形式
1、解答法律咨询；
2、法律文书；
3、刑事案件的辩护和刑事；
4、民事、行政诉讼；
5、非诉调解；
6、公证证明；
7、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四、申请法律援助的对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申请法律援助：
（一）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诉讼案件属于区法院管辖的民事原告，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1、区的社会孤老、社会帮困户等城镇帮困对象；
2、区的农村贫困户、五保户等农村扶贫对象；
3、经过调查确属经济困难，又有相关证明的当事人。
（二）区人民法院指定的各类刑事案件的被告。
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可获得法律援助；
2、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没有委托律师的，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3、残疾人、老年人、妇女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聘请辩护律师的，可获得法律援助。
五、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
1、受援助人应具备充分理由证明其为其保障自己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有相对胜诉的可能或实现权利的可能；
2、受援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及申请援助事项的全部资料等，必须合法、真实；
3、诉讼案件一般应是本市人民法院审理的条件；
4、刑事辩护和民事以一审为限，但提供法律援助的承办的单位认为确有上诉理由需继续提供二审法律援助的，不在此限。
六、法律援助的审批程序
法律援助申请由中心负责人审批。应自受理之日起10天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并将作出的决定通知申请人。
法律帮助案件篇2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诊所式法律教育互动
一、法律援助的概念及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概况
依据《牛津法律词典》中关于《法律援助规则》词条规定来看，法律援助是指律师从公共基金中提取费用并对无力负担诉讼的民事当事人和刑事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法律援助是指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法律援助在我国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1994年初，司法部首次提出在中国建立司法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并陆续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等城市开始了试点。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对法律援助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这是法律援助的内容首次出现在法律中。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同时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并同时揭牌。随后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开展公证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上述几个规范性文件的下发，大大推动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法律援助制度的贯彻、落实。1999年4月2日，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2003年7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并于9月1日开始实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工作，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把刑事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进入一个新阶段。
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质就是国家通过拨付专项基金、配备专职人员为需要法律帮助的诉讼当事人提供服务，达到保证法律赋予每位公民的合法权利真正得以实现，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法律制度。从我国目前各地实施法律援助的实践情况看，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由国家的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在机构中配有专门的执业律师来法律援助案件，目前主要是各地司法局来设置法律援助中心。第二种是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各地的律协每年给律师事务所执业的律师下达指标，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任务，作为年度考核合格的依据。第三种是由各种社会团体提供法律援助。这种带有地方特色，不具有普遍性。例如，上海妇联成立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第四种是一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组织成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由教师指导学生们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纵观法律援助制度的各种理论，可以看出，法律援助主要是一种国家义务，因为国家管理的不到位，当事人权益受到侵犯，需要国家给予帮助，所以理应由国家出资出力建立各种法律援助机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拨款和人员配备严重不足。2008年，全国法律援助经费收入中财政拨款是66947.58万元，人均法律援助财政拨款为0.51元。2009年人均也才增加到0.56元。而2007、2008、2009三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专职工作人员分别是12519人、12778人、13081人，2011年达到14150人，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需求的缺口较大。与法律援助财力、人力不足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每年对法律援助需求的数量却是逐年上升。每年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也是逐年上升，除去民事、行政案件中的法律援助不算，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把指定辩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这就意味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仅法律规定“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至少要增加三倍以上。如果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2011年所办刑事案件的总数113717件为基数，增加三倍将会达到341151件，还不包括新增加的受援对象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人。除此以外，随着每年诉讼案件数量的递增，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数量也将相应增长，比如刑事法律援助，1999年是41597件，到2011年就达到113717件，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7%。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困差距的悬殊问题越来越突出，诉讼活动的专业化，律师职业的市场化，只会导致律师收费越来越高，而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避免诉讼成为少数有钱人的游戏，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任务只会更加繁重。现阶段，在国家不可能大幅扩大财政拨款增加法律援助经费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其他途径解决法律援助经费有限、人员匮乏的问题，而通过诊所式法律教育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一种较好的解决途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和在中国的发展
诊所式法律教育最早起源于美国，也称“临床法律教育”，英文“clinicallegaleducation”。主要是效仿美国的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原则上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的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以此促进法学院的学生对法律基础理论的深入理解。诊所式教育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培养法学院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意识，以实现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统一。
20世纪60年代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国的出现，绝非偶然，它离不开当时美国的社会背景。当时在美国有两个问题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一个是种族歧视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越南战争。之所以这两个问题引起大家关注，是因为不管是种族歧视也好，越南战争也罢，最终受到伤害的都是美国的穷人，他们需要通过诉讼为自己权利寻求救济，但又无法支付高昂的律师费用。如果不能给穷人提供他们所急需的有效的法律帮助，法律就会逐渐地变成少数人的法律，成为有钱人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会成为一种空话。在此背景下，美国一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们开始自发地帮助穷人办理各种案件。但由于学生缺乏法律实务经验，光有热情还无法保证为贫穷的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所以，学生自发开展的这种行为就急需有律师经验的教师（美国法学院的教师很多都是由社会上的法官、律师兼任）进行全面、规范、系统的指导。另外，当时的美国，法学教育界曾经对法学教育的目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其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法学院是否应该对学生进行专门的执业教育。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的法学教育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大体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传统的法学教育者为主，他们认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教授、讨论法学基础理论，而法律实务工作或法律职业教育应由学生在校期间的实习或毕业后通过担任律师助理或从事相关法律工作时完成，不需要对在校学生进行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另一种观点以实务界人士居多，许多法律执业人员则认为法学院校应为培养学生成为法律职业者做准备，这意味着法学院不应该只对学生传授有关上诉法院具体案例的教条式分析，还应该致力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件进行具体的法律推理、事实分析，懂得法律运用的技巧，并能够独立地运用法律解决实务问题。
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模拟案件的真实场景，吸收他们参与案件的实践操作，通过学生对法律的应用，增强学生们的法律实践能力，法律动手能力，缩短理论知识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一方面，通过学生参与法律援助的过程，使学生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接触，学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社会，体会法律援助的主旨，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服务意识，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基于诊所式教育使理论与实务完美结合，并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诊所式法律教育很快在美国得到各大法学院的普及，其精髓也被其他国家和地区采纳，诊所式法学教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2000年9月开始，我国开始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并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首次在全国7所院校的法学院试行诊所式法律教育。自2000年9月至今，已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11所院校开设了法律诊所，实施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我国目前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基本上都采用了“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在具体的内容安排、目的规划和运作方法上都各有各个学校的特色。但核心内容都是在“法律诊所”中，由专业的法学教师指导（一般是实务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法学院的学生为那些急需法律帮助的“当事人”提供咨询服务和法律服务。最开始，中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主要是从法院或律师事务所拿出那些已经审判过的案件，让学生进行分析，或让学生模拟案件情形进行模拟法庭的演练，因为学生并不具备从事法律援助的主体资格，所以学生更多从事的是法律咨询工作，而实务工作由指导老师出面。学生主要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法律实务的具体操作程序，对自己所学法学知识加以运用。而伴随着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学校或学生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提供咨询、模拟演练阶段，迫切希望能够真实的案件，“真刀真枪”地投入到现实案件的解决中去。学校有学生实习或见习的学分设置，学生有参加实务的主观要求，司法行政部门有大量的法律援助案件找不到人办理，三方的需求可以通过法律诊所一并满足，于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开始作为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在实践中推广开来。
我国从2000年正式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至今，已有12个年头，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法律援助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为我国的法律教育提供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推动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法学教育从单一的强调法律专业基础理论教育到强调法学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的法律援助对律师的依赖性，为我国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法律援助模式，弥补和解决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成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我国法律援助的互动——温州大学的实证分析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于2005年成立了法律援助学生维权社团，维权社团由法学系的老师作为专门指导老师，但主要由学生负责，工作范围主要也是为法律援助案件提供咨询帮助。从社团成立开始，为十多起学生消费侵权、外来民工权益保护、老人遗弃、合同违约纠纷等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可。针对维权社团取得的重大成就，2009年，温州市司法局决定在温州大学正式成立温州大学法律援助工作站，作为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下设定点单位，直接对外承担法律援助案件，同时，温州大学正式在本科学生中开设法律诊所这门课程，作为法学专业学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大举措。温州大学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把法律诊所作为选修课程，规定2个学分，面向大三、大四学生选修，这门课由多位实践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教授，讲授内容全部是实务中的真实法律案件；另一方面，由指导老师带领学生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由温州大学法律援助站直接接受温州市的法律援助案件，然后指导老师（一般是具有法律执业资格的老师）带领3到4个学生一起办理；最后，就是在每年的暑假，组织低年级的学生直接去温州下面县市的法律援助中心实习，协助他们办理案件。经过7年的法律实务实践和3年的教学改革实践，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促进我国法学教育制度的改革、实现法学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目标的同时，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会推动我国的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促进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1.缓解法律援助中的供需矛盾，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伴随着诉讼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对律师的需求也是逐年增加，律师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矛盾，这一矛盾在法律援助领域尤为突出。根据前文的数据显示，随着刑事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案件的数量将会数倍地增加，法律援助人员紧缺问题将成为影响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而法律诊所的学生则可以缓解法援中的供需矛盾。我国各大院校法学院的法律诊所与法学院的法律援助中心、区县的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法律援助中心可以为选修法律诊所这门课程的学生提供大量参与法律实务的机会。法学院的在校高年级学生，已经掌握了比较全面的法律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诊所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既培养了学生的职业技能，又为诉讼中的当事人解决了法律问题，还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如果在中国的每所法学院校都建立自己的法律诊所，帮助学校所在地区的弱势群体维权，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便不再局限于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也可以壮大为广大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的队伍，有效整合社会中的法学资源，最终促进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更好的发展。
2.学生通过法律诊所案件体现其公益精神的同时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责任感
法律诊所的学生不象专业律师，逐利性不是主要目标，更多的是学分上的要求和对实际办案的兴趣。如果接案的态度和办案的质量与学分挂钩，学生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不仅学到职业技能，还培养了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了质量上的保证。例如，在有些实际案件中，为了使学生在接待当事人，提供咨询、调解、出庭等活动中做更好的准备，指导老师会在学生参与这些活动前进行演练，并准备好几套解决方案，以保证最终的办案质量，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增强责任感和社会正义感。
（二）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也促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
前面已经提到，我国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引进，最初就是为了解决法律援助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是，法律援助的进一步完善，又会促进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
1.通过法律援助，法律诊所的学生提高了法律意识
在法律援助中，法律诊所的学生既要学会运用已有的法律知识，又要接触具体案件的全部过程，而且还要出庭办案。因此，法律援助就与法律见习、法律实习等教学活动密切相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法律意识自然而然也随之得到迅速提高。在处理具体的案件时，学生们知道每个案件都有相应的程序，他们必须依法行事，而不能随心所欲，拿当事人的权益当儿戏。在为他们维权救济的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如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温州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站办理了多起为外来农民工申请劳动报酬的案件，通过案件的处理，他们意识到签订劳动合同对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性；温州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站办理过一起在校学生传播淫秽物品案，涉案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网页的点击率，上传了多张淫秽图片和淫秽光盘，直到公安机关找到当事人作出刑事立案的决定，当事学生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其他学生就知道自己的行为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必须遵纪守法；温大法援中心还办理过多起消费侵权案件，通过这些案件的办理，学生知道在消费活动中，哪些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运用法律武器对自己进行保护……总之，学生通过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在扩大诊所式法律教育案源的同时，学生自己的法律意识明显得到提高。
2.通过法律援助，法律诊所的学生丰富了法律知识
学生的法律知识由很多方面构成，除了书本知识、课堂知识以外，还有办案的技能和知识，实务纠纷处理的知识等等。“学以致用”在法学教育领域，甚至可以把对具体办案技能相关知识的掌握作为对学生法律教育的终极目标。而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学生学到的主要是书本知识和课堂知识，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不够完整，存在严重缺陷。法律援助则可弥补这一不足，可以丰富法律诊所学生的实务知识，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
法律帮助案件篇3
——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保德县法律援助中心于1999年8月份成立，为县司法局下属股级事业单位。直到20__年我上任之时，我县法律援助工作跟其他兄弟县市一样，依然处于探索阶段，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几乎需要从零开始。加之由于我县农民比重大且大多文化低，县域经济滞后，群众生活条件差，交通便利外来人员多，多数群众不懂得法律，更不知道怎样利用法律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作为上为政府排忧，下为百姓解难的法律援助工作，就成为一项拾遗补缺、可有可无的工作。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
20__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
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
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的我，20__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保德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保德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保德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
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保德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正能够很好地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批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服务，也能引导广大群众依照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
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子后，我和同事坚决按法定程序，
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并减免收取法律服务费。我还结合保德实际，倡议实行周六、周日假日值班并回访当事人等一系列制度，以最大限度的方便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每一个来访者来到法援中心，我都会亲自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他们反映情况时，我会仔细倾听，耐心引导，积极帮助他们依照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我帮助群众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群众都对我非常尊重，非常理解。很多群众在我帮他们打完官司后，回家乡之前都来跟我道一声别。这使我在受感动、受鼓励之余，进一步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为法律援助工作奋斗的信心。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在先后促成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后，又促成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保德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法律帮助案件篇4
（一）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利的组成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为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机关的强权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参与并不是自动的，他们必须基于犯罪嫌疑人的委托才可以参与到刑事诉讼。因此在立法上赋予犯罪嫌疑人享有此项权利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在实践中如何保障这项权利的实现。纵观世界各国法律，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大体上由以下几种具体权利而组成：
1.告知权。所谓告知权，是指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其可以聘请律师帮助的权利。如果侦查人员不告知或者不当地告知，那么都将可能产生程序上的不利后果。此项权利在美国得到严格的遵守，在被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米兰达判决中，最高法院要求警察对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每次讯问之前，都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否则由此讯问而得来的犯罪嫌疑人口供将可能无效。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规定，在讯问时，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聘请律师，“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有权选定一名律师或要求法院指定一名律师”。一些国际性的文件，比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在第5条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被告知的权利也作了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由主管当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或拘留、或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人，有权得到自行选定的一名律师提供协助。”
2.会见权。犯罪嫌疑人要获得律师的帮助，必须是要有机会与律师接触，就法律问题与律师商讨。而对于律师来说，在其伸出救助之手之前，必须对案件情况有所了解，而显然只有犯罪嫌疑人本人最了解和清楚其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会见权对于犯罪嫌疑人、律师双方来说都是必要的。在英国，法律规定，接受委托或者指定后，一般必须尽快地会见犯罪嫌疑人，查阅羁押警察制作的羁押记录。《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不迟延的、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3.讯问在场权。对于被讯问者，尤其是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参与侦查讯问程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侦查人员不当地行使侦查权力，防止侦查人员使用刑讯、威胁等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非法讯问手段。要达到此项目的，律师的在场并不一定都是对其工作的阻碍。因为律师的在场，可以作为讯问的最直接证人，而防止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虚假指控。如英国，在警察对嫌疑人讯问时，除了特定情况外，律师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并且这项权利与警察进行的同步录音录像一起，构成了警察讯问有效性的两大关键保证。米兰达警告也要求警察在羁押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在美国，享有律师帮助权“从生效的那一刻起，一切司法程序都必须有律师在场，否则程序的结果将无效。”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同时也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
4.获得有效的帮助权。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帮助，是律师职业道德的广泛要求。比如《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责任示范法典》规定：“律师应该在法律范围内热心地委托人。”对于侦查程序而言，律师的有效帮助意味着律师不能只是走过场。英国直到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颁布，才使得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前能够得到律师的帮助，获得有效的帮助给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权设置了最后一道保护屏障。
（二）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具体设计
一般情况下，启动侦查程序，犯罪嫌疑人应当被告知其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帮助，在律师未到来之前，不能对其进行讯问。律师也应当有权不受限制地会见当事人，并在讯问时在场。
关于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帮助的权利，必须要明确告知的时间和方式。从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有关律师帮助权的规定来看，律师帮助权主要适用的是羁押状态下接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即针对的是羁押内讯问。在我国，羁押内讯问指的是对被拘留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因此对这些犯罪嫌疑人讯问之前必须要告知其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除了警察和检察官在讯问之前必须口头告知之外，还可以考虑在看守所的入口处将告知的内容张贴出来，以使得被拘留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尽早地了解该项权利。有学者借鉴英美国家的告知卡片的做法，提出制作一张类似于米兰达卡片的《告知犯罪嫌疑人书》，在犯罪嫌疑人被扣留或逮捕时交由犯罪嫌疑人。另据报载，有些地方的检察机关，专门制作了《告犯罪嫌疑人书》，犯罪嫌疑人接受调查，首先得到这份“告知书”，上书法律规定的12项权利和检察官必须遵守的三条纪律。这种告知方式也不失为是一种选择。
法律帮助案件篇5
当前，世界各国或地区，尤其是英美法系诸国或地区，法律繁多，程序复杂。一般的诉讼当事人如果没有律师协助，在诉讼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律师费用却十分昂贵，使得贫穷的被告人实际上丧失了辩护权。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利益，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建立了免费辩护制度。
免费辩护制度，英国称之为法律补助制度。根据英国在二战后颁布的《1949年法律补助和咨询法》，当被告人无力支付律师费用时，可向法院申请，经法院审查合格后签发法律补助金，补助其全部或部分聘请律师费。这种补助分三类：对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补助；对民事诉讼律师费的补助；对刑事被告人律师费的补助。其刑事法律补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刑事被告人可以在诉讼中任何阶段向受理其案件的法院申请补助。（2）申请补助的被告人必须是自己的收入和收益无从支付律师费用，而且从案情看确实需要辩护。（3）被告人提出书面资力（资产能力）报告，再由法院根据其资力确定律师费由国家负担全部或一部，隐瞒资力作虚伪报告者，要受刑事追究。（4）被告人在取得法律补助后可自行选择任何执业律师为其辩护。对被告人批准补助问题，法律只规定“法院认为对审判有利时”即可予以批准。根据1974年的统计，除上诉法院外，各级法院对补助申请的批准达90％以上。这说明法律补助的标准很宽，适用面很广。作为“福利国家”的一项福利措施，刑事法律补助虽并不能解决低收入和失业者请律师的全部困难，但是对于保障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以实现，是卓有成效的。
美国实行公设律师、公设辩护人制度，为经济上无力请律师的被告人实行免费辩护，即由政府聘用为被指控犯罪的人辩护的律师。这项制度在二战前开始实行，战后虽进一步强调了指定辩护的必要性，但是，被告人在刑事案件中享有提供辩护律师的权利仅限于联邦法院内实行，一直到1963年最高法院对吉迪恩诉温赖特案件作了里程碑式的判决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定贫困者有权在警察讯问、审理和上诉过程中，获得律师的帮助。自此，保障贫穷的被告人享有辩护权才在美国得以推广和坚持，而不再局限于重大复杂案、未成年人及精神障碍人犯罪才必须提供辩护律师。各州法律对此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日本则为由于贫困或其他原因无力选任辩护人的被告人，实行国选辩护制度。日本《刑诉法》第36条规定：“被告人由于贫困或者其他事由而不能选任辩护人时，裁判所应该根据被告人请求为其提供辩护人。”第38条规定：“依照本法规定应由裁判所或者裁判长提供的辩护人，必须从律师中选任之。”这就对国选辩护的对象及申请程序、辩护人资格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使之便于操作。还有不少的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
我国台湾律师收费高昂，一般平民较难负担，也实行平民法律扶助制度。台湾对平民的法律扶助通过两种途径解决：其一，公设辩护人；其二，由律师公会办理对平民的法律扶助。平民请求法律扶助，以无力负担律师酬金为限。公设辩护人设置在高等以下各级法院，受该院高等法院院长的监督，办理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适用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人的规定。公设辩护人受法院指定为刑事被告人辩护，不得收受被告人的任何报酬。平民向律师公会请求法律扶助的，应提出邻居二人以上或保甲长的证明书。律师公会规定专门办公时间，由理事伦流值日，处理平民法律扶助各项事务。律师承办平民法律扶助事项，所需必要费用，由律师公会负担。
免费辩护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类似规定，但是没有明确化，同时还极不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我们认为，虽然指定辩护并非一定免费辩护，但是该条第2款中被告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且没有监护人和资产时，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辩护费由人民法院支出或律师事务所承担，这种情况就属于免费辩护。此外，有关司法解释对指定辩护还有以下规定：（1）对于重大刑事案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和涉外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2）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一个或几个被告委托了辩护人，而另一个或几个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3）盲人被告人、少数民族而不懂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被告人，在有公诉人出庭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一般也考虑为其指定辩护人。
法律的规定和司法解释中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得到辩护人的帮助。但是，我们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7条至少忽略了被告人因贫穷或其他事由无资力委托辩护人这种情况。这类情况中的被告人不属于刑诉法第27条第2款中聋、哑及未成年被告人中“应当指定辩护人”的特殊规定，只能划归第一款“可以指定辩护人”之列。而第一款中的“可以”一词，使法律条文本身弹性过大，灵活性太强。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把“可以指定”同时理解为“也可以不指定”。对什么情况“可以指定”，什么情况“可以不指定”，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衡量标准。这就导致有些被告人不能享有得到辩护人帮助的权利（当然，被告人明确表示不需要辩护人的，自当别论）。同时，我国目前实行的“指定辩护”，乃是诉讼程序上的法律概念，它并不意味着法院领导律师工作机构，不意味着只要“法院指定”，律师就要承担“免费服务”的义务。因此，对于被告人因贫穷或其他特殊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又希望得到辩护人帮助的这类公诉案件，若不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则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剥夺了至少是限制了被告人全面地行使其辩护权。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切实保证刑事被告人充分行使其辩护权，我们建议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明确免费辩护制度，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免费辩护制度的操作办法。真正体现我国宪法第125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8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精神，通过实行免费辩护，使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以充分实现，这对于公正、民主的审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些的立宪制度国家里，若法院没有为贫穷的被告人指定律师，则对该被告人的定罪判决为无效判决。这应当成为我国免费辩护制度立法的借鉴。
法律帮助案件篇6
一、完善处理群众诉求、救助机制，整合机构职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形成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依法保障人民群众诉求表达，妥善处理群众诉求，真心帮助群众解决疾苦，是化解社会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基础。
（一）建立健全当事人诉求表达机制。检察机关在接待中，应遵循完整性、便捷性、有效性原则，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迅速、耐心细致地解决当事人提出的问题。1、加强内外部协调机制，形成定纷止争的工作合力。对外，积极搭建与纪检、等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协调的工作网络，互通信息，共同探讨解决措施。对内，检察机关各业务处（科）室建立协调配合联动机制，即业务处（科）室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发现涉法上访苗头的，要及时与控告申诉检察处（科）协调沟通，共同做好当事人的息诉工作。对于不属检察机关管辖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归口处理。2、建立回访制。对排查出的涉法上访人、上访老户，积极做好回访工作，稳定情绪，确保在检察环节不出现越级上访情况。在此基础上，积极为上访人排忧解难，将解决百姓困难视为自己职责。3、探索将人民监督员接访制引入到接待工作中。人民监督员作为第三方介入，一方面对检察机关案件处理的公正性实施监督，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人民监督员以第三人的角度参与公开答复，有利于消除当事人抵触情绪，减少猜疑，使当事人易于接受检察机关的处理结果。4、对不属于检察院管辖的上访，改变以往只是简单告知的方式，从为民排忧解难出发，搞好延伸服务，督促有关部门解决。此外，在处理涉法上访案件中，还应突出重点，对重点上访老户，建立“档案”，实行长期监管，特别是对可能造成越级访的，及时采取措施，加强教育疏导，努力使问题解决在基层。
（二）完善派出检察室建设，助推社会管理创新。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原有的社区管理体制与新形势不相适应，县、区下设的社区建设从领导体制、规范管理、延伸服务上都要进行改革，以群众利益诉求平台建设，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职能转换，社会管理信息化网络建设为重点内容的建设都将进行变革。检察机关派出检察室建设是是适应经济社会变化而产生，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新载体，是检察工作服务大局、维护和谐、保障民生的新途径，是检察职能向社会延伸、向基层延伸、向群众延伸的新探索，是检察机关直接接受当事人诉求表达的最基层机构。
目前，社区街道派出组织有公安派出所、司法助理、部分较大社区街道设法庭和社区街道下设的综合治理办公室，这些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社区街道在社会管理方面缺乏专业人员的专门指导，社区街道从事综合治理工作的多为转岗或下岗再就业人员，缺乏专业训练和专业经验，解决实际问题有限。加之各部门缺乏协调配合机制，在深化社会管理方面还显不足。而检察机关派出检察室可弥补上述不足。检察机关通过派出检察室平台，建立有效手段挖掘犯罪线索，打击职务犯罪和渎职犯罪；通过开展法律咨询，举报宣传，建立联合接访的公开答询机制；通过民行检察进社区，化解社会矛盾；通过监督社区街道各部门正确执行法律法规，达到规范“社会管理人”的行为目的。通过在街道社区居民委员会设立联络员，及时了解掌握社区情况。检察机关通过派出检察室，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使法律监督工作向基层延伸，实现职务犯罪预防在基层，发现、排查矛盾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特殊人群帮教在基层，被害人救助在基层的目标。
(三)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设置是检察机关“立检为公、执法为民”宗旨的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司法的迫切需要。刑事诉讼案件进入检察环节后，由检察机关进行救助，是人民检察院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许多被害人或者其亲属对判决不服，要求抗诉或者闹访缠访，主要原因就是犯罪分子的赔偿能力不行，被害人及其亲属往往出于“不能人财两空”的想法而无休止的闹访缠访。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可以抚平被害人所遭受的犯罪创伤，有利于缓解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矛盾和仇恨，从而达到息诉罢访的社会效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实施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要完善救助机制，全面规范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检察机关要根据实际，与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制定相应救助办法，确立“救急抚慰，体现人文关怀，及时化解矛盾”的指导思想，确定救助对象和救助重点，明确各部门职能和操作程序。刑事被害人救助中坚持救助被害人与促成刑事和解相结合，救助被害人与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相结合，救助被害人与追诉犯罪相结合。做好善后工作，确保案结事了。
二、完善矛盾纠纷评估、释法、调节机制，平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检察机关要结合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检察环节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执法环节释法说理、检调对接等工作机制，努力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新途径、新举措。
一是建立涉检风险评估预警制。实行案件承办人、部门负责人、主管检察长三级评估预警，把控申、民行、侦监、公诉、反贪、反渎、监所等业务部门办理的案件全部纳入风险评估范围，综合案件危害程度、案件性质、社会影响等带来的风险，科学确定风险等级和措施，严格落实涉检风险评估预警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涉检的发生。
二是建立检察环节释法说理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要注重各项有关检察工作说理环节的研究和探索，在实践中建立规范性文件，形成常态化机制，加强在职务犯罪侦查、审查批捕、审查和出庭支持公诉中的说理工作，逐步实行在不批捕、不、实名举报不立案、撤销案件、不予刑事赔偿以及刑事抗诉、民事行政抗诉等法律监督活动中，详细阐明处理决定的原因和依据。注重书面说理的规范化，不断提高检察人员释法说理的能力，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当事人理解案件，认可处理决定，增强执法的实效性，减少因对案件误解而导致的涉检上访。
三是完善“检调对接”机制。“检调对接”工作机制，是指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依托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以和谐司法的理念和调解的方式，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主动将部分检察工作纳入到社会大调解格局之中，有效化解检察环节中各类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检调对接”以人民调解为依托，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有关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为指导，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严打”方针，集中力量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另一方面坚持区别对待，对那些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从而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笔者认为：完善“检调对接”机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工作。1、建立统一的地区社会矛盾调解中心。目前，为使检察机关“检调对接”机制顺畅，急需在社会大调解格局下由政府负责建立统一的社会矛盾调解中心，作为统一的社会矛盾受理、分流、信息交换和部分矛盾处理机构，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统一协调地运行。2、积极推动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检察机关在办理有被害人的轻微刑事案件时要设置调解前置程序，将所涉民事赔偿部分纳入“大调解”机制，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从而有机地将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相结合，在切实保障案件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努力修复各种受损害的社会关系。3、要坚持调解自愿原则，明确轻微刑事案件和解范围。对纳入“检调对接”的轻微刑事案件，要坚持合法调解和当事人自愿调解原则，无论在审查批捕阶段，还是在审查阶段，承办人都要就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问题，及时向当事人征求是否同意调解的意见；双方同意调解的要把案件移交调解中心，由独立的第三方对当事人进行调解。4、要加强沟通，努力实现调解成果与处理结果的有效衔接，“案结事了”，确保刑事和解的工作实效，全方位实现“检调对接”工作的目标。
三、完善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民行案件与行政执法机关相衔接机制，拓展法律监督职能，助推社会管理创新
行政执法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承担着广泛的打击、防范和管理职责，建立检察机关刑事、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加强对行政执法监督，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有重要作用。
一是完善办理刑事案件与行政执法执法机关工作衔接机制。检察机关通过与行政机关建立信息网，搭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信息平台。各行政执法机关通过该平台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检察机关通过该平台即可对所有案件进行直接、全面的立案监督。同时，检察机关也可以通过走访、座谈、约谈、通报、检查等形式，掌握行政执法案件情况，对行政执法机关以罚代刑，不移送公安机关立案的行为，以及公安机关对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该立案而不立案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漏洞提出检察建议等。
二是完善办理民行案件与行政执法机关工作衔接机制。民事行政纠纷案件数量巨大，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检察机关要站在大局角度，搭建民行申诉与行政执法机关互通信息平台，注意分析民行申诉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以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教育医疗、环境资源等涉及民生热点难点类案为切入点，挖掘具有普遍性、倾向性、全局性的社会管理问题，在加强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基础上，帮助行政执法部门分析问题、查找原因、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共同研究建立提高创新社会管理水平的模式和机制。
三是完善检察机关办案环节检察建议机制。检察机关要结合执法办案工作，进一步完善检察环节检察建议机制，对办理预防职务犯罪、批捕、、民行、监所和控告申诉案件中暴漏的社会管理问题，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检察建议及时督促监督解决。对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动态、社会管理机制制度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深层次研究，形成针对性强、质量高、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的理论成果和报告，及时向党委、政府提出完善政策和法规制度、创新管理机制的对策，并及时向发案单位及其主管部门提出消除隐患、健全制度、强化管理的工作建议，促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促进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同时，要加强对检察建议的督促落实，完善配套监督方式方法，增强监督实效。
四、完善对特殊人群等帮教监督矫正工作机制，助推工作常态化，预防和减少再违法犯罪
特殊人群是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重点。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拓展对不捕、不诉人员的帮教管理机制，依法加强和规范被判处监外执行、刑释解教人员和特殊人群监督管理工作。
一是建立青少年不批捕、不等特殊人群帮教机制。建立青少年不批捕、不等特殊人群帮教，既不同于社区矫正，也不同于传统的帮教安置，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导建立的工作机制，是检察机关职能向预防和减少犯罪合理延伸，也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举措。这种帮教措施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转向处置”。即对不批捕、不人员转为社区矫正进行教育管理。目前，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只适用于罪犯，不批捕、不人员未在社区矫正的范围。检察机关在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中，主动的以人文关怀的思想积极参与特殊人群的管理，特别是不批捕、不等特殊人群的管理，填补了社会管理中的盲区。1、探索建立对涉嫌犯罪的青少年附条件不批捕、不、诉前考察、跟踪回访、社区矫正等一系列制度，配套实施。2、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日益增多的趋势，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犯罪规律，探索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办案模式，采取“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成立未成年犯罪批捕、案件审查办案组，以极大的诚心、耐心和热心办理案件，全面准确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品行，加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挽救和帮教工作。3、做好个案预防，要对拟不捕、不诉案件进行风险评估，针对有再犯危险的不批捕、不的未成年人，建立帮教档案，做到一人一档，有案必防。可以采用个别帮教和社会帮教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未成年人所在的家庭、社区、学校共同参与帮教。4、对不批捕、不的社会闲散青少年要以教育为主，帮助他们解决就学、就业问题，从而减少不批捕、不人员再犯罪的发生。
二是建立检察机关对监外执行、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人群与公安派出所、社区相衔接机制。监外服刑在教人员(管制、宣布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是需要给予特殊关心帮助的人群。做好对这部分社会成员的服务管理，是社会管理工作要加强和改进的一个重点，关系社会的安宁和谐。加强对监外执行、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人员的管理监督,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预防犯罪和极端事件的关键。检察机关要创新监所检察工作，促进监管场所依法、文明、科学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对所有已经判决的罪犯进行全面清查核对，将监外执行罪犯进行登记造册，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相关法律文书、考察表等整理成册，建立档案，掌握其犯罪事实、现实表现。对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人员加强与派出检察室、公安派出所衔接，配合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帮教管理工作。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落实安置政策，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就业难题，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法律帮助案件篇7
我们将进一步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积极营造良好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氛围，推动法律援助宣传工作的触角向多层次延伸，向特定人群延伸。
一是媒体有影有声。在《如皋动态》上公布“12348”法律服务专线值班律师个人信息；在如皋电视台《媒体民生》《法制纵横》等栏目讲述法律援助
案例；组织律师定期参与如皋电台《走进政风行风热线》等栏目解答咨询。
二是载体有模有样。考虑基层群众实际需要，结合季节等因素，创新宣传模式，免费发放口杯、雨伞、购物袋，小扇子，新年年历等法援公益宣传产品，确保法律援助宣传真正进村入户。
三是故事有血有肉。“把每个案件办成精品案件”，号召每个受援人在获得援助的同时，义务向周边群众宣传法律援助，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众媒体，向皋城老百姓讲述身边由法律援助真实案件改编的感人故事，以案示法，以案促宣，使市民进一步了解法律援助，信任法律援助。
二、加强质量控制实现应援优援
质量是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命，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坚持不懈抓质量。
1.关口前移，建立案件受理优配制。加强对专职援助律师培训，为每一名律师有所侧重的确定一个研究方向，指派案件时，充分考虑法律工作者的业务专长、执业水平及履行义务量，将法律援助义务与自愿相结合，做到合理分配、有的放矢。一是开通申请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授权法律服务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方便群众就近获得法律援助；二是实施“点援制”，建立“执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信息库”，由受援人挑选自己满意的法律工作者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2.全程跟踪，建立案件办理质量监控制。通过“三三五”模式加大对援助案件的流程管理。即落实“三项制度”——“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加强“三个环节”监控，对援助前、援助中、援助后等三个环节加强办案质量管理，强化办案监督；在“五性”上见成效，即从“服务能力的可靠性，服务行为的规范性、及时性、有效性和受援人的满意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着力解决“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标准与普通法律服务的质量标准一致性”问题。
3.跟踪回访，建立案件后续服务制。结案后，对需要后续帮助的受援人发送信函或上门走访，掌握法律援助案件的执行情况，确保办案实效。一是发放“法律援助案
件服务质量监督卡”，对法律援助案件实行跟踪回访；二是对法院判决或调解分期给付的已结案件进行登记造册，适时了解履行给付义务情况，及时提醒、帮助受援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
三、强化便民举措，做亮文化品牌
法律援助文化是如皋法律援助工作的品牌特色。我们将发挥文化导向功能，通过行为文化将法律援助精神“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我们将通过人性化服务，做亮窗口，做实服务，做大品牌，使“法是尺，律是度，援是阳光，助是雨露”的法律援助精神深植民心。
做亮窗口。在市民服务中心交通要道设置法律援助指示牌，推进市法律援助机构临街“落地”接待窗口标示建设，方便困难群众申请并及时获得帮助。以“创一流服务，让群众满意”为主题，争创群众满意的窗口服务单位，积极打造爱心窗口、文明窗口、温馨窗口、便民窗口、效能窗口，将“12348”法律服务品牌打造成司法行政系统的“110”。
法律帮助案件篇8
普通程序简易审是在合理利用司法资源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环顾世界各国，合理利用司法资源的措施主要有三种：第一，起诉裁量权。第二，认罪程序（包括辩诉交易或快速审理程序）。第三，简易程序。大陆法系国家主要利用起诉裁量权的方式迅速处理案件（1997年德国利用起诉裁量权处理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87.7％），英美法系国家主要利用辩诉交易来处理案件（用辩诉交易处理的案件在英国和美国占到90％以上）。如何合理利用这些措施使司法资源合理配置是各国都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是由于法律文化和传统的不同，两大法系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差异，具体原因如下：
1.大陆法系认为刑事案件损害的更多的是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秩序，因此对犯罪的控制、审判乃国家公权性质之权力。英美法系则受社会契约论的影响，认为法律的制订是每个理性个人与国家签订的契约，如果他为了某种利益而违反，就应受到契约的惩罚，着重对个体的惩罚和矫正，属于私权性质的权力，辩诉交易就是一种被告行使处分权的行为。
2.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既要代表国家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诉，又履行监督国家法律实施的职责，不仅仅为当事人一方，因此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地位不平等，谈不上“交易”或“协商”。英美法系的检察官为严格意义上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于平等的地位，更有利于双方达成协议。
3.大陆法系重视真实发现，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即使存在“交易”，指控事实和指控罪名是不能为迅速审理案件的目的而改变的（例如，意大利在接受欧洲人权法院关于未能迅速审判的指责后增加了新的程序，其中对不经审判程序的案件明确规定了减刑的幅度，但是，检察官在指控的内容方面是不能交易的）。
上述的区别是总体而言。实际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具体诉讼制度上都互有融合。我国处于司法改革时期，吸收英美法系的成果固然无可厚非，但考虑到司法的继受性和成功运作，应将改革与自己的司法理念和诉讼结构相结合，同时必须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我国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产生的背景是，刑事公诉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多，司法资源难以支撑，若不加以合理分流，必将导致案件大量积压或草率处理。原有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以其特有的性质分流了一些案件，但由于其适用范围较为窄小，难以达到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效果。从审判实践中看，有相当多的被告人对主要案件事实和证据并无异议，只是关注量刑或早日结束审判等因素，对此类案件如果机械套用普通程序的所有程序将于真实发现、诉讼经济乃至人权保障皆无益处，因此，诉讼实践中急需对此做出调整，实现两个方面的司法资源的分流：
1.被告认罪的案件进行迅速审理，将更多的司法资源配置到重大、疑难的案件之中。
2.对具体案件中的程序进行调整，将更多的司法资源配置到被告对事实和证据产生争议的部分。
二、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提起
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由控、辩、审哪一方提起既涉及三方权力配置，也涉及运行机制问题，因此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英美法系采当事人主义，法官中立裁判，在辩诉交易的提起上并不主动干涉，辩诉交易只需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即可。而我国并无此传统，控辩双方在地位上显然有高低之分，另外，在真实发现的思维模式下，法官应当具有一定的调查权。如果想要达到人权保障、诉讼经济和真实发现三者之间的平衡，控、辩、审三方都应发挥各自的功能，任何一方的反对都导致简化审理难以进行。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简约概括就是：
（一）被告人的申请是简化审的前提和基础。
（二）控诉方的同意是简化审的确认和条件。
（三）审判者的同意是简化审的实现和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互相制约的机制可以提供被告人更多的救济途径。被告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简化审理，法院如果同意就要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检察机关应当出具相应的是否同意简化审理的书面意见以供审查。
三、证据展示与阅卷权
现在谈到简化审理时，证据展示似乎是一个流行的用语，很多人都意识到辩护方知情权的重要性，但对证据展示则理解不一。有的认为证据展示是在检察机关进行的控辩双方的信息交换，有的认为证据展示是在法院主持下控辩双方的信息交换。实际上，证据展示一词来源于英美法系，是控辩双方了解对方掌握证据，为自己调整攻防战略的重要程序保障。英美法系的律师往往利用该程序了解控诉方掌握的有罪证据，从而建议被告是否做有罪答辩。由于控辩双方为平等的当事人，交换证据应当在法官（不得担任审判法官）主持下按法定的程序进行。一般来说，证据展示在英美法系更有利于辩护方，是保障辩护方知情权的重要工具。而大陆法系在解决辩护方知情权时采用更为简洁的做法，那就是阅卷权的实现。辩方可以在法院了解到控方的一切证据。这是因为在大陆法系，检察官不仅仅是控诉的一方，他还有义务保障审判正确、公正，即使仅仅为保障真实发现，辩方的知情权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国向来采用大陆法系的阅卷权制度，唯一不足之处在于，新刑事诉讼法将审判前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后，全国很多地方在实践中限制了律师的阅卷权，将律师阅卷的内容限定在移送法院审查的范围，对此，学界作了很多批评。
比较证据展示和阅卷权制度，证据展示在法院进行，检察官和法官都必须出席，耗时耗力。另外，参与展示的法官不得成为审判法官，这在我国一向注重真实发现和未有详细的内部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其可行性殊值怀疑。即使令证据展示在检察院进行也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证据展示的基础是当事人平等，为制约对方，就存在因平等展示而程序拖沓等问题和过多的需要法官裁定的过程。相反，阅卷权更符合我国诉讼的现实构造，更为简洁、实用。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更好体现诉讼经济，完善阅卷权不失为最佳之选择。当然，为了更好地保护辩方的权利，也为防止辩方偷袭，可以要求辩方提供关于审理状况的证据。因当前庭审前的法定期限内向控方提供某些证据。对于争议，法院则有权做出最终的程序性裁决。总之，只要达到保障辩护权的目的，程序越简单越好。
四、被告人律师帮助权
对于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律师的帮助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律师的帮助，被告认罪的自愿性就受到合理的质疑。首先，被告人可能受到侦查机关或起诉机关的欺骗或诱导而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认罪，在证据不足时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其次，被告人往往对法律所知甚少，没有律师的阅卷，被告人很难找到对自己量刑有利的地方。有可能发生认罪反而重判的情况。最后，在犯罪嫌疑人选择简化审理前，如果一个尽职的律师能够使他更多地了解案件情况，犯罪嫌疑人从自身处境出发，能更符合其意愿做出决定，如果出于自愿，那么无论选择什么结果，他都更容易接受，不会有“冤狱”的想法。从上述理由出发，保障简化审理时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有人会对此做出疑问：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除被告自行委托辩护和法律规定必须指定辩护律师的几类情况外，法院为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的情况很少，这些案件也占到所有案件的大多数。既然连在常规程序中做无罪辩护的被告都很可能得不到律师，那么简化审理中被告认罪时的律师帮助权有强调的必要吗？对这个问题，笔者除上述律师帮助权的重要性的论述外，从三点进行论述：
1.为贫穷而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人指定律师是现代法治国家莫不一致规定和实际采用的内容。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将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作为刑事审判公正的最低限度保证之一加以确认。因此，提供法律援助不是优先适用的问题，而是必须统一适用的问题。另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案件的合理分流，案件审理速度加快，有更多的司法资源可以被充分利用，被告人的获得律师帮助权将进一步完善。
2.如果被告借助律师的帮助了解到案件的情况，能够加快其认罪的速度。
3.如果被告决定认罪，律师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将较之不认罪的案件大大减少，从而使律师办理案件的速度大大加快。
从理论的角度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我国可以考虑扩大律师援助的范围，将法律援助真正落实为每个律师应尽的义务，按照要求，结合每个律师安排的时间，制订名册，依次使用，以保障被告人得到律师的帮助。
五、存在问题和前瞻方向
（一）量刑奖励机制的模糊与孱弱。量刑奖励是简化审理的动力机制。从人的本性上分析，人总是趋利避害的，这包括确实无罪的辩护和为逃脱罪责而“无理搅三分”的情况，而后者占到全部案件的大多数。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让被告主动承担严重剥夺自由的责任时应当使被告人意识到他可以从认罪中得到现实的好处。我们不可能以很高的道德伦理标准要求被告人如实坦白，因此，给予被告人一些好处，鼓励其认罪是必要的，这也体现国家司法宽容一面，有利于被告人司法改造。另外，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形象，应当尽可能地使这种好处明确化，如果被告对我们的政策还是那种“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印象，那么只能产生更加不良的后果。司法不是以恶制恶的工具，规定应当明确细致，执法必须严格诚信。从目前立法上看，还没有对此做出规定，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知情权尚未充分实现。知情权是简化审理的压力机制。一方面，被告人缺乏知情权通常会导致被告产生侥幸心理，另一方面，被告人缺乏知情权会产生抵触或不信任的情绪，这都将直接影响到被告的认罪。而律师帮助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加速被告认罪的过程。知情权并不专为简化审理而设置，它本来就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确立的最低标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还很不完善，急需改进。知情权的完善依赖于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法律帮助案件篇9
半年来，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在县委、政府和州司法局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创新法制宣传形式，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强化法律援助、安置帮教和法律服务工作，稳步推进社区矫正，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自身宣传，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表彰奖励。20*年以来，我县司法行政工作获省部级表彰1人次，获州级以上表彰13项，被县级表彰5项。今天州司法局召开理论学习暨全州司法局长会议，借此机会，把我县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情况向各位领导作一汇报。
一、工作情况及成效
(一)法制宣传效果明显2009年，是贯彻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第四年，是最为关键的一年。半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五五”普法规划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工作要求，按照县委、政府年初的工作部署，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扎实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各项工作。一是精心组织“三月综治法制宣传月”活动。县政法委、宣传部、综治委、治县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县组织开展综治维稳及法制宣传月活动的通知》(西综治维稳电[2009]1号)，紧紧围绕“弘扬法治精神、平安和谐稳定”这一主题，充分利用车辆、广播、电视、板报、图书、挂图、手册、挂历等宣传工具和资料，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同时，抓住六月安全生产月和“6.26”国际禁毒日的有利时机，把法制宣传教育贯穿始终。二是扎实开展“四下乡”和法律进乡村活动。1—4月份，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司法局、县委610办、县民族宗教局等16个部门组成的“四下乡”宣传队伍，深入到各乡镇开展科技、文化、卫生、法律知识宣传教育活动，为群众提供法律法规、禁毒防爱、打工维权、防范打邪等知识。三是全面推进“千村普法百村培训”工程。积极采取法制讲座、法律咨询、以案释法、调解讲法、写作法律文书、法制文艺演出等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形式，面对面地向群众讲解法律知识、灌输社会主义法制理念、解决具体法律问题。半年以来，共培训了110个重点村民小组，开展调解讲法566场次，使农村群众受到了全方位、面对面的法制宣传教育。四是清理各类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做好“五五”普法迎检准备。今年是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最后一年，为迎接明年省、州检查验收，从6月中旬开始，依法治县办对全县“五五”普法规划实施以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进行查缺补漏，为我县“五五”普法顺利通过检查验收做好充分准备。
(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加大我县司法行政机关始终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一是加强乡、村、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认真组织调解员参加县、乡、村组织的基层综治维稳和普法骨干培训班，提高调解员法律素质和调解技能。二是积极请示汇报，争取综治维稳经费向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倾斜，解决人民调解员误工报酬，提高调解工作积极性。三是下发了《*县司法局关于认真开展集中排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工作的通知》(西司发[2009]11号)，重点对土地征用和承包、矿产资源开发、山林土地争议、水源使用村务管理等方面的农村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化解，做到新老问题“底数清、情况明”，确保不落项、不漏人、不留死角盲点。1—6月，全县共受理各种类型矛盾纠纷238件，调解238件，化解成功233件，成功率达98%。其中：人民调解组织调处209件，成功化解2*件;司法所调解32件，成功调处32件;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解29件，调解成功26件。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互协调配合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正日趋完善。
(三)社区矫正稳步推进2009年是全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启动年，为深入贯彻全州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启动我县社区矫正工作，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成立机构，并结合实际，制定下发了《*县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二是召开全县社区矫正工作会议。2月27日，召开了由乡镇主要领导、政法委书记、综治专干、司法所长、派出所长和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领导共75人参加的全县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对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三是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扎实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是一项全新而艰巨的工作，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具备渊博的法律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系统的心里健康知识等综合素质。为此，认真组织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者和乡村干部学习宣传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发[2003]12号)、《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和州、县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有效提高了社区矫正工作者业务知识和业务技能，进一步扩大了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并组织县局社区矫正股及司法所长到马关县参观学习社区矫正先进经验。自启动实施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我县吸取了全州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新做法、新经验，创新地推行“接纳尊重、唤醒自尊、真诚信任、良性互动、维护自决、灌注希望”的矫治模式，效果显著。半年来，全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共98人，累计期满解除矫正16人。6月在册矫正对象82人，其中：暂时无法联系28人，下落不明4人，档案健全50人。特殊病患者(艾滋病)1人。未发生重新违法犯罪现象，有效地维护了全县社会和谐稳定。
(四)安置帮教有效开展加强安置帮教工作、杜绝和减少从新犯罪是司法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能。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安置帮教工作，自20*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帮教团到监狱、劳教所开展帮教工作，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全县各乡镇司法行政干部对刑释人员，采取跟踪帮教、定期召开座谈会的方式，了解发展生产情况及思想动向，积极为刑释解教人员营造平等、无歧视的生产生活环境。20*年以来，全县共接收刑释解教安置帮教对象212人，其中：刑释196人，解教16人。今年1—6月份，全县共接收刑释解教人员28人，现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没有出现重新违法犯罪的现象，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五)法律援助面宽质高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云办发[20*]21号)和州委办、州政府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文办发[20*]19号)文件精神，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是加强对《法律援助条例》、《云南省法律援助办法》学习宣传，努力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二是认真组织分管法律援助工作的领导和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参加全州法律援助业务培训和省厅组织的考察学习，进一步提高对法律援助业务水平。三是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办案质量。在配齐配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同时，在村委会聘请村党总支(支部)书记或主任担任法律援助联系员，负责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宣传工作以及法律援助对象贫困状况的调查、审核等工作。四是加强法律援助调查研究，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助标准。上半年，我县在对全县法律援助工作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县情的法律援助措施，把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标准从原来的200元/件提高到300元/件，有效提高了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半年来，全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2件，其中：刑事1件，民事51件。“12348”解答咨询121人次，接待群众来访198人次，解决民间纠纷16件。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做出积极努力。
(六)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提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执业道德教育，努力促使公证员、律师、法律工作者履行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义务，拓展法律服务领域，不断壮大自我发展能力。2009年上半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县司法局和县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法律工作者执业行为的通知》，保障和促进了我县法律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杜绝违规违纪执业行为的发生。二是严格年检注册，对年检注册考试不合格的，一律不予注册。正确引导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力破“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等难题。半年来，法律工作者共经济、行政、民事诉讼案件82件，为人民群众避免和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有效地防止了矛盾纠纷的激化和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发生。二是积极拓展公证业务，提高办证质量。半年来，共办理种各类公证22件，其中民事公证21件，经济1件。三是加强对律师的执业监管，全面提升律师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规范律师在执业中的收案、收费、会见、辩护、等各个业务环节，积极引导律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鼓励和支持律师积极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同时，主动加强与公、检、法的业务联系，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半年来，七花律师事务所共诉讼案件11件。其中刑事1件，民事10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件，写作法律事务文书15份，接受法律咨询73人次。
(七)司法行政社会认知度提高半年来，反映司法行政工作的稿件分别被《法制网》、《云南日报》、《文山日报》、《*重要信息》等媒体和报刊采用38篇。其中人物通讯《用生命奏响平安和谐歌》荣获全国首届“法治与和谐”优秀法制作品三等奖;《法律援助农民工感受到的温暖之手》荣获全省司法行政系统改革开放三十年征文三等奖。通过广泛宣传司法行政工作，提高了司法行政工作的社会认知度，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八)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扎实推进按照州局党委和县委的要求，扎实开展科学发展观暨“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认真撰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民主生活会发言提纲、工作信息、调研报告，广泛征求科学发展司法征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司法行政队伍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纪律作风有了根本转变，对科学发展的内涵、重大意义有了深刻认识和理解，队伍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二、存在问题
(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与《规划》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通过对全县普法依治理工作进行认真检查，各所站、村委开展普法治理工作的情况不容乐观，台帐、记录不规范，档案不齐全;(二)各乡镇均无法制宣传交通工具和专业宣传器材，导致农村或边远地区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薄弱环节，外出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难以到位;(三)人员缺编情况严重，目前，我县司法行政系统仅有在编人员38人，按编办批准的55个编制尚缺员17人，1人所现有3个，给指导人民调解、开展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和压力;(四)公证业务难于拓展，近年来，办证业务出现萎缩现象;(五)执业律师少，仅2名律师的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长期病休，只有1位律师办案，律师工作难于正常开展。(六)没有注册的法律工作者仍有以亲属为由诉讼，严重扰乱了法律服务秩序。
法律帮助案件篇10
今天利用上、下午几个小时的时间，11个市和承担金项目的三个县级局介绍了本地法律援助工作开展情况，大家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时间不长，内容丰富，互相启发、相互借鉴，收获很大。厅法援处、法援中心部署推进下一步工作时，要注意总结推广各地的成功经验，积极吸纳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近几年，全省法律援助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广大法律援助人员积极适应形势要求，履职尽责，发挥作用，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弱势群体和贫困百姓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一是积极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特别是把做好党的十安保工作摆在首要位置，有效指导群体性、敏感性案件办理，加强与工作对接，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秦皇岛市全面建立法律援助介入工作机制，X年受理涉法涉诉案件82件。廊坊市凡涉及群体性、敏感性的案件都逐级上报市中心，由市中心派员参与调处。石家庄市12348热线舆情分析每月一期，及时总结分析有关热点法律问题。鹿泉市通过牵头、把关、顾问服务、联合办案等形式，有效参与解决重大、疑难案件。二是不断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覆盖面。x年全省受理案件42261件，较2011年增长10.5%，援助50866人，较2011年增长17.6%。唐山、保定两市增长幅度较大，分别达到81%、29%。三是部署开展法律援助“质量提升工程”，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经费和案件质量检查，广泛开展案卷评查、庭审旁听和案件回访等工作，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邢台市实行“三榜公示”制度，公开案件受理、审批、补贴发放情况。唐山市开展了优秀案卷评比活动。邯郸市将法律援助质量调查表与决定书一并送交申请人，并聘请监督员监督案件补贴发放。武强县成立局法律援助质量监督小组，不定期进行检查。四是深入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活动，设区市全部开通“12348”法律援助专线，24个监狱、劳教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大力开展农民工集中维权活动，不断创新便民服务方式，真正拉近了法律援助与群众的距离。邯郸市法律援助“七进”“基层行”、沧州市法律援助“五进”、保定市法律援助进社区、进乡村、唐山市法律援助进农家、进社区、张家口市法律援助进社区等活动都取得了良好成效。承德市实现村级法律援助联系点全覆盖，出台了《关于做好农民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办法》。徐水在全县304个行政村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络员。五是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援调对接、重大疑难案件集体讨论等机制逐步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上门服务等做法得到推广。衡水市坚持实施办案情况月通报制度，有效发挥了激励作用。六是加强法律援助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举办了全省法律援助业务培训，培育了一批国家、省和市级先进典型，法律援助队伍整体业务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
这些成绩的取得，凝结着全省法律援助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借此机会，我代表厅党委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更要清醒地看到前进中的困难、困惑和问题。尽管全省法律援助工作近几年发展较快，但与全国一些人口大省、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差距。整体工作态势与现实要求相比，还有五个方面的不适应:
一是法律援助办案数量与群众渴求不适应。近年来，我省办案量逐年增长，但对于7600多万人口的省份，当前42000多件的年办案量还远远不够。大家要算算本地人口的账、日常接触有关事件的账、群众访求的账，特别是通过大量的案件，来深刻认识法律援助工作的不适应。很多难题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渠道给以帮助和解决，对此要高度重视。
二是部分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与群众心理预期不适应。帮助群众打官司、提供法律帮助，不要求必须把官司打胜、不苛求群众诉求都能完全得到满足，但要看接待的热情不热情、办理的及时不及时、做的认真不认真、答复的满意不满意，总的讲就是要看责任是否到位、服务是否到位、应该取得的效果是否到位。在这些方面，一些案件的办理的确还不能尽如人意，与高标准要求相比、与群众预期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三是经费投入与业务需求不适应。这几年，中央投入大幅增长，但地方投入增长缓慢，远低于财政收入增长，尤其是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的增长比例更显不足。由于经费问题的羁绊，一些地方的好思路不能实现、好举措不能落实，制约了法律援助业务的开展。
四是法律援助设施建设与便民服务的要求不适应。各地通过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为群众提供了便捷服务，但全省189家法律援助机构，有专门接待场所的147家、设置在临街一层的43家、实行网上受理申请的27家，有12348法律援助专线平台的139家，同便民利民的要求相比，尚有不小差距。
五是领导重视程度与法律援助事业发展不适应。一些部门和领导，还没有真正把法律援助摆在尽政府责任、帮百姓解困的高度来看待、来对待，对法律援助工作支持力度不够，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解决力度不够。
根据我省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现状，针对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不适应，下一步要重点抓好以下五项工作。
一是继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是阳光工程、民心工程，直接关系党和政府形象，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认可。党的十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需要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现实问题、化解不和谐因素，越是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贫困人口大大减少的时候，越要把需要帮助的群众更多地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扩大覆盖面、提升办案量，在更广的领域、为更多的群众提供服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必然要求，是最能体现法律援助工作成效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要结合实际调整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降低援助门槛，要将就业、就医、就学、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与民生问题紧密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努力实现能援则援。要推动建立法律援助“三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促进法律援助工作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继续深入实施金法律援助项目，重点解决对“中间层”、“夹心层”的服务覆盖问题。
二是着力提升办案质量。2007年，我们提出以“多办案、办好案”为主要工作目标，着力构建以办案服务为中心的法律援助工作格局。格局构建之初，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了多办案上，通过办案服务广大群众、展示工作成绩，通过办案解决困难、带动整体工作。目前，全省年办案量已经从2007年的11600多件发展到2012年的42000多件，具备了一定的量的基础，这就需要在进一步提升办案量的基础上，着力加强质量建设，更有效地提升整体效益。2012年通过质量检查，发现了指派、管理不规范，、辩护准备不充分等问题，必须下大力予以解决。要深入贯彻落实司法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健全完善相关办案制度，严格程序、环节，保障案件办理规范化、标准化。要加强质量管理源头建设。对资历较浅、办案经验不丰富的承办律师，要建立办案指导机制；对死刑、无期徒刑等重点案件的辩护、，要保障法律援助人员的资质和水平；对于点援制，大家有赞成的、有疑惑的，点援制是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也应予以提倡，但各地要注重实事求是，根据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要适时组织案件办理质量抽查和专家评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要培树办案典型、建立案卷范本，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三是深化便民服务。使群众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法律帮助，是对法律援助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为使服务更加便捷，各地制定实施了很多好措施，采取了很多有效方式，要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进一步深入探索，只要有利于群众、只要为了工作，都可以进行尝试。要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网络和窗口建设，提高、完善标准，进一步上层次、上水平。要探索创新法律援助案件受理、审查方式，简化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限。要提高“12348”专线服务水平，加强设施建设，健全服务平台，加强值班人员配置，制定完善工作规范和制度，确保规范、有效运行。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用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丰富完善维权长效机制。
四是强化保障能力。保障不到位仍然是制约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突出问题，要抓住这一薄弱环节有力推动。要继续加强协调，努力解决新刑事诉讼法贯彻落实中的问题，特别是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和人员、经费难以满足案件量大幅增加后的需求问题。这个问题非常迫切、非常现实，同时也给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要努力去做，努力去争取，就一定能够开拓出一片新局面。要提升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的吸附力。现在执行的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制定于2006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工作需要。对于办案补贴标准，要协调调整、适当提高，对办案补贴发放，要确保到位，今年要把这两项任务作为重要工作抓手，狠抓落实。补贴标准提高后，省厅要检查落实情况。要完善经费使用管理机制，加强经费使用监督检查和绩效考评，确保法律援助经费实实在在的用于法律援助工作，严禁截留、挪用，并不断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使用效益。对于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管理，各地各单位要着手自查，及时发现、整改问题，省厅将进行抽查。
五是加强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加强组织领导、提高队伍能力素质，对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鹿泉市成立由市政法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法律援助工作领导小组、多元化援助主体协调联动的做法很好，这实际上是以法律援助为纽带的大法律服务，包括调解、法律顾问、律师服务以及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分析处理等。这是基层开展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人手少、任务多，必须强化领导，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整合职能。对于法律援助管理和办案人员，要组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深化推进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加强职业化建设、加强业务培训，着力增强宗旨意识和为民服务能力。
就工作重点，谈了一些想法。有些是立足长远的考虑，有些是基于现实架构的一种可行之路。有些属于倡导性的，比如能援则援；有些属于示范性的，比如便民措施；有些属于约束性的，比如质量标准；有些属于禁止性的，比如经费管理。要做好工作，必须讲求工作方法，结合大家讲的想了几句话，与大家交流，为了方便记忆，概括为五个“头”。
第一个是“劲头”。要想干好工作必须有劲头。有些同志对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精神不振奋，遇到困难容易灰心。要加强教育引导，深刻认识法律援助工作的光荣使命和责任，从帮助一个群众就是播撒一片阳光、化解一个矛盾就能团结一批群众的角度看问题，站在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谋划开展工作。
第二个是“彩头”。干工作要勇于出彩，创先争优、事争一流。希望各地各单位进一步摸索、实践，创新、出彩。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指出，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作为一个行业、一个领域，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都要进一步创造不凡业绩，如果每个市、县都有几项可圈可点的彩头，全省工作就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第三个是“人头”。干好工作必须有人做事、有人担当。随着改革的深入、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发展，“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格局将会逐步形成，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依靠大幅增加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人员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不太现实。而由政府向社会购买法律服务，将会是今后的发展趋势。我们工作的视角和重点，应该转向更多地动员和依靠律师、志愿者、法律院校学生等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各级法律援助中心应主要抓重大案件的协调、重要案件的示范。每名律师每年至少办两件法律援助案件，要作为硬性要求、考核标准，可以由法律援助部门就此进行审核，把一道关。
第四个是“手头”。即经费问题。这是困扰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不少县（市、区）的法律援助经费没有列入预算，有的即使列入了也非常少，必须用更多的努力、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更实在的工作成效，赢得当地领导更多的重视和支持，其中办案量是最具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