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成果篇1
一件因风化褪色而成为灰色的汉代朱书陶瓶，一块墨色全无的唐代墓志和木牍，经一种名为“RFC风化褪色的古代壁画、文物彩绘、建筑彩画恢复保护剂”的液体处理后，显现出了清晰的汉隶与唐代行书，而且保持7年之久，未再发生褪变，令文物专家与书法家惊喜不已。这是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又完成的一项国际首创的科研成果。运用这项科研成果，唐乾陵博物馆收藏的灰头灰脑的彩绘陶俑、贴金武士俑变得色彩艳丽、栩栩如生，唐昭陵博物馆收藏的颜色淡化消失的武士壁画，重新披上了重彩盔甲，法门寺博物馆收藏的斑驳陆离的彩绘护法天王变得斑斓耀目，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一块看似无物的壁画残片显出了秦咸阳六国宫装饰的原始图案，近百例珍贵文物恢复了原始风貌。
2003年9月26日，来自中央档案馆、国家文物局、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的多位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这是我国文物保护科研领域的重大突破。
在我国的各类博物馆、古代陵墓、洞窟、遗址中，有大量的古代壁画、彩绘陶器、石雕、玉器、砖雕、建筑构件等珍贵文物，这些艺术品在出土后或在室内外长时间放置中，由于遭到风化与氧化的破坏，其色彩、笔画、墨迹等发生了严重褪色现象，甚至消失殆尽，无法辨认，失去了原有的历史风貌与艺术价值。从春秋彩陶到秦代室外壁画，从汉代兵马俑、朱书陶瓶到唐代贴金武士俑与唐墓壁画，从宋明墓志到明清古建彩画，均发生了大面积风化褪色现象。如何用科学方法使其恢复原始风貌并耐久保存，是长期未获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也是几代文物保护专家的殷切希望。面对这种严峻现实，陕西省文物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委托长期从事档案字迹褪变恢复与保护研究的李玉虎研究员进行专题攻关。13年来，李玉虎潜心钻研，从文物彩绘颜料、胶料风化褪色的机理入手，模拟各种风化因素进行加速老化，终于得出古代壁画、文物彩绘、建筑彩画的褪色，是因为其颜料与胶料在风化过程中形成了“空气、空隙―――离子界面”而对光造成漫散射所致的结论，并据此机理成功地研制出由氟材料和数种抗风化材料组成的恢复加固剂，来消除其界面从而使其原有色彩、图形、文字得到恢复与加固。
与会专家分别考察了临潼、咸阳、乾陵博物馆等实验现场，听取了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测试报告、光谱特性、查新报告、用户报告等，并就有关技术问题进行了解答，一致认为此项成果首次从光散射角度提出了文物彩绘、建筑彩绘、壁画的颜料、胶料风化的褪色机理，颜色恢复的解释科学，有重大突破。根据机理研制了显色、加固材料，其配方科学合理，协同功能清楚，效果理想，具有实用价值。经七年多的跟踪观察，所用材料稳定，检测结果证明未改变原有颜料的光谱特性物质组成。课题组提供的分析资料齐全，数据详实可靠。经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检索，未见国内外有相同的报道。该项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项恢复保护剂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的文物保护科研水平达到一个更新的高度，使得我国从春秋至明清的许多珍贵文物有望重新恢复其原始风貌。据悉，这项成果即将应用在咸阳博物馆西汉兵马俑、乾陵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墓彩绘陶俑、咸阳宫驷马图的彩色恢复。
文物保护成果篇2
【关键词】毁损类文物犯罪；罚金刑；立法问题
一、毁损类文物犯罪的构成特征
（一）毁损文物类犯罪的客体特征
毁损文物类犯罪属于妨害文物管理罪的其中之一，妨害文物管理罪客体是文物管理制度。而就毁损类文物犯罪而言，我认为其有其特殊的客体，即文物的管理制度和文物本身的价值。而在这两种特殊的客体当中我认为对文物价值的保护更为重要。文物管理制度主要是指有关机关通过规定一些秩序和规则对其进行管理，主要内容由一系列的法律规范构成，其中包括文物的保管、文物的出售、文物的开掘与文物的转让等等。到具体规定上有《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一些法律规范。其中，文物的价值又可以具体细分为两种：经济价值，指的是文物的市场价值，通常通过交易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价值，指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研究价值，可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研究，更多的饿体现的是文物的内涵。通常来说，一件完整的文物所承载的包含了上述两种价值，一旦毁损灭失，就会同时侵害到文物的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这也正是刑法通过一系列的规定对文物进行保护的原因所在。
（二）毁损类文物犯罪客观特征的具体体现
1.刑法规定：本类犯罪主要包含了故意损害文物罪、过失致使文物损坏罪、故意损坏名胜古迹罪等等。这些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均是国家所要保护的文物，而且文物也分为三六九等，其中保护措施比较严格的珍贵文物根据《文物保护法》和《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的规定，凡属于一、二级的文物均属珍贵文物，部分三级文物也属珍贵文物。
2.本类犯罪的行为主要指对文物的”损坏”，而损坏又包含了对文物的拆散、破裂、雕刻、涂改等行为。
3.其中《文物保护法》里所说的过失致使文物损坏罪、失职致使文物损坏罪等属于情节犯和结果犯，这类犯罪要求犯罪行为须达到“严重后果”或“犯罪情节严重者才能入罪”，若未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后果就不构成上述犯罪。而就《文物保护法》里所说的故意损坏文物罪、故意损坏名胜古迹罪等属于行为犯的范畴，这种犯罪的特点是只要有这种行为即可规定为本罪。可见同是文物类犯罪，犯罪构成条件也不一一相同，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三）毁损文物类犯罪的主体特性
本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没有特殊规定，即为一般的犯罪主体，只要达到刑事犯罪年龄、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即可构成此类犯罪的犯罪主体。此外，法律规定失职致使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主体为特殊的主体，即本类犯罪的主体必须要求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常来说，本类犯罪的主体均是各级文化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四）毁损类文物犯罪的主观特征
《文物保护法》规定本类犯罪的主观因素主要就两种，即故意和过失，故意犯罪即上述所讲的行为犯罪，即入刑比较容易，只要有这种行为，无论结果如何即构成犯罪；过失类犯罪即情节犯和结果犯，即必须要求达到一定的危害结果或者具备一定的犯罪情节即可规定入罪。但有一例外，就是我们说的“失职致使珍贵文物毁损罪、流失罪的”的犯罪主体方面和其它不同，虽然其主观方面也是过失，但是属于渎职类犯罪的范畴，所以本罪的成立就必须要求国家机关即文化行政管理主管部门必须严重不负责任才可构成此类犯罪。
二、毁损类文物犯罪的立法评价
（一）故意损毁文物罪
刑法第324条的第一款规定：故意损毁受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以及估计损坏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行为构成故意损害文物罪。从历史渊源来看，本条罪名是从1979年刑法174条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中独立了出来。与之相比，现行刑法的第324条第一款规定，是用的叙明罪状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岁此种犯罪规定比较明确；除此此外，在刑法处罚和刑法量刑方面，与1979年刑法相比，现行刑法在量刑幅度上有了改变，由此而显得更为科学严谨。
（二）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
根据现行刑法324条第二款规定，故意严重损毁受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的行为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此罪类同与故意损坏文物罪，此罪也是从1979年刑法174条规定的故意破坏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罪中独立了出来。与之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第一、单就客观方面，1979年刑法规定的是故意破坏文物罪，而现行刑法规定的则是故意损毁文物罪，相比而言，现行刑法规定的更为具体明确，较易进行判断。
（三）过失损毁珍贵文物罪
根据现行刑法324条第三款规定，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被确定为重点文物单位、省级文物单位保护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构成过失损毁珍贵文物罪。本条罪名是1997年新增设的罪名，主要目的在于惩罚过失损害珍贵文物的行为，有了这个规定，在更全面更有效的保护文物进程当中就又迈进了一步。根据规定，成立本罪，需要两个要件：（1）必须是行为人的过失行为所构成的，故意不在此列；（2）由于本罪是结果犯罪，所以过失的行为要构成严重的后果，以行为达到严重后果的程度才构成此罪，否则不构成本罪。
（四）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
该罪属于渎职罪的范围，突出表现在犯罪主体方面，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粗心大意所造成的文物毁损灭失构成本罪。根据现行刑法419条规定，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工作失职所造成珍贵文物毁损灭失，后果严重的行为。虽然刑法将本罪其归为渎职罪范围之列，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本罪做侵害的客体是国家文物管理制度。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国家所保护珍贵文物，若非如此，只能构成罪。
三、毁损类文物犯罪的立法完善
纵观对中国文物保护的整个立法过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文物保护相关立法不断完善。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方向。统揽全局，我国文物保护已经稍有成就，在文物立法方面也有了相当的进展。但是由于事物的运动性，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当中，文物保护立法也不例外，在不断完善的工作进程当中不免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因此，为了实现对文物的充分保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根据中国当今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在完善立法的进程当中应该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吸取经验，更好地去完善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就本文笔者的意图旨在完善文物保护立法，因此较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力求对文物保护的立法完善做出一点点贡献。
（一）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对故意损毁文物罪的刑罚进行改造
前面已经论述，相比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故意毁损文物罪的社会危害性有时也呈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形态。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故意损毁文物罪的最高法定刑期是10年有期徒刑，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等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这显然有违罪行相适应原则的基本理念，在平衡刑法的轻重方面也有违刑法的公平原则。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罪行相适应原则的基本理念和要求对故意损毁文物类犯罪的法定刑期予以改造，以追求刑法的公平，满足刑法的公平原则。
（二）增加并完善罚金刑的适用
我们讲的罚金刑主要适用于金钱类犯罪和经济类犯，对于追求不法利益的经济犯对其采用罚金刑既可以在经济方面对不法犯罪分子予以控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分子进行打击，使之惧怕或怯于再犯的可能。文物类犯罪一般是犯罪分子为了追求经济的利益，对文物进行盗窃、交易、炒作等行为以期达到其所追求的经济目的，对此类犯罪规定适用罚金刑既可以对犯罪分子在金钱方面予以遏制，防止其再犯的可能，也能使犯罪份子因此不发行为受到应有的经济制裁，达到了打击犯罪的目的。就毁损文物类犯罪而言，虽然有明文稳定此类犯罪可以适用罚金刑，可在司法实践当中更多的是对犯罪分子适用自由刑，而罚金刑的适用比例很小，显得使之处于一种流空状态。因此，综合考虑，笔者认为，鉴于罚金刑有此类优势，在司法实践当中罚金刑的适用频度应当有所增加，已达到充分惩治犯罪行为的目的。
（三）将“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改为“过失造成文物毁损、流失罪”
此改变的目的在于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毁损、流失罪的适用范围、针对对象范围有些过于狭窄。若只是对失职而造成此类犯罪进行规定，就难免对文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是对一般文物的保护有所滞空。由此看来，此类罪的范围太过于狭窄，不利于对文物的保护，所以应当充分考虑对所有文物的保护。另一方面，从故意毁损文物和过失致使文物毁损灭世的客观对象来说，既包括动产文物也包括不动产的文物，因此，出于保护文物和对文物有关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失职行为进行惩治的目的，本罪的对象同样也应当包括作为不动产的文物，即不应遗漏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刑法保护。
（四）建议将“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修改为“故意侵害文化遗产罪”
根据我国刑法324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对“名胜古迹”一词的概念就存在界定模糊。有学者指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条规定之精神，由于对名胜古迹的规定可供刑法参考的不多。笔者对此一说法抱有异议。第一，在立法过程中名胜古迹不是靠法律进行界定而是根据法理进行揣测的，此有违刑法基本原则，第二，名胜古迹风景区是由国家根据相关内容进行命名的。据笔者所知，即便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未必会被核定为“风景区”。我们都知道，故意损坏文物罪保护的使珍贵文物和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省级文物单位的文物，与之相对应，故意侵害文化遗产罪责保护的使一般文化遗产，这样以来，就能将所有的文化遗产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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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成果篇3
关键词：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评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大背景下，采用法治方式开展民族保护工作，既是顺应时代趋势和现实需求，也是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不断提高对西部地区法治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重视，将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纳入实施评估视野，对我国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的整体性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保护现状
黔东南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是以苗族、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自治州。黎从榕地区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这里居住着苗、侗、壮、瑶、水等民族，是多民族的共生之地，从黎从榕地区民间本土的情况来看，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尤以苗族和侗族的非物质文化资源最为浓郁独特。从2003年全国全面启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以来，黔东南州人民政府除了认真贯彻执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等有关法规外，还颁布实施了《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村寨保护办法》《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实施方案》《黔东南州民族民间文化优秀传承人管理与认定办法》等地方性法规，为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地方各县（市）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了相关条例和保护办法，如锦屏县的《关于加强隆里古镇保护管理的暂行规定》、镇远县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黎平县的《黎平县实施旅游发展战略中对侗族文化保护的实施意见》、《黎平县侗族大歌保护办法》和《黎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管理办法》等等。
二、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存在的问题
上述政策法规的制定，为“非遗”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但这些政策法规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保护法规体系，如《黔东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尚未出台。由于无法可依，因而难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其次，当前一些法律实施状况不佳，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全社会缺乏法治精神、法治理念，也有个别领导干部不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办事情、作决策，还有立法本身缺乏操作性、过于抽象等原因。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法律实施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这就要求我们从实施角度出发对法律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也要求我们重视对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价考核，进而推动法律的全面准确实施，助推法治建设。政策法规的实施是一个动态过程，正如美国学者艾利森所言：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百分之十，而其余百分之九十则取决于有效的执行。
目前黔东南已有的相关政策主要以前期指导性为主，在普查、申报、认定、管理等方面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贯穿整个保护工作的跟踪评估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各地方对相关工作的评估标准多是自己酌情把握，没有可作依据的成文规定。此外，无论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是在地方性的相关配套政策中，都缺乏对政策贯彻效率和工作执行效果的责任追究制度。虽然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和相关政策都有对“法律责任”的表述，但其中的内容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上，而并非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效果等问题的问责，因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监督、评估和责任追究等政策还有待健全。
三、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实施建议
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大背景下，采用法治方式开展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既是顺应时代趋势和现实需求，也有利于维护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我们应充分到认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保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采取立体化、多角度、前瞻性措施保护民族文化生态。
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代表作名录体系、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计相去甚远，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由于认识和经费等原因，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建立并完善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跟踪评估是检验保护政策执行情况和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通过责任追究来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为完善保护政策提供支持。评估标准要全面、充分地考虑定性和量化的平衡，将定性评估和量化评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条件可行、措施有效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些问题在一些方面形成量化标准，比如传承人授徒多少、参加了多少次宣传推广活动、有无基本的传习场地等，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提高评估标准的可操作性，加强统一性。而责任追究制度，要针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实际成效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职责，将着眼点放在作为效果上，明确责任追究方式和惩处力度，以加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保护其原生态环境，保障其顺利传承发展，避免保护工作的无序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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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成果篇4
一、田野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田野文物就是指那不可移动并且分布地在住宅区之外的古文物，像古建筑、古石刻、古石窟、古壁画等。由于分布的地形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导致田野文物的保护工作非常困难，其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分布广、数量多
田野文物分布无规则是田野文物的特点之一，因此为管理保护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例如：近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民勤县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单位就有192余处，而在录不可移动文物多处，并且大多数都存在于野外，因此，文物保护工作非常艰难。
2.保护经费不充足
在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中，除了部级与省级的文物能够得到相应的保护经费，市县级以下的田野文物保护单位很少能够争取到保护所需经费，因此文物保护工作难以顺利开展。缺少经济上的基础，很多田野文物保护区没有进行专人管制，没有看护房，更不要说监控管理的设备了。
3.文物收藏热致使保护工作更加艰难
受到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的文物市场行情变迁等影响，造成文物价值急剧上升，人们对于文物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认识越来越全面，在暴利的驱使下，很多人跳出道德底线，铤而走险，实施田野文物盗窃行为。
4.执法力量偏弱
很多地区在文物保护管理方面缺少人力资源，缺少专业的对文物保护进行执法的队伍，再加之上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政府布置下的任务繁重，导致地方单位无法分心于正常的保护巡查工作上。部分部门甚至没有配备巡查车辆，对巡查力度和效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5.少数地方政府对于文物价值和文物保护法规不够重视
为了加快城市规划或项城建设，少数地区政府无视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公然实施破坏行为，兴建房地产和规划所需设施，造成田野文物损失严重，遭到不可修复性破坏，为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严重影响。
二、对田野文物保护工作提出的几点建议
1.加强建设文物保护工作的执法队伍
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过程中执法队伍的建设一定要重视起来，加强对执法工作者的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加强保护工作的巡查力度，配备巡查车辆，为执法提供设备上的方便，有效的震慑文物盗窃分子。
2.加强对于文物保护意识和文物价值的宣传，防止各媒体上歪曲性的报道
现阶段多种文物鉴定节目、鉴宝报道频频出现天价文物，拍卖会上千万的成交价格也是屡见不鲜，这对于文物盗窃分子的诱惑是非常大的，导致他们将田野文物确定为盗窃目标，屡屡发生文物失窃案件。因此，加强文物价值上的正面报道与宣传，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措施如下：
（1）通过考古工作，提高宣传力度。例如：在进行正常的考古工作过程中，对于考古所在区域的百姓进行文物保护宣传，提高百姓的法律意识，并道明盗窃文物受到法律制裁的后果。同时可以召开考古成果的会，利用各种媒体为大众贯彻文物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了解文物对古老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知道其是一个国家文化底蕴的一部分，主动地配合考古人员进行文物挖掘工作。
（2）通过与文物相关的节日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在举办文化遗产日的同时，大力宣传文物保护工作，并将在考古方面取得的成果通过展览的方式展现出来，加强对文物文化底蕴的渲染，使人们通过文物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与辉煌，进而提高他们的荣誉感，提高民众保护意识，通过这样的办法降低文物盗窃行为的发生。
（3）通过网络、媒体、新闻宣传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网络是现今传递消息最快、传播范围最广的手段。利用网络对文物保护进行宣传，对于全民普及保护意识，提高文物保护在民众心目当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再辅助于新闻媒体这样比较正规的节目进行宣传，加大对文物盗窃行为打击力度的宣传，让所有人都知道盗窃文物受到法律制裁的严重性。提高文物保护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田野文物的保护工作是艰难的、是枯燥的、是长久地。为了古老的文化传承，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文化保护当做自己的责任。而文物保护的管理工作人员也应该提高警觉性，加强管理监察工作，不断的完善保护手段和巡查措施，有利地从宣传和准备工作上震慑和打击盗窃者的犯罪心理，提高田野文物的保护效率，尽最大努力去延续田野文物遗产的生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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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成果篇5
近年来,慈溪市委、市政府先后发文,就“改革创新推进文化发展繁荣”作出决策部署,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文化建设关键和核心是:大力实施文化阵地、文化精品、文化保护、文化产业、文化研究、文化人才、文化传播七大工程,“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地方特色,符合余慈统筹和大桥经济发展需要的现代文化发展体系,进一步激发城乡文化创造活力,提升我市文化软实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力。
七大工程从多个侧面,全方位地勾勒了文化大市建设蓝图。但就具体实施层面来说,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历来是薄弱环节,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以改革创新精神加以推进。其中,应把加快推进历史文化民间研究保护体系建设,作为拓展历史文化研究保护主体,拓宽历史文化研究保护领域的一项主要创新举措。
一、我市历史文化研究保护工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市历史文化研究保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概括提炼了新慈溪精神,打造地方核心价值体系迈出了新步伐。二是多管齐下,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跃上了新台阶。三是平台多样,历史文化研究保护成果宣传展示有了新推进。但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照市委、市府《决定》以及与时俱进的要求,还存在着一些短腿和不足:
1.研究保护的主体力量不强。现阶段主体力量主要停留在市级层面。除了“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市党史办和市志办,仅有市博物馆、市文物保护所等政府组织和机构;镇(街道)一级,没有专设机构;民间研究保护,只有新四军研究会等个别半官方性质的组织,其他零星分布且不成体系。
2.研究保护的资金投入不足。现有资金大多用于一些群众性的文化和体育活动,用于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的资金比例极少。而用于研究保护的资金,也存在着“两重两轻”现象:一是重保护,轻研究。资金主要用于现有文物的收藏、场馆维护和人员经费支出,很少用于研究。二是重物质性,轻非物质性。对物质性文化遗产比较倾斜,对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缺少专项经费。
3.研究保护的整体机制不全。一是无合力。难于形成市、镇(街道)和民间的合力联动。除了主体力量不强,现有研究保护组织或个人之间各自为战。其中,文物保护存在明显的短腿和死角,文物的非法盗挖、贩卖现象有进一步加剧趋势。二是不规范。如,对于民间历史文化研究没有指导和规范意见,也无人管理;对于民间历史文化研究保护成果的宣传和展示没有制度约束和保障。
二、我市民间历史文化研究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1.意识有所强化,但整体停留在个人层面。通过多次文物普查、两次市志编修活动,以及其他各类相关宣传,民间的历史文化研究保护意识有所强化,参与热情加强、人数增多,但整体来看主要停留在个人层面。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能人和收藏者,出于个人爱好或以营利为目的而产生的自发研究保护热情。也有一些出于因家族寻根意识等因素,而自发产生的家谱收集、考证、续编等现象。
2.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缺乏引导和指导。在数量上表现为:组织数量有所增加,如徐福研究会、姚剧研究组织;场馆设施等方面有所增加,如私人博物馆、收藏室等。但整体来看,大多停留在自娱自乐层面,与市有关部门联系少,整体上缺乏引导和指导。
3.成果有所积累,但整体档次和水平不高。近年来,见诸媒体的历史文化研究保护成果逐渐增加。如坎墩中立公司的闻长庆,自费组织举办了全国青瓷文化研讨会,向与会专家展示了自己十余年来的青瓷研究成果,以及一些珍贵藏品。其观点引起了专家的重视和肯定,并有多篇研究成果文章在《中国收藏》杂志发表。但整体来看,特别因是一些普通市民,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和专业指导,我市历史文化民间研究保护的档次和水平不高。
三、加快推进历史文化民间研究保护体系建设的建议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遍布各地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保护和研究历史文化遗产,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加快推进历史文化民间研究保护体系建设,有利于拓展历史文化研究保护主体,有利于拓宽历史文化研究保护领域,有利于补充研究保护资金。重点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政策引导,做到放水养鱼。市和镇(街道)两级出台针对性的政策,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加以引导和扶持。一是鼓励建立和发展历史文化民间研究保护组织。对现有组织以及新建立的组织,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二是鼓励自筹资金,建设民间文物保护场馆等设施。对于民间自筹资金建设博物馆、展示室等场馆设施的给予一定比例的配套补助。三是搭好平台。对于民间举办各类相关学术研讨、宣传展示的,除给予适当经费补助外,需要冠以市名义主办的,通过一定程序允许冠名。四是褒扬典型。对于成绩比较突出的组织和个人,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
文物保护成果篇6
一、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
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有着丰富的文物资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旅游业是以文物资源为主导，对现代人来说，历史就像一个谜团，而文物就是打开这个谜团的钥匙，人们希望通过对文物的了解感受历史，铭记过去，人们的猎奇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文物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文物能够充分反映该时期的社会形态，因此，很容易给当代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文物古迹进行观览，不仅使人们对历史有所了解，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使人们的身心得到陶冶，而且缓解了人们由于工作带来的精神压力，因此，以文物资源为主体的旅游业受到了大家的青睐，也成为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发展旅游可促进文物保护
首先，大部分人士认为，文物实际上就是旅游资源的一种，并且有着极高的价值，在旅游业的逐渐发展过程中，文物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了广泛认可。可以说，文物资源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想保证文物资源不断为旅游业创造价值，就必须对文物资源进行保护，文物保护不仅是提高旅游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更重的是，是现代人对历史的的保护和尊重。文物资源的不可复制和不可再生，决定了文物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将很难修复，甚至无法修复，不仅降低了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而且，失去了文化瑰宝，为了实现文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因此，加强了对文物资源的保护力度。其次，文化旅游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文物保护经费紧张的问题。我国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因此，文物数量非常之大，文物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对文物资源进行保护，对于国家来说，财政拨款需要宏观分析，综合考虑，将全部财政拨款用于文物保护时不现实的。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资金十分紧张，同样不能满足文物保护的需求，因此，每年都会有一些文物因为无法得到维护和修复，导致其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文物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文物保护工作。地方经济的增长离不开文物资源的深度开发，无论站在哪种角度上来看，都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第三，文化旅游加强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了解，人们在观览时，获得精神上的陶冶，在深深感叹古代人民智慧的同时，由内而外生发出爱国意识，从而文虎素质得以提高。激发了人们保护文物的意识，有助于形成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氛围，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着积极意义。
三、旅游业的发展给文物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并非全部给文物保护带来了积极作用，其负面作用也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文物会产生一定的破坏，这种破坏主要体现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时，为了美化景观，方便有人游览，因此需需要修建园路等基础设施，对于一些旅游景点较为偏远的地方来说，宾馆、饭店的修建也是必不可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给文物带来的负面影响，个别文物被破坏。虽然有些建筑还没有对文物产生直接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是长期的，将成为威胁文物安全、完好的重要因素。其次，目前我国旅游业中的文物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高，缺乏专业知识，在进行保护的时候，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保护的作用，反而破坏了文物，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同时，旅游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相关部门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文物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破坏，上述种种原因，都不利于开展文物保护工作。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旅游部门只顾眼前利益，忽视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文物保护，在短期内，为了快速获取利益，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对文物进行大面积的掠夺式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文物的寿命缩短，甚至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第三，从目前来看，我国部分游客的综合素质不高，到景区进行游览时，无视景区规定，随意在古建筑上乱写乱画，攀爬古建筑物，有的文物已经采取一些范湖措施将其保护起来，而游客全然不顾，仍然跨过去，随意触摸和踩踏。同时，我国人口较多，每逢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涌入个景区观览，人体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会给一些文物带来影响，增加空气中的湿度，在长时间的作用下，很容易出现浸蚀现象。
四、文物保护与经济旅游系统发展的措施
在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方面，必须以保护文物资源为基础，在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的积极作用。有些人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必定会给文物带来破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两者非但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关系。传统的文物保护，是将文物藏起来，不公之于众，表面上看似保护了文物，而实际上是对文物价值的否定，我们知道，文物代表的不仅仅是珍贵的物质，更重要的是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果相关部门将文物“藏起来”也就失去了文物的意义，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文物的保护工作实际上就是对文物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用，将其内在发挥出来。但是如果相关部门，如果只在乎利益，将文物作为赚钱的工具，无尺度开发，应该得到每一个公民的谴责。保护文物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遵守国家想干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在对文物的经济功能挖掘时，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加大对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保护文物意识，是人们意识到文物的珍贵，从而推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文物部门与旅游部门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应密切配合，建立兄弟般的合作关系。第三，文物部门要转变传统的保护意识，逐渐转变被动管理的局面，在不断探索过程中，形成先进的文物保护体制。第四，最为旅游景区，要站在长远的角度考虑，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迷惑，严格限制景区内的人流量，加大景区内的监管力度，杜绝威胁和破坏文物事件的发生。
五、结语
文物保护成果篇7
［关键词］纺织品文物；材料属性；保护修复技术
［中图分类号］G26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116-03
我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便以丝绸古国闻名于世，但是我国对纺织品文物的考古及保护修复工作却是由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开启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纺织考古收藏、科研、保护修复等工作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1991年以来，平均每年十大考古发现中都有一项以上为纺织品的出土，我国也成立了第一家以纺织品文物的科技考古和保护修复为目的的专门机构──中国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之后又有很多从事纺织品文物的科研及保护修复实验室成立，如2001年，随着法门寺地宫出土纺织品的保护工作的开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一起成立了纺织品保护实验室。
欧洲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强国包括英国、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美洲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少数南美国家。国外的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特点主要是重视预防性保护、谨慎科学地对待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的制定和保护修复方法的选择，并且也会对与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宗教、种族等因素进行探讨，充分利用积极因素，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促进工作探索。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印染、刺绣的国家，丝绸更是我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但是这些文物由于材料属性使其保存困难且易受损坏，加之气候、环境等外部因素，许多出土的珍贵织物由于无法保护和保护不当而毁损。因此研究保护修、复纺织品文物的方法对妥善保护我国丰富的纺织品文物资源、更好地研究我国的纺织和丝绸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纺织品文物的材料属性
纺织品文物主要有丝织品、毛织品、棉制品和麻织品。在距今500年前后的史前时代出现的丝绸曙光，发达于商周时代。西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开辟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的交流，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创造人类新文明，均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丝织品则是当时开启通往世界大门的钥匙。丝织品由蚕丝加工而成，蚕丝是一种天然蛋白质纤维，是由蚕体内绢丝腺分泌出的丝液凝固而成，主要含有丝素、丝胶及少量其他物质。丝素、丝胶蛋白质中的主要氨基酸为甘氨酸、丙氨酸、丝氨酸和酪氨酸等。因此，丝织品易损、易氧化、易在水解作用下发生变质，这对丝织品的保存时间及质量有严重影响。在现存文物中，发现最多的纺织品文物就是丝织品，并且有很多文字、图像等均记载于丝帛之上，所以对丝织品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进行研究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为科技考古所用。
古代毛织品的原料主要有羊毛、兔毛、牦牛毛、骆驼毛，毛纤维的主要成分是天然蛋白质。我国发现最早的毛织品文物是1980年4月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罗布淖尔孔雀河古遗址发现的粗毛织品。1978年秋，在新疆哈密地区五堡遗址有精美的毛织品出土。这说明当时哈密地区的毛纺织染技术已有很高水平。
最早传入我国的棉花是原产非洲的草棉和印度木棉。非洲草棉产量低，纤维品质较差，种植面不广，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仅限于新疆。印度木棉传入我国的时间要晚一些，它结核多，产量高，棉花的纤维一般长1寸左右。中国发现的棉制品文物有：1959年在新疆民丰东汉遗址出土的棉织品有蓝白印花棉布、白布裤和手帕等残片，1964年吐鲁番晋墓出土的一个布俑以及1959年在巴楚脱库孜沙来晚唐遗址出土细密的棉布等。
我国古代人民最早使用的纺织品就是麻绳与麻布。新石器时代遗址、商墓、西周墓、战国楚墓等都出土有麻布，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苘麻的双股麻线和三股草绳、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两块大麻布残片、陕西宝鸡西周墓里出土有平纹麻布等。这些文物说明当时已经有绕线框、斜织机等较先进的织具。
无论是植物纤维还是动物纤维的纺织品都有一定的吸湿性，并且具有一定的蛋白含量，所以非常适宜微生物的生长，也就很容易导致纺织品发霉腐烂，但是每种纺织品材料上生长繁殖的微生物又不尽相同。因此，纺织品文物的材质属性的判断对保护和修复非常重要。
二、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研究
国外在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上有着丰富的沉淀，虽然受体制、人力、资金的限制，但是得益于他们对保护修复实用技术的开发、交流和推广的重视，不时有大的文物保护技术突破或科技创新。而国内现在的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与国外同领域相比，由于发展历史较短，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主要体现在：专职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专业人员数量有限；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专业教育培训体系落后；绝大多数纺织品文物保存环境差，保存设备和材料落后；专业保护修复实验室和科研机构数量少等。因此，总体来说，国外的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水平要高于国内。
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修复技术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针对具体文物进行具体处理的技术，另一类是可以标准化的规范性技术。前者主要包括考古处理、清洗、加固各环节中的技术，而后者主要是在文物进入博物馆后的修复、保存等技术。
（一）揭取技术
纺织品通常由植物纤维（棉制品和麻织品）或动物纤维（丝绸和毛织品）组成，植物纤维中的纤维素易发生水解，动物纤维中的蛋白质易发生酶解和降解。当其从埋藏环境中发掘时会加快氧化反应，使有机纤维炭化；紫外线会使纺织品中的丝纤维氧化降解，使之断裂、褪色；高温则会使织物发生霉变。而且地下的环境通常湿度大、缺氧，可能会使纺织品水解，不堪提取。因此，当出土文物中有纺织品文物时，最好先整体移到避光的室内，再进行揭取等操作。
李玲、张晓梅等人对古代丝绸的老化和保护做了研究，刘秋香、吴顺清等人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热分析、红外光谱分析、X射线衍射等现代仪器分析方法对古代丝织品的降解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表明，丝织品经过长时间的地下环境的影响，其质地不再致密均匀，丝蛋白的构象发生了变化，钛键、碳键断裂，结晶度变小，热稳定性变差等，使古代丝织品失去了原有的强度和手感。因此纺织品揭取要掌握好揭取时的干湿程度。如果含水率过高，织物会呈烂泥状；如果纺织品湿度过低，纤维无弹性，不耐折、压。这时揭取，也会造成织物断裂，甚至成粉末状。在揭取出土织物时一定要掌握好干湿度，将织物用卷曲的方法，进行揭取。其总的原则就是通过温湿度的改变逐步使织物之间的粘连强度改变，进而进行揭取。
（二）回潮技术
回潮法对于抚平褶皱、展开折叠、剥离粘连、去除印痕及校正扭曲变形等操作有很好的辅助效果。回潮法指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法，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以可觉察的湿气而非潮湿或饱和湿气为物态来增加纺织品纤维的含水量的技术操作。在回潮操作之前，应考虑纺织品的湿度敏感性、回潮中的发霉及外观变化等问题；在选择回潮方法时需考虑文物大小、结构、纤维强度及回潮时间等因素。
回潮的基本方法可以分为密闭式和敞开式两种模式，简易帐篷式回潮法是最简便的密闭式回潮方法，主要的加湿手段有容器水挥发法、饱和盐溶液法、硅胶法、水含体释放法和超声波加湿器法。密闭式回潮还有湿度自动控制回潮箱回潮、低压吸力操作台回潮和半透膜回潮。开放式回潮方法主要有房间环境控制法、冷膏状含水体法、蒸汽法、加湿器法和化学试剂法等。
（二）加固技术
加固是近年来纺织品文物保护研究取得成果的一个方面，主要用于粘附在器物之上的纺织品。首先要去掉织物表面的泥土和杂质，用丝网贴在采样的织物上以防止散落。起初是利用稀疏的锦纶丝网，下面填以棉花或丝棉。例如，在保护修复一件1821年产的彩绘镀金旗子时，将丝绸绉纱染成旗子颜色，在绉纱表面涂上粘合剂，并加热粘合在旗子上，使脆弱且已断裂成许多块的旗子平展完整地展示出来，效果良好。后来由湖北省的文物保护人员改进为用微生物法来加固脆弱丝织品，主要原理是利用乳杆菌分解丝绸角质化的物质为糖类和有机酸，并将这些代谢物用醋酸杆菌转化为纤维素，从而达到加固无强度丝绸的目的。稍后，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浙江理工大学开始尝试用丝蛋白来加固脆弱丝织品。
（四）清洗技术
国外有的专家就纺织品文物表面的有些污渍该不该洗掉以及洗掉的利弊进行了讨论，有的对纺织品文物该不该用不可逆的湿洗操作发出了质疑。但是，不清洗就可能使该文物继续遭受泥土等所带来的病害隐患，对文物的长期保存不利，因此清洗处理过程是保存文物原真信息或者保护文物本体材质的选择过程。一般情况下本着布兰迪的最小干预性修复原则进行判断，对文物施加的技术手段越少，干预越少，文物保留的信息越多，为后人留的空间就越大。
在纺织品文物保护初期，由于条件所限和认知不足，对清洗文物的水质因素没有进行考虑。随着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多种经过不同处理的水曾被用于纺织品文物的保护，用水的质量和要求逐步提高。路智勇等人对这些用水的水质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普通自来水含有杂质和重金属盐，若用于纺织品文物的湿洗或回潮操作，不但会影响表面活性剂的清洗效果，还会带入新的污染，并可能对纺织品纤维的水解、织物染色的稳定性和老化产生影响；软化水的水质并不高，并且其中存在大量钠离子，对某些染色纺织品文物是非常有害的；纯净水较高的电导率标准、含有机物及偏酸性，矿泉水含有多种金属阳离子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不宜在纺织品文物保护中应用；纯度较高的蒸馏水基本适宜在纺织品文物保护中应用，但它的溶解力很强，使用时需要进行判断；使用去离子水时也需要考虑纺织品文物及其附属材质的老化程度和保存状况。
（五）针线法技术
对纺织品文物进行修复常用针线法技术，缝线的材质、染色、强度和粗细，缝针的材质、粗细、弯曲形状，缝线在文物残破区的应用针法、分布区域和密度选择，以及对不同类型织物服饰所应采取的针线处理方法都是针线法技术的考虑范围。简言之，针线法修复就要对其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进行选择。总的来说，修复材料及修复工艺的选择应与纺织品文物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尽可能的相同或相似，但修复后效果也应有所区别，以体现布兰迪修复理论中的可辨识性修复原则。
（六）染色技术
染色技术是纺织品保护修复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将优质的丝绸、棉、麻等纺织材料或缝线经过恰当的预处理及染色后，用于文物背衬托护、表面覆护，或用作展览背景及包装材料等操作是纺织品文物保护常用的方法。国外对纺织品文物的染色非常重视。美国纺织化学与色彩学研究组织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纺织品实验室分析方法进行了总结。1994年，瑞典学者对古代织物上使用的红色染料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研究。2004年，瑞士阿贝格基金会博物馆发表了关于古代织物染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染料化学组成、来源与分类的研究结果。国内由于缺乏对纺织品保护修复过程中染色技术的认知和重视，没有相关的修复染色实验室，也缺少对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在染料选择、织物材料选择及预处理方面的认知，在文物染色上的使用成果不是很让人满意。
纺织品文物保护实验室染色过程通常包括对纺织品的预处理、具体的染色过程、染后清洗和整理。染色技术在染料、添加剂及染色工艺的选择都应该以不会对文物带入新的有害物质，有好的色牢度及耐老化性为前提。纺织品的染色预处理是用来降低现代纺织工业使用的添加剂对织物的老化速度的。我国古代纺织品的着色剂分为植物染料和矿物颜料两大类，而相应的染料施色方法称为“草染”和“石染”，“草染”是利用染料分子与织物纤维之间通过化学键结合而染色，而“石染”则要借助粘合剂使颜料与织物结合。染色的方法主要包括：染液煮染法、染液浸染法和染液蒸染法，其中煮染法的操作最为简单。
（七）除霉技术
纺织品的纤维原料主要成分纤维素和蛋白质，它们是微生物的理想营养源，因此防腐防霉是保护文物的重要方面。要控制纺织品文物保管库的湿度、温度，以防止织物腐烂与霉变。对出现腐烂霉变的纺织品文物，应该根据纺织品文物性质及害虫的生命特征进行处理。纺织品文物常用的防腐杀菌方法主要有物理及化学方法，物理方法主要有冷冻法、去氧充氮法、微波法，化学方法主要有熏蒸发。
三、结语
加强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修复研究工作是当前纺织品文物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应加强纺织品保护修复技术的研究、交流、总结，培养专业人才。这样，我国的纺织品保护修复研究工作才能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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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成果篇8
关键词:工业遗产,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工业遗产法律保护
一、工业遗产的概念一般而言,人们在遗产保护中普遍比较关注的往往是那些正统的、象征权力和高尚艺术的历史建筑,工业社会和技术的表现曾一度被认为是文明而不是文化。根据《下塔吉尔宪章》中阐述的工业遗产定义)工业遗产是指:“凡为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以及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均具备至关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坊和工厂矿场以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生产、转换和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用于住所、宗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
二、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模式
工业遗产旅游是一种新的旅游形式,是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中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以下特点:工业遗产是在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建立起来的旅游场所,通过保护性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形成工业文明,吸引现代人们能够了解,这种旅游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功能。如德兴矿山公园,就是为了保护和展示德兴的重要矿业遗迹,将恢复生态环境、增加休闲娱乐场所、促进矿业科研和科普教育等集遗产保护、观光体验、休闲娱乐、知识传播和环境恢复等功能为一体的部级乃至世界级矿山旅游目的地。对工业遗产实施保护有很多方法和方式,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在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主要模式。
1.原生态保护模式。这种主要是针对具有特殊意义的真贵工业遗产。这种在进行旅游参观的时候对于游客的素质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参观的人数、开放的时间等也有不同程度的要求2.建立主题博物馆。通过建立主题博物馆的形式展示一些工艺生产过程,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的工业区原貌和特征,激发参观者对工业遗产地物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2008年6月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将老厂区的装焊车间建设成为江南造船博览馆,作为2010年世博会的一个展馆,而厂区其他大部分建筑也保留在世博会企业馆,世博会后,将他们被改建成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群,并长久地保留。主题博物馆可以成为一项很好的旅游资源,无论对于当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都是旅游以及体会学习某段历史的好地方。
3.将工业遗产改造为创意产业园、现代艺术区,用以展示现代艺术、大型雕塑、装置艺术等。北京798从军工厂转型为国际当代艺术中心就是典型的代表,美国《新闻周刊》将这里评选为年度世界top12,首次把中国北京列入其中,2004年北京被列入美国《财富》杂志一年一度评选世界有发展性12个城市之一,原因之一就是798的存在。
4.让工业旧址成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场所。广东中山歧江公园堪称国内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一个成功范例。公园是在始建于1953年的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基础上建设的,适度保留了原有厂房和机器,并创造出现代人的休闲娱乐空间,使之成为一个公共性景观。
5.“废墟文化”保护。当今世界文化提倡“废墟文化”保护。
所谓废墟文化强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文化,罗马挖掘了一个“罗马废墟”,挖掘出来什么样就原样保留成什么样,北京的“圆明园”就是典型的“废墟文化”保护,如果对圆明园进行修建使其恢复原样,那么它所包含的知识和信息就会部分丢失。
三、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中出现问题工业遗产旅游是从工业化到逆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从工业考古、工业遗产保护而发展起来的新的旅游形式,具体而言,就是在废弃的工业旧址上,通过保护和再利用原有的工业机器、生产设备、厂房建筑等等,改造成为一种能够吸引现代人们了解工业文化和文明,同时具有独特的观光、休闲和旅游功能的旅游新形式。工业遗产旅游主要针对包含有丰富工业文化价值的工业遗弃地进行旅游开发,不论待处理的工业历史建筑规模多大、可利用空间多寡,只要他具有历史积淀和文化积累,就有可开发的潜能。这与目前国内正在兴起的现代工业旅游是有区别的。但是工业遗产的旅游开发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课题,在开发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问题:好心办坏事。工业遗产的确能够反映一个时期的工业面貌,但是很多有形的工业遗存都是大型的工业设备、厂房、机器等,占地面积往往也比较大,如何对这样的遗迹进行保存,必然需要经济投入,而经济投入如果没有任何产出,那么这种工业遗产的保护对于保护主体来说就会成为一种负担,特别当保护主体无力负担的情况下,这种工业遗产很有可能要遭到破坏而让位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建设的需要。所以保护主体会进行各种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双赢行为,比如我们今天谈到的旅游开发。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旅游开发的经济效果,就可能出现过度维护,反而使工业遗迹流失了以往的面貌,失去了被保护的价值。
既然是旅游开发,那么必然吸引游客,而过量的游客以及过于频繁的观赏,也可能导致该遗迹完整性被破坏。
在某些地方对于工业遗产的保护已经从政府作为保护主体进行保护向企业作为主体进行保护,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在工业遗产旅游开发中企业的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工业遗产旅游盈利项目的开发以及经营管理上,一方面企业在旅游开发中对于旅游地的各盈利项目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以市场为主导,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市场化运作,这里就出现了企业和政府行政关系的处理,还有企业和被保护工业遗产生活地居民之间的利益和义务协调问题。
环境保护问题。工业遗产公开供游客参观必然引起环境保护问题,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周边垃圾的处理等等。比如矿山景区开发,最要注重的就是环境的保护。矿山旅游开发中,坚持“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原则,在充分尊重自然、服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在景区开发建设中,凡是破坏、影响资源和环境的项目坚决不建,强调对景区内草木水土石不允许轻易挪动和砍伐,保持矿区原有的自然风貌,使景区建成后,依然绿树成荫,满目苍翠。同时,在景区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不断加快和完善景区环保设施建设,使景区实现真正的生态旅游,不断提高知名度,旅游收入逐年增长,从而使景区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
四、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法律保护完善的建议1.完善工业遗产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可以为非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单****法,可以从评价标准、保护原则和目的、主要及相关职责主体、保护性规划与专家接入机制等方面进行立法。工业遗产保护难点是近现代文物未被列入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中,保护工作处于法律盲区,这一状况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比如,与历史文物相比,工业遗产的“文物年龄”太短,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较差,后工业时代的转型才刚刚开始,目前,工业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开展主要依据的仍是2006年由国家文物局正是颁布的《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而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所以完善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是当务之急。在世界范围内值得借鉴的立法很多,比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世界遗产做了明确的界定、明确了保护程序及标准、明确了管理机构、明确了管理责任。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有必要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针对特定现象文化遗产,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文化遗产保护法通过立法,确立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建立管理体制,资金保障,展览利用,奖励制度,法律责任等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制定一定要规范,严谨,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不能太抽象笼统,不能赋予执法者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要加大法律的处罚力度明确文化遗产管理者,经营者和监督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2.建立高效的执法队伍和完善的监督机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投资大,见效慢,我们要建立一个严格高效的执法队伍,对执法队伍进行定期考核同时,,必须要建立文化遗产的监督机制,加强舆监督。
3.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工业遗产进行全民参与性质的保护。
公益诉讼是公民通过诉讼直接对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直接追究其违法责任,是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宪法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工业遗产是全体国民的共同遗产,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中引进公益诉讼制度,在文化遗产受侵害后,根据法律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可以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公益诉讼的最大特点是对传统诉讼中的原告范围扩大。
文物保护成果篇9
近日，南京市文物部门向媒体爆料，称某工地在挖掘作业时发现4座六朝墓葬，但面对文化执法部门的责令整改通知，施工单位置之不理，并连夜进行挖掘作业，导致一夜之间，新发现的4座古墓葬中3座被破坏殆尽。据悉，在此之前，该施工单位还曾发现两座六朝墓葬，均遭到破坏。
4月8日，南京市文广新局宣传处某负责人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违规强行施工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正在接受处理，考古人员得以进入建筑工地对墓葬进行勘探。
行政执法束手无策，文物保护部门借助媒体曝光的力量，才得以阻止施工单位继续破坏古墓，这是文物保护部门的无奈和困境。施工单位何以如此明目张胆违法，文物保护部门无奈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被埋葬”的古墓葬
今年1月初，南京市雨花台区有市民举报该区金阳东街南侧一处工地内发现了两处古墓葬。该市文物部门来到现场勘察后，确认两座墓葬为六朝时期的砖室墓，要求施工单位停止施工。但施工方却以“不知情”为由继续挖掘作业，两处六朝墓葬很快被夷为平地。
近日，南京市文物部门了解到，该工地在挖掘作业时又发现了4座六朝墓葬。为了避免这些文化遗存再次被毁，南京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于3月26日赶到工地现场，正式向施工单位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然而，施工单位却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字，并连夜进行挖掘作业。一夜之间，新发现的4座古墓葬又有3座被破坏殆尽。
南京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8日市文广新局会同市公安局和市博物馆，再次到现场调查，听取了建设单位对此事情况的汇报，做出了三项处理决定：一是要求建设单位立即停止施工；二是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进场开展考古勘探发掘；三是要求建设单位到文广新局执法总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进入现场的考古专家表示，由于施工方的“暴力强拆”，被毁墓葬的规模、形制、陪葬器物等信息已经无从得知。不过，在挖掘机翻出的土堆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长约2米的长条形石门拱，门拱两端各有一个圆形凹槽。据了解，这个石门拱与去年栖霞大埔塘南朝大墓出土的石门构件很相似，两个凹槽是用来安装石门柱的。
据悉，大浦塘南朝墓是南京迄今规模最大的南朝墓葬，墓葬内出土的一座刻满精美纹饰的石门，更是南京六朝考古的首次发现。该石门由半圆形门拱、两侧门柱、对开门扇、底部门槛组成，此次发现的石门拱虽然只是石门的一个构件，但足以说明该墓葬的等级之高。
“一般来说，六朝墓葬中只有等级较高的宗室贵族才有资格使用石门这一规制。”专家表示，根据墓志记载，大浦塘南朝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南朝齐梁时期王一级的宗室贵族。“这次发现的石门拱虽然比大埔塘的小一些，但墓主人的身份肯定也不会低，很可能是侯一级的宗室贵族。”
专家表示，从位置分布来看，工地内发现的6座墓葬相距都不远，很可能是六朝中晚期某个贵族的家族墓葬群。如果进行抢救性发掘，将为研究六朝家族墓葬的埋藏特点提供重要的考古实证。
如今，古墓葬被破坏的价值难以估量。毋庸置疑，这种破坏对文物界，是个莫大的损失。
我国对古文物的保护始于20世纪50年代。据了解，地下埋藏古文物，经过近60年调查研究掌握了一大批，但未被发现的仍旧十分丰富。文物保留地除了日常自然变化暴露的，更多是通过文献记载掌握，比如帝王陵墓等，但还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生产建设中发现的。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爆炸式扩张，越来越多古墓葬在施工过程中遭受破坏。2010年9月，在湖北鄂州市杜山镇杜山村7组的一个施工现场发现的三国古墓群，尽管当时文物部门也下发了停止施工的禁令，但施工单位仍继续施工，致使古墓遭到破坏。还有扬州西湖古墓，南水北调郑州段挖出的宋代古墓，合肥境内发现的“千年石棺”，等等，都几乎“被埋葬”在了挖掘机下。
文物部门监管无奈背后
考古界的悲剧，一再上演。多年来，考古专家不断呼吁“施工前先考古”。
我国《文物保护法》也规定，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例如，根据《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规定，地下文物埋藏区内或文物埋藏区外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向文物部门申请考古调查、勘探。
《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现实中，这些规定几乎形同虚设。据一位资深的考古专家介绍，在中国，只有诸如三峡、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的选址，其任务书中会提到文物保护调查，而对于一些符合审查条件的中小型项目，则没有请考古专家勘察。
据了解，大多数在施工中被破坏的古墓葬，如果工地施工前先考古，悲剧或可免。事实上，对于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古文物，我国法律也有详尽的规定，即发现后“立即上报”。《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如无特殊情况，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赶赴现场，并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对文物保护部门来说，这也并非是保护文物的尚方宝剑。像南京古墓葬被破坏事件中，文物保护部门曾几次阻止，文化综合执法部门也出具书面整治通知，但均碰了钉子，无法避免古文物被毁。
文物保护监管部门面对的除了施工单位，有时还有政府机关。2009年镇江市政府启动的“双井路片区旧城改造”项目进行中，发现了13座宋、元仓储完整仓基。公开资料显示，当初一发现这是一个大遗址，镇江市政府就给文化局下达封口令，并逐级层层往下传达至博物馆、考古队，不能将这一情况向社会透露任何消息，否则将会被开除。当时评论者说，这应是该宋、元仓储完整仓基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的根本原因。
“不立即上报的总体结果很严重。”中国文物协会研究员李晓东表示，不报告导致的破坏表现在，一是墓葬结构被破坏，二是殉葬器物摆放情况、器物本身被破坏。“这直接导致古墓葬的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被破坏，甚至造成历史疑案。”李晓东解释说，墓葬结构、器物摆放等内容，蕴含着一定的文化，而器物的部分缺失，可能导致现代人对某一段历史的错误判断。
一位从事建筑工程人士向记者分析说，施工方发现文物不上报有多项利益考虑，一方面根据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而对于大多数施工单位来说，最初并没有文物保护方面的预算，另一方面，发现文物上报后，文物部门需要时间勘察，根据对文物价值的判断，决定是清理发掘、长时期发掘，还是现场保护并要求建筑单位另行选址。这其中的变数难以估量，施工方的工期受到冲击，可能关系大额利益。
李晓东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一些中小型投资项目中地方投资多，当地政府出于GDp的考虑，不愿意上报。“而且当地政府也不愿落个破坏古墓葬的名声，因此还会极力隐瞒。”
三种法律手段惩治破坏
发现地下文物不立即报告，甚至恶意损坏，并非是违法无成本的行为。我国文物保护法对于损坏文物，哄抢、私分、藏匿文物等行为，都有明确规定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行政处罚是目前最常见的处罚手段。《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规定，有本法第六十六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负有责任的主管部门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009年5月，开发商在未经省级文物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强行拆除了近千年古寺释迦寺，这一事件曾震动了整个文物界。据了解，这座古寺被安徽省泗县政府违法拍卖给了开发商，当时文物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未被政府采纳。经媒体曝光后，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曾相继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家文物局派出督导组赴泗县实地督查，当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也相继作出批示，要求严肃查办。最终的调查处理结果是，泗县县委书记，泗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等有关责任人分别受到党内、行政警告处分；同时，对被拆除的释迦寺进行原址重建保护，所需费用由开发商独自承担。
南京六朝墓葬遭受破坏情况经媒体曝光后，南京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队长吴靖曾对媒体公开表示，施工单位在接到《责令整改通知书》后拒绝签字，并继续违规作业，对地下文物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作恶意损坏地下文物。根据《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未经考古调查、勘探进行工程建设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如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市文化综合执法总队将根据考古部门出具的鉴定结果，评估其破坏文物后果的严重性，并据此作出处罚。”
有网友评论称，破坏地下文物，即使最坏不过50万元罚款，这点钱对于建筑单位是毛毛雨，这样的处罚有何用？对于网友的这种质疑，李晓东表示，实际上，我国对文物破坏者的处罚并不缺失，不只有行政处罚一种手段，行政之后还有刑事处罚。
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规定，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过失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有文物保护法专家指出，一些家族古墓葬群，如果在施工中被破坏，还可通过民事诉讼手段进行维权。
惩治还须用重刑
从理论上看，城市建设过程中对文物的破坏，有很多法律追究的空间。但实际上，施工中破坏地下文物事件屡见不鲜，何为。有评论者说，是处罚轻了。
以行政处罚为例。综合公开的案例来看，施工过程中破坏文物的相关人员往往是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但责任追究时，一般对直接违法人员进行追究，而对于所涉及到的政府领导，往往未作追究，形成了违法无成本。
“这些人员受不到法律责任追究，个人利益受不到任何损失，不支付任何违法成本，他们可以一再违法行事，反成‘政绩’。”一位基层文物保护者认为，在这种氛围中，政府公职人员违法破坏文物事件不但得不到遏制，反而会愈来愈多。这种违法无成本或违法成本过低，是造成文物屡遭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晓东分析说，城市建设中地下文物破坏屡禁不止还有一方面原因是刑事处罚少。李晓东告诉《方圆》记者，过去对于破坏地下文物行为常见刑事处罚，现在基本不动用刑事处罚。“这是地方官员干预所致，一是出于投资与地方利益关系密切，二是地方政府大多持有‘鸵鸟心态’，极力隐瞒，怕留下破坏古墓的不好名声。”
记者通过网络搜索近年来施工中破坏古文物的案例后发现，没有一起公开案例中的责任人被处以刑事处罚。这样的事实也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很多人误以为，对城市建设中破坏古墓葬的行为只有行政处罚而已。或者正因为此，在南京六朝墓葬被破坏事件中，不管是媒体报道，还是有关部门的对外发言，也都只表明破坏文物者可能受到最高50万元的行政罚款，却没有提及刑事处罚这一手段。
李晓东呼吁，应该多用刑事处罚去惩治城市建设中破坏地下文物的行为，还应规定在城市建设中发现地下文物不立即上报，造成地下文物破坏的，不仅对直接责任人，还要对知情不报的单位进行处罚。“现有刑法三百二十四条规定了追究个人法律责任的情形，但没有提及单位，可以在刑法没修订情况下，根据出台司法解释予以追究。”
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更好地保护来自前置工作，防微杜渐。截至目前，全国共进行了3次大的文物调查，基本完成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的基础信息库，各地几乎都出版了文物分布的相关资料。记者了解到，目前有的省市为了避免城市建设破坏到地下文物，会将当地文物分布情况资料交给当地发改委备份，提议发改委在审批项目前，根据资料提示尽力避开文物保护区。
考古专家还建议，建设单位施工前应向文物部门备案，凡是文物部门认为有必要勘探的地区，应先考古再施工。
日本如何立法保护文物？
面对文物保护多方利益的交织纠结，我们将如何传承和守护好这些历史的文化基因，其他国家的一些立法经验和实践做法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文物保护方面也堪称典范。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即文化资财、文化财产），标志着日本战后文物保护制度全面建立，后又不断修改完善。该法的文物保护涉及面十分广泛，这也成为日本文物保护立法的一个特点。
文物保护成果篇10
年的经验表明，国家强则文化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国家的每一次发展和跨越，都伴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跨越，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事业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促进了文化遗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年的经验表明，文化兴则国运盛。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必然会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和强盛。国家的复兴和强盛，必须有先进文化作指引，建设强大的国家软实力，要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弘扬先进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培育国民素质、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和功能。
只有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大业，文化遗产事业才能实现蓬勃发展；只有大力发展文化遗产事业，中华民族才能迎来更加灿烂的未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明地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要求。要充分认识十七大提出的这一战略部署的重要性，把握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形势，认清肩负的重大责任和使命，坚定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今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这是在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着眼于推动十七大关于党的建设总体部署的贯彻落实，重点研究解决当前党的建设中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紧迫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科学判断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认真总结今年经济工作，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面部署明年经济工作。全国文物系统要认真领会，切实把会议精神真正把握到位、贯彻到位，切实把中央的统一部署与文物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找准角色定位，努力使文化遗产工作成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促进者，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积极力量。
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我们砥砺奋进、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外部环境剧变，自然灾害频发，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分析、准确判断、果断决策、从容应对，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统筹做好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全国文物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主动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行职责，扎实工作，积极有所作为。稳步推进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实地调研形势喜人，目前全国已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89.2万处；进一步深化博物馆免费开放，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达1447家；扎实开展震后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一大批受损文物得到及时修缮；积极做好文物安全工作，努力建立文物安全工作的长效机制；文物保护基础工作卓有成效，重大文物保护项目进展顺利，考古和大遗址保护工作稳步开展，世界遗产事业扎实推进，博物馆事业成效显著，社会文物管理力度加大，文物外事工作持续开展，宣传工作日趋活跃，保持了文物事业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在最近一次的国务院机构调整中，国家文物局作为加强部门，增设了督察司。国家逐年加大文物保护经费投入，年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补助经费达48.6亿元，是年25.2亿元的1.93倍。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多次对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批示，本文来源：次亲临文物、博物馆单位指导工作，这既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殷切期盼和充分肯定，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信心和决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正处于由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强国迈进的关键阶段。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相比，与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提出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期待相比，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工作依然薄弱，基本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文物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经费投入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需求尚有较大差距，人民群众尚未充分享受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适应时展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体制有待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全国文物工作者要认清肩负的责任，牢记神圣使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加快建设文化遗产强国，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遗产事业实现新的跨越。
我们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文化遗产工作的主线。文化遗产事业必须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善于从党和国家大局中找准工作定位，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把握文化遗产事业的历史方位。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总要求，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部署，抓住国家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支持保障力度的重要机遇，抓住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有利契机，全面推进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要推进重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充分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为调结构、促转变、扩内需、惠民生、保稳定服务，增强文化遗产事业服务大局、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把保护和传承作为文化遗产工作的主题。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识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承载着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基本元素和主要标志之一。要用世界的眼光、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要切实贯彻党和国家的文物工作方针，处理好保护、利用和传承的关系，把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积极因素。要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让文物、博物馆单位成为城乡最美的地方，成为城乡最有品位的文化空间，成为城乡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我们一定要把融入社会、促进发展作为文化遗产事业的使命。文化遗产事业融入经济社会，既是文化遗产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促进自身发展的积极举措，也是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的主要途径。近年来，我们推进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经济建设、融入社区生活、融入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彰显城乡魅力，推进了城市的产业转型，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促进了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社会、促进发展等问题，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与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与环境改善相结合。要认真总结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建立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强宣传和普及工作，主动争取全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努力营造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建设和谐共融、协调发展、互利双赢的新局面。
我们一定要把保护成果惠及民众作为文化遗产工作的宗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是文化遗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遗产保护只有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由人民共享，才能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要进一步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强调各级政府文化遗产保护职责的同时，积极研究制定发挥人民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政策措施，拓展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要进一步强化广大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情感联系，无论是在文物保护修缮和考古发掘等工程中，还是在博物馆建设和陈列展示等工作中，都要对人民群众满怀深情，都应该积极取得当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要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坚持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有利于传统技艺传承、有利于惠及民生的原则，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关注群众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努力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努力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们一定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动力。文化建设，重在建设，贵在创新。今天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是改革创新的成果，解决当前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仍需要改革创新。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突破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年底前基本完成改革试点任务。要贯彻“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府投入、调整资源配置，积极推进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国家保护为主并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最近，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建设的通知》，各地要按《通知》要求，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加强文物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内设专司文物行政执法督察的机构，有条件的地区都要成立专职的文物行政执法队伍，作为推进文物管理机制创新的重要内容。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双边协定，开展更有深度和实质性内容的合作。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扩大对外文物展览的影响，拓宽人员交流和科技合作渠道，不断把中华文明推向世界，提高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全国文物系统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紧迫意识，振奋精神、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以更加扎实的工作、更加昂扬的斗志，坚决完成好年的各项任务。
要科学制定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规划。年是实施“”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实现《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的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个阶段性目标的最后一年。要认真做好阶段性目标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规划的总结评估工作，科学编制文物事业“十二五”规划。要遵循科学发展的要求，综合考虑“十二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特点，加强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研究，科学确立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提出重大改革和政策举措等，着力解决文物事业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要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李长春同志先后九次就中国文字博物馆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最近，他在河南博物院考察时，再次就博物馆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把博物馆建设和免费开放工作做好。博物馆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目前，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的数量已占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的76%。要把深化博物馆免费开放，作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探索和建立免费开放的长效机制，推进博物馆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要进一步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有机统一起来，丰富展陈内容，创新展陈手段，不断增强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要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精心筹备和确保成功举办年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继续做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周密组织转段工作，加强新发现文物保护。做好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审工作，尽早形成推荐名单上报国务院。稳步推进文物、涉台文物、地震灾后文化遗产等保护抢救工程，做好南水北调等国家重大建设工程中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推进大遗址保护，开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和管理。开展文物行政执法专项督察。推动《博物馆条例》等立法进程，完成馆藏珍贵文物数据库建设工作，加大中央地方共建部级重点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建设。做好科研成果转化和人才队伍建设，办好对外文物展览。办好年国际古迹遗址日、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文化遗产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