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亚健康调理篇1
[关键词]儿童亚健康；日常调理；饮食保健；预防分析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4.03.626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691-02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加上不良生活习惯的存在等导致现代人出现亚健康的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成年人会出现亚健康，儿童也同样会出现亚健康。亚健康是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通常也叫做“次健康”或者“病前态”等。本文主要抽取的200例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和分析，探究出现亚健康的原因和分析调理方案。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从2010年2月至2013年10月我院接收并体检的儿童中随机性抽取200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和分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人类死亡疾病危害最大的指标进行检查和测定，并根据抽取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定。抽取的研究对象中男性有120例，女性80例，年龄区间在5-10岁。所有的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生活习惯和家庭背景等因素上均不存在明显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研究意义。
1.2评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人类死亡疾病危害最大的指标进行检查和测定，并逐项评分，分数大于85分以上的定为健康状态；分数在84-70分之间的为亚健康状态；分数小于70分的定为疾病状态。
1.3统计学数据处理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组间数据资料对比采用t值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卡方值检验，数据之间差异性有听统计学意义（p
2结果
通过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人类死亡疾病危害最大的指标进行测定，根据患者的实际状况进行评定，疾病状态的有8人，亚健康的有139人，健康状态的有53人，占总儿童的69.5%。
3讨论
3.1导致儿童出现亚健康状态的原因很多情况下儿童都会有厌食和挑食的习惯，长此以往便会导致体内缺乏钙元素、碘元素和锌元素等元素，使得小儿的身材矮小，骨骼发育不良，头发没有光泽且枯黄，并且会在夜间出现磨牙等现象。同时由于偏食和挑食的不良习惯，还会让儿童体内缺铁，铁元素摄入量过少，会直接导致儿童出现缺铁性贫血。另外缺锌也会让儿童出现多动症等症状，生活和学习中就会乱作小动作，啃铅笔头、注意力不集中等，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学习状态。另外如果儿童因为饮食的不良习惯导致机体缺碘，对身体的健康状态影响更大，缺碘元素会直接导致儿童智力发育迟缓，增加了社会压力和学习压力，严重影响到儿童的身心健康。另外如果饮食不规律，极易导致儿童出现肥胖症，肥胖一部分是由于饮食不规律造成的，主要是高热量食品、甜食等食物摄入量过多，再加上平时不爱运动和锻炼，导致体内热量无法释放。
3.2日常调理
3.2.1营养均衡摄入家长要监督儿童不厌食，不挑食，保证各种营养物质的摄入，同时还可以避免高脂肪和高热量食物的过多摄入。根据儿童的身体状况合理的搭配各种食物，荤素搭配，按照比例进行分配，保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摄入量，均衡营养。
3.2.2日光浴适当的让儿童进行日光浴，促进维生素D吸收，避免佝偻病的产生。
3.2.3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常言道“起居有常，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如果一个人不能保证正常的睡眠，就会丧失精力，面无神采，身体容易虚弱，疾病缠身。如果儿童出现了身材矮小，其原因很大程度上跟其睡眠状况相关。因为良好的睡眠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就会让脑细胞得以充氧，能有更充沛的精力来学习和生活。所以要让儿童保证睡眠时间在6-8h以上，中午可以适当休息一小时，保证早睡早起。
3.2.4运动锻炼适量的运动和体育锻炼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利于气血，提高免疫力，且适当的运动可以提高儿童的食欲，助于消化。
3.2.5兴趣的培养加强儿童的兴趣培养，不要让其抑郁烦躁，多参与一些积极向上的活动，丰富其课余生活，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健康的成长。
本次试验研究中实验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和处理，通过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人类死亡疾病危害最大的指标进行测定，根据患者的实际状况进行评定，疾病状态的有8人，亚健康的有139人，健康状态的有53人，占总儿童的69.5%。总而言之，儿童亚健康问题是当今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必须要高度重视，分析儿童出现该状况的原因，制定日常调理的方案，让儿童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因此针对儿童亚健康问题需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日常调理方案，研究和分析出儿童亚健康的具体原因，然后在日常调理过程中从运动锻炼、日常睡眠起居、兴趣培养等方面进行调理，并加以营养的合理搭配，让儿童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参考文献
[1]林元，陈水仙，邱行光，陈曦，陈起燕，黄欣欣，欧萍.福建省5岁以下儿童维生素a缺乏症患病率的5年变化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12，（20）：2815-2817.
儿童亚健康调理篇2
nSCH是一个采用横断面抽样的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随机电话调查，收集美国18岁以下儿童的信息。调查内容包括儿童健康指标、高质量健康保健的取得途径、家庭特征以及学校和社区环境。受试家长或监护人完成家中随机抽查的一个孩子的情况调查（n=95677）。固定电话调查的完成率为54.1%，手C调查的完成率为41.2%；总体响应率为23%。对每个家庭和孩子不平等的选中概率和无应答事件采用加权处理。加权结果反映了美国全国及各个州内非福利机构收容的儿童群体的状况。
家长被问到：“有医生或者其他医疗服务人员曾告诉你孩子有某种障碍吗”。如果家长或监护人报告孩子有以下任何情况，会认为这个孩子有mBDD：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disorder，aDHD）、抑郁、焦虑、举止或行为问题（如对立违抗或行为失常）、抽动秽语综合征（妥瑞症）、自闭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发育迟缓、说话或其他语言障碍。
上述分析仅限于35121名2～8岁儿童[“健康美国2020”（Healthypeople2020）定义为儿童早期]的性别和mBDD数据。通过统计学软件计算复杂样本中mBDD的加权估计患病率，及其与社会人口、健康保健、家庭和社区因素的关系。鉴于之前记录的相关因素包括社会保健、家庭和社区因素，可以用探索性回归模型来确定究竟哪一个与mBDD独立相关的因素在其他因素调整后仍旧对mBDD起到显著性的作用。社会人口因素不在模型内。
总体上，据家长的报告，美国2～8岁儿童中有15.4%至少诊断出一种mBDD（表1）。报告中与mBDD相关的社会人口因素包括男性、较大的年龄（4～5岁或6～8岁与2～3岁比）、非拉丁裔白人、高度贫困家庭（低于200%联邦贫困水平）或英语为母语。
与幼儿mBDDs相关性最强的特定因素包括父母精神健康一般或者较差、家庭低收入、无法照顾幼儿（2～3岁孩子的父母）以及缺乏家庭医疗。mBDDs儿童中拥有最高的发病率的因素包括家庭医疗不足、生活在缺乏便利设施的社区、家庭收入困难、生活在条件差的社区。当调整健康保健、家庭和社区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后，用探索多元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家庭医疗不足和一般或较差的父母精神健康依旧与儿童mBDD显著相关（表2）。
1.回归模型拟合，用以确定医疗保健、家庭和社区这些与mBDD相关的独立因素，经相互调整后哪个因素仍然与mBDD显著相关。儿童照顾问题不包括在内，因为它们仅限于2-3岁儿童。父母中至少有一方精神健康处于一般或较差的被纳入模型中，而不是单独父亲或母亲的精神健康指标
2.基于对包含在以下五个问题四个变量中的一个的否定回答：1）孩子目前是否有健康保险；2）健康保险是否足以满足儿童的需求；3）家庭是否为花费买单，如果是，则4）这些花费是否通常或总是合理；5）保险是否允许儿童去见健康保健提供者
3.基于对于“在过去的12个月里[儿童名字]去见了多少次医生、护士或其他医疗保健提供者以获得预防性医疗保健如体检或儿童常规检查”的“一次没有”的回答
4.根据从19项调查得出的5项成份变量（私人医生或护士、患病和护理的通常来源、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需要转诊的问题以及需要时有效的医疗协调）。为了有一个医疗之家，儿童必须有私人的医生或护士、护理的通常来源、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孩子需要转诊或护理协调也必须满足上述标准
5.基于对母亲和父亲的精神健康问题的“一般或较差”（与“优秀”、“非常好”、或“好”相比）的回答
母亲：一般情况下，（儿童的母亲的/你的）精神和情绪健康的状态是什么？父亲：一般情况下，（儿童的父亲的/你的）精神和情绪健康的状态是什么”
6.基于对于问题“自从（孩子）出生后，多久一次觉得家庭收入困难，例如难以满足基本的食物和住房需求？”的“常常”或“有些经常”（与“很少”或“从不”相比）的回答
7.基于对问题“你是否可以从某人在[为人父母/养育孩子]的问题上获得日常的情感上的帮助？”的“否”的回答
8.家里有2-3岁儿童，基于对问题“在过去的12个月中，由于照顾孩子的问题，你或你家庭的任何成员离职、不工作或工作发生重大变化”的“是”的回答
9.基于对下列至少一个问题的“否”的回答：“请告诉我，在你家附近是否有如下地方或设施，即使（儿童）实际上并不使用它们：1）人行道或步行道；2）公园或运动场；3）一个娱乐中心、社区中心，或男、女儿童俱乐部；4）图书馆或流动图书馆”
10.基于对以下三个问题中任意一个“是”的回答：“在你家附近，街上或人行道上有没有垃圾或废弃物？有管理不善或破败的房屋吗？有故意破坏例如破损窗户或涂鸦情况吗”
11.基于对关于邻里或社区的以下四种情况的回答“绝对同意、部分同意、部分反对、或绝对不同意”打分：“邻里间人们互助；我们邻里间互相照顾孩子；在邻里间有可以依靠的人；如果我的孩子在外面玩而受伤或受惊吓，附近有我可以信赖的成人帮助我的孩子”。以1-4评分，并计算平均分；平均分小于2.25表示“缺乏支持”
12.基于对问题“你经常感觉（儿童）在你的社区或邻里间安全吗？”的“从不”或“有时”（与“通常”或“总是”相比）的回答美国2～8岁儿童的mBDDs发病率和健康保健条件、家庭和社区因素因州而（补充表可以查阅http：//stacks.cdc.gov/view/cdc/38108）。加利福尼亚mBDD的患病率最低，为10.6%，阿肯色州和肯塔基州最高，为21.5%。每个州都有超过90%的儿童接受过预防保健（从父母和监护人报告得知在过去的12个月中，孩子至少接受过1次医疗预防保健如体检）。
在健康保健这个因素中，南加州的儿童医疗保险不足率最高（26.5%），亚利桑那州的医疗之家的缺乏率最高（52.2%）；佛蒙特州的儿童医疗保险不足率（14.7%）和医疗之家缺乏率（27%）最低。
亚利桑那州低收入家庭和照料儿童困难的家庭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4.9%和21.8%；北达科他州低收入家庭比例最低（18.5%），内华达州照料儿童困难的家庭最少（2.6%）。哥伦比亚地区精神健康一般或较差的父母所占比例最高（19.1%），堪萨斯州最低（6.9%）。
哥伦比亚居住社区条件最差（46.2%），但是社区无便利设施的比例最低（26.7%）；马里兰州社区条件差的比例最低（20%），密西西比州社区无便利设施的比率最高（67.5%）。最后，邻里缺乏支持方面，亚利桑那州的比例最高（32.9%），北达科他州最低（7.9%）。
讨论
在童年时期确诊的心理、行为和发育障碍通常持续到成年，并且与较差的学校教育成果和就业机会、其他不良的身体状况、过早死亡等风险相关，患者个人、家庭和社会也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不像其他mBDDs，语言障碍和发育迟缓的儿童很可能长大后不再有这些问题，尤其是接受了早期介入的儿童。其他的障碍疾病如
妥瑞症，有些患病的孩子到青春期后期该症状消失，但多动症和强迫症继续存在的风险较高。mBDDs在很大程度上对医疗保健、家庭和社区产生影响。与没有mBDDs的儿童相比，mBDDs儿童通常需要更多的健康和医疗服务。他们的家庭可能面临疾病本身或与疾病治疗相关的经济压力。社区可能需要提供额外的服务来支持患病儿童及其家庭，并且，如果父母或监护人不能工作，社区可能面临更低的生产力。因此，预防mBDDs和提高儿童早期诊治水平的努力，可能提高整个生命期限的健康水平，并有转化为节约成本和改善人口整体健康水平的潜力。
本文报道的数据包含了许多与mBDDs相关的社会人口因素，包括贫困和生活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家庭。家庭语言可能反映获得医疗保健（从而增加获得诊断的可能性）或文化适应水平的能力，而文化适应水平在某些领域与危险行为和较差的健康状况相关。在本篇报告中确认的与儿童mBDDs相关的医疗保健、家庭和社会因素已被证明与贫困相关。每个显著因素可能反映出父母和社区资源不足对支持儿童良好发育成长的影响，这些因素并可能促成慢性压力。儿童早期的慢性压力可能会影响终生健康。长期的生理应激压力影响交感神经系统、代谢和大脑，从而导致患高血压、肥胖、炎症性疾病以及精神和行为障碍的危险性增加。贫困和mBDDs共存的现象在美国儿童中一直在增加，强调亟需公众健康策略以预防和治疗mBDDs。
与儿童早期mBDDs最为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家庭医疗不足、父母的精神健康一般或较差以及家庭收入困难。上述及其他相关因素在各州之间差别很大，并可能在国家层面决策上通过对资源的分配在整个人口水平上提高婴幼儿的健康水平。阐明影响社会经济学（例如贫困）和社区（例如邻里条件）因素的策略是构成影响健康金字塔架构的基础。在这个框架里，干预对公共健康影响最大，这种影响被证明可以持续到成年，并很可能是低成本高效益的。上述这些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以确定哪些可能是提高儿童的健康水平的最为有效的目标因素。
由于报告显示有很大比例的儿童获得预防保健服务，儿科临床机构可能是一个可以确定需要帮助的儿童和家庭并可能为之提供服务的场所。例如，美国儿科学会已经公布了一系列政策声明，这些声明包括筛查产后抑郁症（一种处理产妇较差精神健康的途径）、家庭卫生医疗环境、确认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和作为公共卫生的合作伙伴从人口角度解决儿童健康。儿童服务机构（例如卫生部门、学校和社区组织）对这些因素与mBDDs相关性认识的提高可能会改善转诊与促进合作，以期在社区机构内处理幼儿期的健康问题。
本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局限性。首先，mBDDs基于父母的报告，可能存在回忆的错误或偏差。第二，未确诊的儿童不包括在内，因此，这些疾病状态的评估可能因疾病的存在和识别的可能性而异。同样，医疗保健、家庭和社区因素的官方数据可能受mBDDs患病率的影响。第三，横断面数据的特点和依赖于父母的报告有碍于得出直接相关或因果关系的结论。第四，虽然数据对无应答进行加权处理，但是，由于无应答率低，与无应答相关的偏差仍然存在。最后，报告中涵盖了多种不同的障碍症，它们可能不同程度地与健康保健、家庭和社区因素有关，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被预防也可能存在差异。
这些数据支持美国国家医学院的建议，该建议认为需要有专门用来提高保健水平和支持家庭和社区的资源，用以预防精神、情感和行为障碍，并促进所有儿童早期的健康发育成长。这类投资需要公共卫生、儿科和其他负责向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大力协作，并可能对儿童早期和终身健康产生广泛的效益。
小结
在婴幼儿期的社会人口因素和环境因素已被证明在整个生命期限中对发育、精神健康和整体健具有显著影响。
儿童亚健康调理篇3
关键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策略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现状
1．同伴交往障碍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当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同伴交往方面的问题和困惑时，不能从他们身上习得人际交往的能力和策略，也得不到引导和帮助，进而导致他们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同伴之间的冲突。同时，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由于他们的“留守”这样特殊的、非常规性的状态及处境，更容易沉默寡言，封闭自我，不愿意与同伴交流，出现人际关系上不和谐。
2．自卑
有些农村孩子在年幼时便与父母长期分开，家庭环境的不稳定使他们非常缺乏父爱和母爱，在生活中往往缺乏自信，他们害怕别人的目光与议论。由于感情上缺乏依靠、内心的活动很难向外倾诉，当事人也会感到没人能够真正理解自己，农村留守儿童逐渐产生了这种自卑心境，久而久之变得不愿与人交流、性格孤僻，严重的会导致自闭症。
3．逆反心强
农村留守儿童逆反心极强，对抗情绪严重。一些平时就调皮好动的学生因为父母外出，行为大胆放肆，在教师和监护人管教的时候产生逆反心理。他们爱与人对着干，即使老师和家人的话也不肯听，常喜欢闹对立。他们缺乏安全感，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怀疑，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
4．耐挫力差
许多调查发现“心理脆弱、渴望亲情”成为留守儿童最大的心理问题。留守儿童一般年龄在16周岁以下，正处于身心发育时期，情绪上欠稳定，对自己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遇到问题时又很少向他人求助，这就导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抗挫折能力十分差。由于长期缺少父母之爱和必要而又即时的抚爱，许多儿童的心理防线十分脆弱。
另外，留守儿童长期生活在“非正常状态”中，还容易导致思维方式、感知觉和意志品质改变而丧失自身控制感。因此，政府机关、家庭、学校，乃至社会各界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都要予以足够重视。针对于留守儿童特殊的心理生活环境，并结合本研究结果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二、建议
1．政府支持
为良好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工作领导模式是必须的。而具体说到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配备强大的师资力量以及硬件设施。但因为现实环境的制约，目前很多乡镇中小学还没有条件配备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与咨询室。因此就需要教育部门积极为在职教师培训创造条件，使教师能够掌握基本的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能够处理一般性心理问题。其次，社会环境的良好与否也关乎留守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因此教育部门应积极联系司法部门、文化部门，协同整治和净化校园周边治安环境和文化环境，大力查处非法侵害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为留守儿童优化一个健康的生活教育环境。
2．学校干预
学校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一方面，它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另一方面，教师与同学所提供的和谐的氛围与环境可以部分弥补儿童家庭情感依恋的缺失。学校应建立三级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第一级，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旨在提高留守儿童心理素质，教育他们树立规范意识和行为，发展健康心理与未来潜能，主要针对生活适应、学习方法、人际关系、人格塑造等内容进行教育；第二级，预防性心理健康教育，旨在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调适能力，防范出现学习焦虑、孤独自卑、脆弱敏感、冲动倾向，以及厌学逃学、吵架斗殴、泡网吧等行为问题，预防人格偏差现象，及时进行心理健康辅导；第三级，矫正性心理健康教育，旨在提高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主要针对心理适应障碍、学习障碍、人际关系障碍、人格障碍等问题进行纠正。
3．家庭关爱
家庭关爱与教育的缺失是导致留守儿童诸多心理问题的关键因素，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缺失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所在。首先，从留守儿童家庭本身来说，由于母亲外出的留守状态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最为严重，因此在儿童幼年时母亲应尽量不要外出，以使儿童早期形成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从而保证其早年心理发展的顺利进行。对已经留守的儿童来说，为最大程度的减少家庭关爱与教育缺失所带来的影响，临时监护人应肩负起关爱留守儿童的责任，加强在家庭中与留守儿童的交流、互动。让留守儿童在一个新的家庭中感受到家庭的完整性与互动性，从而让其可能偏离正常轨道的心理发展重新走上健康之路。其次，留守儿童家长要认真从孩子成长需求的角度出发，寻找和确立留守儿童临时监护人，细致地落实孩子的被监护权，同时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创造更多的机会，采取更多的方式与孩子交流沟通，对孩子的全面发展和精神需求给予更多关注。这是因为孩子在寄养期间，与亲生父母的接触是以后团聚的必要步骤。同时留守儿童家长要加强与临时监护人和学校的联系，随时了解孩子学习、生活和心理近况，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参加家长学校的培训学习，努力提高家庭教育素质，从而配合学校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管理。
4．社会扶助
留守儿童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它的解决也离不开社会的扶助。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社会扶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留守儿童所在村组、社区应充分提高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帮助留守儿童家长就近寻找合适的临时监护人，并在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的过程中，担负起监督临时监护人的责任。同时切实加强区内治安环境，保障留守儿童人身安全，并避免留守儿童被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引诱走上犯罪道路。
第二，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留守儿童家庭关爱与教育的缺失是无可避免的，除了在学校与新的监护家庭中弥补这种缺失外，还可以在留守儿童所熟悉的村组与社区氛围中弥补这种缺失。社区内可以征集大学生志愿者帮助留守儿童解决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并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此外，也可以发动留守儿童的同龄孩子与留守儿童结成对子，互帮互助。一方面可以加强儿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留守儿童通过帮助他人也可以获得一定自我概念的加强。
参考文献：
[1]苏萍．农村留守儿童人格特征及心理健康水平研究――以湖南省石门县为例[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8．
[2]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29（1）．
[3]高亚兵，彭文波．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2（4）．
[4]高亚兵．不同监护类型留守儿童与普通儿童心理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8，（7）．
儿童亚健康调理篇4
四、数字公民：国家的回应
正如前面章节所讨论的，各国关注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网络安全、权利、健康等方面。对此，通过将iCt使用相关的严格规定[1]（如审查、过滤等访问限制）和促进自律相关的更加积极的方式（如宣传活动和教育项目）进行结合，各国提出了政府倡议，以解决这些问题。
亚太地区值得注意的培养数字公民的国民计划包括澳大利亚的网络智能计划（Cybersmartprogram）、新加坡的网络健康计划（Cyberwellnessprogramme）、马来西亚的网络安全计划（CyberSafeprogramme）和明智点击运动（ClickwiselyCampaign），以及韩国涉及各种内容的监管规划和教育方案。通过各种资源、活动、学校课程和支持机制，这些计划采取综合方式向儿童、父母、教师，以及普通公众提供有关数字公民的信息和教育。
本文选取亚太地区12个国家作为案例，分析iCt相关应对政策。这12个国家应对政策中所提到的数字公民的关键要素见表1。附录a提供了相关国家采取方案的摘要信息，列明他们关注的区域、目标受众以及介入的类型（如监管、调查、教育、倡议）。
各国的模式不同。首先，国家层面的应对政策目前主要集中在安全和预防可能的风险。这是大多数国家关注的焦点，而且必须得到解决。其次，也应呼吁用户提高自我约束和灵活操作的能力，以最大化地获取iCt所带来的好处。各国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和先进的方式确定数字公民关键要素，并超越在线安全的基本概念，这包括政府如何培养年轻人，使他们能够在高科技社会生活和工作。每个国家应对政策的详细描述如下。
（一）澳大利亚
考虑到当今社会广泛的技术渗透，以及其给青少年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政府为其公民制定了多项计划，尤其是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群体，以营造相应环境、提升在线安全。以上承诺得到了澳大利亚联邦警署（aFp）、信息部、在线安全咨询工作组、青少年顾问协会（YaG），以及教师和父母协会（tap）、研究人员、企业、社区团体的认同。此外，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改善在线安全环境，提高公民的在线安全和诈骗防范意识。[2]
澳大利亚政府倡导的一项主要计划是网络智能计划（http：//cybersmart.gov.au），由澳大利亚通讯及媒体管理局（aCma）负责。该计划旨在支持和鼓励儿童和青少年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同时在“积极参与、了解你的在线世界、谨慎选择”格言的引导下通过展示积极的、符合道德的、平衡的在线行为承担保护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以儿童、年轻一代、父母、教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主要目标受众，该计划重点关注隐私、安全、数字声誉（digitalreputation）、平衡、责任、媒体素养和法律，包括4个关键概念：数字足迹（digitalfootprint）、数字声誉、数字公民（digitalcitizenship）、数字媒体素养（digitalmedialiteracy）。为了向其目标受众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该计划同步配套了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
为父母、学校和儿童准备的交互式游戏、活动、资源；
教学计划和倡议、教育视频，以及联合开发的开放教育资源（oeRs）；
职前和在职教师培训计划；
拓展计划（如学校观摩、访谈、教育者的职业发展讲习班）；
家长参与的主题论坛（如“话匣子”）；
与澳大利亚同行支持组织（peerSupportaustralia）合作，强调同行在提供支持和适当干预中的作用。
计划主要通过调查研究确保干预和材料是基于证据的、经用户测试的、恰当的、适时的、高品质的，以及吸引人的。“评价和调查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是以合适的方式向合适的人强调合适的问题。”aCma也与研究中心和其他跨政府或跨部门的计划建立了联系，以便在组织活动、记录最佳案例，以及优化供给方面展开合作。
作为aCma的补充，通信部门（theDepartmentofCommunications）推行了两项由其与公共咨询组织密切合作策划提出的示范性计划。网络安全求助键（theCyberSafetyHelpButton，http：//cybersafetyhelp.gov.au/）提供24小时的快捷服务、一站购物式可行建议和支持，以及网络安全信息。它为用户交流（通过热线服务电话）、报告、学习（通过免费下载资源）提供了一个安全场所。此外，在线社交便捷指南（easyGuidetoSocialisingonline，http：//cybersafetyhelp.gov.au/easyguide/social_networking）引导用户通过对社交网站、检索引擎和在线游戏的设置和功能进行自定义，提升在线安全程度。
在实施的第7年，2014年6月，智能在线周（theStaySmartonlineweek）汇集了各利益相关者，包括各级政府部门、1700个跨私营部门、教育部门和社区部门的组织。该活动强调理解在线安全价值和了解解决相关问题方法的重要性。[3]
为了强调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承诺，澳大利亚政府在2014-2015财年[4]拨付了1000万澳元的经费，用于协助学校建设可信任的在线安全计划、建立和运行儿童网络安全委员办公室（theofficeoftheChildren’se-SafetyCommissioner）、支持基于澳大利亚的研究和信息计划。
（二）文莱
2010年，文莱教育部启动了网络逃离计划（thee-HijrahStrategy），致力于iCt在教育方面的应用，以建立前瞻性和高水平的教育体系。教育部声明这一计划也将保护国家的马来伊斯兰君主宪制（melayuislamBeraja，miB）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被恰当地称为“我们的数字价值观”。
作为回应，教育部近期建立的数字媒体全职服务中心（Digitalmediaandin-ServiceCentre，miSC）已经着手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发展和监控基于课程的网络学习媒体的应用，确保其安全性，及与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相匹配。使用文莱故事和人物的丰富的、交互式的各邻域的电子内容已被开发和研制出来，并通过由教育部部署的iCt设备向学校传播。
教育部还为学校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过滤软件包，并制定自带设备（Bring-Your-own-Device，BYoD）政策，以保证学校在线环境的安全。
（三）中国
尽管政府实行了密切的监管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中国在2002年就已面临青少年沉迷网络的局面[5]。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控制局面，包括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控制网吧数量、关闭成千上万个不合规的网吧。2007年，为了解决网络沉迷问题，政府要求游戏开发公司设计反沉迷安全保护措施，如在线游戏时间超过3小时被强制下线。2008年，中国估计有2000万网络成瘾者，这促使其成为首个宣布网络瘾症（iaD）为临床病例的国家，并在世界卫生组织注册了这一病例。中国还出版了诊断手册，列举了iaD的5大范畴：网络沉迷、、社交网络、网络信息、网上购物。[6]
考虑到网络沉迷对青少年身体健康的极大影响，各类组织成立了针对青少年的教育和诊疗中心，通过3～4个月的自律生活方式、药物治疗和心理诊断，促使其远离网络沉迷。2014年年中，报道称中国已建成约250个军事化康复夏令营，用来帮助网络沉迷的青少年回归正常生活。
（四）印度
印度有关网络安全的立法不断被修订和完善，如《2008年印度信息技术（修订）法》（theindianinformationtechnology（amendment）act2008）加强了对涉及商业和儿童的常见网络犯罪的规定。此外，随着与在线活动相关的犯罪活动激增，印度的主要大城市，如金奈、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已建立了多个网络司法实验室[7]。目前，虽然采取了多项举措、成立了多个机构以解决iCt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但大多收效甚微。在教育方面，尽管学生群体对iCt的使用日益增加，但学校目前并不教授网络安全知识。
印度国家网络防御研究中心（thenationalCyberDefenceResearchCentre）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标准（http：//ncdrc.res.in/）。作为自治机构，其目标是抵御网络空间中外部网络攻击、信息泄密等威胁，保护国家的安全[8]。在网络安全领域，该组织会举办年度峰会，并出版《网络防御月刊》（CyberDefensemonthlymagazine），以提高国民网络安全意识。此外，该机构正着手出版《国家网络犯罪参考手册》（nationalCyberCrimeReferenceHandbook，nCCRHB），这是印度有关网络犯罪问题的唯一参考书。其致力于提高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工业组织的网络安全意识，希望他们能够阻止和控制网络诈骗。该手册包含了详细的对印度公民安全带来威胁的典型网络犯罪，并提供了应对这些问题的高级网络保护方法和手段。
作为一个连接政府、私人、学术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联盟组织，印度网络安全联盟（CyberSafeindiaalliance，CSia）致力于促进网络空间安全[9]。在印度政府、国际网络安全保护联盟（iCSpa）、国民网络安全联盟和印度计算机协会的支持下，CSia致力通过促进全国意识计划（nationwideawarenessprogrammes）对网络用户进行网络安全教育，尤其是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群体。该组织还积极在脸谱网、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就如何应对最新网络犯罪发帖。
（五）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10]，其iCt的使用集中在对内容的过滤或限制方面，主要是色情方面的内容。2012年，为了迎接斋月，印度尼西亚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封闭了百万个国外的访问通道。随着政府逐渐意识到iCt使用所带来的其他重大风险，政府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儿童与青少年数字公民和安全”（DigitalCitizenshipandSafetyamongChildrenandadolescentsinindonesia）研究。该研究收集了印度尼西亚青少年如何接触网络，以及面临的潜在风险等相关方面的信息。根据该研究结果，印度尼西亚通信信息技术部、妇女作用和保护儿童部联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其他部门，共同组织媒体安全国家行动计划，包括强化政策、开展公共宣传运动。[11]
（六）韩国
基于对年轻人上网问题的担忧，韩国很多政府机构已经采取了网络安全和网络伦理相关举措。支持这些举措的政策法规包括《通信委员会法》（CommunicationsCommissionact）、《互联网信息保护法》（internetinformationprotectionact）、《网络通信法》（Communicationnetworkact）、《辛德瑞拉法》（CinderellaLaw）、《儿童保护法》（Childprotectionact）、《201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personalinformationprotectionact2011），以及促进互联网使用中的信息交流和信息保护相关法规等。
韩国通信标准委员会（KCSC）已经通过绿色i-net2.0计划进行互联网内容管制，促进内容评级系统，用户年龄管理软件、过滤软件，以及上网时间管理系统的使用。该机构还与其他机构，如教育部、当地社区团体，联合开展教育宣传活动，倡导年轻人、父母和教师加强自我管理。[12]
韩国网络安全局（KiSa），是韩国通信委员会（KCC）的一个分支机构，带头举办“韩国网络梦之星”活动，推动健康数字文化建设，为年轻人塑造良好榜样。该机构还会举办网络文化和伦理课程，并发起了“创造美丽网络世界”运动。[13]
性别平等和家庭事务部通过青年事务委员会和其他各种方案，集中治理不良的在线内容，同时进行预防性教育和网络沉迷治疗。该机构为处于危险中的群体提供辅导服务，并为相关的咨询师和治理专家提供培训。此外，该机构还负责指导监督涉及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青少年巡逻活动（theYouthpatrolactivities），以提高青少年识别和自我控制能力，进而创建健康的网络文化。[14]
韩国国家信息社会局（nia）负责it相关问题方面的研究、监管网络使用，以及调查网络犯罪事宜，同时开发和有关信息伦理方面的教育资源。
韩国教育部通过在学校开展负责任地、安全地使用网络相关教育活动，强调健康实践、文明礼貌，以及在线责任的重要性。韩国教育研究信息服务中心（KeRiS）开发了各种iCt伦理教育资源，设置了教育网络安全中心。此外，教育部要求学校通过使用过滤软件实现自我管理[15]。由于学生中各种形式的欺凌现象的高发生率，教育部还发起了“停止欺凌”运动。
基于nia的一项调查[16]，韩国18岁以下人群中有240万处于网络沉迷风险之中，其中5～9岁儿童有16万。国家开设了200多个免费的网络沉迷治疗中心，包括互联网营救营等，以降低儿童对网络的依赖，引导其选择替代性的体育活动（如户外游戏、音乐、手工艺品、集体活动）。咨询师和研究人员运用专门开发的网络沉迷诊断表判断其严重程度。
（七）马来西亚
针对网络安全问题，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两项主要计划：网络安全和明智点击（KDB）。
针对每个人的网络安全或网络安全意识计划由马来西亚网络安全局于2009年创建，旨在为公众提供独立有效处理网络安全问题的实用信息和资源。网络杂志、旅行指南、多媒体内容（如海报、视频、游戏、小测验、网络工具），以及其他有关网络安全的资源，都被用于问题讨论和倡导更好的实践。该项目举办了形式各异的活动，如宣传论坛、培训工作坊、在线竞赛、公共演讲比赛、年度网络安全日庆典，还通过网络999救援中心为电脑安全事宜提供热线服务。
2010年，马来西亚网络安全局和教育部启动了学校网络安全计划，实施范围主要集中在教育部门。2011年，一些其他组织加入进来，包括马来西亚儿童热线、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mCmC），以及电子通信供应商DiGi。目前，校园DigiCyberSaFe计划通过一系列由校园以及社区互联网中心举办的教育研讨会、拓展活动，倡导安全、友善的互联网体验。通过网络安全大使培训研讨会，教师可以获得iCt处理、数字图书馆、媒体课程相关的培训，掌握教导、劝告、建议学生正确应对互联网使用利弊的教学方式，使其养成好的网络社交习惯，以及在网络环境中保证自身安全。2013年，校园DigiCyberSaFe计划对9651名学生进行了“安全网-提升马来西亚在校儿童网络安全意识”的调查，调查内容涵盖学生意识水平、对网络安全问题的理解、合适的在线行为、保护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等问题。调查结果为计划负责人提供了该计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知识和技能差距方面的相关信息[17]。针对父母和看护人，该计划推出了专门的指导手册，帮助其为儿童创建更安全的网络环境。此外，当遇到不愉快的在线事件时，儿童可以拨打24小时求助电话（15999儿童热线）。目前，该计划通过开发地区性数字化多媒体资源，以及加强与工商企业战略合作，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2012年，mCmC启动了明智点击计划。mCmC充当了国家通信和多媒体行业管理者的角色。与国家五大原则（Rukunegara）一致，这一有关网络安全的公共宣传运动旨在通过促进儿童、年轻人、父母和监护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和责任心，培育马来西亚居民日常互联网使用和自我约束的能力。该运动刊发了大量面向公众的教育手册、宣传画和杂志文章，还与各种组织，包括国防部（theDefenceministry）、童子军协会（scoutsassociation）、学校，以及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等合作开展了一系列培训项目、访谈、研讨会和竞赛。[18]
（八）缅甸
2014年8月，缅甸政府宣布引入一套互联网使用的行为守则，旨在阻止社交媒体上仇恨言论的传播，协助维护国家的和平和稳定。这一举动是针对当时由在线诬告所引发的暴动而采取的。缅甸信息部长耶塔（YeHtut）强调市民需要理解与言论自由相伴的责任。在这方面，政府还没有进行专门立法，但是鼓励民间团体积极开展媒体素养和意识运动，为公民提供网络使用中的自我管理和责任意识教育。
（九）新西兰
新西兰政府意识到使用iCt风险与机遇同在，积极支持涉及网络安全和意识问题的运动和举措。其中一项主要的举措是获得教育部强力支持的网络安全计划（netSafe，.nz/）。网络安全计划创建于1998年，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多方利益组织，代表多方（包括政府、教育部门、立法部门、工业、社区、父母和看护人，以及儿童和年轻人）立场，通过一系列计划促进可信任的、安全的以及负责任的网络使用。
在教育部的支持下，网络安全计划致力于帮助学校为学生和教师营造安全的网络环境，为学校开发了“互联网安全工具”（http：//.nz/the-kit/）。这一工具帮助学校解决学生遇到的网络安全问题，支持数字公民的培养。随着网络环境的迅猛变化和iCt如火如荼的发展，该工具进行了定期评审，自被引入以来，历经了四次变革。通过专家评议会，该工具目前的版本已开发出一个7步框架，以数字公民培养为核心来确保安全的网络学习环境。
为了适应学校要求的变化，网络安全计划还开发了一个新的网络安全模型――“学习、指南、保护”（LGp）。LGp包含三组内容：学生确保自身安全所需学习的技能；学生应对挑战所需的指南；学校能够用来改善在线安全的保护机制。该模型为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路径提供指导，使学生在受保护的环境中达到自我管理。该模型依赖于教师不断提高的专业知识，并成为一个由教师提供的高效网络安全实践相关信息和知识的中央枢纽。
网络安全计划还拥有一些针对早期儿童教育的资源：为早期儿童教育提供服务的网络安全工具，如网络安全相关的DVD；赫克特的世界（Hector’sworld），一个服务于教师的独特工具，使其帮助儿童（2～9岁）学习安全地使用网络和培养数字公民意识。赫克特的世界正应用于新西兰许多小学和幼儿中心，以培养儿童数字公民意识。赫克特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工具――赫克特的世界安全键[19]，供儿童在上网遇到令人烦恼和焦虑的内容时使用。一旦激活该键，屏幕将会显示一个美丽的水下场景和一些积极的文字。它还会鼓励儿童向成年人寻求帮助。
作为促进网络安全的领导机构，网络安全计划还开展了以下几个项目：国家网络欺凌工作组；为商业提供网络安全建议的“这是什么”项目；致力于教育市民如何保护自己的、防止在线欺诈的“欺诈机制”项目；为父母提供网络安全指导的“我的一天”项目；为市民提供在线事件投诉的“orb”平台；为年轻人、父母、其他监护人、教师和委托人提供所需的帮助，以理解和处理网络欺凌的“网络欺凌”网站；帮助青少年以创造性的方式安全使用互联网的“新西兰网络骑兵”项目。
2012年，国民网络政策办公室（nCpo）成立，旨在为政府部门提供网络安全政策建议，负责监督和协调国民网络政策及策略的发展、实施和检查。其中包括2011年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网络空间威胁而公布的新西兰网络安全战略（dpmc.govt.nz/dpmc/publications/nzcss）。
智能连接（connectsmart.govt.nz/）是政府主导的另一创举，由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支持，力图提升网络安全意识、改善保护个人和企业在线安全的方法。
（十）菲律宾
菲律宾在处理网络安全和保护学校方面拥有很好的政策环境。2013年颁布的《反欺凌法》（anti-Bullyingact），于2012年出台的有关防止虐待、雇佣和歧视儿童的特殊保护法规和各类儿童保护政策，以及《反欺凌法》实施细则和规章制度，都是教育部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制定的，旨在确保在校儿童无论线上线下都能远离暴力、剥削、欺凌、虐待、歧视。菲律宾《2012年网络犯罪预防法》为教育部进一步强化网络安全和健康教育计划提供了更多依据。
当前，教育部正在调查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贯彻的稳定性和计划举措的影响。作为开始，教育部与各类专家团体、私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如国际计划组织、救助儿童基金会等），举办了一些面向教师、父母、监护人和学生的关于儿童面临的在线和不在线问题的研讨会。
（十一）新加坡
成立于2009年的跨部门网络健康指导委员会（iCSC）旨在协调政府在执行新加坡网络健康公共教育国家战略方面的工作，同时与各类组织机构开展合作。该跨部门委员会由来自通讯及新闻部（mCi）、教育部（moe）、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D）、国防部（minDeF）、内务部（mHa）、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媒体发展管理局（mDa）、健康促进委员会（HpB）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nLB）的代表组成。由通讯及新闻部和教育部主管，跨部门网络健康指导委员会五年来（2009-2013年）共出资1000万新加坡元支持由社会不同部门提议和推行的网络健康工程。[20]
同澳大利亚网络智能计划类似，新加坡的网络健康计划（http：//.sg/；moe门户网站：http：//ict.moe.edu.sg/cyberwellness/）旨在帮助互联网用户理解和践行适当的在线行为，同时在网络空间中自我负责、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
教育部在“尊重自我和他人”以及“安全、负责任地使用”两个原则的指引下采用“感觉-思考-行动”框架（Sense-think-actframework）（见图1）。这一框架指引网络健康课程在学校运行，并与围绕身份、关系和选择的品格和公民教育（CharacterandCitizenshipeducation）的三个核心观念一致。补充主题和专题（见图2）鼓励学生在网络社区承担三个角色：技术掌握者、人际关系建立者和保护者。
这一框架指导学校根据本校学生情况和校园环境，制定、实施他们各自的网络健康项目和活动。课程实施主要通过小学的班主任指导以及中学的品格和公民教育课程进行，同时将关键网络安全话题融入其他课程（如英语、母语、公民道德教育），使其被纳入常规课程。教育部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及相关项目支持，如为教师、学生、父母提供在线资源平台和为教师提供专业发展项目。
为了配合教育部在课程方面所做出的努力，2009年，教育部、iDa和微软SG（microsoftSG）在BackpackLiVe！计划下联合启动了网络健康学生代表计划（CwSap）。截至2014年初，该项目培训了1400余名小学、中学和大专院校学生，让其在倡导学生群体安全、负责任地使用iCt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教育部、mDa和iCSC的指导下，CwSap第二阶段的运行时间为2014-2016年。[21]
为了强调父母、教师和监护人对儿童和年轻人的重大影响，多项计划鼓励他们树立良好的榜样和通过生活中具有教育意义的事件，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价值观；与儿童、青少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指引孩子正确使用计算机，形成管理和调解的平衡。mDa作为政府管理媒体供应商的载体，要求互联网服务商（iSps）在出售或更新居民宽带时，积极推广网络过滤器。互联网供应商还被要求开发负责任的应用软件，通过各自的推广项目为网络健康做贡献。
此外，mDa还为父母和监护人开办了访谈节目、公众研讨会等。该机构还开发了家长门户网站和指南，引导父母为孩子在线体验提供安全保障和选择适龄的内容。教育部也开设了一个专门网站，为家长提供这些方面的技巧和资源。
2012年，媒体素养委员会（mLC）成立，旨在通过监督和引领公共教育等方式进一步强化政府在网络健康方面的职能。其主要策略是给公民树立六大核心价值观：执着、责任、尊重、正直、正能量、机智和洞察力。mLC还为政府提供适当的政策建议，并告知公众这些领域的法律法规。
mLC利用企业、民间团体和社区，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相关活动和平台，通过下列活动推广他们的倡议。
借助mLC网站、媒体见面会参与每年2月举办的年度互联网庆典网络安全日、其他网络平台等进行国民公共教育；
针对特定目标受众的社区服务、访谈、学术会议、对话、研讨会和讲习班（如儿童和青少年课外活动――媒体智能俱乐部、媒体素养徽章项目）；
带来新观点和对话的调研；
资源开发，包括移动手机应用程序（如测量公民媒体和数字智商的数码网络）、父母手册、模块、视频资源、在线文章等方面的资源开发。
（十二）泰国
泰国颁布了保护儿童不被虐待、歧视、雇佣的相关法律，主要有《儿童保护法》（theChildprotectionact）、《计算机犯罪法》（theComputerCrimeact）、《预防和制止法》（theprostitutionpreventionandSuppressionact）等。泰国倡导过滤、禁止和屏蔽不合适的内容，如色情、网站。此外，泰国是第一个提出实行网游宵禁的国家，以减少年轻人在线网游沉迷现象。
泰国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s）还提供了一个泰国热线网站（athaiHotlinesite，http：//report.thaihotline.org/en），用户可以通过该网站检举非法和有害的内容，保证公民拥有安全的网络。该网站还提供在线安全和网络礼仪相关的技巧和资源。为了达成目标，该组织与多个利益相关方展开了合作，包括信息通信技术部、执法机关、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网站代管服务商和儿童保护组织。
与其他发展指标一样，各国在处理网络安全问题方面的优先项目计划也呈现多样化，取决于该国的iCt现状、问题的显著程度，以及风俗和价值观。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iCt发展处于新兴阶段的后起国家，还没有采取相关的网络安全举措，因为他们需要考虑的更紧迫的问题是供电不足、基础设施匮乏等。尽管如此，这些国家已承诺为国民提高iCt获得机会，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工具。当这些国家iCt发展成熟后，他们可能会考虑将已有的国家网络安全计划作为学习的模型。
参考文献：
[1]Rininsland，a.internetCensorshipListed：HowdoeseachCountryCompare？theGuardian[eB/oL].http：///technology/datablog/2012/apr/16/internet-censorship-country-list，2012-04-16.
[2]australianGovernment，DepartmentofCommunications.onlineSafety[eB/oL].http：//munications.gov.au/funding_and_programs/cyber_safety，2014.
[3]awarenessweekStaySmartonlinewebsite[eB/oL].http：//staysmartonline.gov.au/awareness_week.
儿童亚健康调理篇5
关键词：社区儿童社区干预心理健康
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核心家庭已成为社会家庭的主要形式，城市社区中儿童心理问题也日益凸显，突出表现在心理复杂、厌学、脾气暴躁、情绪障碍、自闭症、多动症、性早熟等方面，这些问题也越来越成为阻碍和制约孩子发展的一个瓶颈，成为影响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学校和谐、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心理健康理论研究水平发展迅速，但无论从学校、家庭还是社会来看，传统的心理辅导及治疗模式似乎已经难以适应和解决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二、研究的依据及必要性
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对心理健康的标准定义为个体心理活动在本身及其环境许可的范围内，情绪、身体、智力等方面所能达到的最佳功能状态。
儿童时期是个性发展和社会化的重要时期，是培养儿童良好心理品质的重要时期。个体早期的经历对个体的成长具有很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儿童个性初步形成期（7～10岁），利用此时具有极大的可塑性，针对儿童成长时期遇到的心理障碍采取及时的综合干预及个别辅导，能够有效消除心理问题，提高心理素质，降低心理障碍的程度。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依靠政府政策支持引导、宣传，学校以学生团辅、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开展儿童心理问题的预防，但作为儿童主要的生活环境之一的社区的机构资源较为匮乏，也影响了其社会化程度。受传统文化认知因素的影响，很多国人对于儿童早期心理亚健康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科学合理有效的专业性干预和治疗，包括学校和家庭都存在这种认知偏差，其集中表现为部分学校心理健康咨询师人员配备存在较大问题，加上师资力量、水平有限，导致利用率十分低下，形同虚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质量低下，执行情况严重缩水，难以应对和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需求，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儿童健康发展，也影响对心理亚健康群体的进一步观察和治疗。
生长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在认知、情感、行为等社会化方面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以儿童社会工作创新理念将家庭、学校、社区和社工机构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小组工作、个案工作为主并结合社区工作、家庭治疗等相关专业方法，针对性的对儿童开展综合干预工作，对儿童所处的环境进行综合干预、再造和调试并提供各项支持性、保护性、补偿性和替代性等功能调节服务，将潜在性的问题加以遏制，逐步纠正认知及心理偏差，解决和恢复儿童功能性失调所带来的问题，帮助儿童摆脱心理困扰。
三、干预对象概况与方法
（一）研究的对象。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是对成都市锦江区东升社区内出现心理偏差的部分儿童。
（二）研究的方法
1.问卷分析法：通过问卷，归纳分析出存在的共性的及成因，整合环境资源及时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与策略；
2.学习观察法：在问卷分析法的基础上，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对出现心理偏差倾向的儿童进行重点观察，对家长进行专业知识的讲授；
3.小组工作法：与社区社工站合作，根据年龄分层及心理问题的类型进行分组，通过“心理障碍自诊”“人际交往指导”“沟通与情绪管理”“理解与包容”“行为习惯培养”“健全人格的形成”等一系列小组活动，客观地引导并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4.个案分析法：对于特殊儿童个案，全方位多视角诊断其产生心理障碍倾向的成因，对症下药，制定干预与矫正方案。
（三）综合干预与辅导措施
通过建立学校、家庭、社区、社工机构四位一体联动机制，多管齐下，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运用各自的资源和方法多方位，全视角对儿童开展综合干预。
1.学校。学校提高教师及家长心理障碍的诊断与干预水平与技能，提高心理健康课程教学质量，强化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宣传引导和团辅工作，建立学生成长记录档案，如开展心理情景剧表演、心理健康讲座、成立学生心理健康社等措施；
（1）通过观察学生课堂课下的行为、情绪等表现，班主任及时进行跟踪观察、干预并谈话；
（2）以课堂问卷、家访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深入了解学生心理特点，发现并掌握学生心理发展的规律，顺势利导，通过课堂上给予学生心理品质、行为进行正面鼓励；
（3）心理教研室专职教师利用心理健康课程对学生进行团辅工作，通过情景互换、角色互换、策略训练等环节，让学生在活动中主动参与，深切体验，通过活动了解、选择、判断和整合客观的社会刺激和自我信息，把内外刺激源选择性地内化为自身素质；
（4）充分利用家长会和家访的机会，通过举办讲座、座谈、经验交流等形式，向家长宣传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为家长讲解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形成了合力；
（5）成立儿童心理健康防治组，主要由学校心理咨询老师、热心家长及儿童问题专家组成，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2.社区
（1）社区加强儿童心理健康宣传，邀请华西附二院心理专家定期开展心理健康义诊，儿童心理健康周等活动；
（2）成立社区儿童互助组织、小组，通过小组协作，群体式参与增强互助能力，如小小业主委员会，围绕儿童心理健康定期开展相关活动。
3.家庭
（1）家长以身作则，以积极的教育方式建立和谐的心理健康的家庭氛围，树立孩子的自信心，平等相处，增加沟通，增进亲子关系；
（2）家长通过学习儿童心理保健知识和接受相关培训，以特有的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调治孩子的逆反心理，深入的挖掘问题并与学校、社工一道解决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心理障碍，摆脱心理困扰；
（3）家庭中互换角色，体验角色扮演，以便更加理解对方。
4.社会工作机构
（1）社工工作机构定期开展相关活动，如成长关爱小组、亲子活动等心理保健活动；
（2）以积极妥善的方式取得孩子信任后通过开展小组工作对儿童进行团辅治疗，对于特殊儿童则建立案主档案，进行个案辅导；
（3）承认儿童个别差异，尊重每一个儿童的价值，重视来自自尊的接受者和施予者的真正尊严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前提下针对学生中存在的厌学、孤僻、自卑、胆怯、逆反等“问题心理行为”，我们通过多种情景互动模拟、小组工作方法等形式进行积极引导和教育。
四、效果评估
通过问卷及访谈调查，选取了成都市锦江区东升社区儿童（5-15岁）24名“问题儿童”，针对其心理偏差及行为特点进行重点观察对比以及进行的一系列综合干预与辅导后，79.1%的儿童心理健康值达到了健康水平，逐步摆脱了心理困扰，都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21.9%的儿童部分存在行为异常、人际关系缺失、心理承受障碍、情感异常等心理障碍，将长期跟踪观察，逐步解决控制。经过我们项目的开展和对项目的实施效果的认真的总结，总结出综合干预对于社区儿童有以下积极的影响：
（一）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促进了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通过一系列综合干预与辅导，在学生中普及了心理健康知识、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处理自身与环境的适应性问题，形成积极向上、乐观开朗、自信活泼的学习生活态度，对于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收到了很明显的教育效果。
（二）提高了家庭教育的水平及亲子关系。对于家长来说通过一系列培训和系统知识的讲解，在家庭教育中在培养多元化的教育和生活体验，帮助青少年儿童形成特殊品质，帮助儿童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知或完善理性思考的能力，家长们转变了教育观念，提高了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也改进了教育方法，增进了亲子能力，营造宽松的家庭环境，逐步探索平等与孩子“交往”，以更加灵活、变通且具有弹性的管教方式来对待孩子，走出权威式、保姆式的教育观念误区，同时身教重于言教。
（三）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教育促进。将现代儿童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付诸于实际、结合社区和家庭具体情况综合运用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服务于社区家庭，有效推动现代儿童社会工作和社区工作专业的发展。社会工作者队伍将专业特长带进社区，将所拥有的理论运用到了实践并获得实践的经验，其价值得到了体现；从实践中提升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用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推动我国现代儿童社会工作及家庭教育科研教学的不断发展。
（四）促进社区相关组织、管理机构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工作方法的创新模式可以促进社区相关组织、管理机构的形成和发展，拓宽和加深服务领域；为其他社区相关机构组织提供现实可操作性经验和借鉴；为现阶段我国社会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组织，创新发展现代社会工作方法提供了一个平台，有效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推动现有组织和机构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要求，促进现代儿童社会工作和社区工作创新型建设。
五、儿童心理问题干预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当前，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我国对于儿童心理问题干预与辅导的整体水平较低，需要进一步得到政策支持和科研投入，建设一支专业知识扎实，水平较高的专业化队伍是当务之急。
（一）儿童心理健康研究需求和能力不相适应。我国心理学近些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实际上需求和能力不相适应，离老百姓很远，不够平民化，尤其与学校、社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需要开发出更多系统的具有连续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虽然很多地区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但是，对于儿童以及社区和家庭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亟待发展和支持。
（二）专业机构资源及人才紧缺。目前我国针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干预与辅导的专业性机构较少，主要由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老师来完成，但由于总体研究水平有限，个别机构技术力量仍无法满足求助者的需求，社会工作者及老师的专业水平也有待提高，这就导致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
（三）学校及家庭重视不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压力增大，父母有时迫于生计从而忽视了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久而久之孩子的心理问题也愈发凸显。学校虽然都有开设心理咨询室，但由于师资力量、水平有限，导致利用率十分低下，形同虚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质量低下，执行情况严重缩水，难以应对和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需求。家庭和学校的忽视将不利于儿童心理问题的发现，也影响对心理亚健康群体的进一步观察和治疗。
针对儿童发展时期的需求，我们对儿童心理健康综合干预提出一些建议。
（一）社区积极开展各种亲子活动，以改善亲子关系，拉近孩子与父母之间的距离，宽容理解，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创造和睦、融洽的家庭气氛，促进和谐家庭与社区的建设。
（二）加强和提高学校及家庭关于儿童心理健康的素质教育水平，切实发挥心理咨询室和辅导室的作用，不流于形式，建立长期心理素质档案，定期开展心理健康周活动而不流于形式。
（三）培养多元化的教育和生活体验有益于青少年儿童形成特殊品质，提高儿童处理新鲜事物的能力以及接纳外界环境的能力，培养儿童独立意识。
总之，我国对于儿童心理健康综合干预与辅导及相关的教育模式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相关组织机构及整个社会的给予关注和支持，同时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对与儿童心理健康有关的因素进行整合，强化社区、学校及家庭的心理健康干预、教育模式、辅导模式，针对性的对儿童开展一系列工作，将是儿童社会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人文学院）
本项目由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1213672005
参考文献
[1]申继亮、李虹等编著：《当代儿童青少年心理学的进展》，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四版
[2]朱琦、张庆林：《国外关于社区对儿童和青少年影响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第29卷第1期
儿童亚健康调理篇6
可以说，尽管“宝宝一贴灵”取得的成绩让亚宝药业成功了，但是面对市场，面对汹涌的竞争大潮，一个企业只有不断推陈出新，并且时刻迎合市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虽然“宝宝一贴灵”有了姊妹产品“丁桂儿脐贴”，但是它能否像“宝宝一贴灵”一样抢占巨大的市场份额，赢得一片喝彩声呢？这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兵书上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商场如战场，“丁桂儿脐贴”有哪些优势可以与琳琅满目的同类产品分庭抗礼呢？
Swot分析：
优势：
专利保护，剂型独特，轻轻一贴，散寒止泻，方便无痛，安全有效；产品虽已更名换包装，但生产工艺改进后，却提高了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十余年的疗效久经验证，只要稍加解释，消费者就会接受；原有的分销渠道，可以加快铺货速度；价格适中，符合大众消费水平。
劣势：
重新包装，容易引起消费者误解；价格变动容易引起原来一些消费者的误解；以普药方式运作，局限了产品的增长潜力；医院市场薄弱，在城市市场运作较为困难。
机会：
更名为该产品的重新定位与诉求提供了机会；农村市场的增长率会进一步提高，城市市场的占有率会有很大地增长；儿童用药市场正在进一步趋向成熟。
威胁：
市场上同类竞争产品不断出现；制售假药者猖獗。
市场潜力：
以保守估计，我国现有0～6岁儿童为1.2亿左右，0～2岁的婴幼儿为5000万左右，以每人每年一次腹泻，一次使用3贴计算，则丁桂儿脐贴的市场规模应在9亿元人民币，所以丁桂儿脐贴的市场潜力很大。
如此看来，“丁桂儿脐贴”的竞争力可见一斑。但是具备上述优势，是不是就能高唱凯歌了呢？当然不可以。还需要对这个新产品好好营销策划一番才可以慎重打入市场。
为了提高丁桂儿脐贴销售人员的销售技能，培养市场风险意识，企业不断从各培训机构、销售厂家请来讲师，给销售人员讲解最新的市场营销意识，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业内动态以及外界先进的销售经验，提高他们的销售管理能力和市场营销思维，使每个人在思想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使他们意识到单纯那种“遍地撒豆”的销售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的“买方市场”，惟有转变观念，科学营销，才能在未来的营销中立于不败之地。
广告创意，抢占
消费者心中强势地位
消费者的认知决定了市场回报。为此，只有设法提高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认知度，才能增大消费群体，规避市场风险。针对消费者对产品认知的弱化，公司高层及时改变策略，完善制度，引导销售重心向下游延伸。因而，企业在挖掘和传播产品力上下功夫，以增强广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认知度。
“不打针、不吃药，方便无痛，一贴就灵”，这句广告词曾使该产品受益颇多，但是单纯的“不打针、不吃药”现已无法占据消费者心中的强势地位。调查显示，店员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知晓率很高，那么，如何进一步发挥产品优势，增加实际购买人群，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个案例提醒了亚宝药业：某婴幼儿纸尿裤在推广初期，宣传着眼于父母使用方便，结果使大量传播费用打了水漂；而当把商品使用效果改为对孩子的健康多么有益时，销售局面迅速打开。可见，对儿童用品来说，儿童本身的利益才是企业传播中要考虑的根本因素。
因而，亚宝药业采用“轻轻一贴，散寒止泻”的功效，承诺“孩子不受罪”的感情利益，重新确定了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影视广告是快速传播这一诉求的有效途径。于是，一个围绕“直接起效，孩子不受罪”的影视广告创意，几经修改，慢慢成熟：
经过这一广告创意，使亚宝药业丁桂儿脐贴重新确定了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软文拉动，润物细无声
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优势地位不能
仅仅依靠一个电视广告来确立，必须结合多种途径来传递，为使影视广告可起到临界转化，产生更强的变化，于是围绕“孩子利益”这一主题，在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撰写软文、深化宣传。
分析发病机理，强调疗效之本。主题：儿童腹泻，脾胃虚弱是根本。儿童各器官功能发育尚不完全，尤其脾胃易虚易实，导致腹泻、腹痛高发，也易转化为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为其它疾病侵入创造了条件。“亚宝”牌丁桂儿脐贴，从强健脾胃功能这个根本入手进行组方，采用Co2超临界萃取技术，提高了生物利用度，保证功效的最大发挥，疗效更胜一筹。
分析用药方式，凸现产品附加利益。主题：直接起效，孩子不受罪！婴儿在母体内，依靠脐带吸收营养；脱离母体后，儿童脐部吸收功能依然强劲。“丁桂儿脐贴”正是利用儿童这一生理特点，采用脐部给药的方式治疗腹泻，见效更快，而打针、吃药及此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的强制性要求，则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研究发现，很多人的怪癖性格和心理疾患都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的心理历程。因而，不打针、不吃药，顺应了儿童天性；经过肠胃吸收，无需经过肝、肾代谢，又避免了药物副作用，增强了对其它器官的保护。
纠正滥用抗生素习惯，争夺消费者。主题：滥用抗生素遗害无穷，“丁桂儿脐贴”为首选药物。给孩子滥用抗生素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殊不知，这种做法对孩子极为有害，它会使机体菌群失调，致病菌发生变异，从而衍生其他疾病，严重的还会破坏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抗生素体质，导致患病日益频繁，用药量增大，康复周期延长，身体素质及免疫力普遍下降。因此，给孩子用药一定要慎之又慎。腹痛、腹泻时，选用丁桂儿脐贴，纯中药贴肚脐，无需胃肠吸收，将药物的副作用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应是儿童的首选药物。
加强使用指导，维护、修复产品力。主题：十年品质保证，亿万儿童疗效验证。“丁桂儿脐贴”以其独特优势，十年畅销，已有上亿儿童受益！
使用指导：在腹泻、腹痛第一时间使用，疗效更佳；在疾病发生第3~4天使用时，配合应用抗菌、抗病毒中药，效果更为显著；坚持每个月使用两贴，做为保健方案，可强健脾胃，促进儿童消化、吸食，增进食欲。
终端促销，建立厂商共赢联盟。组建商务、分销和大型连锁机构促销队伍，搭建深度分销网络平台，推行一、二级分销制。与大型商业公司建立联盟式战略伙伴，取消销售返利，加大促销计提费用。以省为单位，与一级经销商签订“市场价格规范联盟”协议，维护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树立企业形象。
痛打“李鬼”，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法律维权部与司法、工商、新闻媒体联合，加大对制售假冒公司药品行为及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先后捣毁安徽、江苏、湖北等数家售假团伙及制假窝点。
儿童亚健康调理篇7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儿童；淋巴细胞亚群
[中图分类号]R593.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616（2013）23-57-03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lupuserythematesus，SLe）是儿童较为常见的自身免疫病之一，亚洲儿童SLe的发病率为（6.3～19.3）/10万，成人SLe患者中约15%～20%在儿童期起病[1]，儿童SLe较成人临床表现更为严重，有潜在的致命性，预后更严重。SLe为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全身性自身免疫病，以多克隆B细胞的活化和产生多种自身抗体为特征。其发病与多因素有关，包括个体易感基因、环境因素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造成患儿免疫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异常和失衡[2]，其中淋巴细胞亚群比例失调或功能异常、细胞因子及其受体的基因结构、转录及功能缺陷、淋巴细胞凋亡失常等因素可能与其发病有关[3-4]。本研究通过测定SLe患儿及健康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改变，探讨淋巴细胞亚群变化与儿童SLe发病的关系。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1.1.1SLe组选择2010年1月～2013年6月在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儿内科住院诊治的SLe患儿共24例为研究对象，均符合1997年美国风湿病学会（aRa）修订后的SLe诊断标准，男3例，女21例，男∶女=1∶7；起病年龄平均（10.6±1.9）岁。
1.1.2正常对照组选取20例健康体检儿童作为对照组，其中女17例，男3例；平均年龄（9.5±1.9）岁。与SLe组在年龄、性别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检测指标与方法
1.2.1标本采集两组儿童均清晨空腹取外周静脉血2mL，加入无菌肝素管（肝素20U/mL），充分抗凝后送检。
1.2.2仪器与试剂（1）主要试剂：FitC/pe标记单克隆抗体：CD3-FitC/CDl6+56-pe、CD4-FitC/CD8-pe、CD4-FitC/CD25-pe、CD19-pe、CD3-FitC/HLaDR-pe；全血溶血试剂：a甲酸B碳酸钠等C多聚甲醛；鞘液；清洗液；荧光微球。均由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提供。（2）仪器：流式细胞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生产。仪器型号：epics-XL。
1.2.3检测指标与方法取100μL待测血清样品分别加入CD3-FitC/CDl6+56-pe、CD4-FitC/CD8-pe、CD19-pe、CD4-FitC/CD25-pe、CD3-FitC/HLaDR-pe及FitC/
pe标记单克隆抗体各20μL，混匀，放置于室温下避光孵育15～20min后加入甲酸溶血液600μL，碳酸钠缓冲液250μL，混匀，溶血10min，pBS洗涤细胞，1500r/min离心5min，弃掉上清液，用1%的多聚甲醛0.5mL固定细胞，应用美国Beckman-Coulter公司epics-XL型流式细胞仪测定CD3+（总t）、CD3+CD4+（辅t）、CD3+CD8+（细胞毒性t）、CD3+HLaDR+（活化t）及CD3-CD56+（nK细胞）、CD4+CD25+（调节性t）和CD19+（B细胞）百分率。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呈正态分布，以（）表示。采用t检验，以α=0.05为检验水准，p
2结果
SLe患儿及对照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测定结果见表1。经统计学分析发现，SLe患儿疾病活动期外周血中CD4+CD25+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百分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80，3.773；p
3讨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儿存在免疫系统紊乱，t、B淋巴细胞的免疫耐受丧失导致针对自身细胞抗原的抗体的持续性产生，并形成免疫复合物，激活补体系统，继而引起全身各组织系统损伤。人体正常免疫应答过程有赖于各种免疫细胞之间的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SLe患儿外周血中出现的大量自身抗体说明了自身反应性B细胞的存在和活化，而B细胞增殖活化有赖于调节细胞的调节，淋巴细胞亚群的紊乱与SLe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SLe患儿中存在CD4t、CD4/CD8比例降低，CD8t细胞升高，并认为SLe的发病是由于CD8t细胞比率增高、功能缺陷所致的B细胞多克隆抗体产生激活及体液免疫异常导致[5]。本实验结果示：SLe患儿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CD3+t淋巴细胞没有明显变化，CD8t细胞、B细胞较健康组明显升高，CD4t细胞较健康组无差异，但活化t细胞百分率显著增高，表现为细胞免疫亢进状态。有学者认为：虽然SLe患儿外周血中CD8+t细胞以数量升高为主，但CD8细胞几乎全部为反抑制性t淋巴细胞，不能显示抑制CD4t细胞功能[6]。本例中CD4t细胞没有升高，可能与实验对象例数较少及部分患儿已应用糖皮质激素等免疫抑制剂治疗有关，活化t细胞显著升高，提示t细胞亚群的异常改变、活化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发病中起很大作用。也有研究表明SLe患儿CD4t细胞的减少，尤其是具有抑制诱导作用的t细胞（CD4+2H4+）降低，不能诱导CD8t对B细胞产生抑制作用，因此SLe患者虽有CD4t减少，CD8t正常或稍高，但仍表现为体液免疫亢进，B细胞增殖并产生大量自身抗体[7]。
细胞凋亡对于免疫系统形成自身免疫耐受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枢免疫器官，未成熟的淋巴细胞在接触自身抗原后自行凋亡而形成对自身的免疫耐受，避免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外周t、B淋巴细胞在参与对抗原的应答之后，也经凋亡消除，以免产生过度应答，造成机体组织器官损伤。如果免疫细胞凋亡紊乱，自身反应性的免疫细胞未经凋亡消除，可导致自身免疫病的发生。nK细胞可调节自身免疫反应，活化nK细胞可分泌iFn-r、tnF-a等细胞因子，抑制B细胞的分化增殖，并对t细胞介导的免疫起调节作用[8]。本研究结果显示，SLe患儿外周血中nK细胞较对照组明显降低，说明nK细胞对外周血自身反应性B细胞清除减弱，使多种自身抗体产生。刘涛的实验结果与本结果相同，且证实nK细胞治疗后较治疗前升高，认为nK细胞变化可直接反应机体存在免疫紊乱状态[9]。CD4CD25t细胞即调节性t细胞具有抑制自身免疫反应、防止病理性免疫反应发生的作用。将去除了CD4CD25细胞的CD4单阳性t细胞移植给t细胞缺陷小鼠，能导致宿主各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病，如1型糖尿病、肾小球肾炎、胃炎和多关节炎等；而将含有CD4CD25t细胞和CD4单阳性t细胞同时过继给实验小鼠，则能防止自身免疫病的发生。目前已在人的胸腺和外周血中发现CD4CD25t细胞，并证实其具有类似的功能特征[10-11]。CD4+CD25+t细胞可以通过细胞接触依赖或抑制性细胞因子依赖机制主动抑制自身免疫t细胞的活化，维持自身免疫耐受，防止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其中高表达CD4+CD25hight细胞是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t调节细胞，转录因子Foxp3在CD4+CD25+treg细胞的功能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有研究结果显示，初诊SLe患者外周血CD4CD25t细胞及Foxp3水平显著低于复发、治疗后及健康对照组[12]。尤海燕的研究发现，SLe患者调节性t细胞降低，并认为可能由于调节性t细胞介导的负向调控紊乱，不能抑制th17细胞等引起的自身免疫反应，导致机体免疫耐受失衡引发免疫损伤[13]。本研究结果也显示SLe患儿CD4+CD25+t细胞降低，提示其抑制t细胞活化增殖作用下降可能与SLe发病有关。
综上所述，SLe患儿存在CD8t细胞、CD4CD25t细胞和nK细胞数量及功能失调，不能产生抑制CD4t细胞的作用，在CD4t细胞作用下，B细胞活化持续产生自身抗体并导致组织器官损伤，其具体的发病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SLe患儿淋巴细胞亚群存在异常，检测SLe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数量及功能变化，对进一步揭示SLe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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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亚健康调理篇8
【关键词】学业负荷学生健康影响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课题“义务教育学业负荷监测及预警研究”（课题批准号：2012YQJK064）。
【中图分类号】G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4-0013-02
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健康是指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而不仅仅是身体方面没有疾病和虚弱。因此我们通过文献研究，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性三方面综述过重学业负荷对学生健康的不利影响。希望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高度关注学业负荷问题，慎重考虑：用损害学生健康的方式来换取学业成绩是否值得。[1]
一、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1.导致眼睛屈光不正
学业负荷重，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学生作业多。而学生面对大量的作业，不得不延长写作业的时间，延长近距离用眼时间，而用眼的延长，与眼睛屈光不正检出率正相关。[2]由于长时间地近距离用眼，眼部睫状肌将保持高度紧张，不能及时调节晶状体曲度，造成假性近视。[3]更严重的是，由于青少年的眼球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可调节性强，眼球壁的伸展性较大，一旦眼外肌对眼球施加一定的压力，眼内压升高，长此以往，球壁逐渐延伸，使眼球前后径过长，形成真性近视。[4]
2.致使脊柱弯曲异常
冗长的课程及大量的作业，使学生们停留在座椅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户外运动的时间越来越短。而在长时间的“伏案写作业”中，绝大部分学生不能保持正确坐姿，再加上锻炼时间的减少，学生姿势性脊柱弯曲异常的发病率大大提升。[5]
学生中的姿势性脊柱弯曲异常，最常见的是姿势性侧弯和姿势性驼背，此外也有少部分学生患姿势性鞍背。
姿势性脊柱弯曲异常，不仅仅是影响美观的问题。脊柱弯曲异常使脊柱着力的作用点不平衡，严重的会损伤脊髓和神经根，甚至造成瘫痪。同时，异常的弯曲会影响内脏器官的发育，脊柱弯曲异常还可能引起肋骨和胸廓的畸形，造成心肺功能障碍，甚至导致心肺衰竭。[6]
3.引发肥胖症，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学业负荷重，直接导致体育锻炼的时间减少，同时由于过重学业负荷使学生精神压力过大，内分泌失调，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学生的肥胖发生率大大提升。而青少年时期的肥胖症，会使学生成年后得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大大提高。而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后者严重时可引起猝死。[7]
4.导致扁平足
随着学业负荷的加重，学生的书大多变得越来越多，书包越来越重。研究结果表明，学龄儿童背负4kg书包行走时，足底第2、3跖趾关节最大受力值增大，在整个足支撑时段中其支撑时间变长，长期下来，易形成胼胝体，并可能导致跖骨前横弓下降；负重后，身体重心横向摆动偏大，足中部控制不良，需要肢体参与维持平衡，足及下肢肌肉负荷增大，不利于儿童足弓发育，随着负重的增加出现足内外翻的概率加大，造成下肢伤害的可能性增高。[8]
5.引起肠易激综合症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bowelsyndrome，iBS）是一种组表现为长期的腹痛、腹部不适并伴有大便习惯和大便性状的改变的症候群。在过重学业负荷下，学生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而抑郁和焦虑均与iBS存在正相关性。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因素引起肠道运动功能障碍或内脏敏感性改变，导致肠易激综合征。[9]
6.形成生理性亚健康状态
在过重学业负荷下，学生大多睡眠不足、缺乏体育锻炼，身体和心理都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机体各器官长时间超负荷运转，终致使机体稳态平衡被打破，机体免疫力下降，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的临床主要表现为慢性疲劳综合症（ChronicFatigueSyndrome，CFS）、信息过剩综合症、神经衰弱等。在生理方面的症状有：内分泌失调、月经失调或衰退，食欲减退，疲劳，健忘，睡眠障碍，气喘，脚抖，心悸，心动过速，头痛，偏头痛，肌无力等。[10][11]
研究表明：CFS发生率至少在0.2%～0.4%，儿童亚健康高发年龄为13～15岁，女性CFS发生率高于男性。[12]根据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成果研讨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口70%处于亚健康，亚健康人数超过9亿。[13]其中北京为75.31%，上海为74.49%，广东为73.41%，陕西为64.99%，河南为62.83%。人们长期处于竞争激烈、心理压力大、超负荷运转的紧张状态中，很容易形成亚健康状态，其中，青少年学生，由于面对频繁的考试，出现亚健康状态的比例很高。[14]
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1.降低学习自信心
过重的学业负荷会使学生做出负面自我认知，认为自己无法完成学习目标，自我认同感降低，削弱学习信心，减少学习热情。[15]学习自信心是指学生个体对自己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标所特有的一种积极的、肯定的反应倾向。学习自信心以自身的学习能力为认识、评价的对象，它本质上是学生对自己所具有的能力的一种正确估计与高度自我接纳的态度。[16]
过重学业负荷，使学生心理压力上升，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心神不宁的状态，从而使学生考试失误、学业成绩下滑，而学业成绩下滑导致他人取笑、朋辈冷落、家长惩罚、学生自尊受损、感到无望、贬低自我价值，丧失学习自信心等。[15][17]而青少年学生有一定的知识础备，渴望进行独立的决断，摆脱家长和老师的思想束缚，他们此时处于心理敏感，极易受伤害的时期，如果家长，老师，同伴以嘲讥，批评的方式对待给予他们的考试失误、学业成绩下滑，其自尊心和自信心大受打击，他们将受到极大的心理压力，自此形成恶性循环。[18]
2.引发考试焦虑症
学业负荷很大程度上以作业、考试的方式体现。在频繁的考试中，相当一部分学生感到焦虑、紧张，或者忧郁。以山东省部分初级中学为例，在被式中，有53.2%的学生表示一遇到考试就担心会考坏，有36.5%的学生表示偶尔会担心考坏。[19]
考试焦虑的表现包括生理症状和心理症状两个方面。
生理方面表现为：考前肠胃不适、食欲不振、失眠，考场上肌肉紧张、手指哆嗦、双腿打颤、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出汗、手脚发冷，心悸、多汗、呼吸深而急、大小便增加、头痛脑昏、恶心等症状。
心理方面表现为：情绪紧张、注意力不能集中，思维处于一种紊乱、阻断和僵滞的状态，大脑一片空白，记忆力减退，回忆不起原本已记住的内容，对自己完成和应付考试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缺乏自信与耐心，苦恼无助，坐立不安，心情混乱，神经敏感。严重的考试焦虑所产生的心理困扰及精神压力，破坏了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甚至有的学生因忍受不了严重考试焦虑的折磨而被迫辍学。[20]
3.罹患抑郁症
学业负荷过重时，学生易产生负面情绪，进而产生抑郁症，进而产生攻击行为。[21]攻击行为分为：对自己的攻击、社会性攻击两种。
对自己的攻击具体表现为：自残和自杀、自我器官伤害、暴饮暴食、绝食、内疚感或自责、嫉妒、多疑、自我压抑、消极抵抗。
社会性攻击具体表现为孤僻、易怒，对他人充满敌意、对他人身体或他物的口头攻击、物理攻击等。[21][22]
4.形成心理性亚健康状态
学业负荷过重，会使学生心理压力过大，从而产生心理亚健康。心理亚健康，主要表现为脑力疲劳、情感障碍、精神萎靡、记忆力减退、焦虑烦躁、思维紊乱、言语迟疑、决策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思维能力降低，自卑、神经质、冷漠、孤独、轻率。严重的心理亚健康将转化为心理疾病。[11]
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心理亚健康的比例逐步提高。20世纪50年代，我国儿童心理亚健康的比例为5‰，70年代为7‰；1993至1994年为32%，1995年为43%。[23]
三、对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个体的社会适应是个体的社会化与个性化的过程，是个体学习和掌握社会生活技能、应对社会环境变化、遵循社会规范的过程，也是人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24]良好、健康的社会适应能力，包括：学习适应能力、社交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社会认知能力等。[25]
1.使学习适应能力下降
学习适应是指，学生根据环境及学习的需要，努力进行自我调节以达到与学习环境相平衡的行为过程。[26]适应学校需要学生形成自我调节的能力，而自我调节是指，个体为了能达到他人、环境及自己的要求，通过个体主动设定目标，并有效利用各种策略及资源，调整个体的行为以达到既定目标的能力。[27]
学习负担与自我调节能力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其一，由于学业负荷重，导致可供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减少，用来自我调节学习的机会减少，因此在策略自我调节维度上初中生会显著低于小学生。此外，由于学业负荷重，学习成绩分化，学生学习自我效能感下降，导致其动机自我调节降低，而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学生，易与教师之间矛盾，进而故意做出不良的自我调节。[27]
2.引起社会交往障碍
处在过重的学业负荷下的学生，往往感到自卑，会不断进行自我否定，否定自己在老师、家长、同学眼中的地位，认为自己是不受欢迎的，是为大家所讨厌的。尽管他们渴望与人交往，但由于这种自我否定，他们害怕和人交往，害怕被拒绝，因此他们离群索居，远离老师、同学，与父母的矛盾也增多。长此以往，他们变得不能和他人正常交往，进而形成社交障碍。[18]
3.妨碍生活自理能力、社会认知能力发展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学生们不得不为了对应各种考试、评价学量的相关理论知识、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学生的学业负荷越来越重，致使学生根本无暇真正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家长间也会形成一些无形的攀比、竞争，家长会迫使学生专注于学习课本知识，导致部分学生脱离社会现实，生活自理能力、社会认知能力低下，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28]
综上所述，过重的学业负荷已经给学生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性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严重时甚至导致学生死亡。因此，建立学业负荷监测制度，将学业负荷控制在一个合理限度内，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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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亚健康调理篇9
本文以“渭源县清源二小留守儿童心理状况”为例，指出我国西北内陆地区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长期的隔代监护或单亲监护，甚至是他人监护、无人监护等，造成留守儿童的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表现出诸多不良心理问题。在留守儿童的教育对策上，本文提出要以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教育模式，共同搭建留守儿童爱心教育平台。
【关键词】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隔代（断代）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在孔子《论语》中的《里仁》一章，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之说，这句话引申到西部教育现状，就呈现出“孩子在，父母游”的现象。究其根源，是因为我国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由此产生大量留守儿童现象。据统计，目前全国约有1.2亿农民工，它们的子女在义务教育年龄阶段的约有1000多万留在家乡，而且这个数逐年在增长。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业、人格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他们的基本权利和需求得不到满足[1]。为了充分了解这些滞留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特对我校24个班级的216名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及其咨询活动。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留守儿童在长期的隔代监护或单亲监护，甚至是他人监护、无人监护的影响下，造成留守儿童亲子关系疏离，情感缺失，他们的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障碍、学习焦虑、性格偏差等方面。因留守而缺少家庭的亲情温暖，因父母的远离而丧失家庭教育的环境，这是留守儿童在家庭教育上面临的困境。
一、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1、隔代和断代教育造成过份溺爱，物质上得到满足，心灵上缺乏父母关爱，产生各类不良心理现象
在家庭生活中，儿童对父母具有别人不可替代的依恋情结，留守孩子虽然有祖辈们的照顾，但老人们所能给予的更多的只是身体、起居饮食方面的关心，而心理方面大多爱莫能助，导致孩子极易产生心理焦虑[2]。由于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孩子一般都由祖父母或外祖父代养。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祖辈们对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中的种种错误行为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导致溺爱。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总觉得缺乏心理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因隔代教育与断代教育过分溺爱娇惯造成儿童的任性的现象尤为严重。
2、社交行为和社交品质较低，导致孩子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交障碍
社交障碍分为社交心理障碍，社交功能社交障碍，社交焦虑障碍。在社会交往中想象成功的体验少，想象失败的体验多，缺乏自信，总认为自己不行，缺乏交往的勇气和信心。
在我们调查时发现，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孩子在与外界的交往时容易出现两种情况：—种是孩子不愿或不敢与他人交往，心理越来越闭锁和内向；另一种是孩子乱交往，不分是“朱”还是“墨”。这就很容易使孩子沾染不良习气，甚至导致部分孩子产生“社会交往综合征”。转贴于
3、留守儿童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会产生遗弃感，自暴自弃，并衍生为反社会行为。
由于留守儿童家庭因素和条件的制约，他们和城镇子女相比处于劣势，是属于弱势群体，久而久之就表现为讨厌他人，乃至仇视他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尔虞我诈，产生人际认识扭曲，认为别人总在寻机暗算他，从而逃避与人交往，甚至表现为攻击心理行为。这种对学校、对社会的不信任危机，导致憎恨、仇视、逆反的情绪，千方百计找机会对他人、对社会进行报复来宣泄情绪，以求得内心的平衡。反常的人际关系，过高的物质需求，畸形的需要结构，轻浮的生活态度，错误的思想意识，愤世嫉俗，偏执倾向，精神空虚，心理不平衡，承挫能力低等又决定了他们对不良刺激内容的选择和消化，如不及时矫治和消除，其直接恶果必然导致各种违法犯罪的发生。
二、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教育对策
1、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完善家庭教育，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关爱。
家庭是留守儿童受教育的第一场所，完善家庭教育模式，是父母和监护人的责任。父母对子女的直接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子女健康成长的关键。父母和监护人要经常与孩子保持联系，并和祖辈监护人就孩子的教养方式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父母要利用网络、通讯等多渠道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注重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和心理沟通，让孩子时刻感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这样有助于缓解孩子的紧张、焦虑心理。
2、以学校教育为主导，疏导留守儿童的心理障碍，建立留守儿童心理预防干预机制
学校对留守儿童教育时，要加大正面教育，加强法律、道德教育，开辟第二课堂，把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纳入德育课，避免教育教学形式化，把正确的是非观引入其头脑中，使正气成为健康心理的支柱。学校要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档案和跟踪管理档案，开展各种形式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设立心理咨询室及时了解留守儿童的总体心理健康状况，对常见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和管理。
3、依托校外青少年活动中心，舆论宣传，强化和拓展社区教育，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建构留守儿童之家。
留守儿童也是祖国的明天，要充分发挥校外机构的作用，扩大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建立留守家庭与社区的互动机制，帮助留守家庭教育、关爱孩子，共同搭建留守儿童关爱平台，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辅导、道德引导和心理疏导等。留守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让我们同心协力，给留守儿童一片完整的天空，让他们快乐、健康地成长!
【注释】
[1]李斌强，赵鹏程．和谐社会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06(1)：119-120．
儿童亚健康调理篇10
【关键词】饮食习惯;健康教育;方法;学生
【中图分类号】R155.1G4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9817(2010)01-0032-02
青春期是儿童到成人的衔接过渡期,也是体格发育和增长知识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1-4],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学生,由于饮食行为不合理,导致消瘦、肥胖、贫血等营养性问题突出,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为了解重庆市中学生的饮食行为现状,以便探寻切实有效的干预教育模式,笔者于2008年4-6月对重庆市某中学826名学生的饮食行为现况进行了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重庆市区随机抽取1所中学的初一、初二共15个班896人,其中男生464人,女生432人。年龄(14.08±0.98)岁。
1.2方法采用24h回顾法和食物频数法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选在健康教育课,在学校健康教育老师和研究者的监督下,学生现场独立填写、现场回收。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龄等)、家庭情况、学生饮食行为及习惯、父母饮食行为及习惯,营养知识来源渠道等。符合要求的问卷826份,有效率达92.19%。
1.3统计学分析有效问卷经整理后,录入计算机并建立excel数据库,所有数据采用SaS8.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饮食行为
2.1.1就餐情况学生主要集中在家里和学校用餐,三餐不合理情况突出:有59.26%的学生(包含4.48%不吃早餐的学生)早餐食物摄取不足;14.39%的学生晚餐摄入过多;65.30%的学生吃宵夜,其中11.01%的学生宵夜摄入过多。见表1。
2.1.2膳食结构膳食结构中值得关注的是日常食物:谷类、蔬菜水果、奶类豆制品、鱼、肉、蛋、动物内脏及甜食等的消费水平,见表2。
2.1.3饮食习惯调查中发现,学生喜食甜食,口味偏重麻辣,有30.5%的学生每星期至少吃1次麻辣火锅;有74.49%的学生选择食物主要考虑色香味,仅有7.21%的学生考虑食物的营养价值;存在很多不良的饮食习惯,如偏食挑食(19.2%的女生不喜欢吃粮谷类)、热衷吃烧烤类食物、喜欢吃零食和西式快餐等,特别是喜欢吃零食和西式快餐的学生分别达到42.81%和43.89%。
2.2营养知识及教育模式探索调查人群中有15.72%的学生不知道学校有营养套餐;学生的营养知识主要来自电视广播和家庭成员同学朋友等,分别为31.3%和23.9%。相对于健康课,63.7%的学生更喜欢课外活动或同伴教育的营养教育模式。
3讨论
3.1三餐膳食结构及饮食行为调查发现,中学生三餐不合理,有半数以上的学生忽视早餐且有吃夜宵的习惯,这和国内很多的研究一致[5-6]。对学生食物频数的分析表明:动物内脏、鱼类及豆制品的消费水平达不到需要,需进一步加强,以保证优质蛋白和矿物质的供给。调查中发现,重庆学生口味偏重麻辣,经常吃麻辣火锅,这可能与饮食习惯有关。有部分女同学不喜欢吃粮谷类食物,可能受现在错误的减肥观影响,误认为吃粮谷类会长胖。喜爱吃零食是儿童青少年一种普遍的饮食行为[7-8]。本次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喜欢吃零食及西式快餐。thomas等[8]认为,零食能提供一定的能量和营养素,但其所含的营养素不如正餐全面、均衡,所以不能以零食代替正餐。西式快餐食品中脂肪比例较高,而维生素、钙、铁等营养素的含量较低。Shanthy等[10]对美国快餐食品分析发现,过多的能量和糖的摄取,易引起儿童青少年的肥胖,违反膳食指导原则。因而这些不良饮食习惯直接或间接影响某些营养物质的摄入,进而影响机体的生长发育,要引起重视。
3.2营养健康教育模式探索调查表明,学生的营养知识主要来源于电视互联网及家庭成员同学朋友。电视互联网对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知识、饮食行为和习惯有重要的影响[11],但电视互联网的信息良莠不齐,应提高电视广播的营养知识质量,为学生接受营养健康知识提供更好的环境。儿童青少年更愿意接受父母或长辈吃的食物,模仿父母及长辈的饮食行为或习惯。父母及家中长辈对儿童青少年饮食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12-13]。但很多家长没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对营养的认知肤浅,保健知识水平有待提高,对儿童营养缺乏导致疾病认识不足[14-15]。
调查中发现学生更易接受同伴教育方式的营养教育模式。wHo已经确认同伴教育是改变人们行为特别是青少年行为的有效方式。儿童青少年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对食物的喜好、选择和消费的行为受同伴的影响很大。因而同伴教育者可以在短时间内,把知识和技能以学校为中心点迅速地传播开,是值得健康教育者或其他行为干预者探讨和推广的行之有效的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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