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的定义篇1
海洋运输承担了90%的国际贸易量，由海洋运输引起的环境污染主要是船舶污染。为此，国际海事组织先后制定了《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和相关各类补充文件。《1973年国际船舶污染预防公约》是为保护海洋环境，由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有关防止和限制船舶排放油类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海洋方面的安全规定的国际公约，是旨在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重要国际公约，也是人类保护海洋环境的主要国际公约。它包括6个技术性附则：附则i---防止油污规则；附则ii---控制散装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规则；附则iii---防止海运包装形式有害物质污染规则；附则iv---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附则v---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规则；附则vi---防止船舶造成大气污染规则。基本涵盖了主要类型的船舶污染，包括油污、有毒液体、有害包装物、污水和垃圾等。后来的《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主要是对1973年公约的《附则ⅰ防止油污规则》进行实质性修政和补充，其他几个附则没有多大变化。该公约以其详细和全面的船舶污染防治规范，成为各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的典范。
法案出台背景
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其海岸线长达37521公里，其对外贸易运输主要依靠海运，海洋就是澳大利亚的生命线，因此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海洋环境保护。澳大利亚制定了大量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并不断修改完善，仅仅自2010年以来，澳大利亚就在联邦和州的层次上修订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多次。
2010年11月9日，澳大利亚联邦通过了《2010海洋保护法修正案》，该法修正了《2008海洋保护（船用油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法》和《1983海洋保护（船舶污染预防）法》，给2008海洋保护法增加了一节新的内容---响应者免责，以保护那些在燃油溢出事故中给污染受害者提供了合理帮助，并因此而拥有良好信誉的人员。www.lw881.com而对1983海洋保护法则修订了一些条款，如对含硫燃油的使用要比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指定限值更高；要求澳大利亚海事部门同意安排一个在船上以外的地方，专门放置船上燃油供应簿。还要制定相关条款，要求保存关于损害臭氧层物质的记录，并在记录本中规定虚假或误导性条目的惩罚。此外，维多利亚州也在2010年9月28日通过了《2010海洋安全法》，该法修订了1988年的《海洋法》，目的是以一种更现代的安全管制方式改善海洋安全状况，其中包括防治海洋污染造成的安全问题。
同时，这也是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加强环境保护，严格防治环境污染的一个大趋势所致。2011年11月，新南威尔士州通过了《201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该法案针对那些有引发污染事件风险的组织应该准备遵守法案所带来的变化，包括增加报告义务，应对增大的处罚，要求制定污染事件应急反应计划和公开环境监测数据等等。
法案主要内容
2012年3月7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通过了新的《2011海洋污染法》，这部法律借鉴了《1973年国际船舶污染预防公约》、澳大利亚联邦2010年刚刚修订的《2010海洋保护法修正案》和新州刚刚修订的《201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法案的主要修订内容是禁止向国家水域排放有害包装物，排放污水和垃圾，如果有这些违法行为，则公司可能面临最高数百万美元的罚款。这部新法律也引入了一种更为全面的紧急计划和海洋污染报告制度，使得海洋污染事故反应和岸上污染事故的反应机制更为一致。
思考和借鉴
对由于海洋运输船舶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加入了《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遣成污染公约》和《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73/8防污公约”，73/78marpol）等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
目前我国最新的海洋船舶污染防治法是交通运输部颁布的《中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该规定是中国政府履行《73/78防污公约》，确保公约的各项要求得以严格执行，使现行规定与公约最新要求相一致，与公约全面接轨的具体实施，对提高我国的履约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船舶污染预防制度体系，包括船舶污染物的排放与接收、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及其有关作业、船舶拆解、打捞、修造和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和违法的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明确了海事机构管理职能和船舶有关作业活动范围。明确了船舶污染防治管理的一般要求。建立了完善的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管理制度。明确了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管理要求。明确了船舶油料供受作业的管理要求。明确了船舶拆解、打捞、修造等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污染防治管理要求。明确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尽管该法在2010年颁布并在2011年得以实施，但我国的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事故仍然非常严重，考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颁布的最新海洋污染法，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借鉴：
1、程序和实体并重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立法中同样重要
我国船舶污染海洋立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轻程序，重实体。《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均设定了防治船舶污染的相关制度，但没有明确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必须的操作性规定，《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弥补了这些不足，制定和完善了操作性规定，但这些规定多为实体性规定，对程序性规制明显不足。如对船舶污染物的接收，该规定只明确“船舶应当将不符合规定排放要求以及禁止向海域排放的污染物排入具备相应接收能力的港口接收设施或委托具备相应接收能力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单位应当落实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进行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规程，并采取有效的防污染措施，防止污染物溢漏。”但审视该条规定，对船舶和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之间的污染物交接程序并未规制，从而可能导致交接上的混乱，以致污染物遗漏。而澳大利亚新州《海洋污染法》要求船舶针对造成的石油和有毒液体紧急污染事故制定应急预案并随船携带。该应急计划的必备条款中就包含报告紧急事件必须遵循的程序、和主管机构合作应对的程序，特别是和船上负责通讯的人。在法定的垃圾处理计划中，也包括收集、储存、处理和处置垃圾的程序，包括使用船上设备来执行这些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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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披露：污染船舶负责报告，全程信息公开
在澳大利亚新州的海洋污染法针对船舶污染的防治规定中，关于信息披露和公开的法律规范非常多，特别是关于污染紧急事件应急反应中的信息公开。如对船舶污染海洋事故的报告义务：不仅要求污染船舶报告涉及石油污染和有毒液体污染事故，还要求船舶必须报告涉及丢弃废弃包装物，或者大船舶污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或失灵，导致未经处理或者未充分处理的污水排放。污染船舶报告的时间要求从“一旦有条件就报告”转变为“无条件的立即报告”；而且必须把污染事件从始至终的最新信息告知最高可达6个相关的主管当局；同时，设定政府的通告义务。如该法案授权部长发出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通告，包括：海洋污染清除通告、海洋污染预防通告和海洋污染禁止通告。
我国虽然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任何船舶和民用航空器对海上排污或污染事件的报告义务，并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应当立即就近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其后又专章规定了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其中也专门规定了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制度，交通运输部的《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重复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船舶污染的报告义务，但这种表面上宽泛的报告主体范围，实际上导致报告主体的不明确，同时由于没有明确报告的污染物种类，也造成善良的可能报告人无法确定是否属于该报告的污染。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是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尤其是在污染的处理阶段，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应该成为主要的信息公开来源，这也是我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中，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立法缺位。
3、法律实施：对污染船舶的处罚力度和对政府的监督
船舶污染海洋防治法的有效实施，主要依靠命令-控制手段，即一方面依靠政府严格公正执法，另一方面依靠强有力的处罚。然而，政府是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组成，政府官员也可能权力寻租，或为机构俘获，因此，对监管者必须设立有效的制约，同时要有力震慑潜在的违法者，处罚必须充分引起被处罚者的充分重视，这只能依靠加大处罚力度。澳大利亚新州海洋污染法为保证政府的监管效率，在立法中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如通知义务、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再如对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的监管内容公开，以接受公众监督，即环境保护机构必须在其公报上公布与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相关的数据内容：包括强制性的环境审计内容，污染研究和污染减轻方案，和/或发给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的处罚通知等。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2
我国海洋环境问题及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海洋经济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海洋空间为活动场所的经济活动;二是以海洋资源的利用为对象的经济活动。按照海洋与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不同,海洋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狭义的海洋经济,是指包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丰富资源、海洋的广袤水体以及海洋的广阔空间的经济活动的总称;(2)广义的海洋经济,是狭义海洋经济的延伸,指为开发和利用海洋而产生的相关产业;(3)泛义的海洋经济,不仅包括上述两个层面,还包括海岛陆域的经济活动(海岛经济)、海岸带的陆域经济活动和河海体系中的内河经济(沿海经济)。
(一)海洋环境问题
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我国经历了起步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
1.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陆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尤其是工业废水的处理手段还非常欠缺,直接排放到海洋中,给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海水养殖、海洋石油开采等形成的污染,造成海水水质恶化,近海生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海洋的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此时关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洋环境污染的来源和治理措施、海洋环境保护和评估、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如孟伟和张淑珍以水环境中的深圳湾为例,提出了开发海洋物理环境容量的意义,指出有机污染物(主要指CoD)的物理环境容量主要受海域水动力条件的制约[2];倪轩认为,世界各国沿岸海域遭受日益严重的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沿海工业和海洋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海洋污染物的增多,这不仅使得海洋的自净能力几乎丧失,给海洋生物资源带来巨大灾难,而且更严重的是人类的健康也面临极大威胁[3]。
2.初步形成阶段。由于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海洋环境的研究成果显着增多,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渔业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海平面变化及影响、海洋灾害的危害和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和治理对策、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研究成果包括:巴登在分析海洋领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海洋污染的现状和未来走势,运用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和生态毒理学方法研究了海洋污染问题[4](p45-103);陈亚瞿认为,渔业的发展受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加剧的危害,造成很多江、河、湖、海的渔业水域遭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5];王伟洁和吴长江认为,山东省渔业资源丰富,品种繁多,但是由于污染源的大量增加,渔业发展的水域环境质量显着下降,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渔业生产受到了挑战[6];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杜碧兰等提出了海平面上升的恶果,认为如果海平面上升30厘米,长江三角洲及江苏和浙江沿岸大概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将被淹没[7](p5-20);翁盛深以汕头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加大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8]。
3.逐步完善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更广泛关注,主要的研究领域有: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特殊生物品种及区域的分类保护。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斌提出了我国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肯定了国家相关部门在管理国家海洋事务、监督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重要工作[9];徐祥民和马英杰认为,海洋特殊区域是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渔业水域、重点海域、海滨风景名胜区、海洋生态示范区等,并建立了一整套海洋特殊区域的保护体系,对特殊海域进行分类、集中整治和保护[10];韩永伟、高吉喜等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改变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恶化现状、保护渔业资源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具体措施[11];高振会提出在未来的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技术和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12];王美珍以环杭州湾为研究对象,认为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发展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抓住环杭州湾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进行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13]。
(二)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对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方面的定量分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可文在《中国海洋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3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其中,关注海洋经济的资源环境的发展是该指标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资源环境系统包含的变量有:自然资源存量、海洋污染排放、海洋污染带来的损失、海洋灾害带来的损失等指标[14](p59-138)。张德贤等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5个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资源子系统、海洋环境子系统、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其中,海洋资源与环境子系统主要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率、海洋污染面积比重、海岸倾倒数量等指标[15](p12-60)。韩增林和刘桂春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中建立了海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分别为海洋资源承载能力、海洋资源发展能力、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以及智力支持系统。该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模型,共包括5个层次共48个指标。其中,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子系统包括的指标变量为: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强度、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强度、滨海海域的水质质量指数、赤潮发生的年频率、海域内年原油泄漏量、海洋环境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海洋水体环境质量标准、海洋水体污染物背景值、人均海洋环保费用、海域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入海废水排放达标率、海洋环境保护法规数目、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数目等[16]。
冯晓波等在《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证研究》一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海洋资源利用能力和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该体系共包括4层16个指标,其中重点考虑了海洋环境承载力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包括的指标变量有:工业废水处理、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海洋自然保护区个数、滨海观测台站等指标[17]。狄乾斌和韩增林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一文中建立了包含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发展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其中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中包括资源总量、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海洋经济子系统中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两个方面;社会发展子系统中包括人口增长、生活质量、科技潜力三个方面。该指标体系共包括28个指标[18]。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关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而针对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建立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将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改进目前研究的不足,建立一套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希望通过该体系的设计,使该指标体系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能够具体用于指导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改善,用于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
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3
abstract：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shippingindustry，shipstomarinepollutionbecomesmoreandmoreserious，industrialandacademiccirclespayattentiontoGreentransportationmoreandmore.atfirst，analyzesthebasicconceptsaboutmarinepollutionandgreenlogistics，andsoon.then，describesthedevelopmentofthegreentransportmeasures，andfinally，statesthemarinepollutionpreventionandcontrolmeasures.
关键词：海洋污染；绿色运输；多式联运；共同配送；防治措施
Keywords：marinepollution；greentransport；multimodaltransportation；jointdistribution；controlmeasures
中图分类号：U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1-02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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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央财政支持物流管理（港口物流方向）专业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胡从旭（1969-），男，安徽明光人，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物流管理教研室主任，物流专业带头人，副教授，物流师，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运营管理。
1海洋污染概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活动逐步由陆地延伸到海洋，对海洋环境造成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危害海洋动植物的成长，对海洋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也会危害人类的健康，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产生严重破坏，危急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平衡。人类活动对海洋污染种类很多，其中，对海洋污染较严重的因素是物流中的运输。在我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际贸易额越来越大，在对外贸易运输中，海运所占比重最大，对海洋污染也最严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委员会于2002年出版的调查研究报告称：“海洋环境污染中有35%的污染物来自于船舶。”
什么是海洋污染？不同机构、不同人观点也不一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认为：“海洋污染指的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地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以至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生物资源的海洋生物、危害人类健康、妨碍包括捕鱼和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在内的各种海洋活动、损害海水使用质量和减损环境优美的有害影响。”海洋污染种类很多，按照污染源分类，主要有3类，一是海上源，二是陆上源，三是空气源。其中海上源污染主要是海洋船舶泄露、水产养殖污染、海上石油平台污染和人类海上活动所倾倒的废弃物等。
海洋污染对生物危害极其严重，可造成鱼类、鸟类、浮游生物、哺乳动物等死亡，使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临港工业也会受到威胁，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甚至危及人类自身安全。
2绿色运输含义
绿色运输是指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抑制运输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时，实现对运输环境的净化，使运输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它要求从环境的角度对运输体系进行改进，形成一个环境共生型的运输系统。在物流的各个功能中，运输功能最为重要，若运输功能实现绿色化，整个物流活动也基本实现绿色化。随着航运事业的发展，船舶密度增加，通航环境复杂，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船舶海洋污染防治在海洋环境保护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船舶对海洋的污染有多种，主要包括：各种油类污染、生活废弃物污染、噪声污染、包装有害物污染、有毒液体污染、大气污染等。在各种污染中，油类污染最严重，如船舶发动机油、机械油、油船的溢油等，特别是油船洗舱的残渣混合物，以及混有油的压舱水、洗舱水等，都是船舶排放到水中的污染物。
3发展绿色运输的措施
3.1发展多式联运什么是多式联运？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对国际多式联运所下的定义是：“按照多式联运合同，以至少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把货物从一国境内接运货物的地点，运至另一国境内指定交付货物的地点。”多式联运的好处在于：多式联运由于采用了集装箱，外包装可以大大简化，发货人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包装费用，货损、货差降低。可充分利用不同运输方式的优点，扬长避短，经营人可以选择最佳运输路线，实现了运输一体化，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运输过程的效率化。
3.2发展共同配送2001年4月，我国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中，对配送的定义是：“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分拣、加工、包装、分割、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对共同配送的定义是：“由多个企业联合组织实施的配送活动。”共同配送的实质是企业之间为了实现资源共享，在互信互利的合作基础上，对不同商品进行优化组合后再进行配送，以此来提高物流服务水平，降低配送成本，快速反馈信息，促进整个社会商品高效流通的配送，其核心思想是在资源共享的理念下建立企业联盟。
通过共同配送，使得社会车流总量减少。由于集中了多家企业和用户的货物，可实行混合配载，将多家企业的零散货物整合在一起，可提高车辆实载率，大大减少了配送成本。经过科学的路线规划，可以消除迂回运输、交叉运输、重复运输等不合理现象，从而减少了交通污染。
3.3采用绿色运输工具运输工具性能直接决定运输中所排放的废气量以及噪音量。为了减少运输工具对环境的污染，尽可能选择低污染的运输工具，如天然气汽车、液化石油汽车、太阳能汽车、电动车等。这就要求使用更清洁能源的发动机，比如将柴油和汽油发动机改为电动的，这样就可以减少污染，更有效的利用能源。目前发展的“高铁”是一种典型的低碳运输工具。高铁具有节能、环保、经济的特点，是未来运输工具的理想选择。另外，在设计制造运输工具时，尽可能降低自身重量，减重有利低碳节能，减少动力消耗，目前，日本在大力发展轻型化运输工具，以达到低碳环保的目的。
4船舶海洋污染的防治措施
4.1制订和完善我国的船舶海洋污染防治法规体系在我国，除了积极参与防治船舶污染的国际合作并加入了有关法律体系之外，还制订了多部国内法律法规，与船舶海洋污染防治有关的法律法规有：1979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颁布了《防治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5年颁布了《海洋倾废管理条例》；1988年颁布了《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2010年颁布了《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内容上不协调，不能与世界相关法律接轨，影响了船舶防治污染工作的有效展开。因此，应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国情，在审查现有船舶污染防治立法的基础上进行必要修改、完善，建立起内容全面、层次分明协调统一的船舶海洋污染防治法律体系。
4.2大力研发“绿色”船舶传统的运输船舶会对大气和海洋造成大量污染，燃油消耗成本大；随着全球经济低迷，船舶公司经营成本越来越高，迫使船舶公司采用各种方法降低成本，加上各国对环境污染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对“绿色”船舶的要求已迫在眉睫。“绿色”船舶是指对环境无害，不污染或少污染海域和空气的船舶。“绿色”船舶有下列一些特点：船体重量轻，燃油消耗少；采用新一代超低摩擦船底技术；船体形状呈流水线形，船体受到水的阻力小；使用超导体材料以减少风的阻力；使用太阳能、风能等作为船舶能源；使用液化天然气代替燃油消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使用新的能源管理系统和控制技术，以帮助船舶减少燃油消耗。针对“绿色”船舶的一些特点，各个国家应鼓励造船公司加大研发“绿色”船舶的力度，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对于船舶运输企业来讲，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比如降低船舶停靠费、减少税收等。
4.3回收处理船舶排放的污染物鼓励中大型港口建立废水、废油、废渣回收与处理厂，集中回收处理渔业船舶和运输船舶的污染物，严格按照标准净化处理船舶排放的废弃物，政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废弃物处理厂进行补贴，维持废弃物处理厂的持续运转。也应通过立法，改善船舶防污设备的配置，使船舶具有较强的处理废弃物的能力。
4.4加大对船员的环保意识教育各国政府应加强对船员的环保意识教育，使船员们充分认识到船舶污染的严重危害性，保护海洋环境的重大意义。同时，加大对船员污染海洋环境的处罚力度，对一些污染严重的船舶，应采取处罚措施。执法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对海域污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努力使海洋污染降到最低程度，加强全民环保意识，激发全民参与环保热情，发动群众参与监督、举报，对举报者给予适当奖励。
4.5对政府部门领导实行环保考核制度在海洋环境保护中，政府部门中的部分领导缺少环保意识，过于注重GDp增长，缺少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思维，这就要求国家对干部考核时，改革干部任用和考核制度，弱化GDp增长在干部考核中的作用，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把环境保护纳入衡量政绩和干部考核的范畴中。
参考文献：
[1]江彦桥.船舶与海洋防污染技术[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15.
[2]袁金明，林凌，杨菊.物流绿色运输管理的实现途径分析[J].交通企业管理，2010，（10）：53-54.
[3]胡建伟.对海洋环境有害物质的运输管理[J].航海技术，2010，（1）：31-32.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4
关键词:环保意识海洋环境海难救助
随着人类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威胁日趋严重化,海洋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世界各国已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护海洋环境,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海上油污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的一种,其中的一种主要污染源是船舶的意外事故和经常性的排污操作所造成的海上污染损害。因此,当这类意外事故发生时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减少或避免海洋污染损害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实际上也就对海难救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对有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船舶及时进行救助,如何鼓励救助人积极进行救助,如何明确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等等,而这些又是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所不能完全解决的。因此,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海难救助制度中的一些原则、规则须不断地发展以更好地调整这些法律关系。
从海难救助制度发展的轨迹来看,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现代海难救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呈现出如下特点和趋势:
一、自愿原则具有相对性
自愿是指救助人进行救助作业活动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根据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假如是基于法律或合同之义务进行救助作业活动则不是自愿的,不能形成海难救助制度中的海难救助关系,如船员对本船在遇险时提供的各种劳务、引航员对船舶的引领、国家消防职能部门进行的灭火等行政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或者是基于合同的约定,或者是基于法定的职责。但是,随着海上航行风险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之后,传统的海难救助制度中的自愿原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沿岸国为保护其沿岸海洋环境,往往会在出现可能对海洋环境构成威胁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措施以避免或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若仍然严格适用传统的自愿原则,则救助人没有救助报酬请求权,这不利于鼓励救助人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进行救助作业,也不符合海事立法的宗旨。
二、请求救助报酬突破了“无效果,无报酬”的限制
按照传统习惯,救助行为必须有效果,这是救助报酬请求权成立的一个前提。如果救助行为没有获得效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之间不存在因救助财产而形成的债的法律关系,即不发生救助报酬请求权以及保证该权利实现的附属权利,如留置权、船舶优先权等。这也就是《1910年救助公约》所确立的有名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在1980年以前的“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中一直沿用了这一原则,我国《海商法》第179条中也同样引入了这一原则。但是,很明显随着海上风险的不断变化,“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已不适应海上救助新形式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救助具有污染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所载货物时,这一原则很不利于救助作业的实施。
为了鼓励救助人对构成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所载货物积极进行救助,以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损害,保护海洋环境。《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14条规定:如一船或其船上货物对环境构成了损害威胁,救助人对其进行了救助作业,但根据第13条所获得的报酬少于按本条可得的特别补偿,他有权按本条规定从该船的船舶所有人处获得相当于其所花费用的特别补偿①。这也就是有名的“特别补偿”条款。在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对此也有规定,该条规定:“对构成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者船上货物进行的救助,救助方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获得的救助报酬,少于依照本条规定可以得到的特别补偿的,救助方有权依照本条规定,从船舶所有人处获得相当于救助费用的特别补偿。”“劳氏救助合同标准格式”的1980年版中,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基础上引入着名的“安全网条款”(safety-netclause)。根据该条款,救助人对载有油类的遇险船舶进行救助时,即使没有取得成功或救助人由于受阻未能完成救助工作,只要救助人、其雇佣人员或人没有过失,救助人也可得到救助费用和不超过该费用15%的补偿,从而有限地扩大了传统的“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使用范围。但是,安全网条款仅使用对油轮或部分装载货油的船舶进行的救助,对其他有可能损害海洋环境的危险品的救助尚不适用。吸收《1989年救助公约》的立法精神,我国《海商法》第182条第2款还规定:救助人进行前款规定的救助作业,取得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效果的,船舶所有人依照前款规定应当向救助方支付的特别补偿可以另行增加,增加的数额可以达到救助费用的百分之三十。受理争议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为适当,并且考虑到本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判决或者裁决进一步增加特别补偿数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增加部分不得超过救助费用的百分之一百。”由此可知,在对构成海洋环境污染威胁的船舶或船上货物进行救助时,不再受传统“无效果,无报酬”原则的约束,而实行无效果亦有报酬的特殊原则。不过在适用这一原则时,救助人不能有过失,《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14条第5款规定:“由于救助方的过失未能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可以全部或者部分地剥夺救助方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对此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第5款也有同样的规定。可以预见,如果救助人与被救助人就是否必须支付特别补偿发生争议时,救助人是否有过失将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救助人应证明其本身不存在过失,否则将丧失获得特别补偿的权利。
三、救助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
随着海事法的发展,作为海难救助标的的范围不断扩大②。传统海商法上的海上救助主要是指对船舶以及货物的救助,《1910年救助公约》中规定的救助标的也仅限于船舶、船上货物及运费,但随着航运及其他海上活动的发展,遭受海难急需救助的财产形式不断增加,海事法中所规定的救助对象明显不够。为了保障海上安全和保护海上财产,有必要将一些新的海上财产列入海难救助的范畴,如海上石油勘探设备、浮船坞、浮筒等。为了适应海上财产多样化的趋势,《1989年救助公约》扩大了救助标的的范围,将救助标的的范围扩大到船舶和其他非永久性和非有意地依附于岸线上的任何财产,而且还指出本公约所指的“船舶”不仅包括海船,还包括内河船,甚至沉船、弃船。我国《海商法》基本采纳了《1989年救助公约》的立场,其中的第173条规定:“本章规定,不适用于海上已经就位的从事海底矿物资源的勘探、开发或者生产的固定式、浮动式平台和移动式近海钻井装置。”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成为《1989年救助公约》所特有的内容,该公约第1条第4款明确规定了“环境损害”,并将其定义为由污染、沾污、火灾、爆炸或类似的重大事故,对人身健康,对沿海、内水或其毗连区域中的海洋生物、海洋资源所造成的重大的有形损害。需要指出的是公约并没有把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直接作为救助的标的,但它是确定救助报酬和特别补偿的基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防止或减轻环境污染损害可以视为海难救助的间接标的。因此,根据《1989年救助公约》救助人对环境进行救助是可以获得救助补偿请求权的,也有人因此把对环境的救助称为海难救助的第四种救助标的,并称其为:“第四海事财产”。由此可以预见,新的世纪对环境的救助将越来越来受到立法者及相关人士的关注。
四、鼓励救助人对环境进行救助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尤其是国际社会受amocoCadiz事件及其判决的影响,对船舶造成海洋环境危害的法律问题加强了研究。1978年3月16日amoco公司的Cadiz号超级油轮在英吉利海峡距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Brittany)海岸约25km的海上遭遇风暴触礁并很快断裂,使所载22.3万吨石油全部泄入海中,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为避免悲剧的重演,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提出了特别补偿这一概念,对救助方在进行时为保护海洋环境所作的努力和受到的损耗进行补偿,以鼓励对有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对救助人来说,救助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是有特殊困难的,相对于一般救助而言,进行该类救助对救助人的技术要求更高,为促使救助人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在确定救助报酬时就不能仅仅考虑救助人在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时所花的成本,还要使救助人获得一定的利润,以便救助人不断更新救助设备,培训救助作业人员等等,从而更好地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货物进行救助。
减少或避免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保护海洋环境是包括救助人在内的有关各方所应尽的义务,《1989年救助公约》的第8条第1款规定:“救助人对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它财产的所有人负有下列义务:“(a)以应有的谨慎进行救助作业;(b)在履行(a)项所规定的义务时,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
第8条第2款(b)规定处于危险中的船舶或其他财产所有人和船长对救助人负有在进行此种合作时,以应有的谨慎防止或减轻环境损害的义务。为了突出对救助方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作业的鼓励,有必要对救助方对具有污染海洋环境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作业的行为给予补偿,这也就出现了前面所提及的“特别补偿”制度。这在我国《海商法》的第182条中也有相同的规定,同时我国《海商法》的第185条还规定:在救助作业中救助人命的救助方,对获救人员不得请求酬金,但是有权从救助船舶或者其他财产、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的救助方获得的救助款项中,获得合理份额。此外《1989年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都将救助方在防止或者减少环境污染损害方面的技能和努力作为确定救助报酬的考虑因素,使得在确定救助人的救助款项时不仅要考虑传统因素,还得考虑环境因素。这些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对救助方对海洋环境进行救助的鼓励。当然,“特别补偿”并不是营利性业务的酬金,它是一种费用,具有补偿性,旨在鼓励救助对具对有环境污染损害危险的船舶或船上所载货物进行救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海事法中的各项制度是不断地发展着的,把环保的一些理念融入海事法律的发展之中,协调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关系,是新世纪海事法发展的一种趋势。海事法将同其它有关法律一起为环境保护、人类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5
第一条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及资源，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从事航行、勘探、开发、生产、科学研究及其他活动的任何船舶、平台、航空器、潜水器、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以外，排放有害物质，倾倒废弃物，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污染损害的，也适用于本法。
第三条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并有义务对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第四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出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和海滨风景游览区，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海洋特别保护区、海上自然保护区的确定，须经国务院批准。
第五条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主管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国家海洋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开展科学研究，并主管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和海洋倾废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负责船舶排污的监督和调查处理，以及港区水域的监视，并主管防止船舶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港船舶排污的监督和渔业港区水域的监视。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用船舶排污的监督和军港水域的监视。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并主管防止海岸工程和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工作。
第二章防止海岸工程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六条海岸工程建设项目的主管单位，必须在编报计划任务书前，对海洋环境进行科学调查，根据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合理选址，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编报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七条建造港口、油码头，兴建入海河口水利和潮汐发电工程，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水产资源。在鱼蟹回游通道筑坝，要建造相应的过鱼设施。
第八条港口和油码头应当设置残油、废油、含油污水和废弃物的接收和处理设施，配备必要的防污器材和监视、报警装置。
第九条海涂的开发利用应当全面规划，加强管理。对围海造地或其他围海工程，以及采挖砂石，应当严格控制。确需进行的，必须在调查研究和经济效果对比的基础上，提出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审批，大型围海工程并须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禁止毁坏海岸防护林、风景林、风景石和红树林、珊瑚礁。
第三章防止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十条开发海洋石油的企业或其主管单位，在编报计划任务书前，应当提出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包括防止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有效措施，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海洋石油勘探和其他海上活动需要爆破作业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渔业资源。
第十二条对勘探开发过程中使用的油料，应当加强管理，防止发生漏油事故。残油、废油应当予以回收，不准排放入海。
第十三条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的含油污水和油性混合物，不得直接排放；经回收处理后排放的，其含油量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四条海洋石油钻井船、钻井平台和采油平台不得向海域处置含油的工业垃圾。处置其他工业垃圾不得对渔业水域、航道造成污染损害。
第十五条海上试油时，油和油性混合物不得排放入海，并应当确保油气充分燃烧，防止污染海洋。
第十六条海上输油管线，储油设施，应当符合防渗、防漏、防腐蚀的要求，经常保持良好状态，防止漏油事故。
第十七条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必须配备相应的防污设施和器材，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止井喷和漏油事故的发生。发生井喷、漏油故事的，应当立即向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消除油污染，接受国家海洋管理部门的调查处理。
第四章防止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十八条沿海单位向海域排放有害物质，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排放标准和有关规定。在海上自然保护区、水生养殖场、海滨风景游览区内，不得新建排污口。本法公布前已有的排污口排放污染物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的，应当期限治理。
第十九条含强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禁止向海域排放。含弱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确需向海域排放的，必须执行国家放射防护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条含传染病原体的医疗污水和工业废水、必须经过处理和严格消毒，消灭病源体后，方能排入海域。
第二十一条含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应当控制向海湾、半封闭海及其他自净能力较差的海域排放，防止海水富营养化。
第二十二条向海域排放含热废水，应当采取措施，保证邻近的渔业水域的水温符合国家水质标准，避免热污染对水产资源的危害。
第二十三条沿海农田施用化学农药，应当执行国家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
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不经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批准，不得在海滩弃置、堆放尾矿、矿渣、煤灰渣、垃圾和其他废弃物。依法被批准在岸滩设置废弃物堆放场和处理场的，应当建造防护堤，防止废弃物流失入海。
第二十五条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和水系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入海河流的管理，防治污染，使入海河口处的水质处于良好状态。
第五章防止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二十六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禁止任何船舶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废弃物和其他有害物质。
第二十七条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400总吨以上的非油轮，应当设有相应的防污设备和器材。
不足150总吨的油轮和不足400总吨的非油轮，应当设有专用容器，回收残油、废油。
第二十八条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400总吨以上的非油轮，应当备有油类记录簿。载运2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应当持有有效的《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或《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信用证书》，或提供其他财务信用保证。
第二十九条150总吨以上的油轮和400总吨以上的非油轮，排放含油污水，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船舶污水的排放标准和规定进行，并如实地记入油类记录簿。
第三十条载运有毒、含腐蚀性货物的船舶，排放洗仓水和其他残余物，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船舶污水排放的规定进行，并如实地记入航海日志。
第三十一条核动力船舶和载运放射性物质的船舶，排放放射性物质，必须遵守本法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船舶进行加油和装卸油作业时，必须遵守操作规程，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发生漏油事故。
第三十三条造船、修船、拆船和打捞船单位，均应备有防止污染器材和设备。进行作业时，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废弃物污染海域。
第三十四条船舶非正常排放油类、油性混合物和其他有害物质，或有毒、含腐蚀性货物落入造成污染时，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向就近的港务监督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第三十五条船舶发生海损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有权强制采取避免减少这种污染损害的措施。
第三十六条所有船舶均有监视海上污染的义务，如发现违章行为和污染情事，应当立即向就近的港务监督报告，渔船也可以向就近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三十七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航行、停泊和作业的船舶，发生污染情事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登轮检查处理。经港务监督授权的政府有关机关的公务人员也可以登轮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港务监督处理。
第六章防止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三十八条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任何废弃物。
需要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必须向国家海洋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经国家海洋管理部门审批，发给许可证后，方可倾倒。
第三十九条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按许可证注明的期限及条件，到指定的区域进行倾倒。废弃物装载之后，批准部门应予核实。利用船舶倾倒废弃物的，由驶出港的港务监督核实。
第四十条获准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当详细记录倾倒的情况，并在倾倒后向批准部门作出书面报告。倾倒废弃物的船舶须向驶出港的港务监督作出书面报告。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凡违反本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本法第五条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责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并可以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因海洋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当事人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解决；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三条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赔偿责任；
（1）战争行为；
（2）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3）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过失行为。完全是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由第三者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凡违反本法，污染损害海洋环境，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致人伤亡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可以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四十五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间接地把物质或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碍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坏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
（二）“渔业水域”是指鱼虾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回游通道和鱼虾贝藻类的养殖场。
（三）“油类”是指任何类型的油及其炼制品。
（四）“油性混合物”是指任何含有油份的混合物。
（五）“排放”是指把污染物排入海洋的行为，包括泵出、溢出、泄出、喷出和倒出。
（六）“倾倒”是指通过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载运工具，向海洋处置废弃物或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包括弃置船舶、航空器、平台和其他浮动工具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现行的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规定，凡与本法抵触的，均以本法为准。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6
？眼关键词？演海域污染；渔业经济；eKC；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31；F3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4-0090-08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国都开始加大对海洋的投入，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经济利益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域水质污染、海洋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并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海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更加严峻。作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我国四大海域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近年来不断上升，近岸海域水质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所占比重偏高，海水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重金属和石油类等影响渔业水质的污染物含量严重超标。据《2014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近岸海域2014年未达到一类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比2013年增加约0.5万平方公里。其中主要污染物无机氮在全国海域点位超标率为31.2%，超过二类水质标准限值10.5倍，活性磷酸盐含量超标率为14.6%，超过二类水质标准限值3倍。与之对应，日本海域水质清洁度远超中国，2013年日本河流近半水质达标，湖沼海域水质达标率更是高达90%。我国海域水质环境恶化直接对海洋渔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阻碍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渔业经济不仅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海洋战略重点实施对象之一。研究海域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发展问题，对综合治理海域污染，积极改善近岸海域环境，实现海洋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i综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简称eKC）是描述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收入变化关系的几何曲线，[1]通过模拟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动态演变，解释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2]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对eKC和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包群等[3]对我国经济增长与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eKC曲线关系进行了检验；刘耀林等[4]从渔业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杨卫[5]概述了在海洋渔场环境恶化、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大背景下日本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增殖的具体措施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继平等[6]通过对中日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日本的政策执行体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付雁华[7]以日本海洋环境监测调查结果为依据，对日本周边海域海洋污染现状进行考察，并分析了日本海洋污染的防治对策。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应用广泛，但已有文献主要分析典型的环境污染物或能源消耗等与人均GDp的关系，研究海水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增长间关系并借鉴发展良好的他国经验的文献较少。基于此，文章通过分别研究我国不同污染程度海域面积与渔业经济产值间动态关系、不同海域水质污染程度与渔民人均收入间动态关系，模拟eKC曲线的形状并确定转折点位置，对比海洋经济较为发达的日本的发展模式，分析我国黄渤海海域、东海海域与南海海域的水质污染状况和渔业经济发展状况，总结日本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与海洋保护措施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为实现海域环境与渔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eKC曲线有多种函数表达形式，参考已有文献，借鉴文（2015）[8]的方法，选用对数线性三次方程来描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体的函数表达式如下：
ln（wit）=αi+β1ln（Yit）+β2ln2（Yit）+β3ln3（Yit）+
β4ln（Zit）+εit（1）
其中wit代表i地区在t年的海域污染指标，Yit代表i地区第t年的渔业经济指标，αi代表截面效应，Zit代表影响海域水质的其他控制变量，εit为扰动项，αi、β1、β2、β3、β4为待估参数。模型（1）中，当解释变量系数（β1、β2、β3）取值不同时，海域污染和渔业经济之间的关系曲线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①如果β1>0，β20，则为三次曲线关系或者说呈“n”型曲线关系；②如果β10且β30，β2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章从3个层面分别分析海域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从总量上整体估计全海域水质污染面积与渔业经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选用的经济指标是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环境指标是严重污染海域面积，数据区间是2003～2014年。其次，重点分析沿海11省近岸海域水质污染状况与渔业经济增长的eKC曲线关系，使用沿海各省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海域所占比重（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的代表指标，以沿海各省渔民人均收入作为经济指标，数据区间为2001～2014年。最后，考虑到海洋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陆源排放，特别是沿海11省直排入海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其中主要污染物（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重金属等）的超标率与渔民人均收入分别作为污染指标和经济指标，具体分析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超标率与渔民人均收入的eKC曲线关系，选用数据区间为2001～2014年。
文章重点研究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的关系，选择海水养殖面积为控制变量以消除海水养殖规模对渔业经济的影响，同时借鉴熊德平（2014）[9]的方法，选用人均渔船总动力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渔业机械化程度对渔业产出的影响。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02～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
三、模型检验与估计
为了分别分析不同海域水质污染与沿海各省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借鉴王光升（2013）[10]的方法，首先将沿海11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沿海11省渔业经济产值之和作为经济指标数据；其次将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和江苏5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渤黄海地区的经济数据，将上海、浙江和福建3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东海地区的经济数据，将广东、广西和海南3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南海地区的经济数据。
1.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数据的大幅波动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而给实证检验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标准化处理，记严重污染海域比重、渔民人均收入及其平方项、立方项、海水养殖面积和人均渔船总动力为lnp、lni、ln2i、ln3i、lna和lnr，再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为相同根情形和不同根情形两大类（高铁梅等，2009），相同根（即同质单根）情形下的检验方法包括LLC（Levin-Lin-Chu）检验、Hadri检验和Breitung检验；不同根（即异质单根）情形下的检验方法包括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等。[11]本文借鉴张兵兵（2016）的方法，选用同质单位根检验中常用的LLC检验和异质单位根检验中的Fisher-aDF检验方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12]检验结果（见表1）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平稳，即可以认为：能够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即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数据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通过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即同阶单整后，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pedroni（1999）提出了基于engleand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高F梅等，2009）[11]，该方法的零假设为在动态多元面板回归中没有协整关系，以协整方程的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构造panelvStatistic、panelrho-Statistic、panelpp-Statistic、panelaDF-Statistic、GrouprhoStatistic、Grouppp-Statistic、GroupaDF-Statistic7个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13]本文借鉴pe-droni的检验方法，[14]检验结果（见表2）表明：所有变量的Grouppp、panelrho、panelpp统计量均在9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可以认为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即我国近岸海域水质污染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模型设定检验
面板数据同时包含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信息，其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的设定形式，因此需要通过检验来确定模型的设定形式，即根据F-test判断选用混合模型或者变截距模型，同时根据Hausman检验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15]。两类检验统计量构造如下：
F-test统计量：
F=■～F[（n-1）k，n（t-k-1）]（2）
其中S1、S2分别为变截距模型和混合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t分别为截面数和时期数，k为解释变量个数。在给定置信度下，如果F值小于相应的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反之则选择变截距模型。[11]
Hausman检验：
H=（b-■）'[Var（b-■）]-1（b-β）（3）
其中，b、β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Var（b-■）为两估计结果之差的协方差矩阵。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统计量H服从自由度为k的χ2分布，其中k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个数，在给定置信度下，如果统计值小于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反之则建立固定效应模型。[11]
运用eviews6.0软件，对我国全海域、黄渤海海域、东海海域以及南海海域的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由于F检验与Hausman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并考虑到沿海11省的渔业经济发展状况差距较大，区域特征较为明显，因此选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四、各海域eKC曲线结果分析
1.总值eKC曲线趋势分析
总值eKC曲线模型研究的是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与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其总体变化趋势如图1。由海域污染面积与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关系曲线可知，二者关系在起伏中大致呈现“n”型，在2004年沿海11省的渔业经济总产值为5421.65万元后海域污染面积开始减少，海域污染状况有所减轻，但2008年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8114.82万元后严重污染海域面积逐渐扩大，且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虽然在2011年渔业经济总产值为11747.54万元时，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略有减少，但幅度较小并在之后又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海域污染范围在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有沿岸化工园区、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等陆源排污以及海岸工程与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等造成的海域污染，大量含有化学元素的废水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而直排入海，导致赤潮灾害多发；近年来，船只泄露事件频发，大量柴油等污染物进入海洋，严重影响了海水的自净能力，使得海水质量进一步下降，直接威胁到依赖大海生存的海洋渔业的生存环境安全。另外，现有海域污染管理措施效果甚微，应该予以重视，可将沿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全局的观点统筹规划，制定统一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政策。
2.渔业经济相关eKC曲线实证检验
渔业经济相关eKC曲线模型研究严重污染海域比例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确定了变截距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图2～图5为各海域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关系图，由此模型估计结果及关系图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全海域的严重污染水质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曲线关系整体大致呈现“U”型，全海域污染状况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9513.45元前不断改善，之后开始恶化，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海洋排污监管松懈，随着海洋渔业规模的扩大和渔业经济的增加，治理和控制污染的投资并未随之增加或增加力度不够。
第二，渤黄海地区和东海地区海域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曲线关系大致呈“U”型，并分别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9843.2元和10465.67元后污染状况加剧。值得注意的是，东海海域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阶段，污染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为全国四大海域水质最差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近岸海域严重污染水质比例长期居高不下，多年出现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比例为100%，其余年份该比例也均在70%以上，是东海海域水质污染状况加剧的主要原因。
第三，南海海域严重污染水质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大致呈现倒“n”型关系，严重污染水质比例虽然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8011.67元后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11484.11元后呈现出再次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其中海南省近岸海域水质较优，污染状况改善良好，近几年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比例为零，广西省该比例也在较低水平趋于平稳。
3.主要超标污染物eKC曲线回归分析
运用上述模型对影响海洋渔业水质的主要污染物（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和重金属等）的超标率与沿海各地区渔民人均收入的关系进行简单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
综合上述五类海域水质污染物超标率指标与渔民人均收入的数据估计结果，可以总结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海域各污染指标与渔业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致，因为eKC模型的估计结果依赖于指标数据的选取以及估计方法的选择。第二，超标污染物无机氮、石油类和重金属汞等与渔民人均收入呈倒“n”型关系，并都在2008年渔民人均收入为9513.45后超标率增加污染加剧，在2011年渔民人均收入为12472.11元达到转折点位置后呈现下降趋势，但超标率仍在较高水平上，说明上述污染物超标情况2011年之后虽有所好转但仍不容乐观。第三，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与渔民人均收入呈现“U”型关系，均在2008年渔民人均收入为9513.45时达到转折点，并在转折点之后呈上升趋势（化学需氧量虽在2011～2012年略有下降但不明显且随后又呈现上升趋势）。总体来看，我国近岸海域水质污染情况仍然比较严重，进而影响了海洋渔业的健康发展。
五、日本渔业经济发展及海洋环境保护
1.日本海洋渔业的发展
日本四面环海，自然灾害多发，国土面积狭小仅有38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61位），陆上资源匮乏，但拥有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面积则达到了447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6位），蕴藏着巨大的海洋开发潜力。日本所处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是世界著名渔场之一，具有发展海洋水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让日本的海洋水产业历史悠久，并成为海洋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16]。
日本m然是世界上渔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却也不得不面对由于过度捕捞，海洋渔场环境恶化、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等原因，使得全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都共同面临资源衰退的问题。日本通过增殖放流、设置人工鱼礁、保护海底藻场、设立全国性节日（如富海节）等方式在全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都面临资源衰退问题的时代背景下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增殖，并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渔业法》、《水产基本法》等）来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增殖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日本每年都会举行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增殖渔业会议，对渔业资源情况、增殖放流实施情况、放流效果评估情况和相关研究等进行交流[5]。
2.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7
论文关键词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海洋环境 现行法律
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可能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一）石油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渤海、黄海海域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过程中，开发利用海洋石油资源必不可少。渤海海域的康菲溢油事故造成了渤海海域的大面积污染，对渤海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影响，渤海海域的海洋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黄海也蕴含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随着海上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海上溢油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大，海洋环境污染的风险加大。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青岛市黄岛区作为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基地之一，大炼油发展较为迅速，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在海上运输石油以及石油储备过程中，管理不当容易造成石油对海洋环境的破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东营石油资源较为丰富，在蓝色经济区规划中，东营的目标是建成石油产业聚集区。在发展石油产业过程中，以及通过海上输出石油时，一旦石油泄漏会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二）港口建设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目标是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作为国际航运中心，港口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靠近渤海的东营、滨州、烟台、威海等城市，都在积极谋划建设自己的出海通道，力争建成有着一定吞吐能力的大港口。在莱州湾海域，作为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烟台龙口市，其规划为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龙口港的吞吐能力需要不断的扩大，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烟台也正准备对烟台港进行扩容。青岛作为黄海之滨的港口城市，借助于蓝色经济区的平台，正在建设千亿吨港口董家口港。东营、滨州、威海等地也在谋划建设新港口。不难看出，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磅礴发展中，港湾的建设史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要一部分，是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的基础设施。码头建设需要填海造地，需要在海岸带开展工程建设。因此，在海洋工程建设中必可避免地会对渤海、黄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会对海洋污染造成污染或者破坏。
（三）海域使用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中，要建成九大核心区，其中包括丁字湾海上新城和潍坊海上新城，七大区包括“海州湾重化工业集聚区”、“前岛机械制造业集聚区”、“龙口湾海洋装备制造业集聚区”、“滨州海洋化工业集聚区”、“董家口海洋高新科技产业集聚区”、“莱州海洋新能源产业集聚区”、“东营石油产业集聚区”。海上新城的建设需要填海造地以解决新城建设中的土地问题，七大区的建设需要一定的海域使用。加之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海洋养殖产业的发展等因素都会对渤海与黄海海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海砂是一种海洋资源，开采海砂资源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海砂可以作为建筑或者工业原料使用，其有着较高的经济价值。渤海、黄海海域有着较为丰富的海砂资源。近几年，随着海砂资源的日益重要，一些不法分子过度开采海砂资源，对渤海与黄海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不仅会影响一些鱼类的生长，还会对近岸的海岸环境造成影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环境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海域，海洋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很容易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
（四）陆源污染引发的海洋环境问题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有黄河流入渤海，其他较大的河流有弥河、潍河、胶莱河等河流，其他河流不计其数。这些河流沿岸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河流中排放污染物，河流中的污染物随着河流汇入渤海、黄海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不可否认，生活垃圾、工业废料的倾倒对沿海地区的海洋环境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2010年我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陆源污染已经成为污染海洋环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的过程中，陆源污染对山东半岛海域环境的影响将成为主要的因素。加之，沿海地区的陆地垃圾的倾倒、工业废水的直接入海，都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发展蓝色经济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对陆源污染的防治，减少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的破坏。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定的不足
（一）相关法律制度原则性强，缺乏可操作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我国保护环境的基本法，它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原则和制度做了相关规定，为我国环境保护指明了总体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法律中的很多规定都只是一种原则性或者概括性的指引，在现实中不能运用到实践中去，缺乏可操作性。相对于具体的规定而言，原则性和指导性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不能被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这些原则性的规定，相当于“沉睡中”的条款，不能在保护海洋环境的实践中发挥相应的作用。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应当制定更为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定，能够在实践中被很好地运用到具体实际中去，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法律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作用。
（二）海洋环境立法滞后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反映，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实践中，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海洋环境的状况日益下降，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严峻的海洋生态环境需要法律作出相应的反映。在法治社会，法律作为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是最重要的一种引导人的行为的手段。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滞后，已不符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现实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从2000年修订以来，只有《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配套的实施细则与配套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也是在十多年之前颁布，至今没有对其进行修改过，相关的规定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对海洋环境进行保护的要求。相关的内容不完善，法律制度缺失，很多问题在法律上存在空白或者漏洞。
（三）责任形式单一，处罚力度不够，法律责任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章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规定的法律责任中，主要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等，其中在这些责任形式之中，运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形式就是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对违反法律规定者也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其责任形式主要是罚款、警告、给予相关人员以行政处分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中的法律责任形式也大都局限于这几种形式。因此，从法律规定的这些责任形式中可以看出，违反保护海洋环境的相关规定，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大多是罚款等行政责任，而且这种行政处罚的方式比较单一，处罚力度不够，使得以罚款为主要方式的处罚，在实践中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力度不够，不能起到相应的震慑效力，保护海洋环境的效果不是很好，很多违反规定者宁愿被罚款，还是去污染海洋环境，是因为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所造成的，使得一些企业违反规定排污。同时，这种以罚款为主要处罚方式过于单一，并没有其他的责任承担方式与其配合使用，造成不能保证处罚力度，处罚的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四）缺乏政府监测机构向受害者提供信息和资料
海洋环境受到污染后，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利益受损的企业和个人如果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害者应当提供受到损害的证据。由于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监测涉及到污染物的种类、污染物的浓度，以及海洋环境的特殊性，对于海洋污染证据的收集需要借助于高科技设备，并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受害者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受害者不具备收集证据的条件，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相关知识也不了解，导致无法收集到相关的证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公众可以向政府部门及其监测机构索要监测资料的权利，也没有规定政府部门及其监测机构有向受害者提供监测报告的义务。因此，受害者一旦利益受到侵害，缺乏必要的污染证据，不能利用法律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损害必有救济，这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海洋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完善，使得海洋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维护。
（五）缺乏损失鉴定评估制度的规定
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海洋环境污染受害者要维护合法权益，对污染者要求赔偿，应当举证证明自己损失的大小、造成损害的原因。对于利益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一般没有能力很难出具关于损失的证据。但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设立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鉴定评估机构，受害者无法向海洋环境损害鉴定机构寻求鉴定，使得海洋污染受害者难以收集损失大小的证据。 也就不能对相关的损失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8
摘要：绿色海洋经济是以经济与环境和谐为目标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它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体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立体框架。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促进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作用。21世纪人类社会将步入一个全面开发海洋的时代，但是海洋污染问题日趋严重。本文通过对绿色海洋经济的涵义及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等进行分析，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背景提出了推动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的若干对策及建议等，以供实际工作参考。
关键词：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对策分析
1世纪人类社会即将步入一个全面开发海洋的时代，当前约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与人类生产活动息息相关，海洋经济是满足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和不断进步的物质需求和基础，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诸如海岸线资源过度粗放开发、深远海资源利用不足、近岸渔业资源趋于枯竭、海洋污染现象日趋严重等，如何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环境资源保护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它对于推动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作用。
一、绿色海洋经济涵义及现实意义
（一）绿色海洋经济涵义。海洋经济是指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旅游业和海洋服务业等，它是直接和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其空间的相关服务产业和经济集合体。
绿色海洋经济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体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的立体框架，它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海洋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通过技术创新来改造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和利用中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不断推动绿色创新，旨在保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海洋经济的现实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经济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向多方向扩展，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其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但是长期积累的资源环境与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粗放式的海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新形势和“一带一路”背景发展要求。
随着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理念已经成为调整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资源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指导思想，它需要将该理念进一步渗透和融入到海洋领域各个层面，以竭力控制和降低能耗，削减入海污染物排放，维护海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提供更环保、更清洁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更多的社会绿色福利和发展空间，这是有效解决经济增长、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由“蓝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的重要战略举措。
二、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发展现状。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有了跨越式发展，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海洋经济发展规模逐步提升。据《201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为59936亿元，比上年增长7.7%，海洋生产总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4%。其中：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226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7049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9661亿元，其占比结构分别为5.4%、45.1%和49.5%（见下页图1），可以看出，海洋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与提升。
在“新常态”经济运行背景下，我国滨海旅游业产值位居海洋经济总量首位，其占海洋总产值的35.3%；海洋交通运输业占海洋总产值的22.1%，位居第二；位居第三位的是海洋渔业，其产值占比为17.1%；海洋工程建筑业和油气业占海洋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8.4%和6.1%，比重位居第四和第五。可见，对于近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仍是目前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导。我国近海资源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物”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运行模式，随着近海资源的开发力度逐步加大，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加重，其粗放、掠夺式的开发利用方式将使得海洋资源供给面临更大的压力与风险。
（二）存在问题。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问题。据2015年3月国家海洋局的《2014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近岸海域污染现象十分严重，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70%的海滩垃圾和59%的海面漂浮垃圾来源于人类海岸活动，主要分布在旅游休闲区、农业渔业区、港口航运区及作业区等，这些海洋垃圾多是以废弃塑料为主，尤其是在滨海旅游区更为严重，其难以降解和净化，将长期“诅咒”海洋世界，甚至长达数百年和千年以上。另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从海外进口的废弃塑料总量逐年递增，从2002年的246万吨已增至2014年的663万吨。目前，我国塑料垃圾回收体系很不完善，国内的废弃塑料回收能力每年仅为1000万吨，回收率只有20%。
联合国环境署的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流入海洋的垃圾约是800万吨，其对海龟、海鸟、鱼类等海洋动物构成致命威胁，已经成为海洋生态环境的致命杀手。可见，海洋垃圾不仅影响到海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且还对航行安全、涉海生产等作业造成严重隐患，各地海洋正沦为陆源最大的垃圾场。
（三）成因分析。当前，海洋污染主要存在四个方面原因：一是缺乏“绿色”环保意识，涉海经营企业把海洋当作无偿排污场所，缺乏投入治理成本和防治措施，无节制地在使用海洋资源和进行排污活动，最终形成了“外部不经济性”现象。二是绿色科技含量不高。目前，现代高科技在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投入不足，仍停留在粗放式开发利用阶段，污染物的防治和治理问题缺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海洋绿色科技发展和社会贡献率低。三是绿色监管制度不健全。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未考虑到当前海洋环境容量，只要缴费仍可以继续排污，其对排污总量没有上限规定，征收的海洋资源税等未明确规定用于海洋生态补偿和环境治理。四是绿色评价体系不完善，对于海洋经济价值统计未扣除生态资源消耗和环境降级成本，不能科学、有效地反映海洋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利用状况，违背了社会生产的“谨慎性”原则要求。
三、“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对海洋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
“一带一路”战略是于2013年9月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它作为中国当前新的国际战略框架，给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了多重机遇与挑战。
当前，海上丝绸之路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基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全面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它不仅可以巩固和拓展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且还可以将我国海洋经济逐步辐射到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能够扩大我国对外的影响力和国际合作能力。
21世纪将是人类挑战海洋的新世纪，如今谁的管理最科学、资源最节约、生产最环保、产品最绿色，谁就能率先赢得市场的竞争地位与主导发展权，海洋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最后空间，势必导致海洋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深水、绿色、安全”必然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趋势。“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高起点，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全面带动我国沿边开放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良好契机。此时，既面临着国家政策扶持，又要迎接竞争与挑战，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绿色海洋经济发展对策，以提高我国海洋经济的社会贡献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我国绿色海洋经济发展对策
（一）制定绿色海域发展规划。根据我国不同海域的资源禀赋、生态容量、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按照“以陆促海、以海带陆、陆海统筹、人海和谐”的原则和要求，合理开发和利用各地海洋资源，推动绿色海域经济发展。一是打造北部绿色海域经济圈，该区域主要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海域组成，其海洋经济基础雄厚，是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区域，可将其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海洋科技创新基地；二是培育东部绿色海域经济带，主要由江苏、上海、浙江等沿岸海域组成，该区域港口航运体系完善，海域经济外向型程度高，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可以培育发展成为绿色航运港口和现代物流基地；三是构建南部绿色海域经济链，该海域主要由福建、珠江口、北部湾、海南岛沿岸海域组成，海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突出，是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区域，本着保护和开发南海资源以及维护我国海洋领土完整的原则及要求，不断推进绿色海域经济链建设。
（二）扶持绿色海洋产业成长。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遇，结合我国推动绿色发展的新政策，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新兴绿色海洋产业。一是加快推进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拓宽海洋绿色养殖空间，大力发展现代绿色海洋渔业；二是适应国际造船标准和规范要求，大力推动大型散货船、油船、集装箱船等主力船型的升级改造，发展节能环保和安全高效的绿色海洋船舶工业；三是开发具有高附加值和市场前景的海洋新药物及生物制品，推进海洋绿色制造业发展；四是促进海上风电永磁发电、海洋浮式风力发电、潮汐能和波浪发电系统等天然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推动海洋绿色能源业发展；五是加大海洋高科技研发投入与转化，增强其对绿色海洋经济发展的支撑力，推动现代海洋服务业发展。
（三）培育绿色海洋消费市场。培育绿色海洋市场需要推动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就是一种要求消费者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消费理念及行为习俗，它能够引起社会消费方式和生产模式发生变革，对于调整和优化当前海洋经济结构等具有积极作用。一是全面开展绿色海洋产品认证，增强消费者对绿色海洋产品的认知度和信赖度；二是增加绿色海洋产品社会供给，帮助海洋生产者的绿色产品能够卖得出、售得好，不断激发其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责任性；三是给予绿色海洋产品适当价格补贴，以维持和推动绿色消费市场发展（详见图3）。
图3中D1代表社会初期对绿色海洋产品的消费需求，S1代表绿色海洋产品的社会供给。当消费者消费了绿色海洋产品后必然会引起该产品需求量增加，即需求曲线D1右移至D2处，此时绿色海洋产品价格上涨至p1，这时海洋生产者意识到有利可图便会增加该绿色产品社会供给，而当供给曲线S1右移至S2时，绿色海洋产品价格会由p1下降至p2，这时为了不使海洋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降低，政府应通过相应补贴措施来弥补其利益损失，以维持绿色消费市场正常运行。
（四）加强海洋资源绿色监管。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根据有关理论分析，如果排污收费标准高于污染治理成本，排污者一般会选择治理污染；如果排污收费标准低于污染治理成本，排污者就会选择交纳排污费，而在现实中排污者往往是选择了交纳排污费，这说明目前排污收费还是比较低，且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等现象。如图4所示，在排污收费不断增大的压力下，污染物排放量总会有出现负增长的时点，若要依靠加大排污收费来控制污染（即t2点），此时已有更多的污染物被排放出来，所以在t1点之前就应考虑治理污染，而不是等到t2点再去治理，这样势必增加了污染治理成本。所以，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中应加强全程绿色监管，可适时开征海洋生态税，及早控制各种污染源。
（五）科学核算海洋绿色价值。科学核算海洋绿色价值就是要改变以往单靠会计利润等评价海洋经济价值的做法，逐步增加和完善生态环保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实行海洋价值的绿色GDp核算。这里所谓的海洋绿色GDp核算，就是指扣除生态资源消耗和环境降级成本后海洋经济所创造出的价值总量，其核算公式为：海洋绿色GDp=海洋GDp总量-（生态资源消耗费+环境降级成本）。实行海洋绿色GDp核算能够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海洋经济发展与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程度，体现了我国海洋经济真实价值增量与发展水平。
（六）营造绿色海洋文化环境。绿色海洋文化是指人们在长期涉海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被广泛认可，遵循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总的看法和观念认同，它是推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对此，一是大力传播绿色海洋文化理念，促进海岛环保生活和净海休闲旅游等，培育和发展绿色海洋文化观；二是充分利用中国海洋文化节、国际海洋节等节庆活动，积极开展“低碳、绿色、环保”等实践行动；三是发展以绿色海洋为主题的演艺、展览、出版和动漫等文化传媒产业，创造绿色海洋文化价值，早日实现“绿色海洋梦”。
参考文献：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9
摘要本文以海洋环境污染的刑罚处罚为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海洋污染事故的处罚手段对海洋污染力所不逮，并重点阐释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仍然存在的环境污染犯罪刑罚处罚的具体不足，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刑事责任体系设计、加大刑罚处罚力度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刑罚处罚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韩琦，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81-02
一、海洋污染事故的刑罚适用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从国家环保部每年在《中国环境公报》中公布来看，海洋污染事件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仍处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2011年发生的渤海湾溢油等事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的处理，仅停留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上，而该案就学理而言并不排除刑法的适用。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一案中，Bp公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大压力下，不但更换了公司总裁，同时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充分说明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当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法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都对海洋环境污染做出相关规定，但为何却对频发的海洋污染现象起不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所不逮，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名包括污染环境罪等15项具体罪名，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条件，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未将海洋污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兜底。笔者以为，立法者当初希望通过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追诉范围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入刑法调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范围越来越小，必然导致如海洋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游离于刑法控制之外。
从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来看，大都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虽然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环境污染罪中规定了危险犯。一方面，环境污染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以环境污染罪论处；另一方面，该罪成立的条件是污染环境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但实践中，污染环境既可以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是继发性或渐进性环境污染，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缺乏环境污染危险犯的规定，势必对包括海洋环境污染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不利。
（二）刑事责任体系设计有待完善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追究往往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忽视刑法保障机制的惩罚作用，在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往往都以行政处罚解决，但行政处罚远低于环境恢复的费用，手段在功能上显然无法与刑罚措施相提并论，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结果多数由国家来买单。
从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体系来看，一方面，当前刑罚体系缺乏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虽然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另外还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只有自由刑和罚金。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国外对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大都在刑罚处理外也进一步明确如民事补偿和环境恢复义务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可见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定刑的种类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问题上，由于环境污染犯罪大多发生在工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类犯罪的重要动机，所以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具有重要的预防和惩治作用。但是，我国刑法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仅仅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等，与此同时并没有对罚金的数额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数额往往较低。
（三）刑罚处罚力度过轻
在追究渤海湾溢油事故责任方经济赔偿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3条，责任方最高罚金只有20万元，既难以起到震慑企业不犯类似错误的作用，也远难抵消给当地渔业、旅游业、海岸景观、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损失。可见，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罚程度却明显过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较中得出。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并且五人以上轻伤的”是构成环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显然，在危害程度一样甚至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况下，当下刑法对其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明显轻于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而且环境污染罪危害结果不仅深远而且难以估量，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的损害，而且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资源破坏具有难以修复性，甚至不可逆性。因此过轻的刑罚只能使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使刑罚的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
三、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
海洋污染的定义篇10
赔偿的标准与油污责任信赖基金美国《油污法》33U.S.C§1004条规定了海洋石油开发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额。该条规定：岸上设施和深水港口的责任方对于每次泄漏事故承担最高350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除了深水港口，海上设施的租约或许可证的持有人要对每个泄漏事故承担最高75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加上清除费用。联邦政府有权通过法律对岸上设施建立350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予以调整①。此外，依据《油污法》第1019条规定，美国成立了“国家油污基金中心”，设立的油污责任信赖基金也从5亿美元提高到10亿美元。总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基金的数额［2］。该基金可以用于支付海岸警卫队和环保署支出的“清除费用”，州政府为开展油污清除活动支出的费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印第安部落为实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和恢复计划支出的费用，责任方尚未赔偿的“清除费用”和“损害”以及研发费用。支出“清除费用”或遭受“损害”的任何人都可以向责任信赖基金申请补偿。由于责任限额制度，一些人的“损害”不能从责任方那里得到足额的赔偿，这时就可以从责任信托基金中得到一些补偿［3］。
《油污法》在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的应用美国《油污法》特别规定石油污染的责任方要为三方面的损害负责：应急和清理的费用、个人财产的损害、公共资源的损害［4］。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以后，根据该法的要求，美国相关机构立即着手如下工作：首先就是要确定事故的责任人，墨西哥湾事故涉及的企业较多，其中包括油井的承包经营人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的所有者跨洋公司、还有一些负责浇筑水泥和生产防喷设备的企业。根据《油污法》33U.S.C§2701﹙32﹚﹙c﹚规定，对于海上设施溢油，责任人为岸上设施和深水港口的责任方、海上设施所在区域的承包经营人或许可证持有人﹙深水港口除外﹚，或者是根据相关法律对设施所在土地享有用益权的当事人②。美国海岸警卫队根据油污的来源分别认定英国石油公司和越洋公司为本次事故的责任人，而作为承包责任人的Bp公司显然应该负主要责任。其次，在确定责任人之后，《油污法》33U.S.C§2702条﹙b﹚款规定了责任人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主要有油污清理费用、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自然资源损害、财政收入的损失、公共服务的额外开支﹚、私人利益的损害赔偿﹙财产损害、经济损失、用以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源损害所造成的损失﹚。由此可见，《油污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非常广泛，这也体现了美国国会的立法意图，即保证油污受害人获得充分合理的赔偿。2010年6月16日，英国石油公司高层在收到事故评估报告之后前往白宫与奥巴马会谈，同意拿出200亿美元建立第三方赔偿账户用以应对漏油事件受害各方的索赔要求。奥巴马表示200亿美元不是赔偿的上限［5］。
我国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规定
关于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赔偿，我国并未专门立法，而是分散在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中。早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海洋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专门法律。该法第42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该法首次确立了海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使因海洋环境污染的受害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救济的方式和途径。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所作的修正案是我国现行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该法第85条还规定：违反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该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其增加了对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给国家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者，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代表国家行使索赔的权利，进一步明确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部门的职权。以“赔偿损失”替代了“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同时删除了当事人应对赔偿纠纷可以采取的救济途径，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致使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后至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生效前一些行政法规、规章中关键条款变得无法可依。如：1983年，国务院通过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其第22条规定：“受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损害，要求赔偿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的规定，申请主管部门处理，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由于1999年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导致原来法第32条、42条内容被删改，致使该条例第22条形同虚设。同样的道理，1990年，国家海洋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其第29条规定：“受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损害，要求赔偿的单位、个人可以根据《条例》第22条的规定，向海区主管部门提出污染损害索赔报告书；……”由于条例第22条有效性地被架空，导致该实施办法第29条部分规定变得无法可依。
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29条规定：“受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损害，要求赔偿的单位、个人可以根据《条例》第22条的规定，向海区主管部门提出污染损害索赔报告书；参与清除污染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根据《条例》第23条的规定，向海区主管部门提交索取清除费用报告书。海区主管部门对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调解处理。当事人对调解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涉外案件还可以按仲裁程序解决。”对于污染损失和清理费用索赔的三种救济途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第28条规定：“赔偿责任包括：1.由于作业者的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引起海水水质、生物资源等损害，致使受害方为清除、治理污染所支付的费用；2.由于作业者的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引起受害方经济收入的损失金额，被破坏的生产工具修复更新费用，受害方因防止污染损害所采取的相应的预防措施所支出的费用；3.为处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引起的污染损害事件所进行的调查费用。”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赔偿救济的途径。2006年，国务院通过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56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赔偿损失。”此外，我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24条规定和《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侵权责任均适用石油污染损害赔偿。
我国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
与美国相比，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的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的赔偿制度，从立法技术上来说规定得过于原则，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存在着海洋环境污染中索赔主体的认定不明确、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标准过低等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
第一，索赔主体的认定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虽然规定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代表国家作索赔主体行使权利，但问题是石油泄漏涉及的区域广泛，能代表国家进行求偿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很多，各级、各地的海洋环境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因职权划分不清，诉讼重叠时有发生，降低了索赔的效率［6］。
第二，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虽然，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也规定了海洋石油开发中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六项范围：海水水质、生物资源等损害，受害方为清除、治理污染所支付的费用；受害方经济收入的损失金额，被破坏的生产工具修复更新费用，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所支出的费用；为处理污染损害事件所进行的调查费用。但与美国《石油污染法》有关损害的六项规定相比，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受害人利润及盈利能力的损失，政府因石油污染导致收益的损失，以及为恢复自然环境将投入的费用等均未列入赔偿的范围，且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致使受害的国家、公共利益及个人利益损失在实践中很难得到足额的赔偿。
第三，赔偿责任和赔偿标准过低美国《油污法》第1004节规定石油污染的岸上责任人须承担最高350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除了深水港口，海上设施的使用人须承担最高75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联邦政府有权对350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予以调整。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取消了责任赔偿限额的上限，为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相比较，康菲溢油对渤海生态的破坏程度与原油泄漏量高达7.8亿升的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相比毫不逊色［7］。而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5条规定，造成海上石油污染的企业仅被处以最高20万元的罚款，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民事赔偿标准。虽可引用《民法通则》和《侵权法》中赔偿标准作为补充，也只适用于对因石油污染造成直接损失的赔偿，对因石油污染造成间接损失的赔偿则无法适用。依据上述法律，侵害人承担的责任和赔偿的数额，远远不能弥补其石油污染对海洋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不能弥补其给当地海洋渔业、居民生活及健康造成的重大损失。
第四，未建立海洋开发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美国《油污法》第1019条规定了10亿美元油污责任信赖基金，总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基金的数额。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发生后，美国奥巴马敦促Bp公司建立200亿美元的基金，对溢油事故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并表示200亿美元不是上限。相比较，我国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建立海洋开发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只字未提。海洋开发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使用范围和监督管理等更是无从涉及。所以，在遭遇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时，政府各部门无法迅速、有效地应对，也无力及时救助、补偿受害人。
对我国的启示
为弥补我国有关海洋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漏洞，协调和化解现行法规、规章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补充和修改，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明确有权代表国家索赔的具体职能部门立法应明确有权代表国家索赔的具体职能部门，而不是笼统地称“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因为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很多，如：渔政监察机关、环境保护机关、港监机关，以及石油污染海域沿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如果相关的职能部门均有权代表国家提起索赔诉讼，立法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工，防止各职能部门或相互推诿，或争相诉讼，从而导致诉讼混乱，进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
﹙二﹚明确可赔偿损害的类型明确可赔偿损害的类型，具体而言，就是要具体和细化受害人和国家财产损失的类型，其中，受害人财产的损失，既要包括经济收入的直接减损，也要包括利润及盈利能力的间接减损。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要包括自然资源中生存所需资源的损失，也包括政府因石油污染导致收益的减损。另外，可考虑将恢复自然环境将投入的费用，以及就该投入费用进行评估的合理费用作为间接损失，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
﹙三﹚提高赔偿责任和标准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污染的行政处罚上限20万元的规定并不合理。海洋石油开发对海洋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海洋环境一旦遭受污染，其影响范围大、后果严重、持续时间长，现行法律规定的最高20万元的处罚不足以弥补海洋生态损失和修复需要的成本，因此有必要提高赔偿上限［6］。另外，规定海洋石油开发污染企业治理污染的义务，如果污染企业拒绝履行该义务，须加重行政处罚的力度，直至对主管责任人进行刑事处罚；如果污染企业迟延履行该义务，行政处罚的罚款则按日计算。必要的话，可以借鉴美国《石油污染法》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海洋石油开发设施的责任人、使用人须承担的赔偿责任限额。以改变现有“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