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传播规律篇1
关键词：互联网；思维；新媒体；传播规律
我国的信息化技术在不断发展，这也促使新媒体逐渐渗透进千家万户，大众接受讯息的整体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利用新媒体人们可以更快获取更多的信息。不仅如此，新媒体与传统的媒体融合发展正在深入推进，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融媒体模式，在转型的过程当中，获取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一、新媒体概述
（一）新媒体的定义以及主要内容。新媒体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学术性概念，其优势主要在于传播性和互动能力都无可比拟。有很多学者对新媒体的技术投入了更多的关注。虽然比较传统的电视新闻等传媒方式都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无论是自身的延展性或者其他部分，都无法与新媒体相匹敌。新媒体的用户不仅是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发送者和传播者。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新媒体是未来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二）新媒体的主要分类。新媒体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别，其发展的趋势主要是以智能手机为主，主要是利用手机终端来完成用户之间的交互。这样的模式和计算机发展也有着极大的关系，目前智能手机的发展，让手机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甚至成为了迷你电脑。智能手机作为主要核心的新媒体交互模式，不但包括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时也包括了新型的互联网平台为主的交互模式。
二、新媒体传播的主要特点分析
（一）“微传播”成为当前传播模式的主流。新媒体的传播模式在不断发展，微传播逐渐成为主流传播模式。微传播是通过更加短小的内容，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通过碎片化的内容完成知识或者资讯的传播，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微博等媒体模式。这样的微传播媒体模式，其主要特点就是即时性非常强，并且拥有一定的互动功能，不但能够通过比较精简的内容迅速进行传播，同时也可以进行转载以及分享。（二）新媒体形成泛娱乐化现象。随着目前新媒体的传播更加广泛，泛娱乐化也逐渐成为其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泛娱乐化主要指的就是媒体为了博人眼球，增加流量，制作出了很多格调不高并且包含低俗内容的讯息。（三）网络舆论逐步形成倒灌的趋势。比较传统的媒体模式，大多都处于一种单向内容输出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传统媒体沟通交流的方式很单一，即使受众人群对于内容有意见或建议，大多都是通过信件或是电子邮件等完成反馈的工作。反馈机制也大多是单向的，并不公开。可是随着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各个门户网站提供给各个阶层的人员广泛交流的工具，任何人都能够咨询内容，并且进行反馈，甚至可以将言论出来，目前新媒体逐渐成为了众媒体的模式。（四）新媒体传播内容的定制化发展。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媒体传播逐渐走向了以客户作为导向的模式，主要是因为互联网大数据在不断分流，而互联网在不断发展，从最初大众化逐渐进入到个性化的阶段。而定制化逐渐成为了新媒体传播最重要的模式之一。
三、互联网思维下的新媒体传播规律
（一）用户思维。互联网思维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用户思维，主要是将用户作为核心用户，这个概念本意指的是it领域当中网络服务使用者，而网络媒体为了强化服务观念，强调要树立起用户思维，也就是要知道服务的用户究竟是谁，怎样才能够充分满足用户的需求，在满足的过程当中使产品得到改进，创造用户价值。在网络社会当中，纸媒的转型需要对用户思维进行强化。媒体过去也对以受众作为中心比较重视，而在进行新媒体竞争的时候，要能够在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用户意识，并且要满足用户的需求，打造人性化的媒介，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新传播时代的实际要求，树立起用户思维，而在根本上要能够始终坚持让用户意识贯穿到信息生产运营的过程当中去，互联网文化要求必须树立起用户意识，而传媒也要有互动的意识，要能够学会对用户兴趣爱好进行讨论，并找到其阅读的习惯，寻找新闻报道以及用户贴近结合点，要学会通过互动的手段，有针对性地给用户提供相关的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发展以及管理用户关系，并且培养用户忠诚度。（二）平台理念。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得信息变得更加便捷，而成本也变得更低，信息非常丰富，用户对媒体做出信息选择，整体的需求量变得更大，所以媒介运作方式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就是从传播平台到整合传播平台。随着我国的传播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媒体独占内容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只是依靠自我力量的采集以及制作内容，很难满足今天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机制以及载体，将各种内容资源进行整合，也就是要树立起开放、共享并且共赢的平台思维。传统媒体利用独立的内容生产体系以及传播的渠道，并且利用广告的方法获利，是一种单向循环链条，在目前产业融合竞争环境当中，是很难发挥出更大效用的。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就是平台运作模式以及思维，也就是要能够从封闭到开放，利益观也要逐渐转变为共享组织关系，要能够协调对等协作，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动态的信息平台。
四、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的传播模式分析
（一）新媒体的数字化传播模式分析。首先，互联网当中的新媒体传播是以数字化内容作为基础的。其次，在互联网当中，新媒体传播具有全球性特点。互联网本质是开放的，因此互联网资讯除了一部分和金融等相关内容之外，大多都是公开并且可以共享的，以此为前提，新媒体可以接收全球范围的知识和消息，并且在加工后进行全球传播。再次，互联网媒体具有隐秘性，陌生人以虚拟身份为基础进行交流，更加畅所欲言。最后，互联网具有交互性，在传播的时候双方自由平等，在交互的过程中，传播速率也变得更快。（二）新媒体的科学传播模式分析。目前新媒体的传播和科学的传播理论不谋而合，主要是把不同的信息，主题相互结合起来，让信息得到共享。共有知识通过提取之后传播，那么信息的传播者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科学化的传播是长期以来需要坚持的过程，也是多媒体发展最重要的趋势。现今新媒体发展提供了很多人学习并且参与科学化传播的契机，技术发展也让学习壁垒逐渐降低，目前公众对资讯的掌握越来越多，而科学化的传播和媒体之间的关联性是非常显著的。首先，科学化的传播可以让新媒体的功能优化和发展技术水平也能够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获得提升。其次，新媒体也可以让科学化的传播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科学化的传播可以充分地利用新媒体传播的力量，开放知识储备，生产更广泛的内容，更加丰富的知识传播，资讯交互的平台。随着目前互联网的新媒体技术在不断革新和发展，新媒体能够覆盖的范围变得更广，给科学化的传播形成了更加优质的氛围，促使二者之间互惠和互利。综上所述，在互联网当中，新媒体传播大多都是利用互联网交互的作用，使用电脑终端，通过文字以及音频等相关形式进行高效传播。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资源集散地，随着我国数据终端不断发展，新媒体传播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可以即时传递信息，同时也可以及时完成信息的加工以及再次传播。因此不难发现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新媒体的传播具有其独特性，不但以数字化为基础，同时也足够开放，其交互性也是很多传统媒体难以达到的。新媒体的传播大多都必须利用互联网交互功能，通过移动媒体终端来完成传播。因此，政府必须要制定更加详细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让媒体传播的环境更加具有规则，促使人们在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候，令其发挥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吴好正.浅析互联网思维下的新媒体传播[J].中国高新区,2019,000(002):194.
互联网传播规律篇2
本文在对网络新闻的概念做了清晰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现状从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主体3个面向做了梳理。通过分析，作者结合网络新闻传播特性指出了当下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难点和困局，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对完善网络传播管理提供一点借鉴。
关键词
网络传播；网络新闻；媒介特性；法律规制
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和人们对网络的认识渐趋成熟。人们在享受网络为信息传播领域所带来的自由、便利的同时，也对如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提出了疑问和构想。其中，网络新闻作为具有较强权威性的网络信息，因为更强的舆论导向力，所以对其和传播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制，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在破解网络传播法律规制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当前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研究多包含在综合性的网络信息政策法规研究当中，少有文章专门就网络传播的媒介特性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展开分析。藉此，本文试图从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切入，对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做出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初步性的对策意见。
1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
1.1网络新闻的定义网络新闻的定义是网络新闻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只有对网络新闻的内涵给予清晰的界定，才能明确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范畴。本文在研究中将网络新闻定义为狭义理解上的“网络新闻”，它不是网上泛泛的信息资讯，而是指由专门的网络媒体登载、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时政、经济、文化、娱乐、生活等诸多领域，且往往多采用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具有更新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于检索等特征。
1.2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就我国目前的网络新闻发展情况来来看，网络新闻的规范性问题也并不乐观，不少网络媒体单纯强调的时效性而放松对新闻真实性的考察，有些新闻网站甚至不惜捏造假新闻来抢夺受众。2007年，李亚鹏北京新浪互联网公司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制作和刊登了李亚鹏与王菲离婚的假消息，并在报道中一度使用“偷吃”“花心”“前科”等诋毁性词语，虽然该案件最终以双方和解收尾，但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而不顾新闻真实性，自撰噱头，在新闻报道中运用低俗语言等失范行为在该案件中暴露无遗。同时，加之网络新闻具有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质，失范新闻的社会危害性较传统新闻也就更大。失范的网络新闻不但可能对公民的名誉、隐私权利，公司的财产权利造成极大的侵害，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所以对网络新闻的失范问题，必须从法律层面予以遏制，尽可能地减少其发生。因此，网络新闻的法律法规建设必须重视网络信息公开机制，对公民获悉国内外新闻事件的权利给予法律保障，使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得以更好地维护，让网络新闻更好地发挥其舆论监督和引导的功能。
2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
网络新闻区别于传统新闻的最大不同即它所依托的传播媒介不同。在传统媒体里，媒介和内容是同一化经管的，即传媒机构控制传播内容的同时，也可以控制媒介通道的使用。而网络中，媒介的经营与内容的经营却是分开的。通常我们将互联网服务企业分为iSp和iCp，即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电信部门作为接入服务提供商保障、维护网络新闻的传播渠道，网络媒体作为互联网内容服务商充实网络新闻的传播内容。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但这并不意味网络新闻的传播不受限制。其中，《宪法》对新闻活动给予了方向性指引，对公民从事新闻活动的权利给予了法律保障；多部基本法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也包含了许多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条款[5]。在现行的《刑法》中，与传播活动相关的罪名就达20条，如虚假广告罪，侮辱诽谤罪，传播物品罪等。除了对网络新闻传播内容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基于网络新闻的多媒体性，广电总局于2004年《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的传播内容作了限制。《办法》指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只限于境内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以及经批准的新闻网站制作、播放的节目[6]。
3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困境和难点
根据以上有关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难点和困境：第一，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须在遏制不良信息传播的同时，兼顾网络平台的自由，规制的衡平难度大。在针对网络传播的法规建设中，如何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使网络不良的传播内容得到合理的规制，又不会对网络所提供的言论自由平台造成束缚，这成为了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者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第二，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协调内容庞杂，涉及部门繁多，监管难度大。如何对网络传播监管部门的权责进行明晰的划分，既不产生监管机构的叠加冗余，也不留下网络传播监管的真空地带，也是当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第三，网络信息的诉求不一致导致网络传播立法进程缓慢。纵观国内外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情况，几乎每一部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都会引起部分受众群体的意见反弹。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诉求难以做到同时兼顾，成为了网络传播立法迟缓的重要因素。第四，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延续性和适用性难以保障。这也就使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无法确定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还对现有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和持续性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4克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困境的相关建议
互联网传播规律篇3
关键词：网络直播；广告；金融营销宣传
一、商业银行网络直播营销情况概述
（一）网络直播营销的概念。网络直播营销，又称“互联网直播营销”，顾名思义，是以网络直播的形式开展的营销活动，应具备三个要素：一是信息传播媒介和范围，即互联网，信息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小程序等平台，同时必须面向社会公众。二是表现形式，即直播，结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称“网信办”)《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须是基于互联网，以视频、音频、图文等形式向公众持续实时信息的活动。内容不限于视频，音频、图文等亦可，且必须是持续、实时，与传统的录播、平面广告营销相区别。三是商业营销目的，以推销商品或服务作为网络直播的主要目标。对商业银行而言，其商业营销目的，原则上应限于其经营许可范围，即“金融营销宣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的通知》（下称《通知》）所述，专指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宣传、推广。（二）网络直播营销的参与主体。根据具体分工，网络直播营销的参与主体可分为四类：一是网络直播营销平台，指在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提供直播技术服务的各类社会营销平台；二是商家，是在网络直播营销中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商业主体；三是直播营销人员，是指在直播时与社会公众直接互动交流，介绍、推销商品或服务（品牌）的自然人，俗称“主播”；四是网络直播营销服务机构，指专为前述三类主体提供技术支持、策划、运营、经纪、主播培训等服务的商业机构。（三）商业银行网络直播营销的主要模式。商业银行参与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模式：1.“直播+销售”模式。该模式是指为销售推广金融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网络视频直播营销活动，可支持客户在线即时成交下单，俗称“直播带货”。2020年上半年以来，许多商业银行基于电商业务所开展的网络直播卖货活动，虽然形式上与前述“直播带货”并无不同，但因所带之“货”，大多都是电商平台商户经营的非金融商品或服务，未指向金融产品或服务，故不属于本文论述的商业银行网络直播营销行为。2.“直播+宣介”模式。商业银行为扩大品牌影响力、开辟线上获客新途径，在线举办的知识讲座、产品会、财经类论坛等直播活动，本文称之为“直播宣介”。由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此种模式一般不设置线上即时成交环节，也较“直播带货”更为常见。根据营销手段的不同，“直播宣介”可再分为直接营销和间接营销两种，前者在直播活动中直接嵌入金融产品及服务介绍推广内容；后者则是线上知识讲座、论坛等主题直播，内容广泛，可包括健康、文化、生活、财经以及投资者教育等，主要是为契合客户多方位的需求，提升客户体验，间接起到品牌营销的效果。
二、网络直播营销的法律性质
（一）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直播营销”是一类基于互联网向公众持续实时信息的活动，属于“互联网信息服务”。根据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前者是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实行许可制，后者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仅实行备案制。而商业银行参与的“网络直播营销”，虽有商业营销目的，但提供信息的过程一般符合无偿、公开、共享的特性，故应视为“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二）与互联网直播相关的特定服务。网络直播广泛应用于新闻信息服务、网络表演或网络视听节目等服务中，故还需进一步分析网络直播营销与前述几类特定直播服务的关系。一是“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商业银行“直播带货”与新闻信息服务并无明显关联，但“直播宣介”中的一些论坛、讲座直播活动，如内容涉及经济等社会公共事务或社会突发事件的评论，则很可能构成新闻信息服务。二是“互联网视听节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是指制作、编辑、集成并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视音频节目，以及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活动”。从上述规定以及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现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分类目录(试行)》来看，此类服务涵盖的范围极为宽泛，前述两类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均可纳入其中。三是“网络表演”。《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第二条将网络表演界定为“以现场进行的文艺表演活动等为主要内容，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时传播或者以音视频形式上载传播而形成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即网络表演首先应当属于“文化产品”，2020年3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也在其官网提示，明确称电商类、教育类、医疗类、培训类、金融类、旅游类、美食类、体育类、聊天类等直播不属于网络表演。综上，商业银行目前参与的直播带货与直播宣介活动，因可归于“金融类”直播的范畴，除非包含文艺表演，不应视为“网络表演”。（三）商业广告。广告有商业与非商业之分，我国《广告法》规范和调整的广告仅指“商业广告”。一般而言，商业广告应具备以下三个要件：一是商业推广之目的；二是广而告之的形式；三是指向特定的产品、服务（或品牌）。同时，《广告法》并不限定广告所采用的传播媒介和方式。因此，尽管网络直播采用的网络传播媒介和“直播”方式，明显有别于传统媒体（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的平面或录播广告，但只要满足前述三项构成要件，即构成商业广告。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直播带货”构成商业广告无疑，但“直播宣介”却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再重点确定直播内容是否涉及金融产品及服务（品牌）的推介宣传，否则不构成商业广告。此外，商业广告既可按行业划分，亦可按照传播媒体分类，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如构成广告，应进一步认定为“互联网广告”，若由商业银行开展，还应划入“金融广告”的范畴。因此，除需遵守《广告法》等基础法律规定外，还要落实互联网广告与金融营销宣传的特殊监管要求。
三、商业银行需要关注的法律问题
互联网传播规律篇4
关键词：技术中立；网络传播；法律边界；互联网平台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8-2-0064-02
快播公司涉嫌传播物品一案于2016年1月7日在北京海淀法院进行公开审理，公开透明的全程直播让这一事件迅速升温，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对于快播的罪与非罪，掀起了一次空前的集体辩论和全民围观。透过这场声势浩大的庭审和围观，我们看到的是网络传播中关于法律边界的争议以及亟待规范的互联网资源平台。
一、技术掩盖不了的原罪
乘着p2p的技术快车，2007年快播公司创立，短短四年时间快播播放器已成为全国市场占有量第一的播放器。2013年下半年，快播受到国家版权局的调查。由于“直接定向搜索、链接到大量盗版网站”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判罚25万元。2014年6月26日，快播公司因盗版侵权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判处2.6亿元的行政处罚。
2014年9月，快播公司的法人代表王欣等5人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警方称，该公司以“只做技术，不问内容”为借口，放任大量色情内容以及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视频广泛传播，并通过收取会员费和广告费的形式大肆牟利，非法获利数额巨大。2015年2月6日，王欣、吴铭等人因涉嫌传播物品牟利罪被提起公诉。
细数快播公司的违法经历，可以发现，在创立之初，快播就背负着“低俗内容和盗版问题”的原罪。从侵权到深陷犯罪的泥沼，快播公司并非一时失足，而是一直以来都带着技术无法掩盖的原罪。
二、技术中立不是抗辩理由，快播公司传播物品具有主观故意
在2016年1月7日的庭审过程中，4名被告人均否认有罪。王欣辩称，快播公司只拥有硬件服务器，不具有上传、搜索、视频的功能，也不具有传播属性，也就没有进行过传播行为，因此快播公司没有犯罪，他本人也没有犯罪。
王欣的辩护团队援引“技术中立”原则为王欣进行辩护，提出“技术无罪”论。那么快播是否进行了传播物品的行为？技术又是不是意味着天然的“无罪”呢？
从舆论反响可以看出，辩方所提出的“技术无罪”论调博得了不少喝彩。而其实，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把戏。把“公司”等同为“技术”，把控方引入一个死胡同：技术怎能有罪？进而为公司做无罪辩护。事实上，无论是刑法理论、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技术中立”论断与“构成犯罪”结论不存在排他关系。[1]
技术中立原则的本意是若该产品被广泛用于合法用途，那么即使发明者和销售者知道其可能被用于侵权行为，也不能将生产该产品判定为“帮助侵权”。需要看到的是，快播公司并非从事单纯的技术开发，在提供播放器的同时，快播公司也提供了持续的网络服务。也就是说，发明新技术的行为和技术本身无罪，但利用技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就可能构成犯罪。因此，推说“涉黄”是用户的事情而与快播无关这一论调是移花接木的诡辩，根本站不住脚。要知道，“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是一种人的行为。使用任何技术去从事违法犯罪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
此外，互联网技术本就为传播内容而生，传递信息是互联网的天职。因此，在判定互联网公司是否侵权或构成犯罪时，无论互联网公司使用何种技术，只要传播了法律禁止传播的内容，都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在做出判断时，不能被“技术中立”的旗号蒙蔽了眼睛，更不能被某些人的狡辩迷惑。
其实在快播案引起关注的最初阶段，学界和业界更多地是在讨论网络盗版对知识产权和著作权的侵害。任瑞芝在《快播“天价罚单”背后的网络盗版侵权思考》中指出：“快播案件作为一例典型案件，反映了在数字版权时代，作品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著作权保护制度之间发生的激烈碰撞。”[3]董毅智在他的《快播末路》一文中则提出“快播被罚可以说是视频网络市场的一个发展缩影。”[4]
也就是说，快播公司的原罪应该是侵犯著作权罪。但“在运行过程中泥沙俱下，作为副产品的视频越积越多，积重难返。终于从故意侵权开始，却走进了传播物品的死胡同。”[2]50
三、网络传播中的法律边界不容忽视
网络传播中有两只手控制，一只无形的手――市场，一只有形的手――法律。市场和法律都有一定范围，因此网络传播绝不是无界的，而是被市场和法律这两只手控制着。[5]以快播案为例，快播公司被指触犯《刑法修正案（九）》以及2010年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而对于公诉方对快播的指控，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车浩教授表示担心，“要求企业履行网络警察的义务，这样一个社会分工的错位，可能会阻碍甚至窒息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6]
车教授的这篇《谁应为互联网时代的中立行为买单？》被各大媒体转载，引发了不少关注，一些人将车教授的观点解读为“技术中立的帮助行为不构成犯罪”。而在我看来，此种观点并不是否认快播公司的犯罪，而仅仅是对网络传播中的立法表示担忧，他指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比现在的司法解释还更进了一步，立法者似乎跑得太快了，即担心法律的手伸得太长会影响互联网信息服务本身进而影响互联网市场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事实上，这种担心也是很多学者和司法工作者的隐忧，在对互联网的监管上，立法缺乏稳定性以及合理性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201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关于“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这一规定也曾引发争议。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国家有关法律的出台也说明，信息网络传播亟待规范，网络传播中的法律边界不容忽视。
我们要看到，相比普通犯罪，网络犯罪等新型犯罪类型的情况更加复杂，人们对行为的危害性有时较难理解。由于脱离了传统的“公共规范”，人们很难从厌恶、气愤、仇恨等“自然情感”中找惩罚基础。但是，现代社会的“公共规范”不仅仅限于“自然情感”。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等学者提出，如今是“法定犯”的时代。[7]现代社会为了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发展需求，旨在维持公共价值、公共秩序的“规范”正在不断扩充。[1]76基于网络传播中环境的复杂与多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边界需绝对依照这种“规范”，而不是按“自然情感”来认定。
四、互联网企业及资源平台需要自律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共识，除了恪守网络传播中的法律边界，加强互联网企业及资源平台的自律意识也是十分必要的。
技术创新带来的进步是国家所鼓励和提倡的，但只顾眼前利益，消极对待监管、不顾社会责任甚至法律法规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不少学者指出，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技术创新更需要自律，以寻求法律和技术之间的平衡点。对快播这种互联网资源平台的社会责任，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部长王四新指出，平台的社会影响力使得平台也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技术可能产生的不良效应，企业负有预判的责任，有了实在的危害后，应该有消除危害的义务。
结合近来网络直播平台发生的“直播造人”“非法闯入大学女寝直播”等恶性事件，以及网络传播中频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互联网资源平台的自律与依法规范更应该早日提上日程。
参考文献：
[1]毛玲玲.传播物品罪中“传播”行为的性质认定[J].东方法学，2016（2）.
[2]韩志宇.快播播放器的经营方式及其法律责任解读[J].中国版权，2016（1）.
[3]任瑞芝.快播“天价罚单”背后的网络盗版侵权思考[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5（4）.
[4]董毅智.快播末路[J].法人，2014（6）.
[5]张小强.网络传播中的市场和法律[eB/oL].http：///.2016-4-2.
互联网传播规律篇5
>不法行为扰乱市场
如今,网络传播领域,不法行为仍然很多。李海刚在接受采访时,对大家公认的目前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了介绍。他认为,网络传播的不法行为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网络黑社会:目前的网络传播市场鱼龙混杂,不少公司违背基本的职业操守,在客户的指令下恶意攻击竞争对手、诋毁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使本来正常运营的企业突然遭遇灭顶之灾。当恶意攻击泛滥,甚至所谓的著名网络公关公司被称为“网络黑社会”时,网络传播行业和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老鼠屎很可能毁掉整个网络传播行业。
负面信息广告化:企业的负面信息往往是各大网站争相上的头条,甚至有很多行业网站,专门搜索和刊登企业的负面信息,待价而沽,等着企业的公关公司找上门来要高价,以广告费的名义删除负面信息。负面一上,黄金万两,这是企业很无奈的事情。
双簧:某些网络公关公司擅长唱双簧,先在自己有关系的网站大量企业的负面信息,然后联系企业告知他们能立刻删除这些负面并且要高价,企业在时间紧迫下没有办法做更多权衡,只能就范。唱双簧的网络公关公司同样是害群之马。
人肉搜索:人肉搜索已经臭名昭著,其中不乏网络公关公司的身影,对于这种网络暴力,当事人往往无所适从。
>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目前,针对网络传播或者与之有关的法律法规已有很多,但大多以规章为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根据刘铭的介绍,网络传播中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就有《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另外还有一些司法解释,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与网络信息传播有关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比如2000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这些立法和规定在我国处理相关网络问题时确实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同时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刘铭认为,这些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多停留在部门规章的层面,全国人大的立法还很薄弱,缺乏一部针对网络权益的法律。现有的网络立法,主体是以地方和部门为主,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只有少量,尽管这方面的规章总数相加已达到了200余部,由于至今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成为国家网络信息法,因此对破坏或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各种行为威慑力不强,有些行为是否属犯罪行为还难以界定。
李海刚也认为,现在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执行力度,企业或者个人在遭遇网络上竞争对手或者其他群体的恶意攻击时,往往无法通过正当法律途径解决。同时更关键的是网络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如果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走,即使打赢了官司,负面信息和恶意诋毁也早已散步到网络的各个角度,已经对品牌造成极大伤害,赢了官司却输了市场、丧失了消费者信心。
目前的法律没有考虑到网络信息的爆炸性传播速度,这是最大的缺陷。三聚氰胺事件中,草根时代所的国内著名奶粉品牌是唯一检验合格的国产奶粉,但是正是因为其没有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大的问题,其他奶粉企业纷纷指示自己的网络打手大量散步负面信息,恶意诋毁,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奶粉企业都拉下水,草根时代们虽然收集到恶意攻击的证据和截图,但是却无法走正常法律程序对网络打手和背后的奶粉企业给予惩罚。
>网络传播立法势在必行
在新媒体报道奥运涉及到侵权的时刻,在“艳照门”照片大肆传播的季节,在各种“熊猫烧香”病毒层出不穷的年代,在计算机犯罪已经在国防、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伤害,并向全球蔓延的时候,我们的互联网管理只有法规,没有法律,我国针对互联网的立法目前还是空白,虽然有数十个类似《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规章,但这些管理型的部门规章难以应对复杂的、发展迅速的网络违法案例。同时,对网络违法犯罪基本没有专门界定网上违法,立法远远滞后于网络时代。所以,规制立法势在必行。
刘铭认为,虽然势在必行,也不可操之过急。互联网是人类科技进步的重大成果,它为人类带来了预期的和难以预期的便利,借助网络已经形成一种与现实社会具有重大区别的社会生存形式――虚拟社会,随者互联网的普及,关于互联网法律问题将成为全球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也使网络信息传播立法的前瞻性、稳定性受到挑战。因此,在进行网络信息传播法制建设的同时,对用户进行自律教育,开发有害信息过滤技术,采取法律规范、自我约束和技术控制多管齐下,其成效应该更为显著。总之,如何发挥网络媒体传播优势,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以充分实现,同时又不至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信息传播立法的根本所在。
互联网传播规律篇6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关闭了16家造谣、传谣网站，6名造谣者被拘留。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倡议书说，网上不良、不实信息仍然存在，影响社会健康发展，特别是最近网络谣言的传播，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严重侵犯公民权益，损害公共利益，也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因此，倡议书提出，网民应树立法律意识，严格遵守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互联网协会的行业自律公约，不为网络谣言提供传播渠道。
倡议书呼吁互联网业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公约，配合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打击利用网络传播谣言的行为。积极响应“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制作和传播合法、真实、健康的网络内容，把互联网建设成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平台。
倡议书希望互联网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对论坛、微博等互动栏目的管理，坚决斩断网络谣言传播链条。建立、健全网站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制作、和传播流程，强化内部监管机制，加强对网站内容的甄别和处理，对明显的网络谣言应及时主动删除。
倡议书强调，要提高从业人员对网络谣言的辨别能力。号召提供互动信息服务的企业，遵守国家有关互联网真实身份认证的要求，同时要做好保护网民个人信息安全工作，提醒各类信息者信息必须客观真实、文责自负，使每个网民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倡议书提出，互联网企业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设置听取网民意见的畅通渠道，对公众反映的问题认真整改，提高社会公信力。希望广大网民积极支持互联网企业抵制网络谣言的行动，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不助长谣言的流传、蔓延，发现网络谣言积极举报。
互联网传播规律篇7
[关键词]网络传播；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霸权
[作者简介]王爽，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文化产业方向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167-05
党的十七大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显著提升文化软实力，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是我国的重要建设目标之一。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网络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媒体是新媒体时代最重要的传播工具之一。因此，网络媒体的发展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概述
要实现对本课题的研究，首先必须明晰以下几个概念：
（一）网络媒体与网络传播
网络媒体是依托网络技术制作、和传播信息的平台。网络媒体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包括互联网、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多种形态。网络传播是指通过网络平台传播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的活动。网络媒体以其海量信息、非线性快速传播、广覆盖率、无时空限制、低成本，以及互动性等特点，已成为当前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
（二）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是伴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媒体的发展而出现的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网络文化是指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后依赖信息和网络平台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主要包括网络通信、信息传播和传受方式，人们沟通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以及网络传播和网络媒体带来的新功能，比如宣泄、娱乐、表达等。
（三）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1990年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划分为两种——硬实力和软实力。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利诱来达到目的的能力。笔者认为，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无形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
（四）网络文化霸权
约翰·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阿和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是文化霸权主义的源头之作。文化霸权是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它以文化传播为手段实现对他国文化、经济、政治的入侵，最终实现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软控制，这种控制的表现是自愿接受。网络文化霸权是指通过网络传播实现文化软控制，是文化霸权在网络世界的延伸和发展。
二、网络时代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现状
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我国网民应用互联网的状况主要表现为：网民对即时通讯的使用率还在继续上升；电子商务类应用继续高速发展；电子邮件、论坛/BBS等老牌互联网应用使用率持续走低。综上所述，我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1）受众持续扩大；（2）网络使用持续移动化，手机正成为主要的网络媒介平台；（3）网络应用趋向便捷化。手机端应用更加广泛。
在网络时代，各国都更加重视提升本国的文化软实力，并将其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悠久的历史积淀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资源基础，但文化资源力没有充分转化为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我国的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忽视文化资源的传承性，涸泽而渔的开发方式只能得到短期回报，但破坏了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部分文化产品的开发中忽略了文化资源原有的意蕴，破坏了资源的本原性和艺术性；最后，忽略了部分本该重视的文化资源的价值，尤其是那些需要长期投入却没有即时效益的资源。
第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文化软实力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文化产业竞争力不足以促使文化软实力血脉畅通。
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可以创新传统文化资源在新时期的生存和传承方式，还可以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然而，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构建还比较薄弱。文化产业竞争力主要包括文化产品创造力和影响力、文化企业营销力、文化消费力等。文化产品的创造力主要是指文化创新能力，目前我国总体上还没有摆脱“中国制造”的模式。文化产品影响力是指文化产品的形象以及在同类产品中的地位。我国文化产品多数只看销路和短期收益，对文化品牌的开发和巩固不够重视。新媒体时代文化产品营销的载体和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文化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对市场和媒介细分的能力不足，往往导致其无法及时找到有效的营销方案。目前我国文化消费需求加大，但对文化消费的深度发掘还有待增强。
第三，国家加大对文化产业、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强国的重视力度，但固有的体制因素阻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党的十七大、十不仅强调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而且确立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文化体制改革虽然有了一些成绩，但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依然存在，并由此带来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的现象，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和建立关联。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以传媒产业领域为例，虽然多数传媒企业都已经实行产销分离，甚至成立独立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依然脱离不了“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真正的文化企业制度难以建立。
第四，人才是根本，我国缺乏文化转化人才。
“转化”是指传承文化的文化继承转化能力。以及将文化转化为既具经济效益又有广泛社会效益的文化产业的能力。因此，文化转化人才就是文化创新人才，包括创新生产人才和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其中创新生产人才又可以分为传承人才和文化产业生产人才。我国现有的状况是传统文化资源缺乏时代创新和传承，尤其是部分无法实现经济转化的稀缺资源，传承人的匮乏更是十分严峻的问题。部分得以继续传承的文化资源。又因为传承人没有能力进行时代适应性创新而缺乏活力。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经营管理人才和文化精英人才都不缺，缺的是既懂文化又会市场运作的人才和文化创新型人才，开发出来的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却又因为持有人不懂市场运作，而无法实现经济价值。这些都是我国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瓶颈，优秀的转化人才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总之，文化资源的活力、文化体制的完善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一方面为文化软实力提供能量，另一方面也为文化传承提供了平台。互联网作为新型普泛化传播平台，在弘扬传统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潜质。
三、网络传播对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及对策
网络媒体不仅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经济硬实力，还加强了文化软实力。但凡事都有两面性，网络媒体在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了不少困扰。充分利用好的、正面影响，认识和规避制约因素，才能实现网络媒体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目标。
（一）正面影响
网络媒体对文化软实力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媒体和网络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影视文化、网络文学、音乐文化等的传播和发展。网络媒体为影视、网络文学、音乐等产业提供制作、传播和接收的技术平台，促进相关产业的网络化发展。同时，影视文化、网络文学和网络音乐等又丰富了网络文化内涵，推动网络文化健康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和文化反哺共同促进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第二，网络文化产业本身具有软实力的属性。网络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经济、文化和技术平台支持。网络文化架起了现实文化和虚拟文化之间的桥梁，为文化力注入新鲜血液。同时，网络文化以其无时空限制、互动性和海量信息、快速传播等特征，对丰富繁荣现实文化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启发作用。
第三，网络媒体技术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巩固了经济基础。一方面，网络媒体带来的新产业形态促进经济增长，如网络影视、网络音乐等；另一方面，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技术平台为其他产业和行业带来便利和利润增长。比如，网络营销可以为任何可以通过其促进销售的产业和行业带来效益；网络定制的发展，促使个性化生产和销售的形成等等。
第四，网络媒体促进传统文化与国际接轨。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明的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网络媒体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提供创新和传播的平台。网络平台的开放性、自主性、交互性等特征，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吸收新鲜能量。并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时代融合进程。它不仅丰富我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增强其传承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影响力。
网络媒体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更广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从事文化传播的主体更加普泛化、自主性和个性化，文化传播形式和手段都更加多样化，传播行为也更加开放。网络媒体的发展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负面影响
相对而言，网络媒体为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网络霸权、意识形态问题和法制建设挑战等几个方面。
首先，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文化、文化产品和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载体。但同时它也是网络霸权传播的载体。网络霸权可以分为网络文化霸权和网络信息霸权。网络文化霸权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通过互联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这种渗透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公众的价值取向和习惯。可以称为“软霸权”或“软入侵”；另一方面，通过文化产品的网络传播和销售，实现“硬”效益和“软”效益的双重丰收。其中的“软效益”是指西方国家通过形象、语言、明星、装扮、故事等元素使其文化产品中的文化元素成为我国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网络信息霸权是指发达国家凭借着资金和技术优势，掌握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主动权，相应地扩大自己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这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倾斜”和“信息侵略”，威胁国家安全。网络霸权不仅会削弱国家文化软实力，更严重威胁着国家安全。
其次，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意识形态问题，主要表现在：网络传播内容中的一些文化垃圾，比如色情、暴力、虚假信息等也腐蚀着人们的感官和内心；网络媒体的高度娱乐性，容易诱使青少年沉迷网络而逐渐偏离原来的生活轨道，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网络媒体传播的无时空限制和交互性使网络时代更注重个人传播。海量信息也使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种多元现象解构了一些传统公认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人们更加推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网络媒体的商业性诱导人们越来越忽略文化需求、精神追求，而更加注重对物质的享乐。这些问题随着网络媒体的繁荣而日益突出，严重制约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环境。
最后，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我国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包括：第一，我国现存的网络立法大多是政府的行政规章，隶属或受限于宪法和法律。很多现有行政规章又与以前所立的较高层级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相冲突，使其在实践过程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二，政出多门，没有统一的立法制定和监管机构，使得网络媒体的监管比较混乱。目前网络媒体的监管及立法主体非常多，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业与信息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等。众多网络媒体立法和执法机构，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统一的监管机构、立法标准和执行标准而使网络媒体立法局面混乱。
这些负面影响，在制约网络媒体自身的发展的同时，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起了掣肘作用。
（三）对策
针对上述我国网络时代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状，以及网络媒体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效应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1.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理论指导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继续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因此，通过网络媒体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网络媒体传播的内容必须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网络媒体是传播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载体、舆论平台；第三，网络媒体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这三个方面相互补充相互影响，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2.充分发挥网络传播的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功能
网络时代传播主体的自由性、广泛性，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传播效果的碎片化，同样的内容对不同的接受者会有不同的解释和效果。碎片化的传播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传播，不利于公众形成优良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需要在网络传播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议程设置的功能。传统媒体传播中起主体作用的是政府和媒体自身，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受众本身、意见领袖、网络推手等都可以主导信息走向。就效果而言，网络媒体环境下“沉默的螺旋”失效，“蝴蝶效应”日益突出。“把关人”的角色弱化。这就需要：第一，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在网络社会中的意见引导作用；第二，不可忽视个别网民对敏感或争议问题的意见，以免带来恶性“蝴蝶效应”；第三，规范网络推手的工作原则，提升网络推手的基本素养；第四，通过政策法规、自律和教育等手段，恢复网络媒体“把关人”的作用，为良好的网络传播环境保驾护航。
3.加强网络技术研发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如p2p技术带来的资源共享，搜索引擎锁定特定资源的定位技术在当今社会的应用等。网络技术为网络媒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每一种新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在当今便捷的网络资源共享、搜索引擎等工具带来了著作权问题等。这样的问题源于网络技术，也必然要终结于另一种技术。网络技术发展机制本身在不断激励着网络技术的更新和完善。同时，信息和网络技术是我们有效过滤和排除掉有害信息的必要手段，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保障。但由于我国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水平落后，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力度，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为网络媒体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持。
4.完善法律法规
近年来，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而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9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注册实施细则》等一系列互联网法规相继出台，保证了网络信息传播得以正常进行的大环境，但在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具体实施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就需要在实践中有关部门应当进行有效的法律编纂。删除或修改不合时宜的、不合理的、与较高级别政策法规相矛盾的法律法规，加大对适用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对有缺陷或部分适宜的政策法规要进行持续改进和完善。此外，在立法过程中，对经实证合理适用的政策法规应当实行高层次的立法模式，对已经实施有效的政策、规章可以使之上升至法律或行政规章的地位。
5.行业自律
在法律法规充分利用和完善的同时，我国极力支持和鼓励互联网业界间的行业自律。1994年4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3家新闻单位通过了《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为加强中国网络媒体行业自律走出了第一步。自2001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为政府领导、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兴的网络媒体、工商界人士和知名专家学者提供互相讨论交流的平台。中国互联网协会通过2004年《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站禁止传播、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2005年《中国互联网网络版权自律公约》，并开设“年度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贡献奖”等行为不断地完善我国网络自律机制。但相对于国外成熟的自律组织和自律体系。我国自律组织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行业自律公约也仅限于大框架的规范规章，并没有相关的执行细则。个体网民的自律还没有被充分重视，更没有适当的引导和规范。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停地探索并解决。行业自律在一定程度上比法律法规能更有效地促进网络媒体和网络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6.结合我国的国情，充分借鉴和利用国外经验
互联网传播规律篇8
关键词：网络环境；网络不良行为；网络犯罪；防范措施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2)26-6232-03
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是指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有违社会公共秩序与道德、不符合法律规定，传播对社会产生有害影响的信息及借助网络实施的各种犯罪行为。
1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的相关概念
1.1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的定义
1）网络不良信息：网络不良信息是指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违反法律、违反道德、破坏信息安全的垃圾有害信息。
2）网络犯罪：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运用计算机技术，借助于网络对其系统或信息进行攻击，破坏或利用网络进行其他犯罪的总称。网络犯罪是针对和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网络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危害网络及其信息的安全与秩序。
1.2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的法律界定及分类
1）暴力信息：语言暴力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指文字本身的使用，多用有攻击性、侮辱性、嘲讽性的过激言论；二是指语言的暴力作用，通过过激语言的使用，激起人们的情绪，进而延伸到行为方面，形成现实暴力侵权。
2）网络不法政治舆论传播：政治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涉及国家或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及制度，规章和重大政治活动，是舆论中表现最强烈，对社会进程影响最大的一种舆论，政府在推行新政策时要通过各种方式造舆论，以便政策能够顺利推行和深入人心。同样，民众希望改革某项制度时，也要通过形成舆论引起管理者的关注并使问题得以解决。
3）网络色情信息：凡是网络上以性或人体为主要诉求的信息，其目的在于、引发使用者的，而不具有任何教育、医学、或艺术价值的信息。
2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的成因及危害
2.1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的途径与方式
1)网络游戏。英文名称为onlineGame，又称“在线游戏”，简称“网游”。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以游戏运营商服务器和用户计算机为处理终端，以游戏客户端软件为信息交互窗口的旨在实现娱乐、休闲、交流和取得虚拟成就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体性多人在线游戏。
2)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指用电子手段传送信件、单据、资料等信息的通信方法。
3)网络论坛和聊天室。网络论坛是是internet上的一种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它提供一块公共电子白板，每个用户都可以在上面书写，可信息或提出看法。网络聊天室通常直称聊天室，是一种人们可以在线交谈的网络论坛，在同一聊天室的人们通过广播消息进行实时交谈。
4)网络博客。又译为网络日志、部落格或部落阁等，是一种通常由个人管理、不定期张贴新的文章的网站。博客上的文章通常根据张贴时间，以倒序方式由新到旧排列。
5)强制浏览。利用网页代码技术使用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访问某一网站，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6)传播色情内容的网站。
2.2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泛滥的原因
1)经济因素。经济上的影响因素，当前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信息传播活动的成本相对较低，同时在网络上进行一些违法活动又具有很高的回报率，使得一些人为了个人一己私利，忽视其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而利用网络来传播不良信息，如色情、垃圾邮件等不良信息，获得非法的经济利益。
2)技术因素。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制造与传播信息变得异常快捷，信息的快速传递正是广大网络用户追求的目标。但是一味的追求信息传播速度，追求点击率，而忽视内容的真实性，容易造成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屡屡出现。同时，网络信息还存在者隐匿的特点，很容易使人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容易忘记在现实世界中形成的法律意识和观念，而肆无忌惮地传播网络不良信息。
3)传播主体多样化。互联网的交互性，使任何网络信息的与传播不仅仅局限于少数传统大众新闻媒体，并使信息提供者与信息接受者建立在严格限制基础上的关系彻底解体。互联网多主体、多渠道的传播方式使网络信息源头多，复制快，在这样一个信息海洋中，无法做到对每个信息内容进行有效监控与及时管理，导致垃圾邮件、虚假信息、色情信息等不良信息的泛滥。
4)法制不健全和网络管理滞后。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跟不上网络快速发展的需要，信息立法还存在相当多的空白，信息市场秩序的维护在一定的领域里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使得信息违法与犯罪活动无法得到有效治理，导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无国界、无管理、无法律”的三无自由王国。
2.3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带来的问题及危害
1)扰乱社会秩序。根据权威机构调查，全世界超过上百万，而且每天都在以上千的速度在递增，每天浏览人数达上千万人次。网络环境下色情信息败坏了社会风气，污染了社会环境，尤其对未成年人的健康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2)造成经济损失。网络环境下，经济信息往往涉及经济利益，为了引起关注，达到牟取经济利润的目的，歪曲甚至扭曲真相而虚假信息，误导网民，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经济秩序。
3)引发犯罪心理倾向和犯罪行为。网络环境下的虚假、虚拟信息很容易使人沉迷其中，极易使判断力不强的年轻人逐步走上犯罪道路。
3国内外的治理措施
3.1国外的治理措施
1）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互联网源于美国，但美国政府刚开始对互联网的发展采取的是“不干预政策”，认为没有必要限制互联网。然而，随着网络中有害社会环境的不良信息等网络问题日趋严重时，美国政府不得已开始针对网络出现的种种问题制定和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此外，美国法律还规定所有提供互联网教学的电脑必须采用信息过滤技术进行内容过滤。
2）加强行业自律与自我管理：是指从事互联网运行服务、应用服务、信息服务、网络产品服务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生产及其他与互联网有关的科研、教育、服务等活动的行业除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外，还应进行自我管理，实行自我监督，也是有效控制网络不良信息传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补充手段。
3）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有效的防范与控制：针对网络上传播内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行的防范与控制手段主要有两种：分级和过滤。常用的网络技术控制手段主要是对网上信息内容进行分级。比较著名的分级软件有piCS(platformforinternetContentSe?lection)、p3p(platformforprivacypreferencesproject)等。
4）其他一些措施与手段：在网络不良信息传播的管理与控制上，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多层次的控制。除了以上的措施手段外，还存在其他方式。美国网站的BBS管理制度中包括网民监督的手段。当网民发现他人在BBS上的违规行为后，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网站报告，而网站也有责任回复举报者，并对举报的问题进行处理。
3.2我国在治理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管理主体不明晰：根据我国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对网络环境下不良信息进行整治的管理部门及单位有好几个，这些管理部门和单位包括：
①公安部门—依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规定，公安部门对网络环境下不良信息有监督权；
②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依据相关规定，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为网络出版的管理部门；
③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管理的通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是网络不良信息的管理部门；
④省级以上文化管理部门—2003年制定的文化部《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省级以上文化管理部门是互联网信息及文化传播的管理部门。根据其他部门规章的规定，电信部门、信息产业管理部门等都成了治理网络不良信息的管理部门。
除了上诉相关政府部门以外，相关经营企业对于网络也有对应的管理责任与义务。但是企业方面一般认为他们对不良信息的发送与传播不应负有责任或检查义务。
2)网络不良信息认定标准存在不统一，在实践操作中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
从《中华人民共和共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关于网络环境下不良信息的界定标准在多个职能部门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因此，在实践中就会发生对网络不良信息认定的困难。
3)网络环境下不良信息的鉴定制度不完善
对网络环境下不良信息的传播，现行的法律法规还没有一套科学的、完善的、可行的鉴定制度，没有可行的鉴定操作机制，对网络环境下不良信息的相关主体就无法科学地区别，从而也就不能依据法律、法规来认定责任。
4)网络环境下不良信息法律责任追究程序不完善
目前，如何依照法律程序对发送、传播不良信息者的法律责任进行追究的程序性规定还不完善。例如，我国关于网络犯罪的刑事程序法仍为空白。缺乏关于各种类型的数据信息属于何种证据、地位如何、对此类证据如何收集、采信等的法律规定，为此类犯罪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较大空间。
4针对网络不良行为的治理对策
4.1法律对策
完善网络不良行为治理的法律法规：
①建立一套完善的网络环境下不良行为治理的法律法规
第一，要制定一部系统的《国家信息安全法规》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依据。这一法律依据的第一要务是要确立信息自由原则，即为了保障公众和国家的信息利益与安全，有限制地牺牲一些个人信息自由是必要的，但个人的信息自由不能建立在妨害公共信息自由和国家信息安全的基础之上。
第二，规范与统一网络环境下认定不良信息的标准，明确不良信息的范畴，建议采用列举式的规定，增强可操作性。
第三，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在不良信息传播与治理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
②设立专职监管部门
由于我国网络用户数量逐年递增，有必要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有效管理，或者采取分工负责的方式对网络不良信息进行分工管理，做到不漏不缺，但勿重复、多头管理。
4.2大力开展网络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是指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道德培养，将一定的道德理想、道德规范、道德原则等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人们施加影响，最终转化为道德主体自觉的道德品质的过程。它是道德理想具体化、道德成果实践化的重要环节。道德教育是有意识地提高人们的道德认识、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感、锻炼人们的道德意志、确立人们的道德信念、形成人们的道德习惯的一系列行为。
4.3技术控制
①实行严格的电子审查制度
新加坡是对互联网内容实行严格审查制度的国家之一。我国也应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对互联网信息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以遏止网络不良信息的泛滥。首先对网站登记实施严格的审查与备案制度，其次，应制定互联网登记许可制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先进的监测技术对网络的各级出入口进行过滤，将不符合国情或不良的信息挡在网络之外。
②信息过滤及分级系统
目前，互联网只对上载信息的格式提供了统一标准，为了便于对信息的进行管理与过滤，对于上载的信息的内容也要制定统一规范进行级别认定。与此同时就要求我们加强过滤软件的开发应用，对色情、暴力、恐怖、迷信等内容进行分级过滤。网络管理部门和网络用户可设定这种软件的过滤标准，如果计算机在调阅互联网时遇到超过标准的信息就会拒绝传输、显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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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传播规律篇9
今天，人们可以在新媒体世界里享受信息的盛宴，然而，新媒体信息传播更需要科学管理与法治建设。
一
新媒体时代，一个极小的事件，都有可能迅速传播，从而引发舆论危机，轻则因谣言而产生误会，重则引起群众的骚乱，甚至因为居心不良者推波助澜而引发社会动荡。新媒体在释放信息能量的同时，也给管理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013年，新媒体传播虚假信息案件屡屡发生，公安部依法查处个别不法分子私自建立专门用于谣言传播和实施新闻敲诈勒索的网站，其中查处的网站有“今日焦点网”、“社会焦点网”、“环球视点网”等11个“权威”网站，同时在全国范围掀起了打击网络谣言与虚假信息传播的高潮，其中河南批捕131人、山西刑拘49人、陕西批捕22人等。
新媒体网络传播依托的是虚拟社会空间，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虚拟空间中传递着的是真实社交活动。新媒体网络空间的公共秩序与现实中的公共秩序同等重要，其文明秩序和安全也需要法治保障与科学管理。因此，在一定层面上讲，对新媒体进行管理是必然的。或许，当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影响力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时，都必须加以限制，以保证良性秩序的实现。
新媒体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断有新应用出现，这自然使人们应接不暇，政府相关部门似乎也忙成一团。关于微博的管理方案与构架刚刚建立，关于微博管理的培训还没有消化，微信又来了。政务微博才正式上岗没多久，是不是马上就要被政务微信给替代了呢？人们常说，只有变化是硬道理，只有“变”才是唯一不变的，这就是新媒体发展的常态。只是这种“变”，与政府管理机制的稳定性与阶段性有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如果想管理好新媒体，似乎首先要克服这种矛盾，以应变的姿态对付常变的对象。
今年，是政府部门尝试应变而且以新的姿态面对新媒体发展的一年，也是新媒体法规法制建设最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问题的呈现已经非常明显，网络信息传播领域中的大小案件不断，而且政府在处理网络信息传播案件的方法上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判断与决断能力。“净网2014”专项行动等，已经让我们初步见识了新媒体治理中的刀光剑影，监管部门的磨刀霍霍也可以让我们预见政府的决心与方向。
二
无论是新媒体科学管理，还是新媒体的法治建设，都要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有效地规制网络行为，防止其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媒体科学管理与法治建设中关于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
在我国，现行宪法从根本大法层面明确了言论自由的界限，分别在第35条和第51条规定了言论自由与不可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原则，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需遵循宪法有关规定。2013年9月，在第五届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上，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发表了以《网络空间的自由与秩序》为题的主旨演讲，阐述互联网秩序构建的六原则：互相尊重、信息共享、传播正能量、文明和谐、维护安全、依法治理。这道出了网络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是国家间的，更是每个互联网使用者个人应该坚持的原则。这六大原则说到底还是依法治理的原则，是科学管理的原则。科学管理最终建立在对自由和秩序的辩证理解之上，对新媒体的科学管理也应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媒体方面运用得比较早，他们在新媒体管理上的相关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如英国对网络信息内容进行详细分类，实行严格的分级和信息过滤，英国的《猥亵物出版法》和《公共秩序法》、法国的民法和商法都根据互联网的特点进行修订。德国第一个出台专门针对互联网内容管理的《信息和通信服务规范法》，日本出台《不良网站对策法》，综合运用法律调控、行政介入、行业自律三种方式进行管理，韩国等国家也积极制定互联网发展战略和相关法律法规。德国联邦法院于2013年下令谷歌必须从自动搜索中删除含诽谤性的搜索结果，对网络传播不良信息和有害信息开展强制性审查和监控。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强化新媒体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方面做了实际的工作，不仅将现行法律延伸到互联网管理，还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面进行细化。
近年来，我国在新媒体信息传播科学管理与法治建设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全国首个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成立。这一平台是2013年8月在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首都互联网协会的指导下而成立的，是中国互联网史上第一个在管理部门与行业组织指导下由行业领军网站联合建设的辟谣平台。首个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的成立是网络大数据结构以开放平台方式对网络信息传播管理的一次积极探索。
其次，在法律与科学管理的探索上，我国的司法也迈出关键性步伐。2012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3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相比新媒体的发展步伐，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针对当前新媒体发展现状，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第一，政府在新媒体管理的机制体制与分层管理制度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机构的工作机制及其功能构成等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探索。世界各个国家对新媒体采取的管理政策有所不同，但设置专门机构与利用法律为主要手段对新媒体进行管理已是较为通行的做法，英美等国纷纷合并管理机构对新媒体上的业务进行统一管理，我国也有类似举措。2011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立，推动了互联网信息传播法制建设；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强调在国家层面上统筹协调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这些努力说明中央对网络信息传播的重视，但是对新媒体的统一管理体制与分层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监管体制、制度设计、监管力度等仍然是我国新媒体科学管理的瓶颈之一，不仅各要素需要进行缜密安排，同时也需要增强工作弹性。
第二，新媒体领域细分的法律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新媒体是当代科技创新的产物，对于社会来说也是一场变革，因此新媒体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必然是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大多数是过去的通行法律所不能覆盖的，很容易在管理上出现诸多漏洞，因此有必要针对新媒体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适当的时候还需要根据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制定覆盖性更强与适用面更广的新媒体专门法规。当前，可以根据新媒体管理的实际情况，修订完善已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法律层级，同时加强对现有法律适用于新媒体管理的延伸和司法解释工作，可在宪法以及新媒体通则的指导下制定和完善，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条例、办法，从而对新媒体相关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其中，民法、刑法等现行法律中的相关条款，可以延伸到新媒体的管理，也可以进一步细化《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文件中涉及新媒体的方面，增强已经出台的法规条款的可操作性，还可针对某些细节问题做专门司法解释，以增强科学管理的法理依据和成效。
第三，加强宣传，推动行业自律，提升网民媒介素养，从社会整体层面强化民众对新媒体的认知。首先，在新媒体普及运用的同时，也需要普及人们对新媒体的认识，加强新媒体传播特点与知识宣传，提高民众媒介素养，培养网民信息传播的理性态度。新媒体缩短了从信息源到信息传播的路径和时间，以单向跟随关系简化了社交关系，以关注与被关注形成了独特的信息分享与流动模式，正是这种特点容易引发信息的爆发式转发。但是，普通网民对这些特点的认识并不深刻，在发言与转发行为方面大多还处于新奇阶段，在信息传播时常常存在随意、盲目跟帖和任意转发现象，尤其是粉丝。网民需要认识到这种特点，意识到发帖、回复、转帖等网络行为可能引发一定的社会后果。
其次，还要加强行业自律，充分发挥新媒体行业协会的作用，做好对企业与网民的宣传。如英国1996年成立“网络观察基金会”，承担了网络监管的诸多工作；加拿大也有民间机构制定了若干自律性的道德规范，要求网民与企业进行自我管理；在德国，五大网络运营商与政府签订自律条款，根据社会需要依法对信息进行相关管理，这些都是值得借鉴与尝试的方法。
对新媒体的科学管理与法治建设，最终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是为了使网民更加自如地参与新媒体信息传播。新媒体信息传播是公共资源平台，如果这一平台的秩序遭到破坏，最终的受害者将是网民自身，因此，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才是网民应有的理性态度。
互联网传播规律篇10
各国处理网络谣言问题的举措
网络谣言对社会、公众、政府产生的危害有增无减，打击互联网上的谣言已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
1美国。美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网络谣言问题，整治力度和社会影响都颇大。
美国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的法规数量在世界上居首位，并且对网上造谣案件的关注度也较高。近年来，多头并管，在法律的执行层面上，美国联邦政府的多个部门都负有监管互联网的职能，除了全国性的执法和监督机构外，各州还根据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具体特点颁布了地方法规，并建立起符合各州情况的互联网管理制度与机构。美国联邦调查局战略信息和行动中心公开招募软件公司开发监控软件，以获取自动扫描脸谱、推特等社交网站和一些新闻网站上公开信息的能力，帮助警方及时得到与恐怖主义、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网络犯罪等有关的信息。同时，美国政府行业官员一直在呼吁互联网商家建立自己的自律性保护隐私政策，否则政府会对其进行立法限制。由于互联网行业自身比政府更加了解自己的业务，所以，政府一般倡导行业尽快制定出相关政策。此外，美国政府还一直倡导有关互联网行为的道德标准——著名的“摩西十诫”（thetenCommandmentsforComputerethics），就是由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的关于计算机道德的十条戒律，这十条戒律通常被认为是网民在进行网络活动时应该引以为戒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中不能用计算机危害其他人（第一条）、不能利用计算机做伪证（第五条）都包含了防范网络谣言的意思。
2德国。德国政府相当重视网络监管，认为政府不能放弃对互联网使用的限制。一方面国家需要保障信息的公开性，给互联网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为了保护一些更为重要的权利，可以对网上一些言论加以限制。几年前，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多媒体法》，涉及互联网的方方面面，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保护个人隐私、数字签名、网络犯罪到保护未成年人等等。根据《多媒体法》，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应该采取必受措施，限制特定出版物的传播，违反者将受到处罚。
3英国。英国将整治谣言作为社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在各个社区设立了公民咨询局，解答民众的疑惑。公民咨询局主要由一些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组成，是政府设立的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机构，该机构与政府、议会等方面有密切联系，所提供信息具有一定权威性。英国的实践证明，公民咨询局在网络谣言治理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力倡导和推行网络行业自律是英国规范互联网信息的—个主要特色。英国在1996年成立了互联网监视基金会（internetwatchFoundation），是政府倡导下由英国的网络中介服务提供商们自发设立的一个行业自律组织，以实现互联网行业的自我管制和自我保护。这—行业自律组织的工作一是开通网络热线，接待公众投诉；二是制定并落实《行业规则》。也就是由英国网络服务商协会所制订的“3R网络安全协议”，这是英国互联网行业间的法律；三是通过内容分类标注技术，鼓励用户自行选择需要的网络内容。四是进行网络安全教育。
4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对互联网进行完善管理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制定了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如《广播服务法》《反垃圾邮件法》《互联网内容法规》和《电子营销行业规定》等都为互联网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打击、防范谣言则是其依法进行互联网管理的重点内容之一。澳大利亚对网络管理的法规是由政府、行业和受众代表共同制订。并且澳大利亚网络服务提供商与政府传播和媒体管理局签署协议，保证不传播谣言、垃圾邮件等。传播和媒体管理局还向网络服务商提供过滤软件，以保证协议的有效执行。
对我国治理网络谣言的启示
一、依法治理。整治网络谣言最主要的途径是政府进行依法治理，将网络谣言的治理作为社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制定专项法律，同时加大对网络谣言散布者的惩治力度，对无视和纵容谣言传播的网站要求其暂停整顿，情节严重者要求其关闭，做到有法可依。在美国，对于网络造谣伤人者，法律规定即便不知道诽谤者姓名，受害者也可以向法院提讼，法庭有权要求网络公司根据ip地址提供被告的通讯记录，如果诽谤属实，原告可以要求法院发出禁令，要求被告和网站不得继续发表诽谤言论，否则将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对于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网络谣言，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的网络监管机构都可依法进行调查。
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管理互联网的经验看，治理网络谣言首先要本着促进互联网信息自由和健康发展的目的立法立规；其次，要重视立法及其完善工作，针对不断出现的互联网新问题、新现象要与时俱进，完善或扩大有关法律法规的解释空间；再次，要加强执法力度，通过对网络造谣者的依法处理，做到惩前毖后、以儆效尤的作用；最后，对网络谣言的散布者依法处罚，以表明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态度的治理的决心。
二、行业自律。互联网自律对于建立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真实性、有效性、可信性有着独特的作用。互联网以其海量的信息、传播、储存、查阅功能而见长，其不敌传统媒体的短处之一是其信息的虚假比重相对较大。杜绝互联网谣言对于建立信任、信赖互联网信息的公众心理不可或缺。
美国知名的社交网络和主流媒体网站都十分注意诚信度。他们均要求或者鼓励用户和读者进行实名注册或评论，明确说明网站有权删除用户的内容。《纽约时报》网络版主编吉姆·罗伯茨曾在回答读者询问时表示，《纽约时报》网站编辑会审阅每一条读者提交的评论，他们曾试图使用过滤器软件来进行审核，但目前还没找到任何软件可以取代训练有索的编辑。美国的互联网管理一直试图在所谓“言论自由”和防范网络谣言之间寻找平衡。从美国、英国等国的经验和互联网发展情况看，互联网的行业自律能够充分发挥互联网企业和媒体自身的监督力量，在第一时间有效杜绝网络谣言来源。
三、信息透明。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谣言止于公开，信息的公开程度高，谣言的生存空间就越小。美国新闻界早在1945年就提出了“知情权”问题，美国政府在制定了一系列互联网信息管控法律法规的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信息的公开性，堵疏结合，信息自由与管理并重，遏制了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政府信息的公开和所掌握信息的权威使得政府事关公众利益的决策和运行暴露在“阳光”之下，使得大量真实可靠信息能够及时地通过网络传到公众那里，无疑将压缩网络谣言的生存空间。
四、网络伦理。网络伦理是网络行为，特别是和传播各种信息时，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行为秩序规范。法国一些网民和记者自发成立了“停止传谣”等辟谣网站，该网站刊登经过核实确为谣传的信息，用真实信息替代虚假信息，民众通过该网站可以了解一些信息的真实性，从而不会因为不安或者不了解而加入传播谣言的队伍中。目前，我国的网络伦理、网络礼仪比较薄弱。借鉴国外如网络“摩西十诫”、美国计算机协会提出的“网络伦理八项要求”等，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伦理规范并大力倡导推行，使之深入到亿万网民及自媒体之中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