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1
一、律人律己，执纪守纪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于2018年8月27日印发，与原《条例》相比共新增11条，修改65条，融合2条。修订后的《条例》，进一步围绕党纪戒尺要求，明确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六类违纪行为，将党的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给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干部划出了纪律警戒线、高压线。作为执纪者、监督者的纪检监察干部，要想发挥纪律建设的利器作用，更好的维护党纪国法，真正营造一方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就必须要及时学懂学透《条例》，时刻铭记党和群众的重托与期盼，努力锻造自身党性，高标准、严要求约束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
二、名师指点，收益良多
此次培训，师资力量强大，指导性高，众多知名教授专家，法学界精英翘楚为我们授课，如被誉为“中国立法学之父”的周旺生先生为我们进行了《国家监察法》的重点内容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陈凯龙教授进行了《中国共产党发纪律处分条例》解读；原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刘春院长进行了《党的和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解读；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和博士生导师施鹏鹏教授关于《证据规则与非法证据排除》的讲解；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王希鹏研究院的《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讲解等等。各位专家采用启发互动的教学方式，通过理论讲解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既保证了学员积极的学习态度和旺盛的学习热情，同时又提高了理论知识储备，开阔了眼界，开拓了思路，得到了全体参训学员的一致称赞。
三、学以致用，融会贯通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2
【关键词】违纪事实见面；实证分析
违纪事实见面是纪律审查立案调查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它的存在保证了案件质量，也为被调查人提供了申辩和解释的机会，《中国共产程》规定，既要保证被审查人的权利也要保证案件质量，因此违纪事实见面是调查阶段重要结论，也是保障被审查党员权利的重要措施，然而当被调查人触犯刑法，纪委是否可以依照该刑事判决书不经过违纪事实见面而直接进行处理呢？
一、违纪案例
张某系a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7月张某持续旷工达3天，经群众反映，张某7月13日驾驶单位公务车辆办私事，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同年8月，a县纪委获知张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B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此时，a县纪委已经对张某公车私用并发生交通肇事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年10月，张某因交通肇事罪被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对张某违纪、违法行为立案调查该如何处理？是否可对张某进行违纪事实见面？
二、理论分析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调查组应将所认定的错误事实写成错误事实材料与被调查人进行核对”；在本案中，张某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不仅没有以一名优秀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反而公车私用，违的廉洁纪律，同时，作为一名政工干部，明知党中央三令五申反“”，严厉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在行动上搞变通，打折扣，在思想上没有政治意识，触犯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而B县人民法院认定的交通肇事罪，张某更是触犯了刑法，理应受到刑事处罚。因此对张某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和交通肇事罪三个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是正确的。如何对张某进行违纪事实见面，调查组成员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张某交通肇事行为已经被B县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对张某的立案调查工作当终止，直接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不必经过违纪事实见面环节，直接对张某予以处分。
支持该观点的人认为，首先根据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办案工作的意见》（中纪发〔2008〕33号）第14条的规定，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对被审查人给予党纪处分的，由执纪审理部门直接提取有关材料，依据生效刑事判决提出相应的党纪处分意见。因此，对张某的这种情形既不需要立案调查，也不需要进行违纪事实见面。其次，根据《中国共产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相关规定，党员因违纪被调查处理，也享有申辩、申诉等权利。因此，进行违纪事实见面有利于保障被审查人的权利。基于生效刑事判决对被审查人给予党纪处分，鉴于相关违纪事实已被司法认定，因此不进行违纪事实见面亦不影响对被审查人的权利保障。在我国刑事司法中，除少数案件因涉及国家秘密等不公开开庭审理外，绝大多数案件均公开开庭审理，且所有案件的被告人均有权聘请辩护人；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对确有错误的判决，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抗诉。在刑事司法制度设定了比较完善的权利保障和救济途径前提下，不进行违纪事实见面并不影响被审查人权利的保障。
最后，张某的交通肇事行为已经将公车私用的违反廉洁纪律行为和阳奉阴违违反政治纪律行为进行了吸收，根据党纪处分条例，前者足以将张某，对后两种违纪情况的处分不会再加重对张某的处罚，继续追究张某违反政治纪律、廉洁纪律的行为是对纪检监督资源的浪费。
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的交通肇事罪已经成立，根据刑事判决书给予张某的处分没有异议，但是张某违反政治纪律和廉洁纪律并不是刑法所规定，而是一名党员应该坚守的纪律准则，因此应该对张某继续立案调查，对违反政治纪律和廉洁纪律的违纪事实与张某见面。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违纪事实见面是执纪审查阶段确保案件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应由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审查部门负责进行。违纪事实材料必须与被审查人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是《中国共产程》作出的明确规定，也是保障被审查人权利的重要体现和保证案件质量的重要措施。从执纪实践看，违纪事实材料是纪检监察室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的阶段性结论，也是审理部门认定违纪事实的重要依据。具体到本案中，理由有三：
首先，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也明确规定：“错误事实材料，以调查组的名义落款”。调查组将案件移送审理时须同时附上违纪事实见面材料。虽然根据生效刑事判决，对张某交通肇事行为作出党纪处分，但并不等于张某违反政治纪律和廉洁纪律的案件就可以结案了结。
其次，依据生效的刑事判决对被审查人给予党纪处分的，执纪审理部门直接提取有关材料后，经初步审查，如发现除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外还有其他违纪问题需要调查核实的，需转交执纪审查部门立案审查，并进行违纪事实见面，再一并作出处理。
最后，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是维护党的纪律，既要对违纪党员个人负责，也要对党的纪律负责。第一种观点虽然能够节约纪检监督成本，但是对张某违反政治纪律和廉洁纪律的情况不了了之，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对监督责任的落实也不彻底，如果张某的两项违纪不再立案调查，没有形成最终结论，就无法开展一案双查，将遗漏张某的直接领导没有尽到领导责任的问题。
三、解决措施
（一）及时作出党纪处分。张某公车私用发生交通肇事的行为即违纪又违反国法，按照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要求，对张某应当先做出的处分，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防止“监狱党员”的出现；然而本案较为特殊，张某单位对张某的交通肇事行为是事后知晓，而且知晓时已经被B县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应在移送司法机关后及时作出党纪处分。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3
一、坚定理想信念方面的剖析情况
存在问题：认为身处基层岗位，应多干实事，少讲理论，在学习上有重工作业务学习，轻政治理论学习的思想，对政治理论学习要求不高、学习时间不足，学习不够热情，放松了自己在精神层面追求和政治信仰高标准要求。对重要讲话、重要精神学习走过场，不深入，对未理解的重要讲话、重要精神没有穷原竟委。
整改措施：摆正政治理论学习与业务知识学习关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强度与深度，每周安排固定时间学习政治理论，特别是要着重学习党章党规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时刻谨记“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宗旨意识，真正把宗旨意识完全转化到行动上。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认真倾听群众呼声，针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及时解决和及时反馈，真心诚意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二、在严守党规党纪方面的剖析情况
存在问题：一是思想认识还不到位。在学习过程中没有深入学习贯彻《党章》、《廉政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意义，认为自己天天都在看这些要求，没有在思想上引起重视，认为只是走过场，等待观望。二是遵守党规党纪、执行制度不够严格。不注重细节，不注意小事，有时放松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没有做到防微杜渐，容易在小事和细节上出错误。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4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高校处分权性质不明，学生权利救济途径不畅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缺乏、立法严重滞后。为此笔者主张高校处分权应由高校行政处罚权取而代之，建立学生权利救济的申诉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以此重构我国高校处分权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并对其进行了论述和探讨。
一、制度缺陷分析
现行高校纪律处分制度、学生权利救济制度虽对维护学校管理秩序和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缺陷与不足，愈来愈不适应我国民主法治进步的形势，甚至阻碍了依法治校的进程。因此，必须突破其原有的体制架构，加以改造。现行制度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高校“处分权”性质不明，导致“处分”定位不准
究竟什么是高校处分权，目前尚无法定概念理论界也没有深入讨论，取得一致认同的观点《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学校及其他教学机构行使“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一条规定：“对犯有错误的学生、学校可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处分分为以下六种：1．警告；2．严重警告；3．记过；4留校察看；5．勒令退学；6．开除学籍。”依据上述两个法条，可对高校处分权的概念至少作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高校处分权指学校对违反学校纪律规章制度的受教育者所给予的内部纪律制裁的权利。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对“处分”作如下分析：(1)处分的条件是学生“犯有错误”、“违反学校纪律”。(2)行使处分权的主体是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3)处分的“六种”类型，其性质是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实行内部制裁的措施。(4)由于行使处分权的主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或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处分的效力不具有国家强制性。根据这种理解，高校对学生的处分就其实质而言是学校内部的“纪律处分”。第二种理解是，高校处分权指高校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受教育者依照法定程序给予法律制裁的权力。依该概念，“处分”具有如下特征：(1)对学生进行处分的条件是具备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2)行使处分权的主体的学校是依法授权享有特定行政处罚权的组织。(3)处分的六种形式(警告、开除学籍等)是法定的制裁措施。(4)处分的效力具有国家强制性。根据第二种理解，高校给学生的处分其实质是行政处罚，即法律制裁措施而不是一般非法律意义上的处分。
综上而言，高校处分权是介于学校内部纪律处分权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的处罚权之间的，亦此亦彼、边界模糊、性质不明的一种权利，而“处分”也是一种介于“纪律处分”与行政处罚之间的定位不准的制裁措施。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必然陷入这样的困境：如果将处分定性为学校内部的“纪律处分”，那么对违纪学生作出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这种改变在校学生身份、剥夺其受教育权的“纪律处分”，不仅明显偏重，而且严重侵犯了宪法赋予的公民受教育的权利。由于这种“纪律处分”远远超出了职权范围，其合法性是令人质疑的。从另一角度看，如果将该处分的性质界定为行政处罚，那么《教育法》相关条文中规定为“处分”以及《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而明确定性为“纪律处分”、并且规定不服处分者只能向学校“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而没有规定不服处分者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及其相关程序，就是不妥当的。由于现有法律法规对高校处分权性质界定不明，适用范围模糊，当学生不服处分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其结果就必然与“重庆大学生怀孕被退学案”一样：法院只能以“此事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当事双方都难讨个明确的“说法”。难怪有的学者认为“学校处分权在合法与侵权之间”徘徊。对学校处分权的不当行使，容易造成教育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激烈矛盾，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也不利于依法治校。
(二)高校处分权的立法存在缺陷，易与上位法冲突
教育领域立法相对于其他部门比较滞后，如前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是在1999年颁布的《立法法》以前即1989年的，许多地方已经不合时宜、有的甚至与《立法法》相冲突，如《普通高校学生管理条例》第65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事实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中均没有须经“党委有关部门同意的”规定。因为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不是对违纪党员的“违纪处分”。再说我国1997年颁布的《刑法》已取销了“反革命罪”之类的政治犯罪。可见1989年颁布的上述部门规章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目前高校对学生行使处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教育法》和原国家教委的《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以及根据该《规定》第六十八条：“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等学校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之授权，由各级行政部门乃至各高校自行制定的诸如“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等内部规章，而后者更是实际操作层面的主要依据。依据各校内部制定的“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对学生作出退学、勒令退学、开除学籍之类的处分，实质上是针对学生受教育权，甚至是隐私权、自由权等的处分；而这些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只有依法才能予以剥夺和限制的，在这里，学校规章和法律制度之间，产生了冲突。同时各学校制定的“学生违纪处分条例”因地、因校而异，校与校之问的处分条件宽严失度、处罚不相当，容易导致同一违纪行为的处理结果有很大差别，从而失去公正性，造成学校处分权行使的混乱，侵犯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利。
(三)高校学生权利救济途径不畅
英国有一句法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换言之就是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的权利是无保障的权利”，所谓“救济是矫正正在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在教育领域的救济的方法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又可分为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即学生申诉制度。现实是，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尚未设定法律救济程序，高校处分权没有可诉性。另一方面，学生申诉制度作为唯一的权利救济途径，也基本上是无章可循。如具体应向学校哪个部门申诉，由谁来裁决，裁决者应由哪些人组成，裁决的范围、依据、规则、申诉的程序、裁决的效力怎样，如果对裁决不服，能否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提请行政复议，对上级行政复议不服，是否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等，既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基本无规范的内部规章可循，造成学生的权利救济渠道堵塞。在现实中，高校学生权利救济途径不畅，也实际导致了个别不服处分的学生对学校的怨愤不满，甚至发生过激行为。
二、制度重构思路
为了尊重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学生管理权，同时维护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受教育权、升学权、公正评价权乃至隐私权、名誉权等基本民事权利，就必须着眼于现行高校处分权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的体系，重新构建一个公平合理、行之有效的高校处分制度和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一)高校处分权应定性为行政处罚权
将高校处分权的性质明确界定为高校行政处罚权，则学校对学生所作出的所谓“纪律处分”就可定性为行政处罚，这样一来，就可将处分争议纳入现有行政纠纷调整体系。事实上现行相关法律已将一部分应由教育行政部门行使的部分行政权授权由高校行使，如学业证书颁发权、学位证书授予权学籍管理权和处分权等。《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中虽将处分定性为“纪律处分”，但其处分的六种方式已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因此，有理由也有必要在立法上将性质模糊的处分权确定为行政处罚权；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提高立法层级，制定《学生法》。《学生法》应由最高权利机关制定，以明确学生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的种类、性质、适用条件和适应范围，同时也应明确规定高校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及其监督、救济机制，尤其要明确高校的处分权必须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行使；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高校内部规章只能严格依据授权创设，避免各地、各校各行其是，与上位法相冲突，以维护法治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二)建立救济途径二元化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对于学生的权利救济途径必须采用二元制。第一种救济途径是在学校内部建立规范的学生申诉制度，即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因对学校给予的处罚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重新认定和作出处理的制度。学校成立专门的申诉机构——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学生对学校的各种处分认为有违法或不当并损及学生个人利益者，可向学校学生申诉评议委员会提出申诉，学生对申诉评议委员会作出评议决定后仍然不服者，可向学校再申请提出复议，复议结果除退学、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外，均为终局性的决定。第二种救济途径是行政诉讼制度。当受处分的学生对退学、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复议决定不服者，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既能使高校处分权受到有效的司法监督，又可以使学生的权利救济途径具有多样性，合法权益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救济。同时两种救济途径能降低救济成本，在通常的情况下，处分争议一般可以通过学校的学生申诉制度得到公正解决，只有少数处分比较重、争议比较大的案件，才需通过行政诉讼途径解决。
我国已建立行政诉讼制度，只要将高校处分权以及学生的法律救济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就可以纳入其中，实现司法救济程序的规范化。
由于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尚未制定学生申诉制度，学生不服处分不知应遵循什么样的申诉程序、向哪个部门申诉而处于无助的境地。虽有少数几个高校制定了有关学生的申诉条款或学生申诉复查复议条款，但申诉的范围、组织、程序、效力等内容过于简单，不规范、可操作性差，并且没有经上级教育部门审核备案，缺乏合法性。笔者认为应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统一的《学生申诉条例》，以结束由各校分散制定的内容不一、各行其是的局面。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5
李某，公务员，某乡政府正科级干部，党员。2016年4月12日13时到14时，李某在上班时间与该乡街道居民王某和张某玩扑克牌“三带二”，赌注为五角钱一张，李某赢得现金18元。
分歧意见
对于李某的行为，该如何处理，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和他人玩扑克牌，赌注小，占用上班时间较短，违纪情节轻微，可对其批评教育，免予纪律处分。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和他人玩扑克牌，赌注为五角钱，未达到公安机关立案标准，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和构成罪，不应认定为。李某在上班时间玩扑克牌，造成不良影响，违反的是工作纪律和公务员职业道德，应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8条之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种意见认为：只要是以物质和金钱作为赌资的，都是，李某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上班时间打牌，同时带有彩头，李某的行为构成上班时间，应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32条第3款之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评析意见
首先，正确把握纪严于法。坚决把纪律挺在前面，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的处理不应以司法机关是否处罚为依据。李某的行为虽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和构成罪，但已构成违纪。
其次，正确理解“”的含义。这里所谓的“”，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用钱财作赌注，采取斗牌、掷骰子等形式比输赢的行为。本案中，李某和他人玩扑克，赌注虽只有5角钱，但有输赢，有营利。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6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新《准则》和《条例》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戒尺要求，也是党员干部需要严格遵守的纪律标杆。我局领导高度重视《准则》和《条例》的学习工作，要求党员干部制定好个人学习计划，按照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原则，积极落实县委学习文件要求，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认真学习实践《准则》和《条例》，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以专题会的形式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体学习，强化《准则》和《条例》的学习成效。
二、形式多样，提高成效
为确保学习成效，强化《准则》和《条例》的贯彻落实，我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于12月25日开展了《准则》和《条例》的专题学习会，就党中央新修订的纪律文件进行集体学习。会上我局党支部书记局长张优明同志对《准则》和《条例》做了专题解读，全面介绍了《准则》和《条例》的修订背景和修订过程，深入阐述了修订两部法规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主要亮点，明确了需要重点把握的范围界限和执纪标准，对抓好两部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提出了具体要求。会后向全体党员分发了纪律文件和解读材料，要求党员撰写心得体会，加强自我学习，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对《准则》和《条例》的认知、理解水平，并结合自身工作岗位实际，将纪律准则与岗位职责紧密结合起来，知行合一、贯彻落实。
三、活动成效及下阶段学习安排
通过开展专题学习会议全文解读《准则》和《条例》，我局党员干部充分认识了新《准则》和《条例》的重要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一是认真组织好《准则》和《条例》的学习教育。按照我局党支部的部署和安排，通过集中研讨、专题学习等多种方式，认真筹划、精心组织好《准则》和《条例》的学习教育。继续组织党员干部深刻剖析发生的腐败案例，对照《准则》和《条例》深挖腐败根源，从案件中汲取教训，从思想上查找问题，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进一步唤醒党员干部的党规党纪意识，真正把党的纪律和规矩刻印在心上，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牢记廉洁自律规范和党的纪律底线。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7
《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这是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对纪律检查委员会职责的高度凝练和准确定位。2003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条例》将“专门”改为“专责”，虽是一字之差，实则反映了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凸显了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监督执纪问责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从发现问题到执行纪律再到责任追究的完整链条，是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纲”。只有举起这个“纲”，履行好这个“专责”，各级纪委才能真正成为党章党纪的维护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捍卫者、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推进者。
日常监督要从严。监督是纪委的首要职责。《条例》围绕日常监督设计制度，规定了纪委在党内监督中承担的3项具体任务，并对派驻监督、信访举报受理、严把“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等提出明确要求。在3项具体任务中，首先明确了纪委的监督对象，即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委员、党的工作部门和直接领导的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共4类，既包括领导机关，也包括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同时，把党章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的要求具体化，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的具体举措。比如，要求下级纪委至少每半年向上级纪委报告1次工作，每年向上级纪委进行述职，等等。派驻机构是党组织设在被监督单位的“哨兵”和“探头”，必须伸长耳朵、瞪大眼睛，时刻关注干部的思想、工作、作风和生活情况，监督驻在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不断增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信访举报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的重要方式，要认真负责地处理信访举报线索，对重要检举事项集体研究、分析研判，对典型性、普遍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置意见；对信访举报比较集中的地方和部门，督促查找原因、认真整改。选对人、用好人关系党的事业成败，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党风廉洁意见回复”关是纪委的重要职责，要及时核查掌握的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实事求是评价干部廉洁情况，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
执行纪律要从严。执纪是纪委履职的重要手段。要把纪律挺在前面，以纪律为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有错即纠、违纪即查，维护党的肌体健康和队伍纯洁。《条例》总结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理念新实践，把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写入条文，明确了执纪重点和方式方法。维护纪律贵在日常，谈话提醒、约谈函询都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纪委要在实践第一种形态即“红红脸、出出汗”上做足功课、下足功夫，发现违纪问题就及时批评诫勉、督促纠正。这种警示和训诫，可以避免问题小变中、中变大、一变多、个人问题变成全家问题，违纪问题最后演变成违法犯罪问题，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执纪审查是纪委的重要职责，要体现审查的政治性，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坚决纠正和查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欺骗组织、对抗组织等行为，这是拥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必然要求。要突出重点，把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作为审查重点，三类情况同时具备的作为重中之重。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让审查对象重温党章，从理想信念宗旨、党性原则、作风纪律上反省错误，真心悔过，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上来。
实施问责要从严。问责是监督执纪的保证，监督执纪的效果最终要靠问责来强化。《条例》把责任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要求以问责作为落实责任的保障。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抓住主体责任，就抓住了要害和关键。纪委在履行自身监督职责的同时，要拿起问责这个利器，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导致党内监督弱化，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问责。对纪委、纪检组监督作用没有发挥，能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的，也要严肃追究责任。
2.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中央纪委将采取什么措施，加强对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好的制度不执行，就会形同虚设；好的制度执行不到位，就是一纸空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四条规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是纪委的三项主要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二十六条也明确规定，各级纪委加强对所辖范围内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遵守党章党规党纪、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情况的监督检查。可以看出，加强对条例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是各级纪委的应尽之责。中央纪委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将督促条例的执行与廉洁自律准则、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纪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衔接起来，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纪律、强化责任追究，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切实维护党章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一是强化日常监督。督促抓好条例的学习、教育和宣传，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的自觉性。督促各级党组织发挥巡视巡察、民主生活会、党内谈话、干部考察考核、述责述廉、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领导干部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等党内监督制度作用，全面掌握条例贯彻执行情况，坚决纠正不落实、落而不实的问题，尤其对整改情况要跟踪督办。在日常监督检查中要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伸长耳朵、瞪大眼睛，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8
召开“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党纪党规”专题组织生活会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从严依规开好“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党纪党规”专题组织生活会工作，按照云田学区党总支《关于召开“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党纪党规”专题组织生活会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本校联合党支部实际，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会议主题
本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以“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党纪党规”为主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促进支部党员理想信念坚定，严守党纪党规，净化党员队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会前准备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之前，组织支部党员开展学习，并按要求开展谈心谈话，支委班子及全体党员要对照规定的方面进行深刻检视，支委班子要结合实际认真撰写检视剖析材料，材料不写官话、套话、虚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和整改措施要对应。
1.组织学习。组织党员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党员不信教纪律规定，扫黑除恶部署要求等内容，并围绕会议主题讲1堂党课。
2.谈心谈话。党支部班子成员之间、党支部委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之间要充分开展谈心谈话,谈心谈话要诚恳相待,相互提醒、交流提高。对流动党员、年老体弱党员、家庭生活困难党员,以及受到纪律处分或者组织处置的党员等，党支部委员特别是支部书记要重点谈，了解其思想、困难，做好疏导、给予帮助。
3.检视问题。支部班子重点检视组织开展党员信教参教和涉黑涉恶、严格党员教育管理、联系服务群众、改进工作作风等4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并逐一列出问题清单。
党员重点检视3个方面的问题:（1）检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党员不信教纪律规定，扫黑除恶部署要求等内容，学了没有、学了多少、有什么感悟；（2）检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情况，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做得怎么样，对身边群众做了什么实事好事，还有哪些差距；（3）检视《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和义务权利以及不得信仰宗教纪律规定，扫黑除恶部署要求，表明立场态度，对是否存在信教和涉黑涉恶问题作出说明。
支部班子成员要一条一条列出问题，其他党员不作硬性要求。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正视不足，剖析主观上、思想上的根源，并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解决问题。
三、召开会议
4.会议时间及地点。本次专题组织生活会定于5月14日下午14：00在党员活动室召开。
5.参加人员。支部全体党员，并邀请学区党总支指导组到会指导。
6.召开方式。根据党员参会人数的实际情况，本次专题组织生活会采取直接召开党员大会的方式进行。因故不能参加的党员，本人要向所在党支部请假并说明情况，党支部要做好备案工作。列席人员为指导组成员。
7.会议程序。
①党组织书记通报排摸党员信教参教、帮教转化情况以及组织处置情况；
②党组织书记代表班子做问题检视，并听取党员意见；
③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照“先书记、后委员、再普通党员”的顺序，采取“一人谈、众人帮、逐一开展”的方式开展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要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增进团结、振奋精神的目的。自我批评内容要具体，剖析要透彻、抓住要害，整改措施要对着问题去，可操作、能落实。互相批评要出于公心、直截了当，不能以提希望代替点问题，不能以工作建议代替批评意见。每名参会党员都要对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表明态度，诚恳接收，吸取教训，切实改正。（注意：要详细记录个人自评和党员互评的过程，按照党员发言的顺序，对每名党员的自评内容简要记录，其他党员的批评意见以及党员本人的表态要逐一记录。）
④指导组点评。
三、会后工作
8.报告会议情况。专题组织生活会结束后于5月20日前，将向学区党总支报告会议召开情况。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9
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全市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七项要求”工作会议，今天。目的就是按照中央纪委和省纪委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关于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的七项要求”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加强我市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廉洁自律工作，促进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新成效。根据省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会议精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要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央纪委颁布“七项要求”及《解释》重要意义
也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国有企业是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高度重视国有企业的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也高度重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廉洁从业工作。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七项要求”及《解释》制定出台，就是中央纪委从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最新发展出发，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提出的新要求。贯彻落实好“七项要求”和《解释》对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从业行为，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的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国有企业健康稳定地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央和中央纪委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工作的进一步深化一七项要求”及《解释》出台。
中央一直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廉洁自律作为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从1995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次中纪委全会都会根据新的形势，对国企领导干部作出廉洁自律的规定。近十余年来，针对易发多发的问题，中纪委全会已作出了21项规定，共计28个不准和不得。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工作的意见》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这项规定，中央纪委目前正在修订之中进一步规范了国企领导人员的从业行为。今年年初召开的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又提出了七项要求”或者说“七个不准”随后，中央纪委又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这项工作在不断地向前推进。
新时期强化国企领导人员廉洁从业工作的重要举措二七项要求”及《解释》出台。
国有企业在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这些年。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注重改革和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当前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廉洁行为的形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变化，一些领导人员采用边缘的间接的和隐蔽的方式来规避法纪的约束，如有的企业领导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有的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有的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予以制止，将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动摇我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央纪委提出“七项要求”并出台《解释》非常及时和必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促进国有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三七项要求”及《解释》出台。
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如何确保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家赋予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神圣职责。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不廉洁或腐败行为，国有企业是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给其本人造成伤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还会严重挫伤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削弱企业的凝聚力，阻碍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因此，七项要求”及《解释》出台，既体现了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关心爱护，体现了监督关口前移，做到早打招呼、早提醒，把存在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促使存在这些违规行为的领导人员能够自觉地纠正错误，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能够准确把握政策和法规，严格用好国家授予的经营权力，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深化惩防体系建设，四七项要求”及《解释》出台。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内在要求
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是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局来讲。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是整个领导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建设，有利于形成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有鉴于此，无论是中央、省委，还是市委，都非常重视国有企业的反腐倡廉工作，像前段时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省委下发的浙江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实施办法》市委下发的温州市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实施细则》都把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廉洁自律工作作出部署、提出要求。惩防体系的构建和落实，需要具体的措施。七项要求”由于抓住了当前国有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突出问题，也抓住了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因此，落实好“七项要求”和《解释》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深化源头治理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二、要认真学习和把握“七项要求”及《解释》基本内容和纪律规定
既有以前已经提出过、这次再次强调的内容，中央纪委提出的七项要求”中。也有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的新要求、作出的新规定，应该说针对性、时效性、政策性都很强。特别是解释》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党纪处分的依据，为“七项要求”落实提供了纪律保障。对此，国有企业的每一位领导人员都要认真学习领会。下面，对“七项要求”及《解释》相关内容分别作一解读，与大家一起学习。
一关于“不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或关联交易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分别是同业经营和关联交易。这里主要涉及两个概念。
1关于同业经营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根据公司法规定，结合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实际，中纪委的解释》具体列举了违反该要求的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1本人经营或者为特定关系人经营与其所任职企业相同或者有竞争关系的业务；2为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谋取属于本企业的商业机会；3利用本企业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业务渠道、资质、品牌或者商业信誉，为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处理，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同业经营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的中纪委的解释》明确。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
2关于关联交易
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所谓关联交易。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关联交易往往会导致不公平交易的发生，进而损害公司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对社会经济秩序造成破坏。
企业的关联方是指以下十类情形：1该企业的母公司；2该企业的子公司；3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4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5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6该企业的合营企业；7该企业的联营企业；8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9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10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影响的其他企业。
本项要求针对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需要说明的关联交易未必都是违法的有害的如果交易信息和条件是公开、公平的非关联方参与交易的机会是平等的交易即是合法的因此。以关联交易为手段，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利，实质上是防止。解释》规定了关联交易违纪行为的几种具体表现形式：1与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经营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2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在本企业的关联企业或者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从事证券投资以外的投资入股；3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费用，或者以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交易；4为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经营的企业拆借资金、提供担保或者转嫁风险；5不按照规定披露关联交易信息。
难以确定应当适用的具体条款，由于仅仅根据关联交易的几种表现形式。因此，解释》根据违纪性质，明确规定按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这类违纪问题的兜底条款处理，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关联交易为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处分。
二关于“不准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以往的规定只禁止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为自己的配偶、子女及其他有利益关系的人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而本项要求强调了不准相互为对方”从而对这种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关于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重申和提出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解释》第五条对“提供便利条件”解释、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规定以及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对于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这次中纪委的解释》确定了以下几种违纪表现形式：1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2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提供服务或者相互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提供服务；3向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4向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管理的单位提供本企业的商业机会或者商业秘密；5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经营管理的单位拆借资金、提供担保或者承担风险；6通过虚假招标、串通招标或者控制中标结果等方式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求中标。
解释》规定，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规定了对为亲友非法牟利违纪行为的处分。因此。相互为对方及其配偶、子女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的按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可给予处分。
三关于“不准在企业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包括收购资产、资产置换、出售资产、租赁或托管资产、受赠资产等。国有企业改制、并购、重组都涉及资产整合。资产整合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
与发行公司业务联系紧密且欲长期持有发行公司股票的法人，战略投资者是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与发行人具有合作关系或合作意向和潜力，并愿意按照配售要求与发行人签署战略投资配售协议。
禁止行为。解释》具体列举了企业资产整合和引入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典型违纪式，本项要求针对新形势下腐败易发、多发的环节。如受贿、集体私分国有资产、失职渎职等，并根据这些违纪行为的构成要件，确定适用的处分条款，即规定：企业重组改制、资产整合、引入战略投资者等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非法处置国有资产权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隐匿、截留、转移国有资产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外，以经济补偿金、企业年金、商业保险等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为谋求业绩，编造或者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为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
四关于“不准擅自抵押、担保、委托理财”
因为这几种行为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加剧，强调不准擅自抵押、担保、委托理财。如果不严格决策程序，就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即规定：擅自以企业资产抵押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理，解释》分别对三种行为确定了适用的处分条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擅自以企业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擅自将企业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他人管理投资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
五关于“不准利用企业上市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信息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
通常由一家占优势的公司吸收一家或者多家公司；收购是指一家企业用现金或者有价证券购买另一家企业的股票或者资产，并购是指兼并和收购。兼并是指两家或者多家独立企业、公司合并组成一家企业。以获得对该企业的全部资产或者某项资产的所有权，或对该企业的控制权。
以及企业内部的主要资源和业务的重新组合。重组是指企业的公司化改制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
定向增发是指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证券。
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是指在证券交易活动中。
确定了三种情形，解释》根据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何种活动以及是否索取或收受财物。并分别使用《党纪处分条例》不同条款，即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利用企业上市或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期货等交易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利用企业上市或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期货交易以外的营利性活动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向他人提供企业上市或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定向增发等过程中的内幕信息，本人或者特定关系人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
六关于“不准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提供虚假财务报告”
考虑到财务报告是上市公司需要披露的最重要的信息，专门强调财务报告问题。其质量直接关系投资者、债权人等相关利益主体，作用十分重要。
解释》规定，因此。授意、指使、强令财会人员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
七关于“不准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和职务消费方面存在不廉洁行为在实践中较为突出，当前。职工群众反映比较强烈。解释》分别对三种行为确定了适用的处分条款，即违反规定自行决定本级领导人员薪酬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违反规定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违反规定滥发补贴和奖金的依照《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的给予处分。
三、要坚决贯彻和落实“七项要求”及《解释》
着眼于改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贯彻落实好“七项要求”及《解释》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件大事。全市各国有企业要着眼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把全面落实“七项要求”及《解释》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任务来抓，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确保企业健康顺利地发展，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刚才，市国资委主任蔡永进同志通报了前阶段市属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七项要求”工作情况，并着重就下阶段如何抓好落实工作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表示赞同和支持。要强调的大家务必按照中央纪委和省纪委的要求，以及市纪委和市国资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通知》文件精神，坚决推进下阶段贯彻落实“七项要求”及《解释》工作。概括地说，要做到三个到位”
纪律处分条例解析篇10
关键词：立法缺位；司法介入；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2－0044－06
近年来，学生、教师和高校之间的行政纠纷频频发生，甚至出现了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教育行政案件。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在教育行政案件的立案标准、审判原则等方面的法律规定比较模糊，司法在介入该类纠纷时表现得比较尴尬。有人提出，高校行政案件增多暴露了教育管理方面的诸种缺陷。立基于此，笔者在本文中拟对高校行政纠纷的产生背景及解决路径做一框架性的分析，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立法缺位状态下司法介入大学纠纷的可能性分析
当前，依法治校已经成为高校行政管理的中心主轴。但是，根据《教育法》第28条、《高等教育法》第32条到第38条的规定，高等学校在学籍管理、纪律处分、颁发学业证书以及对教师的奖惩方面具有自，高等学校可以通过自行订立规则的形式实施管理。也就是说，在当今依法治校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依然存在立法缺位的空间。那么，在这种立法缺位的状态下，高校与学生之间所发生的纠纷是否有可能通过司法的介入获致最终的解决呢?此处，笔者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司法介入高校纪律处分纠纷的实证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内发生了许多围绕高校纪律处分的诉讼。2002年10月初，重庆某大学女生李某与其大学生男友张某在外出旅游途中同居，导致其怀孕。事情发生后，学校依据该校《违纪学生处罚条例》的规定，给予两名当事学生勒令退学的处分。两名学生则以“定性错误、于法无据”为由，要求学校撤销这一行政处分。2003年元月底，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的行政裁定，以此事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当事人的。2004年5月9日晚，成都某大学学生陈军、谢燕在教室上晚自习期间接吻，被安装在教室内的监控设备拍摄下来。同年5月20日，学校依据该校《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13条第3款的规定，对陈军和谢燕作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决定。2004年8月18日，陈军和谢燕向成都市武侯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学校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决定。2005年1月4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作出裁定，认为该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予受理。2005年12月24日，齐齐哈尔医学院本科生齐卓、李园在考试中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2006年1月，齐齐哈尔医学院依据该校校规对二人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决定。2006年8月，二人向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学校对两名学生作出的处理意见书并未送达两名原告，属程序违法。2011年6月18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生章晓在英语四级考试中作弊，依据《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23条的规定，学校将其开除。2011年9月27日，章晓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该学院的开除决定。法院审理后裁决撤销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作出的开除章晓学籍的处理决定。
上述案件所折射出的管理信息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属于高校对学生所做的纪律处分。但是，法院对上述类同案件所采取的立场却是迥然不同的。由此而衍生出的问题是：法院对于诸如此类涉及高校自的纠纷究竟是否可以介入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公民只有当其人身权、财产权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时候，方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且，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因此，学生对其所在高校所做的纪律处分是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受案范围方面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其中，在所保护的权益方面，由先前的人身权、财产权扩展为所有的合法权益，这就意味着公民基于受教育权遭受侵犯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了，困扰该类案件受理的一个重要症结得以消除。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高校所做的纪律处分究竟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呢?对此，各地法院的理解不甚一致。从纵向的角度来看，2000年之前多数法院对该类案件秉持不予受理的立场；而此后各地法院大多转向相对开放的立场，开始受理该类案件。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并没有做出什么新的司法解释，对该类现象似乎更适合理解为法院对法条理解上的结构性转化：先前被看作内部行政行为的高校纪律处分转而被理解为非内部行政行为了。从法理上来说，我国实践中存在着的特殊权力关系开始被清除，法治的阳光开始普照高校这个枯叶飘零的幽谷了。
(二)司法介入高校学术争议纠纷的实证分析
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所发生的管理纠纷，除却围绕纪律处分而引发的纠纷之外，还有基于学术争议而引发的纠纷。与前者不同的地方是：该种纠纷不是基于管理性行政权力的行使而引发的，而是基于学术性行政权力的行使而引发的。由于权力的性质不同，权力的行使主体也不甚相同。前者往往表现为高等学校本身，而后者却往往表现为高等学校内部的学术委员会或者学位评定委员会。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1999年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在该案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不仅受理了该案，而且在一审中判决北京大学败诉。但是，法院究竟是否应当介入该类纠纷呢?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有学者认为，“海淀区法院受理此案是违法办事，因为《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有关授予学位问题的争议”；“也许现行的法律是有缺陷的，但应通过法律程序去修改，在它没有修改之前，司法机关不应超越法律的范围办案”。有学者认为，学术的评价属于高等学校的自，海淀区法院受理此案妨碍了高校的自，国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法院不能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如果做了也是无法执行的，那是司法资源的浪费，因为学术问题太复杂，法院的受理代替了一种学术评价。笔者认为，学术争议问题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应当首先从实证法律操作的角度来看。如果实证的法律已经将其纳入到了受案范围之内，接下来再来考虑纳入受案范围之后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如果实证的法律尚没有将其纳入受案范围，再进而考虑该种纠纷是否应当被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基于这个思路，对该问题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该案发生在1999年9月24日，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尚未颁布实施，审查判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依据是《行政
诉讼法》。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2条的规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立标准有两个：其一，行为标准，即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其二，权益标准，该标准原则上是人身权、财产权标准，如果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也可以采用合法权益标准。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结合《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方面的基础性内容，围绕学术争议而引发的纠纷是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从现实的角度来看，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于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与《行政诉讼法》相比，《行诉解释》在受案范围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在受案范围的确立方式上，不再采用明文正向罗列的方式，凡是不属于反向排除范围内的内容，符合该解释第1条之原则规定的，均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其次，在行为标准上，以行政行为标准取代了此前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再次，在权益标准上，以合法权益标准结构性取代了此前的人身权、财产权标准。如此一来，先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学术争议，就结构性翻转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的纠纷了。
二、立法缺位状态下司法解决高校纠纷面临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校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类高校纠纷逐年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高校纠纷最终诉至法院。然而，法院在是否受理此类案件方面的立场不尽相同，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也不时出现，从而凸显了司法在解决高校纠纷时面临的现实困难。此处，笔者拟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法律与高校校规校纪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
法律与校规校纪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是法院在审理高校行政纠纷案件中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此，学界在理论上的理解不甚相同，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也不甚一致。在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指出：“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被告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学校的有关规定处理，但其依据本校制定的068号通知的有关内容对原告做退学处理，直接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9条规定的法定退学条件相抵触。”2005年6月，武汉理工大学包括单枝柏(化名)在内的600多名2001级大学生没有达到学校规定的英语四级考试分数线，学校依据《武汉理工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的规定，拒绝授予他们学士学位。学生们认为，学校依据内部规定不给他们发放学位证，是违反上位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4条的规定，国家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并不是取得学位证的必备条件。2005年7月15日，单枝柏等7人委托律师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教育部受理后认为，武汉理工大学作为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学位条例》及国家相关规定，有权将“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未达到学校规定标准”作为不授予学位的条件。将本案与前引“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做关联性分析，可以看出，二者所凸显的问题是共同的，都是法律与高校校规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但是，在前后两个案例中，法院和教育部所秉持的立场并不相同。就“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而言，当时适用的是1990年原国家教委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依据该《规定》第29条的规定，学生作弊并不属于退学的法定情形之一。对此，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认为，该通知的有关内容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9条的规定相抵触。就“单枝柏等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案”而言，学校所依据的是《武汉理工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办法》中的相关规定，该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也没有与之相关的内容。但是，教育部却认为，武汉理工大学有权这样做。相比之下，两者对类同的问题所秉持的立场迥然相异。那么，法律与高校校规校纪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高校校规校纪是否可以与法律法规中的内容相冲突?高校校规校纪体现的是大学的自，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学自治。但是，大学自治是和依法治校关联在一起的，套用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的说法，学校应该“依法自主办学”。对于法律法规中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高校校规校纪不能与之相抵触，否则，即构成违法。其二，高校校规校纪是否可以规定法律法规中所没有的内容?对此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高校校规校纪的内容而定。如果其内容关涉到对学生、教师的纪律处分，则不能包含法律法规中所没有的内容；如果其内容与学术有关，则可以包含法律法规中所没有的内容。但是，如果国家随后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其内容与高校的校规校纪之间出现了冲突，此前制定的校规校纪必须进行修正。
(二)《学位条例》和高校校规的不合理问题
基于学位授予而引发的争议是近年来一种比较突出的高校行政纠纷。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是处理和解决该类纠纷的法定依据。从司法实践来看，《学位条例》在内容上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它们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具体表现在：其一，确立了外行评内行的法定权力。《学位条例》第10条规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负责审查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组织答辩，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以不记名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报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审查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负责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报请授予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决议，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依据该规定，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对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报请决议进行审查批准，而且该种审查是实质性审查。在审查方式上，秉持多数通过的原则。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是由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而答辩委员会是由本学科的专家组成的。更加之，答辩委员会通过的论文还要经由院系层面的学位委员会进行审查之后方才能够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而院系层面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同样是由本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如果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拥有实质性审查权的话，实际上就等同于确定了外行评内行的合法权力。其二，没有赋予受教育者必要的程序权利。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关于学位授予与否的决定，关涉到受教育者的重大权益，该决定的作出应有必要的程序约束。但是，依据《学位条例》第10条的规定，该程序约束仅限于针对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多数决规则，而没有指向于受教育者的必要的程序保障。从法理上来讲，高校在作出关涉学生重大利益的处理决定时，应当听取受教育者本人的申辩并将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决定送达受教育者本人。而且，本着“有权利必有救
济”的程序法原则，对于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的不批准授予学位的决定，应当赋予学生提起申诉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然而，如是这些在《学位条例》以及《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恰恰是没有规定的。
目前，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见诸报端的、与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有关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因为学位授予而引发的争议方面，但是，类同的争议却并不仅限于此，与之相关的争议同时还表现在导师岗位任职资格认定方面。由于立法缺位方面的原因，目前尚未出现典型的案例。此处以复旦大学为例略作说明。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进一步下放博士生指导教师审批权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应根据《关于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的几点原则意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做好博士生指导教师的选聘工作。”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该《通知》的附件中对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基本原则、基本条件以及选聘程序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06年1月12日，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6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复旦大学审核新增及认定博士生指导教师岗位任职资格暂行规定》，该规定成为复旦大学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的校规。依据该《规定》，新增博士生指导教师应该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第一，申请人通过本人所在的院系提出申请；第二，申请人所在的院系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初审。凡获得学位评定分委员会2／3以上成员投票，且达到或超过全体委员1／2以上同意者，报送校研究生院送校外专家进行通信评议；第三，获得同行评议多数成员同意的，送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审核和无记名投票表决，获得校学位评定委员会2／3以上成员投票，且达到或超过全体委员1／2以上同意者为通过。通过者在校内张榜公布，一个月之内为争议期，争议期结束无异议者获得博导资格。”从该《规定》所确立的上述程序内容来看，在博导资格审核评定方面，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所拥有的应该是形式上的审核权。其原因不仅在于其不同于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而且在于该《规定》实际上已经对博导申请者应具备的条件做了具体的量化要求。但是，由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在具体审核时是通过多数决规则作出决定的，因此，其审核权的性质似乎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实质性回归，前述《学位条例》所存在的诸种缺陷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了。然而，与前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学位条例》的性质属于法律，而《规定》的性质却属于高校的校规。这也就是说，尽管依据《行诉解释》的规定，博导申请者可以针对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法院未来是否依据该《规定》裁判却是一个未知数。如此一来，外行就拥有了在博导评定方面的绝对的话语霸权。实践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固然有可能基于对实质性审查的回避而依据外审评议结果进行投票，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却必然是：外审结果的影响被结构性放大，甚至最终取代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评定结论，《规定》所设定的条件、学校所制定的其他与之关联的政策文件就理所当然地丧失了其应然意义上的影响力。
三、立法缺位状态下解决高校纠纷的根本路径分析
诚如前述，在当下法律缺位的状态下，司法固然可以制度性地介入高校行政纠纷，但是，由于其在行政审判中面临的诸种问题，司法解决高校纠纷的实际效果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为了从根本上确保依法治校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使环绕在大学校园上空的基本权利能够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在不断完善司法介入高校纠纷制度的基础上，探求解决大学纠纷的根本路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完善《学位条例》，加快制定《学位法》。
《学位条例》为高校学位评定工作提供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规程，也为法院提供了一个审查评判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合法与否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正如前文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学位条例》中存在许多程序上的问题，如确立了外行评定内行的法定权力，对受教育者的程序权益缺乏必要的关注，等等。法院固然可以依据《学位条例》所确立的程序规则对高校学位决定进行审查，但是，由于司法不可以审查学术判断标准方面的实体问题，只能依据《学位条例》所确立的法定程序对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所做的决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其所起到的积极效能是双面的：它在提供合法性评判标准的同时，将外行评定内行的权力通过司法的光环进行了二次塑造，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等同于外行的帮凶了。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围绕学位授予而发生的高校行政纠纷，不能单单寄希望于司法的介入，而应该谋求从制度层面对目前的《学位条例》进行修正，尽快制定《学位法》。未来的学位立法应该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明确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性质；妥善处理高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与论文答辩委员会、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界定其审查批准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权力属性；赋予受教育者诸种程序上的权益。
其二，建立对高校校规的违法审查制度，确保程序正义。
高校行政纠纷大多是围绕校规而展开的，典型的如教师职称评定和导师资格审核等。2003年4月27日，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副教授邹柳娟就未被学校评为教授而向教育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03年6月17日，教育部作出《行政复议终止审理决定书》。该《决定书》指出，“根据《高等教育法》第37条的规定，评聘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是高等学校的自。被申请人华中科技大学是经国家批准具有评定教授职务资格的高等学校，有权在教育部核定的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职数范围内对教授的任职资格进行审定，该行为属于高等学校行使自的范畴。”因此，“被申请人华中科技大学评定邹柳娟不符合教授任职资格的行为并非具体行政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定，决定终止行政复议。申请人邹柳娟对被申请人华中科技大学内部管理行为不服，应当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从直观上来看，教育部维护了高校的自，但实际上它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该类纠纷，只不过是把纠纷重新推回到大学之内而已。要从根本上解决该类问题，一方面需要完善学校的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还要建立起对校规的违法审查制度，对高校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校规校纪进行合法性审查，将大学自治和依法治校有机地统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要合理界分高校学术性行政权力和管理性行政权力，建立起立基于其上的违法审查制度。舍此而外，还要关注高校校规的程序合理性，合理界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的界限，防范诸如外行评内行之类的程序瑕疵，确保程序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