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1
关键词：流浪狗；宠物狗；动物福利；治理；社会问题
1市民态度与南京市流浪狗保护现状
从问卷结果来看，97.8%的南京市民会在身边看到流浪猫狗，其中经常遇见占42.86%，偶尔会看见占54.95%，这说明在南京市内流浪猫狗普遍存在于市民生活中。
而对于流浪猫狗的看法也因人而异，其中觉得“流浪动物可怜，希望他们能受到保护”的市民占大多数（82.42%），认为“流浪动物是移动的病菌，并有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是一种困扰”与“不关心此类问题”分别占13.19%和4.4%。
如果在路上看见了流浪猫狗，52.72%的人选择给流浪猫狗投喂食，这也是占比最多的选项，而仅次于后的选项是“视而不见，绕路而行”，占比41.76%。。只有少部分的市民选择“把流浪猫狗送去收容机构”（3.3%）和把流浪动物带回家”（4.4%）。而剩下19.78%的市民选择了“其他”。由此三题可以看出，虽然流浪猫狗普遍出现在南京市民的生活中，但是只有60.45%的市民会选择帮助这些流浪动物，其中7.7%的市民选择为流浪猫狗安置住所并有长远的计划。仍有接近一半的市民选择视而不见。因此南京市内流浪猫狗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
2市民造成流浪狗的成因
2.1弃养
流浪狗形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饲主的弃养。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调查结果显示，63.23%的市民没有养过宠物，而在剩下30.77%的养过宠物的市民中，13.19%的市民一直养到宠物去世，而有17.58%的市民养宠物的过程中中途送人/抛弃/交送给动物机构。可见宠物被抛弃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抛弃宠物的原因，可能是饲主自身经济条件的下滑，无力饲养；可能是宠物狗生育之后，小狗太多，又无力解决，只好扔掉一些小狗；可能是宠物狗自身带有某些恶习或者疾病；可能是饲主搬家或者家庭成员意见。由于缺少足虻某栉锕肥杖莼构，身边没有可以帮助饲养的朋友，法律缺失等问题，又或者饲主本身缺乏责任感，丢弃宠物狗成为流浪狗形成最主要的原因。
2.2爱心人士
这是流浪狗形成一个很矛盾的原因，流浪狗往往会在一个社区里聚集。而这时候，就有爱心人士出来喂狗。这些爱心人士无力把流浪狗带回家饲养，但喂食的举动又会大大增加流浪狗的存活率。这样的善举，虽然是挽救生命的行为，但也会增加流浪狗数量，往往会使流浪狗越来越多，反而对社会的环境卫生，乃至居民安全造成危害。
3从市民角度看流浪狗保护存在的问题
3.1缺乏对宠物狗饲养者的管理
流浪狗的主要成因就是宠物狗饲养者的遗弃。一些宠物狗饲养者缺乏责任意识，不定期为宠物狗注射疫苗，喜则养之，厌则弃之。即使全市要求办狗证，但情况依然不是很好。南京犬业协会副会长暨nGKC南京全犬种俱乐部副主席吴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犬只登记在南京遭冷遇，主要原因是犬只登记饲主的权利不明显，不少饲主认为登记只有交钱的义务，没啥实实在在的权利。这个问题的根源主要基于两点，一方面进行登记的犬只遗失寻回的几率很小，市民捡到狗后交付公安机关，植入的芯片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不登记的问责几率几乎为零。”而对于事后监管的问题，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警察支队二大队马峻副大队长表示，“对于饲主的违法不文明行为采取柔性执法方式为多，主要还是劝诫。严重的才涉及到罚款、没收之类的惩罚。”因此对宠物饲养者的管理并不到位。丢狗的处罚措施太低，市民丢狗没有压力，自然流浪狗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同时，南京市也缺乏对流浪狗饲养者的思想教育，使其树立理性养狗、科学养狗的理念；缺乏对宠物狗饲养者加强科学养狗的相关知识的学习以及对人畜共生疾病危害的认识；缺乏对宠物狗饲养者加强文明养狗的法制教育，使其树立依法养狗的法律观念。如果我们能管理好宠物狗饲养者，能让他们不去遗弃宠物狗，就可以从源头解决流浪狗的问题。
3.2流浪狗保护宣扬力度不够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被调查者中，收养过流浪猫、狗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其中，从他人手中继养及在路边捡回流浪动物的人占了多数，仅百分之四的收养者是通过本地流浪宠物收容机制领养的。逾九成被调查者认为解决流浪猫狗问题主要责任在于政府或全体市民，而认为民间义工组织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的占少数。在关于南京市流浪动物治理方案的问题中，近八成被调查者对于有关政策没有了解，近四成对于本地流浪动物收容机构没有了解。多数（约56%）被调查者对于这些收容机构的了解停留在“偶然听闻、没有主动关注过”的层面上，而主要的了解途径在于收容机构自己的网络平台和本地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真正参与过机构举办的相关活动的只有6%的人数。市民有心出力，但奈何不知道官方做了什么，不知道民间组织在做什么，甚至不知道有几个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在哪儿。这就是流浪狗保护宣扬的力度不够。如果有更好的方式，让市民知道我们的流浪狗保护组织，相信流浪狗的问题能更好的得到解决。
4从市民角度研究流浪狗保护对策
4.1建立健全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动物保护，首先就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动物保护措施，首先就要加快相关法律条文的建设。只有有了一套健全的法律法规，我们的行政机关才好依法行政，我们的公安机关才好有法可依。对于养狗者，要加强管理。只要养狗，就要负担起应有的责任。一方面对于遗弃动物，虐待动物的人，加以惩罚，在源头上，减少流浪狗的数量，缓解流浪狗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实行节育政策，推广使用现代电子芯片系统。侧面减少流浪狗数量。
4.2对市民宣传教育
对市民的宣传教育，同样要分两面。一方面是针对宠物饲养者，另一方面则是更广泛的市民。对于宠物饲养者来说，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必不可少。既然饲养动物，就要让他们承担起责任，不能随便丢弃宠物、正确饲养宠物、即使为宠物注射疫苗。每个宠物饲养者，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相应的物质条件。对于普通市民，我们则更多的要对流浪狗的生存状况进行宣传，对于流浪狗的相关知识进行普及。让市民接纳流浪狗，对流浪狗的生存状况有所关注，让他们不再只是单纯看到流浪狗的不好。同时，要让市民了解到官方对于宠物狗，流浪狗的处理政策。鼓励市民进入到流浪狗保护的领域，与官方与民间组织一起对流浪狗进行帮助。
5结束语
解决好流浪狗保护的问题，具有很多现实的意义，不仅仅有利于净化自然环境和社会风气，保护绿地面积，净化城市环境，还可以让广大民众意识到珍惜生命，尊重生命，体现人道主义。解决流浪狗问题需要市民、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的配合。这次借南京市市民关于流浪狗保护的调查，特地从市民角度分析流浪狗保护的现状、成因、当前保护的问题，并在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希望以我做起，从身边人做起，为南京市流浪狗保护提出更好的方案，也为其他城市的流浪狗保护提出方案建议。
参考文献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2
一、流浪动物群体的形成原因
据我调查，流浪动物的形成原因有以下方面：
1.由于人类的不负责任，在饲养宠物的时候，如家中有了小孩儿不能养宠物，或是因为感到自己不能适应饲养宠物的生活，或是因为当初养宠物致使一时冲动，为做好心理准备等。因此导致不冯宠物沦为流浪动物。
2.由于人们在养宠物前为接触过养宠物的知识。不知道要给家养的非经济宠物做绝育手术，导致家养宠物在期在未能找到合适的伴侣下，与流浪动物发生行为，导致家养动物与流浪动物所产生的后代又继续过着流浪的生活。
3.由于人们的迫害，如毒打家养宠物或拿家养宠物当作发泄心理不平衡的工具，到这家养宠物被迫离家出走。
4.由于对养宠物的管理政策缺乏了解，在认养宠物之后不办理领养宠物的许可证，或不在规定区域内认养规定种类的宠物。导致怕麻烦，在将要被查出时将宠物遗弃。
说明：1、家养非经济宠物：以家庭为单位所养的不是为获得经济利益的宠物。
二、人类对流浪动物的看法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姓对于流浪动物的态度是包含同情与关心，并能够积极的尽自己所能帮助它们。我醒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好的，能够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但是时恰好相反。某日，在某城市的街头，一对男子看见路上的一只流浪猫，不知当时他们怎么想的，就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将有毒的食物为给猫吃，最后将猫残忍的杀害了。人没对于生命的态度令我难以相信，人类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朋友，对待一个弱势群体，对待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调查对象：未成年人成年人
调查人数：未成年人100人成年人100人
调查方法：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1)是否见过流浪动物
未成年人：85%成年人75%
(2)是否救助过流浪动物
未成年人：61%成年人32%
(3)是否有救助流浪动物的意识
未成年人：75%(大多由老师教导，为付出实际行动。)
成年人：25%(大多数认为没必要它可自生自灭)
(4)不救流浪动物的原因：
未成年人：害怕害怕被染病父母不准没见过
成年人：害怕染病没见过没有必要没意识漠视态度
总之，我的数据不能说明一切，但是从媒体上可看到，滥杀无辜流浪动物的行为屡禁不止，有些报道让人难以置信，毛孔悚然，人类对弱小生命的漠视与冷淡、冷酷无情已达到了一个难以相信的境界。我国还没有立法来保护流浪的动物，唉!我不知该说声么好。一句话：大部分人对于滥意伤害弱小的流浪动物成支持态度，认为它们的生存权利是可以任我们剥夺的，我们不用管它们。
三：分析流浪动物的心理
据调查家养宠物被抛弃后它们的心理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创伤，一般分以下几种情况：
(1)、在被主人抛弃后或因某种原因成为流浪动物后，它们的内心深处仍然一直信任人类或主人，觉得他们只是一时冲动而舍弃了自己，对重新被人认养报以信心，仍让相信人类使他们的好朋友，这一类即相信人类型
(2)、在被主人抛弃后或因某种原因成为流浪动物后，它们由于受到打击太大，已完全不相信人类或是主人，认为人类就是我的敌人，不再读人类报以任何信心，认为只能靠自己，人类是不可信赖的，既不相信人类型
说明：在第一节中，所提到的流浪动物形成原因，一类原因和四类原因所产生的流浪动物为相信人类型，而二类原因和三类原因所产生的流浪动物为不相信人类型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3
关键词：立宪主义思想；社会救助制度；流浪乞讨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121－11
一、西方流浪乞讨社会救助的回顾
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与人类社会的济贫事业相关联。在国家兴起前，教会和城邦是济贫事业的承担者，随近代国家的形成，国家权力才逐步取代教会的作用，产生由国家主导的社会救助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流浪乞讨者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随国家形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一)早期至中世纪：从宽容到控制与隔离的济贫之路
有关帮助人的思想在西方早期的宗教著作中随处可见。“一些来源于犹太教传统的基本思想拓展了帮助全人类的内涵，这些基本思想包括：人性的弱点；通过服务人类来服务上帝的责任；人们对他人判断的不充分性；爱是至高无上的。”在宗教的教义中，社会最下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乞讨行为，有着宗教上的意义与价值，正是贫苦人的乞讨，提供了一般人布施的机会，使其得以通过善行来洗脱罪恶。
因此，在社会历史的早期乃至中世纪的初期，基于宗教思想对于人们施舍的责任与精神价值的提醒，教徒捐献食品、衣物、住所甚至钱币给教会，教会承担着照顾贫苦无依者的职责，宗教团体对穷人、乞讨者提供了大量的社会救助和服务。当宗教主宰私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下，穷人被认为是值得帮助的人，社会对贫穷和乞讨均采取宽容态度。
从14世纪起，由于人口渐增，潜在的贫穷人口对社会秩序产生了威胁，解决贫穷和乞讨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国家权力逐渐进入原先由教会主导的济贫领域。当处理贫困问题不再是宗教领域的事，而是属于世俗权力之范畴时，国家承担了流浪乞讨者的管理与救助之责。
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对穷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作与自立成为一种社会主流思想，个人必须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贫穷和乞讨不但不再为社会所容忍，反而被视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甚至是一种犯罪。“对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来说，劳动是一种义务，游手好闲的状态成为一种轻罪，因此流浪者必须受到追捕。”社会对贫穷与行乞的态度逐渐由宽容转向控制与隔离，社会的济贫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一系列法令的出台意味着对流浪乞讨的蔑视和控制有了国家的强制力。例如，1349年英国出台的劳工条例中，乞讨不再被认为是值得同情的行为，而是个人懒惰、好逸恶劳和意志薄弱的象征。条例除规定劳工必须接受政府限定的工资额外，还禁止人们给乞讨者施舍。1359年和1375年伦敦市政府规定禁止身体健康者乞食。1388年《安居法》规定禁止所有乞丐和劳动者流动，否则按流民罪处以枷刑。
(二)16－17世纪：血腥惩治下的济贫政策
近代欧洲社会进入了由农业社会向城市工商业经济过渡进程中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由此引起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结构变迁，物价大幅上涨，农民流离失所。当社会不规则的动荡影响王权的统治时，社会秩序的维持成为济贫工作最主要的目的。而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愈加稳固，对贫民和流浪乞讨者的控制愈甚。
流浪乞讨者首先被分为本地与外地、具有劳动力与不具有劳动力、值得帮助与不值得帮助而进行不同的对待和管理，对那些不能劳动或维持家庭生活的残疾人或精神病患者允许获得公共食品和医疗，对这些无劳动能力的流浪乞讨者政府提供救济；而流浪者是指漂泊不定、没有资格获得帮助的人，对流浪或拒绝劳动的贫民一般被作为犯罪处理。处于维护社会秩序的考虑，流浪者的出现遭到了当权者特别严厉的目光。国家采取了一些政策加以控制，并试图用高压手段加以解决。通过严刑峻法严惩懒惰的无业流民和乞丐是当时的主导措施。如英国亨利七世时期规定当局对所有流浪者和可疑的人一律予以追捕，所有无法工作的乞丐都要回原籍。爱德华六世通过的法令，规定所有能劳动而不劳动者皆为流浪汉，如果健康流浪汉被捕，罚做两年奴隶，在胸上烙个“V”记号，如果逃跑将判终生为奴，胸上烙个“S”记号，再次逃跑将被判处死刑。伊利莎白时代，随着流民人数的增加和社会日益不安定，动乱频起，血腥立法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572年法律规定，凡无乞食证的年龄14岁以上乞丐，首次被捕时要受到鞭笞，并打上烙印，再次抓获时就要宣布为叛国犯，第三次被捕时就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仔细研究那些针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法律，人们会发现，几乎一直无法为人们提供工作的政府别无办法，只能对“受贫穷所迫成为流浪者的乞丐”采取镇压的办法，或者用严厉的手段对所有侵扰社会秩序的人实行禁闭。
在镇压倾向逐渐压倒慈善态度的情况下，流浪乞讨者作为社会“无益之人”通常受到地方政府的竭力驱逐，或者被迫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参加劳动。1656年法国路易十四通过赦令，创立巴黎总收容所，“命令将所有健全和不健全的乞丐，不管性别，都关押到一所收容所里。”在收容所里乞丐们被迫接受强制性的劳动。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贫民习艺所的记载，将其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监狱’，一些体力较好的妇女、儿童、老人，被派做梳毛、纺纱等较轻的工作，而那些由于受惩罚而来的人则必须做极为繁重的工作。这里的秩序是靠用鞭子惩罚来维持的，至于鞭打多少则取决于监督官。”这些收容所以威迫的手段试图将“无用之人”改造为有用之人，并攫取廉价劳动的价值。
(三)18世纪－20世纪：新济贫制度到现代社会救助
18世纪后期，贫困、流浪乞讨依旧是社会的突出问题，但是一种新的趋势出现了，面对贫穷及其后果――流浪和乞讨，在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人们中出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态度：贫困不再被认为是懒惰和堕落的后果，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就业不足等被看成是造成贫穷的重要因素。因此，社会必须为不幸的市民提供生存的机会：或向其提供工作，或保障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拥有生存的手段。这种转变体现在英国1782年的《吉尔伯特法》中，该法规定习艺所只收容老弱病残和孤儿，身强力壮的贫民由各教区安排院外救济，在获得就业前提供衣食救济，由此，习艺所性质由工作济贫改为收容救济为主。该法对贫民的惩罚和规管放松了许多，国家似乎承认了劳动权和生存权。
19世纪中叶西方一些国家陆续制定新的济贫法。其宗旨是禁止对任何有能力工作的人提供救济，减少贫困资助的吸引力，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将救济对象严格局限于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幼身上，缩小救济对象的范围。可以看出，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提供流浪乞讨者最低的生存保障。但是，新济贫制度对穷人救助还是附加了很多限制。由于规定接受救济的贫民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丧失个人声誉，丧失个人自由，丧失政治自由，实施济贫法给穷
人带来的耻辱感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大众文化中。这一时期，宪法虽然在法国、美国等相继制定，但显然宪法的制定并没有给包括流浪者在内的贫民以实实在在的权利保障。相反，由于制宪初期的普遍看法是，如果一个人不能自食其力，那么他就缺乏足够的道德和能力，因而也没有资格行使政治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宪法并不只是因为公民身份就自动赋予权利；相反，自食其力是合格公民的起码条件，也是获得宪法权利的必要前提”。对那些无业的、失业的流浪者，是不能让他们来决定关系到国家和未来的重大问题，在政治选举中，他们是没有普选资格的一群人。
19世纪末开始，由于工业的发展，生产线的增多必须以工人的流动性为前提，过去固守一方边境，驱逐外来的移民和流浪者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对流浪乞讨者的驱逐和限制逐步消除，传统的依据出生地原则只对本地穷人和流浪乞讨者施予救济，而排除外来乞讨者的济贫政策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以居所地为原则的济贫政策逐渐施行。
20世纪初欧美国家出现了义务性救济体系的端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真正的救济法律得以通过。而社会保险也开始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失业问题被承认是由于缺乏工作机会引起的，工作保险金的收取使构成权利之一的赔偿成为可能。每个人有工作的权利，每个人同时也有权利获得一份工作，之前被排除在权利之外的背井离乡的流浪乞讨者成为潜在的受法律保护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享受社会救助的范围一直扩展到了流浪者。当一个以义务性救助为特征的福利国家开始构建时，流浪乞讨者流动的自由已变得完全合法。
二、立宪主义思想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演进的意义和影响
现代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确立奠基于立宪主义的思想，纵观西方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发展历程，立宪主义的思想与制度深深地影响着流浪乞讨者的地位变迁和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演进。
(一)流浪乞讨者从受助的客体转变为享有救助权利的主体
立宪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享受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禁止将任何人当作公权力的客体来看待。在的平等理念下，流浪乞讨者成为社会平等主体的一分子，作为受救助者，其权利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我们知道，平等权在形式上是一个法律问题，本质上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取决于人们特定的身份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社会成员被区分为两种团体：一种是有身份尊严的市民；另一种则是流浪的贱民与卖艺人、犯罪团体等，通常这些人被视为无用之人，政府随时采取的是管制和干预。对贫穷与贫民的压制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乞丐成为社会边缘团体，而“当流浪者同互益世界彻底决裂时，他打破了社会秩序，成为了一种令人惊恐不安的相异性的携带者，……在这个由封建领主制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里，没有任何阶级地位，因而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不属于任何社会集团”。
社会地位的不同决定了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不同。由于立法者在订立规则的过程中，并不是把权利和义务直接分配给具体的人，相反，立法者首先要确认和设立若干的社会地位，进而把某些权利与义务与某种法定地位相结合。这种情形决定了长达几个世纪里，流浪乞讨者的社会边缘地位和政治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即使到了19世纪，经过启蒙思想的洗礼，法律上赋予行政机关提供行政给付的义务，但流浪乞讨者作为受救济者，仍然仅是客观法秩序规范的客体，并未成为权利保障的主体。政治上只要被认定为贫民并接受救济，即丧失选举权；法律上，能否获得社会救济给付完全操控在国家公权力手中，其自由权与平等权当然不受保障。与当时依身份保障权利相符的是，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法律上，流浪乞讨者都不被承认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20世纪国家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宪法保障人性尊严、个人自由、平等权的价值，禁止将任何人当作公权力的客体加以对待，要求社会救助的受领者与其他国民在法律上应受同等对待。因此，西方国家民情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选举权逐渐扩展至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的全体公民；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介入越来越深，流浪乞讨者的生存权利和工作权利被逐步地加以肯定。“所有在世上一无所有、被禁止乞讨的人们都有权利要求工作谋生存”，“社会必须为不幸的市民提供生存的机会；或者向其提供工作，或保障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拥有生存的手段”。当生存权和工作权成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此举意味着流浪乞讨者作为社会的贫困阶层，在其无力解决自身生存需求时，有权请求社会救助，享有社会救助成为流浪乞讨者的一种权利。同时，这也意味着在宪法所建构的政治秩序下，各个人不再是受统治的客体，而是以主体的地位构成政治秩序的要素，并参与政治秩序的形成。流浪乞讨者因而拥有了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权利主体地位，成为受救助主体的平等一员。
(二)肆意限制流浪乞讨者的人身自由被视为违宪
自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来，法律下的自由这一范畴和理念便一直成为西方制度正义和政治生活最为显著的特征。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的设计，对于自由的价值追求，变成了全人类的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保障自由是立宪主义之要旨。卡尔・施密特曾经指出，自18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宪法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包含着一个自由的保障机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权力分离，通过公民大会实现立法过程的最低限度的参与”。基本权利的宣告意味着一个普遍的自由概念的确立，而分权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一自由原则具有组织上的保障，以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按照近代以来重视个体价值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国家权力行使应该为个人留出不受干涉的领地，“近代政府作为一种市民社会的联合体，应当建立三个理性原则：作为一个人，联合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自由的；作为一个国民，则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公民，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基于这样的原则，“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处罚下的物质力量或者是公正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以它为准绳。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据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加以干涉，唯一目的只是自我防卫”。
然而，国家权力以强制性为其显著特征，强制性无疑是必要的，但它又是危险的。在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它犹如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在权力不受制约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政府权力的压制往往表现为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削无权势者，权力的这些特点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流浪乞讨者的不合法管制尤为突出。
如前所述，传统的对流浪乞讨的社会救济的特点是在救济的同时，采取强制收容、强制劳动的措施。西欧多达几个世纪的济贫制度，行政机关在对流浪乞讨者提供一定行政给付的同时，附加的是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控制和严厉管制。强行驱逐、强制收容、强制劳动的措施，违反了个人的自由意志，构成对流浪乞讨者尊严的侵害，而受助者接受救济则丧失政治权利更是国家权力的滥用之至。
国家的法秩序下，一方面公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若个人对社会、对他人不会构成危害，国家无权只为矫正教化国民而剥夺其自由，任何违反人性尊严，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自由的恣意妄为的行为都构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行使在国家的福利理念下被赋予了新的要求，即它不仅要消除各种不平等现象，在法治的原则下保障社会平等和公民自由；还要从事社会福利活动，确保任何人类尊严所需的东西都得到保障。这也就决定了国家对需要帮助的国民伸出援手的同时，不得以违反人性尊严的方法，来训诫改造受其救助的国民。由此，以维护人的尊严为主旨的社会救助制度的确立挥别了几个世纪以来对流浪乞讨者的威权与压迫的色彩。立宪主义下的个人自由的保障与国家权力的规范行使，使现代对流浪乞讨者的救助不再附加苛刻的条件及控制。
(三)人权内涵的丰富推动流浪乞讨救助理念与实践的发展
就立宪主义的核心价值而言，追求自由与保障人权始终是立宪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基本人权的保障，是整个立宪主义思想与制度的最高指导理念。随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发展，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人权保障背后的深层含义：每个国民均享有权利，国家扶助无能力自立者，使其不致因物质基础之欠缺，而无法实现其自由权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宗旨在于保障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能在符合其人性尊严和人权的社会条件中生活。而这充分体现在现代宪法对社会权的保障以及人权从“自由――生存――发展”这一不断向前推进的代际演进上。究其实质，人权内容的不断丰富对整个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有着实质性的意义。而就流浪乞讨的社会救助而言，人权尤其是生存权内涵的丰富推动了救助理念的更新和救助实践的发展。
众所周知，早期的生存权规范是把生命权作为生存的基本形式，并将其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种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生命权被认为是存在于政治国家产生之前，是一种前社会、前国家和前宪法的权利。政府的成立和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保障这类权利的存在。”国家对生命权的保障的形式是抑制自己不予干涉。
但是，仅仅通过保障人的自然权利而使人得以生存是不够的，生命权不仅意味着生命不可被随意剥夺，还意味着享受适当的帮助从而能够有尊严地活着。特别是对生活贫困者和社会弱者而言，如何帮助他们生存是国家思考和致力解决的问题。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通过立法将生存权确定下来，《魏玛宪法》第2编第5章“共同生活”规定：经济生活秩序必须与社会正义原则及维持人类生存目的相适应。所谓社会正义，在于保障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过上体现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尊严的生活。《魏玛宪法》在法制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确认了生存权，并且赋予了生存权内涵，即生存权不仅仅是人活着的权利，而且是能够体面地生活，能够充分体现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地生活的权利。德国《魏玛宪法》的制定与主义的落实，对于传统社会救济制度所植根的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权力义务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当众多国家将生存权入宪，此举意味着国家必须积极干预来确保其国民能够实现“像人那样生存”，对贫困者提供物质生活上的帮助成为国家理所当然的义务。
显然，与生存权内涵发展相适应的，是对社会贫困者与流浪乞讨者的社会救助从传统的消极救助措施走向现代日益制度化的积极救助。传统的对流浪乞讨者社会救济措施均属消极性的慈善施舍，而且救济的前提是把流浪者视为“有问题者”，救助的动机多以此作为防堵灾民、贫民闹事或道德教化等的社会控制手段，与人性尊严为基础的生存权保障理念大相径庭。现代的社会救助理念转为积极性与多样性的维护最低生活水准，一方面，国家提供符合人性尊严的最基本的物质保障，使受助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而不至于生活困顿而流落街头；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注重贫困的预防与促进贫困者能力的发展，在提供给付的同时，协助有劳动能力的流浪乞讨者发展技能，使受助者在陷入困境时，既能尽速获得有效救助，早日脱离困境，又能尽快恢复自立自足的生活。
三、以视域检视我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历史流变
(一)古代至民国时期的济贫实践及其特点
与西方国家相似，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自古有之，我国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历史经验与欧洲相比较，虽然文化、社会背景不同，但从国家救助流浪乞讨者、开展济贫事业的动机以及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上看，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一方面，自汉朝以来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我国济贫制度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待流民乞丐，统治者一方面施以仁政，采取积极的抚恤、救济和安置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采取禁与堵的措施，运用强制或武力镇压的手段禁止其迁徙流动。如汉代在函谷关设立关卡，禁止人们任意出入，只有灾荒年景，才允许流民进出。元朝时期普遍对流民乞丐采取“封瘭不发，驱之出境”的办法。为了确保流民乞丐服从管制，“统治者规定，各地不准收留外来流民，并对敢于收留、接济的人以严惩。”《唐律》规定，“诸部内容止它界逃亡浮浪一人，里正笞四十”；元朝甚至规定：“停留逃民，资给饮食者，皆死律论。”对不服从安置的流民乞丐，封建政府就予以残酷镇压，毫不留情。明代时期，大批流民在荆襄山区集结，朝廷视若“腹心之疾”，立即在山西、山东、河南、直隶等地设置“抚民官”捕捉流民，强制其返回故里。
总体而言，在儒家的济贫思想中，注重的是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而较少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义务。因而，封建政府在管理流民乞丐问题上更多地是从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着眼，而不是从民生角度出发。
古代的济贫政策较为注重运用政府行政手段，而没有采用立法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到了民国时期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在西方福利国家思想的影响下，1943年民国政府颁布了《社会救济法》，从法律上规定了救济的对象与救济方法，但是受救济的对象仍被视为政治与社会安定潜在的危险分子，因而对其实施的仍是带有行为教化、道德教化与强制色彩的矫正救济。通常做法是对于那些懒惰成习或无正当职业的游民设置习艺所予以收容，强制劳作并授以必要的知识及技能，养成其劳动的习惯。露而对于乞丐，只要其被收容进院，首先就得接受感化教育，而后根据不同年龄参加不同程度的劳动，即便是老弱病残，只要能工作的，都得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民国时期虽然对流浪乞讨者以及贫民提供了一定的实物救济，但是机构留养收容、强制劳动以及劳动改造是仍然是救济方式的主要特色。
(二)新中国时期的流浪乞讨救助制度走向及评析
收容救助制度是新中国自成立伊始就一直采取的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对策，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以强制为特征的收容遣送达到顶峰并走向变异。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问题开始突出，流动人口剧增，为此，1982年国务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办法》，规定收容遣送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的
变革不断的加剧，社会问题凸显。大规模盲目无序的流动人口给城市的公共秩序带来了冲击。于是，中央政府在强调社会稳定的总目标下，把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当作管理的重点，收容遣送的对象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和其他流浪乞讨者，变为流动人口，而在性质上，收容遣送变成单纯的治安管理手段，与收容审查越走越近。收容制度最初的制度设计上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收容遣送办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授予了行政机关可以在行为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不经过司法审判程序便可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而收容遣送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行为，却缺乏基本的程序性规定，最终使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被剥夺，致使这一行政强制行为游离于法律之外。
纵观我国传统的流浪乞讨救助历史，对流浪乞讨者的救助措施，更多的是承载着维持政权稳定的功能。在大多数情形下流浪乞讨者往往被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其意愿与人身自由被任意地侵犯，其个人尊严与自主能力丝毫未受尊重。在欠缺主义的理念下，流浪乞讨者与具有违法犯罪倾向者二者之间的模糊界限更是被刻意地维持，在没有犯罪行为的情形下，却可以违反个人的自由意志，肆意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对受救助者施予所谓的收容和行为矫正救济。这般做法实与秩序的迟滞有很大的关连。2003年随着我国人权保障的入宪，流浪乞讨人员的权利保障迎来了曙光。
当收容遣送制度最终被认定为违宪后，流浪乞讨救助制度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2003年8月1日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不仅体现的是制度的变革，而且反映了国家与公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可喜变化。从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主旨看，现行救助制度值得肯定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给付保障了流浪乞讨者的基本生存权。公民依据宪法生存权的保障直接向国家请求给付，在理论上早已存在，但是在传统救济中，突出维护社会秩序之功能，国家的给付职责往往履行不到位，甚至走向变异。《救助管理办法》第1条规定：“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以下简称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制本办法。”在这条规定中，很显然立法的目的是在于救助和保障个人权益，而不是突出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在流浪乞讨社会救助的制度性规定中，人权保障被置于首要位置，依据《救助管理办法》第7条以及第11条之规定，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只要符合“生活无着”这一条件，就有获得国家和政府救助的权利。这种救助涵盖了食物、医疗、交通等方面的权利。在救助的责任的承担上，政府基本承担了从经费保障到提供服务的全部责任，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反映了社会救助新的理念。
第二，从主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及人性尊严的保障来看，现行救助制度肯定了流浪乞讨人员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并对政府权力的行使施加了必要的限制。如受助人员不受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拘禁或者变相拘禁；救助站工作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女性受助人员不受调戏。此外，受助人员按性别分室居住，女性受助人员应由女性工作人员管理，这些规定显示国家公权力对流浪乞讨人员采取的一切措施，逐步受到依法治国原则的约束。在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上，公安机关淡出救助管理领域，排除了管制的成分，而由民政部门负责的救助，彰显了救助的人性化。
第三，尊重了个人的自由与独立意愿。《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凡符合条件的，只须如实提供本人的姓名等基本情况，均可根据自愿原则，决定是否接受救助，且来去自由，救助站和受救助人员身份平等，救助站对于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既不是施舍，也不是恩惠。流浪乞讨人员是否申请救助完全由自己决定，任何人和任何机关不能强迫其进入救助站；救助届满前，受助人员可以随时自行决定离开救助站，救助站不得限制。现行救助制度赋予了受救助者选择的权利，将流浪乞讨群体置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如果说我国以前的救助制度更加强调社会稳定和个人利益对整体利益的服从，而对个体权利的重视则相对不足，那么现行的制度则逐步地体现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和保障。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4
【关键词】浪涌保护器；设置原则；性能参数确定；安装规定
浪涌保护器又称电涌保护器，是一种为各种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通讯线路提供安全防护的电子装置。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泄放浪涌电流的电器，他至少包含一个非线性元件。
1、浪涌保护器的组成、原理和分类
浪涌保护器的基本元件有：放电间隙、充气放电管、压敏电阻、抑制二极管和扼流线圈等组成。按其工作原理分为电压开关型SpD、限压型SpD和组合型SpD，其工作原理为：把窜入电力线、信号线的瞬时过电压限制设备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或将强大的雷电电流引入地，保护被保护设备或系统不受冲击而损坏。
2、浪涌保护器的主要性能和指标
2.1电压保护水平（Up）
电压保护水平是表征浪涌保护器限制接线端子间电压性能的参数，该值应大于限制电压的最高值。
2.2标称放电电流（in）
流过浪涌保护器，具有8/20μs波形的电流峰值，用于浪涌保护器的Ⅱ类试验以及Ⅰ类、Ⅱ类试验的预处理实验。
2.3冲击电流（iimp）
由电流峰值ipeak、电荷量Q和比能量w/R三个参数定义的电流，用于浪涌保护器的i类实验，典型波形为10/350us.
3、雷电防护等级划分和雷击风险评估
在平时的设计当中主要按电子信息系统的重要性、使用性质和价值确定雷电防护等级。
4、浪涌保护器的选择
4.1浪涌保护器的安装位置
在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配电线路为tn-S系统，着重指出此系统中浪涌保护器的安装位置。
4.2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冲击电流和标称放电电流的确定
通常我们在设计当中主要是根据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雷电防护等级，参照下表2来确定。
4.3配电系统耐冲压额定值的选择
在浪涌保护器的选择当中有一点要特别引起注意，我们给设备机房配电箱和需要特殊保护的电子信息设备实际处于配电线路的位置，例如我们经常为弱电机房配电的配电箱在很多建筑物中均为一级负荷，为变配电所直接供电，根据表3应为分配电箱位置，然后再结合4.2，4.3要求正确确定出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的参数。如果某些区域防雷办有特殊要求的，还要满足当地防雷办的要求。
5、安装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5.1电源线路浪涌保护器在各个位置安装时，其连接导线应短直，其总长度应小于0.5m，使有效保护水平Up/f小于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Uw。第一级的浪涌保护器的安装位置尽量靠在入户线总等电位处，若是第二三级保护则尽量安装在被保护设备的附近。
5.2若入户处第一级电源浪涌保护器与被保护设备间的线路长度大于Lpo或Lpi的值时，应在被保护设备处或在配电线路的分配电箱处增设浪涌保护器。若分配电箱处电源浪涌保护器与被保护设备间的线路长度大于Lpo或Lpi值时，应在被保护设备处增设浪涌保护器。被保护的电子信息设备处增设浪涌保护器时，Up应小于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Uw，宜留有20%裕量。
5.3为提高浪涌保护器的可靠性，可以进行多级配合，也可以与其他设备配合，如与RCD配合，可以有效防止人身安全事故的发生；与过电流保护器配合使用，可以保证供电连续性。
5.4若浪涌保护器安装在电力线穿越防雷区的界面上，其安装的数量也应与所划分的防雷区数量相匹配。在多级SpD防护中，应该精确计算安装数量和精心选择安装位置，做到安装位置和安装数量的精确匹配，以便使雷电流按照各SpD的能量耐受能力分摊，并引导雷电流入地，使雷电的原始威胁值减少到受保护设备的致损抗扰度之下，达到保护电子系统的效果。
5.5若建筑内各信息设备之间的过电压保护水平没有屏蔽措施，应设计感应电压线路。若被保护设备的耐冲击过电压水平的80%压超过所规定的10%时，应加大电压幅值。
5.6如果建筑物内没有防雷直击的装置，当设有信息系统的建筑物需加装SpD保护时，应使用避雷网对建筑进行屏蔽。
结语
随着浪涌保护器在电子信息产品的应用，使电子设备免受雷击电磁脉冲的破坏，提高了供用电系统中电子信息设备、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推动智能电网的实现。
参考文献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5
关键词:流浪动物伤人赔偿
近几年来,各地出现了不少“疯狗咬人”事件,这些疯狗一般是无主的流浪动物,被害人轻则致伤,要付出几千元的治疗费用,只能自己承担,重则失去生命,一时间流浪动物伤人的问题被提到了法治日程上来。流浪动物给社会的环境及人安全问题都提出了思考,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流浪动物?依照《民法通则》和将于2010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受害人应该得到侵权责任人的赔偿,而实际上,受到因为遗弃、逃逸的流浪动物咬伤的人却只能自己承担费用,这显然与立法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面对这些流浪动物给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应该找到何种解决办法呢?
一、流浪动物伤人的原因
近几年在各个角落里,出现了许多的流浪猫和流浪狗,它们聚集在一起,栖居在某个无主的房屋、垃圾箱、社会公用设施中,成群结队地寻觅食物,也在不断地繁殖。这些流浪动物影响到市容市貌,威胁社会环境卫生,更令我们害怕的是这些流浪动物也危及了人的生命健康。造成现在街头巷尾流浪动物伤人的原因有很多,总结起来有如下两点:
(一)饲养动物的主人随心所欲,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法律责任意识。一些人没有责任心,由于生活条件变化,不能获得比较好的住房和居住的生活条件,也可能是孩子不喜欢这个宠物了,不再允许家里饲养动物,而遗弃这个动物,还有可能是不能承担不起动物登记、防疫的费用。无论何种原因,都是动物主人没有责任心的表现,是对社会不承担法律后果的表现。
(二)行政机关对于动物管理力度不够。虽然各地方都制定了关于管理动物防疫的规章制度,但实际执行却很困难。政府缺乏管理家庭饲养动物的一整套的执法体制,导致了在这一方面处于无秩序状态。正是行政机关没有惩罚和管理措施,导致遗弃动物的人无所畏惧。一些人也不管从哪里抱来的动物就当宠物养,行政部门不会主动上门登记检查,他们更不会主动地到动物防疫部门去检查,一旦发现宠物疯了就遗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不安全因素。市场上很多动物没有经过检查,也没打过防疫针,市场交易也很简单,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
二、遗弃动物伤人的法律规定
法律虽有明确规定,但赔偿难以实现。《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将于2010年7月正式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十章第八十二条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分析这两部法律条文我们会发现,对于动物伤人应当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被遗弃、逃逸的动物虽然已经脱离了原主人的控制,一旦给造成损害,原主人还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法律条文规定得很明确,可是流浪动物伤人后,我们很难找到原主人或者是饲养人,这样的官司是只有原告,而找不到被告,而《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否则不予立案,诉讼不能成立。法律条文明确而具体,却在实践中很难适用,失去了立法的意义,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
三、解决流浪动物伤人的赔偿的建议
尽管《侵权责任法》对于流浪动物伤人的赔偿主体作出了规定,但目前在我国很难找到原动物饲养人,法律的规定失去了它应用的效用,并不能解决实际的损害赔偿问题。
(一)行政机关必须对动物进行信息管理和防疫。为防止饲养动物主人心存侥幸,对遗弃动物和非由第三人故意使得动物逃逸的情况,一经查出就给予处罚,并且赔偿因此所给他人及公共利益的损害。现今我国的动物信息管理并不规范,许多动物丢了也很难找,只能贴出的体态、特征、种类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电子芯片的方式,将动物身上的芯片信息输入电脑就能很容易地找到动物的主人和动物的一切相关信息,我国应该学习吸收先进技术。对于找不到主人的流浪动物,行政机关必须采取措施,以履行管理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保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运行。对于没有恶疾的无主的动物应该统一安排在流浪动物收容所,以待想养宠物的人来领养,费用应从行政机关对饲养动物主人收取的信息管理和防疫费用中支出;对于疯狗等危及人身安全的流浪动物,没有争议的是击毙。
(二)流浪动物伤人责任应分段。流浪动物伤人,本是遗弃动物主人的责任,但如果找不到原主人,在现代社会当这种社会现象危及人身权时,政府就有义务承担教化和治理的义务,因流浪动物伤人的法律赔偿责任此应分清责任阶段。如果主人故意遗弃、放走动物以造成伤害的,受害人可以在行政机关的帮助下,查找动物原主人,要求损害赔偿;对于已被收容的动物伤害或者经查动物并未进行信息登记找不到主人,应该行政机关要求赔偿。虽然分段的法律责任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法律,前者属于民法的范筹,后者则归类于行政法,但这样的责任区分有利于受害人权利的维护。既可以增强动物主人社会责任心,又可以保障社会环境的安定,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受害人及近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首次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可以要求精神赔偿。在流浪动物伤人的事件中,以疯狗咬人为多。按照我国目前的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来看,一个家庭一旦遇到严重的伤人事件就会遭到巨大的精神打击,精神损害赔偿也能抚慰受害人近亲属。因此,当被动物咬伤严重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总之,各地区家庭饲养的动物越来越多,街道也出现了成群的流浪动物,如果对这种现象不加以重视,悲剧将不会停止上演,与此同时,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也不能保障。只有认真履行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责,对造成流浪动物伤害的原主人进行有效的登记,才能保证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潘志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探析[J].政法论坛,2007,(4).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6
社团声音：
减少流浪生命而不是制造流浪生命
当你从动物救助组织或个人手里领养宠物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的行为使社会上减少了一个流浪的生命；而当你从一个非法的市场里买一个宠物的时候，你则纵容甚至帮助制造了更多的流浪生命。这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人人都知道有买的才有卖的道理，如果大家都不去光顾非法猫狗市场，这类市场就会自生自灭。而现在猫狗黑市屡禁不止的原因，就是因为善良无知的人还在不断地光顾，还在不断地为非法经营贡献金钱!
——北京领养日新浪官方博客博文《领养，比买一只宠物的意义要大很多》内容节选
不要让无序繁殖蔓延人间
请不要购买纯种犬，即便你好命买到一只比较健康的纯种犬，请你了解下它们的父母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它们都是激素狗，无良狗贩为了让它们多排卵多下狗大量注射雌性激素，促使它们多多繁殖，繁殖犬只命运悲惨，培育纯种狗是将它们引向死亡!不要让无序繁殖蔓延人间!随意繁殖，只会造成抵抗力下降，疾病横行!你买到的是它们的孩子同时也是他们的血泪辛酸和屈辱!!thepuppymill－狗贩的利润制造机器，纯种犬的地狱!!请告知一切可能的人：你的购买导致悲惨，请以领养替代购买!
——瑞家志愿者团队新浪官方微博微博表明无序繁殖会导致被繁殖犬只的悲惨命运
众生平等，关爱生灵
众生平等，让我们从每个人做起，关爱我们身边的众多生灵。抵制只接受纯种猫狗的理念，以领养代替购买。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新浪官方微博简介
名人声音：
少一次对生命的买卖，多一份对生命的保护
捡来的它们乖得不能想象，珍惜新家的小心情让人心酸。领养代替购买吧!少一次对生命的买卖，多一份对生命的保护。
领养代替购买，让我们给世界更多的爱。流浪过的狗狗更懂得爱人，它们出奇地懂事，出奇地会照顾人的感受!因为怕再失去温暖的家，它们更乖得让人心疼!如果你打算付出十五、六年的精力来照顾一只小狗，希望你领养代替购买，谢谢!
——演员孙茜新浪微博，说出了自己对领养狗狗的感受
领养狗只，拒绝购买
那些流浪狗如果没有被领养的话怎么办，它们就会被安乐死，所以我希望我的歌迷朋友们，如果你真的想养动物的话，不用去买，你可以去领养，因为领养你可以找到很多你喜欢的动物啊，重点是它可以跟你直接眼对眼地对看，“带我回家，带我回家”，它希望你可以带它回家，好好照顾它。
——罗志祥和被救助的混种狗Bobby共同替亚洲善待动物组织代言，向歌迷呼吁：“领养狗只，拒绝购买”
狗民网网友声音：
问题总有两面性，只能择其利益最大化者
人生而平等，狗狗也是，单纯用品种来区分也是歧视的一种。
支持领养代替买卖，并不是说购买狗狗不对，狗市的存在固然好，能让有需要的人买到自己心仪品种品相的狗狗，但不可否认也正是因为狗市的过热导致部分狗狗被当做生育机器，也因为不少不负责任的主人买狗却不爱狗，最后丢弃狗狗，造成了流浪狗狗的产生。相对而言，弊略大于利。
而领养狗狗不但减轻经济支出，使得钱款能更好地改善狗狗的生活。更能使狗狗不分三六九等高低上下欢愉地生活。我们出生，不能选择自己丑陋或者美貌，富贵或是贫穷，健康或是残障。对于狗狗而言也是一样的，它们同样不能选择自己的品种品相身体状况。那么将心比心，流浪狗狗就因为自己长得不好，身有残缺而活该被抛弃，活该被伤害吗?
问题总有两面性，只能择其利益最大化者。在狗狗的领养与买卖中我宁愿选择领养。
——狗民网网友FLoRaHaR对“领养代替买卖”表示赞同
爱狗之心人皆有之，但责任心才是重点
我觉得，领养的始终感觉是别人送的，欠别人的，还是没买来的感觉实在。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就像水果，有的人喜欢苹果，有的人喜欢西瓜，不喜欢吃西瓜不代表这个人就不喜欢吃水果。所以同理可证，喜欢狗的人不代表每个品种都喜欢。就像我，我爱狗，但是也有不喜欢的品种。花钱在正规的地方，买一只健康的、自己喜欢的狗狗，并能一辈子对它负责、不离不弃，不亚于去领养流浪狗。如果每个人能保证不抛弃自己所养的猫狗，世上也就不存在流浪猫狗了。这同样也是在做贡献。
——狗民网网友samoyeqq对“领养代替买卖”的问题持反对观点
因人而异，因需而异
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一个小生命的陪伴，不追求它长得多漂亮，不要求它血统多纯正，那么领养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你非常注重狗狗的外表，喜欢某一个特定犬种，本身有轻度心理洁癖无法领养流浪狗，那么购买就是最佳途径。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花钱买狗狗的人抛弃狗狗的几率也非常高。因为它们花了钱，对狗狗就有很多期许，比如期待它长大后变漂亮、血统纯正、听话等。但往往在饲养过程中发现自己“买的不是纯的，被坑了”，于是就产生了抛弃心理，这样的人非常多见。很多流浪狗，被卖掉的二手狗，都是主人自私地以为狗狗长大会变漂亮，却无知地接受不了狗狗的“尴尬期”，觉得带不出手，就送掉或者低价卖掉，更狠的就是干脆抛弃。
——狗民网网友xiaofeirou对“领养代替买卖”的问题持中立态度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7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血脉和根系，是一个国家、地方的形象和窗口，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多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在思想上、精神上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建设文化强国，创造文化惠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又把建设先进文化提到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这一战略高度来认识，这是对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教育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也标志着党的执政思想更加成熟。所以，坚持以“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要求，指导各项文化工作，就为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智力支持。面对新的世纪、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身体力行，勇于开拓，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指导甘南各民族各项文化工作，同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文化建设发展的多样性，树立文化创新意识，文化与科技融合，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保持文化的先进性。一、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把甘南建成甘肃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地区甘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源远流长，各具特色的文化是甘南文化建设优势所在，本地区多民族各自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繁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弘扬和发展。在合作、玛曲、碌曲、迭部、夏河等地流传已久、丰富多彩、风格各异，而且日益发展的藏民族独具文化特色的乡浪节、浪山游、赛马、赛牛会及佛教盛会；临潭、舟曲、卓尼具有的江南风情和汉、回、藏、土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看大戏神会、“花儿”浪山会、万人拨河会、烟花爆竹会、风情旅游节，都是以歌传情、以舞会友、以运动加盟等实现民族大团结的大舞台。多年来，逐步扩大与国内外民族文化的交流，让民族民间艺术这一无形资产融入甘南的两个文明建设之中，提高本地区的知名度。要把民族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产业优势，以促进甘南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要把藏、汉、回族及甘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特色建筑、民族服饰、餐饮、民俗礼仪、体育项目、节庆活动、歌舞器乐表演、民族工艺精品等荟萃甘南，繁荣甘南，把民族文化和甘南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与旅游资源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甘南作为甘肃民族文化体系发展的作用。二、要树立精品意识，抓好文艺创作，多出优秀作品丰富多彩的优秀作品是繁荣文艺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反映，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我们要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个大好机遇，鼓励扶持高品位、高质量、高水准的文化产品，强化精品意识，推进文化的不断发展，坚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抓好精品工程，全力创造和推出甘南民族文化名牌产品，挖掘和继承本地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把甘南各地藏族乡浪节、浪山节、汉族的“花儿”庙会、烟花会和多民族参与的万人拨河运动等办得更具民族性、现代性；让“洮州花儿”、“藏族山歌”、“民族器乐”、“甘南藏戏”、“民族舞蹈”等一批优秀民族剧目，在获得国内外奖项的同时，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在民族院校发扬光大，教育传承，寻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好结合点；要更多地培养和鼓励传承人及创作编导人员；通过签约和奖励等形式，挖掘和生产出更好的优秀作品。三、重心下移，切实抓好城乡基层文化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重点、难点、着力点在基层，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在基层，希望在民间。因此，必须把公益性文化工作重心下移，抓好基层文化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基本内容、基本活动方式建设，强化阵地意识，充分发挥基层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中心的作用，要必须做到周密的文化活动，要继续培养发展创新，抓好节日文化、集镇文化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教育，搞好文化下乡惠民活动，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四、加强文化设施建设，为文化事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搞好文物保护工作要树立“出精品、上档次、选品牌、创特色”的工作目标，致力于建设一批标志性文化建筑设施。切实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为广大群众提供文化活动场所。同时，宣传文物保护法，提高认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拟定可行性保护措施，使文物得以有力保护。首先，要全力协调、配合、创建和着力打造甘南州民族文化艺术中心，文化一条街，发挥文化馆的功能和全州七县一市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展示。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情况，甘南一江三河七县一市有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迹，各类野外不可移动文物遗址499处，其中古遗址283处，古墓葬55处，古建筑47处，石窟寺石刻1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99处，其他3处。甘肃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甘南州境内有重要新发现15处。这些都分别被列为部级、省级、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很好地保护和利用。471处州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全自治州两馆建设的基础上，应认真搞好其保护、利用和发展。五、大力开发博物馆文化产品是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的重要渠道“博物馆的文化产品分为两类：一是以馆藏文物为基础而设计、制作出来的各种基本陈列展览和专题陈列展览，它们是博物馆文化产业的主流产品、拳头产品和长线产品；二是根据观众的购买欲望而设计、开发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鲜明的个性特征，能够引导旅游品消费，创造文化产品附加值的博物馆文化商品，它们是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副产品。”我们要按照全州各县各民族特点和优势创造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良好环境，扩大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规模，提升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水平，在全州博物馆之间建立资源、创意、市场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另外，在文化产品开发后期，还应加大文化产品的宣传推介力度，将产品的历史渊源、生产工艺、价值内涵等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同时将其制作成精美的卡片，随产品赠送。把文化产品开发作为博物馆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作为博物馆文化传播功能的具体延伸，必定能促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职能和教育职能。#p#分页标题#e#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切实加强文化队伍建设，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保障在大力发展影视、图书报刊、文艺演出、艺术教育等传统文化产业的同时，加快发展民族文化艺术产品、文化旅游、文化技术、文化信息、艺术中介、艺术品拍卖、音像制品、电子游戏、电脑网络等。加强文化队伍建设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保证，要深入学习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文化队伍素质的提高，针对当前甘南州文化系统各单位文化艺术专业人员普遍缺乏的状况，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稳定好现有人才，珍惜现有人才资源，努力营造优秀文化人才施展聪明才智、建功立业的环境。要在培养、教育上做文章，引导文化产业者加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文化素养和艺术创作水平，为开创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化工作新局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8
（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社会救助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有完备、系统的救助体系，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才能有序开展。目前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制度并没有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法律框架，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主要以政府部门的权能为基础，其他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各部门间职能交叉，权力重复设置，这些法律法规效力单一，内容冲突。[5]另外，虽然我国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是由于还处在初级阶段,尚不能有效地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广大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比较窄，尤其是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救助、灾害救助、医疗教育住房救助、法律援助等制度发展缓慢，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形式单一，救助体系还不完善，无法真正保障全国如此数量庞大的城市乞讨群体。
（二）政府救助机构责任缺失从宪法学角度分析，社会救助权的权利主体是全体公民，责任和义务主体是政府和社会。流浪乞讨人员作为弱势群体中的特殊一员，政府对其实施救助责无旁贷。然而，我国社会救助国家责任的法治化有待进一步完善，权利义务资源的公平配置有待进一步提高，实践中，政府的表现也不容乐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救助机构责任不明确。国家实行公共救助保障制度，目的是保护社会的贫困阶层，政府在社会救助中应占主导地位。然而，一方面，国家救助责任不明确已经成为救助工作中的通病。根据《救助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负责管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但是，并未对救助的标准和方式作出明确规定，这给有些地方救助站管理混乱留下了隐患；另一方面，我国救助机构部门间协调不够畅通。根据《救助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公安、卫生、交通、铁道、城管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的救助工作。然而这种原则性的责任划分结果导致在实际操作中，各部门责任模糊，协调沟通不足，相互推诿扯皮现象严重，急需救助的流浪贫困人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事实上，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项多部门协同完成的系统工作，仅靠民政一家可谓“势单力薄”。2.国家救助机构行使社会救助权的理念滞后。政府的救助理念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一个国家社会的文明程度。尽管已有许多城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治理或统一规划，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根据《救助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国家提供救助以流浪乞讨人员的申请为前提，救助机构仅对自愿前来申请救助的符合条件的人提供救助,不强制流浪乞讨人员接受救助。实践中，救助机构主动上街对流浪人员进行主动救助的情况相对不多。
（三）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权利救济途径缺失事实上，在传统收容遣送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的救助机构工作性质出现了偏差，突出表现在违法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错收、滥收现象严重，收容遣送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拘禁、变相、打骂或者虐待拘禁受助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被救助人员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侵害了被救助者的合法权益。“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权利的核心要素，权利体现了人的某种要求，而救济则是这种要求得以实现的手段。[6]宪法对权利进行救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具有“可诉性”,应该通过具体诉讼来保障其权利实现。根据《救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救助站不履行救助职责的，求助人员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举报；民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责令救助站及时提供救助，并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由此可见,当求助人不能获救助时,其主要的救济途径是向主管部门举报，而《办法》并未规定主管部门的调查决定程序及期限，其后通过的《实施细则》对此也只字未提。这些法律法规只是规定了一系列强制规定，而对于在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时，如何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却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说，目前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律救济途径和监督机制缺乏，不仅大大降低了社会救助的效果，而且导致了侵犯流浪乞讨者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
二、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宪法保护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加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宪法保护以创造和谐的社会基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宪法保护问题与宪法自身所具有的法律特征以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均有关系。因此，我们应该站在国家建设的高度,在宪法理念指引下修订相关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
（一）确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宪法地位。一项具体的权利在法定化过程中，首先应当在宪法条文中得到明确的肯定，才会受到宪法的保护和具有对抗国家权力的功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权应该得到宪法的确认从而获得宪法以及基本法强有力的保护。由于“社会救助权”并不是一个在宪法学上已经很成熟的概念，加之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社会救助权”，因此，“社会救助权”在宪法的地位并未真正确立。目前关于社会救助权概念的学术观点涉及面比较广泛。有学者们认为《宪法》第45条第1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是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宪法依据，也称为“获得物质帮助权”。[7]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救助权其性质是社会权，是每一个个人作为“社会的人”所必须具有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是居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8]笔者赞同这一观点。社会权又称生存权或受益权，它是指公民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主要包括经济权、受教育权和环境权三类。社会权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公民有依法从社会获得其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二是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公民有依法向国家要求提供这些生活条件的权利。最早使社会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进入宪法且加以详细规定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1919），该法第二编在规定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时，以专章规定了国民的受教育权和经济权，并明确规定了国家为保障之应积极作为的要求。社会权的核心部分是经济权，在我国宪法中，经济权主要包括劳动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物质帮助权、社会保险权、社会救助权等权利。可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权是“社会权”衍生出来的子权利，一方面，它归属于社会权并具备社会权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社会救助权仍具有其独立性和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该权利在“经济权”体系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社会救助权是全体国民免于生存危机的权利，其功能在于维护社会成员的最低生活需要和社会安全，其担负着解决特别脆弱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的重任，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始终居于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地位，所以，应该在宪法具体条文中明确规定“社会救助权”，以获得宪法地位的确认和保护。当公民在生活困难时，有权请求国家和政府帮助，如果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法定义务，公民就可以请求法律救济，这正是社会救助权在宪法中的体现。然而，此项权利能否实现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我们在制度上和基本法律上加以明确和保障。
(二)宪法要求明确国家和政府社会救助的责任。国家责任是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宪法保护，要求明确国家和政府社会救助的责任。1.国家赋予社会救助权的宪法地位符合国际人权观的先进理念。目前，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弱势群体的权利纳入司法保护轨道，并将其宪法化。国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给予宪法地位上的确立，目的就在于保障和实现弱势群体的人权，当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命或者生存发生危机，最需要的就是通过行使社会救助权来摆脱困境、以维护自己的人权，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在保障个人或者群体人权上发挥着其他制度不可比拟的作用。2.明确社会救助权的责任义务主体。社会救助权的权利主体为流浪乞讨人员，义务主体则为国家和社会。如前文所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在性质上是一种社会权，社会权对应的法律义务主体为国家，国家负有积极提供救助的义务。国家只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才能保证公民社会救助权利的实现，如果国家不履行积极作为的义务，社会救助权的实现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实现依赖于国家的积极作为，即只有当国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积极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权才能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救助的国家责任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责任、财政责任、实施和监管责任、引导民间救助以及宣传责任等。总之，获得社会救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也是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应有的理念。3.确立国家责任原则有助于构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救助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与民生事业和社会财富分配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应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力度，逐步建立以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为核心，以医疗、住房、教育、司法等专项救助为辅助，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最终实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的规范化和体系化。
（三）宪法要求制定、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确保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实现。为了使作为宪法权利的社会救助权转变为具体法律权利，立法者有必在宪法确认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和政府职责的基础上，围绕落实宪法规定的这一权利，在宪法理念指引下制定、完善相应的救助法律制度，最终实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法治化。1.法治化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利实现的保障。构建和谐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环境，必须完善救助的相关法律制度。通过立法，为形成统一、科学、规范的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奠定法制基础，实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权从宪法权利到具体法定权利的转化，从根本上保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的权威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从而建立起救助工作的长效机制，最终保障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利的实现。2.修改《救助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出台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依然暴露出诸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在制定原则和具体制度上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立法者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准确理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特点，在适当扩大救助对象、完善与救助制度相衔接的其他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受助人员的法律救济途径、打击妨害社会秩序的流浪乞讨行为、加强救助站行政救助行为程序性以及完善相关监督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3.通过立法，构建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实现。通过制定或者修改社会救助法律法规，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完善灾害救助、临时救助等制度、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使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从城镇扩大到农村，让越来越多的农村群体、工作无着落人员享有基本社会保障，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权的宪法保护才有实现的基础。
（四）完善权利救济途径，确保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宪法权利的实现。和谐社会中的利益冲突是多样性的，其纠纷解决机制及救济手段也要多样化。“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这是一句古老的西方法律，它表明：社会救助制度“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获得权利救济既是尊重和实现受助对象的生存权，也是受助对象的一项基本权利。
三、结语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9
[关键词]流浪；精神疾病；睡眠障碍
[中图分类号]R473.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21（2015）08（a）-0183-03
睡眠障碍是精神病患者的常见临床症状，精神病患者往往由于各种精神症状引起不良心理情绪，出现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如睡眠颠倒、入睡困难、早醒、中间易醒等临床表现[1]。国外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目前有15%～35%的成年人存在睡眠障碍[2]。在本院救治病区接受治疗的流浪精神病患者常会由于睡眠障碍而出现紧张、焦虑，在病区吵扰，对医护工作不配合等现象。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流浪精神病患者的睡眠障碍进行积极干预来改善患者的睡眠状况，以帮助其提高睡眠质量及对治疗的依从性。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6月～2015年1月入住本院流浪救治病区的50例男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20～70（45±5.65）岁，研究对象均满足匹兹堡睡眠质量评定标准。使用iCD-10的诊断标准，其中精神分裂症25例，兴奋状态15例，缄默状态10例。睡眠障碍形式：入睡困难20例，间断睡眠12例，睡眠过度6例，早醒8例，不眠4例。选取患者均自主同意接受本问卷调查。
1.2调查方法
1.2.1调查工具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表（pSQi）用于评定最近1个月的睡眠质量。量表有7部分构成：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安眠药物使用和日间功能障碍。每部分0～3分，0分“没有困难”，3分“非常困难”，累计各部分得分为pSQi总分，总分范围为0～2l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被试者完成试问时间为15～20min。
1.2.2发放问卷实施干预前后均进行问卷发放，选取患者均自主同意接受本问卷调查。由工作人员统一收回，干预前后共发放有效问卷50份，回收有效问卷5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3护理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在常规使用抗精神病药的基础上给予实施护理干预，药物主要有利培酮片（剂量3～6mg/d）、阿立哌唑片口腔崩解片（剂量10～30mg/d）、氯氮平、碳酸锂等临床常用药物。选取的患者入院后即进行pSQi量表测定[3]，按计划实施严格的护理干预。
1.3.1做好病区环境管理救治病区属于封闭病区，对患者进行详细的病区环境介绍以消除患者对病区的陌生感，生活上给予关心和照顾，创造一个“生活家庭化的氛围”促进患者情绪尽快稳定[4]。尽量给患者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夜间减少灯光对患者睡眠的影响，给患者晚上发药及巡视查房时要做到说话轻、关门轻、走路轻、操作轻，减少外界活动对患者睡眠的刺激。尽量将护理治疗放在白天进行，晚上必须进行的护理工作尽量在患者未入睡前进行，以减轻对患者睡眠的影响。夜间巡视查房时做好患者的睡眠记录，建立睡眠登记本，以帮助患者重建正常的睡眠模式，恢复正常的睡眠结构[5]，详细了解患者的睡眠规律以便能对患者的失眠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1.3.2加强沟通，鼓励疏导患者失眠的主要原因是心理因素，而且焦虑占比例较大[6]。患者的不适主诉要认真倾听，告知患者的病情状况，治疗程度及关于这种疾病的健康教育知识，赢得患者的信任，尽可能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如果不能满足，及时向患者解释说明原因，取得患者理解。鼓励患者之间多进行沟通交流，培养倾诉对象，尽量消除患者对自己疾病的焦虑，紧张情绪，树立重新面对生活的信心。
1.3.3合理的服药安排调查显示，流浪精神患者以精神分裂症为主[7]，这与精神分裂症在临床上具有病程迁延、易复发、致残率高的特点有关[8]。护士在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时及时向患者解释每种药物对疾病的作用及对他病情恢复的影响，药物可能会出现的副反应及注意事项。对严重失眠的患者按医嘱使用镇静剂，对于调整患者的生物钟及改善睡眠护理非常有利，但必须选择最佳服药时间，注意观察药物疗效及不良反应[9]。对于一些特殊的精神病药物，如碳酸锂，氯氮平等要告知患者服药的注意事项，以免由于患者的不良服药习惯和方式而影响睡眠，对于彻夜不眠的患者应告诉医生，按医嘱予其服用镇静安眠的药物，积极控制病情，消除由于药物的不良反应引起的失眠。
1.3.4行为矫正流浪精神患者是个特殊的患病群体，在本院治疗的流浪精神病患者均无家属探视，患者最主要的诉求是要求出院回家。这种愿望由于晚上没有人诉说而更加强烈，从而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①医护人员认真耐心地向患者讲解本市的流浪患者救助政策，告诉患者在这里住院，医护人员和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会尽快联系你的家属或核实家庭住址，让患者早日出院，增强患者对病区的归属感和对住院治疗的认同感。②矫正患者不良的睡眠习惯和态度：流浪精神病患者由于在外面长期露宿，居无定所，生理和安全的需要都无法实现，养成了非常不好的睡眠习惯，护士在进行行为矫正时采取刺激控制法，让患者在只有睡意时上床，不在床上做睡眠以外的事，卧床20min后仍不能入睡就离开床等[10]。告知患者睡觉时要脱掉鞋子、外套上床；夜间查房时给患者盖好被子，纠正患者认为睡眠要有8h才是正常睡眠的看法。③对于过度睡眠的患者应减少患者日间睡眠时间及次数，鼓励患者多参加病区的康复活动，如下象棋、看报、打乒乓球等。
1.3.5良好的睡眠技巧制订规律的作息时间表，改变懒惰的生活习惯，培养患者睡前小便、漱口、洗脚等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兴奋躁动引起失眠的患者，在使用镇静药物的基础上指导患者弯曲双臂，用力绷紧双臂的肌肉，持续10s，感受双臂的紧张，放松后再来一次。对由于情绪紧张而引起失眠的患者，让患者在床上深呼吸，吸气到一定程度再均匀呼出，持续10s，将患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呼吸动作上，并结合一些传统方法给患者泡足[11]，以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
1.4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以p
2结果
分别在实施干预前、后30d测定患者的pSQi得分，与干预前比较，患者干预后的pSQi总得分下降，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安眠药物使用和日间功能障碍得分均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精神病患者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往往由于其大多处于严重的精神疲劳状态而存在睡眠障碍[12]。调查资料表明，精神疾病患者失眠的患病率高到47%，远高于正常人群10%～15%的患病率。Breslau等[13]报道，流浪精神疾病患者本身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社会支持系统差，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基本属于“三无”人员，其睡眠质量受生理、心理、社会方面的因素影响较大，因此除积极的医疗干预外，为保证患者有良好的睡眠质量，应加强对患者睡眠环境的管理和适时的心理干预。
3.1流浪救治精神患者睡眠情况的特殊性
①对新环境的不适应：流浪救治精神患者在外面习惯了自由流浪的生活，而住院期间需要接受医院的管理；②对救助政策的不了解：很多精神患者认为是政府把他们隔离起来了，不给他们自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③病情较复杂，不稳定：由于救治流浪精神患者大部分病情严重，病情的控制需要较长的时间；④对家人的思念：医院对于患者的管理是封闭的，住院精神患者基本上无家人的探视，有的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家庭住址及联系方式，这就造成了很多流浪精神患者只能长期待在医院，因此，保证流浪精神疾病患者的睡眠质量应因人而异，实施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
3.2加强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睡眠是一种生理需要和能力，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生理现象，是恢复精神疲劳的有效方法[14]。虽然大部分精神疾病药物有安眠的作用，但很多流浪救治精神疾病患者由于对病情的不了解，对医院管理的不适应，对家人的思念及外面世界的向往，仍存在很多睡眠障碍的问题。本研究证明，通过加强护理干预能有效改善流浪精神疾病患者的睡眠状况。细心探寻流浪精神患者睡眠质量差的原因，根据原因对症下药，通过人性化的病区环境管理；做好沟通，鼓励疏导；合理的服药安排和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及教会患者良好的睡眠小技巧，培养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帮助患者改善睡眠状况，有效遏制流浪精神疾病患者失眠状况的恶性循环，让患者能够安心住院，重新回归社会。实施干预后，患者的pSQi得分明显下降，夜间连续性睡眠的时间得到延长，睡眠质量也得到一定的提高，随着干预时间的延长，患者的睡眠质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综上所述，对患者进行积极的护理干预对救治精神疾病患者在睡眠质量方面能取得良好积极的效果，与李侠英等[15]提出的观点一致。患者的pSQi得分明显降低，睡眠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可能与对患者进行了人性化的病区管理，积极的救助政策及病情的宣教，使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正确的认识，能主动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工作等因素有关。积极的护理干预能改善患者的睡眠状况。
[参考文献]
[1]黄长海.精神患者睡眠障碍因素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10，17（31）：22-23.
[2]华鲁纯.临床营养支持的合理利用[J].上海医药，2010，31（6）：250-251.
[3]刘贤臣，唐茂芹.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中华精神科杂志，1996，5（2）：103-107.
[4]王汉婵.住院精神病患者失眠原因分析与护理[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2）：173-174.
[5]程双云，万婷.睡眠管理在精神科的应用[J].中国临床护理，2013，5（6）：531-533.
[6]程云，于昌伟.65例住院精神病患者失眠的原因分析及心理护理[J].中外健康文摘，2010，7（36）：197.
[7]李红远，张天秋.294例救助流浪精神病人临床特征分析[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3，16（17）：62-63.
[8]刘向阳，李云.齐拉西酮与奋乃静治疗急性期精神分裂症对照研究[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2，15（4）：24-26.
[9]员凤音，陈粲，陈海君，等.CCU住院患者睡眠质量的干预及效果[J].护理管理杂志，2010，10（9）：670-671.
[10]刘春梓，张黎明.改善睡眠障碍的非药物治疗和护理进展[J].中华护理杂志，2006，41（10）：937-940.
[11]刘春格，陈长香.城乡老年人睡眠现状及不良习惯的调查[J].护理管理杂志，2007，7（5）：15-16.
[12]付叶水.精神病患者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J].四川医学，2012，33（3）：474-475.
[13]Breslaun，Rotht，RosenthalL，etal.Sleepdisturbanceandpsychiatricdisorders：alongitudinalepidemiologicalstudyofyoungadults[J].Biolpsychiatry，1996，39（6）：411-418.
[14]张燕峰.精神病患者睡眠障碍临床疗效探讨[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1，5（10）：126-127
保护流浪动物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中职生；厉行节约；传播者；执行者
学习能力，沟通能力，适应能力，抗挫折能力，法律法规意识，职业道德以及良好的社会风尚，这些对每个中职生来说都是必修课，为此厉行勤俭节约对中职生来说越来越重要，是中等职校必修课，如何上好这堂课呢，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观念。
一、从上到下给学生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形成良好氛围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具体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厉行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俭，德之共也；侈，罪之大也，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必厉行勤俭节约、反对浪费是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端正学生指导思想树立终身意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股新风，吹醒人们勤俭节约的美德。
二、广泛了解我们眼前身边浪费现象，树立起理性消费观
1.厉行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对中职学生提出要求
节约粮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是说你的生活好了，你浪费得起就可以浪费。浪费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即使在发达国家，节俭也被视为一种美德。节俭是对劳动的尊重，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更何况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那么多孩子因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举手之劳，粮食便能节约，节约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素质、是一种修养、是一种智慧。
2.牢固树立资源危机意识和节约意识
在生活中节约每一粒饭、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不攀比、不爱慕虚荣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实践者。广泛宣传节约理念身体力行影响和带动家人、朋友及身边的每一个人加入到节约行列营造“节约资源、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做力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推动者。
3.厉行勤俭节约从餐桌开始
在外面酒店或者在家里（婚宴，寿宴，会议伙食，个人消费）我们都要珍惜粮食，适量订餐，避免剩餐，减少奢侈浪费，根据自己情况不攀比，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兜着走，提醒身边的亲人同学和朋友，做节约宣传员、积极制止浪费粮食的现象，积极参加文明餐桌行动，营造节俭用餐的文明风尚。
三、中职生做厉行勤俭节约的传播者和执行者
（1）无论在校在家都要节约用水，合理使用水资源，严防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生，杜绝“长流水”。（2）节约用电，杜绝长明灯，做到人走灯灭。（3）节约粮食，合理饮食，节约每一滴油、一粒米，吃多少，打多少。（4）节约每一张纸，提倡双面用纸，用过的作业本用来打草稿，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代替纸张。（5）将生活费合理安排，力争杂支控制在每月50元中，其余开支在一日三餐，月生活费由原来的600元降为450元。（6）按月预算，以防赤字，如有节余，我把每月剩下的钱进行大致预算，内容如下：生活支出（生活费，电话费）、人情支出（给妈妈，爸爸买生日礼物，同学过生）、衣物添置（包括必需日用品）、流动支出（一些意外的开支）总之，坚持量力而行，适度消费“当买必买”，“可买必不买”的消费原则。
四、把厉行节约当做一种习惯
生活中无处不在提示我们厉行节约：学校垃圾箱推行垃圾分类管理，节约资源的意识就在冷静思考的一秒钟里树立起来；餐厅标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提醒我们珍惜粮食；洗刷间“水是生命之源，请节约用水”提示我们节约水源。
五、向所有中职学生发出倡议
1.遵纪守法，维护公德
认真学习并遵守校规校纪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到知法、懂法、守法，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爱校如家。在教学区不大声喧哗，不嬉笑打闹；在宿舍内，不打扑克，不睡懒觉，不看内容不健康的书籍；在餐厅，体育活动等公共场所，不言谈污秽，不打打闹闹，不吸烟，不酗酒，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爱护校园内的照明、供水、通信等公物设施、设备，爱护公共财物，不随意损坏。
2.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节约用水、用电，随手关闭水龙头，下课、下晚自习后要随手关闭教室内所有的电灯、多媒体等电器，杜绝“长流水”、“长明灯”等不良现象；要节约每一粒粮食，不要将吃剩的粮食随意扔进垃圾筒；不乱花钱。
3.保护环境，讲究卫生
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和各种公益设施，做到不践踏草坪，不攀折花木，不乱刻、乱涂、乱划、乱贴，不乱扔果皮、纸屑、塑料袋等废弃物，不随地吐痰。讲究个人卫生，保持自身整洁，树立自身形象。要学习环保知识，树立环保意识，积极参加环保活动，自觉清扫宿舍卫生，宿舍垃圾一日一清扫，垃圾入桶，自觉维护校园环境卫生。
4.安全在校，加强自律
妥善保管自身财物和公共财物，养成安全防范意识；爱护公共消防器材和设施，不带易燃易爆物等危险品进入校园和宿舍；不带外校同学和家人进入宿舍；不在校外住宿，不留宿外校同学朋友；男女生要正常交往。
六、努力学习，互帮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