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1
自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复兴至今,我国学者对政治哲学的探索逐渐由理想性呼吁转向现实性建构,由宏观叙述转向微观探讨,由批判视角转向建构视角。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重要论题。由于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受到传统理论解释体系的束缚,人们总是难以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本价值规范维度关联起来,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长期处于真空状态。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它既是对客观现实社会的事实认知,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人本道义的价值论域。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必然要着眼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通过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探究事实与价值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我们才能够积极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要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和内容。以往我们大都注重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虚假、幻想的政治共同体展开理论研究,而后把理论立足点拔高到共产主义的视野下,通过对“史前史”社会形态的综合批判,得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结论,由此把人的生存域境推向了理想的未来,这种逻辑理路其实是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误解。从内容上讲,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类解放运动,而不是固定的社会形态,以上所述的政治理论是把历史的必然发展规定为共产主义的宿命论,显然违背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从方法上讲,将人类的真正解放寄托于理想的未来,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任何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误解,犯了脱离实践的形而上学错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经典创举,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式的思辨体系和理论脱离实践的理性构建,把着眼点放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得出科学认知,从而引导人们追求真实政治价值的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实践的、以人为目的、开放的论域,从历史唯物主义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内容,就要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把握好事实与价值、历史与价值的方法论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性与建构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德布拉·萨茨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硬核。不是马克思关于市场、哲学方法、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而是历史唯物论将马克思的观点与政治哲学中的其他传统区别开来。”可以看出,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政治理论中对历史唯物论是相当重视的。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与理论方法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直到今天,我们不应再去争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可能,而是要阐释其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能否融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研究对象中展开,这才是当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
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似乎人是站在历史之外,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如果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就会受其惩罚。这种解释模式一度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批判或否定历史唯物论的靶子。政治哲学家约瑟夫·克罗波西在评价历史唯物主义时指出,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体现出“以历史取代哲学便为以社会和经济取代政治和宗教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对马克思历史发展方向的预设深表怀疑。面对理论的质疑,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澄清历史理论的合理性,而是深入历史理论中,探索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如何在历史唯物论中展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得过于笼统,他们试图在微观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进行阐释,或采用当代的理论术语,或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剖析。这些研究对于突破旧有的解释模式具有启发性,同时也要检审这些阐释对马克思理论造成的各种影响,以防使其再次陷入理论误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自始至终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阐发其政治哲学思想,以求突破旧式思辨体系,通过科学考察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达到对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而且还在于通过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发展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时纠正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曲解和错误认识。
针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同人本道义的价值论域毫无关联的传统科学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强烈回应。人本主义思潮重在强调人的主体性,从历史发展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来把握人的主体地位,从主体性视角去理解人与外界的关系。卢卡奇强调历史发展的总体意识,提出“主体~客体辩证法”,他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自然抛到历史之外,认为历史仅是人与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世界的活动领域,而与自然界本身无关。我们看到,从这种历史观出发,他否认了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致沿着人本主义方向展开理论探索。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突出强调人的历史活动,彰显人的主体性维度,把人的问题放在自己研究的中心地位,并把自然统摄在历史之内,具有进步意义。另外,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来突显对人本身及其生存域境的关注,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主体性因素和人本向度,可以说是对传统理论解释模式的反叛。
在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来解析马克思的理论,他们不满足于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大叙事,而是运用分析哲学的明晰性、精密性的概念和解析方法来解释马克思。有些学者在发展中扞卫马克思,也有些学者在解释中将马克思理论予以扭曲或否定。但是不可否认,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具有启发性,他们试图为马克思理论寻找微观基础和清晰的理论脉络,从而引起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反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安德鲁·莱文建议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追随者称作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重建、扞卫和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这一任务最早是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柯亨承担,他竭力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予以明晰澄清。在柯亨的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他力图建构一种实用的历史理论,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进行详细的功能性解释,他的贡献在于突出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认为生产力是一个不断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柯亨在解释生产力时显示出独特的理论视角,他认为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创新在于他高度重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他认为这一区分是他在政治经济学中所作的决定性的概念革新,是他能够超越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基础。”虽然价值增值确实是在劳动活动中发生,劳动活动确实也创造价值,但是劳动本身不创造价值,是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的交换价值”是一个无意义的表达,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构成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柯亨的解释是有道理的,这样把人理解为多元性,人不是完全被动地服从生产力,但是为了生存需要,人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能力来满足多元性发展。人和生产力是并列的,人离不开生产力,生产力为人提供发展的动力,生产力也不是脱离人的孤立力量,人的劳动能力在其中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柯亨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考察,既展示了历史事实的构成要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构成要素中引申出人本价值规范的政治哲学向度。柯亨的分析引起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要素确实彰显出政治哲学上的人本价值意蕴,由于长期以来理论界存在认知上的偏颇,历史唯物主义被解释成为一种科学理论或机械决定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就自然被传统的科学理论解释方式长期掩盖起来。然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求在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重维度密切关联起来。
在近代西方哲学发展史上,黑格尔对历史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是受绝对精神所支配,是绝对精神及其自身演进的历程。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来行动,但是行动的结果并不是每个人计划的结果,仿佛历史有其自身内在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黑格尔认为这是“理性的狡计”,历史的发展中起支配作用的绝对精神有其自身固有的使命,牵引着历史的发展趋势,绝对精神最终将在自身运动中完成使命而返回并实现自身。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辩证性,但是并不满意历史是由绝对精神主宰的过程,这种唯心史观违背了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认为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从理论上来讲,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辩证运动过程。现实生活是最具体的表象,是最真实的实在,然而作为思维所要把握的对象,我们必须把它上升为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所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的理解,仅是抽象思维掌握具体的一种精神上的再现方式,但绝不能忽略了精神背后的实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2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00）05－0023－08
一
马克思在大学学的专业是法学，但兴趣却更多地在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法学体系大多缺乏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早在1833年，马克思便认为，如果不考虑法的人文哲学基础，单纯的法制并不足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
马克思认为，单单诉诸人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精神并不能达到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因为人类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粗野、迷信、不合理的利己行为”，所以，马克思曾一度认为，“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1］（819页）。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人皆具有神性，如“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这些动物并不具备，但对人而言，“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1］（819页）因此，要实现人类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必须要诉诸一种外在的力量。
这种外在力量便是法律手段。因此，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对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一方面，马克思学习了大量的法学课程。如普盖教授讲授的法学全书、欧洲国际法、自然法，伯金教授讲授的法学纲要，瓦尔特教授讲授的罗马法史和德意志法学史，另一方面，他翻译了《罗马法》，并广泛阅读了许多法学著作。
通过大量的结合历史史实特别是法制史的研究，马克思对法的历史和现状深感不满。他认为历史上大多数法律都过于强硬，过于机械，过于烦琐，缺乏人文主义哲学的基础。所以，不但不能体现诗意、浪漫和温情，也不能说服人、教育人，从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起到治理社会的功效。他曾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他的父亲。身为律师的其父看过信后大吃一惊，马上回信告诫马克思说，法学不是诗，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是重材料的，而不允许半点捏造的，你只能容忍它，不能反对它。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坚持认为，现有的法学体系缺乏法哲学基础，因此，他“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1］（10页）。
首先，马克思曾试图将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融会于整个法学体系中。马克思发现，西方文明之所以长期稳定有序地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其法制的强硬，而主要得益于其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正如中国社会的稳定、统一、有序的发展主要并不在于商鞅、秦始皇、王安石等人的变法，而主要得益于攻心为上的儒学传统一样。将基督教精神融会于法学体系中也正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也可见马克思的法哲学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之深。
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类似，马克思也曾认为，将基督教精神融会于法学体系中既可以体现法学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也可以更加突出法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人为社会立法”而是“自然为社会立法”，即法律所要求的，也正是自然规律所要求的。这种法律的宗教精神无疑更多地突出了道德教化的一面，是为法律的“德治”。
其次，马克思除了希望在法律体系中突出“德治”的一面外，也曾希望在法律体系中突出“政治”的一面。马克思有一个一生都没有改变的观念，那便是认为法律是上层建筑，而且不仅仅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更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即认为法律是政治的产物，没有不是政治的法律，也没有不是法律的政治。坏的法律自不必说，好的法律在坏的政治下也会无以发挥好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反作用。
马克思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幸福的时代》一文中明确指出，判断一个社会的法治是否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有序，一般可有三种办法：一是纵比，即将该段社会历史与其前后历史相比；二是横比，即密切注意同时代周围其他社会对该社会如何评价；三是密切注意该历史的自我表现——其文学与艺术取得何种成就。
通过上述指标的比较，马克思认为，在罗马国家的诸多历史阶段中，奥古斯都的专制时代是治理最好的社会。而在此前，人们曾一度认为，布匿战争前的那个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是民主制。
马克思认为，同奥古斯都的专制体制相比，布匿战争前的法治由于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支撑而基本流于形式。比如，尽管法律比较完善，又是民主制，并废除了王政，但一直存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以及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且，由于法律不能被政治力量推动和保障，人们基本上丧失了对政府和国家权威的信仰，从而变得更加实际和自私，对教育不感兴趣，“在哲学方面也未留下什么”，在艺术上也没有创新。因为人们讲求实际，只求把事实描述出来就行了，因而不要求能言善辩，或表达文雅，只要求以最少的话语把话讲清楚。因此，在文学形式上也只保留了“报道”这一种形式。
相比之下，虽然奥古斯都时代实行的是元首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但马克思认为，这一时代是温和的，并且体现自由。马克思认为，幸福就应是温和，幸福就应该体现自由。那个时代“尽管各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全都消失了，尽管根据‘罗马首席公民’的命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而往昔为护民官、监察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都转入了一人之手，但罗马人还是认为，他们是在统治，认为‘皇帝’一词只不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名称，他们没有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剥夺。如果公民们能对谁是‘罗马首席公民’，是他们自己在统治还是他们在被统治这一点表示怀疑，那么，难道这不是温和治国的一个无可置疑的明证吗？”［1］（824页）
从实效上看，奥古斯都时代也较罗马任何时代更强大。甚至连凯撒大不能战胜的日耳曼人也在总体上被打败了。“因此，无论是在战争中，以及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时代相比拟。”
此外，它还制止了荒淫无度，贪得无厌。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
“至于文学和艺术”，马克思谈道：“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奥古斯都时代有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的源泉。”
通过以上论证，马克思反问道：“如果百姓都柔顺亲密，讲究文明风尚，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了，——那么统治者倒会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1］（824页）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尽管奥古斯都时代是专制时代，但由于在政治上能保证合理的法律的实施，因此社会方得以大治。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以法代政还是以政代法都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政分离是对的。但法政分离并不是绝对的分离，否则，便会法令不畅，法治难施，最终落得个有法无权，有权抗法。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尼禄时代为何是一个“很坏的时代”的主要原因。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确，法政分离是就各自的职能范围而言的，政府的行为诉诸政治，法律的事务则必须诉诸法律，而一俟诉诸法律，则法律必须要成为“法政”，必须拥有“法权”，法与政府的关系如是，法与政党的关系复如是。
二
当然，要实现上述的思路在实践中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马克思早期建构法律大系（德国传统）的努力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在这里，马克思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法律体系中如何将人文精神和法制强化融合起来。这是马克思遇到的第一个困惑。如果法律过于偏重教育、伦理、感化，那么，当“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时，当人们“不能摆脱粗野、迷信、不合理的利己行为”时，又该如何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强烈影响西方社会人们心灵的基督教也无能为力。马克思援引伏尔泰的话说道，尽管宗教是所有教化中最有力量的，它使人们对自身言行不由自主地有所顾忌，但是，对于无神论来说，这一教化显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而一般的社会舆论或道德由于不具有宗教那样的硬约束作用，往往使人无所顾忌。反之，若法律过于偏重强制、强迫，不仅不近人情，也可能导致过激行为，反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有序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之所以如此频繁，规模如此空前，正是这个原因。显然，马克思也十分赞同孟子的仁政主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认为不合理的法律的实施更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序。马克思十分赞赏孟德斯鸠的一个观点，“有两种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2］（139页）
马克思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是“自然为社会立法”？还是“人为社会立法”？即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法律是人的要求或是自然规律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将之称为“真正的困惑”。
马克思在后来总结自己创建新的法律大系的失败经验时说，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若法是人为社会所立，那么，这种法学体系便是从“应有”出发的，而这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这会导致主观主义，过于理想化，“内容更空洞”，从而陷入空想主义。他把这种从“应有”来规定“实有”，完全不考虑现实法律对象的自身形式，造成“应有与现实的对立”的法哲学基础，“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费希特的那一套”。他认为这样一来，整个法学便成了“形式”，成了“像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成了“容器”，它既可以用来装书，也可以用来装沙子，但更多的情形是“装上了沙子”［1］（11页）。也就是说，这种从“应有”出发的法律，既可以适用于一切对象，但也可能对任何对象都不适用。
同理，马克思认为“自然为社会立法”的观点也不正确。因此，他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观和自然法的创始人胡果的法的历史学派的法学观。
按照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法哲学观，法和自然律是一致的，都是“绝对”（绝对观念）的必然展现。因此，法的要求，也就是“绝对”的要求，也就是自然的必然要求。只不过黑格尔认为，法不会自己说话，法是由国家制订和体现的，因为国家是“神在地上的行走”，所以，国家和法律是神圣、合理的，是必须无条件遵守而不能违背的。
这样一来，国家的法律就不应被看成是一种人的主观行为，而是一种反映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结果，从而高于个人生活，优于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必须无条件地同其相适应，而不是相反。但是，真是如此吗？
为了解决这个疑问，马克思在1843年7月至8月间在法国克罗兹那赫阅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其中包括23部历史著作（多卷本）、德国保守派的《历史政治杂志》，并且做了5卷本笔记，史称“克罗兹那赫的笔记”。这些著作在时间上跨越了25个多世纪的历史，在内容上涉及英、德、瑞典、威尼斯、美、荷、法等多个国家，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全面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国家赋予个人的权利与个人担负起国家的义务同一，即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一致，这才是具体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但是黑格尔又认为国家是自由的定在，是最高的自由，一切法规、利益都从属于国家。因此出现二律背反。“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现在，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合法的东西。”马克思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如果说国家是普遍意志的代表，何以国家法律却不能代表普遍意志，“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即国家法”呢？
马克思认为，这一二律背反正好表明，家庭、市民社会才是第一性的，是主体，国家反倒是被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的。马克思写道：“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这就是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2］（251－252页）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和不同环境的人们的不同条件（如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民风民俗）紧密相关，和不同的政治体制等紧密相关，并不是完全客观必然的自然史过程。
和黑格尔的理性的法学自然观不同，另一种认为“自然为社会立法”的观点完全是非理性的，这便是著名法学家和人类学家胡果创立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不过，这里的自然，已不是自然界意义上的那个自然，而是一种“流水不争先”的“顺其自然”。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法学观所谓的“自然为社会立法”，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社会为自然立法的理论”，因为“法的历史学派”所确定的这种“自然”，仍然不过是“人”的自然，而并不是“自然”的自然。这种“人”的自然法，不过是从人的自然需要中去寻找国家和法，这种状态的人无疑是“浪漫主义文化光辉的自然状态的人”，它主要是源于“18世纪流行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2］（97页）。
法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胡果坚决反对任何从人的理性主义原则去说明国家和法。他认为：“人在法律上的唯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马克思讥讽道：“这么说，法就是动物法了。”“那些好心的热情者，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森林去找我们的历史。但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2］（454页）于是，自由只有当“从动物的本性中产生出来”时，才是合理的和合法的；婚姻法只是“为了满足”或“用法律来抑制欲望”。等等。
马克思碰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法必然”和“法自由”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自然法有一个明显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法应通过自己的法则体现人和社会的本质即自由，但黑格尔所谓的神圣的国家法律却和人的自由是相悖的。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得出，虽然伊氏的偏斜运动在历史上受到了诸如西赛罗等著名哲学家的批判和嘲笑，但正如卢克莱修所言的那样，同德谟克里特只承认原子直线运动的决定性相比，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还存在偏斜运动的思想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对人生更有价值，也更符合自然史、自然法的本来面目。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进一步感到了这种冲突。比如，马克思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的自由的最起码的前提，但国家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却反对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有待于颁布的是出版自由法，而现在有待颁布的则是书报检查法。”因为，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处罚者。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敏锐地发现，无论政府如何解释，都难逃二难困境。如果“把全部过错都加在检查官身上，那末这不仅会破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且会破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家的名誉。”反之，“既然检查官很中用，不中用的是法律，那末为什么还要再还求助于法律去反对正是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马克思认为官方的这种态度，只是显示了“虚伪的自由主义”。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令自相矛盾。“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紫罗兰与玫瑰花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检查法“在出版自由上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2］（51页）
难道在书报检查法中就找不到一点儿出版自由吗？当然不是，“出版物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出版物，哪里就有出版自由。的确，在有书报检查的国度里，国家享受不到出版自由，但有一个国家机关可以享受到出版自由，即政府。”［2］（62页）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通过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和对摩塞尔地区贫困现状的讨论发现，法律既和特权息息相关，也和利益息息相关。法律并不体现普遍的公民意志，而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更多地给特权阶级和上流社会带来自由而更多地给社会低层阶级造成束缚。比如，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法实际上体现了“官方”的意志，而出版自由法则体现了广大底层群众的意志。“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求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在这种追求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和内容相矛盾的。”［2］（18页）
三
借助于哲学，马克思认识到，法律要想真正地发挥功效，必须要同哲学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人文精神主要应表现在立法形式上的普遍性，立法内容的教化性，执法过程的公开化，执法尺度的可塑性。这样一来，不仅法律的权威性真正树立了起来，而且统治者所蓄意制造的法律的神秘性、神圣性也被揭开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解释和解决自然立法与社会立法及法必然与法自由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法律的基本判据只能是人本身。因为“正如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这并不能支持人为社会立法这个命题，因为这并不排斥法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公正性。立法问题充分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性，立法的普遍性正是实现和保障这种统一性的主要手段。版权所有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少数人才应拥有立法权的思想也进行了猛烈地批判：“黑格尔举出两点理由来证明市民社会这个不稳定部分只有通过议员才能参与政治国家，参与立法权。第一个理由就是社会成员众多，这个理由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表面的……然而最主要的理由却是‘它的使命和职业的性质’。”因为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协会选举的人才能获得政治联系。马克思则认为，“相反的，倒是‘政治’从这种联系中得到自己的联系”，从而将立法权授予每一个公民。马克思通过比较英国和法国的“众议院和贵族院（或者不管它们叫什么）”得出，“法国的宪法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就是，它使贵族院的作用等于零。”
马克思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各个等级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既然各等级的存在都需要保障，那末它们所具有的国家存在就不是真实的，而只是虚假的。在立宪国家中，法律就是各等级存在的保障，因此，各等级的存在是经法律确认的存在，这种存在依赖于国家的普遍本质，而不管个别同业公会、社会团体有力还是无力。”［2］（388页）
为什么黑格尔反对普遍的立法权呢？因为黑格尔认为，并不是“一切人都是国家的成员”。由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两码事，因此只有那些获得政治存在的“国家成员”才有这种资格。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里，“国家只是作为政治国家而存在。政治国家的整体是立法权。所以参与立法权就是参与政治国家，就是表明和实现自己作为政治国家的成员、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2］（393页）
鉴于此，马克思认为，问题不在于“一切人”应不应当单独地参与一般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相反，“如果指的是真正合理的国家，那末可以这样回答：‘不是一切人都应当单独参与一般国家事务的讨论和决定’……而是单个的人作为一切人来参加。”［2］（393页）每个市民社会的成员在法律上都应具有立法权，每个市民社会成员的立法权既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又共同构成了国家的法律规定。
至少，在马克思看来，立法权不应掌握在少数官僚等级的手中，而应掌握在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等级中。马克思认为，“在真正的国家中，问题不在于每个市民是否有可能献身于作为特殊等级的普遍等级，而在于这一等级是否有能力成为普遍的等级，即成为一切市民的地位。”［2］（307页）
马克思谈到，由于国家和法律不可能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因此，“人自身”势必要关涉主体问题即谁人制订法律、谁人执行法律、谁人在法律中受益等问题。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那个有可能上升为普遍等级的“人自身”为判据。马克思认为，这样一来，“数字在这里并不是没有意义的”［2］（393页）。由于无产阶级是社会最底层的阶级，人数最多，且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可堪为人类普遍利益的代表，所以，马克思认为，能否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是国家和法律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最主要的判据。
马克思对黑格尔努力“使行政、警察、审判三权协调一致”的思想也提出了批评。因为“‘官僚机构’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主义’”，因为“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假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势必拥有太多的特权，市民社会便缺少法律的保障。马克思尖锐地问道：“于是，如果我们问问黑格尔：有什么东西保护市民社会免受官僚的侵犯？”黑格尔对此只能答曰：“官僚机构的；等级制。监督。”或“直接的道德和理智的教育”。马克思认为，这无疑是让官僚自己反对自己，结果可想而知。马克思尖锐指出，坏的法制往往正是黑格尔所竭力推崇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一致的那种法制。比如，书报检查法之所以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检查官也就是原告、辩护人和法官三位一体的人。”［2］（393页）
马克思认为，国家和法的非神秘性、非神圣性说明，任何缺乏人本主义哲学基础的法律，都没有任何规范社会的资格，缺乏人本主义哲学基础的法律只会使得守法或爱国主义具有了很大的“虚伪”性，只会单纯成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所以，马克思将那些抱残守缺不敢正视民族耻辱的爱国主义者称为“空虚的爱国主义”，并称这样的爱国主义者为“可怜虫”［2］（408页）。
同理，马克思认为，国家要求公民无条件地守法，实际上是要实行“庸人政治”。马克思认为：“庸人的世界就是动物的世界，既然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那末我们就只得考虑这种现状，现存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许多野蛮的世纪中产生的和形成的，它现在已经成为最终的制度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2］（411页）它的实现需要庸人政治，它的实施又将导致庸人政治。
马克思认为，对法和国家神秘性、神圣性的批判和对宗教神秘性、神圣性的批判是一致的。正如是人创造宗教，而非上帝造人一样，国家、法与人的关系也被颠倒了，不是国家、法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国家、社会。所以，必须把人与国家、法律颠倒的关系颠倒过来，在国家和法中突出人性，把人的世界还给人。国家和法律的合理性不能从人的主观“应有”的理想中去寻找，不能到宗教的“天启”真理中去寻找，不能到人的自然本能中去寻找，而应在也只能在“人自身”的客观社会活动中去寻找。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人们关于法制社会的过高预期以及盲目乐观的态度予以了严肃批评。马克思认为，法制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不是今天颁布一项法律，明天就可以步入法制社会。那样的话，就又回到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高于市民社会的窠臼中去了。相反，马克思认为，法制属于上层建筑，它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对法制社会的需求，而不能头足倒置。所以，马克思对法制经济颇有微辞，因为法制和经济隶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他认为，如果经济基础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谈法制经济无疑是多余的，反之，如果经济基础的发展导致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化，那么，谈法制经济也是多余的。至于说市场经济本质就是法制经济，马克思更是不敢苟同。在马克思看来，只能是什么样的经济水平便会要求什么样的法制水平，而不能说只有市场经济才要求法制化，而别的经济形式则不需要也不会导致法制化。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计划经济无疑更要求法制化，更能体现法制化。马克思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马克思认为，在专制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低，对法制化的要求和法制化程度显然都很低。因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2］（411页）
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下，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法制化程度有了长足的提高。马克思认为：“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1］（281页）但这种法制化离法制化的本质仍然很远，因为它仍然不能带来普遍的公平与公正。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名言说道：“资本主义的竞争创造了一切，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工人，但却使人显得微不足道。”和宗教拜物教一样（人把一切都给了上帝，上帝变得全知、全能、全善，而人自己变得微不足道），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人创造了金钱和商品，人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了金钱和商品，而使自己变得贫乏）产生了。马克思还引用《浮士德》、《雅典的泰门》的话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质力量取决于外在性（货币），货币把人的一切本质力量变成异己的对立物，“凡我作为人做不到的，金钱都可以做到”，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相伴随。
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提供真正法制化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种形式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也不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政治共产主义，而是指“比较完善的共产主义”。“比较完善的共产主义”由于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有可能“通过人，为了人”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有可能使人“向人自身，向社会的人复归”，能为真正的法制化创造必要和可行的条件。
〖收稿日期〗2000-04-20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3
新东方学校哈尔滨150086
[摘要]在进行具体的社会研究工作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与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相比，具有非常大的区别。在实践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的被抛弃。在本文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内涵及原则，并阐述了其哲学基础。
[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哲学基础
前言
社会现象是指以社会学科作为研究对象，从主体的参与性看，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很大的区别。社会现象具有极强的复杂性，这是由于社会对象中包含人的因素，人都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在研究社会对象时，研究自然的实证方法论并不能完全适用，而研究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同样不能完全适用，因此，为了更好的研究社会对象，就需要利用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包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二者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解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关系问题，比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拥有多种多样的方法，比如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等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属于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体系，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及开放性，因此该方法论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积极地吸收和借鉴人们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有效、合理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一）客观性原则
人类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在对人类历史进行认识和理解时，何种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是基于客观现实，因此，这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人都具有主观能动性，这会影响到人对社会客体的把握，因此在社会中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社会客体，然而在对社会客体进行研究和把握时，又必须具有客观性，因此，为了使社会客体具有更好的客观性，就必须要坚持认识论的实践标准，同时，还要坚持历史观的生产力标准及价值观的人民利益标准。
（二）主体性原则
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会追求自身内在的真善美，而在这真善美中就包含了主体的维度，这种主体维度有利于在认识和评价社会历史客体时，准确性更加全面。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是伟大的创造者，在对历史进行认识和评价时，要坚持群众史观，不能出现个人英雄主义倾向。
（三）整体性原则
社会是一个发展的整体，因此要坚持整体性原则，实际上，整体性原则就是系统性原则。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站在系统性的角度，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统一；在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同样从系统的角度出发，使人民群众都能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在研究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时，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在顾全大局的基础上，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四）具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在运用这种方法分析问题时，还要根据实际的时间、地点及条件调整具体的分析方法，正确的认识社会。
（五）发展性原则
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因此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也要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并正确的分析问题，对于静止孤立看问题的的方法要坚决予以抛弃。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一）本体论
所谓本位论，是指研究“存在”的本质问题，也就是在我们之外，是否有一个独立的、“真实”存在的外部世界。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对于存在的性质和特征问题，是本位论涉及的主要问题，由此形成了两大对立派别，分别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者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唯物主义强调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唯心主义则强调外部世界是一种主观表象，是不在人们思想之外独立存在的。在确定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取向时，由本位论决定。
（二）认识论
对于现实世界，人们是否能够认识、人们该以何种方式去认识，这个问题就是认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认识论是一种理论。在认识论中，有两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一是人们是否能够认识现实世界，二是人们是否可以利用直接观察来认识现实世界。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答案，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并引起了争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将两种立场放置在一起研究，从而有效地对客观及主观的不同成分达到了兼顾。
（三）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关系
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而联系是指二者之间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一般来说，本位论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认识论则是被决定。
结论
综上所述，在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以确定合理的研究方法，并且对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具有五大基本原则，分别为客观性原则、主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具体性原则及发展性原则。本位论及认识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使得该方法论体系构建的更为完善，并能够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使研究结果变得更为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朱荣英.论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意义[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3-9.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当代思考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022-03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将国际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的社会建设中，主要表现为中国哲学体系以及具体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是将各学科知识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观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本观点，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继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和落实部分，对优秀的传统文化部分要予以吸收和借鉴；
二是将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思想观念相结合，以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分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并从其中探索出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要从哲学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等问题入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现实性进行剖析，将抽象问题进行具体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发展路径以及构成要素、中国特色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1.时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时展以及中西文化相结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对西方哲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促进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作为哲学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部分，必须坚持以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积极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华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和传承发展而来的，这种历史特点，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吸引外来思想和文化的能力，不断吸收、借鉴和利用外来优秀文化成果，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又一证明。[2]
诸多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活动，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异象，而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极具特征化的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思想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与发展，首先对其进行了阐述，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且独特的贡献。思想的形成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深厚的根基，这是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立足点；二是，在对西方哲学文化了解的基础上，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方式；三是，丰富的个人经验和革命实践经验，这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和实现方式。思想形成的三个方面条件不仅促进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还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不仅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的创新，同样也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发展经验，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范本，是理论基础上的实践与创新。[3]
二、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以实践作为导向标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更多地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及社会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应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思维模式以及语言、生活习俗、民族特色为主要形式的哲学体系。
1.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列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很快被应用到革命中，并为广大的革命者所接受，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寻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和新途径。中国社会发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指导下进行的实践，这也是一个理论应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应用中，融入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它以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概念以及表现形式来表达哲学中相应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了中国作风和思维方式，这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发展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还是世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范畴和发展方式，而更多的以哲学的角度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使其更具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被应用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同样也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而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对哲学进行的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理论创造与实践发展的过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
2.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作为先导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化也是通过较长的革命实践，在社会建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革命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遭受内部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一些仁人志士通过自己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运动，这些运动虽然对旧体制及外来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由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十月革命及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基础而成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实践的理论依据，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由于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各个方面都不完善，革命道路也因此屡受挫折，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开始反思，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以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当前面临任务的基础上，对中国国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了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规律的必然性、人的主体性逐渐被实践论与唯物主义等观点所代替，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形态和新方式。
3.现代社会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随着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物质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短缺、生态失衡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随之而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区域发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络、通讯技术的发达，是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题，国家之间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由战争变为对话与沟通，这就意味着，革命与斗争在当前世界的发展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结合发展实际，尊重客观现实，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发掘，理论结合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新进程，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和挫折，这不仅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的考验。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思考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发展，其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百年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性质和地位的特殊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加入中国特色社会发展元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化的探索和分析。
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研究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实际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是对时代的反映。社会的发展是多变的，其哲学体系也随之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哲学体系的发展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学科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另一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作为哲学中不同的两个概念和范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会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研究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的探究。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民族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来决定的，其发展体系的研究是哲学体系研究中的关键领域和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民族化的立场和观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和思考问题，科学化地总结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对本民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和辩证地扬弃，这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时代本质的集中反映，适应了时展的需求，以超越了民族界限及地域限制的哲学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研究，同样也是一种社会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指导哲学体系，更是世界化的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发展实际相结合，并逐渐发展成为适合本民族需要且适合与本民族发展相适应的哲学体系和形式。
3.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题及研究领域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研究领域，当代研究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源泉是包含着马列主义在内的哲学体系和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化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逐步形成，这一哲学体系和思想随着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及时代变化而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实践中，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取得了不同的理论成就，也遇到了不同的挫折，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执政的需要。[8]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经验是经过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实际经验中得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拓展和延伸，是对中国具体发展状况的阐述，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优秀的组成部分，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是对中国具体实践的阐述，是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纵观于研究的始终，具体表现在一系列的发展规律以及创造性活动之中。
这四个论题之间是相互关联且相互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马克斯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理论结合实际的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是哲学发展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匹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力量成功，能有效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与发展也要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积极、有利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和发展是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为基础的，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在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革命的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进行比较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博大精深，其构成的各个理论部分都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曾说过：理论是哲学体系的支撑，它取决于理论对一个国家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提供思想和智慧，为真理的实践做好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革命及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实际研究出发，对哲学体系进行研究和发展。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被党作为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体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以此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以反映时代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实践为基本导向，将创新与借鉴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其实践的途径和目的来说，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开展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导向标。
参考文献：
[1]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8）：79-84.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5
关键词近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6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著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著作的出现。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当然，我们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为了说明某个问题而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突出某些内容，是完全必要的。如为了说明同唯心主义的区别，强调其唯物主义性质；为了同直观唯物主义区别而强调其实践唯物主义性质；要同唯心史观相区别强调其唯物史观；要同形而上学相区别强调唯物辩证法；要同自然物质观相区别强调人学或文化人类学等。这都是允许的和必要的。但绝不能在强调某一方面时忘记和离开马克思哲学的总体。因为上述不同提法都属于同一个马克思哲学。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只承认某个方面而排斥其他，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必然造成多种马克思哲学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没有马克思(甚至是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使人们眼花缭乱，迷惘不解，无所适从，各行其事，无法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更难以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了。邓小平多次告诫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体系，这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极为重要的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哲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哲学各方面丰富内容的研究，在统一思想基础上，发挥优势特长，挖掘新的生长点，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7
关键词文化观和谐社会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如何看待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文化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文化观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是对文化的根本看法和根本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文化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根本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建设思想。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着重要地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的含义及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文化与人的发展作统一的理解，认为文化即人化。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文化是从社会的分工中逐渐产生形成的，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展要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说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人工世界”及其人化形式的那一方面。人类社会从原始时代迈步到文明时代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促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多元化，文化便由此产生。也可以说文化观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观是对文化的根本看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文化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根本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建设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的观点上：①人类改造世界和改造人本身的活动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础；②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标志和准绳；③文化是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的“自己构成自己”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的功能
文化的功能分为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文化的社会功能指文化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文化的社会功能表现在：信息功能、教化、培育功能、社会发展动力功能。文化的认识功能表现在：①文化扩大了人的认识的主体性，从而使认识在文化遗传基础上发展着；②文化提供人的认识背景，并形成特定的信息选择、加工和理解系统；③文化是各民族自我认识、自我意识的重要途径。文化自其产生后,在其与经济、政治、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并在该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发展起着作用。文化发展的状况影响社会发展的状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整个五大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中,科技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而社会意识形态对其相应的社会形态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其作用是不同的,或者起先导和维护作用,体现出它的肯定价值,或者起阻碍作用,体现出它的否定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有扬弃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能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构建，历史上先进伟人的思想观点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大有裨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想，在现在看来仍然是我们现代文化建设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所以，在文化建设上，我们民族的特色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要坚持提出的文化民族性的价值目标，增强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观念，努力实现我们的文化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为中华民族文化赢得生存和复兴的机遇。
2.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能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由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组成的。其中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整个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础和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进一步明确了先进文化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观中主要是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它是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是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要求，集中体现了思想道德修养的本质要求，实质是一种价值观教育，反映了人们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坚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来指导和谐文化建设，对提升和谐文化建设的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历史积累，在当代，我们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的全面发展是文化发生的原因、发展的动力和目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即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目标下的实际操作。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仅要提高文化产品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还要看重文化的经济效益，更要看重文化的社会效益，力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面发展和繁荣做出最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斯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卷，第25页
[2]肖前、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97页
[3]肖前、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94页至第695页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姚伟.《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及其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11月
[6]肖前、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03页至第695页
[7]俞可平.《和谐社会面面观》，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一期，第4页
[8]王祖唐.《全球化时代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作者简介：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8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和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一是培养精神境界,“化理论为德性”,二是训练理论思维能力,即“化理论为方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改造世界和实现自我，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说就是“成物”和“成己”。
（2）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
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能从实践的沃土中不断吸取营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在同形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不断战胜对方、完善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xx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面向新世纪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的重大成果,是在新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了全新解释，构筑了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3）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增强我们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实践需要，在总结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最高成果、批判地吸取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相比，具有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三个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最高抽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指出人与世界的关系实质上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系。
（4）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增强我们签别各种理论和路线是非能力
从实践出发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伟大哲学变革的实质和关键在实践中，人不仅认识了世界(是实践提供了认识的对象)，而且改造了世界，在自在世界(天然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了属人世界(人类世界)。所以，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离开了实践观点，就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状；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指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互融合，产生具有时代气息，时代特色的过程，不断完善补充其时代内涵，褪去不适合时展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具有时代前瞻性。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解决其他理论无法表现的时代精神、时代课题，使马克思主义彰显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标签，从而产生具有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进，必须时刻紧随时代，准确把握时代，勇于面对时代，面对时代所表现出的未知范畴，要发散思维，用新的理念和独特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升华，用当下时代特有的语言，用适合当今社会的表达方式，更准确地阐明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下现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脱轨，与时下社会脱离，遭到质疑
近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过时的言论，喧嚣尘上。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辩证法和唯物论是它能够经久不衰，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左右两驾马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运用其先进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清晰透彻阐述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规律，它将看似毫无联系的现象、个体统一起来，它可以追溯历史可以高瞻未来，它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实践前行一个多世纪之后，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的言论，不断涌现。其主要表现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它的主要主张是渐进的社会改良，默许事件的弱小的改变，循循渐进，无视微小的政治变动，对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漠不关心，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回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对社会各阶层的区别对待，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它的狭隘性，预见了它不能长久发展，这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
（二）近当代新思潮的不断涌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冲击
当代流派纷呈和多样化的西方政治思想一定程度上冲击、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尤其是随着世界地缘格局的变化，外界形势随即变得日益复杂，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思维模式在经历了质的飞跃的同时，各种新的主张和思潮一时间百家争鸣，人类社会基本的价值观也被各种主张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各个主张各个流派在其基本特征上既有融合也有分歧，但从总体上来看，西方的政治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在当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政治思潮主要有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潮、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每个流派主张的形成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上，它们有其特有的理论基础、特征与性质等，也在某一时代对当时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发挥了深远而重大的作用。其中，哈贝马斯的论证合法性与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与阐释。
（三）新世纪新问题的不断产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人类进入到21世纪，贫穷饥饿依然在部分地区存在、南北贫富差距过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频出、恐怖主义问题、世界性疾病肆虐、局部冲突、泛滥、人口巨大等等问题不断，世界日渐成为一个整体，当然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人类面临的问题很多，世界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并没有显示出极大的优势，人们并没有好好地理解和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一些误解。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会过时的，也是不可能会过时
（一）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决定的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妄想，但我们却不能妄想产生一种哲学，产生一种理论，可以跳出自身所存在的现实，产生这种想法的人是愚蠢的。我们不应想着会有这样一种理论的存在，也不用幻想会有这样如其所以然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妄想之中，作为一种个人私见，一种臆想的不切合实际的要素，人们可以在其中随意想象自己的乌托邦，这是绝对经不起实践考量的。所以说，哲学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不能不依托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哲学的存在，哲学缔造了文明，哲学也在传承者精华。黑格尔曾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最盛开的花朵。哲学依旧是人类精神的精华，智慧的结晶。”“每一个历史时代都存在着一种彰显它自身特性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的时代也是一样，它是一种伴随历史长河积累所形成的产物，因为不同的理论思维就产生了各具特点的历史时代，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具有与其他历史时代完全不一样的特有内涵。所以，在当下时代，哲学的发展必须紧密联系科学、文化、政治、经济，只有正确关注他们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以及因为他们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潮流，运用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哲学才能真正的发展，才能与时代同步，从而解决这个时代下的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实际问题，才能为社会的变革指明前进的方向，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
（二）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先进性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拥有其他任何主张流派都不曾具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先进于其他主张的最大法宝。这种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准确清晰地解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它第一次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提出，并指出生产力作为一种最活跃、最根本的力量决定历史前行。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是最终不能调和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没有私见，没有妄想。它不对社会分阶层，它把基层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其主张的最终表现形式，在它的理论里没有贵族、没有等级，不为某一特殊群体谋取私利，不对任何社会现象存在偏见，它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理论，把实现社会平等，消除贫富差距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恩格斯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为它不是封闭的，它接受任何先进和文明的理念，它坚持与时代同行，不断完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马克思主义学说摆脱了之前各种学说的教条主义特点，它作为人类社会思维、认知与行动的指南。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结合具体情况作为其向前发展不可获缺的载体，并以现存条件为基础对不同的社会现象加以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可以改变完善的，是包容的，它是开放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三）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创新性决定的
邓小平曾经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所体现的价值就是在它道出了发展和创新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只有正确把握好发展、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体现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实现哲学观、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的全方位突破。
三、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意义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增强我们鉴别各种理论和路线的是非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下时代最大的推动就在于它重视实践的作用，通过实践使人类社会意识到，一切问题的解决需要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社会对事物认识的对与错都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人类通过实践不断探索世界，认识世界，并且依靠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力量来改变世界。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能顺应时展的独特之处，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真正掌握了实践的观点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了社会正确的向前行进，具有坚韧顽强的再生力，它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是不断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壮大，给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养料；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其与时俱进的特性，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个主张流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尤其是思想、邓小平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华大地上实践的升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从穷苦走向富裕；从弱小走向强大，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指导中国改革发展，保证中国共产党具有理论优越性，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第一标准，以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理论思维的水平和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
坚持以能动唯物主义前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了唯心论对社会发展的长期统治地位。以实践的方式去探索这个充满物质的世界，使唯物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其唯物主义理论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融合在了一起，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使人们对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为人类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提供了强大的认识工具，它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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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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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J].北京三联书店，2003.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篇10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