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1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根本原因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0-0070-02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美国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很多金融机构不是宣布破产，就是被收购，或者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次贷危机逐渐向国际范围内拓展，向实体经济渗透，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多来，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仍然缓慢，基础依然薄弱，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思考，危机爆发原因是什么？此次危机是否验证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这些问题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科学阐释，找到危机爆发原因，有助于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金融危机。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不同解释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影响深远。对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丁冰认为，当前危机主要是由于长时期来新自由主义泛滥所造成的。恪守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华盛顿共识”主张实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其中包括金融自由化，以进一步加强资本的剥削和掠夺，其结果势必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从而为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1]。大卫・科茨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2]。刘英奎认为，美国寅吃卯粮的中产阶级超前消费方式铸就了危机的社会基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危机的形成，银行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埋下了危机的祸根[3]。葛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次级房屋贷款发放环节。通过房贷一评级一卖出的证券化过程，次级贷款风险被散播到了全球各类投资者。金融监管机构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其传统的最佳标准式的监管理念通过巴塞尔新协议等方式导致了市场行为趋同，从而流动性缺失、系统性风险发生、亲周期问题显现[4]。
这些原因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也暗示了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具体措施。但是，它们一个共同缺陷是只停留于表象分析，对原因的阐述显得不够深入，没有揭示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主张全盘私有化、自由化，而美国政府采取的一项应对金融危机的重大策略就是直接接管金融机构，即实行国有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国家经济普遍衰退，唯有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成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希望。西方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倒闭、破产，而社会主义中国的金融业却表现不俗，维护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问题是不能从现象层面或者说技术层面得到说明的，只有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社会制度层面作出解释，才能揭示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指导方针，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研究经济危机问题，形成了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思想萌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5]马克思还探讨了经济危机的渊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6]。后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论述了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联系起来，使经济危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以整个资产阶级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6]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作了比较详细论述，使这一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就包含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马克思划时代巨著《资本论》问世，则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最终形成。虽然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以专门篇幅来阐述经济危机，但有关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都作了论述，只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已。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说过：“马克思没有建立关于商业循环或资本主义的长期运动的完整的学说。”[7]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导致资本和劳动互相分离。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一方面大力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大量商品。另一方面资本家总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压低工人工资，导致无产阶级购买力逐渐下降，表现在宏观层面就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导致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积累到一定程度，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8]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即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来说是过剩了，“资本的生产过剩，从来仅仅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8]“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8]
马克思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影随形的伴侣。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黄金时代。20世纪70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石油危机爆发、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逐渐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政府开始全面采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在美国一直被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对劳动力市场的政府干预，主张减少收入分配调节，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停滞，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流向了富人的口袋。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2]。而且，在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小政府”理念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放松了监管，不再为工人提供相应的援助计划和政策，工人阶级在与资本家的博弈中更加处于劣势，工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利润增长幅度，结果就是工薪阶层相对收入下降或停滞，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为了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美国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超前消费。很多低收入者信用等级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也能大举借债，这就增加了放贷机构的风险。银行等贷款机构为了降低风险，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包装成优质债券在市场上发售，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买；投资机构则利用金融创新技术，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派生出一系列脱离其基础价格的、结构异常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结果，起初的贷款就被逐级放大成为几倍甚至数十倍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风险也随之被急剧放大。这种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模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虽然能暂时掩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但是长此以往，更大的经济危机在酝酿孕育之中。当矛盾达到十分尖锐化的程度时，经济危机爆发了。所以，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丁冰.新自由主义不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吗?――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丁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4):17-18.
[2]大卫・科茨.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红旗文稿，2008，(13):33-34.
[3]刘英奎.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35-36.
[4]葛奇.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对金融监管的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8，(1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0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0-471.
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美元霸权
一、金融危机的发展链条
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爆发有着很长的发展链条，环环相扣，逐层进阶。2000年随着科技泡沫的破裂，美国结束了“新经济”8年的扩张期，2000年第4季度以来，美国经济急剧降温，并于2001年3月份进入经济衰退，而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更加加剧了美国经济衰退的程度。这对于刚刚执政的共和党政府无疑是一个挑战，为了尽快地谋求经济发展，布什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扩张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复苏的同时，也使得利率从6.5%降至1%。2002年美国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美联储也于2004年6月份开始了紧缩的货币政策，至2006年8月美联储公布停止加息，至此，美国一共加息17次，将基准利率从1%上调至5.25%，伴随而来的是美国房市的低迷，2007年初尤为明显。而次贷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金融危机的发展链条：最初，由于“新经济”泡沫破裂，布什政府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以求促进经济增长，加上后来超低的利率，更加鼓励民众参与投资而非储蓄，进一步促进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这样就促使美国很多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放出次贷，两房凭借其特殊的政府背景，低息借债买下次贷转为次债，卖给其他金融机构，继续衍生，房地产泡沫不断变大。可是2004年及后来美国政府开始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致使大量低信用阶层开始违约，其影响力沿着金融危机链条逐步放大，房地产泡沫随之破裂进而诱发金融危机。
二、美元的双重身份
在这一链条中美元的双重身份，即同时充当美国的本币和国际货币，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从表象上看，政府的货币政策在次贷危机的原因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初是美国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超低的利率吹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后来同样是美国政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则促使泡沫的破裂。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政策遭到大量谴责，然而美国政府的财货政策与美元的特殊地位关联很大，在一定程度上身不由己。
第一，虽然在牙买加体系下，特里芬难题得到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美国至少承担以下责任：美国必须为剩余的世界产品提供市场以及需要和其他国家分享稀缺资源；美国必须保证资本流向可能的借方；在货币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应该扮演全球最后贷款人；维持全球汇率结构的稳定；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美国在2004年的加息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索，为什么明知升息将会抑制美国国内的经济，美国政府依然必须采取升息的货币政策？这其中就与美元的国际地位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呈现出单边上升的态势，截至200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达到GDp的6%，此外美国的对外债务净额也高达GDp的23%。从宏观经济学基本等式c+i+g+x=c+s+t+m（其中G，t相对稳定）可以看出，一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根本上是由该国国内的储蓄水平低于投资水平造成的，这种情况恰好与上文所述美国在2004年之前的状况相符。因此要从根本上削减经常项目逆差，就需要降低美国国内的消费水平或者投资水平，或增加美国储蓄量。但美国人没有储蓄习惯，只能抑制消费或投资，这意味减缓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果美元贬值，可以促进出口X的增大，从而治理国际收支逆差。但是在观察过美元汇率变动历史之后，发现近40年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美元汇率变动基本无关。据美国经济学家Rogoff和obstfeld（2004）的估算，要将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削减到可持续的水平上来，美元至少需要贬值30%到40%。如果美元真的发生如此大规模的贬值，国际金融市场将会产生极大的动荡，所以美元贬值来改善经常项目的逆差基本没有可能，并且其贬值将对美元的霸权地位造成显著负面影响，而这也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敦促自己的贸易伙伴国货币升值来达到同一目的。就中国而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可事实证明效果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除了考虑汇率变动带来的价格变动因素外，还要考虑诸多非价格因素，而中美贸易中非价格因素占了很大的成分。如美国对本国高科技产品严格的出口管制，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美国的出口。而且即使美国消费者放弃从中国进口，并不意味着会转向国内市场，很有可能会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所以，敦促贸易伙伴国货币升值并不是治理逆差的一个好办法。美国面临两大选择：一是实施紧缩的财货政策，以牺牲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代价；二是大幅度地贬值美元，以牺牲美元的霸主地位为代价。最终，美国选择了前者。在2004年6月开始长达2年的加息历程，美国的国内经济增长受到抑制，而房地产市场也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再到引发危机的历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一角色，使得美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承担起相对应的义务，而很多时候这与美国国内经济相矛盾，在这一次美国治理收支逆差时，不得不选择放弃国内经济的繁荣，点燃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第二，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和美国的消费文化关系密切。确切地说，是由于美国人提前消费的习惯导致的。总所周知，美国储蓄率极低，几近为零。没有钱，可以贷款，可以用信用卡透支，甚至出现以卡养卡的现象。这种消费模式和美元的国际地位有着相生相克的循环关系。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即为什么和凭什么采用这种消费模式。
个人消费是美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赫尔茨・伊金曾说：“如果美国人开始省钱，内需就会回落。我们就必须增大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不过，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因为人们根本不会省钱。”为什么美国不愿意增大出口呢？增大出口的几种方法里，要么让美国取消或放松其严密的出口管制，或者让美元贬值，这些都是美国不愿意做的。所以美国十分推崇消费作为经济的推动力，培养了即使没有钱照样应该消费的社会心理。由此就得出结论：美国消费模式的目的之一是要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国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是因为可以给其带来很多巨大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的霸权地位滋养了美国的消费习惯。因为美国可以借此从多方面掠夺别国财富来维系本国的过度消费。美国通过美元霸权获取了国际铸币税、国际通货膨胀税和外币风险规避的成本节约等好处。
首先，美国可以获得国际铸币税。国际铸币税是指美国因美元被他国持有而获得的净收益。这是美元霸权为美国带来最大的好处。由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居民持有美元，是以付出真实的商品和服务或是对资本的所有权为代价的，美国也无需为这些美元支付利息，因此国外持有的美元数量乘以利率成为美国的铸币税收入。据估计，这部分美元至少占流通总量的60%，这样美国便可无偿收益120亿美元。不仅如此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为他国央行等持有的美国国债支付较低的利率，这种利差也可以算作是铸币税的一部分。其次，美国可以获得通货膨胀税。在不影响其国际地位的前提下，美元一定幅度内的贬值，会使得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缩水，相当于对美债权的缩水。由此，美国就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美元来减轻自身的债务，相当于对其他国家征收了一笔税收，这被称为通货膨胀税。此外，美国由于无需为规避外汇风险而花费成本，相对他国又获得一笔收入。而且由于美元的国际声誉和广泛应用，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居民都可获益。美国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就可以支付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让他国为国内的过度消费买单。
通过分析看出，美元霸权的维持需要刺激国内消费，而国内超额的消费又需要美元霸权的支撑。导致了美国居民养成了挥霍无度的消费习惯，同时埋下了信用危机风险的伏笔，产生了这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危机的发生也证明美元霸权内在的不稳定性，危机过后的美元能否成功分饰两角，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3
关键词：货币危机模型演化路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
一、引言
2010年11月4日，美国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这引起了世界资本市场剧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的时期，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无疑对金融危机的的发展态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体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于1979年首创的。该理论是在黄金本位制度崩溃后，随着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采纳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当前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该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货币危机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即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二是危机预期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危机的自我促进（又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质，即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三是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产泡沫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以上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结论都明确地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急剧逆转的根本原因。国内已有的综述货币危机模型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它们缺乏系统、全面地阐述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形成的假设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机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高晨伟、王选华，2010）进一步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以便对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把握，并为研究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帮助。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将内部均衡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外汇市场信息完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三是政府发行货币不受限制；四是外汇储备规模有限，可以持续耗尽，但购买外汇的本国货币规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汇市场实行固定汇率。
（二）模型的理论体系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研究了外汇市场的投机攻击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Krugman在1979年所构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预见能力的存在（即外汇市场的信息完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产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性最终会导致理性的投机攻击产生。其理论逻辑在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影子汇率本币贬值。这时，公众会减持本币数量，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来降低本币与外币未来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公众理性投机的持续攻击下，政府不断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已有的外汇储备会随之而耗尽，固定汇率逐渐丧失。后来，弗拉德和加尔伯（FloodandGarber，1984）认为，由于国内的信贷过程和投机攻击随着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Krugman模型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不成立，他们对Krugman模型进行了改进和简化，简化模型称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且是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的国际收支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mst=pt［a-b.Ret］（1）
（二）货币危机预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金融恐慌模型是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另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维格（Douglas.w.Diamondandphilip.HDybvig，1983）首先提出来的银行挤兑模型，又被一些学者称为D-D模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银行挤兑模型的基本原理，许多学者采用保罗・克鲁格曼（1998a）对该模型的简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有四个假设条件：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大数定律，存贷款业务按照一定储蓄进行；假设存在三个时期t（t=0，1，2），银行客户均在t=0时刻向银行存款，当取款发生在t=1，2时刻时，假定对应的回报分别为1+R，（1+H）2（H≥R）；按照提款时期将存款者共分为两类：类型1（t=1时期提款消费）和类型2（t=2时期提款消费）；银行不知道存款者的类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设存在一种跨3个时期的模型（t=0，1，2），在t=0时期有两类投资项目：第一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1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R，第二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2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H）2，且项目回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时期越长，回报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类项目的报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价格p来计算报酬，且p
四、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演进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从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通过建立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单商品生产，且国内商品对进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业将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工人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并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基本工具；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开放条件下运行；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不存在国内障碍，被允许任意借债经营，其投资规模受最优化条件约束，即：Rtd=（1+Rft）-1，在约束条件中，Rtd、Rft、Rt分别表示国内、国外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国内价格水平；假定国际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对国内企业附加了约束条件，其融资规模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净财富水平和融资能力。
（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Krugman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和道德风险（moralhazard）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Krugm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过度行为，这种行为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原理在于：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时，随着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膨胀，国内资金逐渐耗尽，而又无法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这时企业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会导致实际投资过度行为发生，而只会引起国内银行利率的上升；相反，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它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获取资金支持，这时金融中介机构会摆脱道德约束，将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过度积累，形成金融过度和金融泡沫，恶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金融泡沫破灭，货币危机爆发。（2）“亲缘政治”加深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种“亲缘政治”表现在政府同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裙带关系，并为这些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催化了企业和银行敢于从事道德冒险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成为政府的“隐性赤字”。然而，东南亚国家潜在的隐性赤字却表现为“良好”的财政状况，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到来时为力的困境。正是这种“亲缘政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时刻处于危机爆发的风险之中。（3）东南亚爆发的货币危机主要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因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根源于：国内货币贬值银行利率提高企业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恶化企业财务状况崩溃。这时，即使想通过改善银行经营活动（比如将面临困境的银行实施重组）来扭转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将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那种财务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银行经营活动的改变。（4）在小国经济模型中，共有三个均衡存在。其中中间均衡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其他两个均衡可以不予考虑：即当=时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国内企业无法在国内筹集到资金，因为资金所有者认为企业没有得到担保，贷放资金会承受较大风险，不会向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国内的实际汇率面临贬值的风险，加速了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又印证了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所做决定的合理性，最终形成了拒绝贷款实际汇率贬值企业破产继续拒绝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的行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征。（5）政府对于是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并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因为在作出决策时它面临两难境地：当作出稳定汇率的决策时，另外一种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会随之出现。如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十分明显，所负债的金额又较大时，如果政府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其维护成本较高，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加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货币危机随时爆发。
五、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现实困境
（一）货币危机模型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货币危机模型还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比还远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机模型所推导的投机攻击时间仅仅是在严格假设和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层面来论证确定的投机攻击时间，而在现实实践中并不能准确判断投机攻击时间点的发生；第二代模型虽然将心理预期视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所强调的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各种均衡之间随着预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均衡转移的过程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代危机模型将道德风险和亲缘政治等社会因素作为危机的控制变量，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影响程度如何来实施计量，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没有涉及。
（二）危机模型的封闭性无法扩展对现实的解释从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来看，都是在分析个别案例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只是局限于特殊现象的解释，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因此，这种封闭的特性决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对于货币危机来说，导致其爆发的诱因较多，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仅仅是从局部范围来进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且这种理论无法逐渐成熟，因为当下一次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学者对原因的寻找又会掩盖前一次理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留下的仅仅是讨论货币危机爆发的零碎的理论片段。
（三）危机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从三代危机模型寻找到的危机爆发原因来看，都是对危机现实表面原因的描述。当然，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心理预期、金融体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确符合当时的危机表象。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寻找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那将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思考。从历次爆发的货币危机来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归结为市场的缺陷，而市场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货币危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象征。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万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定“良方”，想必这样的逻辑正是货币危机爆发的真正诱因。因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围解释独特的危机现象，而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最终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
六、结论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化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流理论，但它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则充分暴露了危机模型的局限性，即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防范、治理和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如何对此次危机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当前金融危机的现象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因，这是区别以前货币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无法对此次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法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释所有金融危机爆发诱因的危机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下，从分析社会制度本身出发，将决定金融危机的本质要素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制职能来约束危机爆发的基础――自由市场盲目地、自动地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纳入解释范畴。至于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金融危机理论，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吴有昌：《货币危机的三代模型》，《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2］吴有昌：《现代货币危机理论及其启示》，《财贸经济》1999年第3期。
［3］邢毓静：《现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进及其发展趋势》，《当代财经》2001年第1期。
［4］paul.Krugman.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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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4
摘要：如果“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
关键词：经济刺激，生产过剩，金融体系，市场需求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历来是由大的危机推动的，因此“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推动中国进行大的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动力，因为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强烈的需求增长机制，通过调整就可以释放出来，并足以消除国内的生产过剩，足以对冲掉外部的需求萎缩，因此结构调整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应成为“十二五”的主题。
1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
次债危机不是典型的传统经济危机，因为不论是商品还是资本，在今天的美国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卖不出去和价格暴跌的是金融商品，所以这种由金融商品供给过剩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历史新阶段，资本的运动方式与周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形式都已经具有新的形式。由于美国政府及欧盟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被拖延了，但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重，即在危机爆发后累积的金融坏帐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所以我猜想，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有可能将采取反复爆发的形式，至少次债危机爆发以来被暂时冻结的金融坏帐到了冻结期满而必须清算的时候，就又会有一大批金融机构要倒闭，危机所导致的二次探底就会出现，而这个时期应该就是在2011年以后。如果2007年爆发的次债危机是到了两年后的2009年最严重，则由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所导致的中国外部需求的严重紧缩，就应该是出现在“十二五”中期。
金融危机也是“资产负债表式危机”，就是由于资产严重缩水导致负债无法偿还，迫使金融机构倒闭。美国要想从危机中走出来除了找到还债的资金来源这条路，还可以从提升资产价值以及出售这些资产来还债入手，由于美国的“新经济”概念和房地产概念先后都“臭了街”，提升原有资产的价值恐怕已经很难了，美国就得想办法创造出新的金融资产增长点。现在看，美国是想依托低碳经济制造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因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不配合，恐怕此路不通。
所以，美国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道路必然艰难又漫长，世界经济受其牵累也必然会在低迷中徘徊很长时间，新全球化的过程由此而被中断，世界经济随美国经济再度探底可能就发生在未来3年。因此“十二五”中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外需紧缩期。
2中国生产过剩矛盾可能会波及金融体系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是更加激化了。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000万吨能力在建设中。
由于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改、扩建项目上的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新的产能释放期应该是在十二五中期，即在2012、2013年，这可能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引起我国外需也再度严重萎缩的时期，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如果在“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因为在这次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银行贷款。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原来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就是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5
[关键词]次贷危机 经济法 政府干预 正当性 启示
次贷危机自2007年初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爆发后，先是蔓延至整个金融行业，而后波及到实体经济，成为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作为进入21世纪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它给世人留下的教训极为深刻。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是应对次贷危机，避免危机影响扩大的有力武器。本文是在经济法的语境下论述次贷危机中的众多干预措施，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应该包括国家立法干预，行政干预或政府干预，司法干预，其中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核心是行政机关的干预，本文也将以行政干预为重点进行分析。
一、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对于次贷危机的原因，经济学界内部百家争鸣，其中主流观点认为本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政府监管的缺失、金融机构过度的金融创新以及次贷市场的不规范，上述的观点如果从经济法角度去总结，那么导致本次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就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1、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的表现
在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几百年里，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这对范畴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逐步尖锐。本次次贷危机就是市场经济中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的结果，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金融贷款机构、借款人、中介机构和评级机构，通过对这些市场参与者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参与者都存在着忽视社会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首先金融机构的高管作为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专家，在进行每次金融创新时都会很清楚开发出的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面对次级抵押贷款带来的高额利润，贪婪使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毫无顾忌地大肆进行金融创新和转嫁风险，同时为了掩盖风险，创新出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其次次级抵押贷款创设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广大低收入人群住房梦，但是面对房价持续上涨，经济形势良好的大背景，有人看到了炒房能够带来的暴利，同时由于级抵押贷款门槛低，并且审查松懈，所以期望通过炒房牟利的人涌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使次贷规模持续扩大。最后，次贷市场中的中介人和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中介商为了帮助借款人通过贷款审查，顺利拿到贷款，采取各种非正当手段蒙骗借款机构，例如使用虚假的收入证明和纳税证明以及贿赂贷款审查员等，这些不正当行为导致贷款机构将钱贷给不符合标准的借款人，增加了贷款机构的不良资产和坏账死账，提升了贷款机构的运营风险；评级机构作为谋利的法人，为了得到报酬也采取迎合需要评级的客户的做法，擅自提升贷款的信用等级。通过对本次次贷危机原因的分析，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面对利益，金融机构的高管、中介入，评级机构，借款人都把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安全抛到九霄云外。
此外次贷市场参与者面对利益的种种盲目参与行为、盲目投资以及盲目投机行为无疑是市场经济盲目性的表现。
2、政府失灵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又一主因
不仅市场存在失灵，政府在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往往也存在着失灵，并且政府失灵通常出现在政府试图矫正市场失灵的过程中。政府失灵的影响与市场失灵的影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詹姆斯·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中就指出：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政府失灵包括政府干预不到位，政府干预错位以及政府干预不起作用，其中政府干预不到位和政府干预错位在本次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次贷危机中政府干预不到位是导致次贷市场陷入混乱的主要原因。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号经济强国，现代经济发展已有几百年历史，经济法律法规比较完善，但是为什么还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信贷危机?比较有力的解释就是政府在市场恶化的过程中放任市场自身调节，政府干预没有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坚持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美国遭受重创，从此各国开始注重强调政府干预。直至上世纪70年代“父爱”般的政府干预使美国出现滞胀，此时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得以席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是美国政府干预不到位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坚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府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对于市场中的种种过度冒险行为坐视不管，放任金融机构大肆进行金融创新。同时对于一些金融机构过高的杠杆率也置之不理。
二、次贷危机中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分析
1、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折射出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
前文已经论述过，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两大主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经济法的产生即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方式。因为经济法作为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对于帮助市场平稳发展有着别的政府干预措施不能替代的作用。经济法的这种作用在此次危机中得到了突出反映，只不过是一种反面折射。上述的种种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经济法都能通过制定具体的规则予以限制。首先政府为了控制金融领域的风险，不仅持续监控本国金融企业的经营运作，而且还制定一定的金融法律法规，为金融企业划定经营运作方面的底线。其次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表现，通过颁布法律可以向民众传达一定的社会理念，针对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和个人主义，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法律宣传社会本位的理念，同时通过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存在严重影响的投机行为的惩罚，使民众间接被灌输社会本位理念。
2、从次贷危机中经济法干预的成效看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
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对本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进行过反思，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能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平稳发展，而是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怎样才能在经济不出现大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均衡?经济法干预措施则是一剂良药，利用经济法律不仅可以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也可以为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划定一定范围，规定市场经济基础地位的同时，也赋予政府一定的干预经济的权力。总之，无论是专注于长远发展的经济法还是力图减小损失的经济法，在帮助各国走出危机阴影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各国经济开始回暖，提前复苏的迹象的出现，就是这些经济法干预措施有效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三、应对危机的经济法干预措施建议
1、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的监管
审慎经营是使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降低因为企业自身因素而产生的风险的重要经营准则。审慎经营规则侧重于通过金融企业自身的行为去降低企业营运所面临的风险。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金融领域的规则相当完善，政府和金融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完备，但最终还是因为金融企业没有很好地执行审慎经营规则而导致危机的发生，这说明要使审慎经营规则得到彻底地执行就需要实行内外联合。不仅需要各个金融企业有着完备的风险控制机制、系统的审慎经营执行框架，还需要政府对金融企业的审慎经营进行有力监管，对金融企业的业绩、各项指标进行定期检查。对发现有违背审慎经营规则行为的企业，责令其整改，或者进行罚款，严重者追究企业法定人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政府历来对审慎经营规则给与高度重视，但也不排除会存在少数金融机构面对当前类似于美国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形势而采取冒险行动，发放规模过大的房屋贷款，降低贷款审查标准等。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应该提高警惕，积极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进一步加强贯彻执行审慎经营规则，引导我国金融企业走上合理合法经营的道路。
2、弘扬“社会利益本位”理念，建立相应机制抑制“个人主义”的膨胀
市场经济奉行“自由放任”的理念，因而西方政府很少干预个人市场行为，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个人为了一己利益去损害社会利益。次贷危机的爆发使我们不得不提高对个人主义膨胀的警惕。个人主义膨胀涉及到道德、人性等深层次领域，要想从这些角度出发去根治个人主义膨胀，一是时间周期长，二是很难针对问题选择正确的措施，而且如果措施不恰当，影响的范围会相当广泛。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政府首先应当通过法律法规为个人主义行为规定一条底线，划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界限。其次，笔者认为应该继续弘扬“社会本位”理念，加大“社会本位”理念的宣传力度，加强民众有关“社会本位”理念的教育，使民众真正领会“社会本位”理念的含义，最后政府应当建立遏制个人主义膨胀的有效机制，对实施损害社会利益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进行严厉打击。在这方面，我国还落后于美国，美国在危机爆发后，先是全力挽救经济，待经济发展逐渐平稳以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问责行动，调查部门陆续对一些在危机中存在违规行为的金融业者和政府官员进行质询，并且在认定有罪后，对他们实施罚款，甚至监禁，中国在维护社会利益方面做得还不够。“公益诉讼”制度作为能够维护社会利益的有效武器之一，已经引起了我国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检察机关)、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者不特定的他人利益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将会为维护社会利益提供诉讼程序的制度保障，使社会利益的维护逐渐成为一种公民权利，一种政府责任。通过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向民众宣传“公益诉讼”理念的同时，可以将市场中的众多企业和参与者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他们变得谨真，不再轻易冒险。
3、次贷危机再次证明经济运行模式不能走极端
历史已经对经济运行应该采取市场运行与政府干预均衡的模式有过多次证明：苏联的计划经济致苏联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人民生活陷入窘境；美国长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传统使美国历经多次经济危机，其中以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最为严重；2007年初爆发的次贷危机也是美国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影响下重拾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因为危机爆发前，政府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导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中违规违约行为不断，市场秩序持续混乱，市场风险不断累积，进而因为外部经济的小小波动使得市场问题暴露，整个市场崩溃，所以此次次贷危机是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极端性、错误性的又一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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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验与教训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8)，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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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7
关键词：次贷危机 经济法 政府干预 正当性 启示
次贷危机自2007年初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爆发后，先是蔓延至整个金融行业，而后波及到实体经济，成为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作为进入21世纪后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它给世人留下的教训极为深刻。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是应对次贷危机，避免危机影响扩大的有力武器。本文是在经济法的语境下论述次贷危机中的众多干预措施，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应该包括国家立法干预，行政干预或政府干预，司法干预，其中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核心是行政机关的干预，本文也将以行政干预为重点进行分析。
一、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对于次贷危机的原因，经济学界内部百家争鸣，其中主流观点认为本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是：政府监管的缺失、金融机构过度的金融创新以及次贷市场的不规范，上述的观点如果从经济法角度去总结，那么导致本次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就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1、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的表现
在市场经济产生以来的几百年里，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这对范畴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逐步尖锐。本次次贷危机就是市场经济中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的结果，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参与者主要有金融贷款机构、借款人、中介机构和评级机构，通过对这些市场参与者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参与者都存在着忽视社会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首先金融机构的高管作为具备金融专业知识的专家，在进行每次金融创新时都会很清楚开发出的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面对次级抵押贷款带来的高额利润，贪婪使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们毫无顾忌地大肆进行金融创新和转嫁风险，同时为了掩盖风险，创新出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其次次级抵押贷款创设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广大低收入人群住房梦，但是面对房价持续上涨，经济形势良好的大背景，有人看到了炒房能够带来的暴利，同时由于级抵押贷款门槛低，并且审查松懈，所以期望通过炒房牟利的人涌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使次贷规模持续扩大。最后，次贷市场中的中介人和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中介商为了帮助借款人通过贷款审查，顺利拿到贷款，采取各种非正当手段蒙骗借款机构，例如使用虚假的收入证明和纳税证明以及贿赂贷款审查员等，这些不正当行为导致贷款机构将钱贷给不符合标准的借款人，增加了贷款机构的不良资产和坏账死账，提升了贷款机构的运营风险；评级机构作为谋利的法人，为了得到报酬也采取迎合需要评级的客户的做法，擅自提升贷款的信用等级。通过对本次次贷危机原因的分析，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面对利益，金融机构的高管、中介入，评级机构，借款人都把社会公共利益，经济安全抛到九霄云外。
此外次贷市场参与者面对利益的种种盲目参与行为、盲目投资以及盲目投机行为无疑是市场经济盲目性的表现。
2、政府失灵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又一主因
不仅市场存在失灵，政府在干预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往往也存在着失灵，并且政府失灵通常出现在政府试图矫正市场失灵的过程中。政府失灵的影响与市场失灵的影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詹姆斯·布坎南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中就指出：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政府失灵包括政府干预不到位，政府干预错位以及政府干预不起作用，其中政府干预不到位和政府干预错位在本次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次贷危机中政府干预不到位是导致次贷市场陷入混乱的主要原因。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号经济强国，现代经济发展已有几百年历史，经济法律法规比较完善，但是为什么还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信贷危机?比较有力的解释就是政府在市场恶化的过程中放任市场自身调节，政府干预没有到位。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坚持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美国遭受重创，从此各国开始注重强调政府干预。直至上世纪70年代“父爱”般的政府干预使美国出现滞胀，此时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得以席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是美国政府干预不到位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坚持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府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对于市场中的种种过度冒险行为坐视不管，放任金融机构大肆进行金融创新。同时对于一些金融机构过高的杠杆率也置之不理。
二、次贷危机中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分析
1、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折射出经济法干预
[1] [2] [3]
的正当性
前文已经论述过，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两大主因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经济法的产生即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一种方式。因为经济法作为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对于帮助市场平稳发展有着别的政府干预措施不能替代的作用。经济法的这种作用在此次危机中得到了突出反映，只不过是一种反面折射。上述的种种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经济法都能通过制定具体的规则予以限制。首先政府为了控制金融领域的风险，不仅持续监控本国金融企业的经营运作，而且还制定一定的金融法律法规，为金融企业划定经营运作方面的底线。其次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表现，通过颁布法律可以向民众传达一定的社会理念，针对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和个人主义，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法律宣传社会本位的理念，同时通过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存在严重影响的投机行为的惩罚，使民众间接被灌输社会本位理念。
、从次贷危机中经济法干预的成效看经济法干预的正当性
次贷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对本国的经济运行模式进行过反思，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能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平稳发展，而是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怎样才能在经济不出现大动荡的情况下实现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均衡?经济法干预措施则是一剂良药，利用经济法律不仅可以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也可以为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划定一定范围，规定市场经济基础地位的同时，也赋予政府一定的干预经济的权力。总之，无论是专注于长远发展的经济法还是力图减小损失的经济法，在帮助各国走出危机阴影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各国经济开始回暖，提前复苏的迹象的出现，就是这些经济法干预措施有效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三、应对危机的经济法干预措施建议
、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的监管
审慎经营是使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降低因为企业自身因素而产生的风险的重要经营准则。审慎经营规则侧重于通过金融企业自身的行为去降低企业营运所面临的风险。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头号经济强国，金融领域的规则相当完善，政府和金融企业的风险控制机制完备，但最终还是因为金融企业没有很好地执行审慎经营规则而导致危机的发生，这说明要使审慎经营规则得到彻底地执行就需要实行内外联合。不仅需要各个金融企业有着完备的风险控制机制、系统的审慎经营执行框架，还需要政府对金融企业的审慎经营进行有力监管，对金融企业的业绩、各项指标进行定期检查。对发现有违背审慎经营规则行为的企业，责令其整改，或者进行罚款，严重者追究企业法定人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我国政府历来对审慎经营规则给与高度重视，但也不排除会存在少数金融机构面对当前类似于美国危机爆发前的经济形势而采取冒险行动，发放规模过大的房屋贷款，降低贷款审查标准等。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应该提高警惕，积极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进一步加强贯彻执行审慎经营规则，引导我国金融企业走上合理合法经营的道路。
、弘扬“社会利益本位”理念，建立相应机制抑制“个人主义”的膨胀
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马克思主义；货币主义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9－0040－03
2008年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金融危机。从现有文献看，关于危机爆发的成因，学界主要集中于金融衍生品及房地产市场泡沫、金融监管缺失和货币政策失误等方面。然而笔者认为，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危机的爆发，但并未触及根本、结构上的问题。本文从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货币主义学派比较的视角，分析此次危机的形成原因及对策。
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不同原因解读
1.奥地利学派基于商业周期的解释。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的繁荣与衰退是由于政府不当的货币政策而引发的，而并非凯恩斯所认为的由于市场自身的原因。纯粹的市场经济中只会出现商业波动，而非商业周期。商业波动是指日常经济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的。特定行业由于企业家预测失误等原因引发的萧条，即市场上一些行业繁荣另外一些行业衰退的情况。而商业周期是市场上所有行业普遍的繁荣和萧条的问题。
当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时，新的货币流入信贷市场从而降低了信贷利率，企业家被银行的通货膨胀所误导，会向“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尤其是远离消费品的“高级生产领域”，于是生产结构被拉长了。企业家的投资抬高了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料价格，促使投资由“低级”生产领域向“高级”转移。然而这种转移并不是由时间偏好的真实下降和储蓄的上升带来的，人们仍以原有的偏好花费增加的收入，从而需求会从高级生产领域重新转移到低级生产领域，企业家发现他们的投资发生了失误。此时若货币停止增加，则使高级生产部门的投资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被废置，在市场压力和政府偏好下，政府会继续扩大货币供给，从而造成更大的通货膨胀，当商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普遍大幅上升时，市场上便形成了虚假的繁荣。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地扩大，当政府停发货币，收缩信贷时，萧条便开始了。
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美国的信贷扩张。美国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美联储一度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越来越多的钱进入房地产、金融市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美联储银行大量发行货币，用于投资的资金增加了，资本商品被过度的投资。从2001年至2007年，采矿业从5780亿美元增加到12520亿美元，增长了117％；房地产业从112310亿美元增加到186820亿美元，增长了66.3％；耐用品从996亿美元增加到1194亿美元，增长了19.8％；批发业从3470亿美元增加到4960亿美元增长了42％，零售业从6410亿美元增加到9940亿美元，增长55％。处于消费品端的耐用品及批发零售业的增长率远不及远离消费品的资本密集的采矿房地产业。资本配置严重扭曲，扩张的信贷引起虚假的繁荣，美国通过货币政策延缓了危机，却为更大的危机埋下了隐患。当政府开始收缩信贷，意味着对前期不当的投资和扭曲的资源配置清算的来临，并引发高级生产领域的波动，资产市场崩溃，危机来临。
2.凯恩斯学派基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解释。凯恩斯主义认为，在总的就业水平和产出水平方面，没有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将自利行为引导至社会最优状态。要使得经济在长期内取得平稳发展，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就必须对经济实行干预。
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爆发的原因首先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市场机制不能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达到均衡，于是出现了萧条和失业。克鲁格曼说：“当你理解和相信市场会令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原则以后，你会发现衰退是一件特别的事。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到处是供给，而需求无处可寻……”。
其次金融市场的泡沫经济以及政府监管的缺失也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助长了房市的泡沫，为次贷提供了繁衍的温床。而格林斯潘极力推崇对金融衍生品不予干预的政策，1999年，在格林斯潘和时任财政部长鲁宾的推动下，国会永久性地废除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监管的缺失使得金融创新品急剧增长，资产泡沫越来越大，最终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3.马克思主义基于生产过剩的解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象。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分析经济危机的产生方面有共通之处，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是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论述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是经济危机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中，买和卖的分离以及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使危机的产生成为可能，“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和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特点决定的。“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一边是无限逐利的资本家所推动的生产力的无限夸张，另一边是无产阶级有限的购买能力，于是生产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生产的过剩，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使货币的观念形态得到膨胀，一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经济危机的隐患。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此次危机表面上是金融危机，实际上和历次经济危机一样，是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具体
来说，是信贷扩张引起的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泡沫周期性膨胀和破灭的背后，是无法回避的持续的生产过剩，造成在生产领域越来越少的有利的投资机会，导致利率向金融部门进行投机活动。长期的低利率促使资本向金融部门扩张，金融领域资本家的逐利性酿造了市场上的泡沫与风险，金融资本在积累风险的同时也加快了产业资本的扩张，美国在经历了2001年的衰退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成为GDp的增长引擎，房地产市场的扩张还带动了其他产业如钢铁水泥等基础产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制造出经济繁荣的假象，也最终导致住房部门的生产过剩。为了刺激房屋需求，金融部门又不断推出金融创新产品，为消费者贷款提供各种支持。表面上，美国的经济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反而消费者普遍的透支消费，寅吃卯粮现象表明经济存在着“需求过剩”。然而正相反，美国的个人消费增长缺乏应有的收入基础，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但是，“透支消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经济学家鲁比尼指出：60％－70％的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来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当过剩的价值高估的住房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抵押品赎回权的取消浪潮加剧了住房价格的暴跌，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
4.货币主义学派基于货币政策的视角。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反对“斟酌使用”的货币政策，力主单一政策规则，将经济周期归因于货币和信贷的扩张和收缩。
根据货币主义理论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不当的货币政策，以及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所造成的流动性急剧扩张。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联储的连续降息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使房贷市场飞速发展，而随后的加息，信贷紧缩使得资产价格下降，次贷市场泡沫破裂引发危机。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当竭力避免货币变动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同时，现代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所创造的惊人的流动性也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新货币主义认为，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构成不再以过去央行能控制的流动性如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为主，市场上占大部分比重的是央行所无法直接控制的由市场内生的流动性如各种金融衍生品。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不但创造了大量高收益的金融资产，让新兴经济体的剩余货币资金能够成功完成流向美国经济体的经济循环。同时它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数量惊人的市场流动性，这些流动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者造成了市场繁荣的假象，让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越来越高，也将这些金融资产价格推向高位。催生了泡沫的形成。
二、对治理危机对策的不同解读
各个学派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不同的见解，同样其所提出的治理危机的对策也不尽相同：
1.奥地利学派崇尚市场的应对措施。奥地利学派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认为应以自由放任主义应对危机，认为市场能够自动纠正因政府错误的政策引起的资源配置的扭曲，萧条的过程就是市场“自愈”的过程，从这一点上来说，萧条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政府的干预只能加重市场信号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延长萧条的时间。
2.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措施。凯恩斯主义主张“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学派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应当加大政府支出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在货币政策方面，经济萧条的国家会出现“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政策失灵。对此，克鲁格曼提出用“温和的通货膨胀”来摆脱陷阱，“通货膨胀会使货币的实际价值随时间而缩水。或者更准确地说，预期通货膨胀会降低人们存钱的意愿，从而能将一个经济体拉出流动性陷阱。”在金融领域，政府应当加强金融监管，同时政府应当拯救金融体系，暂时接管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通过暂时的国有化，使得借贷市场重新活跃起来。
3.马克思主义的周期性危机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每隔一定时期重演一次的周期性。经济从危机阶段开始。经过萧条、复苏、高涨，再到危机。危机的爆发只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暂时的、强制性的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灭。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危机就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4.货币主义的货币应对措施。货币主义认为危机的解决应依靠正确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胜任两项任务：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混乱的一个主要根源，并且能够给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货币主义反对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认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这一点上与奥地利学派殊途同归。货币政策应当执行单一的政策规则，即按平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再加上人口增长率来规定并公开宣布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避免货币本身成为波动的根源。同时应当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警惕金融工具的杠杆作用。
三、结论及启示
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对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思想根源进行了激烈争论。新古典经济学家指责执政时期的政府干预市场运行导致了危机，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然而笔者认为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综合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自由市场导致的贫富差距和两级分化，奥地利学派关于危机治理的观点从现实角度也是难以实现的，市场“自愈”的时间是无法估量的，萧条引起的失业和经济动荡会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因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对经济萧条的局面保持无动于衷。凯恩斯主义对自由市场的观点较经济自由主义无疑是进步的，但它本质上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是为维护自由市场而生的，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如前所述，凯恩斯和马克思分别从“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角度分析危机的.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凯恩斯却没有进一步分析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的理论几乎已经接近于马克思的逻辑了，虽然他由于“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最终未能跨出那致命的一步。
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指标；规律性波动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9)12-0011-06
次贷危机引发了我们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主要经济指标规律性波动的考察，即经济指标的波动趋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存在相似性吗?通过对经济学文献的梳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文献讨论并评价历次金融危机的相似性。本文集中研究这类文献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拟从文献评述的视角考察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资产价格的波动趋势、GDp的波动趋势和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例的波动趋势是否存在着规律性波动。
一、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资产价格的波动趋势
关于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资产价格的波动情况，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做了一系列的开创性工作。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zoff(2008a)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非常与众不同吗?”一文中抽取了发达国家二战以来发生的19次金融危机(包括美国次贷危机)的数据进行分析。他们给出了金融危机爆发前4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3年的真实房地产价格和真实股票价格的波动趋势。如图1和图2所示，可以看到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真实房地产价格和真实股票价格的波动趋势上与“五大危机”的平均指标以及19次金融危机总体样本的平均指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即真实房地产价格和真实股票价格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4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而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则开始呈快速下降趋势。不同的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股票价格的恢复速度要快于房地产价格的恢复速度。对此，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认为，在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上，历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并没有显著的不同。美国次贷危机也不例外。通过该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这样的结论：资产价格(房地产和股票)的波动可以作为判断金融危机的先行指标，它们都遵循着在金融危机爆发前t--4期快速上升，而到t-1期时则陡然下降的路径。然而，该文的不足之处是所采用的样本只包含了发达国家，没有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包含在内。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爆发频繁，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发源地。因此，如果将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样本包含在样本之内，资产价格的波动趋势是否还会呈现如此特征?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资产价格的波动趋势是否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在该文中并未涉及。
在随后的研究中，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2008b)更加全面地考察了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波动趋势，但在考察方式及样本选取上发生了变化。首先，他们采用了将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分别考察的方式，以观察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资产价格的变动趋势在两类经济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该文在样本的选取上与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2008a)相比更具代表性。在考察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趋势时，作者选取的样本分别包括二战前的两次金融危机：1899年挪威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发达国家二战后的五大(bigfive)金融危机：西班牙(1977)、挪威(1987)、芬兰(1991)、瑞典(1991)、日本(1992)；3次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1998年的哥伦比亚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2007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的正在进行的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真实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趋势上都呈现出在金融危机前4年快速上升，而到危机爆发的前1年则呈快速下降的趋势。该文在考察股票价格的波动趋势时，他们引进了更多的样本。分别采用40次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时的股票波动数据和18次发达国家金融危机时的股票波动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股票价格的波动方面(如果以时间t表示为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t-1表示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t+i表示金融危机爆发的后一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真实股票价格指数在金融危机爆发前t-4期时呈快速上升，到t-1期时呈快速下降趋势，在危机后的第3年基本上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该文结论与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off(2008a)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在股票价格的恢复速度上，新兴经济体则快于发达国家。
学者们在研究资产价格波动趋势的同时，对资产价格在金融危机时期下降的持续时间和资产价格下降的幅度也颇为关注。StijnClaessens等人(2008)通过对1960年1月到2007年4月21个oeCD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研究，考察了在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经济衰退时资产价格的下降程度和持续时间。。其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在爆发金融危机前后，从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持续时间上看，oeCD国家房地产价格从峰顶下降到谷底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16.50个季度，而均值为18.43个季度：G7国家房地产价格从峰顶下降到谷底其中位数和均值分别为16个季度和20.5个季度；其他国家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7个季度和17.28个季度。从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幅度看，oeCD国家房地产价格从峰顶到谷底下降-幅度的中位数为28.52％，均值为-28.50％：G7国家房地产价格从顶峰下降到谷底，其震动幅度的中位数和均值分别为26.43％和-26.59％：其他国家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9.61％和-29.56％。从股票价格下降的持续时间看，oeCD国家股票价格从峰顶下降到谷底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10个季度，而均值为11.78个季度：G7国家股票价格从峰顶下降到谷底的中位数和均值分别为10个季度和11.18个季度：其他国家这两个指标分别为9.5个季度和12.14个季度。从股票价格下降的幅度看，oeCD国家股票价格从峰顶到谷底下降幅度的中位数为－50.27％。均值为53.23％；G7国家股票价格从顶峰下降到谷底，其震动幅度的中位数和均值分别为－47.75％和
50.57％：其他国家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3.16％和－54.86％。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看到，真实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持续时间平均为18个季度，即4.5年左右，其下降幅度大约为30％；真实股票价格下降的持续时间平均为12个季度，即3年左右，其下降幅度约为50％。
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2008b)也考察了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资产价格的下降程度及持续时间。作者根据所用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房地产价格下降的持续时间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都是在4到6年之间，没有明显差别；在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幅度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也表现出很强的相似性。在更近期的研究中，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2009)专门比较了主要金融危机发生后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下降程度及所持续的时间。研究结果表明，经历金融危机的国家资产价格下降是剧烈的。其持续时间也是漫长的：真实房地产价格下降幅度平均为－35.5％，其平均持续时间为6年；真实股票价格下降幅度平均为-55.9％，其平均持续时间为3.4年。从统计结果来看，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要大于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幅度。但从恢复的时间上看，股票价格往往能够更快地复苏。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其真实房地产价格和真实股票价格的波动幅度要强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对此，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没有给出原因，我们认为这是全球资本流动加速所致，推动了各国资本市场价格大起大落。虽然采用的样本不同，但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2008b；2009)对金融危机前后资产价格变动情况的研究结论与StijnClaessens等人(2008)的结论存在着众多相似之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在金融危机时期是存在规律性的。从主要金融危机的平均指标来看，首先，真实房产价格和真实股票价格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4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而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则开始呈快速下降趋势。这可以成为判断金融危机来临前的先行指标。其次，在资产价格下降的持续时间上，真实房地产价格一般持续4―6年开始复苏。真实股票价格一般持续3年则可好转到危机前的水平。再次，在资产价格下降的幅度上，真实房地产价格一般下降幅度为危机前水平的30％左右，真实股票价格则一般下降到危机前的50％左右，我们可以依据这两个指标来判断金融危机的轻重程度。最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在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上大都是剧烈的，但在资产价格的恢复程度上却快于发达国家。
二、金融危机爆发前后GDp的波动趋势
Bordo等人(1999)将长达近120年间所发生的金融危机按时问段划分为4组，即金本位时期的金融危机(1880―1913)、一战后与二战前的金融危机(1919―1939)、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金融危机(1945―1971)和1973―1997年间的金融危机。为便于比较，他们还将不同阶段内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划分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划分标准依据其是否为资本流入国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s他们的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1)在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3年和1年以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年、3年和5年，不管是对新兴经济体的纵向比较还是对发达经济体的纵向比较，真实GDp增长率的波动都存在着相似性，如从金融危机爆发前5年到金融危机爆发时刻，真实GDp增长率平均下降的幅度基本在2％--4％之间，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3年内，GDp基本都开始复苏。(2)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19―1939)的时间段内，金融危机发生时真实GDp增长率下降的幅度要大于其他阶段，作者在文中并没有解释这种差异。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是战争的破坏和1929―1933年的大萧条使众多国家采用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在这个阶段内，世界贸易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GDp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二是该阶段内的汇率制度较为紊乱。1919―1939时期的汇率制度则是杂乱无章的，没有任何稳定的基础。而在其他阶段，如1880---1913为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1945―1971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双挂钩的汇率制度，虽然1973―1997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但事实上此时的货币体系以美元为本位制。仍然保留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的特征。因此，混乱的汇率制度也是造成该时期GDp波动幅度较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Bordo和eiehenreen(2001)再次将1880―1997年分为四个阶段，以21个国家在不同时间段内所发生的金融危机为样本。通过GDp的波动情况来分析金融危机的轻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同时，他们还将每个时间段内的金融危机再细分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双重危机三类，考察各个时间段内各类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各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如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和各国对金融系统的管制不同，但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以GDp指标来衡量的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不存在显著差别。如表3所示，以GDp衡量的金融危机的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2.5年。
VmefieCem和SwetaChamanSaxena(2005)分别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和pennworldtables数据库的资料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他们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考察了192个国家从1960年到2001所发生的182次金融危机，以GDp为指标来衡量，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为1.64年：他们利用pennwoddtables数据库考察了154个国家从1960到2000年所发生的213次金融危机，以GDp为衡量指标，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为1.87年。
StijnClaessens等人(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以GDp为衡量指标，oeCD国家的金融危机平均持续时间为4.7个季度，G7国家的金融危机平均持续时间为5个季度。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平均持续时间为4.61个季度；在GDp的下降幅度上，oeCD国家下降幅度的均值为－6.31％，G7国家下降幅度的均值为－4.05％，其他国家则为-7％
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2008a)通过19次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数据比较分析认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4年。人均实际GDp就开始下降，当达到谷底后。持续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复苏。
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2008b)
为了考察金融危机期间人均GDp的波动情况，他们i)266个国家所爆发的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丹麦金融危机到最近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等120次金融危机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在金融危机爆发前3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骤然下降。作者在文中还专门考察了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期间和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危机期间在人均GDp增长率方面的差异性。如图3所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3年人均GDp增长率开始下降，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爆发时人均GDp增长率下降的幅度要大于发达国家，而在人均GDp的恢复速度上也要慢于发达国家。
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2009)专门对金融危机期间人均实际GDp的下降幅度进行了考察。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历史上人均实际GDp的平均下降程度为9，3％，而在二战后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要小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作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新兴经济体频繁遭受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或逆转所致。在持续时间上。伴随金融危机的经济萧条其人均实际GDp的下降一般为两年，这一数字大于一般性的经济萧条时期人均实际GDp持续下降的时间。
通过上述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若以GDp的增长率为衡量指标，金融危机平均持续时间为2年左右，我们可以用此指标与资本价格指标一起判断金融危机的轻重程度。其次，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层面的C-Dp增长率平均下降幅度为4％左右。人均真实GDp增长率平均下降9％左右。最后，在人均GDp的恢复速度上，发展中国家要慢于发达国家。
三、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例的波动趋势
苗永旺和王亮亮(2009)以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为样本，考察了四次全球主要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例变动情况。如图4所示，他们给出了四次全球主要金融危机爆发前从t-4期到危机爆发时刻的各国家经常项目差额(美国1929年危机和日本金融危机为顺差)占GDp的比例情况。在金融危机爆发前4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代表性国家泰国、韩国和印尼的经常项目逆差和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都在高位运行，并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达到顶峰，但当金融危机爆发时，经常项目赤字都有迅速降低的倾向。美国1929年的金融危机和日本的金融危机爆发前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经常项目逆差，但其经常项目盈余也在不断减少。如图所示，日本从金融危机爆发前4年到金融危机的爆发时刻，其经常项目顺差额占GDp的比例从5％降到了接近于0，而美国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从其爆发前4年到爆发时刻，其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也呈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
对此，我们有如下结论：经常项目赤字(或顺差额的减少)是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经常项目赤字的积累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金融危机对经常项目赤字具有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使经常项目赤字得到短暂的调整。
四、结论
本文通过评价经济学文献的形式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果表明，从上述三个角度出发，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在主要经济指标的波动方面是存在着规律性的，主要体现在：
1、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是存在相似性的。首先，从主要金融危机的平均水平来看，真实房产价格和真实股票价格都遵循着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4年都呈快速上升趋势，而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急剧恶化的路径，这可以成为我们判断金融危机来临前的先行指标。其次，在资产价格下降的持续时间上，真实房地产价格一般持续4--6年开始复苏，真实股票价格一般持续3年则可好转至危机前的水平。再次，在资产价格下降的幅度上，真实房地产价格一般下降幅度为危机前水平的30％左右，真实股票价格则一般下降到危机前的50％左右，我们可以依据这两个指标来判断金融危机的轻重程度。最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在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上大都是剧烈的，但在资产价格的恢复程度上却快于发达国家。
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篇10
美国次贷危机――信用与市场风险的相互转化
2007年2月，汇丰控股为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准备，次级抵押贷款问题浮出水面，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濒临破产，引发了美国股市的“黑色星期二”；6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爆出巨亏，7月，标普和穆迪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次贷危机爆发。次贷危机的发生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而究竟是何种因素直接引发了危机，以及危机是如何由一个领域向整个金融系统扩散的，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下面我们沿着时间的轨迹，从金融风险转化的角度分析危机的形成与发展。
本世纪初，随着美国网络泡沫的破灭和“9.11”事件的发生，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威胁。为了刺激经济，美联储从2001年1月开始，连续13次降低利率，到2003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的低位。在宽松的货币条件下，购房需求增加，房价不断上涨。金融机构为了增加信贷投放，开始发放次级抵押贷款，这种贷款针对信用记录较差，还款能力较弱的贷款人，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贷款发放后，为了回笼资金并转移风险，贷款机构把次级贷款组成资产池，经过信用增级等技术处理，形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出售给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将mBS再组成资产池，以其未来现金流为基础发行债券，即担保债务凭证(CDo)，然后在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推动下推出能对冲低质量CDo风险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以及两者的结构化产品――合成CDo。这个证券化的过程还可以继续衍生下去，形成CDo平方、CDo立方。由于美国房价持续上涨，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很低，各种证券化产品获得了较高的信用评级，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到2007年一季度末，美国房屋抵押贷款余额10.4万亿美元，mBS余额近6万亿美元，其中非优级mBS约2万亿美元，而CDo、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总规模最高时超过了60万亿美元。
金融衍生产品在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流动性的同时，也将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扩散至价值链条的各个环节。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利率，到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达到5.25％的高位。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多采取可重置的浮动利率，借款人还款压力大幅增加，随着购房需求的减少，房价增速从2006年开始放缓，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见图1)。美国房价在2007年4月到达峰值后进入下降通道，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率迅速上升，构筑在次贷基础上的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大幅变化，给持有这些产品的金融机构带来损失。随着抵押贷款违约的日益严重，相关金融机构的损失越来越大，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被迫出售手中的证券资产，造成证券价格的进一步下跌。随着房贷违约率的持续上升。次贷衍生产品大厦轰然倒塌，金融机构接连倒闭，次贷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联邦基金利率的上调是引发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利率的变化属于市场风险，而利率的升高会引起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增加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市场风险向信用风险进行了转化。而当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借贷利率上升，股市暴跌，汇率大幅波动，又形成了新的市场风险，并引发新的违约(见图2)。市场和信用两种风险相互转化、彼此加强形成一个螺旋下降的恶性循环。
全球金融危机――金融风险传染与流动性危机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骤然恶化。9月7日，美国政府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了股价急剧下跌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aiG被政府接管，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分别大跌4.71％和4.42％，世界各国股市也大幅下跌，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9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拯救金融系统的法案，但随着29日众议院否决了该法案，美股急剧下挫，道指狂泻777点，创历史最大点数跌幅。10月2日，美国政府的新版救市方案获批，8日全球央行联手降息，部分缓解了市场极度紧张的情绪，但并没有阻止危机蔓延的步伐。在后续的几个月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制为商业银行控股公司，美国前九大银行都接受了政府国有化性质的注资，几十家银行破产。危机在国家之间迅速蔓延，多家世界知名银行爆出巨额资产减记，纷纷请求政府援助。金融危机还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继陷入衰退，全球经济面临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危机。
金融危机可以看作是金融风险在金融系统中的集中实现，金融风险的迅速传染和由此导致的流动性枯竭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直接原因。金融风险传染指的是经济实体自身的风险通过金融关联对其他实体的溢出效应，其中经济实体可以是金融机构，也可以是金融市场、国家等，传染的渠道包括信用渠道、流动性渠道、信息渠道等。金融机构是货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相互之间存在大量的债权债务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大型金融机构处于网络的中心环节，一旦出现严重问题，风险会迅速传染到其他机构，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冲击。而银行作为全社会资金融通的枢纽，与成千上万家企业存在资金借贷关系，银行的风险会传染至实体经济，引发经济的波动。2008年9月雷曼破产时公布了前30位无担保债权人名单，花旗集团、纽约梅隆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等大型银行赫然在列，其中花旗作为最大债权人，与纽约梅隆银行共为雷曼提供了1380亿美元的优先债券担保。当雷曼开始出现问题时，风险迅速传染到花旗，花旗集团股价从2008年5月的26美元下跌到2008年9月初的18美元，雷曼倒闭后，花旗股价更是一路暴跌，到2009年3月最低时竟不足1美元，10个月之内的下跌幅度超过95％。雷曼破产时，持有其股票和债券的其他金融机构也遭受了巨大的资产损失，这些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徒增，并传染给他们的债权人，一时间市场陷入恐慌，各国股市暴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见图3)。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过程中，还有一种风险起了关键的
作用，这就是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存在于机构和市场两个层面，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是指金融机构无法以合理的成本及时获取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或增加资产的风险，后者是指金融市场无法确保参与者以合理的价格顺利完成交易的风险。流动性风险可以引发市场价格风险或偿付能力风险，使金融机构在交易中蒙受损失，甚至因融资偿付困难而导致破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经济繁荣时市场流动性充足，经济衰退时市场流动性短缺，市场的流动性可能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除此之外，货币政策也会对市场流动性产生很大影响，货币越宽松，市场流动性越好，货币越紧缩，市场流动性越差，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相互作用、彼此叠加影响市场的流动性状况。
市场流动性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逆转，突然的流动性紧缩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各大银行纷纷采取避险措施，提高放贷标准，市场惜贷气氛浓重，市场流动性出现不足。2008年9月，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的突然倒闭，市场信心崩溃，由于无法准确评估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和各种证券的市场风险，许多交易根本无法完成，市场流动性瞬间枯竭，继而转化成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危机，大批金融机构接连倒闭，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LiBoR-oiS利差是衡量市场流动性状况的一个常用指标，由于oiS(隔夜指数掉期利率)相对稳定，则LiBoRois增大意味着银行间拆借利率升高，市场流动性状况变差。图4给出了金融危机期间美元3个月期LiBoR-oiS利差的走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众多金融机构由于担心交易对手违约，出借资金的意愿大幅下滑，导致市场利率急速攀升，市场流动性风险剧增，货币市场的融资功能几乎丧失。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信用、市场、流动性三种风险相互关联、传染和转化的关系体现得更加明显，传统的风险管理措施无法保护金融机构的安全，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欧洲债务危机――国家层面的风险传染与转化
2009年10月，正当全球经济步履蹒跚地迈动复苏的脚步时，希腊政府突然宣布，该国2009年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GDp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消息一出，希腊国债随即遭到投资者抛售，股市开始急剧下跌。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接连下调了希腊的信用评级，欧元汇率掉头向下，欧洲债务危机拉开序幕。2010年4月，惠誉和标普再次下调希腊的信用评级至BBB-和BB+，导致该国国债利率飙升，10年期国债利率一度超过12％(见图5)。紧接着，葡萄牙、西班牙的信用评级也被调降，危机在piiGS五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迅速蔓延(见表1)。为了应对急转直下的形势，欧盟在2009年5月批准了总额75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危机各国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但基本面并无根本性改善。时至今日，欧洲债务危机仍有愈演愈烈之势，随着欧洲央行2011年4月重启加息，各国融资成本将进一步高企，欧洲大陆上空依然阴云密布。
关于piiGS五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原因，业界、学术界将其概括为：各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福利超出国家承受能力，统一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存在矛盾，监督约束机制存在漏洞，以及缺乏高效的危机救助机制等。这是五国发生危机的内在原因，下面我们从风险相互关系的角度观察欧债危机，分析本次危机中的国家层面的风险传染和转化关系。
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后，风险通过信用、市场、流动性、贸易、信息等各种渠道向世界各国传染。欧洲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欧洲金融机构持有大量美国银行发行的房贷金融产品，以及美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当美国次贷大量违约时，信用风险迅速传染到欧洲金融机构。随着危机的愈演愈烈，恐慌情绪在全球蔓延，流动性骤然紧张，借贷利率上升，股市、汇市、商品市场发生大幅波动，相关金融机构遭受巨额损失。当危机蔓延至实体经济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消费萎缩，进口需求下降，使严重依赖外需的piiGS国家经济下滑，国内企业经营困难，房地产价格下跌，金融机构坏账比例快速上升。为了挽救国内经济，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应对措施，由于无法运用货币政策而只能使用财政政策，各国财政开支大幅增长，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激增。当经济状况迟迟无法好转，而财政又不堪重负时，信用风险上升到国家层面，债务危机爆发。
piiGS国家信用级别的下调导致国债利率的上升，引起各国股市和欧元汇率的下跌。在危机爆发后的半年时间内，欧元兑美元汇率由1.5下降到1.2以下，下降幅度超过20％；希腊股市atG指数由2700点下降到1400点以下，下降幅度接近50％，国家信用风险又转化为市场风险，给各国经济造成更大打击，各种风险彼此转化、广泛传染，形成一个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见图6)。
全面审慎协作――风险管理与金融监管新趋势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货币政策失当、金融创新过度等一系列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暴露出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中的许多问题。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构建了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确立了以资本充足率管理为核心，信用、市场、操作三大风险为重点的基本风险管理方法。但金融危机以来的事实表明，各种类型的风险之间存在相关、传染、转化等多种复杂相互关系，这些关系彼此交织，相互加强影响着各种风险的演化，三大风险独立计量和管理的方法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