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1
您好！
在我国东北部的森林里有许多动物，最多的应该是狼吧！
大多数人们大觉得狼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它会伤害人类，其实它们也是有灵性的动物，只要你不去伤害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你。我们也是动物，不过是高级动物，但是人类大量残忍地杀害狼，狼数量锐减，少到都快看不到了。
有些人带着猎枪去伤害动物，他们把狼皮用来做衣服，鞋子，用狼毛做毛笔，多没有人性啊！
如果我们每人都买一只毛笔，全国那么多的人，要杀害多少动物啊！如果我们人工养殖动物，就不面临灭绝。
保护动物，人人有责！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2
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快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决议》议案后，省政府从年开始组织实施。今年4月，省政府组织省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厅、环境保护厅、国土资源厅、林业局、海洋渔业局等单位，赴珠海、韶关、河源、惠州、清远等市，对议案实施进行了检查验收。省政府认为，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省人大的监督支持下，通过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各议案办理单位齐心合力，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到年底全面完成议案确定的各项任务，实现了我省自然保护区的跨越式发展，建议予以结案。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议案办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非常重视自然保护区建设，议案实施期间，张德江、同志先后亲临自然保护区指导工作，黄华华、欧广源、李容根同志多次做出重要批示，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提出具体要求。省政府明确议案办理工作由分管领导负总责，省府办公厅负责指导、协调，省林业局、海洋渔业局、国土资源厅、环境保护厅具体组织实施，省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协同办理。
年，省政府印发了《转发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决议的通知》（粤府〔〕1号），对议案实施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议案实施有关单位密切配合，各司其职，每年定期召开议案实施协调会议，总结交流情况，协调解决存在问题。省林业局、海洋渔业局、国土资源厅做到统筹规划，认真组织，周密部署，狠抓落实；省编办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文件，明确了我省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确定了管护机构级别和编制规模，并下达了部级、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的编制；省财政厅按照议案实施进展，及时、足额拨付省级补助资金；省环境保护厅规范了省级自然保护区论证评审程序。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也把议案实施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积极筹建自然保护区，成立管护机构，落实管护人员，切实加强保护管理。
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我省自然保护区议案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最多的省份，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走在全国前列。2006年10月，我省被国家林业局列为全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建设示范省。
（一）超额完成建设任务，网络体系基本形成。
议案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我省自然保护区的快速发展，全省在原有60个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新建自然保护区300个，使我省自然保护区总数达到360个（其中林业系统265个，海洋与渔业系统85个，国土资源系统9个，中科院1个），是议案实施前的6倍，是议案规划目标的近2倍。全省自然保护区管护面积185.1万公顷，其中陆地123.6万公顷，海域61.5万公顷；陆地管护面积是议案实施前的3.6倍，是议案规划目标的近2倍。全省已建360个自然保护区中，部级11个、省级66个、市县级283个，初步形成了一个以部级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省级自然保护区为骨干、市县级自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小区为通道的保护类型较齐全、布局较合理、管理较科学，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较显著的自然保护区网络体系，有效地保护了我省典型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二）充分发挥资金效益，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议案实施前，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资金平均每年不到200万元。10年来，除鼎湖山、内伶仃岛-福田部级自然保护区外，全省182个自然保护区完成投入2.3亿元，其中省财政安排1.6亿元，地方落实配套资金0.7亿元。各地以实物配套、无偿拨付建设用地、减免相关费用等多种形式支持自然保护区议案建设，折合0.3亿元。此外，通过议案项目实施带动其他投入1.2亿元。随着议案资金的持续投入，我省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据统计，全省自然保护区已建成办公室、宣教中心、实验室、标本室、护林站、了望哨等16.6万平方米；设置宣传牌、界桩1.9万块（条）；修建和维护区内巡护道路1946公里，购置交通工具262辆（含汽车、船艇、摩托车等）。议案规划建设的部级、省级自然保护区均有了固定的办公楼、宣教中心、保护站等基础设施。
（三）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夯实队伍建设基础。
全省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管理体系，72个部级、省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了管护机构，配备了领导班子，核定事业编制886名，是议案实施前的8.2倍，人员经费由省财政核拨。部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正处级事业单位，由省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为副处级事业单位，由省与市、县共管，以市、县管理为主；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分别为科、股级事业单位，由市、县管理，业务上接受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指导。省林业局和海洋渔业局分别设立了专门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韶关、肇庆、惠州、茂名等市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也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四）不断完善管理措施，管护成效日益显现。
省政府将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工作列入全省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内容，每年进行考核。省行政主管部门相继制定了有关规定，规范自然保护区的评审晋升、功能区调整、建设项目规划等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了自然保护区巡护制度，加强日常巡护和社区共管。随着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和资源监测工作的开展，我省典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及野生植物的原生地得到有效保护，猕猴、黑脸琵鹭、报春苣苔、南方红豆杉等珍稀物种的野外种群逐步恢复，瑶山鳄蜥、海龟、杜鹃红山茶等物种人工繁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还相继发现了卷羽鹈鹕、海南虎斑鳽、紫水鸡、莽山烙铁头、虎颜花等一批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成功救护受伤、搁浅或遭误捕的海龟800多头、海豚30多头，增殖放流海龟58941头、大鲵1220尾、大珠母贝苗5万多粒、唐鱼100多万尾。目前，我省自然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达92.1%，比全省森林覆盖率高出35.4个百分点；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703种、野生维管束植物5668种，分别占全省总数的90.8%和92.4%。初步测算，全省自然保护区每年涵养水源744160万吨，保持水土2925万吨，固定二氧化碳531万吨，释放氧气1423万吨，自然保护区生态服务功能每年产生的价值约为915亿元，相当于议案总投入的274倍。
（五）广泛开展宣传交流，社会影响逐步扩大。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积极利用多种渠道传播生态知识、弘扬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积极协调中央和省的主流媒体，深度报道了我省科学发展自然保护区和实施省人大议案所取得的成果，充分发掘自然保护区特有的资源价值和生态文化内涵，提高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既要经济开发区、更要自然保护区的“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自然保护区广泛开展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鼎湖山、车八岭部级自然保护区加入了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组织；丹霞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成为世界上丹霞地貌的一类地貌命名地，南雄恐龙化石群省级自然保护区成为国际恐龙化石研究地；湛江红树林、惠东海龟、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湛江红树林部级自然保护区圆满完成了“中荷合作广东雷州半岛红树林综合管理和沿海保护项目”，海丰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正式启动实施了粤港合作汇丰/世界自然基金会海丰湿地项目。省林业局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成立了“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为全省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省海洋与渔业局开展了珊瑚普查工作。全省已建立部级、省级科普教育基地8处、接待公众26.7万人次，建立科研教学基地37处、接待师生1.2万人次，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宣扬生态文明理念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议
案实施10年来，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议案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保护规模偏小，区域不平衡，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目前，虽然全省已建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360个，但管护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6.9%，远低于全国15.1%的平均水平，与国内同类自然保护区平均水平相比，不仅单个面积偏小，而且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粤北、粤东、粤西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然保护区数量偏少，与我省实施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建设自然保护区示范省的目标不相适应。
（二）资金投入仍显不足，建设管理水平不高，自然保护区资源保育、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等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由于10年前制定的议案建设标准偏低，加上物价上涨、人工成本增加以及地方配套资金不能足额落实到位，致使已建的自然保护区无法购置宣教中心、实验室设施设备，难以开展科研、宣传、监测活动，仍停留在简单的巡山护林、出海巡航阶段；一些自然保护区为完成议案规定的建设项目和必要的配套设施形成负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自然保护区累计拖欠建设工程款近3000万元；全省还有176个未列入议案规划建设的自然保护区没有安排建设资金，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和管护设施。
（三）林地权属关系复杂，山林纠纷较多，保护发展难度大。
我省森林、野生动植物和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林地权属关系复杂，大部分林地、林木为农村集体所有，有的还是责任山、自留山，社区居民对其依赖程度较高。早期成立自然保护区时签订的管护协议不规范，缺乏约束力，已经有一些林地所有者提出行政复议，不愿继续签订新的管护协议，出现了山林纠纷。同时，全省自然保护区仍有相当部分林地未列入生态公益林；已列入生态公益林的林地林木，其补偿标准大多低于周边山地租地价格，林农参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有的甚至出现抵触情绪，要求将其林地划出自然保护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群众物权意识的提升，自然保护区管护难度越来越大。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
从1956年建立全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开始，我省自然保护区发展经历了起步（1956-1987）、调整（1988-1999）阶段。年议案启动至今的10年，是我省自然保护区建设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自然保护区议案的结束，我省自然保护区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形势对自然保护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理清思路、明确方向。省政府将认真总结自然保护区议案实施经验，继续采取有力措施，以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社区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推进自然保护区示范省建设为抓手，加强能力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创新管理机制，力争做到保护管理制度化、基础设施标准化、科研监测数字化、宣传教育普及化、社区关系和谐化。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继续扶持自然保护区发展。
建设自然保护区是保护我省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对促进广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高人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议案的实施，初步解决了自然保护区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初步实现了“设施从无到有、管理从虚到实、人员从兼职到专职”三大转变，自然保护区“批而不建、建而不管、管而不力”的局面得到扭转。但也要看到，我省自然保护区现状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文化需求仍有很大差距，绝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粤北和东西两翼地区，亟待从之前重数量规模的抢救性保护阶段转入重质量效益的能力提升阶段。因此，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把自然保护区工作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延续议案行之有效的各项扶持措施，制定更加有利于自然保护区发展的优惠政策，积极解决自然保护区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巩固提高议案建设成果；要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进一步理顺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切实加强管护队伍建设，强化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保护；通过建设自然保护区示范省，打造一批示范自然保护区，使其成为我省的生态名片和文明窗口。
（二）保障资金投入，进一步提高建设与管护水平。
按原计划，自然保护区议案已经到期，但自然保护区建设作为一项公益性的长期工作并未结束，仍需加强。只有力度不变、政策不退、投入不减、扶持到位，才能确保来之不易的议案成果不会功亏一篑。目前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仍不完善，资源管护仅有简单巡护，保育、科研、宣教、应急防控、社区发展等工作尚未有效开展。各级财政要继续保障对自然保护区建设的投入。
一是切实保障自然保护区资金投入，将原省财政安排的自然保护区建设议案补助资金转为今后自然保护区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完善、维护和数字化平台建设等，由省林业局与省财政厅按规定程序报批。
二是切实保障自然保护区保育、监测、宣教、应急防控等工作所需的经费，确保基本业务能够正常开展。部级、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经费由省负责，市、县级自然保护区由市、县负责。具体标准由省林业局与省财政厅根据不同类型、级别会有关部门制定。
此外，要积极拓宽投资渠道，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切实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
（三）实施政策倾斜，加快社区经济发展。
我省自然保护区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为此，省直有关部门要在政策扶持措施上予以倾斜，将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范围，在项目安排时优先考虑连接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社区的路网、供水、供电、通讯、通邮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自然保护区依托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依法依规开展以森林旅游、滨海旅游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活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自然保护区和社区绿色经济发展。
（四）妥善处理权益关系，维护自然保护区稳定发展。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3
一、主要特点和做法
高质量的办理议案提案，关键在于转变作风，深入实际，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强化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在办理中，我们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不推不靠，认真办理。议案提案所涉及的文化市场管理、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内容广泛，办理难度大，这就要求我们要顾全大局，发扬主动协作的精神，互相配合。办理中，对议案提案中的综合性、宏观性问题，属于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不推不等，认真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办法；对涉及部门职能交叉和资金等问题，主动出面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尽可能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对一些属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拓宽思路，积极探索，及时客观准确的给予答复；对涉及多个部门且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认真负责地做好解释工作。在重点问题的选择上，做到既注意处理好影响面大的突出问题，又注意处理好涉及个体利益的具体问题。在解决问题的措施上，做到既有马上可以落实的具体措施，又有从宏观、长远考虑，力争在法制、体制、机制上寻求根本解决的长远措施。
（二）突出重点，集中办理。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是我市文化系统近年来的重点工作之一，也是代表、委员们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今年议案提案办理的重点，紧紧抓住国家、省上关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和要求，集中力量、集中时间，进行了重点办理。一是报请市政府转发了《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方案》，与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实施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意见》成立了“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6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并在市文化馆成立了“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报请市政府成立了“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制定下发了《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工作普查方案》，起草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切实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健全了工作机构。二是加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力度。经过多方努力，我市县灯盏头剧、县西王母祭祀仪式、华亭县曲子戏、县高抬、县马尾荷包、区春官诗和区镇地坑庄子等7个项目被列入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建设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三）想方设法，攻克难点。对于代表、委员们提出的落实难度大、条件不成熟的议案提案，我们不回避、不应付，坚持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协调，提出对策，努力攻克难点问题，使全心全意为代表、委员服务真正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对人大第29号《关于请求对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予以扶持的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条款规定，因原已不复存在，新建博物馆不属于文物本体保护范围；博物馆作为县旅游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在立项期间，我局积极配合疏通渠道，上报省文物局委托省文物考古所对博物馆规划占地范围内的地下文物进行了勘探，并已将结果反馈县政府。对于网吧管理这一文化市场管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我们通过认真分析研究，提出了三条具体措施：一是要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原则，明确市、县（区）管理职责，形成各级政府和社会齐抓共管的管理格局，重点加大对网吧的日常监督检查，力争杜绝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二是要逐步发展网吧连锁经营，实行集中管理，同时成立行业协会，建立行业自律机制；三是要强化舆论宣传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关心、监督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四要强化科学监督手段，提高网吧监控中心监控效能，推进科学管理；五要强化法律法规培训，提高管理人员依法行政水平和经营业主守法经营意识。
（四）明确职责，落实分工。一是明确了办理责任。建立健全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职能科室具体抓、办公室协调抓的办理机制，并将每一件议案提案的具体承办人员、分管领导、办结日期等情况报局办公室备案。二是规范和公开了办理程序。让每一名承办人员都清楚承办工作的环节和要求，有效的提高了办理质量。三是注重了办理效果。对代表、委员提出的议案提案，各承办科室不仅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结果，而且基本实现了“三个不通过”，即：答复不规范、不及时的不通过，问题没解决的不通过，确保了办理效果。
二、初步成效
通过扎实办理，认真答复，我局议案提案办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具体表现在：
（一）初步实现“两个转变”，进一步提高了办理质量。一是实现了由政策解释式的书面答复向注重解决问题、促进工作转变；二是实现了由一般承办人员办理向领导亲自抓办理质量、抓办理效果转变。通过办理议案提案，建立起了一些有效的管理制度，储备了一些好的文化保护项目，进一步加强了对网吧等文化市场的管理，受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二）办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有了新的加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通知》以及《市人民政府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对我局议案提案办理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确定了责任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并对议案提案的分办、承接、走访、答复、办复、复查等各个环节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有效的规范了办理工作，避免了随意性，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三）锻炼了承办人员队伍。议案提案办理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只有拥有一支政治可靠、素质优良、业务精的承办人员队伍，才能适应新形势，确保办理质量。为此，我们一方面注重和加强了对承办业务人员议案提案办理知识的培训，促其提高业务能力，另一方面，组织引导承办人员深入一线，实地办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各类议案提案，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使他们在工作中不断得到了锻炼。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4
2016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草案不乏明确胎儿利益保护、新增非法人组织为民事主体、增加保护虚拟财产规定、延长诉讼时效等亮点。在环境保护方面，虽然在原则中增加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与动物相关的规定却寥寥。要知道，去年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专家完成了三套建议稿，其中都有动物条款的规定。而且，相关专家也就此问题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学界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一、动物需要《民法总则》予以规制
动物，包括家畜家禽、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三类。其中，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属于环境法律规范以及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之内。对于野生动物，我国已建立了由《野生动物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野生动物已得到相对全面的保护。然而，家畜家禽的问题上是一个民法问题，但是我国还缺少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规制。因此，对于这类动物，需要《民法总则》作出一个基本的规定。
在野生动物利用问题上，如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等，也属于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内，因此，需要《民法总则》在动物的私法保护和公法保护之间划定一个界线，并衔接起来。
在国际法层面，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相继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关于作为特别是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与日本、澳大利亚分别签订了《中日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中澳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为了落实这些国际公约，我国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整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二、《民法总则》对动物的基本立场
《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律的保护。以不另有规定为限，关于物的规定必须准用于动物”。这一条款被视为对于动物最为基本的立场。在中国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法典》(建议稿)关于动物的规定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中国法学会建议稿第107条规定，“动物视为物。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应当提供有利于其正常生长、繁殖、医疗、救助的条件和措施，不得遗弃动物;任何人不得虐待动物。法律对动物有特别保护的，依照其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议稿第120条规定，“对于动物的使用，应当遵守关于动物保护的规定和善良风俗观念，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适用关于物的有关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议稿第115条规定，“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处分，不得违反自然资源法和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民法总则》对动物的基本立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动物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客体;第二，是否沿袭“一般物+特殊保护的物”的模式，将动物作为一种特殊保护的物。
目前，学界对于“动物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客体”的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动物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是不成立的，应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而且将动物作为主体并不能比作为客体更为有效地保护，只是一种立法技术而已。因而，《民法总则》对动物基本立场的核心问题便为是否沿袭“一般物+特殊保护的物”的模式来规制。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的三套专家建议稿都没有彻底地借鉴《德国民法典》的作法。从三套建议稿来看，虽然在规定特别法适用时，不知是有意避免与《德国民法典》相同还是别的缘由，其字面表达不尽相同，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即三套建议稿都把动物有别于传统的“物”来对待，认为需要创设特别法专门保护。通过考察德国、俄罗斯、奥地利等民法典，我们可以发现把动物有别于传统的“物”来对待的实质，是承认动物作为一种有生命的“活物”，需要有别于传统“物”的方式来对待。如《俄罗斯民法典》规定，“对动物适用关于财产的一般规则，但以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未有不同规定为限。在行使权利时，不允许以违背人道原则的态度虐待动物”。因此，将动物区别于传统“物”而作为一种有生命“活物”的立场，不仅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民法总则》，甚至在整部《民法典》中都应作为其他动物条款的基本原则。
三、《民法总则》中动物条款的完善建议
结合三套《民法典》(建议稿)，建议《民法总则(草案)》关于动物的规定应作如下修改：
(一)没有必要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立法目的之一
《民法总则(草案)》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民法是首要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至多算是只是次要目的。在环境保护理念盛行之下，民法虽然开启了“绿化”道路，但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增加环境保护成为民法的主功能。从《民法总则(草案)》的结构上来看，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与传统的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并列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样的做法会混搅民法的功能与定位。从环境法缘起的逻辑上来看，本就是因为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部门法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才会使得环境法孕育而生。民法的功能包括环境法的功能，既夸大了民法环境保护的功能和又减少了环境法自身的特殊性。“绿化”的民法仅仅是对于过于民法的一种反思和补充，本质上还是民法而非环境法，否则，又何必制定环境法。
(二)明确界定动物的概念
一直以来，民法学者对于明确动物的概念并不积极。无论此次《民法总则(草案)》，还是三套《民法典》(建议稿)关于动物的规定中，均没有界定动物的概念。动物概念界定不清，最为明显的便是民法在无意中扩大了自己保护的范围：将所有动物都纳入民法予以保护。法理上，民法所保护的动物，必须具备经济价值。然而，大部分物种没有或很少具有经济价值。而且，从保护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必须采取分级保护。分级保护原则，是指依据保护生物学有关物种的保护优先序与物种濒危等级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应当投入相等的资源来保护每一种动物，而应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一些应优先受到保护的动物。因为物种濒危等级与物种保护优先序是挂钩的，且濒危物种保护常常受到经费的制约，所以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应优先投入到一些应优先受到保护的物种中。因此，这样的做法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例如，中国法学会的建议稿第107条侧重于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相对)和动物园中的野生动物(城市野生动物)，而对两者之外的其他野生动物只字未提，疑有将其他野生动物排除在外之嫌。毕竟虐待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单单是一个民法问题。
(三)除了动物整体之外，还应包括其衍生物即动物制品、卵、蛋及遗传资源
早在1981年，我国在与日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之中，就将鸟蛋纳入保护范围之内。该法第2条第1款明确将鸟蛋纳入保护对象，“猎捕候鸟和拣取其鸟蛋，应予以禁止。但根据各自国家的法律和规章，下列情况可以除外：(一)为科学、教育、驯养繁殖以及不违反本协定宗旨的其他特定目的;(二)为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三)本条第三款所规定的猎期内”。将动物制品、卵、蛋及遗传资源纳入保护范围之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积极履行国际协议、维护国家形象的举措。2016年新《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第2款、第3款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是指野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其衍生物”。为了与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相衔接，也有必要对于动物制品、卵、蛋及遗传资源予以规制。
(四)若采用“一般物+特殊保护的物”的模式，应指明特别保护法
如在三套专家《民法典》(建议稿)关于动物的规定中，中国法学会建议稿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议稿虽然都仿照《德国民法典》将“动物的特别保护规定”纳入其中，但均未指明“动物的特别保护规定”究竟是适用哪一部法律。关于法律法规适用的表述，应该具体、明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建议稿的第115条，从字面上看，该条文表述有瑕疵，其实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处分只要“不得违反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就足够了，不必加上“自然资源法”。因为在自然资源法中，保护动物的法律为野生动物保护法，而野生动物保护法属于动物保护法，是动物保护法的一部分。故此处“不得违反自然资源法和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属于重复表述，显得有些拖沓，不够严谨。
(五)创设逆权占有，合理设定对遗失动物的权利保护时效制度
逆权占有，倘若占有是不利于所有者的利益，且原有所有者并没有提出抗议或采取法律行动，那么，某人通过占有财产达到法规规定的时期，就可以获得他人财产的所有权。逆权占有能够阻止有价值的资源被长期闲置，会使资源分配得更富效率。在市场经济中，通过设定遗失动物的权利保护时效制度，鼓励动物所有人更有效率地管理，从而减少无因管理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在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斯等民法典中，都有对遗失动物的权利保护时效作出了规定。如2004年《意大利民法典》第925条规定，“被驯化的动物的所有人可以在他人的土地上追赶动物，土地的所有人对所受损害的补偿请求权不受影响。自知道动物所在地之日起20日内未提出请求的，动物属于取得动物的人所有”。遗失动物的权利保护时效制度，是先占原则的延伸。但是，先占原则也存在着局限性：容易使人们通过不经济的投资获取他人的财产。因此，对于动物这类“流动性财产”的管理，应对于先占原则有所限制，合理设定遗失动物权利人的丧失时效和对于遗失动物的取得时效。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5
关键词：历史街区；保护；公识性；文献；趋势
abstract：Understandingofthedevelopmentofprotectionfordomesticandhistoricdistrictsaresortedandanalyzedbytimeclues.andonseveralaspectsofculturalprinciples，historydefinedspacestyle，authenticity，theexistingproblemsinunderstandingareputforward.thusthehistoricdistricttoprotectthebasictrendtheformationisformedofasystematic，dynamic，people-oriented，diversifieddevelopment.
Keywords：historicdistrict；protection；publicawareness；literature；trend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52（6）
在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认知发展过程相继出现了诸多“公约”、“宣言”、“法规”（文章将该类文献统称为“公识性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认识的主体反映，更在其后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析这些文献是研究历史街区保护史、建构保护学认知体系不可或缺的方面，而且对开展相关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1认识发展
1.1国际层面
受产业革命影响，城市空间的生成、发展方式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通过建筑和城市空间两个层面有所显现。当人们开始意识到未来城市将极有可能越来越背离传统城市的发展状态，同时出于对新城市状态的“恐惧和不安”而产生的一种刻意保持“过去”的诉求时，历史空间的保护概念开始出现，当然这时还只限于建筑中的文物。
街区层面上的城市历史空间保护概念的首次提出则见诸于1933年的《雅典》①第七条：“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这个“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并不着重于历史街区保护，甚至对保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没有基本的阐述，对历史空间的价值也仅限于“真能代表某一时期的建筑物，可引起普遍兴趣，可以教育人民者（第七条：第一点）”，简单的几条原则性建议也早就不适应后来的保护需求，但是街区级历史空间保护的概念，却由此确立。
国外对历史街区的普遍重视是在二战后，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当时很多国家面临战后城市重建的重任，新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计划必然涉及到历史街区问题；另一方面19世纪末开始的建筑技术革命和相应规划建设理论的发展，此时已相对成熟，而战后重建任务的迫切性无疑为以工业化生产为前提的现代建筑技术和理论提供了广泛实践舞台，但是很快标榜功能的现代建筑却暴露出其致命的弊端――对城市个性及历史人文的破坏。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系统理论”、“生态理论”等新的认知理论开始盛行，随着这些理论在城市相关问题研究中拓展，加之人们对建筑和城市认识的自身进步，该时期一股反思二战以来风靡的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及相应实践行为的思潮开始出现、一些建立在批判单纯功能主义基础之上的新的理论不断出现、谋求地域特征和本土文化风貌的建筑及城市发展理论日渐盛行，这一时期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认识，渐而发展成为一种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积极展开的运动。其中，法国于1962年颁布的《马尔罗法令》②对当时欧洲很多国家历史街区保护的法规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影响了1964年的《威尼斯》③的出炉。
《威尼斯》“是关于保护文物建筑的第一个国际，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已经形成”[1]，它较之《雅典》中的历史建筑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对历史空间做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其中第一条明确定义：“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威尼斯》将“文物保护的对象从个体的文物建筑扩大到历史地段”[2]，这对于之后历史街区保护运动的发展意义巨大，因为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保护虽然关联，但却有着本质差异。但是这个纲领性文件在宗旨上却有今日的疑义：“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第三条）”，显然当时人们眼中的历史街区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文物，而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建立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之上。建筑具有静态性，但使用建筑的人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纯粹文物原则并不适于这种变化。
《威尼斯》之后，国际范围内关于历史街区保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对历史空间保护范围及对象界定、保护手段及条件选择、保护目标和内容等均不断有新发展。期间陆续出现了几个与之相关的重要国际性文献，比如：1972年11月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l1月2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上通过的《内罗毕建议》④；1977年12月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国际会议发表的《马丘比丘》。到了1987年的这些不断的认识发展有了集中体现，并形成新的国际性认识――《华盛顿》⑤。
《华盛顿》对《威尼斯》有了进一步的补充⑥，对历史街区保护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文件首先提出“所有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序言与定义：第一条）”，此条将历史街区的概念动态化，并指向了不断生成的新的城市历史；认为“为了更加卓有成效，对历史城镇和其它历史城区的保护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完整组成部分（原则和目标；第一条）”，将保护历史街区的目标从即定的“文物”拓展成城市发展中的需求和关系；“所要保存的特性包括历史城镇和城区的特征以及表明这种特征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组成部分（原则和目标：第二条）”，将历史街区保护的内容和价值扩大，明确包含了空间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内涵；“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的作用，应加以鼓励。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涉及它们周围的居民（原则和目标：第四条）”，“保护规划应得到该历史地区居民的支持（方法与手段：第一条）”，将保护的主体扩大，并将人与空间的关系纳入其中，从物态保护转向物与人的关系保护；“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方法与手段：第五条）”，将保护手段灵活化，并体现了保护与发展问题协调。《华盛顿》直到今天其大部分内容依旧适用，并成为很多有关历史街区保护研究的参考。但是其作为《威尼斯》的补充，依然把前者作为基本的原则：“在采纳任何保护规划之前，应根据本和威尼斯的原则和目的开展必要的保护活动”。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普及，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剧，国际化与本土化、文化多样性保护成为热门话题，并延续至今。至此，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又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时的历史街区保护已从“风貌保护”发展成为以风貌为基础的自然与文化生态保护，而保护历史街区的行为也已经从国家的内部工作变成世界范围内的协作工作，进而不断推动新的保护理论出现和实践行为发生。这一时期有关“乡土建筑”保护的概念开始被广泛的关注，“它被看作是人类社会一项有特色和魅力的产品。……它是人类的作品，也是时间的产物。这些传统而和谐的建筑遗产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核心。……乡土建筑是传统和自然的居住方式。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了必要的改变以及针对社会与环境限制而进行的不断调整。”[3]，乡土建筑的概念要比之前的历史建筑概念更为宽泛，它基于产生的必然性，而非“历史”的界定条件，当然在广义上也包含这一条件，由此它也可以被看做是历史空间保护的认识拓展。同时，关于历史空间保护的范围、“变”与“保持”的认识也在发展，2005年10月21日于中国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⑦体现了人们在“环境对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重要性的贡献”方面的认识发展。认为“环境，即作为或构成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提出“掌控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环境的变化，并不一定需要对任何变化都加以防止或阻止。”《西安宣言》实际上将历史空间保护扩展为一种有关空间行为发生条件保护的动态认识。
综上，历史街区保护某种程度上源自我们走向现代建筑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留影”，但很快却在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悲悯和担忧中获得广泛认同，并由原先的建筑保护，日趋演化成一个如何协调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复杂概念和系统工程。
1.2国内方面
解放前，长期的外侵内乱致使整个国家对城市历史空间基本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此外，当时中国城市整体上依然延续传统建设发展模式，保护的意识和迫切性也不强烈。但是依然有少量的研究团体在关注中国的古建，如梁思成等人组建的营造法社。
建国初始，尽管有学者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的实际国情和之后近30年的历史因故，中国多数历史文化古城非但不被重视，而且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屡遭破坏，与这一现实相对应的是国内历史街区保护的理论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八十年代初，这一现状才开始得到改变。
在我国，近似“历史街区保护”的概念首见于1981年12月《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特别对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老城区……更要采取有效措施，……”⑧，并与1982年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⑨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所体现：“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第二章：第八条）”。而“历史街区”一词的正式提出则见于1985年5月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建议设立“历史性传统街区”的相关文件，并在1986年4月《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予以明确：“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保护文物古迹及具有历史传统特色的街区，……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的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至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街区保护”得到更近一步的明确和界定，其中第十四条正式将历史街区列入不可移动文物范畴，并作出如下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目前，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总体依据两部法规：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条例》规定：“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还应当有2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第七条：第四点）”。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理论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是在90年代后：首先，长期的经济发展为历史街区保护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长期的对外交流加速了国内对这方面问题的重视，也使国内理论研究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第三，新的城市建设浪潮，对历史街区及城市地域文化产生了新的威胁和破坏。
到了本世纪，新的批判过去有关历史街区保护错误做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出现⑩。同此，一些新的历史街区保护观念开始出现。
概而言之“我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初始于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然后发展成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后来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历史街区保护的内容，形成重心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4]
2有待商榷的方面
2.1关于“文物原则”
尽管今天越多越多的人对历史街区的认识有别于文物建筑，但是落实到保护原则和方法，第一遵循的依旧是文物。这一点从历次国际性“”中都有所体现。即便是华盛顿保护方法有了更为灵活的体现，但是其方法第二条依旧明确提出：“在采纳任何保护规划之前，应根据本和威尼斯的原则和目的开展必要的保护活动”，即认为《威尼斯》在原则上的适用性。
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并以“文物”法规和条例予以实施。所以用文物思维勘定历史街区并实施保护一直占据主导。而国内的这一原则在执行时往往由于人的因素而难于支持“一切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对整体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5]，因为文物法中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如果不具备“特别丰富”和“重大性”怎么办？此外，这两个界定词作何解？又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七条第四点中“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本地区”、“特色”同样也有弹性的解读空间。因此依据目前的相关法规，中国很多城市的历史空间可以“合法”的从其版图上消失。
2.2关于“历史”的界定
虽然《华盛顿》提出“所有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但这样做具有操作上的难度，因为依此，城市将陷入只建不拆的状态，而保护的负担亦会随着城市发展而增加。所以人们在确立历史街区保护对象时更多的则依据“年代”和“风貌”这两个加强操作性的界定条件。但是保护行为的发生必然有其具体的时间节点，客观上讲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的城市空间现状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任何跳跃其中一个历史阶段的、人为甄别保护对象的行为，都是对空间现实“原真性”的破坏，而如此则陷入了保护与不保护的逻辑悖论。
在我国，“建国前后”是通常情况下采用的“历史”标尺。但是依此界定，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这段中国现代历史中非常特殊、同样也创造出独特时代风格的城市进度则极有可能被排除在外。而建国后多数城市是在原有基础上通过长期利用、改造和新建发展至今，如果在保护中无视这段历史，将意味着丢失城市今日与其建国前的因果关联。如果城市的“历史进程的原真性”[6]都丢失了，其历史街区保护又何来历史信息的完整性？而一旦确立建国后这段历史需要保护，却面临着另一个尴尬的命题：依据怎样的原则确立保护的具体对象。
2.3关于“风貌”控制
前述所有都是首先基于空间物质状态风貌的基础之上，尽管其中的有些文件开始关注“表明这种特征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组成部分”[7]，但是空间物质状态依然是所有保护的第一出发点，即第一性，这就带来了一些问题：要想保护好历史街区的空间风貌，最大限度的保持原貌最为合适，而要想更好的体现出历史街区与人的关系，那么随时展不断改造空间就成为必然，二者虽然可以通过“保持差异”来有机统一，但是本质上却是相右的，因为前者带来的必然是相对于生活需求的不便，后者必然带来原有信息的丢失或放弃。事实上，在中国很多城市曾经或正在发生如此矛盾：有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完全不顾及街区与人的需求关系，要么极端的将人从街区的中居住结构中“清除”，把街区变成“博物馆”或者“商街”；要么则是街区民众迫于无奈而自发的搬出街区，致使街区老龄化、无人化。
2.4何为“原真性”
上述方面之所存在存在认识上困境，则与保护工作的宗旨――即保护历史信息的“原真性”有很大关联。
在国内外有关城市历史街区保护认识发展过程中，保护“原真性”作为基本共识已久，但“何为原真”、“如何体现原真”则一直存在争议，早在19世纪，关于原真性保护就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以英国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1819年～1900年）为代表的反干预理论（保存式保护）；二是以法国的厄杰纳・维奥莱-勒-丢克（eugèneViollet-le-Duc，1814年～1879年）为代表的可干预理论（保护式保护）[8]。此后关于这方面的认识一直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概念，比如《威尼斯》中提出：“当传统技术被证明为不适用时，可采用任何经科学数据和经验证明为有效的现代建筑及保护技术来加固古迹（第十条）。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第十二条）。任何添加均不允许，除非它们不致于贬低该建筑物的有趣部分、传统环境、布局平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第十三条）。”而华盛顿虽然提出：“任何危及上述特性的威胁，都将损害历史城镇和城区的真实性。（原则和目标：第一条第五点）”但又认为“在进行任何治理之前，应对该地区的现状作出全面的记录。（方法和手段第一条）”，即认为可以改变，“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但何为与周围环境和谐，却是一个不确定的条件。而在《西安宣言》中虽指出“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环境的变化应得到掌控，以保持其文化重要性和独特性。”但也认为“并不一定需要对任何变化都加以防止或阻止。”
上述的“原真性”在空间风貌保护与满足街区人群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的关系处理中的争议性就更大。尽管大家都认为保护与发展关系要协调处理，但问题是允许改变空间的尺度原则并不确定。而在我国，近十年来由此而引发的讨论更是历史街区保护研究中的热点。此外，空间与人需求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街区历史上自身风貌的不断随时代而改变的“原真性”是否需要保护？则更具有争议性。
3展望
3.1基本趋势
由上，则可对历史街区保护发展形成如下判析。
系统化。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基于城市整体系统条件与关系，将历史街区保护纳入其中统筹发展规划，目的是为了保障其作为“街区”机能的正常运转和价值发挥。二是把历史街区的建筑、环境、人等因素整合成一个有机关联的城市分子系统，将空间保护要求与人居生活需求关系协调考量。三是尊重城市生态系统的“一元二化”[9]属性，将物质生态系统保护与人文生态系统保护有机结合来考量。四是放在文化的整体保护与发展中考虑，实现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协调保护与发展。
动态化。要想实现历史街区系统化保护就必须尊重它和城市动态化发展的现实和系统属性。其中尊重已经发生的所有历史和满足发展需求是动态化保护的两个基本出发点。这将意味着历史街区保护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历史和风貌条件，而必须将“利用”与“更新”纳入到保护认知范畴，它应当是一个尊重历史真实发生和纵向延续性（原则）、基于现实发展（条件）、允许适应时代改变（方法）、文化不断积淀与焕新（目的）的过程。
多元化。不仅包含保护手段的多元化、也包含保护对象及目标等方面的多元化。如果说前两种发展趋势必然导致保护问题越来越复杂，那么多元化则是应对这种复杂化并推动认识不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有着不同发展境遇和现实状况的历史街区保护至关重要，因为当我们没有一种通治百病的药时，对症下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3.2国内需要
在我国，上述发展还必须基于一个重要保障：法制建设。前述所提的文物原则、历史界定、空间风貌、原真性保护等方面问题，在当下国内之所以表现的尤其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历史街区这类特殊“文物”的保护法制建设存在太多不完善的地方。解释空间太大、对建国后历史保护的立法疏忽、对政府相关职责和不当行为处罚不明确等等问题不解决好，国内历史街区乃至所有文化遗产保护就无切实保障。
此外，历史街区保护是个专业强、周期性长、涉及面广泛的系统工程，但很显然国内现有组织实施体系、专业及行政服务能力、人才条件等等尚不能满足这些保护需要，也很难适应上述的发展趋势。由此，确保专业人才或机构在专业实务决策作用、形成专业及行政机构的合理分工与协作机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是我国开展历史街区保护亟待引起重视的方面。
4结论
历史街区保护是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它大致经历了由建筑单位保护到片区保护再到系统（城市）保护、由文物保护到文化保护、由静态保护（谋求过去）到发展式保护（接纳现代）的认识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为什么要保护，什么样的历史、空间需要保护，用什么手段保护，达到什么样的保护程度和目的一直是困扰并推动历史街区保护认知发展的主要方面。
综合来看历史街区保护总体呈现出系统化、动态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就中国国情而言，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和保护体制改革，建立“专业”及“行政”合理关系，实现各自作用的发挥，是文化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文为江苏省淮安市科技局资助项目“整合型淮安里运河文化遗产廊道保护与开发模型研究”（编号：HaS2012084）。）
注释：
①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在雅典制定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
②又称《历史街区保护法令》
③又称《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于1964年5月在威尼斯通过，是首部专门针对古建保护和修复的国际纲领性文件。
④又称《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⑤又称《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八届会议于1987年10月在华盛顿通过。
⑥见《华盛顿》“序言与定义”第二条。
⑦即《保护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环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于2005年10月21日在西安通过。
⑧1981年12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1982年2月，国务院以《批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形式作了批示。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第十一号公布施行。
⑩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认识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原先一些保护实例经过一段时间检验，暴露出一些问题。此外，由于1990年代的开发破坏，到本世纪前后，很多城市开始意识到原先的失误，逐又迅速兴起“复古”建设。
笔者认为这是自“历史街区保护”概念提出以来，推动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认识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推动历史街区保护与建筑文物保护相区别化认识的主要构因。
参考文献：
[1]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规划[Z].转引自中国建筑学会官网（旧版）.2004年11月16日.
[2]同上.
[3]乡土建筑遗产[Z].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2届大会于1999年10月在墨西哥通过.
[4]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01（25）10：25.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Z].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6]阮仪三.历史街区的保护及规划[J].城市规划汇刊.2000（2）：46.
[7]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Z].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于1976年11月26日在内罗毕通过.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6
（一）“城市化”建设对文物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建设性破坏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推进，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前所未有的挑战”同存的特点。1）旧城改造及很多开发商对于城市用地地疯狂争夺，导致一些地方的文物保护政策形同虚设，受到严重的破坏；2）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经济建设（一手硬）和文物保护（一手软）的问题,片面强调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严重忽视了社会效益，比如政府对文物保护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抢修维修经费非常不足，导致文物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二）文物保护管理体制被擅自改变，专业人员严重匮乏（1）一些地方存在由于文物管理机构事权不分导致文物管理体制上存在诸多盲点，比如某些文物景点及文物建筑由文物、军队、旅游等多部门管理，极容易出现职责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一些地区的基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严重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物政策及法规的具体落实制造了障碍。（2）为了片面地追求城市GDp的增长，出现了擅自改变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的违法现象,即将本属于政府实施的文物保护转嫁到企业，甚至是通过国内外招标承包的方式进行，这些都催生了一连串文物遭到毁坏事件的发生。（3）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瓶颈，比如由于有关人员的专业性不强，很难满足日益繁重的考古及文物修复工作的需要。（三）违法违规破坏文物的现象屡见不鲜，处罚力度不够（1）一些企业法人为了满足短期利益和商业利润的极大诱惑，很容易出现毁损文物的违法事件。（2）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等行为并造成文物破坏严重后果的,破坏文物罚款的最高限度为50万，这不足以构成对一些单位及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威慑,导致一系列文物保护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二、增强我国文物保护政策执行力的具体建议
我国文物保护政策执行优化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在查阅国内外文献及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吉林省一些县市文物保护政策具体执行的调研，就文物保护政策执行优化这一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具体如下：（一）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条文，提高文物保护政策执行的效度城市化建设中诸多对文物保护不利现象要从源头上进行制止，最根本的条件之一是需要地方政府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细则，完善对破坏文物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等。具体做法：（1）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比如通过“文物保护先行”等行政许可制度的方式,让文物行政部门不断介入到具体的城市化建设项目的各个环节，这样不仅有助于文物保护,也不阻碍经济建设和发展。（2）不断创新多元化的投入模式,从而拓展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渠道。比如制定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领域的有关规定；制订文物保护的专项税收政策,形成稳定的文物保护基金等。（二）完善文物管理机构建设，提高文物专业技能依据文物法的具体要求，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多个部门，多个专业领域的系统工程，为此需要：（1）加快构建政府、机构及社会等协同创新的互访体系，从而有效整合发改委、财政部、旅游等多个文物保护的工作机构，不断确立文物部门的牵头作用,使各个部门明确自身的管理权限,从而履行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职责。（2）加强文物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构的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从而充分调动社会各方优质资源,协同解决制约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三）需要加大对一些违法违规破坏文物行为的处罚力度具体建议有：（1）设置具有警戒作用的处罚限度，可以广泛征求有关法律、经济、文保等部门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一个科学有效的数值,从而规定文物破坏者意识到破坏文物将要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2）加强对文物保护政策的宣传力度，有效传播文物保护政策理念。比如，政府可以建立一个文物保护违规监督类的网站,为公众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平台，可以及时将破坏文物的信息披露，让有关文物行政单位知情并处理违规案件。
三、结束语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7
不过，作为对生物多样性问题作出而诞生的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由于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法的发展，经历了由慢到快、由简单变复杂、由零散到系统的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根据其保护理念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阶段：利用价值保护
20世纪50、60年代之前，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环境法；相应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处于萌芽状态。这一阶段的国际法主要是根据个别物种对于人类的利用价值（主要是经济价值）提供保护，而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则很少涉及。历史上，野生生物的利用和保护一直被认为是国内法的事项，反映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不过，尽管国家拥有重要的利益，野生生物很长时间以来便是国际合作的内容。因为野生生物的活动范围并不总是停留在某个国家的政治和地理疆界之内。例如侯鸟等在多个国家间迁徙的物种，其保护就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类似的，其栖息地横跨几个国家、或者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国际公域的非迁徙物种，其保护也自然需要进行国际合作。由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逐渐形成。
19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出现了早期的保护生物物种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867年《英法渔业公约》、1882年《北海过量捕鱼公约》、1886年的《莱茵河流域捕捞大马哈鱼的管理条约》、1902年3月《保护农业益鸟公约》、1911年《保护海豹条约》等［1］。通过这些生物保护条约，缔约国通过谈判分配了各种资源资源（主要是鱼类以及海豹）的开发权，希望能够达到某种可持续捕获的水平。实际上，诸如海豹条约等早期的野生生物保护条约是最早反映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条约———即最大限度的可持续产出的概念。此后，很多环境主义者不断呼吁要禁止对野生生物的商业性开发。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通过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条约，如1933年《保护天然动植物公约》、1946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1950年《国际鸟类保护公约》和1951年《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等［2］413。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最初是一个在成员国间分配捕鲸量的组织，现在逐渐转变为禁止商业性捕鲸的机构。国际捕鲸委员会充分说明了当时国际野生生物法内的主要焦点，即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早期的条约很少考虑野生生物的保护问题，而是专注于如何在不同利益国之间进行资源的分配。随着环境关注的日益提升，这些野生生物条约开始将其兴趣由在缔约国之间分配资源，转变为实现可持续的开发水平，即“可持续产出”。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实现生物资源可持续产出的努力并无法成功。有时候，国际条约缔结的太晚，错过了将种群保持在能够可持续产出的水平上的时机。另外，关于可持续捕获水平的准确估计，在科学上还缺乏充分的认识。而且，即使科学家发现了确定的数字，关于开发的政治压力也是促使决策者确定不可持续的水平。在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体现出三大特点：首先，除少数条约规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手段和措施、具有真正的生态保护含义外，绝大多数公约所表现的是一种短期的功利主义，［2］28即：侧重于保护渔业资源、海豹等经济性的资源，或对某一物种经济利益的保护，忽略了对其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的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相邻国家间的经济利益，而非保护环境。
其次，这一时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手段是不充分的，主要采取的方法是简单的禁捕、禁采、禁伐。一般而言，“最通常的做法是禁止捕获属于某个特定物种的个别生物，而不考虑该物种的生存条件是否存在。”［2］235第三，它采用的是一种跨界解决方式，参与这些国际法的主要是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少数边界相邻的国家。
二、初步形成阶段：内在价值保护
二战后，各国忙于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也不断增大，开始出现一些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各国对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也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此时，环境科学和生物科学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促使人们不断深化对生物物种的内在价值的认识。所谓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界每一个有生命的或者具有潜在生命的物体都具有某种神圣并且应当受到尊重的价值。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各个物种之间内在价值是平等的；以是否可以为人类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本身就是一种物种的偏见。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旨在保护生物资源的国际法律文件应运而生，现代意义上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也开始正式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依然缔结了一些对物种的利用价值进行保护的公约和协定，但更多的国际文件开始侧重于对生物的内在价值进行保护。例如，1973年通过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条约》（CiteS公约）形成了一套详细的、但也是比较复杂的管理制度，涵盖数千种动植物。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国际合作也是应对国际经济活动（主要是不断增加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贸易）对生物带来负面影响所必需的。尽管有旨在控制物种国际贸易的CiteS公约以及旨在保护迁徙物种的多项公约，但是野生生物物种在很多地区还是出现了丧失的现象。
有些是商业开发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栖息地遭到破坏的原因，特别是对那些迁徙物种。这就促成了1971年《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和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出台。这些条约旨在为保护具有特别重要性的生物栖息地提供资源和政治意愿。除了上述国际条约外，比较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还有1968年《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9年《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1979年《欧洲野生生物和自然生境保护公约》、1980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公约》，等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主要特点有：首先，在国际立法的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从最初的功利主义、注重保护对象的经济效用转向注意内在价值和其它非经济价值。如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开宗明义，宣布“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替代的一部分，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其次，保护手段日渐丰富。通常，这些公约不仅保护个别物种，而且会保护其栖息地，并考虑到可能影响该物种和栖息地的所有生态要素；同时，为了保护、保存、展出、恢复和利用各种保护对象，公约通常要求各缔约国综合采取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等多种手段。第三，很多公约开始采用一种全球视角，将保护对象确定为具有人类共同利益的事项，号召所有国家、而不是少数与保护对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相邻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保护。
三、迅速发展阶段：生态系统保护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护生物的国际法一直饱受“缺乏广泛的战略或政策”之诟病。在1972年和1992年之间，国际社会针对那些具有较大商业价值的特定物种或品种，制定了300多项专门的国际环境协定曾试图减缓和扭转生物流失的局面。但随着生物多样性的继续流失，人们发现野生生物单行立法的方式不足以保护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而且，生物保护学家发现，过于保护某种珍惜动植物，会使决策者对其它形式动植物的保护。显然，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前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基于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等特点的认识，人们了结到针对个别的物种或栖息地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能从整体上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必须改变传统做法，另辟蹊径。因此，他们呼吁制定一项广泛的框架公约，以涵盖威胁地球上生命形式多样性的各种危险。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的健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一项全新的保护方式。尽管1940年《西半球》也承认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没有认真实施过这方面的规定。28年后一项区域公约———《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也更加重视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最初体现这种思想的是软法文件，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和1982年《世界自然》。特别是《世界自然》，它是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纪念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召开10周年所发起并促成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的一项国际法文件，也是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进展最大也是最具创新性的一项国际文件。该措辞严厉，但它只是一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文件。尽管如此，该也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转变的里程碑。最终，《世界自然》所蕴涵的广泛的、整体性的保护理念体现在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从1984年到1987年，iUCn发起了第二轮的努力，它起草并完善了一系列可以被纳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条款。iUCn的建议条款集中草拟了全球为保护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系统层次的生物多样性所需付诸的行动，特别是在保护区内外的就地保护措施，以及关于财务机制的详细建议。但是，各国政府拒绝将iUCn的建议作为进行谈判的基础。尽管如此，iUCn的努力为吸引全球关注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直到了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programme，Unep）意识到经过多年的努力，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不但没有减缓，而且每况愈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迫在眉睫。于是，Unep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adhocworkingGroup）来调查是否有必要以及有没有可能“制定一项综合性公约的意愿以及可能的形式，以便使该领域的活动合理化，并解决其它可能处于该公约调整范围内的领域的活动”（Unep，GCRes.14/26.1987）。该项“包容性”（umbrella）公约（01）的最初目的是涵盖当时及未来所有的环境保护与生物保护公约，为各种野生生物以及生物栖息地的国际条约提供协调的框架。
该特别工作组小组在1988年的第一次会议所做的结论是既有各公约只提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特定问题，并不能充分满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面需求。当时已签订的公约，只涵盖了一些国际重要的自然地点（如《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濒绝物种的贸易威胁（如《华盛顿公约》）、某类特定的生态系统（如《湿地公约》）和某一种群的物种（如《迁移物种公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区域性的自然资源保护公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不过，就算所有这些公约加起来，也不足以保障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最终，特别工作组达成共识，统一现行的国际条约在政治上、法律上以及技术上都很难行得通，应当建立一或多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法律机制，特别是可以在既有公约之上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性（framework）条约（2），以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在工作组活动期间，很多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一项主要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约。发展中国家并不看好新的全球化条约的前景；而且他们普遍担心，推动这样一个“议程”会阻止他们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影响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反，他们认为，该公约还应当考虑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技术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经过一个长期的争论，发展中国家利用他们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事实，从发达国家取得了一系列让步。这些让步包括从发达国家获得财政支持和技术转移（如生物工艺和监测技术）；有关管理生物工艺的议定书；承认当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社团；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国家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其遗传资源所产生的各种利益。这种方法等于是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公司承担义务，将利用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遗传资源而获得的产品利益与它分享，发展中国家要求他们得到发展的权利，至少是他们的所有权。在草案中内容中，拥有丰富生物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获得了法律的认可，承认他们对自己的生物资源完全拥有权利。这些资源不再如同国际社会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正式谈判开始于1991年，Unep的工作组被改组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negotiatingCommitteefora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inC）。最终，谈判被纳入到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的筹备活动中，被期望能够在该次会议上开放签署。在里约会议之前达成协定的压力具有两个效果。一方面，它促使各国尽快达成妥协并形成协议。
另一方面，谈判的达成很仓促，留下了一个若干条款相互冲突、而且含混不清的文本。最终文本在1992年5月22日，即筹备委员会会议的最后一天完成，供两周后开始的里约会议开放签署。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第36条之规定，公约在第30个缔约国（蒙古）批准加入书交存之日的90天之后（亦即1993年12月29日）生效。该公约没有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具体的标准或者措施，它也没有为最初设想的所有物种和生物多样性法提供框架。不过，它确实涵盖了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多样性，并为各国的保护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此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也经历了一个较为迅速的发展时期。从数量上看，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法增长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律文件都体现了全新的保护理念，主要有1992年《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地中海生物多样性特别保护区议定书》、1995年8月在纽约签订的《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养护与管理协定》、1999年《莱茵河保护公约》，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2003年《非洲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公约》（修订版）等。这一阶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以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典型，各公约都奉行了综合生态系统保护（integratedecosystemprotection）的理念。即承认并重视人和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要求全面、综合地理解和对待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各个组分、它们的自然特征、人类社会对它们的依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其次，这些公约将生物多样性的保育与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等看似冲突的问题之间找到了联系的纽带，在保护目标上实现了动态的平衡。而这种保护方法，也更容易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第三，它们遵循了一种全球解决的思路，要求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保护，而无论其政治边界如何；同时，各国都有义务为了全球利益而保护在本国境内的生物多样性。
四、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综上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是为了适应国际社会应对日益严重的人类环境问题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是现代国际法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条件至少有以下三个：（1）生物多样性问题日益严重，已经危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2）现行国际法缺乏应对、解决这种问题的有效机制；（3）世界各国对形成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共同政治意愿，并致力于发展有效的国际法律机制。可以说，没有国际法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不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美国学者凯尔森曾指出：“一般国际法由于其分散化，具有原始法律的性质”。［3］如果说人类法律的起源与发展大致遵循着如下的轨迹：“原始习惯不成文习惯法成文习惯法（习惯法汇编）国家法”，那么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习惯法编纂”时期———只不过，与文明之初的成文习惯法相比，它增加（或称“吸收”）了更多技术化的成分———要真正达到高级形态的国家法，还有一段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现代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来说，“现今的国际法尚处于世界水平的原始法时期”［4］。国际法尚且如此，作为国际环境法最新分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发展更是显得薄弱，离达到基本满足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不足之处，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法律规范发展不足。首先，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基础并代表其发展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代际公平原则等，尚未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而被国际社会采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规范。其次，法律规范尚不完善。目前很多领域（如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等）缺乏有效的规则；已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加以调整的领域，也因为条约形式更多地采用框架公约模式、内容上道德宣示重于法律强制，从而导致其保护力度有重大欠缺。可以说，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律关系的范围及深度都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2.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但这个体系本身并不完善，尚未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内部协调统一的整体。而且，国际社会缺乏一个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的整体规划，条约的发展仍以零星、分散是形式出现；现有的《21世纪议程》层次不够，国际法委员会也缺乏这方面的相关职责，其关于发展国际法的方案由于只是软法文件而只能对各国其建议作用。
3.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国际组织机构不健全。国际社会缺乏一个具有强制力、可以保证各国平等参与、对国际生物多样性事务予以监督协调的国际机构。目前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都不足以承担此重任。
4.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督、管理、激励和制裁机制没有形成。由于缺乏有权威的超国家机构，作为法律基本特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强制力极其薄弱，甚至可以说可以说是刚刚萌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人类的道德机制。
5.各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问题上的共同政治意愿与各国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巨大差异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国际生物多样性立法与实施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5］
面对这种局面，国际社会开始在各个方面进行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以《21世纪议程》中有关国际环境法的规定及其实施最为重要。《21世纪议程》第39章“国际法律文件和机制”提出了“评价和促进（国际环境法的）效力，以及通过各项考虑到普遍原则和所有国家的特殊不同需要和所关心问题的有效国际协定或文件，来促进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结合”的总目标，并为此提出了8项目标和4个方面的活动领域。作为国际环境法的一个主要部门，生物多样性国际法的发展自然也要遵循《21世纪议程》确定的目标和实施方案。结合《21世纪议程》所作的行为计划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发展现状，笔者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今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较大发展：
1.发展中国家参与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立法与实施的作用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也将会更多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和不同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有力武器，这亦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突破其“瓶颈”、获得新发展的前提；
2.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个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上的地位不断得到确认和提高；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8
1.编制完成了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根据市委常委会第58次会议精神，调整《__市__城历史街区保护规划》、《__市__城历史街区整治性详规》编制工作，暂缓实施__路__路灯光夜景工程、仿古建筑立面整治和__路步行街环境提档项目，待__市__城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与整治详细规划专家论证后再实施。今年5月，____副市长带队到国家建设部给__副部长作了汇报。__月__日，召开了__城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与__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专家评审会。__月__日，市政府第__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两个规划。目前规划已完成公示，正在报省政府审批。
2.开展了认养迁建历史建筑“四破”及会所整治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四破”及会所整治工作的有关部署及要求，我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局领导带队挨家挨户对迁建认养历史建筑进行了上门走访、讲解政策，根据不同情况提出分类整改的措施，明确整改要求。目前__幢迁建认养的历史建筑已经制作悬挂了免费开放时间牌，基本实现对外开放，其中__书画博物馆、__艺术馆、__展示馆、__民俗馆、__博物馆等都受到了社会好评。
3.开展了__城历史文化街区“五项整治”工作。今年以来，针对__城历史文化街区在违法搭建、消防安全、危旧房屋、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局组织专人进行了调研，提出了“五项整治”的方案。____副市长专门听取了汇报，__书记批示同意。__月__日，市府办下发了《关于集中开展__城历史街区“五项整治”活动的通知》。通过部门联动、防治并举，做到了力量“合”、氛围“浓”、效果“好”。整个历史街区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交通秩序明显改进，危旧房屋、消防安全隐患基本消除，违法建筑得到整治。
4.实施了__城三个重点项目。今年__月，市政府第__次常务会议重启了__路、__路灯光夜景工程，__路、__路仿古建筑立面整治工程，__路步行街及环境提档改造工程三个重点项目后，根据____市长的指示精神，结合__省“五水共治”和长远发展要求，我们在__城整治与改造项目中增加了__路雨污分流项目这一子项。目前三个项目均已进场施工，其中灯光夜景工程有望在春节前完工。
列入市区重点项目的市博物馆建设工程，一直受到市领导的支持与关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博物馆相关建设问题。2014年计划开展三项工程，即空间改造工程、装饰工程、室内陈列展览工程。
1.空间改造工程：于20__年12月3日完成招投标程序，中标单位为展望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402万元。当月即进场开工，工程内容包括原天井增加钢结构顶、序厅增加钢结构楼梯、空间布局进一步调整完善。于2014年9月3日召开验收会议，现已进入竣工审计阶段。
2.装饰工程：于今年__月__日开标，中标单位为__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价573万元。__月进场施工。工程内容为对馆内公共空间进行合理的装饰与装修。目前，南门楼梯与残疾人通道混凝土已浇筑完成，公共空间钢挂角钢已焊接完毕，待石材进场便可全面进行铺装。
3.室内陈列展览工程：概算为3876.56万元，工程内容为对一个历史展厅和三个专题展厅进行展陈施工。于今年__月__日开标，中标单位为____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价2898.27万元。目前工程已全面展开，各展厅放样工作已完成，施工深化设计与陈列资料准备正在同步进行，陈列版面龙骨已基本安装到位。
此外，为满足博物馆全面对外开放的需要，安全防范系统改造工程、新风排烟及空调调整工程、强弱电安装工程、消防系统调整、库房区建设等相关配套工程正在抓紧实施过程中。
1.侍王府整体维修工程于2012年10月进场施工，20__年12月份基本竣工并完成初验。省文物局于2014年1月9日对维修工程进行了现场检查，提出了整改意见。我局高度重视整改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保证各个环节整改到位，10月份顺利通过了省文物局组织的验收。
2.景观优化工程于3月6日确定中标单位，3月底进场施工。由于____是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施工中几次挖到文物，按规定只能停止施工进行考古勘探。在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
下，较为顺利的完成了考古勘探工作。该工程于今年10月底完工，11月初完成初步验收。3.陈列展览工程今年进一步深化了设计方案，确定了展陈施工单位资质，于9月4日进行了施工单位的招投标，于11月份进场施工，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
1.全面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与古籍普查工作。完成系统外单位走访、统计、登录工作，于10月常驻房屋登记发证办公室进行普查，对其库房内的藏品进行全面清查、整理、鉴定，共查阅相关档案资料3000余册，完成分类拍摄藏品照片、重点筛选品相完好，资料齐全藏品等工作。完成藏品登记165件，并完成50件可移动文物普查信息平台录入。古籍普查工作进展顺利，截止11月底，古籍普查小组共完成录入1600余条，共计9000余册。
2.全力推进文保单位修缮保护和利用工作。一是开展了__楼整治工作。__楼建筑本体年久失修，陈列展览也多年未更新。今年以来，__书记、暨军民市长与____副市长先后到__楼视察，提出了具体的整改要求，同时落实了资金。我局组织专人对展板、灯具以及整体环境进行了整改。二是省保单位__宗祠、____旧居、__将军办公处维修工程通过了省专家组验收。三是完成了__文化展与将军楼__地方革命斗争史迹展的布展工作。四是完成了__三杰陈列馆展陈文本和设计文本以及黄绍竑别墅环境整治与展陈项目初步设计方案的编制工作。
3.积极开展文化遗产宣传工作。开展“5.18”国际博物馆日、第九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主题宣传活动，组建市“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度。截至11月底，已上报各类信息99篇次。其中__城历史街区五项整治专报信息获__、__等市领导批示肯定。
1.严格执行文物安全责任制度，进一步落实安全责任。今年以来，我局与辖区派出所、社区、历史建筑管理使用者、业余文保员相继签订了《文保单位安全巡逻协议书》、《文保单位委托管理协议书》、《文物古建筑使用安全责任书》以及《业余文保员保护管理责任书》，层层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全年共开展文物安全大检查5次，总体情况良好。
2.及时有效抓好文物安全突发事件处理。一是及时制止省保单位鹿田书院保护范围内村民违法建件
。二是拆除了国保单位____建控范围内违章建筑。三是调查处理国保单位铁店窑遗址保护及建控范围违法修缮堤坝情况。目前机闸已拆除，责令当事人补办手续。四是责令__乡土建筑违法修缮工程停工并补办手续。五是调查处理国保单位__七家厅建控范围内违法破坏围墙行为，已责令其立即恢复原状。六是配合罗埠派出所调查毛沿村古墓盗挖案件。
1.按照党中央、省、市委的统一部署，在市委督导组的精心指导下，扎扎实实完成了党的群众路线活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章立制三个环节的工作任务，共组织集中学习23次，累计学习时间达到64小时。征求到意见105条，__5条次。针对前两个环节集中查摆出来的具体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制定了《__市文物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方案》。
2.坚持“两手抓”防范工程廉政风险。
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是成立市文物局政府采购领导小组，负责各类政府采购行为的组织管理和研究审议工作，保证工程项目执行过程不出纰漏。近一年时间来，领导小组共组织开展审议会议5次，涉及工程金额近158万元。二是完善机关日常议事规则，重新制定了《__市文物局局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与《__市文物局局务会议议事规则》。坚持能够集体研究的，绝不单独决断，能够上会讨论的，绝不私下决定。出台了《__市文物局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确了公务接待标准。修订了《__市文物局关于加强政务督查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十一项督查工作主要内容。
一手抓过程监督：一是实行工程项目跟踪审计。为预防工程廉政风险，我局聘请了具有审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正在实施的工程项目进行全程跟踪审计，对于工程量变更、材料签证、工期等事项进行审查、监督、分析和评价，有效提升了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控制工程造价，降低工程成本，提高了政府投资效益。二是实行工程项目定期汇报。为加强工程项目过程督查，防止出现廉政风险漏洞，我局要求所有重点工程项目负责单位与处室的负责人，对工程进度实行“一天一报、一周一碰头、一月一讲评”制度，有效提升工作效能。
3.完成了文物系统中层干部调整工作。5月份，启动了市本级文物系统中层干部调整工作，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与程序，平稳完成了5名中层干部的调整工作。
2015年，我局将继续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牢牢把握新常态下的新机遇，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紧紧围绕中心工作，进一步加快各项工程建设进程，提升婺州古城形象，加强文保基础工作，努力使名城及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主要做好以下七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加快推进婺州古城的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__路、__路、鼓楼里是婺州古城的主要街道，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仿古建筑立面杂乱。沿街建筑立面上空调外机大小不一、高低不齐；防盗卷闸门、防盗窗、雨棚、晾衣架等颜色杂乱；店招大小颜色外观各异。二是__路业态经营较为单一。目前，我们开工实施了__路灯光夜景工程，__路步行街及环境提档改造工程，__路、__
路仿古建筑立面整治工程。其中__路灯光夜景工程有望在春节前完工，__路、__路仿古建筑立面整治工程争取在明年五一节前完工，__路步行街及环境提档改造工程力争在明年7月份左右完成。三项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提升__城历史街区整体形象。（二）继续实行古城“五项整治”常态化管理。今年以来，针对__城历史文化街区在违法搭建、消防安全、危旧房屋、交通秩序、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提出了“五项整治”的方案。通过部门联动、防治并举，做到了力量“合”、氛围“浓”、效果“好”。整个历史街区环境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交通秩序明显改进，危旧房屋、消防安全隐患基本消除，违法建筑得到整治。明年，我们将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实行__城历史街区“五项整治”常态化管理。
（三）积极做好博物馆、侍王府开馆前的准备工作。市博物馆建设与____维修工程已进入尾声，目前已进入陈列布展阶段。明年上半市博物馆与____都将完成所有的建设与布展工作，正式开馆。为此，我们将积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继续加快推进工程项目进度；二是加强人员培训，抓好讲解员队伍建设，提高文物科研水平。
（四）做好市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利用工作。一是做好__楼的保护与利用工作。省保单位__楼是江南名楼，这些年基本没有更新，楼内展陈内容过于单一，有五根柱子遭白蚁蛀掉，室外环境过于狭小。今年已经在做维修方案，明年我们要开始维修施工，更新室内陈列布展，实施室外环境提档改造工作。二是做好天宁寺的环境整治与布展工作。天宁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目前只有一个空壳子，里面空荡荡没有东西可看，周围环境也很狭小。明年我们计划开展天宁寺的室内陈列布展及周边环境提档改造工作，力争使这千年古建筑成为一处吸引市民游览的新景点。
（五）开展方案设计等基础工作，适时启动老六中区块保护利用工程。金六中老校园处于__城内核心位置，占地43925平方米（65.89亩），内有各类建筑28幢，建筑面积24651.__平方米。原金六中迁离__城后，这一地块成为__城内难得的可利用空间。根据《__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以及《____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该区块除了北部与东部安排部分公园绿地外，南部与西部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用地。明年，我们将加大对该地块保护利用的研究力度，着手开展方案设计等基础性工作，力争在不远的未来将金六中地块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9
保护野生动物倡议书 全旗广大人民群众：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自然资源。保护野生动物，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不仅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我旗是野生动物种类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地的人为破坏，致使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急剧减少及分布范围日益缩小，许多野生动物种类已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近几年，滥捕乱猎野生动物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政策、法令法规的实施与开展举步维艰。
5月1日—7日是我区设立的“爱鸟周”，与此同时，正值我旗候鸟的迁徙时节，我旗境内的呼和诺尔旅游景区、胡列也吐湿地以及莫尔格勒河两岸等地区栖息着诸多珍贵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鱼鸥、野鸭、百灵鸟、白天鹅、大雁等。为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确保候鸟迁徙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局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希望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我们再次倡议：保护野生动物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每个单位、团体及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去保护我们所共同生活的环境，为了我们的明天更美好，请您积极行动起来，坚决与各种破坏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并协助执法部门积极举报，根据息的价值我局将采取有偿举报。
保护野生动物倡议书 尊敬的广大市民：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是地球大家庭的一员，是大自然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对于维护生态平衡，改善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可协调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以来，我县是一个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由于错误观念的误导，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强。非法捕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资溪的文明形象，与当今世界倡导的绿色消费、文明生活的主流格格不入。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提高全县人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为建设生态、文明、幸福资溪作出积极贡献。为此，我们郑重的向全县人民发出倡议：
从现在起，在全县范围内发起保护拒吃野生动物的全民行动，并长期坚持下去!
坚决反对落后、野蛮、残酷的消费陋习，提倡健康、环保、文明的`生活消费方式!
坚决不捕杀野生保护动物!
坚决不吃野生保护动物!
坚决不参与非法买卖野生保护动物!
勇敢举报违反保护野生动物法规的行为!
让我们的郑重承诺传播到全社会，落实到每一个人。
保护野生动物倡议书
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朋友有了困难，你会袖手旁观吗？如果朋友遇到危机，你会见死不救吗？我想你当然会说：“不会！”
现在我们人类的朋友——动物，有的已濒临灭绝，有的数量急剧减少，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动物，没有植物的城市沙漠中，生命将逐渐枯萎，色彩将消失……
同学们为拯救动物，拯救人类，拯救唯一的地球赶快行动起来吧！因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我们小学生要积极学习和大力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并遵守这个法律。
2、现在有许多卖田鸡的。田鸡又叫“青蛙”，它可是人类的老朋友了，所以我们不仅不应吃它，还应告诉大家爱护它。
3、目前，伤害鸟类的事时有发生，致使许多小鸟无家可归，我们应该给小鸟做些巢，让它们安家落户，为人类做更大的贡献。
4、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小动物，我们应该做到“三不”：不恐吓、不打击、不捕捉。
关于文物保护的建议篇10
一、目前我国文物保护政策执行不力的原因及主要表现
近年来，我国政府日益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比如2012年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指出：做好文物工作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展示良好国家形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及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整体来说，目前我国的文物保护基础工作尚且薄弱，文物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具体表现在：
（一）“城市化”建设对文物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建设性破坏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推进，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前所未有的挑战”同存的特点。1）旧城改造及很多开发商对于城市用地地疯狂争夺，导致一些地方的文物保护政策形同虚设，受到严重的破坏；2）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经济建设（一手硬）和文物保护（一手软）的问题，片面强调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严重忽视了社会效益，比如政府对文物保护投入的资金严重不足，抢修维修经费非常不足，导致文物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
（二）文物保护管理体制被擅自改变，专业人员严重匮乏
（1）一些地方存在由于文物管理机构事权不分导致文物管理体制上存在诸多盲点，比如某些文物景点及文物建筑由文物、军队、旅游等多部门管理，极容易出现职责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一些地区的基层文物行政管理机构严重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物政策及法规的具体落实制造了障碍。（2）为了片面地追求城市GDp的增长，出现了擅自改变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的违法现象，即将本属于政府实施的文物保护转嫁到企业，甚至是通过国内外招标承包的方式进行，这些都催生了一连串文物遭到毁坏事件的发生。（3）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瓶颈，比如由于有关人员的专业性不强，很难满足日益繁重的考古及文物修复工作的需要。
（三）违法违规破坏文物的现象屡见不鲜，处罚力度不够
（1）一些企业法人为了满足短期利益和商业利润的极大诱惑，很容易出现毁损文物的违法事件。（2）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等行为并造成文物破坏严重后果的，破坏文物罚款的最高限度为50万，这不足以构成对一些单位及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具体威慑，导致一系列文物保护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无法得到有效实施。
二、增强我国文物保护政策执行力的具体建议
我国文物保护政策执行优化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在查阅国内外文献及城市化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吉林省一些县市文物保护政策具体执行的调研，就文物保护政策执行优化这一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具体如下：
（一）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条文，提高文物保护政策执行的效度
城市化建设中诸多对文物保护不利现象要从源头上进行制止，最根本的条件之一是需要地方政府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细则，完善对破坏文物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办法等。具体做法：（1）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比如通过“文物保护先行”等行政许可制度的方式，让文物行政部门不断介入到具体的城市化建设项目的各个环节，这样不仅有助于文物保护，也不阻碍经济建设和发展。（2）不断创新多元化的投入模式，从而拓展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渠道。比如制定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领域的有关规定；制订文物保护的专项税收政策，形成稳定的文物保护基金等。
（二）完善文物管理机构建设，提高文物专业技能
依据文物法的具体要求，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多个部门，多个专业领域的系统工程，为此需要：（1）加快构建政府、机构及社会等协同创新的互访体系，从而有效整合发改委、财政部、旅游等多个文物保护的工作机构，不断确立文物部门的牵头作用，使各个部门明确自身的管理权限，从而履行相应的文物保护工作职责。（2）加强文物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大学等国内外科研机构的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从而充分调动社会各方优质资源，协同解决制约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
（三）需要加大对一些违法违规破坏文物行为的处罚力度
具体建议有：（1）设置具有警戒作用的处罚限度，可以广泛征求有关法律、经济、文保等部门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一个科学有效的数值，从而规定文物破坏者意识到破坏文物将要带来的巨大经济风险。（2）加强对文物保护政策的宣传力度，有效传播文物保护政策理念。比如，政府可以建立一个文物保护违规监督类的网站，为公众提供一个公平透明的平台，可以及时将破坏文物的信息披露，让有关文物行政单位知情并处理违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