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1
虽然全世界的人类都会有饮食这一生活习惯，但是由于有不同的经济、政治、地域、天气、宗教等方面的不同影响，于是便形成了不同的饮食观念、饮食习惯等，最终形成了今天的饮食文化差异。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1.饮食观念的差异
1.1中国的饮食观念
我国在封建社会的时候就重视农业而抑制工业，而且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支撑着整个国家过了2000年。艰苦耕作的农民们或者因为国家政策要交税，或者因为受到地主的剥削，或者因为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收获的粮食很实在很难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所以自古以来，解决温饱问题是很多中国人的主要矛盾。发展到现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逐渐提高，大家注重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的解决了，而是更加注重饮食的质量了。于是，随着这浪潮，出现了很多专业的厨师，开始研究饮食文化，开始研究烹饪，开始研究食材的搭配等，所以我们中国人在饮食中很注重色香味俱全的搭配的，视高质量饮食为一种享受，而非仅仅只有充饥的功能。
1.2西方的饮食观念本文由收集整理
至于西方国家的经济一直都不比东方落后，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机械化大生产，人们的生活节奏又大大的提高，这造成了西方国家的人们对饮食熟视无睹，认为饮食仅仅是充饥果腹的手段而已。但是，从另一方面分析，他们采用了更科学、更规范和更合理的方式为自己的三餐搭配，很注重营养充足，适量搭配的健康饮食。特别是现代出现了营养学时候，更助长了他们在饮食方面的理性分析倾向，甚至根据不同人的身体状况来配给饮食。
1.3小结
总的来说，如果在西方国家注重营养搭配的基础上，再发展味觉上的享受，这才会使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更加完善，而且将有利于将西方人所说的chinesefood推向国际。
2.饮食内容的差异
2.1中国的饮食内容
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现在，国家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但仅限种植业，南方的水稻，北方的小麦，南方的米饭，北方的面食，都是中国的主食，可见，我们中国都是以素食为主。其实从东方人的体型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饮食比较素，东方人都是以身材矮小、骨细肩窄为主。而且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时代，很多平民百姓都买不起肉食，特别是在凭粮票购买粮食的时代，更加少有肉食，大概是在春节等重要的节日中，人们才舍得买肉食。但是现在中国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在人民的餐桌上找到越来越多的肉食，特别是过年过节，或者是招待客人的时候，鱼虾蟹、鸡鸭鹅、猪牛羊都常常出现。
2.2西方的饮食内容
在西方国家则比较重视牧业，特别是某些国家更加以动物发展出另类的文化，例如美国的牛仔文化，西班牙的斗牛文化等。而且西方很重视航海文化的发展，因而渔业也发展得很好，这两点决定了西方人以进食动物为主。再次，西方人因为注重营养的摄入以保证体能的充足，他们都很注重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取，所以西方人的体型都是高大肥胖、骨大肩宽为主。但是由于现在西方人摄入太多脂肪，营养师建议他们的餐桌上应多增加蔬果类的食物，以增强消化。
2.3小结
总的来说，中西方的饮食内容都有发生变化，素与荤的搭配也日催合适，健康饮食的观念也以深入民心。
3.饮食方式和餐桌礼仪的差异
3.1中国的饮食方式与餐桌礼仪
因为中国以素食为主，大多书人都以筷子、勺子为主要的餐具，方便使用。很多外国人都不会用筷子，因为这与手的灵活度有关，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是属于心灵手巧的类型的，而外国人则比较豪放，所以比较难学会用筷子。
而平常饮食的方式，我们则大多以围餐为主，即放几盘菜在中间，大家喜欢吃多少便夹多少，尽量做到不浪费的原则。因为我们中国以前经济较落后的时候，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养成了中国人节俭的优良习惯，所以围餐就是尽量避免个人饮食的浪费。再次，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一家人一起围坐在餐桌前，互相夹菜，有利于维护家里和睦的气氛，无论是过年过节或是喜事丧事，一家大小都会坐在一起吃饭。长久以来，围餐已经成为家庭聚会的主要形式了。但是围餐也有不讲究卫生，容易传播疾病的缺点，所以现在如果是在公共食堂，大家都以一人一份饭菜为主，卫生观念以逐渐提高中。
3.2西方的饮食方式与餐桌礼仪
西方国家的人们因为以肉食为主，所以他们以刀、叉、勺子为主要的餐具，而且刀子也分为切包和切肉的不同，勺子也分了汤和食物的不同使用，他们的排放位置也有严格的要求，但这也主要是为了方便使用。
而进食的时候虽然都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但是都以一人一份食物为主要的形式，主人一般只给客人夹一次菜。其余由客人自主食用。西方国家的文化讲求的是自主独立，讲求个性，若不断给客人夹菜，客人会觉得主人在强迫，没有礼貌。虽然缺少了互相夹菜的温馨，但是也多了一份卫生健康的保证。西方人的餐馆都是很安静的，因为他们觉得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是不文明的行为，而且很可能会打扰其他人进食的心情，侵害了其他人享受安静环境的权利，所以西方人在餐馆进食时要不不说话，或者很小声地交谈，尽量做到不打扰其他人。
3.3小结
中西方的饮食方式各有特点，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生活习惯、文化氛围都造成的。现在随着世界全球化得趋势，中西方的饮食方式也开始走向日趋融合的方式，中国人经常吃西餐，西方人也开始青睐中国的食物，方式也随之得以变化。
4.烹饪方式的差异
4.1中国的烹饪方式
在中国，烹饪是一种民间艺术，因为中国烹饪追求的是随意性，而非像西方国家那样追求规范化。之所以称中国的烹饪时民间艺术是因为烹饪这艺术存在于家家户户中，食材的搭配、调味料的搭配都是随个人喜欢的，所以可能会出现明明是同一道菜，但是在不同地方食用会出现不同的风味。这些都造就了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的形成，这八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都各有特色，各具自己独特的风味。
4.2西方的烹饪方式
在西方，烹饪是机械化的，严格按照营养学来进行科学搭配，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了一种机械化的技术性工作。由于食客也只注重营养的摄取是否足够，这更放宽了厨师的烹饪技术限制。
4.3小结
在烹饪方式方面，中国注重的是随意性、和合性，而且烹饪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而西方注重的是营养的搭配，因而具有机械性，搭配单一乏味，缺少趣味性。
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2
一、国内的中国饮食史研究状况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n《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氯恕堵?沃泄?酥?率匙⌒小罚ā斗缤猎又尽返?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觥吨泄?糯?呐氲骱鸵?场??优氲骱鸵?晨粗泄?糯?纳??⑽幕??胶徒准渡?睢罚ā侗本笱аПā?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觥吨泄??澄幕?罚ㄉ虾H嗣癯霭嫔?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V《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近年来，日本已相继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汉代饮食》等书。在日本研究中国饮食史的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推田中静一、?田统、石毛直道、中山时子等先生。
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民族地区；饮食文化；旅游产品；体验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8-344-2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地区差异大，文化吸引力强，其中饮食文化更是少数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少数民族地区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就是以饮食文化为核心，并将其与旅游产品开发相结合，形成饮食文化旅游产品，挖掘其内涵，探究其开发思路。
一、民族饮食文化特性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因特定的地域环境、经济结构、、民族习俗、文化环境等影响，呈现出民族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多彩、文化烙印深刻的文化特性。饮食文化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族群智慧的体现，它能更深刻地反映少数民族人们对食文化的精神追求。饮食习俗极大地体现了少数民族人们的思维方式、民族特性，也展现了少数民族群众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生活习惯。民族饮食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现，它所承载的内涵正是其他人了解和体验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最佳选择。
我国少数民族因地域环境、气候、人文历史等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内容。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综合。少数民族饮食物质文化多由饭食、酒、茶三种构成，非物质文化包括饮食方式、饮食习俗、饮食环境等。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与大众饮食文化，也就是汉族饮食文化，最为不同之处在于民族饮食文化中少数民族除了吃饭本身外，还亲身参与歌舞活动中，形成一种自我参与、自我陶醉的文化氛围。
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中饭食文化的差异体现在食材种类、制作方式及饮食习俗等的不同。南方少数民族多以稻米和玉米为主食材料，西北少数民族以小麦为主，东北少数民族以稻米和面食为主。我国少数民族人们在长期生活中，自酿酒品，形成各不相同的民族酒文化。另外，除了各民族酿酒工艺及酒品外，还有风格各异的饮酒习俗。茶文化也是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少数民族自古就有对野生茶树的驯化和人工种植的经历。另外，无论是位于西南的茶马古道还是西北的丝绸之路，茶都是少数民族商人进行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品。我国少数民族茶文化的形成多与地域环境、气候、饮食结构等密切相关。
二、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概念及内涵
（一）概念
目前，从现有研究资料来看，学者们对于民族旅游产品的相关研究较多。罗明义（1999），陶犁（2002），罗永常（2011），徐红罡等（2004）等从不同角度对民族旅游产品进行研究。另外，也有部分学者对饮食文化旅游产品进行相关研究。史涛（2012），范娇娇（2010），侯福强（2012），谌世龙（2011）林育彬等（2008）等对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进行研究。总体来说，学者们较少关注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研究，因此，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内容对于民族文化旅游业深度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旅游产品是旅游者愿意购买的，能够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的包括旅游景观、设施、服务在内的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总和。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是以民族饮食文化为依托，为满足旅游者需求，使其获得满意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体验，由旅游经营者提供的民族饮食、服务及设施的产品总和。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除展示民族文化外，更重要体现出民族饮食中所蕴藏的深刻文化内涵。
（二）内涵
1、民族饮食文化特性和地域性相结合的产物。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首先是文化的产物，民族饮食所孕育的文化是旅游产品开发的源泉和动力。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一定具有多样的民族饮食文化在其中，其设计开发存在于一定的民族饮食环境中，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产物，还是地域文化的产物。不同地域环境造就不同的民族饮食文化，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正是民族地域环境和民族饮食文化的有效结合。
2、民族饮食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展现，是旅游产品有形和无形的有机结合。民族饮食文化既有以食物、盛放器皿、设施等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也有民族饮食生产工艺、食用方式、食用礼仪、、享用环境文化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借助丰富的民族饮食文化而开发的旅游产品可以是有形的食物等，也可以是无形的产品，包括美食体验、服务、饮食习俗等。
3、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内容不断丰富。传统的民族饮食文化是以少数民族成员生活客观存在为基础，以传统的饮食构成、方式及习俗等文化形式展现，它与民族地区传统生活方式息息相关。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现代文明和大众文化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民族文化变迁的加剧是必然的，原生性的民族饮食文化正在社会进程中不断调整适应，并形成“新的原生性民族饮食文化”。例如，通过民族旅游美食节、民族节庆等形式将饮食文化传统与旅游产品结合，形成新的旅游产品类型。
三、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思路
“食”是旅游六要素之一，饮食文化是民族饮食文化旅游开发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从产品开发来看，民族饮食可以通过对饮食文化的有效利用和整合，开发旅游产品，使旅游者产生极大吸引力。从旅游者角度来看，品尝民族美食、体验民族饮食文化氛围，才能更加了解和感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并且留下深刻印象。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有助于民族饮食塑造和提升饮食形象、旅游形象，甚至成为民族饮食名片。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关键在于饮食文化本身，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饮食制作工艺、理念是开发旅游产品的必要条件。
（一）开发民族饮食文化体验旅游产品。饮食文化体现的是民族饮食居民的生活经历及生活方式，它是民族饮食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只有让旅游者感受和体验到这种文化的存在，旅游者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才更加深刻，甚至于更加真实。如果说民族歌舞、表演及工艺品等会有迎合旅游者的“嫌疑”，那么民族饮食文化一定是一种实际存在、活态的文化内容。让游客在旅行中品尝民族美食，使民族饮食文化与民族饮食文化旅游完美地结合，也将有助于民族饮食文化传统的保留和传承，而且为更好地开发民族饮食文化旅游提供可能。
（二）举办民族美食文化节事活动。通过整合饮食文化旅游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民族饮食文化节事活动。节事活动包括美食旅游节、民族饮食烹饪大赛、美食旅游专项产品、茶文化节、民族食品交易会等等。饮食文化节事活动必须注重凸显主题，更可以和农业、手工业等产业相关联，比如绿色有机农产品，采用工艺精美的传统餐具，展现制作工艺过程等。民族美食节事活动开发更强调游客参与性与体验性。尽管凝视和欣赏能带给游客一定程度的旅游体验，但是参与性旅游体验更能使游客对民族文化形成认同感，从而产生共鸣。像藏族的“雪顿节”等有较强的旅游参与性，也都是较为成功的民族节庆旅游产品。
（三）建设规模较小或私人专属的民族饮食文化博物馆、收藏馆。民族饮食文化博物馆可以开设在村民家中，也可以另外修建。主要用来展示和介绍民族饮食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化过程。展示的实物内容除了饮食文化的食物、酒、茶、原料等，还包括餐具、制作工具、炊具等辅助物品。饮食博物馆中通过解说呈现给旅游者全面的、丰富的、生动的民族饮食文化信息。当然，还可以设计体验场地，让游客实际体验美食制作的全过程，全方位认识民族传统饮食文化，产生美好的旅游体验。在民族饮食文化博物馆里，民族饮食文化不仅是静止橱窗展示艺术，更是立体全方位的艺术展示，从而促使旅游者形成对民族饮食更深更透彻的文化解读。
（四）开发民族美食旅游商品。对部分适宜的民族美食开发为小包装、易携带或者真空的旅游商品，便于旅游者购买携带。例如制作成糖果、糕点、果汁、干货、咸菜、瓶装酒、茶等旅游商品。重视保证适宜的口感，采用先进保鲜技术保鲜，并且重视民族化、特色化和精美化包装，制作成即能自用也能馈赠他人的精美礼品。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够提高民族旅游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开发民族美食旅游商品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一是做好前期市场调研。一方面摸清民族地区各种饮食文化的全部信息，建立资料信息库，再进行筛选，将完全不适合开发为旅游产品的饮食文化列出来。另一方面，对旅游者进行调研，研究旅游者需求，并结合经济、社会、政策环境进行分析，摸清和预测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的市场需求情况。
二是选择适合的民族饮食作为开发对象。将先前市场调研两方面结合考虑，选择恰当的民族饮食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对象，制定科学的、有层次的开发策略，最后进行市场推广。还可以对某些具有重量级且内容丰富的民族饮食文化所在的村落申报原生态民族村寨，建立部级、省级、县级等级层次。
三是民族饮食文化旅游商品精品化开发。所谓精品化开发就是要求提高产品附加值，体现在民族饮食文化商品的民族特性、审美、工艺、材质等方面都要提高，而且打造民族品牌，产生品牌效应。
四是重视推广。利用游客口碑效应、互联网、移动终端、传统媒体等进行综合宣传推广。通过多种渠道销售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另一个可以更好地宣传民族饮食文化，让购买体验不再只停留在经济层面，还能够享受美味的同时，加深其民族文化熏陶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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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犁.民族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探析[J].思想战线，2002，（4）.
[3]罗永常.基于体验的民族村寨旅游产品设计――以贵州黔东南少数民族村寨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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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谌世龙.关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产品化研究――以桂林饮食文化遗产项目为例[J].贺州学院学报，2011，（6）.
[9]林育彬，李慧新，马海云.基于体验视角的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探索[J].商业研究，2008，（1）.
[10]何琼.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4
[关键词]汉唐时期;饮食文化;西域
[中图分类号]K8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17-04
虽然西域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曾具有不同的空间、政治文化内涵,但新疆大地自公元前2世纪迄今,却总是中国西域大地上的核心处所。它居于亚欧内陆腹地,古代丝绸之路枢纽,向为(尤其是公元10世纪以前)我国与中亚西部、南亚、西亚交往、联络的孔道,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都汇流在一起的地方,只有新疆一处,此外没有任何地方。新疆是一个文化多元、民族多种的地区……丝绸之路横亘其间,东西文化不远千里来此交流,为东西各国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亚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亦认为:“新疆地区是全世界惟一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交相混融的所在。”
本文所指西域主要指古代新疆。古代新疆在公元前60年就统一于西汉政府的管辖之下,而早在先秦时代,中原与西域就已存在着经济、文化联系。在秦王朝以前,中原内地居民就已进入西域。《史记•大宛列传》载有:“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秦人”当指祖居中原、后来生活在新疆地区的居民。中原汉人与当地民族共同创造了西域文化。
饮食文化是认识、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重要环节。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形成互动,前者极大地影响了后者,后者又丰富和发展了前者。本文在此主要探讨汉唐时期祖国内地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饮食品种的西传
粟原产于中国内地,早在汉代之前就已西传西域。
桃和杏是我国内地最早培育成功的水果,这是西方学者普遍承认的事实。桃和杏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波斯、印度等地。而当它们西传的时候,首先在祖国西陲生根繁殖。如在尼雅遗址就发现当地居民在住宅附近不仅栽有成排的葡萄,还有桃树和杏树。
曾有学者认为:“古代吐鲁番地区可能种有核桃和棉桃,但未种桃。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吐鲁番地区葡萄的名称有写作蒲陶、蒲桃、浮桃、桃、陶、桃的,而桃则是这一地区葡萄的特称。”但是,除尼雅遗址之外,桃在汉晋时期的楼兰遗址内,吐鲁番晋、唐古墓中均能见到,出土物均是桃核。可见,桃应是吐鲁番人们的口中美味之一。吐鲁番古墓地内也曾见到杏核。吐鲁番阿斯塔那随葬品中发现有属于唐西州时期杏干,出土文书《古写本医方一》中也有“杏人”(应是杏仁)入药的记载。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了唐代饺子和馄饨实物,形状与现代同类食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1959年发掘的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墓葬中发现了食物,如“301墓发现面制饺子三个,分盛于三个陶碗内。饺子长约5、中宽1.5厘米。301和302墓都出有面制龙形残段,是用面皮捏合成的,外面压划文饰。另有面条、面饼之类,并有面制插座。至于粮食,除上述粟、黑豆之外,还发现有紫穗麦”。在对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第十次发掘时发现“饺子5件。72tam151:88。薄皮、内有馅。长4.5、宽2.2、厚1.1厘米。另还发现面俑2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画册中也有“饺子”的图文介绍:“饺子唐(618～907),长6厘米、宽2.3厘米,1960年自吐鲁番阿斯塔那339号墓出土。为小麦面质,形如月牙,皮薄,内有馅,与现在水饺无异。饺子在当时称‘水角’、‘角子’或‘牢丸’等。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之一,早在唐代就已成为了吐鲁番地区居民普遍食用的一种面食。”
二、生产技术、日常饮食用具等的西传
汉晋时期,内地一些饮食用具已传至西域,如俎、匕、木箸等。“从出土文物来看,汉晋西域一些饮食用具又和内地属于同一系统。罗布泊、尼雅两地发现了一种下有四足的木器,同类之物在信阳、长沙等地亦有发现。此物即是古代切割和陈放肉食的木俎。新疆出土的木俎上有刀痕,正是在上面切割肉食之证。古代俎匕连用,俎是‘载牲体之器’,匕是‘取牲体之器’。木匕在罗布泊、尼雅也屡有发现,形制简朴,而和湖南长沙、湖北云梦、江陵等地出土的木匕或漆匕仍属同类工具。尼雅出土一件木匕上写卢文,证明匕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使用之物。特别重要的是尼雅遗址还发现了木箸,说明这种我国特有的吃饭用具早在汉晋时期即已传入西域。”
出土的漆器与瓷器制品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饮食用具。“据考古资料可知,漆器是仅次于丝绸而最早传入西方各国的,而古代新疆各族人民不仅是漆器西传的传播者,也是精美漆器的享有者。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漆器就是中国漆器及漆器制造方法沿丝绸之路西传中留下的珍贵文物。”就新疆地区出土的瓷器来看,既没有发现瓷器窑址,也没有逐步制瓷业年代的发展史。从考古资料、实物和在新疆地区流散在民间的瓷器分布情况可知,新疆所发现的瓷器都源于内地。
内地饮食用具西传西域的具体例子还有釜和甑等,如吐鲁番晋墓中发现的陶制釜和甑就是内地常见的一套炊器。“在挖造阿斯塔那墓葬的时代,人们似乎使用过漆成黑色的木盘。木盘呈四边形,边角都做成了圆形,备有两个鱼尾形的把柄。在已被断代为541年的一座墓葬中也曾发现过一件这样的器皿。在阿斯塔那古墓葬中发现的日用品形状的古老性使所有的考古学家们都感到震惊,因为这些物品与中国汉代所使用的器皿常常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在吐鲁番地区,经常使用的似乎就是汉地的器皿,至少在高昌城完全是这样的,人们曾经在那里发掘到了一些筷子。某些女供养人就餐时所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汉地碗和汤匙。”
早在西汉时期,祖国的文化就不仅遍及南、北两道,而且到达天山以北游牧民族地区。诸多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1961年,昭苏县西汉乌孙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圆唇小口,底小腹鼓,是汉代陶罐常见形式。
三、饮食礼仪、观念的西传
察吾呼沟三号墓地的资料明显反映出西域曾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察吾呼沟其他几处古墓地,墓主人的头均向西北,而三号墓主人则头向东方,与吐鲁番地区的魏晋墓葬情况相仿。m18出土的项珠中有两枚雕刻得非常精美的玳瑁龟,这是我国古代十分贵重的东西。相传龟有千年之寿,“知龟鹤之遐寿,故效其道引以增年”,墓主人项戴乌龟项链,以祈长命百岁。这表明由于汉朝统一新疆,经济文化交往频繁,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流逐渐深入,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魏晋南北朝时期,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区出土大批同时期的汉文文书、典籍抄本及艺术品。由于唐代文化空前繁荣,因此,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汉与西域的政治交涉从武帝时开始以来,有汉之军人和官吏驻屯于天山南路各地……汉文化不言而喻也随同他们进入这里。这从近来东西探险队所获许多属于汉文化的资料可以看出……谁也不能否认汉文化从古以来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实。”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乌孙、楼兰、鄯善、龟兹、高昌国的埋葬制度深受汉晋中原文化的影响,如覆面、握木、男女合葬等现象。变量衡制、中原铸币的形制等也都渗入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中。通过考察隋唐时期西域的多种文明交流情况可发现,这里受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同时又向中原输送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宗教、艺术和某些科学技艺。中原文明对西域的影响可以上溯到两汉、西晋、五凉。这些都决定了中原饮食文化、饮食礼仪对西域饮食文化浸染的必然性。
从以下具体实例不难看出中原饮食礼仪、观念对吐鲁番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阿斯塔那墓葬随葬器物普遍为灰陶,有灯、釜、甑、罐、壶、盆、瓮、盘、碗等,器型较大。瓮上有墨书“黄米一”、“白米一”,反映了汉魏中原地区风尚在这里的影响。
祖国内地饮食礼仪西传的另一具体体现为中原内地节日饮食礼俗在吐鲁番大地的再现。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最主要的节令食品是粽子。“在南北朝时,粽子的名称已逐渐代替了角黍,其制作原料也由黍米改为主要用大米了,而且粽子也成为夏至和端午两个节日的节令食品。”“汉代至魏晋是端午节初步形成的阶段,而南北朝至隋唐则是端午节定型化、成熟化的阶段。”几千年来,这一民间习俗广泛流传,每逢端午,凡炎黄子孙几乎都在沿袭用之。旅顺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整理拣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碎片时,曾发现了混于文书纸屑中的一件草编粽子。粽子采用草篾编制而成,共有五枚,均呈等腰三角形,与今日北方部分地区民间所食用的棕子的形状如出一辙。从这件草编粽子的形式看,应是悬挂于儿童身上的饰物。时至今日,在端午节这一天仍有很多人要用五彩线编成小粽子,挂在孩子们的胸前以讨个欢欣和吉利,而旅顺博物馆所收藏的吐鲁番出土的古尸中也恰恰有一具儿童干尸,这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印证。端午节吃棕子这一民俗事项何时传入新疆地区,已无据可查,但至迟在高昌时期就已经得以流传。
另如寒食节。寒食节的形成源于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及春秋时晋国故地山西一带祭奠介子推的习俗,在寒食节的形成及传承过程中,后一源头的影响越来越大。寒食节在清明之前一二日,从先秦以迄隋唐,寒食节均为一个大节日。隋唐五代时期,“无论贵贱贫富,对过寒食节都是非常重视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课钱帐历》共41件,其中第34件记有“张三便二百文,许过寒食五日内分付了”,说明唐代吐鲁番人也过寒食节。
冬至、腊日、三月三、七月七是内地传统节日,文书中也有高昌人民过这些节日的记载,就连寺院都不能免俗。如《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斛斗帐历》中记载:“9二斛五斗,尽,供冬至日用。”“17四斗,得钱一文,买麻子。五斗,用作羹。尽,供腊日用。”“麦二斛四斗七升半,用上19六升敛。粟四斛五斗,用买驮被毡一领。枣三斛,供腊日用。”“38斗,供三月三日食。”“58祀天。麦二斛七斗,得钱三文,麦一斛五斗,作面,麦斗买落。栗五斗,作饭,59三斗,作羹,尽,供七月七日食。”“由于唐朝政治大一统事业的实现,三州、四镇的汉人既有内地移民,又有高昌土著,而又总纳入大唐盛世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不少全国性的节日必定影响至此,例如年终腊祭、重九登高,八月十五仲秋夜阖家庆团圆,七月七日乞巧节等,此外,从高昌祀部文书中还可了解到六月十六日祭贰谷天大坞阿摩,献羊,三月二十四日为丁谷天树石,虽是纯地方性节日,亦必照旧承袭下来。”
中原饮食文化与西域饮食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也有大批内地移民在这里居住。他们和少数民族交错杂居,经济上互通有无,生产技术上互相学习,生活习俗方面互相摹仿。”
四、结语
自古以来西域既保存了其土著文化,又大量保存了中原文化及西来文明。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文化。饮食文化的交流促使西域饮食文化具有多元成分:土著饮食文化、汉饮食文化及西来之饮食文化。上述中原饮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和发展情况体现了西域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西域饮食文化是中华饮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统一的中华文化体系中的西域饮食文化既有中华饮食文化共同的性质,又有区域性饮食文化相对的差异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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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5
关键词：中西方饮食文化文化差异形式和礼仪观念结构
一、引言
饮食文化是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饮食与文化紧密相关，不同的民族因其生活地域、气候环境、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创造出不同的饮食文化。传统的西方文化是畜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中国是农耕文化和陆地文化，两种不同的文化反映出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而饮食的差异则深刻透露自身的文化背景。
二、中西用餐形式和礼仪的差异
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仪就有以和为贵的思想观念，以和为贵的思想体现在从古至今中国人在开席时都有一家人在一起就餐的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饮食礼仪。中国人的聚食制延续千年。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都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圆桌，从形式上营造团结、礼貌、共趣的气氛。这就是聚食制，聚食制的起源很早，从许多地下文化遗存的发掘可见，古代炊间和聚食的地方是统一的，炊间在住宅的中央，上有天窗出烟，下有篝火，火上安放陶釜、陶鼎，在火上做炊，就食者围火聚食。这种聚食古俗一直延续至后世。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赏、品尝的对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这符合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普遍心态，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的思想。此外，聚食制的长期流传，也是中国重视血缘亲属关系和家族家庭观念在饮食方式上的反映。在西方，由于基督教影响深远，人们将基督教文化中对圣母的虔诚和尊敬延伸至社会生活中，因而形成了尊重女性的社会风尚。法国人赛尔在《西方礼节与习俗》一书中提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连续影响把妇女置于社交生活的中心地位，使妇女成为受尊重的对象，这是其他文明所没有的”。故而，在西方宴会中，人们将女士优先、尊重妇女作为宴会安排的标准，在安排座位时，先将宾客的性别列出名单，再以此安排具体座位。男女同时赴宴，男士需为女士开门，让女士先行，当主人把女宾客领进大厅时，首先由男主人邀请第一女主宾入席，由男主人为她拉椅子、入座，女主人则同男贵宾最后进入。
三、中西饮食观念的差异
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对味的追求往往大于对营养的追求，人们在品尝菜肴时，往往会说这盘菜好吃，那道菜不好吃。然而若要进一步问什么叫好吃，为什么好吃，好吃在哪里，恐怕就不容易说清楚了。这说明中国人对饮食追求的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意境，即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色、香、味、形、器把这种境界具体化，恐怕仍很难涵盖其所有意味。在中国，饮食的美性追求显然压倒了理性。这种价值理念的差别构成了中餐过于注重饭菜色、香、味的特点。这种饮食观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吻合的。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著特点是宏观、直观、模糊及不可捉摸。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是调和，最终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切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西方人对待饮食的态度主要坚持其实用性特征，从营养角度出发，重视食物对人体的健康，不追求花样和饭菜的其他功能。他们认为“吃”只是为一个生物的机器加入燃料，保证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的运行，只要吃了以后能保持身体健康，抵御病菌的攻击，则其他方面并不讲究。由此可见，饮食在他们心中只是一种维持生命的活动。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享有美食之称誉的大国法国，更是追求高质量的营养。法国烹调虽追求美味，但总不忘“营养”这一大前提。在现代西方社会，除了营养的需求外，还十分重视养生，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
四、饮食结构的差异
据西方统计，中国人吃的蔬菜有600多种，是西方的六倍还多。在中国的日常饮食结构中，素菜占据主导位置，而荤菜只有在节假日或者生活水平较高时才进入平常饮食结构中，所以在中国自古就有“菜食”的说法。这种饮食传统，主要与佛教徒的鼓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视动物为“生灵”，而认为植物为“无灵”，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素食主义。西方国家秉承游牧民族、航海民族的文化血统，以渔猎、养殖为生，传统饮食习俗以动物性食料为主，由于西方大多数国家地理位置处于高纬度，有些国家甚至终年积雪，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大多数人喜食肉类食物，而且西方人注重营养采取了生熟结合的方式，蔬菜很多时候以前菜沙拉方式出现，饮食结构的不同有时也反映出了各个民族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方面的不同态度。
五、中西方饮食文化中烹饪的差异
西方烹调遵循的是规范与科学，西方人强调科学与营养，烹饪中处处显示规范与科学。在西方菜谱中，计量都以克计算。这种菜谱似乎是科学的，实际上，这种科学性，也有其弊端，缺乏特色。另外，规范化的烹调甚至要求配料的准备都精确到秒。此外，在西方，一道菜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面对不同的食者，皆为同一味道，毫无变化。中国烹调推崇的是随意与特色，西方人不能理解中国烹调不追求精确的规范化，反而推崇随意性。翻开中国菜谱，常常发现原料的准备量、调料的添加量都是模糊概念。一汤匙、半碗、少许比比皆是，可究竟汤匙、碗有多大，少许是多少，没有具体标准。中国饮食倾向于艺术性。它的特点就是随意性。比如同样一道菜肴，由于地区、作用、等级等不同，可以在操作上做不同的处理。以红烧鱼为例，冬天的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清淡些。对于江浙一带的人来说，红烧鱼的调味中可加糖，如面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
六、结语
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饮食文化差异将使人们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享受不同饮食带来的不同感受，增进文化间的交流、互补与融合，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欣赏。笔者相信对中西方国家饮食文化礼仪进行比较，可以增强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从而认识到宽容、理解及尊重文化差异对提高文化交际能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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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6
[摘要]基于学界饮食文化意义本身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对物质文化进程中的食物信仰性进行探究。专就族群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的文化属性详加分析，窥探其在体制性与民族民间文化观念的建构过程中，表现路径之不同和所承载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体制性宗教的特殊标志，还是民族民间中以祭品加以改造的方式，都相当程度阐释出信仰食物在与神灵互通实践中的精神营养内涵，以及于此两种文化信仰氛围之下的饮食男女的意义关系。
[关键词]信仰食物；祭品；神性；饮食文化；饮食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37-08
作者简介：吴秋林（1955-），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宗教人类学。湖南吉首416000
信仰食物是祭品，以及包含了信仰精神和观念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在日常状态下就是食物，但在经历了某些仪式过程之后，就可以成为信仰食物，并且反过来表达信仰的精神和观念，此时，它们与日常食物有着明显的界线。在体制性宗教中，这样的食物已经被深刻地表现在经典的教义中，对于这些食物的宗教定义非常明确而直接，它们直接参与了宗教精神和观念呈现的意义过程。在某种食物被选中作为祭品，以及以神灵的名义给予食品的时候，这种选择就一定包含了生存者的地域情景和文化情景，食物在经过祭祀，以及上帝之名给予之后，就会包含某种神性“营养”，赐福于人；或者说祭品已经作为一种礼物献给了神灵，在神灵“享受”了这些事物之后，又会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食品。这种通过仪式的转换，以及以上帝之名给予的食品，我们称其为“信仰食物”。这是一个人类饮食文化比较有意思的角度，它会给予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启示，比如信仰食物对于人的食物欲望的控制，以及信仰食物中“双重营养”意义。
一、饮食文化研究回顾
食物就是人们的一种赖以生存的物品，但人们从来都没有像动物一样把食物仅仅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获取能量的食物，而是把食物与自己的文化存在Y合起来，形成自己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食物就参与了文化的构建，并且成为饮食文化。食物与信仰文化关联也是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故我们理解信仰食物的文化意义还应该从饮食文化的一般研究中开始。
对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谭志国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一文中说：“与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相比，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明显落后。有着各种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饮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还远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1]这意思很明显，我有极为丰富的“吃”，但很少“研究”为什么。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还是开展了起来。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二是对于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三是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特色的研究；四是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一）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
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在《中华膳海》[2]中表述为：饮食文化指饮食、烹饪及食品加工技艺、饮食营养保健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与哲学体系之总和。并且根据历史地理、经济结构、食物资源、宗教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将世界饮食文化主要分成三个自成体系的风味类群，即东方饮食文化、西方饮食文化和清真饮食文化。在《饮食文化概论》[3]中，其概念表述为：饮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的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科技、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
在这些认知中，饮食文化中有艺术、科技、习俗、思想、哲学、传统、营养等一系列的要素，以及在这一系列要素之下的饮食文化分类。从中不难看出，饮食不仅仅是“果腹”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人类文化中关联性极强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在物质生存上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类食物的文化也有“割不正不食”的问题。
对于饮食文化的概念性质，国内知名学者的见解多方：比如季鸿昆认为，饮食文化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4]。金炳镐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在于：继承性和发展性、层次性、地域性、民族宗教性[5]等等。涉及概念和其他，还有徐新建、王铭珂的《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6]等。
（二）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在近现代最早始于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7]，该书以风俗表述为主，但每章都有一节来“说”饮食，时间从远古至于明代。之后其他的零星研究有董文田的《中国食物进化史》[8]、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9]等数种。真正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后，赵荣光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概论》等5篇论文陆续发表，1994年他的《中国食文化研究述析》[10]最有影响力。金涛声的《华夏饮食心态与饮食文化》认为：“华夏人具有求美品味、重养尚补、助兴寄情等饮食心态，构成了独具一格的饮食观，它对华夏饮食文化的发达及其特色的形成，都起着重要作用。”[11]这样的研究还有姚伟钧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史研究》[12]、季鸿的《中国烹饪文化研究工作中的十大关系》[13]《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上）》[14]《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下）》[15]等亦很重要。
（三）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
蔡晓梅、刘晨的《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饮食文化研究进展》认为：“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国外饮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饮食的象征意义、饮食的文化经济、饮食的文化政治以及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四个方面。”[16]陈光新的《世界饮食文化评述》[17]对3大鲜明地域、8个独特国家、5个古朴民族和5种奇异宗教的饮食文化进行一些概略的评述。这样的研究还有孙太群的《中美饮食文化的对比研究》[18]、姜毓锋的《美国饮食文化综述》[19]等。
（四）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关于地方性的饮食文化研究有方铁的《论云南饮食文化》[20]、谢菊莲的《西域饮食文化初探》[21]、曾国军、刘梅、刘博、蔡晓梅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22]、刘慧的《黎平县肇兴侗族饮食文化述论》[23]、胡亚丽的《贵州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24]等。
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有刘亚朝的《德宏傣族民间的饮食文化》，他认为：“傣族的饮食文化是傣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傣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对傣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综合而言，傣族以稻米为主食，菜肴则喜好酸味，喜好凉食，少食肉类。其传统的饮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养生之道有许多相合之处。”[25]王希辉的《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认为：“饮食文化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史是土家族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内容。”[26]
在以上的这些研究中，就饮食文化本身意义的研究比较多，涉及食物与信仰的极少，如果宽泛而言，在饮食文化中论述认同和族群边界的可以认为涉及食物与信仰文化，但这与食物与信仰文化的之间的极为广泛的存在和联系是不相符的。
二、观念和精神：体制性宗教的信仰食物
体制性宗教主要指在世界上扩张和不断传播，有着“三宝”（信仰主神、法度、传教组织）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佛教等。在这些宗教中，食物也是它们信仰观念和精神表达的一种载体。
基督教的《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中：“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因为没有吃的，向上帝发怨言。于是“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之后，在此地“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吗哪、样子像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①这样的食物就是典型的信仰食物。“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这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的肉，吗哪是耶和华所说的吃的，而且一吃就是四十年。在沙漠里这样的食物非常神奇，不说是神赐予的食物都很难。我在一次人类学田野中吃过沙漠中的一种蘑菇，就非常类似于以色列人的吗哪。以色列人吃了这样的食物，在基督教的信众的食物中，神赐就是既定的观念，以后的日常的进食行为、祷告和感激等的仪式行为就是其信仰观念的“基本设计”了。在《圣经・创世纪》的基督教始祖吃果子（智慧果）的经典中，这果子也是典型的信仰食物。在基督耶稣死后，基督教出现了圣餐[eucharistHolyCommunion]，信众去领圣餐是一种接受基督耶稣献身为圣之后的身体和血的仪式。圣餐中的面饼和红色的葡萄汁（酒）就是信仰食物，它代表着基督的圣体和血液。这是基督教各主要派别共有的重要圣事。圣餐的设立源于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掰饼分酒给门徒时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基督教认为饼和酒是耶稣为救赎人类被钉于十字架的象征，基督教的一些派别认为耶稣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圣餐中，但对于这种存在的方式各派说法不一。一种食物就这样进入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和观念中。
在伊斯兰教中，关于食物进入信仰精神和观念的结构中，成为一种信仰食物的主要有牛肉，以及作为禁忌的猪肉。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在信仰食物上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回族人的牛肉。在回族信仰中，取得牛肉@种食物是要举行仪式的，即在杀牛时会有仪式，而只有经过仪式之后被杀的牛的肉，才是回族人可以食用的洁净食物。回族人，以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吃猪肉的禁令来自于《古兰经》：“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但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者，那末，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②这里的“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规定了伊斯兰人要使用自己的神职人员来为被杀的牲口举行仪式，而不能食用别人所杀的牲口肉食。而“死物、血液、猪肉”这三样东西是被禁止食用的，不食用死物和血液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不食用猪肉则与以农耕生计方式中多个族群文化相冲突，因为汉语的“家”字的基本意义就是屋子里有猪，所以这样的信仰食物禁忌，中国人非常关注。可见，伊斯兰教也把信仰食物应用到了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的本体建构中。
佛教的信仰食物可能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吃素”，即佛教规定不要吃“荤腥”，这个“荤”指的是葱、蒜、韭菜、洋葱、蒜苔等气味浓烈、刺激性强的植物；“腥”指的是鱼、肉类食品。认为“荤”不利于修行，“腥”多为生命，食之有违“众生平等”的教义。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佛教信仰实践中，这只是信仰食物的要求，实践中多有差异。不过，它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也在信仰食物中来象征和表达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
三、祭品：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
在宗教学上，民族民间的宗教有多种概念，一是少数民族宗教；二是民族民间宗教。前者主要说属于民族族群中的，后者主要说的是民族民间中的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有纯粹宗教的范畴，也有宗教人类学中信仰文化的范畴。在这些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中，信仰食物也是林林总总。我们不一定要从一系列关于宗教人类学著作中去寻找信仰食物的踪迹，仅仅在笔者对于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的田野调查中看到的信仰食物就不胜枚举。但是，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表现的路径与体制性宗教不同，它没有在自己的信仰中直接标定某一种食物为信仰食物，而是通过祭品的形式把这些食物改造为信仰食物。所以，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往往以某些动物和禽类的宰杀和仪式为中心来实现。
羊、牛、猪、鸡、鸭是中国东亚文明中最经常使用的民族民间中的祭品。把羊作为祭品似乎与中国的游牧民族有关。在游牧民族中，有马、牛、羊等牲畜，但主要选择了羊作为祭品，而选用牛和马的很少。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的祭祀（祭天）中，牧民杀羊作为祭品，因为这是牧民的主要食物，他们想象中的天神和祖先享用的也只能是羊。这样的选择在草原牧民中是一种信仰文化不言自明，而且是东亚所有游牧人的选择。彝族是一个原来具有游牧文化“底色”的民族，它在千余年发展中已经完全进入农耕社会了，但是，它的祭品选择仍然是羊。羊作为祭品被杀死，贡献于神灵之后，其羊肉自然会被作为食物，但这样的羊肉就具有了如回族人通过仪式宰杀牛之后的牛肉，是信仰食物。但区别在于，伊斯兰人的牛肉一定是经过神职人员举行仪式后宰杀的牛而得到的牛肉，意义主要是“洁净”的食物，而羊肉是经过一定的神性仪式作为神性食物之后才会成为一般意义上肉食的，不会具有洁净与否的观念，只是一种转换关系的表达。
牛在游牧人那里主要是奶牛，是供应游牧人牛奶的牲口，比如现今的新疆喀纳斯的图瓦人养的牛就是如此，这样的牛是不会进入游牧人的祭祀仪式，成为祭品，也不会成为信仰食物的。但是牛在其他地区作为祭品表现却丰富多样。首先牛在广大的农耕区域主要是畜力，是用于耕地的，北方旱地耕作主要是黄牛，南方水稻耕作主要是水牛，这两种牛都会被使用为祭品，主要为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中国的苗族是最为注重宰杀水牛祭祀祖先的群体，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地区，苗族十三年一次的“吃咕脏”仪式中，就要宰杀大量的水牛。我在雷公山山区和月亮山山区见到的两次苗族“吃咕脏”仪式，都是宰杀了50头左右的巨大青色水牛，但据说，有一次月亮山某个区域的“吃咕脏”的宰杀记录是130多头。苗族人使用黑色（青）的水牛祭祀祖先，这在所有的支系中都是如此，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人是群体性的祭祀和宰杀，而其他地区则为分散的宰杀和祭祀。比如贵阳市花溪高坡的苗族使用水牛祭祖，称为“敲巴郎”，他们是一家一户举行的。
仡佬族祭祀山川神灵宰杀的主要是黄牛，并且是一n村落的群体行为，购买祭祀黄牛的钱是大家出资，最后的牛肉也是全村人分而食之。
马在游牧人的文化中很少被作为祭祀使用，也很少成为食品，但在一些族群中却一样会成为祭祀神灵的祭品被宰杀。中国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人就有一个特定的砍马仪式，使用的祭祀品就是马。在中国贵州仡佬族中也有一个祭祀仪式是杀马的，而且一定要是白马。这些被宰杀的马肉最后也会成为食物被人们食用。
猪是农耕生计方式中最为常见的肉食来源。一般在农耕区域里，有野猪，但人们看重的往往是家养的猪，在汉字的家字“会意”中，养了猪的家才是一个家的基本表现。这样的家养的猪除了作为一个家庭基本的肉食来源，自然也会成为以祭祀祖先为主的信仰食品。猪作为农耕社会中主要的肉食来源，为了获得肉食的宰杀行为就是为了获得猪肉食品，与信仰食品无关。但是，如果这个宰杀猪的行为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进入，那这个猪的肉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仰食品。杀猪祭祀在农耕社会中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祭祀祖先的时候必然要杀猪，而且伴随的是民族民间先生主持的仪式过程。在汉族的葬礼仪式中，杀猪祭祀祖先是必须的，一般会使用纸钱蘸上猪血烧祭给某人，表明此宰杀是作为献牲给予某人的，并且在此后还要把宰杀的猪清洗干净，整猪献祭于祖先灵位前，叫“回熟”。有时候，这样的献祭会用一个猪头作为代表，表明有了猪头和一只猪尾巴就是一只整猪了。在祖先祭祀的仪式中也会使用猪这样的祭品，每年的年三十晚上献祭给祖先的祭品中，猪肉是必须的祭品。苗族人主要使用牛来作为祭品，但是一些苗族地区，比如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雷山县就使用猪作为祭品，来过他们的“鼓脏节”，称为“白鼓脏”。在贵州省汉族的屯堡人中，每年的年三十，村落中的所有人户都会在下午的时候把一个猪头或者说一块猪肉（叫“刀头”）的祭品献祭给村中土地庙里的神灵。
在一般村落社会的集体祭祀中，也多会使用猪来作为祭品，祭祀山神，祭祀土地，抬猪祭祀被视为农耕社会重要的祭祀用牲。
鸡是农耕社会的另外一种肉食来源。鸡就是一种被人类作为食物利用得最多的家禽，但鸡在作为祭祀用品时，却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在内蒙古草原，蒙古人一般认为比羊小的东西不能够吃，所以他们很少食用鸡肉，或者说不习惯吃鸡肉。但在农耕社会中，鸡的饲养和食用没有任何家禽能超过它。看看现代有多少养鸡场，以及每年鸡肉的食用量，就可见鸡肉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了。但鸡作为祭品，是在特定观念中所确立的，“此鸡不是非凡鸡……”这是几乎所有做仪式的先生都会念诵的一句关于神性鸡的巫祝之词，它说明用于祭祀的鸡区别于一般食用鸡，是具有神性来源的鸡。在把鸡作为祭品时，主要是公鸡，使用母鸡的有，但很少。一般认为鸡（主要是公鸡）是一种通灵的家禽，它作为祭品可以与被祭祀的灵者发生直接的关联，从而沟通人与灵魂的联系。使用鸡来作为祭品的时候，也是有使用纸钱蘸血的仪式过程，以此表明牺牲家禽献祭意义，也有“回熟”的过程。
猪和鸡都是农耕社会的主要肉食来源，所以，在许多时候，作为祭品它们常常是一起作为祭品被宰杀和使用的，但猪作为祭品往往比鸡作为祭品更为重视，即一般的“小事”可以使用鸡来作为祭品，但“大事”，尤其是乡村群体性祭祀中，猪作为祭品就是必然。
以上的这些作为祭品的食物，基本上都是肉食，但在农耕社会中，其他植物类的食物中，也有作为祭品的，比如各种粮食。在的农区，五谷神灵的信仰仪式中，各种谷物被放置在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里作为献给神灵的祭祀品。在其他各族各地的节日神性表达中，植物类别的食品都会赋予特别的意义。仡佬族祭祀仪式中的九个米饭团，苗族、侗族节日神性表达中的五色糯米饭，在汉族祭祀祖先的时候，装有米饭的碗是放置在神龛的中心位置的，一般民间傩坛、道坛都会有米升、米斗出现，里面就是粮食。在彝族中，祖灵信仰是其信仰文化的核心。在祖灵筒的制作中，会在其中放进羊毛、草节、米、盐、茶等等。这米、盐、茶是彝族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但在这里就成为了彝族的信仰食物。他们认为祖先神灵在神灵之地也是需要这样的食物的。
四、神性“营养”与“饮食男女”
以上的这些与信仰关联的食物都是人类在物质文化的创造中出现的，并且在其文化的建构中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中，一些食物在信仰基本构建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这一的基本观念和精神之一。人在伊甸园中的命运改变，来源于偷食了所谓的禁果，其实这样的禁果也是一种食物，它为什么被基督教称为禁果是因为吃了它会具有智慧和知道羞耻，但知道羞耻和具有智慧这正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基督教的上帝却不喜欢……这与后来基督教追求的人类文明从文化原点上是背离的。这可能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笔者关注的是人类第一次以不吃什么食物来参与了的观念构建。后来的鹧鸪和吗哪也是这样的信仰食物，是上帝给予的食物。以后基督教圣餐中的饼和红色的葡萄汁也是作为基督圣体的象征，是类似于鹧鸪和吗哪的救赎性质的食物。通过食用上帝给予的食物完成了信仰观念和精神的实践，这是基督教信仰食物运行的基本方式，吃进了这些食物，所包含的信仰观念和精神就完全地进入了你的身体，这是最为彻底的通过信仰食物实践信仰观念和精神的食物行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做法无与伦比。
五、结语
以“信仰食物”为题来看待我们人类文化中的食俗时，主要有以下启示：
一是信仰文化中都有对于人的食物和餐饮的要求和控制，表明人类文明中“饮食男女”的“食欲”的根本性。从中不难看出，“食色”二字对于社会控制的负面力量，所以中都有对于“食欲”和“”的控制性要求，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食欲”的研究少，对于“”的研究多，实际上“食欲”的力量在人们的“饮食男女”过程中更强大。在这一方面，体制性宗教强调的是食物的选择和控制，而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信仰食物则主要强调共享和交流。
二是生活似乎需要这样的信仰食物的神性营养，这也是我们理解文化的一条路径。食物的世俗性和神圣性在这里发生关联，人实际上一直被某些食物中的神性所滋养，不是简单的物理和化学的实在营养所能完全包含的。
三是我们的生存在食物这个环节上与祖先和一系列的神灵有如此密切的往来，祭祀仪式中给予祖先和神灵一系列食物，并且在与之共享的过程中完成了彼此的交流。人们把得到的食物给予了神灵，神灵也会给予人们更多。
注释：
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上海：新旧约全书[m].1982：85-87.另外，其中的“、”号，而不是“，”号，为原文如此，是圣经的“习惯”。笔者特此说明。
②见《古兰经》第16章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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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7
脂肪分为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前者主要含于肉类中，后者主要含于鱼类和植物油里。不饱和脂肪中的必需脂肪酸(如赘－3脂肪酸)，可以降低血脂。而且，必需脂肪酸是构成生物膜和前列腺素的原料，对维护心血管和大脑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必需脂肪酸这类脂肪主要存在于深海鱼油和坚果种子中，生产和消费这些食物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显然比肉类低多了。因此，食用这些食物既有利于健康，也是一种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生活方式。
在烹调方式上，选择简单的，如凉拌、白灼、清蒸等，减少需长时间、高温的烹调方式，如油炸、油煎等，这也与健康饮食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时，选择节能的炉具、锅具亦有利于节能。
专家称低碳饮食有助减肥和降血
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不仅有助于减肥，还可能具有其它方面的健康益处。最新研究表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作用与减肥药奥利司他一样，可以帮助超重和肥胖人群减肥，不仅如此，坚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习惯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还会降至健康水平。
参与这项研究的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副教授威廉姆・扬西表示：“我原本就估计采用这两种疗法，体重会大幅降低，但我们吃惊地发现，通过低碳水化合物饮食改善血压的效果竟然超过使用减肥药奥利司他。如果人们有高血压和肥胖问题，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应该是一种比减肥药更好的选择。”扬西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而非药物达到相同的减肥效果，同时投入更低、副作用更少。”
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8
关键词：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0引言
饮食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甚至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根本内容。在我国夏商周时期以前，部落游牧时期原始部落居民的饮食文化充满着血腥与原始的气息，这种生产力发展十分低下的部落时代的饮食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饮食文化体系。随着夏商周时期封建时代的确立，生产力的发展让居民开始了定居生活。由此，吃穿住行各个生活的基本面才真正结合在了一起。饮食文化在封建社会随着朝代的发展演替，沾染上了不同朝代中制度层面与其他种族文化层面的新内容、新习惯。因此，饮食文化也在其内容上、习惯上以及自身的社会意义上一步步地走向多元化，并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了地域性特征。本文在饮食文化的研究上，重点选取了几个历史时期作为研究参照，分析了古代饮食文化中存在的精华与糟粕，并对饮食文化与古代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相应探究。
1饮食文化的内涵
饮食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形式，是一种集合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的人类财富。动物饮食称之为捕猎，人类饮食才能称之为文化。以北京元谋人为例，他们可能已经懂得用火，并知道熟食与生吃的区别。这表明，他们在吃的问题上出现了与动物不同的方式。因此，元谋人的饮食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饮食文化并不只是吃那么简单。饮食文化是一个由多方面习惯与创造融合的文化体系。在饮食中，饮食使用的炊具，诸如明火橱灶；饮食使用的餐具，诸如锅碗瓢盆；还有饮食中食物的制作过程、烹饪技巧，人们的饮食行为习惯、禁忌讲究。另外，饮食中的食物、菜品等更是饮食文化中的重点内容。除了吃的以外，喝的也是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古人饮酒谓之吃酒，只是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吃酒的叫法改为了喝酒。饮酒饮茶或吃饭吃菜，其自身包含着的行为习惯也是饮食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饮食文化不仅包括吃喝，在日常生活中，饮食活动、饮食节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总之，任何地方、任何国家的饮食文化都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体系。精神产品与物质资料共同支撑起了饮食文化自身的整体架构。饮食文化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因为饮食本身是与人类共存亡的。
2汉唐时期，古代饮食文化的重大转折时期
经过了秦朝统一六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化的历史阶段，饮食文化在此时期已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日常烹饪食物、烹饪方法上有了显著的变化与提升。汉唐时期是一个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繁荣，国家战乱相对较少。同时又开展了与外域的商贸活动往来，中外文化在此阶段相互融合、相互学习。在如此安定且繁荣的封建社会王朝环境下，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饮食方面发生的转折尤为明显。
在此时期，中国古代饮食生活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饮食制度上，汉代之后开始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在此之前，饮食生活在先秦时期主要是一日两餐制。从汉代开始，一日三餐制逐步确立，经过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演替直到今天依然是居民饮食的标准餐制。
与此同时，汉唐时期的饮食文化还在烹饪调料上出现了创新。在东汉时期，我们日常烹饪中不可或缺的必加调味料酱油已经开始使用到饮食制作中了。醋的产生与老抽的生产虽然没有直接的历史证据证明，但从文献记载上，确实出现了关于西汉时期商贾经营贩卖醋与老抽的记载。而当时对这种调味料的称呼并不是今天的醋，而是酢。
汉唐时期起，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出现了一大领域上的创新与变革，那就是茶文化的兴起。关于的茶的生产与饮用习惯，汉唐时期出现了很多流传于今世的发明和创造。据文献记载，茶起源于周代封地，巴。其地特殊产物“香茗”可能是茶的早期描述。在茶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茶从最初的药用发展为饮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于原产地西南，缓慢地向东南方向传播。直到汉代三国时期，茶已经出现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日常饮用之中，以茶代酒的说法也由此产生。汉唐时期茶文化的兴起为古代饮食文化的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外，汉唐时期饮食食物上，粟、稻米、小麦等粮食产物作为日常烹食的主食地位开始形成。肉制食品在日常饮食生活中所占比例较多并演化出屠户这一职业。蔬菜在汉代也出现了一些发展，如在温室培育韭菜。
3古代饮食文化的精华，地方菜系
说起古代饮食，最先想到的便是古代形成并一直沿袭至今的地方菜系。鲁菜、川菜、粤菜、淮扬菜、浙江菜、北京菜、闽菜、湘菜、安徽菜，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古代传承下来的菜系。在古代饮食文化中，由于地区饮食群体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特殊饮食需求。饮食文化的地域性，正是因为长时间的地域磨合与改造而形成的。中国古代不同地区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饮食背景，并由于自身的性格差异表现出不同的饮食喜好。具体分类来说，川菜主要就是四川、重庆的本土菜系，四川地区古代居民热情好客、性格火辣。因此自身菜系中也具有辣味十足的特点，颜色鲜艳、材料讲究，外来食客络绎不绝。鲁菜起源于山东，与京师相近。在长时期的封建王朝演进中，鲁菜常常被作为宫廷御膳。究其代表菜品来看，如糖醋鲤鱼、红烧大虾，表明鲁菜偏重于中和、清香的口味特点，在北方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说到菜系，就不能不提老北京菜系，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的中心在饮食上也处于全国的中心地位，汉族、满族、蒙古族的政治定都全部以北京为中心，因此北京菜在融汇贯通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精髓的同时，又与鲁菜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京菜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集多种烹饪方式为一体，菜品精致高端的特色。北京的主要代表菜品有：老北京烤鸭、涮羊肉、翡翠白玉羹等。
4结论
通过对古代饮食文化的研究，以汉唐时期为重点，表明古代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具有很大的关系，安定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饮食文化发展的黄金条件。通过对古代饮食文化发展过程的探究，我们可以知道，不仅是生产力条件决定了人们饮食水平的高低，基于民族与地域的内在要求也使得饮食文化内容得以向不同方向进行延伸。结合地域特色观察古代饮食文化，有利于了解古代不同地域中百姓阶层与帝王阶层的生活风气和社会面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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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9
[关键词]东乡手抓;民族餐饮;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52-03
“发展”一词在词典上的解释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都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扩大(组织、规模等)。前一种意思说的是一切有机现象都有生命或自然发展过程,有生长,有终结;后一种意思说明这种成长是线性的。发展所需的必须条件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文化是民族餐饮发展的灵魂,也是餐饮长久发展的精神实质,研究其民族文化相关性具有现实意义。为了确保项目的可行性,本文研究对象选取甘肃省兰州市忠华手抓大王有限责任公司,研究东乡餐饮业发展中的个性和共性,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此项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企业进行全面调研,清晰勾勒出东乡餐饮企业的发展状况;从企业意识、从业人员、菜品建设等微观层面出发,找出制约民族餐饮企业发展的微观因素;从企业文化层面出发,着力分析东乡手抓餐饮企业的文化定位,以其特殊性和普遍性提出未来企业的发展文化模式;将东乡手抓餐饮文化与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并找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为东乡手抓企业和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可行参考。
一、东乡手抓中体现的民族文化理念
东乡手抓这一传统的民族食品来自于东乡族饮食种类,经过发展而演化成今天餐饮中具有东乡族特色的清真食品。东乡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东乡手抓与伊斯兰文化紧密联系。东乡手抓作为一种代表性的东乡族特色清真食品系列,深受西北地区历史文化的熏陶。伊斯兰文化允许和鼓励穆斯林从事商业活动,同时告诫从商的穆斯林信徒:赚取财富不是惟一的目的,还要追求一种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通过商业为整个人类社会创造财富,贡献自己的力量,最终达到后世美好的人生境界。《古兰经》里有明确的表述:
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
今世的享受,是些微的;后世的报酬,对于敬畏者,是更好的。
以牛羊肉为主料的东乡手抓食品的开发,一方面适合于西北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穆斯林和牛羊肉食品的接触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如《古兰经》中记载:
创造了牧畜你们可以其它和皮御寒,
可以其肉和乳充饥,还有许多益处。
东乡手抓秉承了伊斯兰文化的理念,在菜品开发及相关服务上遵循伊斯兰文化的饮食理念。伊斯兰文化要求穆斯林对食物和饮料要优选,穆斯林饮食既是为了保健,也遵守对真主的服从。如《古兰经》所说:
众人啊!你们可食用大地上合法而佳美的食物。
诚信的人们啊!你们不要把恩赐的合法美味禁忌。
你们不要太过分,对过分的人确实不喜欢。
你们应当食用所赐的合法美味,对你们所奉的敬畏。
伊斯兰饮食理念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以伊斯兰经典《古兰经》为基础,倡导卫生健康的原则,让人们去享用世间丰富佳美的食物,其意义是“为保持一种心灵上的淳朴洁净,保持思想健康理智,为滋养一种热诚的精神。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防病措施”。
穆斯林不仅注重饮食的合法性、美味及健康作用,更注重食物性质对人性的影响。合法的食物必须符合《古兰经》、《圣训》的规定,而且必须是属于自己所有的,来路要正当,佳美的食物必须是有益于健康的、洁净的、习性善良的、无污秽毒害的。正如清代穆斯林学者刘智所说:“饮食,所以养性情也,以彼之性,益我之性;彼之性善,则益我之性善;彼之性恶,则滋我之性恶;彼之性污浊不洁,则滋我之污浊不洁。”伊斯兰民族之所以十分重视饮食佳美,主要是为了使人的性灵纯洁、身心健康,远离肮脏和污秽,以洁净的饮食养育清高的秉性。
在这种文化理念影响下,无论是从菜品特色还是深厚的伊斯兰文化内涵,东乡手抓同其他清真食品一样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并向全国各地传播、迅速崛起,成为西北招牌式的清真饮食之一。
二、东乡手抓餐饮发展现状
东乡手抓餐饮产业链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羊肉的选材,大部分东乡餐饮企业所用的羊肉来自于东乡县,从而保证了羊肉的质量和口感。东乡县特有的水土、气候等条件保证了羊的肉质。从肉质看,“东乡羊有色鲜、肉嫩,纤维脂肪含量适中,肉嫩而不膻,肥而不腻,味美可口等特点”。东乡手抓餐饮服务行业很快在兰州乃至西北的饮食行业中已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引领着民族风味饮食文化的潮流,反过来推动了东乡手抓餐饮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东乡手抓羊肉的注册商标中,可以看出伊斯兰文化的传承性。东乡手抓羊肉商标图案由星月、古“羊”字、山和标准字体为构成要素:绿色底子上洁白的星月突出了穆斯林的民族特色;黄褐色的山代表黄土高原,山型反衬出的三条白带,分别象征黄河、大夏河和洮河,形象地反映出了东乡的地域风貌;标准字及阿文风格的拼音字母,进一步强化了东乡手抓羊肉的品牌名称。目前,在兰州已涌现出忠华手抓大王、尕奴东乡手抓餐厅、天龙东乡手抓、大唐宫等一批以东乡手抓羊肉为特色产品的知名餐饮企业。据初步统计,甘肃省经营东乡手抓羊肉的民营企业达到350多家,就业人员近2万人,年产值超过3亿元,东乡手抓已成为继兰州牛肉面之后的又一甘肃省特色饮食。
忠华东乡手抓有限责任公司是兰州市最具典型性的一家东乡手抓餐饮企业,它创立时间较早,规模较大,具有代表性。作为东乡手抓的领军企业,马忠华创办的忠华手抓大王连锁店已在兰州、西宁等地拥有连锁店七家,拥有员工1000多人,其中东乡族员工有650多人,占员工总数的65%以上。
三、东乡手抓餐饮发展中的民族文化缺失
本文以忠华手抓大王企业为例,分析东乡手抓餐饮企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继承者的文化水平较低
忠华手抓大王从业人员多为东乡族青年,其中一部分尚未达到法定的工作年龄。这些员工流动性较大,不易控制。较集体经营企业而言,这一类的个体户、私营企业的人事管理较为松散,流动性大,员工的整体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据调查,总店120名员工中,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的有115人,仅有5人具有大专学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随意性较大,缺乏培养、配备东乡族基层管理和高水平穆斯林厨师的意识,致使东乡手抓餐饮企业的优势不能很好发挥,只有东乡手抓餐饮企业的壳,而无深厚的民族文化方面内容。
(二)民族文化在企业构建中不足
从目前情况看,东乡手抓餐饮企业相互间联系较少,没有形成规模化和产业链,无论是大企业生产还是小店经营,都是各自为阵,零散经营,在一定的区域内没有整合资源,形成拳头产业,未在市场上占据有利的竞争优势。这既不利于发展,也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甚至可能造成穆斯林企业自相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的局面。这其中企业的自身文化定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企业的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虽然东乡手抓具有显著的民族特色,但仅靠清真的标识和店内推出的菜品服务尚不足以构成企业内在构建,主要体现在:菜品研发力量不足,菜品较为单一;对外宣传上,思想较为保守,企业构建与民族文化结合紧密程度较低。
(三)民族文化单薄
由于东乡手抓品牌享誉全国,出现了部分仿冒的餐饮企业,这使得正规的东乡手抓餐饮企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对东乡手抓民族文化没有深度发掘,其他餐饮企业较容易仿冒,从而造成顾客流失。尽管在《古兰经》中提到的选择食物标准很简洁,还是要同东乡手抓的特点结合起来,企业仍需从宣传入手,将东乡手抓菜品特色和标志向公众展示,监管其他餐饮企业,使其不得擅自经营东乡手抓饮食。
四、对策及建议
(一)提高员工素质,创新企业文化
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支技术过硬和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这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东乡族员工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大部分东乡族青年主要从事简单的餐饮服务,很少有人深入厨艺的研究和开发,致使东乡手抓餐饮的拓展受到了限制。从东乡手抓餐饮企业看,经营者大多满足于现状,对企业文化创新不够,致使企业文化停滞不前。考虑到企业发展的民族文化相关性,东乡族文化孕育了东乡手抓这一特色食品,经营者在为目标顾客提供服务时,应充分利用东乡族特色、风俗,与企业文化、管理思想、经营理念结合在一起,形成特色饮食文化,使顾客在特色消费中得到生理和心理的充分满足。只有将民族餐饮特色真正转化为餐饮企业的经营特色,餐饮企业才会具有市场生命力,才能彰显东乡手抓餐饮特色的真正魅力。
(二)挖掘东乡手抓品牌文化的带动作用
东乡手抓是一种重要的清真饮食,应依托清真标识抓住东乡饮食特色,使得人们更加了解东乡手抓的文化特色。一个民族的文化渊源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原动力,特色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所以,发展体现东乡族文化特点的东乡手抓文化品牌餐饮是当务之急。选用的羊肉最能体现东乡族的自然地理特色;同时,东乡手抓的做法及菜品也富有东乡族的特点。在历史演变和菜品制作上保留着的许多民族文化,必须通过各种媒介对外进行宣传,扩大东乡手抓品牌的影响力和深层次挖掘民族文化的积淀。
(三)通过相应法规保障民族文化内涵
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法规是行业管理和发展的保障。当地政府要明确东乡手抓餐饮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执法主体、部门职责、生产经营者资格等,统一执法标准,以适应依法治国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妥善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考虑到伊斯兰餐饮行业的特殊性,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打造东乡手抓民族文化餐饮品牌,在程序上把握住东乡手抓行业的市场准入关,从源头上杜绝仿冒东乡手抓餐饮企业情况的发生;统一行业内的东乡手抓标识,使消费者较为直观地分辨出哪些是正宗的东乡手抓,有利于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文化深度,同时,又能将东乡手抓的文化内涵传播于整个社会。
在东乡手抓餐饮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文化实质是企业文化精神的核心。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共生下,如何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值得思考。总而言之,解决东乡手抓餐饮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是打造民族餐饮品牌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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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饮食文化研究篇10
关键词：饮食文化；跨文化交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3）27-007-01
一、中西饮食文化
文化是复杂的，它包括信仰、知识、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习得的任何习惯与才能，人类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但是随着人类群体的不同范围，文化的体现也出现了差异。每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文化都是各自文化的浓缩。中西国家文化底蕴的不同导致饮食风格也大不相同。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它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影响深远，占据了世界饮食文化的重要地位。西方国家因为曾经作为殖民地，拥有大量的移民，因此融合了其他国家的饮食文化形成了自己的饮食文明。
二、中西饮食文化差异原因分析
1、中西方饮食观念差异
因为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思想，西方人坚持科学理性的饮食观念，讲究科学营养，所以西方饮食注重食物的营养成分之间的搭配。食物搭配是否营养均衡、摄入的卡路里是否合适、营养成分能否被彻底吸收等这些问题在西方饮食文化中成为了一门烹饪学问。西方人要求保持食物的营养，对食物的色香味没有很大的要求，很少将饮食当做精神享受。在西方的宴席上，西方人讲究餐具和用料，讲究原料的搭配，在中国看来西方的饮食是很机械的。但是中国人较为注重饮食的艺术性，对饮食的口感要求较多，但对营养方面比较不注重。中国人觉得食物除了可以解决温饱，更是一种精神享受，在中国的饮食观念中，对食物味道的追求大于对营养的追求，这就导致中国的饮食过于注重食物的口感，具有片面性。
2、中西方饮食内容差异
西方人更为注重对动物蛋白质的摄取，在介绍饮食特点时，西方有发达的食品工业，例如快餐和罐头，味道虽然都差不多，但是却省时又营养，饮食的内容大部分以动物类为主，肉食占整个饮食的大部分。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的饮食以植物类为主，肉少粮多，在中国的北方，人们的主食是馒头和面条，南方主食是米饭，中国人的饮食是以素菜为主，荤菜为辅。中西方饮食观念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西方人偏好冷食，例如生菜和沙拉等。但是中国人偏好热食，中国人普遍认为菜要趁热吃才好吃。
3、中西方烹饪的差异
中国认为烹饪是一门艺术，中国有非常多的烹饪技术，例如煎、炒、蒸、炸、溜、焖、烧、炖、煲等，让人眼花缭乱。中国人的烹饪非常复杂，一道菜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准备，中国的厨师行业对厨师本人对原料的选择较为注重，所以原料的优劣和厨师的天赋都会直接对菜品造成影响。
西方则强调饮食的营养，制作饮食较为规范，没有乐趣可言。西方的烹饪手法不像中国一样复杂，西餐更为注重发挥食物本来的味道，只进行简单的加工，较为随意。
4、中西方饮食方式的差异
中国的宴席是大家共享一席，乐于呈现和谐的气氛，在餐桌上人们相互敬酒和劝菜，体现相互尊重礼让的美德。从卫生层面来看虽然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却很符合中国人对团结的心态。而西方的宴会更为注重交谊，西方流行自助餐，人们不用固定在位子上用餐，大家各取所需，走动自由，注重个人情感交流，体现西方人对自我和个性的尊重。
三、生产生活空间和方式的差异对饮食文化差异的影响
筷子与刀叉、圆桌与条桌等都各不相同，在菜式与道数上双方也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宴请礼仪、席间气氛和饮酒的方式也都不尽相同。
在中国，主要是群体文化主导价值观，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则是强调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强调个人主义，强调差异与特征，鼓励特立独行的风格，所以中西方的价值观截然不同，这在饮食上也有体现。
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反映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差异，饮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方面。在中国，饮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是超越一切物质和精神形态的东西，这也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
但是在西方国家，饮食只是一种生存手段与交际方式。美国的一位叫做马斯洛的心理学家，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最低的一层就是对饮食的需求，另外四种分别是对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西方人的饮食观念与中国人存在很大差异，西方人认为吃只是可以保证人身体健康和正常生存的方式，只起到维系生命的作用。而就交际手段来说，宴请的目的是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向提供帮助和服务的人表示感激之情。二是期望赢得客户的信任。三是对达成交易的庆祝。四是请人帮忙。五是引荐他人的时候。六是在建议和讨论某些想法的时候。从这里不难发现，吃虽然重要，但是西方国家仅仅将吃停留在简单的交际层面，并不像中国一样对吃极为注重。
通过本片论文的论述可以了解到，中西方的饮食文化各有各的长处，通过研究可以实现中西饮食文化的融合和互补。现如今，中餐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和科学性，而西餐也开始注重食物的色、香、味俱全。中西方饮食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将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