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1
【关键词】斯大林；新经济政策；苏联档案
一、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与执行
1924年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农业，由此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在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与左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责难进行了斗争，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派主张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发动重新进攻的一种喘息，只要有条件就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商品货币关系是不能够存在的。斯大林与左派一样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他的思想与左派又是不同的，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退却的同时包含着进攻，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手段。斯大林认为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并且在农产品的收购与工业品的采购上要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以使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不断发展。由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正确认识与实际执行，苏联的农业、工业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段时期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苏共十四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和目标。斯大林也最终战胜了以托洛斯基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和布哈林的“右倾主义观点”，在全党确立了领导地位。
二、斯大林对新济政策理论的定位
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还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这是研究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思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定位于过渡时期，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他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目的是要通过利用市场的情况下，克服资本主义成分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即便是它们中间最发达的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能不能没有新经济政策呢？不行，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不同程度上，新经济政策、它的各种市场联系，在无产阶级时期，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绝对必要的。”[3]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在具体的过渡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一般而言，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商品关系的探索，因而被归结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时期，而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方式。在过渡问题上，斯大林一开始的认识也是如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过渡和“权宜之计”。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认为是一个国家无产阶级之后必经的一个阶段，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同时他也认为“不能同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阶段”[3]。
三、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以及思想转变是新经济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在1929年完全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一开始的肯定新经济政策到后来对新经济政策的抛弃，斯大林的认识及思想转变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
（一）斯大林将苏联的粮食危机归结为富农和小农经济
粮食收购问题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问题，粮食问题处理的好坏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发展。1928年粮食危机出现后，斯大林一开始并没有急于想要变革新经济政策，反而在公开场合表明坚持新经济政策的主张：“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2]
1928年苏联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客观原因比如生产下降、农民劳动收入减少以及国家制定的一系列“不平等价格”造成的，是农民对于国家制定的不平等价格的一种不满和抗议，但是斯大林并不认为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出了问题，而认为原因是农村中的富农和小农经济造成的。斯大林认为苏联爆发粮食危机的秘密在于富农在本年度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
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斯大林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在斯大林看来富农是不在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因而必须对他们实行强硬的政策，以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危机，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正是基于对于粮食危机的这种理解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得出了苏联在现阶段必须进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结论。斯大林认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危机，解决农村资本主义向苏维埃政权进攻的不利局面。可以说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去留问题，他的这种看法和认识已经与现实相偏离，这也就为他其后的思想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斯大林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从而为变革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可能性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斯大林从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内外条件分析了苏联的工业，指出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为基础，这也是他变革新经济政策的动因之一。变革是必然的，因为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苏联总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这就涉及到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观，他似乎在商品关系上有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当时俄国，斯大林越来越偏离了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内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应该是直接的、有计划的生产，而商品关系不过是被迫利用的一种形式。在1928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我们看到，斯大林已经开始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了。围绕“非常措施”展开的党内争论，在这一次全会上已经全面展开，而这直接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从它成立之初就已经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国际环境下，苏联这个新生国家受到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决定了苏联要发展工业、建立稳固的国防，而从苏联内部上来讲工业发展又是孤立的与分散落后的农业极不协调，因而有必要建立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而发展农业就是要尽快建立农业集体化。这一点上看，斯大林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从这个分析中得出了要变革新经济政策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也没有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与不考虑现实情况的急骤变革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从斯大林的公开发言来看，他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斯大林的确犯了错误
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先反对了托洛斯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的思想，又反对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要合理利用市场因素的观点。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退却之后还包含着进攻，只是在这一问题的实际操作中，斯大林，完全割裂了这二者的关系。
考察苏联历史档案后，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在公开场合都表现出对新经济政策采取坚持的态度。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他越来越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是不统一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期，斯大林在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中过分强调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的设想中，社会主义中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斯大林在个问题上逐渐又教条主义地运用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渐渐忘记了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性质，转而采取一些极为不合理的做法。
（四）党内斗争直接促使了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党内斗争也是促使斯大林尽快终结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由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左，使得斯大林因为斗争而不得不表面维系新经济政策，而实际上却朝着这一政策的反面行事。在1929年四月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就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所谓“贡赋”问题、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同志等方面对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使得党内斗争尖锐化，也为把布哈林集团驱逐出党进行了准备。“斯大林及其集团用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来掩盖自己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同农民的结盟，却反而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脱离了党的路线，而‘爬’向右边。”[4]而从历史上来看，布哈林从一开始就反对对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进行限制和排挤等过度的政策和过火的行动，他反对过多的政治斗争和过早实行农业和工业的全盘集体化。从斯大林开始“自上而下的革命”以来，布哈林曾不止一次地谈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4]
在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把当时“党内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而到了新经济政策后期，斯大林却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退却”，在国家经济出现问题时，又过于强调党内斗争，使得党内决策的不统一，造成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斯大林在党内的垄断和独裁在档案文件中表现的是较为明显的，他的这种垄断与独裁以及对党内斗争的强调对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如此，斯大林当时对国民经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党内的争论一方面促使他更为乐观地估计形势，也让他在政治斗争中排除异己，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较为良好的便利。
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也许不能仅仅归结为斯大林一个人的错误，但是斯大林对于新经济政策前后的认识，不得不说对于终结新经济政策起到了较为迅速的促进作用。新经济政策也就伴随着1928-1929年的几次中央全会的讨论而终结了，当人们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似乎就这样被人遗忘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314.
[2][俄]a.H.雅科夫列夫.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一）[m].李方仲等译.人民出版社，2007：448-449.
[3][俄]a.H.雅科夫列夫.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m].李方仲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150，702.
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2
关键词：经济滞胀；反滞胀；措施；启示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001-02
一、经济滞胀的原因
滞胀即停滞膨胀，又称为萧条膨胀或膨胀衰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以概括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现象时的专门术语。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般表现为：物价上涨时期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或下降，而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的特点则是物价下跌。西方经济学家据此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呈同方向发生。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衰退、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货膨胀以及物价持续上涨同时发生的情况。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种经济现象称为滞胀。造成滞胀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预期心理因素，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紧缩货币政策，但社会大众已事先预期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因此将通货膨胀因素反映在公司未来成本上，而造成物价上扬。
第二，供给面引发之震撼，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厂商无法立即反应其成本，在高成本的压力下，难以生存，失业率因此而提高。
第三，缺乏增长点的实体经济是滞胀的根本原因。两次石油危机的发生，仅仅是造成美国经济由盛转衰的外部原因，甚至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美国整个20世纪60年代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局面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过长时间运用之后失灵。而失灵的原因是美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升级挑战：传统制造产业在经历长经济周期繁荣后，出现边际利润下降，缺乏新增长点，使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继续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推高了通货膨胀水平。而新工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取代这些夕阳工业还不成熟，正在青黄不接时期，同时老的企业吸收劳动力又已经到极限，新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市场又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出现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和地区性失业在所难免。
二、经济滞胀难治原因
滞胀的主要特征，与以往传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从时间上看，比周期性危机要长得多；从表现形式上看，结构性危机往往是生产停滞或低速缓慢增长；从波及面看，结构性危机期间各国不是同步发展，时而伴生美元危机、能源危机，时而伴生贸易失衡、信用危机；从直接导因看，主要由结构失衡而触发的。
从滞胀的主要特征可看出治好滞胀不是一帆风顺的。“滞胀的出现，标志着国家宏观调节进入了顾此失彼、进退维谷的困境；要遏止不可遏止的通货膨胀，就得让业已严重的经济衰退与失业问题雪上加霜；反过来，要刺激经济缓解失业问题，就得给已经过高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1]。滞胀之所以难治是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失灵。
第一，货币政策失灵。实际上从现在经验看来，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因为要准确控制利率，就必须能够预测真实利率，那就得准确掌握资金市场的名义利率，然后再减去预期通货膨胀率，才能得到真实利率。而在通货膨胀环境下，名义利率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根本无法预测。
因此，在滞胀期间，美联储的以利率控制为优先目标的货币政策不但没有能够帮助经济增长，反而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大，成为持续推高通货膨胀的因素。
第二，财政政策失灵。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解决滞胀毫无帮助。扩张性财政政策没有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反而火上浇油，推高了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失灵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话：由于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大量资金进入投机领域，参与零和游戏，不再参与价值创造活动，当然就无法增加就业，而货币过多只能导致通胀。
对付滞涨，政府很难依赖货币政策来消除滞胀，因为如果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提高利率，企业经营成本加大，经济就有可能更加萧条，甚至引发负增长，若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又会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因此，政府应该采用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同时采用减税的手段，加之适度提高来利率抑制通胀，假以时日，则可逐步消除滞胀。但此举同样可能增加国债的负担。
三、美国反滞胀措施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在漫长的反滞胀过程中，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尼克松和卡特采取许多反滞胀措施，最终都失败了。但里根反滞胀政策却取得了成功。里根的反滞胀政策组合拳包括：
第一，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减税计划，为美国产业升级、技术更新准备好了硬件条件和基础需求市场。这是里根治理滞胀成功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引起了油价的下跌；美元升值也使得进口产品价格下降；工会为保证工人就业而放弃提高工资的要求等客观原因也使得通货膨胀出现了下降的态势。
第二，釜底抽薪，坚持紧缩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膨胀。当时联储局主席沃尔克决定收紧货币供应，并将基准利率提高到20%以上。结果经济立即出现衰退，失业率增至10%以上。此时工人们不敢再要求加薪，企业也不得不停止涨价。
第三，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变联邦政府的过重社会福利负担，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尤其是随意性开支，减少联邦政府在干预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责任，由州和地方政府更多地负担社会福利保障的责任，促进私人和社区福利事业的发展。
第四，推行战略防御计划，开始进行战略收缩。在1985年初正式推出了战略防御计划，由相互摧毁战略转向确保生存战略。以退为进，迫使苏联在其他领域内让步，拖住苏联，夺回主导权，制服西欧和日本。减少国防预算负担。
第五，致力平衡预算，放松对企业控制。里根政府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目标，即使利率过高触发经济危机，也不放弃从紧的货币政策。
美国反滞胀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经济出现滞胀危机，可采取下面的措施：
第一，大幅度减税，给企业减税，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吸引社会流动资本进入实体；给个人减税，能增加个人收入，刺激需求。
第二，大幅度加息，能让很多社会流动资本回到金融机构，促使物价回落，尤其是房价回落。
第三，加强国防建设，尤其是加强海军建设，既能提高中国军事力量，又能消化一部分相关企业库存，减轻相关企业负担，增加就业岗位。
第四，让股市稳步上涨，能大量吸引社会流动资本到股市，让股市起到“蓄水池”的作用。股市不断上涨，赚钱效应明显，能让投资过热且又受政府调控的行业资本流入股市，从而使过热的行业降温，物价回落。尤其是现在可让房地产投资者抛房产进股市，从而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股市稳步上涨，又能使企业融资顺利，企业尤其大量中小企业资本短缺的问题就得到缓解。
第五，正确对待庞大的民间资本。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允许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设立银行，最大限度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严厉打击高利贷活动，稳定金融市场，稳定社会。
总之，反滞胀不能像古代鲧治水采取堵的方法，而应像禹治水采取疏导的方法。
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东南亚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091.3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007－02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首创，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分析。
（一）凯恩斯主义的内容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它的的理论框架，通常被认为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哲学基础，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主张国家采用需求管理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实行扩张性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性政策，以此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凯恩斯以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根据，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刺激消费，降低利息率，提高有效需求，以实现长期的充分就业。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
（二）凯恩斯革命及其现实意义
凯思斯经济理论的革命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理论上对萨伊定律进行了革命，摒弃了“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以及“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发生”这种传统观点；二在政策上对传统的自由经营论进行了革命，摒弃了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三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人及其波动的原因，以区别研究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户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凯恩斯理论和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通论》问世10年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登上了西方世界“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二战以后，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政策内涵，主张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调控手段稳定经济，推动了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繁荣。此后一直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都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资本主义似乎进人了“凯恩斯主义时代”。
二、全球金融危机及其爆发的诱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崩溃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一对孪生问题，目前，正在不断发展和扩散，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暴，席卷华尔街，波及实体经济，向世界蔓延，给各国的金融、经济蒙上阴影，越来越明显的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令全球不安。
（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这次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由债务危机引发，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其共同的成因都是经济泡沫。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国际收支，即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外债过高，不适当的固定汇率无法维持，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危机发生。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金融体系坏账攀升、信用紧缩、市场恐慌，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衰退。
（二）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引起金融危机
对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根本原因的不同认识导致对其危机深度判断的重大差异。目前，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的判断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次贷危机归咎为次级抵押贷款及其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代表人物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
第二，将次贷危机归咎为监管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代表人物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
第三，将次贷危机归咎为全球经济失衡，代表人物为美国财长保尔森。
前两种认识集中在监管和信息披露的微观层面上，使人们认为，危机仅仅限于金融危机本身及其对实体经济和人们消费的影响，只要这次危机能够度过，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就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而保尔森则认为，全球贸易失衡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而失衡的双方，无论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还是经常项目顺差国都负有责任。以上这些仅仅从金融角度认识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结果只能使金融危机的发展更让他们感到迷惘和措手不及，乃至救助不力。显而易见，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即使救市措施一时奏效，但只要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各种金融危机就会不断发生，直到开始触及和缓解这个问题。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长期积累而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美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重建实体经济，需要时间调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再次出台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深刻，但当凯恩斯主义撞上滞胀之墙而失灵之后，凯恩斯主义逐渐退出。如今，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教授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使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与凯恩斯相似的不仅是其文笔，克鲁格曼在世界观和政策立场上也带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提出以银行注资、降息为主的货币政策效力殆尽，政府应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并惠及穷人，才能拯救陷入危机中的美国经济。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这在形式上确实意味着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启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救市举措，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亦承诺了一连串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以及军事方面的支出项目以推动经济及改善民生，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奥巴马政府短期内将不可避免推行财政刺激计划以挽救正在急速下滑的实体经济。以上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正在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重视。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扩展经济政策的重新出台，有多方面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世界面临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刺激经济
克鲁格曼认为，摆在今天许多国家面前的基本问题与在大萧条期间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这就是，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既然当前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处的环境基本相同，那么，运用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去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促使经济走向复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同当时凯恩斯提出运用膨胀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如果再使用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办法,只能使目前的世界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在对付“滞胀”上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是，在应付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振方面，还是比其他经济学派略胜一筹的。
2.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
政府由于对某些情况了解的不够,在制定经济政策上难免会失误，这就给实施扩展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契机。在美国，当1991年3月走出经济衰退后,工业生产疲软,失业率较高，因此急需扩张经济,布什政府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结果经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使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了7%。克林顿政府改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最终促使经济好转。欧盟一些国家政府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在提高利率措施失败后，近年不得不转而采取降低利率的扩展措施。东亚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反复摸索,纠正了以往的失误,最终走上了扩展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道路。
此外，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再次抬头,同外部因素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在东亚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呼吁东亚国家放弃业已实施的自由济改革，转向实行扩展的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即增加政府开支，大幅度降低利率，对外汇市场进行管制。
结语
毫无疑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派受到打击，在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纪之交凯恩斯主义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重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启用，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会全面崩溃。无论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还是强调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都认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只不过一方认为市场有失灵之处，需要政府介入干预，而另一方认为，政府干预常常好心办坏事，不如让市场自我调节更好。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纪初全球宏观经济调节的前景将是需求财政金融政策与供给经济政策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2][美]大卫・科茨.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海外视野.2008（13）.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4
工业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发展循环型工业，而循环型工业发展与布局具有不平衡特征，且存在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策调控。区域循环型工业发展与布局政策是为实现区域循环型工业发展和优化空间配置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区域循环型工业发展与布局政策，其主要目标是实现区域工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
二、区域循环型工业发展与布局政策的机构与组织
目前，我国的循环型工业发展政策主要由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环境保护总局和科技部制定。发改委主要侧重于资源综合利用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环境保护总局侧重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科技部侧重循环型工业技术支撑体系，各部委尚未形成“合力”，推进循环型工业主要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目标，忽视了工业经济效益目标，发展的动力不足。发展循环型工业需要进行制度创新、重构产业结构和布局，涉及生态环境、经济、技术、社会、地理等多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远超出以上机构的职能范围；另一方面，当前还没有重视循环型工业布局政策研究。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建立具有立法意义上的专门部门，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区域活动，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含区域循环型工业发展与布局政策）。
三、区域循环型工业发展与布局的主要政策目标
（一）区域循环型工业行业结构政策目标
（1）根据王如松等的5类生态产业分类理论和区域循环型工业系统协调发展理论，新的区域产业结构政策要促进区域5类产业在结构、功能和过程的协调，适度发展采掘业，鼓励节约原材料，提高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的比例，促进区域工业结构适度重型化、高级化、柔性化和生态化。根据以下7项原则即：①较强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工业循环经济技术创新能力；②强产业生态关联性，能促进循环型工业综合体的形成；③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产品市场广阔，市场扩张和生产发展速度快；④较高的发展速度或潜在发展速度，能带动循环经济整体快速发展；⑤较高的比较循环经济利益，能充分发挥区域比较循环经济优势，发展潜力大；⑥具有较大的规模，只有这样才能主导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方向；⑦动态更替性，不同发展时期，主导工业不同，选择区域主导产业和潜导产业；优先重点发展主导产业；配套发展生态关联产业，延长产业环；提高支柱产业的素质，保持和巩固其支柱产业的作用；积极发展需要就地平衡的基础性产业，特别是其中的“瓶颈产业”；扶持潜导产业的发展。中国应根据区域循环型工业发展阶段，采用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的对应形式，并鼓励区域循环型工业适度跳跃发展。（2）扶持区域经济效益低（一般大于零，下同）、环境效益明显的循环型工业及其服务优先模式。循环型工业包括“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企业、“分解者”企业，在中国目前的制度下，一方面，由于技术成本和“废物”收集成本高等原因，部分以上企业经济效益低；另一方面，由于利用技术处理废弃物需要耗费矿物能源、水、电及其它物质，并产生许多新污染，某些循环型工业存在环境效益下降问题，因此，需要政府扶持区域经济效益低、环境效益明显的循环型工业，协调“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企业、“分解者”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循环型工业要求强化产品使用而不是强化物质消耗，从生产优先转向服务优先。由于产品部件的标准化、与其它机器的兼容性、维护技术等因素的限制，许多服务优先模式存在经济效益下降问题，因此，政府应扶持区域经济效益低、环境效益明显的服务优先模式的实施。（3）控制政策。一般地，要限制采用只循环不经济模式和禁止采用环境效益下降的模式，限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传统高资源消耗、高污染工业的发展，但必须从循环经济的最高层次，重新认识高资源消耗、高污染工业。某些“高资源消耗、高污染”工业与相关产业建立生态联系，资源浪费少、环境破坏小，在区域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可适度发展。
（二）区域循环型工业技术政策目标
区域循环型工业技术政策是政府为促进区域循环型工业技术进步而制定的引导或影响技术开发和转移的政策。（1）循环经济的主要技术载体是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环境无害化技术或环境优化技术以及高新技术。（2）技术开发是区域循环型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政府需采取绿色税收政策、绿色财政政策、绿色投资政策和绿色消费政策等，促进区域循环型工业技术开发活动。中国近期应重点开发和推广资源节约与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的关联技术、回收处理技术、再制造技术、降低再利用成本技术等。（3）加强国际合作，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循环型工业技术专利、成套设备等，扶持企业的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相结合，努力实现区域循环型工业技术“引进——消化——创新——参与国际竞争”的良性循环。（4）构建区域循环型工业技术扩散通道。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循环型工业技术市场；鼓励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政府、中介机构、金融机构形成社会、经济、生态网络，创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和技术扩散政策环境；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区外资金发展循环型企业和参与不同类型循环型工业地域结构的建设。（5）加强政府在外商投资领域中的引导作用。政府要根据产业生态联系，制定招商引资政策，促进循环型企业和不同类型循环型工业地域结构的形成，鼓励外商投资于循环型工业的技术开发、引进和扩散，以促进区域循环型工业的发展。（6）禁止重复引进、盲目引进，限制引进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技术和只循环不经济的技术。
（三）区域循环型工业组织结构政策目标
（1）产业链可分为“生产者”环节、“消费者”环节、“分解者”环节及辅助环节，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将交易费用高的环节纳入同一企业，可实现规模循环经济效益，因此，应鼓励交易成本高的产业链环节在同一企业内部闭环一体化，进行规模扩张，发展循环型企业集团。（2）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在财力与技术开发上不占优势，在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量不足以达到规模化处理的最小规模，但中小企业具有经营方式灵活、组织成本低廉、转移进退便捷等优势，更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消费者追求个性化、潮流化的要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区域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协调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关系，扶持其发展循环经济，并形成循环型企业网络。（3）控制政策。一般地，要限制采用只循环不经济的企业扩张模式和企业网络模式，禁止采用环境效益下降的企业扩张模式和企业网络模式。
（四）区域循环型工业布局政策目标
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5
关键词：周易运行经济学；政府干预；自由经济；通货膨胀；经济周期
中图分类号：F01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005-02
周易运行经济学按照中国传统的《易经》运行规律，得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别的中国经济学体系。作者同时使用周易运行经济学解释了政府干预和自由经济的关系、通货膨胀、经济周期，信息运用等经济学问题，并预测了国别经济未来的走势。
一、从“太极两仪”图说到政府干预
太极两仪分立后，太阳表示总需求太阴表示总供给，整个“太极两仪”图指整个经济，既宏观的经济。而在太阳重心之中的那部分阴就是政府在经济中的政府行为。政府在经济上的政府行为在经济运行上起着节制总供给从而达到调节总需求作用。这里要注意的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被分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由政府出台，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出台。周易运行经济学的政府行为是指宏观经济政策，既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行政政策。
政府的这种政府行为是逆经济运行的。政府的行为按政府的需求和供给可以被划分为政府的需求和供给。政府的需求包括：税收、国债和行政政策中有利于政府需求的政策；政府的供给包括：货币发行和控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和行政政策中有利于政府供给的政策。政府的需求中的税收和国债等的实现都是由市场提供给政府的；政府的供给中货币发行和控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等的实现解决了市场自行无法解决的超额供给和供给不足问题。
因此，政府在调控经济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时，一定要遵循这个规律。经济政策制定一旦出现失误，在传导机制的作用下，因为有乘数效应，会造成成倍的经济损失，甚至会发生经济危机。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如果市场上出现超额总供给，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供给（如增大转移支付，扩大政府开支等）刺激总需求增长，来达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也可以通过增加政府的需求（如增税，发行国债等）来减少市场的总供给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后者的做法很明显不利于总需求和总供给规模的扩大，所以是不推崇的做法。
如果市场上出现总供给不足，政府可以通过减少政府需求（减税等）来刺激总供给增长以达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也可以通过减少政府的供给（减少转移支付等），从而减少总需求来达到平衡的目的，很显然，后者的做法不利于供需总规模的扩大，所以也是不推崇的。
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是周易运行经济学的基础，进而总需求和总供给规模的扩大就形成了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速度快慢取决于总供需规模扩大的速度，只要总供需保持平衡，快速的增长不会引起通货的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和20世纪美国的“新经济”都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说，政府的经济干预是可以无限扩张的，只要能保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并且只要能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政府的无限经济干预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信息的无限对称。也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取决于对宏观市场总需求和总供给信息的掌控程度和分析运用程度。如果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过多的干预了经济，就可能对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甚至引起经济的危机。
由此看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的争论也就不再是问题。同时，政府对经济信息的有效运用与否是“太极两仪”时期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二、关于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就是指物价总水平的普遍和持续的上升。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1）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过多；（2）需求引致；(3)成本推动和结构性失衡引起。这几个原因都和市场上生产的产品不足有关，其本质就是总供给不足。在总需求和总供给平衡的条件下形成的物价总水平是正常合理的水平。由于总供给的不足，造成总需求相对旺盛，从而造成物价上升。而物价上升又会引起生产成本上升，进而总供给更加不足，物价持续上升，经济就跌入了恶性循环里去。
关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过多的原因如果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后，政府只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政策回笼货币抑制总需求，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即可（注意：排除政府为了还债而新发行的货币）。虽然这样能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但是对于已经形成的总需求打压，不仅会造成失业人数增加，还会造成经济的衰退。
周易运行经济学不提倡上述紧缩经济政策的做法，建议采取刺激总供给的方法，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这样不但不会发生失业剧增，还可以将通货膨胀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此时刺激总供给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失效了。如果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然能从一定程度上刺激总供给，但是也增加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数量，使通货膨胀更进一步加剧，风险过大。所以，此时，就该由有利于总供给增长的行政政策出面来解决这一难题。例如，适当限定生产原料价格刺激企业生产，促使总供给上升。由于对生产原料限定低价，必然引起原料供给不足，企业的供给仍然无法扩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补偿性的生产原料的限价。对生产原料的限价引起企业的供给上升，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并且其规模扩大，政府的税收必然在原定规模上有所增加，而增加的这部分税收就是作为生产原料限价部分的补偿费用。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对生产原料限定价格不宜过低，否则就会引起生产过盛，进而政府的补偿费用也无法支付。
虽然经济可以持续高速的增长，但是持续高速增长不等于持续高速的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会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基础的不稳定，资源环境的过度破坏和污染。所以建议在经济运行中应当“在全面发展中求合理，合理发展中求速度”，要质量和速度兼顾，更应当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三、经济周期
1873年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其持续时间之长，对经济打击之重，仅次于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都是价格下跌，破产和失业严重。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受到严重损失。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原因都是由于总供给过盛而造成的。1873年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工业化完善后发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完成后，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在总需求还没来得及反映时，总供给发生了过剩。从而造成物价下降，企业利润下降，最后企业倒闭，工人失业。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迅速被提高，再加上生产扩大，技术装备优良的垄断的崛起，总供给在信息的不对称下生产量过大，导致了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从而引起了这场经济危机。因此在“阴阳对立”时期，引起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因此，所有引起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化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农业收入的变化、战争等都是经济波动的原因。
“太极两仪”时期的经济周期的形成主要看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加工和政策出台的正确与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日、意对军备的扩充就是通过政府的供给形成国防需求，从而达到与总供给平衡，可惜它们在走出经济危机后不应该发动战争，结果造成了比经济危机危害更大的世界性战争灾难。美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由于对凯恩斯的政府调控理论的实践，为走出经济危机找到方向，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需求增加，为美国走出经济危机提供了平台，二战帮美国走出经济危机，还帮助美国扩大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规模，使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强国。
四、周易运行经济学对经济的推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无限的需求刺激下，科学技术还会飞速进步，进而会大大提高生产力，使经济的运行发生本质的变化。根据太极两仪图的演变规律来看，太阳太阴大到一定程度后，太阳重心中的那部分阴会不断扩大，太阴重心中的那部分阳也会不断扩大，最终由太阳、太阴重心部分的阴、阳取代原来的太阳、太阴，并且在新的太阴太阳的重心部分也会衍生出新的一部分阴和阳。
将这一演变规律印证在经济运行的发展变化中，如果在一个国家之内，政府的国有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平分经济市场，也就是自由经济和政府干预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并且当国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内部也会出现用于节制国有经济的事物。如果是在国际范围之内，就应该出现一个国际经济组织来协调平衡整个世界经济，在国际经济组织中会慢慢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元素来制约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实施。
太极两仪时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运行形成的关键因素便是国家垄断和信息对称。国家垄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充分展现了它强劲的生产技术和高效的创新能力。现在国家调控不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的原因是：(1)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规模还未达到；(2)目前市场经济体系下能合理完成资源的配置，而国家垄断缺乏信息指导，反而无法合理分配；(3)国家垄断在具体的理论体系和操作上还不成熟，不适于现在应用。
信息对称是另外一个促进国有经济形成的关键原因。信息对称有几个优点：(1)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2)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3)使社会生产更加有效率；(4)使企业、政府在决策时，大大降低了失误的概率。
所以说解决国家垄断和信息对称是实现国别经济运行的关键，要实现它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由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下形成的寡头垄断，最后在时机成熟时，政府再将其收为国有，从而进入国有和市场并行的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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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6
关键词：政策创新；西部开发；调查
中图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30-07
本次“经济政策创新主题西北五省（区）500人调查”于2004年7月～2005年5月进行,由位于西北五个省、自治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企事业单位各级领导干部、机关干部、企业管理人员、高校教师填写了问卷。
发出问卷670份，收回有效问卷543份，占发放问卷的81.04％。分区抽样500份,抽样率为74.63%。
根据舆论测量法原理，从这500人中，可以推测出15000人所拥有的态度。500人（被调查者）×5（省区分类）×6（职业分类）=15000人
1.调查问卷结果的分类分析
1.1单项选择结果及分析
图1对政策的关心程度图2对经济政策变与不变的观点图1表明，对经济政策的关心程度,很关心的占42.6%（213人）,比较关心的占53.8%（269人）,不大关心的占2.2%（11人）,不关心的占1.4%（7人）。
可见，多数调查对象对经济政策问题比较关心，可推断出对经济政策的了解也相对具体详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高。同时也说明，人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关注度较高。此外，也反映出这次调查的主题十分必要、可行。这个调查结果，了解人们对西部开发战略的认识、对西部开发中的政策建议、对西部开发中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和关键环节的把握、对发现西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对进一步推进西部开发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
图2表明，认为经济政策相对稳定的154人，占30.8%；认为经济政策应不断改进的274人，占54.8%；认为政策该变则变的72人，占14.4%。
多数人主张经济政策不能墨守成规，应当与时俱进。他们认为，经济政策长期不变，势必阻碍发展，但也有1/5的人认为政策长期稳定是必要的。可见，在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认为经济政策的改变是不应该的，政策不变才是正常的。这说明政策创新的观念在相当多的人那里是不具有的。还说明人们对基本政策的稳定和具体政策的不断改进的关系还有待厘清。
图4区域政策该不该全国一盘棋图3表明，认为在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一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长期不变的结果是,21.4%的认为有利于发展（107人）,76.8%的认为不利于发展（384人）,1.8%的认为无所谓（9人）。
可见，多数人还是认为，一种具体政策长期不变对经济发展不利。这就说明，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政策变与不变的关系上还是持公正的态度的。基本政策不能变，具体政策该变就变这已是一种共识。形成这种共识，对彻底改变传统计划经济的观念，对改变对经济政策的传统观念有重要作用。
图4表明，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应该全国一盘棋的有31人,占6.2%,认为不同区域应有不同政策的有469人,占93.8%。可见，绝大多数人认为，即使是区域政策这种宏观的，关乎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政策，也不应该不分具体区域，统统由中央统一制定和实施。在中央大政方针下，各地区应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区域政策，区域政策应该区域化，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观念与市场经济时代的政策观念应该有区别。对经济政策的制定，绝大部分人承认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时因地，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政策。这就说明，区域政策区域化已形成某种共识。
图5对于西部开发目标长远性的认识图6对评价一项政策好坏的认知度图5表明，1.4%的被调查者认为能在短期内实现（7人）,93.8%认为是一个长期任务（469人）,4.8%认为很难实现（24人）。以上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人认为，西部开发是一场持久战，绝不是在较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必须作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这反映了人们在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经历后的一种成熟。他们不再相信一蹴而就的奇迹出现，开始冷静地思考西部开发这样关乎全局性发展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认识是值得称道的。
图6表明，对于评价一项经济政策的好坏的标准,认为应该让所有人满意的26人,占5.2%,认为是让大多数人满意的474人,占94.8%。统计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正确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一项能使得大多数人满意的政策就是好政策。政策效果能达到“帕雷托最优境界”当然最佳，但只要能做到使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就可以了。
图7关于制度能否取代政策的认知图8对我国东中西部政策创新差距的分析图7在用制度取代所有政策是否可能这个问题上,认为将来可能，现在不行的296人,占59.2%,认为永远不可能的187人,占37.4%,认为不置可否的17人,占3.4%。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政策和制度的区别与联系上尚待厘清。实际上广义的政策包括制度，制度比政策更具有刚性，政策比制度更具有弹性，两者缺一不可。制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代替政策，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都将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危害。而政府失灵的本质就是政策失灵。西部大开发政策本身就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样关系到宏观经济问题的科学决策。
图8在政策创新差距上，认为我国西部与中、东部相比,6.6%的认为差距不大（33人）,91.8%认为比东部差（459人）,1.6%认为没有差距（8人）。调查对象绝大多数人认为，我国西部在政策创新方面与中、西部有较大差距，这种认识是可喜的，它说明，人们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认识到政策创新能力和措施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作用。在人们的心目中，那些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就是政策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
图9东西部各项政策透明度差距图10对中央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评价图9表明，各项经济政策的透明度,西部与东部相比,认为没有差别的12人,占2.4%,差别较大的440人,占88%,差别较小的48人,占9.6%。政策透明度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经济区域的政府工作作风和效能，反映了一个地区或区域的政策过程现代化水平，88%的人认为西部在政策透明度方面比中、东部差，从而表达了西部部分干部群众对要求增强政策透明度的迫切愿望和真诚要求。
图10对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的政策,48.4%非常支持（242人）,34.2%比较支持（171人）,13.2%一般支持（66人）,3.6%说不上（18人）,0.4%不大支持（2人）,0.2%比较反对（1人）,其他不支持和非常反对的为零。西北各界已意识到了对自身脆弱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中央的退耕还林、还牧、还草政策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说明保护生态环境，谋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退耕还林政策得民心、顺民意，是惠及中华民族今天和未来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对这项政策持非常支持态度的人占48.4%，持比较支持态度的人占34.2%,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对这项政策的科学贯彻存有疑虑，能否既重视生态恢复又保证粮食安全；能否对该项政策的具体措施进一步细化，这些都需进一步在实践中深入探讨。
图11对西部开发已获成绩的看法图12对地方保护主义形成原因的认知图11对西部大开发以来取得成绩的评价,7.2%的表示满意（36人）,51.2%的比较满意（256人）,41.6%不大满意（208人）。对西部大开发几年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有58.4%的调查对象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有41.6％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大满意，这说明西部大开发已经取得了较大成绩，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肯定，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说明干部群众能够客观公正地看待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不再盲目乐观，人云亦云。
图12关于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原因，有19.6%认为是自然地理原因（98人）,有36.6%认为是行政垄断原因（183人）,43.8%认为是经济利益原因(219人)。可以看出，大多数人认为，地方经济利益所形成的行政垄断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原因，认为纯自然地理因素导致地方保护的占被调查人数的19.6%。这就说明，多数人对地方保护形成的原因持客观态度。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行政垄断问题，其次要调整好地方利益。由于存在着客观上的自然条件差异，就有了经济发展差异，因而就有了地方保护的要求。地方保护主义在相当时期内将客观存在。
图13对西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认识图14对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出路的看法图13对于在西部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态度,认为是当务之急的162人,占32.4%,认为不必急功近利的338人,占67.6%。调查结果表明，西部开发进程中，对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大部分人持慎重态度，认为可以缓行。持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缺乏产业依托，形成了一些空心化小城镇；片面追求建筑规模，重形式不重内容，许多建筑设施缺乏实用性；缺乏总体规划，城建设施不配套；脱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有街无市，建筑物空置。有些地区的小城镇建设和农业生产争土地，使部分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依托，导致社会矛盾和不和谐。
当然，小城镇建设是农村发展的方向，但必须建立在农业产业化和经济增长及发展的基础上，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西部小城镇建设不必急功近利就说明了这一点。
图14对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本出路,认为在于改变地方政府政绩评价指标有193人,占38.6%,认为应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307人,占61.4%。地方保护主义的解决方法上有六成的人认为应当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一种推进经济区划和市场化的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本解决办法。对于不合理的行政垄断，除了推进区域合作外，相当多的人认为应该改变地方政绩评价指标，变单纯追求GDp指标为设置综合指标，比如说设置地区经济开放度指标和区域合作指标，以促进对内开放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图15对西部开发中首先应当改进的政策认知图16对经济政策创新所应解决的关键问题的认知1.2排序选择结果及分析
图15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首先应当改进的政策,18.6%的赞成区域合作政策(93人),14.8%的支持中小企业政策(74人),34%产业政策(170人),32.6%利益分配政策(163人)。
在推进西部开发具体政策的选择上，产业政策和利益分配政策的排序靠前，接着分别是中小企业政策和区域合作政策。之所以产业政策被特别看重，说明人们认识到，西部开发必须依赖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倾斜，西部开发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否有效推进整个西部的工业化进程，能否使西部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同时，利益分配政策的供给也是当务之急，仅靠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东中西部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图16经济政策创新从重要性来看,认为应该首先抓政策目标创新（281人）占56.2%,认为是政策手段创新（96人）占19.2%,认为是政策能力创新（94人）占18.8%,认为是政策过程创新（29人）占5.8%。
半数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目标创新是经济政策创新的首要途径。接着依次是政策手段、政策能力、政策过程的创新。在人们心目中，推进西部开发，关键是要有明确、合理、清晰的政策目标，使得经济政策目标更加具体化、科学化。政策目标模糊、概括、空泛，只是一些指导原则，就无法解决具体的政策问题。我们现在不缺少指导性政策，缺少的是可操作性的具体政策。这就需要寻求新的政策手段，提高政策能力，创新政策过程。推进西部开发，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具体政策目标的确定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上群策群力、狠下功夫、谋求创新。
图17对导致东中西部发展落差的社会因素的认知图18对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主要原因的认知图17对制约西部发展落差的社会因素的认识,26.8%认为主要是自然环境差别（134人）,49.8%认为是思想观念差别（249人）,17.2%认为是政策创新差别（86人）,6.2%认为是历史传统差别（31人）。49.8%的人认为思想观念差距是最大的差距，其次才是自然环境差别。这就说明，大多数人认识到，思想观念差距比起自然环境差距更可怕，如果没有观念转变，就根本谈不到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有26.8%的人认为，自然条件是制约东中西部差距的原因，这说明人们对自然条件导致的发展差距有了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人定胜天”的荒谬观念正在被消除，正视现实，积极努力正成为人们的一个新观念。
图18认为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分别是,投资环境为第一位（184）,占36.8%,依次是政策水平（126）占25.2%,市场体系（111）,占22.2%和制度建设（79）,占15.8%。多数人认为投资环境因素最为重要，其次分别是政策水平和市场体系建设差距。实际上，第一项是综合因素，提高政策水平和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是欠发达地区首先要解决的两个瓶颈问题。这刚好符合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据此可以看出，在西部开发进程中，改善投资环境是西部开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其中，西部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水平的提高又是投资环境改善的关键，接下来便是完善西部的市场体系和制度建设问题。应该看到，后两个问题也是东中西部差距拉大的关键因素所在。
图19对西北五省区政策创新能力的比较图20对西部大开发以来最有活力的西部省市区的评价图19西部政策创新能力较强的省（市、区）排序结果为,排列第一的应该为重庆（281）占56.2%,四川（69）占13.8%,陕西（64）12.8%,云南（42）8.4%,新疆（20）4%,宁夏（7）1.4%,贵州和广西均为(5),即占1%,内蒙(4）占0.8%,青海（2）占0.4%,甘肃(1)占0.2%,为零。
以上选择表明，在被调查对象看来，重庆和四川两省市政策创新能力较强，实际上，在西部开发战略开始实施的这几年中，重庆和四川显示出了较强的活力和政策创新能力，这两个省市在西部开发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十分突出的，这已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从调查结果看，云南、新疆两省区的政策创新能力也得到了人们的首肯，这是人们在西部开发中观察和了解到的，这说明单纯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出发来理解一个地区经济发达或不发达的原因，显然是难有说服力的。必须同时从当地政府的政策创新能力角度来说明。
图20认为西部大开发以来，发展活力较强的排列第一的省（市、区）,依次为,重庆（308）占61.6%,陕西（57）11.4%,四川和云南均为（34）各占6.8%,新疆（31）占6.2%,宁夏（11）占2.2%,贵州（7）占1.4%,内蒙（6）占1.2%,广西（5）占1%,甘肃（4）占0.8%,青海（2）占0.4%,（1）占0.2%。
以上排序结果基本上和创新能力的排序结果一致。最具活力的西部省市区依次为重庆、陕西、四川、云南、新疆、宁夏、贵州、内蒙、广西、甘肃、青海、。
这个选择结果和这些省市区这些年来GDp增长的排名基本一致。它说明实际上西部开发也不能搞一刀切，西南和西北这两个大区域，各有一些省市区先发展起来，起一种带头示范作用，从而带动其他西部地区加速发展，这对推进整个西部开发有重要战略意义。
图21对西部开发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认知图22对西部十一省市区政策环境的比较图21认为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共9个)依次排列为,第一为农村、农业、农民问题(162）占32.4%,摆脱贫困的问题（79）占15.8%,发展教育的问题(70）占14%,保护自然生态环境（65）占13%,振兴国有企业的问题(36）占7.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35）占7%,发展民营经济问题（28）占5.6%,中心城市现代化问题（13）占2.6%,发展小城镇问题（12）占2.4%。调查对象对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问题的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三农问题，第二位的是脱贫问题、第三位的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第四位的是教育发展问题。这就说明，被调查者身处西北，对西北的区域发展现状和问题的认识比较清楚，能实事求是地指出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而不是泛泛地谈缺乏特性的共同性问题，这就为我们从不同区域的实际出发考虑区域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
图22认为西部开发中，政策环境较好应该排列第一的省（市、区）依次为,重庆（288）占57.6%,陕西（46）占9.2%,四川（53）占10.6%,云南（40）占8%,新疆（29）占5.8%,广西（15）占3%,宁夏（11）占2.2%,内蒙（7）占1.4%,贵州（5）占1%,甘肃（4）占0.8%,和青海均为（1）,各占0.2%。
从前几项问卷结果分析已经看出，西部十二省区市中的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四省区政策创新能力强，发展活力强、政策环境好。从实际情况来看，陕西在西北五省区中一直是比较有活力的，重庆和四川在西南各省市区中也是最具有发展活力的。在西部大开发中，这几个省区在优化区域政策环境方面做出了不凡的努力，并取得了成效，因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图23西部各省市区在推进政策创新中应解决的关键问题图24在开放环境下，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应体现在图23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推进经济政策创新，在西部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依次在于,有31.6%认为在于政策水平提高（158）；38.2%认为是政策目标科学（191）；14.2%认为是政策手段创新（71）；10.6%认为是政策区域化（53）；5.4%认为是政策过程合理（27）。
在列出的推进政策创新应解决的关键问题的排序选择中，选择政策水平提高是当务之急的占首位，说明人们对西部政策水平与东中部的差距有一定共识，亟待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西部各级部门和人员的政策水平；选择政策目标科学的占第二位，说明西部开发政策目标定位有待进一步科学化，使人们明确西部开发应着重解决哪些主要问题，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选择政策手段创新的占第三位，说明西部开发政策应该寻求多种政策手段配合实施，不能仅仅等靠要，不能把政策供给仅理解为工具性政策的供给，如给钱给物；选择政策区域化的占第四位，说明许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应该允许不同区域有不同政策，政策供给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出发，允许选择，允许有差异。
图24在已加入wto的情况下，非歧视原则要求取消一切优惠和照顾，对西部的政策倾斜更多地应体现在,有24.8%认为是更大的自（124）,36.8%认同更宽松的政策环境（184）,25.8%认为是更公平的竞争环境(129）,12.6%赞成更有效的宏观调节（63）。
对于西部开发与wto的关系，调查者认为西部最需要的是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其次是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及更大的自，这反映了西部对于政策创新的具体要求。其中，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被排在第一位，给西部政策创新的更大自被排在第二位，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排在第三位，更有效的宏观调控被排在第四位。可以看出，大家最为关注的是政策软环境，这是西部开发政策取得应有效应的一个瓶颈问题，如果没有好的政策软环境，再好的政策也会走样。
图25西部在政策创新中所应解决的首要问题图25在经济政策创新中,42%认为是提高各级政府的政策水平(210),31.8%认为是增强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度(159),12.8%认为是鼓励各级地方政府推出适应性的具体政策(64),7.8%认为是拓宽政策效应的反馈渠道(39),5.6%认为是强化新政策的宣传力度(28)。
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关于政策创新，人们认为，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政策水平和增加政策过程的透明度。提高政策水平，关键是提高各级领导和干部的政策水平乃至政策创新水平，否则，再好的政策也贯彻不下去，而且政策还会被肆意歪曲。增加政策过程的透明度是保障政策科学化的关键环节，越落后的地区，越有必要破除精英政策的错误观念，把政策的科学性建立在政策过程的科学性的基础之上。
2.西北五省区500人问卷调查的综合结论
(1)从调查问卷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多数人对经济政策问题比较关心；认为好的政策是不一定让所有人满意的政策，大多数人满意即可；60%以上的人对西部开发以来的成绩和发展感到满意，他们从这些年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发展和中央给西部的各种优惠政策中看到了变化和希望。但仍有40%的人对西部开发的进展不够满意，由于被测对象工作、生活在西部，对西部开发的期望值很高，也有一些人抱有西部开发速成论的思想，因而，感觉西部开发进展不尽如人意。同时还说明，有些西部的地方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热衷于搞形象工程和形式主义，建设成果并未给当地人民带来实惠。
(2)大多数人认为，西部十二省区市中的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四省区政策创新能力强，发展活力强、政策环境好。从实际情况来看，陕西在西北五省区中一直是比较有活力的，重庆和四川在西南各省市区中也是最具有发展活力的。在西部大开发中，这几个省区又做出了不凡的努力，并取得了成效，因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3)调查对象普遍认为，中央的退耕还林、还牧、还草政策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说明保护生态环境，谋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退耕还林政策得民心、顺民意，是惠及中华民族今天和未来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4)调查对象对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问题的排序，排在第一位的是三农问题，第二位的是脱贫问题、第三位的是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第四位的是教育发展问题。这就说明，被调查者身处西北，对西北的区域发展现状和问题的认识比较清楚，能实事求是地指出西部开发中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而不是泛泛地谈缺乏特性的共同性问题，这就为我们从不同区域的实际出发考虑区域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
(5)在制约西部发展的诸因素中，多数人认为投资环境因素最为重要，其次分别是政策水平和市场体系建设差距。实际上，第一项是综合因素，提高政策水平和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是欠发达地区首先要解决的两个瓶颈问题。这刚好符合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6)在回答西部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思想观念差距是最大的差距，其次才是自然环境差别。这就说明，大多数人认识到，思想观念差距比起自然环境差距更可怕，如果没有观念转变，就根本谈不到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
(7)关于政策创新，人们认为，急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政策水平和增加政策过程的透明度。提高政策水平，关键是提高各级领导和干部的政策水平乃至政策创新水平，否则，再好的政策也贯彻不下去，而且政策还会被肆意歪曲。增加政策过程的透明度是保障政策科学化的关键环节，越落后的地区，越有必要破除精英政策的错误观念，把政策的科学性建立在政策过程的科学性的基础之上。
(8)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政策的不断改进是必要的，想用制度代替政策的功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一种政策长期不变，不利于发展。说明人们的政策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也说明人们已经看到了制度创新固然重要，但制度的作用很难最终取得制度的作用。
(9)在政策区域化问题上，多数被调查对象认为，全国一盘棋的政策思路已经成为过去，不同区域有不同政策应该成为政策创新思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别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国度里，推进政策区域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策区域化应该有三层含义：
一是中央在制定宏观区域政策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特点，克服一刀切的做法，使中央政策具有鲜明的区域指导性，使地方政府能够在政策执行中有一定的发挥余地。
二是区域政策要有区域特征，包括层次性、选择性和适当的灵活性。以层次性来说，区域政策应该表现出多层面的特点，除了宏观区域政策以外，应该鼓励几个不同区域根据自然、经济、行政区的特点，联合制定某个方面的政策。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区域联合政策成为中观政策。同时，还应该鼓励各地区，在中央政策的框架内，制定和出台适合不同区域特点和要求的局观政策，这种政策可以是一个县、也可以是一个市制定的。
三是应鼓励各区域创造性地执行和改进中央宏观政策。为宏观政策的完善提供政策创新思路，而不是一味等待和被动贯彻。应该指出，各区域的政策创新的努力是政策区域化的动力源泉。
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7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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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8
1.1政策方面的不足
1.1.1原则性过多，缺乏应有的约束力
在已经出台的民族地区大开发政策中，许多应该用数值指标做出的规定更多的是用文字表述，使之具有很大的操作弹性，缺乏政策应用的约束力。一些较为模糊的用语，作为总的政策框架，表明一种政策倾向是可以的，但负责实施政策的有关部门应该有一种量化的实施细则，做到心中有数。但实际上，在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原则性的表述仍然过多。
1.1.2优惠政策的效应降低
民族地区要形成对各种资本的吸引力，就需要构建“政策洼地”。诚然，在六年来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向民族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家当年给予东部地区的很多优惠政策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使得民族地区的“政策洼地”就很难形成。
1.2市场经济大环境的转变
1.2.1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步强化
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新变化。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性改革。东南沿海是中国体制改革创新试点地区，经济体制均超前于全国阶段性改革的推进速度。因此体制约束均要小于其它地区。但到了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实施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进入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功效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经济市场化的特征是要向能够产生更高报酬率的地区和部门流动，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律。
1.2.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践证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单纯走原有的高能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的模式，是难以保持经济高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粗放式的扩大再生产向集约化、高效化、节约化的循环经济转变是大势所趋，这也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也必须走集约化、技术型、高附加植的增长方式，不能仅靠掠夺式的开发资源，一哄而上的项目来获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平均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将分散的民族地区各区域的资源、资产和技术进行有效的联合和合理的区域分工，通过借助整体的力量才能适应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构思
2.1加快民族地区大开发相关政策立法
（1）国家应当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和约束各个主体的行为。
以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多变或失效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政策立法工作落后。不论是党中央的原则性政策，还是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的具体政策，多数是以文件、规定、条例、意见等形式实施的，只有极少数部分要通过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实施。所以，这样出台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含义和强制的约束力就很低,作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既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甚至变相执行。可见，政策的立法问题不解决，对民族地区大开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建立关于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根本法和特定法律。
可以考虑先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开发促进法》、《民族地区投资法》、《民族地区生态保护法》”等民族地区开发的根本法和关于环境保护、土地使用的法律入手为当务之急。用这些基本的法律形式把国家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方法、实施手段、各有关的责任主体、义务和利益等重要问题给予明确的界定，使这些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并具有法律保障，有效地提高政策措施的实效性和操作性。
2.2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干预的有效性
2.2.1改善西部经济发展的硬环境
在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对民族地区硬环境的建设，改善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如增加对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地铁和其他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气网、水网、信息网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坡改梯地、生态综合治理、长江、黄河防护林、主要江湖流水污染整治与大气污染治理等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建设；运用高新技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技术进步；水资源开发；培育旅游优势产业；建立生态经济示范区；国家中草药地区基地建设；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科教产业等项目。
2.2.2注重软环境体系建设
第一，构筑良好的政策环境。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重要形式。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的政策是政策效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在民族地区政策环境的构建上政府应注意实现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化，以及政策在不同时间的连续性和不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性，充分发挥政策的极力约束效应。
第二，实现制度改革和创新。树立市场经济观念，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以及社会大众的服务者。以制度创新规范社会各个角色的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效率与公平，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及信息服务，同时创造和维护公开、公平的经济环境。
2.3构筑民族地区经济圈，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协同发展
（1）区域经济联合即区域经济圈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以资源共享、利益共赢为特点的区域性协作发展是21世纪新潮流，如果说20世纪是以国家和区域的细小化、独立化为主导追求独立运行目标的话，那么，21世纪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协作追求更大规模效益目标的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欧共体基础上形成的欧盟，在顺利的实现了历史性的东扩后，又在统一宪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亚洲的东盟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欧会议以及各种国际性的论坛诸如博鳌论坛等，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形式而被广泛的推崇。因此，适应区域经济圈全球化协作新潮流，构建民族地区经济圈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适应全球发展的必然选择。
（2）区域经济圈已成为我国目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十年的走向来看，以区域中心城市作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正在加速形成并高速向前推进，这是我国完成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规律，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也是这样向前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启动沿海区域发展战略、2000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启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就是例证。展望未来，伴随这一发展过程，将会产生和形成以城市化为中心的资源、资金、人才和市场集聚带。
（3）构筑民族地区经济圈,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民族地区地区经济发展和基础条件较差，工业发展滞后，对外经济联系与合作较少，民族地区各省自身独立的工业体系及经济循环系统还相当脆弱，这一直是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若能通过民族地区地区内部的合作与联合形成三大西部经济圈，则可以将现有的资源进行新的优化整合和高效配置，并发挥整体优势，这样，才能提升整个民族地区产业在全国和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城镇化战略的实现。
2.4增强西部地区内生发展的能力
（1）加快民族地区国企改革和发展。深化国企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化，涌现出来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收购（mBo）、独立董事不独立等都是国企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便碰到了问题，中央和西部地区就更应该加快改革的步伐，学习借鉴国外如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国企管理的成功模式，突破旧有屏障，实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产权与经营权、权利与权益、责任与义务相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
（2）推进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大开发以来，国债资金在民族地区开发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长期建设国债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淡出。因此，采取大力推进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战略策略，提高西部存量资源的利用律和经营效率，也是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增长实力的必然之路。从东部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国有经济占有的工业化资源越低，经济发展越快。而民族地区城市现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及净值所占比重普遍在8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民族地区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提高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盘活存量。而民营资本具有在民族地区开发进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的潜力。
3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涌现出来的问题也是急需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这样一个长期的开发战略当中，如何摆正政府的角色，如何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增长能力，如何让民族地区大开发的参与者得到利益的保障以及激励他们继续进行投资建设，如何让民族地区人民从大开发得到真正的更多的实惠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进行民族地区大开发，更应回归到法律立法、政府体制等根本方面进行改革，使民族地区大开发更能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提升民族地区大开发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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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9
【关键词】农村经济；财政；保险；政策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这样的特征，总量成就显著，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如何让贫困地区迎头赶上，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扶持
在我国农业进人新阶段之后，我们应该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改进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
我们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考虑到农村经济的现状和农村发展的需要，今后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一个基本取向是：采取有效措施，坚持两个“反哺”的原则，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总量，体现财政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
3.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的投资
我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农村，也要从基础抓起。在现阶段，结合农业和农村的基本情况，财政支农在坚持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持的同时，要加强对农村的交通、水电、文化、卫生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成本，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还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保护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维护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针对各地区实际情况，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力度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区位优势的差异，各地区农业生产状况不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不平衡。发达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发展显然具有比较优势。相对来说，欠发达地区不是没有资源优势，就是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同时，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制于原有的经济基础，欠发达地区要赶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总量规模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必须以高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上要区别对待，实现地区间农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以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
5.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
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中的事权范围是确保农业投入稳定增长和及时足额到位的前提条件。根据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农业财政投入的特点，各级政府财政农业投入的范围应各有侧重。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农业投人中的事权范围，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对农业的转移支付制度，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把财政支农资金用到实处。
6.发挥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导向功能，拉动社会资金投入
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是各国政府投资和保护的重点产业，但并不是对农业的全部投入都属于公共财政的范围，都要由国家来投资。尽管我国已经进入支持、保护农业的新阶段，但不意味着农村全部公共事业都由国家和政府揽起，不能把建设新农村理解为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运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直接增加农业投入，还在于吸引和带动全社会的农业投入。要注意调整和优化农业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农业基础性投人，为社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在税收、补贴、贴息等方面对农业投资给予优惠和奖励，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和农村。
7.大力推进农村税费、农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福利
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息息相关。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除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负担沉重。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一切不合理的收费、摊派和集资项目，以保证农民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农业生产，有富余的资金改善生活条件。
选择适当时机，改革现行的农地制度，在不改变农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放活其经营权，让农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资源合理配置，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都具有现实意义。
8.构建支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等多方面原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和扶持非常少，我国的农险法律建设滞后、核算办法、税费扶持等政策不配套的状况没有扭转。在我国，农业保险只免交营业税，其他方面同商业性保险一样，国家尚无配套政策予以扶持。这就造成了仅仅依靠商业性保险机构独立经营农业保险，而我国政府补贴和扶持缺位的情况。
我国虽然已于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但这只是一部规范商业保险的主要法律，并不适用于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险也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应尽早出台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法)应明确规定政策性保险的政策性和非商业性特征、农业保险的经营目标、经营原则及组织形式等；规范农业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资金管理原则、政府支持方式等，并用存款比例、负债比例、流动性比例等经济指标调控其运行；《农业保险法》中还应对政府行为予以约束，对政府的作用和农民的参与方式进行规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或财政困难而忽视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由于我国农民收人低和保险意识差，因此由政府成立专业农业政策性保险公司引导农业保险发展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政府支付一切经营管理费用，采取强制保险，并享有免税待遇。除了专门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外，还应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社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突破单一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
通过再保险机制，最大限度地分散农业风险。也可允许其他保险公司经营农业再保险业务，超额赔付部分由政府负担，减少原保险经营者的风险。
虽然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损失的补偿方式，农业保险已经逐步为部分农户所接受，但在大部分地区，农业保险的意义还远没有被农村居民所认识。农民的保险意识还非常浅薄，对农业保险的作用还心存疑惑，农民不信任又不适应交钱让社会来保护自己。信任危机和缺乏互助互济的风气阻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大对农业保险的宣传至关重要。
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10
1.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退出和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经过20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政府近年来将消除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阵痛”——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持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濒于解体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滞后的教育事业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重新置于政府优先解决的议事日程上（注：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是针对发展失衡提出来的。）。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未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进而言之，伴随着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经历了一个退出或缩小的过程。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家庭和个人被重新界定为社会保障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注：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很多法律中都有对家庭养老、育幼以及配偶之间相互支持等责任的明确界定，包括《刑法》、《婚姻法》、《继承法》以及《收养法》等。），而政府则只限于补偿或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的传统权益受损的问题。因此，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针对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的下岗、失业、退休养老金发放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城市贫困等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他凡是有家庭或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则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而完全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或依赖家庭的支持来抵御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风险。
2.不恰当地借鉴外国“高福利负面效应”的理论是导致政府退出的重要原因
导致政府从社会福利责任中退出的原因很多，但是，不恰当地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过去20多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大多数有关社会政策的概念和理论主要来自西方。贯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的几个主导思想，如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等，基本上都来自西方经典著作或这一时期他们的改革理论和经验。由此，我们得出了高福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这样一个结论。对社会福利的这一否定态度，导致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中的责任经历了一个逐步缩小和退出的过程。
具体来说，在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时，我们被和西方国家起始状况表面上的共同性蒙蔽了眼睛。我们的城市改革是从一个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全民福利的基础出发——有人称其为“小福利国家”，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则是在福利国家“全民福利”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所以很多问题具有表面上的共同性，这使我们把他们要改革的问题当成了我们必须避免的问题。
这种认识是怎样误导着我们的政策思想的呢？2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文献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似乎更多借鉴了当时新右派或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西方福利国家社会制度的批判，而很少有文献对其福利制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进行系统的研究。由此，我们从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信息中得出的一个假设是：高福利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基于这样一种基本否定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态度，当时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中普遍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注：徐滇庆、尹尊声、郑玉歆主编《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98中国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论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对政府提供福利的担忧或否定态度进而演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先富带动后富”的假设，以及只要经济发展便可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的观点，使得政府从社会福利中的退出不仅有西方经验可资借鉴，更有本土理论提供支持。结果是家庭和个人被重新界定为社会保障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3.政府角色缺位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
国家、政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宝贵成果。只要不愿让人类陷入霍布斯状态，就应当对政府角色的定义慎之又慎。特别是对我们这样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又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大国，要考虑的不是政府退出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政府能力的问题。
无论是“先富带动后富”，还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这里尤其需要政府有效发挥其汲取资源、进行再分配、培育社会体系、实行监管的一系列重要职能。过去，由于政府角色的缺位，我们不仅未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反而陷入了所谓“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注：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结果，短短的20多年过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几乎接近警戒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加上贫富差距在中国形成的特殊背景（注：由于富豪经常落马或遭遇各种不测，因而有媒体将“中国富豪榜”称为“屠龙榜”（见《北京青年报》2004年10月17日）。人们对富豪的仇视，与财富积累过程的不透明和不公平有很大关系。），这种社会分化的局面对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稳定的冲击非常之大，若不认真解决，我们将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其实，早在19世纪，德国政治家俾斯麦就指出，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形成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可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现在倡言和谐社会，某种意义上是对前一阶段政府角色缺位、忽视利益共享机制构建状况进行反思的结果。
（三）误区之三：市场机制的高效率
1.“市场”曾经是最具魅力的词汇之一
我们从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中获取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市场机制的高效率。毫无疑问，相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市场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既是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也是其改革措施之一。但市场并不具备再分配的功能，因而并非在任何领域或任何环境下都是高效的。事实上，正因为市场的高效率是有条件、有局限的，才有了政府存在和干预的前提。然而，我们对市场高效率的认识几近于迷信，不仅用市场机制来改革国有企业，还在政府和社会领域中广泛应用这一概念。回顾20多年的改革实践，GDp和市场曾经是两个最具魅力的词汇。GDp是各级政府衡量和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内容，市场则因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而被当成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政府不仅鼓励老百姓找市场解决问题，其自身也从市场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例如，1990年代在温州流传的说法——老百姓有困难“找市场而不找市长”，一时传为佳话；而在“市场化”、“社会化”或“产业化”等概念被引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领域中后，“买服务”几乎成了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市场化的过程变成了政府推卸社会责任和逐步减弱公共投入的过程
于是，凡是政府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使得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变成了政府推卸社会责任的过程，变成了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长逐步减弱公共投入的过程。
实践证明，改革以来，在社会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不仅没有使社会大众获益，反而削弱甚至直接剥夺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权利，增加了社会不公平。
（1）“社会服务市场化”助长了强势集团的霸权地位
在市场化条件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实行“社会服务市场化”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中国，市场机制在经济领域中是极不完善的，在公共服务领域，竞争这一市场的基本要素更是完全不存在。例如，由于政府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和医疗服务长期供需失衡，再加上政府的垄断，使得服务使用者处于劣势，对服务的价格和质量不能产生任何影响。显然，这种背景下的市场化，只能是强势集团的霸权化。
（2）“服务收费”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公平的价值观
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社会服务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采取“服务收费”必然会削弱低收入和贫困人群抵御风险的能力。我们在社会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中，普遍采取的一个方式是服务收费。服务收费是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的一个重要形式。理论上，采取服务收费的目的是增加融资渠道和限制过度使用公共资源。不过，在许多发达国家，服务收费是在首先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社会服务权利的同时，对那些有特殊需要的非贫困人们收取服务费用。也就是说，那些与人民日常生活保障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福利和服务，对一部分人、特别是贫困人群来说，必须是“免费的午餐”。这是政府保证社会公平责任的主要内容。
然而在中国，市场的高效率被简单地等同于“没有免费的午餐”。于是，服务收费被广泛地运用于几乎所有领域和部门的服务中，包括社区服务、养老、托幼以及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甚至政府也成了准市场组织：在城市，各种服务收费是很多政府部门获得额外经费的重要渠道；在农村，费税改革之前，基层政府要靠收费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结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缴费是获得任何一种服务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使贫困人群更难抵御风险，是对“社会公平”这一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的颠覆。
在社会服务领域中简单地用服务收费来体现市场效率、进而用市场取代政府，不但未能“兼顾公平”，长远来看，也没起到提高效率的作用。例如在医疗服务领域的收费，对处于医疗保障制度覆盖以外的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来说，实际上是“劫贫济富”。贫困人群患病的几率更高是一个事实（注：oeCD，povertyandHealth（DaCGuidelinesandReferenceSeries），2003.），个人付费显然不仅会加剧其经济困境，更会降低他们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因此，服务收费不仅加剧了贫富悬殊，而且，从近年来因贫致病和因病返贫现象在城市和农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来看（注：根据民政部低保司资料，在目前大约2500万的农村贫困人口中，近50％为病残所致。这是政府出台农村医疗救助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还直接影响了经济效率——不公平导致效率下降。
三、重建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的积极角色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认识到政府从社会福利领域退出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问题，并重新开始重视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和平衡中的角色。由于我们在改革之初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经验时出现了误区，如今，政府在重新进入社会发展的角色时，必须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认识社会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社会政策缺失在中国很明显，其后果也非常严重。这一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只局限于为因旧体制解体而导致困难的人群以及其他社会边缘群体提供“最后的安全网”，对于新体制形成过程中以及全球化形势下如何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和提高其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能力，则缺乏必要的支持。二是社会政策一直以减轻企业（国家）的社会负担、增加家庭和个人责任为主导思想，因此，由家庭承担了经济改革的主要成本。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中国的家庭结构及其稳定性近年来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加上劳动力流动的趋势，家庭承担传统责任的能力正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注：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而一旦遇到的问题超过了家庭的能力所及，还得由政府来出面解决。这种事后补救的做法不仅成本更高，也会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归根到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是无数家庭及其成员从过去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向愈来愈开放的市场经济秩序过渡的过程。他们能否有效地适应这一社会变革，不仅关系到计划经济解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根本和有效的解决，还决定着中国最终是否能够顺利地过渡到一个有竞争能力的市场经济秩序。
因此，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认识社会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不仅要认识到社会政策对社会公平的作用，更要认识到它对经济效率的贡献。大量事实证明，政府通过构建和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使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普遍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核心，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需要从预防社会风险的角度出发，结合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来帮助家庭及社会成员增强其适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能力。这也就是说，既要注重当前的经济增长，也要关注长远的经济发展的目标；既要兼顾传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中的社会风险，更要关注对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新的社会风险的抵御和防范。换言之，社会政策要转向以预防和发展为目标的主动积极的政策，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顺利转型，迎接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作用
我们还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即政府必须在社会福利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政府承担起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才能最终建立一种能够使人民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更有保障的利益共享机制。
政府主导作用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承担起社会福利的投资主体角色，即政府要确立其在社会保障中的前沿位置，从社会保障的后方走向前台。长期以来，政府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一直扮演着辅助或最后防线的角色。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其融资渠道主要依靠集体和社会互助，而政府只是在上述渠道不足时给予最后的财政支持。这种融资安排不仅经常导致很多救助对象得不到帮助，也是至今未能在农村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根源。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源缺乏是制约政府投入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缺少社会政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资源不足。
（三）加强政府自身的社会政策能力建设
1.中国政府政策能力薄弱的原因
缺乏必要的制度资源和认识资源，是导致中国政府政策能力薄弱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原因系由历史因素造成的。
（1）实施科学管理的能力先天不足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跳过了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的充分发育阶段，导致了社会发展的断裂。纵观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工业文明对管理科学的重大贡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不仅在管理科学领域产生了一大批特别卓越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还培育了人们推崇科学、尊重权威和规则的行为。从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到1960年代戴明的质量控制，过程和细节一直是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方面的经验积累为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社会服务领域中引入质量管理的概念和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此，都构成了西方政府政策能力发育发展的需求和资源。我们缺少这个制度文明的积累，造成了政府政策能力的先天不足。
（2）计划经济的管理传统导致对政策过程的忽略
计划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重输入（投资）和输出（绩效），而轻过程、程序、细节以及人的动机等等对政策效果和质量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西方国家，规则、程序以及对责任的明确界定等科层组织特征一直被认为是保证政府管理效率和公平的理想模式；在社会福利领域，如果某些过程或目标不能完全由规则来进行有效的控制，政府会给予专业人员“有限裁决权”（注：R.Hadley&K.Young，CreatingaResponsivepublicService.Brighton：Harvesterwheatsheaf，1990.）。虽然科层组织在其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文缛节、低效和缺乏人情味等招致了公众的不满，并引发了新公共管理主张以结果或绩效管理来改革政府管理的趋势，但它为政府及公共管理领域中基于法律和规则的组织文化和组织能力的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反，在中国，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等往往是政策的主要形式，下级政府靠领会精神来实施政策，再加上重投入和产出而轻过程的传统，就使有法难依或政策落实难等的低效现象经常会出现。如果说，西方国家政府的低效是因为繁文缛节和专家主义的话，中国政府的低效或缺位现象则更多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繁文缛节”和专业输入而造成的。这种重输入—输出而忽视细节和过程的倾向，在社会政策中则表现为政策不完整和缺乏操作性，从而构成政策低效和失控的一个根本原因。
（3）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现行社会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对人性的简单化假设。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认为：经过教化，人可以做到“去私利化”。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以及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从一个较高的利益层面出发去要求具体的个人去做或不做什么，而对这些要求是否反映了人们的愿望或利益，或是否符合普通人的行为趋向，则缺乏足够的考虑，因而经常使政策的落实变成了强制和抵制的过程。事实上，社会政策之所以经常难以执行，一个原因就是，政策对象并不能完全按照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行事。
2.加强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的思路
（1）政府的行为逻辑从计划型向回应—支持型转变
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政治过程，各相关主体的认识和利益，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所以，政府单方面为百姓安排生活的逻辑，应当转变为回应—支持型逻辑，避免替老百姓想他们有什么需要和应该做什么。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任何一种社会需要，在产生的同时往往都伴随着一些自发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在这些自发的手段不能继续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就需要新的力量介入。有效的社会政策不是要取代这些自发的手段，而是要增强其功能。所以，政府要转变行为逻辑，将社会政策视为一个帮助社会成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手段的选择过程中要以事实为依据，通过渐进的方式，不断提高人们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
（2）在政策设计中，要对人性有合理的预设
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可资借鉴，同时，人又不纯然是经济动物。所以，在设计社会政策时，首先要对人性的复杂性有合理的预设。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如果政策与人们的意愿不相符合，不仅会付出高昂的行政代价，也很难取得理想的政策效果。因此，必须充分考虑个人的动机因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避免过多使用强制性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其次，重视社会政策的技术手段，通过技术手段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对政策效果的负面影响。例如，如果能够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加强常规监管、民主监督和政策透明度等机制，必然会减少腐败行为的机会，增加其成本，从而对其进行预防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