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1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自我选择效应；学习效应
中图分类号：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227-03
一、引言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但是企业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口。而近十几年的贸易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些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一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通过FDi进入海外市场？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本文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出发，通过采用上海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面数据，就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二、相关文献
在对异质性企业经验研究的文献中，通常围绕两个核心观点进行检验：第一，自我选择效应（self-selectioneffect）是否存在，此类研究的关键在于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非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可能自我选择的进入出口市场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是因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更有能力克服沉没成本和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而生存下来。第二，学习效应（learningeffect）是否存在，此类研究的重点是在于检验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化经营是否可以作用于企业的生产率，使企业在开展国际贸易后生产率得到提升。
（一）自我选择效应
有关自我选择效应的研究，基本上都验证了其存在性和显著性。Bernard和Jensen（1995）利用美国制造业1976-1987年的数据，探讨了出口企业中制造业部门的表现，他们的研究发现出口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证明了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可能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Greenaway和Kneller（2003）对英国企业数据的检验研究证明了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性和显著性。李春顶（2009）利用非参数数据分析检验了中国企业出口经营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其结论显示生产率高的企业会更多的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不出口或少出口，证明了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
（二）学习效应
而对学习效应的检验，结果并不一致。Bernard和Jensen（1999）证明了市场的重新配置作用倾向于对美国制造业中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起到20%的生产率增长促进作用，从而证明了学习效应的存在。陈文芝（2009）对2001-2006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异质性进行了统计描述，并验证了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性。刘淑琳等人（2011）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率，也验证了学习效应的存在。
Femandes和isgut（2001）利用哥伦比亚1981-199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出口对生产率的作用却不显著。Delgado等人（2002）搜集了1991—1996年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数据，其结果证明学习效应在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整体中并不显著，但对于年轻出口企业而言，出口对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作用。Castellani（2002）对意大利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学习效应在不同企业中的表现则是不一致的，对于出口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其出口学习效应显著，反之则不显著。
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以研究出口企业为主，而对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论证比较缺乏；大部分检验都证明了企业自我选择效应的存在，对于是否存在学习效应，检验结果因国家发达程度不同，也存在着差异。而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是否不同地区的企业，其学习效应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从地区层面出发，选择上海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检验其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是指除了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物质要素之外，其它所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本文采用索罗残差法来估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首先建立一个具有规模报酬约束的两要素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it=aitKαitLβit（1）
其中，Yit表示i企业在t时期的产量，用企业的营业收入来代替，并以2002年为基准的上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Kit、Lit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劳动力用企业员工数来代替，资本用企业固定资产投入来代替，并按2002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得：
lnYit=lnait+αlnKit+βlnLit+εit（2）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管理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9-0045-03
作者简介：陈爱萍(1978-)，女，山东潍坊人，山东科技大学经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
基金项目：山东科技大学科学研究“春蕾计划”项目“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评价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0aZZ059)阶段性成果。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已成为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流量和存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100多亿美元，达到76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实践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规模既不可同发达国家的企业境外投资相提并论，也不可与我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规模同日而语，在管理服务水平和法制建设等方面较之世界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为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经营环境，建立我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构成及基础
(一)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构成
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政府虽然不是对外投资的主体，但政府的支持是任何跨国经营企业都必不可或缺的。调查资料显示，在企业进行跨国经营遇到的困难中，有40％直接与政府有关，如审批渠道不畅、国家的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产业政策不合理、外汇管理过严、社会服务缺失等；另外的45％与政府的政策有间接关系，如融资困难、人才缺乏等；真正的外部环境问题只占15％。因此，政府应该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主要构建者。有鉴于此，本文对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构建主要从宏观层面对境外直接投资中的管理、服务、保护和利益协调机制四个方面加以研究。各项协调机制包括不同的内容，同时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
境外投资的管理协调机制是指政府对境外直接投资管理的职能分工、审批管理、外汇管理和税收管理等。
境外投资服务协调机制是指政府对本国投资者在境外投资时提供的包括信息提供、技术帮助、方向指导和资金支持等措施体系。建立境外投资服务机制应重点考虑明确海外投资产业导向，构建政府资金支持体系和服务体系，避免企业“走出去”的盲目性。
境外直接投资保护协调机制是指一个国家对本国投资者在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非经营性风险提供的保护协调措施体系。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利益协调机制是为了推动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开展，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在承认不同利益主体合法性的基础上，对各利益主体通过政策、法律、外交等手段对其利益进行调节的一套制度体系。利益协调机制调节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
在制定我国企业协调机制的问题上，不能单独考虑管理协调机制、服务协调机制、保护协调机制或利益协调机制，而应该把它们看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从系统全局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相应的协调措施，使这些机制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使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协调的总体目标达到最优。
(二)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构建基础
政府作为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主体，其协调职能的发挥主要是依据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宏观管理政策措施、法律法规以及签订的双边条约或参加的国际公约，这些也构成了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基础。
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投资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为了配合国家投资战略转变，规范引导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扶持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加强与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合作以更好地维护我国企业在外投资利益，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政策，还相继适时制定了针对性较强，更加具体和更具操作性的国内法律与行政规章，并参加了多个国际公约，构建了我国目前较为完善的对外投资政策体系，同时也成为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构建基础。
陈爱萍：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构建探析三、构建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扩大，其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有效的协调合作来解决，构建合理的协调机制成为当务之急。面对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经验不足的现状，我们必须借鉴国外的有效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协调理论为指导，构建适合我国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协调机制。具体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以协调监督为核心，审批为辅助，健全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协调机制
1.设立独立统一的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协调机构
协调机制的运行首先要依靠具有协调功能的机构，机构的设置是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政府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有责任和义务为协调机制的运作提供组织环境，并且根据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阶段和现实情况也只能采取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建立相应的协调组织。国际上，政府主导的协调机构建设的普遍做法有两种：一种是由一个统一的部门来管理，另一种是由一个多部门组成的机构来管理。鉴于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机构组织进行管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组建“境外投资协调委员会”来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协调和统一规划，主要负责制定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宏观管理政策与措施等。
2.完善审批制度，提高审批效率
多头管理带来的一大影响就是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往往要经过多个部门审核，审批环节过多，且个别环节存在重复审核和审核标准不一致的现象。这些繁琐的审核手续，往往贻误了企业对外投资的时机。境外投资协调委员会应该统一我国的境外投资审批标准，使审批内容更具合理性，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审批内容减少，审批效率进一步提高。
3.强化境外直接投资的后续监管
原有境外投资审批体系存在着审批严，后期监管弱的问题。在境外企业日常管理环节上新出台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暂行办法》和《境外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加大了后期的监管力度。这两个措施从规范性和投资业绩两方面制定了考核境外企业的具体细则。上述两个办法目前正在实施，并不断完善。新政策体系中的这些举措，对加强境外投资的宏观监管，掌握境外投资变动情况，促进境外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职能，完善境外直接投资服务协调机制
建立境外投资服务机制应重点考虑明确海外投资产业导向，构建政府资金支持体系和服务体系，避免企业“走出去”的盲目性。
1.完善境外直接投资信息服务体系
目前，商务部正在定期《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建立了境外投资国别环境库。商务部还与外交部于2004年8月联合了《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已制定并了纺织、家电行业境外加工类投资的国别指导目录，列举了一些国家的投资政策、双边合作概况、优惠贸易安排情况等。2004年我国还建立《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要求我驻外经济商务机构、商会及企业等以撰写年度报告和不定期报告的形式，反映境外中资企业在东道国(地区)投资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障碍、壁垒及相关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进一步细化完善境外投资服务方面的措施。
2.提供对外投资便利化服务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制定和完善对外投资在金融、保险、外汇、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便利化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弱化政府在企业对外投资中的行政审批职能，进一步下放对外投资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逐步实行网上申报和各类批准证书网上发放。对外直接投资由商务部协调各有关部门，以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年度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对外直接投资为基础，补充各类实物投资金额，涵盖资源、加工工业和服务业(金融、保险)的全口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建立一个完整的统计体系。与此同时，要借鉴有关国家通行做法，面向社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做出报告，全面评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的效果与影响，为指导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调整对外投资政策和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3.鼓励发展为境外投资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
应积极鼓励发展为境外投资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以形成健全的中介组织体系。现有的公证、律师(包括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会计、管理咨询社会中介机构应增加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服务的业务，加速培育和引进国际市场调查公司等中介机构，为境外企业提供资信证明、国内的法律法规咨询及法律可行性意见书，调查和提供外国合作方的资质、信用及项目可行性评估，为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咨询报告。同时，要切实提高中介组织的服务质量。
各行业协会总会及分会应依据国家和地方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科学、公正地确定能源企业进行境外投资所需的资质条件，根据行业优势、产品特点以及投资动因确定目标市场，加强境内母公司之间以及境外企业之间的联系、交流和沟通。
(三)以立法为基础，加强外交保护，健全境外直接投资保护协调机制
1.建立健全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随着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不断开展，有关企业境外投资活动的国内外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但相关对外投资法律体系还不完备，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专门的类似《对外投资法》、《海外投资公司法》等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另外，我国对外投资法律规章主要是针对新建投资方式制定，并没有专门的海外并购投资法律法规，故造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采取海外并购方式进行时处于无法可依的困境，特别是我国能源企业近几年的海外投资，动辄数亿、数十亿美元的海外并购并非稀有。由于海外并购无法可依，我国能源企业海外并购存在着法律盲区，也存在较多法律障碍，对海外投资健康发展不利。因此，我国当务之急应尽快制定《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海外投资公司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法律，使海外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和合法权益不致受到侵犯。同时，制定上述法律，使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缔结的多边投资保护公约有国内法上的支持。
2.重视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与签订
由于海外投资具有跨国性，不仅涉及到海外私人投资者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投资母国与投资东道国之间的关系。促进和保护海外直接投资，仅靠投资母国或投资东道国的国内立法远不够。资本输出国为了鼓励与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往往需要借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保证其国内的海外投资立法的效力和作用。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政府过去在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议时，更多地从吸收外资的东道国角度来考虑，却较少从保护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角度去推敲。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扩大，今后再签署类似协定，或者对一些协议重新谈判时，要加强对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利益保护。此外，中国应该参考德国、法国、荷兰、瑞典的做法，积极建立对外投资促进机构，制定鼓励、控制投资风险、促进投资收益保障机制。
3.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我国海外投资较大比例分布在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发生政治风险的可能性较大。而一个有效运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有效地分散、消化我国海外投资者的政治风险损失，使投资者得到更充分、有效的保护。因此，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预防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发生，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利益，已是当务之急。
4.积极进行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一种传统的海外投资保护措施，是指允许一国依据一般国际法中的属人管辖权，对另一国违反国际法使其国民遭受损失的行为要求赔偿的权利。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来推断，我国的海外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得不到合理的司法或行政救济时，我国政府应当通过正当的外交途径，对该东道国提出求偿要求，从而保护我国境外投资者的利益，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属人优先权原则。国家基于属人管辖权，有权利亦有义务为在外国经营事业并受到侵害的本国国民实施外交保护，这是一项被各国普遍接受的习惯法规则。
(四)正视利益冲突，拓宽利益沟通渠道，建立境外直接投资利益协调机制
1.正确看待境外投资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一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企业本身、母国政府、东道国企业、东道国政府以及其他相关利益团体由于经济目标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存在多重利益博弈关系，因此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利益矛盾与冲突。针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种种利益冲突现象，我们要去正确面对而不是逃避，认真分析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各主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别、利益冲突及其动因，建立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利益协调机制才能促进其境外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
2.拓宽利益沟通渠道
我国政府虽然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积极通过外交、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相关法律法规等途径尽力加以解决，但沟通方式与渠道还有待进一步拓宽。一方面，政府要注意搭建利益沟通平台，尤其要注意与投资企业的交流与沟通，建议通过定期到企业调研、召开论坛等形式了解企业境外投资过程中的问题，还可通过网络等快捷的沟通联系方式及时了解企业境外投资活动情况，及时协调处理好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在协调与东道国政府及企业的利益冲突时要充分发挥政府外交、行业协会及驻外领事机构和商会的积极协调作用，有效化解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或冲突。
［参考文献］
［1］冯鹏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9.
［2］李桂芳，储贺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报告2010［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3］杜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政策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2007.
［4］陈蓉．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策略［J］．国际贸易，2008(6)．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3
[关键词]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上海汽车通用汽车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7―0066―08
一、问题提出
2009年12月4日，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上海汽车与其合资伙伴通用汽车共同宣布：双方将以50：50的股比，合资成立通用上汽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并以通用上汽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为平台，合作到印度市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外企业在原有合资企业的基础上，合作到第三方国家开展直接投资，打破了一国企业单独到同外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模式。正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资司司长孔令龙2010年3月2日在“2010年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所言：“中国政府鼓励企业与外资合作伙伴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共同探讨到第三国投资，创新走出去新模式。上汽通用的这种合作，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将有利于将中国企业存海外的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汽与通用的合作第三同直接投资实践刚刚开始，合作投资的绩效有待时间检验。上海汽年和通用汽车合作到印度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过程和内在动因如何；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可以有哪些组组模式，这些模式在实践中的可行性有多大；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合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中国企业能否通过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实现资源、能力与经验有效积累，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最大限度提升国际竞争力，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最终实现成功的国际化成长，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绩效与背景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与绩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大力推动中国优秀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积极探索和实施国际化战略。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2个国家和地区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433亿美元(实际投资额945亿美元)，同比增长6.5％，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尔、华为、中兴、联想等一批优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跨国经营实力不断增强，2009年，内地企业34家进人世界500强。
中国是个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兼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投资动机多极化、优势差别多元化、发展空间多角化特征。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现代科技的进步，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中国跨国公司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FDi快速增长。市场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都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落后，中国FDi的区位分布过于集中于一些国家或地区，总体投资效率较低。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利用基于本土经营的竞争优势，缺乏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大部分中国企业缺乏管理、技术、品牌和渠道等竞争优势。技术优势已经成为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成败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技术获取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多，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也显著存在，对外直接投资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是通过促使增加研发投入，而是通过提高研发资源的产出效率来实现的，我国企业获取海外技术的总体成效并不如意。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FDi和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型FDi同时并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好对自然资源丰富、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目的地有较高的重合性，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渐从发展中国家、小国市场向发达国家、大国市场转移。
总体看，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运营管理提高很大，具备了一定跨国经营布局能力和基础，但现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优势仍然是单项成本优势，缺乏技术、品牌、管理、营销、渠道、人才、信息等对外直接投资核心能力，无法根据东道国市场需求确定和选择产品与渠道，最大限度地扩大市场和利润空间(杜群阳，2004；Deng，2004；姜萌萌、庞宁，2006)。绝大多数企业仍处在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中国缺少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和控制力的跨国公司和全球企业。200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平均不到2％，海外销售占销售总额比例平均不到21％，2006年，全球100强两个指标就早已达到40％和44％。中国内地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做大做强进入世界500强的并不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虽然时见报端，但是多数是雷声大雨点小，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并不理想。金融危机下，中国企业减少或放弃对外直接投资、回归国内市场的趋势愈加明显。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
新时期，中国企业面临双重考验，对外直接投资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外直接投资任重而道远。世界经济要从金融危机中整体复苏还需时日，处于经济危机漩涡中心的发达国家非常需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和中国产品的物美廉价。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提升了中国制造的无形品牌效应，让海外消费者、政府和公众更容易接受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品。危机导致全球资产并购价格下降，但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使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并购战略性资产时，经常得到东道国的特殊关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阻力和风险加大。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保增长政策，使中国企业在母国市场效益大幅增长，有助于提升其全球市场发展能力和基础，为其在海外市场发展提供有效缓冲和保护。伴随着全球产业升级和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基于生产要素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由于国内成本上升和国外市场的萎缩而遭遇瓶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在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和模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中国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和加快国际化双重任务，企业需要转换国际化竞争思维模式，实现从低层次比较优势到全球竞争优势的转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能力体系的建设，更要将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力体系高质量地转移至海外分支机构，使其能迅速在东道国(特别是后发展中地区)环境中获取新的成长机会。从长远看，中国应在适当加大对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型FDi的同时，加大对亚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型FDi力度与水平，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影响力、竞争力和控制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一直努力追求与国际接轨、适应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结果是直到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未得到发达国家的一致确认，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倾销调查、诉讼和制裁此起彼伏，对外直接投资没有主动空间。通过有效路径，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寻求市场话语权和主动权，对希望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自我品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企业尤其重要。中国企业推动国际经贸规则的突破点不在成熟市场，而在新兴市场。发达国家市场相对成熟，渠道、品牌、网络、消费偏好基本固定，且成熟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认识障碍和误区。中国企业想直接占领发达国家高端市场，难度比较大，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趋向萎缩，进入或维持在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加大。虽然目前新兴市场的市场规模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新兴国家市场尤其是刚刚进人工业化建设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性非常好，要素资源禀赋较好，优惠扶持政策较多，市场扩张空间较大，而发展水平一般低于中国，市场规则相对不完善，中同企业进人这些市场难度相对较低，更容易获得竞争优势。
三、上汽与通用合作开展印度直接投资的案例分析
(一)上汽与通用合作到印度开展第三国直接投资的过程
1997年6月，上海通用汽车南通用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各出资50％建立。2009年，上海汽车与通用中国分别获得272万辆与183万辆的业绩，成为中国汽车市场上本土与外资企业中最大的赢家，2010年3月上海通用汽车销量为86967辆，同比增长89％。上海通用汽车是唯一一家连续七年当选“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汽车企业。
2009年5月19日下午，上汽董事长胡茂元和总裁陈虹来到通用汽车底特律总部文艺复兴中心，与时任通用汽车董事长的韩德胜进行了深入谈判。当时，通用身背重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市场成为通用汽车全球市场唯一的亮点。2009年12月4日，上汽总裁陈虹和通用执行副总裁兼国际运营部总裁罗瑞立(nickReilly)在上海市威海路上汽大厦24楼签署了上汽与通用上海通用股权转让与合作开发亚太市场等一揽子合作方案。根据协议，通用以84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其在双方合资公司上海通用中1％的股权给上汽香港全资子公司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通用董事会增加一名董事，由上海汽车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上汽和通用在上海通用董事会中席位由原来5：5变更为6：5，上汽以51％占股控股上海通用，但上海通用业务经营模式、投资各方在原有技术、品牌、管理、经营等方面的合作方式均保持不变。作为1％股权交换的条件之一，上汽同意通用增持上汽通用五菱10％股权。
同时，由上汽全资子公司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和通用全资子公司通用汽车(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股比结构50：50的合资企业――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上汽和通用将以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为平台，合作到印度开展直接投资。首先，通用上海汽车香港投资公司将收购通用汽车印度公司100％股权，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在印度的现有资产，但通用仍然保持其在印度研发中心100％股权。收购完成后，通用印度公司将变成上汽和通用50：50的新合资企业，新合资公司除继续生产原有产品外，将组建一个主要生产小排量汽车发动机工厂和一个新雪佛兰品牌整车生产厂，在印度市场上生产和销售上汽通用五菱微型商用车和上海通用新赛欧等产品，满足印度当地市场对小型车的需求。双方希望利用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在华合资的成功管理经验，以及在中国本土化开发的、具备竞争优势的产品，将产能从目前的6万辆提高到2012年的25万辆，并以印度市场为起点，联手合力拓展亚洲新兴市场。
(二)通用与上汽股权交易和合作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动因
源起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通用汽车遭遇困境。2009年6月，进入破产保护。为了尽快扭转局面。一年内通用两换Ceo，以加快战略调整步伐，并先后关停、出售悍马、土星、萨博等多个品牌。经过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尽管业绩开始逐步好转，但资金短缺尤其是现金流紧张问题一直存在，通用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拓展北美地区以外业务。在通用全球研发体系中，韩国大宇是通用汽车的重要研发基地，担负着小型车研发重任，上海通用的赛欧、凯越、景程，上汽通用五菱、通用印度的雪佛兰、Spark等，最早都是由大宇改造后移植到当地市场的。2008年，大宇金融衍生品生意不利亏损7.5亿美元，信贷资金基本耗尽。大宇主要依赖通用总部的出口订单，在韩国本土市场销量占总销量的比重不足10％，但是金融危机导致通用的出口订单急剧下降，大宇库存增加，部分工厂停工，面临破产边缘。由于被美国政府接管后，政府给予的救助资金不能用于海外市场投资，当海外子公司出现资金危机急需母公司扶持时，通用唯有通过其海外机构融资来进行援救，通用将上海通用1％股权以比股权价值多3倍的8450万美元高价转让给上海汽车，获得的现金收入对通用而言十分必要。
从2010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将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未控股公司的业绩不能并入母公司财务报表。上海汽车在旗下两大主要合资企业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中的初始股份均为50％。但是，上海大众汽车销售由上汽控股的上汽大众销售公司负责，新会计准则实行后，其销售收入仍可计入上汽；而上海通用汽车销售责任由上海通用负责，上汽只持有50％股份并未实现控股，新准则实施后，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将不能计入上汽，这对上海汽车是一个很大的考验。2009年，上海汽车以2008年度合并报表248.82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在《财富》500强中排名359位，比2008年上升了14位。2008年上海通用营业收入占上海汽车营业收入的53.4％，2009年《财富》500强进入门槛为185.7亿美元，如果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不能计入上汽，上汽将根本无法进入500强行列。上海汽车只有增持上海通用的股份实现控股，才能避免赢利大户上海通用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不能并入财务报表的尴尬。
对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来说，股权交易的背后更有价值和更深层次意义的是，双方在原有合资企业的基础上达成了合作到印度直接投资活动的意向与共识。进入新世纪，全球汽车70％的增量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是亚太市场最主要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通用汽车战略规划表上，亚洲市场已经毫无争议地已经成为公司重心。在过去10多年里，通用汽车和上海汽车一直保持着紧密顺畅的合作，上海通用汽车已经成为业界最成功和最具创新力的合作典范，积累了丰富的合资企业管理成功经验，在包括产品开发、质量保证和成本控制等价值链环节上建立了有效的管理模式。面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的实际，上汽通用需要急需突破传统合作局限，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层次，提升合资合作竞争力，来保持双方良好的合作，继续占有中同市场。
作为亚洲新兴市场之一，印度汽车产业面J临着较大的发展机遇。印度政府已明确把汽车t业作为本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政府将有力地支持汽车工业的发展，2009年印度全年汽车销量规模200万辆，预计2015年销量将达到450万辆，2016年印度汽车产业年收入将达到1250亿美元，占全国GDp总量的10％(2008年为6％)。由于印度消费者购买力弱，汽车消费主要集中于低端车型，微型车和小型车占印度市场乘用车总量95％以上。目前，全球主要汽车企业均已在印度投资建厂。通用1994年就进入印度市场，先后引进了通用韩国大宇雪佛兰、Spark等系列产品和发动机生产线。通用已在印度建成了营销网络、制造基地和物流供应链，培养了对印度当地政策法规较为熟悉的员工队伍。但是由于缺乏微型车型和成本优势，通用印度公司发展一直并不理想。2009年，通用印度市场销量仅为7万辆，市场占有率3.5％，不到日本铃木销量的1／10，远远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金融危机下，通用虽有心全面进军印度市场，但既没有能力开发新的适合印度市场的产品，也没有财力增加印度市场的产品制造和营销投资，不得不将2010年实现印度市场10％占有率的目标推后到2011年。
作为中国第一大汽车集团，上汽现金流充沛，是最有希望先走出去的中国汽车企业。2004年，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完成了中国汽车海外收购的第一次跨越。在之后的五年里，韩国双龙的业绩一直没有起色，2008年底，韩国双龙意外频发，工会罢工、以泄密为由扣留中方管理人员等事件接踵而来，上海汽车曾提供了259亿韩元援助双龙度过难关，但由于双龙财务状况的持续恶化，最终导致企业无法正常营运，最终走到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境地。在上汽发展史上，这次不成功的收购兼并案例异常醒目，韩国双龙并购失利后，上海汽车在进军海外上更加谨慎鲜有作为。上汽通用五菱是通用汽41全球资源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产品资源，并且被中国市场成功验证过极为畅销的产品系列，基于低成本、高效率、用户价值导向及对市场的反应速度的五菱产品，是世界上其他大汽车公司设计不出来的。上汽通用五菱微型车非常符合印度主流市场需求，适合在印度市场销售，通用一直希望能扩大在上汽通用五菱的股份并利用上汽通用五菱廉价车型成功复制印度市场。作为持有上汽通用五菱51％的股权第一大股东，上汽的意见对通用能否成功收购五菱股份至关重要。
在美国本土，通用汽车至今仍在风雨中起伏不定，通用单靠通用自身力量想拿下印度市场，获得10％的市场份额难度很大。在中国市场，通用与上汽的合作渐人佳境，通用不仅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取得优异业绩，而且在更长远的规划上，找到了极其可靠的基石后盾。对通用而言，无论是资金、产品还是生产，上汽都是通用开拓印度市场的最理想合作伙伴，合作开展第三方直接投资，即可以提升原有合资层次，推动中国业务进一步发展，又可以借助上汽的卓越生产能力、雄厚财力和成熟产品推动其在亚洲新兴国家尤其是印度的市场份额。同样，对上汽而言，要单独到印度市场上有所作为难度也不小。印度市场是上汽进军国际市场的最佳跳板，与之前单枪匹马收购不同，与通用联盟合作“借船出海”，可以利用通用丰富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弥补自身海外投资经验不足，同时可以借助通用在印度的营销网络、制造基地、物流供应链和人力资源有效规避由于法律法规和社会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经营风险，、与之前收购韩国双龙为获得技术单一目标不同，借船出海更注重市场拓展、利润获取、技术获取和能力提升综合目标实现。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抢抓亚洲新兴市场发展机会，获取理想的利润，还可以在与通用的深层次合作中学习、模仿和创新，积累和提高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资源、经验与能力，使未来海外之路更加稳健。
四、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
通用与上汽之间展开的基于未来战略发展的一系列交易与合作，使双方之间由单一市场合资关系逐渐晋升为亚太市场战略联盟关系，通用将上汽带入全球化中的区域化深耕阶段。多年来，通用与上汽在中国的合资企业非常成功，建立了高度的合作共赢、互利互信关系，彼此视对方为其在亚太地区最为成功的合作伙伴。通过一揽子计划，上汽同意通用增持上汽通用五菱，通用把印度工厂部分股权转给上汽，一个获得扩展印度市场的所需产品、资金和伙伴，一个取得上海通用控股权并可借船出海，各取所需，紧密联系，这是一个互惠双赢的选择。突破了“用市场换技术”均等持股比的固定合资模式，开创了中外企业合作新模式，媒体多以“中国汽车合资模式的重大转折点”来评价通用与上汽的合作。
(一)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基本模式
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基本模式：a国企业与B国企业以已有合资企业为平台，充分利用各自比较优势，合作共同到第三方国家C国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实现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目标。一般而言，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战略最可能发生在已建立合资企业的国家企业之间，这主要是因为合资双方在以往利用的合资过程中积累了较好的合作基础和信任关系，容易清楚了解对方对外直接投资目标需求和能力基础。
假设合作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企业分别为a与B，直接投资东道国企业为C。按照经济发达程度，理论上，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可以有六种组合形式(图1、图2、图3)。组合i：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Ⅱ：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组合Ⅲ：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达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Ⅳ：投资企业：a(发达国家企业)B(发达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组合V：投资企业：a(发展中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展中国家企业)；组合Ⅵ：投资企业：a(发展中国家企业)、B(发展中国家企业)；东道国企业C(发达国家企业)；
(二)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的可行模式分析
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发生概率与投资国a、B和东道国C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优势、类型、区位有关。从投资目标看，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构建品牌渠道、获取竞争优势和获取市场利润，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市场份额、谋求高额利润和获取基础资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高端技术、管理、渠道、品牌等战略性资产，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占领市场份额、谋求市场利润和获取战略资源。从投资优势基础看，发达国家之间具有高级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基本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高级资源绝对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基本资源绝对比较优势。从投资类型看，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均属于优势型FDi：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属于学习型FDi；发展中国家之间直接投资属于优势型FDi。从区位选择看，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多选择发达国家，其次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再次是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多选择发达国家，其次是落后国家，再次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既不是发达国家也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首选，其原因是，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无法适应和满足发展中国家低层次市场需求，利润获取与市场占领目标难以实现；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存在高级资源比较优势，学习型FD[比优势型FDi更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技术等战略性资产的迫切需要。
在组合i中，a、B两国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C围为发展中国家，这时，a、B两国之间在基础资源和高级资源彼此具有绝对比较优势，较容易建立合作关系和合作基础，a、B两国对C国分别具有高级资源绝对比较优势和基础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双方对C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为优势型FDi，目标相同且优势互补，因此，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最容易出现，如果双方之间已有合作基础，则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就更可能出现。在组合Ⅱ中，a、B两国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C国为发达国家，这时，a、B两国之间基础资源和高级资源彼此具有绝对比较优势，a、B两国对C国分别具有高级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和基础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对C国的直接投资一个属于优势型FDi，一个属于学习型FDi，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协同但类型不同，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比较容易出现，但是，由于B国向C国直接投资的难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对合作具有较大主动权，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需要双方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和信任关系，因此，相对组合i而言难度略大。在组合Ⅲ中，a、B两国均为发达国家，C国为发展中国家，这时a、B两国之间拥有的高级资源相对比较优势，对C国则均拥有高级资源绝对优势，除非a、B两国彼此拥有的高级资源比较优势具有较高互补性，且对C国均拥有绝对比较优势，否则a、B两国更倾向于独自向C国直接投资，而不是合作开展第三国直接投资。在组合Ⅳ中，a、B两国均为发达国家，C国也为发达国家，这时三个国家之间彼此拥有高级资源相对比较优势，除非a、B两国之间拥有的相对比较优势互补，且均对C国拥有相对比较优势，否则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不会发生。在组合V中，a、B、C三国均为发展中国家，这时a、B、C三国之间可能存在基础资源相对比较优势，除非国家之间有极好的国家关系，并为了获得重要基础资源，否则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也很难出现。在组合Ⅵ中，a、B两国均为发展中国家，C国为发达国家，这时a、B两国相对C国具有基础资源绝对优势，但同时具有高级资源绝对劣势，即便是两国之间有很好国家关系，如果没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和分享与学习机制，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基本很难出现。综合而言，第1组合作第三国直接投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合作到第三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最有可能发生。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考文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5
自然人境内权益性投资的可税性研究
投资者在这个环节中没有取得任何形式的已实现收益，只是取得了一项期权———获取收益的权利和一组责任，只看到期权而无视期责，是一种短视病，是一种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宜对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创办新企业征税，否则将严重影响创业、创新和就业，税源不兴税收难增。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治世的基本原则。自然人的资产投资到企业，社会可以利用企业的特有功能，充分发挥资产的效用，国家可以征收资产效用提高所创造价值部分的税收。该部分税收可以在该自然人股东转让股份时、减资退出或清算退出时征收。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于非上市的原有企业，根据投资资产的来源看，可分为以被投资企业的留存收益转增资本、以被投资单位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以独立于被投资企业的其他个人财产投资，包括股权投资类资产。自然人以被投资企业的留存收益转增资本，留存收益的财产权属于独立于投资人的法人财产权，这个增资的过程可以分解为先向投资者分配留存收益，投资者再向企业投资两个交易，对投资者获取的投资收益可以征收所得税，可由转增企业在转增资本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自然人以被投资单位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如果资本公积是属于原股东初始投资时的溢缴部分，转增不具有可税性，不宜征税。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新股东以高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溢价入股，该溢价部分按照会计准则确认为资本公积；该部分资本公积是新股东对老股东的补偿，是获取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的垫付款，是老股东原始投资的持产利得收益，但该部分资本公积的财产权属于独立于投资人的企业财产。该部分收益的财产权在没有实质性地转为投资人所有时，只能是持产利得，不宜征税，不能向投资者征收没有实现的所得税。自然人以独立于被投资企业的其他个人财产投资，如上分析不宜征税。对于非货币资产的资产评估增值，其性质如果从企业投资者的终极层面看，仅是一种基于重新估值的价值调整，不能将其视为持产利得，更不能视为已实现收益。根据公司商法的规定，公司注册时，公司可以根据投资协议约定被投资资产的价格，并以此作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公司责任的豁免，其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的增加或风险的降低，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种基于投资关系而导致的资产价格的重估，又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持产利得，由于没有实现，依然不具有可税性。在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并行体制下，强调投资资产计税基础的同一性，不会影响两税的税收收入。当然，从促进投资、减少社会交易费用、减轻企业税收遵从成本的角度出发，政府允许企业按照评估价格调整投资资产的计税基础，将构成一项利好的制度性套利机制，形成对投资风险的一项财政补贴。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于已上市企业，可以获取上市公司的股份。上市公司的股份，具有良好的变现性特征，属于准现金类资产。投资人可以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变现退出。基于上市公司股份的特征，自然人按照非货币性资产评估价格获取等价的上市公司增发股份时，具有较强的可税性，可以对自然人征收所得税。自然人股东在没有将获取的股份出售之前，没有现实的货币资金缴付该部分所得税，使得可税性程度降低，但可以委托证券交易结算单自然人股东出售该部分股份时代扣代缴，定向增发环节所取得股份的所得税。自然人向企业进行债权性投资。自然人向企业进行债权性投资的可税性见“境内债权性投资的可税性研究”部分，不再赘述。自然人持有投资期间，相互间债务豁免或承担。在自然人持有投资期间，自然人股东可能向陷入财务困难的企业输血，除上述增加资本外，还可以替被投资企业偿还债务、直接豁免企业向自己的借款等。自然人股东用货币资金替被投资企业偿还债务，不宜向自然人股东征税，不具有可税性。被投资企业债务的减少将导致其净资产———可供分配利润的直接增加，可以征收企业的所得税。从自然人股东的终极层面看，由于被投资企业可供分配利润的增加，股东取得来自于被投资企业的收益增加，最终将负担个人所得税，总体上自然人股东替被投资企业偿还债务，具有可税性，可以征收所得税。在自然人股东使用非货币性资产、劳务替被投资企业偿还债务时，由于资产产权的实质性变更，可以向自然人股东征收资产劳务交换的商品服务税和所得税。被投资企业对自然人股东的各种负债，自然人股东为了改善被投资企业的财务状况，直接免除其负债的偿还义务，其性质是对被投资企业的直接捐赠，属于自然人自由支配自己的货币性财产，不宜征税。由自然人股东用货币资金替被投资企业偿还债务的可税性分析可知，被投资企业债务的豁免直接增加其净资产，最终导致对企业和股东两个层面的所得税征收。
自然人跨法域权益性投资的可税性研究
自然人向企业进行跨法域的权益性投资，可以分为我国自然人直接投资海外企业和海外自然人直接投资中国企业两种类型。1．自然人直接投资海外企业。自然人直接投资海外企业，一方面可以在海外直接投资创办企业，也可以通过在海外证券交易所购买海外企业的股票从事投资。自然人到海外直接投资创办企业，需要根据东道国的法律依法设立企业，企业形式有公司和非公司组织。东道国根据居民管辖权和所得来源地管辖权，可以对公司和非公司组织取得的各种收入征税，东道国可以对非本国居民自然人征收所得税。自然人居住国按照居民管辖权，可以对自然人的全球所得征税。“自然人———海外公司”投资架构的重复征税问题比较简单；关键是“自然人———海外合伙企业”投资架构，合伙企业可以按照“一体化”或“独立实体”两种方式对其进行征税处理，在自然人居住国和投资东道国采用不同税收处理原则时，将产生复杂的重复征税问题，可税性难度增加。“一体化”认定合伙人是在通过属于自己的独立企业开展业务，“独立实体”认定合伙企业是独立于合伙人的经济实体，可以按照对公司的征税原则处理。自然人通过在海外证券交易所购买海外企业的股票从事投资，主要取得股息收入和股票的二级市场买卖价差收入，可以征收所得税，不宜征收商品服务税。2．海外自然人直接投资中国企业。海外自然人直接投资我国企业，一方面可以来华直接投资创办企业，也可以通过我国证券交易所购买中国企业的股票从事投资。对海外自然人取得的来自于我国的股息所得、股权转让所得、其他资产转让所得可以征收所得税。在海外自然人股东转让其他非股权类资产时，可以征收商品服务税。综上分析，伴随我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跨境投资自由化，需要根据自然人投资易的可税性，在梳理现有税收制度的基础上，重点修订跨法域间接性投资和直接性投资的税收制度，抓住历史发展机遇，推进我国民间资本“乘船出海”，加大海外投资力度，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同时减少外资投资中国的税收楔子。
作者：王震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并购；风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本上以引进外资为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商务部近期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这也是我国在2012年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后的历史新高。从2002至2013年，内地对外FDi（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41.6%。
2014年伊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延续了这种走势。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份，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86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2.3亿美元（44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2%。不过，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基数仍然较小，仅占全球的2.3%，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5%，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哈里·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相当大规模。到2020年预计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至6000美元。加入按照年增长30%的速度测算，到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3000亿美元，将排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一位。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也带来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一、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1.化解产能过剩，加快产业升级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通过海外并购整合优势资源，将快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能分摊研发成本及风险。
海外直接投资还能帮助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已难以回避，而一些新兴市场以及发达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量较大，通过海外并购可以帮助我国企业输出项目及设备，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2.缓解资源匮乏问题
中国是一个资源进口国，国内资源相对贫乏，这就需要我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找资源。另一方面，有些资源产地因当地生产力等限制，资源所有国无法开采。中国企业还可以就地开采后初加工，然后把初级产品运回国内或者直接出口到其他国家。这类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热衷于对拉美、非洲等地进行资源类企业的并购。数据同样显示，我国对外投资里能源与金属行业占据的份额最高，从2005年到2013年上半年对外投资额达3011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70%。
3.企业为扩大市场份额，而采取在国外建厂或并购模式
这种模式投资追求的是其产品在国外相关市场份额的扩大。把生产厂转移到市场所在地，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建立自己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三位一体化网络，能简化最终产品的进出口过程，并能规避税赋及降低运输成本。另外，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逐渐提升，一些企业也展开了对越南、柬埔寨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对的风险
虽然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经验缺乏、资金融通困难、人才匮乏、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海外并购的探索中也遭遇到了不少困难，并面临诸多风险。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不稳定、武装冲突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与众多国家的经济纠纷也逐渐增多，海外投资企业遇到的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多。近几年，中国企业多次对海外投资都因政治原因而搁浅。数据显示，在2008年至2010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评估的313桩交易中，绝大部分均因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宣告失败。中海油、鞍钢、华为等大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均出现挫折。
2.文化差异风险
典型例子就是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因韩国人的排斥心理，使得企业无法运营下去。2008年，双龙汽车最终破产，上海汽车用40亿美元仅仅买来一个教训。造成这个后果主要是上海汽车投资前所作功课不够，对韩国的国情不了解。
3.汇率风险
1973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特别是1976年牙买加协议正式承认浮动汇率制和合法性以来，控制在一定波动范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解体。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人民币等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时刻都处在起伏变动之中，致使国际间债权债务的决算由于汇率的变动而难以掌握，从而产生了汇率风险。
4.法律风险
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水平等不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和技术政策也有所不同，各个国家在对待外资的立法上就会存在着一些差异。而目前关于国际多边投资及与投资相关经济活动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法规。因此，跨国企业必须面临多重的法律环境体制差异所带来的风险。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歧视外商以及我国法律和所在国的法律冲突。
三、如何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
1.中国政府应该在外交和政治层面给我国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国家这个强大后盾，是企业在海外投资获得成功的必要保证。在建立政府保障企业投资安全的体系中，中国政府应不断健全立法保障内容，并且对较大项目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2.中国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监控、预警政治风险等相关机制。在投资所在地发生政治风险之前，通知我国企业，让它们能采取果断措施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要对政治风险不断监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
3.对外投资之前，企业要做足功课，针对风险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各种预案。此外，企业还要充分认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对各类难以掌控的风险都要尽可能购买保险。在经济上作足最后的保障。此外，还要善于利用投资所在地的各种资源，控制资金投放速度。要善于雇佣当地人，这也是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结论
在未来三到五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有望超越美国排名全球第一。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由此引致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经济纠纷有可能加剧，给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我国需要在法律法规上进一步完善并引导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控制风险从而加大对外投资的成功性，避免经济波动。
参考文献：
（1）商务部，《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14年1月
（2）郑磊，《海外鏖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与行动指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3）魏昕等，《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1日
（4）崔磊、张敬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回顾》，《青年科学》，2009年07期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7
关键词：海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对外贸易依存度
一、海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关系的比较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显著，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国际直接投资在近年来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对世界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美国学者德鲁克在其《从世界贸易到世界投资》一文中指出，世界贸易对国际投资的依赖性日益增强，而且当代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是产业内贸易和公司贸易的迅速发展，跨国企业内部以及跨国企业之间的贸易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看，在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海外直接投资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即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对外贸易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在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海外直接投资才与对外贸易一起充当经济增长点，海外投资就会得到快速发展，海外投资的依存度明显提高。
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规避了东道国的贸易壁垒、降低了劳动成本，为自身经济结构调整打下基础，它们不仅没有阻碍投资国的出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自身的产品竞争力的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海外直接投资具有贸易创造效应，即带动本国企业向海外出口产品，否则由于东道国贸易壁垒的存在，这些产品不容易通过正常贸易渠道出口。在海外企业的带动下，东道国的进出口异常活跃，出口能力增强。当然，也有的海外企业捷足先登当地市场，通过建立新的营销网络，诱导新的消费需求，从而导致其它同行业的海外企业纷纷效仿，从而带动本行业产品的出口。
二、我国发展海外投资和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1.海外投资的增长速度过慢，规模过小
海外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慢于进出口的增长速度、GDp增长的速度，表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据资料显示，我国年度合理的对外投资规模为50-70亿美元，绝对数量偏低。海外投资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呈现明显的趋势。
2.海外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喜忧参半
我国海外企业一半以上都是与贸易相关的进出口公司，这亦可视为国内进出口公司在国外的办事处，设立这类企业的目的就是为寻找出口机会，对外推销我国商品，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但这类海外企业经营的商品都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低的初、中级产品，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并没有多少益处。而且这类公司经营商品的趋同性，往往造成互相压价的恶性竞争局面，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
三、发展我国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对策
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明显偏小，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是不相称的。对外投资的总量及单个规模均太小，不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应设立有关机构，对海外投资行为进行归口管理，协调海外投资行为。
1.积极发展海外投资，扩大对外投资的规模，提高海外投资的质量
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我国应制定海外直接投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投资区位的选择上，将境外投资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有针对性的开展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在行业选择上，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作为对外的投资的重点，突出资源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行业的发展。同时制订优惠政策，鼓励符合国家产业投向的海外投资行为。尤其是资源开发类项目，应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具有重大社会效益的项目，可考虑相应的财政补助。另外要完善企业开展对外投资的外部环境，规范与对外投资相配套的法律、财政、外汇、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和境外投资的保险、保障机制，强化与投资有关的会计、咨询以及评估等中介机构的作用。
2.规范海外企业经营，提升经济效益
海外企业应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成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在不影响公司经营和保守技术秘密的前提下，鼓励海外企业尽量进行本土化经营，大胆利用当地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和技术工人。引导海外企业有序竞争，防范恶性竞争行为，保证海外贸易公司相互协作，扩大当地市场占有率，避免东道国政府的倾销指控。
3.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
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企业在新的出口市场上建立贸易型、生产型和资源型企业以及零部件组装和加工企业，扩大中国商品在该区域内的销售，以改变目前中国出口市场过分集中的状况，开辟新市场，实现多元化的出口市场，保证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的持续稳定的发展，使进出口贸易总额与海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保证两者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良性循环。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8
abstract：withthecontinuousimprovementofthelevelofopeneconomy，Chinabecomestheemergingpower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thedirectinvestmentinthedevelopedcountriescontinueslyincrease.thispapertakesthesuccessfulexperienceofHaierdirectinvestmentindevelopedcountriesasanexample，useswesternmainstreaminternationaldirectinvestmenttheoryandaccordingtodevelopingdirectinvestmenttheorytoexplainChinadirectinvestmentindevelopedcountries，outlooksitsdevelopmentprospectsand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onthedirectinvestmentofChineseenterprisesindevelopedcountries.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海尔
Keywords：internationaldirectinvestmenttheory；China；directinvestmentindevelopedcountries；Haier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4-0010-04
0引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对其具有经营管理权的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理论成果有斯蒂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阿・勃利兹诺伊利的过度资本积累理论等。
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合理解释顺梯度的国际直接投资，强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要有东道国企业不具有的专有优势。从表面上看，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没有严重过剩，产业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远不如发达国家，整体上并不具备优势。但是，整体实力的相对孱弱，不代表我国没有优势明显的个别企业可以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够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的现象，这些取得成功的企业一定具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阐述的必要特点。本文以中国企业海尔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为例，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1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
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种优势时，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它之前的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概括性，形成了综合的理论框架，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主流学派的最终形成。随着邓宁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他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一步模型化，解释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国际化生产的行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动态化，提出了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符合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了一条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1.1所有权优势
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在为特定市场或多个市场提品和服务方面具有的竞争优势，包括自身拥有的或能得到的其他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如有形资产上的优势，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创新能力、规模经济、营销手段和渠道、品牌价值、管理和组织技能、融资能力、人力资本经验的储备等无形资产上的优势；也包括交易性所有权优势，如企业在全球跨国经营、有效配置资源、稳妥规避风险过程中全面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的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必须足以弥补在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
1.1.1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
80年代中期，中国家电产业刚刚起步，海尔就将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1985年的“砸冰箱”事件集中体现了海尔在设计、生产、检验等各个环节上的精益求精；1990年，海尔向当时世界制造冰箱水平最高的德国出口冰箱，海尔冰箱和德国名牌冰箱去掉商标后摆在一起，经销商从中选出的最好的冰箱是海尔冰箱；1993年，海尔在德国权威质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基金会”的抽检中，成为获得“+”最多的冰箱。海尔出色的产品质量优势，使其有了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企业同台竞技的基础。
1.1.2海尔的技术创新优势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是其技术优势的体现，技术优势是质量优势的前提。海尔超级节能无氟冰箱，既符合国际市场冷柜全无氟制冷的环保要求，又实现了节能50%的目标，节能技术指标超过了意大利、丹麦等世界制冷王国的水平。法国经销商曾要求海尔提供适合法国人生活习惯、功能最先进、能移动的空调，海尔在5个月内就把符合要求的产品搬到法国经销商面前。海尔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海尔产品完善升级、质量提升的坚实后盾。
1.1.3海尔的投资路径优势
投资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企业的战略制定能力。海尔的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而是先在周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尝试。海尔从1996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海尔海尔・莎保罗有限公司、在菲律宾建立了海尔LKG电器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海尔工业（亚细安）有限公司。海尔正视自身实力，准确定位，做出了正确的对外投资路径选择，为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有形、无形资产优势。
1.1.4海尔的规模经济优势
海尔在向发达国家投资以前，已经是中国家电市场的领头雁，国内激烈的竞争和大量市场需求使得海尔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海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为它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使得海尔有跨区域调配资源的能力，庞大的生产规模使得分摊在产品上的成本大幅降低。
1.1.5海尔的企业文化优势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并被全体成员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精神文化，通过企业制度和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统一员工思想，增强企业凝聚力；可以激励员工奋发进取，形成发展动力；可以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影响力。
企业文化优势也是企业管理技巧优势，企业管理方式是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个企业都有独特的企业文化。文化形成的长期性，使得这种优势不能被迅速复制。
海尔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它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助推器。“真诚到永远”、“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品牌是帆，用户是师”等理念贯穿于海尔经营的始终，“赛马不相马”的人才观让每个员工将自身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此外，海尔始终追求卓越，坚持打造国际品牌，用宽广的国际视野、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
1.1.6海尔的产品营销优势
海尔秉承“企业生存的土壤是用户”的服务观，销售的不仅仅是质优的产品，更是精致的服务。海尔建立了完备的服务体系，力求每件产品的完美，甚至进行定制营销，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海尔的员工坚持微笑服务，传递海尔的真诚。
海尔坚持品牌战略，不做贴牌生产。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在国际市场上，有品牌才有发言权，海尔深谙这一规则，树立优秀品牌形象，重视品牌宣传和推广，使它能在发达国家立足。
海尔本土化的市场调研是它成功的一大法宝。欧美上流人士藏酒、品酒是交际的需要和品位的体现，但是美国市场上大多是与厨具相连的嵌入式酒柜，不能彰显它的独特。海尔从调研中敏锐地察觉到商机，设计生产了可以放在客厅的独立酒柜，实用、时尚，并不断升级换代，受到了美国消费者的喜爱，打开了美国市场。
1.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比通过市场化交易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优势。通过这种优势的发挥，企业可以避免不完全的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绕过外部障碍，让所有权优势有效发挥。企业使中间产品在组织内部转移，可以获取更大利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信息产品成为了中间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尔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和强化的内部化优势主要有：获取战略资源和突破贸易壁垒。
1.2.1获取战略资源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的战略资源是不易直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资源和通过市场交易不能获得、只能通过内部化获得的资源。前者如知识、技能等资源，其中的核心和精华需要长时间、近距离言传身教才能发生转移，将知识资源内部扩散、吸收、利用后才能获得明显的效益；后者如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等，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转移，只能在对外直接投资后，将它们内部化，并且以较低成本在组织体系内部转移。
海尔在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米兰、美国纽约等地的销售中心雇佣的管理和设计人员大多来自当地发达国家，他们了解市场偏好和需求，有丰富的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经验，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经验和技术海尔可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术、品牌优势，利于高屋建瓴、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海尔在美国洛杉矶的设计中心就是利用了当地创新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获取技术创新动力和实力。
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仅采取新建投资这一唯一渠道，还采取了并购、合资等方式。2001年6月，海尔在意大利收购了迈尼盖蒂公司下属的一家冰箱厂。通过收购，海尔可以获得该冰箱厂的管理团队、营销网络、企业关系资源等，加快进入欧洲市场的速度，减少进入时间的耗费，同时降低了进入欧洲的资金成本。2002年，海尔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建立了三洋海尔株式会社。通过合资，可以规避日本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获得大量的政策优惠，借助当地合资伙伴三洋在销售渠道和销售手段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更快地占领日本市场。合资方式的直接投资不但投入资本较少，而且共担风险，使投资的安全性提高。上述种种好处，就是通过直接投资获取的重要战略资源。
1.2.2突破贸易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凭借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贸易，生产加工的商品因成本领先、价格低廉远销海外，但是经常遇到发达国家关税、配额限制和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使出口企业蒙受巨大损失。随着发达国家地区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原产地证明、产品材料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也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
海尔在美国直接投资建设工业园从事生产活动，海尔的产品就是美国制造，它通过巧妙地利用内部化手段避开贸易壁垒，进入美国市场，获取最大利润。
1.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具有的优势。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进行区位选择的标准是企业获利程度。企业获利程度的判断不仅仅考虑短期盈利，还应考虑长期总体盈利水平。东道国为企业提供的区位优势是其固有的、不可转移的，如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市场偏好及需求状况、实际消费能力、吸引外资的政策、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等。
海尔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发达国家能提供给它的区位优势是显著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高，市场容量大，购买力强，需求多样化程度高，科学技术发达，劳动力素质高，金融市场发达且容易进入，政府干预少、对外资持开放态度，市场竞争公平高效，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大收益。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新经济”成为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海尔抓住了投资的黄金时期。在美国的区位选择，海尔将工业园设在南卡罗来纳州，因为该州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雇工工资税抵免、房地产税减免、销售税减免等。此外，南卡罗来纳州的劳资关系比较稳定，是美国工会组织最少的州之一，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工人工资低于全美平均水平。再如海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该地是欧洲的门户，交通便利，通信网络发达，研发的软硬件条件一流，极大地促进了海尔在欧洲市场的开拓。
此外，从企业长期利润来看，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利于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提高整合利用战略资源的能力，利于稳定和提高企业在母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行业地位，获得长远收益。
2竞争优势理论的解释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内部的条件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表现。产业竞争优势与国家的“钻石”形态有关，即一国国内要素供给情况、市场需求情况、相关的支持产业和本行业竞争情况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国内要素供给紧张、需求饱和、上下游产业对企业的支持不够或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等都会驱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国企业要在全球竞争中击败对手，需要依靠国内激烈的竞争，因为激烈竞争可以形成差异化产品和精致化服务，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基于生产线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制造业是中国竞争较充分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的竞争尤为激烈，要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海尔一方面强化自己生产、服务的优势，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外市场，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波特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高差异和低成本的企业可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率，他提出了三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采取了差异化战略。20世纪90年代，惠而浦、Ge等全球性跨国公司几乎占领了整个美国冷柜市场，但是它们生产销售的冰箱大多是大型冷柜，一些美国大学生和单身人士喜欢小冰箱，海尔抓住这一市场契机，生产销售小冰箱，并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对小冰箱进行不断改进，先后推出了带活动台面的小冰箱和电脑桌小冰箱，迅速拥有了市场份额，提升了市场地位。
海尔成功地运用差异化战略打开了美国市场，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培养了美国人对海尔的品牌认可度和忠诚度，利于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为拓展生产品类奠定了基础。
3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的解释
威尔斯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具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灵活的、适合小批量生产的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当地化改造，形成和发展自己特有的竞争优势，开展海外投资。利用经过地方化改进的技术，可以生产出更适合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产品，发挥差异化优势，并且这种技术会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前文提到过的海尔生产新型独立式酒柜和小冰箱，就是发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技术灵活性、适用性的特点，满足大学生、上流社会人士等细分市场的特定需求，把握住了发达国家的缝隙市场，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4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解释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受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企业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再通过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根本动力。投资的地域分布，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道。
上文提到的海尔对外投资路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投资升级的动态过程，先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再转向发达国家投资。
5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认为，企业拥有的优势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关联性，使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状况呈现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目前，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大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涌现了大量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集团、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等大型贸易集团，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等大型金融保险集团，首钢集团、春兰集团等生产型企业集团和以高科技为后盾的民营企业华为等。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企业的经济实力、生产技术和研发能力也会不断提高，现代企业制度会不断完善，竞争优势会更加明显，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会显著提高。增加的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借鉴、整合发达国家先进战略资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强国之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议
6.1宏观层面的建议
我国不是资本过剩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正处于发展初期，大量企业还缺乏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经验和实力，处于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摸索阶段。因此，国家除了进一步加大创新型国家建设力度、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外，还应为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6.1.1制度保障
首先，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部门应当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民营企业，也不能过分限制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机构不仅要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监管，保持货币政策自主，防止企业承担过多的外部风险，还要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支持，督促并协助我国企业增强在发达国家的竞争力。
其次，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明确划分审批机构各部门权责，杜绝多部门交叉重复审批的情况，提高审批机构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降低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体制成本。
此外，要建立与完善我国对外投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普遍拥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要保障我国对发达国家投资企业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法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加快同发达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保护跨国公司利益协定的步伐，为我国企业走进发达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6.1.2政策支持
为鼓励我国企业到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采取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主要有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出口退税和国外纳税额扣除政策等；信贷支持政策，包括设立支持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专门基金、降低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贷款利率等；对外投资保险政策，包括设立专门保险险别、设立亏损准备金等。
政府的政策支持利于帮助我国企业降低融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提高经营净利润，利于刺激中小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对外投资，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尖端化。
6.2微观层面的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直在强调对外直接投资要具有某些优势才能进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应遵循这一规律。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首要条件是具有竞争优势，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盲目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必然失败。
6.2.1夯实所有权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夯实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要首先在国内的本行业内具有独特所有权优势，尤其是技术、品牌、企业文化等，比竞争对手更好地为目标顾客创造价值，进而获得自己应得的价值，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不可替代性。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反映了企业整合战略资源和创造价值的独特能力。国内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向发达国家投资前，可以强强联合，组成大型综合产业集团，共享、强化所有权优势，以强大整体与发达国家企业抗衡。
6.2.2培养内部化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培养自身的内部化优势。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将企业已有的优势运用到发达国家市场，并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区位优势整合资源，形成新优势的过程。因此，我国企业要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将人力资本内部化，通过内部化将战略资源转移到企业集团内需要的部门或领域，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6.2.3利用区位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善于利用东道国提供的区位优势，提高本土化和差异化经营能力，强化品牌意识，争取东道国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甚至是依赖。
6.2.4理性对外投资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理性、审慎地制定远期战略规划。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资本实力雄厚、技术研发能力强，可以依靠竞争优势获取丰厚回报，但是中小企业不能盲目跟风、一拥而上，应客观评价自身实力，在具备了比较优势、时机成熟时再投资也不迟。此外，企业要选择合适的直接投资形式，提高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稳健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简言之，培育潜在优势、强化已有优势、拓展综合优势，会让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赵春明.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桑百川，李玉梅.国际直接投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张海东.国际商务管理（第四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2.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9
[关键词]日本；“一带一路”；经验借鉴
[Doi]1013939/jcnkizgsc201650143
1日本企业“走出去”的背景
日本企业“走出去”经过60多年的发展，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2011年突破1000亿美元，跻身世界前列。那么目前日本境外企业“走出去”整体背景如何？下面将从境外投资流量、投资领域、投资行业分布和海外员工数量分别描述日本企业“走出去”的背景。
11日本对外投资流量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日本对外投资金额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1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1000亿美元，此后整体一直保持低速增长，仅在2014年其投资金额首次出现较低程度下降。图1为日本2010―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基本情况。
图1日本2010―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2日本境外企业投资地区规模差异化明显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报告显示，2012年日本海外子公司有23351家，主要分布在亚洲、北美洲、欧洲等地，其数量占到境外企业总数的90%以上。2012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122355亿美元，其中对北美洲、亚洲、欧洲的直接投资金额占到总投资金额的80%以上。可以计算出日本境外的单个企业在北美洲和欧洲的平均投资规模均在为1110万美元，而对亚洲的平均投资规模为220万美元，这说明日本对北美洲、欧洲的平均投资规模远远大于亚洲。具体见图2、图3。
13日本境外投资非制造业领域较多，增长速度放缓
日本企业境外投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领域分布中，非制造业领域投资普遍较多，投资总量呈现增长趋势，并且增长速度变慢；制造业领域投资低于非制造业领域，两者数量投资相对均衡，且在2011年开始，对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呈现降低的趋势。具体见图4。
图22012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
日本境外制造业投资行业主要分布在食品生产和机械运输设备行业；非制造业主要分布在金融/保险和批发零售贸易行业。2014年日本境外制造业主要投资于食品行业、机械运输设备行业，分别占制造业投资总数的34%和16%，其次是铁和非铁金属、通信机械设备，分别占12%及8%。而非制造业主要投资领域为金融保险和批发零售行业，分别占非制造业投资总数的29%和24%，其次是通信行业和服务性行业，均占12%。其余行业占比在10%以内。
14日本境外企业雇佣本地员工的数量较高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2012年调研的80%的境外企业数据显示，其境外企业员工数达558万人，雇员基本为当地人。
2日本境外企业服务体系的构建
日本境外企业经过60多年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形成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包括前期市场调研、咨询与信息服务、资金准备、风险控制、后期维护等方面，为日本境外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1日本在金融、保险、人才、投资等方面推出相关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打下良好基础
“二战”结束后，国际收支困难，外汇不足，日本面临着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的重任，为此组建进出口政策性金融机构，颁布立法，通过推进金融、投资、人才、保险等方面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
日本政府在1950年和1957年分别成立日本输入输出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以金融手段支持和鼓励一般金融机构为日本进出口、海外投资等提供融资、担保等金融服务，并借此加强日本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日本进出口银行还设有海外投资研究所，其承担着重要的情报咨询职能。
1956年，日本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1957年，日本追加了海外投资利润保险。
1959年，为了培养海外投资的跨国性人才，日本政府设立了海外技术人员进修协会，为民间技术人员到海外进修和调研提供经费补助。日本还设立专门的信息服务机构，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这类机构主要有以下四个机构：通产省所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1960年）、日本商工会议所（1878年）、日本贸易振兴会（1958年）以及日本进出口银行海外投资研究所。（1998年，日本贸易振兴会与亚洲经济研究所合并，2003年更名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1960年，日本内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目的是使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
1969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下请促进法》，鼓励和帮助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下请关系。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系列化生产体制实现了产品的共同协调开发、生产的有机交易关系，形成了日本企业系列制的雏形。1969年，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外直接投资统治制度，通过《外汇与外贸管理法》第一次实施了对外投资自由化措施，在这种对外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日本对外投资正式开始了。
22日本通过oDa和“优惠金融”提供国家经济援助，改善境外企业外部经营环境
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把支持企业境外投资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实施了以经济援助“铺路搭桥”，政策性金融大力支持等一系列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境外投资的快速发展。
经济援助为企业对外投资“铺路搭桥”。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对外经济援助工作，除了以此修复外交关系和促进出口之外，还把经济援助视为对外投资、建立互信、解决双边问题的重要途径。政策性机构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优惠金融”。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支持日本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3日本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改变投资战略和修改法律，完善境外企业经营环境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分别经历了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危机时期和1985年日元升值三个阶段，日本开始降低对亚洲投资转而增强对北美和欧洲的投资，对北美的直接投资一度达到总投资的50%以上。
日本企业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到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将一批具有雄厚海外资金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作为对外投资的主体，同时带领日本的中小企业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投资。
为了确保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货币的稳定，出口业务的风险防范和形成新的贸易保险体制等，日本政府为此从1980―1987年先后修改了《外汇与外国贸易管理法》《关于外汇管理的省令》《出口保险法》等多部法律，以支持日本企业走出去。同时，日本政府还成立了官民联合的境外直接投资促进机构。
24通过立法设立海外企业服务机构，为境外企业发展提供信息支持
2002年12月13日，日本颁布《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法》，决定按照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建立海外企业服务机构。2003年10月1日，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正式成立，主要负责日本贸易振兴事业，收集与亚洲地区经济合作信息，对亚洲经济进行综合基础研究，促进日本和亚洲地区贸易增长和扩大经济合作，充分利用总部（东京）、大阪总部、亚洲经济研究所以及70多家海外事务所、36家国内贸易信息中心的平台，为企业走出去后的发展提供服务，从而保障日本企业走出海外后能够正常运营。
3启示
通过对日本境外企业发展现状和日本海外企业服务体系分析可知，目前中国正处于将对外投资上升为国家战略阶段，以日本对外投资为鉴，对中国境外投资有以下三点作为借鉴。
31中国境外投资企业应更多注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同步“走出去”，形成协同发展
2014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为12312亿美元，境外企业有29699家，中国分布在各大洲的境外企业投资规模与日本相比相差较大，基本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日本对外投资规模分布欧美（1110万美元）国家基本为大型企业，亚洲（220万美元）地区为小型企业，形成境外企业互为协同发展，大企业关注主营业务，减少精力分散，中小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壮大企业实力。
32中国境外企业投资应注重制造业投资，核心技术投资
中国境外投资非制造业领域投资远远高于制造业，制造i投资增长率在降低，非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呈现增长的趋势。这说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注重轻资产，主要从事服务、批发零售业，不具备核心竞争力，所以中国应更加注重核心技术的建设。
33建立海外企业服务机构，为海外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借鉴日本企业“走出去”经验，中国尚未有保障“走出去”企业在海外正常运营和更好发展的企业海外服务体系。中国可以在提供政策法律保障体系、保险和税收优惠扶持以及金融和技术支持的基础上，通过设立海外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信息咨询等服务，从而构建完善的企业海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肖利秋“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1（5）：113-120
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篇10
关键词：it产业；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腾飞，大量外资涌入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开始进行对外投资。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十五项措施》第13项规定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由此，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拉开序幕，截止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诶投资净额已达到746.5亿美元。于本世纪初才开始飞速发展的it产业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在国内高速发展的同时，在国外也渐渐开始扎稳脚跟，截止到2011年，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到77646万美元，华为，海尔，中兴、tCL等企业作为中国it产业的佼佼者在国外市场发展迅速。但是中国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到底如何，但是投资就是有目的的，或取得利润，或获得市场占有率，或学习先进技术等，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投资企业或者整个it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中国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到底如何，这就是本文需要探究的问题。
二、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根据企业拥有被投资企业股权份额的不同分为设立子公司、合营与联营三种方式。子公司是指一定数额的股份被另一公司控制或依照协议被另一公司实际控制、支配的公司。合营公司是指本集团与其他一方或多方团体在合同约定下共同控制其经济活动的实体。联营公司是指本集团可以对其管理施加重大影响，包括参与财务及经营政策决策，但并非控制或联合控制的实体。
设立子公司是我国it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本文调查的22个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中，其中有17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仅有在海外设立子公司这一种，在另外5个拥有两种投资方式的企业中，设立子公司的投资方式占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以上。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it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截止到2010年，我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0612万美元，it企业在2010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五十家公司中占据6席，在2010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资产总额前五十家公司中占据4席。华为是近年来电信产业海外经营的主力军之一，华为的2008年业绩报告显示，在23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中，海外市场的收入比重已经达到75%。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华为在海外设立了22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印度、瑞典、俄罗斯及中国等地设立了17个研究所，在全球设立了36个培训中心，为当地培养技术人员，并大力推行员工的本地化。
三、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来源。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评价，是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事后评价，是对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状况的考评，主要用于对决策行为是否正确提供事后的检验。企业经营效益水平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风险能力、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等方面。本文中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风险能力、后续发展能力、偿债能力的指标分别是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综合杠杆、总资产增长率、营运资金对资产总额比（短期偿债能力）和资产负债率（长期偿债能力）。
从全国it产业排名前70的企业中选取其中已经在国内上市的公司查询整理最终得到42个样本，其中22个是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另外20个是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样本数据是查询整理得到的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各企业相关指标数据。
（二）实证分析。第一：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分析采取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将有无对外直接投资设为虚拟变量Z，分别对Z和6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第二种方法为将42组数据分为两类，一类为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另一类为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分别对两类的6个指标进行均值比较。以第一种方法为主第二种方法为辅，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析，最后综合两种不同方法所得结果得出结论。
第二：回归分析。首先，设定虚拟变量Z，将有对外直接投资设为数值1，无对外直接投资设为数值0。其次，将六个指标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综合杠杆、总资产增长率、营运资金对资产总额比率、资产负债率分别设定为Y1，Y2，Y3，Y4，Y5，Y6.最后，分别对Z和Yi进行相关性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表1部分it企业FDi与效益指标相关分析结果
据上表分析Z只和Y3具有中度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风险能力有相关关系，下面单独对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综合杠杆进行oLS回归分析。
提取42个指标中22个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额和综合杠杆指标进行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表2FDi与综合杠杆回归分析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X对Y3的贡献系数为1.67e-10，虽然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综合杠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前者对后者变化的贡献非常小。
第三：均值分析。第一，将42组数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类为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求出两组均值，得到如下结果。
可见出总资产周转率第一类略高于第二类，综合杠杆第一类显著高于第二类外，其他4个指标均为第二类高于第一类。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到，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效益指标并无明显影响。
（三）结论。从对42个it企业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起到促进经营效益提高的作用，相反，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经营效益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四、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不佳的原因分析
（一）投资规模太小。由于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存在，投资收益受投资规模的影响。投资的规模太小，交易成本较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较弱。尤其是在跨国经营中，成功的企业一般都是大型企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从全球来看，中国跨国企业的总体规模较小，而it产业中除了中国移动等个别的国营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为私营企业。2012年中国100强企业排名中，除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前二十位外，其他it企业大部分位于60名之后。从整个产业来看，2008年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同期总资产的0.5%，绝大多数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非常小，很多公司在海外只有一到两家海外子公司。而海外投资活动非常活跃的华为投资规模也有限，2012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华为主要子公司在海外只有5家，2011年中兴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其总资产的0.8%，同期的tCL为1.2%，中国联通8.4%，海尔也仅为5.2%。
（二）技术和经验不足。it产业作为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足30年，从零开始的中国it产业前期发展靠的是国外技术引进以及自我创新。然而可以引进的技术是有限的，国外公司对一些核心技术的管制措施对技术引进形成巨大障碍。后续发展需要的是本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依靠的是创新人才，由于it产业起步较晚，中国的创新人才储备非常少。近十年来的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步履维艰，在发达国家建厂销售，是在用弱势的中国产品与国外已经成熟的产品进行竞争，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是总体来说，包含大量私企或民企的it企业在规模上过小，在国外市场上难以将在国内市场形成的管理经验、客户关系、技术能力、法律保障推广到由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容性质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市场。
it企业在对外扩张过程中节约了部分交易成本，但是更为巨大的管理费用将交易成本的节省所带来的优势抹杀。包括人才培养、信息咨询在内的管理费用的上升伴随了it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过程，并且国外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联系较为松散，母子公司之间未能形成开发、生产、销售与财务的一体化安排，而且在未确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之前就开始投资活动亦会造成绩效不佳。
五、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援助，采取措施为it企业打造良好的融资平台，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太小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企业资金不足，在企业融资上给予支持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问题；第二，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it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对其提供资金或服务援助，私企和民企作为it企业的主力在具有产权清晰和能够自我约束等优点，对个别企业进行扶植可以帮助其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三，建立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体系，针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政治风险和契约风险产生的国际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建立风险管理体系的方法较少风险，以较少企业的损失；第四，从制度上加强对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监管，减少非理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提高投资效率，减少资源浪费；第五，政府转变职能，给予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更多的主动性，针对政府行为不当的问题，建议政府改变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措施，多一些服务性政策，给予政府更多的发展空间。（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治堂.《信息技术投资与公司绩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宋亚非.《跨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