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1
关键词：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国际投资政策；社会责任；投资保险机制；国家安全；环境标准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96-04
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有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4247.8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美元[1]。联合国贸发会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为1.69万亿美元，年末存量为21.17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计算，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4.4%和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6位，存量位居第13位。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746.5亿美元，200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速高达45%，2011年流量为746.5亿美元，是2002年的27.6倍，全球排位从第26位上升至第6位[2]。
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受欧债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等的影响，目前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势头已经开始放缓，对外国投资的保护主义措施显著增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世界各国共出台了149项与投资有关的政策措施，而保护主义措施占了近1/3，这一数字在10年前仅仅是2%[3]，可见，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对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是不利的。
一、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及其表现
（一）国际投资保护主义
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是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二战后，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开始产生，国际投资保护主义也随之产生。初期，各国还未形成固定的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各国针对外来投资的政策变动频繁，朝令夕改的政策对国际投资造成了阻碍；20世纪90年代，国际投资政策的主流开始倾向于自由化，但也夹杂着保护主义；21世纪至今，国际投资政策是自由和保护并存的，各国颁布的国际投资保护措施越来越频繁，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如海外投资准入壁垒、国家安全审查、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政治干预等投资保护主义形式。这些投资保护措施严重影响了跨国企业在全球资源的整合和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提升，损害了其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形象。
（二）当代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
1.市场准入壁垒。目前，各国都制定了相关法律条文，对外资进入的领域加以限制。例如美国对外资进入的领域限制为四类：明确禁止外国投资进入的部门（国内航空运输、核能生产与运用、内河、内湖和近海航运等）；严格限制外资投入的部门，如广播、电讯部门外资控股比例一般不超过20%；有选择地限制外国投资部门，例如外国投资者可以进入美国的采矿业，但是其母国必须给予美国投资者对等的投资条件才可；特殊限制部门，具有某些合法形式的企业可进入美国的某些水产业。法国政府规定，只有法籍居民、欧盟成员国居民或有双边协定国家的居民才能在一些行业从事经营。这些行业包括私营研究机构、保险经纪人、运输人、公共市场贸易、电讯企业、法文出版物企业等。德国要求外国投资者在从事某些金融机构、公共交通事业、不动产行业投资时需获得许可。
2.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很多东道国担心投资企业可能利用投资控制东道国的重要行业或资产，以实现经济回报外的战略目的。所以，一些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例如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审查的自由裁量权，将审查范围扩大到了14个重大领域及其下辖的89个子行业。从1990年初布什政府援引《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从总统直接出面阻止中国航天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收购西雅图曼可公司，到2008年中国华为公司联合美国基金贝恩资本竞购3Com公司、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公司移动网络业务受阻、2011年被迫退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三叶系统公司部分资产，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技术密集行业的直接投资项目一次又一次因美方的“国家安全”理由而受阻。这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资本流入、把安全问题扩大化是变相的投资保护主义，不利于东道国的劳动就业和经济复苏。
3.要求投资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现阶段东道国除了关注投资者带来的经济利益外，还要求投资者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外国投资者的社会责任包括很多方面，如投资者要确保吸纳本地人就业、保持高水平的环保标准、购买当地原材料、对当地基础设施更新、支持慈善事业等。具体内容有：（1）投资企业要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例如澳大利亚规定，外资收购的公司必须在澳大利亚当地注册办公并录用一定比例的澳籍员工，对某些行业最终产品的流向也有规定，以避免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与东道国企业竞争。（2）投资企业要履行保护东道国环境的责任，投资要达到东道国的环保标准要求。东道国以环境保护作为审批外资项目的评估标准，如果不能满足环保要求就不予批准，如墨西哥1993年“外资法”规定外国投资委员会在批准外资项目时要看该项目是否符合生态法令中的有关环保条款，否则不予批准；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质污染防治法》等大量公害法，规定了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使一些行业在日本难以开业或需要大量的环保费用满足开业要求。一般来说，美国或欧洲的跨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厂商的环境保护标准。这种环境标准的差异，对投资者来说是一道投资壁垒。投资者要想跨越这道壁垒，就得改进技术，增加成本。
4.东道国出于政治、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考虑增加。（1）把政治和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冲突演变为经济冲突。当国家之间有政治争议的时候，很多东道国喜欢利用经济制裁手段来扩大公共危机，使得竞争对手在商业上遭受暂时的负面影响。如2003年，当法国和德国拒绝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时，这两个国家的企业就成为美国公众强烈反对与之做生意的目标；根据澳大利亚现行法律，美国等国家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即使涉及到的美元金额较高也不必接受审查，但有政府背景的外国实体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不论规模大小都应受到澳大利亚监管机构的审查。（2）呼吁经济民族主义。一些美国科技公司在华盛顿进行政治游说，敦促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客户“只购买美国货”；英国的民族主义者也发出从要求保留“英国的工作给英国工人”（BritishjobsforBritishworkers）到消费爱国的呼吁。我们建议中国企业尽一切努力避免被卷入这样的政治斗争中，然而这种可能性高度存在，且不是某一个企业可以改变的。
5.东道国对财富基金的过分担忧和限制。财富基金是2005年产生的新名词，其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由政府拥有、控制与支配；二是追求风险调整后的高回报。如一些国家多余的外汇储备转换成财富基金，通过专家管理来选择更广泛的投资工具和构造更有效的资产组合，以期望取得更高的投资回报。
2008年以来，一些新兴国家的财富基金并购案引起了西方国家的高度关注，如卡塔尔投资局收购英国的Sainsbury，中国收购美国黑石集团、英国的巴克莱银行等[4]。东道国对财富基金充满了担忧，他们担忧财富基金在一些重点领域的投资可能包含某些战略意图或政治目的，威胁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也担心财富基金影响东道国企业的竞争力，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东道国对财富基金的投资过分敏感，纷纷采取措施加以限制。例如，财富基金已经引起德国政府的高度警惕，政府专门设立机构评价其威胁并采取应对措施，限定财富基金在德国的并购，确保能源、通讯、邮政、银行等核心产业不被收购；美国政府针对财富基金制定了更为苛刻严格的法案，2007年美国颁布了《外国投资和安全法》，成立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加强了对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等经济和技术领域投资外国公司的审查。根据该法，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全部外国公司并购美国公司控股权报告，有权向总统建议阻止威胁国家安全的交易。美国国会研究局在同期还专门发表了针对中国财富基金的政策报告，建议限制中方在美国投资的持股比例和投资方式并取消税收豁免。事实上，财富基金投资形式已经存在较长时间了，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生过财富基金投资严重威胁东道国安全的事件。夸大财富基金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东道国限制投资的借口。
二、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兴起的原因
（一）世界经济低迷导致东道国保护国内产业
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后所造成的全球高失业率和经济低位运行的态势依旧持续，欧洲债务危机也给欧洲经济笼罩上了厚厚的阴影，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低迷，驱使一些国家纷纷采取投资保护主义措施，限制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竞争，以达到维持本国国内产业、就业等稳定的目的。例如，2010年鞍钢受美国公司的邀请和美国钢铁发展公司合作商谈建设新的工厂，按照双方达成的合作计划，鞍钢向美国钢铁发展公司的新项目投资，鞍钢占股20%。虽然这个项目投资占股比例很小，却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恐惧，称鞍钢投资美国钢铁公司将“对美国就业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极力采取保护措施加以阻挠。美国政府对中国鞍钢采取的投资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疲软，失业率降低缓慢，国内企业竞争力下降，面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强势竞争，一些产业、业界和政治人物的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明显。
（二）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存在缺陷
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形成于二战后，最初是由处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缔结的双边和多边投资促进协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签署的国际投资协议数量快速增长，大多数国际投资协议对促进资本跨国流动和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益形成了基本共识，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
国际投资规则虽然取得了发展，但内部存在很多缺陷，使得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有机可乘。国际投资规则越来越分散，没有形成全球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协调体系。各国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化有可能就成为变相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现行投资规则体系缺乏有效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国际争端程序通常成本高、耗时长，规则体系的分散性和缺乏一致性，也常常导致重复仲裁或不同仲裁结果存在矛盾的现象发生。因此，即使一国在纷繁复杂的各类投资规则下实施了不公平的保护性措施，也很难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和机制加以约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越来越复杂，规则不仅要解决投资问题本身，还包含着与投资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诸如知识产权、贸易、环境、劳资保护等，投资规则的复杂性、精细性增加了投资共识达成的难度和成本。
（三）自由贸易区的投资转移效应
缔结自由贸易区是当今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主要趋势，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对国际投资产生了转移效应，自由贸易区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投资便利化，却对非成员国构成了投资壁垒，使得非成员国很难进入自由贸易区内进行投资，加剧了成员之间的双向投资。例如，自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后，成员国之间双向投资取得了迅猛发展。2011年，中国对东盟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29.08亿美元，同比增长13.1%。2012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投资14.88亿美元，同比增长34.3%。东盟对中国的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02年，东盟对华实际投资为32.6亿美元；2011年，这一数字为70亿美元，增长1倍多。2012年上半年，东盟对华投资为45.5亿美元，同比增长27.5%。截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达到930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第一市场[5]。
（四）部分国家对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感到恐慌
现在，新兴国家正在变成规模巨大的海外投资者，中国、印度、中东等作为非传统的对外投资者，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迅猛，使得一些发达国家担心新兴经济体财富基金的迅速壮大会威胁到东道国的经济、政治安全，纷纷采取措施限制投资。例如，迪拜港口世界当时提出收购美国部分港口的提议时，引起美国国会的恐慌，极力采取措施阻挠该项提议实施；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禁止中国两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中兴通讯参与任何美国和约及并购，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的潜在影响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华为、中兴采取投资保护主义措施，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在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华为、中兴这两大电信的设备生产商、供应商在全球的业绩表现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华为在成立20年后排名由全球第四迅速提升为全球第二。面对这种竞争压力，美国政府采取了投资保护主义措施。
现在，外国投资已经开始流向更为敏感的经济领域，包括港口、机场、能源和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虽然政府对这些行业的外国投资者的审查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坚持这些行业是国家安全命脉而必须全面保护，就演变成投资保护主义了。
三、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一）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交易
过分苛刻的国际直接投资限制措施，可能造成一些已达成的投资交易被迫终止，还会使得一些潜在的投资者望而却步。一些国家建立的投资审查制度，导致投资交易时间变长，复杂程度增加，从而增加了投资障碍。这些投资限制措施阻碍了世界直接投资交易，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会对各国经济造成更坏的影响。
（二）增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成本
东道国对外国投资实施的种种限制措施，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构成了投资壁垒，外国投资者想要跨越投资壁垒，必然要付出时间、成本等代价。例如，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发达国家明确要求外国直接投资者要遵守东道国的环保标准要求。对于中国的投资企业来说，中国的环保标准制定较晚，还没有和国际接轨，与西方环保标准存在巨大差异，一些企业的环保意识还较弱，拟投资的企业要满足东道国的环保标准要求，还需要花费时间改进技术，自然增加了交易成本；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繁琐的投资审查程序，外国投资者要想跨越这些程序，必然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资金成本，例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有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外资企业进行较长时期的审查，审查标准缺乏透明度，外国投资企业不得不花费时间、精力来应对审查，即便通过审查，有时候却耽误了投资的好时机。
（三）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七成分布在亚洲，主要是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强烈，所以大部分中国企业选择在亚洲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的投资保护措施形式多样，法律制度严格苛刻，严重影响了中国在这些国家（地区）的投资。而亚洲一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在其经济建设中急切需要引进外来资金，一般都对引资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保护措施相对较少。另外，亚洲一些国家与中国地缘、文化相近，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地区）投资较为适宜。可以说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四）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动机是不同的，对于战略资产寻求型的企业来说，跨国开展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收益，更主要的是为了吸收发达东道国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品牌、生产设备、员工等方面的优势，优化、升级中国的产业结构。
目前，国际投资保护主义兴起，尤其是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已成为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繁衍的主要温床，这些国家往往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本应是中国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但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地区）近年来频繁出台极其强烈的投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的很多企业不得不放弃在这些国家（地区）的投资计划，丧失了吸取西方先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的机会。
四、中国应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对策
（一）认真把握国际投资规则、政策的动向
由于目前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缺乏统一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要研究东道国国家（地区）有关投资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具体内容及其变化，做好投资前的调研工作，充分了解东道国的市场准入领域规定、投资审查程序、重点保护的投资领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不断创新投资方式
对于那些容易引起东道国敏感的投资方式，我们要尽量避免。例如，并购是中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在近年来东道国采取投资保护主义措施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投资保护主义的矛头主要针对跨国并购方式。因为在并购方式下，最大的负面影响在于对外投资企业要通过一些国家的“安全审查”，并购投资方式极容易受到东道国法律、政策的限制。中国企业也可以尝试绿地投资方式，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绿地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就业的增长，如制造业的绿地投资主要以成熟的、有较长发展历史的普通工业产品为主，且主要投资于价值链下游的环节，基本不受安全审查制度的影响。若要坚持采取并购投资方式，也要把握好持股的比例，持股比例过大容易引起东道国的警惕，最好是联合其他投资者共同持股。
（三）加强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促进投资便利化
中国政府要积极通过wto、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加强与东道国之间在投资问题上的协调工作，促进与东道国在投资法律制度方面尽可能的一致。在中国企业遭遇到不公平的投资制裁措施时，要积极与东道国或相关国家机构进行沟通，主动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申辩。密切关注东道国新的投资政策制度的走向，对不利于中国企业开展投资的规则、政策，要积极向东道国反映问题，据理力争，尽量避免该国政策的制定、实施对中国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四）切实履行东道国的社会责任
切实履行东道国对外资企业提出的一些社会责任要求，严格遵守当地的环境保护标准，保护当地环境，积极雇佣当地的员工，促进当地人民的就业，加强员工的培训，积极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持当地的基础设施更新建设等，使得投资企业成为在东道国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真正融入到东道国的经济、文化生活中。
（五）积极推进海外投资保险机制的建设
海外投资保险机制是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提供的保证，在投资者因特定的政治风险而导致损失时给予事后补偿。由于海外投资保险是非盈利性的保险，一般商业企业不愿意承担担保责任，大多数由政府组织承担。为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政府要勇于承担保险责任，特别是针对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的新形势，更应不断扩充、更新保险范围和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eB/oL].http：//world.cn/n，2012-07-06.
[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eB/oL].http：//news..cn/，2011-07-28.
[4]王霞，王曙光.谈财富基金与西方投资保护措施[J].经济问题，2008，（6）：110-112.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2
我国在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投资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外国的投资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体系的建立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国际资源改善国内市场经济结构,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履行世贸承诺。对于国际投资的理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国际投资只包括国际直接投资,而广义的国际投资则以资产为基础,强调的是投资的客体范围,既包括直接投资、国际承包、Bot、补偿贸易等直接投资方式,也包括对国际股票、债券、衍生金融产品等国际证券的间接投资方式。①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资本的跨境流动。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跨境资本流动主要分为三类:跨境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跨境组合投资(Foreignportfolioinvestment,Fpi)以及主要由银行贷款构成的其他投资。其中,跨境证券投资即包含于跨境组合投资(Foreignportfolioin-vestment,Fpi)中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形式。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了资本市场自由化政策,资本账户完全对国际投资者开放,这样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证券投资的发展。90年代以来,国际证券市场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科学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国际证券市场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证券市场占国际资本市场份额已经大于70%,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证券投资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国在加入wto以后,利用外资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的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推动下,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必然的。开放资本市场,意味着跨国证券投资成为国际投资中的核心部分。跨国证券投资是我国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也是我国证券市场体系完善的内在所需。首先这是我国兑现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表现;其次跨国证券投资是我国加快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加快适应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挑战的重要手段;再者,跨国证券投资有益于我国吸引利用外资,调整资金流动性,防范资本风险。
二、跨国证券投资内涵、性质和中国跨国证券投资的现状
跨境证券投资即包含于跨境组合投资(Foreignportfolioinvestment,Fpi)中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形式,半包含于跨境投资的范畴之内。根据imF在1996年发表的“CoordinatedportfolioinvestmentSurveyGuide”所定义,跨境组合投资(Fpi)是指国居民对另一国实体(entity)发行的证券进行的跨国界投资。Fpi的首要目的在于获取资本利得,而并非追求在被投资实体中获取重大影响力和持续性利益。此定义所指的跨境证券投资是一种间接的跨境投资,投资者仅仅以获取收益为目的而持有股票或其他证券,对被投资的“另一国实体(entity)”并不参与经营及享有控制权或支配权。①跨国证券投资包括国际证券投资与外商证券投资两方面。②国际证券(internationalSecurities)是指发行人在其本国境外或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并流通的,以发行地所在国或其他可兑换货币为面值的证券,是国际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投资证券化以及国际借贷证券化趋势的形成和发展,国际证券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视。③对于跨国证券投资的性质问题关系到跨国证券投资的管理和控制标准,对于一国而言影响到其规制的法律规范以及审核批准条件,所以有必要先对跨国证券投资的性质进行认定。一般认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区分主要集中在企业有无控制权这一问题上。确认一项投资行为是国际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有一定的标准,各国有关法律规定不一。有的国家以一定的外资股权比例作为确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唯一的标准,一般10%~50%不等。例如美国1974年《外国投资研究法》规定,只要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一家以公司形式组成的工商企业的任何等值的投资额就构成了直接投资。从形式上看,证券投资是一种间接投资,因为投资者并非直接与目标公司进行收购交易,而是通过证券市场收购目标公司已发行的流通股票,通常是在证券市场通过中介机构进行交易。然而在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趋势下,单纯将跨国证券投资定义为间接投资已不适应证券行业发展的需要,证券投资亦可不通过中介机构进行,而是直接入市交易。④笔者认为,认定跨国证券投资的性质应当参照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是控制管理标准(主要是持股比例),具体的控制管理标准需结合各国的实际国情和对外投资政策倾向;另一方面是审查证券投资的根本目的,为了获得控制权还是为了短期购进后抛出获利是区分直接还是间接投资的一个标准。若投资行为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标准并且目的是为了取得对标的企业的控制权,可以认定为是国际直接投资,反之则是间接投资,前者主要受投资法的规制,而后者要受到金融法和投资法的共同规制。跨国证券投资的形式不同,其管理规制的力度也有所不同,各国对于境外投资和境内外商投资的监管标准迥异,表现出各国的不同投资倾向和市场管理目标。我国的跨国证券市场投资主要分为境外证券市场投资和境内证券市场投资两部分。境外证券市场投资又可以分为:①境外上市外资股,即中国公司经证监会批准向境外投资者募集并在境外上市的记名股票,但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主要有境外直接上市国企股和境外间接上市红筹股两类。②海外发行债券,是指由中国政府、金融机构或企业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以外国或境内货币为面值的债券,使外国投资者购买后形成的证券投资。外国投资者对我国境内证券市场透支主要是外资收购上市公司。外资收购上市公司可以由多种方式进行,除了境内上市外资股方式外,主要包括QFii收购、协议收购、要约收购、定向增发等。①我国证券市场顺应对外开放浪潮,表现在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有条件地开放境内企业和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对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开放程度的加深等方面。首先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国际化是以B股、H股、n股等股权融资作为突破口的,与此同时我国也越来越依赖国际债券市场筹集中长期建设资金。从2001年开始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放开境内资本市场,颁布一系列法规规制境内外商投资行为,既充分利用外资又保护国内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安全。2011年1月,中国证监会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允许QFii参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指期货交易,表明我国进一步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虽然目前我国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尚未完全开放,但是对外金融投资和个人外汇管理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2006年6月,中国银监会印发了《关于商业银行开展QDii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逐步扩大了境外投资范围,截至2010年年末,我国共批准90家合格境内投资者,投资额度高达696.61亿美元。
三、跨国证券投资风险概述
跨国证券投资的规模不断壮大,其撬动的资金量十分庞大。以我国为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企的海外投资前所未有地扩张。据国资委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共有108家国企投资涉及境外单位5901户,国企境外资产超过4万亿元,当年利润占国企利润总额的37.7%,甚至有的企业境外项目利润占公司利润的50%。在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之际,我们应当看到跨国证券投资带来的巨大利益,充分利用国际化、金融化的资金平台,但同时应该更加注重风险的防控和震荡后的及时恢复。冰岛国家宣布破产、美国信用等级下降,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证券市场成熟完善与否的重要性。在联络日益紧密的国与国之间,因为大量的资金往来,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足见跨国证券投资面临的风险相较于国内证券市场的复杂性。利比亚局势的动荡直接影响了国际原油股价,各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也必然受到牵连。国际化的投资方式必须有相应的国际化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于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样的。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是吸引外资,利用国际资源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的金融环境、证券市场成熟程度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比有明显差距,在证券业的规范运作、违规惩罚、风险防范等方面还有待改进。跨国证券投资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机遇,同时也使证券监管面临新的风险问题。证券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市场风险是价格和市场环境引起的风险。国际国内环境、市场需求、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都会造成市场风险的诞生。市场风险主要由经济学者通过对市场结构的分析和结构、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来进行规制。管理风险主要是由于市场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漏洞等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对其的防控表现为一种宏观环境的整体防控。管理风险可以分为: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交易风险和结算风险。证券交易中的风险主要由以下行为引起:资金违规入市交易,结算漏洞,非上市公司股票欺诈交易,委托理财中的违规行为,信息披露不实,内幕交易等。在跨国证券投资中,投资风险还包括:战争、政治、市场准入、外汇、税收等可能导致证券投资损失的因素。在各种证券投资风险中,我们着重强调法律风险,因为法律风险防范的思路应当由事后补救转为事前防范和全程控制为主。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执行会长、上海并购俱乐部秘书长费国平认为:“以往‘走出去’只注意到经济方面的风险,如市场风险、财务风险和运营风险等,对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往往忽视或尽职调查没有做到位。”证券市场国际化过程中伴随着的各种危机是否能够得以有效防范和制止,与金融体系本身的法律制度以及更广泛的、金融运行外部法律环境是否健全息息相关。“人们对一个国家的信心,除了经济上的层面外,还要看这个国家在处理危机时,法律是否健全。”当法律不健全、歧视性执法或发生法律冲突,相关法律风险就可能转变为一种现实危害,给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可见法律风险是证券投资市场必须予以重视的一种风险。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强调,“要平衡好法律风险防控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风险巨大、难以防范的境外项目,即使有较好的商机和效益,也不要轻率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很多规范在吸收借鉴别国经验的过程中还有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规定,不利于我国的证券交易发展和证券投资风险的防范。
四、跨国证券投资法律监管和风险防控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贸易跨国公司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关于投资和贸易相关关系的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名列世界前茅，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所以，了解已有研究对指导我国的引资工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本质是国际分工深化，所以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国际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其《资本论》中渗透着资本输出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产生的“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资本输出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必要出路，追逐高额利润是资本输出的内在动力，接受资本输入的国家将成为资本输出国的经济附庸。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发展了资本输出理论，允许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并提出应该利用外资改造国有经济。毛泽东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他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管，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结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些论述都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西方经济学者的论述
1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观点
投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投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投资理论都是经验性的不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源禀赋论，之后各种投资理论在其基础上得到发展。
资源禀赋论(h－o定理)。俄林(ohlin，1933)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出了“资源禀赋论”。该理论构建了一个2x2x2框架，认为各国开展贸易的直接原因是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差异。结论是一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该国稀缺要素的产品。
蒙代尔模型。蒙代尔(mundell,1957)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从h—o定理的2x2x2框架出发，考察了贸易与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结论是在存在国家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ry—bezvnski线实施fdi，那么这种fdi就能在相对最佳效率或最低的要素装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出口贸易的完全替代。gruber(1967)、hoist(、1972)、adler和stevens(1974)、beldelbos和sleuw aegen(1998)、gopinath(1999)的研究证实了蒙代尔结论。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h—o—s定理)。samuelsonf19491和lerner(1952)根据“斯托尔珀一萨缪尔森定理”认为各国都以各自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差距为基础进行贸易，其结果是贸易前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升。相对稀缺的要素价格下降，并逐渐形成要素价格比率的国际均等化，资本流动成为贸易的一种替代。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4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
根据国家的原则,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的行为,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6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
根据国家的主权原则,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主权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享有充分的主权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敌泄谢娜ɡ诠噬缁岬玫搅似毡榈某腥?nbsp;,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7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根据国家的原则,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
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敌泄谢娜ɡ诠噬缁岬玫搅似毡榈某腥?nbsp;,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的行为,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二)东道国方面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8
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资本纷纷瞄准中国市场,到中国投资设厂。近几年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一直高居世界前列,到了2002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更是高达500多亿美元,超过了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随着FDi的不断涌入,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FDi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一个国家是否引入越多的FDi越好?
二、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作用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外国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引入外国资本,如何引入外国资本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对于FDi的讨论也就更加迫切,更有意义。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也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引入发展经济学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与国内资本一样,外资也为发展中国家预示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美好前景,他们确信外国直接投资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可以从跨国公司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中获得利益。与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相对应的观点是激进主义观点。激进主义者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给第三世界国家平添了经济风险,它不仅无益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相反还加重了发展中国家贫困。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造成发展中国家更大规模的事业,外资的进入只是垄断而非注入新的资本资源,只是替换而非改善当地的商业行为,只是破坏而非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与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极端看法有所不同,结构主义者认为,投资方与东道国的利益分配格局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行为。但是,国际寡头结构性特征与东道国社会经营的共同作用,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地位与能力呈下降的态势,分配的利益日趋减少。不过他们同时指出,适当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有利的地位,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应该说结构主义的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的;但是,结构主义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如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理论那样,建立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影响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框架。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又是如何呢?是如新古典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无穷活力?还是像激进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给中国平添了经济风险,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本文将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方法,对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在对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我们将选取1983~2002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的数据指标有7个:每年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各年的就业人员数、各年的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以及各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各个数据指标的具体数值见表1。考虑到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员数、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以及工业制成品出口与FDi的关系,FDi与基本建设投资的关系都可以看成单调的、线性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线性回归的模型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1:样本数据单位:亿美元
注:(1)FDi指的是外国直接投资,GDp为国内生产总值,te为总出口额,epG为初级产品的出口额,emG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emp为就业人员数,BC为基本建设总额。
(2)因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这里用基本建设投资代替,按国家统计局对基本建设内涵的界定,它是包括基础建设投资的,因而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对基础建设投资的替代型还是可以的。
(3)GDp和BC的数据是根据对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价折算得到的。
(4)emp的单位为万人。
数据来源:《2001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中国统计年鉴》
(二)样本数据的分析
我们把表1的样本数据带入回归模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利用eViewS统计软件的运行可得到以下结果。
表2:数据分析结果
1.回归方程的统计检验和分析
(1)方程的显着性分析。从eViewS软件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初级产品的出口额对FDi的回归外,其他所有方程的回归的R2值都还算比较高:最小也有0.7左右,最大达到了0.886的高值。在F值方面,对于1983~2002年间的数据回归的F值都大于F0。05(1,18)=4.41,另外的四组分组的数据的回归的F值在95%的显着水平上也都明显显着,这说明以上方程的对这是情况的拟合情况良好,方程总体可信。也就是说以上的各个变量之间存在真实的关系。
(2)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变量的显着性检验可通过t检验来完成,从上面的分析结果看,1983~2002年间所有的回归方程的t值都大于t0.025(18)=2.101;对于分组的数据,即使是最小的t值4.24也比t0.025(8)=2.306要来的大。因此,也就是说,所有的回归方程都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中国FDi总额对GDp、就业人员数等变量具有明显的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对FDi的影响也十分显着。
2.回归方程的经济学含义
(1)外国直接投资确实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从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FDi每增加一亿美元,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员数就分别增加15.08614亿元和39.85244万人,这说明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强的。另外,FDi对中国的出口也具有很强的正效应:FDi每增加1亿美元就能带来4.132388亿美元的出口额的增加。这增强了中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而出口可以通过乘数效应促进一国经济的发展,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2)FDi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表2中,对于方程,其t值、F值都勉强算是通过了检验,但其拟合优度却远远达不到基本的标准。这说明FDi对epG的解释力不强,这说明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增加对初级产品的出口的影响不大,虽然随着FDi的增加,初级产品的出口额也随着增加,但这很可能是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无法断定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的结果。而在加工制造业方面情况则明显不同,对于方程,虽然样本数据只有10个,但回归方程的各个统计值还是很好地通过了显着性检验,从而表明了,FDi对加工制造业的出口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回归系数我们知道,1983~1992年间,每增加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就带来5.760870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到了1993~2002年间这个作用更大:1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能带来8.095663亿美元的加工制造产品的出口,这同时也说明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加工制造品的出口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就是说FDi有利于中国的出口结构的优化。而出口结构的优化又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其出口结构是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转变为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甚至资本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结构,可以说中国已经初步达到了出口结构优化的目标。而FDi对出口的作用与中国的发展目标正好是相吻合的。
(3)基础建设投资在引进外资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基础建设情况是外商来华投资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高效率的基础建设投资是降低成本的有力保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到位,适当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就能促使成本大幅下降。不过基础建设投资对成本的降低作用也是边际递减的。我们可以看到,1993~2002年间1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只能带来0.128750亿美元的外资的流入,比1983~1992年间的0.397616亿美元少了1倍多。而且1993~2002年间的各个统计值也相应的下降了不少,说明了基本建设投资对一进外资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基本设施建设经过改革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已基本达到外商投资设厂的基本要求,再考虑到外商投资设厂基本上是在沿海一带,可以说基本建设投资方面的提升空间已不大。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9
1、全球化的主要理论
经济的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趋势，早在十八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关于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他看到了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说：“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对外贸易上。”而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则是他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的集中体现，如果各国都按照自己拥有绝对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和交换，就会使各国的生产因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够提高全世界的财富。也就是说，斯密认为全球化的基础是后天的生产条件，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能增加全球的财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则认为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可以生产并出口商品，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会进口商品，这样，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各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增加各国的生产总量，使得每个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都获利。“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它使得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李嘉图将国际贸易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全球化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大致可以分为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怀疑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和秩序转型派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大力赞颂经济全球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必然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怀疑派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指出早在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时期就曾经出现过高度的全球经济一体化，1913年的一体化水平就已经达到了1993年的水准。现在所谓的一体化只是一些大国集团的区域一体化，并且没有使得贫富差距逐渐消失反而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渐被边缘化。也就是说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没有使得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秩序转型派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力量是一种“转型”的力量，推动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并且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方向是不可知的，它将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无法预测的。
2、经济全球化的现状
暂且不提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在华盛顿共识形成后，全球开始了财政约束和自由化的浪潮，但世界并没有像wBG承诺的那样减少了贫富差距。1999年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遭到了反对者的抗议，这次的抗议事件似乎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导火索，抗议者的愤怒情绪不断蔓延。自一位抗议者在2001年的热那亚抗议运动中丧生之后，反全球化战争已经升级为一场流血的战争。全球化曾经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来说，初期的全球化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识壁垒，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更好的接受知识的机会。然而现实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危机频发，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许下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全球化利益的分配并没有帮助落后的国家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改革，也没有帮他们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更不用说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发展中国家，失业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失业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得不联合起来抵制全球化。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2014年9月12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正式公布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数据。《公报》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综合统计数据等六个部分。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注集中于投资的规模和范围的大小，只有在最后一项中提到了“双赢”，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96.7万的就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责任的理念。然而这样做远远不够，我们究竟是创造的就业机会多一些还是造成的失业多一些，统计部门无法给出准确的数据，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企业，其母国的劳动生产率大于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这也就意味着母国的资本有机构成高于东道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的同时，跨国企业也破坏了其劳动力的供求平衡。伴随着对于环境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攫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接受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透支发展潜力为代价换得经济的短期发展。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还要考虑地缘政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从民众所关心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看似是在帮助他们的直接投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如何照顾民众日益增加的反抗情绪，已经成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全新课题。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很久前就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国际劳工组织的mne宣言就是一个约束性的通用工具，引导企业的全球经营及其社会政策。mne宣言旨在鼓励跨国公司积极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做贡献，解决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难题。在经济全球化没有为贫穷国家带来曾经许诺过的利益时，反全球化的思想开始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加稳定和高效的国民经济体系，促进这些国家的长期稳定的发展。遗憾的是，政治和经济的交锋，正义和野心的较量正在让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这些良好关系曾经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然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转变，曾经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略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恶意诽谤，只考虑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伴随资本市场的开放和贸易壁垒的消除，高利率和高失业率是渴望经济发展的贫困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如果不能在投资中为东道国家创造足够的收益，帮助解决失业，关注民众的心声，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不仅仅是民众的反对和破坏，还将面临大量失业人口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不但要承担投资项目无法完成的风险，还将面临无法收回投资的危险。
外国直接投资定义篇10
一、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
（一）市场发育不完善，经济发展不完全靠自由市场推进，政府宏观调控应起引导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表现为厂商的一种微观经济活动，由其自主决策。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短发育不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及服务体系都不完善。而目前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及产业演进的趋势，按照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加快自我发展，这就要求政府用战略性的眼光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确定并鼓励引导主导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产业素质偏低，结构非高度化，产业结构改造升级的任务还很大。发达国家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基础上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率先实现，为各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国际生产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外投资活动可以其独立的目标函数进行。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体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产业结构改造的任务极其艰巨，需通过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而非前提，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对外投资在实现微观经济主体自身经济收益的同时，必须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实现国内产业的优化升级。这种对外投资目标的二重化，要求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基本程序是先选择产业，再选择企业。
（三）对外投资本质上是非资本过剩型。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质上是资本过剩的产物，是资本输出的新形式。而我国现阶段资本并非大量过剩，对外直接投资属“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它同“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不仅在动因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投资效果的价值判断上也存在一定区别。对“非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来说，其意义已经超出了企业投资行为范畴，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必须从宏微观两个层面去解析。而从宏观层面看，企业的跨国投资应是战略性的，即对母国的经济发展应具有直接的辐射效应。这种辐射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产业选择。
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代表理论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已有许多成型的理论，如市场不完全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但这些理论都是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层面分析的，产业选择理论很少。关于产业选择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小岛清七十年代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FDi应从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某些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小岛清认为，凡是本国已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来依次向国外转移。而目前我国尚处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仍不能视为边际产业。如果按照边际产业来规划对外直接投资，恐怕既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也很难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开辟投资场所。可见边际产业选择基准不能作为我国对外投资产业选择的理论基础。
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既要遵循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又必须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我国产业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利地位。而现有西方跨国投资理论在产业选择上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所以从理论上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基准模式具有重大意义。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理论分析模型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以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为标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方向。所谓产业区位比较优势是指投资国与东道国同类产业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在产业选择的框架内，经济优势不同于单个厂商优势，而是该产业内各厂商经济优势的集合，其本质是一种组合优势。产业内各优势企业的合理组合，是决定国际投资产业选择方向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首先取决于产业内优势企业的组合状况，只有集单个企业的分散优势为产业整体优势，才能不断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经济空间。
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全球优势。实际上对外直接投资并不需要所谓的全球优势，而是需要相对于一定区位，即母国相对于东道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区位比较优势是在一定的投资区位中产生的。它是跨国直接投资的基本经济依据，也是使投资国和东道国获益的内在经济根源。
产业选择是将区位选择包含在其中的，选择了不同的区位，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产业。故前述产业组合优势也必须以投资的区位特征作为组合标准。按照区位优势组合产业优势，是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也反映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特征。
从一般意义上说，只要具备产业组合的区位比较优势，便具备跨国投资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选择已处于最优状态，相反它可能远离最优状态，甚至对母国产业成长并无实际意义。故产业选择应进入第二个基准层次。
（二）以产业内垂直贸易量为产业选择的约束条件。产业内垂直贸易量是指某一产业内以工程间分工为基础的贸易关系，也即某一类产品生产所需要的上下游产品之间的交易频度和数量。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是其对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技术发展的带动效应，这种带动效应的大小又取决于海外子公司与国内企业所发生的垂直贸易量。因此，产业内垂直贸易既有利于该产业组合优势的形成，又有利于产业优势的内部化。不难看出，产业内垂直贸易量的实质在于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相关产业成长的带动效应。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方向，应是对国内相关产业具有较强关联效应，即产业内垂直贸易量大的产业部门。
但是，由于国际投资所形成的垂直贸易传导机制本身并没有框定其机制的传导方向，这就难以避免对母国产业发展形成单纯数量扩张的拉动效应，甚至导致本来在国内加以限制的产业过度增长，如促使对稀缺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加剧国内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使国际直接投资产业传导机制劣质化。为避免这一倾向，我国对外投资产业选择还应有第三层次的规定基准。
（三）以结构高度化同质性规制对外投资产业传导机制的性质和方向。结构高度化同质性是指对外直接投资所形成的产业传导机制同母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趋势相一致。目前，我国正加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服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故投资重心应在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技术紧密型产业。这既符合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能有效实现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双重目标，也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对外投资的非选择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对于“非资本过剩型国际投资”来说，其投资的机会成本很高，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潜在的投资机会日益增加，这种机会成本还会上升。弥补这种机会成本的主要途径，便是在国际投资领域寻找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
四、政策结论
（一）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应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使其成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应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在资金、人才、税收等方面扶持跨国企业。这是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