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1
在法学上讲，经济法律及其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容很模糊，探讨以不一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内容的民法、经济法及其商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各种联结是对他进行法律研究的最终目的。这个定义里，经济关系是一个关键因素，理清了经济关系相关的内质因素和外质因素，并有条理地对它进行分类，经济法律的结构和经济法律体系的结构构成就能被清楚地掌握。
一、分析法律经济和经济政策
纵向分析人类的经济社会，很容易了解到在现实中，很多的经济关系无非是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其中横向的经济关系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我国的经济调节关系是纵向的，而它是有限度的，我国的经济主要是由市场来控制，而不是政府调节。所以，经济关系不只是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的关系里还有很多的分类。于是，其中的商法民法及其经济法就出现了。对于经济政策，要认识经济政策的内容和大概结构，理清宏观政策的结构很重要，其中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是主要内容。具体政策是指在各种政策的指挥下，领导者为了更好的解决其中的具体问题，或者是完成其中的具体行为。经济政策是国家总计划和各类调节方式的纽带，它细化了经济总任务其各种宏观经济的指标，构成了多方面的基本行为原则，并充分发挥手段的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和经济政策最紧密但是经济法的部门，我国纵向调节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经济法，这与我国的经济政策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本文将从法律关系和法律政策的关系着重探讨。
二、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的作用关系
法律和政策具有不同的意义和性质，它们相互作用又相互排斥，两种协同发展，但也不能相互替代。而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两者的关系亦是如此，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做说明。
（一）经济政策作用于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是我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的方式，它的内容不能脱离我国经济政策的总基调，一般经济政策对经济法律是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不代表经济政策经济法律的地位高。主要从两个方面说明：
1.我国制定经济法律是根据执政党的经济政策
在我国，执政党代表着我国人民的利益，所以经济政策是经济法律的根据，把经济政策定型并进行规范，使经济政策更能体现人民的意愿。但是不是所有的政策都需要变为法律，只有是具有实际经验检验、有实际意义，并且符合人民客观利益的政策。与此同时，制定法律时不能一成不变，要具有灵活性，经济政策的涉广面比较大，而经济法律则需要更加具体。
2.法律实施过程中要遵从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
制定实现经济政策是个很复杂的过程，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有时候有巨大的波动，而且经济法律原则有滞后性，固定的法律规范和波动的经济社会就会产生冲突。根据经济政策指导法律的实施，是解决冲突的重要途径，但经济政策的指导不能脱离法律，把法律和政策更好地结合并不意味着违反法律。
（二）经济法律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经济法律有时会制约经济政策，从本质上讲，经济法律的执行代表着经济政策的实现。从法律的特征可以看出，它是使经济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第一，国家意志属性支撑着经济政策的实现，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这个特征使社会能够遵守，因此，经济政策才能在大范围内实现。第二，国家强制力的属性也保证经济政策得以成功，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这是权威性的体现，经济政策变为经济法律就说明了其强大的作用。第三，实现经济政策也离不开国家的规范。
总体来说，制定经济法律和施行需要经济政策的指导，而经济政策的后续发展，也需要经济法律不断的推动。
三、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同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了解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的联结，两者不可分割，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经济政策的地位不能被替代，而经济政策也不能没有经济法律的支持。
（一）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
由执政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经济政策，能更直接代表执政党的意志，而不具有国家意志；而经济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具体程序方面，经济法律比法律政策更加抽象原则，也更加严密、复杂。
（二）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表现形式
经济政策一般以政府部门作指示，其具体内容更加具有号召性和指导性；但是经济法律是由文字的形式颁布的，只是一种独有的形式，而法律经济作为基本的规范，具有确定性和科学性。
（三）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具有稳定性
经济政策及时并且灵活，它能根据社会的发展及时做出变动，以此来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而经济法律则更加稳定，从而能够更好地保障法律的权威。
（四）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调整范围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经济政策是对我国社会经济的调控手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都能体现，而国家并不属于其中调整的经济关系。经济法律更具有原则性，它可以调整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关系，使社会市场上的经济目标和市场手段更加科学、更加稳定，具有长久的性质。
四、结语
总结以上内容，只有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探索其不同和相互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市场才能更加健康繁荣地发展，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才能不断完善，以此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3.
[2]魏振瀛.民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3]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38.
作者简介：宋辉（1985-），男，汉族，河北张家口人，法律硕士，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讲师，主要从事经济法，法律教育研究。
张晓燕（1985-），女，漢族，河北张家口人，法律硕士，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助教，主要从事经济法，大学生法制教育研究。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2
【关键词】斯大林；新经济政策；苏联档案
一、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与执行
1924年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继续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和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农业，由此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在列宁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与左派对新经济政策的责难进行了斗争，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左派主张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发动重新进攻的一种喘息，只要有条件就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商品货币关系是不能够存在的。斯大林与左派一样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他的思想与左派又是不同的，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在退却的同时包含着进攻，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手段。斯大林认为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并且在农产品的收购与工业品的采购上要实行合理的价格政策，以使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不断发展。由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理论的正确认识与实际执行，苏联的农业、工业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段时期之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苏共十四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和目标。斯大林也最终战胜了以托洛斯基为代表的“不断革命论”和布哈林的“右倾主义观点”，在全党确立了领导地位。
二、斯大林对新济政策理论的定位
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还是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这是研究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思想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定位于过渡时期，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每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他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目的是要通过利用市场的情况下，克服资本主义成分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即便是它们中间最发达的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能不能没有新经济政策呢？不行，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不同程度上，新经济政策、它的各种市场联系，在无产阶级时期，对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绝对必要的。”[3]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1]在具体的过渡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论述。一般而言，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商品关系的探索，因而被归结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时期，而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方式。在过渡问题上，斯大林一开始的认识也是如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过渡和“权宜之计”。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认为是一个国家无产阶级之后必经的一个阶段，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同时他也认为“不能同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绝对不可避免的阶段”[3]。
三、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以及思想转变是新经济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在1929年完全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一开始的肯定新经济政策到后来对新经济政策的抛弃，斯大林的认识及思想转变成为了新经济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
（一）斯大林将苏联的粮食危机归结为富农和小农经济
粮食收购问题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问题，粮食问题处理的好坏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发展。1928年粮食危机出现后，斯大林一开始并没有急于想要变革新经济政策，反而在公开场合表明坚持新经济政策的主张：“现在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2]
1928年苏联爆发的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客观原因比如生产下降、农民劳动收入减少以及国家制定的一系列“不平等价格”造成的，是农民对于国家制定的不平等价格的一种不满和抗议，但是斯大林并不认为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出了问题，而认为原因是农村中的富农和小农经济造成的。斯大林认为苏联爆发粮食危机的秘密在于富农在本年度已经有可能利用这些困难来抬高粮价，进攻苏维埃价格政策，从而阻挠我们的收购工作。
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斯大林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在斯大林看来富农是不在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因而必须对他们实行强硬的政策，以解决国民经济面临的危机，从而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正是基于对于粮食危机的这种理解和分析，从而进一步得出了苏联在现阶段必须进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结论。斯大林认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才可能真正解决这一危机，解决农村资本主义向苏维埃政权进攻的不利局面。可以说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去留问题，他的这种看法和认识已经与现实相偏离，这也就为他其后的思想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斯大林论述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从而为变革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可能性
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斯大林从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内外条件分析了苏联的工业，指出必须有发达的农业为基础，这也是他变革新经济政策的动因之一。变革是必然的，因为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苏联总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不能允许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这就涉及到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观，他似乎在商品关系上有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当时俄国，斯大林越来越偏离了新经济政策的实际内涵，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生产应该是直接的、有计划的生产，而商品关系不过是被迫利用的一种形式。在1928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我们看到，斯大林已经开始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了。围绕“非常措施”展开的党内争论，在这一次全会上已经全面展开，而这直接决定着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从它成立之初就已经决定，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国际环境下，苏联这个新生国家受到的威胁是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决定了苏联要发展工业、建立稳固的国防，而从苏联内部上来讲工业发展又是孤立的与分散落后的农业极不协调，因而有必要建立与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而发展农业就是要尽快建立农业集体化。这一点上看，斯大林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从这个分析中得出了要变革新经济政策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也没有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与不考虑现实情况的急骤变革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从斯大林的公开发言来看，他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斯大林的确犯了错误
在对新经济政策问题的认识上，斯大林先反对了托洛斯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的思想，又反对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要合理利用市场因素的观点。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退却之后还包含着进攻，只是在这一问题的实际操作中，斯大林，完全割裂了这二者的关系。
考察苏联历史档案后，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在公开场合都表现出对新经济政策采取坚持的态度。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他越来越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是不统一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行后期，斯大林在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中过分强调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的设想中，社会主义中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斯大林在个问题上逐渐又教条主义地运用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渐渐忘记了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性质，转而采取一些极为不合理的做法。
（四）党内斗争直接促使了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
党内斗争也是促使斯大林尽快终结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因，由于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与斯大林的意见相左，使得斯大林因为斗争而不得不表面维系新经济政策，而实际上却朝着这一政策的反面行事。在1929年四月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就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农民问题、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关系问题、所谓“贡赋”问题、工业发展速度和结合的新形式问题、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同志等方面对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使得党内斗争尖锐化，也为把布哈林集团驱逐出党进行了准备。“斯大林及其集团用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来掩盖自己背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和同农民的结盟，却反而指责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脱离了党的路线，而‘爬’向右边。”[4]而从历史上来看，布哈林从一开始就反对对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进行限制和排挤等过度的政策和过火的行动，他反对过多的政治斗争和过早实行农业和工业的全盘集体化。从斯大林开始“自上而下的革命”以来，布哈林曾不止一次地谈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4]
在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把当时“党内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而到了新经济政策后期，斯大林却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退却”，在国家经济出现问题时，又过于强调党内斗争，使得党内决策的不统一，造成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斯大林在党内的垄断和独裁在档案文件中表现的是较为明显的，他的这种垄断与独裁以及对党内斗争的强调对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如此，斯大林当时对国民经济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党内的争论一方面促使他更为乐观地估计形势，也让他在政治斗争中排除异己，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较为良好的便利。
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也许不能仅仅归结为斯大林一个人的错误，但是斯大林对于新经济政策前后的认识，不得不说对于终结新经济政策起到了较为迅速的促进作用。新经济政策也就伴随着1928-1929年的几次中央全会的讨论而终结了，当人们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似乎就这样被人遗忘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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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俄]a.H.雅科夫列夫.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m].李方仲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150，702.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
abstract:
torealizethegreatgoal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pro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tthenewage,itishighlyrecommendedtoreconsiderandreorganizetheideaofvalueinpublicpolicy,theimportantmean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icgoal.Specifically,publicpolicymustbehumanoriented,andmustembodytheessentialvalueofsocialjustice,highlightitsnatureofpublicity,andstrengthenitscareforthedisadvantagedgroup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publicpolicy;publicservice;publicinterest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整合。面对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公共政策只有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才能正确地引领和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不断创新,从而全面地推进和谐社会理念在各领域、各层面有效地实施和落实。
一、公共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人,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为依归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满足、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放在首位,体现了社会建设发展的民本思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选择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观和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是对社会建设发展本意和发展规律的遵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质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原则、最高准绳和不懈奋斗的目标。
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中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主要工具,引导、塑造、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巨大。在公共政策规划设计的理念上,需要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摈弃落后于时展要求的发展理性,把以人为本作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秉持以人为本精神,超越传统过时的发展模式,根据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转变过去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较少关注社会发展成果对人的意义,忽视人的生活质量和素质的提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速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综合效益,重经济发展项目轻人文社会发展项目等等做法,回归到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的初衷上来,把以人为本放在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放在第一位,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人本伦理的政策基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创新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社会发展体制要求出发,积极构建社会发展政策,通过设计出台、贯彻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高人类应对社会发展的困境,有助于缓解发展过程中人类面对的巨大压力,使经济、社会处于积极合理协调发展的状态,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说,就是既注意经济目标的制定、执行和实现,更关注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执行与实现,改变社会政策滞后的状况,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要转变过去偏向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投资政策,改变政策制定、执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公共财政投资偏向经济建设,社会保障投资比重较小,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忽视社会保障、救助、福利系统建设的做法,恰当处理投资与积累的关系,推行相对均衡的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把生产性投资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公共服务性财政政策,改变大量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的现状,通过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我国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和根本依据,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绩评价指标上,要调整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走出政绩评价偏重经济指标的误区,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以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热衷大搞政绩工程,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的做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政策保证。
二、公共政策应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
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概念,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就是其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的精神内核,社会正义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媒介、手段。
公平、公正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所有社会成员在人格、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相互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这是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也是现代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公平、公正又是现代政府对社会公民的庄严承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的承诺。政府以建立公平、公正秩序这种特有的方式维护社会正义,是国家政治结构存在的理由,也是社会关系能够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前提条件。公平性、公正性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公民享有社会公平并被公正地对待,是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的社会面貌。社会公平状况不好,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就会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会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说,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和谐社会建设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共政策本身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调整过程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共政策对各利益主体的引导、规范、调控、分配的功能,使得公共政策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而权威,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平、公正,使其具有合理性。应充分运用政策手段为社会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调节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本准则,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公平、公正的理念与原则,在内容上做到实质公正,即内容科学、合理;在形式上做到程序公正,即公共政策的议程建构、规划设计、执行评估等环节按照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法定的程序开展。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要建立抑制独占利益的平衡机制和权利、机会、规则、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政策体系,特别应注重从起点实现社会公平,使具有同样能力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机遇,让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建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需要构筑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从体制上使政策公平、公正原则制度化,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本质上存在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公共利益少数人决断的公共悖论,这在理论上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公开提出了要求。一些政策的制定过多地掺杂了部门利益并存在强势集团左右政策的倾向,因此在实践上也使公共政策民主、公开就变得十分重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权威乃至政府的公信力,有助于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公平、公正价值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要公开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有关信息,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必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评议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等政策参与机制,开拓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吸纳社会各个阶层人员有效地参与政策过程。一个政策过程民主公开、政府运作透明诚信的社会将趋于更加和谐、更有凝聚力。
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要辨证地认识把握社会正义。公平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承认差别条件下的公平,在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差别。公平、公正有时必须以合理的差异形式来表现。因为,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历史的空间的”概念,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条件的制约。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绝对的公平、公正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是以形式的公正掩盖实质的不公正”,真正的公平公正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公平、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程序、规则不公固然会导致效率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但绝对公平会削弱人的积极性,会使社会缺乏活力,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要综合考虑受益公平、支出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既保证社会公平又体现利益差别。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消灭差别,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辨证地处理好公平与差别的关系,统筹安排、协调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资金投入,把差距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起点、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实现城乡、地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
三、公共政策应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从契约论的逻辑看,政府的权利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的合法性基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天然职能或公共性职能。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上,体现在为社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上,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政府要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贯彻到整个行政活动中。
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质特征看,“公共政策来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涉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问题应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把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体现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原则。离开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就可能演变成特殊阶层、利益集团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于社会和谐建设目标是不相容的。
从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看,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也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础”(杰里米?边沁)。在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公共政策要努力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目标和宗旨,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进入政策议程,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策设计、实施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公共政策创设必要的制度和规则,协调整合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基础。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看,其过程实质上是融合社会各阶层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均衡的过程。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始终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时刻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和谐。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利益,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对利益集团、个人私利的索取要在政策上加以限定,不能让其逾越社会公正的边界,因为,不对个人利益做出约束是不正义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集团、个人利益的获取是有规则、有边界、有理性的,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也受公共政策的调控。公共政策应充分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绝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满足迎合少数私利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否则,公共政策将丧失公共性,社会也难以和谐。
四、公共政策应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社会利益差距拉大,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利益冲突增多;社会矛盾尖锐,使社会风险加大而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社会关怀伦理,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道德要求。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发生重大变化,财富分配、接受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障、退休保障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改革政策的利益受损者,理应得到国家政策的补偿与关怀。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很难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很难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操纵着政策过程。因此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有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并成为政策议程,要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作出符合大局的恰如其分的考虑。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困境,政府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予以关注和补偿,可通过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一次分配,可调节收入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关系来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政策和手段保护弱势群体,尽可能使受益面扩大,以逐步缩小利益差距、填平社会鸿沟,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加大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力度,特别注意为弱者提供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让其通过努力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有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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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4
关键词：社会政策；依附性；主导地位
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学术界对于社会政策所涉及到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等制度和事业的发展历程，做了许多回顾性的研究和总结，其中，很自然地就包括对于30年和60年发展阶段的划分。这些研究和总结，不仅为认识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研究社会政策的成长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对于本文的写作也多有启发。其中，启发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作为划分社会政策成长阶段的依据。
一、怎样划分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
对于自建国以来如此长期而又如此剧烈变化的社会政策发展过程，划分阶段的标准应该不是唯一的。不同的划分，可能都会有所发现，因而都有价值。如果仅仅为了历史叙述的方便，那就更加不必拘泥于划分标准了，反正不管怎么划分，每个时间段中总会发生一些不同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为了研究社会政策的成长，那不同的划分所得到的结果就可能差别很大。因此，我们就需要辨析不同划分标准的合理性。
划分社会政策成长阶段的根据是什么?有的用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进行划分，但对社会政策来说，这是它成长的背景，能否作为划分阶段的根据?有的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进行划分，这是社会政策成长的经济条件和基础，能否等同于社会政策自身成长的阶段性?如果可以。那就意味着社会政策本身并没有自己成长阶段的标志，只有用外在的参照物(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作为划分阶段的根据，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事先证明经济制度和政策可以决定社会制度和政策，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这样的理论证明。即使有，它能不能站得住脚也还是个问题。
划分社会政策成长阶段的根据。取决于怎样确定判断社会政策成长的标准。能够作为划分社会政策成长根据的，应该是社会政策自身具有的因素，是它的特性，是这种特性的出现、成熟和发展。这种特性不是存在于外部的什么条件上面，不论那些外部的东西多么重要，而是社会政策的“自性”——它的独立性、独立存在的价值、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这种“自性”是怎样表现出来的?是以它自己的存在方式表现出来的，也是在与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
由于中国的社会政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只好用对它具有支配和主导作用的东西来标示它，正如一个仆人本身没有名字或名字拿不到场面上，而被称为“某某主人的仆人”一样。但是，应该依据社会政策自身的成长状况来划分阶段。不能依据它所处环境中的重大事件来划分社会政策的阶段，尽管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的整个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对包括社会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和制度起到了不容低估的影响作用，但是，我们所讨论的是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不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史。也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90年代毕竟出台了一些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当然也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就说这一定就可以成为一个阶段。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解体了，几亿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再加上80年代中期开始的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新的“三座大山”之一；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城市里的改革使得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人数比改革开放以前明显减少。总的说来，这段时间的社会保障是退步的，能够因为出台了一些明显带有“补救性”的社会政策，就说社会政策有了什么大的发展，并且构成了一个好像有多大进步的发展阶段吗?
二、社会政策的从属地位
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者是计划经济，后者是市场经济。社会政策的基础和条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社会政策对于经济政策的从属关系、依附地位，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政策从无到有，有发展，也有挫折。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2月，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劳动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破天荒第一次给劳动上了保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城市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劳动保险只有企业缴费，职工个人不缴费，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缺乏合理的责任关系，很快就演变成“大锅饭”体制。就业制度也是这样。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还是一个被战争摧毁的烂摊子，面临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之时。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喊出了“人人有工作”的口号，发出了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失业的宏愿。在计划体制下，按计划就业，分配工作岗位，实现了“充分就业”。但劳动就业的计划体制很快演变为“铁饭碗”，单位制强化了“大锅饭”和劳动者对单位的依附关系。就业制度的消极面很快显现，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城里人回乡，工人精简，接踵而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表明“铁饭碗”的就业制度实际上坚持不住了。
1980年以后，劳动保险、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被称为“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被称为“铁饭碗”的计划分配的就业制度，都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掉了。除侥幸保存下来的九年义务制教育以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育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这些制度在它们发挥了历史作用的时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组成部分，承认并且加剧了城乡差距、工农差别。总之，这些社会政策的作用受到局限，总体上是从属于经济政策的。
作为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的一个佐证，就是当时的“五年计划”一直叫“国民经济计划”，直到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才首次改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即使在这个标明有“社会发展”的计划里，规定的十项“基本任务”中，只有一项是属于社会发展的，其余九项都是经济发展方面的。而且经济指标之实、之硬，社会发展指标之虚、之软，非常明显。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社会政策的从属地位仅仅表现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上，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市场经济，就又表现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上，而市场对社会的支配，也不能不对个人与社会乃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因为市场的强势地位，
社会政策对经济政策的依附不是减弱了。而是加深了。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更加理性的探索。例如，1986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真正开始启动的年代。改革对社会保障的定位是什么?是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是年，“七五”计划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国务院下发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有关养老保险的法规，劳动人事部颁发《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用人自和职工工资、保险福利费用的规定》，强调外资企业必须缴纳中方职工退休养老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1991年的《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三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制度和“三方负担”原则(养老保险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养老保险制度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了，它的地位也逐步明确了。
郑功成准确地把“1986年至1992年”的社会保障改革称作“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1993年至1997年是作为市场经济体系支柱之一”，不用说是“配套”，就是所谓“支柱”，也是市场经济体系的支柱，而不是社会体系的支柱。社会政策对于经济政策的从属地位是非常明显的。
社会保障是如此，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一时期，在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风潮的冲击下，就连九年义务教育的经费都推给乡村两级，其实是由家长负担，许多农村小学教师连工都领不到；片面的就业市场化使弱势群体无业可就，生活窘迫。城乡困难群体增加；收入分配不公越演越烈，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医院创收，医药费攀升，群众缺医少药，一些地方甚至把拍卖乡镇卫生院当作改革方向。所有这些社会政策的偏差，甚至影响到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是与“行政制”紧密结合、什么都管的“单位制”，那时的职工，生老病死、交通住房等等，统统由单位负责。改革开放后，原有的单位逐步转变为功能单一的利益主体，企业就是企业，学校就是学校，机关就是机关，不再承担更多的社会事务，企业和事业单位剥离了办社会的职能。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也从对本单位有极强依赖性的“单位人”变成自主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人”、“社区人”。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管理一时难以跟上，大量社会事务无人问津，许多社会事业萎缩凋敝。加之迅速出现的庞大流动人口，给社会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社会政策从属地位的主要表现，一是可有可无，有钱就办，无钱就不办，即本身的存在取决于他方；二是即使有必要存在，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取决于他方(例如为市场经济配套)；三是即使承认其本身的价值，也是口惠而实不至。例如。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是一贯得到承认的，但如果叫公立的学校和医院去“创收”。那它们就只能依附于市场；四是即使受到重视，例如经费增加了，其本身的机制和运作仍然受制于他方。不是独立自主的。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末，这50多年的时间着实太长，如果是历史叙述，为方便计，可以分段讲述，但从社会政策的成长程度和状况来说，最突出的基本不变的特点，就是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本身虽然有所成长，但甚为缓慢，所以，不能因为时间长，它就不是同一种成长程度，就可以不属于同一个成长阶段。
三、社会政策成长的新阶段
什么时候社会政策有了自己独立的价值，有了与经济政策相当的地位?在社会政策成长的过程中，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我以为是2003年。标志性的事件是迎战“非典”，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以人为本”原则的确立，是在五个“统筹”(城乡统筹、地区统筹、经济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统筹)的方针下调整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式，这样，社会政策才真正提高到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2003年10月，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发展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004年1月，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虽然是一场流行性传染病，但却暴露了我国在经济连年较快增长的同时，社会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不然不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恐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可以用户口制度、就业分割、收入差距，筑起一道墙，人为地造成二元化的鸿沟，但是病毒的传播不论这个，而农村落后的防疫和医疗能力。迫使各地农村不得不像当年害怕鬼子进村一样，设岗放哨，对城里人实行封锁。这就不难理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谈到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时，肯定这“是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当然，“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国以来的革命和建设，曲曲折折，也有许多理论总结。包括需要统筹的五个大的方面。其中很多都涉及社会政策。不过，自此开始对于社会政策的理解，已经不单单是重要性了，背后的理念不同了，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不同了，而正是这些，也只有这些，才能推动社会政策成长到新的阶段。
不同的理念、对客观规律的不同认识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出台的一些社会政策中体会到：
2003年，从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政策到救助管理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把社会政策的理念转移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来，像流浪乞讨人员这样的社会底层群众。都能够由收容对象变成救助对象，而救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服务，把公共管理寓于社会服务之中。人的尊严得到了肯定。虽然就起因来说仍属对特殊事件的被动应对，但就实质来说，这是社会政策从被动地应付矛盾向着主动地建立解决矛盾的新机制的重大转变。
2003年，从旧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转变，标志着政府主动地把财政力量投放到迫切的民生问题——健康问题的解决上，扭转了合作医疗只依靠个人缴费和乏力的村级集体而屡试不爽的困局。这意味着政府不再拘泥于以社会保险为主的制度框架。增强了在民生问题上的国家责任。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
迫于“看病难、看病贵”以及“上学难、上学贵”等凸显的社会问题的压力，但毕竟表明了福利提供思路的转变。
2006年，关于和谐社会的决议正式强调民间组织特别是专业性产业组织、公益组织等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标志着引致和谐已经成为社会政策的功能性目标，一种服务于开创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开始全面展开。其中一个重要转变，是行动主体由政府与市场(个人)的二元结构转向政府、市场(个人)和社会(民间组织)的三元结构。这标志着国家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后，开始在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主动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探索一种政府与社会之间由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平等对话式合作的新型关系。
2007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城市全面推广到农村，标志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延续下来的社会保障制度重城轻乡，社会保险只在城镇内部扩大覆盖面的不平等格局，这意味着开始消除在社会福利提供方面对广大农民的歧视。
2008年，设立对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的全国哀悼日，标志着以人为本真正成为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抗震救灾这种社会救援、社会救助，承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同样珍贵的。这种救助不问出身、地位、年龄、性别、职业、贡献和政治表现，这对我们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是一个重大调整。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由管人、治人，改变为尊重人、服务人；社会政策的本质由国家权力转变为国家责任(民众的权利，民众有权要求国家尽到应尽的责任)；社会政策的主体由政府转变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社会政策的服务对象由特殊群体(这是社会排斥的结果)转变为覆盖城乡、覆盖所有阶层的全体社会成员(这是社会融合的结果)；社会政策的价值目的是满足民生的基本需要。这样一些今天看来很基本的理念和认识，如果与曾几何时那些同样被认为是很基本的理念和认识——社会政策是治人的手段、是政府独有的权力。只能照顾到一部分人，满足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比较起来，转变是何等深刻，变化是何等巨大!有了这样一些转变和变化，社会政策才能成长到新的阶段。
四、“社会政策时代”还是“未来时”
2004～2006年间，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分别提出中国正在走向“社会政策时代”，这是学者敏锐的感知!他们感觉到社会政策的独立价值和地位显露出来了。但如果说到“社会政策时代”的依据。不是社会政策有了独立价值和地位，并且能够与经济政策谋求“协调”和均衡，就可以叫作“社会政策时代”，而是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比，处于主导的地位，如果不处于主导地位，怎么能称为“社会政策时代”?
社会政策能不能总有一天会处于主导地位?那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的。
经济什么时候都是基础，都重要，但不等于经济政策不论什么时候永远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当人们的经济需求基本有了保障以后，关心的重点就会转移到其他方面。正如吃饭是重要的，但当衣食无忧之后，人们就要追求更理想的社会环境一样。相信在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互协调、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以后，社会政策就会处于主导地位。可以猜想。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之后的某个时期，随着社会建设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向更高的目标挺进。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相互关系应该发生新的调整。一些更新的理念就会出现，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就会到来。
这样，我们依据中国社会政策自身的成长状况，它的特性的形成、成熟和发展，划分了三个(大的)阶段：1949～2002年为一个阶段，主要特征是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自性(独立性、完整性)还没有形成(处于缓慢、曲折的形成过程之中)；自2003年到2020年以后的某个时期为一个阶段。主要特征是社会政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基本形成(当然这也是一个过程)，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并立、相互协调；将来的某个时期，在社会建设以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以后，并且有了更高理念目标的追求，在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中，社会政策处于主导地位，社会政策成长的更高阶段就会到来。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5
的政策在我国的发展道路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党的政策在国有企业的管理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国有企业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保证国有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引导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全面深入系统准确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将其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对于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十分必要。
党的政策的内涵及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党的政策的科学内涵
执行党的政策是现代国有企业管理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党的政策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是进一步探讨党的政策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的前提。
党的政策是党为了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以及执行一定路线而制定的活动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含义的概念，只有对其进行全面科学地解读和认识，才能真正贯彻实施党的政策。党的政策通常指的是党中央的政策，党中央的政策又主要指的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通常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制定的决策与全国性、方针性或者重大性问题相关，是战略性决策，而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制定的决策是对上两个决策的进一步细化，是策略性政策。相对而言，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决策占据着主导作用。在不同的时期，党的政策也会有所不同，其内容涉及到民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具体政策，主要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角度出发。
党的政策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单位，始终受党的领导。国有企业要实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可以说党的政策与国有企业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
其一，国有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要参与市场的竞争，党的政策有利于国有企业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同时，这也要求国有企业要兼顾一定的社会效益目标，承担某些社会责任，这就要求国有企业要始终坚持党的政策。而这也是党的政策在国有企业中要完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负担。以中建总公司为例，中建贯彻党的政策，积极实践着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始终围绕经济建设中心，紧密联系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以及任务，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指导作用，为公司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精神动力以及组织保证。如：中建总公司立足于内外市场，敢于创新、敢于竞争，使其成为我国最大的房地产建筑综合企业集团。可以说，中建总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党的政策，始终受益于党的政策。同时，他也受党的政策的约束，党的政策赋予其一定的社会责任，要求其能够做到服务社会，福利员工，积极推动和谐建设，追求项目实施和社会环境的和谐，企业与社会的和谐，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
其二，党的政策与国有企业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发展。首先，国有企业发展和党的政策高度统一于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根本目标及其各阶段目标，所有企业在追求实现最大化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承担着某些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还要满足经济目标服从于社会目标的要求，党的政策可以弥补国有企业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产生的负面影响，促进企业的协调发展；其次，党的政策和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方法都是坚持以人为本，企业要注重员工的需要，鼓励员工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积极协调企业员工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企业创造一个和谐的企业氛围。党的政策也是关于人的政策，是一种构建在人的基础上的实践活动。所以，国有企业要始终坚持党的政策，为现代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企业氛围。再以中建总公司为例，党的政策服务于该公司，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的同时兼顾着公司的企业文化，使其不会因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产生负面影响。该公司在总结历年优异成绩的同时，还进一步规划了今后的工作，要求认真贯彻党的政策，严肃政治纪律与政治意识，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反腐败，一手抓保增长，强化责任追究，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机制的改革，为全面管党治党提供有力的保障。有效推进“两个责任”的落实。
党的政策在国企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党的政策在现代国有企业中的作用是其功能发挥的一个具体体现，根据党的政策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再同我国国有企业的历史经验以及发展历程相结合，总结党的政策在国有企业中发挥的作用如下：
引导国有企业树立正确的管理价值观
在国有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企业价值观是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主要是根据企业的生产性质、定位以及社会责任等加以总结提炼而成的，并在党的政策的作用下逐渐转化成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观。所以，党的政策在国有企业当中所处的地位要求其能在不断规范企业的管理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引导树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管理价值观。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组织，其经营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的经济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并进一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国有企业的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在社会环境当中进行的，这就要求其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国有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增进社会利益，增强社会效益。这就要求国有企业树立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管理理念，在经营过程中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政策作为国有企业管理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起着引导、教育企业树立正确思想和观念的作用。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坚持党的政策可以引导企业的管理者和所有员工树立一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管理价值观。例如：中建总公司关爱农民工，对务工人员和劳务人员实施“五同”政策，每年会为农民工提供大概10万个岗位，带领着10万个家庭奔向小康生活，同时响应党的政策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中建五局连续三年创湖南省接收应届毕业生的记录。此外，中建总公司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开展社会帮扶，出资300多万捐建了“中国建筑韶山希望小学”，向旱灾区捐款50多万，金秋助学达到90多万，有效增强社会效益，促进了企业与社会的和谐。
引导国有企业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管理价值观。国有企业管理的过程其实是对公平与效率进行整合、把握以及协调的过程。在很多国有企业管理时很容易受到利益的诱惑而忽视公平的重要性，这就会增大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进而对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产生影响。在党的政策的正确引导下，可以强化企业兼顾的理念，同时在员工之间树立竞争及效率的观念，端正员工不正确的观念，进而树立企业公平与效率兼顾的价值观。
引导国有企业树立企业效益与员工利益相结合的管理价值观。员工利益同企业效益是紧密相关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国有企业管理需要调整的核心关系。企业的生存发展，必须要关注员工的利益，满足员工的利益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员工发挥其积极主动性，为企业创造更高的利益。党的政策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国有企业通过坚持党的政策才能纠正错误的观念，引导树立以企业经济效益兼顾员工利益的正确价值观。此外，党的政策的实施还可以利用企业文化这一大平台，将企业经济效益于员工利益兼顾融入到企业的文化建设当中，创造一种企业同员工共同发展的氛围。
协调企业各种利益矛盾，促进企业的和谐发展
f调企业劳动关系，维护员工的合法利益。通过党的政策的实施，国有企业可以教育并引导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树立一种“双赢”的价值观，鼓励他们积极合作，只有两者的结合，才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价值，并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以及增加员工劳动报酬的目的。通过实施党的政策，可以增强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避免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因劳动争议而产生冲突，同时可以有效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有利于稳定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
协调部门间的利益关系，加强企业内部团结。通过党的政策的实施，可以将其渗入到国有企业的整个管理过程当中，教育并引导管理者以及所有员工树立一种全局性的价值观，改变过去那种只为自己部门利益考虑的狭隘观念，统一各部门的政策将其用于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使所有员工都能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企业关系和谐。协调人际关系是国有企业管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企业对其进行科学的学习以及管理。在协调企业人际关系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很多方面的知识，其中积极贯彻党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通过党的政策，可以对员工加以教育引导，使员工明白人际关系冲突的必然性，引导他们改变错误的人际关系观念。同时，通过实施党的政策有利于了解员工的利益需求，为员工提供一个表达自己需求的通道，可以降低人际关系冲突的发生，从而为企业创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
提升国有企业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提升企业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实施党的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党的政策注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可以有效引导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以及方法论。同时，党的政策注重对员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有利于员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培养自己热爱集体的意识。可见，国有企业通过实施党的政策，可以有效转变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有利于提高员工的思想政治素质。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6
社会政策的具体内容是在不断丰富的。起初，人们对于社会政策具体内容的理解比较单一，一般只限于狭义上的“社会福利”（资源分配）。随着社会发展的逐渐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到社会福利同社会权利密不可分，因而社会政策还有必要包括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亦即“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简言之，凡是同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息息相关的政策都应纳入社会政策的关注视野。社会政策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社会救助、救灾、社会保险、医疗卫生服务、就业、妇女儿童保护、性别平等、种族（民族）平等、老年人权益、房屋住宅、劳资关系、劳动者工作保护条件、人口政策、婚姻家庭保护、残疾人福利保障、孤儿扶养、退伍军人优抚与安置、职业训练、义务教育政策，等等。
公正与社会政策是密不可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公正与社会政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公正是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依据。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在自由、平等、社会合作等理论依据的基础之上，强调“给每个人他所应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公正具有重大的意义。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公正毕竟只是制度安排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一种基本的规则，它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方能在现实社会中体现出来。就社会层面而言，公正必须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才能具体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政策是公正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公正的社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政策来实现的。“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社会正义，我们就要把它的原则应用到个别地或者整体地产生贯穿整个社会的分配后果的亚国家制度上去”。
对于中国的整个历史来说，1949年至少发生了两件意义极为重大、影响极为深远的事情：一是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二是社会的重构。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中国饱受外国侵略者的侵害，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苦、屈辱状态中，国家分裂，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因此，“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中国民众由此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接着，在50年代前期，中国完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重构工程：中国社会摧毁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激动人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特别注重人民大众的社会平等地位、基本权利和基本权益。这一时期，围绕人民大众的社会平等地位、基本权利和基本权益，围绕社会成员一些最基础性的需要，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许多社会政策。纵观1949年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间，有些社会政策得到了广泛实施并取得了深远影响：
1.围绕女性解放而制定和实施的社会政策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生活极为悲惨。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甚至出嫁时的嫁妆也不得完全归自己所有；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礼教。虽然从近代开始就有许多先进的人士倡导妇女解放，试图改变妇女的悲惨状况，但由于没能将女性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因而其影响是有限的。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通过相关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国女性的实际境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权利。第二，妇女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第三，广泛地参政议政。
第四，重视妇女的健康保健。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既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这种积极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2000年，中国女性经济活动参与率高达72.7%，居欧亚各个国家之首。在众多的后发国家中，中国在女性解放方面的成就明显居于领先位置。
2.有关大众教育的社会政策
1949年之后的30年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国民的教育工作，制定和实施了许多相关政策，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众教育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这不仅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乃至为中国社会经济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在建国30年间的诸项社会政策中，还包括一些尽管对以后的借鉴意义算不上十分明显，但在当时却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救助政策。第二，劳动保险及福利政策。第三，就业政策。
除上述政策外，这一时期中国在社会政策的其他许多方面，如计划生育设想、学生健康、农村合作医疗、公共医疗、救灾等问题上，均进行过一些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建国30年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开启了真正保护民生、关注民生的先河，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一，在劳动者群体基本权利的保护方面，在劳动者群体社会地位平等的维护方面，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满足了当时人们最为迫切的需求，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在中国民众基本生计、就业以及受教育机会的保证方面，应当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是卓有成效的。1987年，根据对1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但中国的人文指数却步入了“人文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其三，在积极推动当时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起了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人们对于公正的特定理解，使得建国30年社会政策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和不足：①具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成分；②对民众基本权利的重视甚于对民众基本生活质量需求的保障；③社会政策的非全民性；④社会政策的不规范性；⑤社会政策的实施往往借助于社会动员来完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政策基本理念及取向的转换；二是一些具体的社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三是社会政策呈现出一种比较体系化的迹象，而且其中的许多内容开始同国际接轨。
1.社会政策基本理念及取向的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使得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由以往平均主义的基本取向转变为现代公正意义上的基本取向。对此，可以作如是的理解：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个体人意识逐渐确立，“个体人”逐渐从“整体人”当中剥离出来。就个体人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来说，个体人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背景，使得中国在社会整体和个体人的关系问题上，几乎完全是以社会整体为基本出发点而忽视了个体人的基本价值，忽视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个体人几乎消失在“国家”和“集体”之中。
于是，当时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只能是平均主义和“身份等级制”，与之相适应，社会政策受益对象只能是带有极大“抽象意义”的“社会整体”、“阶级”，而不是具体组成社会的无数个具体的社会成员亦即无数个“个体人”。个人几乎完全隶属于社会整体或是特定的集体如“单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当中的个体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与之相适应，平均主义的取向及做法逐渐被社会所遗弃，“单位制”现象迅速消失，身份等级制现象逐渐瓦解，个体人逐渐从社会整体亦即“整体人”中剥离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具体的社会成员便成为社会政策的真正服务对象，个体人便成为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是以具体的个体人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那么，重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也就必然成为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重视社会的全面进步、重视社会质量的不断提升也就必然成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其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准则成为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依据。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由几项基本规则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底线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必要的一次分配后的再调剂，亦即社会调剂的规则。由于社会政策是公正理念和规则的直接体现，因而公正的前述四个基本规则也就相应地成为社会政策具体内容的四个维度。虽然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的发育尚处在较初级阶段，但是作为一种基本取向和趋势，中国的社会政策沿着这个方向的发展则应是坚定不移的。
中国的社会政策基本理念及取向得以转换的意义至关重要。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政策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的前提条件。
2.一些具体社会政策的进展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由迫切的现实问题直接引发的社会政策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尤其是某些用行政手段便可在很大程度上奏效的社会政策更是获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计划生育政策。第二，环境保护政策。第三，扶贫政策。第四，劳动就业政策。
这一时期中国在职工工资以及劳动条件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改善。职工工资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职工的工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3.社会政策呈现出体系化的迹象，而且其中的许多内容开始同国际接轨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出台比较频繁的时期。从数量上看，是空前多的；从种类上看，开始趋于体系化。另外，在党和政府重要文献如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有关社会政策的内容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政策开始走向开放，开始同国际上许多重要的社会政策接轨。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社会政策中的许多内容开始参照、借鉴别国的经验，认同许多“国际惯例”，而且更直接表现在中国开始加入许多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比如，在这20多年间，中国先后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即将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中国在社会政策方面的这种开放态势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背景规定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政策必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同经济政策相比，社会政策在中国社会当中的地位极不对称
在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中，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协调、统一的，两者共同支撑着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政策是社会公正理念的具体体现。对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来说，社会政策是至关重要的。社会政策对于协调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社会的安全，促进社会的整体化发展，提升社会质量，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时间里，就总体而言中国社会似乎一直认为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经济发展几近成为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的代名词，经济政策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两者之间呈现出严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虽然过分强调经济政策是多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早期阶段的通病，但是同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过分看重几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经济政策相比，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起步较晚，只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社会政策才开始得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且即使是今日，社会政策无论就其受重视的程度，还是就其贯彻的力度而言都是不能与经济政策同日而语的。在这方面，中国没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有效地借鉴别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从而尽可能地避免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成本付出。
2.社会政策的整体化、体系化程度还很不够，同一性较弱
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虽然在许多具体的方面诸如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保护政策、扶贫政策以及就业政策等有明显进展，但是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整体化和体系化程度不够、整合性较弱的特征。
中国社会政策的主体部分尚未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而拥有系统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一个国家社会政策得以系统建立的最为重要的标志。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尤其是1993年以来，中国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以及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对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陆续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出台《社会保障法》，因而不可能确立起社会保障的基本体系。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瓦解了，但是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对滞后致使中国的社会政策缺少一项基础性的基本内容；而体系化社会保障政策的缺乏，致使中国的社会政策缺乏完整性和体系化。
社会政策的同一性较弱，也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一个明显特征。社会政策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而宪法规定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利。社会政策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同一性亦即公平性。换言之，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都有同等的权利享受同等的、基本的社会政策，即便社会政策有时会出现某些差异，出现某些不同等对待的情形，那也应当是有助于社会弱势群体生活及发展状况的改善，而不是相反。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政策不仅没有使社会政策更加趋于“同一”，相反，却使社会政策的“非同一性”状况有所加剧。中国现阶段社会政策的非同一性涉及到许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市与农村之间在社会政策方面的严重差别，"这种差别已经成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对农村居民构成明显歧视的社会政策。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劳动就业、日常生活、税收等许多方面所享受的社会政策待遇远远优于农村居民，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也将中国劳动力当中比重最大的农村劳动力排除在外。农村居民不仅享受不到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政策，而且还要在许多政策方面承受一些特别的支出。在税收方面，同城市居民不同的是，农村居民不分年龄，不分收入的多少，都必须交纳税收，包括“农业各税”和其他一些额外的税负。社会政策的不同一，使社会政策不具有起码的同一性或是公平性的基本特征。
由于缺乏必要的整体性、体系性和同一性，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不仅不可能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平等的发展条件、维护社会公正，而且还会使原有一些仍有价值和新形成的社会政策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面临一些相互矛盾的政策而难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功能。
3.社会政策缺乏规范性
中国现在的社会政策明显存在着不规范性的特征，特别表现在社会政策制定程序中的不规范：一是在多方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问题上有着明显的缺陷。在制定社会政策时，理应让多方人员参与，尤其是应当允许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参与和表意的机会，使之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否则便是不公正的，并使相关的社会政策缺少了起码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目前中国在制定一些重要的同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政策时，如就业政策、失业救济政策、农村政策，很少甚至没有让相关的社会群体的代表参加以充分地表意。二是在公开性方面做得不够。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对于相关信息的披露不够，往往没有对全社会公开。这就造成同某项社会政策有直接关联的社会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对相关信息占有的匮乏，从而使社会政策的决策者和政策的直接对象在信息占有方面出现严重的不对称情形，进而使这些相关的社会群体更加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三是在技术手段方面做得很不够。比如，难以做到相关信息收集的充分化和准确性，而且也缺乏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后的必要评估机制和修正机制。四是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过于单一。目前中国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几乎完全是政府，政府几乎包揽了从制定到实施的一切社会政策事务。虽然有一些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也承担了许多社会政策事务，但是这些社会团体实际上是政府的“助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第三部门。
社会政策的这种不规范性，从总体上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政策缺少长远的考虑和必要的稳定性，易于多变，随机性过强。这对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均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4.社会政策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
“应然”的社会政策是指社会政策的应有之义，亦即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基本目的以及“理想化”的内容。“实然”的社会政策则是指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任何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距，但“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过大则是中国目前社会政策的明显特征。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已有的许多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有关社会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程度很低。比如，中国目前尽管也有各种类型的权益法，如妇女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残疾人权益保护法，等等，但是，这些社会政策往往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应当承认，国家和社会对于社会成员基本权利的关注和实际保护尚须加大力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些方面甚至不如1978年以前的30年。国家和社会在许多领域或场所，只是承认社会成员利益驱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鼓励社会成员通过许多渠道去“致富”，为此往往可以制定一些变通性的政策予以保护或提供方便；然而，对于社会成员自身所拥有的基本公民权却保护得不够。“应然”和“实然”社会政策之间过大的差距还表现在，一些基本的或“次基本的”社会政策往往缺乏相应配套和一致的具体办法来实施，因而这些基本的社会政策便程度不同地流于一纸空文，“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自然拉开。许多具体的政策同基本的社会政策诸如宪法、劳动法之间有时就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形。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7
关键词：林业；可持续发展；公共财政政策
一、公共财政理论
我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今已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中环境是经济发展所遇到的一项重要问题，作为经济与环境发展中重要的一环，自生态建设提出以来，林业如今已经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之一。
公共财政政策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下，适应市场经济的一种公共财政调配的手段。公共财政政策是以国家为主体，利用与集中社会资源，由国家政策作为分配依据，利用政府财政的支出来满足社会相应的公共需要。
目前，我国公共财政政策的理论与应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而林业作为盈利与非盈利两种模式共存的产业，再加上其作为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构建完善的生态体系，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一种重要产业，其与公共财政政策所具有的非赢利性质相符合。林业产业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其在公共财政中有一定的倾斜性，并且，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持与帮助。
二、将林业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共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
林业作为现今的一种公共需求型产业，其符合公共财政政策中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要求。林业产业的发展满足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的需求，但是同时其也具有培养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因此必须要有国家经济政策上的支持才可以促进其发展，而公共财政政策适合在市场经济的要求下林业的发展。
三、公共财政政策下林业财政政策体系的构建
林业财政政策体系的构建需要根据林业自身的特点，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依据公共财政政策作为理论，完善其现有的财政政策体系。
1、制定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的基本思路
林业相较于其他产业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进行财政政策体系的构建时需要了解到林业的多效益性，体现对林业的扶持性和补偿性。纵观世界各国林业财政政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林业财政政策，再直面我国林业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我国在构建财政政策方面必须确立合理的思路。
（1）林业财政政策必须纳入公共财政政策体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是立国之本，公共财政是实现政府政策的有利工具。建立了公共财政体制，就确保了必要的公共支出，也规范了政府的收入行为，优化了财政收支结构。在公共财政体制下，政府的财力将主要集中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及服务保障等社会公共需要领域。
（2）应不断增强中央财政在林业领域的宏观调控能力
在林业的不断发展下，其具有的公益性、社会性、经济性也日益显现出来，但是现有的财政政策体制无法使森林所具有的经济功能全部开发出来，因此中央财政应对林业财政有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优化森林结构，确保森林功能发挥，进一步支持森林可持续经营。
（3）坚持林业多功能性是林业财政政策的主导目标
在市场经济变革的过程中，林业的三大功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重视，公益与市场、商业与财政的关系更加清晰，发挥森林多种功能是向市场型财政过渡和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目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快，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林业的要求与日俱增，而林业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林业财政政策要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政策手段积极引导和推动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优化，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支持林业生态体系、林业产业体系建设。
（4）必须确立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体的林业大财经战略
纵观各国的林业财政政策，越来越重视林业的生态效益及其补偿。我国林业财政政策也应选择积极扶持政策和补偿政策，确立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体的林业大财经战略。实施这项政策的改革思路是：运用税收、政府支付、贴息等财政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和导向功能，以实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森林生态经济生产力及林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促进林区经济的不断增长。
2、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林业财政政策体系构建
（1）税收政策是最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可以用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收入公平分配以及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目标。税收政策的核心是负担问题，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税种的兴废、税率的调整、减免规定等形式实现。
（2）公共支出政策是政府为提高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安排的支出，它包括社会消费性支出、政府投资等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支出等转移性支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部门结构、技术结构和地区结构。通过支出政策来改善社会投资环境、刺激和引导私人投资增加。而通过转移支付可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目标。
（3）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补贴是是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地区、企业或事项给予的补助和津贴。财政补贴在财政宏观调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国家预算政策国家预算是经过法定程序编制和批准的政府年度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是政府进行行财政分配和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财政政策体系中，国家预算政策起主导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导向和制约其他财政政策。因为预算收支规模调整可以有效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而调节和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
（5）公债政策公债是一种财政信用形式，一方面国家可以把国债资金用于基础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国债政策的运用，可以调节社会总供求的关系，实现经济稳定。
（6）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规定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收益分配原则、分配比例、分配方式，使国有企业资金管理、成本管理、盈利管理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实现分配行为的规范化。
参考文献：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8
在复习世界史下册第四章第二节《战后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有这样一道选择题：
20世纪50～70年代，西欧各国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相同之处不包括：
a 集中财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 B 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C 努力避免社会生产的盲目性 D 推行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
根据教材内容不难得出a、B、C三项是题干要求的相同之处，D项是不包括的一项，是正确答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时，我们不仅要求学生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那西方国家推行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究竟属哪方面政策?与经济政策有何差异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尤其是结合我国当前国家建设提出的”社会建设“方案的内容，我认为社会福利政策应属于”社会政策“。因此，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对指导我们的历史教学，尤其是加强学科知识的科学分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2把握时政、明确分类
在历史学科的知识分类中，我们常常把一定时期人类历史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分为三大类，然后再分为若干小类。但白2005年以来中央文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多次提到“社会建设”这一概念。如2005年2月主席在省部级领导下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阻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005年10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提并论。2006年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强调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主席在2007年新年贺词中说，在2006年里，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发努力，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特别是最近，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正如此我们对人类世界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除了经济、政治、文化三大类问题外，还有一大类问题，那就是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在对人类世界的问题分类时，我们应用“四分法”取代“三分法”，即分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就是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
3明确概念、落实分类
什么是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采取了那些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之有何内在联系?
要解决上列问题必须明确概念，并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科学分类。
3．1社会问题。当我们将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并列时，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上列后三类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有的学者形象地称社会问题是人类世界的“剩余问题”。
西方社会学家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研究社会问题，指出社会问题必然是社会共同具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和功能失调、社会规范和社会生活发生紊乱，并直接造成社会日常生活的破坏。即狭义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的病态和失调现象。
当代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是：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劳动就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和老龄问题等等。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和社会稳定。”除民主法制等少数问题可归入政治问题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列上述问题，基本上都属于社会问题。
3．2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为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
3．3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国家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国家必须制定社会保障法律规范，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根据试题内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推行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主要体现在：英国工党政府通过了“国家保险法案”、“国家健康福利法案”、“国家医疗法案”，对健康、老年、失业等都作了规定；此外福利政策还包括扩大教育设施和新建住房等方案；德国政府的失业帮助、工人及其家属公费医疗、多子女补助和养老金制度；意大利由国家承担丁维持最低水准的卫生、住房、教育及福利责任；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也正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北欧五国和法、荷、比等国也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成为“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在消除社会不公、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条件、促进社会民主与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和作用。同时，它也产生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
4明确经济政策内涵更利于解决问题
国家或政党制定的经济政策内涵主要有①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制定产业政策，以控制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②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财政与信贷综合平衡政策，调节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实现社会财力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控制货币发行，制止通货膨胀；③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引导消费需求的方向，改善消费的结构，从而使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防止通货膨胀的产生。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
(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关系篇10
关键词：产业经济；公共政策；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时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进行积极配合，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在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为此，要理清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的和谐，在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对产业经济的概述
对于产业经济而言，其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讲，产业经济涉及各个行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立足狭义范畴，产业经济中，工业占据重要地位，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因此，很多时候产业经济更倾向于工业部门。在产业经济学中，研究的角度是广义的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在当前的产业经济学中，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场为单位划分的产业，其次是以技术和工艺的相似性为根据划分的产业，再次，是大致以经济活动的阶段为根据，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产业，即产业结构。产业经济彰显应用性，产业的目的是满足产业分析的需求而产生的。
二、对公共政策的概述
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发挥公共职能，推动经济系统与人、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公共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公共问题，目的是实现公共目标的达成，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见，公共政策就是一种的决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种。其次，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较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体现，不断进行优化和选择的结果。它主要立足公共问题、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呈现。公共政策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够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前提。
三、对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发展的。是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关系到社会的进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较广，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在纵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体举措等，而横向分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的关键和转型的时期，要推动不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临诸多调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产业，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为促进各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
（一）重视借助公共政策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规划和调整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也就是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发生变化，脑力投入比重加大，这也是产业经济发生变化的重要方面，知识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对产业政策的调整，逐步减少第一产业对自然和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重视软产品的发展，避免利用其对传统制造业的改变，促使传统制造业的层次提升。要发展计算机产业，加大计算机服务，尤其是发展信息咨询业的相关技术行业，提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
（二）重视财政政策的变革
在各个产业经济的发展中，财政政策发挥这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和地区给予的优惠财政政策，制定的相关补偿制度，对产业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经费、基础投资、产业扶持等。在这种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产业会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获取其相应的财政优惠，获取强大的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的长远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
（三）发挥税收政策杠杆作用
对不同的产业类型，国家结合宏观调控，对税收政策进行差异化管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对高校技术产业的税收倾斜，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强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资，扩大投资领域。
（四）发挥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金融政策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融资问题成为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融资方式，需要进行方式的拓展，强调多元化，拓宽融资渠道，要积极发展内源融资和财政投资，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扩展外源融资方式，尤其是银行、证券以及外资等。
（五）积极发挥政府对产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发挥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调控也不容忽视。首先，要重视对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主要是因为诸多高科技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私人企业很难全面满足需要。同时，智力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无形资产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对企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整个社会面临结构和利益分配到的调整。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导，推动市场进程，发挥其灵活性的特征，集中进行模式的确定，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控，发挥更加有效的调控作用。
五、结束语
综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经济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各个产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公共政策的制定，结合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兼顾国情，更好地发现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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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龚强，李涵，张彤.经济转型下的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2012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2，06：156-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