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1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刑罚处罚；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对当前社会上日趋严重的酒驾行为起到了较好的遏制作用。但是从《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两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其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需要进一步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并通过修订法律及出台司法解释等方式予以完善，以减少现实中的醉酒驾驶行为发生。
一、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立法完善。
（一）扩大危险驾驶罪中醉酒驾驶的交通工具范围。
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主体仅限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现实生活中，除了醉酒驾驶机动车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以外，醉酒驾驶飞机、火车、地铁、轮船等交通运输工具，也会对公共安全带来较大危险。如德国刑法中就规定了醉酒驾驶航空、铁路、水路等交通运输工具的行为。而我国现行刑法如果要对醉酒驾驶这些交通工具的行为进行惩罚，必须以发生交通事故和实际损害结果为条件，显然这与其危险性是不对等的，可见，对于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除了应当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入罪，还应当将具有更大社会危险性的醉酒驾驶飞机、火车、地铁、轮船等交通工具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以保障公共安全。
（二）完善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形态。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规定为抽象的危险犯，对醉酒驾驶行为产生实际危害结果的形态没有明确规定，尽管对于发生实际危害结果的醉酒驾驶行为，可以通过协调适用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三个罪名来加以惩处，但是在实践中也容易引起一定的争议。而通过考察域外法律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如日本、法国等国家的刑法中，都将醉酒驾驶行为区分为未造成任何危害结果、造成伤害结果、造成死亡结果等情形而分别规定不同的量刑幅度。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危险驾驶罪中针对醉酒驾驶行为完善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形态，使其同时包含醉酒驾驶的危险犯、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情形，［1］以使司法实践中能够对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三者更好的协调适用。
（三）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增加情节限制。
《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没有任何情节限制，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也由于其抽象危险犯的性质，一般不对醉酒驾驶行为是否具有现实的社会危险性进行实质性判断。当然这符合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立法背景和精神，也即从严打击和治理酒驾行为。然而，随着醉酒驾驶行为入罪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们普遍对醉酒驾驶行为的性质有了一定的认识，各地区的醉酒驾驶行为正随着刑法的不断适用而逐渐减少，刑法的预防功能得到很好体现。因此，随着今后对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可以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根据现实情况适当增加情节严重等限制，使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的性质由抽象的危险犯转化为具体的危险犯，防止对醉酒驾驶行为的过度入罪，也可以更好地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二、完善刑法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刑罚处罚。
（一）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主刑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将醉酒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后，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三者就对醉酒驾驶行为形成了一个由轻到重的处罚体系，使得刑法对醉酒驾驶行为的处罚相互衔接。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由于是抽象的危险犯，并没有产生实际的危害结果，故对该罪的刑罚处罚应低于已经产生了危害结果的交通肇事罪。根据刑法的规定，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共分为三个档次，最轻的一档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主刑只有一个量刑档次，即拘役。对于这两个罪名，虽然其刑罚轻重分明，但是笔者认为，对这两个罪名的量刑还存在一定的间隙，并不能完全相互紧密衔接。并且对危险驾驶罪，仅仅用拘役这一种刑罚进行处罚，显然不足以规制一些情节较恶劣的醉酒驾驶行为，因此，应当在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主刑中增加有期徒刑。
即对于危险驾驶罪的主刑可以比照交通肇事罪的最低幅度，设定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文中提到了完善危险驾驶罪中醉酒驾驶的结果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形态，对此，可以在危险驾驶罪的主刑中规定不同的量刑档次，以对应不同的犯罪形态。参考赵秉志教授关于危险驾驶罪主刑的设置，笔者构想如下：对于醉酒驾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重伤或是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二）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附加刑完善。
1.罚金刑。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醉酒驾驶的危险驾驶罪的附加刑为并处罚金，也即罚金刑必须与主刑同时适用，而不能单独适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对于犯罪情节较轻，适用单处罚金不致再危害社会并具有诸如偶犯、初犯等情形的，可以依法单处罚金。笔者认为，如果醉酒驾驶行为符合该条规定，应当可以被允许适用单处罚金刑。首先，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造成实际危害结果，如果具有行为人在人流稀少的道路上醉酒驾驶等情节，可以认为其犯罪情节较轻。
其次对于醉酒驾驶的初犯且具有悔罪态度的行为人，对其适用单处罚金，足以预防其再犯本罪，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可以在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附加刑中，增设单处罚金，从而使对情节轻微的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量刑更加趋于合理。同时，由于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没有违法所得、很多时候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在司法实践中很难确定罚金的数额，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因此，笔者认为还应当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根据醉酒驾驶的情节和所在地区的经济水平对罚金划定一定的限额和具体档次，以确保法律得到正确适用。
2.针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特点增设相应的资格刑。驾驶机动车是一项具有高度风险的行为，必须经过赋予资格才能行使，因此，针对行为人的醉酒驾驶行为，如果能采用剥夺这一资格的资格刑予以处罚，限制醉酒驾驶行为人在一定期间内的驾驶资格，从一定意义上能够对醉酒驾驶行为起到较好的预防作用。目前我国行政法规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相应资格的剥夺、限制予以了规定，即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二款规定对醉酒行为最多暂扣六个月驾驶执照，第三款规定一年内发生两次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并且被处罚两次以上的，才能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此三款规定明显偏轻，并没有有效发挥资格刑的作用，因此刑法必须从刑罚方面提高处罚程度，体现刑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国外许多国家都对危险驾驶行为明确规定适用资格刑，如法国刑法典规定“吊销驾驶执照，并最长在5年时间内禁止申请颁发新执照。”西班牙刑法典规定“并处吊销驾驶执照一年以上至四年”。笔者认为，立法机关可以在刑法条文中明确规定，对于犯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的行为人，应当附加适用剥夺资格刑，即吊销驾驶执照一至五年，吊销期限从刑罚执行完毕开始算，在刑罚执行期间自然不享有资格。［2］。
三、完善与醉酒驾驶行为相关的机制。
（一）对危险驾驶罪之醉酒驾驶行为的案件建立相应的专案办理机制。
醉驾入刑后，如果司法机关在人、财、物方面保障不充分，必然无法及时处理所有醉酒驾驶行为。
同时，由于醉酒驾驶行为的入罪也会启动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从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再到法院进行审判，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每个部门都将会增加工作任务，大大增加了司法成本。
因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有必要针对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建立专案办理的相关工作制度，在案件的侦查和起诉阶段，可以由专人负责对此类案件的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集中处理同类案件以提高侦查和审查效率；在案件的审判阶段，由于本罪大部分属于案情相对比较简单，证据较为单一但有充分证明力，可以采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或者简易程序审理，以节省司法资源。同时，有必要将公检法三家联合起来，建立对醉酒驾驶案件的专案协作办理机制，实现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沟通，一方面可以加强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大提高办案效率，从而缩短对危险驾驶案件的整个办理期间。
（二）构建诸如代驾行业等社会配套机制。
在酒驾入刑的客观背景下，亟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配套机制，从而在根本上抑制酒驾的出现。
代驾这一新兴服务性行业就是这种社会配套机制的有效组成部分。代驾行业，即在饮酒者饮酒后，由专门的代驾公司提供代驾司机，帮助饮酒者驾车到达目的地，饮酒者支付相应费用的行业。可以预见，在酒驾入刑的情况下，代驾行业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在目前的起步阶段，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出台相应的激励办法和鼓励性政策，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从而促进代驾行业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良好发展态势，也从很大程度上达到酒驾入刑所期望实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加大道德教育和法制宣传力度。
针对非公职人员、青壮年、轿车驾驶员犯罪率较高的部分人群，加大对他们禁酒驾驶的宣传教育力度，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和法制宣传活动，引导他们在自觉实践和主动参与中学习道德和法律知识，从而约束自身行为，进而减少醉酒驾驶行为，同时建立起相关的开展警示教育、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确保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以笔者所在的天津市宝坻区为例，从该区发生的醉酒驾驶案件来看，本罪的许多主体文化程度较低，年纪较轻，这部分人群在生活中能够接触到法律的机会也比较少，不能切实认识到醉酒驾驶行为是犯罪，使得刑法的事前预防功能难以在这部分群体中得以体现。因此，加强对这部分群体人员的宣传教育，将能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司法部门可以通过以案释法，尝试让受过处罚的人现身说法，劝诫醉酒驾驶行为；政府部门可以将驾驶员培训学校、酒店、KtV等场所作为重点宣传场所，使驾驶员有意识地避免酒后驾车。
同时可以在社会中倡导健康积极的酒文化，树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形成文明驾车的氛围。
参考文献：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2
内容提要:“酒驾肇事”是对当前发生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酒后、醉酒驾驶行为的统称。酒驾肇事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与酒后、醉酒犯罪的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我国《刑法》惩治酒驾肇事案件存在法条设置和刑罚制裁均缺失等方面的问题。
一、酒后、醉酒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
（一）酒后、醉酒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特点
酒精对人体神经的毒害作用简称酒精中毒，也称醉酒。醉酒一般可分为生理性醉酒和病理性醉酒。由于病理性醉酒属于精神病的范畴，因此刑法上通常所讲的醉酒是指生理性醉酒。
关于生理醉酒，医学上一般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兴奋期，又称轻度醉酒，表现为脱抑制现象，如兴奋话多、情绪欣快、易激惹、容易感情用事、招惹是非等，此期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第二期为共济失调期，又称中度醉酒，此时醉者动作笨拙、步履蹒跚、举止不稳、语无伦次、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有减弱。第三期为昏睡期，又称高度醉酒，此时醉者面色苍白、皮肤湿冷、口唇微紫、呼吸缓慢伴有鼾声，此期可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障碍。[1]
根据饮酒量和酒精发作周期的不同，酒后、醉酒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在兴奋期，行为人虽然出现脱抑制现象，控制能力也有所减弱，但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完好，能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其对自己酒后、醉酒时实施的行为仍然可能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第二，在共济失调期，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都有所减弱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其对自己酒后、醉酒时实施的行为不能完全辨认和控制。第三，在昏睡期，行为人已经出现了意识障碍，其对自己的行为既无辨认能力也无控制能力，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二）酒后、醉酒犯罪的主观心态特点
第一，根据醉酒原因的不同，醉酒可分为自愿醉酒和非自愿醉酒。在非自愿醉酒中，行为人醉酒系不得已而为，其主观并未预见到醉酒的危险性。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非自愿醉酒者主观上对自己的行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当然，对因非自愿醉酒陷入限制责任能力而犯罪，则可根据犯罪时的心态确定是否成立故意或者过失，并可依《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根据醉酒前有无犯意的不同，自愿醉酒又可以分为事前无犯意的醉酒和事前有犯意的醉酒。事前有犯意的醉酒，是指行为人出于逃避惩罚，减轻罪责的动机或想借酒精对神经的兴奋作用来增强其犯罪勇气，故意醉酒使自己陷入限制责任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利用此状态实施犯罪行为。事前有犯意的醉酒并因此而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
第三，根据醉酒后的责任能力状态不同，事前无犯意的醉酒又可区分为：一是因醉酒而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的事前无犯意醉酒；二是因醉酒而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事前无犯意醉酒。对于第一种情形，一般来说，行为人实施行为时无犯罪的故意、过失，但其对醉酒时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对此，可依其醉酒时对危害结果的心态而成立故意或者过失。对于第二种情形，行为人不仅对醉洒行为有故意或者过失，而且对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也有故意或者过失。对此，可依其犯罪时心态而成立故意或者过失。
（三）酒后、醉酒犯罪与原因自由行为
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限制责任能力或者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2]行为人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者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行为，称为原因行为；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称为结果行为。[3]结合有关学说，我们认为，酒后、醉酒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在于：
第一，行为人的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我国《刑法典》第1条规定，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因此，尽管刑法既要保护人权也要保障人权，但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刑法立法应当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重，保护社会的根本利益，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予以惩处。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社会基础。
第二，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与酒后、醉酒犯罪的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酒后、醉后犯罪行为是行为人饮酒这一原因行为所引起的。行为人是整个饮酒行为、酒后或醉酒犯罪行为的发动者。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是一个行为整体，共同导致了危害后果的出现。行为人对此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基础。
第三，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虽然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只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但是行为人在饮酒的时候完全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他有义务和能力控制自己的醉酒行为以防止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却没有控制。因此，行为人应当对此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人基础。
第四，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虽然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当时无责任能力或责任能力受到限制，因而在主观上可能不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但这种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的出现是行为人故意或过失造成的。行为人应当对其故意或者过失实施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是行为人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心理基础。
因此，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行为人应当对其酒后、醉酒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并且不能从宽处罚。
二、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问题
（一）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及特点
在我国刑法中，可以规制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主要是《刑法》第115条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和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从我国《刑法》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看，它的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立法方式上，刑法没有专门设置有关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而是将酒后、醉酒驾驶与其他相关的不法行为放在一起统一规定。这种立法方式，在效果上，不利于有效发挥刑法有针对性地惩治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作用。
第二，严格区分了故意和过失犯罪。在法条设置上，我国《刑法》严格区分了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和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并分别设置罪名。其中，对于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对于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则依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只有当先前的肇事行为必然会造成当事人的死亡时，其逃逸行为，即‘不作为’才能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4]而交通肇事中过失的确立与认定与现代社会的信赖原则密不可分。[5]
第三，在犯罪的成立条件上，规定必须发生了严重危害后果才负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115条和第133条的规定，酒后、醉酒驾驶，只有发生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才负刑事责任。在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中，除要求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外，发生重大事故的结果是个非常重要的罪与非罪界线和适用不同量刑档次的标准。[6]
（二）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法条设置缺失
第一，没有将酒后、醉酒驾驶行为入罪。韩国2009年4月1日修订的《道路交通法》第44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对于违反者该项规定醉酒驾驶者，将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者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7]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在我国，酒后、醉酒驾驶只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才成立犯罪，单纯的酒后、醉酒驾驶行为不是犯罪。这使得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延后。
第二，没有规定拒绝酒精检测的刑事责任。酒精检测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酒后、醉酒驾驶的重要保证。在国外，有不少国家规定对拒绝酒精检测的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如韩国《道路交通法》就规定，交通警察在有相当理由认为驾驶人员处于醉酒状态而驾驶人员拒绝酒精呼吸检测的，要被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一千万韩元以下罚金。但我国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第三，没有将酒后、醉酒驾驶的部分共犯行为人罪。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的共犯，日本2007年9月19日生效的《道路交通法》对酒后驾车做出了严格的规定，除对酒后驾车者本人严加惩处之外，还设有“车辆提供罪”、“酒水提供罪”以及“同乘罪”等新罪种。[8]这实际上将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多种共犯行为分别入罪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部分指使、强令酒后、醉酒驾驶的行为纳入了交通肇事罪的范围，但并没有规定提供车辆等帮助行为可以入罪。
三、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问题
（一）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检视
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主要体现为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规定。
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款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国《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则分为三档，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关于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对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法定刑设置很轻。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在过失的情况下，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最高只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而同样的情况，在日本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英国可以判处10年有期徒刑。相比而言，我国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设置非常轻。
第二，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根据我国《刑法》第115条、第133条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同样是酒后、醉酒驾驶致1人重伤的情况下，对过失的酒后、醉酒驾驶致死的，最高只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而对故意的酒后、醉酒驾驶致死的，则最低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最高可判处死刑。两罪的法定刑相差幅度较大。这为司法中的定罪量刑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为了防止量刑的规范，有必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量刑规划化制度。[9]
第三，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没有体现出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的区别。国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在酒后、醉酒驾驶犯罪法定刑的设置上都区分了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一般情况下，醉酒驾驶犯罪的法定刑要高于酒后驾驶犯罪。如根据日本《道路交通法》规定，对于醉酒驾车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款；饮酒驾车者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10]但是，我国刑法没有酒后驾驶肇事和醉酒驾驶肇事的法定刑进行区分。
（二）我国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刑罚制裁缺失
第一，没有规定罚金刑。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规定罚金刑，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如韩国《道路交通法》关于醉酒驾驶罪和拒绝酒精检测罪都规定了一千万韩元以下的罚金。芬兰《刑法典》关于迷醉状态下驾驶、严重迷醉状态下驾驶等犯罪中也都规定了罚金刑。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规定罚金刑，有利于剥夺犯罪分子的再犯能力，从加强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我国《刑法》没有在有关惩治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条文中规定罚金刑，是一个立法缺失。
第二，没有规定资格刑。酒后、醉酒驾驶的资格刑主要是指吊销驾驶执照和禁止驾驶。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规定，醉酒或吸毒陷于不适宜状态而驾驶车辆的，剥夺驾驶的期限不少于2年。在我国香港地区，两次或者多次实施醉酒驾驶犯罪的，一般要吊销不少于2年期限的驾驶执照，并处罚金。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暂扣、吊销驾驶执照以及禁止驾驶。但是，我国刑法中并没有相关规定，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处罚非常轻。因此，即便在对行为人判处刑罚的同时由公安交通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酒后、醉酒驾驶者暂扣、吊销驾驶执照或者禁驾，行为人仍然可以很快重新驾驶。这不利于对酒后、醉酒驾驶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应当进一步加强刑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行政法规的协调。[11]
四、结语
我国刑法在惩治“酒驾肇事”案件方面，既存在法条设置上的缺失也存在刑罚制裁上的缺陷。但是，基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出于保护社会利益的需要，我们必须加大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力度，为此需要从刑事司法、刑法立法等多个方面寻找解决的方案，“在立法技术的层面，刑法立法要处理好立法简明与立法细密的关系”[12]。事实上，只有进一步严密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法网，并进一步加大刑法对“酒驾肇事”行为的惩治力度，才能充分发挥刑法惩治“酒驾肇事”行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参见汤涛、黄富颖：《原因上的自由行为与急性酒中毒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载《法医学杂志》2000年第4期。
[2]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76页。
[3]参见赵秉志：《论原因自由行为中实行行为的着手问题》，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5期。
[4]参见龚昕炘、刘佳杰：《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适用分析》，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6期。
[5]参见毛元学：《信赖原则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
[6]参见黄伟明：《交通肇事罪构成中结果标准的数量因素分析》，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7]参见《韩国：新增醉酒驾驶车辆罪》，载《法制日报》2009年9月1日。
[8]参见陈曦：《关注酒后驾车：日本严惩酒后驾车同乘供酒者并罚》，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09年8月20日。
[9]参见王瑞君：《案例指导量刑与量刑规范化》，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8期。
[10]参见陈曦：《关注酒后驾车：日本严惩酒后驾车？同乘供酒者并罚》，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09年8月20日。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3
论文关键词罪刑法定犯罪理性成本价值中立
近几年来，各地因醉酒驾驶造成被害人伤亡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公众要求严惩此类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中增加了醉驾入刑的相关内容，这无疑是社会舆论的结果，但在实践中关于醉驾入刑的操作引起新一轮的讨论与争议。
一、醉驾的原有法律规制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行政法规和刑法对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分别做了规定，并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层次分明，处罚与行为轻重相适应。
二、反对专门立法设立“危险驾驶罪”
（一）从法理而言，醉驾入刑有失公正
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具有利益导向性。“确定法律责任应坚持责任与处罚相当原则，责任的种类、性质轻重与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相均衡。同时应遵循效益原则，追求行为人责任时应当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讲求法律责任的效益。”目前，只要是存在醉驾的行为就构成危险驾驶罪，明显违背基本的刑法原则，同时与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相违背。
法律的作用不仅在于惩罚，而更在于惩戒和预防。刑法的任务是通过惩罚犯罪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醉驾入刑强调保护受害者时，也应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公正对待驾驶者，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先入为主，带有偏见。治理醉驾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惩戒，使司机不敢酒驾，使之造成的社会危害降到最低，维护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况且在现有的法律规范规制体系下可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因此没有必要再进行立法，浪费司法资源，目前的任务应该是将精力放在执法、守法上。
“刑事责任的归责基础既非犯罪构成或者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也不是犯罪犯罪行为或者犯罪人的罪过，而应当是犯罪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行为人只要存在醉驾行为就予以刑事责任明显与刑法的初衷相矛盾，极大的影响刑法的稳定性、权威性。
“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意思就是违法必究。由此可推论出醉驾入刑并不在于给醉驾的司机多么大的刑罚，而在于使每一个醉驾的司机都能够被处罚。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住醉酒驾车行为，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权威。
从行为人的主观上来看，行为人对犯罪后果如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的发生是持过失的态度，而现行立法则忽视这一点，违背价值中立原则的初衷，对醉驾的人从主观上将其归类到犯罪的恶人，误导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法律人应该保持理念的中立，同时也应该引导社会客观中立的评价价值观，尽量减少因主观滋生的负面因素，促进政策的科学合理的制定。
（二）醉驾入刑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虽然刑法原则不能作为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的依据，但至少是整个刑事立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应贯穿始终。第37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醉驾一律入刑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况和客观后果。对于部分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的只是存在醉酒驾驶行为的直接处以刑罚与第三十七条的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相矛盾。
（三）醉驾入刑实践操作难、效果有待观察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证据充分确实”，才“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对醉驾的界定需要一定证明力、证明能力的证据，应当具备刑法的证明标准，特别是在加大了法律责任的情况下，更应严格证据。
目前交管部门对于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就认定是醉酒，但是这一标准在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难题，有的人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毫克就会醉酒，而有的人超过200毫克也依然清醒，在这种情况下醉酒标准很难服众。仪器的精确与否都会影响酒精含量的多少，进而影响对一个人的行为的定性。在这样的现状下得到的证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力不高，这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相符，缺乏客观确定性。
考虑到现有的前科制度，醉驾一律入刑的综合成本增大。醉驾入刑的犯罪记录不仅影响醉驾者的就业、生活，而且给醉驾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四）民意与舆论的理性对待
醉驾入刑这一立法活动是在民意高涨的社会大背景下制定的，是民意的产物，含有政府抚慰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的成分。顺从一时的民意、舆论，把社会较突出的矛盾纳入刑法进行规制，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全然不顾法律的社会性，引导社会极端的报复心态。
“公共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实现往往是以不惜一切代价和不择手段为原则，完全受这样的原则所左右的刑事政策，要么造成过高成本的社会控制，要么造成不人道的过度社会控制，要么兼而有之”。社会的发展需要理性来做支撑而不是一时的不负责任的愤青的话语和舆论。
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需要考虑到民意，但是民意毕竟含有非理性成份，主观成份太大。在我国，目前民众没有正确的处罚观念，往往认为加大惩罚力度就能抑制负面因素，缺乏价值中立的思想，因而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缺乏客观性。司法应该保持适用法律及审判上的独立性，不应过多的被舆论牵制，法律不应成为公众狂欢的暴力工具，如果任何正义都要靠法律的强制力来实现，那么法律的社会性便成为了一纸空文。法律更应该发挥社会引导作用，尤其在我国当前面转型时期更应该引导社会大众。
对于部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能直接用刑法来进行威慑，“法律是由国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但是法律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从终极意义上讲的，即从国家强制力是法的左后一道防线的意义讲的，而非意味着法的每一个实施过程每一个实施过程，每一个法律规范的实施都要借助于国家的系统化的暴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法仅仅依靠国家政权及其暴力系统来维护，这个国家的法律就变为纯粹的暴力。”
三、关于醉驾行为的处理构想
（一）结合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醉驾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
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为，不应当被认为是犯罪，通过行政处罚加以制裁，一样也可以达到预防、教育目的，而且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避免因为刑罚造成的犯罪人社会化难等问题，激化引发新的矛盾。对于醉驾，通过行政处罚措施和刑事责任追究并用，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且具有实际的、长期的操作性。且与《刑法》第13、37条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标准的规定相一致，符合罪刑相符原则。
（二）对现行行政处罚的完善构想
1.加重《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行政处罚力度，对于酒后驾驶以及醉酒驾驶的增加一定时间的禁驾期。
2.增加罚款的数目。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饮酒驾驶：
饮酒驾驶机动车辆，罚款1000元2000元、记12分并暂扣驾照6个月;饮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罚款5000元，记12分，处以15日以下拘留，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获得驾照。
醉酒驾驶：
醉酒驾驶机动车辆，吊销驾照，5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照，经过判决后处以拘役，并处罚金;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辆，吊销驾照，10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照，终生不得驾驶营运车辆，经过判决后处以拘役，并处罚金。
第九十一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十五日拘留，并处五千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小区通行道路适用醉驾
据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认定问题;二是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三是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数罪并罚、适用罚金刑等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四是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收集证据、采取强制措施等有关程序的规定。
《意见》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有关负责人强调：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校园、住宅小区等单位管辖范围内的路段、停车场，若相关单位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亦属于道路范围，在此醉驾也构成危险驾驶罪。
呼气前饮酒难逃认定
《意见》规定，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犯罪嫌疑人经呼气酒精含量检验达到《意见》规定的醉酒标准，在抽取血样之前脱逃的，可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意见》规定的醉酒标准的，应当认定为醉酒。
有关负责人说，《意见》对逃避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行为作了特殊规定。一是犯罪嫌疑人经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已达到《意见》规定的醉酒标准，却在抽取血样前脱逃的，可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二是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的，以其饮酒后的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是否醉酒的依据。
醉驾可以取保候审
《意见》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又构成妨害公务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此外，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案件情况，可以拘留或者取保候审。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八种从重处罚情形
(一)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
(二)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
(三)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的;
(四)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的;
(五)有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的;
(六)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或者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
(七)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
(八)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避免酒后驾驶方法
1.国家法律提供支援：国家提供酒后驾车相关限制管理法律条文，交通管理部门应借鉴国外方式对有酒驾记录人员实施强制安装防酒后驾驶系统。
2.提供酒后代驾服务：餐饮娱乐场所为客人开设酒后代驾服务，或由政府开通酒后代驾服务专线。
3.免收酒后过夜停车费：餐饮娱乐场所免收酒后客人的车辆过夜停车费，支持客人在酒后主动放弃驾驶。
4.在酒标酒单上印制警示令：将酒后不驾车的宣传语、漫画等印在酒瓶的商标上及餐饮娱乐场所的酒水单上。
5.履行社会服务令：除国家规定的处罚外，酒后驾车者还要到医院做义工。6.避免侥幸心理：消除人们少喝酒不影响开车的认识误区，剖析酒精对驾车者的影响和危害，警示人们放弃侥幸心理。
7.配备车德卡：在每辆车上配一张车德卡，每次被查到酒驾就在车德卡上做一个记号，实现社会共同监督。
8.录制亲情提示音：录下孩子童声爸爸，喝酒别开车，我和妈妈在家等你作为手机定时提醒录音，从晚上7时开始，每小时提醒1次。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5
立法争议，随着《刑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应属尘埃落定。这样，“醉驾是否都认定为犯罪”，根本就不是问题，醉驾就是犯罪，应予拘役，造成其他后果，再做更严重的处理。
但报道说，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张军又表示，“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法律依据呢？这看起来只是个人观点，不能算司法解释，但因为出现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可能在审判实践中被执行。
张军认为，不能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而要从立法精神看。法律是什么呢，法律就是立法机关通过的各种明文规定。明文规定，必须按文意理解，如果不按文意理解，法律还何以作为行为准则？按立法精神理解，当然也有用处，但只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律规定很明确，又要援引“立法精神”，法律条文还算不算数？
其实，即使按立法精神，醉驾即属犯罪，也正是立法的本意。刑法总则规定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属犯罪，但《刑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醉驾即处拘役和罚款，就是认定醉驾行为严重危害社会，不存在社会危害小和情节轻微的问题，也不考虑是否产生别的后果，而是若有其他后果，要加重惩罚。
所谓对醉驾“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防止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诉至法院追究刑事责任”，涉及的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刑法是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下位法，只有下位法服从并根据上位法修正，而不存在上位法根据下位法调整。
上面谈的是法律理解和执法问题。“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可能是实施醉驾入罪后产生了犯罪迅速上升的情况。根据报道，自5月1日实施《刑法修正案》以来，各地迅速出现了酒驾刑拘案例，而且不绝如缕。然而，面对这种局面，应该研究醉驾刑拘较为集中地出现，是法律适应问题，还是法律过严问题。若属前者，那意味着我们相信随着法律实施，醉驾状况将得以减少；若属后者，可能需要反省的就是立法激进主义。
醉驾入刑之所以得以通过，在于一段时间醉驾造成的恶劣案例层出不穷，引发了整个社会要求治罪的舆论。如果相信罪治醉驾可以使问题解决，短时间的集中案例就不是大问题。但如果认为醉驾直接判定为犯罪，将长期带来“打击面过大”的后果，应该反思的就是这一修正案为何轻易写入了刑法。
应该看到，法律不仅要求罪刑法定，而且要求罪刑相适应。对任何行为的打击，法律执行中要讲的是处罚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条文，而立法要考虑的是罪行与刑罚是否相称，这涉及总体衡平，每一种行为应得的处罚，与它种行为所受的处罚有比较关系，而非根据一时痛恶感而定。醉驾入刑是否激于一时情绪而未充分考虑罪刑相适应，这是问题。
如果认为实施醉驾入刑后造成了“打击面过大”，要做的不是通过醉驾不判罪这种明显有悖法律规定的做法纠正，而是先修改法律条文，并反思立法激进主义。毕竟，对任何人加以刑法惩罚，都意味着相关人的社会行为受到限制，不只是拘役或徒刑期限问题，还包括长远的社会影响，犯罪史对人的影响既包括荣誉方面，也包括不得进入某些行业如担任国家公务员等实际方面。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6
关键词：酒驾台湾地区法律规范比较
一、台湾地区对于"酒后驾车"的法律规范
相对于中国内地，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加之岛内地势较为崎岖，因此民众多以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其机动车普及较早。与大陆相同的是，宴席无酒不欢、拼酒等习俗也在岛内盛行，"台中酒驾害死加班男案"、"消防员遭遇酒驾追撞截肢案"、"叶少爷案"等酒驾案件也受到岛内外的关注。据"内政部警政署"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道路交通事故酒后驾车肇事在24小时内死亡的人数为576人，占总死亡人数的22.39%，2008年1月至10月份因酒后驾车失控肇事死亡人数为419人，占总数的22.93%，2011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台平均每20小时就有1人死于酒驾，且近三年来交通事故肇事排在第一位的均为酒后驾车。[1]
为了规制酒后驾车行为，台湾地区于1986年公布《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时已将"酒醉"列为该条例第37条之处罚对象，汽车所有人若明知汽车驾驶人有醉酒、患病、精神疲劳、意识模糊等情况而不予禁止驾驶者，也将处以吊销驾驶证的处罚。后1975年及1986年等两次修正，为提高其警示程度，将罚则提高至第35条。1997年又明文规定拒绝接受检测者的处罚规定，并且将"酒醉"二字修正为"酒精浓度过量"。1999年，台湾首次将酒后驾车"入刑"，仿造德国刑法第三一六条之规定，于刑法第十一章公共危险罪增订第185条之3，规定："服用、品、酒类或者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三万元以下罚金。"[19]酒后驾车行为由单纯的行政不法提升到刑事不法。2001年再度提高其罚款金额至新台币15000元（约合人民币3200元）以上60000元（约合人民币12000元）以下，并将"酒精浓度过量"等文字修正为"酒精浓度超过规定标准"，且增加对于驾驶执照扣掉期间之再罚的规定。2002年再将"禁止其驾驶"等修正为"移置保管其车辆"。2007年修正该条，将刑度提高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十五万以下罚金。"显示岛内面对交通安全相关议题重视的态度。2011年，台湾省新北市一名消防员赖文莉遭遇酒驾追撞截肢，引起台湾民众对于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量刑之强烈关注，同年11月30日台湾当地政府旋即修正"刑法"第185条之3，提供法定刑度，并增订加重结果犯之处罚规定："服用、品、酒类或其他相类之物，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驾驶者，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二十万以下罚金。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20]但酒驾情况并没有在"重刑"之下有所好转，2012年4月25日，台湾富豪之子叶冠亨（人称"叶少爷"）酒驾害死3条人命，引发社会公愤，高雄地院宣判，由于叶酒驾失控撞上安全岛，致同车乘客陈冈逸死亡，还波及晨运妇人李幸蓉身首异处，更间接害李妇丈夫悲愤猝死，2人8岁成孤女，严重罔顾公众交通往来安全，重判他6年，创下岛内酒驾致死案件判刑最重案例。[2]有些"民选代表"、"议员"甚至鼓动"立法院"将一般醉酒的刑度提高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亦有学者任务修法提高法定刑作为解决不能安全驾驶行为之手段，无异于缘木求鱼，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二台湾地区关于酒驾的法律规范与大陆相关规范之比较
综上内容可知，较之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刑罚规制酒驾的时间较长，且相关规定经历过多次的修订和调整，醉驾入刑后的司法制度较为完善，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与我国2011年修改后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内容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范相比较，台湾地区对于酒后驾车的法律规定具有以下特点：
（一）犯罪构成较为严谨和封闭，规制范围更加广泛。台湾地区规制酒驾的罪名简称为"不安全驾车罪"，其犯罪构成有三：第一，服用酒类、、剂或类似物品。此三种物品皆是足以影响人类意识状态之外的刺激物品。与刑法第一三三之一的仅仅限定醉酒状态相比，更加广泛。第二，不能安全驾驶，即当事人因服用前述物质导致无法正常、安全的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台湾学术界虽然对于此罪属于抽象危险犯还是具体危险犯争论不休，司法实务上则明示采用抽象危险犯，即酒精含量，呼气检测超过0.55毫克，血液酒精含量超过1.1毫克没公升即达到"不安全驾驶"的程度，但又辅以酒精含量，呼气达到0.25毫克以上而为达到0.55毫克，若辅以其他客观事实，得认证已达到"不安全驾驶"。在。三、驾驶交通动力工具。此处的动力工具指凭借非人工动力而推进的机械工具所产生行进动力的交通工具，包括机车、汽车卡车、电车、船舶、航空器等在内。相比之下，刑法一三三条的"驾驶机动车"的表述就过于简单。
满足了以上三点仍不能达到犯罪成立的标准。在台湾地区犯罪成立需要经过"三阶段审查"即第一层构成条件成熟，第二层行为具有违反性，有侵害他人、社会的法益的事实或可能性、应然性。第三层为有责性，即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所在。而内地在"醉酒入刑"之处就面临着醉酒是否要一律入刑的争议，就在于虽然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也强调犯罪行为必修以侵害或威胁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但却缺少对于酒驾这类抽象危险犯的"危险"以及"危险"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威胁或侵害程度的界定与厘清，最终导致实务上的判断规则偏离"罪行法定"的原则，仅仅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唯一标准，导致发生在停车场附近挪动车位被举报酒驾，最终被判处刑罚的案例。而台湾地区对于此模拟较有争议的犯罪类型多是加以具体案例以及"大法官"的评析，把抽象的犯罪具体化，判断标准不仅有酒测结果，还包括客观具体的辅助证据，使得"罪当其罚，罪罚相当。"
（二）刑事处罚较重，行政处罚严格。从前面对于台湾地区对于"酒驾"的立法历程可以看出，岛内对于"酒驾"的规制经历了"由轻到重"、由"简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首先，"由轻到重"是指酒驾最初由行政罚升级至刑事罚，财产处罚由1986年的"一百元以上三百元（旧台币）以下罚款"，升至2011年的"科处或并科处二十万以下罚金（新台币）"。自由刑由"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升至"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而内地"醉酒"处罚的最高限不过拘役六个月，但相同的是台湾地区每一次修法的进程都是由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案件推动，如"叶少爷案件"、"女消防员案件"等。但一些学者却认为刑罚的力度要与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当，一味依靠刑度的提高治理酒驾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导致刑罚体系的混乱，如果不安全驾驶罪的刑罚提高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则将超过交通肇事罪的最高刑罚限度，而导致一些肇事司机为了减轻其犯罪的负担选择酒驾后肇事逃逸，而给道路交通秩序出现严重的混乱，也较重了交警职务的危险性。其次，由"简单到逐步完善"，则是指规范酒驾的法律规范的层级不断增多，每个层级规范的内容不断细化，对于处理酒驾案件的整个过程的规范更加到位。自1986年酒驾被归于行政罚处罚后，经历了多次修改，增加了对肇事车辆所有人、拒绝接受酒测者、负载未满十二岁的肇事人员等的处罚规定，对肇事车辆的处理也改为保管制，收取保管费用，如保管期限到期后所有人在三个月内没有取回车辆，则保管机关将其依法拍卖。对于处理酒驾案件的人员也有相关的行政程序法加以规制。目前台湾尚无德国、日本地区的取缔酒后驾车程序法简称"取缔程序法"（即处理酒驾案件的行政程序法），而是依据《行政执行法》，其执法程序包括拦停、询问、领交付证件、酒测、检查甚至同行、留置等。
而大陆方面，醉驾行为从一种违反行政法行为上升到犯罪行为，因其独有的特点而使得办案人员在适用在侦办醉驾案件时，由于其独有的特性，使得办案人员醉驾入刑也产生了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
1、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鉴定规则》规定，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抽血行为后，由于其所属交警部门受制于技术能力与法定资质的影响而无法进行鉴定时，必须通过办案人员呈请--领导批准的方式进行委托，并制作《鉴定委托书》。由于涉及热机、取样、混匀、离心等一系列检测步骤，一例血液酒精检测需耗费10～50分钟不等，加上检材报送路途上的时间，严格的委托鉴定程序如果是外部委托，还要考虑到被委托的鉴定机构可能由于承担其他业务较多，而不能及时出具检测报告而造成的延迟，致使从抽血到检测报告之间往往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间隔，甚至超过12小时。在这段时间中，办案人员要将犯罪嫌疑人带回办案机关进行讯问，以便确认犯罪嫌疑人身份与犯罪实施过程，并采取下一步行动。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不得超过12小时，由于犯罪嫌疑人处于醉酒状态，对其讯问难以开展，甚至会出现12小时仍未查清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情形，此时如果检测报告还未作出，公安机关就缺乏将犯罪嫌疑人继续拘留的法律依据。如果释放，由于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明，则给案件继续侦办带来巨大困难。[3]
2、对醉酒驾驶行为设定的最高法定刑为拘役，在所有的刑法罪名中只此一例，而逮捕必须是针对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因此，对醉驾案件不能适用逮捕的强制措施。而在实践中，由于拘留的期限只有七天，拘留七天的期限届满，司法机关就没有了继续关押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依据。[4]但是，在这七天内走完从侦查、到法院判决的全部诉讼程序，未免仓促。在此情况下，只能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但是，问题随之产生，如果遇到犯罪嫌疑人拒不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以及拒不在监视居住期间履行法定义务，办案机关又将如何实施？逻辑上，如果遇到犯罪嫌疑人拒不交纳保证金或提供保证人则无法适用取保候审，但又无拘留和逮捕的适用为后盾，只能适用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期间对犯罪嫌疑人24小时的全方位监督在技术上不具备可行性，如果犯罪嫌疑人出于对任何强制措施的抵触情绪在监视居住期间拒不履行义务，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条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期间违反义务的--予以逮捕，在此情况下，不能适用逮捕的醉驾，使得醉驾入刑与刑事诉讼法再次产生冲突。
综合上述内容可知，台湾地区对于"酒驾"采取的是全面与综合的治理方式，不仅规制肇事人员，还提高了汽车所有人、未满十二岁儿童监护人的注意义务，有效的避免了肇事人员不配合检测和其他环节纠纷的产生。而内地入刑不到2年，对酒驾的处理还处于比较"粗糙"和简单的阶段，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治理酒驾案件中却存在许多问题，如醉酒入刑后与刑诉法有冲突，缺乏继续拘留嫌疑人的法律依据。因此，笔者认为醉酒入刑只是一个开端，治理酒驾任重道远，需要不断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有效配合，才能做到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杜慧锦.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量刑事务分析[J].司法周刊，第1612期。
[2]台海网."叶少爷"酒驾案一审判6年，判刑定谳学校将开除学籍
[eo/LB]http：//.cn/c/2012-11-10/104925550883.shtml.2012.6.7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7
论文关键词：醉驾危险驾驶内地澳门
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前，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普通醉驾行为只能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而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则根据后果的严重程度结合犯罪主观方面分别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现实中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的醉驾案例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若不能加以严厉打击，则后患无穷。经过不断的争论，最终于2011年2月2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在第133条中增设第二款“危险驾驶罪”。
一、我国刑法关于醉酒驾驶的法律规定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以上是我国刑法分则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
对于该条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一）构成犯罪的标准
1．事发场所只能是道路，驾驶的对象只能是机动车。因为本罪侵害的法益是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对于在工厂或者其他道路之外的场所实施的醉驾行为，不以本罪论处，但仍有可能成立其他犯罪。而对于醉酒在道路上驾驶非机动车的行为，因其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相对较小，也不纳入本罪的规制范围。
2．事发当时应达到醉酒标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2004年5月31日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阀值与检验》中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克即属于醉酒驾驶，现在仍然沿用这一规定。
3．与“追逐竞驶”行为情节恶劣才构成犯罪不同，“醉驾型”危险驾驶构成犯罪“无需具备任何其他要件”，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判断。
（二）醉驾是否一律入刑之争
部分学者提出，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因此，在决定是否构成“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时，除了根据上述标准，还应结合《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进一步判断醉酒驾驶行为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进行综合认定。著名刑法学家赵秉志也曾提出，“应当对醉酒驾驶行为入罪增加情节的限制，以节约司法资源，更好的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刑法规范本身出发，还是从立法原意出发，抑或从风险社会公害犯罪防治的角度出发，都应当得出“醉驾应当一律入刑”这一结论。
1．从刑法的规范本身来看，与追逐竞驶相比，刑法条文对于醉酒驾驶并未规定明确的情节，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对该罪的构成只须进行简单的类型化的判断。抽象危险犯以“拟制的危险状态”的发生作为可罚性的依据，该行为一旦发生，即可直接定罪处罚，而不以侵害结果的出现作为归责要素之一。
2．从立法原意出发，刑法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未规定“情节严重”等限制条件，是出于执法和严厉打击该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双重需要。在草案审议时，就有常委委员提出，为避免涉及面过宽，建议增加“情节严重”等限制条件。对此，公安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研究后认为，醉酒驾车标准是明确的，与一般酒后驾车的区分界限清晰，如果再增加“情节严重”等限制条件，具体执行中难以把握，也不利于预防和惩处这类犯罪行为。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对这一规定不再作修改。最终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未加入“情节严重”这一限制条件。
3．在现今这一风险社会，将“醉驾”行为以抽象危险犯的形式纳入刑法规制，具有独特的风险防控作用。一方面，降低了“醉驾”这一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无需对个案导致的公共危险状态作出具体判断，只要实施了“法律所不容许的高风险行为”便已构罪；另一方面，无需证明行为人的主观危险故意及其行为与危险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也为控方减轻了追诉负担，大大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数罪并罚问题
对于醉酒驾驶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法律明确规定，应当“从一重”，形成了醉驾行为的三元化惩处模式：一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二是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一般以交通肇事罪处理；三是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的行为则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二、澳门地区刑法关于醉酒驾驶的法律规定及启示
澳门地区刑法对于醉酒驾驶的法律规定集中在澳门《刑法典》279条及《道路交通法》第90条中。澳门《刑法典》第279条对于在醉酒状态下在公共道路或等同之道路上驾驶车辆因而造成危险的行为规定了最高三年徒刑或罚金刑。《道路交通法》第90条也规定“任何人在公共道路上驾驶车辆而其每公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等于或超过1.2克，如其他法律规定无订定较重处罚，则科处最高一年徒刑及禁止驾驶一年至三年。”
与中国内地的刑法规范相比，澳门地区刑法对于醉酒驾驶的法律规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没有规定“交通肇事罪”，只列举规定了涵盖交通肇事罪的各类危险犯罪，因而巧妙地避免了法条竞合及其导致的数罪并罚问题。在同一罪名下，又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同时规定了“行为犯”与“危险犯”，对于“过失作出的行为”、“过失造成的危险”以及“故意造成的危险”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与我国内地的三元化惩处模式相比较，这种模式显然更能避免法律适用中的混乱，只需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区分轻重程度。
2．对于酒驾执法，在澳门《道路交通法》第117条规定了“反证”程序。即对于呼气酒精测试结果，受检者可立即申请采取反证措施，此时执法人员应尽快将受检者送交医生观察，同时医生应收集化验所必须的血液数量以供化验。而如果反证措施结果仍呈阳性，则受检者应负责采取反证措施所需费用。我国内地现在同时采用呼气酒精测试及血液酒精测试，实践中多以血液酒精测试结果作为定罪证据。虽然血液酒精测试的准确性更有保障，但澳门地区对大多数驾驶员只采用呼气酒精测试显然更符合行政效率原则，避免了执法过程中的浪费，而“反证”程序又为部分认为呼气测试结果有问题的驾驶人提供了救济途径，保证了程序正义。
3．判决结果往往以罚金代刑、缓刑居多，同时并处禁驾。如在2011年12月24日的澳门日报中报道了三男女醉驾案件，三人均被处以徒刑，准以罚金代刑，同时判处禁止驾驶一年或一年零三个月。2012年4月2日，一袁姓男子被查出醉驾，后经法院裁定判处四个月徒刑，缓刑两年，停牌一年六个月。在澳门《刑法典》44条中，对于不超过六个月的徒刑，均准许以相等日数之罚金或以其他可科处之非剥夺自由刑罚代替之，除非为预防将来犯罪而有必要执行徒刑者。而在《刑法典》48条也规定了若法院认定不需要实际执行刑罚已能使行为人接受教训的情形可以将行为人的徒刑暂缓执行。对于醉驾这类犯罪采用轻缓化的刑罚处理方式一方面能够给犯罪者改过自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在羁押场所的交叉感染。而“禁驾令”的广泛适用，也能够有效对驾驶者形成威慑。
此外，对于“酒驾”的标准，澳门《道路交通法》中采用的是“每公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等于或超过1.2克”的宽松标准。而对于“酒驾”执行标准，各国尺度不一，在此不多加评论。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8
关键词：醉驾；刑法的谦抑性；规制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汽车持有量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醉驾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其中比较典型的如“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南京张明宝醉驾肇事案”、“魏志刚醉驾肇事案”等，因醉驾引发的类似交通事故数不胜数，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一度让民众陷入恐慌。
针对这些问题，刑法学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该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有人提出应该以交通肇事罪来惩处，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的判案结果。但是这两种罪名并不能完全概括醉酒驾驶行为，交通肇事罪是结果犯，而醉驾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发生实害结果，无法以此罪论处；[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要求主观是故意的心态，但是对于醉驾行为的主观罪过认定一直存在争议，而且不同程度的“醉酒”对不同的饮酒者驾驶车辆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将醉驾行为一律规制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不免对法律有扩大解释之嫌。
为了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首次把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该法律实施以来，对遏制醉驾引发的交通事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严格的入罪标准也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刑法在社会及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用该如何发挥。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提出“醉驾并非一律入刑”，引起公众的广泛质疑和讨论。[2]对于醉驾是否应该一律入罪问题由此成为刑法理论和实践的热点话题。
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内涵
刑法的谦抑性理论源于日本，法学家平野龙一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刑法的补充性、刑法的不完整性和刑法的宽容性，他认为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习惯、道德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就算是其他控制手段都没有充分发挥效果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全部都用刑法进行处罚。[3]在我国，学者们对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进行了不同的诠释，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蕴含紧缩性、补充性和经济性，应当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4]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两个方面，适用其他手段能够抑制违法行为和保护法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适用较轻的刑罚足以达到惩罚的目的时，就不要适用较重的制裁方法。[5]
虽然学者们对该原则的阐述不一，但其本质有相似之处。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综合考虑刑法的有限性、补充性、宽容性和经济性，如果行为没有达到必须要用刑法来规制的程度，在采取其他社会调控手段能够更有效的解决问题时，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就算是某一行为构成了犯罪，也应该适用轻缓和人道的处罚手段；此外，从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办案效率的角度来说，经济性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重要的一层含义，要对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有效分配，以达到最优效果。
三、醉驾行为不应该一律入罪
首先，并非所有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都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法律对醉酒状态设定了统一的标准，但是这一醉酒状态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产生的影响是人因人而异的，并非所有的醉驾都对他人的法益有侵害的危险。另外，我国醉驾行为泛滥与相关部门执法不力密切相关，在用尽行政手段达到目的之前就一律入罪，显然不符合刑法的补充性。其次，醉驾一律入罪容易导致司法的不公。对公职人员来说，犯罪记录对其各方面的影响深远，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找关系争取不做犯罪处理，办案人员也会考虑到这一点而网开一面，由此导致司法不公。再次，醉驾一律入罪会浪费司法资源。相对于其他犯罪来说，醉驾案件证据易得，程序简单，有利于提高破案率，为此执法机关会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选择性执法屡见不鲜，导致司法资源分配不均，降低其他案件的办案效率，与刑法的经济性不符。最后，醉驾入罪也会导致短期自由刑的交叉感染，滋生司法腐败问题，刑法不仅没有达到规制犯罪的目的，还有可能产生新的危害结果。
刑法应该保持谦抑性，对于采取行政手段或者其他方式能够规制的行为，刑法没有必要介入，对于醉驾行为亦是如此。
四、对醉驾行为的合理规制途径
前面已经提到，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考虑，醉驾不应该一律入罪。刑法的介入应该有一定的条件，这就要注重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问题。达到醉驾的标准，并不必然构成犯罪，应该将醉驾做为具体情节犯处理，而“醉酒”不应该只是法律问题，还应该包括技术考量，将醉酒标准确定为一个幅度，在这个幅度范围内，如果行为人是初犯、没有造成实害结果而且认罪态度好，公安机关对其可进行行政处罚，而检察机关也可以自己作出相对不的决定，建议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如果是在这个幅度范围之外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则有必要予以刑事处罚，用刑法进行规制，以达到遏制醉驾的目的。[6]
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很多行为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侵害其他法益的可能，但是不能仅仅因为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把这些行为都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这不仅达不到刑法的最终目的，还有可能滋生其他的社会问题。如果适用刑罚并不能比行政处罚或者其他调整手段取得更好的效果，那么刑法就不应该轻易的被动用。
参考文献：
[1]袁胜.论危险驾驶罪[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4.
[2]周详.“醉驾不必一律入罪”论之思考[J].法商研究，2012（1）：137.
[3]傅建平.论刑法的谦抑原则[D].转引自张明楷.刑法的基本观念[m].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1995:143-144.
[4]陈兴良.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J].法学论坛，1996（3）:14.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9
论文关键词醉驾犯罪危险驾驶罪量刑均衡量刑标准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各种人为的风险呈现快速上升及多样化趋势，从交通事故频发、全民性食品安全问题到犯罪率攀升等，工业社会已经演变为风险社会。基于风险控制的考量，《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实践表明一年来醉驾入刑已初见成效。但也应看到，关于醉驾犯罪各种问题的讨论一直沸沸扬扬，不难发现，醉驾入刑才一年多，司法实践中关于醉驾犯罪的适用情况出现诸多问题，法律权威性受到了质疑。
一、问题呈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实况
尽管才历经一年多，关于醉驾入罪后的司法现状已经出现诸多问题。笔者经整理这一年醉驾案的司法裁判情况，发现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刑法对醉驾犯罪的法定量刑设置不尽合理
基于风险控制思想，为了有力遏制醉驾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潜在与已发生的危害性，具有谦抑性的刑法仍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体系，可见立法的用心良苦。然而入罪一年来，关于醉驾犯罪的量刑设计过于单一而不符合此类犯罪情节多样性的特征、法定量刑过轻导致法律效果不够的质疑一直不断。笔者经整理案例发现，现今醉驾量刑存在过轻问题，犯罪者的关于醉驾行为受到短短几个月拘役的刑罚给其带来影响不大的主观认识大多存在，这样的主观认识意味着其再犯醉驾行为的可能性极大，当犯罪成本低于犯罪收益时，必将趋使犯罪者铤而走险。
（二）相似案件犯罪人领刑结果不一甚至相差很大
如四川绵阳“醉驾第一人”王某某被判处拘役四个月、罚金2000元，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59mg/100ml；北京首例醉驾入刑的李某某则被判处拘役两个月、罚金1000元，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59.6mg?100ml。二人犯罪情节类似，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也相差无几，但两人的领刑结果却有较大相差（主刑相差两个月，附加刑相差1000元）。
（三）各地法院对醉驾犯罪采纳的量刑标准不统一
有的法院仅以血液酒精含量的高低为量刑标准，如四川富顺县首批醉驾入刑的李某、邓某，被查获时两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分别为168.65mg?100ml和239.64mg?100ml。法院则依据血液酒精浓度的高低确定量刑的高低。有的则不光考虑醉酒程度，还考虑其他情节。如天津“醉驾入刑”第一案的被告人李某某（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为210.78mg?100ml），东丽区法院鉴于其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积极给予了民事赔偿，故酌情从轻判处。
（四）各地法院对醉驾犯罪适用缓刑的情况各异
关于缓刑的适用，自醉驾入刑来各地法院一直做法不一。比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决的醉驾犯罪案件实刑率分别达99%和95%以上，意味着这些地方被处以缓刑或者免刑的醉驾司机为极少数。而据报道，去年5月至今年2月，合肥市庐阳区检察院共办理27起醉驾案，在已判决的25起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适用缓刑；从去年5月1日至10月10日，广州全市法院审结的50起醉驾案中，18人被判处缓刑，2人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缓刑案件占已判决案件的36%。去年第四季度，广东全省醉驾案件的缓刑与实刑之比已超过1：1。各类法院对醉驾犯罪类似情节却实刑不一，有违量刑均衡。
二、分析反思：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不均的现实考量
“在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中同一罪名下的司法裁判活动，能否体现出时空上的一贯性、一致性，这是罪刑均衡的起码条件。”而针对醉驾犯罪在实践中量刑不一的情况，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
（一）立法不周密及司法解释滞后
立法是量刑公平的基础。我国刑法长期以来受到宜粗不宜细立法思想的影响，法条过于简略、笼统、抽象，法官被赋予较大自由裁量权，而相应的司法解释又存在不及时、不系统、不具体情况，“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不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法条解释得没有缺陷才是智慧。”就醉驾犯罪案件来说，立法对危险驾驶罪法定刑的设置方面、与其他罪的量刑衔接方面、涉及从重、从轻等多个量刑情节的，什么情况算“情节显著轻微”可不追究刑事责任，什么情况适用缓刑、免刑，没有相对统一的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进行规范。我国没有判例制度，若司法解释再无法与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现实发展同步，就会给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正当使用或滥用留存较大的空间。
（二）风险控制思想促使裁判规范随意性
在风险控制思想的指导下，危险驾驶罪是在突破刑法谦抑性的基本底线情境中，对社会中出现的尚未发生危险的“危险行为”予以惩罚的产物。与传统的风险相比，风险控制视野下的“风险”具有独特的性质，其正逐渐超越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中的主导力量，在空间上现代风险具有全球扩散性，在时间上既有延展性，且风险影响途径不确定，比如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危险驾驶罪等，很难预测此类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的深度和广度。因为风险本身的认定标准尚不明确，具体到危险驾驶罪，在其影响下，构成犯罪所需的危险驾驶行为造成的风险状态依旧不清晰、不明确，由于本罪的立法有情绪性立法的嫌疑，本身就欠缺全面论证及理性和科学性，再基于风险控制思想对刑法谦抑性突破的冲动本性，使得司法实践对认定危险驾驶罪易出现较大的随意性，也由此直接导致了关于危险驾驶罪裁判规范构建的随意性。
（三）无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则
由于没有统一的量刑标准和规则，法官在法定刑幅度内行使量刑自由裁量权时会产生操作上的困扰，难免出现量刑偏差。同时，即使法院的量刑出现偏轻偏重情形，检察机关也无准确依据对其量刑行使法律监督权，而公众更无从评价。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醉驾的基础量刑标准都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至于类似“情节恶劣”等字眼更是模糊的概念，举例来说，在醉驾案件中，犯罪者被判处拘役的时间从一个月到六个月的都有，审判机关量刑的依据不一，有的以机动车的车型不同，来确定基准刑期，有的则以犯罪人血液酒精含量浓度的高低来确定，有的则综合考虑醉驾者犯罪的各方面情节因素。对于具有相似犯罪情节的醉驾者，被判处一个月和被判处六个月的都是在法律规定量刑幅度内判决的，应该说是合法的，但是否合理呢？对此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评价。
三、解决进路：从立法与裁判规范两层面进行补充完善
由于刑罚是一种必要的恶，所以量刑的程序和结果是否公正，不仅关系到人们对国家动用刑罚的正当性评价，也体现出一国立法和司法审判的技术程度。
（一）立法规范层面上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补充完善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设置，一直备受关注，例如，周光权认为应当规定
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任茂东委员则建议，“只要是醉酒和追逐行驶的，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应当对其量刑进行补充细化。
1.从违法成本理论角度考虑
经济学的“理性犯罪人”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犯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会将犯罪的预期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醉酒驾驶之所以频发，与犯罪成本较低是有关系的。刑罚的偏低和实践中实际的处理情况，易使醉驾者对醉酒驾车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警惕性普遍较低。此外，由于自身的缺陷，拘役所起到的刑罚功能一直饱受争议。拘役是短期自由刑的一种，由于其威慑力不大，难收改造效果，而且容易使被处刑者交叉感染犯罪恶习。且单处拘役刑伸缩性差，其期限较短，意味着即使行为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再多，构成醉驾罪的，也只能判处最高6个月的短期自由刑。刑法规定拘役也可以判处缓刑，这将导致即使再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人实际服刑的期限可能很短，对行为人的改造也就很难取得效果，若对危险驾驶罪处以有期徒刑的话，不仅刑罚幅度扩大，并且还能对多次危险驾驶的累犯进行严厉打击，也会使驾驶人员有所顾忌。
2.从与其他相关罪衔接角度看
危险驾驶罪是应现代风险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旨在保护公共安全利益。危险驾驶罪入刑前，通常由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规制交通安全领域的犯罪，由于二者无法完全涵盖实践中出现的各类犯罪，存在无法准确概括危险驾驶行为并用适度的刑罚加以处罚的空白地带，因此对频频发生的因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恶性案件，经常会无论以二种罪的哪种定罪处罚都易引起巨大争议。也正基于这一尴尬法律问题，危险驾驶罪才应运而生。至此，这三个罪名共同形成了一个保护体系，由浅入深逐步递进地保护着交通安全方面的社会公共安全。但危险驾驶罪法定刑的设置与因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恶性案件所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不能很好相称。根据条文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此条款是对于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的规定，即将罪责更加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所引起的犯罪指引由较重的罪名进行规制。但此规定有将问题带入另外一层矛盾关系的嫌疑，有可能再次引起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的争议，不利于充分准确地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规制。
此外，危险驾驶罪法条的设计本身具有一定缺陷，醉驾行为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其表现出来的犯罪情节也因此具有不同的危害程度，如刚达到醉驾标准头脑尚清楚的醉驾和酩酊大醉意识模糊仍坚持醉驾的行为，在人烟稀少的郊外醉驾的和在车水马龙的闹区醉驾的，醉驾未造成任何损害和醉驾造成人员、财产受损的，其犯罪的危害性大小明显不同。而立法未能考虑到罪内危害性明显不同的犯罪行为得到差别不大的法律评价，将有损刑罚的严肃性。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在危险驾驶罪本身的框架内，做进一步更高法定刑的规定，提高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应在现有立法基础上，针对不同犯罪情节，并区分初犯、再犯，把现有法定刑定位于专门处罚刚达到醉驾标准且未造成任何损害的初犯，并进一步司法解释，针对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分别处以不同的有期徒刑，以细分不同的犯罪情节所对应的刑罚。同时，还应借鉴日本等国关于资格刑的设置，剥夺驾驶资格将有效扼制再犯念头。
（二）裁判规范层面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的理性界定
针对上文所述的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及定罪量刑的基础标准为何等，笔者认为
有必要在裁判规范层面上进行理性界定。
1.确定量刑基础标准
（1）各地法院对于醉驾量刑标准规范化的有益探索。以温州中院为代表：其在全省率先制定出台危险驾驶犯罪量刑细则。其中在界定醉驾犯罪基准刑期方面，是以区分不同车型为标准来区分犯罪基准刑期的。即针对不同车型危险驾驶的社会危害程度，将醉酒驾驶电动车、摩托车、自备车、营运车（出租车、货车）、大客车（含专用或非专用校车）的基准刑期，分别确定为一、二、三、四、五个月。
以杭州、北京、广州法院为代表：根据杭州市市级公安、检察、法院形成的相关会议纪要，对于醉驾，审判机关也有相对统一的量刑标准，即规定血液酒精浓度的高低决定判处刑期的长短。而北京的一家法院与杭州一样，规定了相同的量刑标准与幅度。类似的，广州地区法院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也是以血液酒精浓度高低为标准进行量刑。
笔者发现，尽管醉驾量刑基础标准不一，大多数法院醉驾量刑统一了标准，体现出量刑标准规范化成效。
（2）以醉驾者血液酒精含量作为基础标准并结合其他情节确定量刑。针对上述的不同标准，笔者认为应当以醉驾者血液酒精含量作为量刑基础标准。理由如下：
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入刑的前提条件是达到醉酒程度。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一般认为只要行为人体内酒精含量达到法定的醉酒标准，就构成危险驾驶罪。可见，血液酒精含量是此种罪的唯一界定因素。
从医学上分析，就醉酒而言，在不同酒精浓度下行为人的具体表现也不相同，醉酒的程度会对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的主观方面造成影响。当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20-40mg/100ml时，行为人的自制能力会稍微降低，情绪不太稳定，容易激动；达到50mg/100ml时，行为人会出现飘飘然的感觉，此刻比较容易产生交通事故；达到100mg/100ml时，行为人会出现较为兴奋，语无伦次，喜怒无常的情形，此刻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急速上升；达到150mg/100ml时，行为人将会变得激动，并会吵闹；达到200mg/100ml时，行为人的动作协调性会大大下降，意识开始紊乱；达到300mg/100ml时，行为人处于麻痹状态，并通常陷入昏迷。因此，随着bac（血液酒精浓度的简称）的上升，行为人驾驶机动车的危险性便随之上升，并因此影响事故发生的几率，在bac达到50mg/100ml时，行为人驾驶机动车辆的行为明显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但达到80mg/100ml左右时这种威胁已无法为社会容忍，行为危险性倍数激增，事故发生的概率大幅度提升几乎成为常态。
因此应以行为社会危险程度的大小为量刑基准刑期即以血液酒精浓度含量的高低为标准，含量低的基准刑期短（前提是血液中酒精浓度≥80mg/100ml），含量高的基准刑期长。当然还要考虑个别情节，即如果抓获犯罪嫌疑人时，因故未能及时测量其血液酒精含量，这时若有其他足够的言词、视听证据、证人能够认定当时犯罪嫌疑人确实大量饮酒，也可以认定嫌疑人为醉酒驾驶。至于量刑精确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只要有个容易操作、普遍认可、相对合理的标准可以参照，量刑个案平衡与整体平衡基本上就能找到结合点，就不会出现量刑差距太大的状况。
2.基于风险控制有条件地适用缓刑
《刑法》第72条规定了可以宣告缓刑的四个条件。对于危险驾驶罪，显然符合这四个条件，因此从法律设计上看，危险驾驶罪可以适用缓刑制度。
关于醉驾的处罚规定篇10
试论危险驾驶罪的罪名构成与立法完善
一、危险驾驶罪的罪名构成分析
（一）从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要件，我过刑法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行为人在违反交通法规的主观上明显是故意，但其对发生使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的后果应当是持一种放任的心态。如果其主观上主动追究危害公共安全后果的发生则应当根据其行为手段的不同，以危害公共安全按罪中的其他罪名定罪处罚。在这点上容易引起争议的是醉酒驾驶的主观认定。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说明我国采用的是“原因行为自由理论”，就行为人知晓其行为将造成自身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下降，仍然实施该行为，其应当对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后行为造成的后果予以负责，这也符合刑法中的“可期待性理论”，这一处罚原则将行为人喝酒前至案发时的主观看做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从这一理论来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要件，行为人明显对其醉酒后造成的使公共安全陷入危险状态的状况持一种放任的心态，属于间接故意。
（二）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认定
1.危险驾驶罪的行为性质认定。关于危险驾驶罪是一种危险犯，还是程度犯，抑或是行为犯，在刑法界存在较大争议，该认定影响到该罪的认定问题。是只要出现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即构成犯罪，还是借助其他情节、案发现场情况来具体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使公共安全陷入到危险状态才认定够罪。笔者认为，从该罪的立法愿意上来看，由于此前的醉酒驾驶与驾驶竞逐行为未造成后果即给予行政处罚，造成后果便以交通肇事罪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但行政处罚难以遏制这两类行为的频繁出现，处于预防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的发生，使人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设定此罪，该罪的设置也是公共安全这一法益在未遭到实际侵害之前就对可能对其造成危害的行为予以规制，用刑罚的手段来避免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的发生，这属于法益保护的提前，是因为这类行为具有高度和极为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一旦该行为发生极易造成危害后果同时造成的后果往往极为惨烈，所以刑法将这类未遂或预备行为作为既遂行为对待，直接规定为独立的构成要件。如果就该罪的构成再设置一些条件，使行为人产生一些可以钻空子的侥幸心理，那么设置该罪的预防目的就难以达到了。故危险驾驶罪应当是一种抽象的危险犯，即立法者根据人们的一般生活经验，将经常发生的几种极易导致重大危害后果的醉酒驾驶、驾驶竞逐等行为直接规定属于刑法惩罚的状态，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立法者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了危险状态的发生直接对其定罪处罚。
2.危险驾驶罪行为之认定。刑法中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行为只规定了醉酒驾驶与驾驶竞逐情节恶劣两种。醉酒驾驶标准较为明确，而且应当以国家质检总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关于醉酒的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临界值80mg/100ml或者进行人体平衡的步行回转试验或者单腿直立试验，评价为暂时丧失驾驶能力的人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使的行为。而不再根据行为人不同的酒量与行为人自己感觉是否醉酒的状态来区别认定，这是因为：一是虽然个体对酒精的反映确实存在不同，但个体醉酒的数据难以精确认定，而且每个人由于其当时身体状况、情绪等酒量也会发生变化；二是虽然酒后驾驶与醉酒驾驶的处罚不同，但行为人对自己喝酒后驾驶的行为应当是明知的，而酒后驾驶无论是否醉酒都是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违法性是明知的，对是否醉酒更是存在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所以存在处罚的基础。对于醉酒驾驶的人只要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临界值80mg/100ml均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