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1
2006年8月22日凌晨，广州开展一场代号为“粤鹰2”声势浩大治安严打战，其行动持续时间之长、投入参与警力之多、打击严厉之程度，都堪称广州城市治安整治历史之最。
在这场治安整治的狂风暴雨中，所取得成果不仅破了纪录、更是大大了振奋的人心。在困扰多年的广州治安之乱迷思中，这种大规模的政府严厉行动给日益黯淡的社会信心带来新的曙光，更给我等本地民众打上一支强心针。
长久以来，广州持续不断的城市治安问题以及媒体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不断蚕食着市民的安全感以及维持正义社会风气的信心——在对社会安全保障机制失去信任的前提下，人们多数情况下选择了自保——正因如此，许多关于英雄独斗歹徒无人施以援手，最后倒毙街头的报道也屡屡出现。我们与其批评人性的冷漠，不如说是政府在建立保障见义勇为的有效社会机制上、以及在倡导、激励市民树立社会正义风气、共同打击犯罪行为上的缺位。
如果我们将城市当成一个企业，社会的风气就如同于企业的文化，而政府的角色就是引导、构建、塑造企业文化的管理者。广州要建立一座长治久安的文明城市，不仅是要政府持续采取切实有效的治安整治行动，通过公共关系手段激发民众的治安共防意识、改变社会风气的冷漠也是其中关键因素之一。
当我们环视世界上许多治安良好、犯罪率低下的大城市，其管理的手法都离不开虚实二招：一是通过政府的管理手段，持续有效对城市治安进行整治，尽力将犯罪行为扑灭在萌芽或初始阶段，绝不让其形成燎原之势；二是运用公关手段，不断激发民众共同努力、共护一方平安的责任感与公共意识，打响民众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
美国民权先驱马丁·路德曾经说过：“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的不只是少数人的残忍行为，更是因为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所以，当人性冷漠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这种冷漠无疑就为犯罪分子的猖狂行为打上了强心针，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而政府再严厉的打击行动也难以实现对犯罪行为的完全根治——警来我退，警退我进，在与警方的长期对峙中，歹徒们已经学会了一定的生存智慧。
所以，只有强大的民众基础才是决定犯罪分子是仍能一息苟存还是被彻底根治的决定性力量——如果大多数民众都对犯罪行为实现零容忍、对犯罪活动实现共制止、对犯罪分子实现同打击，那么，这些犯罪分子将发现他们陷入了一场无处可逃的人民战争之中：他的邻居会举报他、陌生路人互相提醒监视他、当他作案时众人一拥而上围捕他——犯罪分子所要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某一个警察，也不是某一群警察，而且是有高度反犯罪意识的成千上万的民众。
从长远管理的角度看，政府必须从舆论引导上强化民众的共防意识与治安责任感，从民意基础上推动民众一起支持参与到反犯罪战争之中，鼓舞民众合力共保社区平安的信心与决心，为社会治安的好转赢得最广泛的群众支持，这将是广州是否能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因素之一。
同时，政府也应该有意识去塑造、树立、宣传一些民间的反犯罪英雄，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通过英雄的现身说法、楷模行为的宣传，为孱弱的社会风气注入强心针。民间代表的反犯罪英雄的塑造，将使其成为作为社会正义的代表，他的行为将感动一些人，他的正气将影响了一些人。而当他的正义的身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跟随者时，他的行为就会变成了他们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变成了社会的集体行为——一场有着强大民间基础的反犯罪人民战争就由此打响。
上海：运用公关策略汇集民众力量
在城市治安管理中，上海政府深知“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道理，要真正治理好社会的治安痼疾，就必须运用公共关系手段，加强舆论的宣传与影响去发动全民参与，强化与民众的互动，不断提高他们对城市治安管理的积极性，将治安管理这种传统意义的警匪之间的拉锯战，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群众防卫战。
1999年上海警方开通了“110信箱”，这是继“110报警台”后，在警民间架起的又一座桥梁：对新出现或尚处于萌芽、隐蔽状态的治安现象，老百姓一经发现，即可写信向警方举报。短短两年，警方受理“110信箱”信件8000余件，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破案近1500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近万名。接着，上海警方治安、交通、法制、纪检四大部门又开通了“公安热线”，群众可按不同的部门，直接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与警方沟通。警方又多了一条渠道，扩大了信息源，变得更加“耳聪目明”。
运用公关沟通思维，强化与民众进行互动，向民众“讨招”，请市民与警方一起共同破解治安难题，这是上海城市治安管理的又一特色。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与《新民晚报》联合举办有奖征集“防范一招”活动。消息刊出后，引起市内外民众极大关注，纷纷为治安防范献计献策，警方一下子征集到防盗、防诈骗、防抢劫、防人身伤害等防范妙招800余个。此项活动，不但使群众学得“防身术”，而且在申城掀起了一个治安防范的热潮，其意义不可估量。
另外，上海警方在发动民众参与，创建的社会治安问题发现机制也迈出重要一步——成立了上海市社会治安市民巡访团，159名市民作为志愿者受聘上岗，成为寻找社会治安问题的“啄木鸟”。这种巡访团是由自愿性群众组织，成员大多来自新闻媒体、政法部门和基层社区，通过集中与分散、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发现和寻找社会治安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向市、区县两级综治办反映。通过有效的指引及管理，巡访团成为观察和反映上海治安“晴雨表”的“顺风耳”、“千里眼”，为上海社会治安管理决策起到辅助作用。
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2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西部中心城市在开发中的重要性，转变政府职能
abstract:sincethe1980s,westerndevelopedcountriesoftheadministrativereform,causedatremendousresponse.thisreformhavedifferenttitles,suchas"reinventinggovernmentmovement","entrepreneurialgovernment","thegovernmentnewmodel","marketinggovernment"andsoon,marksanewpublicmanagementmodeappearedofficially."thenewpublicmanagement"multiplepracticedifferentfromthetraditionaltheoryofpublicadministrationofthenewparadigmtheory,namelythenewpublicmanagementtheory.
Keywords:thenewpublicmanagement,thewestcentralcityintheimportanceofdevelopment,transformthefunctionsofgovernment
中图分类号：D63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概述
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现代经济学中汲取诸多理论依据,如“理性人”的假定、公共选择、交易成本、成本――效益分析等。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那些已经和正在为私营部门所成功地运用着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完全可以运用到政府部门的管理中。
30多年来,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领域的时代潮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达国家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引下,不同程度解决了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和信任危机,提升了政府运作能力;确立了“为顾客服务”的崭新行政理念,政府逐渐超脱于具体事务之外,集中精力做好政府决策;克服了传统官僚体制下对公共物品的垄断或管制供给的做法,采取分权和权力下放,实行组织机构变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构建了“优质”政府体系,如“一站式政务超市”;了解民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和期待;根据公民的建议来改善政府的机构和行为;公开政府的服务标准;以标准来衡量绩效等。新公共管理理论没有高深的模型推导和理论阐释,很多政策主张具有可操作性,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提升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能力,即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如何提供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是我们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关键之处。
二、西部中心城市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性
西部中心城市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辐射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西部各省(市)区都只有一个特大型中心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大城市少,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十分突出,起着很强的辐射作用。
(二)产业集聚
西部中心城市具有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聚集了许多优势突出的行业和大量竞争力较强的企业,总体经济实力明显强于周边其他城市。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关产业的企业在中心城市集中可以促进这些产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
(三)科技创新
相比周边城市,西部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同时,西部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科技和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研究机构和高素质科技人才,为区域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科技创新促使西部地区创造和应用新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不断提升竞争力。
总之,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西部中心城市的产业优势日趋明显,经济功能趋于综合化,金融、贸易、服务、文化、娱乐等城市功能得到发展和提升,城市集聚能力不断增强,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和推动者。
三、转变政府职能是西部中心城市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西部大开发中,中心城市探索建立了新型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西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西部中心城市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到经济社会中存在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解决各类复杂矛盾。
(一)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转型任务相当艰巨
西部中心城市在政府职能上仍带有全能型色彩。从履职理念看,强调行政管理,忽视公共服务;从履职内容看,行政范围宽泛,追求目标全面,重视事前审批,轻视事后监督;从履职层级看,管理层次较多,部门之间时有牵制,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从履职方式看,宏观指导较弱,微观干预过多,管理手段单一等现象普遍。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或过多干预经济发展,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相对薄弱。
(二)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后续发展面临挑战
从西部大开发历程看,西部中心城市主要还是依赖优惠政策和资金的大规模投入,政策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特征十分明显,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经济发展的抗波动性差。随着政策优势减弱、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和商务成本抬高,招商引资工作压力加大,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受到挑战,这就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制度创新,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三)区域创新活力明显不足,创新体系相对薄弱
西部中心城市国有企业由于体制机制约束,缺少创新动力,主要依赖资源竞争;民营企业虽有创新动力,但经济实力不强,信贷融资困难,难以承担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任务;高层次创新人才总体缺乏,尚未改变人才净流出状况;城市生活配套服务和总体创新氛围不足,影响创新企业和创新人才的集聚。可以说,区域创新体系远未形成,亟待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四)民间组织先天不良,后天乏力
西部中心城市的民间组织(主要指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大多依附在行业主管部门之下,存在自身能力不强、服务功能不全、发展动力缺乏等不足,不能通过社会化手段获取必要的人力、项目和资金资源,难以形成社会公信力和行业影响力,影响到政府职能转移。
西部中心城市跨越式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多领域的改革,关键环节是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经济管理职能。
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3
1998年，国务院各部门机制开始整改。自我国实行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城市管理理论依据以来，新管理理论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认可，按照国家制定的各项标准有序进行。各级政府部门互相学习、探讨新公共管理理论，力求将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我国城市管理契合，并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制订更好的城市发展道路，使我国城市管理实践具有更大突破。在过去的城市管理中，政府的城市管理制度大多偏向于政府单方面，旨在政府工作的执行性、单一性、片面性。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下，政府在我国城市管理规划中应该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富于战略指导和决策。应制订具有发展潜力的策略，而不是照搬理论，只负责执行方案，即要把具体执行和战略管理分开。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城市管理不能依据原有的公共行政机制。
在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运营模式的长处应该被吸收和采纳。政府需要学习私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薪酬制定、高效率运作模式以及成本利润结算等。同时，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出，城市管理应根据工作的内容和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政府城市管理服务应以“顾客是上帝”为纲领，根据市场的变化，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服务事项，提高社会公众对公共组织的满意度。政府定位中不能再有官僚机构的影子，而是“接地气”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组织。这是新公共管理理念从理论到市场规则的回归。
二、新公共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城市管理的实践与应用，我国的城市管理向着更加有序、有效、民主的方向发展。但在实践与应用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我国根深蒂固的大思想的影响，新理论在实践和应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我国城市管理的发展。
1.理念与执行间存在矛盾
“企业型政府”、“市场化政府”、“政府”、“国家市场化”等概念都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的理念，但这些都是较为理想的城市管理模式。在真正的执行中，由于会影响到一些集团利益，受到一些潜在势力的抵制，使得理念缺乏可行性，执行环境尚并不成熟。
2.借鉴私营企业成功模式没有落实
新理念指出需要借鉴私营企业的经营模式，更好地进行城市管理。但在实际的执行中，并没有切实采纳私营企业模式的成功之处，改革甚至没有达到私营企业模式的十分之一。执行城市管理的公共部门职能观念没有改变，不能做到把社会公众作为服务的对象去执行工作。“为人民服务”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3.实践与应用缺乏针对性
在参考新理论制订城市管理的规划方案中，规划具有普遍性，符合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管理。但规划不具有特殊性，没有针对各个城市的特殊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总结，使得在实践和应用过程中，出现较多问题，没有达到预期制订的目标，城市管理进程缓慢。
4.各部门应变能力有待提高
在城市管理实践和应用的过程中，各级部门均能执行原有的方案，取得一定的成绩。但遇到特殊情况时应变能力差，没能短时间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新公共管理理论给城市管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挑战，各部门应该更加灵活自主，才能真正在实践和应用中做好城市管理。
5.各地的评价指标不一致
各地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管理评价指标，依靠单一的或者不完备的指标为标准都是不科学的。在我国城市管理的实践和应用中，应重视转变政府职能，强调社会公众至上。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城市管理应以有效服务、社会责任、持续发展以及公众支持率为评价指标。
三、总结
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4
关键词：公共财政；城市公共资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有浓重的转轨经济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加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引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计划经济时期被人为控制在各行政区划的人口的解禁而增加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本来隐性的城市公共资源短缺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集中爆发从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并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水务问题、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供暖问题、城市管网建设等。各城市在极度被动的状态下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堰”的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攻坚战，但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政府的投入永远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资源需求膨胀，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提供公共资源。在这方面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模式。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撒切尔时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用事业研究。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我国可参照的经验不多，更无可直接引用的案例，天则的公用事业研究也是边理论边实践，至今已有一些正待检验的案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到实践尚无比较成熟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规范。本文尝试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而这恰恰是进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城市公共资源内涵(本文所讨论概念的界定)；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范围界定；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内涵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界定
城市公共资源是指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以及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人民共享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物质与条件，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
(二)公共资源的特点
城市公共资源属全体人员共同享有，一个物品是公共资源，必须有以下特点：
1．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与私人物品相比，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所有权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部分成员和全体成员所有。它同时存在多个使用者，每一个使用者不存在竞争性，具有公共性质。
(1)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一个使用者使用公共资源不会引起另一个使用者的效用减少。公共资源是一定区域内全体人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2)公共资源的外部性。一旦公共资源遭到破坏时，对其他使用者来说会产生一种额外支出，例如，同使用一条河流的上下游两用户，上游企业排放污水必然会影响到下游居民正常生活。
2．公共资源具有稀缺性。在工业化社会以前，各种资源丰富，人们认为公共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然而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的剧增，人们才认识到了公共资源的稀缺也在日益增加。
3．公共资源具有整体性。这就决定了一旦某项公共资源受到破坏，将影响到公共资源的整体价值。如城市的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会降低城市的整体价值。
4．公共资源价值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评价公共资源价值不仅偏重于其经济价值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偏重于对其公共资源的社会价值的评价，即公益性的评价。
城市公共资源具体包括：
1．城市中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地、湿地、矿产、海洋等资源。
2．城市中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一是有形资产。可经营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等；二是无形资产。依附于有形资产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文化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相关权益。本文所讨论的公共资源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源。
二、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范围界定
通过上述公共资源的内涵分析，以及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沿革，我们将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作如下界定：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提供
城市公共资源的提供主要针对上述分类中的公用事业部分而言。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我国公用事业也带有较为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因此我们在理论上首先应根据公共财政理论明确哪些是纯公共品，是由政府必须无偿提供的；哪些是准公共品必须由政府有偿提供的；哪些应该由市场提供的；哪些是暂时无法分清的。
(二)城市公共资源建设的融资模式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全部由财政投资的公共资源；财政与市场共同出资的公共资源；由市场融资建设的公共资源。具体融资形式体现在：财政融资，包括财政预算、国债、政策收费等；银行贷款；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等。其中近年来表现尤其活跃的是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涌现出很多重要的做法，包括：企业发行“准市政债券”；以信托为工具的“准市政债券”(如国内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上海外环隧道项目)；保险资金的进入。2003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提出鼓励和促进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这些投融资模式应进行操作程序的规范、操作方法的完善，并逐渐将其一般化。
(三)城市公共资源的经营模式研究
在城市公共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偿提供的，这是一笔只要城市存在就永远不会枯竭的收入，现在由于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大都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效率低是经济学人所共知的，因此现在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大都亏损。而私营经济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公众利益与其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难免会发生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伦敦机场由于私有化而一度出现滞留旅客无法登机的混乱局面就是先例。城市公共资源经营模式研究从理论到操作细节的设计，以及适用的条件都应有事先的充分准备，而且需要通过区域试验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形成法律规范。
(四)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研究
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是城市公共资源正常有序运营的保障，监管、评价体系的不健全是转轨经济的又一特点，因此监管、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城市公共资源运营模式研究同等重要。
三、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
通过城市公共资源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提供与管理的现状和背景分析，在借鉴国外和国内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目标：理顺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规范市场进入公共资源领域的规制及程序；完善城市公共资源监管体系；建立城市公共资源管理评价体系。
(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原則
1．以公共财政的理念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理论指导
城市公共资源主要解决城市公共品的提供以及外部性的纠正，因此对现有城市公共资源进行整合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财政理论，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对具体城市的公共资源供给现状进行分析，确立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确定市场进入城市公共资源领域范围。
2．以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区域性特征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出发点
城市公共资源管理带有较强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区的自然情况、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以及制度基础对城市公共资源的管理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城市公共资源的经营模式上，在尝试改革之前应做本土化的可行性论证和细节推敲。
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5
关键词：公共财政；城市公共资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有浓重的转轨经济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加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引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计划经济时期被人为控制在各行政区划的人口的解禁而增加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本来隐性的城市公共资源短缺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集中爆发从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并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水务问题、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供暖问题、城市管网建设等。各城市在极度被动的状态下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堰”的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攻坚战，但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政府的投入永远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资源需求膨胀，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提供公共资源。在这方面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模式。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撒切尔时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用事业研究。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我国可参照的经验不多，更无可直接引用的案例，天则的公用事业研究也是边理论边实践，至今已有一些正待检验的案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到实践尚无比较成熟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规范。本文尝试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而这恰恰是进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城市公共资源内涵(本文所讨论概念的界定)；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范围界定；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内涵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界定
城市公共资源是指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以及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人民共享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物质与条件，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
(二)公共资源的特点
城市公共资源属全体人员共同享有，一个物品是公共资源，必须有以下特点：
1．公共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与私人物品相比，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所有权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部分成员和全体成员所有。它同时存在多个使用者，每一个使用者不存在竞争性，具有公共性质。
(1)公共资源的非排他性。一个使用者使用公共资源不会引起另一个使用者的效用减少。公共资源是一定区域内全体人员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2)公共资源的外部性。一旦公共资源遭到破坏时，对其他使用者来说会产生一种额外支出，例如，同使用一条河流的上下游两用户，上游企业排放污水必然会影响到下游居民正常生活。
2．公共资源具有稀缺性。在工业化社会以前，各种资源丰富，人们认为公共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然而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口的剧增，人们才认识到了公共资源的稀缺也在日益增加。
3．公共资源具有整体性。这就决定了一旦某项公共资源受到破坏，将影响到公共资源的整体价值。如城市的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等会降低城市的整体价值。
4．公共资源价值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评价公共资源价值不仅偏重于其经济价值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偏重于对其公共资源的社会价值的评价，即公益性的评价。
城市公共资源具体包括：
1．城市中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土地、森林、草地、湿地、矿产、海洋等资源。
2．城市中的社会资源。主要包括：一是有形资产。可经营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文物古迹和旅游资源等；二是无形资产。依附于有形资产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文化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相关权益。本文所讨论的公共资源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源。
二、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范围界定
通过上述公共资源的内涵分析，以及考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沿革，我们将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对象作如下界定：
供的；哪些应该由市场提供的；哪些是暂时无法分清的。
(二)城市公共资源建设的融资模式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全部由财政投资的公共资源；财政与市场共同出资的公共资源；由市场融资建设的公共资源。具体融资形式体现在：财政融资，包括财政预算、国债、政策收费等；银行贷款；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等。其中近年来表现尤其活跃的是企业和项目直接融资，涌现出很多重要的做法，包括：企业发行“准市政债券”；以信托为工具的“准市政债券”(如国内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上海外环隧道项目)；保险资金的进入。2003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方案》，提出鼓励和促进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这些投融资模式应进行操作程序的规范、操作方法的完善，并逐渐将其一般化。
(三)城市公共资源的经营模式研究
在城市公共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偿提供的，这是一笔只要城市存在就永远不会枯竭的收入，现在由于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大都是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效率低是经济学人所共知的，因此现在经营城市公共资源的国有企业大都亏损。而私营经济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公众利益与其经济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难免会发生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伦敦机场由于私有化而一度出现滞留旅客无法登机的混乱局面就是先例。城市公共资源经营模式研究从理论到操作细节的设计，以及适用的条件都应有事先的充分准备，而且需要通过区域试验不断积累经验，最终形成法律规范。
(四)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研究
城市公共资源的监管、评价体系是城市公共资源正常有序运营的保障，监管、评价体系的不健全是转轨经济的又一特点，因此监管、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城市公共资源运营模式研究同等重要。
三、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
通过城市公共资源的理论研究，以及对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提供与管理的现状和背景分析，在借鉴国外和国内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具体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目标：理顺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规范市场进入公共资源领域的规制及程序；完善城市公共资源监管体系；建立城市公共资源管理评价体系。
(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原則
1．以公共财政的理念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理论指导
城市公共资源主要解决城市公共品的提供以及外部性的纠正，因此对现有城市公共资源进行整合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财政理论，以公共财政理论为基础，对具体城市的公共资源供给现状进行分析，确立政府对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的责任、地位和作用，确定市场进入城市公共资源领域范围。
2．以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区域性特征为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本出发点
城市公共资源管理带有较强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区的自然情况、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以及制度基础对城市公共资源的管理有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城市公共资源的经营模式上，在尝试改革之前应做本土化的可行性论证和细节推敲。
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6
一、学科基本认识
（一）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远见的学科
学科的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根植于建筑学科的城市规划学不断兼收并蓄经济地理、环境生态、园林景观等周边学科理论与方法，随着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的不断涌现和政府公共治理进程的推进，依附于城市空间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凸显，使得城市规划管理由极度重视物质空间转向关注居住在物质空间的居民和政府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基于远见的城市规划管理学科人才培养首要的是正确的趋势判断和价值选择，而趋势判断的基础则需要经济投入产出的分析、社会伦理和政府公共治理等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基本知识的支撑。
（二）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制度的学科
国外现代意义的城市规划是为了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而诞生的，由公共部门组织的城市规划具有深厚的公共政策传统。与此相悖，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是建立在制度影响为零的假设之上，因此制度是与城市规划技术无关的变量。事实上城市规划管理处于高度不确定的变化过程中，制度的忽略使得规划远离了现实。2011年我国的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城市规划管理由管理增量转向管理存量，由管理空间转向空间与社会并重，因此城市规划管理重心、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需要不断调整，使得传统的空间设计、工程设计退到次要地位，城市制度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城市规划管理需要掌握制度和政策设计的技巧。
（三）城市规划管理是一门基于责任的学科
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的大部分历史性失误并非由于具体规划技术方案、手法出现错误，而是规划目标和理念导致偏差。城乡规划管理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任务，促进土地科学使用为基础，促进人居环境根本改善为目的。当前城市和谐社会关系构建的平衡基础是公共利益，协调公共利益成为城市规划管理的本质核心。城市规划管理的前提首先是责任和人本精神，社会责任感是城市规划管理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责任意味着需要具有提供“诗意栖居环境”的技术能力、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捍卫“公平公正”的价值观。
二、教学体系特征
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经过近10年的探索，克服了一系列教学难题，初步构建了具有人民大学特色、符合时展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
（一）构建适合学科发展方向的课程体系
从2005年本科培养开始，每年的课程设置不断调整，调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选择教学最好、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讲授公共基础课，针对学生反映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二是开设教师擅长的又符合培养计划的课程；三是研究其他院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计，征求毕业学生和用人单位及专职委的意见，逐步建立具有人民大学自身特点的培养体系。
在教学内容方面，注重哲学与方法论、法律、计量分析、计算机应用与价值取向教育，设置社会学、公共政策、社区建设、社会福利、城市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并将经济学作为必修的核心课程。根据城市管理前沿的需要，充分发挥人民大学学科优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形成与工学互补的城市管理本科教学体系，构建了“4+2”课程结构：即4个学科的理论知识主线：公共管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2类分析方法：空间分析方法（包括GiS分析、CaD等规划制图方法）和数量分析方法（包括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公共管理学主要开设管理学基础、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原理、市政管理学、城市土地与不动产管理、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城市社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非营利组织概论；社会学主要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规划学主要开设城乡发展与规划导论、中外城市发展史、建筑学基础、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研究、城市地理学、城市更新与旧城保护、城乡规划法律与法规等；经济学主要开设经济学基础、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土地经济学等。
这套城市管理本科教学课程体系符合时代需求、特色鲜明、脉络清晰，在强化通识教育的前提下，拓展规划学和管理学的深度，既弥补了传统的部门化管理重技术轻理念、重微观问题解决轻城市系统优化之不足，又弥补了传统行政管理重理念轻方法、重政府内部管理轻城市经济社会运行管理之不足，因此广受学生和用人单位欢迎。城市规划是综合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和城市公共资源的手段，城市规划管理是宏观层面的城市管理。人民大学城市管理本科学科建设突出城市规划学的教学，同时突破中国传统的技术性规划教学，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教学体系，构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城市规划教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将城市规划引申到公共政策领域的教学体系，符合公共管理学专业化、城市规划学管理化趋势，为国家培养转型期需要的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
（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课程体系的指引下，为突出特色，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特别注重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为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本科有4门专业课开展了课外体验和实践。课程考核采用“大作业”形式，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技术手段，解决该课程领域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在大学的四年时间设置了三次递进的实习：2年级学院组织的社会实践，初步认识城市管理；3年级暑期在实习基地为期一个月的专业实习，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观察城市问题，学习与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4年级最后一学期根据自愿的原则在相关城市管理与规划部门实习，或者参与系里教师的学术研究，锻炼提升学生解决综合性城市管理问题的能力。
跟踪前沿实践开展学术研究和实践教学。一流的学术研究是一流教学的保障。城市规划与管理系的学术研究围绕学科建设展开，并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带上课堂，60%的老师申请到国家基金项目，每个老师都围绕学科建设需要开展研究并撰写论文；实证研究项目和规划编制项目选择也都以符合学科建设方向为主要原则。为此我院规划与管理系根据区域特征先后建立了北京朝阳区、扬州市、安庆市、成都温江区、自贡市等5个教学科研实习基地。3年级学生暑假集体在实习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习，地方需求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人民大学师生为实践单位带去了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理论和方法，受到实践单位欢迎。实践基地则为师生跟踪最前沿的城市管理实践提供了极好的平台。
城市规划与管理系教师长期耕耘于城市管理学术前沿，实现教学相长。为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全国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的社会调查竞赛。为增加本科生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通过微信、公共邮箱等途径，挂出课题题目和需要的人数以及各种专业会议的信息，鼓励学生进行申请。
城市规划管理学科还处于探索阶段，结合课程设置，规范教学内容，我系根据教学培养方案，积极进行相应的教材建设，其中按照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签订的系列本科教材协议，出版了《城市管理学》、《城市总体规划原理》等教材。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签订的公共管理视角下的规划系列教材包括：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城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城市发展的政治学分析、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原理、乡村规划基本原理、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等，近几年将陆续出版。
（三）探索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培养手段
好的教师支撑好的教育。由于我系教师数量少，结构趋向于多元化、年轻化，为弥补前沿问题研究的不足和拓宽学生视野，一方面采用聘任兼职教授的形式弥补目前师资结构的不足，另一方面根据教学内容，聘请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企业等的实践工作一线的资深专家进行专题研讨，保证学生有机会聆听全国一流的教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实证案例，为学生拓宽国内视野提供条件。
我们一直坚持学生培养的国际化导向，通过鼓励教师出国进修、为学生出国交流创造条件、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等方式提升国际化水平。平均2年举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为学生提供近距离接触国际一流学者的机会，并与国外大学形成长期稳定、制度化的教学合作关系，包括与墨尔本大学和剑桥大学签订学生互访协议，与奥克兰大学联合举办“国际城市研究与规划实践”联合课程；每年多次邀请包括剑桥大学elisabete、墨尔本大学韩笋生教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RichardLeGates、Upenn的JohnLandis教授和eugenieBirch教授、旧金山州立大学的RichardLeGates教授、格罗宁根大学的GertdeRoo教授、UiC大学张庭伟教授等国外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建立与国外大学的联合研究渠道，共同展开国际研究，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国际视野。
（四）树立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
人民大学城市规划管理专业以“人文、人本、人民”为核心理念，培养具有综合分析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城市规划人才，明确公共政策导向的城市规划管理的“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重要性，把德育培养作为课程体系之中贯穿始终的关键。为此，教学团队每月至少开一次讨论教学相关事宜的会议，向学生推荐必读文献，鼓励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与实践，强调人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我系师生秉承“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精神赶赴灾区，在前沿事件中锻炼成长，援建3年时间里共有30名学生到过灾区，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国家责任感。
三、教学体系创新
（一）树立城市管理专业的基本理念
传统城市管理专业设置多基于部门化管理的需要，侧重本部门的技术管理，或者是直接针对政府管理需要的行政管理。城市是具有自身发生发展规律的复杂巨系统，中国转型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城市各领域之间的互动性，几乎所有城市的重大管理难题都是跨部门的复杂问题。我系创新城市管理学科建设理念，以城市发生发展规律的教学与研究为起点，赋予学生认识和解决中国转型期综合性重大问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二）重构城市管理学学科体系
经过多年对城市问题的跟踪研究和教学实践，我系逐步建立了能够面对和解决重大综合性城市管理问题的专业教育体系，拓展和丰富了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架构，增强了公共管理学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传统规划学的经济社会内涵，为工学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专业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转型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三）完善教学体系的逻辑脉络
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2年级分专业，1年级的公共基础课由学院统一安排，包括管理学、经济学基础课程，从2年级学生开始接受专业训练，规划专业课程本着从微观到宏观、从历史到现代的教学逻辑在两年内进行安排，同时按照2年级开设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课，3年级开设社会学专业课的基本原则，方法课程安排从1年级开始开设，遵循从数据到图形空间的教学逻辑，同类课程前后具有逻辑连续性，不同类课程具有互补性，形成目前相对合理、均衡的教学时序体系。
（四）探索专业教学的创新模式
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7
1、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
中国城市的特殊地位与当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特点是分不开的。
首先，当代中国的市与西方的city并不是对等的概念。中国的市本身具有特定的政治法律定位。所谓中国的市，是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的建制城市，即它首先是国家的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而不单纯是具有城市功能的城市，中国城市也不与某一学科定义中的城市完全吻合。照西方的标准，中国许多形成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居民聚集地，都可以称之为城市，但许多这样的地方恰恰还不是城市。美国的city一词可以包含中国全部建制市和建制镇，而中国的市只是美国City和municipality（自治市）概念中的一部分。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才有建制市663个，而1997年，美国的自治市就达19372个，其中伊利诺伊州（面积为14.6万平方公里）为最，有1288个自治市。该州人口约为1300万，平均每个市仅有1万多人。而与该州面积相等的我国辽宁省，包括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同期总共有31个市。美国建制市太多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形成的自治传统，对多地方政府和小地方政府情有独钟，从而导致公共行政的极端地方主义倾向。在美国，即便人口只有几千人，只要公民联合向州议会提出纳入自治市的申请，大多数情况都能获准。
其次，当代中国城市有行政层级之分，西方国家一般没有这个特点。据200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行政区划和区域分布表所列，城市行政级别分组有四：即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这四类城市的后三类具有经有关部门核准得到行政升级（直辖市不再升级）、合并以及被撤消的可变性特点。例如，建国初全国设立直辖市14个，1954年撤消其中的11个，天津直辖市曾一度被撤消降为省辖市达9年(1958-1966)，后又恢复；1998年又增设重庆直辖市。此外，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对中央所划定的若干县（包括县级市）分别具有行政管辖权，此即所谓中国市管县的市政体制。正是这一体制，使城市的行政范围延伸到广大农村，不仅其行政范围十分广远，也造成了管辖人口的剧增。仅以1997年为例，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有226个，按市区人口统计，年末全国城市总人口为23905万人，平均每个市只有106万人；而加上市管县人口，全国则达89772万人，平均每个市则有350万人。1998年重庆建直辖市后，管辖4个县级市、8个县和14个区（其中大多数为城乡混合区），行政管辖总面积为82403平方公里，总人口达3090万（2000年底），可谓世界“超级城市”之最。
由于我国市管县体制的建立，使得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范围，既包括具备城市功能的城市主体，也包括城市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延伸不到的那些广大农村。这种既管城市，又管农村；既管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事务，也管以农民（也可以叫做广义市民、虚拟市民）为主体的各行各业及其公共事务的城乡并蓄和城乡共管，旨在城乡共同发展的体制，彻底打破了西方城市建制及其发展模式，即早期以城乡对立为前提的发展，以及20世纪以来对周围的县乡进行兼并的模式。市领导县体制造成了城市社会基础的改变与模糊、公共服务的拓展以及市政体制运行方式的多样化。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是集权的大政府、大市长（平均要负责几百万人管理与服务）；而美国则是众多的小政府、小市长（平均仅负责1万人左右的管理与服务，象纽约、芝加哥等那样的几百万以至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仅有几个）。必须说，中国市领导县体制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为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展从政治上铺平了道路，而绝不会产生美国城市发展中与其周围的县乡进行艰难的协调而带来的麻烦。而另一方面，它也为城市的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上的有力支持。当然，同时它也给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新的问题和因素。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市长们，能象中国的市长要做那么多决策，管理那么多公共事务，中国的市长在市民与农民及其他各阶层、群体利益关系上，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谨慎权衡与协调，这一切都增加了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特别是造成市长“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作难度，同时对市长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艺术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市长的职能和权责范围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市长倒象那里的一个省长、州长或郡长。
第三，中国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有一定差距。西方国家城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在20世纪初就已趋于基本平衡。例如，英、美、法、德等国各个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公共产品及其服务水准大同小异，市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需的主要产品在大多数城市都能同样获得，并不因为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而受到很大影响。而我国，由于城市自然条件有优劣，资源有穷富，文化素质有高低，开发有先后，历史活动影响有强弱，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分布及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东西南北、内地、沿海与边疆各地区城市，在其基础设施、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水平以及该城市对国家的创造和贡献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比如，大上海与大西北高原上的某座城市的市民生活质量指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国各地的市长素质、能力、施政艺术及其管理风格也存有较大差异。在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21世纪，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们迫切需要具有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公共服务，从而为城市功能的充分发挥和提升找到更广阔的拓展空间。21世纪向中国城市公共管理提出的巨大挑战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各地的城市现代化综合指标要趋于相对平衡。
第四，中国的城市形象差异。所谓城市形象，即城市这一物质实体的外显，以及包括市民素质在内的整个城市内在精神的展示。城市形象的高低优劣跟城市规模有一定关系，一般说来，城市大，人才多，创造大，具有声名远播的基础，但明星城市也有中小城市，例如珠海、威海、张家港、中山市等。这些明星城市的形象更多凭仗现代城市综合指标的人均方面，靠的是基础设施、环境、市民素质的优化，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闪光亮点来树立形象，特别是市长形象对整个城市形象的影响。如果说，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外在形象是一笔巨大有形资产，那么，作为市民精神和市民综合素质融汇表现的城市内在形象，则是一笔巨大无形资产。在一定意义上，市长形象本身也属于该市的巨大无形资产，体现该市的城市精神，是整个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一个杰出的市长名字本身，就是该城市精神、城市形象以及该城市地位及其影响的代名词。市长的管理和施政活动及其业绩对整个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例如，薄熙来市长的管理和行政艺术对大连市城市形象的提升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尽管他因某种需要离开了这座城市，但这笔城市无形资产仍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个才干超群的杰出市长可以使城市这一巨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而一个低能平庸的或者声名狼藉的市长却使该市的城市形象受到损害。21世纪对中国城市形象的要求就是，包括市长形象在内的整个城市形象在较高的水准上趋于相对平衡。
2、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空，中国市长应具有三重身份。
其一，市民的政治领袖。
这里的“政治领袖”，有其特定内涵。所谓“政治”即城市公共管理。作为全面负责城市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的城市政府首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全体市民的政治领袖。市长的身份和职能，既是市民意志的表达，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市长的政治权威是城市本质力量的确证。根据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市长负责制原则，市长拥有最高行政决策权、指挥权、以及统一协调权、人事提名和任免权、最后决定权和城市最高代表权。市长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具有不容质疑的法理性。
在21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市长作为市民的政治领袖，其本质就是一连串公共服务。西方公共管理学家称这种服务是最高的和最难的服务。如何能做到最佳服务，即市长管理艺术的最佳探求，诸如城市公共管理社会化和政治发展民主化方面的创造性举措等。城市政府改革已向企业放权，并继续向社会进行一定的放权，但放权并非一定是“大社会”、“小政府”、“小市长”和“虚市长”，21世纪的中国城市需要的是强政府和强市长，以及强有力的市民政治领袖。
在中国城市，实际上就存在两个“市民的政治领袖”，而且各有其成立的依据。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权威是并行不悖的。这里说市长是市民的政治领袖，并非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核心领导，而恰恰遵循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统一原则。当然，从政治改革的观点讨论，市长、市委书记这两个市政角色由一个人担任也是可以的。就我国城市公共管理的历史考察，既有实现这种“合一”的现实社会基础，也有这种市长与市委书记合一的经验先例。
其二，城市管理的专家。
21世纪的我国市长必须是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专家。
由于城市公共事务的广入性，即公共事务进入城市社会生活领域的范围广，涉及面大，造成了城市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复杂性。
尽管21世纪的中国市长已不能再象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充当市场规则的教练员、宣传员和裁判员，但由于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挑战，特别是由于“经营城市”这一最新理念的提出，市长仍然负有使城市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时代重任。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也可以视为一个使其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不断增值的大公司，市长则是这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21世纪的中国市长尽管不再会对本市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发号施令，但却要对城市这个虚拟的大“公司”一丝不苟地进行指挥和调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管理专家的中国市长，一半是英明的政治家，一半是精明的企业家。
21世纪的市长，必须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行家里手。这要求市长要致力于解决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主要问题，把智慧和精力更多地放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公共设施、交通与住房，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以及防灾减灾等具体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完善上，以人为本，不断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质量，有效地协调城市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使广大市民更多受益，所谓市长是城市管理的专家的更确切说法，应是中国特色的市政管理专家。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市情，以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背景，21世纪的中国市长，远比美国的所谓城市经理所面对的公共管理客体及其环境复杂。因此，我国市长也要比美国的城市经理所要求的素质更高，知识更为全面和丰富，其技能更多样、更高超，其公共行政的方式和手段更加追求卓越。
其三，市民的伦理楷模。
所谓市民的伦理楷模，即市长在其管理和行政活动中，其言行举止特别是在其与国家、与广大市民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不仅在较高层次上遵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的道德准则规范，同时具有超越城市公共行政领导干部一般道德要求的闪光亮点。中国官德传统，不只是唐太宗式的纳谏、包拯式的公正、清廉以及清康熙式的勤政，同时更有当代共和国陈毅市长的礼贤下土，彭真市长的务实爱民，王鹤寿市长的严惩官僚主义。21世纪的市长一定廉洁奉公，忠于职守，敬业勤政，不说假话，永远把关心市民福利、百姓疾苦牢记在心，跟腐败、堕落、官僚主义作彻底的决裂，从而成为当代世界最清廉、最爱民、最进取、最务实，最高效的城市首脑。
二、我国市长的培养和塑造
1、大批市长的培养和塑造迫在眉睫
首先，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将提高市长的地位。改革开放20年来，由于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化的巨大发展，已使沿海和内地不少地方出现“农村工业化”的迹象，加之实施 “离土不离乡”的户籍政策，结果一方面西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双低水平线上，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工业化水平又高于城市化。正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对我国国民经济、科教、文化以及基础设施等公用事业的更大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为此，我国投入巨大资源，全力加速城市化的进程。随着新建城市的不断增加，以及原有城市人口及空间的扩张，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城市行政管辖总人口达97426.88万人（市区与辖县合计），其中市区总人口为26018.47万人（不是全国城镇总人口），分别达到同年全国总人口125909万人的77.3%和20.7%。这就是说，一方面，市长的公共服务要面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义市民，一方面，因建制市的市区人口（狭义市民）所占全国人口比例相对较低而需要增大。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每个城市具体分担和落实的。由此，市长的地位和职责也必然提高和加重。
其次，是我国加入wto后，由于全球客商对我国城市投资环境优化的需要，以及与此相连的强化城市公共管理职能改革的必然要求，对市长的综合素质和施政水准的提高也提出了挑战。可以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城市的市政体制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特别是在市管县、计划单列市、区街体制改革、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完善方面，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各城市在市政体制和市政职能的改革中也存在某种缺憾和不足，由于上述大都是一个模式，明显缺乏创造性和本市的地方特色。实际上，有关公共服务的各项改革在与中央精神一致所谓前提下，还是应有各地城市的创造性。诸如，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全体市民提供最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公共产品；如何处理下放权力和强化权力的关系，把城市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率的强政府，而不是城市的弱政府和虚政府；如何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及如何改善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以促进城市经济的更快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市长都要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再者，加速推进城市化，是本世纪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也是西部开发战略内涵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西部开发的城市化不能走传统的城市发展老路，也不应是一个统一的模式。鉴于各地市长的综合素质、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不平衡，特别是西部市长的管理艺术及服务水准与发达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1世纪中国市长培养及其能力表现的重大改变，就是市长素质和管理水准趋于相对的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部和全国的市长都要努力学习新知识、新理念，学习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以使自身的管理理论及其实践能力得到提升。政府如何支持西部城市化建设的市场化运作、科学技术进步及发展教育怎样成为西部城市化进程的有力支撑、西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如何协调、西部城市与东南沿海以及中部城市怎样合作与互补、如何创造西部城市开发的新亮点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向广大西部市长以及全国的市长提出了挑战。
2、市长选任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市长对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发挥过巨大作用，上个世纪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杰出的市长载入共和国城市史册，但由于极左思潮等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市长的权威及其职能的发挥长期存在不稳定和不平衡的状况，其施政水准及其业绩也常常因人因环境而异。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市长负责制后，市长职能有明显的增强和扩大，特别是从1983年开始，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了数届市长研究班，对市长素质和服务水准的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城市领导干部学习管理理论的风气。80年代中期李铁映同志的关于“研究城市学，建立社会主义城市”，“现代城市是一个大系统”的理论；包头市市长乌杰同志关于城市研究的系统辩证思维及其城市管理理论和实践，以及同期许崇德、夏书章、徐理明等专家学者对市长职能及市长形象的探讨，都具有一定开创性，可谓城市公共管理现代化和市长建设现代化的舆论先声。由于种种原因，或许说关于市长选任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及市长（包括副市长）的职能范围及其权责内容，在立法上是否应加以明确等课题，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年还未来得及深入探讨。
3、市长的任职资格——全才加通才的水准
市长资格形象的内涵结构应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信仰、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的把握为依据的政治素质、以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为核心、以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知识的融会贯通为基础的综合知识素质、以战略头脑和开拓创新意识以及组织能力等因素为前导的综合能力素质。市长资格形象，包括智商素质，也包括情商素质；既有身体素质，也有心理素质，同时也包括上述综合素质的外部表现形式，诸如市长的谈吐、举止风度、人格魅力方面。市长资格形象，是服从21世纪中国市长的三重身份（城市广大市民的政治领袖、城市管理的专家、市民的伦理楷模）需要的政治素质、综合知识素质、综合能力素质及其外部表现有机融合的统一体。当然，市长的任职资格形象，必须符合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这是选任党和国家各级各类干部的普遍原则。但这一方针和原则，在干部队伍的不同领域，还应有其特定内涵。
所谓“全”即全面，知识面宽，可以涵盖城市社会生活运行的各个领域；所谓“通”就是将城市建设和管理知识同文理工科知识、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知识、社会与艺术等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就在于，城市公共管理与服务本身就涉及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诸多方面。西方学者关于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的区别的论述，对全才和通才市长的必要性给我们做了经验性的提示。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欧文．e．休斯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士是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更加关注分析的方法和数字，而公共行政是有才华的业余者的领域，这个领域需要通才，英明和有效的统治与任何一种方法和统计都无关。无疑，休斯的观点含有偏激成分，因为在公共管理上所表现的任何所谓“天才”，都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灵感”，英明的和有效的管理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和经验的积淀为前提，而“经验”基本上是可以用统计学等科学方法验证的。
新世纪大批“全”“通”市长的产生，将使城市管理更科学、更文明、更高效，同时也彻底改变传统的大智若愚的贤者模式，从而推动和促进城市管理主客体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至于，任职前的市长资格形象到底要具备那些知识，其全面和贯通达到什么程度，其细化标准如何，国民教育如何适应市长培养和市长资格形象的塑造，则需要有关部门和专家包括广大市民深入探讨和论证。
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8
1.1城市规划的现实问题
我国的城市规划作为工程技术已十分完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颁布《城市规划法》，但作为行政法的城市规划，其发展仍然没有较大的进展。“我国城市规划立法均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特征：重实体性内容的规范，轻行为实体的约束”(张萍，2000)。姚昭晖(2004)在总结规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时提到，城市规划目前存在动机的庸俗化、内容的技术化、过程的简单化、调整的自由化等问题。这些均说明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作为行政法是存在缺憾的。
作为对物质要素层面进行控制的城市规划，面对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博弈，其作用显得十分乏力，规划调整的自由化随之产生。城市规划在处理个体案例时，要么因过于刚性而显得僵化，要么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而显得随意。法定规划与指导性规划的界限模糊，导致一任领导一个规划，规划的多变成为一个常见的现象。由于规划编制与审批的效率低下，规划“滞后”成了社会评论规划的常用语，也成了规划在地域空间上遭到肢解的借口。规划的编制程序和实施过程由于缺乏公众参与，公民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些均是作为行政法的城市规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临的困惑。
1.2城市规划的复杂性
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规划制度，必须认识到城市规划的复杂性。城市规划的复杂性可从4个方面来认识：①产权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②未来的不确定性；③整体性和全面性，即城市的全面发展能提升城市的竞争力；④规划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即城市规划应公平、公正、透明地介入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这些都使得城市规划如何干预城市发展、如何更好地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工程技术的城市规划已难以适应引导与控制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应从规划行政权的角度来认识城市规划。如何规范城市规划的行政行为，如何建立高效的城市规划制度变得十分重要。规划行政权的发挥与制约，规划行政的效率与效益，对公民合法财产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应是目前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城市规划要研究的课题。
2积极行政与有效制约
2.1宏观调控与政府职能
城市规划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种重要手段。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基本作用是调控宏观经济，促进竞争，维护法权，并提供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这是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培育国家竞争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国研中心，2001)。如果一个地区没有高效的政府行政服务，就难以引进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从而导致该地区的竞争力和就业率的下降，甚至造成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流失，最终会制约城市的发展。经济学界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引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并且政府和市场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虽然政府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对政府的有效性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要以市场的有效性为标准(国研中心，2001)。在新公共管理范式下，关于政府职能的争论焦点是政府如何介入社会经济的发展(张刚，2003)。
2.2积极行政与制约机制
积极行政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和引导城市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界在讨论市场“失灵”的同时，也讨论政府“失灵”。在培育市场、加速工业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政府所发挥的作用的大小，而是其“定位”和“范围”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国研中心，2001)。因此，在发挥城市规划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对城市规划行政权进行制约。
传统行政的法治理念是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运用的是控权论的思想。而新的行政管理则是强调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罗豪才等学者在分析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时提出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法应当在维护、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与保护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之间，谋求一种平衡—一种通过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有效激励与制约，实现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以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确保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罗豪才，2004)。平衡论强调通过博弈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动态平衡、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既要防止公民权的滥用，同时也要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而平衡的取得依靠的是公众参与，在充分陈述和辩论的过程中取得妥协或共识。依据积极行政和平衡论的思想，城市规划的行政应是引导型、参与性、效率性和服务型的。
3权利保障与行政效率
3.1产权保护与公众利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投资主体多元化、财产权多元化产生了利益多元化。城市各要素是相互联系的，其外在影响普遍存在。外在影响既包括正面影响也包括负面影响，它影响了相邻土地的发展。土地开发时序、公共设施建设时序均影响了土地的价值。多元的利益主体谋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得作为城市发展资源配给机制的城市规划，面临多方利益的博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是界定和维护产权。要使城市和谐发展，城市规划应致力于产权的保护和公共利益的维护。
城市规划对土地的财产权进行界定、保护及控制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求。城市规划可将大产权地块划分为多个小产权地块，也可将几个小产权地块整合成一个大产权地块。同时，城市规划还应根据发展战略对土地发展权进行确定，根据公共利益对房地产权做出相应的规定。城市规划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对房地产产权的界定、维护和“侵害”的过程。但这种“侵害”是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的。因此，城市规划也自然成为一种对财产权进行管理的法规和对财产权进行制约的机制。现代物权制度的核心是界定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同时物权的自由性和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国家与公共利益的制约，以谋求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发展，其关键是在私有产权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城市规划正是通过发展权的配给、相邻关系的确定、公共利益的维护、财产权的保护，来维持城市的健康和有序发展。
3.2权利保障与行政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足以说明，一方面是公民权的滥用，另一方面是公民权保护的乏力。和行政权滥用一样，公民权的滥用不仅会侵害其他公民的权利，同时会侵害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权应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给公民最大的自主和自由(罗豪才，2004)。要处理好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这要求管理者既不能片面强调公共利益，也不能置公共利益于不顾，应让市民广泛参与，在利益博弈和协调中寻找平衡点。
然而，保障公民权利的程序可能影响行政效率(应松年等，2004)。效率是一个中立的概念，指广义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在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中，效率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和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效率也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和美国所进行的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管理的效率。可以说，经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经济竞争，同时也是政府效率的竞争。但是，“对于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来说，过分强调效率，甚至将其视为一种终极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要与公共组织的其它价值标准如正义、公平和参与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也是公共行政范式不同组分间内在紧张性的根源”(张刚，2003)。放松管制，也可使经济实现短期繁荣，但行政法的实践表明，自由放任经常会引起经济的波动和社会的无序(罗豪才，2004)。英国的新自由主义城市规划实践表明，放松管制将带来环境污染和交通问题。
因此，城市规划制度的设置不仅要考虑行政的效率和效益，而且还要考虑公平、正义和秩序。
4城市规划过程
4.1规划过程
城市规划的作用在于对未来的预测和引导。目前的城市规划存在重实体、轻程序、轻过程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规划很难对未来进行准确的预测。这要求城市规划应具有渐进的理念。城市规划不仅要有终结目标，而且还应具有程序性和过程性。这种过程既包括实施的过程，也包括决策的过程。对于实施的过程，城市规划既要重视远期目标，也要重视近期目标，并且规划须根据发展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对于决策的过程，参照行政学中的行政过程论(湛中乐，2004)，城市规划过程可被定义为：城市规划行政主体和其他规划参与者(如立法机关、利益集团、大众媒体、公民)行使各自的权力或权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设定并实现政府城市发展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它是各个法律主体之间在城市规划编制、实施、监督和法律救济等阶段相互作用的过程。
4.2公众参与
西方城市规划中的倡导式规划和沟通式规划是通过公民的参与、知情和监督，为公众提供表达和参与的机会。政府通过规划信息的、资料的提供和规划的公开展示，减少规划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利于公民的参与，并形成平衡的城市规划机制。随着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和参与能力的不断增强，城市规划可逐步具备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社会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在规划编制阶段的公众参与，有利于城市规划更好地表达公共利益，而在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阶段的公众参与，则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益，并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使公民的相关权益得到救济。
4.3城市规划程序与行政效率
提高城市规划的行政效率应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基本要求。梁鹤年(2000)在研究加拿大的开发管理程序时指出，开发程序对开发者而言，程序步骤越多，时间越长，开发成本越高，市场越难把握，开发越没有可预见性。规划的程序无疑直接影响行政的效率。在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在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应追求审批效率，即简化程序、缩短时间和增加透明度。影响规划程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公众参与的过程。公众既可包括个人，也可包括利益集团和专家群体。公众参与既可维护利益相关人的权益，也在如何寻求公共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过短的公众参与时间，不利于公众意见的表达。应松年等人(2004)认为，制定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公民程序性权利，二是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管理部门应在保证相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尽快做出行政决定。
处理规划矛盾的最佳办法“不是在收到开发者的申请后，才多开会、多聆听，而是在制定总体规划方案和管理程序上多考虑、多研究、多咨询”(梁鹤年，2000)。这说明规划方案和程序的重要性。城市规划编制的质量特别是科学性和民主性，将影响建设项目的行政许可的质量。行政程序应符合权利保护与行政效率的双重要求。一般而言，抽象的行政行为优先考虑公平、公正，同时兼顾效率；具体的行政行为则应优先考虑行政效率，兼顾公平。城市规划编制应设置包括公众参与的程序，而建设项目的审批可在正式程序的基础上配以简易程序、协商程序等非正式程序，以提高行政效率。
5法定规划与指导性规划
5.1法定规划
法定规划的价值取向应重在公平和权利保护，兼顾效率。对物权的保护与制约应以法定的城市规划为依据。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论，任何组织不可能获得完全真实的、充分的市场信息，规划须根据发展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和修正，而作为规划行政许可依据的城市规划应是确定或稳定的。因此，规划的制定既要给行政机关留有自由裁量权，以根据市场发展的变化及时调整规划；又要防止行政机关频繁修改规划，不利于物权的保护，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王克稳，2004)。由此可见，规划的“稳定与变化”的双重特性要求将稳定的法定规划和适应市场变化的指导性规划相分离；同时要求规划不仅仅是描绘远景蓝图，更重要的是要使规划程序法制化。
中国目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法定规划。而大城市的总体规划内容比较宽泛，不适于作为法定层面的规划。而控制性详细规划太细致，不利于城市规划适应市场的变化。笔者建议小城市采用总体规划，而大中城市采用分区规划作为法定规划(法定图则)。在规划编制时，对于建成区应充分重视现有的财产权，以财产权地块为基本单元，合理确定财产权地块和综合发展地块。综合发展地块的确定应征求财产权当事人的意见。在管理制度方面，可建立公众参与的规划委员会。
5.2指导性规划
目前，我国的指导性规划和法定规划的界线难以区分。面对迅速多变的市场，城市规划的修改或修编也常常发生。为此，我们应将法定规划和指导性规划分离。法定规划应处于相对稳定之中，而指导性规划要适应日益多样化的城市发展的需要。指导性规划可采用形式多样、追求效率的模式。如近期建设规划可被制定成指导性规划，作为政府近期的行动目标或行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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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9
关键词??城建；行政管理；改革对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城市政府职能的新要求，。城建职能作为城市政府的中心职能这一定位已经越来越明确。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政府的职能，逐渐向城建职能为主方面转变。
一、城建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1、职能行使方式不合理。一是建管不分导致重建轻管。有的城建与管理职能不分，实行所谓建管合一的体制，而实际运作中则是重建设职能，轻管理职能，片面强调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忽视城市管理等软件建设，将城市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过多地归咎到市民素质不高上去。二是建设与管理职能行使方式异化。建设职能的实现方式行政化，政府包办太多，一些可以交给市场、社会承担的建设、维修任务却由政府去成立专门机构直接承担；而管理职能则处于从属地位。
2、城建行政模式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现行的各城建行政模式仍然带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确定色彩。从我国城建机构设置数量上看，一般设有建设、市政工程、规划、土地、环卫、环保、公用、园林、房屋、人防等方面的管理机构。从运行实践看，这些大城市现行城建机构体制存在以下四个突出问题：（1）机构较多，层次多，人员臃肿。（2）城建部门之间职责关系不顺，运转不协调。（3）城市规划职能分散，体制关系不顺。（4）市与区的城建行政事权划分不合理。
3、政事、政企关系未合理确定。从事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的公用企事业单位，不论以何种组织形式存在，它们所提供的产品都是纯公共品或半公共品，具体承担着实现城市政府关于城建行政目标的任务。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公用服务性质的企事业单位则往往以竞争性为理由，片面强调政企分开，力图脱离政府主管职能部门的监督；导致一些公用企事业单位在为城市提供公用服务方面降低品质要求，损害广大市民的利益，甚至背离了城市政府设立公用企事业单位的宗旨。
4、城建投入不足，渠道单一，市场化程度低。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政基础设施被视为消费性支出，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指导思想下，城建投入只是在安排生产后的边角料；各大城市在城建上投入欠账太多，以至改革开放后，面对愈趋活跃的城市经济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显得手足无措，筹多少钱就办多少眼前的急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系统长期的总体规划，对资本来源也无规划，城建带有补漏的应急色彩。
二、城建行政管理改革的对策
城建行政体系在各种环境变化面前的不适反应，要求改革现行城建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起一种能适应环境变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城建行政管理体制。
1、经济改革。（1）实现财政投入方向的转变。具体地说，财政投入方向包括两个层次的转变：首先，要实现投入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城建领域。其次，财政投入城建的范围要重点转向城建公共品上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建领域公共品与非公共品的范围也会发生变化，财政投入的范围也要随之变化。（2）开放城建投资，实现投入主体多元化。首先，要开放城建投资领域，不仅仅是城建领域的非公共品即市场产品如城市运输、住宅、电力供应等要取消限制，对投资者开放；对于公共品、半公共品如道路、桥梁、供水及排污等领域也要对投资者开放，以解决目前城市政府公共品、半公共品供给不足或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其次，要对各类投资主体开放。目前城建投资主体主要是当地城市政府。开放投资主体，就是要允许和鼓励除当地城市政府以外的其它一切主体参加城建投资，同时，各类投资主体均应一视同仁，享受平等待遇。（3）提高城建投入的效益。城建要走向市场化，不论是政府投入还是非政府投入的城建事业、项目、均应由市场选择承建实体，以竞争招标方式，交由社会承担具体建设、服务任务，而不是限定仅由政府所属施工实体或国有企事业单位承担。
2、制度改革。（1）建立科学的新型城建行政单元制度。当前困扰我国各大城市城建行政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中，城建行政单元划分不合理可能是一个没有被认识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城建行政单元制度是指城市政府在推行城建行政时，将全市划分为若干治理区域进行管理的制度。（2）合理确定城市政府城建管理事权的划分制度（3）建立充分反映民意的城建行政决策制度（4）建立科学的城市公用企业、事业监督管制度（5）建立城建行政公共关系制度。城建行政公共关系制度，是指城建行政各部门均要建立起各部门的公共形象形成和维持制度，其目的是建立起各部门与公众良好的沟通关系，树立良好的专业行政形象，为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城建行政获取公众支持的资源。
3、组织改革。（1）根据城市政府城建行政职能，城市政府城建行政组织改革模式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第一种模式是实行规划、建设、管理三者分开的机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规划独立、建管合一的机构体制。第三种模式是实行规划、建设、管理合一的机构体制。上述三种组织模式各有优缺点，采用何种组织机构模式，要与各个城市的历史与沿革、习惯、特点相适应，从各自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确定。（2）建设精干高效的城建执行体制。面对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的整个城市，各职能部门要执行市政府的决策，执行各项法律法规，离不开一个精干高效的城建行政执行体制。首先，在整体上将各职能部门分为指挥监督和具体执行两个同的层次，各职能部门总部，负责市政府重大决策执行的部署、指挥、协调、监督及与具体管理相关的决策等职责任务。其次，建立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相适应的现场执行体系。随着现代管理技术、手段的改进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管理层次越少，管理效率就越高。市政府城建各职能部门原则上只下设一个现场执行层次，现场执行层次不再设下级执行层次。
结束语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把城市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要把主要精力转变到这方面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城市政府职能的新要求，必须努力实现.城建职能作为城市政府的中心职能这一定位已经越来越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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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管理理论篇10
关键词：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城市规划；工作框架；学科交叉
检索：.cn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32（2015）11-0147-03
BuildingtheframeworkofUrbanpublicartplanning，Basedontheinterdisciplinaryperspective
HUZhe1，CHenKe-Xin2（1.Huazho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uhan430074，China；2wuhaninstituteoftechnology，wuhan430074，China）
abstract：UrbanpublicartplanninghastheinterdisciplinarycharacteristicofpublicartandUrbanplanning.Duetothetwoarebothexistbeyondthedifferentrealmscausedbysubjectdifferentiation，someproblemswhichabouttheoreticalprediction，spacedecompositionandpracticefragmentationinUrbanpublicartplanningarebeingfoundedbycomparativestudythearticlehasestablishedtheframeworkofUrbanpublicartplanningassociatedwithUrbanplanning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disciplinary.
Keywords：urbanpublicartplanning；urbanplanning；framework；interdisciplinary
internet：.cn
现代科学则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交叉科学又集分化与综合于一体，实现了科学的整体化。城市公共艺术规划作为21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实践形式，是城市发展的产物，也是学科交叉的结果，因而其理论研究需要站在学科交叉的视角，了解各自学科的优势和局限性，取长补短，才能实现交叉学科的整体效益。
一、城市公共艺术规划是公共艺术和城乡规划学的综合
首先，从构词来看城市公共艺术规划（Urbanpublicartplanning）由“城市公共艺术”和“规划”两部分组成。如同“企业管理”指对企业的管理，核心是“管理”，“公共艺术”作为规划的对象和基本结构，“规划”作为核心。然后，从实践来看二者具有交叉协作的特点。在我国，作为公共艺术前身的城市雕塑，早在1993年由文化部建设部共同出台了《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文化部和建设部主管全国城市雕塑工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城市雕塑的文艺方针、艺术质量的指导和监督，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城市雕塑规划、建设和管理（文化部建设部，1993）。”再者，从学科的起源来看，城乡规划学脱胎于建筑学，与公共艺术同属于艺术学的分支，是学科分化的产物，学科间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包含（见图1）。
二、学科分化产生的诸多问题
（一）学科分化造成规划和艺术的隔阂
首先，城市规划虽被定义为一种科学和艺术aDDinne.Ref.（Keeble，1969）但是翻阅相关理论研究，对规划艺术性少有论及。相关研究停留在学科分化前的20世纪初，将艺术性理解为城市美化、装饰、空间的形态、色彩，与公共艺术的理论严重脱节。尽管国内规划理论界看到了理性规划造成城市艺术性丧失的问题，并强调规划要回归其艺术、生活的本源，但由于学科的分化，造成了规划与艺术的隔阂。规划的本质是公共政策，决定了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创作产生威胁，艺术家必须保持艺术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艺术存在的基础。例如，许多有价值的艺术公众看不懂，而公众都能理解的艺术作品可能艺术价值不高。亟待从学科交叉的视角给予城市公共艺术规划以新的定位，好的规划既要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要给予艺术家创作的空间。
（二）学科分化使得规划无力回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今天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城市也从过去粗放式发展转向精细化发展。公共艺术因其包含所有的艺术门类，将成为政府培育文化产业的公共文化投资和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政策手段，这些都需要通过城市规划的工作平台来介入城市空间，实现对城市建设的引导作用。但学科的分化，使得公共艺术不了解城市规划的工作原理，缺少与城市规划有效对接的工作框架。城乡规划只关注土地、空间等经济要素，对公共艺术漠不关心。例如，搜索“中国知网”从城市规划学来研究公共艺术的论文仅有7篇，实践和理论研究无法应对城市新的发展需要。
（三）学科分化造成了空间的分裂
学科分化使得两个学科对空间的认识都存在局限性，造成了空间的分裂。空间问题是城市规划研究的核心问题，为方便城市建设和管理，提高解决城市复杂问题的效率，空间被片面的理解为物质空间“实践的空间”（spatialpractice），空间被划分成各种功能类型、组合关系、结构逻辑、形状、层次等。公共艺术强调艺术家创作和日常生活的体验紧密联系，空间超越了简单的描述的层次，经过艺术家和观者的想象，空间被体验，同时空间的意象被改变，原来物理意义上的空间成为一个被体验的生活空间“表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s）。
新空间理论认为只有“实践的空间”和“表现的空间”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空间，再现性空间（Spacesofrepresentation）（Lefebvre，H.，1991）。学科的分化，一方面公共艺术不能有效的理解城市空间系统，解决城市空间问题，而城市规划因其过度强调“理性”“功能性”造成了城市空间“非人性化”“生活的虚无”，城市公共艺术规划是将学科的优势有机的结合。
三、构建与城乡规划工作体系对接的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工作框架
综合以上问题，结合国内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实践，只有从学科交叉的视角，构建一套既满足公共艺术的特点，又能与城乡规划体系对接，既强调艺术家的创作又能满足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工作框架，该框架应具备以下特点：
（一）强调规划的过程性特点
工作框架被用来描述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的基本工作原理，是结合公共艺术的特点，对现有城市规划工作框架的改良。传统的城市规划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传统，过于强调规划的结果，规划被当做“项目”，规划师关注的是“如何高效的完成项目”。而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的工作框架应突出“过程性”的特点。
（二）强化艺术家与公共领域的连接作用
不同的文化、风俗、历史构成了每个城市各有不同，不同的群体也有不同的诉求，城市公共艺术规划不是限制艺术家的创作，而是帮助艺术家联系公众，认识一个真实的公共领域，不是告诉艺术家在这里“做什么”而是告诉艺术家这“是什么”。
（三）明确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的对象
“艺术”以及“什么是艺术”这问题，在当代的艺术发展中已演变成今天“什么都是艺术”的广义现象，纵然对“艺术”难以下定义。但为明确规划的对象，既不可无限制的放大“景观、建筑都是公共艺术”也不能将其局限在雕塑、壁画等纯艺术。为契合城市发展的需要，应从学科分工的角度对公共艺术给予限定，公共艺术可包含艺术学中的二十一个专业。是一个行业、一种产业、一个社会群体的综合。（见表1）
（四）整合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相关内容
目前城市公共艺术规划的内容过于分散，多以专项规划的形式存在于城市规划体系中，如：城市雕塑规划、城市导视系统规划、色彩规划、夜景规划、广告规划、公共艺术设施规划等，这些都和艺术学相关，都是公共艺术规划的内容，亟待整合。
（五）构建多层次的城市公共艺术空间体系
不同空间层级的公共艺术面临的问题不同，不同的城市用地功能和空间形态都会影响公共艺术的形态，例如，带状分布城市旅游线路、滨水空间，以点状分布的重要交通设施、公共建筑，以面状分布的郊野公园、雕塑公园等；不同艺术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置和作用不同，例如城市级的公共艺术应成为城市的标志，社区级的公共艺术应反映在地的历史和文化；学校、医院、等不同城市功能空间的公共艺术服务的对象也会有所不同。城市规划会依据城市管理的需要构建城市的空间体系，城市公共艺术规划应对接城市的空间体系，对公共艺术空间的功能、范围、层次、类型给予界定，构建城市公共艺术空间系统。
（六）建立城市公共艺术的行动规划保障规划的实施
城市公共艺术规划三分编制七分实施，目前规划的法定地位不高，可编可不编，随意性较大。规划管理都从属于不同的部门，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资金无保障、后期管理不到位、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协商参与的机制尚不健全，长官意识、精英决策仍普遍存在。应建立城市公共艺术行动规划，保障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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