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1
一、经济伦理理论现实化的深沉呼唤
所谓经济伦理,是指规范和调节经济活动过程中各经济主体相互关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经济活动中的中心问题是经济决策问题。因此,经济伦理就是关于经济主体经济决策行为的伦理,研究经济伦理就是研究经济主体决策行为中的伦理问题。经济主体在作决策时,首先需要的是知识,知识和信息可以使决策更全面和完善,方案选择更为合理,即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这一特点决定了经济伦理研究当然首先是理论研究,属于伦理学的理论探讨部分。众所周知,整个伦理学学科构成体系中首先是理论伦理学部分,这部分的任务主要是发现道德规律,告诉人们已做的是什么,属于认识论。经济伦理研究也有认识论的内容。她要解释经济主体经济决策的道德现状,证明不道德的经济决策行为为什么不道德,并指出经济主体走出不道德决策行为的可能性选择;她要阐述经济决策的道德知识、道德规则。我们可以以经济伦理主体为依据,把经济伦理的认识论内容具体化为三个层次:与政府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的制度、秩序、政策、运行体制与方式的宏观层次的经济伦理认识论;企业或公司、工会、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等等中观层次的经济伦理认识论;企业家、经理、雇主、雇员、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等等个体的微观层次的经济伦理认识论。这三个层次表明,经济决策活动中存在大量的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都首先需要研究者通过理论思维加以准确把握。
但与此同时,经济主体在作决策时也需要价值判断,好的、正面的价值能帮助决策达到更高的伦理水准,更为民主化,使决策更符合伦理道德标准,即保证决策的正当性、伦理性。这一特点又决定了经济伦理研究同时也属于实践伦理学。
实践伦理学主要是应用道德规律,告诉人们实践中应做的是什么,这是实践论的。经济伦理研究的实践论,就是美国w.a.弗兰切(w.a.French)等人提出的“通过激发道德想像、促进道德认识、整合道德与管理、强化道德评价等手段”,[1](p9)来培养经济主体在决策中的道德推理能力的部分,其目的是澄清和化解经济决策活动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冲突。乔治?恩德勒(Georgesenderle)说,经济伦理发展的动力应该是追求一种“新实践”,这种“新实践”有两方面:一是强调实践对理论的优先性,即经济伦理研究应该面对经济实践中的决策和行动;一是强调批评和建设性的任务,即经济伦理研究不能仅仅简单地扞卫现状,而必须具有创造性、能开启实践的新视野。在他看来,决策和行动的实践是经济伦理研究的试金石,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上改进决策和行动的伦理质量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目标。[2](p5-9)
这里的“改进”一词就充分反映了经济伦理研究又同时是实践研究的特性。既然经济伦理研究既是理论研究,又是实践研究,那么,这就要关注“实现”问题,也就是说,要让理论与实践有机勾连起来,以达成经济伦理理论的现实化。因为经济伦理理论不过是人们关于经济决策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认识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反映,它来自于人们的经济伦理实践,但它是否准确,是否符合实际、彻底,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3](p183)这就是说,实践不仅直接就是一种现实的物质活动,而且还能够把经济伦理认识和理论变成直接的、实实在在的现实。
同时,经济伦理属于伦理学问题,而伦理学比其它学科更强调实现问题。应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纯粹的思维学科如逻辑学,没有不关注自己如何变为现实的方法问题的。但与它们不同的是,伦理学更为强调实现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伦理学所探索的就是实践这种属人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不同于一般的活动,而是实现活动。康德认为,伦理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马克思则将其改造为实践精神。其意是指,伦理道德首先是一种知识、一种精神性的价值,但它又是以指导行为方式为内容和目的的,因此它又是实践的。人们只有在理解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又认真地践履它,做到知行统一,才能算得上真正懂得了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伦理学并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p504)同样,作为伦理学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的经济伦理研究也要关注其自身如何在经济决策实践中得以实现的问题。因为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领域的实践精神,需要政府、企业组织及企业人员、其他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士真心实意地践履,才能取得普遍化的资格和旺盛的生命力。
自从经济伦理研究传入国内以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有新意的命题,但坦率地说,这些命题都显得抽象、空洞,因而对经济实践产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经济伦理问题本应是非常鲜活的且吸引人的问题,但由于这些命题没有具体地联系经济实践和企业实际,所以经济伦理研究有日益演变为死气沉沉的知识体系或没有具体内容的纯粹的概念游戏的危险。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导致理论上“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实践上实业人士对经济伦理结论根本就不信任。其原因就在于经济伦理研究没有面向活生生的经济实践,而与实践脱节的原因又在于经济伦理理论没有找到走向实践的中介。
因此,人们如果不想让经济伦理研究演变成只会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书斋学问,就必须干预经济生活本身,与现实的经济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具有广泛的现实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从而被经济主体掌握、变为物质力量。总之,经济伦理理论要在经济实践中现实化,就要求治经济伦理问题者仔细研究和建构经济伦理的实现机制。
二、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
建构经济伦理实现机制的宏观层面就是政府实践经济伦理的机制。因为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政策、经济运行体制与方式等都是政府制定或选择的。所以,现代市场经活动中,政府是相当重要的经济伦理主体,其在经济伦理的实现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在政府层面,经济伦理的实现机制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其最大意义就在于,有利于经济伦理在政府层面的落实。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依据经济伦理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指导、调节和控制的行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当然离不开市场、价格、竞争、利润等杠杆的调节,但是也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然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是需要价值标准即经济伦理指导的。政府持什么样的经济伦理,就有什么样的宏观调控。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宏观调控的经济伦理价值标准更是必要的、根本的。
宏观调控有利于良好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合理经济秩序的形成。社会的经济生活是存在某种“秩序”的,这种秩序既有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也有人为建构其中主要是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而形成的公共秩序。前者表现为,经济秩序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秩序中的基础秩序,如市场秩序、竞争秩序,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者表现为,经济秩序中的社会公共福利秩序、保险秩序、财政秩序、产品的再分配秩序等是通过政府有意识、有目的地制定的各种制度和规则及相应的操作措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确立起来的,这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的自觉活动的结果。合理的经济秩序就表现为这两种秩序的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密切配合状态。
这也就是说,经济秩序中的自生自发部分只能被尊重和利用,人为建构部分则必须有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又需要到价值中去寻找依据。张华夏教授说:“虽然经济结构不可能截然机械地划分为自发的经济结构和自觉的经济结构两个部分,我们也至少可以找出经济结构存在与运作的两种机制:第一种是自组织机制,按照它的定义就不是自觉形成的;第二种机制是依一定价值体系自觉调节的机制,它是一定的自觉的目的性的产物,其所引起的经济结构的某种变化是需要运用一组价值来加以解释的。”[5](p199-200)其中用以解释“经济结构的某种变化”的“一组价值”中显然包括经济伦理,因而,从一定意义上看,政府宏观调控又是伦理调控。如果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所依据的经济伦理价值是合理的,那么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就是良性的,合理的经济秩序就能形成。
同时,宏观调控也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既包括通过生产要素变化(数量增加、结构变化、质量改善等),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式,还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居民生活以及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等方面。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显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有政府出面引导、提倡,并通过法律进行干预,又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配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有可能。而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所提倡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也是根据经济伦理而做出的,这种经济伦理是一种与环境保护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伦理。其基本价值就是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环境质量”为关键词,这使得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是力图改善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使经济发展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它把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运行体制与环境所有的思想都整合起来,把环保意识深深植根于经济观念中,从而成为一种“既是利润和员工效率的驱动者,更是一种新商务逻辑和价值观念的源泉”[6](p38)。这说明,经济伦理通过宏观调控机制得以落实可以催生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宏观调控机制是经济伦理通往实践的途径。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2
作者简介：王璟怡（1985-），女，天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研究。email：jywangtj@163com
翟玮（1981-），女，天津人，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金融监管研究。
摘要：随着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推出，国际金融监管界逐渐确立了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理念，并得到世界各国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情况，研究了我国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和关注点，而后在借鉴国际宏观审慎监管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议。
关键词：宏观审慎；金融监管；政策框架
中图分类号：F8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3005007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演进和爆发表明，监管需要一个新的方向，将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识别和机构监管联系在一起，并最终提供一种手段，控制信贷对经济过度的投放。因而，作为保障金融稳定、限制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着力点[1]。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市场容量等在国际上都占据重要地位，随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入开展，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对于金融稳定的诉求越来越高，因此，需要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
“十二五”期间，随着我国金融综合经营趋势的发展，对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保障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尤其是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过程中，都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应用。
一、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发展概况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金融业也在积极地探索并实践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并在与中国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历史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监管方式。
从表1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的金融体系逐渐融入世界，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充分吸收国际监管标准精华的基础上，对我国的金融监管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逐步提高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二、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中关注的焦点
1政策的管理性——监管机构的安排
实践表明，宏观审慎管理或者自我管理并不能消除潜在的危机，甚至可能加剧系统性危机，一旦危机爆发，即使逆周期储备等的要求都会对控制危机蔓延有帮助，但是不能完全奏效，况且这样的缓解方式是违背市场压力的，所以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注入是应对危机的基本工具，或者说市场主要依靠货币工具来缓解金融波动，这就意味着在管理宏观审慎金融稳定方面，中央银行必定（或者至少）是主要参与者。我国的中央银行拥有长期的金融监管实践，目前也在对金融机构实施差别准备金率的管理，但同时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动态拨备监管指引都是由银监会制定并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的，即央行和银监会都在行使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但是对于宏观审慎政策的最终责任主体，没有清晰的界定。
2政策的灵活性——规则与自由裁量
我国的金融监管大多是基于规则的制度，而且整套规则是透明的，但是事实上，对于监管规则的设计很难，规则一旦出台在短时间内也不宜频繁变动，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变迁，这些规则可能被孤立，甚至可能因为过时而成为运行风险，因而对于一些工具，政策制定者需要保留酌情调整的宏观审慎政策的立场。而且就宏观审慎监管的性质而言，它是基于监管者的判断力的，政策执行者需要将其对风险的识别和判断植入到宏观审慎工具使用中，因此又是需要自由裁量的，因而我国在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过程中，需要灵活掌握，对于存款准备金率、逆周期动态拨备以及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在推行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以规则为基础进行必要的调整。
3政策的持续性——固定与跨期政策
除了需要即时有效的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也需要跨期的工具，才能应对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的隐患，因而宏观审慎政策需要考虑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调整工具的使用，让金融机构在经济繁荣时期实现更多的储备，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时候能够有缓冲资本，这种方法能够将微观审慎存款保险基金的目标，和宏观审慎保持萧条期信贷创造的目标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加有效地熨平周期波动的影响。
4政策的有效性——对于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质疑
我国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推进的另一个挑战，来自具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收益，即降低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可能性，这是长期的，且不容易被衡量。但是如果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可能立即对金融行业的利润产生非常明显的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影响企业和个人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成本，因而可能出现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成本比获取收益更加显而易见的情况，这样后续的政策就很难推行。
5政策的关联性——与其他政策的协调
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个特殊作用体现在大型且异质的货币区域中，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因而统一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能满足不同地区的经济需求，对于有的地区显得宽松，对于有的地区显得紧缩，增加了外部的失衡。虽然宏观审慎监管不能弥补财政和经济政策的不足，但是它能通过提高信用成本和供应等被认为是从紧的货币条件，避免货币领域信贷周期的严重偏离。在一定程度上，宏观审慎与利率工具甚至可以作为替代工具。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体系运行，例如影响信用和存款创造的条件。宏观审慎工具用于影响这些条件，因而如果利率工具不合适，宏观审慎工具潜在地适合针对价格稳定。因此，我国在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过程中，需要与其他宏观政策领域之间进行协调。
三、宏观审慎监管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宏观审慎监管虽然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是各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进行尝试和推动，所取得的实践经验也是可圈可点，为我国宏观审慎政策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1国际宏观审慎监管实践
（1）逆周期监管工具的使用——西班牙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
西班牙实施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超过十年的时间了，在之前的相关文献中，它也被称之为动态的、统计的或反周期的，作为一个典型的宏观审慎工具，贷款损失准备金机制通过对信贷损失和银行贷款组合的早期检测，在经济繁荣的时期要求银行建设贷款缓冲区，以供其在经济衰退时期使用，该机制通过发出信贷风险和信贷损失积聚的信号，为监管者做出一个早期的预警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项机制运行的过程中，由于其逆周期的性质，加强了每家个体银行和整个银行系统的经营弹性，而该系统的透明性、以规则为基础，能够有效地加强对信息的强制披露。实践表明，对于危机中的西班牙银行业，该机制有一定的效果[2]。
但是，贷款损失准备金机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保证完全应付经济不景气时期的所有信贷亏损，而且它只是宏观审慎工具中的一项，主要用于支付根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建立起来的信用风险。西班牙的实践表明，即使他们可能会增加借贷成本，但是对于控制信贷周期用处有限，所以政策制定者应当主要关注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共同应对经济金融系统中的问题。
（2）宏观审慎管理当局的安排——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金融危机之后，认识到既有监管体系的不足之处，英美等发达经济体都对区域内的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入的变革，纷纷在原有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提出宏观审慎监管的举措。各国、各地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逐步形成（如表2所示）。
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建议成立了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赋予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监管系统性风险的职能。相比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FSoC从制度上更加独立于中央银行。这样的安排，能够使其更加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金融稳定的机制。
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更多的是提出了“无缝监管”的理念，但是具体的操作细节并不明确。相比之下，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走得更深入。英国专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的是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该委员会分析英国金融体系中过度信用增长和系统性风险，FpC做出决策之后，由（微观）审慎管理当局（pRa）来实行监管行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金融稳定，这也是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基础。
而欧盟的金融监管变革则是在区域协调与合作的方面，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于2011年1月1日建立，该委员会主要就是在联盟的层面为宏观审慎风险提供预警，并促进宏观审慎工具的应用，不论银行东道国的情况，
所有银行进行的活动都将执行同样的宏观审慎工具或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家的沟通与协调，成为联合监管的典范。
2国际实践对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启示
（1）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同等重要
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属于审慎监管的两个支柱，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明显与否，要看其从微观角度掌握信息的足够程度；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效果也依赖于宏观角度的识别和预警[4]。
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者的合作在两个维度上，即合作与协调。在合作的维度上，通常微观审慎监管负责收集数据并保持与金融机构的联系，微观审慎监管者识别每家机构的风险，保证审慎政策的执行问题；宏观审慎监管者也收集并分析数据，但是从系统范围的视角。由于宏观审慎监管不能直接控制微观审慎监管工具，所以宏观审慎监管主要通过政策建议和风险警告来实现监管目标。在协调的维度上，主要是宏微观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冲突。如果宏观审慎监管希望放松信贷条件作为逆周期措施，但是微观审慎监管关心信贷组合的质量影响机构的稳健；或者微观审慎监管可能希望提高资本标准保证个体机构在压力环境下的承受能力，但是宏观审慎监管可能关心惜贷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最终的结果是由微观审慎监管方来决定，这将潜在地限制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
（2）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一致是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础
理论和各国的监管实践都说明，宏观审慎政策并不能涵盖所有保障金融体系稳定制度和工具[5]。在有关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讨论中，西班牙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经常被提及。虽然，西班牙当局的这种突破性政策使用是值得赞扬的，但是西班牙银行系统目前的状态似乎说明，纯粹依靠宏观审慎工具来应对资产价格泡沫，还是有困难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仅仅使用宏观审慎工具就能避免金融危机的良好记录，那么政策制定者就需要认识到，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有这些政策都是部分重叠的，因而有必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共同来维护整体金融稳定。
（3）宏观审慎监管跨境视角的重要性
世界经济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的平台，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展和竞争，就需要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统一监管标准对金融服务进行监管，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全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使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区域和功能的异质性，能够在金融管理的规则和自由裁量之间采取适当的平衡。另外从跨境的角度，还需要重视流动性的问题。中央银行要加强对流动性的监管，必要的时候还要提供流动性，以遏制跨境溢出。所以就全球流动性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内金融监管部门的努力，也需要全球金融监管的合作。在国际合作方面，许多央行之间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如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初始阶段，有助于遏制跨境溢出。
四、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防范我国未来金融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潜在的危机，我国应当在既有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监管[6]。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宏观调控机构之间的协调，共同维护我国的金融稳定，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
1明确宏观审慎监管目标，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框架，否则政策难以有效作用于经济。宏观审慎监管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护经济体免受金融不稳定的负面影响，保持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本质，在此目标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如图1所示）。
在我国未来不断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要明确规划责任主体，清晰界定政策工具，加强监管协调构建，保障达到政策目标。
2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工具有效对接
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是审慎监管的两个不同视角，两项监管之间需要互相作用、形成合力。因为一方面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工具的使用，都需要微观审慎监管当局为其提供金融机构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微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施行多年，有一定的监管基础，在此之上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同时也能形成协同效应。
如图2所示，在借鉴BritishBankers’association[7]对英国监管设想的基础上，为实现我国金融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同效应，应当在充分收集信息，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工具的设计，必须首先对金融体系的整体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为了保证评估的及时有效，政策制定者需要大量的信息评估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整体所有的系统性风险的水平和分布。为了确保评估的真实有效，数据中心局需要收集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商业模式、每家机构杠杆率水平、流动性状况、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联系，以及宏观经济信息等。
另外，就是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必要的协调机制，包括信息共享机制、危机救助机制等等，因而在未来我国金融监管的完善过程中，中央银行与银监会之间监管职责的协调与对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之间监管信息的沟通与共享，是完善监管的关键之所在。
3加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任何政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宏观审慎政策也一样，并不是一切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的总和，货币政策作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其目的是要消除宏观经济中所有有关的负外部性，这其中也包含有消除宏观金融的不稳定性，所以，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协调使用，特别是金融周期与商业周期重叠、金融部门风险与实体部门风险重叠的时候，应当建立机制，以解决协调的挑战（如图3所示），并限制任何潜在的政策冲突，达到维护经济稳定的目的。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收紧会引起银行信贷的压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也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因而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时，需要估测不同工具对于市场的影响，清楚分析外部冲击的性质和程度，货币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适当考虑金融不稳定和系统性风险，再选择合适的工具和指标对风险和市场进行控制；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选择的过程中，也需充分考虑经济周期等环境因素，避免政策外溢影响到宏观经济调控的整体效应。
4加强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彰显了影子银行系统的潜在不稳定性，虽然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不同于美国，但是国内的券商对其进行估算，我国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在30万亿元左右，构成我国金融不稳定的隐患。对此，应当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首，构建统一的监管标准，敦促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监管，构建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跟踪各种来源的市场信息和统计数据，捕捉金融系统中可能导致风险的创新和突变，注重观测导致风险生成的外部诱因，增强监管手段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对不同的影子银行实体，进行差别化的监管，建立宏微观的预警预控指标系统和监控系统，定期进行稳定性分析和预测，相关的评估指数，向社会和相关部门提示风险，规避系统性风险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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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3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原因：主流文献的讨论[J].金融评论.2010年02期
[2]贾俊雪，郭庆旺.市场权力、财政支出结构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J].经济研究.2010年04期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4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合理区间，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只有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根据形势变化逐步进行政策微调和深化的过程。应继续实施“双稳健”政策；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综合改革为重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投资反弹，又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适度的投资增长；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努力扩大消费需求；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保持外贸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为“十一五”开好局。
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完成好这项任务，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努力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为什么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要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是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最近两年多宏观调控的不断加强和改善，使我们能够不断解决前进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成功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必须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注意通过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缺陷和防范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大起大落。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要理论认识，要求我们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要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加快发展过程中一些部门出现的“过热”问题，中央相继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抑制了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2003年—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连续保持在9.4％—9.5％左右的水平上；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特别是农业生产得到加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谐社会建设取得进展。可以说，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合理区间。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的。事实证明，近两年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正确的、有效的。为了将良好的发展势头保持下去，明年我们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隐患，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一些需要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存在较明显的反弹压力，某些部门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不容忽视。今年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又有所回落，但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增速仍然偏高，投资结构仍然不够合理，投资率继续攀升。前几年存在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的部门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明后年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又有新的部门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这表明，投资需求膨胀的危险依然存在。第二，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粮食安全问题不可掉以轻心。由于受耕地面积限制，我国今后依靠扩大种植面积增产粮食的余地很小，稳定粮食生产非常不易。对农民增收来说，由于目前粮价下行压力较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猛，明年农民收入增长要保持今年的水平难度较大。第三，进出口不平衡状况明显加剧，负面影响值得注意。今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已超过900亿美元，进出口增速差距十分明显。外贸顺差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需减弱的问题。国内经济增长依赖外需程度大大提高，也意味着经济增长风险的提高。我国外贸顺差的大量增加以及外贸顺差来源过分集中于若干大国和地区，使得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此外，国际经济环境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如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等，都需要我们妥善应对。为了进一步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减轻其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不利影响，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除了上述这些经济运行总量和结构性问题，我们还面临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亟需转变的问题，一些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问题也亟待解决。可以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存在许多机遇；但同时也处于一个重要关口，面临许多挑战。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只有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才能把明年和“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工作做得更好。
怎样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5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明年应继续实施“双稳健”政策。在新形势下，稳健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进一步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适当减少财政赤字数量，以增强社会投资的内生增长能力。第二，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调整国债资金的使用和预算内投资结构，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三，切实做好增收节支工作，克服财政减收因素增多和财政开支压力加大的矛盾。通过深化公共财政改革，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努力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增加对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贷款，对农业的贷款，对有市场、效益好的中小企业的贷款；完善和健全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稳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任务，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在新的一年里，搞好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切实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新农村建设既是一项重大的紧迫任务，又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应认真领会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这项工作，保证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切实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针对连续几年投资规模偏大和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应继续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注意结构调整，防止投资反弹。在政策措施方面，应注意做好三项工作：一是继续严把土地审批和信贷投放两个闸门，从源头上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二是坚持控制新开工项目，避免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抬头；三是加强结构调整，积极处理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并防止出现新的生产能力过剩。在继续控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投资反弹的同时，还需要认识到，投资是现阶段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必须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和适度的投资增长。因此，关键是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也是保持明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在目前形势下，积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基本点，是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的首要任务。在新的一年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措施主要有：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大力开拓农村消费市场，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广阔空间；进一步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这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外部条件。
大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如何调整外贸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保持外贸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明年面临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一方面要保持出口增长，充分重视外需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调整出口结构，增加进口，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努力保持外贸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提高国际竞争力，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以争取对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要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根据形势变化逐步进行政策微调和深化的过程。只有掌握好调控的方向、时机和力度，才能真正发挥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显著成就，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保持“十一五”期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着力完善体制机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要从根本上避免出现经济大起大落，就必须不断深化改革，标本兼治，加大改革力度，不失时机地推出有利于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的改革措施，突破体制障碍，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保障。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5
研究性教学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总结和实践依据，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或教学理念，体现在教与学的全过程之中。它要求我们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环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最终实现教学的目标。宏观经济学的特点决定了采用研究性教学模式是必要的、可行的。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1.宏观经济学拥有完善的理论体系。它是由众多经济思想流派的学术观点和经济理论构成的，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可谓包罗万象。它包括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多个派系。由于体系庞大和流派林立，使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于此同时，过多的学术排斥和对立也给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带来许多误解和困惑。
2.宏观经济学既包含抽象的理论，同时也存在着复杂的数学模型。它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学科。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结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之上的抽象的理论分析，分析中排除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能影响结论的影响因素。而这种抽象的理论分析对涉世不深的学生来说无疑会造成许多疑惑与费解。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分析大多都是利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的，面对大量的数学推导和模型学生会感到枯燥和乏味。抽象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都会给宏观经济学的初学者带来不安。
3.宏观经济学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是一套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它也能指导并反作用于现实经济生活。因此，宏观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践过程中，应该结合本国的国情，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做好价值判断。
二、研究性教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运用
教学方法的选择是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恰当的教学方法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研究性教学把经济学和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使学生深刻的理解经济学重要概念和理论，并运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提升。
1.利用教师个人优势，形成教学团队
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优秀教学团队的打造。优秀的教学团队使教师资源效益最大化。学校如何利用不同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决定效益的高低，更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有的教师专门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有的教师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媒体教学情有独钟；有的教师热衷于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有的教师喜欢探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有的教师精通计量经济模型等，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研究性教学所必需的资源，利用好教师的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资源，把他们安排到相应岗位，其实也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表现。
2.理论联系实际，精选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哈佛大学在20年代首创的一种教学方法，其目的在于培养实用型、高素质和创新能力强的管理人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性较强，加之大量的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的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甚至有很多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学生很难接受，枯燥感油然而生。相反，如果教师引入经济学案例去深入理解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就容易得多。经济学的力量就在于它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和应用。那些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难以掌握的理论，如果把他放到案例中去剖析，使学生不但掌握了理论，而且还学会了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就感反倒油然而生了。这便充分显示了经济学的美妙之处：精彩的理论分析。例如，通过结合生活中一些热点问题，将国外成熟先进的市场经济理论以案例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可以增强经济学理论的现实感，也可以将中国的市场经济案例运用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组织学生辩论，使学生的思维在碰撞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同时学生的表达能力、反应力、思维逻辑等诸方面的能力和素质都得到训练，为将来走向社会准备条件。但是，在引入案例的同时，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国情，一定要和本国的经济情况相融合。这样，才更有利于学生运用所学的原理来分析解释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帮助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
3.讲清楚前提假设，关注理论的表述
假设是一种理论所适用的条件，任何理论离开了假设可能就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了。宏观经济学由于体系庞大和派系林立，不同的学派由于假设条件不同，从而导致政策主张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教学中对理论的前提假设要清楚的说明是关键。比如，在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上，凯恩斯学派假定在短期中价格的刚性，进而得出财政政策对增加国民收入非常有效的结论；而古典学派假定价格具有伸缩性，财政政策的结果只会导致价格的上升，对国民收入没有任何影响，进而得出财政政策无效性的结论。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理解观点的分歧所在。
课堂是开放的、多元的、互动的。课堂教学过程是一个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宏观经济学教师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要不断优化教学方法、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并将其形成一定的特色，贯穿自身的教学生涯，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课堂。
参考文献：
［1］谢琦.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6.
［2］陈银娥，王毓槐.《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来自课堂外的思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6
一、我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成功实践
党的十以来，面对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特别是“三期叠加”特定时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先后创新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有效地稳定了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稳定运行和结构优化升级。
2013年，中央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概念，要求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2014年，进一步提出要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也就是在调控上不搞“大水漫灌”、不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而是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一年多以来，先后实行向小微企业等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扩大“营改增”试点、积极盘活存量资金等政策，同时积极采取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不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有效发挥了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的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又提出要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相机调控”，强调要做好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断提高相机抉择的水平。
从“区间调控”到“定向调控”再到“相机调控”灵活运用，集中体现了中央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上的新探索新实践，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避免了大起大落，为“十三五”时期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促进经济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应把握好的基本原则
“十三五”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明确提出，要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为此，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
实施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既防止经济增速大幅波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抓住时机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一方面，要保持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把握好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加强区间调控、相机调控，加强政策预研储备，备好用好政策工具箱，当经济面临滑出合理区间的风险时，采取更大力度的稳增长措施，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坚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注重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瞄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统筹施策、精准发力，推动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坚持短期和中长期结合
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既要有利于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也要为长远发展打好基础。一方面，宏观调控要增强针对性、有效性，通过预调微调，搞好需求管理，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防范化解各种经济风险。另一方面，着眼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不断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坚持国内和国际统筹
我国经济己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变化、世界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调整，都会不同程度传导、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宏观调控必须具备全球视野，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多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要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拓展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四）坚持改革和发展协调
经济平稳发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又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活力。要把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多重目标、多项改革和多种政策联动协调平衡。一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主动调控、稳中有为，通过经济稳定健康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的改革措施及早出台、加快落地，使改革更加有力地服务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要通过改革创新引导宏观调控方式创新，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难题，着力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三、“十三五”时期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主要任务
《建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总结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从宏观调控实施依据、创新调控思路和工具、完善调控政策体系和运用大数据技术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重点任务。
（一）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总供求格局实施宏观调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体现了国家意志、人民愿望和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明确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纲领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是贯彻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年度工作安排，明确了年度发展目标和相应的宏观政策取向。要强化国家中长期规划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发挥好年度计划在落实规划上的关键作用，加强对政府公共预算安排、金融资本运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合理配置等领域的引导和综合协调，稳定和引导社会预期，促进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有效防范风险。
（二）进一步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
要依据不同阶段、不同情况和不同特点，与时俱进、探索创新，及时调整完善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增强政策的现实针对性。“十三五”时期，要在保持政策基调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实行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把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取向，充实和完善“三个工具箱”，当经济平稳运行时，加快推出一些促改革、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预调微调的力度就要大一些；当经济出现下滑时，采取力度更大的稳增长措施。要坚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把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大胆探索创新政策工具，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有保有压、有扶有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结构调整优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
（三）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建议》强调要“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为落实好这一要求，一要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入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并逐步向战略构想、发展规划、政策思路、改革方案、重大工程等演化，形成政策储备。二要建立健全重大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统筹协调重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的方向、力度、节奏和出台时机，避免政策效力过度叠加或相互抵消，形成调控合力。三要完善政策分析评估机制。对政策背景、力度、效果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量化测算，统筹进行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的综合评估和协调，增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有效性。
（四）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必须加强对经济形势的监测预测预警，特别是要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时进行预研预判，这些都需要夯实宏观调控的信息基础。大数据时代的迅猛发展，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提供了重要机遇，实时、海量的数据极大丰富了经济运行信息的来源。要建立健全政府大数据采集制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整合网络资源，实现互联互通。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改进经济运行监测预测、风险预警和政策效应评估。加强政企合作，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大数据资源、产品和技术服务，为宏观调控提供支撑和保障。
（五）减少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政府价格管理要坚持把不该管的坚决放给市场，集中力量把该管的管住管好。“十三五”时期，要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调放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加快输配电价改革步伐，推动逐步放开上网电价和公益性以外的销售电价；实现成品油价格的完全市场化，逐步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价格。同时，加大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力度，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成熟定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7
一、宏观调控法的理论渊源和在我国的发展演进
（一）宏观调控法论文联盟的理论渊源
宏观调控是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提出来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提出，政府退出市场，提出了用市场无形的手去自行调节市场中出现的问题。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确有着巨大的作用。随着社会化生产的日益复杂，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显露无疑。最明显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面前，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没有任何的办法。于是，以国家全面干预调节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当中，提出摒弃自由经济理论，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抗击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新政”，则被视为国家用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次重大实践。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1933年银行法》等被视为最典型的宏观调控法。
笔者认为，当市场失灵或者市场缺陷出现的时候，市场本身的机制无法自行愈合的时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之手把经济重新拉回正轨，为了避免宏观调控的滥用和保证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因此，宏观调控必须法治化。
（二）宏观调控法在我国的发展演进
然后，由于种种原因，“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及其理论概括是中国经济法的独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无类似的概念。
“宏观调控”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兴概念，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次出现了“宏观调节”的提法；1993年3月我国《宪法》做了重大修改，一个是把“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另外一个是增设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通过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给“宏观调控”赋予了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为了将宪法的宏观调控加以落实在2001年3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的把“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列入“经济法”中。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到了“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
目前，理论界对于宏观调控法也有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宏观调控法是法律。我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随着《宪法》和全国人大通过的工作报告明确的说明了宏观调控是法律，尽管现在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但无论如何，政府的宏观调控行政行为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管制的。
二、宏观调控法的定义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定义，典型的观点有：
一是宏观调控法是规制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子部门经济法。
二是宏观调控法是指调整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经济法体系中重要的部门法，是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主要法律手段之一。
三是宏观调控法是指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程序、宏观调控手段（措施）的法制化。
四是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笔者比较赞同胡光志的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法是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法这样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在这种理解中，宏观调控是国家手中的一个工具，作为宏观调控的一方当事人的政府，是法律的主宰还是法律的规制对象？宏观调控法到底调控谁?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的手铐。
三、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
典型的观点有：
一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或称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这几种：财税调控关系、金融调控关系、计划、规划调控关系、产业调控关系、投资调控关系、储备调控关系、价格调控关系、涉外调控关系。
二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关系，或称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它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进行规划、调节和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它涉及现实社会中的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的根本与长远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计划调控关系、财税调控关系、金融调控关系、产业调控关系、投资调控关系、战略物资储备调控关系、涉外经济调控关系。
三是宏观调控的对象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运行，是各种经济总量。
笔者认为，尽管学者的表述更有千秋，但基本上都可以把宏观调控法分为计划（规划）、财税、金融三大类。
四、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
一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是指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对宏观调控关系施加有影响力和法律后果的方式、手段的综合，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概括出不同的宏观调控的调整方法：
1．按照宏观经济政策业务范围为基础确立的调整方法，主要包括：财政调控方法、货币调控方法、产业政策调控方法、价格政策调控方法、涉外经济政策调控方法。
2．以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力度与方式为基础确立的调整方法：利益诱导方法、规划指导方法、强行控制方法。
二是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或称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它是指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施加有影响力和法律后果的方式、手段的总和。
笔者对前两种观点表示赞同，但在实际的调宏观调控中，经常出现“治乱循环”，宏观调控法在调整方法上应该以诱导性调控为主，以强行控制为辅。政府少举“杀威棒”，多发“胡萝卜”才能使宏观调控的效果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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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宏观调控法的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原则是立法的方向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实施主体和调整对象的基本准则，是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的指导思想。论文联盟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王冠上的那颗蓝宝石。典型的观点：
一是促进总量平衡与结构优化的合理原则、政府依法调控的法定原则、政府有限调控的适度原则、政府调控注重实现经济利益的效率原则。
二是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原则、政府调控法定原则、政府调控适度原则、注重调控效益原则。
三是决策集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维护受控者权利原则、保障宏观调控理性运行的原则、调控手段法治化原则。
各家的学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毫无疑问，这些会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养分。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应该具备这几点：
（一）宏观调控法定原则
多数的学者都同意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笔者十分赞成。宏观调控法定主要包括两个领域，一个是宏观调控职权法定，另一个是宏观调控程序法定，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旦政府可以随意超越法律进行无法监督、管理的宏观调控，毫无疑问将对国民经济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由于宏观调控决策主体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并不能保证每次宏观调控的政策都能够正确、有效，于是，职权法定和程序法定能有效的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避免权力寻租，纠正政府不恰当的调控行为，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效益最大化。
另外，由于宏观调控具有暂时性的特点，并不适合将具体的调控内容法律化，一个是因为法律化的过程漫长，势必错过最佳的救治经济的时机；更为关键的是，宏观调控是针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所指定的特殊政策，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应该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而在和平时期，就应该调整政策。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特点，程序的完善也变得更加重要了。
（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
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原则之一。
评价宏观调控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应该就是从国家利益去考虑。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成功，从中国近30年来的奇迹增长就不难看出是完全成功的，让中国人能够体面生活，并且有效的刺激了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激活了经济的发动机，让中国不断的往前奔跑，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分析，无疑是成功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不应该只算经济账，而不算未来帐。任何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是无法在财务报表里体现的。比如现在日益严重的土地沙化、非法占用耕地等现象。尽管对当地的gdp是有拉动，但从长远来看，容易造成环境对人类的报复，而等到这一天，再去治理，那么这样的经济效益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因此，在任何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的制定中，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这个前提，在保证经济利益的同时，保证发展的延续性，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三）宏观调控适度原则
马克思提出了划时代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法律要针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制定，而不应该超前或者滞后。从这个角度讲看，宏观调控的力度应该掌握。在宏观调控中，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小步快跑，从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一点点的撕开体制的口子，使得中国到今天的经济富强。同样是对于中国，也出现过“”等不针对生产力发展水平制定政策的情况，而无疑，对于国民经济是灾难。场经挤结构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
笔者认为，在使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科学系统的思考，一定要适度，不能盲目而为，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最大程度的给中国的经济造福。
（四）宏观调控政策为主和宏观调控法律为辅相的原则
宏观调控法政策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指导政策，具有原则性、抽象性，这类政策一般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是作为总则和方向来看待。另一种政策是实施政策，这类政策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并且具有法律的效果。但是，这种政策只能作为宏观调控法所确认的一种手段，而且在制定过程中必须经过严格制定程序和监督机制。由宏观调控法律影响宏观调控政策，只有当出台的政策符合法律的认可，政策才获得法律的效力。反之，则只是一句口号而已，是不具备强制性的。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并不是一定要宏观调控的相关成文法律在前或者政策在前，而是要在法定的程序中合理的安排先后，如先通过政策试点，再通过法律最后确定；也可以先通过法律来进行总则性规定，再通过政策进行小范围调整。但无论如何，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选择，而不应该本本主义，造成国家经济利益的不必要流失。
六、宏观调控法的实证分析
马克思曾经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确定理论的正确性。在人口众多，海内外环境复杂的中国，保持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尽管有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中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跑得如此之快。笔者认为，这个答案就在过去的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实践中。笔者转贴于论文联盟
将就我国的重大宏观调控立法实践中的分税制改革进行剖析，力图破解中国奇迹的密码。
（一）分税制改革的背景论文联盟
自从开始对国有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针对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确定上缴数额或补贴的财政体制。但在实际执行中去事与愿违，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使出各种对策：比如有的地方给企业减免产品税，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各种摊派收取企业费用归地方支配。而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北京和上海，中央对北京市实行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年增长率4%以上上缴递增，北京便连续多年财政增长为4%，直到“案”，才发现北京隐瞒了财政收入98亿元；上海实行上解加递增分成模式以来，规定了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的定额，其中100亿归中央，65亿留在上海，超出定额部分55分成，执行结果是上海每年财政收入都不超过165亿元，实现了惊人的零增长。
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的结果就是“弱中央”。然而，自从利改税后，财政收入中，中央拿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中央支七成，地方支三成。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为3500亿元，其中中央为1000亿元，地方为2500亿元。与此同时，中央的财政赤字高达1000亿元，弱中央，穷中央，严重地削弱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分税制的具体办法
针对这样的情况，在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即中央税和地方税。
（三）分税制的实施效果
分税制的实行，让中央财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1994—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17.5%，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了55%，比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有效的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赤字问题。
（四）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范畴来评价此次宏观调控
1．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来看属于财税类；
2．从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来看属于宏观经济政策业务中的财政调控方法；
3．从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分析：
（1）基本符合宏观调控法定原则的要求，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并没有权力滥用行为。（2）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使中央有效的把财权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的比重，解决了中央的财政赤字问题，为改革开放后续政策的实施夯实了基础；（3）从适度原则来看却明显的感觉过度了。地方政府经过分税制改革后的税收收入几乎都是来源不稳定、分散、征收和管理难度较大的税种。反而地方政府容易破产，造成了不少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卖地来维持收支。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七、论宏观调控法在调结构、转方式中的作用
在发展这个问题上，过去的中国强调的是速度，以大量的环境资源作为代价进行发展，走的是高消耗，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毫无疑问，这样的发展方式是对物质资源的极大浪费，增加了未来社会的成本，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无异于埋下一枚定时炸弹。笔者认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是由调节民事主体的民法和调节行政主体的行政法都是很难做到的，而能够肩负这个历史使命的就是调节公与私的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
在调结构、转方式中，通过宏观调控法的积极作用体现在：
（一）调控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政府的手中
拿这次房地产调控为例，第一轮宏观调控用的是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减少流入房地产的流动资金。第二论的宏观调控是用的是政府的行政命令—限购令。通过对购买主体实施限制来减少投机性购房行为的发生，进一步遏制房价的上涨。而第三轮调控，极大程度上就是目前传得疯传的房地产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房价无法稳定，房地产税就基本会出现在重庆和上海等中心城市，而先期的房地产税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将决定下一步对房地产税的征收力度和试点的推广程度。在这样的政策压力下，如果试点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能够稳定，那么试点的推广甚至都可能不放在议程中。如果说达不到预期，那么将迅速全国铺开，对楼市形成大规模的压制，甚至可能加大征收力度。一把在头上摇摇欲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掌握调控的主动权。
（二）资源配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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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宏观调控法来调结构、转方式能够用政府的强壮的双手矫正市场经济的轨道，形成经济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笔者认为，必须要警惕宏观调控法在调论文联盟结构、转方式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消极方面：
一是宏观调控决策者的“权力寻租”，由于宏观调控主体的责任追究、处罚还不完善，因此只有不断的推行法治化的进程才能有效的杜绝这一隐患。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8
[关键词]市场宏观调控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价值规律
国家宏观调控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认真梳理和总结宏观调控的历程和经验，对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首次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两手并用的运行模式，明确地展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特点。这个经济理论观点，使我们深入认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干预，是当今时代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存在的。市场机制虽具有巨大的活力，但不是万能的，存在着失灵的缺陷，必须需要国家予以干预，使国家制定的计划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
当代，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并用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同时并存。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继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和凯思斯发现“看得见的手”之后的重大发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大波动，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必须发挥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经济，必须深刻明确这一点，而且还要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巨大作用。
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经济的“能见度”越来越高，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驾驭力量也日益增强。国家对经济作用以宏观调控的合理干预，就是自觉利用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把国家干预和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对立起来。因此，掌握现代市场经济，把计划与市场、干预与自由共融一体，两手并用运作的新特点，转变传统的市场经济观念，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应予以深化认识。
二、宏观调控的成效和经验
1.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
宏观调控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和有效性，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过去，我国经济发展经常出现大起大落，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每次宏观调控都是在经济过热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被动地进行治理。因此，每次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治”过热。而本轮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一直是“防”过热，即在经济运行出现偏快倾向或过热苗头时，就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主动调控，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这样，既控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不大起，又防止了经济增长速度大起之后的大落，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延长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2.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从增长速度看，据统计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1.4%；是2000年的1.96倍，提前三年实现了第一个十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在国际上位次，从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从其中增长波幅看，2002年至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9.1%、10%、10.1%、10.4%、11.1%和11.4%，年度间的波幅很小，仅是0.1至0.9个百分点，平均为0.48个百分点。
从继续经济周期的态势看，本轮周期已连续8年处于上升阶段，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发展和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也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盛世，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奇迹。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如此新特点，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从而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出现大的起落，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
3.加强了结构调整，把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我国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注意加强了结构调整的力度。这一轮宏观调控首先从加强农业基础入手，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政策和投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全部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同时，建立农业补贴制度，用于“三农”的支出五年累计1.6万亿元，地方也较多增加投入。国家采取这些措施，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亿万农民由衷地感到高兴。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重要的是我们在这几年，从上述宏观调控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的做法和“从实际出发，注重效果，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稳定”的原则，不仅取得了本轮宏观调控的成效，而且丰富了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为今后的宏观调控积累了宝贵经验。
4.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上，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
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宏观调控的对象，经济活动的主体多元化了，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自主化和市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要求宏观调控更多地利用市场化手段。本轮宏观调控采用了三种组合：（1)一是手段组合，即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2)二是政策组合，即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等多种政策的组合效应;（3)三是工具结合，如在货币信贷政策中，综合运用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市场化工具。
在宏观调控的时机和力度的把握上，做到适时适度，有节奏地多次小步微调。过去，针对经济周期波动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多集中性和大力度。就是当经济已陷于严重过热、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时，为了迅速扭转过热局面，集中性、大力度地出台一系列调控措施，结果往往造成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也大幅度降低。而本轮宏观调控见事早、动手快，具有预见性，及时性和渐进性，因此表现为适时适度的多次小步微调，以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衡快速运行。
三、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
我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法国重农学派，从国民经济社会生产的整体角度来看，在魁奈《经济表》中展示了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图式，这是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对魁奈《经济表》给予高度评价，并在该表的基础上，经过修正创新了自己《经济表》，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完整的再生产理论，这就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包括三部分,可以概括地用图式展示如下：
第一部分，资本循环理论，是以货币资本（G）为中心，说明资本循环过程，其公式为G――w…p…w′――G′(G―G′)
第二部分，资本周转理论，是以生产资本（p）为中心，说明资本运动的速度和效益，其公式为p…w′…G…w′…p（p…p）
第三部分，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以商品资本（w′)为中心，说明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全部过程的统一，以及资本的运动与实现，其公式为w…G′…w…p―w′(w′―w′）
由以上产业资本整体运动的剖析，可以看出再生产理论，既有微观规定分析，又有宏观规定分析，则循环理论和周转理论是属于个别资本的微观再生产运动，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整个产业资本的宏观再生产运动。这三部分微观和宏观再生产运动是有机联系的，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构成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完整体系。由此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奠定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即在循环理论和周转理论基础上产生微观经济学理论，在资本再生产理论基础上产生宏观经济学理论。因此，我国的计划和宏观调控管理，只能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总结以往实践的历史经验，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基础之上，并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这是确定不移的。当然，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体系，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以及数量分析方法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同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合理的做法，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许多方面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学习和借鉴的”。
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表明，关于循环理论对于企业搞活经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周转理论对于企业提高经济效益起着重要作用；关于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国家宏观调控管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过程中，对资本循环与周转和资本再生产两个方面，有所忽视一个方面，强调另一方面，不能正确地对待两者统一的辩证关系。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正确的兼顾两个方面，使两者结合得好，则国民经济就能得到迅速的稳定发展，反之则不然。这个深刻的教训值得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这样企业才能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进入市场，搞活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和稳定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文选第二卷
[2]资本论第二卷.再生产理论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9
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篇10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一：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创新性;宏观经济;管理
一、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即以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的经济为主体，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进行着改革，各个企业的内部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企事业的部分职能和权力非常不一致，公有制的企业被归纳到市场体系中运行，即使对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政策有了进一步的放宽，但是因为不能拥有完全的生产资料，使得国家对公有制企业的各种决策还有一定的干扰作用，所以增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对我国的经济制度的维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措施
(一)明确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方向
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设立一个目标，根据目标制定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创新对市场宏观经济的管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的管理目标是评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是否到位、国民经济运营是否达到目的的重要依据。
1.要有效地选择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
市场经济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各个企业的经济管理目标也有不同。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那么制订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使经济经济的增长速度得到一定的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较慢时，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使经济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加入wto后，我国对宏观经济管理有了新的目标，就是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多方面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2.要从经济管理的主体方面着手
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要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地提高，经济管理就要合理地控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平稳的趋势。
3.在与外国的经济交易上
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一定要注意两点：一是进出口的比例一定要合理;二是对进出口环境的优化，进出口环境的改善为我国与外界的经济交易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想
要实现经济管理目标就要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采用一些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利用在经济上的不断创新，借助媒体的广泛宣传，发挥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作用，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1.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更需要法律的维护。想要使我国的经济正常运行，使社会主义经济稳步增长，就必须依靠法律。
2.要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创新，法律是最重要的依据，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一些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上的事务是所有法治国家采取的主要手段。3.科技对经济建设非常重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有也了进一步的发展，想要与世界经济同步发展，就要重视网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网络上创建经济管理机构，加强网络经济管理体系的升级与建设，使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在制度上有更好的发展。
(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创新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的主体创新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机构是观经济的主体，依法行使经济管理体系对其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整体上的创新，另一个是执行人员的创新。
1.组织上的创新
就是对政府所有部门的职责改革，以及对政府各个部门的办事能力和规模的协调。目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对市场运行进行监管及维护，不再下发更多的指令来干预市场的管理，使市场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所以说，好的管理体系对宏观经济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
2.想要更好地实现政府在宏观管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
就要实行行政和企业分开的原则，正确认识政府的职能，更好地完善政策和决策系统。3.在宏观经济管理的过程中，要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工作，确定各部门的最低权限，不能出现交叉管理的现象，最后形成一个步调统一、分工明确的政府组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管理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政府组织工作能力的体现，是对国家经济调控能力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改革开放和wto的双方面促进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综合国力的竞争的日益激烈，直接导致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复杂多变性，经济管理的观念和手段一定要创新，网络体制的广泛使用更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职责，必须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的整体素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根本转变彭夏康;广西质量监督导报1997-06-15
2、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与宏观管理关于中德第六次经济发展与管理研讨会的报告魏礼群;利广安;计划经济研究1993-02-24
有关宏观经济学管理论文范文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
一、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概述
1.历史演变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在193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了持久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摒弃了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模式，并逐步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具体分析：
1.1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都受到了重创，因此政府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方面的宏观管理策略以刺激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行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以及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和出口，从而达到拉消费、促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价格的稳定，这也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德国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突出，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次，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对应的，西方国家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总需求，美国在这一时期就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保障就业。最后，综合手段并行使用，同时保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管理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西方国家都十分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调节社会需求、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调整外汇汇率和出口价格等方式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1.220世纪70年代至今
由于长期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乃至负增长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这一阶段的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减少货币的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局面。其次，实行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长期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因此，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摆脱收支赤字的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最后，适当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在价格变化、汇率调节等方面实行间接控制，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
2.模式比较
虽然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从共同点上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宏观经济的管理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共性，具有预测性和灵活性。例如，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质上只是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来作出相应的预测，并将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市场行情结合起来。其二，西方国家大多采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即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财政支出以及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市场资源的配置。其次，从差异性上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即政府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减少对经济主体的干预。再如，欧洲国家向来注重社会福利的建设，强调政府社会职能的实现，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西方各个国家因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上也存在着某些差别。
3.特点分析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分析，笔者总结出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几个特点：首先，全局性和利益性。一方面，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管理手段都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整个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都是以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目的。其次，法制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西方国家注重经济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一般通过法律来具体施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很多西方国家都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维护好市场秩序。
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实践
1.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美国素来有崇尚自由的传统，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力度也相对较小。美国通常在出现经济危机后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一定范围的间接调控，例如罗斯福新政。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就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来扭转忽视监管的政策导向。笔者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相对于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农业等领域。其次，重视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减少军用物资的投入来改变财政赤字的窘境;再如，二十世纪初，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最后，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产业比例，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2.德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德国向来是一个追求严谨的国家，因此，其一般采取较为中和的经济管理手段，既保证经济的自由和竞争，也促进德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充分保障市场在严格的秩序中自由竞争。德国有着十分完善健全的财政监督机制和银行监管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市场运行的混乱和无规则，也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重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能够有效地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来制定科学的货币发行计划，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契合点，如德国现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的跨区转移制度等。3.法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法国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性较强的国度，因此，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也体现出多种经济学派理论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形成了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的双重管理模式，通过政府采用多种手段来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其次，施行指导性的计划，例如法国近年来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最后，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政府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经济管理手段和模式。
三、结语
历史和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调节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对于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每一个国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政府应当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来制定科学宏观的管理策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步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