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的概念篇1
关键词：海洋经济；区域海洋经济；空间计量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1海洋经济概念
对于海洋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美国海洋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尔德·J·曼贡（1977）在他的《美国海洋政策》一书中提及，但是并没有对概念进行表述[1]。在国外，海洋经济这个概念并不常见，仅见于少数的海洋统计报告、环境统计报告以及海洋发展政策中。
与国外相比，国内海洋经济概念研究的成果更为丰富。但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差异，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明确、统一，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定义。相对来说，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国家海洋局关于海洋经济的定义，即海洋经济是指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国家海洋局，2007）。
2国内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2.1国外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对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海洋经济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和海洋产业经济研究。在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的研究上，nathanassociates（1974）评估了美国海洋有关产业的生产总值[2]。pontecorvo和wilkinson（1984）分析了海洋部门对美国经济的贡献[3]。Kildow（2010）总结了各国研究成果，发现各个国家经济对海洋的依赖都不同，加拿大（RaSCL,2004）海洋经济占GDp1.5%，英国（pugh，2008）4.9%，法国（Kalaydjianetal.,2008）和美国（Kildowetal.,2009）都是1.4%，澳大利亚（allen,2004）3.6%，新西兰（StatisticsnZ,2004）2.9%[4]。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相关分析、测算模型（如投入—产出模型）等。在海洋产业经济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海洋产业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此外，国外学者还对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进行研究。
2.2国内海洋经济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海洋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门学科：一是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分支；二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海洋经济理论研究体系，认为海洋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地理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探究海洋产业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规律。张耀光、韩增林（2010）应用变差系数、集中化指数、锡尔熵指数（锡尔系数）等定量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辽宁省辽东半岛、辽西走廊、辽河三角洲海洋产业的聚集程度的差异及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5]。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2010）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长三角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不均衡，空间差异显著；海洋产业地域空间聚集态势明显，形成了以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和舟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以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为中心的北部轴线，以台州和温州为中心的南部轴线，所组成的“三角两翼”海洋经济空间发展格局[6]。而经济学研究海洋经济，侧重于海洋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规律的探索。
我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分别为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和珠三角区域。但是在文献研究上却有明显的倾斜。对环渤海区域研究的文章很多，如张燕歌（2009）、孙群力（2007）、李靖宇和徐志坚（2006）、谭在仁（2008）、纪建悦（2007）、刘洪滨（2003）、李峰（2009）等；研究长三角海洋经济的文章相对较少，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向云波、彭秀芬、徐长乐。
3区域海洋经济研究方法
在对区域海洋经济差异中，研究方法包括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数学或经济模型的分析方法等。
许旭（2008）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分析》中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来全面反映各省海洋经济发展条件、状况的差异，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沿海各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综合实力进行评价估计[7]。谭在仁（2008）先用实证分析法分析了威海发展海洋具备的条件、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继而结合国内外海洋产业经济理论进行规范研究，为威海海洋经济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营战略[8]。张耀光、韩增林等在确定主导海洋产业时，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9]。吴健鹏则运用灰色关联分析与区位熵分析分别确定了广东发展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与优势产业[10]。
4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研究现状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2
论文关键词海洋软实力构成要素
海洋是世界格局中增强国家地位，获取政治、外交发言权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海洋权益联系日益密切，同时，为了争夺海洋资源、海洋空间等，国际海洋权益斗争也日益加剧。在相互依存、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实现利益诉求，需要更加注重海洋软实力的提升。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软实力研究成果的借鉴，确定了海洋软实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
一、海洋软实力的概念
（一）国内外软实力概念的梳理
为了更好地研究海洋软实力的构成，首先要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软实力”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他将“软实力”概念阐述为“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政策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国际政治议程的能力。目前，对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阐述，各国学者尚未达成统一，其观点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类：
1.从软实力形态和构成要素的角度来定义。贝茨·吉尔认为，软实力主要来自于文化、政治和外交等软性因素的力量。阮宗泽认为，“硬实力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所指的就是精神力量，包括政治力、文化力、外交力等软要素。”“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而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庞中英认为软力量可定义为：非物质的、无形的力量，包括奈举例的那些美国“软力量”，例如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吸引力；国际结构性力量，指在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国际结构中拥有的权力；与军事或者战争力量不同的外交（主要是谈判）力量。
2.从软实力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角度来界定。郭树勇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对软实力进行了界定，他认为，“软实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即合秩序性发展的能力、对战争施以合法性限制的能力，以及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能力。”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从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来分析软实力包括哪些能力，而不是从内部角度分析软实力的构成。
3.从资源的运用方式上来说明软实力。詹姆斯·特劳布认为，软、硬实力这种两分法本身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没有考虑到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也可以产生软实力。如今，美军是开展所有工作的工具——战争、外交、社会政策和人道主义救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军队。简而言之，软实力不一定是软绵绵的。这种披着坚硬外壳的劝诱可能比通过典型工具展现的软实力（尤其是通过流行文化表现出来的软实力）更加有效。詹姆斯·特劳布的观点表明，对硬资源的运用方式决定了这一资源的运用效果和属性，军事资源用于战争时，它实现的是硬实力的效果，军事资源去救援救灾、推动友好交往时，则会发挥软实力的效果。
上述关于软实力的看法，各有所长，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软实力进行了分析。但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界定软实力，难以客观的反映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完整情况。要更客观、更全面的定义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同时关注构成软实力的资源、对资源的运用以及运用的结果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可以将国家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的能力。
（二）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
海洋软实力从实质上讲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国家软实力追求的是国家权益，国家权益包含很多组成部分，而海洋软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一种，它所追求的就是众多国家权益中的海洋权益。因此，对海洋软实力概念的界定可以建立在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借鉴，可以将海洋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拥有的资源通过柔性方式运用，获得他国理解、认同与合作以维护和获取海洋权益的能力。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强调软实力来自于对资源的运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如果不能够被其他国家所了解和认知，就无法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以海洋文化为例，不是拥有了悠久的海洋文化，就具有了软实力，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被有效地运用而产生的结果，所以海洋文化本身不是海洋软实力，它只是海洋软实力的基础、海洋软实力的来源。
2.强调运用资源的方式是柔性的。无论是什么资源，必须运用柔性的方式，才有可能实现软实力的效果。虽然是软资源，但运用方式不是柔性的（比如交流、沟通、宣传、合作等），也无法达到软实力的作用。比如想推广一个国家的海洋价值观，虽然海洋价值观是软资源，但如果采用强迫、威胁等方式传播，达到的作用肯定是适得其反，此时的海洋价值观所发挥的效果就不是软实力。
3.强调软实力的来源涵盖所有的资源。不论是硬资源（军事、经济、科技等），还是软资源（文化、价值观、制度、政策等），只要运用方式得当，都能够产生吸引别国的力量。比如前文所提到的美国军用直升机和航空母舰，当它们投入到沿海地区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时，军队此时所发挥的作用就是海洋软实力了。所以，即便是军队，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硬资源，同样可以赢得民众的好感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发挥海洋软实力的作用。
以上对海洋软实力的界定方法既可以避免在海洋软实力研究过程中对资源进行不必要的软、硬形态的机械划分，因为有些资源无法进行绝对意义上的软、硬形态划分；同时还可以避免仅从某种或某几种资源的角度（如文化、制度等）去认知和界定海洋软实力，有助于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海洋软实力。
二、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海洋软实力来自于资源及对资源的柔性运用过程。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产生海洋软实力的资源多种多样。学界通常认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有威望的外交政策及国际影响力等，即文化、政治、外交三个方面。其实，软实力也可以来自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虽然不同的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会有紧密而复杂的内在关系，但不容置疑的是，每种资源在软实力的形成中必然有其的独特作用。中国的发展不能只是硬实力的发展，还要重视历史文化、教育状况、法治水平、政府效能等软实力的综合建设。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国家利益的多向度化和新的竞争模式要求海权建设更加注重软实力的培育。接下来，本文就从政治、文化、外交、经济、军事、科技资源及其运用六个方面阐述我国海洋软实力的构成。
（一）政治资源及其运用
对于现在的国际海洋制度，中国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面对。在遵守已经签署的海洋条约、公约和协议之外，更要加强对国际海洋法的研究和利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使我国在国际性海洋法律文件形成过程从一般参与转为积极介入，把本国的利益诉求借助国际法的规则反映出来，从而实现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目的。同时，面对岛屿领土争端，要加快国内立法，使海洋边界划定更加明确，通过法律途径避免海上冲突，确保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二）文化资源及其运用
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海权强国相比，我国的海洋意识还比较薄弱，缺乏海洋文化传统。郑和远航的主要意图是宣扬国力，近代海军现代化试验也只是为了应对列强炮舰政策，它们都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海外贸易和合作增加，我国对海洋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是国民的整体海洋意识还有待提高。中国需要把海洋教育的内容注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去，通过互联网等传媒工具引导民众讨论和传播科学海权观，使我国民众更加关注海洋资源、海上交通安全等海洋权益问题，以此来推动我国海洋权益的实现。
（三）外交资源及其运用
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和交流。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没有使用武力来加强自己在南海主张的倾向。中国目前利用的是海洋软实力，包括对地区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帮助，积极参与一系列的海洋和环境倡议，比如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南海项目，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实施的维护航海安全和环境保护合作机制。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有意愿实现“基于国际法、不使用武力和谈判解决纠纷原则更全面地融入区域关系系统”。
（四）经济资源及其运用
海洋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和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其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将会越来越大。海洋产值的不断上升已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要不断提高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能力，拓展海洋产业链，加大海洋产业项目支持力度，打造有优势的海洋产业，通过海洋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我国的海洋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强与其他各国的合作，实现经济效益、国际关系的双赢。
（五）军事资源及其运用
在解决国家争端和保障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军事资源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战争时期，它可以保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而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作用。为了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我们要不断加强海军的战斗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作为我国和平发展的后盾，并更加有效的参与到国际维和、国际救援等行动中去，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军队是威武之师，更是文明之师、和平之师。
（六）科技资源及其运用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3
关键词：海洋人类学；渔业社区；海洋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4）01-0026-09
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和开发亘古久远。作为与大陆文明相对应的一种文明类型，海洋文明是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各种实践活动，与海洋紧密互动而形成的。因为海洋环境存在差异性，世界各地的不同族群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和适应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多样性的海洋文化。作为一门尊重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对于海洋族群与海洋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并最终发展出海洋人类学（maritimeanthropolo-gy）这一独立分支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兼跨人类学与海洋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在推动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更是不可或缺。本文拟从追述人类学的海洋研究人手，介绍海洋人类学的概念发展，界定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并对这一重要分支学科的学科意义略加阐释，从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人类学学科提供借鉴。
一、海洋人类学的由来及概念界定
所谓海洋人类学（maritimeant}1ropology），就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类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学科，它主要探讨包括渔业社区的人口、家庭、风俗、、生计方式、组织规范、技术工具、艺术以及海洋适应、海洋移民和海洋污染与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全球化对于地域渔业社区发展、海洋资源共享、海洋利用协作的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一分支学科的产生与人类学发展息息相关。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关注到海洋和渔业社会，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初，英国剑桥大学的哈登（a.c.Haddon）教授就曾组织开展了著名的托雷斯海峡（torresStrait）调查，对海岸带土著人的体质、心理、语言、、艺术和工艺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并出版了六卷本的《剑桥托雷斯海峡人类学探险报告》。此外，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及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所撰写的人类学经典名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萨摩亚人的成年》，也是专门针对海岛土著部族的人类学研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早期人类学经典以海岛土著作为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海外殖民统治格局是密切相关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之作，其探究重点是“土著”而非“海洋”。人类学真正意义上以渔村、渔业为主题开展的一项重要调查研究，是由被誉为英国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雷蒙德・弗斯（RaymondFirth）所完成的。1939-1940年间，弗斯与其妻子在莱弗尔梅（Leverhulme）奖学金的资助之下，前往马来半岛东海岸调查和研究当地的海洋渔业，并写成了《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malayFishermen：theirpeasanteconomy）一书。该书于1946年出版，书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当地渔业经济的细节描述，如渔获量、商品价格和市场组织、渔民收入、资本投入及借贷等；除此之外，作者也对影响当地渔业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如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度分析。该书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以往人类学主要集中针对农耕社会和采集狩猎社会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海洋及渔业社会文化。可以说，弗斯的《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角专门针对一个渔业社会及其经济关系所完成的海洋民族志。自弗斯之后，人类学关于海洋渔业社区的研究日渐增多。伴随着大量相关论著得以出版，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日趋明晰。从现有资料可见，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方学术界已开始正式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名称，其最初定义主要是用来指涉那些生活在海上和海岸带人群的民俗文化和物质文化。而随着人类学日渐介入海洋社会研究，其研究内容也渐趋丰富，海洋人类学的概念也从最初集中关注海洋民俗文化，发展为有关海洋社会文化类型的整体性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研究成果逐渐为学术界所熟悉和认可，其研究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一个高潮，而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共有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就应运而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是1977年美国人类学家史密斯（m，estellieSmith）所编著的《海上人家：一项海洋人类学研究》一书。
在海洋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渔业社区与海洋社会是两个争议较多的核心概念。从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来看，其所考察的对象基本集中在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渔业社区和群体。究其原因，可能是这类渔业社区和群体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文化特殊性，如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技术工具以及思想观念等。然而，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关什么样的社区才属于渔业社区，渔业社区应该具有哪些特征，以及渔业社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脱离渔业而存在等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都颇有争论。概而言之，这些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主要是从社区的文化或文化建构（culturallyconstructed）的角度来考虑，如marianBinkley、GeraldSider和anthonyDavis等人主要是从女性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属关系在渔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来定义渔业社区；而SteveJacob和michaelJepson等人则认为，既然是渔业社区，那么渔业在人们心目中和认识观上必须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Richardapostle等人在对加拿大和挪威的渔业考察之后则发现，渔业是一个“文化的容器”（culturalcontainers），它容纳了很多特别的技术、组织形式、制度、知识和身份认同等内容。另一派则是从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定义渔业社区，如BonnieH.mc-Cay认为可以依据地理学上所说的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来定义渔业社区；patriciam.Clay和JohnJ.poggieJr.等人则强调渔业社区应该是享有共同的海岸聚落，同时又在同一片海域作业的存在各种联系的人群共同体，这一定义特别强调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地域上的联系。虽然以上定义强调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渔民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其突出的流动性，渔民在陆岸可能是共同生活在一个渔业聚落，但是在海上作业时，却通常是随波逐流，分散行动的；另外，随着现代渔业的发展，船主与船员之间关系也发生了较大改变，船主已不再经常雇佣自己的亲属当船员，所以说从文化建构以及地理位置等单一层面来判断和定义渔业社区显然是存在不足的。
与西方学术界不同，目前国内从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多强调使用“海洋社会”作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但是对于何为“海洋社会”，不同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较多分歧，大体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第二种观点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正是因为意识到一门学科在诞生之初总是会遇到概念界定等问题，著名海洋史学者杨国桢教授很早就提出了要加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磨合，他认为概念磨合是任何学科创立之初都会存在的问题，概念磨合是一个交叉、渗透和融合的研究过程，它不仅不会贬低多样性和多角度的研究，相反还会刺激更高层次的多样性研究。
其实，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等概念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任何概念都并非固定不变。自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社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急剧变迁的过程。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急剧减少，如今沿海地区采用传统的出海捕鱼方式来经营生计的渔民越来越少，相当多数的渔民转而从事海产养殖；与此同时，一些相关产业也因为沿海地区所具有的便利交通优势，纷纷将企业和工厂转移到沿海渔村，由此吸纳了大量渔村劳动力，导致从事传统捕捞业者越来越少，渔村人员外流严重，出现巨大变化；此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移民流动等因素也使得传统渔业社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传统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所从事的职业发生了变化，渔村呈现较大变迁，生长于海洋社会的人群，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都渗透着海洋的因子和色彩。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海洋社会的这些变迁也恰好正是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一。由此观之，我们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的研究不必过度拘泥于概念的严格区分，只要我们立足于从多维视角来思考、把握、分析和研究其文化内涵，不同学科和学者对于渔业社区和海洋社会相关概念的理解就必然会愈加透彻和清晰。
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方法
目前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由于切入学科性质的不同，其研究对象也有所区别，例如海洋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海洋活动，尤其是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海疆治理等，海洋民俗学主要关注各种与海洋有关的习俗、神话、传说、故事和民间信仰等，海洋考古学则侧重对于史前海洋文化、海洋民族的起源与分布以及历史上的海洋沉船等器物的考古发掘之类问题的探究。近期兴起的海洋社会学则注重考查社会条件变量与海洋开发利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从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以渔业经济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和人群的探索，如著名的海洋人类学家JamesR.mcGoodwin、JohnJ.poggieJr.、RichardB.pollnac和RobvanGinkel等人的一系列论著，几乎都是从海洋民族志视角考察渔业社区问题。以研究海洋渔业著称的人类学家艾奇逊（Jamesm.acheson）曾经将海洋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范畴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现代渔业（modernfisheries）、船上生活（shipboardlife）和史前海洋适应（prehistoricmarineadaptations），但这一归纳显然还是比较狭窄的，并未能涵盖海洋人类学的丰富研究内涵。从海洋人类学兼具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独特学科特点出发，同时结合对西方已有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成果分析，我们认为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渔业社区的整体性研究。渔业社区是海洋和渔业文化保存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作为整体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经济，而且还可以窥探具有多样性文化特征的渔民生活。具体来说，渔业社区研究应该包括社区的社会结构、组织制度、文化规范、生产方式、技术工具、经济模式、行为方式、家庭结构、亲属关系、心理性格、、音乐艺术以及船员的水上生活和渔业社区的变迁等诸多方面。二是有关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政策制定等内容的应用性研究。众所周知，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的强度日渐加大，海洋渔业资源面临枯竭，海洋生态岌岌可危。此外，海岸带的过度开发、污染加重以及政府政策与渔业社区文化之间矛盾频生，这些都是海洋人类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因为海洋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推动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共存。这一点，从西方海洋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已开始从海洋文化转移到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公共财产资源管理、海洋使用权和海洋政策等具有很强应用对策性的问题探究上。三是海洋社会文化其他问题的研究，包括海港文化、海岛旅游、海洋移民、史前海洋适应以及沿海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当然，海洋人类学在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的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包括海洋自然科学。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可能会疑虑上述海洋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学科重叠问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海洋人类学与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重叠。在海洋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之间经常会出现研究对象重叠、研究区域相近等问题。对此，我们认为不同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研究重叠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对于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之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其实，人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差异只是关注点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视角皆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的深度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洋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应用人类学互有交叉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海洋社会的研究，既可以是针对渔民的经济行为和生计模式，也可以是关于海洋生态的保护和渔业资源的管理，同时还可以是海上或涉海人群的文化模式和等等。但此处需要强调的是，与人类学对于农耕及采集狩猎等社会的研究不同，海洋人类学注重“以海洋为本位”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的社会结构、行为模式和文化规范等。其二，海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重叠。如同样对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开展研究的海洋社会学，以及对海洋社会和人群的民俗、信仰开展研究的海洋民俗学等。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人类学与上述海洋社会学、海洋民俗学在一些研究范畴上确实存在交叉重叠，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在视角、方法方面并非完全一致。首先，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海洋人类学注重从海洋主体性来思考和研究海洋社会文化。众所周知，在传统学术研究中，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原始、先进与落后，以及中心与边缘、华夏与蛮夷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和思维。以人类学对于华南社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为例，学者们基本都是站在一种“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将这些非中原汉人社会的族群和文化视为边缘，从而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独立性和他们对于文化进行再建构的能力。又如在关于环中国海海洋族群的研究中，以往很多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民族学家的研究都是“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陆地看海洋、华夏看岛夷”，从而使历代海洋族群的社会历史和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因此，如欲将海洋人类学研究与传统的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对于海洋的研究区别开来，就必须要转换视角，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即以“海洋的思维”作为开展研究的主导思想，突出海洋社会这一文化类型的独特性。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参与观察法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和学科优势所在。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来，长时间（通常为一年）地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生活中，与被调查对象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通过田野笔记等各种方式来记录和获取资料就一直被奉为人类学家开展调查研究的圭臬。人类学的这种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具有两个优势：一是为期一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可以让研究者观察到被调查社区和人群的一份完整的生产和生活图景；二是参与式的观察可以让研究者同时拥有一种主位和客位的双重研究视角，进而获得更多真实、有效的第一手资料。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但也不排除定量研究，具体到海洋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中，两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前述雷蒙德・弗斯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弗斯的研究发表之前，很多学者批评人类学家对于传统非西方社会的经济研究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因而不具有科学性。然而，弗斯的著作《马来渔民的小农经济》一经发表，就对很多关于人类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质疑及批评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在这本书中，除了大量描述性的文字之外，弗斯还使用了很多统计性的数据，包括渔民的渔获量、出海时间以及渔市中的资本、利息、利润、工资等，从而很好地向读者展示了他在实际调查中对于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有效运用，此外，弗斯在全书的附录部分还增添了许多其在调查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有关船只、技术、资本、鱼产量等的统计数据和图表。像弗斯这样精细的海洋民族志，只能依靠人类学的深度参与观察才能完成。所以说，在海洋社会研究方面，无论是从研究视角亦或是从研究方法而言，海洋人类学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优势。
海洋文明是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并存的三大人类文明形态之一，它是人类与海洋长久互动和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存在和表现形式。弗斯在《人文类型》一书中，曾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生活的重要影响作用，并指出了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各种问题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将海洋文明定义为一种海洋人文类型。那些生活于岛屿、海岸带、沿海村落等海洋社会的人群，“走洋如适市”，海洋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主要的生存空间。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大海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环境，生活在海洋上的人群经常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必须借助于很多外在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如天气、风向、潮汐、设备、技术等，才能够在海上作业，否则任何气候状况变化或操作失误都可能招致生命危险。也正是因为长期生活在海洋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海洋族群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在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上都产生了与其他两个文明类型有所不同的内容。对于海洋族群来说，海洋作为一个“自然家园”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海洋人类学的研究意义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海洋人类学的诞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但是其研究却吸引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研究者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学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海洋人类学的诞生缘于对现实的关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60千米的地方，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而成的海洋社会系统是人类社会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大多分布在沿海一带。在中国，海洋同样已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空间，甚至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和海洋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可以看出。进入2l世纪，世界各国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包括远洋运输业的发展、海洋渔业资源的捕捞、海底能源的勘探与开采以及海洋和岛屿旅游业的开发等，海洋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海洋及海洋社会的深度认识，一段时期内，人们陷入了一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海洋的境地，进而使海洋生态变得脆弱不堪。此外，又因为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领海、公海等概念缺乏一个明确界定和共识，所以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相邻各国之间经常会出现诸如争夺海域捕捞权、渔民越境跨国捕鱼、海洋污染和海洋资源管理混乱等问题。正是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1982年，世界各国在牙买加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但是，从现实来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颁布对于海洋发展和海洋保护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质效应，相反，由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明确划分，使得一些沿海国家对于海洋的开发呈现出纷杂多样的局面。其实，海洋问题的出现，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有关海洋利益的争夺，从更深层次来看，它透视出的是人类如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问题。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文化多样性的学科，人类学开展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研究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且也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学者开展的海洋人类学研究来看，其研究内容涵盖渔民之间的协作、渔业资源的管理、海岸带的管护、海洋生态的保护、沿海滩涂的开发、海岛旅游业的发展、海洋政策的制定、渔业社区的变迁和港口文化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为人们重新认识海洋和处理人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为国家开发海洋、保护海洋和制定海洋政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依据。例如在美国，渔业保护管理局（mSa）在定义“渔业社区”的概念以及制定渔业政策的时候就充分参考了人类学家的研究和意见，美国的国家海洋局顾问委员会中也总是固定会有几名人类学家参与其中。又如在挪威，国家在发展海洋旅游业以及石油公司在勘探海底石油和建造海上钻井平台之前，通常都会先雇请一个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对相关海域的海洋生态、渔业资源、社区文化和开发之后可能会造成的相关影响进行调研和评估。此外，在加拿大、英国、冰岛、荷兰、日本等海洋国家，政府部门对于海洋人类学家的研究同样也十分重视，并适时将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吸纳到了本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中。
在对于海洋的传统认识中，人们一直抱有一种以陆地为本位的视角，将海洋看做是陆地的附属、边缘和终结，海洋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也仅在于海洋是沟通各大洲文明的大通道，使濒海的各民族成为邻居。然而，海洋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远非如此。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就是要试图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这种传统认识观，从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海洋和处理与海洋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认识海洋社会及其文化的独特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其关键点就是要树立海洋主体性思维，充分认识到海洋社会是与陆地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类型。正是由于文化和环境的不同，那些长期以来靠海为生的海洋族群在认识和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时也就会表现出与其他社会的族群不同的一面，而这种差异性正是海洋人类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正确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也是有效处理当前海洋危机和人海矛盾的关键。摆脱来自陆地视野下的传统海洋认识和海洋研究，回归到以海洋为本位的学术视野下来认识和研究海洋，是海洋人类学研究可以作出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海洋人类学在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在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著作中，主观描述常常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数据统计和分析则显得不足，而这种所谓缺乏科学性的调查、研究的写作方式，正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以《写文化》为代表的对于人类学写作模式展开批评的原因之一。而在海洋人类学的研究著作中，定性与定量常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量有关渔业经济、船只、设备、资本、收入、价格等数据的定量统计和分析被广泛使用，甚至经济学模型等研究工具也不鲜见。更为重要的是，海洋人类学家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从渔业社区获得上述真实有效的定量统计数据，而且也可对海洋族群的日常行为、仪式过程和生活方式等加以细致“深描”，从而为今人了解海洋提供深度的民族志资料。因此，从学术层面来说，海洋人类学的研究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结语
毋庸置疑，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对于海洋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海洋开发和利用也愈加立体、多样和全面，然而，就在人类大力开发海洋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渔业资源急剧减少，人海之间的矛盾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此外，海洋争端的增加也使海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海洋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缘于对海洋与人类发展的现实关怀，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正式诞生，并在此后得到了较好发展和应用。在研究和分析方法层面，海洋人类学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对于海洋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其研究强调一种海洋主体性的视角，突出海洋社会自身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尤其认为海洋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类型，有其不同于陆地社会的运作逻辑和文化规范。而获得这些对于海洋及海洋社会的环境和文化独特性的了解和认识，不仅是人类良性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前提，也是处理与海洋之间关系的基础。所以说，海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海洋学的一个重要交叉研究领域，它在推动和改变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等方面影响深远。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4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湛江524088）
摘要：海洋生态系统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开发中面临着资源枯竭、种群衰退、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传统的海洋管理模式无法应对这些突发问题，亟需人类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对其进行综合性的管理。本文从生态系统的定义出发、立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探索了海洋综合管理的体系构建。旨在为海洋综合管理提供新的理论，来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系统；海洋综合管理；内涵界定；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项目：“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研究”（编号XCwHRCZXSK2013-26）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吴杰（1988-），男，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洋管理与政策。wujie124218@163.com
谢红燕（1990-），女，祖籍安徽安庆，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4级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通讯作者：宁凌（1967-），男，祖籍安徽安庆，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发展、海洋管理与政策。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9.020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在对海洋认识加深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手段和合理的规划，海洋生态系统破坏严重，海生生物逐渐灭绝，海洋危机不断加深。据有关资料显示：“约有一半以上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处在退化状态，这一数据可占全球的60%”，如何拯救海洋生态系统？这是人类急需解决的问题。
1海洋生态系统的发展及概况
海洋生态系统（marineecosystem）是海洋中由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自然系统[1]。要明确海洋生态系统的内涵，首先我们应从生态系统（ecosystem）的由来入手。
1.1生态系统的产生及其发展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才产生的，其发展历程（图1）可分为4个阶段：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发展演化；学科分支。
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词，由英国生态学者阿瑟·乔治·斯坦利（arthurGeorgetansley）于1935年提出。他认为生物与其周围的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首次将“系统”这一概念引入生态学中，标志着生态学的产生。而在此之前，有记载显示德国人K.a.默比乌斯于1877年和美国人S.a.福布斯于1887年曾分别用生物群落(Biocoenosis)和小宇宙(microcosm)这两个词，描述了类似内容，可视为生态学的萌芽阶段。
a．G.斯坦利的这一“生态系”理论后来经过充实和发展，逐渐成为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40年代后，生态系统由理论进入实验阶段。特别是1960年以后，基于数学、系统分析、计算机和控制论的生态系统研究，使生态系统研究逐渐由定性走向定量，并逐渐形成了生态系统的若干边缘分支。海洋生态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1.2海洋生态系统的路径及其表述
相比于其他领域生态方面的研究，海洋生态研究的起步要晚的多，于1970年后才开始。1972年美国、日本、加拿大学者基于慢性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所进行的“控制生态系统污染实验”(简称CepeX)揭开了海洋生态科学研究的序幕。而在世纪之交，由于海岸带、河流入海口等地方的环境不断恶化、资源持续衰退，从而引起了世界海洋国家的普遍关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简称UnCeD，在借鉴陆地-“基于生态系统管理”(eBm)概念[2]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出发，来管理海洋资源和开发海洋活动，从而实现沿岸和近海环境综合管和持续发展。这标志着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概念的形成，为以后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类似于CepeX的装置，研究了包括海-气界面相互关系，水-沉积物相互关系，生物海洋学等海洋分支系统，为划分详细的海洋生态学科打下了基础。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海洋生态文献，并具体研究了海洋生态系统代表性概念之后，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海洋生态系统做表述：
（1）海洋生态系统在空间上包含近岸和大洋2大部分。近岸海洋生态系统泛指海、陆交汇与过渡地带。学者王其翔,唐学玺（2010）[3]对此做了详细研究，并把海湾、河口、盐沼区、红树林、上升流区、珊瑚礁等9大不同类别生态系统规划为近岸生态系统。大洋生态系统指远离大陆、受人类影响小、自然调控能力强的生态系统。
（2）海洋生态系统在内容上由生物、非生物环境构成。生物环境包含海洋动、植物以及水中微生物。非生物环境由有机物、无机物、海水盐度、深度、光照、水团、潮汐等构成。崔木花，侯永轶(2008)认为这两部分对于海洋生态系统同等重要[4]，无论缺少哪一方，都会丧失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
（3）海洋生态系统在类别上是一种动力学系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既囊括了海生生物群体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互助、互动、互相影响的庞大动力学系统：又涵盖了包括生物、生物化学、地质、物理等在内的相互叠加过程及其非线性作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5]。
2海洋综合管理的发展路径
海洋综合管理是现代政府对特定海域进行的高层次形态管理，世界上实施海洋综合管理最早的国家是美国。海洋综合管理概念的发展在国际上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唤醒了沿海国家的海洋意识，并引发了学者对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的探讨。其中代表性的有：a.温内达赫尔（1980）论述了海洋综合政策的重要性；J.m阿姆斯特朗和p.C赖纳[6]对海洋综合管理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将其纳入了美国九大海洋管理种类之中；a.D.库珀[7]（1992）通过将海洋管理与土地利用管理进行比较，得出了海洋综合管理的难度更大，复杂性更强等特点，剖析了管理复杂性的原因，提出通过制定适宜的管理体系，从而获得最大化的海洋整体利益；G.皮特[8]（1992）则认为任何单一的海洋管理体系都难以应对和管理海洋系统，我们必须制定出海洋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框架，并通过国家间的协作，实现海洋的整体优化；B.塞亚·恩[9]（1993）则认为要通过建立一种动态平衡机制，来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长期发展。
中国在海洋综合管理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学者鹿守本[10]开创了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先河，并在其著作《海洋管理通论》中对海洋价值、海洋管理特点和海洋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论述；学者陈东胜[11]（1998）认为应在海洋权益、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三者相协调的条件下进行海洋综合管理：胡增祥等[12]（2001）则认为要制定适应本国国情的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并将海洋综合管理的范围延伸到了公海区域，认为其理应受到各国保护；学者吕建华[13]（2004）则直接提出构建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法律法规：谭柏平[14]（2008）则认为应该将海洋资源管理作为海洋综合管理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了一整套海洋综合管理方案：此外政府出台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对海洋综合管理内涵、海洋管理的预期目标也进行了明确阐述。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于海洋综合管理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研究基本停留在问题的提出阶段，缺乏定量化的数据研究，不能促进海洋综合管理的深入化发展。
3海洋生态系统综合化管理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综合管理的系统分析之后，本文从海洋管理的范围选取、目标确立、方法制定和实施原则4个方面来构建综合化的海洋生态管理体系。（图2）
图注: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是以实现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共赢为三大基本目标，在空间上包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在内容上应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两大部分，通过立法、行政、经济三大管理方法，在遵循合理性、适应性、可持续性对策原则的条件下，来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多层次目标发展。图中的海洋非生物环境系统因其自身的循环、调节和再平衡功能，可在非人类干预下、通过自身功能来实现部分海洋综合管理目标。图2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内涵解析图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涉及空间、内容两大管理范围。（1）空间上：囊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如表1所示，近岸生态系统管理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包含河口、海湾、盐沼区等9大不同种类生态系统，需要针对9大种类系统的不同特征，制定相应的管理模式；大洋生态系统包括远洋、极地两类生态系统，需要根据生态环境进行细致化管理。（2）内容上：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2大部分。生物种群的管理需要对水中动、植物、微生物利用特制工具，对其进行专业化分类管理。非生物环境的管理需要涉及到有机物、无机物、潮间带以及海水盐度、深度等众多问题。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包含三大管理目标。（1）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海洋生态管理应强化生态资源的持续化管理，通过纵向整合生物资源、横向发展生物链条，达到生物资源的持续化发展；（2）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目标，这是海洋综合管理的难点。因为要实现近岸9大生态系统的合理循环，2大远洋生态系统的科学发展和数以亿计的种群发展，需要在综合管理的过程中做到主次分明、统筹兼顾，从而实现整体海洋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3）生态与经济价值共赢目标。海洋经济与海洋生态的协调化发展是海洋综合管理的最终落脚点。人类对海洋进行综合管理的目的，就是在实现海洋发展的同时，来为人类提供各种价值，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价值。所以海洋综合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将人类经济价值附加到海洋生态价值之中，在实现生态价值的同时，来获得人类所需的经济价值。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的三大管理方法。（1）海洋立法：根本保障海洋综合管理坚决执行的措施是构建海洋生态立法，形成一套生态管理的立法体系。这一体系的立法应该包括海洋资源管理立法、海洋环境检测立法、海洋经济发展立法以及海洋生态评估立法这四大方面；（2）行政管理：这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必要手段。在海洋生态立法的基础上，只有依靠国家的行政机构，依靠海洋执法人员的宣传、贯彻和执行，才能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科学性、合理性发展，才能促使我国的海洋综合管理走向持续化、正轨化的道路；（3）经济措施：有效的经济措施可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全面发展。通过奖-惩结合来保证生物多样性发展；通过高科技技术投入来实现海洋生态化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的对策实施应遵循三大原则。（1）合理性原则：在实施海洋综合管理的对策过程中，首先应该把握对策的合理性原则，根据其海洋生态种群的特性合理地、适中地执行管理政策，以达到政策预期的最高值；（2）适应性原则：要根据生态系统的变化程度、受污染的严重程度来实施相应的对策，做到政策适应环境，对策解决问题等效果；（3）可持续性原则：在既不影响海洋自身长足发展的同时，来实施满足人类需求的适当性海洋开发活动。
4结论和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具有如下特征：它是以实现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可循环发展、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赢为基本目标，在空间上包括近岸和大洋2大生态系统，在内容上应涵盖生物种群和非生物环境2大部分，通过立法、行政、经济三大方法管理，在遵循合理性、适应性、可持续性对策原则的条件下，达到多层海洋管理目标的协调发展。
要实现海洋生态系统的综合化管理，需要国家、政府、人民的共同参与和推动，更需要高科技和先进技术的支撑，并通过建立海洋综合管理的评估系统和评价体系来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改和完善。本文只是对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后还需做大量定量分析，在生态系统综合管理评估以及评估体系建立等方面做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baike.baidu.com/view/381042.htm
[2]CrumbineRe.whatisecosystemmanagement[J].ConservationBiology,1994(8):27-38
[3]王其翔,唐学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与分类.海洋环境科学，2010,29(1):131-138
[4]崔木花,侯永轶.海洋开发中的生态管理探析[J].特区经济,2008(05):145-147
[5]刘慧，苏纪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理论与实践[J]．地球科学进展，2014,29(2):275-284.
[6]J.m.阿姆斯特朗,p.C.赖纳著.美国海洋管理[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
[7]alistairD.Couper.Historyofoceanmanagement.[a]//paoloFabbri.oceanmanagementinGlobalChange[C].London:elsevierappliedscienc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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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ilianaCicin-Sain.Sustainabledevelopmentandintegratedcoastalmanagement[J].oceanandCoastalmanagement,1993,21：1-3
[10]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
[11]陈东胜.海洋综合管理基本概念、要素和特点[J].广东科技,1998(12)：5-7
[12]胡增祥，马英杰,解新英.对我国海洋综合管理政策与法律框架的思考[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56-59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5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与美印战略考量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内涵
“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拓展和外延的亚太。传统意义上的亚太主要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并不包括南亚、西亚和中亚。“印太”则将印度洋海域和印度等南亚国家也包含在内。一般来说，“印太”是指从西伯利亚东端向南延伸的巨大弧形地带，包括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南亚以及大洋洲、东南亚的陆地和海域，还有学者主张将非洲东海岸和波斯湾也包含在内。
近年来，“印太”概念屡屡见诸于美印等国政界要人和战略学者的言论和著述之中。201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声称：“我们正在扩大与印度海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印太盆地对于全球商贸的重要性。”2012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印太地区的稳定、安全与繁荣对印度至关重要。”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亚太研究部主任迈克尔・奥斯林、印度观察家基金会战略项目研究部主任拉贾・莫汉等知名学者也认为，太平洋和印度洋已不再相互分隔，而是一个单一的战略空间。
“印太”概念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正在兴起的亚洲海上战略体系，南海、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均在其中。特别是印度洋目前承载着全球2/3的能源运输和1/3的货物运输，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重要的战略贸易通道。该地区也是中、美、印等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是相关国家进行战略筹划、开展战略互动或者实施战略竞争的重要区域。
美国“印太”战略考量
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付诸实施，美国不断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关注。2010年1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公域竞争：多极世界美国权力的未来》中指出，美国战略界过去对印度洋不够重视，鉴于印度洋在商业、能源、军事等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加之中印两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美国应加强与印度等国的战略合作，限制中国的军事扩张，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海上冲突，确保印度洋的海上安全。
2011年l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再次强调了印太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她指出，“印太”地区正在被航运和战略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安全稳定，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将调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将“印太”地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概念体系。
2013年6月，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区域。尽管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沿海地区面临的海洋安全挑战不尽相同，美国目前的亚洲战略重心也依然在亚太而非印太，但在未来10～15年里，美国的战略方向将逐渐转向印太地区。由此可见，美国倡导“印太”概念的实质是基于对该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在美国优势地位相对削弱，地缘力量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背景下，积极调整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重塑联盟与伙伴关系，应对中国的崛起，并将印度视为“印太”战略构想的重要支撑，支持印度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度“印太”战略考量
印度前外长希亚姆・萨兰曾经声称，南亚是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事实上，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印度与亚太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联系相对有限。但随着全球地缘重心东移，以及印度在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印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加，并且成为“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得以问世的重要动因。
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实施“东向”政策，逐步加强与亚太的经济政治联系。经过多年努力，印度先后成为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正式成员，并且着力推动国家战略空间突破传统的印度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延伸。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领导层进一步超越传统的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界限，从更广泛的“印太”视角对印度的战略利益进行重新界定。在印度看来，“印太”地缘政治概念是对已经过时的亚太战略版图的拓展，印度将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传统的“亚太”主要关注西太平洋和中、美、日等亚太大国之间的互动与竞争，印度洋和印度被排除在外；而“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突出海洋安全和大国的海上竞争，凸显印度洋和印度的重要性，印度将成为印度洋与太平洋走向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此，印度需要明确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诉求，并制定相关政策。
在此情况下，印度不仅将拓展与东盟和东亚国家的战略联系作为提升印度大国地位的重要渠道，还将其作为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影响的“遏制”手段，并且支持和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
高层互动日趋频繁
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战略利益诉求趋同，促使双方加强军政高层接触与互访。2014年10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美国，并与奥巴马总统达成一致，将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延长10年。2015年1月，奥巴马自担任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印度，成为首位在任内两次访印的美国总统。在奥巴马此次访印期间，美印两国政府联合了《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展望》，宣布两国将在从非洲到东亚的广阔区域内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加强军事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帮助印度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并在反恐和情报共享方面加强合作。此外，美印两国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等也已经实现了双向定期互动。特别是此次阿什顿・卡特访印以及与印方签署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推动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印在军事领域已建立起多层次的防务磋商与对话机制，如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政策磋商机制，下设防务联合工作小组、联合技术小组、军事合作小组和国防技术安全小组等。这些小组每年要举行1～2次军事安全交流活动，就两国在防务领域中的合作事宜进行沟通与协调。
联合军演机制化
联合军演是美印防务合作的重要内容。印度是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次数最多的非美国盟国之一，每年的演习和交流活动达50多次。美印定期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涉及诸军兵种，内容丰富。近年来，随着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两国联合军演规模不断扩大，演习科目逐步增多，并且朝着机制化、实质化、长期化的方向发展。其中，美印陆军年度“准备战争”联合演习，演习地点通常设在中印边境或印巴边境附近，以共同提高两军官兵在特殊地带实施作战行动的技能。美印海军年度“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已成为全球著名的多边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括反潜战、防空战和反水面战等。美印空军年度“对抗印度”和“红旗”联合军演，增进了两军飞行员的技战术交流，提高了两军空中联合作战能力。美印特种部队定期举行的“瓦吉拉・普拉哈尔”联合演习，包括远程侦察与监视、直升机机降与伞降、射击与野外生存等科目，以增强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美国前国防部长哈格尔在2014年8月访印期间还表示，美印应进一步扩大联合军演的规模。
军贸合作不断扩大
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是印度实现大国目标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其年度军费开支中几乎有一半用于从海外进行军购，对军事装备进行更新换代。印度庞大的军贸市场也成为美印防务合作的助推器。2011年1月，美国正式解除自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来对印实施的军事出口禁令，大力发展与印度的军贸关系。据简氏防务集团的数据显示，印度在2013年从美国进口的军事装备总价值达19亿美元，使印成为美国最大的军贸出口市场，并且摆脱了数十年来对俄制武器的依赖，实现了武器供应渠道多元化。
据美国白宫透露，自2008年以来，美印之间的军贸总额已达100亿美元左右，包括印度向美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以及波音公司生产的p-8i“海神”海上巡逻机和C-17“环球霸王iii”运输机。目前，美国正计划向印度出售24枚“鱼叉”反舰导弹，总价值约2亿美元。美印双方还在就16亿美元的aH-64D攻击直升机项目、8.33亿美元的“支奴干”运输直升机项目和5.83亿美元的Bae系统公司榴弹炮项目等进行积极磋商。
军事技术合作日益深化
随着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美国逐渐放宽了对印技术出口限制，简化出口管制程序，加快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步伐。特别是在2010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印期间，美国政府宣布将印度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从美国限制技术输出的名单中删除，其中包括从事武器研究的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和从事航天技术研发的印度宇航研究机构，从而使美印两国在军事高科技和民用核能等领域的合作范围得到拓展，特别是为印度提升导弹能力、扩充核武库提供了便利条件。
目前，印度正在积极争取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联合研发和生产活动，实现国防工业的自给自足，以期在未来逐步减少对进口武器的依赖。2014年7月，美国宣布将向印度出口导弹、飞机和火炮等高科技武器，并准许印度军工企业基于许可证在本国进行这些武器的生产活动。这是美国首次向印度同时出口武器与军工生产技术。2015年1月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国宣布向印度转让“大乌鸦”无人机技术和C-130J“大力神”运输机以“滚装/滚卸”方式加装传感器吊舱的技术。目前，印度还在建造航母问题上积极争取与美国开展合作，特别是希望获得美方尖端的电磁弹射技术。
美印防务合作对“印太”地缘安全的影响
美印经略“印太”形成合力
美国在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借重印度正在崛起的经济军事力量和扼守印度洋的重要战略位置，强化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关系，努力建立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亚洲力量平衡。美印防务合作已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实施战略调整的重要支点。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2012年6月访印期间表示：“当美国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拓展军事伙伴关系和军事力量部署时，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将成为该战略的基石。美国要大力加强美印军事与防务合作以及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伙伴关系。”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1月访印时，更是将美印关系称为“天然的伙伴”。
事实上，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两国通过开展防务合作协力经略“印太”。美国的“印太”战略谋划的实质，就是通过强化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将印度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美国积极支持印度的“东进”政策，鼓励印度“不仅要向东看，还要参与东方、行动东方”。此外，自2012年底以来，美国政府多名高官提出建设“印太经济走廊”构想，设想建立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至东南亚互联互通网络，推进相关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在拓展南亚的同时，巩固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印度则将传统的“东向”政策强化为“东向行动”政策，并将其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关联，提出要“通过印美磋商、对话和联合军演，与其他印太国家实现更紧密的合作。”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得到强化
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如何在国防预算大幅度削减的情况下有效履行在该地区的新使命。美国政府在2012年1月公布的国防战略指南中提出，在印太地区要尽量争取通过提升盟国与伙伴国的军事实力和协同行动能力，弥补美国军费预算的不足，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为此，美国放宽了对印度等国的军事技术和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军售和联合军工生产，提高盟国及伙伴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并通过联演联训和情报合作等渠道，增强美国与盟国及伙伴国的协同行动能力。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使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与伙伴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其中，澳大利亚是该地区除印度之外“印太”概念最积极的倡导者，并努力推动印度加入美澳安全协议，建立“印美澳三方安全协议”。日本提出建立由日、美、印、澳组成的“亚太民主菱形”，“对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上公域实施联合防卫”。2011年12月19日，首轮美日印三边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内容涉及海上安全、反恐、反海盗、防扩散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从而为“印太”合作的机制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此外，印尼、新加坡等国也是“印太”概念的支持者，并且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成为各方拉拢的合作对象。从上述发展动向可以看出，美国借助“印太”地缘政治概念，试图将亚洲盟国和伙伴国联合起来，在该地区建立类似于北约的军事组织。
中国安全发展利益面临挑战
美国倡导“印太”地缘政治概念，重要考虑之一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曾公开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家利益》在2014年9月发表文章称，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必须拉拢印度。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深化与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关系，还是印度通过实施“东向”政策涉足南海等地区的安全事务，均有制衡中国和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的意图。印太地区不仅包括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还覆盖了中国能源和贸易海上交通线。一旦这些地区及相关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打击，阻碍中国的崛起进程。
此外，在传统的“亚太”地缘政治概念中，中国具有举世瞩目的战略地位。但在美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印太”战略设计中，印度的地位和作用被刻意突出和抬升，并且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正常的海洋维权与远洋活动进行有意渲染和炒作，甚至声称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高将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和军事行动能力。正如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里・梅德卡夫所言：“相比于‘亚太’地缘政治概念，在‘印太’概念下中国的影响更多地被弱化和淡化。”这是有关国家拉拢印度平衡中国所企图达到的目的，也是中国安全发展利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美印防务关系发展的局限性
美印战略目标存在差异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确保本国的霸主地位不受挑战，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防止出现能够与美相抗衡的国家。而印度是世界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国，坚持主张世界多极化。印度国防部长普拉纳布・穆克杰曾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说时公开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担负起确保整个世界和平和秩序的责任，无论该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有多么强大……单极世界的主张令人无法容忍，印度期待建立一种世界各国相互合作的多极世界。”美国前任驻印度大使特雷希塔・谢弗也认为：“印度不喜欢两极世界，也不喜欢单极世界。它喜欢多极世界。”
事实上，印度的国家战略是在确保本国在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同时，努力争取实现“世界大国”的夙愿。尼赫鲁早在1954年就曾在印度议会发表演讲时声称：“展望未来，如果没有战争等意外事件发生，那么印度将成为除了美、苏、中之外的世界第四强国。”印度前任副总理阿德瓦尼更是野心勃勃：“如果说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的近期目标是达到新加坡的发达程度，远期目标则是与美国平起平坐。”印度发展对美防务关系，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美国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兰德公司研究员埃里克就曾经表示，崛起的印度对美国同样是个大麻烦，美国对此必须警惕和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印度实力增强后不受美国的控制，谨防在对印关系方面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期。
美印“印太”战略利益存在冲突
美印“印太”战略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对印度洋的明争暗夺。从地缘角度看，印度洋作为世界第三大洋，是连接亚洲、非洲与大洋洲以及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重要海上交通线，并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印度是濒海大国，拥有6100千米长的海岸线，特别是印度半岛向南嵌入印度洋1600千米，犹如巨大而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扼守着印度洋海上交通的要冲。印度前任驻华大使潘尼逊曾称：“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因此，印度一直将印度洋视为本国的“内湖”，反对其他大国的染指企图。
美国为了确保印度洋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准入权”，强化美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绝不会容忍具备核能力的印度独自控制印度洋。在冷战时期，美国曾与苏联在印度洋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冷战结束后，美军不仅没有撤出印度洋，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美国驻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已成为美军在印度洋的“要塞”，是美国控制“印太”地区的前沿基地之一。印度并不愿意美国对印度洋实施控制。2000年11月，美国海军“鲍里奇”号侦察船进入印度洋的印度专属经济区，结果遭到印度海军舰艇的拦截。此后，印度组建了安达曼-尼科巴战略司令部，使部署在印度半岛东西两侧的海军部队与驻守本土的陆军相呼应，并在空军的配合下形成强大的联合作战力量，对美军迪戈加西亚基地构成威慑。随着美印两国在“印太”地区野心的碰撞，双方在印度洋的战略矛盾也将继续加深。
“印太”地区战略力量的掣肘
长期以来，印度在外交战略中奉行“大国平衡”思想，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大国间左右逢源，从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印太”地区，印度在强化对美关系的同时，也注重发展对俄、对华关系。这种做法将对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形成掣肘。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6
“领土”指一个国家管辖下的区域，包括领陆（陆地）、领水（水域及其底土）和领空（领陆和领水上空）等。
“领水”包括内水和领海。内水指国家领陆内以及领海基线（沿海国划定其领海外部界限的起算线）向陆一面的水域，指河流、湖泊、内海、封闭性海湾和港口等泊船处。领海指邻接一国陆地及其内水并处于该国主权下的一定宽度的水域。
“领空”指隶属于国家的领陆和领水上空，一般指领陆和领水上面的大气空间。
由于海洋面积占地表的71%，加上海洋所具有的无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巨大的开发前景，各个国家都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海洋，海洋已成了各国竞争和争夺的焦点。1982年12月10日，100多个国家首脑云集牙买加的蒙特利贝市，在联合国起草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上签字，1993年经60多个国家批准，该公约正式生效，从此《联合国海洋公约》就成了世界海洋领域第一部国际法典。《联合国海洋公约》把世界海洋划分为国际管辖海域和国家管辖海域。
国际管辖海域包括：
1.公海；
2.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3.国际海底区域。
国家管辖海域包括：
1.内海，包括封闭性海湾、宽度不超过25海里领陆内的海峡、港口等；
2.领海，从海岸基线向海上延伸到12海里的海域；
3.领海毗连区，领海以外不超过12海里的海域；
4.专属经济区，领海以外不超过领海基线200海里的海域；
5.大陆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的全部延伸部分，最大不超过350海里，若不到200海里可以扩展至200海里。
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一个四面环水在海水高潮时能高于水面的自然小岛，只要它可以维持人类居住或本岛的经济生活，就可以同领陆一样拥有自己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即使这个岛礁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经济生活，尽管它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但是也可划出自己的领海和毗连区。这样，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岛礁，也可获得1500多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新加坡）面积的领海，4600多平方千米的毗连区，或者还可获得43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浙江省的4倍）面积的专属经济区。正因如此，海洋公约正式生效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日本在《联合国海洋公约》正式签订之初，即在教科书上将其国土面积由37万平方千米，说成400万平方千米。1987年1月起，日本耗资300亿日元（约2.2亿美元）用三年时间对其最南端的一个小岛——一冲之鸟岛（冲鸟岛）进行加固。该珊瑚环礁在琉球群岛以南，离东京1700千米，东西宽约5千米，南北长约1.7千米，由于海水侵蚀，该岛露出水面的岩礁正逐年缩小、降低，面临被海水吞没的危险。日本对冲鸟岛的加固，既为了试图得到这43万平方千米的专属经济区，也是在“日本1000海里生命线”的西南航线上试图立下一个永久性据点。这些都足见日本政府的用心良苦。近年来日本一些极右分子一直觊觎并试图霸占我国神圣领土列岛，此种狼子野心，当然要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坚决反对。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000千米，浅海大陆架面积约150万平方千米，有大小岛屿6500多个。
这片广阔的海洋水域已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90年以来，国务院批准了13处部级海洋自然保护区，1992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海洋公约》。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7
【关键词】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发展演变
海洋行政价值观是海洋行政实践活动的先导。海洋行政价值观凝练出国家开展海洋行政管理活动的价值取向，它影响并塑造着政府海洋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影响着政府海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我国历代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就是不同历史阶段政府海洋行政观念的有力体现。通过对自然经济形态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三个阶段的南海行政价值观探索与总结，把握我国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发展规律，对其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有助于更好地适应我国海洋事务的新发展，为我国实施新的南海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提供认知和思想武器。
一、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人本观和“为君”的民本观。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人在大自然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认为人应该处于管理系统的中心地位，以人本观为基础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要求在海洋行政管理实践活动中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努力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建立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关系，因此，它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思想。同时，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行政价值观最为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并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统治阶级认为关键要做到“以民为本”因此，南海行政价值观念中包含着明显的“民为邦本”、“保民而王”的民本观。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还衍生出一套行政价值体系，具体包括：
1.“保境安民”的目的子系统。从秦汉在南海设郡到隋唐南海地区的“开放发展”，再到明清的“闭关锁国”，自然经济下的统治阶级无不把南海地区和平安定当做地区行政管理活动的根本目的。
2.“重陆轻海”的规则子系统。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毕竟起源于内陆，大陆与海洋中的内洋尚且存在人类生产经营活动，外洋基本被认作是一个外部世界，这种地理观使我们的祖先形成了重陆轻海的海洋价值观念，这种思维方式在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中占据了主导。
3.“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手段子系统。自然经济形态下海洋行政价值观念中带有浓重的“大陆性”，历朝历代的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也主要局限在沿海地方建置、渔盐业管理、海上贸易管理、海洋人群管理以及海洋军事活动等。
（二）南海建置与贸易管理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隋唐统一全国，奠定了中国南海地区行政管理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强大政治基础。随着自汉朝以来远航事业的发展壮大，这一时期的繁荣强盛也吸引了周边国家假道南海进入中国学习，由此促进了南海地区商业贸易、航运、宗教、政治外交等活动的繁荣发展。宋元继承了隋唐的开放政策，宋政府为了适应南海新的发展局势，设立了管辖海南岛，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琼管安抚司。元代制定了全国统一且系统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加强对进出口商船和商品管理、征税制度，在这一政策规范下，南海地区贸易空前繁荣。而当世界地理大发现后，面海上日益增多的挑战，明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受侵扰，宣布实施海禁，强令军民遵守。明政府在贯彻执行海禁之时，继续实行“朝贡贸易”和“市舶司”管理制度，对海外贸易实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垄断。清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和后来的迁海政策使中国南海地区还上贸易遭到沉重打击，海洋管理活动也深受影响。
（三）评价
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中国古代行政价值观的目的、手段与规则子系统在各个层面显示出不同的价值追求，其最终的价值使命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保证其政权的稳固。同时，自然经济形态下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奠定了中国行政价值观的“人本”基调，这一行政价值观有很多方面为后世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也为中国行政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同时，“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想在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内部根深蒂固，漠视海洋的存在，海洋观念很难被纳入统治者的视野，也不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除此之外，大陆性文化影响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运用传统农业的高度集中、条块分割的土地管理方式管理海洋资源，造成了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也导致了工业时代近代海洋事业的衰落。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冲击，近代南海地区面临空前复杂的形式。面对复杂特殊的政治局面与历史环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中仍旧继承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人本观”和“为君”的民本观，但其衍生行政价值体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具体包括：
1.“安内而自强，自强而御辱”的目的子系统。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不少内容就是针对我国南海地区的。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也给统治者对南海地区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
2.“中体西用”的规则子系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下，无论是清末的顽固派还是洋务派，以及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在南海行政管理活动中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3.“反帝反侵略”的手段子系统。伴随着南海周边地区殖民化，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是一种被动型的改变，其中也显现出强烈的反帝侵略斗争特点。
（二）孙中山海洋思想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作为中国南海海权思想的第一人，他从历史视野出发，总结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奋力抗争、保卫海权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借助西方成熟的海权思想维护中国海权，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与海军建设的构想。孙中山的海洋思想主要包括：
1.恢复中华海权。孙中山认为受传统“重陆轻海”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海权意识十分匮乏，这就使得我们“有海无防”，从而招致历次海战的失利。他认为，无海权国家就无独立，更说不上兴盛，因此，大力提倡和捍卫中国海权是非常重要的。
2.建设强大海军。孙中山认为海上军事力量是国家海权的支柱与基石，面对中国近代海军及其落后的局面，孙中山明确提出从培养海人才、建造军舰、建设军港入手建立一只强大的海军。
3.开发利用海洋。孙中山看到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的国家，海洋资源丰富多样，如果能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中华民族就可以以海兴国，造福人民。为此，他提出建设近代化海港、大力发展海运业、积极兴建造船厂、注意海洋资源的开发等措施。
（三）评价
这一时期的海洋行政价值观较之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体现出很多进步的因子，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打破了旧的“闭关自守”的价值观念，是一种在传统行政理念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开拓了中国统治者的视野，成为中国走向世界，逐步国际化的开端。同时，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海军力量与海洋事业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海权意识，顺应世界海洋发展潮流，为日后南海海洋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晚清当局力求通过“西学”和洋务运动等方法加强对南海海洋行政管理工作，本质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地位，仍是一种“为君”的民本观的反映。面临“内忧外患”时，清政府以“安内”“联外”为手段，不惜“卖国”，其行政价值观中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滞后性，更显现出强烈的反动性、妥协性和隐蔽性。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南海海洋行政价值观
（一）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发展，以及我们对海洋观念的深入理解，海洋行政价值观念也随之不断深入发展。这一时期的海洋行政价值观在继承传统海洋价值观中将人作为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出发点和归宿的“人本观”的同时显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念，因此，新时期南海海洋行政价以值观是一种从国家海洋战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的新型海洋行政价值观。具体包括：
1.从“近岸防御”到“建设海洋强国”的目的子系统。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海防建设、海上防御”到党的“十”提出的“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都是以我国海洋现实为基础的战略选择。
2.“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规则子系统。面对海洋日益增多的摩擦与争端，邓小平提出的“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海洋行政价值观念成为了解决国家间海洋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避免地区冲突的重要战略思想。
3.“建设强大海军”的手段子系统。为巩固政权并促进海洋事业发展，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是海洋行政管理活动必不可少的部分，建国以来，海军建设一直是践行海洋行政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与保障。
（二）海防思想与海洋战略下的海洋行政价值观
面对美国的武装挑衅与台湾的反攻叫嚣，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近岸防御”的海防思想，他认识到海军是一种“反封锁，反霸权”的重要国家实力，明确提出“一定要建设强大海军”的海军建设目标。20世纪70年代末，国与国间的海权斗争日加激烈，我国的海洋安全危险也不断加深，据此，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时期的“近海防御”战略，并提出了建设以“精干”、“顶用”为标准的新型海军。同时，他还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为原则的处理海上争端的战略途径。创造性地将国防战略思想运用于海洋，提出了崭新的海洋战略。随着海洋资源的的新发现，国际社会再次聚焦海洋，面对波谲云诡的海洋局势，为提出“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的重要理念和实施“海洋开发”的战略部署。同时还倡导建立海上合作安全发展的新模式，打破“零和”关系的局限，以”互助互信，共谋发展”的理念处理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问题、新形势，提出了建设“海洋大国”、“和谐海洋”和“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思想，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既与历代领导人的中国特色海洋观的理论一脉相承，又在实践上把中国特色海洋观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新时期，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际，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海洋发展新战略，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为新时期我国海洋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三）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海洋行政价值观也经历了一场深刻变革，逐步从传统的海洋观过度到新的海洋价值观，海洋行政价值观中的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海洋权益观不断加深，从而适应了“海洋时代”对我国提出的新要求。同时，历届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国际局势与环境采取的不同的海洋发展战略为我国周边海域的南沙群岛、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方针，从而维护了国家统一、领土的完整和海洋权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和平稳定的有利条件。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变革与发展也为海洋行政价值观念的新突破和海洋行政价值观念的再创新提供了宝贵借鉴，对新形势下维护面对新的海洋问题，维护我国海洋安全，开发海洋资源，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同时，较之于传统的海洋强国，如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其海洋发展战略的规划与海洋基本法律的出台都具有明显的前瞻性，由于我国海洋实践活动与海洋行政管理活动以及行政价值观发展的脱节，使得中国的海洋行政管理具有较强的被动性，缺乏长远设计。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研究中以海洋国防战略研究为主，海洋行政管理内部的体制机制研究及其运作与监督研究还相对滞后，海洋行政管理与海洋行政价值观中缺少传统行政管理有关行政组织的成熟理论，因而，还应当加强对于诸如三沙市等涉海行政组织内部运行规律的研究，为海洋行政组织的深入整合提供借鉴。
四、结语
伴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我国海洋资源价值观的重新发展以及中国海洋事物尤其是海洋行政价值观中国家海洋战略层面的优化设计，使得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研究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国家海洋行政管理事业的成败，取决于政府海洋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与否，而政府海洋管理体制的完善又取决于政府行政管理思想与海洋行政价值观的发展与创新。然而，我国海洋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却远滞后于海洋管理活动，新阶段下，海洋行政管理和海洋行政价值观研究都需要不断更新进化，从而更好地适应海洋事务的新发展，为我国实施南海海洋行政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认知和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孙立新，赵光强.中国海洋观的历史变迁[J].理论学刊，2012，（1）：92-96.
[2]王琪.海洋行政管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21.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8
[关键词]环渤海区域；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明清时期；海洋发展
对我国古代海洋发展的看法，素有“北马南船”之说。即使在今天，对于古代北方海洋开发在中国海洋发展史上地位的认识，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现象，实与研究者的研究偏好有关。近一、二十年来，尽管中国海洋史研究渐成规模，但重南方、轻北方的倾向依然存在①。北方海洋，尤其以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海洋区域为代表，自古以来就具有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区位特点，它是我国古代海洋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理应受到重视。②有鉴于此，我们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的理论框架之下，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研究的构想，从而引入了“环渤海区域”。本文先对“环渤海区域”的概念进行说明，然后将着重对明清时期该区域的海洋发展概貌做一勾勒，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环渤海区域”界说
杨国桢先生对“海洋区域”的地域空间是这样说明的：
人文学科中的海洋区域概念，讲究的是“人地相关系统”，即人类活动和海洋环境的关系。人类的海洋活动有直接和间接两类，直接指在海洋上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间接的是指一部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在陆上进行的。因此，海洋区域并不单纯地指海区、海域，还包括一部分陆域。③
这就是说，海洋社会经济史所指的海洋区域的空间范围，既不同于以往自然地理学上的海洋区域概念，也不同于区域史中以陆域为中心的区域概念，而是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一一海洋环境和人类的海洋活动两者并重，从而融合了以前自然地理学和历史学对区域划分的特点而制定的。具体来说，其地域空间包括海域、岛屿和海岸带陆域三部分，其中海岸带陆域在大陆一边的界限，以目前拥有海岸线的沿海县及县级市一级的行政界线为界，这种分法充分考虑到自然、历史、人文诸因素，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分法。④
以上有关海洋区域的界定和划分方法同样适用于古代环渤海区域研究。现在，我们具体一下环渤海区域的地域空间：
环渤海区域的海域范围，包括整个渤海和黄海的北部。黄海北部一般是指由我国山东半岛成山角至朝鲜半岛长山串连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但从海洋地理角度考虑，江苏海州湾以北的黄海南部海域，其海底地貌与黄海北部无显著差别，另外，山东半岛的南侧濒临这一海域，所以，我们的环渤海区域也包括这一部分海域。渤海在历史上又称“小海”(“少海”)、“勃海”、“渤?省钡娶荩?潜厩?蚝Q蠓⒄沟闹饕?S颉！盎坪！币幻?加诮???坪t诠糯?挥凶???嗣且话愠浦??岸?！保?蛑谎云湮?昂！薄；凡澈G?虻暮0断撸?逼鸾裉斓牧赡?〉ざ?醒悸探?冢?现谅乘战唤绲男逭牒涌冢?断呷??100公里⑥，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27％。
根据方志和其他古代地理资料统计，明清时期本区域大大小小有名称的岛屿就有数百个，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东侧和山东半岛附近海域。其中著名的群岛有长山群岛、庙岛群岛。长山群岛由5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最大的大长山岛，面积达26平方公里。庙岛群岛由40多个大小不等的岛屿组成，扼据于渤海海峡之中，其中最大的南长山岛，面积达20平方公里。本区域海岛在古代海洋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如长山岛、沙门岛早在明代“皆有饶沃田以千万计”的地方⑦，另外，还有10世纪以后得以开发的觉华岛⑧、明清时期的中朝两国沿海居民共同开发的海洋岛⑨，以及在元明海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芝罘岛、矶姆岛、刘公岛、田横岛等等。
环渤海区域的海岸带陆域，包括今天辽宁省的丹东市、东港市、庄河市、长海县、大连市、普兰店市、盖州市、大石桥市、大洼县、凌海市、锦州市、葫芦岛市、兴城市、绥中县，河北省的秦皇岛市、抚宁县、昌黎县、乐亭县、唐海县、唐山市、黄骅市、海兴县，天津市，山东省的无棣县、沾化县、东营市、垦利县、广饶县、寿光市、潍坊市、昌邑市、莱州市、招远市、龙口市、蓬莱市、烟台市、威海市、荣成市、文登市、海阳市、即墨市、青岛市、胶南市、日照市。历史上，环渤海地区的政权更迭频繁，行政区划变动也很复杂。这些因素对环渤海区域海洋开发和区域内外经济联系都产生了一定作用。⑩
从地图上看，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象两只蟹螯将渤海合抱其中，从而形成一个“C”形，而两半岛的外侧均面临黄海，与朝鲜半岛又组成一个反“C”形，黄海北部海域置身其中，两个“C”恰好构成一个环状结构。就范围而言，环渤海区域包括整个渤海和江苏省海州湾以北的黄海以及环绕这些海域的所有海岸带陆域。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框架下的“环渤海区域”和当代区域规划中所说的“环渤海经济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环渤海区域在历史上已经自发地形成。而当代区域经济中的“环渤海经济圈”，则是一种对未来经济发展思路的规划。尽管“环渤海经济圈”地域的划分也兼顾了自然、社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但这种区域概念尚属理论构建，付诸实施仍需进一步实际操作。
二、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环渤海区域，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社会经济区域，除了经济系统外，它还包括自然、社会等多个系统。而“环渤海经济圈”只是一个区域经济学概念下的经济区域。
三、环渤海区域是以海域(渤海和黄海北部)为发展中心的社会经济区域。而“环渤海经济圈”属于区域经济学中的经济区域概念，其经济中心是城市或城市群⑾。
四、环渤海区域和“环渤海经济圈”在地域空间上也不同。前者所研究的包括海域、岛屿和海岸带陆域，其陆域以当代拥有海岸线的沿海县及县级市一级的行政界线为界。而“环渤海经济圈”的范围主要是指北京、天津、辽宁、山东和河北三省两市的范围⑿。
总之，环渤海区域是以渤海和黄海北部为中心的海洋区域，它是一个包含自然、经济、社会诸子系统的多层次综合的区域系统，而经济系统是该区域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也是区域发展的关键。
以下，主要从经济系统人手，考察一下明清时期本区域的海洋开况。
二、渔盐经济的发展
渔盐经济是一个海洋区域最基本的构成，其发展程度的高低，也是衡量海洋区域海洋开发力度和水平的标准之一。
自古以来，渔盐经济在环渤海区域一直历久不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本区的齐国就依靠“山东多鱼盐”的优势，发展渔盐经济。“太公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通渔盐，则人物归之。”管仲相齐后，“兴鱼盐之利，齐以富强。”⒀之后的历代，沿海各地均重视发展渔盐经济。
1、海洋渔业
先来看明清时期的海洋渔业。黄海和渤海属于同一鱼类区系，每年春夏间在黄海中部和南部越冬的绝大多数鱼虾洄游到渤海各海湾产卵繁殖，然后分散到各水域索饵育肥，9、10月再先后集群离开渤海，回到越冬场栖息。这样，环渤海区域的渔场渔汛一年两次，3—6月为春汛期，9—11月为秋汛期，其渔场主要有两处：渤海湾渔场和辽东湾渔场。⒁另外，近岛海域是多种洄游性经济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幼体育肥区和过路渔场。这里也成为古代捕鱼场所，如山东即墨县海域里的[山+母]屺岛，在每年夏秋之间，山东附近的渔船聚集在这里，[山+母]屺岛因此成为一个小型渔场。⒂根据方志的记载，明清时期本区能捕捉到的鱼类种类还是相当繁盛的。当时环渤海区域普遍存在的海洋生物资源有：石首(黄花鱼)、鲅鱼(蓝点鲅、马鲛鱼、燕鱼)、?鱼、鲐鱼、?鱼、[鱼+加]鱼、黄鲴鱼、比目鱼、墨斗鱼、白虾(青虾)、对虾、螃蟹、海螺、文蛤、蚶、蛏、蛎黄(牡蛎)、蚬、海[鱼+宅](即海姹、水母)以及海带、海藻等。⒃而海豹、海狗、海牛、海驴等也常见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沿海。⒄可见，明清时期，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海洋渔业资源十分丰富。
尽管明清文献相关环渤海区域渔业状况的记载零星不全，但还是能从中看到这一时期本区海洋渔业的基本情况。这一时期，沿海渔民由于“地多斥卤”的居住环境，渔业在其生业模式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如明代，徐铤在《地方事宜议》中就谈及此事：“滨海洋者，田多盐碱，则以捕鱼为生”⒅。到了清代时仍不例外，康熙四年三月初九日(1665．4．23)康熙谕兵部：“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前山东巡抚周有德，亦曾将民人无以资生具奏。今应照该抚所请，令其捕鱼，以资民生。如有借端在海生事者，于定例外，加等治罪。”⒆
明清两代，排除海禁政策带来的消极因素外，环渤海区域的渔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渔汛一到，捕鱼场所往往“渔船毕集”，往日冷清的海面十分热闹。现以山东招远县为例：《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了清初山东诸城渔民捕鱼的盛况：
“每网一帖约长二丈，阔一丈二尺，数十家合伙出网相连，而用网至百?t长一百丈。乘潮正满，众乘筏载网周围布之于水，待潮退鱼皆滞网中，众集力按网布上。若鱼多过重拽不能胜，则稍裂网纵鱼少逸去，然后拽之。登岸可得杂鱼巨细数万堆，列若巨邱。”⒇
道光《招远县志》也有相关记载：
“四民之外，鱼者最多。以船及筏载网，网至数百丈，鱼滩至四五里，每下网，计约费数十金，举重网者获利无算，若鱼不赴滩，则伤本。清明试水，小满止，秋咸后则用拔网谓之打小海，亦有微利。”[21]
通过以上两段材料，有关清代招远地区捕鱼作业的基本情况已经比较清晰。
这一时期本区的其他地方，捕鱼活动也很频繁，可惜文献记载不零散不成系统。松浦章关于清代中、日、朝、琉间漂流船的一系列研究，为我们搜罗到相关的资料。在清代，环渤海区域从事沿海作业船只遭风漂流到朝鲜、日本、琉球的渔船就有33只，其中，奉天11只，山东22只。[22]足见清代本地区沿海捕鱼活动的普遍性。
除了捕鱼以外，海产品加工业同时兴起。如山东，早在宋代，莱州沿海就以海藻作为贡物上供给朝廷[23]。到了明代，通过渤海湾往来与锦州何登莱从事捕鱼和海产品贩运的船只“动以千艘”[24]，一直到了清代光绪时期，奉天的虾干、海狗皮、海狗肾还是沿海贸易货物的大宗。[25]
2、海盐业
海盐业在本区海洋开发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史前时期，包括今天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青州，就因其“海滨广泻，厥田斥卤”而生产盐[26]。史载，春秋时期，居住在今山东沿海的夙沙氏首次煮海为盐[27]。从夙沙氏贯穿整个古代，环渤海区域海盐经济一直都很发达。海盐经济在沿海历代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都占有很大比重。汉代以后，盐业一直为官府控制。历代在本区设有盐官，实行海盐专卖。
关于明清两代本区的海盐业基本情况，论者颇多，现仅就其基本线索作一勾勒。明清两代，海盐由户部专营。明朝全国设都转运盐使司的盐区有六，本区的长芦、山东占有其二。辽东地区盐场由当地卫所兼管，明初设辽海煎盐提举司，后撤之。辽东都指挥使代管制盐。都转运盐司下又有分司，全国十四分司中，本区有长芦的沧州、青州和山东的胶莱、滨乐。’长芦和山东盐区盐场分别为二十四和十九。[29]而辽东地区先后有盐场二十多个，[30]现据相关史料将明代洪武、弘治和万历三个时
期长芦、山东两海盐产区的盐引数量列表如下：[31]
沧州分司有利民场、阜民场、利国场、海丰场、益民场、海盈洪武时期63100余引
长芦盐区场、深州海盈场、海阜场、润国场、阜财场、富民场、海润场；青州分司的越支场、济民场、惠民场、石碑场、归化场、严镇场、兴国场、富国场、厚财场、丰财场、三叉沽场、芦台场。弘治时期180800余引
胶莱分司的信阳场、涛洛场、石河场、行村场、登宁场、西由洪武时期143300余引
山东盐区场、海沧场；滨乐分司的王家冈场、官台场、固堤场、高家港弘治时期28600余引
场、新镇场、宁海场、丰国场、永阜场、利国场、丰民场、富国场、永利场。万历时期96100余引
到了清代，本区盐区三个：奉天、长庐和山东。奉天原有二十场，后分为九个；长芦产区原有二十场，后裁减至八个；山东原有盐场十九个，后裁减为八个。[32]
以上是明清时期渔盐经济的基本情况。渔盐经济是本区沿海人们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的第一步，是海洋经济最基本的特点之一。通过对本区明清两代“兴渔盐之利”活动的考察，我们认为，明清时期渔盐经济既继承了传统，又在规模和程度上有进一步的深化。
三、区域内外的经济联系
在发展渔盐经济的同时，明清两代，本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而本区和其他海洋世界的经济往来也大大加强。
1、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
明清时期，本区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可分为三大类：(1)、明初和明末，主要由朝廷组织的饷辽海运活动；(2)、清代，盛京(奉天)、直隶和山东三地间的赈灾粮食海运活动；(3)、明清两代本区各地间的民间贸易活动。
(1)、明代前、后两期本区内的饷辽海运。
这主要指从山东和天津向辽东明军运输粮食、辽饷、布花等海运活动。
元末明初，辽东地区经济上多依赖山东，辽东明军所需辽饷、布花，常常由山东“由海渡辽，以给军需”[33]，从登莱经渤海海峡到达辽东旅顺口，在明初已成为常例。[34]虽然，永乐以后辽东已不需山东的军粮，但军士所需布花，仍由山东从登州卫海运至辽[35]。万历时期，先有援朝抗倭战争，之后不久辽东与后金的战事频仍，禁绝已久的粮食海运又得以恢复[36]，这次，海运所需粮食也开始从天津起运。
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从山东、天津海运饷辽的几条主要路线：由登州至旅顺[37]；由登州至广宁[38]；由登州至宁远[39]；由登州至盖州套[40]；由莱州至三犋牛[41]；由莱州至北信口[42]；由天津至山海关[43]；由天津至永平[44]。
(2)、清代本区各地之间的粮食互济海运。
清代，由于水早等自然灾害的原因，盛京(奉天)、直隶、山东的粮食常需从别地调配。从康熙到道光年间，清政府基本采用两种方式来完成这种赈灾活动，一是由官方组织的粮食海运，一是暂开海禁，招商民贩卖粮豆到受灾地区。
其实，由官方组织的赈灾活动在明代中后期就已有实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辽东饥馑，明政府就改派山东登、莱二府近海州县米六万石、豆一万石输入辽东赈灾。[45]第二年，又拨银给地方政府造海船一百艘，加上雇来的地方民船，从天津海运粮食至辽东赈济。[46]次年，政府下令取消海禁，准许粮食自由流通以缓辽东之饥。[47]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辽东再次受灾，又从天津通州仓调运漕粮至辽东。[48]
清代，从康熙到道光年间，这两种海运赈济方式更为频繁。根据《清实录》，笔者统计了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的相关史实，这期间共发生各种需要政府出面进行粮食调剂的早涝灾害14起。其中，山东向盛京(奉天)调剂粮食2次，山东向天津调剂粮食1次，天津向盛京调剂粮食1次，天津向山东调剂粮食1次，奉天向山东调剂粮食5次，奉天向天津调剂粮食2次(其中一次先后进行了3次)，奉天向直隶调剂粮食4次。根据统计结果，这些粮食互济的海运的形式有：官方组织、官方招商、官方开禁允许民间贸易或者这三者的其他组合形式。
(3)、明清时期本区内的民间贸易活动
本区内部的民间贸易活动很早就有，尤以辽东和山东、天津的商贸往来最为频繁。如明代时，“商利海道之便，私载货物，往来辽、东”[49]。辽东木材多渡过渤海海峡进入山东各地。“金、复、海、盖四卫山氓，亦各有船往来登√辽贸易度活”[50]。到了隆庆年间，商贸活动几乎遍及整个环渤海地区，“海道南自淮南至胶州，北白天津至海仓，各有商艇往来其间，自胶州至海仓，岛人及商贾亦时出入。”[51]明代万历年间，海禁渐弛，民间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契机。
清代，这一经济联系继续得到加强。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奉天)宁海、复州、熊岳、盖平等地方与山东登、莱二府对峙，商船不时往来”[52]。在清代由官方组织的粮食海运互济活动中，海禁暂开，或者招商进行海运，或者直接允许私人贩运。事实上，在政府不允许时，私人贩运粮食的活动一直偷偷在进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在给大臣的一道谕旨里就谈到：民间商贩自盛京“泛海贩籴于山东者多有之”[53]。
2、区域间的经济往来
元之前，环渤海区域与其他海洋区域的往来多属军事、外交性质。元明清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为本区与其他海洋区域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打下了基础。明清时期，本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南北海运活动；与其他海洋世界的贸易活动。
(1)、南北海运活动属于漕粮海运性质。明代海运的目的主要是服务北京的和辽东，清代则主要为了京师。明代南粮北运的海运活动开始于洪武元年(1368年)[54]，洪武三十年(1397年)下令停止，永乐元年(1403年)又施行，十三年(1415年)最终罢海运[55]。隆庆时期，山东巡抚梁梦龙和王宗沐都曾试行过海运，均因遭反对而未能实行。沿及清代，道光时期，迫于漕运危机，清廷于道光六年(1826年)又试行了一次海运，旋即停止。
永乐初年的海运，基本均遵照元朝在1293年开辟的海运航路进行的：从刘家港出发，由崇明州附近进入海洋，一直向东驶入黑水洋，然后利用黑潮暖流的支流顺水北航，直到京师[56]。
明清时期的海运，无论是规模还是持续的时间，都不能与元代比拟。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即：进一步沟通了南北联系，为以后的南北海上贸易奠定了基础。
(2)、本区与其他海洋世界的贸易活动
明清时期，虽然受海禁、倭寇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本区与其他海洋区域乃至国外海洋世界的贸易联系从未中断。
与国内外其他海洋区域的贸易往来，明代的例子就已不少。如胶州沿海商民和江淮一带的商民，“胶州之民以腌腊米豆往博淮之货，而淮之商亦以其货往易胶之腌腊米豆”[57]，曾任山东巡抚的梁梦龙这样描述山东沿海商民和江淮贸易之盛：“二十多年前傍海湟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来土人、岛人以及淮人做鱼虾、贩苓豆、贸易纸布者众，其道遂通”[58]。
明代本区和国外也有贸易关系，如，洪武二十五年五月，金原雨等三十三人和以金允源为首的十六人，分别乘海船到明朝青州等处做买卖。[59]又如，朝鲜历史王朝时期的汉字读本《老乞大》和《朴事通》分别记有两个朝鲜商人通过海路到明代山东经商的事实。[60]
清代是本区和海内外海洋区域贸易联系最密切的时期。在国内，本区域和其他区域的贸易往来已经形成了几条主要航线：江南一一山东；江南一一天津一一关东；福建一一山东；福建一一天津；福建一一关东。[61]仅仅以福建和天津之间的贸易交往为例，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雍正十年(1732年)，仅福建到天津的商船即达143只[62]。在与国外的贸易交往中，从康熙二十九年到三十六年这短短的8年间，从山东航行到日本长崎的商船就达12艘[63]。
明清时期是本区发展的关键时期。基于传统渔盐经济的长足发展，再加上海运互济和海上贸易等海上活动频仍，本区的海洋开发到明清时期日益融为一体，区域内部的传统联系更加紧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得以强化，环渤海区域的地位得以提升。
注释：
①国内外与中国海洋史相关的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初，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其研究重点总在海外交通史(包括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海外贸易史)和航海史等一些大的领域徘徊。20世纪80年以后，随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大发展，与海洋史相关的历史研究的力度加大，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有了很大突破。就目前的研究成果归类，这些研究已涉及到海外交通史、航海史、海疆史、海外贸易史、海洋渔业史、盐业史、海关史、海防史、海事史、海港史等专题以及中外关系史、华人华侨史、留学生史等方面。总览这些研究成果，有关东海、南海海洋发展史的研究占了大部分，以北方海洋为对象的研究数量少，同时，整体性、长时段的研究尚属空白。
②对北方海洋做区域性整体性研究的，有李东华的《汉晋变局中的渤海沿岸地区》(见李东华《中国海洋发展关键时地个案研究》(古代篇)第三章，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在论文中，他对汉晋之际(189——280年)渤海沿岸地区海洋发展作了较全面的研究。除李东华的成果外，对于其他时段北方海洋发展的整体性区域研究成果至今尚未见到。
③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96页。
④在杨国桢先生主持的“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上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研究》的研究中，对东南海洋区域海岸带陆域的界线即按照这种划法，详见《东溟水土一一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致读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⑤[元]于钦：《齐乘》卷二，《山川·水·海》。
⑥据《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供的数字统计，数字包括海岸线和岛岸线两部分，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3第18号，总号1089。
⑦[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山东》。
⑧《辽史》卷二十五，《道宗本纪》；[金]王寂：《觉华岛·引》，《拙轩集》卷一。
⑨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十八，《中宗大王实录六》(李氏朝鲜称之为海浪岛)；《清圣祖实录》卷九，康熙二年五月甲申；《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七十七，乾隆五十六年癸酉。⑩通过对汉晋之际渤海沿岸地区海洋发展的研究，李东华认为，古代中国在分裂动荡、诸侯割据的时期，海洋发展(或对外关系)较之前代有所发展，“处于一个新起点”。类似的观点又见张炜、方?抑鞅嗟摹吨泄?＝?ㄊ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⑾程必定主编《区域经济学：关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探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⑿《环渤海经济圈前世今生一一中科院区域发展与资源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樊杰访谈录》，《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
⒀《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⒁雷宗友、朱宛中：《中国的内海和临海》，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年。
⒂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二，《杂稽·海程》。
⒃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土志·土产》；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登州府》；万历《莱州府志》卷三，《物产》；康熙《锦州府志》卷五，《田赋五·物产》。
⒄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登州府》；民国《锦县志》卷十九，《物产下·鱼类》。《锦县志》虽系民国编纂，但它在《物产》之下附有考证，其考证均依照前代文献，故其物产自不局限于民国时期。⒅许铤：《地方事宜议·通商》，乾隆《即墨县志》卷十，《艺文志》。
⒆《清圣祖实录》卷十四，康熙四年三月乙未。
⒇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八。
[21]道光《招远县志》卷四，《风俗·渔猎》。
[22]松浦章：《李朝?r代にぉけゐ漂著中???我蛔柿弦灰豢h宗八年(1667)の明船漂著と<漂人??答>を中心に一一》。
[23]《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一。
[24]《明世宗实录》卷四六,嘉庆三十七年六月己卯。
[25]光绪《复县乡土志》，《东北乡土志丛编》本。
[26]《史记》卷二十一，《夏本纪》第二。
[27]夙沙煮海为盐的记载，见《说文解字》十二篇上，《盐部·盐》：“古者夙沙初做鬻海盐”。[28]《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
[29]《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
[30]《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辽东志》卷三，《兵食志》。两者说法不一，一说20，一说25。
[31]据《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诸司职掌》卷三，《户部职掌》；《明实录》洪武、弘治、万历三朝相关数据绘制，另外，明代各盐场有沿革过程，并非一成不变。
[32]《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食货志四·盐法》。
[33]《全辽志》卷五，《海道奏》。
[34]《明神宗实录》卷五四三，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35]《明英宗实录》卷十三，正统元年正月壬申。
[36]《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
[37]《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三，弘治六年三月丙戌。
[38]《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八，景泰元年闰正月辛酉。
[39]《沈故》卷二。
[40]《海运摘抄》卷一。
[41]《海运摘抄》卷二。
[42]《海运摘抄》卷二。
[43]《明世宗实录》卷四七，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丙子。
[44]《海运摘抄》卷五。
[45]《明世宗实录》卷四，嘉靖三十七年九月辛卯。
[46]《明世宗实录》卷四七九，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
[47]《明世宗实录》卷四八二，嘉靖三十九年(1561)三月丙戌。
[48]《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八，万历十四年九月壬辰。
[49]《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八，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己酉。
[50]《全辽志》卷五，《使朝鲜回奏》。
[51]《明史》卷二二五，《梁梦龙传》。
[5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六三。
[53]《清圣祖实录》卷一三八，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
[54]《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
[55]《明史》卷一五三，《宋礼传》。
[56]章巽：《元“海运”航路考》，《章巽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
[57]徐铤：《地方事宜议》，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二，《艺文志》。
[58]梁梦龙：《海运新考》卷下，《海道捷径》。
[59]《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卷二，《太宗恭定大王实录》，癸未三年九月甲申。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9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扞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文秘站:)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海洋经济的概念篇10
[关键词]单一海洋边界；单一海洋划界；海洋划界
[中图分类号]D9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137－05
黄伟(1981－)，男，法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海洋法及海洋争端解决；孔令杰(1980－)，男，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法。(湖北武汉430072)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海洋权益法律保障研究”(项目编号：09JZD0023)、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般而言，海洋划界主要是指对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三个海洋区域的划界，而海洋划界的历史其实就是它们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单一海洋划界是海洋划界的新类型，关于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原因，我们必须从整个海洋划界史中探寻。
一、单一海洋划界产生和发展
海洋划界问题，是19世纪20年代领海和公海并立的海洋法律秩序最终形成后才出现的。此前几乎全部限于河流和湖泊的水域划界问题，此后才进入以领海划界为中心的时代。
1945年后，随着以《杜鲁门公告》作为“实证法的起点”的大陆架法律制度的出现和逐步发展，海洋划界不再限于划分国家间的领海界线，而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大陆架划界的问题上来。此后至1975年专属经济区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前，关于海洋划界的协定共有64个，划定的海洋边界有57条，其中，专门的大陆架边界便有39条之多。在此期间，以1952年秘鲁跟智利和厄瓜多尔分别签订的两个海洋划界协定为契机，国家为海床和底土及上覆水域划定一条单一通用海洋边界(asingleall-purposemaritimeboundary)的实践开始出现。
1975年，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第三期会议上，《非正式单一协商文件》第61条首次作出关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规定，此后，国家开始日益关注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经过长期斗争和妥协，专属经济区制度最终被规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顺应这种变化，大多数国家不再为大陆架单独立法，转而为专属经济区立法或将两者结合起来，国家间海洋划界也从主要涉及大陆架划界发展到包括专属经济区划界。
从国家立法看，1975年后正式的关于专属经济区或渔区划界的国内立法开始大量涌现。1976年有4个，1977年有7个，1978年有11个，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时已有30个，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时相关的国家立法达到55个。同时规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立法也陆续出现，如1976年《巴基斯坦领水和海洋区域法》和《印度领水、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和其他海洋区域法》、1977年《民主也门共和国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其他海洋区域法》和《关于越南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声明》、1979年《冰岛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81年《阿曼关于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皇家法令》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从国家划界实践看，1975年前，与海洋划界相关的70个协定中仅有9个考虑过经济区或渔区的划界问题，而此后至2007年间的164个协定中竟有110多个涉及专属经济区或渔区的划界问题。
不过，上述转变虽然使专门的大陆架划界在整个海洋划界实践中的数目和比例急速下降(分别由43个降为21个，从约60％降为约13％)，却并未造成专属经济区或渔区划界的迅猛增加。事实上，1975年后专门关于专属经济区或渔区划界的协定仅有6个，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则根本没有。
相反，以上述转变为契机，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或渔区划定单一海洋边界的实践却有了长足发展。1975年后至今，关于单一海洋边界的协定共有96个，占同期海洋边界协定的近57％，占迄今所有同类协定的近90％；划定的单一海洋边界共96条，约占同期被划定的海洋边界总数的77％。它们遍及全球且增长迅猛。从地域分布看，涉及欧洲的有47个，涉及拉美的有7个，涉及北美的有30个，涉及亚洲的有19个，涉及非洲的有11个，涉及大洋洲的有12个；从时间分布看，1976—1982年间为29个，1983—1992年间为28个，1993-2004年间为38个。1975年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划定单一海洋边界的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1975年后至今，有12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与海洋划界相关的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都采用了单一海洋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单一海洋边界在实践中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若以所划定的管辖范围为标准，大致可分为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