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环境政策；商业周期模型；环境质量；引致的技术变化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5-0051-05
有关环境政策的研究一般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分析通常被用来分析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政策对污染的影响，或是资源政策的最优化设置问题。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宏观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与环境经济学相关的环境政策问题，因为一些研究发现本国环境规则的成本是高昂的。Greenstoneet.al.（2012）发现美国的空气质量规制使得美国制造业每年支出210亿美元，大概占其利润的8%～9%。忽视环境政策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会导致经济中一些重要的反馈因素被忽视。本文对整合环境和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做了简单综述，目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分析真实商业循环理论和环境政策的关系，把污染变量融入一个标准的真实商业循环模型中，使模型能够解释环境政策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有关环境政策和引致技术进步问题。引致的技术进步理论强调了环境技术政策的路径依赖的重要性。
一、RBC模型的扩展：如何设计最优环境政策？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用标准宏观商业周期模型来解释环境政策的设计问题，展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分析视角并提供了未来研究方向。Fischer和Springborn（2011），Heutel（2012）和angelopouloset.al（2010）把污染变量加入到真实商业周期模型（RBC模型）中，并对其进行了扩展。RBC模型是一个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模型中，代表性消费者最优化其消费、闲暇和投资；代表性企业最优化其资本和劳动投入；外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变化会导致商业周期变化，影响投入的回报；一般均衡价格以及消费者和企业对周期变化会有理性反应。
Heutel（2012）和angelopouloset.al（2010）都把污染看作是一个存量。Heutel（2012）认为排污是生产的副产品，产出总量与排污总量直接相关。污染治理技术是给定的，治理技术方面的更多花费降低了排放/产出的比率。et=（1-ut）h（yt），其中u∈[0，1]，表示排放减少的程度，h表示控制治理约束后产出和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要取得一个给定的减排水平，需要在减排治理技术（z）上付出花费zt=g（ut）yt。
angelopouloset.al（2010）认为污染排放是生产的副产品，并且污染治理技术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排放与产出的比率并不是固定的，但是这种变化是随机的，并不是内生的。污染流pt=？渍tyt，？渍t是一个随机的外生变量，代表污染技术，污染流影响环境质量的存量Qt，有下式：
Qt+1=（1-？啄q）Q+？啄qQt-pt+vgt
该式表示，污染存量由上一期的存量、目前的排污流和政府在治理上的花费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其他一些文献用不同的方法将污染模型化，这些文献差异在于所解决的问题不同。比如Fischer和Springborn（2011）比较了存在全要素生产率（tFp）冲击的情形下，三种不同类型的排污政策绩效如何。这三种类型的政策分别是：排污税、排污限额和强度目标（对每单位产出的排污限制）。特别的，他们发现了不同政策的预期成本方面的差异和经济变量的易变性方面的差异。对于每类政策，他们分别解释了每一个静态政策（比如排污税，其税率不会随着商业循环而发生变化）应对tFp冲击的反应和表现。设定每类政策的预期排污水平是在相同的水平，那么可以对不同政策引起的经济变量变化做出直接比较。他们发现，强度目标政策能够以最低的预期成本取得排放目标。相对于其他两种政策，强度目标政策会导致劳动力、资本和产出更高的预期水平。另外，在限额和税收政策下，更低的现值成本（由于更高的消费），资本存量在向稳定状态趋近的过程中会向下调整。限额政策引起所有经济变量（除了污染的影子价格）的最弱易变性；税收政策下，污染的影子价格是连续的（因此污染税率是连续的），但是其他的经济变量表现出了更强的易变性。强度目标政策比其他政策带来了更高水平的资本存量。事实上，相对于没有政策的情形，它也导致了更高水平的资本。强度目标政策允许更多产出带来更多的排放。一旦出现正向的生产率冲击，该政策会刺激投资增加。相对于其他两种政策，强度目标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波动，这个结论被Suewinget.al.（2009）的研究所确认。
Heutel（2012）也分析了税收政策和限额政策，但没有这两种政策的绩效比较，而是提出政策变量应如何适应商业周期的变化，最大化社会福利？税率或是限额政策都不能对商业周期表现出连续变化性，但是如果最优税率对经济周期是可调整的，那么它是增强型（经济扩张期间税率提高）还是抑制型（经济扩张期间税率减少）的？他的研究发现，不可调整的政策（比如税率不会随着商业循环而变化）不可能是最优的，有可能导致重大的福利损失。例如由于限额政策无法对商业衰退导致减少的需求做出调整，所以区域性温室气体最初拍卖的排污许可证的出清价格比预期的更低。Heutel（2012）发现最优税率和最优限额都是增强型政策，排污税率和排污许可限额在商业扩张期间都会增加，而在衰退期间都会减少。这个结论看起来是内在冲突的：增加的税率是一个更加严格的政策，而增加的配额是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因为更多的污染排放）。但是，这两个政策其实是相互一致的。因为最优政策允许在经济扩张期排放增加，在衰退期排放减少，但是幅度不同。因此，限额政策允许在经济扩张期间排放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小于没有限额政策的情形下。同样的结论适用于排污税政策，在扩张期间排污税率提高，提高的幅度足够抑制排放的增加，但是不足够导致排放的减少。
FischerandSpringborn（2011），angelopouloset.al（2010）用加入污染变量的RBC模型来比较三种不同政策类型的绩效。他们比较了税收政策、排污许可证制度和Kyoto-likerules（该规则详细说明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排放水平应该以多快的速度锐减）。他们的模型和标准的RBC模型不同，并且和以前两份RBC-pollution文献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他们认为存在两个不同的外生性冲击，一是标准的RBCtFp冲击（经济不确定性），二是对排放/产出比率的冲击（环境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对政府规制的模型化。FischerandSpringborn（2011）认为减排来自于生产中能源使用的减少，而Heutel（2012）认为，企业选择减少污染排放的密集度有赖于环境政策。angelopouloset.al（2010）认为减排只是由政府推动的，政府减排并不影响排污流，而是影响污染存量。理性的消费者或企业都不会从事污染治理活动。因此，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和个体或企业行为的无能性，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环境政策获得收入来治理污染。这个收入可以通过税收或是通过许可证交易的方式取得。而Kyoto-likerules不会产生任何收入，因此相对于其他两种政策类型有一定劣势。angelopouloset.al（2010）发现配额政策总是最糟糕的。相对于其他两类政策，配额导致预期效用更低。这是因为配额政策把环境质量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使得其他的经济变量（例如消费、资本）暴露于更高的不稳定性中，减少了社会福利。另外，税收政策和规则政策的排名是不确定的，这有赖于不同类型冲击的相对重要性。也就是说，当经济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时，税收政策强于规则政策；反之，当环境不确定性是主要来源时，规则政策强于税收。因为在每个时期，规则将排放水平固定，同时允许不同时期排放水平变化，减少了环境不确定性，因此在环境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情形下，该政策有优势。
使用RBC模型来分析污染政策的还有Dissou和Karnizova（2012），他们分析了当出现持续的生产力冲击时，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优劣排名。Dissou和Karnizova（2012）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经济分解为不同的六个产业：前三个产业是能源产业，即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后三个产业是服务业、能源密集型产品和非能源密集型产品。每个产业都会经历其自相关的生产率冲击。他们发现，在不考虑经济冲击来源的情形下，相较于税收政策，份额导致经济变量的更弱易变性。然而，从福利的角度来考虑，税收和份额政策的孰优孰劣有赖于冲击的来源。比如说，来自于非能源产业的冲击，份额和税收政策没有差异。对于某一个能源产业的冲击，税收强于份额。这和之前的结论（份额政策相对于税收引起经济变量更弱的易变性）为什么相互矛盾？合理的解释是份额政策，不仅仅减弱经济变量的易变性，而且还有变化方式。份额政策比税收更多地限制了经济变量对能源部门生产率冲击的反应能力。
以上这些文献都是使用RBC模型框架来分析环境政策的，其中有三篇分析了不同政策之间的静态比较，而Heutel（2012）发现了最优动态政策。Fischer和Springborn（2011），Heutel（2012）只考虑了单一类型的tFp冲击，而angelopouloset.al（2010）考虑了两个类型的冲击：tFp冲击和排污比率冲击。DissouandKarnizova（2012）分别分析了不同产业的生产率冲击。所有这些模型都把污染看作是生产的副产品。并且只有Heutel（2012）考虑了来自于污染的损害对福利的影响。pizer（1999）使用了和RBC模型相似的工具，分析除了生产率冲击之外的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政策的最优设计。他建立了一个随机增长模型，使用monteCarlo模拟测度了不确定性对最优政策的影响，结论是不确定性提高了污染治理的最优水平，并且加强了税收政策强于其他政策的优势。
这些研究目前只是代表了使用宏观经济学工具的一个开始，特别是用DSGe模型来评估环境政策和商业循环之间的关系。最初，Hansen（1985）把劳动力作为不可分割的因素丰富了RBC模型，使得真实工资和小时数之间的预期联系更加匹配于数据发现的结论。事实上，环境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重要的，是否环境规制扼杀了劳动力？发生经济衰退之际，完全就业的假设是不对的，应考虑到非自愿性失业问题，尤其是需要模型分析。最后，在整合商业循环和增长模型的相关研究也不断增加，Caiet.al.（2013）在这个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他合并了iamDiCe和DSGe扩展模型。另一个对标准RBC模型的扩展，是考虑家庭生产或是偏好冲击。Chang和Kim（2007）将异质性商、不完全资本市场和不可分割的劳动力供应融入到RBC模型之中。
毫无疑问，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应该被修正。凯恩斯认为商业循环的驱动力是动态价格机制和货币政策，而不是真实的生产率冲击。事实上，Gali（1994，2004）提出，商业循环不能由生产率冲击来解释，Christianoet.al.（1993）却持相反态度。尽管在商业循环来源问题上的争论可能与环境政策无关，但在一些情形下，不同的冲击来源会产生不同的政策“处方”。例如，价格水平会影响到税收政策（相对于标准政策）的成功，如果税率设置是正常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形下，凯恩斯模型或是货币政策冲击的模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学者虽然没有在商业循环模型的框架内评估环境政策的绩效，但是也考虑了类似的问题。例如，Kim和Loungani（1992）在RBC模型中加入能源，把能源作为一个中间投入品，其价格是外生变量（如同生产率冲击一样）且自相关。虽然Kim和Loungani（1992）没有模型化排污或是环境政策，但是其研究结果和环境政策有关，考虑到能源使用会导致一些污染产生，能源价格变化同产出和污染是负向相关的。他们发现加入了石油价格变化或是tFp的分析后，RBC模型的可预测性明显提高，并且降低了标准模型中工资和工作小时数之间的预期联系（通常在标准RBC模型中是过高的）。例如，在考虑石油价格冲击之后，由RBC模型解释产出波动率，解释能力从80%提高到90%。
在Kim和Loungani（1992）之后一些研究中，RBC模型中都加入了石油价格冲击。比如，Davis和Haltiwanger（2001）解释了石油价格冲击如何影响制造业就业创造或减少。他们的模型并不是DSGe模型，但是他们用部门矢量自回归方法，结果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对就业变化的解释力是货币政策解释力的两倍。Dhawanet.al.认为，石油价格和tFp变化在1982年之前是负相关的，之后，相关关系消失。他们估计，在相关关系消失之前，tFp变化的51%是由于石油价格变化的外溢导致。然而，他们的数据只延伸到2005年，因此错过了最近发生的巨大的石油价格变化。narayanet.al.（2011）使用凯恩斯商业循环模型并且加入能源要素，探究了持续性或是暂时性tFp冲击是否能解释能源消费的变化。
二、环境质量如何随着商业周期而发生变化？
有关环境政策和商业循环之间关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环境质量如何随着商业周期而发生变化？以前的RBC研究解释了环境质量如何随着周期变化而变化，认为环境质量（由温室气体存量来测度还是由空气或水污染排放流来测度）可能随着周期而变化：产出增加时，污染增加了，产出减少时，污染也减少了，但是，这个幅度是多少？很少有人研究解释这个问题。Smith和wolloh（2012）发现美国清洁水法案实施后的40年中，美国水质量并没有太多改变，水质和40年前是一样清洁。他们分析了商业周期对水质的影响，使用三种不同的指数来表示美国1975～2011年的水质，并对每个指数都进行了年度回归，把水质指数作为影响变量，失业率作为独立变量（并且是不变）。研究发现水质指数同失业率是正相关的，在衰退期间，失业率增加，同时水质提高，水变得更加清澈。失业率方差的协整系数是负的，表明在商业循环和水质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这个相关关系意味着什么？这很难解释。
尽管Heutel（2012）也曾估计Co2排放对商业周期的反应。在标准模型中，Co2排放对产出的反应是一个重要参数，之前并没有被估计过。Heutel（2012）用美国Co2排放的季度数据估计，把Co2排放量作为影响变量，把GDp作为独立变量，进行一系列回归分析来测度碳排放对商业循环的反应，发现碳排放同GDp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估计的弹性系数在0.55～0.86之间，当GDp增加1%，排放水平增加但是幅度少于1%。这些估计同Kim的经验结论是一致的。Kim估计能源使用的周期性变化同产出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72。Doda（2012）也分析了排放的周期性，观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排放是顺周期性的，而且比GDp更加敏感，并且其变化同GDp是负向相关。
Heutel和Ruhm（2012）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空气污染：Co和直径小于10微米的固体颗粒物（pm10），发现失业率每增加1%，pm10浓度有一个单位降低，标准差是1/10，Co浓度也有一单位降低，标准差是1/20（显著性水平是1%）。排放或环境质量对商业循环的反应是将来要深入研究的课题。虽然说碳排放是衰退率很低的存量污染，也许研究碳排放的周期性波动是不重要的，但是其他的污染对于商业周期的反应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三、引致的技术变化和环境政策
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生产率的暂时性波动与环境政策绩效的相互作用。本部分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环境政策应该如何对商业周期变化做出反应？内生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资源与环境方面有大量的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有赖于巨大的可枯竭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会面临增长极限。那么这些资源应该如何最优分配。在最近这些年中，污染、包括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损害或是环境限制重新聚焦了社会关注，还有最优经济增长和排放税，以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污染损害等相关问题。一些研究认为长期来看存在引致的技术进步，还分析了当技术创新是内生的情形下，最优政策应该如何设置，以及创新措施对环境政策的反应程度。
引致的技术变化（directedtechnologicalchange，DtC）理论认为，在污染创造和污染治理中会发生技术创新，临时性的环境政策或技术政策会导致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永久性变化。正如Stiglitz提到，至少有三种经济力量在弥补着自然资源枯竭会带来的增长极限：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人为要素（比如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替代。DtC理论也解释了这些力量的角色，建立了一个内生技术增长的特殊框架。
acemoglu，aghion，Bursztyn和Hémous（2012）在内生技术增长模型中引入环境要素（aaBH模型），认为单一最终产品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中使用肮脏的中间投入品和清洁的投入品。中间投入品部门的创新，会带来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价格。没有环境政策干预的情形下，给定某肮脏部门的最初优势，该部门将持续扩张地创新和生产，最终把环境带入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碳税收会影响技术进步，且上述影响严格依赖于肮脏部门和清洁部门的替代率弹性以及技术发展的相对水平，特定的研发补助对技术进步有更加强烈的影响。因此，最优政策的设置应该综合考虑碳税收和研发补助（内部化市场失灵），而且后者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另外，政策干预的时机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清洁投入品和肮脏投入品的替代率。他们发现当肮脏投入品和清洁投入品有很强的可替代性的时候，环境政策只需要暂时性使用，直到技术变化得以充分调转（清洁技术优越于肮脏技术）。当两个部门有较弱的替代性的时候，政策干预可能需要是持久性的。最后，如果部门是互补的，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停滞来避免环境灾难。总之，在所有的案例中，最优环境政策都包括碳税收，但是研发补助对技术变化更加重要。
HemoUS（2012）扩展了以上分析，提出了一个两国模型，认为从规制强的发达国家到规制弱的欠发达国家存在污染漏出。他假设每个国家有两种最终产品，一种是无污染产品，另一种是污染产品，创新可以在任何部门发生，并且在污染部门，创新可能指向肮脏技术，也可能指向清洁技术，这个平衡决定了该部门的排污水平。北方发达国家对肮脏产品征税，促进了南方欠发达国家肮脏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创新程度，然而，北方国家对清洁技术研发的补贴以及关税的同时使用，能够使得创新改变方向，使得北方国家在污染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减少了南方国家的排放水平，南方国家专业化生产更清洁产品，在北方国家，肮脏产业的生产也变得越来越清洁。因此政策干预是临时性的，其引致的技术变化是惟一逆转环境灾难的手段。aghionet.al.（2012）实证检验了自动化产业创新的路径依赖性。使用专利的跨国界面板数据，发现企业为了应对燃料价格变化会改变技术变化方向，更高的燃料价格促进清洁汽车技术的创新。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证明了引致技术创新的存在，而且证明了其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之前就使用清洁技术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清洁技术方面有更多创新。
但是，对aaBH模型的批评意见也很多，集中在aaBH模型的特殊设定和参数假设，Hourcadeetal.（2011）发现当清洁部门和肮脏部门之间的替代率弹性足够高的时候，阶段性的碳税收是可行的，但也发现年增长率从2%降到0.5%，所以争论的焦点就是碳税收的真实可行性。mattauchetal.（2012）在模型中分析清洁技术部门的知识外溢，发现当两部门替代率弹性足够高的情形下，更加温和的环境政策会实施，但是，带来的福利成本更高（因为在这样情形下的规制宽松，技术锁定更加强烈）。
最近学者研究了多个产业内发生的引致技术变革。例如，Gillinghamet.al.（2008）注意到以下几个关键要素：第一，研发市场事先就已经存在的扭曲；第二，在产出代际和知识代际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是互补性；第三，研发的供给弹性。后两个要素涉及到如下问题：是否在更清洁技术方面的气候政策引致研发挤出了其他产业的创新，最终导致了总产出的降低。但事实是，知识外溢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性，研发的社会回报超过了私人回报，这对于气候政策和技术政策的最终成本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aaBH模型中，在其他企业的研发溢出不存在的情形下，由于技术专利的局限性以及中间产品的垄断竞争，市场失灵会发生。虽然暂时性知识溢出并不意味着研发整体供应不足，但会影响技术变革的方向。特别的，当产业生产率随着研发投入增加而加速的时候，上述的情况会发生。
GreakerandHeggedahl（2012）把长期专利引入到aaBH模型中，发现相对于碳税收，清洁技术的研发补贴变得没那么重要，碳税收对创新影响的有效性取决于外溢程度，即使是暂时性溢出。Smuldersanddenooij（2003）研究了技术变革方向的改变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说，气候政策是否是一个双赢的情形。他们对aaBH框架进行扩展，增加了产业内知识外溢，发现政策（节约能源政策）的直接成本超过了引致技术创新带来的利益。Gillinghametal.（2008）指出，更一般的来说，如果清洁技术的知识外溢比肮脏技术的外溢更高的话，在内生技术增长下的气候政策仅仅会提高长期产出水平。
GoulderandSchneider（1999）区分了适合知识与非排他性知识的区别，将产业内知识外溢融入到跨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另外，他们假设在每个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中，以上两种类型的知识都面临着回报递减。研究发现内生的技术变化降低了达到给定环境目标的成本，但是政策成本仍然是较高的，意味着政策挤出效应比知识外溢效应更加重要。Suewing（2003）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特定部门的知识服务（它是相对价格和全部知识的函数）。并且当知识集聚时，面临着报酬递减。他发现，如果不存在知识外溢，碳税收会减少研发总量并且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然而，相对于没有内生技术进步的情形，生产知识的资源转向更清洁的生产技术的时候，碳税收的成本会降低。Golosovet.al.（2011）使用一个新的动态公共金融模型来研究最优碳税，模型中包括内生技术变化，并且他们发现不同能源资源之间的可替代程度是决定最优政策的福利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大部分研究都认为技术变革会降低满足环境目标的社会成本。然而，研究也显示，除非知识外溢是巨大的，并且清洁技术的外溢比在肮脏部门的外溢大得多，否则气候政策还是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
四、小结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对使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对环境经济学的两大课题进行了综述。一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使用真实商业周期模型来研究环境政策，分析存在生产率冲击的情形下，如何设计最优环境政策；二是开始分析引致的技术变革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关系，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同清洁技术整合分析，把污染融入到真实商业循环模型中，研究环境政策应该如何对商业周期做出反应。研究发现，最优状态下，排污水平和排污收费对宏观经济冲击产生顺周期性变化。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一个自动稳定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波动性。但从福利角度来看，政策不一定要有所偏好或指向。举个例子，税收政策对不同经济冲击的反应更加有弹性，强度目标政策能够保持社会上资本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在商业循环模型中加入更多的更加细化的参数后，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除了最优环境政策设计，经验研究估计了周期性排污，排污带来的健康影响和环境质量是如何随着商业循环的变化而变化。有关引致技术变革的研究特别强调内生技术增长的重要性（虽然这些研究并不是最新的），路径依赖理论强调临时性政策干预的潜在需求，特别的，研究发现在清洁技术创新方面的临时性政策干预，对满足气候政策目标是足够的。在这篇综述里面，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和整合，但还有更多的工作应该去做。在提出有价值政策建议之前，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技术进步的本质，外溢的程度和类型，清洁技术和肮脏技术之间的替代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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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新古典综合派宏观财政政策
一、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概述
新古典综合派是在二战以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宏观经济学”是在凯恩斯基本理论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综合在一起而形成了。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则被冠以“微观经济学”的名称。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继“凯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又先后自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mainstream)”和“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反映这个学派理论观点的代表著作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混合经济论,即公私机构共同对经济施行控制①。
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对各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经济已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减速、就业压力加大与贸易保护抬头使各国步入“多事之秋”。美国第四季度GDp下降了4.5%,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下滑显著,个人消费和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制造业遭遇到近3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新的订单和产量也降到了1948年以来的最低谷。与美国相似,欧盟经济前景堪忧,日本经济也添内忧外患,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②。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中国也不能幸免。我国的GDp已增长放缓,已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跌落至个位增长③。
三、从新古典综合学派角度评析我国当前财政政策
从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角度,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上,新古典综合派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主张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减少经济周期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我国目前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现阶段我国应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如当下热议的四万亿投资扩大内需之事: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④。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第二个创新是主张在经济上升期实行赤字预算、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当前我国四万亿扩大内需资金的来源,中央政府承担11800亿,其它近三万亿。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特点,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因此在使用哪一项政策时,或者对不同的政策手段搭配使用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政府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地决定。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综合派有两个基本主张:一是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重要。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相机抉择”。
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即政府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控制过程中给经济带来的较大震动,使得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更为灵活有效。例如,财政政策在稳健的前提下可采取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松动措施。如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及社区医疗等薄弱环节及弱势群体的支出,尤其要加大对灾后重建以及中西部县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同时提高税率水平,这样也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1]潘醒东.论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3.
[2]马宏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财政政策选择.经济研究参考.2009.7.
最新的经济政策篇3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那么两国之间是否需要进行货币政策的合作、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收益，以及货币政策合作收益的大小如何，成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详细的梳理，在总结现有理论成果的同时，给未来研究提供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资本管制；最优资本管制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中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选择，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obstfeld和Rogoff（1995）所建立的新开放宏观经济模型（newopeneconomicmodel），首次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框架中讨论了汇率的决定，并成为研究开放经济货币政策问题的基本范式。engel（2015）认为，新凯恩经济学是研究货币政策的有力工具，原因不仅在于引入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扭曲，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提供了条件，而且通过家庭效用函数的二阶逼近，能够得到最优货币政策选择的目标函数，从而研究央行最优的货币政策选择。因此，我们将从两个角度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央行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和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合作收益。其中，第一个主题研究了当执行泰勒法则时（taylor，1993），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是否考虑了汇率波动；第二个主题则探讨，纳什货币政策与合作货币政策，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机制，是否会影响社会福利。
二、开放经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
在obstfeld和Rogoff（1995）的经典文献之后，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Clarida等（2002）建立了两个大国的开放经济模型，虽然他们主要讨论了两国货币政策合作的问题，但是这一模型却为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模型。Lubik和Schorfheide（2005）在其基础之上内生性的引入了汇率的不完全传递行为，使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得到了它们的货币政策规则和经济特征，发现货币政策规则对汇率波动的反应系数很小，所以两国的货币政策部门在制定货币政策规则时，并没有考虑汇率因素的影响。除了两国经济模型，新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另一类重要的经济模型是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它将世界看作是一系列小国的集合，任一国家的经济波动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很小。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在小国开放经济模型的基础上，估计了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未将汇率波动纳入到货币政策之中，而英国和加拿大则相反。在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后，他们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的方法，研究了不同的冲击在经济周期的重要性，发现贸易条件对国内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adolfson等（2007）在模型中纳入了工资粘性、可变资本利用率、资本调整成本和习惯形成等多种摩擦，以及汇率的不完全传导，估计了欧盟的货币政策。郑挺国、郭辉铭（2012）采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也未考虑汇率波动的影响。
三、国家之间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合作
促进国家之间货币政策合作是imF及20国集团的宗旨之一。但国家间货币政策合作存在收益吗？如果存在收益，收益有多大？收益的大小受哪些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货币政策合作是否存在收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Clarida等（2002）在含有价格粘性的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中，认为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但是如果我们考虑特殊的情形，即当家庭的风险规避系数为1时，纳什货币政策与合作货币政策的福利效果完全相同。即使经济系统中存在外生的成本冲击，两国之间也不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obstfeld及Rogoff（2002）发现当面临全球性冲击或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取1时，两国货币部门之间并不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当面临个体冲击且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不为1时，货币政策合作存在收益，但收益很小，可忽略不计。具体而言，当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取2的时候，合作收益的上限为产出的0.019%。Benigno和Benigno（2003）在带价格粘性和垄断竞争的随机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中研究了货币政策实施价格稳定性的条件。他们发现当两国所面临的冲击对称时，即冲击在所有时刻所有状态下均相等，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是约束pareto有效的。如果冲击是非对称的，则当两国经扭曲性税收调整过的垄断扭曲水平相等时，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是约束pareto有效的。否则，给定两国经扭曲性税收调整过的垄断扭曲水平，当本国商品与外国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于1或者等于风险厌恶系数的倒数时，复制灵活价格下实际配置的货币政策才是约束pareto有效的。Corsetti和pesenti（2001）研究了最优货币政策的国际维度，认为在相互依存的经济中当厂商的价格加成受货币波动影响时，货币政策制定者只维持国内的价格稳定性并不是最优的。这样的政策会增加汇率的波动性，从而使得外国厂商在面临出口目标市场上更大不确定性时索取更高的价格以降低风险。而高的进口价格会降低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最优的货币政策要在降低由垄断引起的扭曲和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进行权衡，即最优的货币政策不但要稳定国内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加成，还要稳定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加成。pappa（2004）发现，当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之间替代弹性以及家庭的跨期替代弹性取值都在合理区间时，货币政策合作带来的收益最大能够达到家庭稳态消费水平的0.51%。发现当本国和外国商品间替代弹性不为1且该弹性不等于跨期替代弹性时，存在货币政策合作收益，但他们也没有讨论收益大小。此外，货币政策合作能否带来收益还与经济中的其他一些因素有关。Sutherland（2002）发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取决于金融市场结构。当两国能实现完全风险分担，而且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间替代弹性大于1时，合作带来的收益最大；当两国不能实现风险分担时，合作带来的收益几乎为0。Canzoneri等（2005）发现合作收益取决于各国部门之间生产率冲击的相关性。Liu和pappa（2008）发现贸易结构的巨大差异，将导致合作时的货币政策，通过操纵贸易条件，使之对贸易品部门比重较大的国家有利。通过模型的数值分析，他们也发现货币政策合作收益最高时可达稳态消费的0.62%。
四、结论
最新的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最新的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新常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1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1.1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十分可观的，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而受到影响。2008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5年达到两位数，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回到一位数是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至今的增长速度保持在7%-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中国从1949—1978年年均增长为9.9%，这样比较能够发现年均增长速度约降低2%—3%。
1.2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渐成为主体，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低到高所占比重逐渐增多，第三产业增加值一年比一年高，已经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需求结构趋向优化，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也在加强，收入分配合理性得到改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趋势，结构合理优化，发展科学稳定。
2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存在的问题
2.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相越界
首先，两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准。之前我国没有严格的划分两大政策，两大政策没有很好地界定区分,致使宏观经济的不能按秩序运行,宏观调控不能发挥效用。其次，两大政策相互“越位”。最后,两大政策的调控功能不完善。近年来社会资金结构十分不合理,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资金规模迅速扩大与资金结构扭曲并存,资金供需不平衡与资金流动混乱并存。
2.2财政、资金政策配合空间不足
在新常态下，两大政策空间因为被压缩而减少。政策性导向和市场化运作是政策性金融的特点，我国采取政策性金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其主要帮助国民经济的弱点处，如偏远落后地区需要发展、农业等弱小行业需要扶持、民生领域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也离不开支持。但是，当下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目标的初衷，精力放在市场份额和市场目标上，追求“短平快”的利益。充足财政性资金反而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而且，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除了开办时拨付资本金外，只能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方式筹资，其资金成本高于商业性金融机构，追求市场性目标背离了政策性目标的大方向，这种矛盾现象使得政策性金融发展受到限制，且不利于两大政策在相互配合领域调控发挥作用。
3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建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加强两大政策更好的协调配合，提出以下对策：
3.1找准定位，优势互补
新常态下的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服务全局的意识和定位，帮助国民经济稳定高质的提高。两大政策在结构调控与总量调控、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互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有选择的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货币政策的调节往往会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把当前的总量扩张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策应，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也要做到兼顾其他，运用财税政策向三农社保、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做倾斜支持。
3.2加强两大政策的配合
第一要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比重，改变以往由货币政策“占大头”的局面。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增加，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对政府分配方式要严格规范，对财政进行统一。当前，我国财政权利分散情况明显，各级政府都能够利用职权行驶财权。第二要明确两大政策各自的重点所在。两大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特点、作用等存在不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提倡效率原则，更加注重提高人们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财政政策偏重公平原则，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所以要根据两大政策不同的侧重点来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作用。第三要做好两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状态，需求过高的问题一直存在，不能轻易放松对社会总需求的控制，否则会导致经济发展的波动，所以要找准两大政策配合的最佳方式。
3.3协调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配合工作
中央负责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总体，但执行的细节和具体处关键在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协调配合，为使两大部门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做到更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应该建立一个由两部门联合打造的机构，成员由财政部、中央银行选出的人员组成，定期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两大政策矛盾的症结所在，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减少或者化解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伟京.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开创财政改革新局面[J].经济研究参考，2015(5).
[2]王小广.新常态下我国2015年经济形势展望和政策建议[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6).
最新的经济政策篇6
2009年，南非总统祖马在其就职典礼中即提出要以促进就业为中心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经济。2011年，祖马再次在其国情咨文及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中提出了包容性经济增长战略。包容性增长成为了指引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针。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对于南非这一有着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来说，包容性增长似乎具有先天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但是，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实际上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根本上来说，包容性增长是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下，南非政府为了化解收入和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根深蒂固的困局而做出的面向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
南非经济社会发展
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是非洲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南非脱离英联邦以来的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外部需求高涨，储蓄率常年保持在30%上下，经济增速常年保持在9%左右。就像如今被津津乐道的“东亚奇迹”一般，南非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同样可以用“奇迹”来标记。
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动荡停滞阶段。这一时期种族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和国际制裁，储蓄率逐步下滑，南非经济增速也开始出现波动，大部分年份经济处于负增长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新南非的诞生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时期，南非经济重新走上稳定增长轨道。1993—2008年共16年间，南非经济持续增长，年均增速在3.4%左右；到2008年，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是1992年的1.72倍。
第四个阶段始于2009年。表面上来看，在经历2009年短暂的负增长后，南非经济重拾增势。但是，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南非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的困局。南非面临的最大困局在于，经济增长并没有改变根深蒂固的收入和贫富差距。在南非，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有着明显的共生关系。收入差距的长期累积拉大了贫富差距的鸿沟，贫富差距又成为造成收入差距的新的来源。新南非诞生前，收入和贫富差距可以归结为种族隔离制度。然而事实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以后，南非收入和贫富差距问题并没有太大改善。2011年，南非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50。从基尼系数来看，南非恐怕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收入和贫富差距是一种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过大的收入和贫富差距既能抑制需求、压抑经济增长，又可能引发社会不满、造成社会动荡。面临困局，有必要对新南非诞生以来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反思。
对新南非诞生以来
经济社会政策的反思
一般而言，解决南非收入和贫富差距症结无外乎有三种政策视角。一是种族视角。从种族视角来看，如果实现种族平等，那么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实践中，种族视角的政策也辅助以向弱势族群（特别是占南非人口比重达到80%左右的黑人）倾斜的制度安排和再分配政策，但是通常力度较小。二是再分配视角。从再分配视角来看，通过再分配政策可以调节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实践中，该类政策面临的阻力最大，以致难以大范围、大规模实施，往往只能作为辅助政策。三是经济增长和就业视角的政策。从经济增长和就业视角来看，应该直接依照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目标制定经济社会政策，实现经济地位的平等。实践中，这一政策要求政府进行广泛干预，但是与大规模再分配政策相比，这类政策的阻力较小。
1996年南非政府制定的“增长、就业和再分配计划”实际上是从种族视角制定的政策。该计划是新政府早期政策的代表。从理论逻辑上来看，师从“新自由主义”的新南非政府经济社会政策似乎是无懈可击的。该计划主要包括推进私有化、削减财政赤字、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出口、放松外汇管制以及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等内容。按照该计划的设想，上述政策的实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逐步改变分配不合理的情况。然而，该政策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问题在于，该项政策短期内无法提升经济增速和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从“新自由主义”的初衷来看，该类政策实际上本身也不谋求短期效应，认为能够在长期内解决问题即可。但是，诚如凯恩斯所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新南非诞生之初的十年间，虽然经济持续增长，但是3%水平的增速不足以破解收入和贫富差距困局。
2003年南非议会通过的《广泛性黑人经济振兴法》仍然是从种族视角制定的政策，但是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性辅助政策的力度。该法案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第一，从企业和产业层面为黑人经济振兴制定量化目标。第二，制定倾斜性的国有企业重组政策。第三，实行政府优先采购政策。第四，支持黑人经济组织的发展并且设立黑人振兴战略顾问委员会。第五，通过公私合作推行黑人振兴项目。从经济增速来看，上述政策确有成效。但是，即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5%水平的增速也不能保证足够的就业机会增长，从而仍然无法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问题变得更糟。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南非经济增速下滑，失业水平高位增长。2012年南非失业率高达25.1%，比2008年增加了2.2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和贫富差距问题显然只会向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得南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思路。
南非包容性增长战略的提出
从逻辑上来看，并不能把金融危机作为包容性增长战略的起点。事实上，2006年实施的“南非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就已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思路。该倡议要求加大政府干预经济力度，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行行业优先发展战略、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等措施，促进就业增长和减少贫困。这一倡议实际上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以解决就业以及与就业相关的贫困问题，改变了之前“种族平等政策”配合辅助性“再分配政策”的政策思路。
不过，金融危机确实增加了政策思路调整的紧迫性。2009年祖马上台后，包容性增长战略开始逐步被列入议事日程。按照总统祖马包容性增长的思路，2010年南非政府提出了“新增长路线”发展战略。该战略一方面肯定了以往政策思路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强调要将就业置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其实质内涵是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的干预力度。
按照新的发展战略，南非政府计划未来十年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矿业、绿色经济、制造业、旅游及服务业等六个重点领域，每年创造5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也即意味着未来十年南非将新增50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也将从25%左右降至15%左右的水平。此后，南非政府制定的《2030年国家发展规划》同样围绕就业这一核心目标。
最新的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魏克塞尔；凯恩斯；现代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
［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090-03
近年来，我国央行不断紧缩银根，货币供应量大幅减少，但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和预期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从理论上来讲，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总需求会产生影响，我国央行仅仅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调整GDp的变化时，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会反方向抵消货币供给量变动的预期效果，最终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影响。所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20世纪开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相关理论不断出现，各个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为了更全面、准确地分析和制定我国的货币政策，有必要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具体理论入手，了解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本文将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加以归纳和阐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一、魏克塞尔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魏克塞尔的金融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魏克塞尔提出其观点之前，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经济体看作一种实物经济，并不承认货币对经济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而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中，投放市场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物价水平的同幅上涨，而对就业、产出等实体经济变量并不会造成影响，政府干预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魏克塞尔认为传统货币数量理论有两大缺陷:首先是对货币流通速度设定了不变的假设；其次是夸大了纸币和硬币在交换中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略了信用票据的效能。在魏克塞尔发表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他对流通速度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在现代信用经济和银行制度方面，魏克塞尔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极富有弹性的变量，但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政府有关部门很难把握这一变量。
同时，魏克塞尔以货币均衡理论为依托，首先提出了应该使用宏观金融手段来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的政策思路。同时他认为，货币的均衡体现了金融运行的重要性。假如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那么货币就是均衡的，因此，货币因素就不会对实体经济活动造成影响，通过货币均衡的作用，宏观经济就能达到经济均衡。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并不能总是保持一致，这也是造成经济累积性波动的最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货币均衡，政府部门必须主动制定并执行相应的经济政策，使得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向一致的方向靠拢。除此以外，他还认为，物价水平的变动是考查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是否一致的标识，由此建议采取盯住物价的利率政策。
正如魏克塞尔所指出的，由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清晰，该如何对此加以区分以及加以规定，即便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也有着较大的困难。作为该理论框架的中心环节，由于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这两个重要概念难以准确进行界定，因而其理论的实际价值也是有限的。
二、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深刻反思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出清假设的基础上，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发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状态的自然均衡理论，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新范畴，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主张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从理论上说，凯恩斯的整套宏观经济理论都是围绕货币金融运行而建立起来的。他从扩大总需求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认为扩张型的货币政策首先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对利率水平造成影响，利率的变化改变了经济中的投资规模，最终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收入等变量。如果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导致利率下降，进而投资增加，那么总需求和总收入就得以扩大。所以货币政策调控的效用，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和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以及货币乘数等因素。
尽管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凯恩斯始终认为，货币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货币供应量调节的责任，引导物价稳定和经济发展。他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弹性不足，经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的均衡一般都出现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有未被利用的资源存在，总需求的增加就会造成产出增加，最终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对影响总需求产生影响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但是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当利率降低到一定水平而无法再下降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接近于无穷大，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此时的货币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新增任何数量的货币供给，都会因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被抵消，货币的持续投放对实体经济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么，这时的货币政策就是无效的。
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分为三种动机需求，即交易动机需求、预防动机需求以及投机动机需求。交易动机需求和预防动机需求的划分承袭了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提出则成为凯恩斯的重要理论贡献。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是货币需求三大动机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它是人们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期，持有投机性的货币进而从中获利的动机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作为货币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共同决定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利率水平的下降能否扩大投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即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央行通过货币的扩张实现了利率的下降，如果资本的边际效率同时也下降，而且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的速度更快时，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是无效的。所以，凯恩斯认为仅靠货币政策是无法挽救经济衰退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认为，当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的紧缩行为却非常有效，减少投放的货币供应量能够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当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冲减市场中流通的货币以及减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时，市场投放的资金就会迅速受到遏制，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也明显下降。但如前文所说，在进行货币扩张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却能持有更多的银行准备金而使得货币政策调控失败。
三、现代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凯恩斯之后，凯恩斯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派，即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对凯恩斯的理论加以发展。新剑桥学派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角度对凯恩斯理论加以发展；新古典综合派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最终目标以及中介目标等角度对凯恩斯理论加以发展。
凯恩斯认为，货币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产物，是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受经济运行的影响，但本身又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利率在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利率变动的控制决定着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投放的控制来改变利率，除非货币需求的“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资本边际效率出现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才有可能失效。
新剑桥学派则认为，中央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有限，就算是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货币供应由中央银行决定的，但发行量多少却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人们对经济前景看好时，银行贷款增加，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就会相应增加；反之，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减少。所以，中央银行支配基础货币的投放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并不能直接控制或者支配居民和企业银行的支出。所以货币供应量是具内生性的，至少也是一个外生性和内生性共同存在的混合经济变量，它是由经济运行本身所决定的。央行无法完全自主地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只能够被动地按照经济的需要来形成货币供应量，不可能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无限制增加来刺激投资、降低利率、提高就业量和增加有效需求。
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思想加以发展，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思想融入到实际条件的变化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此学派主张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到了20世纪50年代，学派的代表人物汉森提出了反经济周期的主张，即稳定中求发展，倡导实施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做法是和经济周期反方向操作，采用扩张与紧缩交替的财政与货币政策。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持续落后于日本和西欧，在此背景下，托宾等人对此提出了增长型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必须推行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时期，只要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应当实行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的水平。
虽然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结合各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大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政策理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微观角度上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对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缺陷以及对“相机抉择”原则的负作用也缺乏研究，这都为货币学派攻击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并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提供了可能。
四、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
最新的经济政策篇8
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民主党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性伙伴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性伙伴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最新的经济政策篇9
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三）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坚挺的美元对支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的不振，加之全球金融形势不稳，已经没有必要维持坚挺的美元。市场上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美国经济在2003年要走出疲软步入复苏，势必需要疲软的美元为其坚强的后盾，否则，美国经济要想由疲软转向复苏就比较困难。从2002年初以来，特别是当年8月、9月以后，美元大约贬值7%。与此同时，2003年4月美国失业率已上升到6%，为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股市以及制造商和工会大声呼吁美元疲软政策。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强劲，那么，维持坚挺的美元比较有利，但是，据权威机构预测，不仅2002年美国和世界经济疲软，纵然2003年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也难以强劲回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主张美元应该停止坚挺而走向贬值。看来，要促使美国经济走出目前的不景气困境，除非美元贬值，否则，美国经济欲达到预期目标势必难上加难。因此，2003年下半年美元可能出现走弱态势。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
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最新的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对欧盟产品的限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
但是这种对峙的态势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使得各国政策明显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华尔街陷入了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干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而随着国际贸易额的急速下降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态势受到了遏制。不过，随着2010年宏观经济的复苏，新自由主义抓紧了契机继续大力倡导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金融开放，但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干预政策依然谨慎。
五、评价与总结
自由主义演进和发展到今天，经历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的载体，历经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发展、辉煌、没落与复兴多个阶段，实现了从原有的倡导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扩展到国家国际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壁垒含义的扩大、实现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均衡机制的资源配置到倡导全球一体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促使的国际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的拓展，经过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洗礼，借鉴了国家干预主义对于市场失灵和失业的理论，使得自身的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辉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自由贸易、全球销售商品减少关税和国家干预下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实现资本自由竞争的体现；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自由主义的政策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自由竞争和反垄断阻碍了垄断资本的积聚与扩展。自由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恰恰符合垄断资本需要借助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要求，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辩护……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④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参考文献]
[1]常汝娟.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及其借鉴意义[J].经济学动态，1995（5）：56-59.
[2]陆昂.浅议经济自由主义[J].学术论坛，2006（7）：107-109.
[3]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49-61.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J].经济学家，2004（2）：66-74.
[5]左大培.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几个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4（1）：31-3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