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现象篇1
关键词：自然现象；初中科学；教学方式
“海市蜃楼”是一种不常见的自然现象，大多出现在沿海一带或沙漠中。就是当人们在海上或者沙漠中的时候，有可能会看到城市的繁华，有可能会看到美丽的山川，还有可能看到茂盛的树林，当你惊叹于这样的奇观并走向前去的时候，才发现这都是一场虚幻的情境，那么，这种自然现象应该如何解释？
这是由于光折射而形成的。海市蜃楼是因远处景物反射出的光线进入空气时，由于空气上下层的温度不同、密度不同，折射率也不同，我们可以把海面的空气看作是由折射率不同的许多空气组成的，海面温度较低，空气密度较大，折射率也较大；上层气温较高，空气密度较小，折射率也较小。入射角i小于折射角r。当i大于临界角时便会出现全反射而折下来。在高度不同的各层空气密度差别较大的时候，光线通过一层又一层的空气，由于折射，就会把某一个地方的景色显示在另一个地方的空中或地面，形成“海市蜃楼”。
科学不是看懂的，也不是听懂的，是想懂的。科学内容来源于自然现象及生活实践，是研究自然规律的，经过上述对海市蜃楼现象的深层次地剖析，作为初中科学教师，笔者觉得有必要来探索一下初中科学的新的教学模式。其实要探索教学模式既要改革创新，又要着眼实际，在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的教学模式：创设启发式的教学模式、开放式的教学模式、范例式的教学模式、合作式的教学模式。本文重点讲述一下自主与合作式的教学模式。
一、创设自主与合作的情境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必须发挥好主导作用，做好铺垫，创设好情境，引导好学生。以“趣”引路，以“情”导航，根据初中学生的心理和年龄特征，根据课程内容，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情境、事例、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激情。利用学生熟悉的情境和他们产生共鸣。
例如，进行“电功率”的教学时，教师可以先创设一种情境，就是电工要来教室换灯泡了，这个时候电工应该如何操作呢？怎么样来识别电灯泡以及它们的连接呢？通过这样的情境以及提出问题后，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可以分别认识“220V，25w”“220V，60w”的两只灯泡，并且通过教师的引导来分清楚原来电工师傅是分别串联和并联后接入220V的电源上，在学生获得感性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往往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二、创造开放性的想象模式，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想象的能力
教师的回应反馈将直接影响课堂的进展，是课堂教学过程能否往更深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师要分类处理学生反馈的各种信息，包括动态信息和静态信息，既要在生活上对学生渗透合作意识，又要在课堂上调整自己的教学计划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感觉到开放和互动，从掌握知识、促进思考、培养能力走向塑造人格。
教师在平时教学时，应把课堂向课堂外延伸，因为科学知识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以课堂为中心向课外辐射，例如教学“大气压”时，在课上讲解的基础上，布置些学生观察生活中大气压强的应用，学生都很感兴趣，也发现了很多应用大气压的实例。第二天课堂上，学生都讲了很多大气压的实例，然后进行了评价。这样，使学生感到科学知识不单单在课本上，更多的是在生活中。培养了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科学素质。
三、教师要善于给学生开创合作空间
教师要给予学生合作与探讨的时间与空间，开展自主与合作的教学模式，在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探索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运用刚通过分析得到科学的思维方法。教师在平时教学过程中，在渗透合作学习理念的过程中，往往会针对不同的学生发现不同的教学方法，依据这样的教学实践，教师要主动探究合适于自己学生的合作方式，进而应用于课堂教学。
例如，在讲解“凸透镜成像应用”时候让学生围绕问题，通过多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对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形成结论。同时，教师也应为学习者提供有关的附加指示，帮助学习者改变错误的思路、误解或不完整的推理，并给予修正。
四、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互相合作，联系实际学习科学知识
教师要依据教学目标，专门设立训练方案，对本节课的知识进行课堂检测，老师可以在行间走动抽改，可以让学生互批等多种形式反馈。老师对这节课的效果很快就掌握了，学生也通过随堂测验巩固了本节课所学的知识。
另外，实验是初中科学课的魅力所在，在初中科学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通过实验，不仅仅是提高了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分析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他们严谨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
总之，引人入胜的教学模式，能使枯燥乏味的科学课堂变得生动形象，充满生机和活力，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教学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探索也是永无止境的，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总结，不断实践，以丰富自己的课堂内容，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姚桂喜.浅谈初中科学学习方法［J］.科技创新，2000.
自然科学现象篇2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的生态伦理观，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马克思这一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与他揭示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密切相关。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又与他关于共产主义探索具有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他还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阐释了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关键词：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思维向度abstract:marx''''secologicalethics,elucidatedineconomicsandphilosophymanuscriptin1844,hasadoptedthedoublethinkingdimensionsandtheoreticalcontext:humanityorienteddialecticsandvaluecriticisminthelightofsocialethics.Hisecologicalethicsiscloselyrelatedtohisdefinitionofthenatureoflaborandhumanaswellashisexplorationofcommunism.inmarx''''sview,communismcannotonlychange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societyunderprivatepropertycondition,butalsochangethatbetweenhumanandnature.onthisbasis,marxfurtherexploredtheoperationofecologicalethicsfromtheperspectiveofmaterialproductionandindustrialpractice.Keywords:youngmarx;ecologicalethics;thinkingdimension《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给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其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多重思维向度。一、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生成的背景与思维向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和多重思维向度。其中蕴涵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综合与多重思维向度的交织、碰撞，既包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又有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印记。[1]首先，马克思在阐发其生态伦理观的过程中，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一是马克思从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思维向度，揭示了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他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的《异化劳动》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97“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10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二是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2］120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93。这样工人所直接拥有的感觉就单一化、片面化、贫困化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把被私有财产片面化了的人的感觉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2］123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解放人、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都必须依赖劳动。因而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在理论的阐发中，马克思主要采用的是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话语。一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类本质出发，阐发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96。二是马克思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和动物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性的比较中，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思想。他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2］96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生产的方面对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本质作了以下精辟的分析与比较：“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他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96-97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97从上述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劳动具有广义的伦理内涵：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生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时人还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不仅包含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和伦理功能，而且也蕴涵了劳动的伦理价值。这成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二、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内涵首先，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进而奠定了其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他认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95从理论上说来，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因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2］95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95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里，马克思不仅从意识与实践的视域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说明，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对待自然，因为自然既是人的“精神食粮”，又是“人的无机身体”，因此对待自然的态度便是对待人的态度。由此推论，若是践踏自然无异于践踏人的生命。因此，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尊重人及其生命。其次，马克思从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视域，进一步阐述了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观。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作出了以下的伦理推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20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3]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121-122。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22。再者，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和伦理（应是）话语，而且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其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一是马克思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以上述的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通运动的一部分，正象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2］127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2］127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指认识论。[2］495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心理学（认识论）没有包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科学。二是马克思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继续以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论述了自然科学与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而，它“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首先，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他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2］128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128。其次，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论证道：“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2］128。因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说法。三、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建构的启示尽管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多，但《手稿》中所阐发的科学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下几点启示：首先，作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对当代仍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理论与实践价值。在当代，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实践的方面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自然-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们面对环境污染、化学废料和生态圈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的严峻事实，重温马克思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2］95论述，很受启发。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曾指出：“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地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来战胜自然；他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持自己。然而实际上自然就其普遍性来讲是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它也不会屈从于人的目的。”[4]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社会-自然的系统之中，并且把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22因而重新认识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并确认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在推进这一系统协调运转的道德责任，将马克思描绘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图景变为现实是当代全球性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自然伦理观的论述，对于我们建立科学伦理规范体系、确立生态道德范畴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规划都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引导作用。[5]就科学伦理规范体系而言，自然伦理观是其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为科学伦理学揭示，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人事之法天”到“人定胜天”的历程后，经过反思，现在正向着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这一过程中，其关键就在于必须按照马克思在《手稿》所说的那样，“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此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正如马克思所推断的那样，“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即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其次，在生态伦理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科学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当代更有其深刻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在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异化的形式与当时的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功利性即“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6]，以及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的单一性——求真密切相关。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它更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潜能，因而在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上，必须注重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同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必须由原来单一的求真型向求真、臻善和达美的三维型结构转化，从而形成以求真为动力、以臻善为目标、以达美为指向的三维价值目标体系[7]，使自然科学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为了实现当代科学的伦理价值目标，在理论层面上，必须处理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道：“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他还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科学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进而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当代生态伦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伦理价值。参考文献：［1］陈爱华.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8.［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67.［4］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11.［5］陈爱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向度［J］.学海,2006(3):143-149.［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2.［7］陈爱华.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的历史生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22
自然科学现象篇3
而有社会有隆替，学术有兴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怎样顺应此规律，才能促进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割断历史，单纯追求全新的所谓“学术”，只是徒劳而已。当今全世界所面临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出现危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一致要求东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藕合。墨西哥地需求学家龙尼兹1982年在北就大陆寺震活动和地震预报国际会议上撰文急呼：“现在西方科学特别擅长于解决几个简单点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但对理解大的复杂系统的性质就显得格外无能了。……中国科学包括了一些能描述复杂系统动力学我的古老方法。”德国《易经》符号逻辑专家斐德烈博士近来在德国semiotic（符号学）杂志上（1991年1-2期）以“《易经》符号逻辑”为题撰写的论文中指出：“《易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功能模型，……，这种模型的演化逻辑和建立反映了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基础结构。《易经》这种符号创造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范例。虽然《易经》符号起源于古代，但其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科学知识水平的概念范畴，告别是对于正在相互渗透中的演化科学可以理解的符号学来说，易卦符号系统为它开辟了一个机关报的远景。”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并非出自偶然，从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波尔，直到近来国内外若干世界上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有类似的评价，有的已把《周易》和《老子》的思想应用于其科学实践中，并取得可观的效果。因此，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周易》热应当加以盯导，使其步入正轨，沿着自然科学持续发展需要结合东方思维的方向发展下去。
本人认为东方思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学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原则有：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的思想；天地人整体观思想；重虚、重功能、重相互关系的思想；大易以逆为用的思想；大易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同构物的思想；大易的圜道（周期）和中道（协同论）思想；易象蕴含有意场或意函数（譬如现代计算机汉字按字音输入，显示出若干个同音异义字的处理问题）的思想；易数为离散数和无量纲数，并通向分维数的思想；《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有的正在结合，有的尚待研究。关于这些内容本人拟在今后逐一撰文阐述，不拟在此讨论。
二、东方思维用于现代自然科学之重要实例
70到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召开了不少次《周易》学术会议，1989、1990、1991在河南连续召开了三次国内和国际《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最后一次叫《周易》与现代化》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论文玉器有不少涉及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然而，这些论文中讨论应用的多，探索赔东西方科学思维怎样藕合的少，以东西方科学思维相结合撰写的专著少。兹选择其中思想性强的少数专门著作及论文作一下介绍：
1.刘绍光的《一元数理论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刘绍光40年代曾在法国巴黎爱因斯担实验室工作过，爱因斯坦对其一元数学思想评价较高但认为自己现在（因正在研究相对论）无法研究。刘绍光研究一无数学四十年，于1984年才发表了《一元数理论初探》。该书是把几何图象（易象）、数（易数）、物理（物理参数、性质等）结合起来，用现代数学推衍而成。所谓一元者即肥形、数、理结合在一起之谓。一元数学可用来计算无法观测的尺寸大小和参数等，如可计算地壳厚度、地幔厚度、地核直径等，其计算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研究的数据符合（见刘绍光，“地震的一元机制及其效应推算”，《华北地震科学》，1988，1期）。一元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时不用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只作为一元数学计算结果的验证。本人认为，一元数学应当与现代细胞自动机理论相通，都可用来检验现代大量使用的非线性物理学各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门很有前途的数学学科。
2.郭增建《灾害物理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第二章“灾害物理学方法论”详细讨论了东方灾异观，其中包括：《周易》的象数结合；象数理关系论；内象个象论（邵雍《皇极经世》）；阴阳结合论；《内经》“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论；八卦数；倍九论；祸福相随观；《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论等。特别是《周易》象数和邵雍内象旬象论，对于近年来现代非线性物理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象数与非线性物理学的结合，将对不定期灾害预测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3.焦蔚芳《洛书数学》：美藉学者焦蔚芳在《周易》三阶幻方洛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数学已发表三篇文章：焦氏《洛书矩阵》学说（上海《世界科学》，1987年，5期）；焦氏《洛书数字几何学》导论（世界科学》，1991，3期）；《洛书数论原理》（《世界科学》，待刊）。焦氏拟在此基础上写成《洛书数学》一书（1992-1993可望出版）。《洛书数学》与《一元数理论初探》的性质相近，都是铁数与现代数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概念和原理为现代数学中所缺少的，如洛书空间是无限的，但亦可变成有限的；洛书空间为连续的，但亦可被数学运算划分成许多互不连续的组合；洛书空间可由实数和虚数、无理和有理娄组成；洛书空间可以重复膨胀和收缩；洛书空间能作周期性运动或永不休止地变化；洛书空间具有量子化的特点。洛书数学由于采用矩阵形式，故与现代计算机的运算及力学张量（由9个量组成）密切相关，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其发展前途是远大的。
4.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刘子华40年代留学法国，1940年以《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把论文整理成书发表。该书内容是用《易经》研究现代天文学，预测十在行星木王星的典弄著作，已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正如作者在其书结论中旨出：“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最后一颗主要星球。”为什么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能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并且能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八卦系统合乎现代浑沌理论分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原理的一套卦系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合乎现论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状态和扬的概念，并以此理业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而西洋自然科学则是通过仪器观测、计算扒导出为根据的。东西方思维相结合研究天文的事实吻合，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刘子华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八卦宇宙论之就用范围很广，吾人仅以本书用于天体方面作为其他研究之张本”。
本人认为同《周易》八卦推衍谁出的八卦宇宙论既适用于太阳系的研究，亦实用于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全球变化、灾害学以及更微观的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以遗传密码为核心向外推衍和开拓）等研究。因为这些学问都含有程度不同的相似和自相似性、对称性、全息性等特征。近年来从西方传来的分维、分形理论的研究，很快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分维、分形数学主要为幂函数，其正反演都很容易，应用时则完全属于反演，故近几年迅速得到扒广。“大易以逆为用”的原理在这里又一资助得到证明。近提召开的全国第一届（1989）和第二届（1991）分形理论及应用讨论会，以及地震系统召开的地震科学整体观（1988）和几次非线性物理学讨论会（昌黎，1991；保定，1992）的论文中有不少篇的内容与《周易》象数理论相通。特别是分形分维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可看成是《周易》象数理论的同构物或《周易》象数理论通向现代自然科学殿堂的桥梁。我们衷心希望对《周易》用于现代自然科学特怀疑的反对态度的同志们，能静下来研究一下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前缘的科学问题以及国内外走在最前列的自然科学家们的西方科学方法危机感和向往东方科学思维的论述及呼声，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三、自然易的实质何在？
有的同志提出：研究科学易先要知道什么是《周易》，不了解这一点其他都谈不上。我们认为应当先了解的是“易”，因易有《三易》，《三易》之前不有画卦及重卦等问题，这些都与易有关。对“易”理解最深刻者莫如宋学家，宋学家把易划分为画（卦）前易与画（卦）后易。画前易指在伏羲画卦之前在自然界然界就存在有易之结构。画前易的观念由现代遗传学的生物遗传密码完全符合64卦的卦画结构而得到证实。《易传》“生生之谓易”，同样适合于无机自然然界的地球。现代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能过洋底矿物中水的交换，海水约10亿年全部更新一次。此类规律在人类社会以前的地球内部和表部的物质同交换中就已存在。故《易传》“生生之谓易”可谓之画前易理。这类实例很多，不再一一枚举。因此，本人参加1987年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提出以“现代自然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为题目的论文曾引起自然科学界学者的的强烈反响，时至今日，仍陆续有学者来访问这一问题，企图从中吸取启发，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可以说：“易是自然界的化身或同构物”。《易》《老》同源：《易》为自然界的同构物与《老子》法自然的思想息息相通。《易传》“制器尚象”说也是法自然然的典型总结，现代仿生学亦应视为《易传》“制器尚象”的同构物。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易”到底是什么。至于易理用于社会科学那是由易的自然属性引伸、开拓到社会方面去的结果，是流不是源。故想把《周易》与社会科学研究深入下去，必须先懂易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易与社会的关系是流不是源，自然界存在的画前易结构是指自然易而言。
由于有画前易与画后易的划分，又由于理解画后易的为数不鑫，那么理解画前易并能用此思想来研究《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者就更少。然而，如果一旦胆明了这一道理，下一番功夫，亦会到达“画前易”的境地界的，我们在这进而估且把画前易谓之“大成易”，画后易谓之“小成易”（这里指在大成小成与《易传》“八卦而小成”之义不同）。那么，以前有些学乾所反对的《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牵强附会的研究方法属于“小成易”范畴。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者亦指此。我们要遵照《无纪律子》“道貌岸然可道非常道”、“大象无形”的思想实质来理解《周易》象数理论，则《周易》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可以列上一层楼！
自然科学现象篇4
关键词：科学精神；科学伦理精神；科学活动的主体；审美之维
abstract:theaesthetic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includestwoparts: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and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naturereferstotheo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whichistheresultoftheexplorationofthingssuchasexpressionform,internalstructure,operationlaws,interconnectionandinteraction.theaestheticdimensionofinnovationisthesubjectdimensionofthespiritofscienceethics.Bytheverynature,thebeautyofthingswhichmaybetheconcept,thepurpose,theexternalcharacteristics,thecomplexityandrealityliesinthemselves.
Keywords:sciencespirit;spiritofscienceethics；subjectofscientificactivity；aestheticdimension
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渗透，对于科学活动的主体而言，逐渐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精神气质的科学伦理精神，不仅凝结着科学活动主体在认知之维上体现的求真精神和在臻善之维上体现的臻善精神，而且还蕴涵科学活动的主体的求真精神和臻善精神的结合——达美精神，进而形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笔者在探讨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时，首先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进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以及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是什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追问对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作一探索。
一、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首先必须弄清生成科学伦理精神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因”——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以及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何以契合。
什么是科学精神？笔者以为，科学精神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往往与求真有关，主要是在认识论的视域中。梁启超认为：“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勇于去伪存真的那种执著的求真、求实、求真知的精神”［2］117。可见，狭义的科学精神不仅包括尊重事实和真理的态度，探求真理的方法，勇于怀疑和创新的精神，而且也包括坚持真理、探索真理的执著情感。然而，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科学活动由个体发展为科学共同体，科学、技术由分立型到一体化，科学评价由价值中立到与价值相关，原来狭义的科学精神向广义的科学精神延伸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如法国著名的学者让•拉特利尔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科学不再只是获取知识的方法，也不再只是知识体系，而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决定现代社会的全部命运，并正在向我们提出极为严峻的问题，……科学对于现代社会最深远的影响主要可能并不是——当然也不是直接地——来自于科学所提供的关于实在的陈述，而是它以大量的设备器械和实践的形式造成了外部的投影，我们自身的存在陷于其中，不论我们愿意与否，它直接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间接地决定了我们对价值的陈述和价值系统。”［3］就广义的科学精神而言，它不仅关注求真，而且注重臻善。这样科学精神就由认识论扩展至价值论，由关注认知方式到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相互联系。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R•K•默顿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指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4］刘大椿则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容性出发，认为“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5］。由此，可以将科学精神概括为：是科学活动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格局中，经过科学活动的长期陶冶和磨砺积淀而成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之总和。［6］与此同时，广义的科学精神，不仅体现在科学共同体之中，而且还表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关切，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特别沉重的道义责任，因而要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的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7］。在这一意义上，广义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已超越了科学自身的视域，进入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关系之中，进而生成为一种科学伦理精神。
关于伦理精神，笔者以为，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8］狭义的伦理精神主要关涉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它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它又体现了一定社会“人伦关系、伦理规范、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因而是一定社会或民族社会生活的内在生命秩序的“设计原理”及其伦理品性的生长过程。［9］正像科学精神是历史生成的，其内涵也在历史生成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样，伦理精神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其内涵在不断深化。由于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因而，对于不同的民族，其伦理精神也有一定的差异。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其负效应突出地表现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恶化，科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的伦理问题使人应接不暇，不仅直接影响了人生的安顿，更重要的是扰乱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一方面，由于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污染，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的内在的生理生命秩序的调适，而且影响人类生命的延续即代际伦理关系及其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技术、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挑战了传统的“自然生命神圣”观，而且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人伦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从思想观念的层面影响了人的内在生命秩序调节。这样，作为“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的伦理精神不能仅仅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而且也要关涉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因此，狭义的伦理精神必然向着广义的伦理精神伸展。广义的伦理精神不仅是一定社会内在秩序的体系，而且它体现了一定社会的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协调状况；不仅体现人的目的——人们如何安顿人生，如何调节人的内在生命秩序，同时能认识和体悟自然的目的——自然包括人在内的生态价值、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秩序的责任与使命，进而确立相应的伦理规范和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为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奠定了伦理底蕴。
总之，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制约着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原来关于人的发展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包括对理想、道德、情感、美等精神生活的追求中融进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进而使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内涵越来越具有互渗性：科学精神蕴涵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人—社会—自然系统的伦理关系，因而具有了伦理的意蕴，伦理精神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科学—伦理内涵。正是在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中，生成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发展的传承性与互渗性的统一，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革故与鼎新的统一。它体现了“一代代人，一个个人用自己有限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外在的无限的存在，包括这些无限存在中包含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变化”［2］116。
二、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不仅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何以可能，而且要追问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怎样的内在结构。由于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因此它蕴涵着三重之维：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和审美之维。
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即包括探求和获得真知的整个动态过程。它是科学活动主体在探索科学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近四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中逐渐生成的。由于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代之初）探求和获得真知即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直是科学中的显学，或处于显学地位，因而人们常常把求真与科学等同，或者说把探求和获得真知看作科学，甚至是科学的全部。进而，作为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被学者们探索、分析研究和论述得最多、最为充分。而长期以来，狭义的科学伦理精神即指认知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正如李醒民指出的那样，科学的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是科学的鲜明标识，因而“是科学的精神价值的最根本的构成要素”［2］98。
作为臻善之维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的广泛应用，负效应突现的伦理反思的过程中生成。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的臻善精神和实践理性的行为意志，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表现出来，从伦理学的视角看，包括科学活动主体臻善的德性精神和科学活动的伦理精神。由于科学态度“是由社会的、或者个人的道德因素所提供的。科学研究中的社会目的，也是由社会提供的。科学成果的使用价值，体现着社会的一般利益；科学成果的交换价值，则是个人或者小集团取得个人利益的途径”［2］163。因而作为臻善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对利益的道德抉择。
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之所以可能，与科学伦理精神蕴涵的认知之维——求真精神和臻善之维——臻善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因而，追问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何以可能，首先需要从哲学视阈透视美与真、善的关系。
就美与真、善的关系而言，康德和黑格尔曾经在学理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康德指出，美总是蕴涵着快适，而对于善的愉快是和利益兴趣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善是依着理性通过单纯的概念使人满意”［10］43；而关于幸福则是“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可以称呼为真实的、甚至最高的善”［10］44-45。因此，在康德看来，真善美之间总是相互联系。黑格尔则着重从真与美的关系中揭示了其内在的关联性。他曾对美下了这样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1］158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在严格意义上，真与美有分别。因为说理念是真的，是符合它的自在本质与普遍性的，并且将其作为思考的对象。而作为思考对象的不是理念的感性的外在的存在，而是这种外在存在中的普遍性的理念。同时这一理念“也要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然而，“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11］158。因此，“美就是理念，……美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11］155。
就科学伦理精神而言，它蕴涵了科学活动主体内心的对自然内在联系与规律的尊重，对科学及其研究成果的诚实、诚信精神，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完善的自觉的道德责任，对科学发展的崇高使命，对人—社会—自然系统协调发展的关切感与义务感，而且将这种内在的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从而生成了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正如马斯洛指出的那样，“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美与善作为“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枝条，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12］。科学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契合，不仅体现了真与善的内在联系，更彰显了真、善与美相互贯通的审美之维。
李醒民将科学美表述为：“实验美、理论美和数学美。实验美包括实验现象之美、实验设计之美、实验方法之美、实验结果之美；理论美包括描述美、结构美、公式美；数学美包括理论数学表达的质朴美、和谐美、对称美和涵盖美。”［2］102实际上，作为审美之维的科学伦理精神所关涉的科学美，作为一种理性美不仅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科学原理、科学规律（定律）这些真的理念“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中，使真在“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与人的完善、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体现了“生活里的最大总数的（就量和持久来说）快适，……甚至最高的善”。
三、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的内涵
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是自然的审美之维和创新的审美之维的有机统一。
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客体之维，因为这里所说的“自然”是指科学活动主体探索研究的对象，它具有客观先在性，即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以科学活动主体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具体体现为，科学活动主体对自然物或现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好奇惊异、敏锐感悟、执著追求、不懈探索，进而生成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因为这些自然的感性的客观的因素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并不保留它的独立自在性，而是通过科学活动主体独特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要把自然物或现象所存在的直接性扬弃掉，进而自然的客观存在及其客体性与科学美的理念相统一。这样，就使科学美“既不是困在有限里的不自由的知解力的对象，也不是有限意志的对象”［11］156。从认识的视角看，这种科学活动主体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对象不是被看作以一定方式存在着的个别的事物即它是与科学活动主体美的理念无关的客观存在，或者它与其他事物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仅仅是外在的。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对象，它是“让它所特有的概念作为实现了的概念显现于它的客观存在，而且就在它本身中显出主体的统一和生动性”［11］158。因此，这种审美的对象从向外的方向转回到其自身，在科学活动主体的审美观照中，“就把它的不自由和有限变为自由和无限了”［11］158。由于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伦理精神自然的审美之维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反映自然本身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因而在审美中，其主观欲念退隐了，进而把自然对象看成独立自在、本身自有目的存在。正是如此，黑格尔认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它让对象保持它的自由和无限，不把它作为有利于有限需要和意图的工具而起占有欲和加以利用”［11］159。对于审美对象而言，它未受到科学活动主体的压抑，也未受到其他外在事物的侵袭和征服。由此，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所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为，追求体系的自恰美与简洁美；注重理论的明快美与练达美；关注原理的统摄美与贯通美。
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也可称为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主体之维，不过，这里所说的“主体之维”不是指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的主观性或任意性，而是在了解和尊重探索研究的对象所具有的客观先在性的前提下，对自然或研究对象的表现形式、内在结构、运作规律、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性的美学透视、美感领悟和审美直觉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正如庄子所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即对于科学活动主体而言，判天地之美，有助于析万物之理。这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独立的自然美使我们发现自然的一种技术，这技术把自然对我们表象为一个按照规律的体系，……这自然美固然不曾真正扩大我们对于自然对象的知识，但是仍然扩大了我们对自然的概念”［10］85。就科学伦理精神审美的创新之维的本质而言，在它所关涉的对象（科学理论、技术产品）里的美，无论是其概念及其目的，还是其外在的特性，丰富的复杂性和实在性，都显得是从其本身生发出来，而不是由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过程中，以自己的主观性或任意性外在的强加其上。之所以如此，正像黑格尔所说：“美的对象之所以是真实的，只是由于它的确定形式的客观存在与它的真正本质和概念之间见出固有的统一与协调。”［11］160-161在科学理论创新美中，由于概念本身是具体的，体现它的实在也就完全显现为一种完善的形象，其中个别部分理论、原理、规则、定律也显出观念性的统一和生气灌注。体现了概念与现象的协调和理论的融会贯通。在技术的创新美中，产品的外在的形式和形状不是与外在的材料相分裂的，或是强行使材料机械地迁就本来不是其所能实现的目的，而是按其质与形的统一，按其本身固有的形式，通过技术的创新美表现出来。无论是科学理论的创新美，还是技术的创新美，就其创造出的对象而言，尽管其各个部分已协调成为一定的观念性的统一体，但就其各部分组成来说，还保留着它们独立自由的形状。这就是说，它们不是只有观念性的统一，还具有其独立自在的实在的面貌。因为“美的对象必须同时现出两方面：一方面是由概念所假定的各部分协调一致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是这些部分的自由性的显现是为它们本身的，不只是为它们的统一体”［11］161。这便是科学活动主体在创新审美之维上表现的科学达美精神。这种科学达美精神，如同特奥多•安德列•库克在《生命的曲线》中所指出的那样：“工程效率始终与美学相得益彰。……凡精巧之建筑，其设计基础无不意味着纯结构之美。”［13］2具体表现为，追求产品的品质美与外观美；注重色彩的明快美与和谐美；关注造型的对称美与别致美。
通过以上的探索，我们可以领悟到，科学伦理精神的审美之维生成既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活动主体内在需要，它是科学与求真、臻善、达美的内在相通性的高度概括与升华。它是认知之维、臻善之维“在外在实现自己，得到确定……自然的或心灵的客观存在”，而且将其“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将美与求真结合，进而领悟自然美的真谛、创造技术美的奇迹、构筑艺术美的圣殿，因为“一座工程学的丰功伟绩，无论其体积大小，在完成其应履行职责的同时，同样要唤起微妙的美学情感。在这个方面，它与可爱的花朵或贝壳所激起的美学情感是一致的”［13］2，同时又将美与臻善结合即将科学美与推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完善和全面发展相结合，进而使科学伦理精神具有永久的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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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现象篇5
属于。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科学和医学、农学、气象学、材料学等应用科学，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经验即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的发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
自然科学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认识的任务在于揭示自然界发生的现象以及自然现象发生过程的实质，进而把握这些现象和过程的规律性，以便解读它们，并预见新的现象和过程，为在社会实践中合理而有目的地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
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是观察和逻辑推理。由对自然的观察和逻辑推理自然科学可以引导出大自然中的规律。假如观察的现象与规律的预言不同，那么要么是因为观察中有错误，要么是因为至此为止被认为是正确的规律是错误的，超自然因素不存在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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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现象篇6
在联合国正式官方文献中，“幼儿教育”概念已将儿童早期教育和学前教育概念取代，泛指针对0-6、7岁阶段儿童开展的教育。同时，也可将幼儿教育按广义和狭义划分，就广义层面而言，指可对幼儿性格、身体成长、情感等方面发展造成影响的有目的的活动，如在成人指导下参加社会活动、看电视等；而狭义是特指幼儿教育机构的教育[1]。重视幼儿教育中对科学素养的培养，可为幼儿形成良好的科学态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一、科学素养概念及内涵
美国科学教育协会认为，具有科学素养的人，下列特征需具备：（1）与人或环境在进行相处的过程中，可采用科学的技术、概念作出抉择；（2）可对个人意见和科学证据的区别分辨；（3）对世界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态度等。潘苏东博士的观点为，科学素养由科学观念、科学技能方法、科学知识三个维度构成。故重视科学素养的培养，对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意义重大[2]。
二、幼儿园开展科学教育的具体目标
培养幼儿的科学态度需重视其情感体验，可依据幼儿在认知上的特点，引导其热情参与，通过简单的实验操作和调查对信息收集，可对实验、调查结果客观描述，进而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3-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育部颁布）对科学课程的总目标有所概括，即对幼儿的探究欲望和好奇心激发，使其认识能力得以发展，核心是针对幼儿开展的科学培养培养以引导幼儿科学观察、激发兴趣、形成科学态度、积极对科学现象模拟等为主。
三、幼儿科学教育具体特征及开展方法
（一）幼儿科学考育具体特征
儿童进入幼儿园后，脑、神经系统呈快速发展显示，幼儿末期脑重与成人相比，是其90%，可迅速建立条件反射，为幼儿心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大脑发展的成熟为科学训练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且幼儿口头语言的发展是积极行探索活动的基础，故幼儿科学教育的特征为重视幼儿直接参与和感知，在对科学知识内容设置时倾向于启蒙性；重视教师合理、适度的指导[5]。
（二）培养科学素养遵循的原则
从幼儿心理发育所处的阶段和幼儿科学教育特征两方面进行考虑，在培养科学素养时，需对以下原则遵循。
（1）安全性原则：在幼儿教育中，确保幼儿身心安全是最基本的要求。此期孩子具淡薄的安全意识，要想获取理想的科学素养培养结果，需首先遵循安全性原则。
（2）时空性原则：对自然界的奥秘进行分析，其在于诸多自然现象的显现具特定时间性和空间性，如月亮的圆缺变化、海市蜃楼等，故对自然现象观察或模拟时，需考虑到地域条件和时机对自然现象显现的影响。
（3）兴趣性原则：依据此阶段幼儿生理发育的特点，需重视其兴趣的激发和培养[6-7]。科学素养需具备最为基本的观察能力，而兴趣是达到预期观察目标的前提。
（4）持续性原则：受幼儿时期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特点的影响，为提高培养科学素养的效果，在观察诸多自然现象时，需间断开展，而非一次持续较长时间。
（三）培养科学素养的方法
依据幼儿时期儿童心智发育特点，观察和模拟试验为有效的认知事物与现象的方法和手段，幼儿教育以培养幼儿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兴趣为目的，将幼儿期儿童求知欲激发，培养其对世界奥秘进行科学探究的兴趣。具体为：
（1）观察法：积极观察是幼儿对知识获取以及对世界认知的较为重要途径，但幼儿在认知观察时，多为无意注意，认知观察对象的程度多由兴趣支配，观察时间短，目的性不强，且无法将事物或现象不同的方面联系起来，无法分析、理解所观察的现象的本质。幼儿期儿童可在父母和老师的帮助下对某些自然现象观察感知，且认为自然现象较为神奇，如看到云朵和彩虹等。幼儿期的儿童好奇心较重，且可将理解难度较大的诸多自然现象同神话故事进行联系，进而对自然界的奥妙和神奇加以认识。所观察到的内容越多，神奇和奥妙之处感知的越多，越有较强的成就感，对自然奥秘探索的兴趣越高，故自然现象的观察学习法在幼儿教育中非常有效。在具体观察过程中，老师或父母需细致指导，对认知目的明确，可增强幼儿观察积极性，全面清晰认知观察对象；依据幼儿认知特点鼓励其参与观察自然现象中，可对兴趣的持久性进行培养，指导正确的认知方法如同类事物对比观察等，可提高认知效果。实际操作时，自然界自然现象繁多，如动物奔跑、刮风等，要认识此类事件，需对规律进行掌握，应认真观察。具体方法为：首先，可对一个观察的现象确定，其次，可采取必要的观察工具辅助。再次，需持续观察一段时间，对基本变化掌握，如一年四季的变化，可借助尺子、直杆等，对同一物体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太阳下的影子长度进行测量，进而感知到太阳高度和四季变化的关系。
（2）模拟试验法：幼儿有较强烈的好奇心，对观察获知的自然现象有诸多疑问，不会正确的理解和认知，故通常用神话或魔法对疑问解释。开展模拟实验可对幼儿有正确的认知进行引导，即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对所看到的现象观察、分析，或借助现有场景对自然现象观察。如彩虹现象，可利用晴朗天气观察喷泉，喷泉附近有彩虹出现，而在非喷泉区域，虽阳光充足，天气晴朗，但无彩虹出现，故可对幼儿认知彩虹的奥秘进行科学引导。
自然科学现象篇7
科学研究以系统的、实证的方法获取知识。科学研究要使用实验、观察、检验等实证方法，以保证所获得的知识是真实可靠的。科学判断知识真假的标准是客观事实与逻辑法则，不符合事实或逻辑的知识是虚假的知识。科学与形而上学是对立的，后者使用的是主观、思辨的方法，它对于同一事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而科学则是客观的，任何人只要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会得到出同样的结论。尽管科学是对普遍规律的说明，但是科学研究却是具体的、分析性的。研究通常是将是事物分解，然后对具体问题做出独立的分析，最后才加以综合、概括。科学研究是人的活动，它不仅要求研究人员具备一定的特殊能力，例如，智力、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且还要受到个人主观因素——例如个人爱好、价值倾向、世界观等的影响。此外，现代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带有社会性质的活动，通常它是许多个人的有组织的专门职业活动，不仅需要组织管理与协调，而且还需要一些共同的规范和规则。
科学研究过程并不以改造世界为直接目的，它的直接目的是认识世界。它要求认识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发现新对象，新领域，科学研究过程终了的时侯，不是要求重复已有的理论，而是要求提供新信息、新知识、新理论，将现有的理论和知识推向前进，丰富和发展现有的知识理论宝库。科学研究具有不同于一般认识过程的形式和特点：
①、科学研究都有比较系统的理论框架，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实际调查与研究，检验理论的假设的正确性，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人们一般的认识过程，虽然也用某些概念或假设，但是缺乏系统性和周密性，也不可能严格检验各种观点和想法。
②、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机制。科学研究中，人们具有自觉的继承性与创造性，并总是设法恒定或排除某些无关的因素，以便着重观察与分析有关对象的关键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找出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而人们在一般认识过程中，很少会有意识的控制某些条件和系统地解释各种现象。
③、严密的分析。科学研究中总是有意识地、系统地寻求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象做出严密、深入的分析与解释；而一般尝试中对于某些关系的说明，往往是松散的、缺乏系统和比较表面的。有极强的探索性。科学研究是要认识未知世界，认识人类尚未认识的客观规律，因而决定科学研究具有探索的性质，也就意味着它的道路不是平坦的、笔直的，而是有成功也有失败。
科学研究的上述特点，必然明显地影响和制约着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有些研究课题是在一般社会实践中提出的，这就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针对现实社会的特点采用一些特殊的观测、调查手段与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思考。有些课题只能先在实际社会和生产过程以外的科学实践过程中研究，即在科学实验中进行研究。科学实验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是从生产与社会斗争中分离出来的为实现一定科研任务而进行的特殊的观测、实践过程，既是科学认识的源泉，又是科学研究的实践方式，途径与手段。
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教育科学研究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①、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存在和人的学习，教育存在包括教育现象、教育过程和教育理论。影响教育的因素不仅包括客观的条件因素，而且还涉及个人的主观心理因素以及人际之间的社会因素，所以，教育现象之间因果关系比较复杂。由于对人的内部世界无法向自然科学那样直接观察，对教育现象达不到自然科学那样，在有效控制或隔离某些相关条件和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实施研究活动，因此，事实上教育科学研究很难采用严格的实验方法和精确的观测手段。
教育存在的异质性也给研究造成很大困难。自然科学家可以从一滴水或一个物体的研究中概括出普遍的定律，而教育科学则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适用的结论。这意味着，教育研究要抽取更多的样本，它的研究结论的概括范围受到严重的限制。
自然科学现象篇8
在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段重要的论述为我们全面地、准确地、完整地理解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关于“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见解启发我们，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重要的发展理论，其内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理论端点，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反思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张力，以便做到统筹兼顾。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入手，深入地探索蕴含在科学发展观内部的这些重要张力。
“科学”概念中的内在张力
众所周知，英语中的science和法语中的science通常用来指称自然科学，但在德语中，wissenschaft这个概念不但涵盖自然科学，而且也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康德和一些大哲学家，如黑格尔、胡塞尔等，都喜欢把自己的哲学称作wissenschaft。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的显现的方式对诸多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当代中国人思维的自然倾向上，通常是从science，即自然科学的含义上，而不是从wissenschaft的含义上，来理解“科学”概念的内涵的。当当代中国人谈论“科学性”、“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话题时，这里言说的“科学”无疑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而当今中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只在理工科专业中设定院士的做法，实际上隐含着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资质”的否认。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假如说，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并试图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合理地改造自然，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现实，并试图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来指导人们批判并改造传统社会，以追求更为合理的社会形式，从而实现自己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任何自然科学的研究要想回避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不仅以背景意识和方法论意识的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澄明价值前提的。脱离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导向，自然科学的发展就会陷入迷途。当今社会中自然科学研究的课题，如人体克隆、试管婴儿、遗传工程、器官移植、电脑网络、核能的运用等等，无不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为它们澄清思想前提和价值导向。
何况，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技术和科学本身的性质也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50年出版的《技术之追问》中区分出两种技术：一种是“手工技术”，另一种是“现代技术”。前者如荷兰的风车、中国农村里的水车，它们不可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后者则不但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如火力或水力发电机、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围海造田和围湖造田、大规模使用冰箱和空调、工业和交通工具排放的大量废气和污水等等），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如核武器和先进的常规武器、窃听器、定位仪、远程跟踪和摄影、电脑黑客、测谎仪等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强调，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不但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一方面为新的、执行技术使命的、排除实践问题的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它涉及的正是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我们所说的制度框架的发展趋势。”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技术与自然科学正在不断地排除像政治学、伦理学这样的实践科学，而用“合理性”和“效率”取代了诸如“民主”、“自由”、“正义”、“美德”这样的核心的人文价值。
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还蕴含着“科学主义”的兴起和蔓延。科学主义把仅仅适合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范围内的观念和方法简单地搬运到人文社会科学和日常生活中。比如，用数学上量化的方法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著的质量；用工科中的“工程”概念来称呼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如“希望工程”、“形象工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等等；甚至用“螺丝钉”、“工程师”这样的提法来比喻普通人和教师。其实，每个有生命的人都不是一颗被动的、被拧在某个地方的“螺丝钉”。把有生命的个人比喻为“螺丝钉”的做法，就是人被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了，最后消失在物的重压下。
总之，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中，唯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所蕴含的人格尊严、人的基本权利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扎根于这一发展观中。
“发展”概念中的内在张力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众传媒和日常语言中，“发展”这个用语是出现得最频繁的用语之一。人所共知，作为动词，它译自英文中的develop，法文中的développer或德文中的entwickeln。细心的研究者很容易发现，西文中的这三个动词都具有双重含义，即既可以被解释为“改变”，又可以被解释为“显现”（这层含义是从胶卷冲洗中的“显影”的含义引申过来的，这三个西文字也都可以被解释为“显影”）。其实，正是这一双重含义勾勒出“发展”概念中蕴含着的两个重要的理论端点：
一方面，任何发展都蕴含着人们试图“改变”某个地区的主观上的态度和努力。比如，人们对这个地区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对电脑效果图的构想等等。显然，“改变”这层含义更多地是从主观方面去设想并预期的，而未来发展规划的制定、电脑效果图的构想等等，体现出来的正是主观方面的臆想，因为人们通常是根据平均化的、完全顺利的进程来制定和构想这些东西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客观上“显现”出来的结果往往是不同于人们的主观臆想的，即不同于事先制定的发展规划和电脑效果图的。因为在任何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原来未曾预想到的种种偶然因素，如气候的突变、材料的匮乏、干部使用上的失误、资金投入的受阻、突发的灾祸、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等等，会导致整个发展规划的停顿，甚至“下马”。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发展过程能否顺利地得以展开，还取决于事先制定的发展规划是否遵循这个地区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就是以直接地向我们的意识显现出来的现象作为合法的研究对象的，而现象学家提出的口号“面向事物本身”正是要引导人们去面对向他们显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现象。这种现象学的思考方式深刻地启示我们，尽管任何自觉的发展过程都需要事先制定发展规划，但决不应该把发展仅仅理解为“改变”外部世界的主观臆想、主观意志和主观规划，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客观的“显现”过程，在这一显现过程中，事物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它必定遵循的客观规律都会顽强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作为动词，英文中的develop，法文中的développer和德文中的entwickeln也都具有“开发”的含义，而“开发”、“开发区”这样的概念也是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大众传媒和日常用语中出现得最频繁的概念之一，其实，“开发”和“发展”都译自上面这三个西文动词。我们知道，“开发”这个用语一定会涉及到作为开发主体的人们与作为开发对象的环境和资源的关系。而在日常的现象世界中向我们显现出来的通常有以下两种不同的“开发”形式：一种是“破坏性的开发”，即以环境和资源的牺牲为代价的开发形式，某些地区的某些人常常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远益，这种“杀鸡取蛋”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保护性的开发”，即以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开发。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光辉的范例。无庸讳言，我们提倡的是后一种开发形式。事实上，也只有这种形式才能确保人类、环境和资源都以总书记所说的“可持续”的方式发展下去。
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张力
上面，我们考察了蕴含在“科学”和“发展”概念中的内在张力，下面，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在任何一个自觉的，即由人类自己积极地加以发动和推进的发展过程中必定会遭遇到的以下两组关系：
第一组关系是：“内在动力”和“全面协调”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内在动力？内在动力就是一个社会（包括不同的地区）得以持续地向前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显然，没有这样的驱动力量，一个社会就会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众所周知，不但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而且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路线，国民经济的发展几乎濒临崩溃。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思想路线，导致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中国社会的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形式，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内在动力”对于任何发展过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乍看起来，正是改革开放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原动力。其实，真正的原动力乃是人们的欲望和利益，而改革开放中采取的种种措施不过是对这些欲望和利益的肯定和激励。
然而，一个社会一旦在自己的发展中获得了持久的、充分的原动力，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产生了，即任何发展都是不均衡的。于是，在发展进程中就会显现出愈来愈大的贫富差异和地区差异。假如人们对这些差异的显现不加重视的话，就有可能引发各种社会冲突，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因此，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必须做好“全面协调”的工作。什么是全面协调？按照我们的理解，全面协调就是根据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对整体结构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确保整个社会稳定地、持续地向前发展。总之，没有内在动力，任何自觉的发展过程都无法加以实现，但一旦获得了这种动力，就不光要通过全面协调，保持动力的持久性，而且也要对事物的结构做出及时的调整，以确保整个社会不至于在发展中解体。
自然科学现象篇9
关键词:技术科学;技术;技术哲学
前苏联以及现今俄罗斯的重工业技术和军事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回避其发达的技术科学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实早在前苏联时期,学者们就对技术科学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苏联技术哲学的主要成就,也极大丰富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技术哲学体系。
一、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背景
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科学技术哲学是世界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研究纲领和研究重心都与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有着显著的区别,因而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我国学者在前苏联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作为前苏联科学技术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大相径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状况是因为,一方面,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哲学显然很晚才开始研究技术现象。……相对于实践认识和实践理性,哲学更偏好理论认识、理性和理论规则,显然,这种偏好成为哲学很晚才转向思考技术现象以及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的一个原因”［1］。的确,相对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技术哲学本身起步较晚,现代技术哲学就其本身而言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发展也不是很完善,诸如技术的本质、技术是否是价值中立的焦点问题,以及技术哲学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还没有形成压倒多数的、相对统一的观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时期的技术哲学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哲学加以批判。苏俄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那时“П.К.恩格迈尔(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册子《19世纪技术的总结》(1898)中提出了技术哲学的任务。同时他的许多著作被用德语出版”［2］。但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技术哲学研究开始转向一个特殊时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评论的:“技术哲学在俄国的命运非常悲惨。关于技术哲学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迈尔提出的。П.К.恩格迈尔是俄国工程师,他是技术哲学第一个研究纲领的提出者,这个纲领于1912被提出来。1929年,当恩格迈尔不得不再次号召建立技术哲学时,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开的反对。恩格迈尔在《我们需要技术哲学吗?》一文中发展了技术哲学重要性的思想。而在这个杂志的同一期中还收录了Б.马尔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技术哲学遭到批判－‘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人类社会和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技术哲学。谈技术哲学,就意味着唯心主义的思考。技术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概念,而是唯心主义的概念’。从这时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技术哲学斥为唯心主义,在苏联哲学界已成定论,尽管马克思就是19世纪有兴趣从社会—哲学方向研究技术的一个创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技术哲学”的提法在前苏联时期被禁止,但是对于“技术”的哲学思考在前苏联却从未停止过。那时(也包括现在)有一大批学者长期致力于技术哲学问题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В.М.罗津、В.Г.高罗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宾(В.С.Стёпин)等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术哲学的典型特色,因而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为我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
В.М.罗津等在《技术哲学:历史与现实》一书中曾写道:“苏联时期对于技术的研究开始于世纪初(指20世纪初－笔者注)。由于П.К.恩格迈尔,技术哲学在俄罗斯获得极大发展。后来在我国,这一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科学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却发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讨论技术不同方面的学科,并且,如今它们被部分地纳入到技术哲学中来。首先就是技术史。……研究技术的第二个领域被称为‘技术的哲学问题’。恰恰在这里讨论了技术的本性和本质,……第三个领域在苏联时期急剧发展－这就是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虽然这门学科属于科学学和方法论,但如今它们被包括到技术哲学中来。……第四个领域是设计和工程技术活动的本性和历史。……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那样,如今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仅单独发展,而且还处于技术哲学的范围之内。”［3］因此可以说,前苏联时期学者们把技术史、技术的哲学问题、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和历史、设计与工程技术活动的方法论和历史等问题不同程度地纳入到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内。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对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最为充分,并且具有鲜明的俄式风格。
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心
前苏联学者非常重视对技术科学认识论的研究,这主要包括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其中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技术科学起源的内外史要素
前苏联学者普遍认为:“技术科学是关于有目的地将自然物质和过程改造成技术对象,关于构建技术活动的方法,同时也是关于技术对象在社会生产体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识系统。”［4］关于技术科学的产生,前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技术科学的产生有外史和内史两方面因素。从外史方面看,人们的生活、生产(特别是机器生产)为技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研究的课题,并决定技术科学的研究方向。从内史方面看,一方面,技术科学是技术知识的系统化、逻辑化的结果,它是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对象活动中所形成的对习惯、概念、认识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术科学的产生源于对基础科学的应用,是从基础科学中分化出来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技术科学源于不同知识、模型、概念和原则的大综合,是这些要素横向搭构的结果。
2.技术科学对象的两重性
关于技术科学对象,前苏联学者们认为,技术科学对象具有两重性,即技术科学对象有“天然的”和“人工的”区分。而且其中技术科学的“天然性”对应着技术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而技术科学的“人工性”对应着技术与人、技术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正如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中指出的:“在技术科学中可以统计出两个技术对象:自然的技术对象和人工的技术对象。……技术对象的人工性在于,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它们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对象归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这种观点也得到А.Н.鲍戈柳波夫(А.Н.Боголюбов)的认同,他指出:“技术科学不仅与自然科学(这决定了技术科学的‘天然的’特征)相联系,而且它还与经济学和人文科学有着不同的、极为重要的交叉(而这一点相对于它的‘人工的’特征)”［5］。
3.技术科学理论的三种结构要素
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结构均可分为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本体论模式、数学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义却有很大差异。其中自然科学的本体论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实验中的理想对象的总和。而技术科学理论的本体论模式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以数学描述为目标的函数图像;在工程对象中进行的自然过程的连动模式;表现为构造参数和工程计算的结构模式,即研究对象的结构。此外,在自然科学理论中,数学工具首先是为了实验计算,它们是建立和证明所获得的理论知识的手段。而在技术科学理论中,数学则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来对工程对象的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工程计算;第二,用它来分析和综合技术的本体论模式;第三,用它来研究发生在工程对象中的自然过程［6］。可以看出,技术科学理论结构中的三个要素要比自然科学理论结构中的要素更为复杂。其原因恰恰在于技术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学理论更多兼顾实践的方面。
4.技术科学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与此相联系,在对比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科学理论的功能时,前苏联学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过程,研究理论问题,以预测和描绘理论发展的未来状况。而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对工程对象的技术结构和工艺参数进行理想描述。而且技术科学理论功能的实验层次不仅仅包括实际上是以概括工程师的工作经验为目标的结构技术和工艺知识,还包括特殊的实践方法知识。当前工程研究的目的是:把在技术理论中获得的理论知识形成实践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建立工程对象的各个阶段中,在解决工程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它们将会传播到技术领域当中去,以实现技术理论的功能［6］。
5.技术科学任务的实践特征
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结构与功能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在科学领域中所担负任务的不同。作为科学知识集合的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规律,预测自然过程的发展;而作为技术知识集合的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从实践上利用这些自然科学成果,研究自然规律在技术设备中的作用,以及运用知识和计算保障工程技术活动［4］。尽管前苏联学者认为技术科学的任务在于实践,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应将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在工程中的应用混为一谈。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指出,技术科学的形成与技术科学应用于工程实践是有区别的:前一种情况说的是独立学科的建立,这意味着各种不同科学知识、模型、概念和方法被应用于一定的研究对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转换程序,形成现有学科所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任务;而后一种情况指的是在解决具体的工程任务过程中,各种科学知识、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组织化的过程［7］。
三、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学者习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四个角度分析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这一传统也影响到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学者们往往从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方法论和技术价值论角度来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可以说“师从自然科学哲学”是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在前苏联学者看来,自然科学方法论之所以能够类推至技术科学领域是因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是科学的组成部分,因此较为发达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当然可以成为技术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范例。这正如前苏联学者们指出的:“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起源方面,还是在起作用的过程方面。技术科学最初的理论原理、认识客体和概念的方式,恰恰是从自然科学向技术科学传递过来的;同样,技术科学自身科学性的规范、知识理论结构的确立、理想对象的结构和数学化,恰恰也都是从自然科学借用到技术科学中来的。”［4］尤其针对技术科学的数学化,А.Н.鲍戈柳波夫指出:“知识数学化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从广义上讲,未必能够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别是相对于技术科学,更是如此。多亏技术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才产生出将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模型转移到技术科学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样产生出利用自然科学数学化历史来了解数学在技术知识发展中所起(或者说它应当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这一点,前苏联学者更关注自然科学对技术科学和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的影响。
概括说来,前苏联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通常只是在科学哲学的背景下研究技术哲学,把技术哲学混同于规范的科学哲学的附属物,并且仅仅从自然科学知识附属物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技术被归结为科学的附属物,而技术哲学则被归结为运用于技术知识结构的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简单附属物,这就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特点［1］。如果说这一时期运用科学哲学手段研究技术哲学是自发的,那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前苏联学者就开始自觉地借用科学哲学和科学学的方法研究技术哲学,特别是研究技术科学的哲学问题。В.Г.高罗霍夫和В.М.罗津在《技术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研究》一文中指出:“虽然很早以前,技术知识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兴趣,但只是在最近五六年才开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范围内提出一个目标:就是用科学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手段来系统地研究技术科学。”［4］他们还补充道:“技术科学方法的特点暂时揭示得还不太清楚。一方面,应当注意专业方法独特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广泛地应用一般科学的认识方法(如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4］在此不可否认,分析、综合、模型化、实验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时成熟壮大起来的。
可见,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自然科学充当了技术科学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科学孤立地研究技术科学;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技术科学相对独立的特点,正如前苏联学者鲍戈柳波夫指出:“技术科学从本质上应当与不断发展的技术相适应,并且最佳的情况是应当超前于技术。……技术科学、实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是知识具体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层次。因此,技术科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能够变成实用科学(如果技术科学的应用范围超出技术框架外),甚至变成基础科学”。这表明,在技术科学与技术的辩证关系中,技术科学应当具备先验的预测功能,而且技术科学、实用科学与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转换关系。这是技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能够看到,前苏联技术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是其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压意识形态统治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成绩,其相关问题研究(如技术科学的起源、对象、结构、功能、任务等问题)即使在技术哲学日趋走向成熟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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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现象篇10
关键词：科学自然认识
谈到科学，我们耳熟能详。它即是一个古老又崭新的时代话题，并得到了人们高度的尊敬，不管是在大众媒体和日常生活，还是在高等院校和学术界，它们对科学的高度尊重非常明显，显而意见人们普遍都有这样一种信念，科学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如果科学真正有什么特殊性，那么它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才能正事认识它呢?下面我们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
一、科学的发展历史
1.西方古代科学
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古希腊的爱智主义的精神传统。它的奠基人柏拉图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是人的智慧的体现。在柏拉图看来，人通过感官所认识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古希腊的科学思想家认为：宇宙是复杂的，人体生命是复杂的，宇宙和人体生命的联系更是复杂的。古希腊科学开创的自然科学，成为人类历史上富有成效、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希腊科学那些思辨与理性的光芒虽已远久，但依然璀璨夺目。
2.西方近代科学
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启示下，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日心地动说，动摇了维护教会权威的理论支柱—地心说，从而宜告了神学宇宙观的破产，发起了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
3.西方现代科学
自19世纪以来，人们对科学的传统看法认为科学就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物理学的变革中，物理学界思想异常活跃，堪称物理学的黄金时代。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诞生驱散了乌云，使整个物理学面貌焕然一新。
4.中国的科学
科学在中国是一个外来词，最开始传入我国的时候被翻译为“格致”即“格物致知”以格物而得到的知识就是指科学。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在许多的领域内都处在了世界领先的地位，近几个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一些不断的坎坷，历经沧桑。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例如，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杂交水稻、两弹一星、人造航天、天宫一号等一系列的科学成就，显示了我国科学技术不断的向前发展，极大的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的地位。
二、关于科学的概要
在当代汉语之中“科学”一次译为英文或者法文science。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学）,但是science来自拉丁文secientia，而后者含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预示了一个更深层次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然而，狭义的自然“科学”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下得到很大的发展。{1}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让大家公认的“科学”定义，它有很多种的解释，每种解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描述的。大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1.科学是关于社会、自然和思维的整体知识体系
科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它是由多种学科建立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才可以称为科学。由这些知识体系组成学科，学科又组成学科群，就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知识体系。
从科学史的发展来看，古今中外的大多数科学家不仅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更重要的还是知识的综合者。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是科学史上对后代影响最深最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伟大著作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他不但对知识进行了分类，而且他的卓越贡献是集合了古代知识的成就。
2.科学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总结
实验与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是实践活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出现了自然界、历史、社会和其他现象，这些现象千奇百怪、貌似混乱，但是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客观世界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的和本质的必然联系，然而，找到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关联，对它进行正确认识和总结，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这样就会发现它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知识，就是学问。对于复杂的客观事物，正确认识和总结它们之间必然的联系，就是科学，因此我们就进入了伟大的科学殿堂，科学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科学的基础。
3.科学是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武器
从科学与社会、科学与自然的关系来说，科学的本质含义就是告诉人们怎么去改造社会，征服自然，这样的科学概念才会有真正的实际意义，自然科学是人类在自然界之中获取自由的武器，而社会科学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之中取得自由的武器。为了能够使人类社会进步，就必须得要以社会科学为武器来改造社会、了解社会、征服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科学是所有活动合理的和有效的基础，是行动规则的。
三、自然科学
科学的种类繁多，范围广泛，自然科学一词是用来定位“科学”，它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它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性质、现象及其规律的一种反应，取得这种的认识成果，直接依赖于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
1.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像是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客体的结构和运动的方式。科学本质任务就是揭示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以达到对真理性的认识为目，科学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世界本来面貌去反应世界，要用现象的自然原因来解释和说明现象。
2.自然科学具有探索性和预见性
科学是对自然界客观运动规律的反应，而自然界又总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科学活动也总是处在不断积极探索的过程之中。科学的预见性，是指根据对自然界现象之间本质联系的深刻认识，科学理论能够对自然界事物的发展趋势或者尚未发现的事物作出推断和判断。人们一旦发现掌握了自然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以预见它的发展进程和结局。
3.自然科学具有抽象性和解释性
科学虽然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但是它并不停留在对自然界现象的直观性描述的阶段，它要通过对事物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来揭示内在的本质，从而发现它的规律。只有去借助思维的抽象力，才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的规律。科学来源于实践，但是它终究是回到实践中去，它要对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提出的各种不同的问题作出相应的解释。科学理论的目标就是提供严密的、系统的、有根据的解释。
4.自然科学具有自然属性
自然科学是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的产物，它的内容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没有什么联系，它虽然属于社会意识的一种，但它是社会意识之中非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属于上层建筑，而属于生产力范围之内的，科学是人们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人们共同的财富，所以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的性质。
四、科学的意义
现代科学正在不断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不断的扩展人类的视野，增长人们的科学知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新思想、新发现、新概念、新方法的不断出现，新方向、新学科的不断产生，学科的参透性和交叉的综合性不断增强，整体性和复杂性研究的崛起，构成了当代科学发展壮观的景象。
科学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基本上最主要的是看科学技术是否发达，它作为第一生产力，促进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扩展人类的视野，综合国力的提升，知识的创新等，把科学技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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