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1
1、农业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首要条件。
2、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农产品是轻工业的重要原料，同时，重工业也需要一部分农产品作为生产资料。
3、农业是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除了依靠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挖掘部门内部潜力外，还必须依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腾出的剩余劳动力。
4、农业是建设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的建设资金主要通过内部积累，其中一部分是由农业直接或间接提供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2
摘要：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关乎着国家发展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基于此，保障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无疑对我国的国民经济起着促进作用。本文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着手，进行如下分析与阐述，并提出相关解决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经济；存在问题；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70230143
r业现代化是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同时也是我国农业经济今后发展的势趋，为实现农民富裕、缩小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就要以科学技术为支柱，以农业产业化为中心内容，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渐缩小工农、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城乡一体化。
1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相关问题
1.1农业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技术含量不高
当下，我国科技发展，以及农业经济基础设施仍相对比较落后，农产品的生产率也较低，科技含量不高。我国的农业技术人才不足等，无法适应与满足我国农业生产的需求，无疑对农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产生较大影响与制约，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1.2农业劳动力过剩且素质较低。
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但当下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依然严峻。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以及劳动素质的提升问题，都会对城乡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影响。
1.3结构调整规模不大，产业机构调整缓慢
尽管农业结构已逐步优化，但总体上产业规模偏小，加之受传统农业影响，农民思想观念仍然较落后，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更缺乏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应有的超前意识、竞争意识、品牌意识，以及市场经济意识。除了少量的农场外，大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情况的存在，无法带动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向前发展，同时也降低了劳动生产效率。
1.4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发展缓慢
缺少资金引进新技术、新品种；缺少经费搞示范、做推广；缺少经费对病虫害进行防控，以及农民技术、技能的培训等方面，也是由于经费的不足，影响了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
1.5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机械化水平不高。
生产技术的整体水平较低，机械化水平也不高，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我国科技对农业贡献率也远不及发达国家。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业更加面临国际规模农业的巨大竞争压力。加之我国农业发展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使大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旱涝等自然灾害加剧恶化，大大降低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2加快农业经济发展对策
2.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含量
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政府给予资金与技术方面的扶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及资金投入，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倾斜与带动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从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再到水利灌溉及信息化宣传一整套流程等，均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同时，还要针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需要，着眼于对农作物品种的培育，以及低碳农业的发展与防污治污技术的研发，以提高农作物的安全水平。加大与提高农业科技投入的比重，尽可能借鉴与学习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实现以科学技术带动农业经济发展，并扩大农作物经营规模，切实增加与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及市场竞争力。
2.2开展农民科技教育，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现代化的种植主体和创造主体是广大农民，那么农民首先就得现代化，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农业工业化提供稳定的人才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进一步促进科研成果应用，调整与推动农业结构，提高农业后续经济效益，努力推动农业高新科技产业化，为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2.3强化农民素质建设，激发与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民是农业经济主体，尽管我国总体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农民自身素质改变并不大，与其生活条件、教育水平落后有直接关系。那么培育现代化的新型农民，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以及增加对农民的专业培训，提升其综合素质。另外，相关政府要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与热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融入其中，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
3结束语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同时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安定，以及实现社会公平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要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与繁荣农村经济作为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来对待，并解决好存在的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3
【关键词】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财政支农经济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既要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振兴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过上相对宽裕的生活；还要促进精神文明的进步，落实和完善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机制。这一要求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党中央对我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工作的总体规划。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就无法让农民生活宽裕，就难以促进乡风文明的进步；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处理不好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看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由于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不同，城市与乡村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割舍又相互区别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既在各种状况下相互对立和矛盾，又相互补充和结合。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世界各国普遍以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各国又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
新农村建设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我们要全面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搞好农田水利、农地整治等农业基本建设，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抓好粮食生产，保持粮食价格稳定。其次，要进一步加大促进农民增收的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地区，切实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第四，要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改造治理力度，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维护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让农业生产保持低消耗、低污染的良性循环。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扶持
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之后，我们应该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改进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财政投入倾向农业和农村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我们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两个“反哺”的原则，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体现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转贴于中
2.明确财政支农重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的投资
从国外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都十分注重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这是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措施。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农村，也要从基础抓起。在现阶段，结合农业和农村的基本情况，财政支农在坚持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村的交通、水电、文化、卫生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还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保护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维护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区别各地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支持方式和力度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优势的差异，各地区农业生产状况不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显然具有比较优势。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不是没有资源优势，就是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同时，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欠发达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总量规模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必须以高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上要区别对待，实现地区间农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以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4.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是确保农业投入稳定增长和及时足额到位的前提条件。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农业财政投入的特点，各级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范围应各有侧重。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把财政支农资金用到实处。
5.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拉动社会资金投入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是各国政府投资和保护的重点产业，但并不是对农业的全部投入都属于公共财政的范围，都要由国家来投资。尽管我国已经进入支持、保护农业的新阶段，但不意味着农村全部公共事业都由国家和政府揽起，不能把建设新农村理解为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要注意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入，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
6.大力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福祉
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息息相关。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除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负担沉重。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摊派和集资项目，以保证农民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有富余的资金改善生活条件。
选择适当时机，改革现行的农地制度，在不改变农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活其经营权，让农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资源合理配置，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都具有现实意义。
7.发扬民主，加强对财政支农资金分配运行的监控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4
长期以来,基础设施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基础设施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由于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低、自我发展能力弱,农村地区体现出对基础设施更强的依赖性。发达国家实践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对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村产业升级、将现代文明引入农村、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具有重大作用。农村基础设施是向农村生产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保证农村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技术条件总和,它与“私人资本”相对应,被称为“社会间接资本(socialoverheadcapital)”。基础设施种类繁多,包括农村道路、通讯、能源、农田水利等经济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事业等社会基础设施两大类别。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外部性强,是农村生产生活的基础所在。它不仅能够通过对农业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及组织形式的影响,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1.基础设施对农村生产的作用机制
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田水利、农村交通运输、仓储、农产品市场及农业气象服务设施等为代表的农业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储藏成本、销售成本、风险成本在内的农产品总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市场交换能力,而且能够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保障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发展。[1]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农村道路交通和通讯设施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升交换能力,能增加产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同时,便捷的交通和通信也使非农生产能更多接受城市经济发展的辐射,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加快发展步伐。
2.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
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农村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直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其次,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仓储、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能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获得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机会以及非农就业的机会,从而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再次,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9年12月抽样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电价每调低0.1元,农户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了370元、667元和909元,足见基础设施服务改善的重大作用;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本身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诸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等项目均属于高度劳动密集型,加强其建设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工代赈”扶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3.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
农村现代化首先是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项目建设,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道路交通和邮电通信项目的发展有利于加强农村与外界社会的联系和交流,引入现代文明,促使农村传统观念的转变。而社会福利事业本身就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范围,其投融资水平直接决定了农村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
二、农村基础设施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1.分析方法
国内关于农村基础设施的研究由来已久。林后春早在1995年就从农业、工业和基础设施间的交换关系入手揭示了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不足的重要原因。[2]陈文科、林后春提出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农村乃至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在实证分析中,彭代彦的计量分析表明,乡村道路建设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却起到相反的作用;[3]刘晓昀等通过分析贵州农户的调查数据得出,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人均收入和家庭消费支出有着积极作用;[4]李锐测算了农村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户收入的贡献;[5]方芳等的分析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释放原有农业经济的生产潜力。[6]从现有实证研究看,在基础设施类型方面,对经济基础设施分析较多,对社会基础设施分析较少。在基础设施数据选用方面,采用投资(增量)数据分析其投资效益较多,对基础设施存量的作用关注较少。而基础设施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作用发挥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本文认为存量数据能够更合理地反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分析基础设施作用方面,现有成果探讨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多,较少涉及其对非农经济的影响。而在实践中,我国农村地区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民脱贫、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上发挥了支撑性作用,显然不应被忽略,准确测算基础设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效果无疑能增加我们决策的科学性。为此,本文依据基础设施存量数据,从经济和社会两大类基础设施中选取农村道路、电力、通讯和教育四类代表性基础设施,对其在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三方面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以准确测算不同基础设施在农村经济发展不同领域中的作用效果,从而为西部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2.模型、数据及估计结果
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本文采用双对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基础设施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1nY=β0+β11nX1+β21nX2+β31nX3+μ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分别表示农业产值、非农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个变量,解释变量X1、X2和X3是对应于不同Y而选用的三类基础设施,以下分析将根据具体情况以不同字母代号表示Y和X;μ是随机误差项,β0、β1、β2和β3:是有待推算的回归系数,后三者作为弹性系数,反映了相应基础设施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程度。为全面反映农村基础设施存量情况,本文选用1996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作横截面分析。虽然数据年份较久,但普查数据比年鉴数据更具普遍性和准确性,且不会影响我们对总体趋势的判断;农业普查数据中没有反映的变量,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和《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7]回归式(1)测算了基础设施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机制。被解释变量aY代表省区农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解释变量RoaD、eLeC、eDU分别代表省区公路里程、农村用电总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前两项数据直接取自1996年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根据普查中“农村住户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构成百分比”数据,赋以不同文化程度相应的年限权重后进行加和运算得出。[8]缺数据较多,山西省数据经分析属样本奇异值,剔除这两个样本后,样本总数为28。回归式(2)测算了基础设施对非农业生产的作用机制。其中被解释变量nY代表省区乡镇企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解释变量及其来源同回归式(1)。因和湖南缺乡镇企业产值数据被剔除,样本总数为28。回归式(3)测算了基础设施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其中被解释变量ni代表省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解释变量选用平均基础设施值,分别以aRoaD、ateL、eDU代表省区公路密度(km/10000km2)、万人电话拥有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自农业普查。剔除和海南两地数据后,样本总数为28。
回归分析数据显示,三个方程的总体显著性均很好,拟合优度较高,调整R2分别达到0.875、0.909和0.878,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回归式(1)中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式(2)中ln(RoaD)的回归系数在10%以上水平显著,ln(eLeC)和ln(eDU)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以上显著。这表明农村道路、电力和教育三类基础设施在全国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尤以教育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ln(eDU)的回归系数在回归式(1)和(2)中分别达到1.934和3.259,表明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则农业总产值和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934%和3.259%,显现出极强的促进作用。继教育基础设施之后,乡村道路对农业生产、电力对非农业生产的作用分别更为显著。
在上述两个回归式中,三类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之和均大于1,说明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增长中,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存在着规模经济。回归式(3)中ln(aRoaD)和ln(ateL)的回归系数在1%以上水准高度显著,ln(eDU)的回归系数在15%以上水准显著,表明农村道路、通讯和教育三项基础设施在农民人均收入提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前两项分析结果一致,教育基础设施的弹性系数仍然位居首位,表明教育水平在农村生产生活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类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之和小于1,说明存在本模型无法解释的因素影响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如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农民进城务工等因素也可能对农民收入提高有促进作用。
三、结论
1.农村道路、电力、通讯和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于我国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收入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基础设施发展在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增长中都存在着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西部地区应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带动该区域农村经济加速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5
论文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离不开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在通过参加各种经济组织融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更需要社会保障。组织化的农村经济与松散的家庭式的农村经济相比更有利于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如果没有建立各种农村经济组织，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家庭，支撑不起来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各种农民经济组织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中坚作用。护理
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及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同时，家庭也发挥着养老保障功能和作用，但由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的变革，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大大削弱。通过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政府关注和努力的重点。民政部1987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20多年来，国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面临重重困难。护理
关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学术界主要有以下研究:在采取和实施战略步骤方面，童兆颖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实行“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做好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第二步是构建以国家责任为主体的政策性保险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第三步是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工业化进程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影响方面，孙文基等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王舟、方锐帆提出了在区域发展非均衡的条件下采取区域类聚的逐步推进模式。在统筹城乡制度方面，刘玲玲、赵传芳等认为在中国基本养老制度建设中，面对城市与农村分割，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分立，形成多种退休制度并存的碎片化状况，应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在适度差异的情况下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并保持衔接，最终实现一体化。在构建的责任问题上，陆解芬认为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的责任不到位，财政支持不够，政府应起主导作用。
以上研究一般都是宏观的战略步骤上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责任、配套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笼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基础方面，而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微观责任主体—农村经济组织的基础作用则缺乏研究考察。本文将从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关系的新角度研究农民经济组织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作用，为建立稳固长久的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找到依据。本文的创新之处还在于首先总结我国20多年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失败教训是忽视农民组织化，在农村经济组织不发达、农民分散化经营的情况下，即便政府花大力气推动也很难建立持久的大面积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再结合国内外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较成功的地区的经验，来研究农村经济组织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仅仅依靠政府和农民个人支撑难以稳固长久，只有政府、个人和农村经济组织三个微观责任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农村经济组织发挥基础作用才能支撑起稳固长久的覆盖面宽广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一、几个相关概念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自愿参加某一个农民经济组织，这种农民经济组织一般是以农户经营为基础，以某一产业或产品为纽带，以增加成员收人为目的，实行资金、技术、生产、购销、加工等互助合作经济组织，有的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组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指农民加人这些组织的人数多少及合作的紧密程度。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特征:一是不改变成员的财产所有权关系;二是退社自由;三是专业性强;四是民办、民营、民受益;五是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合作。
农民经济组织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多种多样，按照农民合作的紧密程度，可归纳为以下三种主要类型。
(一)专业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典型形式，可以认为是农民联合自助组织的目标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自愿人社，退社自由，平等持股，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合作经营。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由此形成劳动者约定的共营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入股需交纳一定股金，合作社除按股付息外，主要按购销产品数量向社员返还利润。专业合作社也是企业，有的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
(二)股份合作社
股份合作社是在合作制基础上实行股份制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本质特点是实行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相结合、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与一般专业合作社不同的是，资本在股份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收益分配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类组织一般也是实体性和紧密型的，全国各地都有，尤其在东部较多，近年发展较快。农民在兴办龙头企业或龙头企业牵头兴办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加工、销售、运输、储藏、资源开发和水利建设等方面多采取这种形式。
(三)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合作形式，包括农业服务协会和专业协会等。农业服务协会为农户提供综合性系列化服务。专业协会主要是从事专项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以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经济组织。它着重为会员提供技术和运销服务，并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其前途是向具有实体的合作社方向发展。凡是从事专业生产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农民都可以加人协会，协会对会员进行无偿和低偿服务，人会农民根据协会的要求进行生产销售。
二、我国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深刻教训:忽视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作用
1991年6月，民政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制订并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该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到2000年末，我国约有6172万农民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占整个农村从业人员的11%。2001年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人停顿不前的困境(参见表1)，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前的状况是:(1)业务处于停滞状态，难以扩大;(2)参保比例微乎其微;(3)领保待遇低。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创新意义不言而喻，可以说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现如今却产生了“政策微效”的现象，即政策结果距离政策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小。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从2007年才开始重视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95%以上的家庭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最适合家庭保障，不需要社会养老保险。
在这种分散的家庭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很困难。由于养老保险的长期性，即便是政府花大力气推行，勉强有一些成效，一旦政府负担吃力，或有所放松，就会马上倒退回去，很难持久。
三、苏州市的经验:发展农民经济组织发挥其基础作用
江苏苏州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苏州市为了村级经济的持续发展，从2001年开始探索发展村级经济的新路子，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组织建设。“三大合作”组织近年来发展很快，到2007年底，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累计已达到2089家。其中，社区股份合作社1032家，涉及集体经营性净资产87.1亿元;土地股份合作社258家，人股土地面积13.9万亩;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377家，股金总额达2.55亿元;富民合作社286家，社员股金总额13.08亿元。全市加入农村”三大合作”组织的农户100.3万户，其中拥有股份的农户74.4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7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和农户的广覆盖为苏州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目前苏州市在江苏率先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参见表2)。农民经济组织的发展决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集体经济状况，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或间接决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发展规模和保障水平。
四、国外的成功经验
国外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发达的国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一)日本的农民组织化与其社会养老保险
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合作组织法(农协法)。在这个法规的引导下，日本农村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各种“共济”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日本的“共济”，实际上是一种互助互济事业，它以农民的相互扶助为指导思想，由一定社区的农民组合成基层共济组织，来共同承担基金筹集的责任。在内部成员年迈、疾病、死亡或遇到灾害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共济”事业与商业保险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以实现国家社会政策为宗旨，个人负担不是直接根据将来给付的需要，缴费与给付之间不是直接对等关系，共济单位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
1948年，“北海道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开始兴办农协共济事业，后来各地也相继举办此项事业。1951年，日本“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宣告成立，标志着日本农村民办官助社会养老保险网络的形成。
共济组织在管理上实行的是统一筹划、分级负责的制度。社区基层农协共济组织是最基本的单位，它的主要任务是接受承保、保管契约，然后以全额分保的形式向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投保。都道府县共济联合会在接受基层单位的分保以后，将其中一定比例数额向全国共济农业合作组织联合会进行再分保。日本的共济事业普及率相当高，养老保障把全部农民都包括进去了。
(二)法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是通过“农业社会互助金”的形式来实现的
法国农村已经脱离了自然经济状态，各种农业经济组织发达，雇佣被雇用普遍，农民组织化程度高。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保险对象和发放标准，也分为领薪农业人员和非领薪农业人员两部分。领薪人员包括农业有限公司的经理、雇工和农校的学生、领薪的总经理以及这些成员的家属。非领薪人员包括农业雇主、农业经营者、农业企业主等。
法国农业社会互助金的管理机构为全国性的“农业社会互助金管理处”。参加保险的人占法国总人口的10%,囊括了所有农村人口。
国外成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有很多方面的经验，诸如宽泛的覆盖面、保险的强制性、制度上的立法性等，但是，最稳固的基础是依赖于农村经济组织化程度高、工业化程度高，这样才能建立起长久稳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五、农村经济组织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的基础作用分析
(一)工业化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前提
在工业化以前，基本养老保障问题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来解决，不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的家庭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剧增，农村的农业生产高度组织化，农民加入各种经济组织。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为保障农民(或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障所设立的一种经济保障制度。
(二)农村经济组织化集约化程度越高，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求越强烈
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经营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它既能有效地解决分散农户与国内外市场的连接问题，又有利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甚至形成产业集群。这必然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种种风险，例如经营过程中的经营风险、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基本生活保障风险等。这些风险带来的损失或灾难比以前白然经济状态下更多更大，这些风险依靠经济组织更易防范化解或得到补偿。
农民经济组织不论是在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方面，还是在满足基本养老保障方面，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农村经济组织覆盖面广使社会养老保险更便于经营管理
分散的农民所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覆盖面小、共济性差。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一般是一个县的一小部分，这与保险精算的大数法则的数量要求存在差距。此外，当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太小时，不变成本(包括机构设置、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装备等)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分摊，边际成本在较小的数值上移动，小规模不经济性在此时就非常明显。
组织化较强的农民更容易组织参与，参与的人数众多，各类人员普遍参加，不容易出现逆选择，实际发生的各种风险指标、人口指标与保险精算要求更趋近一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六、结论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责任主体有个人、政府、农村经济组织(乡镇村集体组织、各种经济组织)，其中农民组织不可或缺，发挥最基础的作用。
在以家庭为主的分散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主体实际只有个人和政府，这就难以支撑起长久的覆盖面宽泛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原因是:第一，政府的财力有限，如果主要依靠政府，养老保险的长期性易造成严重政府财务危机。第二，如果由个人为主或个人全部缴纳费用，参加社会保障与自己把钱存人银行或到商业保险公司投保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并不富裕，处于基本温饱状态，有的甚至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6
关键词：韩国；新村运动；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0-0061-03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农业的健康发展都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前提和保证。特别是对于中国，一个发展中农业大国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三农的健康发展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重工轻农”的城乡二元政策的长期推行，中国三农发展呈现出包括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增收乏力、城乡差距拉大等在内的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不仅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通过产业关联的传导与放大危害到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并将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韩国是在二战后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并宣告独立的。当时韩国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严重倒退，物资匮乏、粮食供应紧张、失业和通货膨胀严重，被列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三十年内，韩国不仅成功摆脱了朝鲜战争的影响，且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态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被许多经济学家称为“韩国奇迹”。对此，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20世纪50年代韩国实施的农地改革政策以及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村运动”使韩国农业在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城市化，是韩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一、韩国农业农村发展历程回顾
1950年韩国颁布《法》，废除旧的租赁关系，将土地直接向耕种者开放，即自耕农的土地限制在3町以内（约45亩），超过部分由政府购买，再出售给缺少土地的农民，而农民分配到的土地，其租金可以用现金和实物在五年内分期偿还完毕。此外，韩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村运动”也对其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按“新村运动”中主导力量的变化，“新村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政府主导农村建设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在第一阶段，韩国的农村农业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推动的，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大力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业科技和农村教育。在“新村运动”中，韩国中央政府向全国3万多个村庄免费发放水泥，用以修建村里的公共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则提出当地所需的乡村建设项目，交给农民自主开发。此外，韩国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财政。在政府的主导下，韩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的生活也得到大幅改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第二阶段：政府与社会共同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在第二阶段，韩国的农村农业发展主要采取的是政府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着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特色农业及农业保险等，为农民自我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为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建设新村的热情，韩国政府在投资方面还确立了“先动先扶、不动不扶”的原则，根据各村利用政府物资投入的效率，将其分为自立村、自助村和基础村三个类别。政府的援助只分给农民参与程度高的自立村和自助村。对那些达到政府要求的村，政府第二年再继续增加物资援助；对那些干得不好的村，第二年则取消相关供应。
第三阶段：农民主导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第三阶段，韩国的农村农业发展主要采取以农民自身为主导力量的发展模式，让农民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政府则主要是通过制定规划、做好协调、服务，并运用财政服务等手段为农民自我表现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了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并提出在坚持国民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高品位技术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的新农政战略。按照新农政战略，要逐年递增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投资，扩大农业长期低息的政策性贷款。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仅1992―2001年韩国农业投资总额就达到42万亿韩元（约550亿美元），其中，国家财政拨款占40%以上。
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新村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得到改善，城乡发展的差距大为缩小，韩国国民的整体素质也大幅提高，实现了经济的全面起飞。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和韩国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1993年韩国人均Gnp达7660美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城市居民的95%，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21%，韩国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韩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特色与经验
（一）重视改善基础设施，不断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
农业基础设施是保障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像美、法等发达国家一样，韩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新村运动”的不断推进，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也不断变化。在农村建设初期，韩国的农业主要集中发展农业灌溉、排水、耕地整理等农业生产设施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政府的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转移至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也转向修建农村公路和桥梁、改善农村的饮水设施、实现农村电气化等方面。
（二）重视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民生活
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增加农民的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在提高农业收入方面，政府主要采取对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逐年提高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增加农民的卖粮收入。在增加非农业收入方面，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积极促进农村工业化；对使用当地原料就地生产的农村企业提供各种优惠，促进发展旅游业，开辟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指定小城镇周围区域为农牧渔业村产业地区，供其自由使用，简化开办农工基地的手续，大力开发农工区域，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这些政策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农业非农产业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据韩国统计厅的调查，1962年农户平均所得仅9万韩元，1962年增加到25.6万韩元，1980年猛增到269.3万韩元，1990年突破1000万韩元大关；到1995年就达到2180万韩元，共增长241倍。
（三）重视发展农协组织
韩国“新村运动”的巨大成功还得益于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贡献。过去，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一个基层农协可以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因此得到大幅改善和提高，农协的规模又进一步迅速扩展，韩国农业经济在农协的支持下进入了良性循环。
此外，韩国政府还十分重视土地的集中化管理和集约经营。为此，韩国政府让土地进入市场，并允许农民作为土地交易的主体，通过土地的流转使土地逐渐走向集中，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土地的过于分散、低效率使用和粗放经营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掀起了新一轮农村建设高潮，新一轮建设则融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其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社会、新韩国，提倡勤勉、自助、团结、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后来扩展到城市，发展成为民族自立、身土不二、事业报国的国民精神，从而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文化上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和乡村的均衡发展。
三、韩国农村发展经验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政府应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
农业是属于社会效益大、经济比较效益低，受自然与市场双重约束的弱质性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在产品市场竞争或是在经济资源配置竞争中，往往都处于不利的地位。然而，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又有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大多数农业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将农业作为政府支持的重点。在韩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支持农业发展，除了1972年和1973年外，每年的财政投入占农业总投入的比重都高达20%以上，其中1975年、1979年、1980年和1982年，政府投入占比高达40%以上，最高达到59.2%。然而，长期以来，在“重工轻农”的二元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却掠夺了大量的农业财富和资源用于发展工业，这也最终导致了目前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的产生。为此，我们应效仿韩国等农业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将农业视为政府扶持的重点，尤其是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力度，通过持续有效的资金投入，克服农业的弱质性，使农业生产者的利益得到保障，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以立法形式，确保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
很多农业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完善的法律法规是支农政策得以实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的根本保证。1950年，韩国政府就颁布了《法》，废除旧的租赁关系，将土地直接向耕种者开放，即自耕农的土地限制在3町以内（约45亩），超过部分由政府购买，再出售给缺少土地的农民，而农民分配到的土地，其租金可以用现金和实物在五年内分期偿还完毕。该法规使韩国农民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土地，从而为战后韩国农业的复苏奠定了基础。而相比之下，由于缺乏立法约束，中国在支农方面存在着政策多变、方式模糊、对象看人、数额随意等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稳定发展。为此，我们应借鉴韩国的先进经验，加快完善与农业农村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体系，使农业生产经营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新农村建设的稳步推进提供法律保障。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作为农业发展的保障，农业基础设施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影响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领域平均利润率的高低。韩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而且随着“新村运动”的不断推进，不断变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为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提供了必要保证。然而，相比之下，由于投入不足，中国农业基础设施普遍薄弱落后、老化陈旧，很难对农业生产提供持续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幅下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和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瓶颈因素，近期中国西南大面积干旱所导致的农业歉收绝收就是最好例证。为此，我们应充分认知农业基础设施对于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基础设施为农业“保驾护航”的作用，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
（四）高度重视农业科研及推广应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世界农业发展史表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人口总量的增加，人类对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将不断提高，而在耕地供给呈现刚性约束，甚至供给数量日趋递减的情况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唯有依赖科技水平的提高和成果的推广应用。通过农业科技进步，能使原有的生产要素在质量上有所提高、在组合上更加完善，最终获取比没有科技进步条件下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农业生产资源的约束性较大，唯有科技进步是突破资源和市场对农业发展双重约束的根本出路。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科研和教育的投入水平极低，且逐年递减，直接导致了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农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借鉴典型国家的成功经验，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加大对农业科教及农技推广的投入力度，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农业集约生产、清洁生产、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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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剑阁.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7
关键词：陈云农业发展现实意义
陈云整个思想理论体系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坚决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农业则是陈云农业思想的基本特征。在长期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陈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并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提出和制定了许多今天看来仍具有先进性的建议和政策。在新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他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就是敢于挣脱既有成说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发展中国农业的表现之一。但是，仅仅在理论上强调或证明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和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真正起到发展农业的目的。因此，陈云进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些措施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所以，尽管“”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经过短短几年就恢复了元气并飞速发展。当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中国农业确实先天不足，而后天又营养不良等原因，陈云在农业的计划与市场关系上，一向强调计划的重要性。他认为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应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但陈云并未因此而轻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应以市场调节为辅，而且强调市场调节的比例应逐步扩大。这些观点和提法虽然与我们现在的提法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云对农业发展的理论探索
陈云是我党的一位卓有声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更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战斗在经济工作战线上，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摸索、总结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大大地突破了前人窠臼和外国现成模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到农业上，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陈云农业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性。这也是和陈云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娴熟了解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就必须确立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否则，农业就会扯工业的后腿。因为陈云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它方面才会好转”.如果“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的后腿。”因忽视农业基础地位客观性而导致国民经济建设的大挫折从反面证明了陈云“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重要性、正确性。仅从陈云对国民经济的两次大调整就可以看出，陈云农业思想的出发点就是承认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安排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建设发展.:
陈云农业思想的落脚点：为人民群众谋福利。陈云在分析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与经济问题时，总是把安排、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生活，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放在首位。这就是陈云思想的人民性、群众性。早在战争年代，他就认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如果不去关心农民生活，不为农民利益去斗争，甚至里农民的痛痒于不顾，要发动广大农民积极支持和参与革命战争是很困难的。战争年代是这样，建设时期也是如此。因此，陈云一贯坚持“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1]（p.348）当我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时，他心情沉重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2](p.201)重积累，轻消费，重基本建设而轻生活的作法是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在“吃饭”和“建设”关系问题上所奉行的原则。对此，陈云反复强调，生产与建设不能离开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基本点，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应该是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生产。
陈云农业思想的主线：一切从农业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从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贯穿在陈云思想的所有方面，成为其中的一条主线。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陈云总是强调要注重国情。指出，中国是“大国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不平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建国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落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1980年12月陈云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2](p.253)各项工作不能离开这个基本国情，否则就会走弯路。
陈云农业思想的创新点：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积极引进市场调节作补充。外界的印象认为陈云是坚定的计划派，因为陈云是5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确立者之一，似乎与市场调节沾不上边。其实不然，早在50年代陈云就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怀疑与挑战，在许多方面已经有很大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经开创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之先河。陈云是最早将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结合起来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甚至可以说，正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的提出，才会有后来的计划与市场的大讨论，进而彻底冲破把计划与市场和社会制度紧密相联的樊篱。因此，陈云在这方面的观点，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突破，对近十几年来改革理论的形成与完善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自然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陈云对农业发展的实践举措
陈云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而且更是一位执著的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执行者、实干家。在长期的财经工作实践中，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仅从他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紧要关头，为把我国经济从危局中扭转过来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中就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陈云根据当时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经济上的重点恢复首要的是农业的恢复，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实行，解放农村生产力，减轻农民赋税，发放农业贷款，疏导供销，推广农业技术等的政策措施。在陈云的力主下，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批资金用于水利建设。由于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的制定及实行，我国的农业恢复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建设进入正常轨道奠定了重要的物资基础。
粮、棉、油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建国初期，伴随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进行，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供求之间出现了紧张的矛盾。为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实施“一五”计划，陈云首倡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落后的保守的传统农业跟不上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建设的步伐。陈云制定此策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陈云认真负贵、殚精竭虑，力图使它真正达到稳妥的程度。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我国农业极端落后、工业化刚刚起步、粮食等供应不足的困难情况下，实行这一政策，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别无选择惟一可取的抉择。
“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在三年恢复时期的1951年，陈云就考虑编制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从1951年酝酿，到1955年公布执行，共编制了5次，其中有4次是在陈云亲自主持下编制的。“一五”计划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无可置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陈云对农业也十分重视。表现在，强调农业是基础，要注意强本固基，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在资金投入和财政支持上，农业也必须占一定份额并且其比例要逐步增加；尽量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工业化发展并不意味着排挤农业，而是更应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的，缺一不可。这从陈云“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能够表现出来.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其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不会改变，况且农业紧密牵扯到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3](p.1)因此，如何正确而妥善地解决“三农”难题，对于能否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能否实现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陈云农业思想的真正目的和现实意义所在。
陈云农业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获得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我国农业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一系列新的难题。如人口总量居高不下；耕地锐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投入减少，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农民负担沉重，生产积极性严重下降。所以，只有“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3](p.2)这就要求:：
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农业，始终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农业的基础地位只能加强决不能削弱。我国国民经济长期的实践表明：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农业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阻；粮食上不去，社会就会失去稳定。大力发展农业不仅是保障人民生活的要求，也是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需要。要确实调整国民投入和分配格局，在投入和分配政策上向农业倾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坚决摒弃和反对“口号农业”，即明则重视实则忽视甚至歧视的错误做法。尤其重要的是，要加强农业立法和执法，支持和保护农业，真正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政策。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必须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并且把发展多种经营同支持和促进粮食生产结合起来，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粮食需求量几乎占世界总产量的1/4。如果粮食一旦出了问题，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必须抓好粮食生产，保证粮食能自给或基本自给。在这个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坚决摆脱传统落后的单一农业生产结构模式，适应当代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江总书记指出:“发展乡镇企业对农村的建设是一项有革命性的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4]乡镇企业的兴旺发达以及其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1995年，从事乡镇企业的农村劳力1.26亿人，占农村总劳力的23.7%，乡镇企业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占75%，乡镇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占47%。在一些乡镇企业发展好的地方，农民收入70-80%来自乡镇企业。[5]可见，只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才能多渠道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农村的富裕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积累巨额资金，弥补“以工补农”，“以工支农”的缺陷和不足，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农民收入来源，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是保护农村生产力，保持农村稳定的大事。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近年来，农民负担“一重二乱”，主要表现在：农村税收增长过快，重复征税，过度征税、错征税收问题较为严重;农民提留统筹费负担增幅较大，承担的“两工”数额过多;各种集资性摊派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增长过猛，“三乱”久治不顺，甚至边治边乱；农民负担日趋隐性化、复杂化，农村税费收取的不规范现象较为盛行。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已经影响到农村发展和社会稳定。因为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比较缓慢的背景下，增加农民负担的负面影响更大，往往成为农村引发恶性事件的导火索。因此，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已是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对此，江总书记明确指出:“减轻还是加强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4]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我国人口、资源、环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来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一是人口基数庞大，已接近13亿。庞大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造成很大压力，给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二是资源相对短缺。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比较低，加上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加剧了资源短缺。特别是水资源紧张状况尤其突出。三是生态环境恶化。突出表现是荒漠化，沙化面积扩大和水土流失严重。四是环境污染严重。7大水系中，1/3以上的河段水质不能达到使用功能要求。各大淡水湖泊均为中度污染。大气污染、酸雨成灾，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因此，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水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注重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只有真正贯彻上述措施，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无疑，当前我国农业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和难题，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长时期内也曾经出现过，只不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比过去更加复杂。但不管怎样，陈云提出的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思想，其指导精神对今天我国的农业仍然是适用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全国人民为实现农业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关键时刻，重温陈云的农业思想，结合当前实际，对于发展现代化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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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继续坚定不移抓好农业[n].人民日报，1996-7-15.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8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美国；日本；韩国；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297-02
一、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别，它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城乡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始终基本保持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态势，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城乡分割及伴随出现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是2.39，1984年得惠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收入差距倍数缩小至1.76，到1995年扩大至2.47倍，2000年进一步扩大到2.79倍，2003年至2011年间，差距倍数一直在3.11至3.33数值间波动①，显示出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惯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关系到国民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国家从战略高度上高度重视。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十六届三种全会又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大也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做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较2009年(2010年不变价)提高了92%，表明了中央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决心和力度。就目前从整体来看，我国城乡收入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已经对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城乡地域之间出现一定的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是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抑制投资需求，进而影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会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偏转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到了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②，已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其他国家同样经历过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一问题。作者希望通过介绍和参考国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经验和做法，将其主要措施做一综合的归纳和分析，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开展缩小城乡差距的实践活动提供积极的借鉴作用。
二、国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
1.欧美国家。美国“以工补农”。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要领先中国几十年，与中国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策略不同，美国政府从开始工业化发展时，就一直非常重视其农业和城乡的协调发展，实行的是“以工补农”的政策，即发达的工业和高科技产业扶持农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农业产业链，基本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生产和经营。因此，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不是很大，20世纪40至50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比大约是1.66至2.0，20世纪70至90年代，其差距一致在1.28至1.33之间波动，21世纪初为1.17。目前在美国的小城镇和农村，物质生活水平与大中城市基本相同。总体看来，美国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措施有，首先，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保证农业的长期发展。其次，多样化的农业支持政策，加大对农业的补助并减少税收，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权益和减轻了农民税收的负担。最后，从教育抓起，不断提高农业者的素质。
2.与美国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轨迹不同，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两国在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1)日本“造村运动”。二战后日本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并在1968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片面追求发展工业导致了工农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二十世纪70年代，日本以“造村运动”为起点，实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道路，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长期保持同步提高，在缩小城乡差距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总体来看，日本推动以重新振兴农村为目标的“造村运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抓住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环节。以开发农特产品为目标，抓住了农特产品生产和加工两大重点环节。成立各品类的农产品加工研究指导中心，帮助农民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农产品从初级产品到半加工品的利润增收。二是成立“农协”，使其同时兼有农民民间组织、准政府机构和农民自身利益维护等职能，“农协”不但可以在农产品流动领域开展购买和销售业务，还可以在销售市场上争取有利价格。三是政府无偿提供帮助广泛的开展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四是完善关于农业金融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农协的经营范围、权限等有法可依。五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建立农村医疗保险事业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另外，日本农村金融体系在支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在资金、税收补贴、优惠政策上给予的大力扶持。
经过多年发展，日本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显著变化，1965-1966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43.4%，农村居民为16.1%，但在1967-1977年间，城市居民年均收入增长了18.9%，而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为25.4%，1974、1975和1977三个年份，农村居民的收入绝对量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有效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至今，城乡居民收入比值基本在0.86至0.97之间波动。日本的新村运动极大的缩小了城乡差距，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韩国“新村运动”。从1962年开始，韩国大力推行以城市为主的工业化，经济发展进入腾飞期，但随之而来的，其城乡差距也进一步加大，为从根本上缩小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实施促进其新农村建设的“新村运动”。通过该运动，不仅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大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使韩国从物质、精神、基础设施和收入等各方面缩小了城乡差距，将农村成功纳入到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
总体来看，韩国“新村运动”是“通过勤劳、自助与合作，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推动农村基础建设的运动”③。该运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国家提出多项基础设施改造的工程项目；第二阶段主要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全面发展阶段，政府推出增加农民收入的计划，支持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第三阶段主要是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农村工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国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继续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各国都非常重视的一点。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通过对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改造，基本实现了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并最终发展了农业，城乡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太大的收入差距。日本通过造村运动使日本实现了农村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奠定了基础。韩国在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就主要是农村设施基础建设，197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土地改良长期计划》，确定农业开发目标为“综合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包括道路建设、小型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农副产品加工市场、和农业信息化实施建设等。政府首先投资约20亿美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也降低生产成本，使农产品能在即使价格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仍保证农民收入的增加。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长久以来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使得目前农村基础设施明显落后于城市，生产和生活条件还比较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不足，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较小。因此，我国需继续加大对农业产业基地、田水利建设、技术科研和推广、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除了直接的财政投入，还可以运用设立基金、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财政补贴等手段间接支持。只有通过这样的保障，才能使农业机构在调整的过程中有物质保障，为农村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开发地域特色农产业。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但要从收入分配调解上想办法，还要跳出分配领域的传统思维方式，着重发展生产领域。美国政府通过支持适合于农村发展的工业，稳定了农村工业的发展，这些适合于农村的工业项目主要有：“加工食品和畜牧产品，生产农业机械和零部件，生产化肥和农药，以及加工生产当地消费者所需的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由于这些产业适合了农村的特点，能够在农村长期存在④。日本在造村运动中，根据地方不同特点，挖掘和培育了很多本地区标志性的产品和项目，并尽快将其培育成日本乃至世界一流的产品项目，以此带动地区经济甚至是旅游业的发展⑤。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农产品在生产领域要将质量视为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保证，要不断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调整乡镇企业结构，注重发展农产品加工和非农第三产业。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尽快使农业的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的小农经济模式转化为现代农业的社会化生产方式。
3.建设服务型政府，明确政府职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在政府重视和引导下，才能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并使之有效发挥作用，使分散的农村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高效的农民合作组织。正是由于政府有效的参与和指导，韩国和日本都建立起来了发达的农民合作组织，靠制度完善的农村合作组织推广和普及了农业技术，将农村资源集中起来实现产业化经营，从而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日本在造村运动中，也曾经因为日本政府的强力推进政策侵害了农民的自利，间接地打压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启示我们，在我国，地方政府是政府职能的直接实施者，政府的主导行为表现在引导农民自主参与上，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按照自己意愿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建设过程中更加高效，管理成本更低。因此，地方政府在改革农村经济中要首先转变工作思维方式，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障农民的利益，了解农民的需求，充分调动农民的创造性、自主性和积极性。
4.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保障。在缩小城乡差别，建设新农村方面，国外都是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经济主体纳入法律法规的界限内，做到经济活动有法可依。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制定了一些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各级政府的管理内容、方法等做出了明确详实的规定。日本政府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也通过不断完善其相关立法么推进农村土地支付改革，如在1951年颁布的《土地征用发》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气候又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农振发》、和《农协法》等。
5.加强农村教育和劳动技能技术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长远来看，科学文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关键。美国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基本形成了农业产业链和农业现代化，但是美国政府仍投入大量资金，使得美国农业生产者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同样，日本、韩国也非常重视农村的教育，日本不但成立各个技术培训研究机构，为农民提供广泛且免费的技术培训，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普及高中教育，农村适龄青年入大学的几率是40%⑥。韩国新村教育一直被认为是韩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韩国政府在注重技能教育的同时，还鼓励弄民树立起“勤勉、自助、合作”的精神，改变农民的精神面貌。我国政府也应通过培训和宣传，着重激发农民自我改善，自我发展的愿望和精神。推进农村专业化、产业化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育农民新的经营观念和市场意识，对缩小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四、总结
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缩小差距是将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城乡发展，做到全面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相统一。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生产条件，但生产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则更需要提高农民素质，这是彻底改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础性环节。政府要立足当前，把目光放长远，不但要从财政和政策上给予扶持与帮助，更要从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现状出发，激励农民找到发展的动力和培养农民长期发展的能力。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2011年《农村经济绿皮书》、《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②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2010。
③王伟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85,107.
④赵长峰.略论新时期美国农村的经济政策[J].经济问题,2008(1).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9
1.1地位作用重要，需要高度重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精辟地表述出农田水利在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由于有了完善的灌排设施，良种、化肥、耕作栽培等先进农业技术才有用武之地。但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农田水利，投入多，见效慢，管理难，本身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多表现为间接的社会效益，在一些地方易受忽视。对农田水利的重要地位作用，需要不断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1.2群众性强，需要广大农民参与。农田水利遍及全国各地，与所有农民的生产、生活都有密切关系，是一项群众性的事业，每年都要发动近亿劳动力从事已建成工程的清淤维护岁修、水毁工程修复和新工程的兴建。群众性、互助合作性是农田水利的重要特点之一。
1.3公益性较强，需要政府扶持。农田水利既有农田灌溉、水产养殖和生活供水等兴利功能，也有防洪、除涝、降渍、治碱、防治地方病等除害减灾功能；既可以为花卉、蔬菜、果园、养鱼等高附加值产业服务，又承担着大田作物灌排，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
1.4具有垄断性，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按受益农户多少区分，小型农田水利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户自用的微型工程，如水窖、水池、浅井等；另一类是几十户、成百上千个农户共用、规模相对较大、具有农村公共工程性质的泵站、水库、引水渠等。受地形、水资源等条件限制，多数公共工程具有天然垄断性，不能像乡镇企业那样搞市场竞争、破产倒闭。灌溉所用水资源，属国家或集体所有，是公共资源。所有生活在当地的农户都有公平用水的权利。用水权是农民生存权的组成部分，为农民生存条件服务的公用水源和公用设施不适合让私人垄断。
2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战略地位
2.1基本国情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水旱灾害斗争的治水史。尽管我国耕地面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持续减少，但灌溉面积总体上稳定增加、灌溉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了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农村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过去在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和水利科学研究等方面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彻底扭转了中国粮食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2.2社会稳定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改革与建设的根本问题。我国的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国民经济能否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基础是否稳固。只有加强农业基础，确保农产品供给，才能顺利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开拓农村市场，才能支撑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只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村稳定，才能保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
2.3国家食物安全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国目前的农产品主要产于灌溉耕地，加快现有灌区的持续配套和更新改造，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战略举措。由于农业用水总量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灌溉保证率，均只能依靠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和水分生产率。此外，高效现代农业对灌溉保证率、灌水方法与技术的要求更高，对灌溉的依赖性更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必须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
2.4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包含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收入稳定增加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等具体要求。如果我国农业不能解决未来1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不能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产业，那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是“基础的基础”。农业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其自身的综合竞争力，而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才能保证大幅度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3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措施
3.1加大各级政府的投入力度。首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只是手段，直接的目标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目标是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基础。无论是为了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还是为了提高农业用水效率，以支持水资源向生态环境、城市和工业转移，最大受益者都是国家；其次，农民和农业已为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三农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在农业和农村有困难时，即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工业和城市也应该支持农业和农村，国家财政应该向农业和农村倾斜；第三，农民负担重、农民尚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要求农民投入太多的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和各级财政理应加大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投入力度。
3.2充分利用wto规则。如果仅从主要农产品价格来看，在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确实面临很大挑战。如果说农业是加入wto后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那么也可以说农业是加入wto后国家支持与保护空间最大的产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治理、农业与水利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村水环境建设等均可纳入wto“绿箱政策”的支持范围，属于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服务的支持。
3.3重视农田水利科学研究。现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无论从技术的广度或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家应加大农田水利科学研究、示范与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不仅要研究有效、适用的技术，还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农田水利研究与管理人才，需要在全国形成适合我国农村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特点的农田水利技术支撑体系。重视和加强农田水利科学研究，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符合wto规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突出的问题是“三农问题”，而农业基础脆弱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又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制约因素，因此，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着眼全局、着眼长远、着眼发展的战略举措。
我国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深得广大农民的欢迎，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关键在于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稳定的需要。在目前农业、农村远远落后于工业、城市发展的情况下，政策利益适当向农业倾斜，有利于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
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篇10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困境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并通过反馈作用反作用于社会系统。打破基础教育与经济发展间的恶性循环是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
1．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观念落后，政府、民众对其不重视，师资力量薄弱，涌出大批民办教师。改革开放后，农村基础教育地位有所提高，但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备陈旧、教师队伍人才流失等等使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发展困境。
我国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状与面临的困境是各种社会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在这个闭合的系统中，若不采取调节措施，在这些困境下衍生的问题又将反馈于社会系统，进一步加深社会问题，加剧两极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2．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
（1）农村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理想模式。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关系很早就为人们所认可和重视，并出现了教育经济学等研究分支。经济增长影响着教育的普及程度，方式和手段，推动教学内容的更新，影响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也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理想的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间可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教育投资等环节形成良好的反馈关系。
（2）社会问题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①社会经济发展两极分化的影响。社会经济的二元化发展，直接影响了当地政府对于基础教育的投资，农村教育与城镇基础教育质量差距大，农村基础教育区域发展失衡。同时社会经济的二元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大多农民工在经济状况、城市教育户籍制度等限制下，尚无能力携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留守儿童增多，家庭教育空缺，其责任和义务部分转移给农村基础教育，为农村基础教育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
②人口素质的制约。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在我国农村，农村教育观念落后，小农社会封建科举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了农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把“离农”作为学习目标，将升入城镇重点高中视为唯一出路。应试教育限制了其中高等教育素质的培养。
教师素质亟需提高。近年来，教师人才大量流失，无法引入新的人力资本，教师群体人口结构中老龄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教师创新、改革精神薄弱，无法应对新课程等改革。基层地方官员素质也是制约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一个因素。由于教育对经济建设促进作用的后滞性，地方政府官员更注重公共基础建设、引入外资等眼前事务。这造成了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不重视，投资少，学校硬件设施得不到保证，且经常拖欠老师的工资，加剧了教师的人才流失。
③空间组织结构的影响。我国经历了世界上最长最完善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空间组织的层序化结构高度发达，教育系统也不例外，层序的空间结构使教育政府投资、慈善投资呈现出了“漏斗式”的划拨管理，不能有效地直接投入到农村教育上。层序社会结构中空间管理结构下领导者的选拔，并非民主选举，内部管理模式僵化，教师对这种管理模式有抵触情绪，造成农村基础教育内部动力的内耗。
影响农村基础教育的社会问题，既有历史成因，又有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后衍生的新问题。这些因素介入教育、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系统，破坏了原有系统结构，滞延了这一正反馈，未能让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作用良好发挥。
3．农村基础教育的改革对策初探
（1）国家政策的重视。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组织目标发展为“以发展教育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我国实行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放宽农民城市化的户籍、就业、教育等政策，让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农村基础教育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需加大对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外来人才。
（2）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对实现劳动力进城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据农业部门统计，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低下的劳动力素质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商业化陷入困境。普及、改革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基础教育是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需要。
（3）基础教育改革配套系统制度的完善。因农村人口分散度大等特点，农村基础教育是覆盖面很广的“面式教育”，城市化进程使这样的特点更为明显，给农村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完善的寄宿管理、配套公共基础设施之外，也应具备良好师资、保育技能等相应要求，以保证学龄儿童的教育和生活。
参考文献
[1]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