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系统的价值篇1
【作者简介】柳青，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公共人事行政的环境、价值与制度是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三个核心要素，环境从根本上制约着作为动力机制的人事价值和作为共同秩序的人事制度，而人事行政价值与制度又通过各种渠道对环境进行选择和重塑，三者共同构建了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这种环境、价值与制度互动的三维结构对我国的公共人事行政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日期】2007-11-19
【关键词】公共人事行政/环境/价值/制度/功能
从理论的宏观性和外延性上来讲，公共部门人事行政是一个很宏大的体系，它不仅仅包括了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规划、开发、配置和激励等一系列具有系统性的活动，还涵盖了人事行政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人事行政职能的完善与变迁，人事行政价值观的积淀与演变等更为深入的内容。虽然体系庞大、内容庞杂，但贯穿公共人事行政理论和实践有三个核心的概念和要素，或者说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公共人事行政，那就是：环境、价值与制度[1]。它们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
一、基本概念的澄清：环境、价值与制度
(一)人事行政环境：行政生态学和系统论的观点
环境是公共部门人事行政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领域，整个人事行政活动都在一定的环境中开展，环境是人事系统构架的基础性要素。所谓环境，就是指主体外部一切要素和条件的总和。根据系统论和行政生态学的观点，整个社会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组织化手段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公共人事行政也不例外，它不仅是整个公共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它自身也是一个组织化程度相当高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周围，围绕着许许多多的其他要素或其他的系统，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其他的要素和系统称之为公共人事行政的环境。按照里格斯的说法，这些环境要素可以分为五类：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和政治构架[2]。应该说，公共人事行政系统与这些环境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它们之间的边界是柔性的，可渗透的，进行着多种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输入和输出。
就像系统论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系统之外的所有其他一切事物都可以称之为该系统的环境。显而易见，环境概念的外延是十分广泛的，有区别的只是与系统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那么，根据这种紧密程度来划分，我们可以把公共人事行政的环境分为两类：显性环境和潜在环境。所谓显性环境是直接作用于整个公共行政人事系统，对系统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的要素的总和，它对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影响是直接的、即时性的。例如，一个国家的现实经济状况、政治制度、行政制度、地理位置和国际关系等等。而潜在环境是相对于显性环境而言的，又可称作隐性环境，是指那些间接作用于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要素的总和，它的作用是间接的，作用的时间周期也较长，譬如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淀等。当然，由于与系统联系的紧密程度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显性环境与潜在环境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只是影响的方式、程度和角度不同而已。不管是显性环境还是潜在环境，都对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
(二)人事价值：一种动力机制
社会的兴盛与式微，人事环境的优化与平庸，人的勤奋与慵懒，重要的根源在于社会动力机制的构建、运行。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其作为动力源的“动力结构”[3]。一个国家政府人事安排是这种“动力机制”推动的产物，公共部门的人事价值是隐藏在人们行为背后的根本动因。人事行政价值是指由人们在长期的行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人事活动相关的看法、思想、态度和观念所组成的价值体系，它不是人事制度和行为本身，而是隐藏其后的根本缘由，是人们进行活动的价值判断。一定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构成其人事行政制度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形态和观念，并进而通过推动人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到人事行政制度效能。
公共人事行政中的核心动力机制——价值是否有效，取决于人们对价值的感知、认识及实行，并建立起与这种价值相适应的人事行政制度。如果这种把价值与制度有意识地结合是有效的，那么它就将极大地促进公共人事行政的发展。反之，人事价值必然要求打破不相称的人事行政制度的桎梏，进行制度和功能的创新及更替。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价值逐渐被时代的风尘所湮没，而一些新的价值会在冲突中应运而生。在公共人事行政环境、价值、功能和制度这个互动的锁链当中，价值因素的核心动力机制无法被忽略。因此，在公共人事行政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适应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进行功能、结构和制度的变革，还应充分考虑到其中的价值因素，使外在变革(功能、结构和制度上的)与内在变革(价值与思维模式上的)相一致。
(三)人事行政制度：一种共同知识和秩序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起源于知识的“构造性危机”①，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其目的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从本质上讲，制度只是人们所共同拥有的一种知识和秩序。那么，根据这一理解，公共人事行政中的制度是指有关公共人事行政一系列规则的总称。
制度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非正式制度可以看做是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而正式制度则是*权力自上而下以正式的方式推行的。正式的公共人事行政制度是公共人事管理活动进行的依据，是对人事行政主体行为进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集合。它是一种稀缺资源，是由政府机构提供的一种公共物品，不同的行政人事制度所导致行政人员的行为有所不同，从而造成公共行政资源配置的方式不同、消耗的资源也不同，行政效率亦有所不同。因此，行政人事活动对正式制度有着很强的依赖性。非正式行政人事制度是人事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直接反映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心理现象和道德现象。非正式的行政人事制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它的变迁相对于正式的人事制度来说更不容易发生，产生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行政人事制度，都可以说是人们追求一定人事行政秩序的结果，人们力图通过这些行政人事制度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自由、安全和稳定的空间。如果说在正式的行政人事制度的构建中，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努力把握未来，减少不确定性，那么非正式的行政人事制度安排就是人们对原发性规则的尊重，依*这些规则(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人们构建了整个隐性的人事行政秩序。
二、公共人事行政系统的三维互动架构
公共人事行政系统大体是由环境、价值和制度三个不同层面和维度的因素构建起来的。其中，价值是公共人事行政架构的核心，环境是制度的一种外生变量，它的改变引起了公共人事行政价值的转变。价值决定采取何种功能，功能依赖于制度来实现，那些回应环境变化而转变了的价值很快就在制度功能及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得到体现。
(一)人事行政价值、制度对环境的依赖
显然，在由环境、价值与制度三者构成的互动循环中，环境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行政人事环境决定了行政人事价值的选择、形成和积淀，进而通过功能选择、制度设计对整个系统发挥作用。应该说，价值和制度二者是依赖于环境而生的，没有特定的行政人事环境，就没有相应的人事行政价值与制度。
首先，公共人事行政价值与制度都是适应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众所周知，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制度都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是不存在所谓专门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机构的，更加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人事行政。而随着公共事务的不断增多，国家职能的不断扩大，人事管理向专职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环境的变化催生了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使之不断延伸和完善。环境是通过价值来作用于整个公共人事行政制度的，环境塑造价值，而价值决定功能选择和制度设计。
其次，人事环境不仅决定了公共人事行政价值与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还规定了其内在的目标、规模、结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
公共人事行政的价值和制度一旦顺应环境的需要产生和建立起来，就需要对整个环境做出回应，来调整主体人员和组织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从而映射到系统的规模、结构，最终促进整个人事行政目标的达成。从数学函数的意义上来讲，环境是一个自变量，而价值和制度都是因变量，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事行政环境是价值选择和价值决定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它直接导致了整个人事行政制度的变迁。
再次，人事行政系统中的各种要素，都要从环境中输入，没有环境所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公共人事行政价值就不能形成，人事行政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正如系统论所指出的那样，整个公共人事行政是一个大的系统，它的边界是柔性的。不仅内部各子系统间要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而且还要和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只有通过这种交换，价值和制度形成的要素才能获取，各种系统内外的资源才能得到整合，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
最后，公共人事行政的价值与制度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行动决定存在，存在决定思维。环境是随着人们的活动而不断变动的，而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公共人事行政环境要求作为意识形态的人事价值作相应的变动，进而快速反应到人事制度中去。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价值也是分层次的。深层次的价值形态具有超稳定性，对于环境的变化反应也不是那么敏感。受环境改变的只是人们的一些表层观念、思想。因而，对这种具有超稳定性的深层次的价值形态的改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人事价值通过制度对环境的选择与重塑
虽然公共人事行政环境对其价值和制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价值和制度一旦产生，就有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它们不仅仅只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还要反过来作用于人事行政的环境。正如唐纳德·克林格勒说到的那样，“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与其价值取向有密切的联系”[4]。人事行政的内在价值一旦形成，就会通过人事制度的变迁来作用于整个环境，尽管这种变迁是渐进的、缓慢的。所以，人事价值和制度对环境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更多的是能动的改造。
其一，作为动力机制的人事行政价值和作为共同秩序的人事制度，二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环境进行挑剔性的选择。从本质上来讲，人事行政价值是人们对于行政人事领域内部的各种行政要素(如人事行政权力、职能、方式)、制度和现象的理解、看法和价值选择的总称。它是人事行政系统的动力机制，也是一种人事行政制度得以建立和运作背后的思想根源，价值与制度二者要从根本上相契合。外在环境因素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分不清哪些才是对系统有真正影响的——一个社会特有的人事行政价值和制度安排会帮助我们对外部环境的投入进行取舍，只纳入与自身相关的那一份投入。
其二，人事行政价值不仅仅通过制度选择环境，更要设法重塑、实现有利的外部环境。首先，价值和制度通过特有的途径和方式(譬如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改善人事行政环境，使环境得到优化；其次，人事行政价值和制度对环境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可以使环境按照价值的内在要求和制度的客观需要发展。中国传统思想中有“道”、“器”之分，前者指某种自然之理和人们的道德观念，后者可视为人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产生的具体世俗礼治和行为表现。人事行政价值、制度之分就如“道”与“器”之别，通过这种里层和表层的相互作用，会从根本上改善人事行政环境。只有认清了里层的价值因素才能真正理解人们的行为进而去改造它，实现更加有利的人事行政环境。举例来说，“官本位”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层级行政部门中普遍存在的现实顽疾，弊端显见，但是官僚制层级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人事行政的价值呢？这是由环境导致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它一定蕴涵着相关人在具体制度环境中的现实思考和利益权衡。而“官本位”的思想也重新塑造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或许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持续如此之久的另一个解释。这就体现了价值、为价值所规定的制度对环境的重塑，认清了这些价值才能真正理解人们的行为。
(三)人事行政功能：制度与价值的媒质
人事行政的价值与制度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概念，价值是潜藏于人们心底的、隐性的作用机制；而人事制度却是人们有意识进行制度设计的结果。人事行政的价值决定了我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人事行政制度，从根本上讲，二者之间是目的与手段、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二者在人事行政体系中的层次不同，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相互联系——人事行政功能。
人事行政的价值对制度的影响，取决于人事行政制度功能发挥的程度；而功能的内容和作用方式，又取决于人事价值对其的选择。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些不同的甚至互异的价值导致了政府功能领域的不同，从而造就了不同的人事行政制度。借用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系统结构的优化与否直接影响着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而在行政系统中，其横向结构(部门化)和纵向结构(层级化)都是由长期所积淀下来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价值决定了功能的选择与发挥。而通过这种对不同功能的选择和整合，人事行政价值就实现了对制度的重组。
三、对我国公共人事行政的启示
对于公共人事行政中的环境、价值与制度的研究，为我国的公共人事行政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我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从某一个方面来理解人事行政，而是从一个更为宏观和更加开阔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公共人事行政系统。我国传统上是一个伦理社会，人治色彩浓重，缺乏契约传统，行政伦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人事行政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许多观念和行为模式都与这种传统的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行政人事制度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都透露着这些价值的痕迹，譬如，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经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它依然在公共行政中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印记。对公共人事行政环境、价值与制度的三维结构分析为我们进一步改造人事行政中的流弊，进行人事行政系统的创新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首先，从人事行政的战略环境来看，必须剖析传统文化环境中的负面因素，树立健康、生态、可待续发展的人事环境战略。
传统文化作为我国行政人事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正负兼容的环境体系。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正面要素如“修齐治平”、“任人唯贤”等观念积极促进了人事行政的发展，影响深远至今。但长期的封建传统形成的等级意识、权力意识等负面因素仍然禁锢着较多人的思想。譬如，以“”为表现形态的“官本位”社会观念仍然濡化着今天的社会；求同思维、“中庸之道”的哲学伦理思想滋长着僵化保守、惰性无为的行为习气等。要实现我国公共人事行政的创新性发展，必须对这些环境中的负面因素进行清理和改造，树立良好的生态行政环境观，实现环境的清理与滤化功能，为新型的人事行政价值与制度的形成打下良好的环境基础。
其次，从人事行政的价值角度来看，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我国对人事行政系统正在进行积极的改革，这项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遇到极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是价值层面上的，特别是来自于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阻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盲目遵从和唯上心理。唯上强调的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忠诚与服从，经过几千年的奴化教育，人们对上级指令不经过反思就本能地盲目遵从和全盘被动接受，按道德规范行事变成了按上级要求办事，这使得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动力来源于各层次决策者的高瞻远瞩和不断的强制，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对人事制度改革总体上说并没有足够自觉的认识，只是被动地卷入和消极地接受。在这种价值和意识形态下，人事行政系统就不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而，必须对人事行政价值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建立有益于我国公共行政人事制度发展的价值体系。
人事系统的价值篇2
的提升:从ais到isca模型;标准体系的扩展;价值链会计管理重点的变革;价值链会计管理计划和会计控制作用的提升;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体系的变革;财会人员职责的提升。
【关键字】有限闭环价值链价值链会计管理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
自1985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论述,本文在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狭义价值链和广义价值链的概念。狭义价值链泛指单体企业和企业集团内部的价值链或被称为纵向价值链;而广义价值链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指以某一核心企业为主体的外部价值链或被称为横向价值链;其二是以多个核心企业为主体的有限闭环价值链或被称为社会价值链。
多核心有限闭环价值链指的是由于以某一核心企业为主体的价值链,其上下游企业也可能存在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外部价值链,这样就形成了多个横向价值链互相叠交的局面。外部价值链的普遍存在,理论上讲它可以无限地延伸到整个社会,但其已失去了价值链管理的意义,为此应对多核心价值链作某些限定。多个核心企业为主体的有限闭环价值链定义为:加入该价值链的核心企业间应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所谓较强的关联性是指核心企业间对事先给定的目标函数其相关系数应不小于事先给定的固值。其中目标函数为价值链中各核心企业产品、市场、财务等指标的综合评估函数集;或值为事先指定的检测数值集。用这种评估体系,将使有限闭环价值链中的核心企业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而那些虽然仍有某些业务联系而对设定的关联性检测不强的企业被排除在外,构成了价值链的有限闭环性。称由有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构成的企业问的价值链为多核心有限闭环价值链。
价值链管理实质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它注重价值链上企业间的合作,把不同企业的人、财、物和市场等要素集成起来以使整个价值链的价值得到提升。价值链管理把企业资源的范畴从过去的单个企业扩大到整个价值链的企业群。企业关心的将不再仅仅是企业自身,而是它所置身其中的整个价值链的集成利益和发展能力。与此相适应价值链会计管理将突破传统会计管理的范围,而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作为实现价值链会计管理必备的环境和技术基础要发生重大变革。
一、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目标定位的提升
企业信息化初期,传统的会计信息化(电算化)所建立的会计信息系统独立于其它业务系统而存在,因此它的建设目标只是为了在财务部门实现会计核算的自动化,提高财务部门的财务业务核算、管理和决策的能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部分企业信息化进入了中期发展阶段,即企业实施在诸如erp应用系统环境下的企业管理整体信息化的阶段。它的主要特点从管理变
革视角出发实现了财务与业务一体化的管理,从应用信息技术视角出发实现了企业内的信息和过程的集成。会计信息化是企业整体信息化的一个部分,会计信息化的主要目标是:面向企业整体管理的需求,不仅要提高会计事务处理的自动化和效率,还要从各业务处理中实时和自动地提取出有效的会计、财务、业务等综合管理信息以支持企业各层管理特别是高层决策的需求,从而提升企业内部会计管理工作的价值。到了21世纪,由于企业面临全球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价值链管理和价值链会计管理模式的产生,为了提升整个价值链企业联盟的全球竞争能力,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出发点一定要打破企业分割的局面,应从整个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和长远战略和策略发展的需求出发,实现企业间信息和过程的集成。因此,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目标应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不仅要提高所有各联盟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和决策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从价值链企业联盟的整体价值管理活动(例如,价值链的成本控制活动、物流控制活动等)出发,提升整个价值链会计管理工作的监管、分析和决策能力。并按事先规定的法则,在联盟企业有关业务发生时,提取相应的价值链会计管理的会计、财务、业务、市场、客户和竞争对手等综合信息以支持价值链企业联盟综合管理、监控和高层决策管理的需求,从而提升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会计管理工作的水平和价值。
二、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信息技术平台的变革和提升
为了支持价值链企业联盟间的会计管理信息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价值链企业联盟的信息技术平台特别是网络平台必须由分散的各企业内部网络系统提升到由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各联盟企业的内部网(intranet)和企业间的外部网(extranet)协同工作的网络平台;应用系统的结构也应从c/s结构提升到b/s结构。
信息技术平台变革和提升使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1.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ais)分布能力的提升。由于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目标具有的双重性,即一方面要提升企业内部的会计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同时要提升价值链企业群的整体会计管理能力,因此,企业联盟间协同工作的网络和数据处理平台应具有较强的分布能力,包括分布处理能力、分布存储能力和功能分布能力。只有在分布能力的支持下,信息技术平台才能同时分别地支持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的局部应用和企业联盟间的协同会计管理的全局应用,使两者之间既有关联,又有独立的运行空间而互不干扰。
2.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支持异构环境能力的提升。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技术平台是由不同企业的局域网、广域网连接而成,这些网络具有不同的网络硬件平台、网络协议、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应用软件系统,如何使这些异构的系统能够协同运行是该平台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价值链信息平台必须具备的能力。
3.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时性、共享性、集成性、开放性、表示能力的变革和提升。由于信息技
术平台的提升,在由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各联盟企业的内部网和企业间的外部网协同工作的网络平台下,使价值链会计信息的采集由集中、事后批处理方式向分散、实时和多元化方式发展,其中会计信息采集的多元化指的是采集空间、领域、时间的多元化;会计信息的传递由手工向自动化的网络传递发展;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支持下,会计信息的表示也具有多元化,即信息化系统除了提供数字化信息,也可提供图形化信息(如财务分析、预测的直方图、折线图)以及语音化信息(如有声财务分析报告)等;更在internet技术和b/s体系结构的支持下,会计信息应用的共享性、集成性、开放性得到大大的提高。
三、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模式的变革
传统会计信息化(电算化)建立会计信息系统的模式是基于传统会计循环的手工系统的模拟,称为面向输出视角的模式,它使会计信息系统主要收集和存储的是各类会计报表需要的并利用会计科目进行分类的高度浓缩的价值信息,并不能满足不同信息用户的决策需要,使之成为“信息孤岛”。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建立会计信息系统的模式因克服上述局限,使会计业务和企业联盟其它业务实现有机的集成和一体化。业务事件驱动模式将是实现会计业务和企业联盟其它业务集成和一体化设计的有效模式,它的核心思想是:在充分理解企业联盟的环境和目标的基础上完成业务流程重组或优化及会计业务与其它业务的整合后,再依次完成如下工作:考察联盟企业的与整体价值链管理有关的所有业务过程,识别业务事件(含一般业务事件、会计事件和信息事件);识别事件资源、参与者和地点;识别事件、资源、参与者和地点的相关行为、特征及属性;识别并记录资源、事件、参与者和地点之间的直接关系;识别控制和决策事件和控制规则;识别各事件的触发机制,含触发者、触发时刻、触发后的响应操作等。依据业务事件模式的上述分析,可得到业务事件驱动的会计信息系统的框架结构。
四、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业务流程的变革
为了实现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首先应实施所有业务流程包括会计和财务管理流程的优化或重组。业务流程的优化或重组的原则是:以流程为中心,将企业管理由过去的职能导向型转变为流程导向型。会计管理流程也将与其它的业务处理流程进行整合,它不再是基于传统的会计循环,而是基于业务活动的“业务过程/业务事件”来建立会计业务流程。新会计业务流程的特点:由封闭到开放、由滞后到实时。同时为了支持价值链会计管理
,则应根据价值链会计管理需求,定义相关的会计控制规则。例如,定义价值链的成本控制规则、物料控制规则、资金流控制规则等(有关论述请参阅本课题的其它论文)和相关的信息规则,再依据本文有关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模式变革中论及的观点,可将这些控制规则和信息规则集成到业务流程中去,实现价值链业务流程、价值链会计管理控制和信息流程的集成,以支持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
五、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内涵的提升:从ais到isca模型
由传统会计信息化(电算化)发展到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其内涵和体系结构将更趋于完备,作者曾撰文提出了会计信息化的体系结构:isca(informationsystem,controlandauditing)模型是ais(auditinginformationsystem)的扩展。isca模型由三要素组成,它们是:ais、ais的控制制度和ais的审计体系。目前,多数企业在实施传统的会计信息化(电算化)时,只关注对ais的建立和使用,而忽略了后两项工作。由于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平台是各联盟企业内部网与企业联盟间的外部网(extranet)协同工作的网络平台,基于上述网络平台的信息系统具有更大的安全风险。不加控制的信息系统将可能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例如,会计信息会很容易地被毁损、失窃和失真而导致不正确的决策;对会计信息系统的非法访问、未经授权拷贝、黑客的闯入和病毒的侵入等,从而使会计信息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会影响对信息技术使用的质量、效果,同时会影响会计人员使用信息技术的信心和会计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由此可见,在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成功建立以后,建立一套有效的控制制度和审计体系对价值链上的ais实施内部控制和定时审计是十分必要的。
六、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的扩展
“技术标准已经成为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这种对标准体系的赞誉并不算过分。传统的会计信息化(电算化)对标准体系的建设集中在会计核算软件的功能结构和会计电算化实施中用手工帐等标准的制定上,它们仅是会计信息化初级阶段的一些实施标准,远不能满足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复杂需求。特别是会计信息化由单个企业发展到价值链企业联盟时,更需要完善的标准体系来指导和约束价值链中各企业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建设和实施。笔者认为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应参照软件工程的相关标准体系并考虑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固有特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应包括如下内容:价值链财会信息表达形式(元数据)的标准,它包括价值链会计信息的准人标准(元数据的定义)、中间过渡和终极输出标准,包括凭证、账簿和报告的输出标准、表外披露项目的标准、重点财务管理指标的标准、非财务信息标准等;价值链会计信息分类和传送(xbrl)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数据交换(接口)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安全控制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软件开发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测试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性能和质量控制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评估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制度标准等。价值链会计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将大大有助于价值链会计信息化有序和稳健的发展。
七、价值链会计管理重点的变革
在我国,目前多数企业的会计管理信息化受系统集成度和管理理念的影响,使会计管理重点仍停留在对财务会计的管理上。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环境下,会计管理重点将有所突破。1986年,全美会计师协会提出管理会计应实现以下两个目标:“为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为了实现管理会计的上述目标,不仅要依赖相应的数学模型,同时利用企业联盟间的网络平台,
在企业业务数据发生时,按照事先的规则定义,可以进行在线实时的信息采集,同时形成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等所需要的核算、管理和分析信息,再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高速和高精度的计算能力,使管理会计等的众多数学模型在ais中得以实现和应用,最终提升ais提供管理和决策信息的能力。
与管理会计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数据仓库、数据挖掘、olap等技术的应用。在价值链会计管理的企业联盟中存在着现实和历史的大量会计管理和业务信息,对他们亟待进行进一步的加工、综合查询和使用.而数据仓库、数据挖掘、olap等技术的应用使信息系统很容易得到面向各种管理主题的、集成的、随时间不断变化的统计分析信息和决策支持信息。例如,对价值链上的各利润中心、成本中心、物流和资金流控制中心等建立各种面向主题的信息集市和分析模型,以支持有关分析和决策的需求。例如对资金流控制主题设计如下的内容:跟踪和反馈价值链上资金流,了解整个价值链中资金流的流量、流速和瓶颈,从而对内外部各不可控的裂变因素加以预警和控制。因此在开展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工作中,应逐步地、稳定地使用上述技术,使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管理重点由财务会计提升到会计和财务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
八、价值链会计管理计划和会计控制作用的提升
价值链是由具有不同产权主体的企业构成的企业链群,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个企业之间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co-opetition),这些企业联合起来,追求一套达成一致的目标,同时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实现价值链的管理,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价值链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业务流程,管理的结果需要由企业的财会信息和业务信息反映,显然会计信息是最综合和全面的,也是最具可比性的。因此建立和完善会计控制,保证财会信息的准确、真实、完整变得尤为重要。
计划是控制的前提,也是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对价值链这样一个松散的、动态的企业链进行管理时,计划管理无疑是重要的管理方式和途径之一。计划是协调的结果,也是各企业具体经营的目标,它使链中各企业明确自身具体目标的同时,了解整个价值链的总体目标,并明确了解自身对价值链的价值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激励企业追求价值链的总体价值,使各企业的追求趋于一致,从而实现价值链管理的根本目的。
为了实现整个价值链的计划和会计控制的动态管理,其最重要的技术前提是能否及时收集和反馈价值链上企业群计划管理和会计控制的大量信息,并能作出快速调整、控制和响应。无疑实施网络环境下的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是实现价值链的计划管理和会计控制的重要环境和技术基础。其一是在信息系统环境下不仅能自动处理大量而复杂的信息,支持整个价值链企业联盟业务的急剧增长和动态变化,从而有效地规避各种风险。其二在信息
系统的环境下,由于信息的采集、处理和传递过程由系统自动、有效的完成,减少了人工的干预,这种有效的信息反映及传递机制是实施有效的计划管理和会计控制的基础。其三信息系统环境还能改善和规范价值链企业联盟中“业务-计划管理-会计控制流程”,如本文三中所述,只需在实施业务流程优化时,将计划管理和会计控制流程嵌入到各有关的业务流程中去并使之有机地集成,便可在业务发生时,动态地实施强有效的计划管理和会计控制。其四在信息系统的环境下,信息系统的运行不仅需要清晰的操作规程、明确的岗位分工、严格的授权机制等,这些将使价值链企业联盟的管理流程得到规范,从而使计划管理和会计控制也得到有效的执行。
九、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体系的变革
价值链会计管理面对价值链联盟中的多个企业,因此对价值链联盟企业间的关联经济活动实施审计是十分必要的。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是价值链相关企业主体协商同意的前提下,共同委托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价值链各方事先确定的各方经营管理活动应该遵循的标准对链中各相关企业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执行规则的情况进行审查、评价,用以维护规则,提高价值链会计管理效益的监督活动。其中规则是指为了确保价值链会计管理的有效性,链中各企业协商确定和制定,并已承诺实施的各企业生产经营和会计管理活动应该采用或执行的各种目标、制度、指标等。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对象是价值链联盟中的关联经济活动;其审计目的是通过对价值链企业联盟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执行由价值链协调机构代表各企业拟订并签署同意的各种协议的情况进行审查、评价,促使价值链的各种协调方案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从而提高价值链会计管理的效益;其审计目标是对审计对象的评价,是审计实施前对每一个具体审计对象需要审查时,事前规定的应该达到的要求。
十、财会人员职责的提升
在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环境下,财会人员不仅是财会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同时还是各种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控制规则、信息规则和审计规则的制定者和会计信息系统的维护者,财会人员职责将得到大大地提升,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科学使用价值链的财会信息。在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环境下,财会人员可以通过。internet网按事先制定的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和权限控制从采购、仓储、生产和销售等所有经营环节实时采集到财会数据,此时客观上就要求财会人员能够准确地分析数据、提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和决策方案,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财会数据监控、分析和财务决策上。
2.制定各种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会计控制规则、会计信息规则
和审计规则。为了使财会人员能科学使用价值链财会信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在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实施中,财会人员应与业务人员协作共同完成业务流程的优化或重组,并根据价值链会计管理的需求制定各种价值链会计控制、会计信息规则和审计规则。
3.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维护。随着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也应在不断地在维护中实现它自身的动态变革。与哪人员不同,财会人员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维护重点突现在如下几点:第一,根据价值链会计管理变革的新需求,提出对会计控制规则和会计信息规则变革的新需求;第二,协助it人员正确理解、抽象和描述上述规则;第三,在it人员完成规则变革的信息设计后,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功能进行验收评测。
4.制定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内部控制和审计制度。结合本文五中的观点,财会人员与it人员协作共同完成制定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系统内部控制和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主要参考资料
杨周南,论会计管理信息化的isca模型:会计研究,2003年10月
杨周南,从会计电算化到会计管理信息化:会计师,2004年3月
人事系统的价值篇3
关键词价值事实非价值事实
1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演化
在哲学领域，“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导源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将“事实”与“价值”分离，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上，英国哲学家休谟首次提出了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问题，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为基础提出了事实知识与价值知识的区别。他认为事实知识可由经验证明，有真假之分，而价值知识则不可经验证明，也无真假之别。同时从事实也推导不出价值，从而否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一致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关于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并相应把人的认识分为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而且也否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一致性，这都成为后来新康德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建立价值哲学的根据。
与此同时，自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截然区分后，西方哲学界也不断有学者（如杜威、马斯洛等）对休谟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杜威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道德评价领域，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实现的：“首先是根据道德问题情境提出要加以解决的道德问题；其次是针对问题提出一个假设性的价值判断，即关于要达到什么目的的判断；再次是联系道德问题情境对假设性的价值判断进行观念的、符号的分析，并以之指导具体行为，改造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如果行为结果与预期目的相符，那么价值判断便被接受，否则便被拒绝”。这样，杜威就通过所谓的“试验法”把事实和价值联结起来了。当然，杜威等人所探索的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并不成功，至少还如摩尔的追随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仍旧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他们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式，也没有真正理解休谟等人提出的问题。
当代西方，马斯洛就将科学与人（价值）融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科学人本主义的整体构架。以之为基础，马斯洛就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断裂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假设起了桥梁。“在马斯洛看来，是与应该的这种互相排斥的古老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二者是完全可以贯通与统一的，即通过某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统一的意识’来实现与应该的融合统一”。总之，马斯洛认为应该性是由事实性创造的，应该是事实性认识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也就是说，事实之“是”与价值之“应该”本来就是融合在一起的，对它们的割裂只能使人性受到扭曲。而马斯洛的理论通过对人性规定和生存现实的整合，既肯定了人之“应该”的超越取向，又肯定了人之现实存在作为达到应该的基础环节的意义，从而使科学人本主义成为一种现实的、超越科学与人性、“是”与“应该”鸿沟的理论。
马斯洛的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马斯洛断言“是和应该等同”，事实和价值融合，关于世界如何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论述，这样把“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完全等同起来，否认二者的区别，把问题简单化，又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所以这种看法并没有真正的说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从上述观点演变过程来看，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坚持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之间有一道“鸿沟”，认为二者无法过渡的观点是片面的。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观点应持这样的观点，即区分价值和事实有重要意义，但将之绝对化则不能成立。因而，可以说事实与价值、“是”和“应当”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用辩证法的话来说，则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2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事实乃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它都与认识的主体无关；价值则反映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关系，是客观事物满足人的需要所产生的一种意义倾向，表示“物”对人有用和使人愉快的属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客观的现实的反映是以客体作为反映对象，阐明“是什么”的问题，它不以认识主体为转移；从价值论来看，则是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反映对象，阐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事实是一种狭义的事实，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除此之外，还有广义上的事实。
正如王玉樑所指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或作为实践和认识对象）一切事物、过程、关系和属性的总和；价值则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是客体关系范畴”。由此可见，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是明显的：首先，事实是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包括关系在内，但不限于关系；而价值则是关系范畴，不是实体范畴。其次，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事实作为客观存在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因人而异的，而对所有的人一样，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价值作为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功能、效应关系，虽然是关系，但价值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没有固定的标准。转贴于
尽管我们通过分析可得出，事实与价值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始终是相对的。因为上述事实实际上是指除去价值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物、过程、关系和属性，这里的事实是狭义的事实，因为这里的事实中所包含的关系是价值之外的关系。而按照事实本来的含义，事实应包括价值，因为价值和价值关系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正如王先生对广义事实的定义，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包括价值和价值关系在内。所以，客观存在的价值和价值关系，也是一种事实，即“价值事实”。
事实分为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狭义的事实）虽然都是事实，但它们毕竟有自己的特点。从休谟、康德以来所说的与价值相对的事实，实际上都是非价值事实。
因此，那些企图通过价值事实来否认非价值事实（狭义的事实），否认事实与价值对立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对立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实际是狭义的事实的对立，即非价值事实与价值事实的对立。而“非价值事实与价值事实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事实各有特点，认识和把握这两种事实的特点，是研究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价值哲学的历史正是从区分事实与价值开始的，这一点其意义不能低估”。此外，李先生提出的“价值事实”使不少人认为，价值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一种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事实”指出价值也是一种事实，这就有助于使价值与事实的关系精确化，有助于搞清价值与事实的关系，这也是有意义的。
既然价值也是一种事实，那么，就不能只看到价值与事实的区别，而看不到二者的联系，所以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
3事实与价值的联系
造成西方文化中事实与价值绝对对立的最大根源是“把价值现象严格限定在人的主观认识领域内，否认存在客观的价值现象”。因此，在研究事实与价值联系的时候，就要避免上述的不足。这样才能真正全面看待和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填平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人为设立的“鸿沟”，从而取消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分离。
要谈论事实和价值的关系，不得不涉及“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即能否由“是”推导出“应当”的问题，也就能否由事实推导出价值的问题。
一方面，的确“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导出“应当”，因为主体认识了一定事实(“是”)，必然要与主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从而就可推导出“应当”。因此，可以说认为价值判断不需要以事实陈述为根据，是由主体决定的，是不妥的。因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是主客体的关系范畴”。这种效应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的作用和影响，是主客体的相互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由主体决定的，也不是由客体决定的，是由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决定的。
另一方面，由于两种事实的区分，即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的区分，我们可以明白，事实与价值并不是绝对分离的，也不是分离得了的，价值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事物之间普遍相互作用所引出的“价值事实”。主体的价值取向不仅要从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且还必须以客观事物和规律为根据，以事实为根据。缺乏事实根据的价值取向是主观盲动的，必然导致失误。所以，主体在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时，既要了解自身的利益、需要，又要了解客观事实，尽量避免无事实根据的价值决策。
由此可见，“是”可以推导出“应当”，需要一定的中介，即把事实（“是”）与主体利益结合形成的价值判断。这是就自然事实或非价值事实的“是”来说的。事实和价值的统一并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所阐释的那样，仅仅在于从“是”可以推论出“应当”，而更在于价值现象本身就是“是”，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并不是指价值过程可以外在衔接于事实过程，而是指价值过程和价值现象内在的就是事实过程和事实现象本身。“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推导出“应当”，“应当”必须以“是”为根据，即价值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可见，价值是有其事实根据的，这就从一个方面确证了价值的存在。“应当”虽然是规范范畴，是主体的价值选择，不属于客观存在，但主体“应当”如何，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否则就会导致失误。所以，“主体的价值选择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正确的价值选择是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的反映”。由此不难看出，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就很好的避免了西方否认存在客观价值的现象。
20世纪以来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以及社会的发展都显示出单纯强调事实与价值对立的局限。事实上，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都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建构起来的。
总而言之，价值是关系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必须把实体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事实区分开来，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可以通过“是”与“应当”的相互转化来理解。也就是说“从事实向价值的过渡也每日每时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由于实践能动地介入实在过程，可能的东西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和需要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等也就密切联系于现实事物”。一句话，事实与价值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参考文献
1李连科.哲学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人事系统的价值篇4
关键词：内在价值；环境伦理；个体主义；整体主义；第三种思路。
一、论证环境物“内在价值”的两种不同思路
意义世界的各种价值，依其存在的根据，往往被分成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就是事物本身内在固有的、不因外在于它的其他相关事物而存在或改变的价值；所谓工具价值，就是事物所具有的、对外在于自己的其他事物的价值，它必然因相关物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认为，事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是该事物能否成为道德关怀对象的充要条件。
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的基本任务就是扩展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即把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植物、物种乃至于矿物、土地、水、生态系等，所以，它的创生和发展，就不得不伴随着一场关于环境物的内在价值的讨论甚至争论。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潮中论证环境物内在价值的思路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借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方法的个体主义价值论；二是试图背离西方个体主义传统的、建立在整体论基础之上的整体主义价值论。
个体主义路向的价值论是从作为个体的事物本身的属性或能力等去论证个体的内在价值的。持这一路向价值论的环境伦理思潮主要有“感性能力论”、“生命主体论”以及“生命目的论”。
“感性能力论”的主要代表是辛格（petersinger）。辛格是借助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论证事物的内在价值的。因为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能给人带来快乐（或幸福）的行为就是善的，具有价值；不能给人带来快乐（或幸福）的行为就不是善的，不具有价值；只能给人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恶的，具有负价值。所以，在辛格看来，“对苦乐的感受性”正是功利主义者所认为的人之具有内在价值的根据。依此，辛格进一步推断说，假如功利主义是成立的，那么动物也应当具有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也应当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因为动物也具有感受苦乐的能力。
“生命主体论”的主要代表是雷根(t.regan)。雷根论证的基本方法同样是把动物和人（个体）作类比：人之所以具有权利，是因为人拥有固有（内在）的价值，而人之所以拥有固有的价值，是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体；动物也是生命的主体，所以动物也应当具有固有价值，具有受到道德关怀的权利。所谓“生命主体”，在雷根看来，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如“具有确信、欲望、知觉、记忆、对将来的感觉、偏好、苦乐、追求欲望和目标的行为能力、持续的自我同一性、拥有不依赖于外界评价的自身的幸福等等”。[①]如此，雷根估计，能够称得上“生命主体”的，一般说来，应当是一岁以上的哺乳动物。这就是说，一岁以上的哺乳动物都是“生命的主体”，因而都具有的内在价值，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
“生命目的论”的主要代表是泰勒（paulw.taylor）。泰勒既反对像辛格那样把扩张道德关怀对象的根据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又反对像雷根那样把道德关怀的对象限定于高等动物。他认为，我们应当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个体。泰勒说，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个体都拥有“自身的善”。所谓“自身的善”，就是生命体自身生命的目的性。事物具有自身生命的目的即“自身的善”，就具有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所以，生命体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与它是否具有感觉或利益并无关系，道德关怀的对象不能仅限于有感觉的高等动物，还应该扩展到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个体。
与以上个体主义的论证方法相对的是整体主义价值论。这一路向的价值论往往是从共同体中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来论证事物的内在价值的。整体主义内在价值论以利奥波德（a.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为代表。利奥波德认为，事物的内在价值是与“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密切相连的。他指出，道德是在生存竞争中对行动自由的自我限制，这一限制产生于“个体是相互作用的共同体一员”的认识。如果某一存在物属于道德共同体，那么就应该受到平等的道德尊重，就应该享有来自道德共同体和其他成员的义务。也就是说，孤立的个体本身是无所谓内在价值的，个体只有置身于一个相互作用的共同体之中，才能获得自己的道德地位。所以，所谓内在价值，只能是相互作用的生命共同体所具有的内在价值；“道德主体”或道德共同体，实际上只是这种生命共同体。由于人类和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等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共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的平衡和发展，所以，他们共同地成为了道德的关怀对象。在这里，人类不再是大地的支配者，而只不过是大地这一生命共同体中普通的、平等的一员，因而，人类应当承担起对土壤、水、动植物以及生命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在个体与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上，利奥波德认为，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也就是说，生命共同体成员（包括人）的价值要服从生命共同体本身的价值，即个体的价值是相对的，只有生态系和物种这类集合体才具有最高的价值。
面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思潮的挑战，一些学者站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之上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澳大利亚哲学家帕斯摩尔（johnpassmore）正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在他看来，认为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是根本上站不住脚的,人类当然需要重新考虑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担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但这种对自然环境的责任并不是出于自然本身有什么道德地位，而是出于人所具有的管理和协助自然的责任，而且这种保护自然的义务所依据的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完全可以是现有的伦理。“西欧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新的伦理’，大多数情况是更加彻底地贯彻和执行人们已经完全习惯的传统伦理。”[②]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环境物的“内在价值”问题？环境物到底有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具有所谓内在价值？
二、论证环境物“内在价值”的第三种思路
要正确看待“环境物的内在价值”，当然首先还得从“何谓价值”开始。
“价值”，最初是在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件事物具有的、可以被某种标准衡量的、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哲学家诸如新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尼采等扩展了“价值”的意义，在他们的哲学中把它用作一个主要的专门概念。在道德哲学中，“价值”一词实际上被用着“善”的等同词，所以，它是与“目的性”密切相关的概念。[③]因为只有有了确定的目的，才有相对于目的的好（善）和坏（恶），才有所谓“价值”的观念。符合目的性要求的，就被规定为好（善）的，即有正价值的；与目的性背道而驰的，就被规定为坏（恶）的，即有负价值的；与目的性无关的，就是无价值的。
所谓目的性当然是事物的目的性，而事物的目的性则是事物“统一性”的内在规定，因为任何一个“统一体”必然以自身为目的，否则它就不能成其为“统一体”。
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统一体”主要有三类：第一，除人之外的动物、植物个体；第二，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第三，生态系。那么，在这三类“统一体”中，谁既能够建立起价值系统，并使人和环境物都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呢？
首先，看除人之外的动物、植物个体。
因为人可以把诸如一个动物、一棵植物等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所以，我们有时会把它们称作“统一体”。首先，由于除人之外的其他动植物个体，至少是不具有理性能力的存在，它们本身不能对自己形成“自我统一性”的观念。它们之作为一个“统一体”，只不过是外在于它们的人从外面给它们加上去的而已。对于它们而言，自己永远只不过是普遍必然联系之中的一环，并不能够在“自我统一性”观念的指导下，通过自主的行动来维持这种统一性。没有“主体性”、没有“自由”，当然也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目的”。其次，即便我们承认这种动植物个体有自己的“目的”，认为它们各自以自己的目的为基础可以建立某种价值（判断）系统，但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动植物个体的“目的性”作为人的行为应当的限制呢？人类为什么要以动植物个体的目的作为自己的目的？所以，以这种“统一体”概念为基础，是无法论证动植物本身的内在价值的，当然也是不可能建立起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系统的。
对环境物内在价值论证的个体主义路向，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统一体”概念之上的，因而他们的论证是不可能成功的。
其次，看作为个体的人本身。
个体的人，当然也可以被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但是，与除人之外的其他事物不同，人本身就是具有完全意识能力的存在，所以，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能力对自己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观念。也就是说，对这种“统一体”而言，其存在的整体性或统一性是被自己本身意识到的。正因如此，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在总体性即统一性要求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可以摆脱纯粹的自然必然性的规定而成为一个行为的主体。人的这种根据自己的内在总体性即统一性要求来规定自己的行为，对于他本身而言，正是以人本身为目的，因而，同时也是自由的行为即是出自人的自由的原因性的行为。
由此可见，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这种“统一体”而言，他可以有自己的“目的性”。有了目的，就有了好（善）坏（恶）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自己价值体系。所以，对于个体的人这一相对独立的统一体而言，所谓善，就是以人本身为目的即维持与促进个体存在的完好的统一性；所谓恶，就是背离以人为目的即削弱与毁坏个体存在的完好的统一性。与此相对应的是其价值体系的规定：凡具有维持、促进这种统一性的效应的事物或行为，就被认为是具有正价值的；凡具有削弱、毁坏这种统一性的效应的事物或行为，就被认为是具有负价值的。
这种依个体的人的目的性确立起来的价值体系，有两个规定。
其一，因为其存在和统一不是什么别的事物的存在与统一，而是人本身的存在与统一，所以，这里所谓善的理念，只是对人而言的善的理念；而所谓目的性的指向，也正是人本身。也就是说，在这里，只是人本身，才成为了一切价值存在的理由，成为了一切价值判定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作为“统一体”的个体的人的价值，是不可能用其他事物或行为来衡量的，所以，假如要说人本身的价值，我们只能说人的价值是绝对的，或者说，人内在本身（无须任何其他价值标准的参照）就具有价值即人具有内在价值。
其二，因为个体的人是居于环境之中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这就决定了它的存在与统一的维持和保证是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的。这就是，它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换或代谢。人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代谢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从环境中得到适当的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供应与补充的过程，也就是自我（主体）维持和保证自己的存在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性的过程。这里，环境实际上成了人实现自我目的性的工具，具有帮助实现这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的效应。因而，在这里，虽然环境具有价值，但是，其价值只是相对于外在于它的人的目的性而言的，是以作为目的的人为标准来判断的，因而我们把它叫做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
由此可见，以个体的人这种“统一体”概念为基础，虽然可以建立价值判断体系，但是，在这里，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而一切环境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
最后，看生态系。
生态系就是有多种共同生存的生物物种及其生存的无机环境构成的物质结构，如一条河流，一个湖泊、一座大山等。整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巨大或无限的生态系。当人们把一个生态系看作相对独立的整体的时候，它也可以被称为一个“统一体”。对于生态系这类统一体，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
首先，把生态系理解成把人排除在外的“生命共同体”。这种“统一体”其实与作为个体的动物或植物是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的，因为这种“统一性”同样是人从外面强加上去的。所以，以它为基础也是不能真正建立起价值判断体系的。
其次，把生态系理解成包括人在内的“生命共同体”。这里，又有两种情况。
其一，纯客观地看待这一生命共同体，即把人看作和其他物种看作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他们只是作为生命共同体生存链条的一环而与其他物种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这里，人的所谓“道德行为”，就是完全遵循生态系本身的自然必然性，即“以生态科学作为伦理学”。因为这里把人还原成了一般的生物物种，作为相对独立的整体的生态系并不是作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统一的整体，所以，它实际上与上述“把人排除在外的生态系”并没有什么两样。
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对事物内在价值的论证，大体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对“生态系”的理解之上的，因而它是错误的。
其二，把整个生态系看作一个主观的生命体——“我”即“大我”。
因为这种生态系从其内在构成上看，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人和环境，而人是其中具有完全意识能力的理性能动者，既然整个生态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普遍联系的整体，而其中又有“具有完全意识能力的理性能动部分”，那么，把这个生态系看成一个有意识（或自我意识）的整体存在，这并不是不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生态系中的“人”可以同时把“生态系”看作是“自己”本身即“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我”。既然整个生态系就是“我”本身，那么，这个“我”就像个体的人一样，可以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体，具有以自己为目的的目的性。
有了目的性，就有了意义的组织者，有了好（善）坏（恶）的标准，因而也就可以以之为标准建立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既然生态系即“大我”以自身为目的，那么，对于它而言，判断善恶或价值的根本原则即是：凡是与“大我”的存在与发展一致或促进其存在与发展的行为，就是善的，具有正价值；凡是与“大我”的存在与发展不一致或削弱甚至毁坏其存在与发展的行为，就是恶的，具有负价值；凡是与“大我”的存在与发展不相关的，就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因而没有价值。
显然，这种作为“大我”的生态系的价值规定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为“小我”的个体的人的价值规定的。
首先，因为这里的统一性是“生态系”或“大我”的统一性，所以，这里所谓善，只是对“大我”而言的；而所谓目的性的指向，也正是“大我”本身。也就是说，在这里，“大我”本身的统一性及其目的成为了一切价值存在的理由，成为了一切价值判定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作为“统一体”的“大我”的价值，是不可能用其他事物或行为来衡量的，即“大我”的价值是绝对的，或者说，“大我”具有内在价值。既然人和环境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人和环境物因此也具有了“内在价值”。
其次，由于人与环境是“大我”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没有人就没有“大我”，没有环境物也没有“大我”，所谓“大我”以自身为目的，既不是仅仅以人（个体的人）或某种纯粹的所谓人格（纯意识）为目的，也不是仅仅以环境（与人相对的环境）或某种纯粹的物质（纯客观）为目的，而是以人和环境共同构成的统一体为目的，所以，在这里，所谓人或环境物的内在价值，并不是作为相互独立且平等的个体而是作为主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具有的，就如人（个体）的手脚肤发之于人本身一样。
综而观之，由于人和环境共同成为了“大我”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对作为“统一体”的“大我”而言，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们同样地具有“内在价值”，因而也同样地应当成为道德的关怀对象。正如人（个体）不应砍掉自己的一个手指或毁坏自己的头部一样，“大我”也应当善待自己的每一部分。这当然是自明的。但是，由于“大我”的组成部分中，只有人类或作为个体的人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动者，所以，“大我”的行为应当或价值规定，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个体的人本身的行为应当和价值规定。也就是说，在这里，个体的人就不仅应当把自己（人本身）当做道德关怀的对象，而且也应当把环境当作道德关怀的对象。但是，在这里，人之善待环境物，并不是像善待与自己平等的他人一样，而是像善待自己的手脚或头一样，只是因为它是我（大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因为它是与我平等的相对独立的个体。
显然，这种建立在作为“统一体”的“大我”概念基础上的关于环境物内在价值的价值论，是既区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体主义又区别于其反传统的“整体主义”的一种新的价值论思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论证环境物“内在价值”的第三种思路。
[①]韩立新《环境价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人事系统的价值篇5
【关键词】自然价值论;生态思维;环境伦理学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迅速地传播。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给中国学者带来的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的价值观,同时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要阐述自然价值论对我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首先得阐述“思维方式”的含义。思维方式是人的大脑思考问题的方式,大脑对信息进行加工活动的方式。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思维方式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方式。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按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来思考,这就是主导性的思维方式。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客体价值思维和理性思维,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在中国自身生态文化传统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整体思维、主体价值思维和直觉思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生态思维对整体思维的完善
生态思维也叫生态方法论,就是用生态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事物,思考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发生的问题,并用以指导人们更为合理地理解和解决问题,它是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生态思维反对还原主义的方法论,主张用动态、整体的思维去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它从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宏观特性,认为过程比结构重要,结构是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东西,如它认为生态系统不是生物个体的静止组成,而是太阳能流与地球表层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从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观点来看待事物,认为关系先于关系物,关系的整体决定部分;认为环境决定着事物的存在的性质;认为事物是网络性的存在,相互作用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在事物的变化中有重要作用,涨落与放大效应;认为人类处于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与生命世界血肉相依的关系。人与自然应该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从生态思维来看生态系统,不仅要看到竞争,更要看到协同,所以要善待自然,尊重生命,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健康和美丽。
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以生态学、宇宙学、地球科学、协同学、一般系统论、进化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超循环理论等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了形成了自然价值论的生态思维。生态思维包含了整体思维,又超越了整体思维,它还强调事物的自组织性、动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更加注重直觉,是缺乏自然科学和理论基础,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和理论为基础的生态思维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整体思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生态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整体思维,他们认为世界(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是一个整体。整体包含许多部分,构成整体的部分自身又是由更小的部分组成的子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谋昌教授在《可持续发展观与哲学范式的转换》中写道:“生态哲学存在论是关系实在论。它认为世界各种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在这里‘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有关’。它重视研究一切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离开对事物关系的分析,我们不能全面认识事物。生态哲学存在论是过程实在论,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运动和变化的。在这里,结构不再被看成是基本的东西,结构是基本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过程是更基本的”。他还认为“事物的性质由整体的动力决定,整体的动力学是主要的,部分是次要的”,同时,“事物作为创造结果的整体,又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进化的”。生态世界观“不强调首要次要之分,不强调以什么为中心,因为它认为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所有生态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是互补的。”而且“生态哲学认为物质作为自组织系统,它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物质演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主动性,包括无机物的主动性、生物主动性、人的主动性,事物的自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创造性和智慧,都是演化的,具有层次性和阶梯性。”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余谋昌教授吸纳了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并将其融入可持续发展之中。
在自然价值论中的生态思维的影响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叶平教授在《像一座山那样思考》中运用这种生态思维诠释了利奥波德的“像一座山那样思考”的含义,他认为“一座山是活着的实体,它是群山和大地的组成部分,其上有活着的存在,动物、植物、微生物和人类。这座山知道山的历史,知道其上的一切生物都处在相互依存的有机体结构关系中,体现活着的属性:整体性、稳定性、多样性、有限性和时滞性,具有目我调控的生态功能”。
南京林业大学的王聘教授也较早地接受了生态思维。他认为生态思维是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的本体论转换、从还原论到复杂论的方法论超越、从支配论到协同论的价值更新。他说:“生态思维一开始就是以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地球生命结构的方式出现的,在生态科学看来,无序、不稳定、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以及暂时性是生态系统演化最基本的现象,现代生态思维的基本方法是复杂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容和运用了现代所有严格的分析技巧,但又超越了分析方法。复杂论方法的最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和动态性,更强调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强调生态系统的不断生成、不断展开和不断转变。”他认为现代生态思维是人类新世纪理性认识的一种新形式和新方法,其关于世界的认知模式、认识方法和价值取向的生态化阐释,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撑,还会带来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为哲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王国聘教授所说的,生态思维确实给中国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江华教授的《论生态思维方式对工业思维方式的超越》和付晓男的《生态思维方式――对辩证思维的回归》等文章从不同方面对生态思维进行了论述。
王聘教授还将生态思维用于现代城市观的更新中,他认为生态思维为城市现代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生态思维的普及和完善,也必将带来城市发展观念的深刻变革。在《论现代生态思维方式与城市观的更新》一文中他写到:“从生态思维的系统整体观看现代城市,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他主张对构成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整体性调节,不断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使之走上尽可能优化的发展道路。此外,他还从自然与人共生的生态思维方式的价值取向,对城市的价值做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根据人与自然共生的城市生态价值取向,城市应该具备能流和物流效率高、废物流低,生态宜人度高,城市文化体现多样性等生态特征;他还认为将网络化与模型化的生态思维方式的研究方法用于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中,可以实现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此后,在《现代生态思维的价值视域》一文中,王聘教授对生态思维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二)客体价值思维对主体价值思维的促进
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80年代引进和翻译西方环境伦理学著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中国学者一直处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并且他们并没有觉得人类中心主义有什么不合适,认为环境污染和破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他们还没有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危害,也没有怀疑只有人类才具有价值或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的价值思维有什么不当。当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时候,中国的一些敏锐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此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传入,正好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价值思维。自然价值论作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派别,它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并且认为价值最重要的属性是创造性,肯定自然物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和系统价值,由自然价值推论出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人类不仅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需要保护生态环境,也需要从自然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出发,去尊重、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承担对它们的道德义务。”很显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价值思维是一种客体价值思维,他把价值当作事物的属性来理解,认为自然物本身也具有价值,自然物本身也是价值主体,而不是只有人是价值主体。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的价值思维是一种主体价值思维,要么认为自然没有价值,要么认为自然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只有人是价值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它只有在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才具有工具价值。在这种主体价值思维的指导下,导致了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也日益恶化。
在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基础上,在自然价值论的客体价值思维的影响下,余谋昌教授于1987年发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一文,提出了自然界除了具有作为人的手段(工具)的价值外还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人类不能仅仅从人的尺度进行评价。我们需要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这就是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从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出发,主张把道德权利的概念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在1994年发表的《中国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学》中,余谋昌教授明确表明环境伦理学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否认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自然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非商品性价值,如科学和自然史价值,宗教和文化价值等,“自然界不仅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这是自然界作为人的工具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外在价值;而且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即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生命和自然界的道德价值”。此后,余谋昌教授还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客体价值思维,他说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不全面的,它认为只有人有价值,生物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为只有人是目的,只有人有利益,这也是局部真理,是不全面的。
除了文章中所体现的客体价值思维之外,余谋昌教授在《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生态学哲学》和《自然价值论》这三本著作中也都体现了他的客体价值思维。从接受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以后,余谋昌教授的文章和著作中,基本上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的佘正荣教授在《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中认为传统的价值概念需要新的拓展,他认为“价值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是自组织系统在进化过程中‘有目的地’维持自己而固定在稳态结构中的成果,以及它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超越性活动。”据此概念,佘正荣教授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创造性价值和维持性价值、整体价值和局部价值、自为价值和工具价值,他说“自为价值可以看做系统自身的内在价值。”其价值分类和自然价值论中的价值分类不一样,也可以看出佘正荣教授是认同自然价值论中的客体价值思维。
(三)理性思维对直觉思维的充实
理论界一般都认为,所谓理性思维就是人脑所具有的一种逻辑思维以及按照逻辑思维规律和客观事物规律进行认识的形式和认识能力,是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逻辑化、程序化过程、途径来反映对象的认识方式和认识能力。直觉思维就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思维,带有意会性和模糊性。生态学揭示了整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人与自然、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学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思维的产物。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知识的基础上建构,并且是以理性思维加以严谨的逻辑论证来阐明。持有中国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观的学者们大都认为,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生态伦理传统对于当代人类克服全球性生态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足于农业文明时代经验基础之上的直觉思维成果仍然缺乏西方科学发展的理性思维,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观察经验,是其思维方式传统形成的基础,其观察的特殊方式就是以象观物。以象观物的观察方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重效验的经验思维和内在超越的直觉体悟。它缺乏严格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疏于对事物进行概念的本质分析,层次结构的深入解剖,和事物间关系的稳定法则的掌握。
在罗尔斯顿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学者们看到了直觉思维的局限性,努力以理性思维的要求,去严谨地阐明和论证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如余谋昌教授的《生态学哲学》一书,便是运用理性思维来思考哲学问题,书中大量地阐述了生态学的概念、生物与环境的适应和进化、生态系统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生态系统的演化、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有序与无序、环境因素的生态作用等,并从本体论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和价值关系的角度对生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进行分析,以便给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提供一种坚实的科学和哲学基础。佘正荣教授在《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一书中,吸取了西方生态学、系统哲学、自组织理论、生态哲学等成果,重新诠释了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内容和在当代的价值。并且在第四章中,专门探讨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的根源、基本特征,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如何利用西方科学理性思维来改造完善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途径。
当然,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是是相互依存,非理性思维脱离了理性思维,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性思维离开了非理性思维,就失去了认识的重要手段与思维的动力,使理性思维无法正常进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中的理性思维是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原有的非理性思维的促进,从而使中国环境伦理学者能够将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二、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影响
自然价值论在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的基础上,也影响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此后,中国的众多学者都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进行了阐述,有赞成其观点,也有反对其观点,也有赞成或反对其部分观点,但是从客观上看,都促进了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
(一)自然价值论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在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影响下,1994年,余谋昌教授发表了《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点,随后引起了一场关于环境伦理学价值定向的大讨论。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中,余谋昌教授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伟大思想,并作为价值观指导人类的伟大实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类在一定的意义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是局部性的,或者暂时性的。这种价值观的‘反自然’性质的作用导致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又从根本上损害了人类的目标,并从而使人类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所以他认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人类的必要选择”。
同时,在这场关于环境伦理学的讨论中,叶平教授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人类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或最终目的的生态伦理,实际上是把地球或生物圈当作工具或手段的社会伦理。因为这种伦理:(1)只是社会伦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应;(2)没有把伦理考虑真正扩展到生物圈,其症结在于只承认人类利益。生态伦理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进化。它的科学基础有赖于对自然界总体的看法和人在自然界地位的认识。”叶平教授认为环境伦理学应该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此后,叶平教授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中分析了人人类中心主义的四种局限性“首先,它只关心人类及其环境,不顾其它生物的生态,这是一种传统的伦理学……最后,人类中心主义是不科学的,其伦理也是人类主观的。”
杨通进博士在《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中写道:“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他认为人类中心论把人的存在维度和意义空间完全压缩和限制在人际关系范围内,这种只关心其同类存在物的做法是有待超越。因此,要超越人类中心论,因为“人类中心论是关于人的生存的伦理学,而不是关于人的完善的伦理学”。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大批学者如王国聘教授、佘正荣教授、雷毅博士等,都纷纷在他们的文章中表达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我国环境伦理学呈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
(二)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对自然价值论的阐发
自然价值论自此传播到中国以后,就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的关注,他们纷纷对自然价值论加以阐发,其中有支持也有反对。
余谋昌教授著的《自然价值论》一书,就从自然价值的概念、性质、结构、分类、进化、生产、评价与评价模型等各个方面对自然价值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还将自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的未来联系起来,肯定包括内在价值的自然的全面价值,他认为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的转变、经济学的转变、伦理学的转变都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他说“在整个世纪,人们否认自然价值,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哲学和科学。现在对自然价值的关注也许会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以至它会成为21世纪的关键词”。何怀宏教授从权利到价值、主观价值论到客观价值论、生态系统的价值和自然价值论的应用这几个方面阐述自然价值论的,他认为罗尔斯顿没能解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的统一和同一,这便是自然价值论的缺陷,也是西方伦理学的缺陷。佘正荣教授则从道德范围的扩大和自然的价值、人类应该如何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类发展和自然保护这几个方面来展开。他认为“罗尔斯顿虽然跨越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但是还没有跨越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
王国聘教授认为“罗尔斯顿把哲学关注的目光转向‘人类与地球生态系之关系’,转向一个不曾被人们所重视的荒野自然,通过确立生态系统的客观的内在价值,为当代保护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独立于人们的主观偏好的哲学依据。”杨通进博士主要从自然价值的特征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两个方面去阐发自然价值论的。李庆臻和李易在论述生态和谐伦理时,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生态伦理是生态和谐伦理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王超和李奇伟认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在实质上的重建和范围上的拓展。贾向桐在承认自然内在价值理论尚存在许多不足的基础上,对其积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首先,自然价值概念是针对传统人类中心论观念而提出的,它试图通过批评、否定来超越那种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观念,而对价值概念加以扩展和重新界定,从而开阔了我们思维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传统价值观念。而且这种价值概念内涵的转换带来了新思维方式的出现。其次,它毕竟体现了人类为实现自我超越、克服在种族上的局限性、重新认识、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在实践方面,自然价值理论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更为根本的理论依据,从而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不彻底性,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铺平了道路”。
黄炎平、刘建金认为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石,“这一崭新的伦理学一方面扩展了有用性的内涵,不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中来看待自然,而是从人对自然的依赖性来理解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从目的论与整体论视角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在时间维度上将人类道德义务扩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空间维度上则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马兆俐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领域中对自然价值最系统、最经典的论述,当数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创建的自然价值论,从自然价值的主客观统一性、自然界价值的层次性和内在价值、工具价值与生态系统价值模型三个方面创建了一种自然价值‘新’论。”“罗尔斯顿摒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旧范式,提出了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新范式,开创了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环境伦理学的方向。”
也有人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如傅华教授,她是不认同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的。她认为罗尔斯顿的客体属性说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她赞同关系态这种观点。“‘自然价值’是反映、概括和表述人与自然的一种特定的实践一认识关系的哲学范畴,其主体必定是人,只能是人;依据人的需要,自然具有四种价值:资源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审美价值和生态价值;人类作为自然价值的主体,不仅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者和享受者,而且是自然生态进化的保护者和引导者。离开人类主体的需要去讨论自然价值,是对“自然价值”的曲解和误用,依据这样的概念和范畴所建构起来的所谓‘生态伦理学’,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傅华教授还通过认真剖析自然概念的不同外延,分析了自然价值的实质。她认为我们所说的自然价值就是指社会自然的价值,也就是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属性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刘福森教授认为生态价值概念的提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也不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它离开认人的尺度去理解价值,就必然陷入把‘价值’等同于‘存在’的理论困境。如果说‘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价值呢?”他认为,我们之所以把自然界的那些生态机能叫做生态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对人类生存具有积极意义。他还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的关系属性,而非单纯的客体的存在属性。离开同人的关系,自然物的所谓内在属性只不过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属性,并不具有价值的属性。生态伦理学把生态价值说成是自然本身固有的属性,实质上是把事实等同于价值,把“是”等同于“应当”,把存在论等同于价值论,混淆了价值论与存在论、科学与伦理的区别。他还提出生态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即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只有在自然物被毁灭、消灭时才能实现,而自然物的生态价值则只有在保持其存在时才能实现出来。除此之外,张德昭、何文模、黄爱宝、高田纯、杨曾宪、刘英、李建珊、胡军等人也从不同的方面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环境伦理思想进行了否定。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或者是赞成或反对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的部分观点,都可以看出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对中国环境伦理学者及其环境伦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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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系统的价值篇6
关键词：市场；企业；市场价格机制；会计价值机制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006)6－0107－05
会计是企业价值运动的计量与激励系统。三层含义：其一，企业的价值运动是会计对象，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是会计的目标。企业价值增值不仅就企业的投入产出比较而言，产出价值大于投入价值；也是与市场或其它企业相比较而言，企业实现了更多的价值增值。其二，会计是企业价值运动的计量系统。其三，会计是价值运动的激励或控制系统。会计信息是有用的或有意义的，信息使用者依信息而行动的动力伴随着传递出来的信息。本文主要研究奠定在会计对象基础之上的会计系统结构、会计运行机制及其与市场价格机制的相互关系。
市场与企业是组织经济的两种形式。企业担当着两种角色：一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二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企业既是商品的需求者（或消费者），同时又是商品的供给者（或生产者），不论是商品的需求者还是商品的供给者，都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参与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组织者，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体制取代市场机制而协调着货物从原材料供应，经由生产和分配直到最终消费的整个流程。企业承担的这两种角色，反映在会计的对象上，决定着会计目标、会计系统结构，以及会计系统的运行机制。
一、会计对象
目前对会计对象的认识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交易事项论，二是资金运动论或价值运动论。
会计对象的交易事项论认为，过去的交易和事项所引起的企业资源及其义务的变化是会计计量的对象。“作为具有广泛意义的财务信息是基于对单个企业已经发生的交易和事项的近似计量。”[1]我们所进行的交易一般是指商品（含产品和服务，以下同）交换，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市场上所从事的商品买卖行为。交易的主要特征是通过签订合同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交易双方出于自愿而从事的等价交换活动。所谓“事项”，是指“可以观察到的，亦可用会计数据表现其特性的具体活动、交易或事件。”[2]按照这一定义，会计的对象，不仅包括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市场上所从事的交易行为，而且还包括企业内部各当事人（或部门、单位，以下同）之间提品或服务的转移行为等。
为了将企业的这两种行为区分开来，我们将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市场上所从事的商品交换行为称作“交易”，而将企业内部各当事人之间提品或服务的转移行为称作“事项”。那么企业的“交易”和“事项”有何不同？市场上的交易是两个经济利益主体，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遵照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所从事的商品买卖行为。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其一，其交易主体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主体；其二，他们对其所交换的商品拥有所有权；其三，遵从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企业内部的转移事项，其一，其主体是企业内部的当事人，虽然他们具有自身的部门利益或单位利益，但更多地受制于企业的整体利益，服从企业目标；其二，他们对其所转移的产品或服务，并不拥有所有权；其三，企业内部当事人之间的产品或服务的转移，并不遵守“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甚至只是一种单向的产品或服务的转移；其四，企业内部的当事人获取企业支付的报酬。简而言之，企业的交易和事项其不同之处在于，市场上的交易主体是两个经济利益独立，并且是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行为；而企业内部的事项是企业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前提下，被雇佣者遵从雇佣者的意志，所从事的生产产品和转移产品的行为。
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或价值运动论，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所阐述的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为指导，来认识会计对象。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作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总流通过程，实际上是再生产理论，包括个别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与交易事项论比较两者有共通之处，流通过程就是“交易”，生产过程就是“事项”。然而，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流通与商品流通不同，商品流通的公式是w―G―w，即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是为了买而卖。资本流通的公式是G―w―G’，是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再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卖而买。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虽然它总是和商品交错在一起，而且在市场上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进行交换。然而，商品作为资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市场上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商品，不是为了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货币变成了资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与一般的商品并无二致，而且也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进行商品交换，然而它是作为资本品，承担着实现价值增值任务。
简而言之，由企业担当的两种不同的角色所决定的会计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商品交换价值，一类是价值增值。商品交换价值与价值增值不同，商品交换价值要求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与其他商品所有者，实行等价交换。价值增值要求企业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种商品，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相结合而资本化。资本是能够、且其目的也是为了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资本的价值取决于资本的增值能力。
二、企业的发展与会计结构体系
企业形式有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从以业主制为主发展到以合伙制为主，从公司制发展到现代工商企业，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早期之前，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发生在企业主和企业以外的个人之间：原材料供应商、计件工人、顾客。……交易完全发生在市场中，对成功的评价很容易获得。企业主只要通过销售，从顾客那里获得比其支付的原材料和人工等产品投入更多的现金就行了。”[3]当时的企业规模小且分散，作为市场参与者，其会计的对象具有更多的商品性质，运用复式簿记系统，通过市场价格直接计量其投入价值和产出价值，并通过投入价值与产出价值的比较，便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对企业效率予以评价。
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结合，逐步形成了管理层级制的公司，这种企业一开始就是全国性的企业。进入20世纪，新结合起来的多功能的现代工商业企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中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经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4]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对组织现代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与市场并列的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依存度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增强了。使得企业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功能进一步张显，并逐渐分化开来。企业的现实资本运动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分别经历了三个阶段、执行三种职能。企业的经济活动经过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企业资本分别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生产资本职能和商品资本职能，循环往复。资本循环用公式表示：G―w…p…w‘―G’，其中G―w和w‘―G’，是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所从事的商品等价交换，而w…p…w是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所从事的价值增值活动。
交易事项论强调企业主体假设，将企业看成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将会计对象理解为商品交换价值，强调的是企业在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活动。把企业购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当作商品，按成交时的市场价格计量其购入成本；产品完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按售出的市场价格计量收入，成本与收入之差就是利润。
资金运动论虽然已经认识到商品交换价值与价值增值的区别，但是资金运动论者只是将资金循环与周转理论，用于解释账户和账户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会计报表各项目之间相互联系，建立了相应账户理论和报表理论。而对于商品交换价值和价值增值属性上的差别，并没有在会计计量上得到应有的反映。
企业的发展是由价值增值驱动的，企业家们相信将多个单一业务企业，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多单位的企业进行集中控制与管理，比在市场上多个单一业务企业不断进行交易来完成加工过程，企业效率会更高。多单位企业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在企业内部建立管理层级制，并且建立相应的内部价值信息的生成和传递机制，以代替市场价格机制来协调生产流程。“当企业逐步转向内部导向的过程时，这些目标被改变了，新的管理会计发展了起来。”[5]钱德勒在美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中，发现20世纪初期由杜邦公司最早建立的投资回收率成了现代企业广泛使用的评估绩效的标准，而固定资本拨款预算和财务预测则成为分配资源的标准程序。他认为“通过这些方法，才使管理上的有形之手在协调和监督经济活动方面得以取代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6]
随着现代企业发展，现代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组织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生产力的释放，现代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依赖进一步增强，与外部投资者、债权人、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称为企业重要事项。财务会计从传统会计中分离出来，成为企业与外部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和协调的系统。商品的交换价值是财务会计计量基础。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建立在会计主体假设基础之上，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商品经济主体，通过商品交换与各相关利益者发生关系。不仅将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成品当成是商品，而且借贷资金和股本也被当成是商品，利息和股利被认为是这两种商品的价格。至于其间的商品生产过程，财务会计实际上将它作为“黑箱”处理，成本会计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分摊至生产对象，只不过是为了结转已销产品的销售成本，以便与已销售产品的销售收入比较，计算期间利润。“从成本管理到成本会计：相关性的遗失”正是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忽视企业作为一个商品生产组织者作用，致使与商品生产的组织与管理相关的成本管理，退化到关注存货估价和销售成本计算的成本会计，成为为财务会计目标服务的一个附属部分。
财务会计的最新发展，更加突出了企业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强化了市场价格机制对企业的调节作用。这可以从会计报表模式从历史成本为主向以价值（市场价格）为主的新型模式转化当中洞察这种变化。FaSB将资产定义为“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7]将全面收益定义为“在一个期间内来自非业主交易的权益（净资产）的全部变动。”[8]它包括了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业益（净资产）变动。以及为了将众多的计量属性奠定在一个共通的基础之上，FaSB阐述了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指在自愿交易的双方之间进行现行交易，在交易中所达到的资产购买、销售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是市场价格，如果某种资产并无公开的活跃市场，没有形成能为买卖双方均可接受的市场价格，则可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寻求近似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被普遍看好的计量属性，与将资产的性质理解为“未来经济利益”和定义全面收益的逻辑一脉相承，要是将公允价值替代历史成本，市场价格机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更为明显，市场价格机制对企业的调节作用更为直接，更有利于沟通与协调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经济利益关系，向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信息，以便于各利益相关者作出维护自身利益的相关决策。
总之，企业的双重身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担当着市场经济主体和组织经济活动两种角色，企业价值运动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两种作用相适应，采用交换价值进行商品等价交换和实现价值增值。基于此会计分化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子系统，分别执行两种职能。
三、市场价格机制与会计价值机制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的商品交换活动，接受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同时，企业从事价值增值的组织活动，运用会计系统协调生产流程。那么，市场价格机制与会计价值机制是什么关系呢？
科斯认为企业取代市场，并用交易成本分析制度（组织）选择。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与市场上或在其他企业组织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企业便停止了扩张。那么这一点是怎样确定的呢？科斯（1990）指出：[9]企业外部的价格由此成本是明确的（由于其他方面对资源的需求）和被市场运行决定。而企业内部确实基于同样的原因有着明确的成本，但它们是由会计系统提供的，这一内部系统替代了外部市场价格体系。而且组织成本明显主要依靠会计系统的效率。科斯认为在企业内部会计系统替代了市场价格机制，而且会计系统的效率高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效率，是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原因，并决定着企业对市场的替代。钱德勒（1997）从企业发展史的角度也证实，企业的发展是在会计发展了相应的方法，对企业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流程进行协调而得到了节约，才使得管理上的有形之手取代市场的无形之手。那么会计系统是怎样运行的，其运行机制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会计系统的效率？
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传递信息的功能，二是激励功能，而且二者不可分割。弗里德曼（1981）以“市场经济与中央经济计划”为题在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协会所作的讲演中指出：“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之处――而且我使用‘美妙之处’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完全在于：依信息而行动的动力伴随着传递出来的信息。”这句话用之于会计完全适用，用会计语言表达，会计传递信息且信息是有用的。所以会计系统与市场价格机制有着同样的功能，即传递信息的功能和激励功能，二者不可分割。也正因为如此，与市场价格机制相对应，我们提出“会计价值机制”这一概念，用来概括会计系统的功能。哈耶克（1945）将价格体系看成是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他认为：“把价格体系描述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电信系统并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这种电信系统能够使单个生产者通过观察若干指标的运动就可以根据各种变化去调整他们的活动――当然他们所理解的变化也只是反映在价格运动中的那些变化而已。”[10]这与我们将会计比喻成飞机上的仪表，如出一辙。
市场价格机制与会计价值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是一个“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秩序”，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市场价格机制形成于长期的市场供求关系，并自发地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企业是一个“人之设计的秩序”，是一个他组织系统。市场作为自生自发秩序，它容纳了所有人的目标，但它本身却没有目标。而目标赋予企业以组织的意义，会计系统在企业内部为达成企业目标而形成并不断加以完善。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企业在组织形式、发展阶段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会计价值机制在各企业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因为会计为达成企业的目标而形成并不断加以完善，所以有人认为会计只是一种为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正像西蒙所指出的：“多数目标和活动的价值都来源于将具有内在价值的目标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目的关系。期望目的的内在价值通过与其过程，转化为手段。”[11]企业是一个层级结构，实现组织的总目标或最高目标所需要的手段，成为了下一层次管理者的目标，这样就构成了与企业的组织层级结构相吻合的目标――手段链，在这一链条上，每一个层次的目标(手段)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因此，会计系统成为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其有效性由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予以评价。同时，会计系统又有自己的目标，各子系统成为实现系统目标的手段；各子系统也有自身的目标，各种方法又成为子系统的手段。由于企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他组织系统，企业内部管理的职能分工，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专门的部门，专门负责会计系统的建立和运行，会计价值机制转变成企业管理的一种部门职能，这也是会计价值机制与市场价格机制不同之处。
他组织要遵循自组织规律，这是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苗东升认为：他组织运动归根结底要在自组织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应遵循、适应、利用对象的自组织规律。人工系统的他组织，特别是仿自组织设计，必须以充分认识自组织规律为前提，他组织规律是人如何运用自组织规律的规律。[12]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应遵从市场供求规律，自觉地接受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同时，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应遵循生产规律。会计价值机制要遵循、适应、利用市场价格机制，财务会计系统建立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反映市场价格的变动，及时、可靠地提供与报表使用者的决策相关信息，已经成为财务会计发展方向；实际上企业内部会计信息的传递和激励，也是尽可能地捕捉与之相关的市场价格信息，并与企业内部成本信息比较，用以评价经由企业内部化的多重、多样化业务相对于市场协调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收益。管理会计实质上是企业内部组织成本的管理和控制系统，不仅就企业的最终产品成本与市场价格比较，而且中间产品以至于每一个作业单元成本，都与市场上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以解决“自制或外购”问题，对企业效率和市场效率作出评价。“公司管理会计系统能在计划和控制信息、沟通、激励和评估方面起到上述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系统在公司成功竞争的策略当中是一个必须的要素。”[13]
目前，对会计系统和会计功能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一种倾向，认为会计只提供信息，或再加上提供有用信息，而否认会计的激励或控制作用。何谓“有用信息”？有用信息就是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随着所接受信息的驱动而有所行动，并且是可以观察到的。不能驱动或引起信息接收者有所行动的信息，是无用信息。所以只承认会计提供有用信息，而否认会计信息的激励或控制作用，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总之，作为会计对象的价值运动，在数量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运动和价值增值运动，由此决定着会计系统结构和会计系统功能。会计价值机制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具有传递信息功能和激励功能，而且二者不可分割。会计价值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为了实现企业的目标，而且是企业在与市场或其他企业的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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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FaSB，StatementofFinancialaccountingConceptsno.1，1978，p12.
[2]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3]托马斯・约翰逊，罗伯特・卡普兰.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4~5.
[4]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商务印书馆，1997：1.
[5]托马斯・约翰逊，罗伯特・卡普兰.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4.
[6]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商务印书馆，1997：527.
[7]FaSB,SFaCno.6,1985,par.25.
[8]FaSB,SFaCno.6,1985,par.70.
[9]RonaldH.CoaseaccountingandthetheoryoftheFirm.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12(1990)3-13.north-Holland.
[1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3：130.
[11]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55.
[12]苗东升.他组织――系统科学的另一片视野――访苗东升教授[n].光明日报,1999-03-02.
[13]托马斯・约翰逊，罗伯特・卡普兰.管理会计兴衰史：相关性的遗失[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
责任编校：朱星文
onaccountingSystemandaccountingValuemechanism
XUQiang-guo
(tianjinBusinessColegetianjin300134)
abstract:asanaccountingobject，thevaluemovementisexpressedintermsoftheexchangevaluemovementandthevalueaddedmovement,wherebytheaccountingsystemstructureandfunctionisdetermined.theaccountingvaluemechanismisasubstitutionofthemarketpricemechanismandhasthefunctionofpassinginformationandofferingincentives.省略petitionandincompletionwithotherbusinesses.
Keywords:marketmarketpriceaccounting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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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系统的价值篇7
关键词：价值论|环境伦理|个体主义|整体主义|第三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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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不同的价值论思路
意义世界的各种价值，依其存在的根据，往往被分成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所谓内在价值，就是事物本身内在固有的、不因外在于它的其他相关事物而存在或改变的价值；所谓工具价值，就是事物所具有的对外在于自己的其他事物的价值，它必然因相关物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认为，事物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是该事物能否成为道德关怀对象的充要条件。
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的基本任务就是扩展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即把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植物、物种乃至于矿物、土地、水、生态系等，所以，它的创生和发展，就不得不伴随着一场关于环境物的内在价值的讨论甚至争论。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潮论证环境物内在价值的思路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借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论方法来论证环境物的内在价值的个体主义价值论；二是试图背离西方个体主义传统的、建立在整体论之上的整体主义价值论。
个体主义路向的价值论认为，作为个体的某种环境物（如动物个体、植物个体等）具有与人类个体一样的内在价值，应当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持这一路向价值论的环境伦理思潮主要有“感性能力论”、“生命主体论”以及“生命目的论”。
“感性能力论”的主要代表是辛格（peter singer）。辛格是借助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论证事物的内在价值的。因为在功利主义者看来，能给人带来快乐（或幸福）的行为就是善的，具有价值；不能给人带来快乐（或幸福）的行为就不是善的，不具有价值；只能给人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恶的，具有负价值。所以，在辛格看来，“对苦乐的感受性”正是功利主义者所认为的人之具有内在价值的根据。依此，辛格进一步推断说，假如功利主义是成立的，那么动物也应当具有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也应当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因为动物也具有感受苦乐的能力。
“生命主体论”的主要代表是雷根(t. regan)。雷根论证的基本方法同样是把动物和人（个体）作类比：人之所以具有权利，是因为人拥有固有（内在）的价值，而人之所以拥有固有的价值，是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体；动物也是生命的主体，所以动物也应当具有固有价值，具有受到道德关怀的权利。所谓“生命主体”，在雷根看来，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如“具有确信、欲望、知觉、记忆、对将来的感觉、偏好、苦乐、追求欲望和目标的行为能力、持续的自我同一性、拥有不依赖于外界评价的自身的幸福等等”。[1] 如此，雷根估计，能够称得上“生命主体”的，一般说来，应当是一岁以上的哺乳动物。这就是说，一岁以上的哺乳动物都是“生命的主体”，因而都具有的内在价值，都是道德关怀的对象。
“生命目的论”的主要代表是泰勒（paul w. taylor）。泰勒既反对像辛格那样把扩张道德关怀对象的根据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又反对像雷根那样把道德关怀的对象限定于高等动物。他认为，我们应当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个体。泰勒说，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个体都拥有“自身的善”。所谓“自身的善”，就是生命体自身生命的目的性。事物具有自身生命的目的即“自身的善”，就具有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所以，生命体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与它是否具有感觉或利益并无关系，道德关怀的对象不能仅限于有感觉的高等动物，还应该扩展到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个体。
通观这三种观点，我们发现它们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它们都是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即都是以个体为理论论证的基本单元，并且认为只有个体才是内在价值的真正载体。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其二、它们或者是直接站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某一立场（如感性能力论）上论证事物的内在价值，或者是在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进行类比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扩展道德关怀对象范围的价值论（如生命主体论和生命目的论）的，所以，它们虽然表现了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论的某种不同，却仍然与这种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与以上个体主义的论证方法相对立的整体主义的内在价值理论以利奥波德（a. 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为代表。利奥波德认为，事物的内在价值是与“生命共同体”的概念密切相连的。他指出，道德是在生存竞争中对行动自由的自我限制，这一限制产生于“个体是相互作用的共同体一员”的认识。如果某一存在物属于道德共同体，那么就应该受到平等的道德尊重，就应该享有来自道德共同体和其他成员的义务。也就是说，孤立的个体本身是无所谓内在价值的，个体只有置身于一个相互作用的共同体之中，才能获得自己的道德地位。所以，所谓内在价值，只能是相互作用的生命共同体所具有的内在价值；“道德主体”或道德共同体，实际上只是这种生命共同体。由于人类和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等同属一个“生命共同体”，共同维持着这一共同体的平衡和发展，所以，他们共同地成为了道德的关怀对象。在这里，人类不再是大地的支配者，而只不过是大地这一生命共同体中普通的、平等的一员，因而，人类应当承担起对土壤、水、动植物以及生命共同体的责任和义务。在个体与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上，利奥波德认为，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也就是说，生命共同体成员（包括人）的价值要服从生命共同体本身的价值，即个体的价值是相对的，只有生态系和物种这类集合体才具有最高的价值。“大地伦理”的基本原则是：当一件事情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所以，人类应当以“生命共同体”的客观目的为自己的行为目标，以生态系的生态规律为自己行为的法则，“像大山那样思考”。
以上就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潮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论思路。我们认为，这两种关于环境物内在价值的论证路向都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在这两种不同思路的价值论的基础上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伦理学的。
首先，个体主义路向的价值论是不能真正论证环境物的内在价值的。其理由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不管是“感性能力论”、“生命主体论”还是“生命目的论”，只要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则环境物的内在价值就不可能得到论证。因为除人之外的环境物（个体）是处于自然必然性之中的，所以，其所谓“感性能力”、“生命主体”或者“生命目的”都只不过是自然必然性的表现，而把自然因果链环中的某一具体部分的某种“目的性”当作价值的目标或善恶的标准，其实正是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泥潭。其二、即便我们暂且承认这种个体主义路向的内在价值理论，但是，因为这种思路是从个体本身去论证事物的内在价值的，所以，当它面对不同的物种的个体时，论证并建立起来的这些“内在价值”必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而，假如这里存在所谓的“伦理学”，则这种“伦理学”只能是各个不同的事物（个体）的“伦理学”，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伦理学”。在彼此对立或根本不同的各种伦理学共存的情况下，除了没完没了的争吵外，谁的权利都保证不了。其三、建立在“感性能力论” 、“生命主体论”以及“生命目的论”基础之上的动物中心主义和生命中心主义之所以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其另一根本原因则是：它们都是站在个体主义的基本立场之上的。因为个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一样是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逻辑结论，立足于“主客二分”基础上的某一立场去反对它的另一逻辑结论，当然只能是自相矛盾。
其次，环境伦理学中的这种整体主义路向的内在价值论也是错误的。其理由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首先，他们把“生态学作为一门伦理科学”[2] ，即以生态系的自然的“目的”作为价值或善恶的标准。所以，在这里，整体主义路向价值论和个体主义路向的价值论一样，也必然地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泥潭。其次，从表面上看，这种生态中心主义“伦理学”用整体主义取代了西方传统的个体主义，用生态中心取代了传统的人类中心，其革命的彻底性已超越了动物中心和生命中心主义，但是，从根本的立场看，它也并未完全摆脱近代以来主客二分的西方哲学的传统思维模式。因为作为科学的生态学预设的基本立场正是主客二分，主体（主观）在这里只不过被省略（或悬置）了而已。因而，与个体主义一样，西方的这种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也只能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于是，针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自相矛盾，有的人又一次指出：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仍然还只得回到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西欧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新的伦理’，大多数情况是更加彻底地贯彻和执行人们已经完全习惯的传统伦理。”[3] 所谓人对自然的责任，并不是出于自然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和道德地位，而是出于人所具有的管理自然和协助自然的责任。人对自然的责任，归根结底仍然是人对人自身、以及人对未来后代的责任。也就是说，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说的环境伦理学是要从根本上被取消的。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环境物的“内在价值”问题？环境物到底有没有内在价值，或者说，环境伦理学究竟有无可能？
二、价值论的第三种思路
要正确看待“环境物的内在价值”，当然首先还得从“何谓价值”开始。
“价值”，最初是在经济学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件事物具有的、可以被某种标准衡量的、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在19世纪的时候，德国哲学家诸如新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尼采等扩展了“价值”的意义，在他们的哲学中把它用作一个主要的专门概念。在道德哲学中，“价值”一词实际上被用着“善”的等同词，所以，它是与“目的性”密切相关的概念。[4] 因为只有有了确定的目的，才有相对于目的的好（善）和坏（恶），才有所谓“价值”的观念。符合目的性要求的，就被规定为好（善）的，即有正价值的；与目的性背道而驰的，就被规定为坏（恶）的，即有负价值的；与目的性无关的，就是无价值的。
所谓目的性当然是事物的目的性，而事物的目的性则是事物“统一性”的内在规定。因为任何一个“统一体”必然以自身为目的，否则它就不能成其为“统一体”。
我们知道，人所言及的“世界”只能是人自己的世界。所谓人自己的世界，就是与人的生存或实践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存在，这里的一切对象都必然是人所称谓的。因而，所谓“统一体”，只能是人的世界中的“统一体”，是人所称谓的“统一体”。在人们的通常的观念中，“统一体”似乎有三类：第一，除人之外的动物、植物个体或生态系等环境物；第二，作为个体的人本身；第三，作为整体的世界本身。
那么，在这三类“统一体”中，谁既能够建立起价值系统，又能使人和环境物都成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呢？或者说，在哪一种“统一体”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伦理学？
首先，看除人之外的动物、植物、生态系等环境物。
因为人可以把诸如一个动物、一棵植物或者一座山、一条河等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所以，我们有时会把人之外的环境的诸如此类的一部分称作一个“统一体”。但是，由于除人之外的其他部分，至少是不具有理性能力的存在，它们本身不能对自己形成“统一性”的观念。这些环境物之作为一个“统一体”，只不过是外在于它们的人从外面给它们加上去的而已。对于它们而言，自己永远只不过是普遍的必然联系之中的一环。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当然也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目的”。所以，以这种“统一体”为基础，是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真正的价值观念的，更不用说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伦理学了。
把除人之外的动物、植物、生态系等环境物当作一个真实的“统一体”并认为它有自己的目的性，实际上正是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把人类当作生态中的一个普通物种）价值论的共同特征，也是它们之所以不能成功的的共同原因。对于这种观点的问题，我们前面已有论述。
其次，看作为个体的人本身。
个体的人，在完全意识能力的的关照下，当然也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但是，与除人之外的其他部分不同，人本身就是具有完全意识能力的存在，所以，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识能力对自己形成一个“统一体”的观念。这种通过自己的意识能力的自我关照而形成的“统一体”，具有一种“自我统一性”。也就是说，对这种“统一体”而言，其存在的整体性和意识的统一性是一致的，即统一体维持自身统一性的内在要求是被自己本身意识到的，因而与意识努力的应当的方向是一致的。正因如此，这种统一体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在总体性即统一性要求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可以摆脱纯粹的自然必然性的规定。这种根据人自己的内在总体性即统一性要求来规定自己的行为，对于人本身而言正是自由的行为即是出自人的自由的原因性的行为，所以，是以人本身为目的。
由此可见，作为个体的人这种“统一体”可以有自己的“目的性”。有了目的，就有了好（善）坏（恶）的标准，就可以建立自己价值体系。所以，对于个体的人这一相对独立的统一体而言，所谓善，就是以人本身为目的即维持与促进个体存在的完好的统一性；所谓恶，就是背离以人为目的即削弱与毁坏个体存在的完好的统一性。与此相对应的是其价值体系的规定：凡具有维持、促进这种统一性的效应的事物或行为，就被认为是具有正价值的；凡具有削弱、毁坏这种统一性的效应的事物或行为，就被认为是具有负价值的。这不是意识的任意，而是意识自我统一性的内在规定，同时也是作为相对独立的统一体的人本身的内在规定，因而具有一种先验的确定性。
这种依个体的人的目的性确立起来的价值体系，有两个规定。
其一，因为其存在和统一不是什么别的事物的存在与统一，而是人本身的存在与统一，所以，这里所谓善的理念，只是对人而言的善的理念；而所谓目的性的指向，也正是人本身。也就是说，在这里，只是人本身，才成为了一切价值存在的理由，成为了一切价值判定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作为“统一体”的个体的人的价值，是不可能用其他事物或行为来衡量的，所以，假如要说人本身的价值，我们只能说人的价值是绝对的，或者说，人内在本身（无须任何其他价值标准的参照）就具有价值即人具有内在价值。
其二，因为个体的人是居于环境之中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这就决定了它的存在与统一的维持和保证是需要一定的外在条件的。这就是，它必须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换或代谢。人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代谢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我从环境中得到适当的物质、能量、信息等的供应与补充的过程，也就是自我（主体）维持和保证自己的存在从而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性的过程。这里，环境实际上成了人实现自我目的性的工具，具有帮助实现这一系统的存在和发展的效应。因而，在这里，虽然环境具有价值，但是，其价值只是相对于外在于它的人的目的性而言的，是以作为目的的人为标准来判断的，因而我们把它叫做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
由此可见，在个体的人这种“统一体”的基础上，虽然可以建立价值判断体系，但是，在这里，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而一切环境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也就是说，环境物是排除在道德关怀的对象之外的，所以，仍然不可以建立起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伦理学。
在“个体的人”这种“统一体”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价值理论，正是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特征。
最后，看第三类“统一体”即作为整体的世界本身。
世界被当作一个完全的“统一体”看待，应当是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从客观或关系的角度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世界中会有两个部分是毫不相干的。世界中的两个毫不相干的部分意味着其中的一部分在另一部分的世界之外。这实际上就等于说，有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而一个世界是决不可能等同于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的。所以，任何世界都是普遍联系中的统一的整体。
因为我们所说的作为“统一体”的世界整体从其内在构成上看，包括两个基本部分——人和环境。而人是其中具有完全意识能力的理性能动者。既然整个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而其中又有“具有完全意识能力的理性能动部分”，那么，我们把这整个世界看成一个有意识（或自我意识）的整体存在，这并不是不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人”可以同时把“整个世界（包括环境在内）”看作是“自己”本身（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我”）。所以，我们可以说，作为“统一体”的世界整体，实际上也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完全意识能力自我关照而形成的，具有“自我统一性”。于是，与作为“统一体”的个体的人一样，“世界整体(大我)”也可以通过自我意识，根据自己的内在总体性即统一性要求来规定自己的行为应当。这种根据自己的内在总体性即统一性要求来规定的自己的行为，相对于这一“统一体”而言，当然也是自由的，因而是以自身为目的的。
有了目的性，就有了意义的组织者，有了好（善）坏（恶）的标准，因而也就可以以之为标准建立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既然“整个世界”以自身为目的，那么，对于它而言，判断善恶或价值的根本原则即是：凡是与自己的存在与发展一致或促进其存在与发展的行为，就是善的，具有正价值；凡是与自己的存在与发展不一致或削弱甚至毁坏其存在与发展的行为，就是恶的，具有负价值；凡是与自己的存在与发展不相关的，就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因而没有价值。这也不是意识的任意，而是意识自我统一性的内在规定，同时也是作为这个独立的统一体的世界本身的内在规定，因而具有一种先验的确定性。
显然，作为“统一体”的整个世界的价值规定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为“统一体”的个体的人的价值规定的。
首先，因为这里的统一性是“世界整体”的统一性，所以，与上面不同，这里所谓善的理念，只是对“世界整体”而言的；而所谓目的性的指向，也正是“整个世界”本身。也就是说，在这里，“世界整体”本身的统一性及其目的成为了一切价值存在的理由，成为了一切价值判定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作为“统一体”的“世界整体”的价值，是不可能用其他事物或行为来衡量的（当然，也不可能有所谓外在于世界的其他事物或行为），即“世界整体”的价值是绝对的，或者说，“世界整体”具有内在价值。
其次，由于组成“世界整体”这一“统一体”的内在的部分有两个即人与环境，没有人就没有世界本身，没有环境也没有世界本身，也就是说，在作为“统一体”的世界整体中，人与环境、意识与被意识者是无法机械地分割的。所以，所谓世界以自身为目的，既不是仅仅以人（个体的人）或某种纯粹的所谓人格（纯意识）为目的，也不是仅仅以环境（与人相对的环境）或某种纯粹的物质（纯客观）为目的，而是以人和环境共同构成的统一体或意识和被意识者的统一体为目的。所以，所谓内在价值，从这一角度看，就既不仅仅为人所具有，也不仅仅为环境所具有，然而它又既包括了人在内又包括了环境在内，是整个真实世界所具有的。换一句话说，因为“世界整体”之外再无他物，所以，对于作为“统一体”的“世界整体（大我）”而言，包括人和环境在内的一切事物，假如以价值论之，都只能是内在价值，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
综而观之，由于人和环境共同成为了世界整体即大我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对作为“统一体”的“世界整体（大我）”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们同样地具有内在价值。正如人（个体）对于个体本身而言不应砍掉自己的一个手指或毁坏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一样，“世界整体（大我）”也应当如此对待自己的每一部分，即在这里，人和环境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道德的关怀对象。由于“世界整体（大我）”的组成部分中，只有人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动者，所以，“世界整体（大我）”的行为应当或价值规定，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个体的人本身的行为应当和价值规定。也就是说，在这里，个体的人就不仅应当把自己（人本身）当做道德关怀的对象，而且也应当把环境当作道德关怀的对象。
这就是建立在“世界整体（大我）”概念基础之上的价值论。显然，这种建立在作为“统一体”的“世界整体（大我）”的概念基础上的价值论，是既区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体主义又区别于其反传统的整体主义的一种全新的价值论思路，为了与上述两种价值论思路相区别，我们把它叫做第三种价值论思路。
三、基本结论
在上面的价值论分析，我们实际上揭示了两个系统的价值规定——以个体的人为目的的价值体系和以“世界整体”为目的的价值体系，它们都不是意识的任意，而是具有先验的确定性的。那么，这两个层面的价值规定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因为这两个层面的价值规定分别是由“个体的人（小我）”和“世界整体（大我）”决定的，所以，要确定这两种价值系统的关系，首先得确定“小我”和“大我”的关系。
我们知道，“小我”是作为世界之一部分的意识者用完全意识关照自身的产物，所以，它的存在和统一的实现依赖于与环境即非我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小我”的内在价值的实现是以环境即非我的工具价值的实现为必要前提之一的。为什么“小我”内在价值的实现必须依赖环境工具价值的实现呢？因为“小我”和环境从根本上说是存在着必然的普遍联系的，即整个世界是一而不是二。假如“小我”和环境分属于两个毫不相干的不同的世界，则环境根本无法作用于“小我”，也就是说，“小我”根本无法借助环境实现自己的存在和统一性，这样，“小我”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这个作为一的整个世界就是“大我”。也就是说，“小我”的存在和统一性的实现是和“大我”的存在和统一性无法分割开来的。也就是说，“小我”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完全的独立性。相反，“大我”即世界整体作为“大全”，却是具有真正的完全的独立性的。所以，在这两种价值系统中，“小我”的具有非根本的、相对的意义，而“大我”的具有根本的、绝对的意义（尽管这一层含义往往被我们所忽略）。
所以，我们可以有如下基本结论：
因为建立在“世界整体（大我）”概念的基础上的价值论相对于建立在“个体的人（小我）”概念基础上的价值论而言，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所以，正是前一概念应当成为（环境）伦理学的更为根本的基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应当把人本身当作道德关怀的对象，建立起人际伦理，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把环境纳入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建立环境伦理学，并且只有当我们既把人又把环境纳入到道德关怀的范围，既建立了人际伦理又建立了环境伦理，这样的道德关怀才是真正的完全的道德关怀，这样的伦理学也才是真正完全的伦理学。在真正完全的伦理学中，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环境物具有与人类一样价值地位和伦理地位。
由于这种新的价值论既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也不是以动物、植物或生态系等环境物为中心的，所以，它这种价值论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就既不属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属于其反传统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我们毋宁把它叫做无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
[1] 韩立新《环境价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2]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叶平、刘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人事系统的价值篇8
[论文关键词]价值观稳态精神稳态干预大学生心理健康
健康的心理是合格人才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价值观多元化、复杂化和社会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大学培养合格人才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为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主要机构，大学教育者和管理部门理应洞察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实施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基本政策和策略。
一、稳态与健康
“稳态”（homeostasis）又称为“内环境稳定”“自稳态”“内稳态”，起初是生理学和医学中的一个概念。伯尔纳在研究有机体的体液的生理特性和病理改变的过程中发现，由体内循环的体液组成的内环境具有维持自身稳定的机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内环境的稳定是自由和独立生活的首要条件”，“所有的生命机制，尽管多种多样，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持内环境中生活条件的稳定”。坎农于1926年正式提出用“稳态”一词来表达内环境及其稳定的维持，并于1932年再次以辩证判断的形式揭示了稳态概念的含义：“稳态概念指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可变的但又是相对恒定的状态。”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与罗森勃鲁思等通过合作研究发现，负反馈机制是稳态得以保持的基本要素，“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做需要负反馈的行为”，从而深化了人们对稳态的认识。他们指出，一个系统之所以有受到干扰后迅速排除偏差并恢复恒定的能力，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一种装置来测量受干扰的变量和维持有机体生存所必需的恒值（控制目标）之间的差别；二是目标差的信息本身和这种信息的准确传递；三是负反馈调节机制的作用下效应器做出反应，使整体达到调节的目的。因此，生理学意义上的稳态是指生命机体通过负反馈调节机制来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以维持内环境的稳定的一种状态。
健康的核心问题在于稳态的保持状态。生理上的内稳态的维持是身体健康的标志，即当个体在生理上保持平衡状态时，身体才是健康的。中医把人体健康看成是人体阴阳最优协调的综合表现，这种协调就是非平衡稳态。这里的“非平衡”是“动态”的意思。稳态并不是一种停滞和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一种易变的但又相对稳定的状态，即在运动中求得稳态。例如，无论饥饿或大量摄取糖时，人体通过各种激素分泌水平的适应性变化，对于剧烈变化的血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成为稳态，血糖浓度调整在每百毫升血液80～120毫克。如果血糖变化过于剧烈，超出适量调整的能力范围，人体就会出现疾病。人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过程，本质上是稳态的恢复或重建过程。
人的精神、心理是一种能通过自动调整机制维持自身大部分稳定状态的动态开放系统。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从而对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干扰时，人的精神稳态系统会通过自身的负反馈机制对自身的认知和情绪等进行调节，以使精神系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心理调节通过自身的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由于精神稳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因而个体的心理调节过程可以在他人的干预和引导下进行。
心理健康是一种以较高的主客观认知水准、乐观而稳定的情绪为核心的健全心理状态或人格。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具备良好的心理自我调适能力，在各种行为反应中呈现出积极而适度的表现。个体的心理自我调适是在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认知过程通常是其他心理活动的基础，它更直接地影响着人的动机和行为。就心理健康而言，认知涉及对自我、社会、人生、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正确认知程度。具体来说，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为基础，对自我要有自知之明，充分了解自身的性格、气质、长处和缺点，从而形成对社会、人生、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正确认知。情绪在心理健康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情绪状态不仅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而且还直接支配着人们对事物和他人的评价态度，尤其是日常事务的相关态度。认知和情绪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互为制约互为影响的。很多时候，人们对外界事物给予的刺激，首先要通过认知做出相应的评价后才会产生情绪，而其具体态度往往又受着价值观念的支配及影响。情绪同样也会影响人的认知。当情绪处于正常良好的状态时，人的思路会开阔，思维会敏捷，解决问题会迅速；反之，心境不佳时，人的思路会受阻，行为反应会迟钝。当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采取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策略，帮助恢复或重建心理稳态。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二者共同维护个体精神系统的稳态。
二、价值观在精神稳态系统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和个体深层次的心理建构，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比态度更抽象、更一般，具有评价性、选择性、规范性，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的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心理学家认为，价值观在个体的心理倾向体系中居于核心和统帅的地位，它在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并由此指导个体的行为。价值观包含价值认知、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三种心理成分。在以上三种价值观的心理成分中，价值认知居于核心地位，它构成价值观的基本轮廓和实质内容，决定着价值观的方向和性质，是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的基础。另一方面，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反作用于价值认知，对价值认知起着制约和调节作用。
价值认知对精神稳态和心理健康具有并决定性的影响。在个体的精神稳态系统中，当价值观的变化处在一定的范围内时，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当价值观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精神稳态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心理问题就会产生。价值观对精神稳态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值认知产生的。
首先，价值观认知思维模式出现偏差就会影响到心理健康。心理困难和障碍的根源往往来自于异常或歪曲的思维方式，这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价值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即个体以自己的愿望作为出发点在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加上绝对化的条件。当事物未能满足个体事先设定的绝对化条件时，个体就会对事物的价值产生否定的倾向。如果价值评价的对象是自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就会出现过多的自我否定，从而导致自卑心理或引起自惭形秽的情绪体验。第二种是价值过分概括化的思维模式，即个体局限于从某一特定角度看待事物，以偏概全。个体用此种模式来对社会进行价值评价时，就会只看到社会的阴暗面，进而产生憎恨社会、万念俱灰等消极心理。如果以这种模式进行自我价值评价，个体就会产生自我否定、自责自罪、自卑自弃等心理以及焦虑、抑郁等情绪。第三种是价值矛盾评价的思维模式，即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标准是相互矛盾的：在评价自己时采用宽松的标准和功利性的尺度，在评价他人和社会时则采用严格的标准和道德尺度。评价标准的矛盾必然带来认知上的矛盾，因而具有此种思维模式的个体会由认知矛盾而产生心理上的困惑和冲突，不仅易引发焦虑的情绪，有时也会导致双重人格。
其次，价值观的认知内容出现偏差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个体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自我、他人和外界事物，解释和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但如果其价值观本身在内容上是错误的，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和行为，导致适应不良，带来心理困扰。第一，由于在成败与苦乐等问题上持有错误的价值观念，一旦遇到挫折，容易产生沮丧、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第二，在该与不该等价值判断上过于刻板、绝对化，缺乏必要的弹性，不仅对其行为形成了桎梏，而且当事情发展的结果与其愿望相悖时，个体就会对自己感到失望、沮丧，怀疑自己的能力，自信心严重受挫。如果个体用这些信念来要求他人，往往会产生对他人的不满，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给个人增加心理负担。第三，在危险与安全的维度上，对环境的危险性和自己应付危险环境的能力做出过高或过低的估计。对环境危险性的估计，如果过高，就会产生焦虑，并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受到限制；如果过低，则容易发生意外。对自己应付危险环境的能力的估计，过高或过低，其后果皆对个体的情绪和实际安危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后果与对环境危险性的估计偏差正好相反。
三、价值观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其价值观冲突或偏差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价值观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大学校园是多元价值观最活跃的传播领域，在多元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大学生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难以依据已有的认知经验合理而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种价值观念作为人生指导，因而陷入无以参照、无以归附的迷茫状态，容易导致心理失调，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态心理，严重的甚至形成心理疾病，出现以心理剧烈矛盾和冲突为特征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吕可认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环境中，中国当代大学生在价值标准的取舍过程中呈现出不成熟性与可塑性、矛盾性与困惑性等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生因价值观问题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现实可能性。曾屹丹以及王红时、范晓玲等指出，价值取向模糊、价值评价偏差、价值认同失衡和价值观念错位是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彭晓玲等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价值观与其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出主体化、世俗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共同特点，但不同心理健康程度的学生存在差异。丁立平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大学生大部分的心理问题是由思想问题造成的，思想问题的本质就是价值观问题，因而价值观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必须对大学生的思想问题进行价值观的干预，而不能简单地归为心理问题。总之，当代许多大学生的精神稳态系统相对比较脆弱，同时又具有可塑性，而大学生在价值标准取舍过程中的特点使其在多元化价值观环境中容易产生价值观冲突或偏差，从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四、用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促进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的重建
为促进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的重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人是环境的产物。个体的精神稳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环境的变化可以影响人的精神稳态系统。就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环境来讲，我们要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为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既要尊重各种价值观应有的社会地位，包容其对社会无害的局限性和缺陷，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及其对其他价值观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在大学教育中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不是一时一事一处的行动，而应当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和可持续的。
首先，要努力开展观念与制度创新，为价值观干预创造文化氛围。我国大学管理者应当把塑造大学生的健康灵魂当做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将厚德载物、百年树人的价值取向植根于大学校园文化的Dna中，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学校治理制度、教学计划、绩效考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等方面，强化和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统帅和引领作用。通过观念和制度创新，为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心灵导航器的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进行组织创新，培养和造就一支强有力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队伍。这支队伍应当由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老师以及大学里的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中的志愿者组成，并由学校相关主要领导亲自负责指导和总体协调。他们作为教育者，应当率先垂范，在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践行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为解决大学生的价值观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奉献自己的激情、精力和智慧。
再次，要创新工作模式，提高价值观干预的效率和有效性。努力探索新颖、实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要在生动化、实践化、多样化、易被接受等方面下工夫。例如，采用双向互动教育模式，增强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讨论，提高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采用情景教育模式，使学生在体验与典范的激励中感同身受，提高被教育者对正确价值观的接受程度等。
人事系统的价值篇9
价值链
自1985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所着的《竞争优势》（[5]）中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论述，本文在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狭义价值链和广义价值链的概念。狭义价值链泛指单体和企业集团内部的价值链或被称为纵向价值链；而广义价值链包含两个，其一是指：以某一核心企业为主体的外部价值链或被称为横向价值链；其二是：以多个核心企业为主体的有限闭环价值链或被称为价值链。除有限闭环价值链外，其它价值链的定义已十分明确，本文就多个核心企业为主体的有限闭环价值链作解释如下。
多核心有限闭环价值链
由于以某一核心企业为主体的价值链，其上下游企业也可能存在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外部价值链，这样就形成了多个横向价值链互相叠交的局面。由于外部价值链的普遍存在，上讲它可以无限地延伸到整个社会，但其已失去了价值链管理的意义，为此应对多核心价值链作某些限定。多个核心企业为主体的有限闭环价值链定义为：加入该价值链的核心企业间应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所谓较强的关联性是指核心企业间对事先给定的目标函数其相关系数应不小于事先给定的阈值。其中目标函数为价值链中各核心企业产品、市场、财务等指标的综合评估函数集；阈值为事先指定的检测数值集。用这种评估体系，将使有限闭环价值链中的核心企业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而那些虽然仍有某些业务联系而对设定的关联性检测不强的企业被排除在外，构成了价值链的有限闭环性。称由有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构成的企业间的价值链为多核心有限闭环价值链。在上述的多核心有限闭环价值链的定义中，目标函数、目标函数中的参数、关联性的阈值等的选取有待。
二、何谓价值链管理？
伴随着价值链管理理论的出现，价值链会计管理理念也逐步形成。特别是广义价值链管理模式的出现，价值链管理把企业资源的范畴从过去的单个企业扩大到整个价值链的企业群。企业关心的将不再仅仅是企业自身，而是它所置身其中的整个价值链的集成利益和能力。但传统会计管理是以一个会计主体为核算与监管范围，显然已显得过于狭隘。特别是在广义价值链管理中，价值链会计管理一定要突破传统会计管理的监管范围。
三、价值链会计管理与信息化
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是实现价值链会计管理必备的环境和技术基础
价值链会计管理的核心是如何实现快速和准确地反映整个价值链的会计核算与管理。包括如何产生、采集、记录、核算、反映、控制和价值链上的会计和财务信息；如何执行价值链上各成本中心、利润中心、物料中心等的会计管理和监控作用等。为达上述目标，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因为只有在价值链企业群中实现了整体信息化后，在信息技术包括：技术、机硬件技术、软件技术、分布式技术、数据库技术、数据仓库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eRp系统等的支持下，才能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信息的实时、准确地采集、记录、核算、集成、共享、跟踪、反馈，并有效地实现各中心的会计管理和监控作用，进而提高整个价值链上会计管理工作的含金量。
四、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特点
（一）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目标
到了21世纪，企业面临全球市场和网络，价值链管理和价值链会计管理模式的产生，为了提升整个价值链企业联盟的全球竞争能力，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出发点一定要打破企业分割的局面，应从整个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和长远战略和策略发展的需求出发，实现企业间信息和过程的集成。因此，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目标应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不仅要提高所有各联盟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和决策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从价值链企业联盟的整体价值管理活动（例如，价值链的成本控制活动、物流控制活动等）出发，提升整个价值链会计管理工作的监管、分析和决策能力。并按事先规定的法则，在联盟企业有关业务发生时，提取相应的价值链会计管理的会计、财务、业务、市场、客户和竞争对手等综合信息以支持价值链企业联盟综合管理、监控和高层决策管理的需求，从而提升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会计管理工作的水平和价值。
（二）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技术平台
为了支持价值链企业联盟间的会计管理信息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价值链企业联盟的信息技术平台特别是网络平台必须由分散的各企业内部网络系统提升到由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各联盟企业的内部网（intranet）和企业间的外部网（extranet）协同工作的网络平台；应用系统的结构也应从C/S结构提升到B/S结构。信息技术平台变革和提升使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1、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aiS）分布能力的提升
由于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目标具有的双重性，即一方面要提升企业内部的会计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同时要提升价值链企业群的整体会计管理能力，因此，企业联盟间协同工作的网络和数据处理平台应具有较强的分布能力，包括分布处理能力、分布存储能力和功能分布能力。只有在分布能力的支持下，信息技术平台才能同时分别地支持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的局部应用和企业联盟间的协同会计管理的全局应用，使两者之间既有关联，又有独立的运行空间而互不干扰。
2、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支持异构环境
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技术平台是由不同企业的局域网、广域网连接而成，这些网络具有不同的网络硬件平台、网络协议、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应用软件系统，如何使这些异构的系统能够协同运行是该平台必须解决的，也是价值链信息平台必须具备的能力。
3、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时性、共享性、集成性、开放性、表示能力
由于信息技术平台的提升，在由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各联盟企业的内部网和企业间的外部网协同工作的网络平台下，使价值链会计信息的采集由集中、事后批处理方式向分散、实时和多元化方式发展，其中会计信息采集的多元化指的是采集空间、领域、时间的多元化；会计信息的传递由手工向自动化的网络传递发展；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支持下，会计信息的表示也具有多元化，即信息化系统除了提供数字化信息，也可提供图形化信息（如财务分析、预测的直方图、折线图）以及语音化信息（如有声财务分析报告）等；更在internet技术和B/S体系结构的支持下，会计信息应用的共享性、集成性、开放性得到大大的提高。
（三）价值链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
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应参照软件工程的相关标准体系并考虑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固有特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应包括如下：价值链财会信息表达形式（元数据）的标准，它包括价值链会计信息的准入标准（元数据的定义）、中间过渡和终极输出标准，包括凭证、账簿和报告的输出标准、表外披露项目的标准、重点财务管理指标的标准、非财务信息标准等；价值链会计信息分类和传送（XBRL）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数据交换（接口）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安全控制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软件开发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测试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性能和质量控制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评估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制度标准等。价值链会计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将大大有助于价值链会计信息化有序和稳健的。
五、价值链会计管理重点的变革
在我国，多数的会计管理信息化受系统集成度和管理理念的，使会计管理重点仍停留在对财务会计的管理上。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环境下，会计管理重点将有所突破。1986年，全美会计师协会提出管理会计应实现以下两个目标：“为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为了实现管理会计的上述目标，不仅要依赖相应的数学模型，同时利用企业联盟间的平台，在企业业务数据发生时，按照事先的规则定义，可以进行在线实时的信息采集，同时形成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等所需要的核算、管理和信息，再利用机的高速和高精度的计算能力，使管理会计等的众多数学模型在aiS中得以实现和，最终提升aiS提供管理和决策信息的能力。
六、价值链会计管理计划和会计控制作用
价值链是由具有不同产权主体的企业构成的企业链群，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个企业之间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Co-opetition），这些企业联合起来，追求一套达成一致的目标，同时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实现价值链的管理，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价值链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业务流程，管理的结果需要由企业的财会信息和业务信息反映，显然会计信息是最综合和全面的，也是最具可比性的。因此建立和完善会计控制，保证财会信息的准确、真实、完整变得尤为重要。
计划是控制的前提，也是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对价值链这样一个松散的、动态的企业链进行管理时，计划管理无疑是重要的管理方式和途径之一。计划是协调的结果，也是各企业具体经营的目标，它使链中各企业明确自身具体目标的同时，了解整个价值链的总体目标，并明确了解自身对价值链的价值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激励企业追求价值链的总体价值，使各企业的追求趋于一致，从而实现价值链管理的根本目的。
七、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体系
价值链会计管理面对价值链联盟中的多个企业，因此对价值链联盟企业间的关联活动实施审计是十分必要的。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是价值链相关企业主体协商同意的前提下，共同委托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价值链各方事先确定的各方经营管理活动应该遵循的标准对链中各相关企业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执行规则的情况进行审查、评价，用以维护规则，提高价值链会计管理效益的监督活动。其中规则是指为了确保价值链会计管理的有效性，链中各企业协商确定和制定，并已承诺实施的各企业生产经营和会计管理活动应该采用或执行的各种目标、制度、指标等。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对象是价值链联盟中的关联经济活动；其审计目的是通过对价值链企业联盟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执行由价值链协调机构代表各企业拟订并签署同意的各种协议的情况进行审查、评价，促使价值链的各种协调方案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从而提高价值链会计管理的效益；其审计目标是对审计对象的评价，是审计实施前对每一个具体审计对象需要审查时，事前规定的应该达到的要求。
八、价值链企业联盟中财会人员的职责
在价值链企业联盟中每个企业的会计人员需要兼管他所在企业和整个价值链联盟所约定的会计规则。对后者会计人员是各种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会计控制规则、信息规则和审计规则的制定者和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维护者，财会人员职责将得到大大地提升，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使用价值链的财会信息
在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环境下，财会人员可以通过internet网按事先制定的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和权限控制从采购、仓储、生产和销售等所有经营环节实时采集到财会数据，此时客观上就要求财会人员能够准确地分析数据、提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和决策方案，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财会数据监控、分析和财务决策上。
（二）制定各种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会计控制规则、会计信息规则和审计规则
为了使财会人员能科学使用价值链财会信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在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实施中，财会人员应与业务人员协作共同完成业务流程的优化或重组，并根据价值链会计管理的需求制定各种价值链会计控制、会计信息规则和审计规则。
（三）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维护
随着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也应在不断地在维护中实现它自身的动态变革。与it人员不同，财会人员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维护重点突现在如下几点：
1、根据价值链会计管理变革的新需求，提出对会计控制规则和会计信息规则变革的新需求。
2、协助it人员正确理解、抽象和描述上述规则。
3、在it人员完成规则变革的信息设计后，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功能进行验收评测。
：
[1]杨周南，it环境下传统会计面临的十二大变革：财务与会计：1999年7期，新华文摘1999年10月全文转载
[2]杨周南，从会计电算化到会计管理信息化：会计师，2004年3月
[3]阎达五等，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开创会计新局面-建立“价值链会计”的新思考，财经报，2003年1月22日
[4]michaele.porter，Competitiveadvantage，theFreepress，1985
人事系统的价值篇10
价值链
自1985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所着的《竞争优势》（[5]）中首次提出价值链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论述，本文在诸多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狭义价值链和广义价值链的概念。狭义价值链泛指单体企业和企业集团内部的价值链或被称为纵向价值链；而广义价值链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指：以某一核心企业为主体的外部价值链或被称为横向价值链；其二是：以多个核心企业为主体的有限闭环价值链或被称为社会价值链。除有限闭环价值链外，其它价值链的定义已十分明确，本文就多个核心企业为主体的有限闭环价值链作解释如下。
多核心有限闭环价值链
由于以某一核心企业为主体的价值链，其上下游企业也可能存在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外部价值链，这样就形成了多个横向价值链互相叠交的局面。由于外部价值链的普遍存在，理论上讲它可以无限地延伸到整个社会，但其已失去了价值链管理的意义，为此应对多核心价值链作某些限定。多个核心企业为主体的有限闭环价值链定义为：加入该价值链的核心企业间应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所谓较强的关联性是指核心企业间对事先给定的目标函数其相关系数应不小于事先给定的阈值。其中目标函数为价值链中各核心企业产品、市场、财务等指标的综合评估函数集；阈值为事先指定的检测数值集。用这种评估体系，将使有限闭环价值链中的核心企业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而那些虽然仍有某些业务联系而对设定的关联性检测不强的企业被排除在外，构成了价值链的有限闭环性。称由有多个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构成的企业间的价值链为多核心有限闭环价值链。在上述的多核心有限闭环价值链的定义中，目标函数、目标函数中的参数、关联性的阈值等的选取有待研究。
二、何谓价值链会计管理？
伴随着价值链管理理论的出现，价值链会计管理理念也逐步形成。特别是广义价值链管理模式的出现，价值链管理把企业资源的范畴从过去的单个企业扩大到整个价值链的企业群。企业关心的将不再仅仅是企业自身，而是它所置身其中的整个价值链的集成利益和发展能力。但传统会计管理是以一个会计主体为核算与监管范围，显然已显得过于狭隘。特别是在广义价值链管理中，价值链会计管理一定要突破传统会计管理的监管范围。
三、价值链会计管理与信息化
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是实现价值链会计管理必备的环境和技术基础
价值链会计管理的核心是如何实现快速和准确地反映整个价值链的会计核算与管理。包括如何产生、采集、记录、核算、反映、控制和分析价值链上的会计和财务信息；如何执行价值链上各成本中心、利润中心、物料中心等的会计管理和监控作用等。为达上述目标，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因为只有在价值链企业群中实现了整体信息化后，在现代信息技术包括：网络技术、计算机硬件技术、软件技术、分布式技术、数据库技术、数据仓库技术、数据挖掘技术和erp应用系统等的支持下，才能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信息的实时、准确地采集、记录、核算、集成、共享、跟踪、反馈，并有效地实现各中心的会计管理和监控作用，进而提高整个价值链上会计管理工作的含金量。
四、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特点
（一）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目标
到了21世纪，企业面临全球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价值链管理和价值链会计管理模式的产生，为了提升整个价值链企业联盟的全球竞争能力，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出发点一定要打破企业分割的局面，应从整个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和长远战略和策略发展的需求出发，实现企业间信息和过程的集成。因此，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目标应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不仅要提高所有各联盟企业内部会计管理、控制和决策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从价值链企业联盟的整体价值管理活动（例如，价值链的成本控制活动、物流控制活动等）出发，提升整个价值链会计管理工作的监管、分析和决策能力。并按事先规定的法则，在联盟企业有关业务发生时，提取相应的价值链会计管理的会计、财务、业务、市场、客户和竞争对手等综合信息以支持价值链企业联盟综合管理、监控和高层决策管理的需求，从而提升价值链企业联盟整体会计管理工作的水平和价值。
（二）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技术平台
为了支持价值链企业联盟间的会计管理信息化战略目标的实现，价值链企业联盟的信息技术平台特别是网络平台必须由分散的各企业内部网络系统提升到由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各联盟企业的内部网（intranet）和企业间的外部网（extranet）协同工作的网络平台；应用系统的结构也应从c/s结构提升到b/s结构。信息技术平台变革和提升使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如下特点：
1、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ais）分布能力的提升
由于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目标具有的双重性，即一方面要提升企业内部的会计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同时要提升价值链企业群的整体会计管理能力，因此，企业联盟间协同工作的网络和数据处理平台应具有较强的分布能力，包括分布处理能力、分布存储能力和功能分布能力。只有在分布能力的支持下，信息技术平台才能同时分别地支持企业内部会计管理的局部应用和企业联盟间的协同会计管理的全局应用，使两者之间既有关联，又有独立的运行空间而互不干扰。
2、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支持异构环境
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技术平台是由不同企业的局域网、广域网连接而成，这些网络具有不同的网络硬件平台、网络协议、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应用软件系统，如何使这些异构的系统能够协同运行是该平台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价值链信息平台必须具备的能力。
3、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时性、共享性、集成性、开放性、表示能力
由于信息技术平台的提升，在由互联网技术支持的各联盟企业的内部网和企业间的外部网协同工作的网络平台下，使价值链会计信息的采集由集中、事后批处理方式向分散、实时和多元化方式发展，其中会计信息采集的多元化指的是采集空间、领域、时间的多元化；会计信息的传递由手工向自动化的网络传递发展；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支持下，会计信息的表示也具有多元化，即信息化系统除了提供数字化信息，也可提供图形化信息（如财务分析、预测的直方图、折线图）以及语音化信息（如有声财务分析报告）等；更在internet技术和b/s体系结构的支持下，会计信息应用的共享性、集成性、开放性得到大大的提高。
（三）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
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应参照软件工程的相关标准体系并考虑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固有特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标准体系应包括如下内容：价值链财会信息表达形式（元数据）的标准，它包括价值链会计信息的准入标准（元数据的定义）、中间过渡和终极输出标准，包括凭证、账簿和报告的输出标准、表外披露项目的标准、重点财务管理指标的标准、非财务信息标准等；价值链会计信息分类和传送（xbrl）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数据交换（接口）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安全控制的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软件开发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测试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性能和质量控制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评估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标准；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审计制度标准等。价值链会计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将大大有助于价值链会计信息化有序和稳健的发展。
五、价值链会计管理重点的变革
在我国，目前多数企业的会计管理信息化受系统集成度和管理理念的影响，使会计管理重点仍停留在对财务会计的管理上。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环境下，会计管理重点将有所突破。1986年，全美会计师协会提出管理会计应实现以下两个目标：“为管理和决策提供信息；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为了实现管理会计的上述目标，不仅要依赖相应的数学模型，同时利用企业联盟间的网络平台，在企业业务数据发生时，按照事先的规则定义，可以进行在线实时的信息采集，同时形成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管理会计等所需要的核算、管理和分析信息，再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高速和高精度的计算能力，使管理会计等的众多数学模型在ais中得以实现和应用，最终提升ais提供管理和决策信息的能力。
六、价值链会计管理计划和会计控制作用
价值链是由具有不同产权主体的企业构成的企业链群，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这个系统中的各个企业之间是一种竞争-合作关系（co-opetition），这些企业联合起来，追求一套达成一致的目标，同时仍然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实现价值链的管理，控制是必不可少的。价值链管理的主要对象是业务流程，管理的结果需要由企业的财会信息和业务信息反映，显然会计信息是最综合和全面的，也是最具可比性的。因此建立和完善会计控制，保证财会信息的准确、真实、完整变得尤为重要。
计划是控制的前提，也是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对价值链这样一个松散的、动态的企业链进行管理时，计划管理无疑是重要的管理方式和途径之一。计划是协调的结果，也是各企业具体经营的目标，它使链中各企业明确自身具体目标的同时，了解整个价值链的总体目标，并明确了解自身对价值链的价值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激励企业追求价值链的总体价值，使各企业的追求趋于一致，从而实现价值链管理的根本目的。
七、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体系
价值链会计管理面对价值链联盟中的多个企业，因此对价值链联盟企业间的关联经济活动实施审计是十分必要的。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是价值链相关企业主体协商同意的前提下，共同委托专职机构和人员，依照价值链各方事先确定的各方经营管理活动应该遵循的标准对链中各相关企业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执行规则的情况进行审查、评价，用以维护规则，提高价值链会计管理效益的监督活动。其中规则是指为了确保价值链会计管理的有效性，链中各企业协商确定和制定，并已承诺实施的各企业生产经营和会计管理活动应该采用或执行的各种目标、制度、指标等。价值链会计管理审计对象是价值链联盟中的关联经济活动；其审计目的是通过对价值链企业联盟在经济管理活动中执行由价值链协调机构代表各企业拟订并签署同意的各种协议的情况进行审查、评价，促使价值链的各种协调方案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从而提高价值链会计管理的效益；其审计目标是对审计对象的评价，是审计实施前对每一个具体审计对象需要审查时，事前规定的应该达到的要求。
八、价值链企业联盟中财会人员的职责
在价值链企业联盟中每个企业的会计人员需要兼管他所在企业和整个价值链联盟所约定的会计规则。对后者会计人员是各种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会计控制规则、信息规则和审计规则的制定者和价值链会计信息系统的维护者，财会人员职责将得到大大地提升，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使用价值链的财会信息
在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环境下，财会人员可以通过internet网按事先制定的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和权限控制从采购、仓储、生产和销售等所有经营环节实时采集到财会数据，此时客观上就要求财会人员能够准确地分析数据、提出科学的分析结论和决策方案，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财会数据监控、分析和财务决策上。
（二）制定各种价值链业务活动规则、会计控制规则、会计信息规则和审计规则
为了使财会人员能科学使用价值链财会信息，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在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化的实施中，财会人员应与业务人员协作共同完成业务流程的优化或重组，并根据价值链会计管理的需求制定各种价值链会计控制、会计信息规则和审计规则。
（三）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维护
随着管理理念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也应在不断地在维护中实现它自身的动态变革。与it人员不同，财会人员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维护重点突现在如下几点：
1、根据价值链会计管理变革的新需求，提出对会计控制规则和会计信息规则变革的新需求。
2、协助it人员正确理解、抽象和描述上述规则。
3、在it人员完成规则变革的信息设计后，对价值链会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新功能进行验收评测。
参考文献：
[1]杨周南，it环境下传统会计面临的十二大变革：财务与会计：1999年7期，新华文摘1999年10月全文转载
[2]杨周南，从会计电算化到会计管理信息化：会计师，2004年3月
[3]阎达五等，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开创会计理论研究新局面-建立“价值链会计”的新思考，中国财经报，2003年1月22日
[4]michaele.porter，thecompetitiveadvantage，thefreepress，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