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1
自近代以来，人们崇尚那些颇能为健全的常识所能理解的真理，冷淡了负载着人类尊严和价值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过分夸大了科学的功能与意义，用科学诠释、图解形而上学的对象。康德哲学努力的方向就是要维护、重建形而上学，对理论理性进行批判以阻止其对实践理性的侵越和取代。康德首开了科学技术（理论理性或称科学理性）批判的先河。继康德之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也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强烈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是反科学主义（或科技主义）的哲学思潮。它把科学狭隘地归结为“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在这方面其并没有超越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主义哲学家对科学的理解。但是由于现代人本主义者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本质就是非理性的生命体验（或者情感、意志、本能等等），现代人本主义与现代科学主义哲学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科学与理性根本不存在实在的意义，只不过是人类意志的工具而已，只有非理性的生命体验（或情感、意志、本能等）才是人的真正本质，是真实的存在。这就是说，与科学主义强调的科学世界在认识上、技术上有意义，而人文世界在认识上、技术上无意义的观点背道而驰，人本主义哲学家强调认识（科学）世界没有实在的意义并且与人文精神相对立，而只有体验（人文）世界才是真正的存在。［2］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视域中，科学导致了工业化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从表层上看，现代西方的工业文明是导致工业化社会中生产、经济、政治、文化等异化现象的根源，但从科学以多种方式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科学已转化成第一生产力这个意义上讲，工业化社会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应该说是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实践结果。人本主义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工业文明不可能成为人的本质实现的基础，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不可能产生于工业文明。人本主义思想家要求把人确立为终极价值，或者要求克服科学异化的弊端，或者对科学技术持否定的态度。
科学与人的本质。马克思主张应当联系着人的本质来看待科学的价值。无论是马克思之前的康德还是马克思之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科学技术批判的理论对科学的理解都局限在一般的意义即“有用性”上。根据他们的理解，科学技术可以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丰富人类的物质生活，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可以塑造坚毅的性格，科学探索所需要的创新性、民主性等特点对社会进步会产生正面影响。这种科学价值观是正确的，但也是狭隘的。在马克思看来，康德、人本主义思潮等关于科学技术的批判正是囿于这种狭隘的科学观而把科学和人的本质对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象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他们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3］128马克思认为科学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和展现具有本体性意义。首先，马克思强调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就是人的自我认识，科学的认识过程就是人的自我认识过程。自然界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人的直接对象，它是确证人的生命和本质力量的必要对象。人类的主体地位及其意识、选择、评价等主体特质，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功能，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认识功能正是在对自然本质的认识中确立和显现的。这就是说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普遍性是在他的创造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对自然界的加工过程中，在创造性地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把自己的生命力对象化，并通过参加人们的共同事业而确证自己是自觉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指出：“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他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他们的自我认识”，［3］129由此马克思把人看成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把自然科学看成是关于人的科学。其次，科学指导的工业最明确地表现着人的本质力量。人类在工业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拓展了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也把整个感性世界都变成实践的对象和实践的产物，展示了自身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3］127人们在工业实践中把自身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改造对象世界使自在的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如果我们把工业看成是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强大手段，那么科学就是产生和发展这一手段的源泉。自然科学与人之间借助工业这一纽带发生了必然的历史联系。马克思就是基于以上观点得出科学（包括科学活动本身也包括科学成果的实践）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和展示具有本体性意义的结论。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科学异化。马克思认为科学确证和展示着人的本质，肯定一切科学都是生活的科学，并非否认科学对于人的异化现象的存在。他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4］其实，马克思对工业化社会中包括科学异化在内的种种异化的揭露和剖析都极大地超越了人本主义思潮所揭示的范围，并且阐明了异化的实质、根源，提供了科学看待异化现象的辩证方法，指出了扬弃异化的最终途径。［5］马克思总结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存在于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异化现象。这种种异化是工业化社会或工业文明的异化。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及劳动的异化理解为宗教异化的现实基础，理解为国家、法、意识形态等异化的现实基础。马克思高度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四个内在规定性。第一，劳动者同它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即“物的异化”。这一规定性表明工人生产的产品与工人占有产品的数量成负相关。第二，劳动产品的异化即“自我异化”或“活着的异化”。这一规定性表明劳动成为劳动者异己的东西，而不是劳动者自愿的活动。劳动使劳动者遭受精神、肉体的磨砺。第三，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关系。马克思认为人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即生产活动确证自己是类存在物。生产活动是人能动性及类本质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中，生产活动成为维持动物性谋生的手段，从而产生了人的类本质与生存手段的对立。第四，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这一规定性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类本质相疏远、异化，也必然与其他人相分离、相对立。这一规定性表现着人同自身的异化，也表现着人与他人的异化关系。［6］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已演变为外在的、强制的谋生手段。劳动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还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与它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3］91－92在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是异化的社会，其中充斥着物的统治。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工业化社会中全部异化关系的实质和根源。生产活动即劳动是人类最根本、最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人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因此异化劳动必然引发其它社会活动领域和社会关系中的全面异化。马克思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所以作为劳动产物的科学必然伴随劳动的异化而显现出异化的特质。马克思在此强调科学异化的根源在于构成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劳动的异化，而非根源于科学自身；科学异化的实质是人的异化。马克思对劳动异化内在规定性的解释即科学发展要遵循生产规律、由生产规律支配历史的观点成为他关于科学异化扬弃的理论前提。“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3］120也是消除科学异化的最终选择。
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2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思维向度
abstract:marx''''secologicalethics,elucidatedineconomicsandphilosophymanuscriptin1844,hasadoptedthedoublethinkingdimensionsandtheoreticalcontext:humanityorienteddialecticsandvaluecriticisminthelightofsocialethics.Hisecologicalethicsiscloselyrelatedtohisdefinitionofthenatureoflaborandhumanaswellashisexplorationofcommunism.inmarx''''sview,communismcannotonlychange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societyunderprivatepropertycondition,butalsochangethatbetweenhumanandnature.onthisbasis,marxfurtherexploredtheoperationofecologicalethicsfromtheperspectiveofmaterialproductionandindustrialpractice.
Keywords:youngmarx;ecologicalethics;thinkingdimension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给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其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多重思维向度。
一、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生成的背景与思维向度
《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和多重思维向度。其中蕴涵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综合与多重思维向度的交织、碰撞，既包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又有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印记。
首先，马克思在阐发其生态伦理观的过程中，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一是马克思从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思维向度，揭示了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他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的《异化劳动》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0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二是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样工人所直接拥有的感觉就单一化、片面化、贫困化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把被私有财产片面化了的人的感觉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解放人、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都必须依赖劳动。因而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在理论的阐发中，马克思主要采用的是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话语。一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类本质出发，阐发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二是马克思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和动物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性的比较中，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思想。他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生产的方面对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本质作了以下精辟的分析与比较：“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他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从上述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劳动具有广义的伦理内涵：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生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时人还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不仅包含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和伦理功能，而且也蕴涵了劳动的伦理价值。这成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内涵
首先，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进而奠定了其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他认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上说来，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因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里，马克思不仅从意识与实践的视域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说明，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对待自然，因为自然既是人的“精神食粮”，又是“人的无机身体”，因此对待自然的态度便是对待人的态度。由此推论，若是践踏自然无异于践踏人的生命。因此，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尊重人及其生命。
其次，马克思从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视域，进一步阐述了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观。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作出了以下的伦理推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再者，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和伦理（应是）话语，而且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其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
一是马克思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以上述的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通运动的一部分，正象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指认识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心理学（认识论）没有包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科学。
二是马克思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继续以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论述了自然科学与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而，它“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首先，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他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2］128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其次，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论证道：“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因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说法。
三、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建构的启示
尽管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多，但《手稿》中所阐发的科学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作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对当代仍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理论与实践价值。在当代，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实践的方面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自然-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们面对环境污染、化学废料和生态圈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的严峻事实，重温马克思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论述，很受启发。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曾指出：“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地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来战胜自然；他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持自己。然而实际上自然就其普遍性来讲是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它也不会屈从于人的目的。”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社会-自然的系统之中，并且把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2因而重新认识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并确认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在推进这一系统协调运转的道德责任，将马克思描绘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图景变为现实是当代全球性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自然伦理观的论述，对于我们建立科学伦理规范体系、确立生态道德范畴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规划都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引导作用。就科学伦理规范体系而言，自然伦理观是其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为科学伦理学揭示，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人事之法天”到“人定胜天”的历程后，经过反思，现在正向着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这一过程中，其关键就在于必须按照马克思在《手稿》所说的那样，“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此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正如马克思所推断的那样，“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即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
其次，在生态伦理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科学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当代更有其深刻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在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异化的形式与当时的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功利性即“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以及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的单一性——求真密切相关。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它更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潜能，因而在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上，必须注重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同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必须由原来单一的求真型向求真、臻善和达美的三维型结构转化，从而形成以求真为动力、以臻善为目标、以达美为指向的三维价值目标体系使自然科学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为了实现当代科学的伦理价值目标，在理论层面上，必须处理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道：“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他还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科学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进而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当代生态伦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伦理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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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3
一传统审美认识论的制约
鲍姆嘉通定义的美学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将美学与理性认识对立了起来。康德欲以《判断力批判》作为《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间的桥梁，将两者统一起来，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却把它们严格割裂开来，并认为:“没有美的科学，而只有美的艺术。”①黑格尔继康德之后更明确地表述:“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因为只有形象才是外在的显现”，②而抽象的科学理论是不存在形象的。这就为以后美学研究中有关对象的审美性质立下了一条根本性的不可逾越的法则。克罗齐在此基础上对美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然而结论是:“逻辑的或科学的形式，就其为逻辑的或科学的而言，必排斥去审美的形式。一个人开始作科学的思考，就已不复作审美的观照;”③到了20世纪初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干脆用“奥卡姆的剃刀”，将美从自然科学中彻底剪除了。美学大师们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一个简单但没得到检视的理由是，试图为一个抽象的理论借以可形象化的机制，已超出了科学研究的正当要求的范围。对此，著名科学家霍金不无愤慨地申斥道:“哲学家如此的缩小他们的质疑的范围，以至于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都说道:‘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这是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以来哲学的伟大传统的何等堕落!”④马克思认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也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那样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⑤即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对象中才能展现出来。人的本质，总是处于历史性的发展之中，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只有当存在作为其认识对象的时候，存在才成为其对象，且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有相应的“人化的自然界”。自然界对于非人化的主体而言，只能是陌生的且无本质力量可确证，作为科学研究与创造过程中的科学家的审美观造也就不可能为他者所承认。因此“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⑥审美对象只向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人生成。在实践中，具有真正辨证思维的人并不只用一种方式观察世界。科学还没有发现，负责抽象思维的大脑左半球在计算时而形象化思维占主导地位的大脑右半球就停止运动，反之亦然。所谓科学理论的抽象性与艺术的形象性两者只是相对而言，科学理论的传达同样也需要思维的形象化。许多科学家为了解释经验数据和现象的功能，在其理论假设中就构成了可形象化的结构或机制。“宇称不守恒”这个原理在表述上就使用了形象语言，非欧几里得空间被刻画为处于第三维中的—个两维弯曲表面，Dna螺旋被形象化为盘旋而上的楼梯，等等。狄拉克的话也许对我们有所帮助:“为了作研究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而不知前面存在着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很想把要研究的东西形象化，对此，投影几何的确提供了最好的工具。”⑦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续密思维方式和艺术家的思维形象化之间所存在的距离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科学理论不仅存在形象化的陈述模式，而且有些形象化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霍曼夫认为，爱因斯坦对形象化机制的偏爱，本质上是美学的，直观的。持否定意见的人没有看到，科学发现与艺术创造同样是智力活动的结果。在科学研究与创造过程中，审美经验仍然是处于知性之下的那种直接、质朴，而非康德等美学大师们所称谓的审美与概念无关。同时，科学研究与创造中的理论形象化的选择，其经验适宜性的大小影响到理论的陈述，且形象化的实体要与理论的审美性质保持内在的一致。科学家依据自身的审美偏好来决定形象化实体的审美模式。美国科学哲学家米勒认为，在创造过程中，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要靠形象化这个模糊的但又具有审美意味的术语来描述人们对组合的选择。
二理论传达物审美属性的悬置
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衰落，但其影响则长期流存。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估价模型认定，即便科学家对科学理论的陈述需要传达物，但作为科学理论的传达物不应该在理论估价中作审美的审视，因为那是与逻辑或经验的标准相冲突的。尽管科学理论是抽象实体，它是我们的视听觉所无法遭遇的，但科学家们是通过传达形式来表述自己的思考理论的，这已被现代心理学研究所证实。
科学发展到今天，从来也没有什么实验能够确定一个物体相对于绝对空间是处于静止状态还是处于绝对运动。科学理论的陈述必须要借以一定的传达物，即便用的是最抽象的符号公式，总要以某种语言或代码去传达这个理论或者对这个理论进行编码。后者相对与前者来说，是一种抽象的具体，它是理论的传达存在，并且往往具有显著的审美性质。在许多情境中，科学家对一个理论抽象性质的把握是通过知觉这一性质在某种具体演示中把握的。理论的表达物在其展示过程中传达了理论的某些性质。并且，如果这个理论具有审美的选择(科学的理论并非都具有审美性)，那么，作为理论的传达物也同样应具有审美诉求，这是合乎逻辑的。化学理论传达物的元素周期表是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于1869年首次建构的。对此少有科学家不产生美感的。中国极为抽象的阴阳理论靠的就是极其简约的太极图予以传达，就连不识字的人也会产生不尽的美感。20世纪物理学的进步在思维形式上是更加抽象，即使是作为具象的理论载体的传达物也变得越发难懂，科学家们以不同的具象形式传达大脑中的科学创造理论。从彭加勒到爱因斯坦，再到玻尔、海森堡，像艺术家一样根据各自的思维习惯选用了不同的传达物来陈述自己构造的理论。海森堡是在不借助视觉心理意象的情况下，将量子力学加以形式化。认为原子领域里的某种视觉意象能够通过新原子物理学的数学予以解决。即运用数学符号传达了理论的意义和它的视觉意象。
如前所说，任何科学理论的陈述都不能离开一定的载体，而且这种载体本身有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但是，审美对象却并不直接地就等于这种信息载体。因为审美对象不仅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且它也不是精神性的实体。它只是客观与主观相互渗透从而构造成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求真的意象。科学审美对象就存在于审美主体对具备一定审美价值属性的科学理论传达物的独特的观照之中。在艺术上，美国著名美学家苏珊?朗格曾将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形象称之为“幻象”，就深刻揭示了审美对象的这—存在特征。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对理论传达物的审美诉求也有相似之处。彭加勒认为，数学的发现创造在于有用的为数极少的最美的组合。一方面要靠科学的直觉，另一方面要靠科学家特殊的审美感觉。对于美的渴望也导致科学家做相同的选挥。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而存在，他能在自己的研究中体验到类似与艺术家创造相同的感觉，他的乐趣和艺术家的乐趣具有相同的性质。
现在的科学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科学文本具有修辞学和文体学维度。与艺术家头脑中的意象，在艺术创造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样，科学家的心理意象也是创造性科学思维中的重要环节。所不同的是，艺术家头脑中形成的“意象”，必须以主观情感去感受物象，而科学家的审美心理意象，既可用实际观察到的对象来构造，也可以从科学理论的传达物之中获得。其实“科学和艺术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⑧
三发现情景与辩护情景的割裂
英国的詹姆斯?w?麦卡里斯特在其《美与科学革命》中指认，逻辑实证主义者将科学家进行理论创造时划分为两个“情境”。认为科学家第一步进入的是“发现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科学家可能会存在审美因素，但不是逻辑实证的，是非科学的。第二步科学家则进入“辩护的情境”，其间居支配地位是逻辑或理性准则，审美因素仍然无法划归逻辑或经验标准。西蒙顿就此写道:“没有哪一位科学家，包括狄拉克，会莽撞到竟然从像‘美’这样极端非理性的基础出发去为—个理论做辩护”，⑨直觉、想象等非理性因素是科学所不能容纳的。在此，逻辑实证主义模糊或回避了两个事实。
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4
[关键词]科学大战；表征；标准科学意象；社会建构论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5-0034-09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提出，古老隐存的建构主义思想日渐复苏成熟，其影响迅速波及到社会诸研究领域，据伊恩·哈金对西方近三十多年来学术论文和著作的统计，存在着许多事物被说成是社会地建构的，如：权威、友谊、儿童看电视问题的观察家、风险、情感、科学事实、性别。同性恋文化、疾病、文学、求得医疗保障的移民、自然界、口头历史、后现代主义、夸克、实在、系列杀人、技术系统、城市教育、重要的统计、妇女难民、青年流浪者、祖鲁民族意识等等。可见，建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强大的思潮的统称，它以其对客观性的颠覆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而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无疑充当了这场革命的前沿阵地，于是以此为切人点剖析建构主义思潮兴起的因果生成机制便成为一种合乎历史与逻辑要求的明智之举。那么，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何以发生？亦即，建构主义思潮何以兴起？它是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吗？或者只是某种学术权力纷争的游戏？这些理解虽然不乏洞见和启发性，但其归因未免“总体性”色彩过浓，且其论断性远远强于解释性，而对某一思想理论产生的背景原因的追溯除了要有敏锐的历史嗅觉与社会感受力，更要遵循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欲立先破”逻辑，深入把握其思维进路的内在机理，从其批判的对象着手分析，或从与其核心主张对立的思想理论中加以探寻，在其“对手”的比照之下挖掘立论依据。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作为科学卫士与建构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一场论战，便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建构主义思潮何以兴起”问题的一个契机。
一、科学大战：“表征”还是“建构”的论争
科学大战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场令人瞩目、声势浩大的运动，它以1996年的“索卡尔诈文”为导火索，参战者主要围绕科学的性质以及对科学的态度等方面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论辩。从其影响的辐射范围来看，可以说它是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学阵营（常被冠之以“科学卫士”的称号）和以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女权主义者和文化理论家为代表的“科学元勘”阵营（有时被冠之以“学术左派”的称号）之间的一场较量，而其本质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轫的“两种文化”之争的延续，是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的一场大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这场论战的“肇事者”：科学家坚决捍卫科学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痛斥科学元勘学者有关“科学是社会建构的”断言，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反科学”情绪的滋长负责；而科学元勘学者则极力辩解其拥有研究科学的天然学术权利，力陈科学并没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权地位，因此也没有免于人文勘探的豁免权。论战双方也分别被冠以各种名号标签：科学卫士与学界左派、科学家与后现代主义者、科学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反反科学者与反科学者，等等。后者总是希望能够凌驾于自然科学的权威之上，而前者则极力否认后者对权威的要求。尽管有关科学大战的争论一路蔓延，战事有意无意地将诸多领域的研究者卷入其中，致使其日益陷人多方混战的局面，但从争论的根源来看，科学论战的实质其实主要是科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通常也称之为社会建构论）之间的较量，正如奥利卡·舍格斯特尔所说“科学大战不应该被看成是科学家和研究科学的学者之间的对立。它发端于小部分相关的科学卫士和StS（科学和技术的文化与社会学研究）内部一个特殊的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矛盾，……它代表着社会建构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立场……争论只是存在于科学与社会建构主义、科学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学之间。”
为什么科学与建构主义之间会出现如此激烈的争沦？是建构主义者不满于科学带来的风险和灾难、嫉妒科学家取得的崇高社会地位，还是科学家面对建构主义者的放肆言论忍无可忍的奋力反抗？科学家与建构主义者在不可开交的相互攻击中渐渐忘却双方真正的分歧，而诉诸“意识形态攻略”，不断指责对方发难的“意识形态”动机，使得本应颇有意义和启发性的论争最终演变为有如街头小商小贩的争吵。步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超越科学大战”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是学术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如何超越科学大战呢？重要的一点便是缕析双方的分歧，因为争论总是源于分歧，所以“科学家与建构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分歧究竟在哪里”便成为我们反思并超越科学大战的起点。从科学大战发生的背景来看，双方的根本分歧源于对“科学凭什么在人类知识体系中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与声望”的诘问与解答，亦即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的质疑与捍卫。对这一问题的最通俗自然的应对往往是功能主义式的，也就是科学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它的这种功效是其他知识体系难以企及的，故而其能够处于知识金字塔中的顶端。但为什么科学能够为人类谋福进而成为社会的第一生产力？功能主义的分析显然过于仓促简单了。科学家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对科学知识性质的认识论解读中，以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托载起其功用价值的实现与扩展。当然，这里蕴涵着由“是”如何推出“应当”的体谟难题，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事实如何能够逻辑地导出其巨大的福利价值。建构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是”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是价值利益负载的，科学的崇高地位是各方利益博弈、斗争、建构的结果，而不是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准确表征的科学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概括而言，科学家们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是对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而建构主义者则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利益斗争、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基础给予了社会学的解释。“科学究竟是什么？是借助于理性的认识论法则发现真理的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还是在利益和权力的缠绕中以认识自然为名义对利益和权力的社会表达？”在此意义上，“表征”还是“建构”便构成了科学大战双方争论的焦点。因此，纳入“表征——建构”这对术语反思科学大战双方观念的差异与对立，一方面为我们理解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为超越科学大战准备了有效的理论铺垫。
二、科学：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
近代科学诞生以来，随着科学的巨大成功及其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卓越贡献，科学日渐成为人类一切知识体系的“美好典范”和“评判准则”。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被视为科学成功的根本原因，成为“标准科学”的基本特征，而无论是客观性、普遍性还是统一性其实都是建立在“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由此，“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便成为标准科学的核心意象。那么，为什么“表征”构成了科学知识客观性、普遍性、统一性的基础呢？
表征（represeatadon）是在当今心理学、认知科学、心灵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中常用的一个概念术语，其日常用法非常丰富，正如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所说“以represent为主的一组相关词，长久以来都是复杂难解的”。余纪元与布宁编写的《布莱克维尔西方哲学词典》从认识论、心灵哲学、逻辑与语言哲学等方面分别阐释了表征术语的使用与表征理论的发展。国内学者一般会根据相应学科惯例及其使用的不同语境，将表征翻译为“表象”、“表现”、“再现”或是“表述”，虽然这些译法之间有一定的细微差异，有的偏重表征的结果，有的偏重表征的过程，有的偏重表征的手段，但其基本内涵主要围绕“再现”一词的语义圈衍射展开，意为再次呈现、写真描绘、客观展示某事物。也有学者考证指出，“representation”是康德的vorstellung的英文译名，动词vorstellen由vor（在……之前）加上vorstellen（摆，置于）构成，意思是把……带到……之前。从哲学上说，vorstellen意味着一种认识方式，那就是把对象置于思维面前，换句话说就是对事物进行再现。许多学者发现，“长久以来，西方大多数传统哲学家都认为人类语言和知识的任务在于模仿、再现和反映‘外在于’它们的事物的真实面貌，并以此作为语言完美性和知识（真理）可靠性的标尺。美国当代哲学家罗蒂称之为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镜喻’哲学，而‘再现’概念无疑是这种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说以再现为核心的表征观念强调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既定的外在世界秩序，以某种毋庸置疑的确定性与唯一性满足人类此在的安全感，消除多样性可能招致的焦虑与不安。总之，表征这一概念探讨的核心乃是人类的知识能否或以何种方式“客观再现”世界的本质与真相，或曰“准确呈现”出世界的真实面貌的问题。科学知识作为可靠的真理性知识便缘于其基于观察和实验对外在的自然原型的客观真实的再现，而人类理性的无限性确保了科学知识“再现”自然之书全貌亦即精确把握自然现象规律的可能性，再现的清透性和纯洁性也保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适统一性。科学知识的这种表征性赋予其不证自明的合法地位以及在知识范畴中独一无二的尊贵身份，而科学的巨大社会经济政治效益则进一步印证并强化了这一观念铁律。这里，表征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指称再现的过程也表示再现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本身既表征着自然原型，又是自然的表征，它以“客观性”为核心，由此编织起科学王国里的“所与童话”以及“科学万能”的信念。
从科学研究活动的历史来看，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展现出如下一些基本图景：自然界是真实和客观的，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科学知识是有效的，它可以对自然界作出精确系统的解释；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源于客观的观察和实验；科学知识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是一种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的知识；科学知识是一种不断增加的事实资源，真理是累积增长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一种学术上开放和普遍主义的规范结构，科学家是价值中立的。这些图景无一不昭示着科学的表征意象，亦即科学是建立在价值中立的人类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对自然界真实客观的镜像反映，它为我们不断准确全面地把握自然实在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具体说来，它强调“科学家是公正无私的。科学方法是惟一合理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科学知识是与经验事实相符的，科学的理论模型是正确无误的，科学发展是事实的积累和永恒真理的积累。”“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个人的意见或爱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学中没有地位。科学是客观的。”更进一步来说，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将“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一幅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而从更深层次的哲学角度来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其实是建立在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其坚持自然实在论，否认或是反对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染指，认为科学是一面清晰通透的自然之镜，可以准确地再现自然的真实面貌，而作为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能够排除主观因素的干扰，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对自然进行研究，这为科学知识特殊认识论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逻辑基础。以表征为核心，标准科学意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去历史性、去情境性、去主体性的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永恒的知识画卷。换言之，“科学是某种表征体系，其目的在于精确地描述世界，而世界与我们如何进行表征无关，它独立于我们的表征，我们的表征要成为真理，就是要符合世界实在，而经验观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连结我们所表征的世界与世界本身之间的唯一通道”。在社会建构论兴起以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都不遗余力地共同捍卫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各自从内外两种角度为这幅科学表征画卷的成功绘制提供了保障。科学家坚持其科学研究活动的客观性、中立性，借助仪器实验等科学方法运用图表、数据、模型、公式、档案材料等多种表征形式准确地再现自然，力求科学真理与自然实在相符合，而这种符合在他们看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科学家主体在此只是充当了某种透明的媒介。社会学家将科学视为一种社会建制，力图通过建立某种科学的社会体制，来维护科学知识的客观表征性，其强调科学体制运作的目标在于拓展正确无误的反映自然实在的知识，保证获取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且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的陈述的可能性，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相应外在的社会规范结构的约束和激励，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传统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如具有“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的精神气质的科学家共同体、公正民主的科学奖励与交流系统、合理的科学权威结构等都是确保科学知识客观性的重要因素。在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双重保护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的地位得以长久地稳固下来。
总之，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以“自然实在论”与“真理符合论”为其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强调经验观察与实验的作用，为兑现“促进人类的幸福与进步”承诺铺设了一条有效的康庄大道。随着科学失败的频繁到来，公众和学者对科学事业的诘难也屡屡出现，以“表征”为基础的标准科学意象开始走下神坛，不得不接受审判命运的洗礼。
三、表征的危机：标准科学意象的破裂
20世纪以来，科学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在战争手段全面升级、化学武器滥用，以及机器生产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生产结构调整和工人失业中，科学所扮演的角色给人们留下了灰色印象，科学并未如其最初所承诺的那样稳妥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和提升人类幸福。于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由尊崇开始转向批判甚至是敌视科学，抱怨、批评甚至反对科学的声浪四起，学术界反理智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也愈演愈烈。比如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进行了深入的割解，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人类的幸福和进步的增长，而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的增长，以及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增长。它不仅为现代的野蛮提供了基础，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崩溃提供了基础。知识不仅是征服自然的力量，同时也是毁灭人类的力量。整个社会日益陷入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危机”中，这促使学者们开始深入反思科学的性质及其合法性根源。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科学的灾难性后果？根据建立在表征基础上的标准科学意象提供的论证来看，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应该结出“甜蜜的而非罪恶的果实”。灾难是否是承载着崇高价值承诺的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所引起的？科学家们显然反对把科学的负面效应的原因归之于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而对科学采取了“无罪推定”的预设以捍卫科学表征的客观性。他们认为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本身并无问题，而是人类在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因利益、伦理、意识形态、权力的渗透导致科学出现了种种不良的后果。这种对标准科学意象的辩护方案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市场，将科学与科学的应用区分开来，确保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纯洁性与中立性。但加以深入的学理逻辑的分析，便会发现这一方案具有明显的“自我服务归因偏见”的倾向。当科学取得巨大成功、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之时，我们便将人类福祉的源泉归因于科学本身，将其看作是标准科学表征意象的功劳；而当科学为人类带来灾难之时，我们则将灾难的原因归结于社会因素，将其看作是与科学自身无关的外部性因素的结果。为什么贡献归之于科学本身而灾难却归之于社会？难道贡献与灾难不应该得到同等和对称的解释吗？由此，作为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的科学意象开始出现裂痕。
当然，很多学者并不满足于对科学的“无罪推定”假说，开始结合科学史的事实和案例深入细致地探究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念可能面临的挑战。从科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曾经为人类提供了无数迥异甚或矛盾的自然实在面相，如日心说与地心说提供了关于宇宙中心的不同断定，燃素说与氧化说对自然界的燃烧现象给予了截然相反的解释，哪一种科学理论是对自然实在的真实反映呢？既然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那么这些曾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学说当然都是自然实在的再现，但根据逻辑矛盾律，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表征并不总是准确客观的，其对自然实在的再现存在失败与错误的可能，这其实已经为标准科学意象的破裂打开了一道缺口。虽然很多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试图运用“逼真性”来弥补表征的失误，努力维护客观性、统一性、普遍性的标准科学意象，但如何能够确定科学是在一步步逼近客观的实在与真理呢？除非有一个终极的真理实在供我们参考。科学只有与这一终极的真理实在相吻合，才能称之为真正彻底的表征，如果用表征的渐进性、逼真性代替表征，那么从根本意义上讲其实已经否定了表征。
无论是对标准科学意象的“无罪推定”的辩护方案还是“逼真性”的修补方案，都无法真正化解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危机。而对表征的哲学反思则为进一步瓦解标准科学意象的客观性提供了基础。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表征“就是从自身而来向已被确证之物的首先要确证的领域的一种挺进。存在者不再是在场者。而是在表征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表征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所以，表征并非是再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它是包含表象R、目标t和用R表征t的人p之间的三元关系，没有表征者便没有表征，除非在使用和实践中发挥了某种特定的作用，否则表征便不存在，而且表征需要特别考虑情境参数，比如表征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因此，所谓的a表征B仅仅是在某一合适的情境C下针对使用者X而言的，表征为了获得成功，经常有目的地选择某些相似性，这些相似性被认为与一定情境下的使用者相关。muller将表征的基本概念用一个函数Repr（S，V，a，α，F，p）来表示，意为：主体或科学家S为了目的p，动用某种方式V，用人工产物a将α表征为F。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表征过程具有主体性、目的性、实用性、情境性特点，表征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揭示了真理，也不意味着自然实在的客观再现，表征本身是一种实践和生产。传统的观念认为表征包含三个要件：主体、中介和对象，它至少包含如下三条相互关联的基本预设：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认识论态度的优先性；中介的透明性。标准科学意象正是建立在这三条预设的基础之上，将主体置于世界之外，将自然规定为被表征的对象，人成为“出世的存在”而非“在世的存在”，从而极易导致“存在的迷失”，为科学的异化与人的异化埋下了伏笔。标准科学的表征观强调科学首先是一项认识活动，而这种认识与其所指称的自然实在之间是一种符合关系，其根本任务就是以语言为中介表征自然，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实在性保证了表征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但正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所指出的语言具有“无限多样性、主体的参与性、语词和语句的工具性”等特点一样，科学知识的语言表征掺杂了诸多“人为”的并不透明的因素，科学因此并不像它自己所标榜的那么纯粹客观。因此，从更为合理的角度来说，表征其实包含三个中心要素：（1）表征是关涉两个对象——资源（被用来表征某物的一个特定的物体或事件）与目标（需要被表征的一个给定的物体或事件）的一种意向；（2）表征也包含着一套编码惯例，即一组特定的规则，其对何为资源和目标之间的恰当的相似性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3）最后是表征机制，这一机制确定了目标如何利用资源的相关特性被表征。e19]ltS所以，表征包含着主体主观的选择性与能动性，从而必定负载着相应的个体或公共价值。表征本身的非透明性与非纯洁性，直接击碎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标准科学意象在表征理念的观照下试图借助经验观察让科学的理论客观地和理性地受自然支配，从而使我们能够获得关于实在的客观的和中性的知识，只是一种误导。所谓经验的东西其实是人的自由构造，受社会利益权力的驱使约束，经验的客观性由此被驱除，即使像逻辑和数学这样的在理性上纯粹的学科也受到社会的东西的污染。科学中立性观念本身仅仅是社会强加和社会制造的现代神话，科学不再是自然的表征，而是社会审美的结果。比如福柯认为真理或知识与权力绝不是敌对的，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真理体制恰恰是权力运作的一个前提条件和重要产物，利奥塔则犀利地指出了现代科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强调科学只不过是一种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地方性叙事知识而已。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一致同意，必须放弃作为准确再现结果的知识观，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秉承这一路线。指出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只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所谓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间性，只有“解构自然之镜的想象”，用一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取代各种准确表象观念集合的知识论，将知识看作是有关谈话和社会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看作去映现自然的企图，才能真正有利于科学与人类的发展。
当然，标准科学的表征镜像的破裂也受到相关学科自身演化发展逻辑的影响。20世纪初兴起的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既不是客观世界的再现，也不是主观头脑的创造，而是集体和社会的产物；知识的有效性没有普遍的标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因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异；它不赞成抽象思考认知者和认知对象的关系，反对将主体和客体先验地分离对立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世界的可知性。虽然它的这些主张将科学知识排除在“知识”之外，没有对标准科学观构成显在的威胁，但由于它关注“一种知识逐渐被社会地接受为现实的过程”、“主观意义是如何可能成为客观的现实性的”问题，强调“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就在那里，它也不是自然的客观的现象，而是由一系列的不同社会安排和实践建构而成的”，因此在知识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为后来科学知识黑箱的打开准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20世纪30年代默顿开创的科学社会学继承并发扬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开始系统地探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的观念，将研究注意力集中于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科学家的社会职业和研究兴趣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圈子，并且注意科学和宗教文化、经济、军事等社会因素的关系，虽然这一传统仍秉持标准的科学表征观，仅仅探究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科学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确保科学家成功地、规则地生产出客观事实的，但其还是无意之中开启了对标准科学意象的攻击，为削弱乃至消解标准科学意象意外做好了理论铺垫。至此，社会因素的影响限制了科学对自然的准确表征的观念也便呼之欲出了。而在科学哲学内部，活跃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批判学派作为现代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和逻辑经验论）的源泉和根基以及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索，其对于科学客观性以及经验作用的认识或多或少冲淡着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如彭加勒的约定论、奥斯特瓦尔德的双筛比喻、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迪昂的秩序实在论、马赫对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的强调等等都坚持了比较温和的科学客观性原则，为主体的能动性和科学的主观性辟出了地盘。而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渡普、拉卡托斯、汉森、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则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波普的“否证论”认为经验观察的数据只能证伪但并不能证实一个理论，因此科学从未发现过绝对的真理；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则鲜明地指出科学理论通常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所以科学无法宣称理论究竟是真还是假；汉森等坚持观察是理论负荷的，数据非充分决定理论选择；库恩提出“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念，认为科学家的信念是科学共同体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科学是无理性的，不具有任何客观性；费耶阿本德则坚定地断言科学与人类的其他知识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就方法论而言“怎么都行”——从而进一步瓦解了科学知识表征自然实在的有效性。
总之，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在诸多理论思想的冲击下日渐失去立命的根基，表征的危机使得标准科学意象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究竟什么样的科学意象才是最契合真实科学的状况的呢？
四、从表征到建构：社会建构论的兴起
随着科学本身及相关学术思想的发展，以表征为核心的标准科学意象已经千疮百孔，如果科学不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那么科学又是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论作为一股激进的力量登上学术舞台，响亮地喊出“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的口号，以代替伤痕累累的“标准科学表征观”。社会建构论认为标准科学表征观展示的是“理想的科学”的意象，所谓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统一性只是科学家构想出来的美好目标而已，而“真实的科学”要远远复杂得多，充斥着偶然性、多变性、异质性、对抗性的意象。社会建构论打破了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的禁忌，打开了科学知识的黑箱，将科学知识作为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强调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从而在科学对自然的客观表征过程中嵌人“社会性”的考量，用“建构”取代了“表征”，从根本上颠覆了标准科学的理想表征意象，标志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社会建构论反对科学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拒斥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赋予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真理性等理念，坚持主张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而且指出即便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规范来解释。与标准科学意象相对应，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自然界是否真实存在似乎并不重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并没有本质不同，因此应被同等看待；科学知识的有效性取决于集体信念与磋商；科学是价值负载的科学家主观建构的产物；利益、权威与地位等社会因素在科学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用potter饶有兴味的比喻来说，科学知识与真理其实“可以被看作是加工制造出来的货物，就像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一样，它们也会上下波动，因不同的表征程序而或强或弱地显现”。因此，所谓的建构其实是强调表征的社会性与多变性、选择性，强调科学知识并非客观事实世界的缩影或“自由认知市场”的产物，而真理也只不过是一种集体成就而已，是“由隐喻、转喻、拟人等构成的流动部队，是幻觉，使人们已经忘却了它是幻觉的幻觉”。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使得科学既有可能成为人类福祉的源泉，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灾难的渊薮，这种对科学知识性质的理解能够对称性地平等对待科学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而可以避免自我服务的归因偏见。此外，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也使得科学无须再为科学的客观表征性进行“逼真性”的辩护，为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科学与人类的责任打开了宽阔的视野，恰如劳斯所言“随着我们逐渐认识到各种认知形式的约定性和人为性特点，我们也就认识到，正是我们自身而不是实在，为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负责”。
正是由于探究科学思路的新奇性与创造性，社会建构论一经提出，便吸引了无数的支持者，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圈”，与标准的表征科学观构成颉颃对抗之势。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最先吹响了社会建构论的号角。巴恩斯在其1974年出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科学知识观，竭力主张社会因素影响知识的各种形态，认为知识只是一种被接受的信念，科学家的社会信奉、社会地位或社会团体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思想，科学是体现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是一种亚文化集合，科学事实中的事实的中性陈述，是科学的一种假面具。而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从具体的、由环境决定的利益的角度，分析了知识怎样利用现成文化资源产生和维持的过程。因此，科学知识的内容强烈地受制于社会利益的摆弄，不可能再是标准科学意象所谓的“自然的再现”了。布鲁尔在其1976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了被视为社会建构论的核心主张的“强纲领”，其包含四项基本信条：因果性，即科学的社会研究能够解释知识的信念和状态；无偏见性或日公正性，即科学知识社会学应当无偏见地对待知识中的真理与谬误、合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对称性，即在解释的式样上要求有一种对称性，同样的原因应当能同时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即不能够以自然的原因解释科学中的正确知识，而以社会的原因解释科学中的错误知识；反身性，即用于科学的解释方式也应当能够应用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本身。这四个信条完全抛弃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赋予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同等的地位，否认了科学知识认识论的优先性，粉碎了科学的完美神话，指出科学知识并没有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从而免于社会学分析的特殊权利。从广义上来说，约克派的马尔凯早期的科学的社会修辞学研究、巴斯学派的柯林斯的科学争论研究、拉图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实验室研究等等也可以划归到“社会建构论”的行列。（1）马尔凯在1979年出版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对标准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进行了修正，说明并不存在客观自然界的统一性，自然界的统一性不过是自然科学家为了构造他们对自然界的说明的一种方法，事实和理论之间、观察与陈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确定关系，因此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说明是必要的，他通过对科学的文化说明和解释的研究，颇有创见地指出在科学的交流过程中，科学家选择哪些表达词汇与方式主要受他们的利益或目标的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是科学家解释和磋商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尔凯通过取消自然的实在性，代人科学的“社会修辞学”，摧毁了作为自然之镜的科学知识表征观，这样语言作为表征中介的透明性便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表征中介的社会负载性。（2）柯林斯将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争论、协商和共识的形成作为研究的重心，提出了相对主义经验研究纲领，认为在科学争论的解决过程中证据因素虽然重要，但并非是决定性的，非证据因素（如打动人的修辞，诉诸权威等）即社会因素对形成一致意见是必需的。由此，科学知识表征的普适性和真理性便被表征的情境性、相对性与主体间性取代了。（3）拉图尔、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一种新的风格对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各种活动进行描述，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实验室，命题和论文的写作、科学事实的构成以及科学家的实践推理模式都成为实验室研究的对象，认为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是实验室全体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知识因此也成为机会主义的产物，知识的表征结果是偶然的，充斥着种种金钱、权力、信用的博弈。概括说来，社会建构论大体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宏观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知识和社会环境条件以及社会结构的关系，如爱丁堡学派；一种是微观的发生学的方法，着重研究科学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怎样形成科学信念，借此得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的三种成果，即：基于科学争论研究得出的“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基于实验室研究得出的“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基于科学家专业知识陈述的分析得出的“科学表述的社会建构”。而无论运用哪种方法，社会建构论都以颇为震撼的方式打击了标准科学意象的表征观。
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与社会建构论的科学知识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为后来“科学大战”的爆发埋下了根源隐患。社会建构论以“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为根本标志，以社会实在论和生成论为其本体论与认识论依据，坚决贯彻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的原则，直接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标准科学意象关于科学知识表征的客观性预设不同，它打破了表征的客观性神话，主张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亦即表征并非是对自然界的单纯“再现”，而是荷载着诸如利益、权力、信仰等的社会性因素，具体表现在表征的情境性（科学知识的表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价值关联性（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表征总会受到个人的、集体的相关价值信念的影响）、修辞性（科学家在表征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会因价值利益的关联而有意无意地使用诸多权宜性的修辞策略）、多元性（科学知识的表征结果并非是唯一的，由于偏好信念的不同，相同的知识经常会有不同的表征形式）等方面。借用社会学家加芬克尔的“索引性表达”的概念，可以说，科学知识表征的社会性其实暗含着返回生活世界解读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也就是科学知识并非像标准的科学意象所展现的那样客观冷漠、不近人情，科学知识实际蕴涵的信息资源比它最终以文字显现出来的要多得多，科学知识充满着“言外之意”，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信息，这就是科学知识的“索引性表达”，亦即其“表征社会性”或者说是“建构”的全部精髓。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从表征到建构的转变，或者说是从表征的客观性到表征的社会性的转变，促成了标准科学意象向科学的社会建构意象的“华丽转身”，从而直接导致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流行。
五、从建构到实践：建构主义思潮究竟能够走多远？
社会建构论以其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的“革命性”理解，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回应，社会建构的对象日益超出“科学知识”的范畴，习俗、规范、身份、特殊群体、心理、认知、国际关系、统计数字、友谊等诸多现象都被纳入“社会建构”的视野中加以考察，社会建构论突破了其固有的研究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开疆辟土，吸引了大批追随者，这种势如破竹的学术扩张，迅速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建构主义思潮，各式各样的建构主义派别诸如历史建构主义、反讽建构主义、揭露建构主义、改革建构主义、反叛建构主义、革命建构主义等等层出不穷，一度使得“社会建构”成为学术交流中最有价值的交换媒介。
但随着“社会建构”的过度使用与扩张，其蕴含的想象力资源日益亏空，社会建构论因此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它的“反科学”倾向直接激怒了科学家，科学大战便是其中的一个写照。除了科学家以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渐渐从“发现的狂热”中抽将出来开始冷静反思“社会建构论”导引的建构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社会建构这一术语的确切含义首先成为被反思的对象。“对概念和语言发明的热切回应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鲜明特点，新术语及其潜在的理论预设总是会穿越时间和学科的藩篱处于不断运动之中，……最成功的概念发明往往被作为知识经济社会中的交换媒介，从而得以超越最初发明这一概念的专业学术共同体的界限。”从学术影响来看，“建构”无疑是当代知识界一个成功的概念发明，它成为“一个起枢轴作用的关键术语，是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初始钓钩，由此诱导其追随者将他们的理论、方法、政治热情寄望于学术研究与运动中。这一术语表面的兼容并蓄带来了建构理论的巨大成功，但当追随者们尝试着用深入清晰的语言去概括建构的确切含义时，却发现这一术语的意义原来如此令人费解。”哈金以勇敢谨严的态度对“社会建构”的意涵与前提预设进行了哲学式的考察，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所隐含的三个基本前提预设：
（1）X本没有必要存在，或无需如其当下这般存在，X，或者说在当下正如其所是存在的X，并非是由事物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的，它也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2）就其本身而言，X是相当坏的东西。
（3）如果我们能够舍弃X，或至少对X进行了彻底的变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过得更好。
当然，在这三条基本预设之前，还有一条元预设，即在当前状态下，X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建构论者鲜明地指出，X的存在或性质并不是由其所谓“自然的”客观本性所决定的，而是被“社会的”因素诸如权威结构、集团利益、历史事件、社会力量等所决定的。这种观点颠覆了传统的以表征再现为中心的认知理念，实现了某种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逻辑逆转，从而在学术甚或政治层面引发了一场极具轰动效应的论争与革命。社会建构论由此被赋予了一个崇高的形象——反抗压迫，追求解放。正如哈金所说，“‘建构’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其同激进的政治态度的关联，这些激进的政治态度从茫然的反讽和愤怒的揭露一直延伸到改革、反叛和革命。这个术语的使用昭示着一个人的立场所在”。格根也曾撰文指出，“建构”的流行与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修辞批判、社会批判运动密切相关。哈金进一步分析指出，“有关建构话题的讨论往往倾向于削弱知识及其分类范畴的既定权威性。对我们通过探究得出的结论以及目前探究问题的方法的必然性，建构论者会通过‘揭露’而非单纯的驳斥或更好地提议的方式对其提出挑战，……他们极为关注权力与控制问题，揭露的要义在于解放被压迫者，从而展示知识的分类范畴是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被运用的”。所以社会建构这个极具号召力的术语“在许多语境中，是一种真正具有解放意味的理念，但这种乍昕上去解放了某些东西的理念也通过成为主流正统话语的方式令许多人自满自足、沾沾自喜于这一时髦的概念。这个术语已然成为一种符码。如果你乐意使用它，那你就是标榜自身是激进的；如果你对它视如敝履，你会宣称你是理性的、理智的、正派的。”不管怎样，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曾经具有非常震撼性的价值，但现在这个术语由于被滥用而变得意义含混，其解释力已经疲软了，曾经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建构主义探究方法已经变得僵化起来，成为令人厌烦的、毫无生机的词语。
为什么曾经风靡一时的“社会建构论”会显出“疲软”的态势？从理论自身内蕴的逻辑自反性来看，作为社会建构论重要标志的“强纲领”研究进路所包含的四个信条导致的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无疑要负重要责任。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使社会建构论在方法论上遭遇“反身性”困境，亦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如何才能保证强纲领本身对科学所作说明的合法性？社会建构论有些“矫枉过正”地用“社会利益”因素全方位地解释科学实践活动，用“社会决定论”取代了“自然决定论”，于是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对科学实践活动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无法履行自身声称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因此可以发现，尽管社会建构论对标准科学的表征意象进行了有力的反叛，但它始终未能走出建立在客观与主观、自然与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表征观念，它反对科学知识是自然实在的客观表征，却又不由自主地认同科学知识是社会实在的表征。退一步而言，即使社会建构论并未否认自然实在的存在，但其断定：与表征的社会性相比，自然实在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社会建构论只是用“表征的社会性”代替了“表征的客观性”而已，或者说是从强调表征对象转向强调表征过程或表征工具，虽然这其中不乏革命性的洞见，但由于总是不假思索地将科学当作“知识”亦即某种关于“自然或社会的系统表征”来看待，使其终究难以摆脱认识论的两难，摇摆于“客观-自然”与“主观-社会”两极之间无法自拔。社会建构论向“主观社会”一极的靠拢在消弭了“客观-自然”一极的漏洞后，终究也难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社会建构论强调知识生产的建构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本质主义和客观主义，但也容易陷入新康德主义的极端激进思想；它强调知识建构的社会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个人主义和心理主义，但也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或文化多元论；它强调对知识进行社会建构的辩证性，因而有效地抵御了绝对主义和各种决定论，但也容易陷入对知识进行过度文化诠释的‘修辞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晚期，后SSK揭露了SSK的内部矛盾，引导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作为知识的科学”的研究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研究，形成了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如皮克林的实践冲撞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后期马尔凯的“新文体写作形式”、伍尔加等人的反身性研究等等。后SSK的实践取向、关注科学情境性与索引性的描述主义进路、操作主义的分析策略，彻底抛弃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二元论的科学知识表征观，将建构主义思潮引向了话语、实践、行动等领域，进一步拓展了建构主义的解释域。当然，对此转变，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如柯林斯和耶尔莱认为，反身性研究和行动者网络研究是以不同方式所进行的SSK研究的倒退。通过把科学知识表征为纯粹的社会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为真实的人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SSK的研究保持着它的政治效力。这样的立场与认为科学知识在整体意义上来自于世界本身、并且独立于作为自然界喉舌的科学家的观点，形成截然分明的对比。而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SSK的批判性的、去神秘化的锋芒却丢失了。
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5
属于。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科学和医学、农学、气象学、材料学等应用科学，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
自然科学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认识的任务在于揭示自然界发生的现象以及自然现象发生过程的实质，进而把握这些现象和过程的规律性，以便解读它们，并预见新的现象和过程，为在社会实践中合理而有目的地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
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是观察和逻辑推理。由对自然的观察和逻辑推理自然科学可以引导出大自然中的规律。假如观察的现象与规律的预言不同，那么要么是因为观察中有错误，要么是因为至此为止被认为是正确的规律是错误的，超自然因素不存在考虑之中。
（来源：文章屋网）
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6
关键词:中学物理；探析；自然美；和谐美；新奇美
中图分类号：G63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33-2738（2012）06-0058-02
物理学具有科学美感。物理学是一门揭示物质存在与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物理就是生活，物理的美学引领着生活的时尚。它科学地揭示了自然规律，同时也展示了自然、人类与科学的艺术魅力。物理中有自然的美，有和谐的美，也有科学新奇的艺术美。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实施美学教育，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探究物理现象的自然美
中学物理涉及力学、热学、电学、声学、光学、磁和原子物理等自然科学内容。物理现象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美妙无穷。如斗转星移、日夜交替、日食和月食、春秋轮回、物态互变、色散与彩虹、海市蜃楼等自然物象和自然规律都因有序而美，有奇异的美。如《光学》教学中“海市蜃楼”的自然幻景，学生就会对这一自然物象充满好奇，就会对光的“折射”原理产生浓厚的探究兴趣。学生就会在探究中获知海市蜃楼是不均匀的空气对光线的折射形成的。又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花儿为什么这样艳？我们能看到各种不同颜色的花，是因为它们能反射不同颜色的光，因此，花的颜色与太阳光及花瓣反射，吸收的光有关。太阳光是由七种色光组成的，光的颜色不同，其热效应也不同，花瓣反射与它颜色相同的光，吸收与它颜色不同的光。由于花瓣比较嫩，为了避免高温伤害，它们吸收热效应较弱的光，反射热效应较强的光，这就是我们看到红、橙、黄色花多，而蓝、紫色花较少的缘故。繁华缤纷异彩，赋予物理现象的自然美，魅力无穷。走进物理，走进自然，认识了自然，就解读了物理。
二、鉴赏物理科学的和谐美
物理学的科学美感，是“审美者通过理解、想象、逻辑思维所体验到的美。”物理学的和谐是指由于物理现象相互之间恰到好处在整体上显示出的协调，它给人以统一、对应的美感。物理科学理论、规律的简单形式要与其深广科学内涵和谐统一才美。物理中的和谐美主要体现在物理理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各个研究领域理论的协调以及物理与其他学科理论和谐方面。牛顿力学被誉为科学美的典范，主要归功于牛顿定律形式简单，内涵丰富，和谐统一。例如有了“牛二定律”，小到雨滴、大到天体的万物运动规律都被统一于“F=ma”的简单原理中去，它的美学价值就在于把宏观运动统一了起来。牛顿致力于探索宇宙系统的结构、万物运动的规律。他以惊人的开拓精神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它富有独创性,是新奇的和谐美的典范，为人类今天对宇宙的认识开辟了道路。
和谐美还表现在各知识体系理论的协调性。物理学知识体系庞大物理现象不是孤立的，物理理论和其他学科理论密切联系,它在泛学科知识领域中相互融合，它们遵循各自的内在规律又互相联系，构成统一体。物理科学史上，人们对光的本性认识从牛顿的微粒说到惠更斯的机械波动，从麦克斯韦的电磁波动到爱因斯坦的光子说，表面上看似乎冲突，最终却被电动力学所统一，其对立的理论被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充分体现了物理世界的和谐美。无论是力学、光学、热学、电磁学还是原子物理学都提到能量的转化和利用问题。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因为能量而互相联系，各个领域的物理理论也因能量关系达到最终的统一，科学和世界构成了和谐体。通过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和谐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系统，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效工具。
三、挖掘物理科学的新奇美
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7
一、观念障碍与技术性难题系统法学是将系统科学与法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法学思想、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统，任何法的现象都是具有系统意义的现象，可以运用系统科学方法加以解释和说明。有观点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学与系统科学“合流”已经面临急需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既不仅要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而且要利用系统技术学、应用学和科技成果来定量表述法律现象，构造法学研究、法制建设的新图景。法学研究引进系统科学的技术性难题，反映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合流的普遍性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某些由来已久的“鸿沟”。这种鸿沟主要表现在：第一，两者研究对象的差别，自然科学以某种相对稳定的自然现象或较为简单的机能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则主要以人和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的巨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第二，两者理论体系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两者的理论在可预言方面、可重复方面和清晰性方面的差别。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区别对待，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存在上述观点所说的“鸿沟”。由于系统科学主要来源于自然科学，而法学又属于社会科学，上述观点无疑隐含着认为系统科学和法学也存在“鸿沟”的观点。这个隐含着的观点无疑构成将系统法学引进到法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障碍。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认识系统科学与法学的关系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加深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认识的问题。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m.planck）认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系统”、“信息”、“概念”与一切哲学范畴一样具有最广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它们不只是概括物质世界或思维中某一领域或某一比较狭窄的方面，而是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的一切现象和一切过程所共有的东西，解释这些现象和过程的一般规律。“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中心的系统科学，用整体论的、严谨精细的综合分析方法，将填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冲破因专业划分过细而形成的学科间的屏障。”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可以认为，那种认为法学研究中，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作出明确的区分，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化出一条界限的观点是片面的和不成立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系统科学与法学不是同一层次的知识体系，法学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因此，那种认为由于系统科学与法学存在研究对象的差别而构成系统法学研究的一个技术性难题的观点，实质上是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科学与法学的关系的一种错误理解。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相比于系统科学，目前的各种法学理论在理论的可预言方面、可重复性方面和清晰性方面是有距离的，有“鸿沟”的。在某种意义上，系统法学正是为了使传统的法学理论在这几方面有所改观而兴起的。如何使系统法学具有某种程度的可预言性、可重复性和清晰性，确实存在一定的技术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些技术性难题，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移植到法学研究中得到初步的启示。经济学和社会学与法学一样同属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相当程度上和范围内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相同的，而且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与法学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在直观的形式上和实质的内容上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这使得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容易地移植到法学研究中，并建立相应的法学理论。系统法学研究中，也应当参考这种思路。解决这些技术性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系统法学理论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二、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向一个法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决定着其对系统科学的理解和认识。而其对系统科学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又决定着其如何将系统科学移植到法学，决定着其怎样研究系统法学。系统科学，首先是我国系统科学界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于系统科学的具体内容和理论框架，我国系统科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系统科学中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数学原理和公式，法学学者是很难到达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的。也许有个别法学学者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如果对系统法学不感兴趣，对系统法学研究也没有任何意义。作为法学研究，法学学者也不必对这些数学知识要到达充分了解和精通的程度。只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只要对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有正确的和一定程度的认识和理解，就可以进行富有成果的系统法学研究。至于什么属于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目前的系统科学学科本身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作为法学研究者，在进行系统法学研究中，我们既应当尊重目前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的“共识”，也很有必要从系统科学研究成果中“各取所需”，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形成我们自己的对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的理解与认识。任何学科移植性的研究都不可能是简单的生搬硬套，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法学研究者都是在一定的知识结构背景下产生一些法学理论观点的，这些观点是先于他们的完整的法学理论而在头脑中就形成了的。这些观点可能是研究者们思辨的火花，也可能是受他人理论或观点的激发而形成的灵感。这些观点一旦确定，思维过程以及理论创新就必然受到相应的影响和指引，或者说受到相应的束缚和制约。在那一层次、那一角度形成这些观点，就在相应的层次上、角度上展开思维。比如，将法的现象视为阶级现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阶级分析法学。系统法学也同样对法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或定义，既法或法律是系统。系统是个抽象的概念，同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这种定义或这种思想，对法学研究的制约最小，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如果我们在法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两方面到达相当精通的程度，我们的系统法学就可以在“法哲学”方向、“实证法学”方向和“社会法学”方向取得均衡的丰富的发展，使得系统法学成为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理论体系，我们对系统科学方法的运用，我们的思维过程以及理论创新就会呈现出一种相当美妙的景象，可上，可下，可“软”，可“硬”，可大、可中、可小，可定性描述，可定量描述，可局部描述，可整体描述。目前，在系统法学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我国法学界整体上知识结构有所缺憾的时候，我国法学界系统法学的研究应当侧重于作为系统法学基础的“法哲学”研究方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在我看来，也就是运用系统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概念和方法进行系统法学研究。已有的非属于系统法学倡导者的学者的具有系统法学意义的研究成果，应当属于系统法学的“法哲学”研究方向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成果，相比一些倡导系统法学的学者的“定量分析”、“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等研究方向的研究成果，显然要具有更高的法学理论层次和法律实践应用价值。这说明，系统法学研究，必须首先重视某种“法哲学”和“实证法学”方向的研究。系统法学长期没有体现出其应有的理论地位和价值，没有受到我国法学界的相当重视，我认为，那些倡导系统法学的研究者没有在“法哲学”和“实证法学”研究方向上深入下去并取得一定成果，而是过多地侧重“法制建设”、“定量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这类问题，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系统法学倡导者们所进行的很多系统法学研究，由于大量充斥“法制建设”、“定量分析”和“系统工程方法的应用”等内容，并运用一些数学模型来表述这些内容，这构成了我国整个法学界了解和认识系统法学的技术性障碍，实际上也降低了系统法学的理论层次，削弱了系统法学应当呈现的抽象性、概括性和思辨性，容易使我国法学界对系统法学误解为只能研究一些细致末节的法的现象，甚至只是故弄玄虚。我认为，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基本概念解释和说明法的现象，与应用系统工程方法解决或预测立法、司法、执法实践活动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应当区分考虑的。三、谁会进行系统法学研究作为一种事实情况，一个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会继续另一种自然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的，也不会去从事一种专业技术工作。目前我国法学界的中坚力量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了法学高等教育，而后又直接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其中很少有人具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少人还不能说对哲学以及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有相当程度的理解。我国确实有一些人受过自然科学方面的高等教育后来又接受了法学高等教育，或者从事了法律职业，这些人从事系统法学研究时非常适宜的。不过这一少部分人很少会有进行系统法学研究的动力，这又与我国学术研究的评价和激励体制有关。系统法学研究是一件很辛苦的创造性工作，是一件相当耗费精力、时间和金钱的事情，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即使同时具备良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法学知识结构，也不一定在这一过程中做到实质性突破。”如果按照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传统的阶级分析法学进行改造和完善，对西方法学流派进行探讨，甚至是基本没有思想的抄袭，都能获得一定的学术名声、职称和经济利益，那么一部分有潜力的研究者当然就会认为，没有必要去辛苦地冒险地研究起初看起来注定是有些陌生和粗糙的系统法学。系统法学兴起时，我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学方法都很“贫困”，科学和科学技术受到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强调按照科学和客观规律办事，那段时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都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在这些背景下，系统法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法治/法制系统工程”方面，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今天，系统法学研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我们不得不说与我国法学界的总体上的知识结构和法学研究的评价体制有相当关系。一个受过自然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适当的观察与分析，就会发现法学研究本身、法律推理、人类设计的法律制度、法的实际运行、法律制度的演变等许多法的现象都体现了系统科学的原理，这些法的现象都可以进行系统科学的解释。他会认为一些法的现象可以成为系统科学的很好的素材和例证。逻辑上如此，事实上也是如此，几十年来，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系统科学，他们的很多关于系统科学的研究成果都论及了法和法律，只不过他们基本上是点到而止，一代而过，没有展开论述。当然，系统科学的合理性与正确性也无需法学的参与和贡献。法学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对所有学科的学者都开放，绝不仅仅是受过法学高等教育的人们的领地，其他学科的学者对法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重要的贡献的事情是很正常的，是常有的。如果我国法学界长期忽视和漠视系统法学，那么有一天,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搞出了一个系统法学研究成果，也是很正常的。
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8
【关键词】科学解释性；内在逻辑；社会运用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65-02
科学具有解释，从科学知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作用来看，科学的解释既是科学知识内涵和外延的重要展现，也是科学现实作用的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科学的解释性与内在逻辑
科学的解释性是指对于科学静态和动态的一种分析，即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物质本质与发展规律的一种解释。也就是说，科学的这种解释一是试图分析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而是解释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事物之间的联系或者关系包括因果联系、必然性关系、功能关系、本质关系、结构关系等等，而事物运动规律则包括概率性、起源性和发展性解释等等。
因果联系是科学对于联系解释的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因果联系是事物之间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寻找客观事物的原因，或者试图解释事物发展的结果，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向，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因果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可以具有多种多样的情况存在，具体可分为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同因异果、异因同果等等多个方面，这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复杂情况的出现，并不说明科学研究的困难，恰恰说明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发现客观物质世界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复杂的联系，对其在不同事物和事物演变过程中的具体特性进行甄别、揭示与分析，从而使人类在更广泛、更丰富和更深入的层次上认识事物，尽量减少超出人的认识之外的因素，发现事物内部的某种稳定性和常态性，使自然和客观世界整体能够尽可能处于人类的认识和控制之下。
科学研究只是所以可能和必要还在于对于必然性的认可。必然性联系是指人类通过科学研究不断揭示事物、现象内部和事物、现象之间存在的稳定的、必然的、确定不移的趋势和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事物之间和事物发展过程中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决定，科学技术所遵循的哲学路线是可知论、决定论和反映论，可知论是表明人类通过科学研究是可以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的，并且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分析与研究，能够揭示其外在状况与内部规律，揭示其所存在的多元化联系和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是人类能够正确面对客观物质世界，展开自己正确的实践行动，决定论是说明科学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堆放在一起的，事物的发展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而是完全相反，事物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内在规律，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具有稳定性的，可以具有大量常态性的变化和内在的趋势的。
反映论是指人类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复写、摄影和反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人类的认识必须服从于客观世界，而不是以人类的认识来创造这个客观世界，所以在客观物质世界面前，人类不能创造联系和规律，因为作为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属性，联系和规律是客观存在，人们只能认识，而不能去创造，所以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通过科学研究不断揭示客观世界所存在的这种联系和规律，而不能改变这种联系和规律本身，我们只能尊重这种联系和规律，只有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科学研究需要实现的还包括对于物质功能的一种解释与发现，在科学产生之前，客观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作用都只是一种自然的体现，当然这样一种功能或者说作用是自然界处于一种均衡与和谐的状态下所实现的，如植物的果实或者根茎叶是动物的果实或者成为其它植物的一种有机肥料，而一些动物则也有可能成为其它动物的事物，这构成了生机勃勃的生物圈。与此同时，其他的一些诸如山川、河流、石头、土地等等都也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存在并发挥着一些作用。而出现了人之后，自然物质世界万事万物就不再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存在并发挥着自己的公用，而是相对于人的功能，尤其是出现近代自然科学以后，物质世界的功能就进一步不再是对于人自然地发挥作用，而是人主动利用物质功能的时期。人对于客观世界物质功能的利用，首先在于对于自然界物质功能的一种认识和对客观物质自然功能的一种利用，然后进一步来说，科学技术的重要表现就是不断创造自然界并不存在的一些物质形态，这当然是在现有物质元素的基础上创造或者组合加工而成一些新的物品，从而不断形成自然界原本并不存在的一些使用价值或者说功能。
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9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5］。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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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中的科学现象篇10
关键词：自然哲学；科学；科学事实；经验；解释；严格检验；实验方法
中图分类号：B82-058；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69-04
“科学”一词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才逐渐被普遍使用，科学在古代属于自然哲学。科学能够从自然哲学体系中脱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无疑应当归功于实验方法的诞生，因为实验方法不仅能使人们获得系统的、精确的、全面的、定向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对科学解释进行严格检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证知识”，从而把它与属于“形而上学知识”的哲学区分开来，而且实验方法还能使人类获得科学研究所需的典型的、纯粹的、系统的、专业的“科学事实”，为科学研究提供更丰富、更可靠、更具体精确的感性材料。这充分说明，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
一、科学和自然哲学都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解释体系
在古代，人类对自然界中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现象总感到十分惊异，人类在好奇心和驱除愚昧无知的欲望驱使下，运用天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想象力对这些自然现象进行试探性解释，这些试探性解释就是早期的自然哲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
从本质上看，这种自然哲学其实就是宇宙观、自然观，即人们对自然界或宇宙的看法。人们对自然界或宇宙的看法或解释分两种类型：一类是对整个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笼统的解释，一类是对自然界中具体现象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比如，自然界中几乎无限多样性的物质形态是从何而来的呢？有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水演化而来的，一切都来源于水；有人认为是由火演化而来的，一切来源于火又复归于火；也有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原子演化而来，不同的原子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构成多种多样的物质形态；甚至还有人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气衍生而来的等等。很显然，像这些对整个自然界的构成的解释就属于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在人类经验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检验。原因是，人类的经验是在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并在各种特定条件下获得的，因而经验的性质是具体的、个别的、特定的，用人类具体的、个别的、特定的经验去验证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知识当然是不可能的：具体的事实不能最终证明抽象的、思辨的观念，个别的经验最终不能证明总体的、笼统的理论。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观察或举例说明来论证宇宙万物是由水或火或气或原子构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观察或举例说明来论证世界是简单的、有序的，或是复杂的、无序的，等等。所以，我们把人类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看法或解释或知识叫做“自然哲学”，它们在人类经验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得到检验，因而完全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作为所谓本体论学说，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核心。
然而，另一类对自然界中具体现象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或看法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检验，甚至严格检验。比如，太阳为什么每天从东方升起至西方落下，而且还有白天和黑夜之分呢？有人提出，因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不动的，而其他所有天体，包括太阳、月亮、火星、金星等，都围绕地球转，太阳围绕地球转一圈就是一天，当太阳处于我们的正面时就是白天，处于背面时就是黑夜。又如，为什么木头会浮在水面上，而石头沉到水底下呢？阿基米德认为，因为水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都会产生向上的浮力，他通过推理认为浮力的大小恰好等于排开水的重量，由于木头密度小，体积相对大，所以排开水的重量大于其重量，因而上浮；而石头由于密度大，体积相对小，所以排开水的重量小于其重量，因而下沉。不用说，像这些对自然界某种或某类现象为何如此产生的具体看法或解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相结合的方法对之进行严格检验。事实上，关于地心说、阿基米德的浮力假说等等，都经历了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相结合的多次严格检验，其中有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则被证伪。
不过在古代，人类只能通过观察获得经验，而且也没有精密的仪器发现更多、更系统、更精确、更典型的自然现象，因此人类获得的经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零散的、不精确的、不定向的、片面的，要靠这些经验去严格检验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即“科学假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典型的例子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如果仅凭观察获得的经验对它们进行严格检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人类仅凭直接观察或仅凭感觉器官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信息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精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因而既不可能为人类更广泛、更深入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解释自然界提供系统、精确的感性材料，也不可能对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科学假说”做出严格检验。
既然古代人无论是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笼统的解释或认识（自然哲学），还是对自然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或认识（自然科学），都不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那么对它们当然也就无法做出明确区分。这就是古代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同为一家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因此在古代，科学一般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自然哲学母体中。
二、实验方法的诞生和科学仪器的使用使科学与自然哲学彻底分离
尽管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哲学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和方法所限，它们无法区分开，但毕竟科学与自然哲学之间存在本质不同：自然哲学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人类经验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得到严格检验，而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在古代，科学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仅仅是由于古代人只通过观察无法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这当然就意味着，当人类通过某种方法能够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时，那么科学与自然哲学就可以区分开。
不言而喻，当伽利略发明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界时，人们就可以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因而就可以把科学与自然哲学彻底区分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实验方法的诞生和科学仪器的使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本质上看，实验方法作为获得科学研究和严格检验科学知识所需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的手段，就是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运用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这样的人工方法，创造自然现象的过程。实验方法之所以能够帮助人们获得科学所需的系统、全面、精确、专业的科学事实，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使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人类仅凭感觉器官通过观察获得的自然界信息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这些信息一般而言也不系统、不全面、不精确、不专业。比如，仅凭肉眼，人类看不到很远的东西，看不到像病毒、细菌这样小的东西，而且只能看到可见光，紫外线、红外线都看不到；仅凭耳朵，只能听到20～20000赫兹的声音，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和超过20000赫兹的超声波人类都听不到；仅凭身体，温度很低的物体和温度很高的物体都不能触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人类仅凭感官，自然界中的绝大部分信息都不可能接收到。这样，人类认识研究自然界就不可能得到足够多的感性材料，也无法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精确判断。而在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帮助下，人类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得系统得多、全面得多、精确得多的信息。比如说，人类使用显微镜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细菌、病毒、细胞等微小事物；使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更遥远的天体，可以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看到月亮上的山脉；使用声纳系统可以听到次声波和超声波；使用温度计可以精确测出微小的温度差异等等。很显然，这些系统、全面、精确的信息既可以作为人类认识研究自然界的重要科学事实或感性材料，也可以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严格检验。
实验方法除使用仪器帮助人们获得数量多、质量高的自然界信息外，它还有以下优点：
第一，实验方法可以使人类获得精确的、纯粹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马克思曾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通过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所创造的条件，使人类需要认识的事物的某种属性或相互关系在简化、纯化、典型、精确的状态下显现出来，从而使人类获得纯粹的、精确的科学事实。这样的科学事实不仅是科学研究所需的“高质量”感性材料，也可以对科学假说做出严格检验。
第二，实验方法可以使自然界中的事物或现象处于特定的极端状态，从而使人类获得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所出现的极端的科学事实。比如，科学家根据科学研究的需要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各种极端状态，如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强电磁场、超纯度物质等，以研究事物在这些极端状态下的性质、特征等，这无疑大大拓展了人类研究自然界的范围，并促进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第三，实验方法可以使人类获得“人造的”科学事实。天然自然中的许多现象对科学研究而言，其演化过程不是太慢，就是太快，有些现象甚至只出现一次就再也不会重复出现，这样，就给人类研究自然界和检验有关科学假说带来极大困难。如，要证明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u=gt和下落高度与时间的关系h=1/2gt2，那么光凭观察来进行验证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物体下落速度太快，人类凭感官根本无法获得下落速度或下落高度与下落时间的精确值。但通过实验方法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地人为控制自然现象演化过程，使演化太慢的过程得到加快，使演化太快的过程变慢，使不能重复的自然过程再现。这样，就可以使人类获得经过精心改造过的“人造的”科学事实。很显然，这样的科学事实作为科学研究的感性材料或作为检验科学假说的“经验”，既具有系统性、定向性，又具有精确性、可靠性。
总之，以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运用为特征的实验方法由于能使人类完全摆脱时间、空间和其他客观自然条件的限制，根据科学研究目的的需要，“创造出”比天然自然中更多、更全面、更精确、更系统、更典型、更专业的科学事实，利用这些科学事实或经验事实不仅可为人类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提供更广泛的感性材料，而且还可以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精确、严格检验。这样，自然科学就作为“实证科学”彻底地从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母体中独立、分化出来。
三、启示
从科学仪器的使用和实验方法的诞生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科学方法对科学研究或推动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器”，就是做事的工具、手段或方法。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借助某种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更不例外。方法使用不当，事倍功半，甚至根本无法完成任务；方法使用得当，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研人员能否顺利完成科研任务，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巧妙、灵活、适当地运用各种科学方法。
第二，科学方法对科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方法不仅可以使科研人员顺利完成事先设定好的科研课题，而且还可以促进科研人员开辟新的科研领域，明确新的研究方向，促进新学科的创立。科学史上，施莱登、施旺正是由于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才发现了细胞，并建立了细胞学说；麦克斯韦正是由于运用了数学方法，把法拉第的电磁场理论转译成数学语言，才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为电动力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布罗依正是运用了类比方法，才提出了物质波假说等等。
第三，科学方法是哲学影响科学发展的中介。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这就是说，人们的方法论与其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而科学方法作为人们哲学思想或世界观的延伸，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哲学思想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而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必要的哲学修养，缺乏独特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