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1
关键词：秦律汉律律名九章律初创开放
前辈高学集所学而成汉律诸考。研读有日后，深感前辈求学之严谨态度，及大师的博学多识之风采，并为之所深深触动。又喜闻《张家山汉简》之注释得以面世，故依简椟对前辈先学说作以小证，并斗胆提出小异，希能得以良责，并万望师长、同仁斧正。
“《史记》言‘王者制事立法一禀于六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盖六律之密必无毫厘圭撮黍累之差，立法者皆应如是，故亦以律名”。[1]又有“律以正罪名”。[2]从沈家本所考可知“律”之概略，汉律承秦制，秦律又乃商鞅携《法经》，而修“律”而成。现就汉律之律名稍作探析。
一、汉三章
《史记·高祖本纪》，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集解》应劭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酷政，但至于罪也。”《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3]
由沈家本之所考，可知汉初兴之时，以应便时，立法三章当为极简之式，并无律条。其论罪之依据，当为其时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所用之秦律，只是去除了酷及残的内容。正如文中所述“余悉除去秦法”，再由《云梦秦简》出土所述之秦律部分内容。有关伤人、盗的条文散见于不同律名的条文中。能否推出汉初所谓“三章”乃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并未专指三种律。而是指三个方面的有关秦律之适用状况。
二、汉律九章（九章律）
“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4]历史上的“汉律九章”当源于此。至晋时，则演变为：“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三夷连然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5]至此乃形成汉律中的“九章律”之说。即“九章律”为沿习秦律之源《法经》之构架，外加萧何所定兴，厩，户三篇而成。
然萧何定九章律古已有疑之，如“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萧何后，知时肉刑也？萧何所造，反具有肉刑也？而云九章萧何所造乎？”[6]。当然其疑已经为众多历代考实之家所不认同，现在需要提出新的疑问：“九章律”就只有“盗、贼、囚、捎、杂、具、兴、厩、产”九篇，还是另有别论？由历史典籍之出处，我们可知，“汉律九章”之说始于《汉书》，而详定其九篇目，则是在《晋书·刑法志》中了。故而可以推知后人为前人所做之事立名，然后才又以所名传于世，那必然有其所推加之词。现从出土的秦简及汉简中可查寻出一些问题。
1)从《云梦秦简》可知秦律在商鞅变法之后，经过几世，已历经变迁，内容广杂，具体篇目已非原《法经》之构架。况且在先秦时代所形成的法律实用状况，也使得当时立法强调具体之应用，而非理论化。这从秦简中法律问答可略知一二。如秦律关于“共同犯罪”、“集团犯罪”、“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及连坐制度都在《秦简》中有述。简举一例。“盗及诸它罪，同居所然当，何谓同居？产为同居。”[7]。汉承秦制，为可信之事实。从秦简中《秦律十八种》及《秦律杂抄》可知秦律不仅仅是为所言之“九篇”，何以萧何定律时成九篇？没有一定的理论化过程，萧何又怎复改详细的秦律为汉九章律？汉律是经过律学之盛，各个大家解律之后，于曹魏时整理而成篇名体例。
2)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又可知，汉律在吕后二年时期至少有简文中所述律名二十七种。且与《秦简》中同名之律有田律、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令律、傅律等。[8]这些不但实证了汉承秦制，而且还彰显出一个问题：《秦简》之中律名在《吕后二年律令》中有显，而萧何修律当在两者时间段之中间，而史记中又述曹参任相，用萧何所定之法而不改。那么萧何所定之律必然被传承沿袭。那么，二年律令之律名，使所传述的“萧何作律九章”怎么解释？
在对上述问题的思索后，然后再参阅文献，就会逐渐得出一个汉律发展的新轮廓。“何乃给泗水卒史事，……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成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而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9]”司马迁《史记》所载当为可信之史实，由上文可知萧何原本秦朝职官，对秦之法必有所通，而随刘邦而起反秦，后入咸阳尽得秦之图书。而秦之律书在焚书后亦藏于丞相府，自然萧何就拥有大量的秦律之藏籍。所以就萧何定汉律之框架来说，应该有很充实的资料基础，和实践能力。就如太史公所言：“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10]及在曹相国世家中所述“平阳候曹叁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至何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11]吕后元年，当是惠帝于七年崩之后，此时相为王陵，吕后夺王陵相权，而二年律令当为吕后削刘氏子弟权力之时，故律条因政之多变而不会多变，而且多以吕后之令而出。如“元年，号令一出太后”。[12]由此也可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应多为萧何之所次之律令。
通过以上综述，文章得出这样一个思考，汉律无疑是萧何在秦律之基础上依当时之政需而厘定，但很难确定如班固《汉书》中所言“作律九章”，更难以《晋书·刑法志》所言“合为九篇”为定论。萧何次令，应非仅盗、贼、囚、捎、杂、具、兴、厩、户”九篇，而应还包括其他律名。就如《二年律令》所述二十七种律名，应至少有一部分乃为萧何所次之律令。故对班固之“九章律”之说当有所重思。
三、傍章、越宫律朝律
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13]因文章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考据之史料，故对张汤《越宫律》及赵禹之《朝律》难作考证。仅能证叔孙通之傍章非正律，乃为律之补充。且有太史公言“叔孙通定礼仪”当可理解傍章与礼仪通。就如程树德所言：“按司马迁传，叔孙通定礼仪，梅福传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论衡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十六算。是通所著为汉仪。……后考礼乐志云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而后得其说，尽与律令同录，故谓之傍章。……应劭传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奏之，是可证通之傍章，即汉仪也。”[14]
四、具体律名细证。（以程树德《九朝律考》中的具体律名为对象来述）
1)盗律“取非其物谓之盗。……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15]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北齐合为贼盗律，后用有劫盗律，复有贼叛律，隋开皇合为贼盗律。[16]
2)贼律无变斩出谓之贼。[17]由于后世贼盗同律，故将其列入同考。二年律令对于贼、盗律有所述且条文较多。故汉律文考中所述贼、盗律当为不虚，且有实证。
3）囚律断狱律之名，起自於魏。魏分李悝囚法而出此篇。[18]二年律令中无囚律之项。而且依《唐律疏议》之述，囚律篇名乃魏分李悝囚法乃成。而非沿汉律。
4)捕律李悝法经六篇，捕法第四，至后魏名捕之律北齐名捕新律，后周名逃捕律，隋复名捕之律。[19]二年律令有捕律名，且有条文九条，故可知《唐律疏议》之述非全真，当有所疑，应对秦汉时的律名有所陈述。
5)杂律李悝首制法经，而有杂法之目，递相祖习，多历年所，然至后周更名杂犯律，隋又去犯，还为杂律。[20]二年律令中亦有杂律篇目，且律文十四条，与捕律之结论同。
6)具律魏新律序略云，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固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21]二年律令中有具律篇目，且有律文二十四条。证实上述所表。
7)户律、兴律、厩律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秦世旧有厩三篇，迄於后用，皆名户律。[22]魏新律序略，秦世旧有厩置秉传副车食府，汉初秉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23]二年律令中有户律、兴律篇名，且户律，二十二条，兴律九条，但无厩律之篇目，所以对古文献的记载应慎思。
8)钱律、田律五年，除盗铸钱令。[24]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25]野田有律。疏谓举汉法以况之。[26]二年律令中有田律，钱律篇日，且田律十三条、钱律八条。
9)尉律、酎金律，上计律，左官律、大乐律，田租兑律，尚方律。这些律目依程树德先生所考皆在吕后执政以后，甚至有律目乃武帝、宣帝时所载，故二年律令不宜为证，只能佐证，二年律令所载不存上述各律目。
10)二年律令所载而《九朝律考》未考到之律目
告律、亡律、收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赐律、市律、行书律、复律、效律、置后律、爵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共十八种。
律名考至此略书，试想如程树德前辈能一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将必有大成。今后学慎书此论，希能从他处得以教益。
五、结束语：
从上面考实是否可衍生这样的陈述，法律在早期的初创年代，不可能在理论上未达到一个提升的过程之前就形成一个完整体系，而构成某种固定架构。而是由于为解决具体问题而逐渐递加的形成一种粗致的框架。汉代法律当属此状况，汉三章，汉律九章，是后世对汉律理论归结，而汉实际的律名状况，应如秦时，依其社会实际状况的变化，向己有的架构中归类或者创造出新的律名。即汉律名应是开放性，而非反限于固定的“三章”“九章”，依据其所调节具体对象而命名，还未成体系化。
参考文献：
[1]《历代刑法考》
沈家本 撰
[2]《太平御览·杜预《律序》》 转自《历代刑法考》
[3]《历代刑法考》沈家本 撰
[4]《汉书·刑法志》
班固·班昭著
转自《历代刑法考》
[5]《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程树德著
[6]《论衡谢短》
转自《九朝律考》
[7]《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8]《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9]《史记·萧相国世家》
司马迁撰
[10]《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撰
[11]《史记·曹相国世家》司马迁撰
[12]《史记·吕太后本纪》司马迁撰
[13]《晋书·刑法志》
转自《历代刑法考》
[14]《九朝律考》程树德著
[15]《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16]《唐律疏议》
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17]《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18]《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19]《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20]《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21]《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唐律疏议
[22]《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
法律出版社
[23]《晋书·刑法志》
转自《九朝律考》
[24]《史记·文帝纪》司马迁撰
[25]《史记·景帝纪》司马迁撰
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2
关键词：汉简；补史；作用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于秦汉史的研究，仅利用传世文献是不够的，考古资料、简牍帛书是其不可或缺的史料补充。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流行于唐宋之前，它作为第一手地下出土资料，比历代史家留下的史籍显然更真实、生动、具体的反映了当时历史状况。简牍中保留的一些古代书籍，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化遗产，对于辑佚、校勘、订正古代史籍，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我国简牍的出土，以及对简牍的研究和价值利用，在近代逐步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出土的汉简数量很大，可分为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和汉墓中出土的简牍两大类。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绝大部分是屯戍文书档案簿册、律令、品约，也有少量的书牍、历谱和医药简。汉墓中出土的简牍主要是遣册、经籍、日书和告地册。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主要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西域汉简等。汉墓中出土的简牍主要有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简、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汉简、扬州汉简等。下面就仅以居延汉简和银雀山汉简为例来浅析简牍在补充正史中的价值和作用。
1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简介
居延汉简，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汉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约10000枚，年代约自武帝末至东汉中叶，以西汉简为多。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第一次发掘地点的附近掘获19000多枚。内容甚丰，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蝶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
银雀山汉简，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1号墓出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就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案，因之得以彻底解决。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朔晦千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从简文书体属早期隶书看，应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的。
2汉简能补充正史的原因
我国古代史料，可谓汗牛充栋。但无论管修史书，还是私人著述都带有各个时代的显著特点，以正史来说，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文化基本上都是被奴隶制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垄断，所有的文字史料，出于他们之手，必然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给后代研究那一时期历史带来极大的困难。
其次，在完整的二十四史中，关于社会经济的史料少得可怜，除了各书《食货志》之外，各列传中少有论述，因而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困难。
再次，我国在没有发明印刷术之前，普遍流行的是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完整的书籍依靠各个手工转抄，许多转写错漏、遗误、错简、衍字、脱字现象十分严重，所以古代一些文人士大夫利用各种本子进行比照校勘，这对于纠正一些文字衍误是有一定作用的。
简牍作为书写材料，流行于唐宋之前，保留了较多古代的史料，这对于丰富和鉴别古代史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简牍作为地下出土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在史料记载的准确性方面，是任何一种已有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它是作为私人记述的，并且作为随葬品，并不向外传播，因而可以凭实记述，不受官方干扰和影响，较多的保留了原本形态，可以说地下出土的简牍史料是真实可靠的，我们可以凭借这些史料，对古代文献进行辑佚、校勘和考订。
3汉简在补充正史中的作用
正是由于传统史书的局限性和简牍作为第一手史料的准确性，才使得简牍在补充正史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当然，这里所指的“补充”作用，不仅仅是单纯的狭义的补充说明，还包括对正史的校勘、印证和考订。下面就以银雀山汉简和居延汉简为例来谈谈汉简在补充正史中的作用。
首先，简本中有许多的古佚书，为研究历史提供新资料。如农民起义，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就极为简略，甚至不载。简牍却有所记载，如：“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东部候长长生敢言之，候官官务太守府，所移河南都尉书目，诏所名捕，及铸伪钱盗贼，凡未得者牛延寿、高建等廿四豪，书到满品”。元康元年，即公元前65年。史称宣帝政治清明，也无牛延寿记载，这枚简的出土，说明了宣帝时并不平静。所以，简牍可以辑补史料。
如《孙膑兵法》中《孙膑兵法·禽庞涓》与《史记》记载有不同之处。《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未提及庞涓。至马陵之役，才记载庞涓自杀。银雀山汉简0214号简文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桂陵、马陵二役都是齐魏两国间的大战，战争过程也很相似，因此，桂陵之役的事件被后人误认为马陵之役的事件是有可能的。从现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也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其次，汉简可以校勘传世古籍，可以印证、考订古代文献的真实性。银雀山汉简诸书距离成书年代最近，自然简本就为校勘传世古籍提供了最早最可靠的参校本。如传本《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有“节于身而谓于民”句，“谓于民”字历来讲不通。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指出“谓”字是个错字，为“调”字之误。简本《晏子春秋》此句正作“节于身而调于民”，使王念孙之说得以证实。
简牍保留了更原始的古本形态，所以简牍的史料价值更为可信。自唐宋以来，历代学术界就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先秦书籍的真伪、其作者的存在与否、其书篇卷数目得多寡、分合等等疑问。就拿银雀山汉简出土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为例来进行说明。
唐代杜牧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与传本《孙子兵法》13篇之篇数目不合，而臆断13篇是曹操删削而成的。宋代叶适因《左传》未记载孙武事迹，因而怀疑孙武其人其事。后世之怀疑以至否定孙武其人及其兵法者多从此阐发。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著，其从文体与内容上进行了判定。齐思和先生推崇叶适之说，以为孙武无其人，或非春秋时人，孙子13篇成书于战国时代。钱穆先生亦谓孙武其人与书，皆出后人伪托，孙武系孙膑之误。
简本《孙子兵法》即《吴孙子》。《孙膑兵法》即《齐孙子》，两者同墓出土，证明孙武仕于吴、孙膑仕于齐，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这不仅恢复了著名军事家孙武和《孙子兵法》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比较两种兵法，它们在武器、兵种、兵制、战略战术上已有明显的差别，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再次，出土简牍丰富了正史史料。如在正史中，关于社会经济的史料较少。随着简牍学的发展和简牍的不断挖掘，学者利用简牍研究社会经济史，如居延边塞发现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牍。不仅反映了居延地区商品经济的存在，也说明了当时商业在边地的发达。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是一个巨大而丰富的宝库，简牍文字史料，作为地下出土的古代历史的真实记述，对于古代社会的记述更加真实、具体，对于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学、文献学都有极大的影响。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2]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m].中华书局.2003年10月
[3]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
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3
为加深对祖国语言文字知识、语言文化的理解,全面认识简化字的历史贡献及现实作用,特发此文。
(编者)
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言论:认识繁体字就可以读古书,从而就可以自然而然地继承中国文化;反之,认识简体字不能读古书,因为古书是繁体字印刷的,从而也就不能继承中国文化。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迷惑了一部分人,使之误以为能否继承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这么简单,简化字真是应该废弃。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这种说法讨论清楚。
先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就可以让上述理论不攻自破。中国大陆使用简化字已经半个多世纪,不但从未割断中国几千年灿烂的文化,还大大地发扬光大了中国的文化,古籍的出版和普及的成就更绝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可比。说明认识简体字同认识繁体字一样,都可以读古书,都可以传承中国文化,可见继承中国文化绝非繁体字的专利。
其次,依上述言论,如果要阅读继承甲骨文的文献,只有学习使用甲骨文。至于大、小篆到隶书记录的文献,也应学这些字体才能继承,这岂不好笑吗?其实,甲骨文和大、小篆是可以同今天的字对应的,只需专家整理后,大家都可以读,不必非先学这些字体不可。他们不知道文字是要发展变化的,如果一种文字不发展就成了一种死文字。但不管结构和形体怎么变,某字仍然是某字,比如“雷”字,甲骨文很复杂,大小篆也不好写,但它们仍然是今天的“雷”。就比如一个人,他从幼儿成长到老年,尽管形体外貌,思想性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他”仍然是“他”。这是由他的基因决定的。文字也一样,“雷”不管它的形体经过了怎样的千变万化,只要它所记录的内容仍然是汉语中“雷”这个语言成分(语素),它就永远是“雷”字。所以传承文化并不因字形变化而“割断”。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理论上也是清清楚楚的。
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4
[关键词]武威汉代医简；医药文献；简牍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74-04
武威汉代医简于1972年发掘于甘肃武威旱滩坡一座东汉墓中，共计92枚，内容涉及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其发现为医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1973年，《文物》第12期发表的《武威汉代医简的发现与整理》、《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对武威汉代医简的一点认识》三篇文章，对医简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研究。1975年，甘肃省博物馆和武威县文化馆合编了《武威汉代医简》一书。
武威汉代医简一经公布，就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专著有五部：日本赤堀昭《武威汉代医简研究》，张延昌、朱建平的《武威汉代医简研究》，张寿仁《医简论集》，张延昌的《武威汉代医简注解》以及中国简牍集成编委会的《中国简牍集成（武威医药简）》。《武威汉代医简研究》是研究医简最早的专著；《武威汉代医简注解》是在《武威汉代医简研究》的基础上对医简包括句读、字词考释、药方研究、各科成就在内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中国简牍集成（武威医药简）》更多侧重于文字的断句、标点和汇释。但其中错误比较多，何茂活《中国简牍集成·武威医药简标注本指疵》对其中的疏误之处进行了指正。关于武威医药简的学位论文有五部：陈魏俊《武威汉代医简文字考释》、于文霞《五十二病方》和《武威汉代医简》副词比较研究、吴婷《〈武威医简〉形声字研究》和刘立勋《武威汉代医简文字编及集释》，田河博士后出站报告《武威出土汉晋简牍整理与研究（武威医简部分）》（未刊）。同时，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章近百篇。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叙述。
一、成书年代及所有者
武威汉代医简出土于东汉时期的墓葬已是确论，但就医简具体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却没有定论，学界普遍认为是东汉早期。医简整理者根据其所出墓葬与东汉武威磨咀子六号墓相似，且同墓所出五铢钱上“五”字在形制与书体上明显具有东汉早期五铢钱特征，以及墓室形制、殉葬品等，初步推断其时代为东汉早期。罗福颐《对武威汉代医简的一点认识》根据医简章草字体与《流沙坠简》中有东汉早期年号的章草简中“食”、“当”写法的对比，得出医简的年代应当在东汉初期，建武、永平（55～68）前后。王辉《高山鼓乘集·武威汉代医简疑难词求义》认为，在很多医书中“癃”在殇帝之前称“癃”，之后称“淋”，而医简称“淋”者只有一处，其余均称“”（癃），因此，医简的抄写年代下限应该在殇帝之前，即不会迟于公元106年。综上诸观点，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医简抄写年代在公元25～106年间，属东汉早期。
对于医简所有者的确定，主要是依据同墓所出的一支鸠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王杖十简》有这样的记载：“制昭丞相、御史：高皇帝以来，至本二年，胜（朕）甚哀老小，高年受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司马彪《续后汉书·礼仪志》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玉杖即王杖）。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医简的所有者应是一位社会地位较高并从医多年的老人。
二、文字考释
关于医简疑难字词的考释，历来都是专家学者着力最多的部分。其考释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字、词方面。
“冶”（简3）：李学勤《“冶”字的一种古义》认为，医简中的“冶”字，准确意义应为“捣碎”；并且此义项为“冶”字增添了一种新的古义，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段祯《简帛医书“冶”字考》亦认为其义为“捣碎”。将“冶”字释为“捣碎”，已成学界定论。简帛竹书的发现可补充字、词的义项，此可为一例。
“”（简8）：王辉《高山鼓乘集·武威汉代医简疑难词求义》释为“雁声”，雁喜群飞，离群者常伤心哀鸣。以“雁声”喻人之久咳声嘶，可见所治之病与咳同类。袁仁智《武威汉代医简校注拾遗》认为，原简应该为“雁声”，即鹅声。
“”、“泔”、“五”（9、10简）：王盼、程磬基《“”、“泔”、“五”探讨》认为，“”即为“癃”字，就其病名与症状的描述，颇似今之淋症。“泔”是指米泔汁样的小便，伴有小便淋漓涩痛等临床表现。医简第9、10简记载：“治诸：石出石，血出血，膏出膏，泔出泔，此五皆同乐治之。”此句明确指出有五，但文中只有四，缺一，二位先生指出，第五或是笔误，或是四淋之外的“诸淋”（“”字对应“淋”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六年》中即有将“降”错写为“隆”的例子。
“”（简15）：整理者将此字释为“痤”，而施谢捷《武威、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籍杂考》认为，“”不能释为“痤”，参照同墓出土的简23、木牍85乙和《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应该释为“痉”，袁仁智《武威汉代医简校注拾遗》也认为此字宜作“痉”。
“行解”（简42）：杜勇《武威汉代医简42、43简考释》认为“行解”是治疗伤寒的第一步，在行解后，若病情发展为恶寒发热为主的症候时，开始服用发汗药进行解表。王辉《高山鼓乘集·武威汉代医简疑难词求义》认为，“行解”之“行”是步行、散步之义，“解”是通过某种方式排泄体内寒热邪毒。王林生《枫乳香药名辨及行解一词释》认为，“行”有“去”义，“解”有“散”义，因此，“行解”有“去除”、“发散”之义。段祯《武威汉代医简“行解”义正》认为，“行解”之“行”当训为“即”，“解”乃痊愈之义，“行解”为“即解”之义。
“”（简45、简48）：张丽君《武威汉代医简考释》释为“身空”，义为身体虚弱。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认为，“”两字是汉朝惯用的一种草书，“”字上部的“”是草书的“门”字，故“”是“闭”字；居延汉简中“塞尉”的“塞”字草写作“”，故医简中的“”正是“塞”之草书，两字相合应为“闭塞”。彭达池《武威汉代医简札记三则》认为，“”是“两完”的异写，简45中当读作“两碗”，“使病者宿毋食，旦饮药一刀圭，以肥美（两碗），十日壹饮药”句指的是治症瘕病的服药方法；而简48中的“两完”应该是“两全”，复指前面简文已经提到的“祛中冷”和“病后不复发”。
“大黄”（简51）：整理者认为“大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肉”字的古体，应释“大黄肉”；一种是“”为“丹”字，应释“大黄丹”。刘纲《〈武威汉代医简〉大黄考释》认为“大黄肉”、“大黄丹”均可讲通，不论是作“大黄肉”还是“大黄丹”解，全部释为大黄比较妥当。原简作“大黄”，实乃古人强调大黄入药应经炮制除去无用部位粗皮，或对大黄外观形态作性状描述以示优劣。施谢捷《武威、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籍杂考》认为，应释为“大黄丹”，疑即黄丹之大者。王辉《高山鼓乘集·〈武威汉代医简〉疑难词求义》认为，应该是“大黄肉”，肉和丹字形相似，但大黄丹讲不通，大黄肉就是大黄的去皮根状茎。段祯《〈武威汉代医简〉“大黄丹”考证》认为，根据医简“肉”、“丹”二字的书体特征，应为“大黄丹”，并且根据医简偏正式构词特点，指出，将“大黄丹”解释为断面呈黄色的大黄，有悖于医简用字惯例；他认为“大黄丹”就是“黄丹”。
“”（简11、简50）：王辉《高山鼓乘集·武威汉代医简疑难词求义》认为，整理者释“头”为“”甚是，但释“”为贝母，则似有待商榷；其实“蝱”就是“头”一类，“头”与“蝱”大概只是同一生物的不同亚种，而决不是一虫一草。贝母虽也疗“金创”，但主要还是治“伤寒烦热，淋沥邪气”，以之治“瘀”，并使“倍（背）恿（痛）者出血”，似不可能。彭达池《武威汉代医简札记三则》也认为，将“”释为贝母不确，他认为“”和“头”都属于同一种虫类药，区别只是“”用全虫，而“头”仅用其头部入药而已。
“加”（牍87甲）：杜勇《武威汉代医简考释》认为应释作“疥疮”。陈魏俊《武威汉代医简考释二则》认为应该是在疮面结痂的皮肤病。
“五辰”（牍90甲）：陈魏俊《武威汉代医简考释二则》怀疑“五辰”指六十甲子中凡地支遇辰的，即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五辰、辛”之“辛”是“庚辛日”之“辛”。
“河菆”（牍91乙）：杜勇《武威汉代医简考释》认为，“菆”即《说文》所释“麻蒸”也，似非医简所指；“菆”通“”，菆、、蕺音近，例可通假，“蕺”见于《名医别录》，即今鱼腥草；鱼腥草生长在河边及潮湿之地，故称“河菆”。施谢捷《武威汉代医简简帛文字考释札记（续）》认为“河菆”应为“荷菆”，即“荷茎”、“荷梗”、“耦（藕）杆”。
“肦膊”（牍88）：张丽君《“肦膊”考释》认为，“肦”是“肪”的双声通假字，故“肦膊”即为“肪膊”，义为猪肉脂肪。用猪肉、猪油脂肪或其他动物脂肪调制膏药在古代是常有的事。
“弓大”（牍88）：杜勇《〈武威汉代医简〉考释》疑“”通“蓷”，“”下之“又”与“推”左之“扌”在隶书中均作手形，似手持物，故两字可通。“蓷”即今之益母草。益母草是妇科要药，作为“治妇人膏药方”正与医简内容相合，因此，“弓大”应是益母草。彭达池《武威汉代医简札记三则》认为，“弓”为“乃”字，其义为“大”，“大”为“大蓟”。“大蓟”属菊科，是有凉血、止血功能的药物。因药名“大蓟”有“大”字，为避免重复，表示药物剂量时常用的“大”就用“乃”代替。
另外，施谢捷《武威、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医籍杂考》对医简中的“门冬（牍80甲）”、“寒水（牍87甲、乙）”作了考释。杜勇《〈武威汉代医简〉42、43简考释》对医简中存在疑问的“鲁氏青（简42）”、“解腹（简42）”，《〈武威汉代医简〉考释》对“白水侯（牍84甲）”、“马宥（牍87甲）”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和《先秦两汉医学用语汇释》，对医简中涉及到的药名异写和医学用语进行了研究。
三、语言文字研究
张正霞《〈武威汉代医简〉构词法研究》对医简全文的构词法做了研究，指出在全简约512个词中有单音词284个，复音单纯词8个，合成词220个。通过对医简中的合成词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归纳出其词性和结构形式。
吴婷《〈武威医简〉形声字研究》对形声字的类型、形符和声符的位置、形符和声符的构字频率、形符和声符的历时对比等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了医简中形声字的使用状况，探讨了其在形声字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段祯《浅谈〈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量词及其分布特征》及《刍论〈武威汉代医简〉中量词的用法》两篇文章对医简中的量词做了穷尽性考察，共统计出21个量词225处用例，指出了医简量词的分布特征；他还对医简中量词同数词、名词的组合使用情况及其所承担的句法功能进行了分析。
何茂活、谢继忠的《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通假字和讹误字》对医简中的通假字和讹误字进行了归纳分析，尤其是对通假字的表现及成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解证，同时结合实例辨析了通假字、古今字、同源字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张显成的《武威医简异体字初探》、徐莉莉《武威汉代医简异体字考》和何茂活《武威汉代医简异体字补议》分别对医简中的异体字进行了分析研究。何茂活《武威医简同源词例解——兼以〈五十二病方〉为证》以《五十二病方》为参证，对医简中比较典型的18组同源词进行了疏证。
另外，李具双《〈武威汉代医简〉的用字特点》对医简的用字特点进行了总结。何茂活《武威医简用字与今惯用字偏旁歧异类析》从大的范围对医简的异文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武威医简语言文字学价值述要》一文指出了医简在文字学方面的价值。陈魏俊《〈武威汉代医简〉中用字的音韵分析——声母部分》对医简用字的音韵进行了分析。
四、句读、简序、标题研究
日本赤堀昭《武威汉代医简研究》和张延昌《武威汉代医简注解》对简了句读，二者有很多不同之处。段祯对张先生的个别句读有异议的地方做了补充说明。
杜勇《〈武威汉代医简〉42、43简考释》认为根据古文的行文习惯，“治”字后应跟病症名、方名、方药组成、服用方法、疗效等，而该简语序错乱，简末“伤寒逐风”四字归属不明，疑医简抄写者在撰写过程中漏掉了上述四字，而在药方末尾加以补充，这样并不妨碍抄写者自己阅读；假如此说成立，则正确的表述方式应为：“治伤寒逐风鲁氏青（散）行解解腹方……”
刘金华《〈武威汉代医简〉考释五则》将简12字数与其他完整简对比，得出简11、12缀连起来不妥，他们当属于不同组（医方）的简文，应分别排列释读。简18与简17不属于同一个药方，应该分别排列、释读。并根据简文所缺字数和简19上下两端的纹理，认为不能将简19的上下两端缀合成一支简，应将简19下端编联于简20之前，简19上端与简20、21比类相附。简27上下两端亦不应缀联为一支简。根据简27下半段和简19上半段内容，得出此二段原本属于同一支简也未可知。同时，他认为简45和简72缀联为一支“如有征当出，从（简45）……（有）征当下，从大便出（简72）”较妥。
陈魏俊《武威汉代医简考释二则》认为牍90甲中“五辰辛”应断为“五辰、辛”，该牍的后面也有“五辰”，可互证。
张显成《简帛书籍标题研究》对医简的标题体例作了全面的研究。
五、书法研究
目前对医简书法方面进行专门研究的是林进忠的《武威汉代医简的行草书法》，他认为，武威医简的书写年代正是汉代隶行与隶草均发展成熟的时期，出土医简文字具有相当的质量，除有隶书之外，也有隶行与隶草，书写表现均极优异可赏，对于草书源起发展的探索，以及行书、草书的文字形体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六、医简的临床运用研究
由于医学知识的因素，对医简所载的临床运用进行研究的主要是医学工作者。临床应用的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一为医简药方和治疗手法的研究；一为医简与其他医药文献的比较研究；一为临床实践研究。
（一）医简药方和治疗手法的研究
张寿仁《医简论集》对医简的制剂之法和服剂之法进行了研究，并对牍81的“治痹手足臃肿方”和简中记载的“金创方”、“白水侯方”、“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治邚人膏药方”、“治烫火冻方”进行了校释和研究。
杨森、郑访江、祁琴《武威汉代医简终古毋子治之方注解》对医简中记载的终古毋子治方进行了注解，并且认为该方是治疗男子不育症的最早方剂。张定华《〈武威汉简〉中的中医男科学成就》分析、总结了医简中的男科学成就。张剑锋、张晓刚《〈武威汉简〉的外治特点》对医简的外治特点进行了研究。
陈魏俊《武威汉代医简方药药理分析四则》对医简记载的“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治久咳逆上气方”、“治伤寒逐风方”和“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的药理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其《武威汉代医简针灸禁忌简注释》还对医简中牍90甲、乙和简21～25所记载的针灸禁忌文献进行了注释、研究。
张延昌、田雪梅、杨扶德《武威汉代医简中的外、妇、五官科方药及应用》对医简中记载的外、妇、五官科方药及其应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同时，其《〈武威汉代医简〉的内科学成就》对医简的内科学成就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其《武威汉代医简中的针灸、推拿学成就》对医简针灸、推拿学成就进行了分析、总结。张延昌《武威汉代医简出土文物药学贡献考证》也从药物的品名、药物炮制、用药方法三个方面对医简的药学贡献进行了考证，同时，其《从〈武威汉代医简〉治久咳方谈肺肾关系》对医简中治久咳方与肺肾关系进行了论证。
张定华、孙其斌《从〈武威汉简〉看仲景学说》通过对药名的确立、症状的描述、辩证施治法则的运用、药物运用等方面的研究，认为医简内容为《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提供了临床基础。张剑锋《〈武威汉代医简〉的五官病治疗特征》对涉及到五官的15枚医简（16、57～67、69～71）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内容体现了外治法为多，且内外兼治、一方多用的治疗特征。李应存《伏梁病证治古今谈》认为医简中的伏梁病属于脘腹部脓肿性疾病。李万庆《武威汉简方用药特色浅析》对医简的用药特色进行了分析。李大卓《〈武威汉简〉用药特点探析》对医简的用药特点进行了探析。
（二）医简与其他医药文献的比较研究
蓝寿梅《〈武威汉代医简〉的辨证论治》通过对医简与《内经》相对照分析，认为医简在辨证论治方面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反映了东汉初期的医学水平。
赵光树、余国友《〈武威汉代医简〉与〈五十二病方〉药物学比较研究》从药物学方面对医简和《五十二病方》进行了比较研究。
姜良铎、刘承《〈武威汉代医简〉方药临床应用价值初探》将医简方药与《伤寒杂病论》中的有关方药进行了比较，从方剂学的角度探讨了医简的应用价值。
（三）临床实践研究
柴中元、董汉良、李钧烈《〈武威汉代医简·淤方〉的临床应用》在缺乏有关主治、适应症等记载的情况下，参考了某些经方的主治及适应症，在临床中大胆地、广泛地应用于内、外、妇等科中多种疾病，初步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
沈则民、李钧烈《〈武威汉代医简〉中瘀方的临床运用》对医简中的瘀方进行了临床实践。田雪梅、王智明《〈武威汉代医简〉之瘀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42例》通过临床试验证明了医简中记载的瘀方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疗效确切。王福林《〈武威汉代医简〉方药治疗寒湿型痹症验案举隅》利用医简方药治疗寒湿型痹症，临床疗效显著。王海东、王智明、田雪梅《运用武威汉代医简“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治疗风湿病体会》对简42、43记载的“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进行了临床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永平、李向阳、王树林《“秦艽止痛”方抗炎镇痛作用的实验研究》对医简中“秦艽止痛”方（治痹手足壅肿方）抗炎镇痛的药理作用进行了试验性研究。
七、结语
自武威汉代医简出土以来，又有《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等涉医文献相继出土。最近几年，北京大学又收藏了一批涉医汉简①和秦简②，其肯定会为医药文献研究带来更加繁荣的景象。
武威汉代医简的出土，丰富了医学各领域，填补了较多学术空白，特别是语言文字学领域，纠正了长期存在于学术界的不少错误，在书法艺术等学科上也有贡献，为各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注释]
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5
关键词：《佩》价值综述
一、郭忠恕其人与《佩》
《佩》的作者是宋人郭忠恕①，生年不详，卒于公元977年。《丛书集成初编》本《佩》文后附有《郭忠恕传》，其中说道：“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阳人也。幼能诵书属文，七岁童子及第，兼通小学，最工篆籀，又善史书。弱冠之年，汉湘阴公辟为从事公，在徐州同府记室，董裔与忠恕情意不叶，因争事，忠恕拂衣辞去。周广顺初，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周易博士。皇朝建隆初，被酒与监察御史符昭文竞于朝堂，御史弹奏，忠恕叱台史夺其奏，毁之，坐贬乾州司户参军。乘醉殴从事范欤擅离贬所，削籍隶灵武。其后流落，不复求仕。……太宗初即位，闻其名，召赴阙，授国子监主簿，赐袭衣、银带、钱五万。馆于太学，令刊定历代字书。”[1]93
郭忠恕为后世留下了两部文字学字书：《汗简》和《佩》。关于《汗简》，后代多有论述，如黄德宽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将其列为“古文字书”，称其是“对宋以前传世古文的一次全面整理和总结”[2]74，并对该书作了具体介绍，此处不作详述。
《佩》得名于《诗经・卫风・芄兰》“童子佩”一语，所谓“佩”，是古人佩戴在腰间的佩饰。“”，指古代解结的工具。《说文解字》：“，佩角，锐Z可以解结。从角，`声。《诗》曰‘童子佩。’”[3]88此书取名《佩》，是作者的谦虚之辞。
关于该书的性质，后代很多语言文字学著作都将《佩》定位为蒙童识字用书，如何九盈的《中国语言学史》、黄德宽的《汉语文字学史》，等等。但该书内容深奥，体例严谨，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字书，而非只是简单的儿童识字用书。
《佩》成书于五代后周，而五代后周是传统文字学发展的低谷时期。《佩》代表了当时的文字学发展水平。该书的体例为“三科十段”，上卷的内容总结为“三科”，主要阐述了郭忠恕本人对文字变迁的看法，总结概述了汉字结构、读音的沿传讹误和撰写偏差；中下两卷的内容概括为“十段”，主要依据平上去入四声编排，根据两两组合相对和自相对的规律列出十个组合，即平声自相对、平声上声相对、平声去声相对、平声入声相对、上声自相对、上声去声相对、上声入声相对、去声自相对、去声入声相对和入声自相对，以此编排进行音近形似字的辨析，这种编排方法简单方便，多为后人沿用。《佩》在进行字音字形辨析时，多为两两举例，如“庠痒：上序羊翻，庠序；下叙章翻，病也，一本作余庠翻。”[1]34也有三字比较辨析的，如“毋母：上古九翻，穿物也；中武扶翻，禁止之辞；下莫厚翻，父母。”[1]46更有极少是四字相比较的，通篇仅4例。中下两卷是字与字之间的辨析，主要是注反切音（极少数注直音），再释义，偶或注明出处，或说明古字，还有极个别析形的例子，如“：上遐甲翻，隘也，从二人；下矢冉翻，郡名，从二入。”[1]71卷末还附有与《玉篇》、《广韵》音义不同者十五字，辨证讹误者一百十九字，似乎并非出于郭忠恕之手。
二、关于《佩》的历代研究状况
清代以前是《佩》的传播刊布阶段。在这个阶段学者对于《佩》的研究成果寥寥，但作为一本辨别音近形似字的字书来说，其使用还是相当广泛的，这也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五代后周，封建制度衰落，割据战争四起，当时的统治者急需通过文字的统一规范来稳定政治，而《佩》在当时就承担着这样的责任。特别是宋代，《佩》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丞相宋庠“早以文行负重于时，晚年尤精于学，尝手校郭忠恕《佩》三篇，宝玩之”[4]26。一代文学大家欧阳修在著作《归田录》意提及《佩》，由此可见此书在当时的地位。
清代以后至近代以前，此时是《佩》的校勘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可谓是《佩》研究的转折点。此时学者们对此书不再局限于传播刊布，而是涌现了王颂蔚、翁方纲、丁杰、谢启昆等一批学者对《佩》的校勘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内容重在该书的版本与收藏情况，对该书本身内容的研究却很少。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佩》进行了主要内容的概括，也简要评价了《佩》的优缺点，论述较公允，并认为“忠恕所论，较他家精确多矣”[5]27。这可以说是当时对郭忠恕及《佩》最公允的评断，且在如今看来，对该书这样的评价也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近代以来，对《佩》的研究就比较深入了，但纵观近代以来的语言文字学、字典学方面的各家著作，虽对《佩》有所涉及，但都没有非常详尽地挖掘。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是将《佩》介绍得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著作，他指出《佩》“三科十段”的写作体例并分别加以简单举例说明，认为钱大昭《说文统释》中的思想就是在“三科”的基础上加以扩充的，并说惠栋的《九经古义》试图批判《佩》的错误与不足，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郭氏的论述虽有偶疏之处，但仍无法抹灭此书的学术价值。黄德宽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仅指出了该书是辨正文字之书，并对“三科十段”作了精简的介绍。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认为《佩》与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及张有的《复古编》都是为汉字书写规范化作出一定贡献的正字法之书，除此外对《佩》并未深入论及。何九盈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对《佩》的书名及“三科十段”都作了分析，比较全面，但也将该书归为正字形著作。
由此可见，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学者或仅重视《佩》的性质和体例，对其简单介绍，或将《佩》列为正字法字书。其实《佩》重在音近形近字之间的辨析，是一部辨正文字之书，将其与《干禄字书》等并称正字之书是不妥的。
另外，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是必须一提的。在此书中，先生将《佩》列为俗字辨析之书，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论述，为我们研究《佩》提供了新的视角。
《佩》在当时作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辨别音近形似字的字书，在字典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刘叶秋的《中国字典史略》认为《佩》是辨正形音义相近字的字典，同样对该书的“三科十段”作了详尽的阐释，并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评价，比较客观。
《佩》作为一本辨析音近形似字的字书，并非完美无缺，正如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中所述：“书中所论，大都精确多矣，但也不免有偶疏之处。”[6]101比如该书极力摒弃俗字。由于当时社会的战乱环境，俗字大量产生，但郭氏却一味摒弃。如“y乱”二字，《干禄字书》认为“上正下俗”，给俗字较宽容的态度。但《佩》中却引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oy从舌”之语，推崇正字“y”，并将“乱”字归为“讹俗”之列，认为讹俗破坏了汉字原有的表意和表音作用。这样做虽然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利于当时的社会统治，但不利于正确对待俗文字。其实所谓的正字都是在俗文字的运动发展下筛选变化而来的，我们需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俗文字，并不能一味排斥。但也诚如黄德宽先生所论《佩》：“均病微疏。无伤大雅。”[2]67
综上所述，《佩》在语言文字学及字典学中都有所涉及，尤其是上卷“三科”所列的三十四种文字现象，大有可研究之处，我们今天研究它，可以探讨其中蕴含的汉字演化理论，汲取其中丰富的文字学思想；该书产生于文字学的低落时期，当时的文字学著作相对较少，理性分析该书的价值，从而准确定位《佩》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可以丰富完善汉语文字学史。
三、关于《佩》的成书年代
此书在这一时期得以完成，有多方面的原因：
客观方面，首先要归功于五代时期混乱的战争环境。这一时期，唐朝灭亡，割据战争纷起，导致文化交流加剧，文字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会受到影响；但同时，从另一方面加速了文字的发展，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俗字大量产生，这一特征在郭忠恕所论述的三十四种文字现象中得到广泛体现，如：矛盾，浅陋，备率，谬误等。
其次，历代学者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促成《佩》的主要原因。颜师古的《字样》是“字样”之书的开创之作，此后“字样”学代有新作，如颜元孙《干禄字书》、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张参《五经文字》及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相继问世，这些“字样”学著作都为《佩》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郭忠恕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却又不拘于成规，在继承与创新中完成了《佩》的写作。
主观方面，郭忠恕本人学识渊博也是此书得以问世的一个重要原因。郭氏“幼能诵书属文，七岁童子及第，兼通小学，最工篆籀，又善史书”[1]93，再加上他少年得志，后周广顺年间被召为国子周易博士，这些都证明了郭忠恕有着非常深厚的小学基础和广阔的文化视野。
四、关于《佩》的汉字演化思想
文字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佩》一书用三分之一的笔墨在卷上“三科”，描写了伴随汉字发展形成的三十四种极其精彩的文字现象。这些文字现象对我们今天探索汉字演变原因，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研究汉字发展规律都是非常有用的。
郭氏罗列的三十四种汉字演化现象，学术界历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仅见姜燕的硕士论文《〈佩〉研究》，对其中逸驾、立教、多僻、寓言、矛盾、声近、尚俗、祛惑、备率、芜累、谬误、俗讹、独擅、方言、迁革、避讳、务省、顺非、浮伪这十九种文字现象有所论述，通过对这些文字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郭忠恕学术眼光的前瞻性，他的很多文字思想是现如今很多文字理论的先导，为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有益启示。
但姜燕在论文中对相承、浅陋、野言、滥读、离合、不典、约文、求意、交相、疑韵、拘忌、变古、d音、淆溷、赘韵这十五种文字现象并未提及，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但也给我们如今再研究《佩》遗留了大量学术空间。
五、《佩》研究中还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据《郭忠恕传》推测，《佩》成书于951～960年之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多年中，该书经多人之手，辗转传抄，不可避免有讹误现象。如今我们研究《佩》，首要的是根据以往的不同版本细加检核、校勘，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纠正讹误。
（二）纵观《佩》成书以来提到此书的相关著作，皆仅对《佩》的“三科十段”作了一些简单描述，特别是其中对“三科”的理解，仅限于“造字之旨”、“四声之作”和“传写之差”，而对“三科”之下的三十四种文字演化现象很少提及。目前仅有姜燕的《〈佩〉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浅析〈佩〉中郭忠恕关于汉字演化的观念》和周玉秀的《〈佩〉简论》等为数有限的几篇学术论文，对这一现象有所涉及。而且上述论文也仅仅研究了郭氏所罗列文字现象的一部分，并不全面。所以，对汉字演化的这34种现象进行全面研究还是十分有必要的，应该从汉字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归纳比较分析，探索每种现象所代表的文字演化规律和这种文字演化规律对汉字学史的意义。
（三）对《佩》“十段”的研究也不容忽视。中下两卷按四声编排的十种组合为上卷的“三科”提供了强有力的辅证，是上卷理论部分的具体运用和实践。这部分内容可以从音韵学的角度，探索音近字的语音演变情况；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剖析形近字之间的书写演化状况；在释义方面，该书虽只收字的常用义，较他家并不算精确，但它只收常用义的特殊释义原则，可谓开启先河，前人鲜少有之，因此也可以从训诂学的角度，梳理该书在释义方面的特殊体例。
可见，《佩》的可研究之处很多，作为一本产生在文字学低谷时期的辨析音似形近字著作，它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能做的是从汉字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比较和分析，用辨正发展的眼光来研究《佩》，从中了解当时文字学的发展水平，探讨关于汉字演化的理念，从中汲取丰富的文字学启示，完善丰富当今的汉字学史。
注释：
①关于《佩》成书年代，学界多以“宋代”为定论，但经推测，大致成书于后周，详见后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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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姜燕.《佩》研究[D].陕西：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14]姜燕.浅析《佩》中郭忠恕关于汉字演化的观念[J].语言科学，2005（2）.
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6
【关键词】走马楼吴简/户调/算赋/赀/苛捐杂税
走马楼吴简整理者在《文物》1999年第5期上公布的一些资料，内容涉及三国时期孙吴统治区域内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中的许多重要方面，弥足珍贵。其中关于“调”的资料，关系到对孙吴赋税制度的认识，因此引起学术界很大兴趣。尽管高敏和王素等先生先后发表文章，（注：有关学者的文章将在下文引述他们的观点时具体提到，在此从略。）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本人不揣冒昧，在此略表浅见，如有方家赐教，笔者将不胜感谢。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进展
《文物》1999年第5期发表了王素、宋少华、罗新撰写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将吴简中出现的“调布”、“调麻”等称为“户调”。由于该文属于吴简整理者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对其中的观点并没有展开论述。
随后，高敏先生在《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对“户调”说提出了质疑。高先生根据吴简中涉及算赋征收的资料，指出：“既然孙权时期明确地实行了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那么作为取代口钱、算赋制度的‘户调’制就不可能实行。因为二者是同一种税，区别在于一按人口数量与年龄的不同征收现金，一按户征收绢、绵等实物而已”；而且，《新收获》一文所引用的吴简，“不见一枚简牍中有‘户调’二字”。因此，高先生认为，吴简中出现的“调”当属于用暴力巧取豪夺的“横调”与“杂调”，而非正常的户调。
针对高先生的质疑，王素先生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吴简所见“调”应是“户调”》一文作为回应，指出：“户调为按户征收实物，口钱、算赋为按人征收现金，二者存在很大的不同，不能根据后来户调取代口钱、算赋，而简单地将二者视做同一种税。至于二者合并为一种税，由于存在很大的不同，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吴国则始终处于这个过程之中。因此，称吴简所见的‘调’为‘户调’，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两位学者关于“调”的看法针锋相对，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注意到孙吴与两汉赋税制度的关系，认为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汉制。然而在具体论述中，他们都没有对有关的“汉制”作更多的考证与分析。
如所周知，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早在四十多年前，曾有专文研究魏晋户调制及其沿革情况，并以相当大的篇幅探讨了户调制的起源问题，尤其是两汉时期的“调”。要研究走马楼吴简中出现的“调”，唐老的有关论述极具参考价值，不容回避，（注：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该文见于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59-84页。）但时隔近半个世纪，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即使是原有资料，也难免有疏忽遗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唐老当年的有关结论重新加以讨论。
二、两汉时期的“调”
唐老的有关论述，主要见于《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一文。唐老把两汉划分为前后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两个时期，概括了两个时期“调”的不同特点，尤其对于东汉时期，他着重讨论了“调”与赀产（家庭财产）的关系，及其与算赋、口钱的此消彼长的过程，这对于了解曹魏户调制的建立十分重要。
尽管如此，无庸讳言，唐老的研究仍有疏略之处。诚然，汉代存在根据赀产征收“调”的史实，唐老已有详细考证，在此无需赘述，但是，除了根据赀产征“调”而外，汉代还有其他征收方式，例如《汉书·王莽传下》天凤四年：“又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这里的“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是根据奴婢的数量向奴婢的主人征收的，肯定不是通常的算赋和口赋。“调”在此处用作动词，可理解为征收、敛取。那么，这个用作动词的“调”与作为赋税名称的“调”是什么关系呢？
正如唐老所说，“调”在西汉时期主要为调发、调度之意，主要针对正税项目中的赋钱和田租，用以应付边费、军需等迫切需要。后来随着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正常的赋税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调发的对象不断扩大，进而调发盐铁钱，以致于更随时随地调发人民的财产。（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6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调”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苛捐杂税的一个名目。这一变化大概发生在西汉后期，上述王莽“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就是一个显例，“调”在这里表示正常赋税以外的一种聚敛行为。
在汉代史料中，我们发现，“税”和“算”等字有时也既用作动词，又表示赋税。例如，《汉书·武帝纪》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其中的“税”，既用作动词，同时又指关税；《汉书·武帝纪》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其中的“算”，既用作动词，又表示营业税；而《汉书·贡禹传》“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中的“算”，则既用作动词，也指算赋。以此观之，两《汉书》中的“调”在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既有征收、敛取之意，又是赋税的名称。只是这个“调”并不特指哪一种赋税，而可能是除了正税以外许多苛捐杂税的通称。
到了东汉，“调”的这一用法越来越普遍，“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其苛捐杂税的性质也越来越明显。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让》：
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
这段文字直接和间接提到的“调”有三种，这三种“调”所针对的对象不同，标准也各异，下面试做一具体分析。
首先，关于“亩税十钱”。据《后汉书·孝灵帝纪》载，灵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火灾，火半月乃灭”，“税天下田，亩十钱”。很显然，每亩征收十钱并不是通常的土地税，而是一种临时加征。关键在于这个“亩税十钱”在《后汉书》的有关记述中又与“调”有关：“时灵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注：《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陆康》，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13页。）
同一事件，在同一部书中，前两条记载中称为“税”，在这里则用“调”。“调”的用法与前引王莽天凤四年“调奴婢”同，所不同者，一为针对奴婢，一为针对民田。
其次，关于“刺史、太守复增私调”。汉灵帝为了兴建宫室，不仅在原有赋税的基础上对民田每亩加征十钱，而且还向太原、河东、狄道等郡征调木材、文石等建筑材料，这无疑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与此同时，各级官府又层层盘剥，中饱私囊，这些额外负担最后也转嫁到平民百姓的头上。从上下文来看，刺史、太守所增的“私调”，自然要归这些官员私自享用；既然是在从中央到地方种种赋税之外的“复增”，必然要巧立名目。在这种情况下，其征收的名义、针对的对象以及征收的标准会有很大的随意性，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所谓“助军修宫钱”，是指刺史、二千石官员上任之前，以及茂才、孝廉被授予官职时，必须向朝廷缴纳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钱财数额的多少视官职的大小而定，而且可以到指定的部门“谐价”（即讨价还价），其实就是卖官鬻爵。关于此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用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
《魏书》曰：（刘）虞在幽州，清静俭约，以礼义化民。灵帝时，南宫灾，吏迁补州郡者，皆责助治宫钱，或一千万，或二千万，富者以私财辨，或发民钱以备之，贫而清慎者，无以充调，或至自杀。灵帝以虞清贫，特不使出钱。（注：《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裴松之注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1页。）
在这里，“调”是用来表示“助治宫钱”的，是皇帝向即将上任的官员征收的，其征收标准是根据官职的大小而确定的，显然与赀产（家庭财产）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富有四海”的皇帝在政权即将崩溃时上演的一出荒唐闹剧，其搜刮对象已经不限于普通百姓，而是扩大到了他的“股肱”和“爪牙”。
汉代尤其是东汉时期与“调”有关的赋税资料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调”，既有根据赀产征收的，也有根据奴婢人口、根据田亩数量征收的，甚至还有作为卖官鬻爵的价码、根据官职大小向即将上任的官员征收的，不论所针对的对象，还是所征收的标准，都各不相同，而且“调”的征收并不限于实物，也有货币。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同，但是有一点可能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些以“调”的名义征收的，都不是通常所说的“正税”，而是各级官府巧立名目聚敛钱财的“杂税”，是在各种合法外衣掩盖下的豪夺。
如果这些苛捐杂税全部或其中的大部分都按户或根据赀产来征收，那么“调”的主要承担者应该是官僚和地主，可是事实上制定各项政策搜刮百姓的恰恰就是他们——这些官僚地主何苦推出不利于自己的搜刮措施，然后再想方设法将其一部分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这恐怕不太符合情理。对于大小官员的贪婪苛酷，当时的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批评，指斥“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是“巨患”（注：《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韦彪》，第918页。），并痛陈“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好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的严重危害（注：《后汉书·宦者列传·吕强》，第2532页。）。这里的“割其财”与“因其利”表明，当时很多“调”都是采用搭便车的方式，在“正税”的掩盖下，由各级官府层层加码，最终落到普通百姓头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按户或根据财产征“调”充其量也不过是诸多赋敛手段中的一种而已。
三、孙吴的“调”
三国初期的曹操，在翦除袁绍割据势力之后，便针对东汉以来赋税繁重这一弊政，颁布了新的政策，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第26页。）。尽管从形式上，曹魏的户调制借鉴了汉代按户征收财物的作法，但二者在实质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曹魏结束了东汉以来赋税过滥过重的局面，减化了赋税制度，并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而东汉种类繁多的“调”则给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即使东汉存在按户或根据财产征收财物的作法，这种作法也不过是众多横征暴敛方式的一种，与曹魏的户调制不可同日而语。
与曹魏不同，蜀汉和孙吴两个割据政权都曾以光复汉室为号召，因此对汉制多所保留。然而，他们对汉制中存在的弊端触及的力度也相对较小，类似曹魏的租税改革，在有关蜀汉和孙吴的史料中都不见记载。从传世文献以及走马楼简牍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孙吴的赋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承了东汉以来的作法，其繁重程度与东汉相比，并不逊色。
《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有这样一条资料：“近自海＠①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
唐老认为，自汉代以来，除了田租以外的税目就是算赋、口钱、更赋。这里的“租”是指田租，而“布”则是口钱、算赋、更赋等的折纳物，同时也是这些赋税项目的简称。（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64-65页。）
根据走马楼吴简，唐老把“布”理解为口钱、算赋、更赋的折纳物，恐怕证据不足。在嘉禾吏民田家＠②中，土地租税以米、布、钱三种形式缴纳，并且可以按照当时的价格以布代钱或以布代米缴纳，例如：（注：《走马楼长沙吴简·嘉禾吏民田家＠②》，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引文末括号内数字为简牍编号。）
下伍丘男子勇羊，田十二町，几廿四亩。其十九亩，皆二年常限。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其五亩余力田。旱败不收，亩收布六寸六分。凡为布一丈五尺八寸四分，四年十月十五日付库吏有。亩收钱卅七，为钱九百廿七，四年十一月五日付库吏潘有。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经用曹史赵野、张惕、陈通校。(4.14)
夫丘男子李倍，佃田卅町，凡六十二亩，皆二年常限。其册亩旱，亩收布六寸六分。定收廿二亩，亩收米一斛二斗，为米廿六斛四斗。亩收布二尺。其米廿六斛四斗，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付仓吏郑黑。凡为布一匹三丈四寸，准米三斛五斗二升，四年十一月廿日付仓吏郑黑。其田亩收钱卅七，其熟田亩收钱七十。凡为钱三千廿，准米一斛八斗九升，四年十月十七日付仓吏郑黑。嘉禾五年三月十日，田户曹史张惕、赵野、陈通校。(4.77)
大量的佃田＠②券告诉我们，布并非只用于赋钱或按财产发调的折纳，它本身也是土地租税的一项内容。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汉代的“调”并不限于征收实物，也征收货币。因此裴注所引《江表传》中的“布”未必是“调”，而很可能是正常的土地税。
退一步讲，《江表传》中的“布”即使是赋钱的折纳，那也仍然是口钱、算赋或更赋这些税目的另一种名称或简称，而不是户调。其实，唐老在其论述中也没有径称之为“户调”。鉴于东汉征调对象、方式和标准的多样性，按户或财产发调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因此，尽管东汉已有根据赀产发调的记载，也有赋钱折变之制，仍然不足以证明此处的“布”就是户调。
在《三国志·吴书》中，赋、调二字往往连用，如陆凯上书孙皓，提到当时的情况是“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注：《三国志·吴书·陆凯传》，第1402页。）；贺邵上书孙皓也说他“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注：《三国志·吴书·贺邵传》，第1458页。）。赋、调并提，说明汉代的口钱、算赋等赋税项目直到孙吴末年仍然存在。走马楼吴简中涉及口算的简牍有很多，例如：（注：本文所引用的走马楼吴简资料均出自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
简1-327 右东家口食四人 算二
简9-2907 凡口四事三 算二事一
简9-3005 凡口六事五 算四事二
以上三简，属于户口簿籍，在对某户每个人的情况逐项登记之后，再对该户的人口及需要缴纳口算的总数做一统计。下面两简就是口算缴纳情况的记录：
简1-39 人南乡桐佃丘王嘉禾二年口算钱一万三千嘉禾三年三月日
简8-2726 右诸乡入口算钱廿一万
与口算钱有关的简的大量存在，反映了从汉代延续下来的这一赋税项目在孙吴赋税制度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走马楼简中还有与赀产或户品有关的赋税。据整理者介绍，上述户口簿籍中带有“右某家”及“凡口”字样的简，除了人口及口算总数的统计之外，后面几乎都有“訾若干”的记载，“訾”数从“十”到“一百”不等，“五十”最多，认为“訾”可能是“赀”的通假，为户税，又称“户赀”。（注：见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毫无疑问，户赀也是孙吴从汉制继承的税目。
与户品有关的赋税见于如下各简：
简1-433B 都乡男子张粹故户上品出钱一万二千
简5-1407 （中）品税钱八千临湘侯相
简5-1518 模乡大男盖韩故户中品（钱）八千临湘侯相
简5-1400 税钱二千四百临湘侯相
在这里，户被分为上、中、下三品，并按品级缴纳“税钱”，品级越高，税钱也越多。虽然更详细的情况目前还无法弄清，但是可以肯定，此处的“税钱”与上面的“訾”（户赀）不可能是同一种税，因为这里最低的“税钱”（二千四百）也远远高于上述最高额的“訾”。
根据张家山汉简，汉代还征收户赋：
《二年律令·田律》：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注：《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这是西初年的法律规定。卿是二十等爵中大庶长以下到左庶长这九级爵位的总称（注：关于卿爵与二十等爵的关系，参见李均明：《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二十等爵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朱绍侯：《西汉初年军功爵制的等级划分——〈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一》，《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卿爵及以下的人每年要缴纳户赋，五月份每户出十六钱，十月份每户出一石刍（饲草）。各县收够当年所需要的刍以后，其余的则折算钱缴纳——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折变制度。户赋与爵位有关，凡卿爵以下的人都要缴纳，但与赀产无关，不分户等，按户征收，因此，上述吴简中按户品征收的“税钱”与汉代的户赋有别。
关于走马楼吴简中的“调”，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有限资料，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第一，调的物品非常广泛，包括布、麻、牯牛、鹿皮、麂皮、水牛皮等等，并不固定。第二，调的标准尚无法确定，但至少不是按户平均征收的。因为一匹麻（简4-1215）与一匹布（简11-4661）的价格未必相同，二头牯牛（简7-2667）的价格更不可能只相当于一匹麻或一匹布，因此与曹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的户调不同。第三，论者看到吴简中的“税钱”是按三等产品征收的，就推测调是按九等户品征收的，并无实据。第四，当时不论是田租、口算，还是家赀及其他赋税，往往都是以户主的名义缴纳的，或者说是以户为单位征收的，难道都可以称之为户调或户税吗？而且如上所述，孙吴针对户所征的税，已有从十钱到一百钱不等的户赀，又有根据户品缴纳的数额较大的税，因此不论调布、调麻、调兽皮等是否按户征收，适足以证明这样的调是苛捐杂税性质的“横调”、“杂调”。
此外，吴简整理者在讨论口算时曾提到：“当时的口算，不仅缴钱，还有缴“口算麂皮”等名目。但如何计算，也因例证太少，不甚清楚。”（注：见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
由此我们想到，既然口算可以用麂皮代替，是否也可以用布、麻、牯牛代替呢？换句话说，上述吴简中所调的物品是否为口算钱的折纳物？如果这一推定成立的话，此处的“调”只能是口算钱的代名词，而不是户调，而且这种调是临时性的折纳，不是定制。
需要指出的是，东汉末期汉灵帝对民田所征的调并不称“田调”，向即将就任的官员所征的调也不叫“官调”，而是统称为“助军修宫钱”或“助治宫钱”；同样，汉代按户或赀产所征的调以及王莽向拥有奴婢的臣民所征的调，在文献中也没有称为“户调”和“奴婢调”的记载。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汉代的“调”是正常赋税以外的加征，可以说是各种苛捐杂税的通称，尽管这些调在东汉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经常性的负担，但并没有固定化和制度化，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孙吴“调”的名目如此繁多，更像东汉时期的杂调，称之为户调，似有滞碍。即使假定凡按户征收名目为“调”的赋税都可称之为“户调”，其与曹魏“户调制”下的户调仍不可等同视之——曹魏的户调有统一和减化税制、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的目的，而杂调下按户征收的调则有横征暴敛之嫌，只会激化社会矛盾。
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可以认定，走马楼吴简中的“调”应该属于苛捐杂税性质的“横调”，而不是制度化的户调。
字库未存字注释：
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7
一、赵高出仕
二、赵高生年
三、赵高家世
四、赵高不是宦阉
五、始皇陵铜车马御手与车府令
六、结语
赵高是毁灭秦帝国的主要历史人物，由于司马迁着《史记》没有给赵高立传，有关赵高身世的疑团甚多。笔者根据《云梦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参照秦始皇陵的出土文物，尝试解读赵高的身世中的一些疑问，力图根据考察的结果将他的身世作一完整的描述，以求填补《史记》无赵高传之缺[1]。
一、赵高的出仕
关于赵高的仕宦，根据现有文献的记载，他一生担当过三种官职：一，中车府令;二，郎中令;三，丞相，受封为安武侯。
赵高任郎中令，是在秦二世元年。《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
赵高任丞相受封安武侯，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二世皇帝条：“赵高为丞相安武侯。”时间，是二世二年。是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下狱，赵高出任丞相。
赵高出任郎中令以前，也就是二世元年以前的官职，是中车府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七月，秦始皇病重，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
赵高担任公车府令，出于秦王政的举任。《史记》蒙恬列传说：“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秦王，秦王政。强力，临事不乱，坚忍执着[2]。通于狱法，精通法律。赵高之所以被秦王政举任为中车府令，是由于他的精通法律，办事干炼坚忍。《史书》又称赵高“精廉”，“敦于事。”“精廉”，敏锐廉洁[3]，敦，勤勉[4]都是讲他作为文法之吏的能力和品德。非常清楚，赵高是秦代法吏中的能吏，以通法行政之才干和品德得到举任。
赵高何时被举为中车府令，他出任中车府令以前的仕宦情况如何，文献没有具体的记载。据《史记》李斯列传，沙丘之谋，赵高劝说李斯共同拥立胡亥时，曾经提到自己的仕宦经历说：“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据文可知，赵高之所以能够进入秦宫为吏，是由于他通于“刀笔之文”。同样以“刀笔之文”出任内廷官吏的事例，见于绪少孙所补《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平丘侯“王迁，家在卫。为尚书郎，习刀笔之文。侍中，事昭帝。”
刀，削竹简木牍所用的刀，笔，书写竹简木牍所用的笔，秦汉时代，行政法律文书书写于竹简木牍，称为刀笔之文，文法官吏用刀笔处理法律行政文书，称为刀笔吏。《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何能至是乎！’《正义》曰：‘古用简牍，书有错谬，以刀削之，故号曰“刀笔吏。”’
汉初景帝武帝时期，赵禹是有名的刀笔吏，《史记》酷吏列传叙其事说：
赵禹者，人。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考察赵禹的出仕升迁途径大体如下：佐史－中都官令史－丞相史－御史－太中大夫。赵禹除任佐史以前的情况，文献没有记载。我们知道，史书对于最为常识的事情，往往忽略不记。赵禹除任佐史，当是走的秦汉时代文法刀笔之吏最一般的途径，即学史除吏的仕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对该制度有明确的规定：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除为尚书卒史。
据上述律文，结合文献史料和学者的研究[5]，我们可以对秦汉时代的学史除吏的制度作一概述。史学童十七岁入学室，入学有资格限制，一般限制为史之子[6]，学习期限为三年，然后参加考试。京师地区的史学童，在京师的学室学习，第三年的八月一日，由学习指导者的学佴带到太史参加考试。地方的学童，在地方的学室学习，第三年的八月一日，到郡守处参加考试。学童在学室学习，主要是认字和写字。学习考试，以《史籀》十五篇为教本，能够背诵五千字以上者，可以除任为史。然后，再复试以写字，写字考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八种书体。不论京师地区还是郡县，复试试卷统一送到京师太史处审核判定。第一名除任为县令史，最后一名取消史的资格。三年一次统一考试，第一名出任为尚书卒史。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对于秦汉时代的学史除吏制度只能有一大致的了解，其中的很多细节，尚不清楚。不过，有了上述的轮廓以后，我们就可以赵禹的出仕途径作大致的推测了。
赵禹是县人，县，秦和汉初属于内史，武帝以来属于右扶风，在京师地区。想来，赵禹以史学童入学室，学满三年以后，在长安太史处考试合格为史，由内史除任为佐史，以佐史补中都官令史。其仕宦经历可以补充如下：史学童－（学室）－史－佐史－中都官令史－丞相史－御史－太中大夫。
有了赵禹的事例，我们再来看同为刀笔之吏的赵高。赵高以刀笔之文入宫也当是走的学史为吏的途径，以文字书法的优异成绩被选拔入宫的。参照前引王迁以刀笔之文在宫中任职于尚书为郎的事例，他入宫之初，当也在尚书任职。补充他的经历具体而言，赵高是秦内史人（详下），他早年以史学童入学室，学满三年以后，在京师咸阳的太史处参加考试，考试《史籀》篇。我们知道，赵高除了精通法律以外，还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和文字学家，曾经与丞相李斯，太史令胡毋敬一起主持制定秦的文字书法教本，其中之一的《爰历》六章，就是由他编定的。包括《爰历》在内的秦的文字书法教本，是根据古来的文字书法教本《史籀》篇作成的[7]，赵高对于《史籀》篇和当时汉字书法的各种书体，精通烂熟，他的工夫，是从小就修得练成了的[8]。已如上述，史学童考试的教本，就是背诵《史籀》篇五千字，赵高合格，揄为史。再试以书法八体，赵高以第一名合格，被除为令史。三年以后，参加统一大考，赵高再以第一名出头，被除为尚书卒史，进入秦宫为吏。可以说，赵高是秦刀笔吏中出类拔萃的上最者，他精通书法文牍，一路高中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担当秦王的文牍近臣。他的出仕经历，与景武时期的赵禹，昭帝时期的王迁，颇有相通之处。
二、赵高生年
关于赵高的生年，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赵高的仕宦经历，我们可以作大致的推测。上引《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说李斯拥立胡亥说：
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世者也，卒皆以诛亡。
赵高说李斯，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公元前210）年的沙丘之谋。此时，赵高进入秦宫为吏，已有二十余年。据此前推二十余年，以二十一到二十九年计算，赵高进入秦宫当在秦王政八年到十六年之间。取其中间，以二十五年计算，可以大致将赵高进入秦宫的时间定在秦王政十二（前235）年。
那么，，赵高进入秦宫时的年龄究竟是多少岁呢?已如上述，赵高的仕宦经历是：史学童－史－令史－尚书卒史－中车府令－郎中令－丞相。根据上引《张家山汉简》史律，史学童入学室是十七岁，三年后有揄史的考试，三年后再有统一考试。以此推测，赵高十七岁入学室为史学童，二十岁太史考试合格揄史，二十三岁参加统一大试，以第一名除为尚书卒史入宫任职，时间在秦王政十二年。也就是说，秦王政十二年，赵高二十三岁。以此计算，赵高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九（前258）年，死于秦二世三（前207）年，活了五十二岁。赵高任郎中令，是在五十岁时，出任丞相，是在五十一岁时。简单列表如下：
前258年秦昭王49年赵高生1岁
前242年秦王政5年赵高17岁傅[9]，入学室为史学童
前239年秦王政8年赵高20岁考试除为史
前236年秦王政11年赵高23岁并课第一除为尚书卒史，进入秦宫
40岁以前?中车府令
前209年二世元年赵高50岁郎中令
前208年二世2年赵高51岁丞相
前207年二世3年赵高52岁死
三、赵高身世
有关赵高身世的史料甚少，《史记》蒙恬列传曰：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这条材料，是我们了解赵高身世的唯一史料。我们将这条材料分为两个部分来加以解读。首先看史料的前半部分，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
这是讲赵高的父系，是赵国王室一族的远亲。究竟是什幺样的远亲，因为何事，何时来到秦国，因为没有其它的史料，已经无法准确地知道。不过，根据战国时各国间的往来关系，我们可以作一点合理的推测。战国时代，天下合纵连横，各国间结盟换约，相互以王室公子作为人质。赵孝成王元年，秦军攻秦，赵国求救于齐国，送孝成王弟长安君到齐国作人质[10]。质子出质他国以后，往往是长期滞留不归。秦始皇的父亲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长期在赵国首都邯郸作人质，不得归返秦国。子楚是太子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一个，非长非幼，母亲无宠，受冷遇而被打发到赵国。当时秦赵间战事不断，赵国也对他冷眼相看。以子楚在赵国的处境而言，史称“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11]如果没有吕不韦的帮助作了安国君的適嗣，得以回到秦国，子楚可能终身滞留赵国，贫穷潦倒，他在赵国的子孙，其境况就更是沉沦了。以子楚的可能遭遇推论赵高的祖上，或许就是为质于秦的赵国王室公子，在赵国无宠，在秦国无助，终身滞留秦国，在秦国娶妻生子，子孙后代流落于咸阳市井当中，成为秦人与普通庶民无异。
如果以上推则不错的话，我们再继续来解读史料后半部分。
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赵高有兄弟数人，史书上见到名字的有弟弟赵成。赵高出任丞相以后，赵成接替赵高担任郎中令，参与了废杀二世皇帝的望夷宫政变[12]。赵高的母亲受过刑罚，赵高兄弟数人，都出生于“隐宫”，世世代代，低下卑贱。隐宫，《正义》说：“余刑见于市朝。宫刑，一百日隐于荫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13]将“隐宫”解释为“蚕室”，为处宫刑以及宫刑者疗养康复之处。这个解释，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依照这个解释，对于赵高的母亲受刑，赵高兄弟数人为何生于这种地方，道理上完全讲不通。马非百先生以为，隐宫当为“隐官”之文误。他根据《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军爵律及法律问答，隐官为官府的手工作坊，收容赦免后身体有残缺的受刑者作工。赵高的母亲有罪“被刑僇”，身体有残缺，赦免后在“隐官”做工生活，赵高及其兄弟数人，出生于这里。马先生所论，甚为恰当[14]。据《张家山汉简》户律，隐官一词，不仅用来指称收容刑余者的官府手工作坊，更用来指称被收容于隐官的刑余之人，在爵制等级身分的秦汉社会中，隐官是一种法律定义明确的身分，其身分与（减刑有期）刑徒的司寇同等，在没有爵位的什伍、公卒和庶人之下一等，其田宅名有量的限制为半顷半宅，相当于庶人等级的一半，允许单独立户[15]。也就是说，隐官是介于庶人和奴隶之间的一种身分，相当于今天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母亲的身分为刑余隐官的原故，所以史称赵高世世卑贱。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公士、公卒及士五（伍）、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伍）。”据此，隐官产子，其身分当是无爵的士五。也就是说，尽管赵高的母亲是刑余隐官，身分低贱，但是，赵高兄弟的法律身分是士五，与普通的庶民相同。赵高的身分仕途，主要受父亲的影响。关于赵高的父亲，史书完全没有提及。
据《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之《内史杂》“非史子医殳（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上引《张家山·汉简》史律也说史之子学史。史是世袭，史之子才能作史学童入学室学习。已如前述，赵高出仕，走的是学史入仕的途径，以史之子学史而论，他的父亲，当然也是史了。作为一种可能，赵高的父亲也是长于刀笔的史，在隐官作下级文牍官吏，与在隐官工作的赵母婚配生育赵高与兄弟数人。如此，我们也便于解释赵高何以能够成为当时第一流的法律家和书法家，能够学史步步高中，出人头地，乃是有父亲的身传家教的原故。这一点，可以参见汉初能吏张汤的家世。张汤为刀笔之吏是子承父业，他的执法行政能力，完全受家业和父亲的影响。张汤以后，张家世代以律学传家，皆是身传家教的世业[16]。
四、赵高是宦人而不是宦阉
《史记》没有说赵高是阉人的记载。赵高被认为是阉人，出于后人对《史记》中两种材料的解释。第一条是对上引《史记》蒙恬列传文“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生发的误解。这个误解直接出于《索隐》所引的刘氏云：“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宫。谓『隐宫者，宦之谓也。”
《索隐》是南北朝裴骃的著作，所引刘氏不知何许人。隐宫当为隐官之误，已如上述。舍此不论，刘氏的解释，完全是主观臆说，不但臆断赵高兄弟受宫刑，连赵高的父亲也被臆断为受了宫刑，受了宫刑的人不能生育，解释不通，又臆断赵高的母亲野合生子，并没有任何史料根据。
第二条是对赵高被称为“宦人”，有“宦籍”的解释。赵高被称为宦人，见《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反驳李斯，为赵高辨护说：
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
马非百先生中曾经指出，上文中的宦人不是指阉人宦官，而是指“赵高曾早事二世，受诏教以法事而言。”[17]裘锡圭先生解释“宦”字说，‘“宦”本是为人臣仆的意思。郎官、谒者之流本是门廊近侍，有类家臣，故以“宦”称。’[18]。马裘二先生的说法是对的。
宦，《说文》在宀部，“仕也。从宀从臣。”“宀，交覆深屋也。象形。”宦，甲骨文作，金文作，象形，臣在宫室中。究其本义，作动词用，仕于宫中;作名词用，仕于宫中之臣。宦人，仕于宫中之人，与是否是阉人没有必然的关系。在《史记》和《汉书》中，没有以“宦人”专指仕于宫中的阉人的用法。秦汉典籍中，带宦字的指人名词，如宦人、宦者、宦官，并不用来专指仕于宫中的阉人，而是泛指在宫中禁旁仕宦于王或皇帝的侧近之臣[19]。《睡虎地秦墓竹简》传食律：“宦奄如不更”。奄，即阉。宦阉，当为专门用来指称仕宦于宫中的阉人之法律用语。
赵高有宦藉，见于《史记·蒙恬列传》：
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
《正义》：“藉谓名簿也，若近通引出入门也。”秦汉时代，官吏出入宫门有登记名册，称为门藉，无门藉者，不得出入宫中。据《汉书·窦婴传》，窦婴为窦太后从兄子，任詹事掌管皇后太子家事，得以出入皇宫。后得罪窦太后，“太后除其门藉，不得入朝请。”《补注》引胡注云：“门藉，出入宫殿门之藉也。”《汉官仪》：“凡居宫中、皆施藉于掖门，按姓名当入者，本官为封綮传，审印信，然后受之。”[20]赵高是在宫中供职的宦人，他是有门藉的。赵高有罪除宦藉，就是消除他出入宫中的门藉。宦藉者，仕宦于王或皇帝者出入宫中的门藉也，与赵高否是宦阉没有必然的联系。
考汉代的典籍中，没有赵高是阉人的说法。首先，《史记》和《汉书》没有。其次，汉初贾谊着《过秦论》讨论秦国灭亡的原因，没有秦有宦阉之祸的说法，他在《新书·保傅》篇中说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都是文法酷烈的事，没有提到过赵高是宦阉。昭帝时期举行盐铁会议，文学与御史间多次提到赵高祸害秦的事情，说赵高“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上，”“以峻文决罪于内”，“增累秦法以广威”，对赵高的指责，详尽淋漓，没有一句提到宦阉的事情[21]。南朝范晔着《后汉书》始撰《宦者列传》，列举古来的宦阉，没有说赵高是阉人，列举历代亡国之祸说：“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也不曾提及秦有宦阉之祸。赵高是在何时被说成是宦阉一事，笔者未遑详考，但可以肯定不是西汉的事情，可能就是就是源于上述《集解》所引的刘氏所云。《集解》的作者裴骃是南朝宋人，他所引的刘氏，不知何时人。想来，刘氏或许是汉晋以来东汉刘氏一族的后代，痛恨宦阉专权乱国，故有此极端的臆断，后世不详考，以错传错，陈陈相因，唐以后，遂成定论，一直流布到今天。
我们知道，赵高是有儿女的人。他的女儿，嫁与阎乐。阎乐任咸阳令，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事情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显然，如果不带偏见，不对史料加以曲解的话，赵高可以肯定不是宦阉。
五、始皇陵铜车马御手与车府令
1980年，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以实物之二分之一缩小铸成，分别定名为一号铜车马和二号铜车马。一号铜车，四马牵引，有站立御手俑一名，被认为是始皇帝所使用的立车。二号铜车，也是四马牵引，有跽坐御手一名，被认为是始皇帝所使用的安车。一号车的御手，身着长襦，戴冠，佩剑和玉环，双手握辔，站立于车前。二号车的御手，身着长襦，戴冠，佩剑，跽坐于车前部，双手握辔。二号车的御手，论者多以为是天子法驾出行时的御官，为奉车郎[22]。
奉车郎，见于东汉典章制度。《后汉书·服舆志上·法驾》“乘舆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雒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西汉典章制度中，不见有奉车郎。武帝时期，初次设置奉车都尉，执掌天子乘舆车的驾驭。《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秦帝国时代，皇帝的出行乘舆，是由车府令执掌。始皇帝第五次巡幸，赵高以中车府令同行，随时侍候于皇帝身边。始皇帝死，赵高与胡亥、李斯策划沙丘之谋，密不发丧，“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如此重大的事情，之所以能够瞒住随行百官，只有赵高、胡亥、李斯以及“幸宦者”五六人知道，正是因为皇帝出行，主要活动于车中，中车府令赵高完全掌握了车马乘舆的原故。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沙丘之谋，是一次车上的政治阴谋，其阴谋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制度上的原因就是秦的中车府令掌管皇帝的出行车马乘舆。《集解》引伏俨曰：“中车府令，主乘舆路车。”非常贴切。
中车府令，又称车府令[23]。《汉书·艺文志》：“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正称车府令。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车府”、“中车府丞”[24]，《张家山汉墓竹简·秩律》有车府（令），秩六百石，丞三百石。《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属官车府令，有丞。《后汉书·百官志》，太仆属官“车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主乘舆车。丞一人。”《汉官》：“车府（令），员吏二十四人。”《宋书·百官志》曰：“车府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二汉、魏、晋并隶太仆。太仆既省，隶尚书驾部。”对秦、两汉到魏晋的车府令，作了简单的条理。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对秦汉车府令之源革执掌作一概述，秦官有车府令，执掌皇帝出行的乘舆车辆，官秩六百石，有丞一人，秩三百石。两汉以来，车府令属于太仆，秩禄不变，吏员有二十四人。秦到汉初，车府令执掌乘舆车辆的管理驾驭，汉武帝时，新设奉车都尉，奉侍皇帝乘舆，东汉以来，皇帝的法驾乘舆，有奉车郎驾驭。车府令执掌乘舆的部分职能，随时代变迁有所分散。
车府令执掌乘舆的职能，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乘舆的设备管理，其一为皇帝出行的随行驾驭。乘舆的设备管理，可以参见《南史·宋文帝本纪》，文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辇蓬故，请改易之；又辇席旧以乌皮缘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蓬未至于坏，紫色贵，并不听改。”非常清楚，皇帝乘舆之种种细部，小到车篷、车垫之陈旧更换，皆由车府令掌管。一号车有伞状车篷，二号车有龟甲形车盖，底部有文茵，正可以与车府令管理的细部相应。
车府令随行，可以见于赵高随同秦始皇出行。也可以见于东汉永平年间，车府令徐匡随明帝出行事[25]。汉代以来，太仆为掌管乘舆马政交通的大臣，仪典大驾，为皇帝御车。秦代掌管乘舆事宜的车府令，也当为皇帝御车。《盐铁论·刑德》文学曰：“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秦使赵高执其辔而覆其车。”虽然是一种指责赵高亡秦的形象比喻，其形象来源于赵高以秦中车府令夺权执政的史事，可以旁证在汉代人的观念里，车府令是要御车的。
车府令的源革执掌清楚以后，我们再来看始皇陵车马坑所出的铜车马。一号、二号铜车马是仿始皇帝生前出行用的车马铸成的，除了尺寸为原本的二分之一外，其装配细节，完全写实于实物原本。二号车为安车，别名辒辌车，其形制，同始皇帝出行所乘坐，死后载尸于其中的辒辌车完全相符。二号铜车马的御官，用与铜车马完全相同的方式铸成，相当于真人的二分之一，其服饰冠冕、武器佩带，处处写实逼真，如同缩小的原本，当为执掌乘舆驾驭的车府令及其相关官属，其冠冕服饰等级，也应当相当于车府令秩禄之六百石[26]。
秦代对于车御的选拔训练，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除吏律：“驾驺除四岁，不能驾御，赀教者一盾;免，赏（偿）四岁繇（徭）戍。”驾驺，即马车的御手，至少要经过四年的学习训练，四年以后，仍然不能驾御者，教官要被罚一盾，本人免职，补服四年徭役。《六韬·武车士》：“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长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缚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弓，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不可不厚也.”古代对于车士的选拔，在年龄和体魄，车技和武艺上，皆有严格的规定。秦中车府令属下车御的选拔标准，当远在一般的车士和车御选拔之上。铜车马的两位御手，皆束带着冠，佩剑携弩，髭须飘逸，那种威武沈稳的武士形象，正是中车府令官属的仿真造型。
据专家们的推断，铜车马的铸造，在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埋藏于始皇帝下葬之时，也就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到三十七年之间[27]。考其间担任中车府令者，正是赵高，铜车马的御官，当是赵高所出任的中车府令及其相关官属的形象。铜车马的御官，都是有胡须的堂堂男子，说明中车府并非用阉人，也可以旁证赵高不是宦阉。
结语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对赵高的身世简单叙述如下，赵高的祖上可能是质于秦都的赵国王族，父亲是长于刀笔的文法之吏，母亲是供职于隐官的刑余之人。赵高生于秦昭王四十九（前258）年，他学史出仕，以大史考试第一，入秦宫为尚书卒史，后来得到秦王赏识，举任为中车府令。赵高曾经有罪定为死刑剥夺宦藉，得到秦王的赦免，继任中车府令，后来成为秦始皇幼子胡亥的文法教师。秦始皇三十七年，赵高主谋策划沙丘之谋，拥立二世皇帝胡亥成功，出任郎中令。二世二年，击败政敌李斯，出任丞相。二世三年，发动望夷宫政变，逼迫二世自杀，拥立子婴为秦王，被子婴所杀，享年52岁。赵高长于文字书法，精通法律，行政坚忍，以文法能吏长期仕宦于宫中。赵高有兄弟数人，其弟赵成曾经继任赵高出任郎中令，参与望夷宫政变。赵高的女儿嫁与长安令阎乐，阎乐也曾经参与望夷宫政变。赵高是常年仕宦于宫中的侧近之臣而不是宦阉，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的御官俑，应当就是赵高所出任的中车府令及其相关官属的形象。
注释
[1]马非百先生撰《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列有赵高传，主要在史料汇编和分类，留下辨析和论述的余地，笔者踊先学足迹，力求集积新的材料和研究作新的解说、补充和完善。
[2]《汉书·张骞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 师古曰：「强力，言坚忍于事。其具体事例，见《后汉书·吴汉传》“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讲的是吴汉在战争中临事坚忍自若。又见《汉书·赵广汉传》“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讲的是赵广汉行政坚忍勤奋。《史记·李斯列传》二世夸奖赵高：“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就是对赵高强力的具体解说。
[3]《史记·李斯列传》二世对李斯说赵高：“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国语·晋语一》：“甚精必愚。”《孟子·离娄下》：“取伤廉。”《释名·释言语》：“廉，敛也，自检敛也。”同传二世夸奖赵高：“絜行修善”，就是对赵高精廉的具体解说之一。
[4]《史记·蒙恬列传》“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管子·君臣上》：“上惠其道，下敦其业。”《申鉴·杂言上》：“君子何敦夫学?”黄省曾注：“敦，勉也。”
[5]《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二年律令·史律》。张金光《秦制研究》第十章“学吏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李学勤《试说张家山汉简“史律”》（《文物》，2004年第4期）。
[6]《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内史杂律：“非史子逸（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
[7]《汉书·艺文志》：“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晋书·卫恒传》也说：“昔周宣王时，史籀始着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及平王东迁，诸侯力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
[8]据上引《史律》，史学童十七岁入学室学习，入学室以前，他们已经早早地学习过识字和写字了，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他习文字书法，当还要早些。《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虽然讲的是先秦古代的事情，也可以作为秦汉时代学童事情的参考。
[9]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编年记》。
[10]参见《史记》赵世家，《战国策》赵策，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11]《史记·吕不韦传》。
[12]《史记·秦始皇本纪》
[13]《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条。
[14]《秦集史》赵高传。隐宫，当为隐官的意见，也见于陈直《史记新证》p24。关于隐官和隐宫的详细考辩，见刘瑞《秦代的“隐官”、“隐宫”考》（《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秦汉的名田制，参见杨政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
[16]参见《史记·酷吏列传》附张汤传，《汉书·张汤传》。
[17]《秦集史》赵高传。
[18]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19]《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可（何）谓“宦者显大夫?”·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宦者，就是指称仕宦于王或者皇帝者。《史记·粱孝王世家》：“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着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汉宦官，就是仕宦于汉皇帝之官，如同粱之侍中、郎、谒者。阎布克先生撰有《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三期），据新出的张家山汉简，对“宦皇帝者”，从法律和官秩的角度作了整体的解释，请参见。另外，日本学者好并隆司撰有《张家山汉简の律文における宦皇帝について》（《别府大学大学院纪要》第五期，2003年3月），也可以参见。
[20]孙星衍等辑、周天游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
[21]参见桓宽《盐铁论》《相刺》、《周秦》诸篇。
[22]袁仲一、程学华《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一号，1986年，收于《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二号铜车马御官是奉车郎的意见，得到学界的认同。同年，日本学者曾布川宽撰长篇文章《秦始皇陵と兵马俑に関する試論》（《东方学报》第五十八册，京都，1986年。），也持奉车郎的意见。关于始皇陵及其陪葬坑新的研究报告，参见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3]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职史稿》（齐鲁书社，一九八四年）第二章太仆条
[24]周晓路、路东之《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今年八月在西安，承蒙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所长程林泉先生厚意，得以亲见实物，并承蒙告知，正在整理的大量秦封泥中多有车府官属而无奉车郎类，特此致谢。
[25]《后汉书·吴良传》：“永平中，车驾近出，而信阳侯阴就干突禁卫，车府令徐匡钩就车，收御者送狱。”
[26]兵马俑出土以后，不同服饰冠冕的将士俑的等级判别，一直是学界探讨的课题，但一直没有一个比较肯定的参照标准。主要探讨，可以参见陈孟东《秦陵兵俑衔级试解》、陈孟东、卢桂兰《秦陵兵俑爵级试解》（两文皆收于《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秀珍《秦御官所配玉环与我国古代的佩绶制度》（《秦文化论丛》第五辑、1997年）等论文。笔者以为，如果二号铜车马御官为车府令及其相关官属的看法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标准，将兵马俑中与该御官冠冕服饰类似的军吏俑，大致定为六百石，然后再来推定其上下的等级。
[27]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初探》（《文物》1983年第七期）。
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8
关键词:汉字书法;实用书写;王羲之;书写科学;艺术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性标志,论文更是汉字实现今体化、走向书写科学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拟通过中国书法的产生、汉字书写发展的历史认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评价其书写科学价值。
一、中国书法的产生及汉字迈向今体书写的历史
1.汉字书法形成的基本条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汉字的最初形象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属图画文字。但由于后来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图画文字变成了以抽象符号拼写的表音文字,不再有与客观事物形象有关的表现特征了[1]。然而,中国的汉字则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发展成了具有人类文字书写最高水平的书法:其一是中国人在促使图画文字实现它简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背离象形、表意的基本属性,其二就是创造汉字书写美的工具毛笔的特殊作用。
2.汉字今体书写的萌芽表现
中国汉字真正走向书写的自觉时代是汉代以后开始的,毕业论文作为语言记录的汉字与体现汉字书写的书体,以及作为书写艺术的书法,三者分别有了各自的内涵。由于此前的篆体文字,虽然相比图画文字简化了许多,但在实用书写上仍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急需要通过革新书写技术去满足实用书写的需要[2]。时至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汉代帛、简、牍上的书写墨迹,看到这一进步的突出成就。如“马王堆帛书”、“湖北张家山汉简”、“居延简牍”、“玉门花海汉简”、“大通木简”、“武威王杖诏令简册”。这些作品大都是汉代人们社会交流的手写笔墨实物,一一都突出着书家的真性情。其中最优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误死马驹册》(图1),人称“有张芝之狂,索靖之峻,开拓草书长河的源头”[3],是最早反映汉字草写的高水平作品。另外,还有同时期的“居延建武纪年简”(图2)[3],风格不同于章草,当代人称为草隶。奔逸放纵,激情洋溢。两简共14字,其中两“建”、两“武”、两“年”、两“三”等字用笔结字变化极其巧妙。篇末一个“年”字,末笔的一竖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气磅礴又妙趣横生,通篇气韵生动,简直就像今人的书写。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了解此后的张芝、索靖书法形成的珍贵史料。这些洋溢着书写快乐的作品,其实本是民间或边塞驿站日常事务者的杂记,它们不仅有着卓越的今体书写表现,更要比我们以往用来标识汉代书写形象的汉隶碑铭的《乙瑛》、《礼器》、《袁博》等作品在时间上还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实可知,汉代碑铭之外的民间的日用杂写等许多书写现象,已从实用的今体书写这一主流表现上走在了汉隶碑铭书写的前面,不仅为后来的张芝、索靖以至于两晋以来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更为其树立了榜样。
3.三国两晋汉字今体书写自觉发展的历史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在西汉不久已出现了章草,晚汉又出现了行书和今草,使篆、隶、楷、行、草多枝开花的书写表现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历史在这一页里汉字书写在造纸术与毛笔制造两大技术的影响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被史学家称作“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4],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求纸与毛笔质量来提高书写水平的作用。驾驭毛笔尖、齐、圆、健的属性,把握好书写用纸的品质,不仅对于保证书写质量十分重要,同时对于通过书写技巧表达书家精神世界,彰显书家个性与情感,更是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表现魅力。这不仅是学习书写的技术,更是探究书法艺术的科学。
有关书法的种种问题一时间成了上层文人或民间书写爱好者交流的话题,以至于清谈、著书立说中有关书法论述之多前所未有。我们通过读史发现,从汉末的蔡邕以至魏钟繇、晋卫铄以及后来的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书佐人才的研究与实践,使得以马毫、兔毫表现篆、隶文字形式美的书写,渐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强的优质毛笔书写所代替。
汉字书写从此走向了自由快乐的时代,甚至还有人制作了鼠须笔用于书写。硕士论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钟繇等先锋书家的影响,之后由晋武帝司马炎设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书法博士教习。钟繇作为政权的上层人物,他俯拾众长,继前人曹喜、蔡邕、刘德升及民间优秀书写为基础的书法创举,以他与当时社会书写迥别的今体楷书面貌,为后来的卫铄、王羲之给予了启示。在这一时期的民间,在王羲之出现之前的许多简册、信札、记事等日用书写中,汉字书写已以极其活泼的面目步入了今体书写的实践历史了。无论是出于上奏应急的黄象《急就章》或是已显现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黄象《文武帖》及楼兰魏晋草书简札、楼兰行楷《三月一日帖》、楼兰草书《为世主残纸》、楼兰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晋《泰始九年木简》、索靖《月仪本》、《出师颂》、陆机草书《平复帖》、楼兰草书《济白帖》都以与当时的碑铭正书殊极的面目表现着书家的书写情绪,体现着这一时期书家们尝试今体书写的不同风格。
二、王羲之书法的产生与发展
1.王羲之所在社会的书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晋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书法活动在东晋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岁月里。在世时前后有其父王导、叔父王廙、姨母卫铄、其弟王洽、王荟,其子徽之、献之等著名书家以及众多的朝野书佐人才构成了一个今体书写的社会群体,他们无论于理论与实践都为王羲之书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给予了支持。其传世作品可从王荟的草书《疖肿》,王徽之的行书《新月》,王献之的楷书《洛神赋》、行草书《鸭头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书《中秋》、《送梨》、《鹅群》,王的行草书《伯远》及不知名书家的行草书纸本的《王念卖驼券》等优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书人的正书砖铭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与精神。他们以其今体书写的强大阵容树立了晋书发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书法形成的社会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书全面发展的书家,其楷书作品有见继承钟繇书风的《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见于他的代表作品《兰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书有见其《行穰》、《丧乱》、《孔侍中》等;草书有见其《大道》、《此事》、《游目》、《长风》、《上虞》、《远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崭新的时代面目及远超前人的书法成就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在认识王羲之今体楷、行、草书的实用价值及其艺术形象时应当通过其社会原因认识和评价他的意义。这是因为王羲之在东晋不仅有着一个以门阀政治集团需要所形成的强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导是晋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荐的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晋右将军的显贵地位。这对于实现他书法的最高地位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晋政权偏安一方的经营环境更为王羲之从事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条件。在这个可以广开思想交流的社会中,探究玄学是文人们相互竞高的交际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继的天师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长生不死是当时人们高价追求的享受。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层文人心灵深处竟是那样的蒙昧与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们受其意识支配为其相关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屡遭挫败而毫不叹悔。以此所形成的行为观念是王羲之这位持有道徒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突出本领。王羲之从事汉字书写的创新追求是其少年时期早有的夙愿。术好专攻、业成所长。因长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将仕途难解国家“倒悬之急”[5]的政治抱负,转变成了以“弃官”[5]为汉字书法而奋斗的热衷追求。他便游前人书法名迹,以可歌可泣的作为给中国书法史树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书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体是汉字书写科学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成就,既体现在他为汉字实用书写的卓绝实践中,更体现在他为汉字用笔科学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实践上。他还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汉字今体书写确立了内涵中国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这里我们可从以下议题认识其价值。
1.实用书写的领军人物
汉字实用书写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观为客观标准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看来这是现代书家于右任先生为他的标准草书所订立的原则。其实王羲之早在他的楷书、行书、草书中已实践了这一原则。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对“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动”,“筋脉相连”,甚至“一波、一磔、一横、一戈、一牵、一放纵……”都从书写科学出发追求审美的标准[6]。以往我们在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只注意了他的艺术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实用标准。我们今天仍能很容易地从他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字例与此前的张芝、索靖、钟繇及后来的王献之取得比较,其书写规律所体现的简易与可供他人教习的师范特点,实是无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来,“结构者谋略也”[6],他不满足汉代隶变字体结构形象和汉隶书体的书写技巧,积极探索今体书写科学,从造字原则出发追求汉字的今体结构。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简的书写建树,在楷、行、草各体中,为同时代的书家树立了追求汉字实用书写的榜样。其行书作品《兰亭序》(图3)中“领”、“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运用,“揽”、“临”、“亦”、“迹”、“世”、“骸”、“将”、“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简写法既方便了实用书写又暗合造字规律的创新,在今天仍是我们实用书写所追求的典范。笔者曾经从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字例中统计得知,其中直接选取王羲之的多达229字,其余的771个字例,则分散在100多位书家或书法研究的群体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过120个字。此中相当多的成分也是间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们在评价“标准草书”的研究成就时,与其说是于右任等民国先驱的创造成就,不如说是他们在王羲之的书写科学的历史成就上的总结、归纳和完善。对于书写科学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实践,更以自己的理论教诲儿子徽之、献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论著,均是用来教诲儿子献之及后学者的,并常叹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孙不记”[7]。
2.用笔科学与结字规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来,“用笔者刀矟也”[6]。汉字书写用笔由王羲之通过实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点。他以无白的笔法实现了中锋用笔、侧锋取势;精于使转、严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结合;有方有圆、方圆兼备;悬针垂露、“万岁古藤”[6];折剑、折钗以及顿、提、波转、应接等,既严守规范,准确把握结字规律,服务于写实记事,又追求“意在笔前”,彰显书家情怀[6],努力实践深涵表意的书写艺术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等书法著作中对其思想与科学理念均有论述。其中对于楷书、行书、草书、八分结构的认识,对章草与隶书关系的分析,对实现结字平正与偃仰、欹侧的对立统一关系,对字形大小与笔画长短的取舍,更以“创临”、“启心”、“视形”、“说点”、“处戈”、“健壮”等诸多篇幅作了专论。这些重要论述一一都是指导我们今天认识、学习和研究汉字书写的科学方法。
3.汉字书写的科学与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汉字书写发展,由于与社会、科技及书家专研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过了极漫长的发展岁月。距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的华夏智者的书写自觉目标,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是王羲之这一领军人物的不懈奋斗与同时代书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终走向了峰巅。字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汉字今体楷书、行书形象的定立及实用记录奠定了基础。是王羲之的历史召唤着人们快步走入书写技术大开发、大发展的时代。汉字从文字表达为主的历史走进了以充分彰显书写功能、又积极实践艺术审美表达的历程。在这个汉字书写的自觉时代里,特别是今体草书的历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书法艺术形象走上了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位置。书法家为追求汉字书写所表现的执著与狂热,是汉字对自身遵循书写规律所创造的语言载体与神奇的意象表现的讴歌和赞美;以其对汉字实用书写的有限表达与审美感受的无限拥有,带给创作者与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创造者的快乐书写与接受者的心灵享受共同创造了一个惟有通过汉字才能领悟、而又不可能穷尽领悟的奥秘世界。
纵观汉字书写走过的历程,我们还发现,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医学论文又由唐人将其用之于实用书写创新与艺术开发的实践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汉字书写科学发展必然的结果。此后而有的汉字书写速度远不在西方文字书写之下,这在王羲之时代已成了定势。且汉字的表意功能却更在西方文字之上。这正是汉字实用与审美并存之所在。它不仅富有中国道家的哲学理念,蕴存中国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内涵着佛家的彻悟追求。欲求其有当善其无,欲通其妙当会其玄,欲谙彻悟当安空寂。所谓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无色更俱图画之美丽。中国汉字书是一门只有博学才能成就的大艺术,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业。所谓“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方有“人书俱老”[7]之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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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9
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此居于次要地位。尽管汉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中间甚至不少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花力气去理解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在汉语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在强调语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许多汉学家们不仅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和表意本质，还宣称汉语同样归属于语音文字系统，而这就显得太离谱了。杜·邦瑟(Duponceau)或许是第一个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观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结果之上，这可从其结论里清楚看出: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系统被错误地说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实是一个“音节的”(syllabic)和“词素的”字母表。它是“音节的”，因为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它又是“词素的”(lexigraphic)，因为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名称能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字之上。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文字的做法一目了然。正如西方语言使用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汉字和书写，全然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性质和特征及其术语，如:文、字、词、书。中国第一个词典编纂家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些术语的差异，揭示了与西方文字不同的独特之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许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质。“字母表”是一个西方术语，指的是用来记录西方语言的一套标准性字母(即基本书写符号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个字母代表口语的一个音(有意义的声音)。它与其他种种可能使用图形代表音节和词或者使用字符来代表音素和意群的书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与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绘中国文字。如此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文字有成千上万个汉字，数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构成西方概念意义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这个观点只是其使用西方语言理论分析中国文字的努力的一小步。在其核心观点中，杜·邦瑟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此问题类同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人们永远不能找出满意的答复，因为这取决于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原始人的肢体语言、符号和洞穴壁画视为早期的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字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倾毕生精力研究语言与文化，他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同时产生与发展。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他提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言语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心理语言，斯特拉博认为心理语言先于任何口语形式而存在，这就是为何希腊的逻格斯既是一个词同时又传达一种思想……远古时期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①。因此，在其鸿篇巨制《新科学》一书中，维科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学者们其他不同的观点。他说道:“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②正如笔者后面要揭示的，在汉语与汉字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杜·邦瑟好像没听说过维科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带有成见的问题，把汉字的表意性曲解为“语言是为了迎合文字而产生的”③，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上述问题与答案说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认同汉字表意论。当代语言学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卜弼德(peterBoodburg)、德范克(JohnDeFancis)以及鲍则岳(williamBoltz)。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④。尽管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HerrleeCreel)和陈汉生(ChadHansen)坚持认为汉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晚至1995年，威廉·汉娜斯(williamHannas)仍明确表示:“我们否认文字是现实以及心理世界中实物与概念的标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我们还否认以下毫无根据的假设:汉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说文字与意义无需语言的参与，直接相互联系。”⑥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徳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n，e，g，l．s，h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400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1300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又过了两个世纪，在1892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L．m．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①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③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四、结语
简述汉书的文学成就篇10
关键词：日语教学；汉字词；书写；意义
1.日语汉字词的由来
日本列岛上原来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一直使用中国的汉字。日文汉字是书写日文时所使用的汉字。日文汉字的写法基本上与中文使用的汉字大同小异。有一部分日文独创的汉字，则称为「日制汉字或「和制汉字。《诸桥大汉和辞典》是最大的日文汉字字典，共记载接近5万个汉字，不过在战后的现代日文中常用的汉字约1945个，其中1154个与中文汉字的字型相同或极为相似。
汉字是主要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开始大规模传到日本列岛的，是随着中国大陆人民的迁徙到日本列岛而带到日本列岛的。当时日文并没有书写系统。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以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着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辞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文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平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因此，日语包括平假名、片假名、汉字还有外来语。汉字是日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现在，日语中的汉字大多数属于书面用语。而且其实，从十九世纪开始，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也从日本引进了不少词汇，如现代中国政治方面基本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所以不仅仅是日本在学习中国，中国也在向日本学习。
2.书写上易出现错误的汉字词
在日语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初学者在日语汉字书写上出现很多问题，本文就初学者经常出现的错误，进行汇总分析。比如：很多初学容易把日语中的汉字词写成汉语的汉字词，还有个别的日语汉字词虽和汉语的汉字词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是完全不同的汉字词。还有一部分汉字词是日本自己创造出来的汉字词，也称和制汉字词，这汉语中的汉字词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些初学者忽略了这些词汇，认为是汉语中的词汇。
2.1日语中的汉字词是汉语的繁体字
现在日语里，很多汉字词是相应汉语的繁体字，在书写日语的时候，也必须写成繁体字。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学生为了简单方便，把这些日语汉字词书写成现在汉语的简体字，这是错误的。虽然有个别日语汉字词简化成简体了，但是很多汉字词还是繁体字，所以在书写上一定能够要注意，是繁体字的还必须写成繁体字。比如：
愛護―爱护悪運—恶运跡—迹傘—伞
遺棄—遗弃異郷—异乡偉業—伟业義務―义务
暫時ー暂时頭脳―头脑質疑―质疑請願―请愿
漸減―渐减掃除―扫除争奪―争夺墜落―坠落
2.2日语的汉字词与汉语的汉字词，字形相似，但稍微有差别
日语里还有一部分词汇，从表面上看与汉语的汉字词相似，但是是完全不同的。这些汉字词上书写上尤其注意，初学者经常把这些汉字词写呈汉语里的写法，这样就完全错了，比如：
勉強（强）収穫（收）効果（效）態度（熊）圧力（压）
増減（增）逸話（逸）隠退（隐）伝説（传）単位（单）
労働（劳）沈黙（默）天気（气）価格（价）地図（图）
鶏（鸡）拡大（扩）挿話（插）頭脳（脑）経済（济）
沼沢（泽）瀬戸（濑）騒動（骚）対敵（对）荷駄（驮）
突如（突）
2.3和制汉字词
还有一部分是和制汉字词，这些词在汉语里是没有的，个别可能会与汉语的汉字词相似，但是是存在差别的，初学者书写上也一定要注意。比如：
峠畑辻枠雫凧躾働く榊忒逓凪涙
3.意义上易出现错误的汉字词
众所周知，日语里的汉字词是由中国传入的，这对中国人学习日语来说，有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具有的得天独厚条件。并且我们在阅读日文文章时，常常通过“看词猜意”可以大大提高阅读速度，但是这样就容易出现“望文生义”的错误，这也是中国初学日语者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下面就在日语教学中，一些容易出现“望文生义”的汉字词，做列举归纳。
3.1字形相同，但在汉语中不存在的日语汉字词组合
日语里，有一部分汉字词在汉语里找不到的，但是组成汉字词的两个汉字在汉语里是可以找到，重新组成的日语汉字词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两个汉字在汉语中的本来意思。比如：
挨拶—问候間柄—联系相手—对手合間—空闲朝顔—牵牛花厚着—穿得厚安堵—安心意気地—自尊心板前—厨房糸口—线索田舎—乡下稲妻—闪电色気—情趣居心地—心情甘党—喜欢吃甜食的人案内—向导我慢—忍耐丁度—正好達者—能人足袋—日本式短布袜堪能—擅长手錠—手铐背筋—背肌是正—改正是認—认可走者—赛跑运动员息女—令爱側聞—传闻底意—真意空色—天蓝色空音—谎言下駄—木屐手間—工夫手金—定金手柄—功劳中座—中途退席張本人—肇事者支度—准备茶々—捣乱妻戸—旁门中腰—弯腰鳥肌―鸡皮疙瘩問屋―批发商二枚目―美男子
3.2日语里汉字词表达的意义与汉语中该词所表达的不同
日语中还有一部分汉字词在汉语里可以找到同样的汉字词，只不过意思已经完全变了，个别初学日语者经常混淆这些汉字词的意思，习惯于按照汉语的习惯来翻译，此时已经完全错了。比如：
汽車—火车娘—女儿丈夫—健壮大家—房东湯—开水野菜—蔬菜人参—胡萝卜怪我—负伤切手—邮票切符—车票自動車—汽车油断—粗心大意胡座—盘腿而坐喧嘩—吵架是々非々—是非分明瀬戸物—陶瓷器体裁—姿态蛇足—画蛇添足千鳥足—步履蹒跚爪印—手印定食—客饭定年—退休年限手薄—不足手口—犯罪手法手軽—简便的出来—做完手心—酌情出水—洪水戸口―门口床屋―理发店猫舌―怕吃热的东西
3.2意义随读音而异的汉字词
汉语里有许多汉字词是多音多义，日语也一样，这些汉字词不同的发音，表达不同的意义。比如：
①目下（めした）—部下②骨折り（ほねおり）—努力
目下（もっか）—当前骨折（こっせつ）—骨折
③大家（おおや）—房东④工夫（くふう）—找窍门
大家（たいか）—大家工夫（こうふ）—土木工人
⑤床（ゆか）—地板⑦見物（みもの）—值得一看
床（とこ）—床見物（けんぶつ）—观光
⑧大風（おおかぜ）—大风
大風（おおふう）—骄傲自大
3.3日语有些汉字词要将汉字位置调换后照字面翻译
日语里，有些汉字词需要将该汉字词的位置倒换后，在按照字面意思翻译成汉语。如：
運命—命运紹介—介绍運搬—搬运敗戦—战败
平和—和平言語—语言離脱—脱离
3.4前后添加汉字或假名后意义异变的汉字词
日语中，有些汉字词前后添加汉字或假名后，构成新的汉字词，新的汉字词与原来的汉字词意思完全变了。比如
①丈夫（健壮）—大丈夫（不要紧）
②始末（事情原委，经过）—不始末（不注意，不留神）
③風呂（洗澡）—風呂敷（包袱布）
④今晩（今晚）—今晩は（晚上好）
⑤瀬戸（狭窄的海峡）—瀬戸物（陶瓷器）
⑥底意（内心）—底意地（心眼儿）
⑦模様（花纹）—空模様（天气）
⑧達磨（不倒翁）—達磨船（驳船）
⑨短日（白天短）—短日月（短时间）
⑩寝間（卧室）—寝間着睡衣）
3.5谚语或惯用句中的汉字词
日语中有很多惯用短语，也称为惯用句。这些惯用句或谚语都是以固定的搭配，表示特定的意义，但不能按短语中的汉字去推断意思，否则将会出现望文生义的笑话。比如：
頭が下がる—（不是低下头）钦佩，佩服
目が肥える—（不是眼睛肥）辨别力强，鉴赏力高
目から鱗が落ちる—（不是眼睛上掉鱼鳞）恍然大悟
目から鼻へ抜ける—机灵，聪明
鼻が高い—（不是鼻子高）骄傲
口が重い—（不是口重）寡言
首が回らない—（不是不能转脖子）债台高筑
腕が鳴る—（不是手腕叫）跃跃欲试
腰が低い—（不是腰低）平易近人
足が出る—（不是出脚）亏空
右から左へ—（不是从右到左）有钱就花，一手进一手出
油を売る—（不是买油）偷懒
鳶が鷹を生む—（不是鸢生鹰）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虎の尾を踏む—（不是踩老虎尾巴）虎口拔牙
猫の手も借りたい—（不是想借猫的手）非常忙
腹が立つ—（不是腹部站起来）生气
喉から手が出る—（不是手从喉咙里出来）非常渴望到手
鼻を折る—（不是弄断鼻子）挫其锐气
以上所述，都是在日语教学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也是日语初学者经常出现的问题。简单地阐述了日语文字产生的过程，而后从书写和意义两方面着手，简略地概述了日语里汉字词和相应汉语里汉字词的异同。
在日语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书写错误和望文生义的汉字词很多，日语初学者在一开始学习日语的同时，最好养成勤查字典，勤问老师，仔细斟酌的良好习惯。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日语学习中不该出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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