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规律篇1
关键词：汉文字；网络传播；传播特点；传播规律
一、引言
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被认为是人类传播史上继语言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①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传播，使其更具有广度和深度。随着互联网的产生，网络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在网络提供给我们的独有的环境中，作为信息传递主要手段之一的文字形成了一套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新的文字体系。本文将通过分析汉文字在网络中的特点，总结汉文字在网络传播中所遵循的规律。
二、网络中汉文字的特点
1.经济性和创新性
网络语言文字在网络中产生，网络的即时性和个性化，使汉文字在网络中相应的具有经济性和创新性。例如，曾流行一时的新型四字格“不明觉厉”，“人艰不拆”。这类词，用简洁的形式反映出网民对部分社会现象的讽刺。
2.形象性
汉文字具有表象性，如“濉弊郑“濉痹醋怨抛痔濉住保古汉字“住钡囊馑际恰懊髁粒光明”，新潮的网民在古老的汉字基础上创造出新词“濉保因其字型看上去如同人们窘迫、尴尬时的面部表情而赋予其新的含义，使其成为表达沮丧时很好的代名词。这体现了网络中汉文字的形象性。
三、汉文字网络传播的规律
通过分析网络中汉文字的特点，本部分将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总结出汉文字在网络传播中的规律。
1.传播指向规律
网络社会环境同现实社会一样，由不同的网络群体组成，而不同的群体有其特有的网络语言使用方式。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有医学术语、科技术语、计算机术语等一样，网络上特殊的群体会有其独有的交流方式，有自己的网络语言，这种语言是这一群体外的人们很难透彻理解的语言。例如，在网游群体中，“抱大腿”一词指的是游戏新手向游戏老手求助以完成某项任务或修炼某项技能，非网游网民对此知之甚少。这一类的汉语言文字受传播指向性的影响，传播范围有限，只能在某一特殊网络群体中得到很好地传播，保持其生命力。②
2.强化与引用规律
网民除了在网络中创造新词新语外，大部分的网络语言文字是赋予现实生活中使用的旧词汇以新的含义。比如“你妹”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上都经常出现的词语，但在网络中它并不真的指某人的妹妹，而是一句幽默的口头语，许多网友会用其表达幽默的情绪，大多情况下并不包含恶意。这一类网络语言被普遍传播开来，往往是网民有意识的使用的结果，这便体现了汉文字在网络传播中的强化规律。
然而，很多网民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和传播网络语言文字的，当人们在无意间使用了这一文字而得到其他人的认同时，这一语言文字便成了耳熟能详，普遍使用的网络流行文字。例如，2010年流行的网络词语“悲催”，本源自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里的一句“阿母大悲催”，因情因境被网民跟帖在某个具体议题中，满足了网民想要利用文字表达强烈效果的需要，因而也被广泛使用和传播。③这一类语言文字的广泛传播，正体现了汉文字在网络传播中的引用规律。
3.模仿与再创造规律
汉文字在网络传播中的创新性这一特点，说明了网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者，他们还是能动的创造者。有大部分网络文字是在网民的主动创造和传播中被人们广泛使用的。例如，“逗比”一词，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比较逗，用在不同语境中有着褒贬义之分。将它用在朋友间，是一种玩笑的说法；而用在陌生人上就产生了贬义。网民在传播这一类词汇时，会依据情境的不同因时因地的对其含义进行改造，使其符合大众心理又有调侃轻松的一面。它们适合日常生活的使用而被广泛传播。
通常情况下，能引起人们兴趣、吸引大众眼球、有新鲜感的文字会得到网民的模仿和使用。例如，“我伙呆”、“何弃疗”、“土豪”、“图样图森破”、“碎一地”、“萌萌哒”等词语。这些网络语言充分体现了汉文字在网络传播中的模仿与再创造规律。
4.收编或淡出规律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热点事件、社会新闻的实时更新，人们心理状态的不断变化，一部分网络语言也会适时的消亡。这一现象是网络的即时性决定的。下面将举例说明哪些语言文字较其它的文字更具有生命力。
首先，贴近人们生活的，被人们经常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不容易被遗忘的。比如表示尴尬、窘迫的“濉弊帧
其次，具有较强表现力的文字也不容易消失。比如“小白”、“御姐”、“雷”、“我伙呆”等直接与人们的生活、情感状态密切相关的文字。
最后，具有超强表达效果的文字也不会被人们抛弃。如“我宣你”、“不造”、“表酱紫”等。
综上所述，汉文字在网络传播中遵循着收编和淡出的规律。贴近人们生活的、具有较强表现力的、表达效果好的、生命力比较强的网络语言，经过语义的普及和沉淀，最终会被收编入人们的日常用语；而另外一些不常被使用，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语言文字就会被时代抛弃。
四、结语
汉文字在网络中的发展和传播，同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网络的传媒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开放性、包容性、创造性等特征，赋予了汉文字在网络中传播的特殊性。
网络社会环境和汉文字在网络中的特点，使得汉文字在网络传播中有规律可循。首先，由于网络传播的指向性，在特殊网络群体中流行的语言文字，在其它的网络社群中有可能很难被理解。其次，汉文字在网络中的传播遵循着强化与引用的规律，当一种新兴的文字表达出现后，在网民有意无意的使用和引用下最终被普及。再次，汉文字的网络传播还遵循着模仿与再创造的规律。网民在享用已有的网络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再创造。最后，网络中的汉文字也遵循着收编和淡出的规律，适者生存在汉文字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人们心理的变化，新的网络文字总会代替旧的文字，并且会随着这一趋势不断变化下去。（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注解：
①刘东阳.汉字演变与传播发展的关系[J].媒介与文化研究，2014.
②杨艳蕾.媒介融合背景下语言文字的传播特点[D].山东师范大学，2012.
③宫淑瑰.传播学视野下的网络语言研究[D].山东大学，2011.
参考文献：
[1]曹雪.电子传播时代的媒介复古――试论语言文字传播的无法替代性[J].山西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宫淑瑰.传播学视野下的网络语言研究[D].山东大学，2011.
[4]刘东阳.汉字演变与传播发展的关系[J].媒介与文化研究，2014.
[5]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6]王昭启.全媒体环境下文字传播优势浅析[J].新闻传播，2014.
[7]杨艳蕾.媒介融合背景下语言文字的传播特点[D].山东师范大学，2012.
网络传播规律篇2
[关键词]药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6.22.114
[中图分类号]R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6）22-0-02
0引言
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达7.1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手机在上网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中国互联网络的迅速成长，尤其是移动互联飞速的发展，网民增速不断提升，网络已变成我国民众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和获取信息的渠道。
近几年毒胶囊、山东疫苗案、淀粉制假药等药品安全事件频发，由于药品安全事件与民众的生活、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被关注程度相对其他突发事件高，反应更加激烈，由此引起的网络舆论热度一直居高不下，网络舆情在推动药品安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掌握药品安全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对政府相关监管部门把握舆情动态，及时采取疏导措施具有重要作用。
1“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网络舆情发展历程
2016年3月山东济南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近80个县市，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在“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中，网络舆情通过公共网络平台，博客、微博、论坛、微信朋友圈等个人信息平台进行传播交流，依据监测媒体舆情趋势的百度指数提供数据（如图1所示），本文将该事件网络舆情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网络舆情潜伏期、网络舆情扩散高涨期、网络舆情的衰退结束期。
1.1网络舆情潜伏期（3月18日-3月19日）
3月18日事件被揭露，百度引擎可搜索到的网络上相关报道和网页不足20条。3月19日，山东省食药监局了该事件的相关线索及300名买卖疫苗的人员名单，线索涉及24个省份，博客微博及各大论坛的浏览、评论、转发次数有所增加，但百度引擎搜索“非法疫苗”“山东疫苗”“山东非法疫苗”等关键词，得到相关网页词条不超过20条，百度指数为1381，网民对此事的关注度也相对较低。
1.2网络舆情扩散高涨期（3月20日-27日）
3月20日-21日，随着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安部、国家卫计委联合通知要求彻查涉案产品来源去向，严惩违法犯罪行为；食药监总局通报了牵涉山东疫苗案的9家药品批发企业；同时涉及此事件的多地卫计委、食药监局对此予以表态，通报相应处置措施。相关的新闻媒体报道以及自媒体间转载的新闻量及微博对相关新闻的关注量呈现出几何式的增长。截至21日，网络百度引擎以“非法疫苗”“山东疫苗”“山东非法疫苗”等为关键词，相关网络文件的报道或者发帖已接近5000余篇，百度指数为4900，至此“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成为热搜话题。
3月22日-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该案；国务院总理对该案作出重要批示。3月22日当天，新闻更新量超过7900条，总信息更新量已经超过12000余条，百度指数为119886，舆情热度激增到达峰值。此期间诸如胡蝶、陆川、章子怡等t多公众人物也加入到舆情传播行列。从3月24日-27日，关于此次疫苗安全事件的关注度才逐渐下降，但关注热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从27日后对该事件关注逐步降低直至归于正常。
1.3网络舆情衰退结束期（3月28-4月14日）
随着事件进入3月28日，仍以上文中三个关键词检索百度引擎，得到的相关网页不足60条；2016年3月31日，以同样关键词在检索百度引擎，得到的相关网页不足30条，“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发展到此便已经进入了网络舆情的衰退期。衰退期一直持续到4月13日，案件第一阶段性处理结果公布后。4月14日后，仍有网民关注本次事件，但根据百度指数判断关注度很低，本次事件逐步退出了人们的关注热点话题进入结束期。
2“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规律及特点分析
2.1网络舆论传播规律分析
根据“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新闻网站、博客、微博和各论坛的相关信息，包括发帖量、转发量、浏览量等随时间变化规律可以探寻药品安全事件舆情发展规律。其总规律是事件潜伏期呈低热度态势发展，随后网络舆论经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报道，自媒体、公众明星、微博名人的频繁发声迅速发酵进入扩散高涨期，随着事件处置过程跟进公开且得到阶段性解决后，网络舆论的态度趋向稳定，舆论趋缓并迅速减少进入衰退结束期。
网络传播规律篇3
【关键词】微博时代网络舆论传播规律
2010年7月1日，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在其新浪微博上回复了一名叫“萨根”的网友：“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是不是也要大家跟着复制如何造假？”认为前微软中国总裁、现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的博士学位是子虚乌有的。而后为了回应网友的质疑，方舟子前前后后共发了21条微博，举出一系列证据。这不仅在网友当中激起千层浪，也使得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等纷纷跟进报道，由此引发了一场唐骏“造假门”风波。方舟子的微博以及网友的评论形成的舆论可以说是这场风波迅速蔓延的最主要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微博。微博，即微博客（microBlog）的简称，是博客的一种变体，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手机、im(如QQ、mSn、Gtalk等)、email、web等方式向个人微博客短消息，文本内容通常限制在140字符（70个汉字）之内，并实现即时分享。简单地说，微博就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200字），并公开的博客的形式，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从微博的发送特性上来看，微博客具备了4a的元素（anytime，anywhere，anyone，anything），成为一种流动的互联网装置。①国际上最知名的“微博”网站是twitter，也就是微博的鼻祖，我国比较突出的有新浪、网易、腾讯等微博网站，至此，微博时代隆重登场。
一、微博时代网络舆论的形成特点
1、在互动中生成
微博的使用有更新、评论、转发、收藏状态四个基本功能。微博用户一般是更新简短的状态供所有用户阅读，和其他博友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畅言自己的看法，逐渐对某一焦点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网络舆论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动态信息交流过程从而形成。这与博客和其他网络传播方式相比，互动性大大提高。这也是微博时代网络舆论生成方式的特点――极强的互动性。在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中，最开始是方舟子在回复网友的评论中提出唐骏学历子虚乌有这一件事，而后方舟子发微博和博友之间进行讨论互动，从而慢慢形成舆论。因此，微博已经成为网民进行信息与意见表达的主要渠道之一。
2、多样性、不定性的网络舆论主体
网络舆论主体，是指在网络上发表自己意见的网民，微博用户则通过微博表达意见。微博时代舆论主体具有多元化、不定性的特征，发表意见的人既可以是实名认证的“真人”，也可以是虚拟的“微博昵称”；既可以是名人，也可以是草根。总之只要是注册成为微博用户，都可以是舆论主体，没有很大限制。在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中，便是实名认证的方舟子首先发表意见，然后各色各样的“真人”、“微博昵称”就此进行循环往复的意见发表，直至舆论的形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微博为人们提供了空前自由的表达场所，没有身份顾虑的网民表达意见也更为真实、大胆。
3、广泛的网络舆论客体
网络舆论客体是在网络中被网民所关注的焦点事件。进入微博时代后，拥有操作简便、传播及时性等特点的微博赢得了大众的青睐。从名人到草根，从老年到青年，从教授到打工仔，微博用户在年龄、学历社会地位等方面千差万别，他们所关注的焦点也会有所不同，这也就导致网络舆论客体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唐骏学历“造假门”涉及的是精英阶层、社会诚信问题，微博用户对此件事情所关注的方面也不同。方舟子和大部分网友关注的是唐骏是否造假，有一部分网友关注的则是方舟子是否打假太过，毁灭了许多年轻人的偶像以及应当肯定唐骏现在的成就，不追究他的过去等等。从这也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个舆论事件当中，虽然网友观点具有倾向性，但是所关注的方面还是会因人而异。而回顾今年的十大微博事件，议题从“宜黄拆迁自焚”、“360和QQ大战”、“我爸是李刚”到“经观记者被通缉案”等，几乎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4、非理智的网络舆论本体
网络舆论本体是网民对某一焦点事件所表达意见的综合，也是舆论所呈现出的最直接的外在表现。由于微博时代网络舆论主体的多样性、不定性，网民在发表意见时没有太多的束缚，网络舆论时常显现非理智的特征。并且由于网民自身的差异，他们对焦点事件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会出现针锋相对、相互指责的现象。在唐骏学历“造假门”中，网友各抒己见，有理智评论的，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有破口大骂唐骏虚伪、方舟子过激。有一网友甚至直接大骂方舟子是个什么东西，力挺唐骏，而被其他网友围攻其为人渣加，这种人直接拉黑。
二、微博时代网络舆论传播规律
1、网络舆论传播起点是网民的意见
舆论是个人意见的公开表达，任何舆论都是由意见开始的。微博时代的网民更新状态时，可以通过视频、文字、图像的有机结合将信息立体的展现在网友面前。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与其他人交流意见看法，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形成对社会事件共同的看法。在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中，方舟子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字、图片、视频信息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越来越多对此感兴趣的网友在信息后面留言、讨论，逐渐形成对“造假门”共同的意见，随着意见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网络舆论出现的基础就已经形成。
2、网络舆论的引导者是舆论领袖
舆论领袖一般能广泛地接触大众传媒，人际关系活跃并有机会、有能力影响他人。微博中的舆论领袖一般来自名人、知识分子。简而言之就是受大家关注并且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在唐骏学历“造假门”事件中，舆论领袖就是方舟子，他既是学者又是打假名人，在微博上受大家关注度也高。整个事件中，他以更新微博的方式将他查找证据与媒体斡旋，回应唐骏等事情公诸于众。无形中起到了信息的传递以及态度的引导作用，进而进一步引导舆论。
3、互动反馈促使网络舆论扩散
互动是网络的本质，那微博可以说将互动这一特性发挥到极致，没有哪个网站、哪种形式有微博的互动性强。只有通过不断地互动意见才能够不断地扩散和延展，这也是微博时代网络舆论大规模集聚涌现的原因之一。网络舆论就在互动和反馈的过程中逐渐膨大，从而产生强大的影响。唐骏学历造假引发网民对社会诚信的质疑，也引发人民的诚信危机，许多名人的百度百科相继出现了更改现象，这都可以说明这件事的影响。
4、网络舆论的演变结果
微博时代的网络舆论的演变结果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加快问题解决的速度，另一种是形成舆论危机和网络暴力。唐骏事件中，只能说舆论迫使唐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舆论也由微博逐渐延伸到现实社会当中，并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上掀起一股诚信危机风。至今，关于唐骏学历造假都没有定论，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又将视野投向新一轮的焦点事件当中去了。
结语
数据显示，到2010年5月，中国微博服务的每月月人数已达8065万人，预计新浪微博用户数量年底将达到5000万，到2012年，新浪微博用户数量可能达到1.2亿。虽然存在信息真假难辨、重复冗余等毛病，但是仍然不能掩盖微博传播的优势。微博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形式，拥有其独特的传播优势，其发展前途自然不可限量。网络舆论传播也由此进入了微博时代，但同时微博也是谣言、网络语言暴力滋生的土壤，只有在清楚掌握好微博利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促进微博时代的进步并改善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①刘佳，《微博来了》，《互联网周刊》，2009（12）
②岳小乔，《从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看唐骏“造假门”中的微博传播》，《新闻传播》，2010（9）
③张，《浅议网络舆论传播形成的基本规律》，《攀登》，2006（4）
④邓赫、石黄洋，《微博流行及其发展趋势解析》，《新闻窗》，2010（4）
⑤杨晓茹，《传播学视域中的微博研究》，《当代传播》，2010（2）
⑥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网络传播规律篇4
>不法行为扰乱市场
如今,网络传播领域,不法行为仍然很多。李海刚在接受采访时,对大家公认的目前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介绍。他认为,网络传播的不法行为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网络黑社会:目前的网络传播市场鱼龙混杂,不少公司违背基本的职业操守,在客户的指令下恶意攻击竞争对手、诋毁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使本来正常运营的企业突然遭遇灭顶之灾。当恶意攻击泛滥,甚至所谓的著名网络公关公司被称为“网络黑社会”时,网络传播行业和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老鼠屎很可能毁掉整个网络传播行业。
负面信息广告化:企业的负面信息往往是各大网站争相上的头条,甚至有很多行业网站,专门搜索和刊登企业的负面信息,待价而沽,等着企业的公关公司找上门来要高价,以广告费的名义删除负面信息。负面一上,黄金万两,这是企业很无奈的事情。
双簧:某些网络公关公司擅长唱双簧,先在自己有关系的网站大量企业的负面信息,然后联系企业告知他们能立刻删除这些负面并且要高价,企业在时间紧迫下没有办法做更多权衡,只能就范。唱双簧的网络公关公司同样是害群之马。
人肉搜索:人肉搜索已经臭名昭著,其中不乏网络公关公司的身影,对于这种网络暴力,当事人往往无所适从。
>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目前,针对网络传播或者与之有关的法律法规已有很多,但大多以规章为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根据刘铭的介绍,网络传播中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就有《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另外还有一些司法解释,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网络信息传播有关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比如2000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这些立法和规定在我国处理相关网络问题时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同时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刘铭认为,这些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多停留在部门规章的层面,全国人大的立法还很薄弱,缺乏一部针对网络权益的法律。现有的网络立法,主体是以地方和部门为主,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只有少量,尽管这方面的规章总数相加已达到了200余部,由于至今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成为国家网络信息法,因此对破坏或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各种行为威慑力不强,有些行为是否属犯罪行为还难以界定。
李海刚也认为,现在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执行力度,企业或者个人在遭遇网络上竞争对手或者其他群体的恶意攻击时,往往无法通过正当法律途径解决。同时更关键的是网络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走,即使打赢了官司,负面信息和恶意诋毁也早已散步到网络的各个角度,已经对品牌造成极大伤害,赢了官司却输了市场、丧失了消费者信心。
目前的法律没有考虑到网络信息的爆炸性传播速度,这是最大的缺陷。三聚氰胺事件中,草根时代所的国内著名奶粉品牌是唯一检验合格的国产奶粉,但是正是因为其没有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大的问题,其他奶粉企业纷纷指示自己的网络打手大量散步负面信息,恶意诋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奶粉企业都拉下水,草根时代们虽然收集到恶意攻击的证据和截图,但是却无法走正常法律程序对网络打手和背后的奶粉企业给予惩罚。
>网络传播立法势在必行
在新媒体报道奥运涉及到侵权的时刻,在“艳照门”照片大肆传播的季节,在各种“熊猫烧香”病毒层出不穷的年代,在计算机犯罪已经在国防、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伤害,并向全球蔓延的时候,我们的互联网管理只有法规,没有法律,我国针对互联网的立法目前还是空白,虽然有数十个类似《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章,但这些管理型的部门规章难以应对复杂的、发展迅速的网络违法案例。同时,对网络违法犯罪基本没有专门界定网上违法,立法远远滞后于网络时代。所以,规制立法势在必行。
刘铭认为,虽然势在必行,也不可操之过急。互联网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重大成果,它为人类带来了预期的和难以预期的便利,借助网络已经形成一种与现实社会具有重大区别的社会生存形式――虚拟社会,随者互联网的普及,关于互联网法律问题将成为全球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也使网络信息传播立法的前瞻性、稳定性受到挑战。因此,在进行网络信息传播法制建设的同时,对用户进行自律教育,开发有害信息过滤技术,采取法律规范、自我约束和技术控制多管齐下,其成效应该更为显著。总之,如何发挥网络媒体传播优势,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以充分实现,同时又不至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信息传播立法的根本所在。
网络传播规律篇5
关键词：法律传播；网络影响；媒体责任
法律传播是法学理论和现实规定与生活的纽带，它像任何其他领域的传播一样，也经历了从口耳相传到借助各种随着推陈出新的介质的过程。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中国法治进程，法律传播也在循序渐进的发展。
一、法律传播的历史进阶
传播并不是能与其他学科和活动做严格区分的社会行为，人类任何行为都与传播息息相关。春秋末年以代讼为生的邓析，践行法律秉持“律师执业规范”并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并写在竹简上，即“私做竹刑”，无意间开创了法律传播的先河。从春秋郑国的铸刑书、铸刑鼎突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时代后，法律传播开创了一个传播新局面，得到各个朝代统治者的重视。以明代朱元璋为典型，他亲自参与制定《明大诰》，并下令必须人手一册，推行对《明大诰》的教育，使当时的法律达到普及化的程度。近代史上能稍稍抚慰饱受剥削和侵略人心的，便是从传播上得到的收益。民主、法治、人权等西方思想、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渗透着法律传播。思想的解放使中国人更注重法律传播。
网络的出现使得媒介生态环境呈现出更多元化的趋势，传受关系的交互性、传播内容的多维度和海量化、传播速度的即时性等体现了网络媒体的特质，这些同样深刻影响着法律传播路径和效果。
二、网络时代对法律传播——福音战士还是洪水猛兽
（一）网络对法律传播的积极影响
1.法律的主动传播到传受交融互动——亲民的路径
法律的严肃性和技术性等特点使它并不太亲民，往往走主动法律传播路径。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主动传播的格局，互动性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传播的羁绊，公民不仅能参与立法、跟进司法信息、对法律问题探讨和辩论，而且能贡献内容。自媒体下人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它并不囿于传统的刺激——反应——回馈的模式，而是制造（创造）——回馈——参与的循环互动。①
《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是一个体现传受互动的例证。2009年11月6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截止到2009年12月5日结束共征集2655条意见。②通过反馈中的意见和建议，人大常委会对《侵权责任发》进行补充和完善。这其中都贯穿着法律理念和规定的互动传播和融合。
2.网络传播带来的多元化视角——沉默螺旋削弱了孤独对于个人的威慑力
网络是畅达民意的平台，在遵守法律规定和道德底线下，多种声音都能找到呈现机会，受众能得到更多思考的角度。话语权的下放和实现使人们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法律理念有了基础。原有的沉默螺旋也在网络中逐渐被颠覆，自有意见市场的建立和原有沉默扩散论导致的沉寂逐渐被打破，对于法律的认知和法律问题的看法呈现多元化的状态。
网络的匿名性使更多人走出传统孤独的威慑。如重庆打黑中“律师造假门”事件，《中国青年报》发表《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近20人被捕》一文，披露了为犯罪嫌疑人龚钢模提供辩护的北京律师李庄涉嫌伪证罪。但文章中有大量法律传播带有相当的主观色彩和对法律的误读，传播界及法学界纷纷有人在网络媒体上及时发表文章征讨。我们听到了多种声音，同时也有渠道发表自己的看法。
3.多级传播的结点扩散化，意见领袖作用被削弱
“二级传播”理论提出在传媒与受众之间的人际因素是影响传媒和受众互动关系的重要变量。①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意见领袖。虽然这一理论被“多级传播”理论所修正和完善，但意见领袖的概念在网络舆情分析中仍是不可替代的理论工具。网络传播消息源的多样化和去权威性使得多级传播的结点扩散化，这里结点即指向意见领袖。网络环境中意见领袖虽然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但网民内心的服从欲减弱，表达欲望增强，它的作用逐渐被削弱。
沿上文提到的律师造假门事件来说，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络对此事的报道和评论，可能影响了一部分网民对于这个法律问题的意见形成和一些法律知识的认知。但在传统媒体中没有太多话语权的专家学者或从业人员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如博客、论坛等，做法律上的解读，这使得意见领袖扩散化。
（二）网络给法律传播带来的冲击
1.碎片化传播可能带来法律传播困境——微传播的分割效用
法律本身要求严谨的逻辑和严密的体系，反映到传播上则力求完整性和真实性。但现实证明枯燥的说理已经造成了传播碰壁。但同样，网络传播环境下法律信息的异化威胁着法律活动本身。网络带来微传播时代，信息碎片化严重，同时受众有个性化的选择性心理，在选择的过程中信息很容易出现异化。网络生态环境中，虚假信息、恶意信息等和真实共存。多数网民面对爆炸的法律信息缺乏基本的判断，基于选择性心理接触、理解和记忆。这种微传播和碎片化组合的方式很容易侵蚀法律的体系性、法律事件的真实性，并容易造成恶性循环。
在“律师造假门”中，如果网民选择媒体对于辩护律师李庄过早的“定性”和对律师法缺乏理论依据和现实考证的分析，而没有从专家学者的评论中听到对律师权利义务的法律解读和对司法过程中程序正义的捍卫时，很容易形成对法律的偏见和律师行业的不信任。
2.法律舆论传播的网络暴力
当一个人独处时，很容易做到独善其身、客观理性，而加入一个无名氏的群体后，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②推及到传播领域，它同样能作为舆论暴力的理论机理。将现实中的舆论暴力转移到网络环境中，便是今天受到热议的网络暴力。
网络舆情产生是硬空间和软空间交互作用的结果。支撑“网络空间”的互联网属于舆情的“硬空间”，③舆论产生的软空间包括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组织中和生活中的权威等。④软空间左右着舆情的产生,网络群体构建起一种拟态环境，它作为软空间将一种群体的无意识情感弥漫开来，网民融入被简单的善恶观和朴素的因果报应理论激发的群体中，很容易造成情绪化的意见表达和简单不假思索的是非判断，造成有悖法律本意的传播。
这种法律舆论传播的网络暴力突出的表现在所谓的“媒体审判”上。如最为典型的“许霆案”，从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判处无期徒刑到重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万元，我们能明显看到网络舆情对于司法过程的左右。
3.新媒体传播环境下法律传播的即时性价值与法律活动正常运行冲突
新闻追求的价值之一是时效性。法制新闻的报道同样也受时效和真实价值的影响。但作为一种特殊的领域报道，相关法律活动中的一些细节披露是信息及时公开和司法正常活动进行博弈的过程。
为了争首发和独家，网络媒体中常出现在司法机关作出结论前过早披露案件或庭审的细节，这样很容易造成传播失实，甚至会妨碍到正常的法律活动，比如在报道中透漏侦查机关的策略和计划，使得通过媒体获知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做好反侦查的准备等。这一点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的问题，但网络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快、波及范围更广，更值得关注。
三、对网络给法律传播带来影响的再思考
法律传播网上阵地的开辟，不仅推进了法治进程，同样也铺下了新的绊脚石。对网络给法律传播带来影响的评价是发现问题的第一步，重要的是应当考虑如何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这一方面需要依靠社会的进步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化，另一方面要依靠网民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但网络媒体的作为最不可小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中在媒体对法院审判活动和其他相关工作的传播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侵权行为法》第36条明确了网络用户和网络提供者的权益和侵权责任承担。网络媒体在进行法律传播过程中，要遵守如此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些都为营造良好的法律传播环境提供了基础。
2009年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在经济高速发展态势下，民主法治问题受到更高的关注，媒体也以空前的规模包围着公民、推动着法治的进程。胸怀一颗承担社会责任之心对于影响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网络媒体和网络运营商尤为珍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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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庹继光，李缨.法律传播导论[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网络传播规律篇6
一、网络传播的时代特征
以互联网、移动通讯和手持智能终端为基础的新媒体技术的应运而生,将大众引入了“人人拥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出现以及表现出的传播模式的双向互动性、传播途径的便捷开放性、传播特点的虚拟平等性等特点，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时下大学生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方式。
双向互动性:传统媒体是一种线性的传播模式,受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传播主体经过大众媒介传递。传播主体是信息的垄断者，掌控着信息的来源、传播形式与传播范围，信息接受者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与信息传播者的地位不对等。这种信息传递模式，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播的交流差，不能对信息进行有效的反馈。而基于移动互联网、数字通讯等技术衍生出来的新媒体，则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格局与传播形态，实现了非线性传播，变单向传播为交互式传播,人们在参与信息交流时有控制权,信息的传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且他们之间互动更深入、更快捷、更广泛,呈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双向交流互动性明显。人的主体性被激活，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空前高涨。
便捷开放性:开放性是互联网最重要的特征 之一。开放性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地理区域和传播信息需要“把关人”审核的障碍，突破了人们获取信息必须通过信息采编中心的藩篱。而依托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新媒体的衍生品也雨后春笋般出现。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客户端、网络电台等多种工具都在向受众用户主动推送信息。新媒体技术激发了各种文化的交流与汇融，并以极快的速度实现“零时间”交流和传播，实现了时空的瞬间转换’整个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不受地域局限,具有资源丰富、信息量大、涵盖面广、传输快捷、形式多元等传播优势，这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也是新媒体时代带给我们的科技盛宴。同时新媒体时代的便捷性更加彰显在传播工具的迷你化、及时性上。
虚拟平等性:新媒体信息的传递主体可以是信息的者，同时受众也可以信息。信息者与信息接受者地位平等,传播主体不再一元化，草根、精英与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主体，传播中心演进为多元，多个信息中心，中心被泛化了。这样就使平等对话成为实然，传统交往中的身份不对等被彻底消解。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下,人们运用一定的数字、符号等方式，戴着面具进行交往，真正做到了交流上的平等性，人们成为独具个性化、数码化特色的虚拟的个体。这种去中心化、话语权平等化的特质,赋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信息、享用信息和传播信息的平等权利,极大地满足了当代大学生心理需要，契合了大学生的成长特征，这也是大学生对新媒体特别倚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表征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及互联网+的战略实施，以其独特的模式和内在特殊性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与世界发展的图景。一方面，网络的发展引发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也产生了大量的不健康信息。不健康的信息对信息的传递和文化进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对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诸多阻滞。同时，人们在使用新媒体过程中，因其自身的虚拟性与匿名性特征,产生了特定的轻松自由的虚拟场域，消减了传统“熟人社会”道德的约束与导向功能，自我社会定位模糊，导致大学生易产生一些网络伦理道德失范之行为,价值观上出现了困惑、迷失、混乱，政治信仰动摇，影响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一）网络价值观念模糊
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通过智能手机终端，更为便捷登录富含黄色、暴力等信息的网站,甚至通过软件翻墙，浏览国外非法网站。据统计，近乎半数的大学生有登录黄色、暴力网站的经历，且对这样状况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二）网络语言放纵随意
在网络世界中，由于实名注册尚不成熟，社交媒体隐匿身份的登录，实际上给个人主义肆意的扩张提供了新平台。语言夸张，缺乏真实性,个人恶意传播虚假信息、恣意造谣生事，网络的交往场景呈现出一种病态，网络世界成为个人情绪发泄的窗口和狂欢之所。
(三）网络信息侵权普遍
由于网络信息的海量、开放性’大学生在面对这样一个开放的空间时,道德主体性并未得到有效的展开。诸如网上随意转载文章作品、撰写论文过程中剽窃、未注明出处的引用②等等，均是网络媒介素养没有成为自觉行为的典型表现。
(四）网络法律意识淡化
语言诽镑、人身攻击、人肉搜索、非法传播个人隐私（图片、录像）、偷拍视频上传等，直至网络黑客等网络犯罪活动，时常见到大学生的身影。网络法律意识的不足，在网络世界中个人成就的自我炫耀往往演变为走向犯罪的前奏。微信的摇一摇，陌陌的交友，实际上如同双刃剑在刺向网络法律意识薄弱的大学生群体。当前的网络犯罪中,相当部分大学生在线下都是很优秀的，而一旦进入了网络空间则变得不可约束，迷失自我。
(五）网络维权意识和维权途径不足
面对网络诸如语言诽镑、人身攻击、恶意传播个人隐私、网络诈骗等侵权行为，很多大学生往往束手无策，寻求不到合适的处理方式和解决途径，诉诸法律的自觉意识尚未养成。
三、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的归因
马克思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互联网纵深发展时代，作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或者作为一种崭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在深深改变和影响着我们。
(一）新媒体的传播特性所致
新媒体传播中伦理道德问题的大量产生与新媒体技术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联。传播主体的隐匿性导致伦理失范。新媒体的非中心化特征导致主流道德意识的缺失。现实的“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在新媒体空间的虚拟社会中失去了作用。虚拟的网络空间在不断解构或消解基于现实世界的伦理道德价值导向性和约束力。在人的道德教育历程中，我们从懵懂开始大多是在接受有关真善美的德行知识，道德认知占据主要成分。在传统的熟人王国中，在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外部道德力量往往规约和评判着个体的道德行为。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虽然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程度，但由于正处于道德判断能力提升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的道德困境往往容易做出错误的价值观的判断。即便不是面对互联网世界,在如今这样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中，他们的道德判断也是要经受巨大考验的。这也正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高校德育的最大难题。
(二）网络法律立法建设亟待提速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当现实的道德要求失效的时候，“要借助技术和法律的强制性力量作为控制规范的外力，以消除网民的素质现状以及诸多负面影响”则成了众望所归。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有关互联网尤其涉及新媒体方面的法律、规范等建设明显不足，同样成为当下网络法律建设的尴尬。互联网自1994年接入中国后,得到长足的蓬勃发展。但是回顾互联网领域的立法建设明显滞后于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很长一段时间互联网的发展处于一个“混乱生长期”。我国虽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首次针对计算机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直至2002年,我国才出台《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此后，我国的网络法律、法规建设并未取得长足的发展。
(三）教育主客体媒介素养的缺失
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我们高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尚在起步阶段。伴随着自我去中心化、交流开放自由、信息便利快捷等优点，混沌失控、个人主义的膨胀，法律意识的淡化、伦理道德的失范也成为新媒体在高校德育管理中的难点。现实中，面对新媒体的迅猛来临,我们的媒介教育却迟迟未有效地得以展开。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奥格本，曾提出了非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要滞后物质文化的著名论断。他强调“大部分非物质文化本质上是调适于物质文化或自然环境，或者是调适于二者的方法。行为方式概括了大多数非物质文化的特征。社会组织、风俗、道德都是对自然环境和物质文化的集体行为方式……如果自然环境或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这些行为方式也要变迁”。这个命题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中国在全面接人互联网的短短二十年，互联网和依托互联网衍生出来的技术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在这个快速的增长期,技术占据主导，人们在摸索、使用中掌握它。相应的非物质文化（互联网使用过程的反思批判意识)方面的校园教育则要明显滞后。
四、规制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法律建构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巳达6.68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达5.94亿人。学生群体是网民中规模最大的职业群体。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巳达到较高水平。同时据腾讯公司的最新调查，目前“微信”用户多以年轻人为主，其中又以大学生为主，占到64.50%D[8](p83)大学生无疑成为了互联网世界最为活跃主动的群体。对于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失范的矫正，既要侧重道德层面的柔性，也要强化制度的刚性保障。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依法治国全面展开的号角。我国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共享共治”议题的探讨,实际上昭示着关于互联网尤其新媒体视野下，国家法律建设的全面、深入的开展。
(一)我国网络立法体系设置的简单回顾
1.法律层面
在国家的顶层设计上，有2001年颁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和2012年颁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法规层面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10余部，有关互联网生活的还有20多部重要部门规章。
3.“两高”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13,2014年先后颁布了《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镑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4个重要司法解释。
4.行业自律
互联网行业内部的自律条约。2001年，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13年来，该组织先后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自律公约》《坚决抵制网上有害信息的倡议》等多部行业自律规范。
5.高校层面
各高校基本上围绕着不同效力位阶的校规，制定出了规范在校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规范等。通过学生手册中的校规校纪和相应的网络安全规范给予了明确。
正如，美国20世纪著名法学家庞德所言，“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在这多种社会控制方法中，现代社会应当实现“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因而对于网络空间中的失范行为’不能单纯靠道德的“叩问”约束网络空间个体的行为,而要靠上至宪法下至空间自律完备详尽的网络制度体系给予强行规制。如此,才能还网络空间一份净土。上述的制度体系，尤其国家层面的法律规定，为我们深入开展大学生的网络法律教育，增强应对网络空间伦理道德失范的免疫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二）规范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徳失范的法律建构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尤其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异军突起，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和解构,大学生在日益复杂的虚拟空间中，时有伦理道德失范现象的发生，个别甚至出现了网络违法犯罪的情形。根源在于目前我国的网络制度层面的建设暴露出内在的脆弱性,我国诸多有关网络空间的立法尚处于空白状态,一些现存的网络法律规范则与法治化要求相差甚远，网络立法效力的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调整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1.网络环境治理的硬手段：网络法律制度拓展优化
其一，立法机构应着力破解“目前我们在网络立法方面存在着缺乏整体性规划，立法权酬分不清,立法内容相互冲突的问题……没有将互联网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进行网络新兴法律的创制，有些属于虚拟空间独有的问题仍无法解决”等问题。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有互联网络方面的立法，并且对网络中违法犯罪做了明晰的条款规定。因此在互联网法律的制定上我国应尽快出台第一部互联网安全法律,尽快填补没有网络安全法的空白，为高校依法开展互联网法律教育提供政策依据。其二，尽快构建起由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组成的三层级的互联网法律体系，加速推进《电子商务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个人信息保护条例》等的制定进程。修订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并制定出台更加明细化的规则,清晰界定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政治底线、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使网络传播者明确什么样的信息是“越界”的,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
2.创设校园绿色空间：构建网络安全的防火墙
高校要依托我国法律制度规范，自觉构建网络安全的防火墙。学生网络伦理道德培养,离不开校园安全绿色的网络环境。高校积极借鉴域外先进经验积极构建杜绝黄赌毒信息在网络 空间的传播的技术平台。依托计算机终端监控系统，利用校园独立的服务器来监管网上非法信息的传播，对网络信息进行恰当的屏蔽、分级与过滤，杜绝非法用户与不良信息的侵袭。同时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信条例》《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与《互联网内容服务管理办法（草案）》等现有法律法规,结合大学生网络实际情况，成立相应的网络管理委员会，在校园网络伦理规则已定的前提下，担负起必要的道德责任,负责调研、制订校园网络伦理的具体规则，如《大学生网络文明公约》《校园网络管理办法》《学生宿舍网络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规则中要明确指出什么行为是网络伦理倡导的,什么行为是网络伦理坚决禁止的，并积极推动其贯彻实施。同时，还要充分发挥高校“把关人”的作用，积极占领网络空间的新阵地，在BBS、校园论坛,甚至QQ群、飞信群、微信圈等新媒体空间中,要通过吧主、意见领袖的作用，干预不良网络信息，强化舆情的监控与预警，引导主流价值观。
3.校园网络法治教育新常态
互联网传人中国二十多年的期间，我们在教育上很大是围绕技术的普及而展开，学校的使命单一定位于传授科技技术，而对于网络法律知识教育则显得薄弱，致使大学生频频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教育部门也应该加大网络法律的宣传力度，编撰大学生网络法律通俗知识读本’整个社会营造宣传学习网络法律的氛围,搭建全员参与的交流平台，真正让法律规章制度人心人脑。
(1)教育者新媒体运用能力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处于主导性地位。教育者的媒介法律素养的自觉意识即主体性，是整个教育活动有效开展的前提性条件。马克思指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缺乏对媒介法律素养应有的特定意识和特定素质。更遑论对大学生开展有效的媒介法律素养教育。为此，高校德育工作者应该与时代同步,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时刻关注我国网络法律法规动态，养成随时学习网络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习惯，提升自我网络法律素养。同时德育工作者要成为新媒^^时代的潮人、达人，要善于借助新兴网络工具?，如微信、微博等媒介拉近师生距离，建立及时沟通机制，对大学生在网络中遇到的法律困惑和难题进行及时疏导，发挥德育教师对大学生的网络法律素养教育的核心影响力，最终提高法律素养培育的实效性。
(2)优化课堂网络法律教育的内容。高校是育人的主场所，应该充分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注重课程设计和教材建设。从目前有关法律的课程设置上，传统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的法律部分,关涉互联网法律的并不多。这与当前互联网飞速发展下带来的复杂多变的网络法律问题很不匹配。即便是法律专业的学生,网络法律课程的设置也较为粗浅。高校的忽视，一定程度上致使大学两络法律知识不足。伴随新媒体的崛起，围绕新媒体展开的法律教育更是尚未起步，传统的围绕计算机开展的教育,也显得滞后。基于此，必须优化更新原有的法制知识的内容，确保授课的时间。在原有的课程设置中，穿插有关网络法律知识的讲解，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授课方法中,侧重以案例讲解为主，围绕当前的网络法制建设、网络案例等开展。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代尔曾说过：“有效地掌握法律原理的最快最好的途径之一是学习那些饱含这些原理的案例。”这有利于引导学生从知法到守法层面的转换。
(3)媒介法律素养教育常态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的一种全新的学习和生活渠道，人人都是自媒体，因而也就“应然”地需要培养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的自觉性。同时，新媒体作为一种载体，它本身是中性的东西，正如西方学者埃瑟?戴森所言：“数字化的世界是一片新的疆 土，可以释放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如果试图在大学校园内建立新媒体的使用规则，来规范使用者共同体(包括媒体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行为，那么新媒体的传播素养的养成将成为新媒体使用者共同体内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外在的公共规范（包括法律)与内在的素养修炼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突破，才能使新媒体传播途径及其传播内容的文明与进步得以实现。
网络传播规律篇7
针对目前我国网络媒体公信力不足的现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增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对策。
一、政府的努力与措施
1、建构有弹性的网络媒体传播规范
目前，我国对网络信息传播方面的规定尚不全面和细致，对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也没有专门性的法规制度，只能参考一般性的法律法规。然而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将现行的知识产权法框架应用于电子市场这一新生事物显然是不可行的。特别是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不同，国际条约的局限性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对网络媒体的跨国保护问题认定困难。因此，对网络媒体而言，有必要建构有弹性的网络社会传播规范。即这个规范的功能覆盖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只适用于某一国家、某一群体或某一个人；要具有功能上的兼容性，人们的网络传播行为方式应符合某种一致的、共同的原则和标准；同时还应保证能够随着网络社会变迁过程的展开不断作出适应性的调整。
2、探索行之有效的网络媒体采编管理体制
宏观上，政府应当加强对网络新闻传播的监控力度，对网站的传播领域和新闻来源进行严格把关，使网络新闻的采编有章可循，避免网络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微观上，各个网站应借鉴传统媒体采编机制和经营机制上的有益做法，建立采、编、审、播各程序的严格制度，同时，网络媒体应将新闻传播与商业行为严格区分开来，使其处于各自独立的地位和运营模式，为网络媒体的高效运营和长久发展赢得竞争力和公信力。
3、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加强舆论监督
政府信息透明度，即政府信息公开。在我国，党和政府是信息的拥有者和管理者，其信息公开，直接有助于提升新闻媒体的公信力。2003年我国非典疫情爆发前期，媒体支支吾吾，集体失语，就与政府因素直接有关。其后果就是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影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媒体要提供真实、及时、全面的新闻信息，政府增加透明度首当其冲。[1]尤其网络媒体更应健全准确、高效的新闻机制，在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中（如“非典”），建立向公众、向多类媒体及时通报新闻信息的制度，加强舆论监督。“流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透明”，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政府和主流媒体报道滞后的被动局面出现，净化网络新闻信息。
4、奖惩分明，鼓励真实原创，打击制假传假
目前我国网络媒体没有新闻采访权，这使他们很难在网上发表自己的声音。网络传播学者孙坚华在《提升网上新闻服务的品质》一文中说“因特网精神，最根本的一点恰恰是原创，而非复制。”[2]因此，政府应通过设立“最佳网络原创新闻奖”等奖项鼓励真实原创，开辟独特的网络新闻专栏，从而改变网络新闻的纯报摘形象，增强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造谣惑众的行为，在技术和法律双重层面上保护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二、网络媒体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1、增强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
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与其社会责任意识密不可分。作为网络媒体，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负责。网络媒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有：舆论引导、信息传播、培养教育和提供娱乐等。社会责任心缺失势必影响网络媒体的传播效果，因此，严格履行这四个方面的职责是增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关键。
2、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首先，增强网络媒体经营者自身的公信力意识。媒体公信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其丧失却可能只在瞬息之间。作为网络媒体的经营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高度的公信力意识是提升媒体公信力的首要前提。
其次，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媒体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传播者的专业素养和人格力量。一个记者的基本要求除了公正、平衡，还要尽量追求客观，要讲求新闻的真实性以及非常专业化的水平。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新闻传播者的教育培养，让其研究一些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充分掌握受众，切实改善服务，找到真正适合网络媒体的新闻采编方式。同时，各新闻教育单位应加大对网络新闻传播专门人才的培养，建立一支适应网络传播的专业化采编队伍，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进行积极有效的传播。
再次，加强网络媒体从业者的自律意识，包括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
加强对网络媒体新闻传播者的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是新闻伦理教育，强化其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提高其职业道德修养，进行自我约束。同时，积极拥护、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因特网传播的政策法规，充分尊重网络产品的知识产权，并有义务为法律规章的制定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使其不断充实、完善，形成一套专门的网络媒体法律法规。
3、强化网络技术的屏蔽和约束效应
网络社会，是由不同的网络社区组成的虚拟社会，其存在的基础是网络技术。加快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效控制不良信息流通，也是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的一个有效途径。
为此，必须加强网络安全技术建设，加大网络安全投入，将网络安全的理论研究与网络技术的研制开发结合起来，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同时注意培养更多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与管理的高级人才，加快与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与法规建设。只有把法律法规与网络安全技术结合起来，整个网络系统的安全性才有保证，网络媒体才有公信力可言。
4、加快网络媒体与其他媒体的合作
首先是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合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在传播手段上存在着交叉性，新旧媒体之间有互补短长的需要，同时，融合能够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最终搏取“多赢”局面的到来。
其次，商业网站与传统媒体网站的合作。商业网站拥有比较熟练的技术制作能力和较强的新闻传播影响力，但缺乏足够的新闻资源，尤其是不具备新闻采访权，而媒体网站自身的技术制作能力和新闻传播影响力有限，却拥有丰富的新闻资源，两者结合，优势互补，容易形成强势，获得市场经营上的双赢。
最后，国内网络媒体与国外网络媒体的接轨与合作。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外媒体巨头进军中国市场，国内媒体的生存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对此国内网络传播事业必须尽快适应“规则”，融入全球市场，学习对方先进经营管理技术和实践经验，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目前的政策保护，加强网络立法与网络政策的国际合作与协调，通过缔结共同管理网络空间行为的组织和法规来规范网络伦理，增强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三、网民个体的自律
网络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法制、技术、管理、伦理等多种手段的齐头并进。就伦理建设而言，由于网络伦理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网络伦理建设的具体措施也需要多层面、多角度的协调配合来进行。
1、树立崇高的网络伦理道德观念
网络伦理要求人们在从事网络活动时，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最终目标和评价网络行为选择的最高道德标准。这就进一步要求强化网络主体作为人的“类”意识，强调任何个人和局部网络的利益及发展机会不应以损害其他局部和人类整体的利益和发展为代价，树立崇高的网络伦理道德观。
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个体的网络行为就不能不顾后果，而应采取积极、审慎的态度，作出正确取舍。绝不能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或为了验证个人的能力而置整个人类的利益于不顾，去制造和传播电脑病毒等其他网络犯罪活动。就国家而言，任何跨国界的信息传播，都应考虑信息输出国或接受国的法律规划和文化传统，而不能把本国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更不能对持不同政见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恶意攻击，大搞文化侵略，以期达到从思想上、文化上统治奴役他国的目的。
2、实行严格的网络伦理道德自律
网络伦理道德自律是指网络主体对自己的道德责任感有发自内心的认同，从而将外在的道德准则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意识，自觉地按照网络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3]网络道德自律，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高层次的道德自律，它要求人们在网络实践中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自觉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自觉监督其他网民的违规行为等，力求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理想社会。
实现网络伦理道德自律，首先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一套网络道德规范体系，为个体的行为选择提供伦理指导，以免个体面对多种行为选择时茫然无措。其次，要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帮助主体提高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培养网络道德意识，使之真正从内心认同网络道德准则。
3、勇于对自己的网络行为承担社会责任
网络传播主客体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其传播过程往往是通过传播者与网民交互传播共同完成的。因此，就网络传播而言，讲究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网络媒体传播者一方的事，每一个参与传播过程的人——网民个体都应当增强社会责任感，勇于对自己网络行为的社会效果承担责任。
网络空间并非道德真空，而是由成千上万的网民个体组成的社会，网络主体的所作所为有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且在涉及空间和持续时段上都远远超过物理空间的行为影响。因此，行为主体必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区分“能不能做”与“应不应该做”。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敢于承担责任，切实负起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网络媒体公信力的提升不在一朝一夕，需要政府、网络媒体本身和网民个体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协调合作。政府的努力和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网络媒体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关键环节，网民个体的自律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只有这三个方面各司其职、携手发展、相互促进，网络媒体公信力的提升才将指日可待。
注释：
[1]王欣：《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之对策》，《新闻前哨》2004年第5期，第15页
网络传播规律篇8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网络侵权；法律完善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概述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含义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①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我国相关立法
我国于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时，正式给权利人新增了一项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标志着《著作权法》已进入网络时代，而我国于2006年开始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保护条例》）更是开启了进一步保护权利人权利的大门，该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内容作了详尽规定，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的不足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现行立法不完善。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现行的立法体系主要体现在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及2006年公布的《保护条例》。虽然06年出台的《保护条例》起到了相当作用，遏制了不少网络侵权行为的发生，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立法很难紧跟时代的脚步变换，因此在现有立法规定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和客体的范围及具体认定标准仍待完善。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利限制的立法缺失
1、合理使用制度立法不足。网络让人们获取信息更加便利，也让人们生活更多乐趣。在享受便利和乐趣的同时，也有许多人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此时，《著作权法》及《保护条例》在对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利进行保护的同时，却也免不了限制了公众的权利。如何才能保护权利的同时又能满足公众需求，是我国立法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合理使用制度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必不可少的，而我国现行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中，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容及范围规定不够完善，以至于投机者从中获取利益，侵犯他人权利，破坏公共利益。
2、保护立法完善的同时司法实践问题也不容忽视。由于电子科技飞速更新，互联网世界更是一日千变，难以控制。我国目前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保护，很难适应网络的变化莫测，现有立法涵盖面不够广泛，容易被投机者所规避。我们也应当看到，完善立法与司法实践是紧密结合的。信息网络纠纷案件的纷繁复杂，数量之多，以及法官的认识水平和能力差异，由此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不鲜见。
3、信息网络传播权救济措施不足。《著作权法》中确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及《保护条例》中并没有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救济措施作出详尽的规定，法官多根据《著作权法》及《保护条例》中的部分条款及现有法律进行自由裁量。虽然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但现有的法律规定仍从总体上提高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司法保护水平。将侵权救济措施的加以完善，对统一司法实践，增加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保护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完善的建议
（一）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体系
1、扩大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主体的适用范围，明确信息网络传播权客体具体认定标准。法律的滞后性特征决定了法律很难涵盖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只有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来寻找完善法律的思路和途径，而要跟上网络时代的脚步，则更加困难。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利客体在立法上已有了相应的规定，即所有形式的作品，如果它们能上网传播，都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客体。应该在未来立法中进一步明确信息网络传播权客体的具体认定标准。将此权利与其相关权利相区别开，而将公众是否在其选定时间或地点获得作品作为版权人权利因素的标准规定为开放式的立法模式，并作为一种立法技术，包容其他出现未包含的和即将出现的现有立法无法涵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完善合理使用制度相关立法。合理使用制度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有着重要作用，也便捷了公众获取信息的需求，是平衡权利保护与公众需求的重要杠杆。由于信息网络传播具有非交互式的特点，现行立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规定仍有待完善。关于合理使用的范围，我国采取了列举的方式规定，虽然这样的方式使得法律条款更具有可操作性，却难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在立法中应提高法律规定的适应能力，增大合理使用制度的伸展性。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并明确其合理使用范围，与一般传统著作权合理使用范围相比，范围应做适度扩大。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该同时借鉴国外的合理使用判定标准，适当赋予法官以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具体实际问题。对于合理使用，在《伯尔尼公约》中多次出现“正当目的所需要范围内”，在我国的相关立法中却并未提及“正当性”，而“正当性”是区分合理使用与否的重要关键。如今的社会中，人们每天从网络获取大量信息，利用网络与他人沟通交谈。但网络浏览这一看似普通的行为，并不能等同于合理使用，因此“正当性”成为区分合理与否的标准，合理使用并不表示可以无限制任意浏览网络上传播的任何作品，只有在具有正当性途径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合法的。
3、完善网络传播权利限制的相关立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在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利限制的立法中，应当完善对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及对法定许可的规定。在将来的立法中有必要将法定许可扩大到网络环境下，既明确网络使用作品要付费，又可以减少纠纷的发生，在相关的立法活动中能够给予网络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一定的法定许可权，来解决网络环境下的利益冲突问题。通过收取使用费来弥补网络带给著作权人的损失。由具有一定资格条件并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享有许可权的组织对其进行许可，可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形式进行实际操作。面对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应增加“指导性案例”数量。的确，在如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背景下，立法远远不能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网络更是难以规范，在实践操作中所产生的法律纠纷有时并不能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准确的评判标准。因此，增加“指导性案例”的数量，能更好的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也增加了公众对法律的可预测性。
（二）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民事救济
1、进一步明确损害赔偿方式。未来立法中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的损失计算可以建立多种模式以供选择，应通过对责任赔偿方式的具体化规定，增加实践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责任承担方式损害赔偿计算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使权利人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促使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及相关权利人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自已的著作权。
2、建立补偿金制度。在我国立法中虽然作出了制止侵权的规定，也规定了侵犯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政处罚数额，但并未规定赔偿额度，更没有相关的补偿金制度，建立补偿金制度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更好的维护自身权利。
【参考文献】
[1].乔生著.信息网络传播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4.
网络传播规律篇9
关键词网上电子期刊网络传播者网络创作者数字式创作网络传播者权着作权与邻接权
导言
二十世纪计算机的诞生和迅速发展，把人类带进了一个蔚为壮观、前景无限的信息时代。相应地，计算机互联网络（internet）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异军突起，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多用户、大容量、高速度的信息网，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在年会上正式将这种新兴媒体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据统计，全球上网的人数在1999年底已达2.6亿1，遍及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上每天有2亿份电子邮件在运行…互联网已经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数字化，整个世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在计算机网络这个看似虚拟却又真实存在的信息时空中，法律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传统的着作权与邻接权制度遭遇到新技术的挑战，呈现出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
笔者选择网上电子期刊作为切入点，主要从网上电子期刊创作、传播的角度，讨论网络传播者权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设立网络传播者权的必要性
数字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发展，极大地改变和促进了信息产品的创造、交流、传播和使用，同时也给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尽管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大部分都能适用，但新技术的出现要求法律在一些领域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正。
所谓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就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如文字、数值、（单色的和彩色的）图形、（静止的和活动的）图象、声音等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由“0”和“1”两个数字组成）编码，以对它们进行组织、加工、储存，采用数字传输技术加以传送，并在需要时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再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象、声音的技术2.作品从其物质性的一面来看，不过是由文字、图形、色彩、音像等等要素所构成的信息，因此通过信息的数字化技术处理可以转化成用0和1来表达的数字信息并可以在网上传输，只不过这些信息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讲，因其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情趣，具有独创性或称原创性（originality）并已经固定于某种有形载体上，从而被称为作品。但是作品一旦与信息的数字化技术相融合，就出现了以二进制数字编码形式表达的各种作品，即数字作品。
应该强调：所谓数字作品，不仅包括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响作品、动画作品、电影电视作品等传统作品的数字表达形式，还包括从其被创作之时就具有数字表达形式的数据库、多媒体节目、网上电子期刊等一系列新型数字作品。这就是说作品与数字化技术相融合，包括作品的数字化和数字式创作两个方面，前者又可称为作品的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作品的数字化转换，即把具有传统形式的文字、数值、图形、图象、声音等作品进行了数字化转换，相应形成的数字化表达称之为数字化作品（Digitizedworks），比如原本以纸质形式出版的《人民日报》、《法制日报》衍生的网络版；后者是指纯粹依靠计算机或者在网上进行的数字式创作，相应形成了最初创作出来时就是以二进制数字编码形式表达的作品，称之为数字式作品（Digitalworks），比如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律英文网3共同创办的《北大法律周刊》4，是中国目前唯一的法律类电子刊物群，现在只通过互联网对外，有固定的发行时间、卷号和期次，反而没有纸质版面世（当然，其作者和读者可以通过与电脑相联的打印机打印出纸质版来），是真正意义上的网上电子期刊。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以在网上创作的文字作品作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网上电子期刊（以下简称电子期刊）以及因电子期刊在网上创作、传播而产生的网络传播者权。
作品的数字化和在网络上传播并未产生新的作品，只是作品的新的使用形式，并形成了一种新的专有权利—数字化权。1996年1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通过了被世人称之为“因特网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即wCt）5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即wppt）6（注：此二条约尚未正式生效，但我国是这两个条约的签字国），要求成员国赋予版权人、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控制其作品、表演和录音制品以包括网络传播在内的任何形式的对公传播专有权（RightofCommunicationtothepublic）5，6.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也讨论了版权人及邻接权人的网络传输权或者网络传播权1，7，8，9，认为它是作者、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录制者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表演及录音制品的专有权，2001年10月27日修正并重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以下简称《着作权法》）也适时地确认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前述的“因特网条约”和《着作权法》所规定的网络传播权，从本质上讲就是数字化权，是传统的着作权（版权）和邻接权在互联网上的衍生权或者表现形式，鉴于网络的特殊性，应当对其提供专门的保护。但据笔者观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学者们的注意力仍大多集中于传统的着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权利方面，而对数字式创作产生的着作权和邻接权关注不够，除了已把数据库定义为汇编作品从而
使之成为版权保护的客体2，5，10以外，从整体上来看，对作为网络这一全新传播媒体的主体—网络传播者的权利，对他们主办的电子期刊的着作权和邻接权，则既无法律规定，也少有学者讨论。
笔者认为，应当在有关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中给予网络传播者权以充分的重视，为此，必须首先设立网络传播者权。其理由如下：
（一）、网络传播者数量众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集体，他们应当获得与书刊、广播、电影、电视从业者—传统的传播者在法律上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和地位。
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资料，目前中国互联网注册用户已达到1588.1万，注册域名692490个，网站数238249个。大量网站的出现打破了出版行业的固有模式，以纸张为主的传统印刷型载体与问世并不很久的电子型载体都受到强烈冲击，出版正日益走向无纸无盘的无形载体—网络出版或者数字出版发行（Digitalpublication）的新时代。
本文中，笔者所说的网络传播者（internetDisseminator）是泛指在网络上传播信息和提供服务的任何人，可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internetServiceprovider，iSp）和网络内容提供者（internetContentprovider，iCp）。有的研究者又把iSp分为网络接入服务商（即网络访问服务提供者internetaccessprovider，iap）和网络主机服务商（即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internetplatformprovider，ipp）11.网络传播者包括而又不限于网站，但网站无疑是网络传播者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核心力量。因此，狭义的网络传播者指的就是网站。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着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12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着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着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显然这一解释已将《着作权法》的有关“报刊”的规定作了扩大解释13.由此推论，网站的地位相当于“报刊”。
已有学者指出在线服务提供者oSp（on-lineServiceprovider，注意原作者认为包括iSp和iCp，这与笔者在本文中所指的网络传播者的概念基本一致）是信息传播的中枢，其核心的业务活动就是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信息，其向公众传输行为的性质就是发行，在线服务提供者在版权法中具有出版者的法律地位14.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相比较而言，网络传播者，尤其作为网络内容提供者之一的电子期刊，无疑是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出版者。
（二）、网络传播者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其合法的传播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因特网上每天有100，000份文件出版和发行15.目前，我国共有网页数为1.6亿个，全国平均每个网站网页数为669.3个（根据CnniC截止到2001年4月30日的统计），上网的报纸约有270多种，上网的期刊约有300多种，还有100多家电台电视台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他们每天都在传播大量的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网络传播者依法进行的这种出版发行活动，有利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着作权以及与着作权有关的权益的实现，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理应受到我国《着作权法》的保护。
（三）、网络传播者并不是单纯的装卸工，他们往往同时兼有创作者的角色，创作出自己独立的数字式作品和数字式节目，并向公众传播、发行，对他们自己创作并传播、发行的作品和节目法律同样应当给予保护。
iCp传播的信息有相当部分是作品，即数字作品，其中又有一部分是网站自己独立创作的数字式作品和数字式节目，比如电子期刊。根据着作权法的规定，受着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应当具备四个条件：1、必须是作者自己创作，即具有独创性的作品；2、必须是属于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的作品；3、必须是以一定的形式或载体表现出来或固定下来的作品；4、作品的内容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只要在计算机网络上创作的、传播的数字作品符合上述四项条件，就是受着作权法保护的作品9，16.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已对此做出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即“受着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着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着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着作权法第十条对着作权各项权利的规定均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着作权。”12既然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已经开始着手保护电子期刊等网络传播者自己创作并传播、发行的数字式作品和节目，那么在法律上人民法院所保护的究竟是网络传播者的何种权利呢？或者说，网络传播者的这种权利在着作权法上应该归入哪一类呢？
笔者经常阅读的《北大法律周刊》现在已拥有订户共3万余人，也改为收费订阅了，对免费订阅者仅发送目录和部分摘要，这与传统的报纸期刊已没有多大区别。主办《北大法律周刊》的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律英文网显然属于网络内容提供者（internetContentprovider，iCp），是典型的网络出版者，笔者认为，其应当享有与传统的传播媒体至少相同的传播者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将网站视为报刊的扩大解释12，13，《北大法律周刊》受到《着作权法》保护的水平应至少与报刊相接近。但最高院对《着作权法》有关“报刊”的规定作扩大解释，仅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临时地对个案审理具有指导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网站或者网络传播者的法律定位和法律权利保护问题，只有在着作权法中明确规定网络传播者权才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四）、符合版权历史的传统。
版权制度一开始以保护出版商的利益为主，版权法300年的历史也是为版权产业法人带来丰厚利润的历史，版权法的实际功能不仅仅是保护作品创作，同时也是保护对作品传播的投资。因而长期以来，作为版权产业法人代表的出版商位于版权市场的中心17.只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创作者的利益更容易遭到损害，国内外的学者和立法者对其权利的保护更为重视，并为此在法律上专门确立了创作者的网络传播权。但法律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网络传播者、网络出版者的权利不闻不问，否则，有悖于版权立法的利益均衡原则。
（五）、符合公众利益的需要。
广义的公众利益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而确定的版权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即鼓励作者的文学艺术创作力和言论自由，鼓励相关的企业对作品的传播进行投资，以及为公众提供自由选择文化产品的机会。这三大方面分别转化为版权制度中需要
保护的作者利益、版权产业商的利益和使用者的利益。在版权法中，为创作者们的自由创作提供奖励刺激符合公众利益，为一国版权产业的兴盛与国际版权贸易的发展提供鼓励符合公众利益，为版权市场上的广大使用者提供自由选择作品的市场机会也符合公众利益17，18.而我国的信息网络产业才起步不久，还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尤其需要法律和政策的扶持，保护网络传播者、网络出版者的投资和权利，当前就显得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与网络传播权相对应，在我国《着作权法》中规定网络传播者权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适宜的。
二、网络传播者权的概念和性质
笔者认为，从作为出版发行电子期刊的网络内容提供者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者权就是网络传播者通过因特网等信息网络创作、传播作品和节目时所享有的着作权和邻接权（或称版权和相关权）。
前已论及网络传播行为的性质属于出版发行，网络传播者尤其电子期刊的主办者是网络出版者，因此网络传播者权具有广义的出版者权的性质，属于邻接权范畴，但由于网络传播者自主创作行为的存在，网络传播者权又包含了相当的着作权（作者权）成分。换言之，网络传播者权的性质属于广义的、特殊的邻接权，是一种以邻接权为主，又包含、融合有着作权成分的复合权。
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传播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权利。前者是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即网络传播者作为第四传播者以网络环境为基础创作、传播数字作品和节目时所产生的一种邻接权，其主体是网络传播者，性质属于广义的邻接权；后者是创作者的数字化权，即传统的着作权人的作品在网络环境下传播时所衍生的一种使用权，其主体是作品创作者，性质属于着作权。
但是，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传播权也并非绝对互相对立的，在特定情形下，两者也存在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关系。比如，在网络传播者自主创作、出版电子期刊时，网络传播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他既是网络传播者又是网络创作者，既具有网络传播者权又具有网络传播权，两者合二为一。这一点，在下文讨论网络传播者权内容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以及因包容网络传播权而不适用发行权穷竭原则等特征时，笔者会进一步加以论述。
网络传播者权与有的研究者所说的“网络邻接权”—网络环境下的着作邻接权9相比，存在相同的地方，即两者的主体都是传播者，两者的性质都属于邻接权。但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邻接权”仍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其主体是全新的传播者—网络传播者，内容包含、融合有着作权成分，性质属于广义的、特殊的、全新的邻接权；后者是传统的传播者的邻接权，其主体是传统的传播者—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者，内容是传统的邻接权客体在网络环境下传播时所衍生的权利，性质属于传统的邻接权。应当指出，从大多数学者认同的网络传播权的概念来看，网络传播权主体既包括版权人，也包括传统的邻接权人，从而网络传播权包含“网络邻接权”，“网络邻接权”不过是专指传统传播者的网络传播权而已。
此外，在权利的产生方式上，也使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传播权和“网络邻接权”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开来。网络传播者权是起源于网络环境并在网络环境下直接产生的原生权利，而网络传播权和“网络邻接权”则都是起源于非网络环境并在网络环境下间接产生的衍生权利。
三、网络传播者权的特征
网络和网络传输具有超国界性、高速性、高容量性、交互性、平等性、程式性、技术性、多媒体复合性、开放性、复杂性等特点。
因此，除了与传统知识产权一样具有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可复制性19这些共同特点以外，与传统的传播者权相比，网络传播者权具有以下特征：
（一）、主体的广泛性。网络传播者不仅仅是出版者而可以是任何人，即自然人（可以是本国人，也可以是外国人）、机关企事业和社会团体法人、非法人组织、国家和国际组织，其组成远比传统的书刊出版者、广播、电影、电视机构要复杂、广泛得多。不过网络传播者有相当部分就是书刊出版者、广播、电影、电视机构，网络传播者的主要成员是企事业法人。
（二）、客体的复杂性。网络传播的作品是能够用数字编码表达的任何数字作品，如文字作品、口述作品、美术、摄影、音乐作品、图形作品、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与数据库、多媒体作品等作品，不限于图书、报纸、期刊及其版式、装帧等。
（三）、内容的复合性和多样性。这是因为网络传播者的网络传播行为具有混合性8（笔者此处借用此“混合性”是指创作性和传播性的混合，与米哈依。菲彻尔的原意—与复制权有关的提供行为和与复制权无关的提供行为的混合不同）和多样性，决定了其权利和义务相应地具有复合性和多样性。
网络传播者往往集书刊出版者、广播、电影、电视机构等角色为一身，所以他可以享有以下《着作权法》第四章规定的邻接权：
1.图书报刊的出版者权，主要包括电子期刊等图书报刊的专有出版权、版式装帧设计的专有使用权；
2.表演者权（比如个人网站上载其个人朗诵表演时具有的权利）；
3.录音录像制作者权；
4.广播电视传播者权。
网络传播者作为自主创作者（比如许多一个人的网站，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蒋志培的个人网站13）时，其本身就是自主作品的着作权人；而在一般情况下，网络传播者则是集体作品、职务作品的着作权人，比如报纸杂志都是汇编作品14，其整体版权归报纸杂志出版者所有，《北大法律周刊》作为电子期刊同样属于集体作品，是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律英文网的汇编作品，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律英文网对其享有整体版权。所以北大法律信息网和北大法律英文网等网络传播者还可以享有以下《着作权法》第二章第十条规定的着作权所包括的全部人身权和财产权：
1.发表权；2.署名权；3.修改权；4.保护作品完整权；5.复制权；6.发行权；7.出租权；8.展览权；9.表演权；10.放映权；11.广播权；12.信息网络传播权；13.摄制权；14.改编权；15.翻译权；16.汇编权；17.应当由着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以及上述第5项至第17项权利的许可权、转让权和获得报酬权。
（四）在包容网络传播权时不适用传统的发行权穷竭原则。众所周知，传统的版权人和传统的邻接权人的发行权都存在发行权用尽的情形（wCt第六条第⑵款、wppt第八条第⑵款和第十二条第⑵款）5，6.许多学者认为，发行权穷竭原则不适用于网络传播权。发行权穷竭原则是针对有形商品贸易而言的，网络传播则是一种全球性的可以被无限重复的无形服务，因此权利用尽原则无法适用1.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复制品的数字传送不受也不应受发行权穷竭的影响，因为上载的复制品的所有权实际上并未转移，发行是通过传输来制作新复制品的方式进行的8.当网络传播者作为电子期刊的整体版权所有人时，或者当网络传播者自主创作电子期刊时，或者当网络传播者同时具有传统的传播者身份时，网络传播者会同时拥有网络传播权，
此时其发行权同样不应穷竭。
与网络传播者的权利的多样性相应，网络传播者的义务也具有多样性，笔者将在下文讨论。
四、网络传播者权的取得和限制
我国针对计算机互联网络出现的有关问题，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律和行政法规，做出了许多限制性的规定，而且大都是对网站主体资格的限制，对互联网站及其信息传播活动强制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和备案制度20，21，22，有些规定对网络传播者关系重大，比如非新闻单位依法建立的非综合性互联网站，不得从事登载新闻业务23，期刊社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办理备案手续24.可以说，符合这些行政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是主办电子期刊的网络传播者取得网络传播者权的先决条件。
根据《着作权法》第二章第十条及《着作权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网络传播者权是在网络创作行为和网络传播行为完成之时产生和取得，也就是说是在电子期刊等网络传播者的自主作品创作完成之时产生和取得，或者按着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版权人和邻接权人的授权，或者在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使用的法定条件下将公有领域的材料和他人作品在网络上出版、发行和传播时产生和取得。
有人提出作品网络传输的默示许可，比如在电子布告栏上发表作品，应当可以推定着作权人愿意通过网络散布流通其作品9.但是按照我国现行着作权法的规定，没有所谓默示许可，版权作品的许可合同必须采取书面形式。除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的情形以外，电子期刊等网络传播者（有的学者称之为网主）为了避免自己网页上使用的材料侵犯他人的版权及其他有关的权利，应当通过订立书面合同获得其他版权人的授权，并向其支付报酬，具体见《着作权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实际上，网主需要获得的授权错综复杂，而且由于版权的地域性和网络的超国界性，还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总的说来，下述授权的获得最为紧要25，26：
1、复制权。网主需要的复制权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是在电子媒介上使用作品的权利，即把作品数字化的权利。其二，将作品复制在网页所在的服务器上的权利。其三，授权用户下载、浏览网页内容的权利。
2、发行权。网主需要发行权的理由与复制权的第三层含义是一致的，用户访问网页时，会在其计算机内存中形成网页内容的复制件，这种“当地复制”（LocalReproduction）的效果与向公众发行有形复制件是一样的。
3、演绎权。网主通常对版权材料适当改动，才能用于网页，因此需要获得版权人的授权。
4、传播权。这里的传播权是指除复制权、发行权之外的其他传播权，包括就公开表演、公开展示、广播、有线或者无线传播等使用方式所享有的权利。
5、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的权利。有的电子期刊会出多媒体刊物，需要获得表演者、录音录像制品者和广播电视组织的授权。
6、注意对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做好安排。
网主除了获得以上权利外，还需要注意授权的地域性和时间性。
电子期刊上作品的再转载涉及作品的再使用，应当是作者的权利。但如果电子期刊与作者另有授权协议，则电子期刊可以代表作者许可他人转载作品。
如前所述，网络传播者权是一种以邻接权为主又兼有着作权成分的复合权，因此，我国《着作权法》中规定的对着作权和邻接权的限制以及着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义务都适用于网络传播者权，都适用于电子期刊。具体列举如下：
（一）、行使并存着作权时的义务。具体是指《着作权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
1.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在行使其对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着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着作权。
2.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着作权，但行使着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着作权。
3.汇编作品，其着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着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着作权。
4.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其业务范围内享有优先使用权的职务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使优先使用权时不得侵犯由作者享有的着作权。
5.着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行使着作权的其他权利时不得侵犯由作者享有的署名权。
（二）、合理使用的限制。合理使用是指在非营利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着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着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的制度。合理使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第一，使用的作品已经发表；第二，使用的目的仅限于非营利用途；第三，使用他人作品时不得侵犯着作权人的其他权利，并且必须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根据我国《着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着作权人和邻接权人的权利的合理使用限制包括以下十二种情形：
1.个人使用；2.引用；3.新闻报道使用；4.对政论性文章的转载转播；5.对公开演讲的转载转播；6.教学使用；7.公务使用；8.图书馆陈列或保存版本；9.免费表演；10.室外陈列作品的使用；11.对汉族文字作品的翻译；12.盲文出版。
关于数字技术环境中，美国版权法中合理使用的四项标准应如何适用，美国白皮书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其一，使用的目的。非商业性和非教育性的使用一般为合理使用，商业目的的改写性使用（CommercialbuttransformativeUse）也为合理使用，而教育性场合中的单纯复制不为合理使用。其二，使用的本质。白皮书提出，追踪交易和许可的技术手段可能会导致合理使用范围的缩减，作品被数字化这一事实，有可能对被告合理使用的抗辩不利。也就是说，法官有可能因作品被数字化的事实而倾向于认定被告的使用为侵权。其三，使用的数量。即使数量微小，但若构成被使用作品的核心部分，则为侵权。其四，对市场的影响27.鉴于互联网络的一些特殊情况，合理使用情形的范围应有所扩大。比如下列情况，就应属于网络上的合理使用：个人浏览时在硬盘或随机存储器（Ram）中的复制；用脱线浏览器下载；打包离线阅读；网站定期制作备份；远距离图书馆网络服务；服务器间传输所产生的复制；网络咖啡厅浏览等等9.（三）、法定许可使用的限制。法定许可使用是指依着作权法的规定，在着作权屈ahref=//shici.7139.com/2654/target=_blankclass=infotextkey>宋词孪壬鞑恍硎褂玫奶跫拢フ叩忍囟ǖ氖褂谜咴诶盟艘丫⒈淼淖髌肥保梢圆痪抛魅ㄈ说男砜桑ο蚱渲Ц侗ǔ辏⒆鹬刈抛魅ㄈ似渌ɡ闹贫取8菸夜蹲抛魅ǚā返诙潞偷谒恼碌挠泄毓娑ǎ宰抛魅ㄈ撕土诮尤ㄈ说娜ɡ姆ǘㄐ砜墒褂孟拗瓢ㄒ韵挛逯智樾危裹/p>
1.编写出版纳入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系列的教科书（第二十三条）；2.报刊转载、摘编已刊登的作品（第三十二条第二款）；3.利用音乐录音制品再制作录音制品（第三十九条第二款）；4.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
表的作品（第四十二条第二款）；5.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第四十三条，注意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权利保护期的时间限制。除了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着作权法》第二十条）以外，电子期刊等网络传播者所拥有的复合性的着作权和邻接权—网络传播者权，同样有保护期限的时间限制。
当作为作者或者视为作者时，网络传播者作品的发表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如果是个人网站，则其作品的发表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着作权法》第二十一条）；当作为传播者时，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的保护期有所不同，其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电视传播者权为五十年（《着作权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但是作为网络出版者时，其专有出版权的期限要依出版合同的约定，其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专有使用权的保护期限为十年，截止于使用该版式设计的图书、期刊首次出版后第十年的12月31日。这十年的保护期比起出租权指令在英国实施后，其对出版物所给予的二十五年的保护期28要短得多。
如果是依据着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取得版权人和邻接权人的授权，那么网络传播者所取得的作品使用权和转让权，就要受合同约定的权利种类、使用地域范围和期间的限制。
（五）、其他义务。如《着作权法》第四条第二款，着作权人行使着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第十七条，笔者认为，受委托创作的作品，按照合同约定其着作权由委托人享有时，委托人应当在版权声明中明确表明受托人的创作者身份；第二十六条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着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着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第二十八条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不得侵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第三十三条第二款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
对电子期刊而言，笔者在此想强调指出其作为出版者时的专门义务：1.与着作权人订立出版合同；2.按期按质出版作品；3.重印再版作品（尤其是在出版纸质版的情况下）；4.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
今后，如果立法者考虑确认网络传播者权，那么就应当同时考虑上述对网络传播者权的限制。不过，对网络传播者权规定的任何限制或例外，同样应当符合伯尔尼公约以及wCt和wppt中都适用的三步检验标准8：
（1）属于特殊情况；（2）不与作品、表演或录音制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3）不无理损害作者合法利益。
五、对网络传播者权的保护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网络着作权侵权行为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传统媒体与网络站点间相互发生抄袭、未经许可使用、拒付报酬等的行为；二是网络站点间相互发生抄袭、未经许可使用、拒付报酬等的行为；三是网络使用者与着作权人间发生抄袭、未经许可使用、拒付报酬等行为，网络站点则违反法律规定或行业经营义务作为、不作为地实施了导致前者的侵权行为发生的行为等9.当上述侵权行为发生而受害者是电子期刊等网络传播者时，对他们的合法权益又如何保护呢？笔者认为，目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一）、对网络传播者权的保护依据1.司法解释。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三条将《着作权法》有关“报刊”的规定所作的扩大解释，受案法院可以将网站视为“报刊”，并据该《解释》第九条适用《着作权法》的有关规定，对网站作为图书报刊的出版者权加以保护。
2.《着作权法》的直接保护。可以直接引用《着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十一）项将他人的侵权行为视为“其他侵犯着作权以及与着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要求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或者按照案件的不同情况，将网络传播者的身份分别界定为着作权人和邻接权人，将其网络传播者权分解为着作权和邻接权，再依据《着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主张其合法权益。
3.《民法通则》的保护。我国的立法实际上已经把知识产权法归入了民法这一大类19，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因此，网络传播者可以引用《民法通则》第五条，要求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刑法》的保护。具体见《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和第二百一十八条。
从长远来看，只有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网络传播者权，才能实现对网络传播者权的根本保护。
（二）、对网络传播者权的保护方法根据《着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对网络传播者权可以采取以下六种保护方法：
1.调解；2.仲裁；3.诉讼；4.着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保护；5.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集体保护；6.司法机关的临时措施—诉前禁令和财产保全，诉前证据保全。
在未“入世”以前，我国学者十分关注tRipS协议第62（3）的适用问题。该条规定行政当局的所有最后决定，都必须接受司法或准司法审查29.我国已经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的成员，作为世贸组织文件一部分的tRipS协议第62（3）自然适用于我国，因此，在我国的版权执法活动中，对包括网络传播者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做出的任何行政裁决，网络传播者和其他知识产权人都享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此，我国《着作权法》已经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该法第五章第五十四条取消了原先规定的着作权仲裁机构的行政仲裁，而代之以普通仲裁机构的仲裁；第五十五条则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
六、网络传播者的侵权行为和法律责任
internet的迅速发展为网络出版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同时加剧了盗版行为。仅1994年互联网络上就有价值20亿美元的软件被非法复制、盗版。国际音乐唱片协会估计网络空间约有1百万个盗版音乐文件，中国存在200多个提供非法音乐作品的网站9.这些侵权行为，大多与网络传播者有关。
（一）、网络传播者侵权行为的形式和种类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常见的网络传播者侵犯着作权行为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9：1）将网络上他人作品下载并复制光盘。2）图文框（Frame）连接。3）Ftp与BBS的非法复制行为。4）超联接（Hyperlink）。5）在图象链接中侵害某图象着作权人复制权。6）未经许可将作品原件或复制物提供公众交易或传播，或者明知为侵害权利人着作权的复制品仍然网上散布以及拟散布的输入上载。7）侵害网络作品着作人身权的行为。8）共同故意的共同侵权行为（引诱、唆使、帮助等行为）。9）违法破译着作权人利用有效技术手段防止侵权的行为。10）故意删除、篡改等手段破坏网络作品着作权管理信息，从而使网络作品面临侵权危险的行为。
网络传播者对于传统的着作权作品的侵权行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30：其一，非法将受着作权保护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其二，非法将数字化后的作品或者本身就是以
数字形式存在的作品上载到网络上。由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北京市一中院1999年12月14日终审的，王蒙等六位作家状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所属的“北京在线”，未经许可，擅自将原告的部分作品搬上互联网络构成了对其着作权的侵犯，就是其中一例。其三，在网站的网页或广告中非法使用受着作权保护的图像或音乐作为背景。
网络传播者之间相互的侵权行为主要有三种：其一，非法使用其他网站的网页。其二，非法修改其他网站的版权管理信息。其三，非法规避、破坏其他网站的技术加密措施。
我国《着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则分别规定了十一种和八种侵权行为，如果网络传播者的行为构成此类侵权行为，将会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网络传播者侵权责任的构成和的归责原则一般认为，着作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损害事实、行为违法、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通常情况，对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Fault-basedLiability）原则，对特殊侵权行为适用过错推定（presumptivewrongs）原则29，31，32.为了与tRipS协议协调一致，我国《着作权法》第五十二条已经正式引入了出版者、发行者等的注意义务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在网络世界里，网络内容提供者（iCp）和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经常是合二为一的，但对他们的法律责任有必要加以区分。有人认为，不应对iSp施加版权责任，而且对iCp施加的版权责任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17.但多数人认为对网络接入服务商iap也不应例外，其侵权责任应区分不同情况承担不同的责任30：其一，如果所传播的内容存在侵权内容，而网络接入服务商已知、应知或主动参与传播行为的，应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即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其二，如果所传播的内容存在侵权内容，而网络接入服务商不可能知道，不应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但在被告知存在侵权内容时，也应承担停止侵害等法律责任；其三，如果传播的内容存在侵权行为，在被告知后仍不采取关闭或撤消侵权内容的，可以认为是有意侵权，应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其四、如果仅仅提供接入服务的设备，根据wCt第8条的解释，不承担法律责任。
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版权法应当确立在线服务提供者oSp（原作者认为包括iSp和iCp）出版者的地位，对其适用推定过错责任规则，并辅之以“安全港抗辩”，同时有共同侵权责任（ContributoryinfringementLiability）和代替责任（VicariousLiability）起补充的作用14.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表明，网络传播者侵权责任中的共同侵权责任已经在司法解释上被确立。
（三）、网络传播者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和范围我国司法界的研究人员认为，着作权损害赔偿应当确立以下四个原则33：1、全部赔偿原则；2、法定标准赔偿原则；3、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4、精神损害赔偿限制原则。着作权损害赔偿范围，则既应包括直接损失，也应包括间接损失。
从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十条和《着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和立法上确立了着作权损害赔偿的全面充分赔偿原则和法定赔偿制度。因此，在确定网络传播者侵权损害赔偿的原则和范围时，应当适用《着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即：“侵犯着作权或者与着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四）、网络传播者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根据《着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网络传播者侵犯他人着作权时，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承担如下法律责任：
1.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2.被责令停止侵权行为，受到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罚款等行政责任；3.刑事责任；4.受到人民法院没收违法所得、侵权复制品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财物的司法制裁；5.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结果就是承担过错推定责任）；6.违约责任。
网络传播规律篇10
我国著作权法借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所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于2001年在《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改时，赋予了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使其成为著作权的重要权能。据此，《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该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赋予作者创作的作品的专有权。但是，我国《著作权法》还在第三十八条之（六）、第四十二条以及第四十八条之（一）（三）（四）中的使用“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规定。在此，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虽然基于的客体分别是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第四十八条又在“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之后分别列出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为此，在学术界和司法界就产生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等同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争论。两者相同或不同的观点皆有之。至少从规定表面上看，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赋予作品的，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之“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完全等同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似乎理由不足。但由此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就此问题，在学术界和司法界也有不同认识。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根据《著作权法》的授权制定、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简称《条例》），通过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回答了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问题。其第二十六条规定，扩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回答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依法都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问题，解决了前述争议。但《条例》的解释，毕竟不是法律解释，仍然无法从根本上终结“信息网络传播权”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是否相同的问题。“向公众传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都是建立在交互式互联网传播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即体现出了该交互式技术特征。但是，《条例》的扩张概念，是建立在《条例》第二条规定基础上的。在其基础上就存在了信息网络是否仅指交互式信息网络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有权威法律部门给予解读。而且，随着我国电信网、互联网、广电网“三网合一”或“三网融合”，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即信息网络是否包含电信网、广电网的问题，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可以延伸到电信网、广电网以及“三网合一”环境下的信息网络领域之中。2012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进行了第二次扩张，将信息网络的概念扩张至了电信网、广电网以及“三网合一”环境之中。但基于《条例》《规定》法律效力的限制，两次在法律不同层面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扩张，均未回答“信息网络传播权”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是否等同的问题。特别是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七）项维持了现行《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第三十四条之（六）、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四）分别赋予了交互式传播表演、录音制品的权利、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之“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制品”、第七十七条之（一）（二）（三）项规定的“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表演、录音制品的侵权责任，使该问题更为悬疑，从而也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再次扩张留下了余地。我国虽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惩戒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以及保护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等主体的合法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该权利的具体界定至今存在争议，如法律在界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只包含了“交互式”传播方式，而将其他传播方式，如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排除在外。那么，著作权法中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信息网络是否可涵盖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至少目前法律未予界定、理论界和司法界尚未取得共识。该规定不利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进而判定侵权行为实现维护权利人利益的目的。
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是判断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包含：提供作品的行为；获得作品的可能性；交互式传播行为。基于提供作品行为，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核心，对此将在下文专门论述；基于“获得作品”，并不要求社会公众已实际获取相关作品，只要求使相关作品处在可被公众接触的地位即可；基于传播行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只包含了交互式一种传播方式，未将非交互式传播方式涵盖其中。对此，学术界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使之涵盖交互式和非交互式两类信息网络传播方式。二是扬弃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引入“向公众传播权”概念涵盖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方式。基于信息网络领域，获得作品的方式应包含交互式传播方式和非交互式传播方式两种，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无论是交互式还是非互交式传播方式均属于技术手段，只要是非法获得作品，无论依靠何种技术手段实现信息获取，都会对著作权人的权利造成侵犯。因此基于“获得作品”，不应过分关注技术细节，而应尊重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将非交互式传播方式涵盖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之中，增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
1.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学术争论
基于“提供行为”的认定，我国法律并未做出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目前我国关于“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理论与司法界主要有3种观点。其一，服务器标准。即只要将作品放置于公开的服务器中，无论网络用户是否实际接触到相关信息，其行为均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这是实践中所主要采用的认定标准，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之中。依照该标准来认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侵权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行为人在服务器中实际储存了侵权作品；行为人放置侵权作品的服务器具有公开性；存在网络用户对侵权作品实际接触的可能。学术界通常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采用客观标准为宜，该标准有利于具体案件的侵权判定，可以更好地实现权利人与普通公众的利益平衡。但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时代，传统的服务器标准已经难以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下文详述）。其二，用户感知标准。即按照网络用户的主观感受具体分析相关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此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首先，服务器标准只注重技术本身，而不注重由其产生的法律关系，实践中提倡技术中立但并不代表容忍利用相应技术所做的行为，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若仍以服务器标准来认定侵权会使众多侵权行为无法得到法律的规制，不利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其次，新技术的产生（如深度链接技术，p2p服务等）使得信息网络传播不再完全依赖服务器，大量侵权主体利用新型技术既实现侵权获利的目的又以此规避法律责任。在现有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服务器标准将沦为侵权行为的合法“保护伞”，用户感知标准则有利于避免此弊端。但该标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若依照用户感知标准会加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使其时刻面临侵权风险，此种情况将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其三，实质呈现标准。即网络用户点击相关链接后不需网站跳转，直接在设链网页上实质呈现作品。此时的设链者相当于内容提供者，可参照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侵权认定方式判定设链者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权利人维权提供便利。实质呈现标准以“合法授权”和“播放器跳转”为例外，即在设链者的设链行为仅得到被链接网站许可或者设链网站的网页所跳转到的播放器已被链接网站许可的情况下，可将设链网站的行为视为链接服务行为。该种情况下设链网站的责任等同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受著作权法约束。实质呈现标准的保护重点不是被链接网站的利益，而是著作权人的权益。
2.网络技术发展对作品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挑战
目前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利用传统网络搜索技术所查询的信息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为进一步满足网络用户的需求以深度链接技术为核心的网络聚合型平台（即利用链接、搜索等数字技术，整合网络中的分散资源，为网络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网络平台）逐渐兴起。新技术的出现在改善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使得作品提供行为在深度链接的侵权认定中面临挑战。深度链接即可以使用户在设链网站上直接获取被链接网站信息的链接方式。它一般具有下列特征：设链网站通常在不获取版权的情况下通过深度链接获取其他网站的信息；点开链接时网页不进行跳转，容易使用户误认为该信息来源于设链网站。依照服务器标准，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要件之一是将信息上传至公开的服务器中，即作品提供行为。在实践中由于设链接网站并未在其服务器中储存信息，该信息仍保存在原网站的服务器中，这使得在该标准之下深层链接行为无法被认定为作品提供行为，进而很难认定设链行为构成直接侵权。司法实践中大多将设链网站的行为依照“通知-删除（断开）规则”以及“红旗标准”认定为间接侵权。深度链接和普通链接只是技术差别，两者均有使公众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形成信息网络的传播进而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依照“通知-删除（断开）规则”，设链网站只有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断开）时才承担间接侵权责任。“通知-删除（断开）规则”其实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中主观过错的第二次认定。该种标准看似在无法追究直接侵权人的责任时可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责任追究，以此弥补著作权人的损失，但实际上这种认定方式存在缺陷：在网络盗版猖獗的环境下，司法界鼓励正版作品的设链行为，所以间接侵权成立的基础是其链接的作品是侵权作品；若其链接的并非盗版作品，则无侵权事实的发生不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人，间接侵权更无从谈起。由此若依照服务器标准来认定深度链接行为，至多将其认定为间接侵权。因间接侵权承担赔偿责任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过错或明知、应知侵权为条件的，且权利人难以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依照用户感知标准，认定作品提供行为，即依照普通网络用户主观感受来判断信息提供者，若网络用户认为设链网站是作品提供者则该设链行为属于直接侵权，反之不构成侵权。在具体实践中普通用户一般情况下会将设置深度链接的网站作为内容提供者，只要链接信息是非经被链接网站许可的信息，该设链行为就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但这种标准主观性过强，在具体案件的侵权判断中缺乏客观的认定标准，会造成大量的同案不同判情况，违背了法律追求社会稳定性的初衷。依照实质呈现标准，深度链接的设链网站相当于内容提供者，可依照网络内容提供者之侵权认定方式对其行为进行界定，只要深度链接的内容未得到著作权人许可，其设链行为就构成直接侵权，反之不构成侵权。但这种标准仅依据效果而进行判定，与提供行为的本质意义存在一定冲突。总体而言，实质呈现标准与用户感知标准在深度链接行为定性中并无本质差别，两者均将深度链接行为定性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差别仅在于前者强调实际效果，即被链接作品被实质呈现，后者强调用户主观感受即设链行为使网络用户误认为提供作品者系设链者。
3.本文对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主张
鉴于信息网络传播技术对作品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挑战和上述理论分歧，本文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应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主张适用服务器标准，但应对服务器标准作出扩大解释。用户感知标准主要利用网络用户的感受进行行为判定，侵权判断的不确定因素较大。在具体案件中缺少客观标准，不利于实践中案件的判断，也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风险增强，阻碍网络发展。实质呈现标准看似是对行为的客观认定，实际上其只是强调实质呈现作品的效果，未对相关提供行为进行界定。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侵权时，不能仅依据效果而必须将实施行为的方式纳入判断的依据中。仅以效果为依据的实质呈现标准，因不同的行为方式可能带来相同或相近效果，有利于扩大权利人的专有权。当正当使用行为与非法使用行为产生相同的传播效果时，实质呈现标准会根据实际效果将两种行为同时认定为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这明显与著作权法的规定相违背。虽然在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中，使得信息传播不再完全依赖服务器，对服务器标准提出了挑战。如深度链接中的设链网站可在未获得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向网络用户提供网络信息，降低了权利人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力。由于权利人财产权益的实现主要依靠对作品传播的控制，深度链接行为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财产权益。若仍以传统的服务器标准对深度链接等行为进行侵权认定，会使实际侵权人以法律为依据合法规避侵权责任，造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更加肆虐的局面。这将严重削弱权利人对作品传播的控制力进而损害其合法权益，并使权利人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有悖于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所面临的新问题，需要对服务器标准进行重新定位。服务器标准只是在认定著作权侵权中的一种技术标准，而侵权认定是对客观事实的法律认定，技术标准应服从于侵权事实的判定，不能过于强调技术标准而忽略侵权事实。应对信息网络传播技术进步对服务器标准带来的挑战，应对服务器标准中的储存介质以及传播行为的范围进行扩大解释，即将服务器解释为“可供接收、处理或者储存信息的载体”。同时，适用对服务器标准的扩大解释，还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判断侵权行为，应对因技术进步改变储存方式所带来的新问题。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主体及责任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主体的认定及侵权主体责任的追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重点。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规制侵权行为，权利人的权益方能获得有效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的主体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或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前者是直接侵权责任者，后者通常是间接侵权责任者。间接侵权责任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难点与重点。
1.网络内容提供者或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责任
网络用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中使用的主体概念，即指上网用户。根据《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第二条规定，它是“互联网内容提供者”，是在互联网上相关内容的上网用户。网络用户在《条例》中被称为服务对象，它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对象。我国《条例》体现的是“管上不管下”原则。在此原则下，信息网络世界存在两类上网用户或网络用户。第一类是仅在网络上进行信息的查阅、浏览、下载，所获信息用于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等的网络用户；第二类是在网络上通过非法上传、转载他人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网络用户。第一类网络用户的行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构成合理使用。第二类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行为。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主体特指第二类网络用户，其作为网络内容提供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上网用户是信息存储空间的服务对象。但该服务对象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关系，是网络用户匿名制下的一个法律难题。在此难题之下，不少网络服务提供者打着“网络用户”名义雇佣大量雇员上传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益，并滥用“避风港”规则逃避法律责任。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属于网络内容提供者，依法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这是应当引起理论界、法律界充分重视的问题。自2002年起我国实行了网络用户实名制，但至今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按照匿名制下的规则进行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必然会造成大量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依法保护，真正的侵权者逃避法律责任。此种情况，同样应当引起充分重视，切实依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2.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包含两类：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中提供中介服务，其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主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理论有以下几种。其一，过错主义理论。过错主义理论重点在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状态的考量，即判断其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网络信息传播内容侵权是否具有过错，对侵权行为是否明知或应知、故意或过失。“通知-删除（断开）规则”是该项理论的具体体现。《条例》主要涉及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推定原则。这是我国《条例》对美国数字版权法（DmCa）中免责条款的借鉴与吸收。2009年我国的《侵权责任法》重申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原则，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中的“通知”，就是主要适用过错原则的体现。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中，过错理论更像是一种过错归责原则。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赔偿责任承担以其是否存在过错来判断，违反相应义务，即违背该删除（断开）义务，依法就构成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二，风险收益理论。风险收益理论主要从风险收益均衡的角度进行考量。在互联网平台中风险和收益共存，网络信息在给网络服务提供者带来收益的同时自身也时刻面临侵权的可能性。该理论包含了两项含义：一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一定存在获益方和损失方，以这两方为出发点分别找寻双方所做行为，以此查找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在著作权侵权中责任主体必然获得一定利益。依照风险收益理论，若责任主体在该侵权事件中根本未获得利益则相应责任不应由责任主体承担。基于此，在风险收益理论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与利用网络信息所获收益相挂钩。但依照风险收益理论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具体侵权案件的认定中难以经得起推敲。其三，控制力理论。控制力理论中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谁更具有控制侵权风险的能力。此处的控制力必须是对其所控制的对象、控制的结果以及控制的时间有相应认识。控制对象并不是必须对某个具体行为有准确认识，例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本想对甲实施控制行为，但实际上对乙进行了控制。在此情况下，即使控制人对控制主体没有做出准确认识，其行为也属于控制行为。控制结果是指控制主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有相应认识，只有在实际产生结果与预想结果具有一致性的情形下，该控制主体才具有控制力，反之不具有控制力。控制时间主要是指控制主体的控制力必须是持续或经常性的行使，而非偶尔行使，若控制人的控制行为只是偶尔行使，即使其行为满足上述“控制对象”及“控制结果”的相关条件也无法认定其具有控制力。依照控制力理论，网络环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控制力相较于其他网络主体（如网络用户或信息上传者）更强，相应的侵权责任应由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基于以上三种理论，本文更倾向于过错理论和控制力理论。我国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法律应在现有过错理论的基础之上辅以控制力理论，使之在侵权认定中更具有法律严谨性。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为主，直接侵权责任为辅。当其利用自身便利条件直接在网络上实施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害著作权人权利时，不需考虑其主观状态，可直接认定其构成直接侵权。只有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直接侵权人起到帮助或教唆的作用时，才考虑其主观状态，即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关键在于其存在主观过错。根据我国侵权理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承担需满足四个要件：第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了侵权行为，包含帮助和教唆行为；第二，权利人权益遭受实际损害；第三，侵权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四，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主观可归责性。基于前两个要件易于把握和理解，在此，本文重点对难以把握的第三、四两个要件进行探讨。第一，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损害结果的发生才使得侵权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即责任的承担必须以权利人实际受到损害为前提。实践中侵权的发生往往与经济利益相联系。一旦侵害行为发生，侵权人往往会利用该网络信息不断获益，与此同时，权利人将会逐渐产生利益损失，所以实践中权利人的损失常常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损失。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地位的特殊性，其侵权认定需满足双重因果关系：直接侵权人的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也具有因果关系，前项因果关系只需证明网络信息的内容提供者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相关作品处于可被社会公众获取的状态之中。在我国，由于主动审查并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所以后项因果关系认定的关键在于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因违反注意义务以不作为的方式造成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受损。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违反通知-删除（断开）义务，放任侵害发生之不作为行为，应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第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进行认定。过错主义理论是我国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重要理论。对此，《规定》第八条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教唆、帮助侵权的过错在于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即过错的认定关键在于“明知”和“应知”的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网络传播中只起到中转信息的作用，以此促进信息的交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不属于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因此只要侵权行为实际发生后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防止侵害扩大，其主观就无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便无需由其承担，反之则存在主观过错构成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