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处罚条例篇1
论证专家
应松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法学部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刘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傅士成南开大学教授，法学系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论证议题
天津市客管办的注销决定属于什么性质；客管办的决定是否合法。
论证事实
天津市客管办于2002年1月23日作出《关于注销天津市诚通运输有限公司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客管字［2002］1号，以下简称注销决定），认定诚通公司存在违法收费、违法签订有关合同等6项违法违规行为，依据《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地方性法规）、《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年检审核标准和考核办法》（天津市公共客运管理处（1998）客管字第12号）及《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建设部、公安部规章）的有关规定，注销诚通公司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诚通公司提讼，一审法院判决维持被告的注销决定。
论证意见
一、客管办的注销决定属于行政处罚，应受行政处罚法的调整
对一个行为是否构成行政处罚，应当从其实质上去认定，然后才去评价其合法与否。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采取了法定原则。该法第三条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据此，行政机关任何行为，不管使用什么名称，只要是基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前提，并具有惩戒性质的，都在实质上构成行政处罚，应受行政处罚法的调整。该法第二章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权。这体现了行政处罚法规范政府的行政处罚行为，制止乱设处罚现象的立法精神。它恰恰表明，在该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和权限范围以外设定的任何行政处罚，不管使用什么名目，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认为在法定的处罚种类和权限范围之外，另设一个名目的处罚，例如将“罚款”说成“罚钱”，就可以规避法律，那将是对行政处罚法定原则的违背。
对于注销行为，应当区别情况具体分析。通常，注销行为是基于原有法律关系已经消灭或者在法律上不能继续，而取消业经登记或获得许可的事项。它并非基于相对人违法的前提，也不具有惩戒性质。本案中，客管办实施的所谓“注销”，是以其认定的诚通公司违法为前提，并具有惩戒性质，以“注销”之名行“吊销”之实，实质上构成行政处罚。客管办提出的注销决定不是行政处罚的主张，与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处罚法定原则背道而驰，是完全错误的。
二、《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与《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不一致，并抵触行政处罚法；本案应当适用《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规定
作为地方性法规的《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对注销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条件作了规定：“已经被有关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治安许可证的，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注销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和客运出租汽车准运证”。该《条例》仅仅规定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单位在被吊销营业执照或治安许可证的情形下，该单位法律人格已经终止或者依法不能继续经营时，才予注销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对于吊销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条件，《条例》第二十八条作了规定：“不按规定办理审验手续的，由发证部门责令限期审验，拒不审验的，吊销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超出上述《条例》规定的情形，注销、吊销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都是违背《条例》的行为。
作为部委规章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客运管理机构对经营者）资格复审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仍不合格的，注销其经营资格证书，并提请工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该《管理办法》规定的注销条件，与《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上述规定明显不一致。而且，该《管理办法》是在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情况下，擅自设立了实质上属于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关于部委规章设定行政处罚权限的规定。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应为无效。
此外，按照（1998）86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建设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规定，城市出租汽车管理职能“下放给地方人民政府”，建设部与交通部“均不再承担此项管理职能”。自此，天津市出租汽车管理职能已归天津市政府。相应地，天津市出租汽车管理，包括其经营许可证管理，只能依据《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作为部委规章的《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因其部门不再行使相应管理职能而自然失效。
至于《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年检审核标准和考核办法》（以下简称《审核标准和考核办法》），作为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有许多内容没有法律依据，不仅突破和违反了《条例》和《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而且与行政处罚法直接抵触。因此，该《审核标准和考核办法》不能作为客管办实施“注销”行为的依据，更不能作为法院审查“注销”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
三、退一步讲，即使依照《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规定，客管办的注销决定也存在明显瑕疵
首先，依据《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四条和第九条的规定，天津市主管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体，应是天津市公用事业行政管理机关及公共客运管理部门，客管办不具备吊销及注销诚通公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执法主体资格。
其次，客管办的注销决定所列举的诚通公司违法违规事实所依据的审核标准，如“违法收费”、“违法签订有关合同”，明显超越其法定职权，行使了分别应当由物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审判机关行使的职权，并且突破了《管理办法》第八条资质（格）条件的规定。
第三，依据《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客运管理机构对经营者资格复审不合格的，在注销其经营资格证书前，应当“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仍不合格的，才予注销。客管办作出注销决定前，并没有给予“限期整改”的机会，程序上不合法。
公司法处罚条例篇2
案情简介
快播是由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自主推出的一款可以点播视频、查找资源的播放器软件。快播不主动生产内容，但却以其便捷的搜索和Qvod点播功能吸引了众多网民的青睐，为盗版和不良内容提供了便捷的传播、收看渠道。快播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其他正版影视网站却因快播的侵权行为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快播公司的发展模式一直饱受业界诟病，并且该公司频频遭正版影视网站起诉或被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2014年5月2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对其处以2.6亿元人民币的罚款。2014年6月27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向快播公司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2.6亿元罚单即日生效。该张罚单成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处罚史上的最高罚单。
这一事件见诸媒体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快播公司此前曾被行政机关处以过行政处罚，此番又被处以天价罚单有何依据?这一天价罚款的数额如何确定?快播公司在面对行政处罚时有何权利?笔者将对这些问题通过下文进行浅显、简略地阐述。
一、行政处罚及自由裁量权
(一)行政处罚简述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照法定权限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方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①目前为止，对行政处罚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表述，大多由行政法学者根据自身研究总结而得出。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政行为，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一些情形下甚至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行政处罚也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法律制度。我国有专门的《行政处罚法》，用以规范行政处罚这一行政行为。
然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不可能详尽规定行政处罚的一切事项，因而需要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裁量权限，以便更加灵活、机动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由此出现了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
(二)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对具体行政违法行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在什么幅度内处罚所进行自由裁量的一种权力。
自由裁量权存在于行政处罚的各个环节之中，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法定幅度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最高、最低幅度内作出行政处罚。例如对胁迫、诱骗及利用他人乞讨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其二，法定处罚种类的自由裁量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具体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而应该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范围内选择适用。行政处罚的种类很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等，但不同的行政机关可以适用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并不相同。其三，对情节严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法律条文中常见的“情节严重”的表述，是不确定的一个法律概念，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就是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相对人行为的严重程度进行自主判断的一种自主裁量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法律没有规定哪种行为或行为到达哪种程度就构成情节严重，因此，需要具体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自主理解和认定。其四，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裁量权。这一自由裁量权可以从法律条文中的“可以”、“应当”、“得”等表述中体现出来。其五，法律原则之下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是指虽然现行法律条文没有规定，但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又必须予以处罚时，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享有的自由裁量权。
快播公司在此次行政处罚之前也曾被其他行政机关给予过行政处罚，而此番又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出了巨额罚单，这一问题可用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来解释。快播公司因其侵权行为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罚、限期整改的决定之后，仍未改正而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严重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公共利益，因此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认定本案中快播公司的非法经营额为人民币8671.6万元，综合考虑快播公司的侵权情节和违法行为的后果等因素，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对其处以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的中间档，即3倍的罚款26014.8万元。②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以及具体数额的确定充分体现了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并无不妥之处。
二、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的运用
(一)比例原则的概念
比例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学概念，译自德语prinzipderVerhaeltnismaessigkeit，目前在德国公法上广泛运用，有学者称其为公法领域的软化剂(weichmacher)。③比例原则是指国家机关所采取的措施与采取该措施所要达成的目标二者的联系应当是相适应的;国家机关所使用的方式如果对相对人超出其应受的处罚时，造成其不必要的损害，就应当取消该方式;在国家措施可以达到使用该措施所追的目标下，应当尽量避免给相对人造成更大的损失，将损失的可能降到最小程度。④(二)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运用
比例原则包含三个子原则。具体如下所述：
1.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所采取的行政处罚手段应当适合于实现行政目的或者有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这一原则是一个目的取向的要求，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并不能够实现意欲达成的行政目的，那么该行政处罚就属于行政不当。那么，应该如何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有助于行政目的的达成?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采取了一个最低标准：只要手段不是完全(Vollig)或全然(Schlcchthin)不适合即不违反比例原则。⑤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最低标准不是以以客观结果作为依据，而是以行政处罚作出时，行政机关是否考虑到相关目的为依据。
2.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又被称为最小侵害原则，是指在适当性原则已经获得认可的情况下，在所有能够达到行政目的的多种方式中，行政机关应当选择对公民权益侵害最小的方式。该原则要求具体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在多种行政手段之间进行比较与取舍，也就是说在有多种可能的手段均能达到行政目的，但各手段对公民权利造成的侵害程度不一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以必要性为标准进行审查衡量。“必要”是指对于不可避免的侵害，行政机关只能选择为达到目的不可避免的侵害手段，即最温和的手段来实施。著名行政法学者弗莱纳的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我国的俗语“杀鸡焉用宰牛刀”，都能够很好地表现必要性原则的内涵。
3.狭义比例原则
狭义比例原则又可称为法益相称性原则。该原则是指经过上文所述的适当性和必要性的考虑之后，行政机关选择的措施对行政相对人私益可能造成的侵害不得超过实现行政目的所追求的公益。狭义比例原则要求权衡行政目的与公民权益损失之间是否“成比例”。“杀鸡取卵”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狭义比例原则的。
在“快播案”中，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具体行政处罚决定体现了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快播公司侵权行为“屡教不改”，为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利益，对其再次作出处罚决定无不是之处，体现了适当性原则;对快播公司作出的天价罚款数额，是综合考虑快播公司的非法经营额，快播公司的侵权情节和违法行为的后果等因素而作出的，数额虽大，但也符合必要性原则;虽然有专业人士分析称，此次天价罚单可能会使快播公司一蹶不振甚至破产，然而，与该公司对著作权人以及各影视门户网站造成的损失，以及因传播不良内容对社会风尚造成的影响相对比，这一罚款数额显然不过分，即对快播公司私益造成的侵害没有超过法律所要保护的公益，因此也是符合狭义比例原则的。
三、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与听证当事人的权利
(一)我国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了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行政处罚法》施行以来，各级行政机关纷纷制定了一些具体办法以完善具体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的设立旨在通过公开透明的、为法律所认可的程序为听证当事人以及第三人提供保障合法权利的途径。设立听证程序的法律价值体现在：其一，听证程序是公平正义的体现。行政机关单方面对具体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极有可能遭到行政相对人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听证程序的存在就为行政相当人以及第三人了解行政处罚依据、督促行政机关公正行使职权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其二，听证程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争议。听证程序中，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均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支持己方观点，反驳对方观点。
听证程序有利于确保行政机关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从而减少行政争议，提高行政效率。其三，听证程序提高了行政处罚的透明度。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通过行政机关公开行政处罚的信息与依据，双方平等进行抗辩，使社会大众清楚了解案件事实，有助于消除社会大众对行政机关所为的误解，有利于提高行政处罚的透明度，实现“阳光行政”。
(二)行政处罚中听证当事人的权利
行政处罚中的听证当事人是指被事先告知将受到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而要求举行听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⑥听证当事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权利可以分为程序性权利与诉讼性权利。⑦程序性权利主要是被告知的权利、辨认身份的权利、申请听证的权利、质证权、申请回避权等;诉讼性权利主要是受到损害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服行政处罚决定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等。⑧笔者将结合现代行政程序对听证当事人的权利作出分析，以使听证当事人在听证过程中能够更好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知情权
遭遇行政处罚时，行政相对人有权知晓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证据以及法律依据;有权知晓依据法律其应享有哪些被告知的权利;有权要求行政机关通知其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参与行政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如果经告知后，当事人表示放弃行使听证权利，或者经行政机关通知后仍不到场听证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2.申请听证的权利
听证权的实质是在行政机关作出不利于具体行政相对人的决定之前，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听取其意见，为自己辩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3日内提出。行政相对人应在接到《行政处罚告知书》之后3天内以书面形式向行政机关提出要求行政机关进行听证的申请。
3.要求公开听证或者保密的权利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如果听证应当公开举行而行政机关决定不公开的，行政相对人有权提出异议。对于因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而决定不公开的听证，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对在听证过程中获取的有关当事人的秘密予以保密。4.提出新证据的权利
听证过程中，听证当事人在行使申辩和质证权利的同时，必然会提出自己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处理意见的看法，而对事实的认定需要依赖证据，因此，当事人必须享有提出新证据的权利。⑨
5.要求行政机关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裁决的权利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对听证笔录在行政处罚决定中所起的作用却只字未提。不过，行政机关只能依据听证笔录作出裁决，这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否则，听证必然只是流于形式的过场，不能发挥保护听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结合“快播案”来看。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5月20日向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2014年6月17日下午，快播公司由于对违法事实以及处罚金额存在异议，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行了听证。由于涉及商业秘密，该听证会没有公开进行。以上程序体现了听证当事人受通知的知情权、申请听证权以及要求保守秘密的权利。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快播处以天价罚款的行政程序是合法的，也充分保障了快播公司应有的听证权利。听证会之后，2014年6月26日，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对快播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快播被处以2.6亿元罚款，即日生效。当然，如果快播公司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仍然还有权利救济的机会。快播公司可在六十日内，向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或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公司法处罚条例篇3
公司行政处罚通知书范文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初步调查，你单位(个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行为，违反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规定，我局已决定立案，并拟定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______名行政执法人员具体负责调查本案。你单位(个人)如认为上述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回避，可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
同时，你单位(个人)应如实回答询问、协助调查或检查。
年月日(章)
公司行政处罚通知书范文二
______________单位：
你单位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经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后，仍没有按照《公安派出所内部单位安全检查笔录》内容要求进行整改，根据《条例》第条款，决定对你单位给予行政处罚，请在接到此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到____________接受处罚。
____年___月____日
公司行政处罚通知书范文三
_____________：
你局(厅)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房地产违法行为，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__________条的规定，现责令你局(厅)立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直接给予行政处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印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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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处罚条例篇4
原告：桑植县市政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向星沅，经理。
被告：湖南省桑植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涂绍年，局长。
桑植县市政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是1992年9月24日经桑植县编委批准成立的企业，公司下设三个施工队，即机械施工队，陈功容施工队，王子银道桥工程队，三个施工队均没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王子银系合同工，与公司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关系，但公司一直没有正式聘用王的材料。1995年8月15日，市政公司与桑植县纪念贺龙诞辰一百周年办公室（以下简称纪贺办）签订修建“百龙桥”工程承包合同，标的13万元。同月18日，市政公司又与王子银代表第三施工队签订修建“百龙桥”合同，包工包料（含税）8万元，同时拟定了施工人员名单，确定王子银为该工程项目经理，公司助理工程师罗兴国为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兼安全员。在施工过程中，罗兴国对工程技术进行了全面负责的管理，并于8月18日向设计单位提出书面施工建议。设计单位根据其建议，对工程有关数据进行了修改，因修改图纸，县纪贺办给市政公司追加工程款1.5万元，市政公司相应的给王加1万元。对王子银的工程款，全部进公司帐户。第一笔开支，由公司审查批准后进行借支。承建期间，王子银先后以第三施工队名义，从市政公司借支现金95450元，工程完工结帐时，王报材料发票4336.4元，王子银从工程队实得款99786.4元，其中不包括公司管理费及管理人员工资。工程于1995年8月27日开工，同年12月26日正式竣工。经桑植县质检站、县纪贺办及施工单位共同验收，核定工程为“暂定优良”，颁发了认定证书。1996年9月20日，桑植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工商局）以桑工检处字（1996）035号处罚决定认定市政公司擅自转包工程，从中牟利4.2万元。根据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法（1991）798号文件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没收市政公司非法所得4.2万元，罚款1.5万元，处罚决定书交待了申请复议权。
市政公司不服，向桑植县人民法院起诉称：王子银是本公司下设的施工队队长，公司与其签订的合同属企业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不属非法转包工程，被告工商局作出的处罚决定，定性不准，且根据《湖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属超越职权，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工商局桑工商检处字（1996）035号处罚决定。工商局答辩称：王子银只是永顺县塔卧镇一个无营业执照的民间石匠，合同中的“市政公司第三工程队”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该“工程队既没有依法成立，取得法人执照或营业执照，也没有施工许可证、等级资质证等，且原告市政公司与王无任何聘用手续，市政公司在县纪贺办签订修桥合同后，以赢利为目的，将根本不存在的”第三工程队“套在王子银身上，与之签订转包合同，从中牟利4.2万元，其违法事实构成，实属非法转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维持处罚决定。
「审判
桑植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市政公司声明王子银是本公司第三工程队队长，因未提交有关聘用合同和任命文件，亦未到工商局注册，不予认定。原告在与纪贺办签订修建“百龙桥”工程承包合同后，立即与王子银个人签订承包合同，从中牟利。在修建工程中，原告虽派人对工程技术进行了全面管理，但不影响合同的定性，原告与王签订的合同属非法转包合同。被告工商局作出的桑工商检处字（1996）035号处罚适当，程序合法。该院于1997年1月23日作出判决：
维持桑植县工商局桑工商检处字（1996）035号处罚决定。
市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市政公司与王子银聘用关系合法，与其签订的《施工合同》是内部承包合同，未违反国家法规，应受法律保护；工商局处罚认定事实不清，牟利4.2万元没有依据。修“百龙桥”共耗资148598.8元，实际亏损2598.8元；工商局不具备处罚主体资格，属越权执法；项目经理部（施工队）是一个具有弹性的一次性组织，随工程任务变化而调整，要办理《营业执照》没有法律依据。工商局辩称：招聘职工，都必须向劳动人事部门申请，经批准并签订劳动合同后才能证明聘用关系成立。市政公司聘用王子银为施工队队长必须注册登记并申报，市政公司与王的关系未注册，未申报，聘用不合法不成立。市政公司与王签订的合同不是内部承包合同，而是倒手转包建筑工程，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有法律界定。市政公司将承建的原工程总造价14.5万元（含追加部分）以10.3万元空手转包给王子银，一次净得利润4.2万元是事实。罗兴国只是派驻工地的一个代表，没有参与王的内部管理，而是将工程给王后，由王自行聘请石匠建筑完成，市政公司的行为属转包建设工程合同的非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依照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1）798号《建筑市场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三款、第五款、第十九条的规定，工商局具有处罚权，而1996年6月湖南省八届人大颁布的《湖南省经济合同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虽不具有溯及力，但从中看出有处罚权；工商局对市政公司处罚程序合法，定性恰当，适用法律准确，裁量适当。
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王子银道桥工程队（第三施工队）早在1992年就已确立为市政公司内部的一个工程队，其后保持相对稳定的从属关系。公司虽没有与王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但不能否定这个工程队的存在，且这一事实在该公司1992年的资质等级申报表中和1993年编制的企业年检资料中均有记载，另有王子银在建“百龙桥”过程中的有关合同、票据为证。聘用确定王为“百龙桥”项目经理，其聘用关系符合国务院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及《湖南省全民所有制建筑安装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规定。市政公司为完成“百龙桥”这一特定政治任务选派了罗兴国等人从施工放样的第一天起直至编制峻工图及技术档案，全面负责工程技术及财务管理，从而按时优良地完成了任务，承担了工程经济、技术责任。市政公司的行为不符合转包的基本特征，工商局对其作出的处罚及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湖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的规定，对转包建设工程业务其处罚权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该法规的效力大于建法（1991）798规章，工商局属越权处罚；工商局在给市政公司的处罚决定中没有向其交待诉讼权利，其程序亦违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5月12日作出判决：
一、撤销桑植县人民法院（1997）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桑植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叠工商检处字（1996）035处罚决定。
「评析
本案一、二审法院判决结果完全相反。纵观此案，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王子银是否是市政公司招聘的合同工？
法院在审理时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王子银不是市政公司的合同工，他们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其理由：1.招聘职工（含临时工）必须向劳动人事部门申报，经批准成立并签订劳动合同才能证明聘用关系的成立。而市政公司与王子银不具备这个要求；2.虽然市政公司在1992年成立时向建设主管部门申报企业资质等级表时记载聘用王子银为道桥施工队队长，但市政公司一直未与王签订聘用合同，也未给王下达任命书，从形式要件上看不合法。这一点也不具有证明力；3.从市政公司与王签订的合同来看，虽在合同中称王代表的是市政公司第三施工队，但从形式上看双方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平等主体关系；4.王子银道桥施工队一直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未办营业执照。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认定王子银与市政公司的从属关系。其理由是：1.市政公司的前身是1978年5月成立的县城建办，县城建办当时下设二个工程队，其中一个就是王子银道桥施工队。1992年桑植编委下文成立市政公司时，文件中注明了王子银道桥工程队是市政公司下属的三个施工队之一，且市政公司在《施工企业资质等级申报表》和1993年编制的企业年检资料中均记载王子银为道桥施工队队长，王为合同工。另外，从实际来看，王子银具有较高的雕刻技术，是一个民间石匠，十几年来，他与市政公司（以前为县城建办）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关系，在桑植县范围内以市政公司第三工程队名义曾完成多处建设工程，相互之间是一种松散性管理关系。虽然市政公司与王没有签订聘用合同，也没有给王下达任命书，从形式上看不合法，但不能否认其客观存在。2.市政公司聘用王为“百龙桥”工程项目经理，其聘用关系符合法律法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企业有权决定用工形式，……，企业可以与职工签订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或者以完成特定生产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湖南省全民所有制建筑安装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实施细则第一条第四款规定：“个别确实难以从城市招工的工种，企业可以自主从农村招用轮换工和临时工”。本案中，市政公司聘用王为项目经理，是为完成“工艺”桥这个难度较大的特定生产任务而与具有雕刻技术的王产生的临进聘用关系。3.王子银与市政公司签订合同承建“百龙桥”时，合同、票据中都是使用的市政公司第三施工队队长这一职务。由于存在着观点认识上的差别，一审法院采纳了第一种观点，二审法院采纳了第二种观点。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二、市政公司与王子银（第三施工队）签订的合同到底属什么性质？
市政公司强调与王子银（第三施工队）签订的合同属内部承包合同，而工商局则认为它们之间的合同是转包合同，到底该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企业内部承包合同是企业内部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法律形式，发包方与承包方是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关系。而转包的含义，根据建设部（1989）2号令《施工资质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转包是指工程承包者将工程转交其它单位，只收管理费不对工程施工进行管理，不承担技术、经济责任的行为。一、二审法院在审理时，对事实部分均认定市政公司对工程技术质量等进行了全面负责和管理。实际施工中，建设方的工程款全部进了市政公司的帐户，接受银行、审计部门的监督，且市政公司对王子银的每笔开支经过审查批准后方才从公司借支，即对王子银施工队的财务进行了管理，对外承担经济责任。对这一点，二审法院进行了认定。二审法院在认定市政公司与王子银是从属关系的前提下，又结合以下事实，理所当然地认定市政公司与王子银（第三施工队）签订的合同属内部承包合同，而不是所谓非法转包了。一审法院在审理中认定王子银与市政公司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认定了市政公司对工程技术质量进行了全面负责和管理，而最终又认定市政公司与王子银签订的承包合同，属非法转包工程合同。笔者对此认定持不同态度。既然市政公司对工程技术质量上、财务上进行了全面管理、监督，对外承担技术、经济责任，那么既使认定王不是市政公司的职工，也不能就此认定它们之间的合同属非法转包。根据国务院实行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企业可以有权自行雇佣完成特定任务的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应认定公司与王签订的合同无效。实际上王只是市政公司请的雇佣工。从整个案情来看，笔者同意二审的观点，认为审政公司与王签订的合同应是内部承包合同。
三、工商局对转包工程业务是否是有处罚权。
公司法处罚条例篇5
台湾“公司法”自施行以来，其间虽迭经修正，惟关于罚则部分则少有变动。在社会环境变迁，物价指数不断提高及经济犯罪频生，罚则部分之条文已不合时宜[1]，亟待修正与补充，以因应实际社会情势并更张法律的吓阻效果。且“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自1981年7月起脱离台湾“经济部”，改隶属“财政部”，在公司法中有关股票公开发行及募集公司债之主管机关之规定，亦须配合修正以期周延。同时，台湾在工商迅速发展的情景下，公司规模有日趋庞大、资本密集的趋势，尤其股份有限公司为然。在股份有限公司的高度发展中，其股东人数众多，大众投资人大部分为小额投资，且都是就由股票的流通而牟取利益，正因为股权分散，对于公司业务的决定与执行，欠缺影响力，致使少数股东操纵公司、谋取私利，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为求保障大众投资者的权益，促进公司的正常经营与管理，针对此一时期公司发展的弊端，也进行相关法条的修正。
1981年12月及1983年4月，“经济部”先后拟定“公司法”修正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同时“立法委员”33人，并联名声请修正“公司法”第284条及第307条两条，关于公司重整申请及法院处理公司重整，经并案讨论，于1983年11月22日三读修正通过，条文异动98条，其中修正97条，删除1条，并子同年12月7日公布施行。其修正重点及理由为[2]
（一）关于罚则之修正
1．提高罚金及罚款之数额修正前台湾公司法所定罚款数额，系为1946年时所订，衡诸当前经济情况，显属偏低[3]，爰参照现行台湾“食品卫生管理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之规定，将罚金及罚款提高其上限3—5倍，并对罚款部分增设下限之规定[4]，以为主管机关处罚之依据[5]。至原定有期徒刑部分，则增设并科罚金之规定，期收实效。吾人以为公司法在此次修订后之所以采取重罚原则。其目的在于积极保障股东与社会大众之权益，消极则在防范经济犯罪，健全公司组织。采取重罚原则对于守法的公司并无影响，而对于本质上并不健全的公司却有促使其整顿公司的作用。并且由于台湾物价水准的变动，在现行罚则过轻的情形下已失去意义，因此此次修正有其必要。
2．增订虚设公司者处罚规定公司之设立或增资应收之股款，应从实申请登记，以利稽核。如登记不实极易形成虚设之公司，从事经济犯罪之行为，为维护经济秩序，将参照外国立法例，增列科处刑罚之规定，以资防制。
3．公司负责人对于其业务上作成之文书或申请文件，为虚伪之记载者，改依刑法或特别刑法处罚“公司法”所定之刑罚，应为特别刑法的性质。但对于表报、账册、文件为虚伪之记载，其处罚反较刑法之伪造文书罪为轻，效果不彰，爰将有关此部分，明定改依刑法或其他特别刑法处断。用以提示，以资配合。
（二）修正前之公司法有窒碍难行，而需再予修正者
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达一定标准者，其股票须强制公开发行及公司员工分红之规定，对经当局核准之公营事业及主管机关专案核定者之事业，有窒碍难行之处，故修正增订除外之规定。
（三）因情势变更，应予修正者
“证券管理委员会”已于由“经济部”改隶“财政部”后，“公司法”条文中有关股票公开发行及公司债发行之审核、签证及罚款机关，均应予配合修正。原列公司的中央主管机关系指“经济部”，现改为证券管理机关，以资适应。此为技术性的修正，以为因应实际情事的需求。
（四）根据实际需要作必要之修正
台湾省“建设厅”原受“经济部”之委托办理公司设立、变更或解散之登记或其他处理业务。近年来由于台湾公司家数激增，致使台湾省“建设厅”的工作负荷繁重，兹为便民使其能就近办理相关业务，于是在公司法第7条增订第2项，“建设厅”受托办理之业务必要时得将部分事项授权县（市）政府办理。
（五）增订特别议案股东会决议之方法
依照原“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的决议，一般议案以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之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行之（第174条）；惟特别议案则须已代表发行股份总数2／3股东之出席，以出席股东过半数之同意行之（第185条），为使规模较大之公司遇有特别议案时，股东会易于召集及决议，在不违反多数决议之原则下，于现行有关特别议案决议之规定中，增订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得以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之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权2／3或3／4以上之同意行之。惟公司章程对于出席股东股份总数及表决权数有较高之规定者，从其规定，以缓和股东争购委托书之压力，及保障大众投资权益[6]。
（六）修正股东诉权之规定
为便利股东诉权之有效行使，以加强董事执行业务之责任，特将修正原“公司法”规定行使诉权应具之股权数，酌予降低，由原来已发行股份总数5％或10％之股权数分别酌予降低为3％或5％以上之股权数，以应实际需要。
（七）修正董事、监察人之选举方法
修正前之“公司法”规定股东会选任董事同时选任监察人者，应与选任监察人合并举行，每一股份有与应选出董事及监察人数相同之选举权，得集中选举一人或分配选举数人。而同时当选为董事与监察人之股东，应自行决定充任董事或监察人，其立意原在保障小股东权益，并促监察人有效行使监察权。惟按董事系执行公司业务，监察人则在行使监察权，监视董事会执行业务，二者性质不同，修正前之公司法规定使之合并选举（第198）条，似有未宜，爱将其应合并选举之有关规定删除，而恢复1966年之旧制。
（八）删除公司向公司主管机关申报财务报表之规定
依照台湾“证券交易法”第36条及“所得税法”第76条规定，公司每年应向证券管理机关及稽征机关申报有关财务报表，且当时台湾的公司家数高达28万家以上，每年如均向公司主管机关申报财务报表并予全面查核，事实上亦有困难，为免公司再依公司法重复申报及增加主管机关业务负荷，爰将应向主管机关申报财务报表之有关规定删除。同时另增订主管机关得随时派员查核财务报表，而维护主管机关之监督权。在删除此相关规定本身系因政府监管力有未逮与参考外国立法情势，但是亦引起压力团体的纷争[7]。
九、1990年之“公司法”修正
台湾现行“公司法”自1929年公布以来，前后历经多次修正。在最近一次修正系于1983年12月7日，其重点在有关罚则之规定，增订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股东会特别决议方法，修正董事、监察人之选举方法等。“经济部”针对经济情势之发展，深入检讨，就当前实务迫切需要之条文而加以修正，以为因应[8]，经“立法院”于1990年10月24日三读通过，同年11月10日公布。
在截至1990年底为止，台湾公司家数共计356504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有100647家，约占总数的28％，有限公司计253404家，约占总数的71％；而无限公司与两合公司仅各有21家与30家。从上述的统计数字中显示，台湾的公司组织型态中，无限、两合公司的设立偏少，而有限公司的家数则过于泛滥。而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本身是最为适合募集大量资金，以资本密集从事大规模经营者，然在当时资本额超过2亿新台币者仅有964家，占股份有限公司家数的0．9％而已。为使台湾经济发展迈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规范企业组织的公司法如何配合企业的实际状态为检讨修正，实为当务之急。进而在公司法修正之后将其列为重要检讨计划之中，这包括：企业组织与资本规模的检讨；贯彻经营与所有分离的公开发行公司制度的建立；承认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法制检讨与充实有限公司的相关条文；并研拟关系企业的立法[9]。
本次公司法修正共计18条，其中增订1条，修正17条。其修正重点有[10]：
（一）在加强管理方面，增列公司设立或变更登记后6个月内未完成营利事业登记者，为公司命令解散之事由，以建立“公司登记”与“营利事业登记”之勾稽。另外并增订公司经营业务有违反法令爰勒令歇业之处分者，应撤销其公司登记或部分登记事项，同时并修正提高对于经营登记范围以外业务、资金贷放限制及未经设立登记而以公司名义经营业务或为法律行为之罚则。
（二）在加强主管机关对公司业务及财务之监督方面，除增列主管机关得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派员检查公司业务及财务外，并对妨碍或拒绝检查者，增订罚则，以利执行。
（三）为配合企业经营多角化、自由化，并使公司得合理运用其资本，参考“奖励投资条例”第16条之2的立法例放宽转投资之限制；另修正公司贷放之限制，以期周延。
（四）公营事业股票之公开发行、员工分红、入股问题，依现制均不适用“公司法”之规定，为落实公营事业逐步民营化之政策，并斟酌与民营事业本质上之差异，对公营事业之公开发行等事项，爰修正为应经公营事业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就可公开发行。按公营事业之经营系基于各种政策目的及公共利益以发挥经济职能，其性质与民营事业有别，其股票是否公开发行，是否分配员工红利及发行新股时是否保留部分股份由员工承购，应由主管机关专案核定；其保留由员工认购之比例，以不超过发行新股总额10％为宜，而加以明定。
（五）转换公司债为企业用于募集大量长期低利资金之有效工具，且因可转换为股份，颇受投资大众欢迎，为配合扩大债券市场之政策及推动证券国际化、自由化目标，修正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相关规定，以配合推动可转换公司债。明定公司债可转换股份之数额，应于公司章程中载明，以供未来债权人请求转换时换发新股，并增订公司章程载有公司可转换股份之数额者，于计算第278条第1项及第2项股份总额时，包括转换股份之数额。
（六）为落实员工入股政策，促进劳资合作，增订员工于公司发行新股时所认股份，公司得限制其在一定期间内不得转让。有关保留股份由员工承购，系为落实分红入股政策之具体作法，目的在于融合劳资为一体，有利于企业之经营，如员工承购后，随即转让，非但使股权变动频繁，影响经营之安定，亦将使分红入股促进劳资合作的目的落空，爰规定公司得限制其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转让，但该时间不得超过3年（第267条第6页）。
十、1997年之“公司法”修正
台湾“公司法”自1929年制定公布至今，仍一贯以单一企业为规范对象，对于“关系企业”[11]之运作尚缺乏规定，已难以因应目前之实际需要。兹为维护大众交易之安全，保障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其债权人之权益，促进关系企业的健全营运，以配合经济发展，达成商业之目的。且关系企业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企业经营方式上，亦已取代单一企业成为企业经营之主流[12]。因此，在1997年6月重新修改“公司法”。
此次公司法之修正，主要有二部分[13]：
（一）对“关系企业”的设置。因为“公司法”于1980年5月9日经修正公布后，第六章“股份两合公司”已经全部删除（第357条至第369条）。目前尚有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种，分别规定于第二章至第五章，均有可能发生从属关系与相互投资之情形，又鉴于“关系企业”一词，为台湾企业界与社会所习用。爰将章名订为“关系企业”，并依据“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0条第3项之规定，增列为第六章之一。
（二）有关罚金罚款条文之修正。由于台湾“公司法”自1929年公布实施以来，有关罚金罚款之条文，系以“银元”为货币计算单位，而当前台湾的一切公司支付均系以新台币为准，为符合事实亦有将“公司法”中有关计算单位修加以正改以新台币为计算单位之必要。相关调整的条文幅度总计71条。这些条文都只是将银元修正为新台币，内容则未有修正。
注释:
[1]例如台湾“公司法”中对于簿册文件有虚伪记载时，原法律仅处以罚金，最重者亦不过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反较《刑法》伪造文书罪行为轻，殊属不当。
[2]台湾“立法院”秘书处：《“立法院”公报》第72卷第89期（1983年11月），第8—12页。
[3]1946年台湾“公司法”所采取的罚则精神在于“轻罚严行”，不使商人稍有不慎便限于严重的法网。长期以来台湾公司的执行情形在于执法不严，而非刑罚太轻，综观台湾“公司法”中涉及罚则规定的条文高达70余条，约占全部条文的1／6。就其内容涉及到所有公司营运规范的行为，凡有损国家、社会公益或者第三者利益的情事均有罚则的规定。实则为法律已经周密，而是主管机关人均不足，法律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力。以公司法第20条为例，在当时共有20余万家公司组织。大多未遵照规定按时呈送年度营业会计报表，主管机关亦未依法处罚，以至于徒具其文。
[4]对于触犯“公司法”的刑度是否设有下限，在台湾刑法及有关法律在有期徒刑的规定中，有一项不成文的习惯，亦即最高徒刑在某一限度以下，均不设其下限。
[4]吾人以为法律的规定本身应力求平衡，不但应在同一法内的各个条文，应力求平衡，法与法之间亦应力求平衡，在台湾当时一些经济行政法的刑罚规定皆已提升之际，作为商法普通法的公司法亦应有所调整。然以严刑峻罚以对待工商经济行为的罚度亦应有所考量。
[6]台湾“立法院”秘书处；《“立法院”公报》第72卷第63期（1983年8月），第29页。
[7]在此次公司法修法中删除向主管机关申报财务报表的规定，台湾省会计师公会提出反对意见，其所持理由为；①财务报表及营业报告为公司与主管机关定期沟通的唯一工具。缺乏此项工具，主管机关如何管理？②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营业经营加以严格的监督管理，在于避免公司负责人滥用其负有限责任的权利，作不法的勾当，损及投资人的权利，故必须按期申报，以作为监督管理的依据；③因人手与经费不足，可将报表加以调整或改由电脑输入，提供政府决策之用；④欧美等国的商业管理均已高度制度化。社会对于虚伪报表及经济犯罪者，道德制裁极为强大，公司监察人亦能发挥其功能，而台湾虚伪财务报表猖獗，家族公司林立，监察人形同虚设，外部查账极不完备，其须政府高度介入。尽管不为所采但充分说明压力团体在台湾“公司法”的修法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8]台湾“立法院”秘书处：《“立法院”公报》第79卷第78期（1990年9月），第89页。
[9]同前注，第91页。
[10]同前注，第89—90页。
[11]“关系企业”一词，已为台湾企业界与社会大众所习用，且可表达企业相互间存有特定之关系。因此，此次公司法修正中特为以“关系企业”作为一章。至于其关系之形成。主要在于公司间之指挥监督而具有控制、从属关系。其定义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财务或业务之经营者，或持有他公司表决权之股份或出资额超过他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或资本额过半数者，其相互间为有控制从属关系。公司间有执行业务股东或董事有半致以上相同情形者，或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或资本总数有半数以上为相同股东持有或出资，推定其为有控制与从属之关系。参照台湾“公司法”第：369条之2与第368条之3。
公司法处罚条例篇6
关键词：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城市规划争议
案情简介：
1993年4月，哈尔滨市同利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向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1995年10月份机构改革分立为规划局和土地管理局）申请翻扩建其所有的、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108号（原138号）院内的两层楼房。（院内原有两栋楼房，其中，临中央大街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3层；院内一栋为地下1层、地上2层。）同年6月17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达成房屋买卖协议，签定了《房屋产权有偿转让协议书》，汇丰公司付清了1000万元房款，交纳了房屋买卖有关契税费用，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同年12月7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颁发93（地）字24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同意同利公司翻建108号楼，用地面积339.20平方米。1994年1月6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以哈规土（94拨）字第2号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建设用地211.54平方米，建筑面积680平方米的3层建筑。同年5月9日，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核发给同利公司94（审）100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建筑面积588平方米。同年6月24日，同利公司与汇丰公司共同向规划土地管理局申请扩建改造中央大街108号楼。申请增建4层，面积为1200平方米。在尚未得到哈尔滨市规划土地管理局答复的情况下，汇丰公司依据同利公司取得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1994年7月末开始组织施工。至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前（1996年8月12日），汇丰公司将中央大街108号院内原有2层建筑（建筑面积303.76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9层（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建筑物，将中央大街108号临街原有3层建筑（建筑面积1678.21平方米）拆除，建成地下1层、地面临中央大街为6层、后退2.2米为7、8层、从8层再后退4.4米为9层（建筑面积6164平方米）的建筑物，两建筑物连为一体。
1996年8月12日，哈尔滨市规划局作出的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责令汇丰公司：1、拆除临街部分的5至9层，并罚款192000元。2、拆除108号院内地面8至9层，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不服上述处罚决定，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显失公正，对市规划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量。具体判决内容为：1、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中第一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撤销第二部分第1项和第2项的罚款部分。2、维持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决定第一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维持第二部分第2项的保留部分。3、变更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对该楼的拆除部分，变更部分为：该楼第七层由中央大街方向向后平行拆至3/2支撑柱；第八层从中央大街方向向后拆至4支撑柱；第七、八、九层电梯间予以保留，电梯间门前保留一个柱距面积通行道。对该违法建筑罚款398480元。
市规划局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此，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诉讼的结果，而是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推理和理由说明。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本案所涉及的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来看，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等不利决定时，或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审查时，是否坚持依照法律原则、精神和具体法律规范，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对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司法机关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相关争议的妥善解决，对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积极作用。
从本案的具体情况入手进行法律分析，不难看出，本案涉及比例原则、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信赖保护等行政法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这些原则在本案所涉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判决中均有相当的体现，并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形。笔者认为，对上述行政法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价值。下面，本文就将结合该案，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二、何谓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它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的判决书中，对其作了简短而明晰的阐述。下面，笔者结合此案例予以论述。
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汇丰公司不服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作出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表述：“……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上即为比例原则的直接表述，虽然简短，却极具价值。目前，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尚未见到有关比例原则的明确规定，但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意味着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不过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与具体的个案相结合时，其重要性愈加凸显。
比例原则意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当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应当处于适当的比例。比例原则源于德国，并且借由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将此原则概念化与体系化。依照一般通说，比例原则至少包含三部分-适当性原则（Geeignetheit），必要性原则（erforderlichkeit），以及狭义比例原则（Verh？ltnism？ bigkeit im engeren Sinne）：2
适当性原则是指所采行之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之达成，并且为正确之手段。即是说，在目的-手段的关系上必须是适当的。3这个原则是一种“目的导向”的要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也算是符合该原则的要求。4
必要性原则是指在适当性原则已获肯定之后，在所有能够达成立法目的的方式中，必须选择对人民之权利“最少侵害”的方法。本原则因此也可称为“尽可能最小侵害之原则”。5本原则是在一目的与数手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考虑及评估：1、这些手段可否同样程度地达成目的？2、这些手段中，哪一个（或几个）皆能予人民权利“最小之侵犯”？此外，该原则亦广泛使用于行政权力之拘束方面，如果予人民“负担性行政处分”（例如命餐厅限期改善卫生）而同样可达成行政目的时（如维持饮食卫生），则不可处予“撤销性处分”（如撤销该餐厅之营业执照）。6要求采取“最温和手段”的必要性原则是源于德国的警察法理论。魏玛时代的行政法学者F.Fleiner就有一句名言“警察不可用大炮打麻雀”。7狭义比例原则则是以“利益衡量”的方式，衡量“目的”与人民“权利损失”两者有无“成比例”。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及文献中最常见的是“手段不得与所追求之目的不成比例”（einmittel dürfen nicht auβer Verhaltnis zu den angestreben Zweck stehen）。8在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及文献中所描述的所谓“手段与目的之追求的比例关系”必须是“适当”（angemessen）、正当（recht）或理性（vernüftig）、均衡的。9
狭义的比例原则中有三个重要性因素（wessentlichkeit）：人性尊严不可侵害（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10；维护公益11；手段适合（tauglichkeitsgrad）12.
针对比例原则的上述三个构成原则，有学者提出了“二分法”理论。学者p.Lerche将广义的“比例原则”定名为“过度禁止”原则，其有两个构成原则-即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Lerche认为“必要性原则”是在诸多“可能”（即“适合”达成目的手段）中，仅能选择造成最小的侵害者之原则。因此，Lerche的“必要性原则”在实际的运作中，包含了“适当性原则”的功用。13但绝大部分的德国学界及宪法裁判均采用广义的“比例原则”，而很少使用“过度禁止”说。14
在一些国家的行政程序法中，对比例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1994年）第三章第三条规定：“1、在某个法律未做限制性规定，或者对该权力的行使未做限制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制作命令仍然应当考虑直接相关的利益。2、某个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15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五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二款规定：“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16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对比例原则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行政法学者近年来对于比例原则已有一定的关注。如在姜明安教授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中，将比例原则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比例原则的基本涵义，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17并进一步指出，比例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法律部门中的“帝王条款”。18笔者认为，鉴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其作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具体运作方面，应予以较多关注。
在比例原则的应用方面，有教授认为，比例原则当作司法审查的标准，可表现在其限制“立法权力”及“行政权力”两大范畴。即是说，可以以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及“行政裁量”的限制，来分别进行讨论。比例原则对立法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对立法目的性及必要性的审查、对立法“比例性”的审查，要求立法者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应当作一个“利益衡量”，使人民不致遭到“过度”的侵犯。而比例原则对行政裁量的限制，主要包括依据比例原则对行政权力作“目的上”及“手段上”的审查，例如，达成同样目的的手段是否仍有“较温和”之手段？考量各种客观因素，行政权力之侵犯是否“过度”？19也有专家认为，比例原则应当确定为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内容包括：“目的实现原则，即行政机关在强制执行过程中目的一旦实现，则应停止一切强制行为。最小侵害原则，即凡是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政手段，先用最轻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避免给相对人造成损失。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以必要为限，由轻到重依次进行，优先选用较轻的强制措施和间接强制措施。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均衡原则，行政机关在选择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时，应考虑兼顾社会公众利益及个人利益。”20还有学者则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程序性原则和实体与程序兼具原则，前者包括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后者则包括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自由裁量权正当行使原则。21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是贯穿立法、执法等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司法机关判断行政机关是否公正、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原则。它要求行政行为在目的及手段上，应充分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采取适当的手段，使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侵害得以避免或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我国法律中对比例原则尚无明文规定，22但我国的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最近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等等。由此可见，法律的宗旨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一方面，对其合法行为加以维护，确保行政目标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对其违法行为加以纠正，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使其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而比例原则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有效的作用。因此，比例原则既符合前述诸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和精神，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有力保障，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比例原则使相关的立法目的得以在行政行为的具体运作中实现，它使得法院、其他有权机关及整个社会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更为具体、细致和富有针对性。
三、法律原则与司法实践-比例原则在本案中的具体体现
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有着这样的论述：“……诉讼中，上诉人提出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中央大街保护建筑新华书店（原外文书店）顶部，影响了中央大街的整体景观，按国务院批准的”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关于中央大街规划的原则规定和中央大街建筑风貌的实际情况，本案可以是否遮挡新华书店顶部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原审判决认定该处罚决定显示公正是正确的。原审判决将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虽然减少了拆除的面积和变更了罚款数额，但同样达到了不遮挡新华书店顶部和制裁汇丰公司违法建设行为的目的，使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符合哈尔滨市总体规划中对中央大街的规划要求，达到了执法的目的，原审所作变更处罚并无不当。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述，维持原判。……”23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份判决书中，虽然并未明确提出“比例原则”，但事实上最高法院法官显然结合具体案情对“比例原则”进行了阐述，并明确指出，处罚决定“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这实际已明确表述了比例原则的核心涵义。在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显失公正，因为它“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即是说，它违背了“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侵害”的原则。就本案而言，主要是指行政处罚决定中要求行政相对人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在这里，我们需要再审视一下被最高人民法院所维持的一审判决书。
在一审判决书中，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认定：“……被告确定了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就应以汇丰公司建筑物遮挡该书店多少，就决定拆除多少是正确的。经勘验，被告所做的处罚拆除面积超过遮挡面积，故对汇丰公司的违建行为处罚显失公正。……被告规划局在1994年11月28日下达哈规土罚字（1994）第002号行政处罚决定时，汇丰公司建楼已达7层半。1996年3月5日下达停工通知书时，该建筑已主体完工并开始装修。规划局没有依法履行职责，造成既成事实，给处理增加了难度。鉴于该案原告汇丰公司建楼系违法建筑，被告处罚显失公正，对规划局具体行政行为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第四十一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判决如下：……”24其判决内容主要是对哈尔滨市规划局哈规罚决字（1996）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作了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作出相应的变更，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25
从上述一审、二审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本案中，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其判决书中都不同程度地对比例原则作了表述，并依照该原则对本案作出了合乎情理的判决。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更明确地提出了行政机关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行政相对人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作出这样的阐述，对于比例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合法、适当地行使职权，对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具有十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将该判决看作是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开端。虽然比例原则的最终正式确立还需要在法律中（如行政程序法）作出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无疑对比例原则的最终确立将起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比例原则的运用并不局限于行政处罚方面，它在行政立法、行政强制执行乃至司法审查等方面都应当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运用。比例原则能够有效督促行政立法者依法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选择出既能确保行政目标的实现，又对相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侵害最小的最优立法方案；比例原则能有力制约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强制行为，促使其采取适当的处罚方法或执行手段，使行政相对人权益所受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比例原则同样也有助于司法机关能够作出合理判断，对于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行为或显失公正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格监督，以更好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合理、适当。
四、比例原则与行政处罚中的“过罚相当原则”
过罚相当是我国行政处罚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26那么，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比例原则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呢？过罚相当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违法行为适用行政处罚，所科罚种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既不轻过重罚，也不重过轻罚，避免畸轻畸重的不合理、不公正的情况。27要做到过罚相当，应当全面了解、掌握有关违法行为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的材料、证据；正确认定违法行为人相应违法行为的性质；正确选择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罚相当原则不仅是行政处罚适用或实施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也是行政处罚设定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28
可见，过罚相当原则主要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而如前所述，比例原则则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和行政审判等各个领域。德国学者毛雷尔就指出，比例原则主要适用于负担行政行为（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公民的法律效果为标准，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的作用对关系人不利，可能是对其权利的侵害，也可能是对其优待申请的拒绝），除此以外也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广义的比例原则产生于法治国家原则，它不仅约束行政，而且约束立法。另外，该原则可用于一般性确定基本权利的界限，即作为个人自由请求权和限制自由的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要求适用。29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目标的实现，也要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尽量减少对其造成的侵害，这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行使处罚权时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采取相应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充分考量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即是说，过罚相当原则是比例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而比例原则的运用一方面不限于行政处罚领域，另一方面，它在行政处罚领域中的体现不仅包括过罚相当原则，还包括对处罚种类和幅度、对与相对人违法行为相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以及对相对人权益的全面衡量，以求采取最为适当的处罚方式和处罚幅度。而过罚相当原则主要还是侧重于对违法行为本身和相应的处罚种类与幅度两方面的考虑。
笔者认为，比例原则的确立必然要求在行政处罚中贯彻过罚相当原则，但比例原则的涵义更为广泛。就本案而言，法院在认定汇丰公司所建商业服务楼系违法建筑，应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相对人的权益，对哈尔滨市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作了相应的变更，包括减少了拆除面积、变更了罚款数额，尽量减少了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这既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更是直接运用了比例原则所确立的核心内容。
总之，比例原则在制约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上诉案所作判决必将引起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们的深切关注，这份行政判决书恰如一部鲜活的素材，为中国学者对于比例原则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五、行政处罚变更、一事不再罚与信赖保护
公司法处罚条例篇7
【关键词】职业病危害；申报；案例评析
201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职业病防治法》）修订后实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12年4月27日配套第48号总局令《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在《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一）项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明确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及其罚则。对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笔者试图通过对《职业病防治法》修订后一起未及时、如实申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项目案例的评析，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实践意义，仅供职业卫生监督人员参考。
1案情简介
2013年3月6日，我所监督员对XX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该公司涂装车间灌浆工位使用矽水泥和水泥稀释剂，根据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的检测报告（编号：p121229）显示该公司使用的矽水泥中存在：甲醇、二甲苯、甲苯、乙苯、异丙醇、乙酸甲酯、乙酸乙酯等物质，按照《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的要求其中：甲苯、二甲苯、甲醇职业病的危害因素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接受监督。而该公司提供的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表，只申报了涂装车间的二甲苯这一项职业病危害因素，未如实申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员现场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和《卫生监督意见书》，并制作对职业卫生负责人段XX（XX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管理部课长）《询问笔录》。
该案立案后经合议，一致认为应当责令XX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立即如实申报存在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七万五千元整的行政处罚。
于2013年5月10日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文号：深龙华卫职罚告[2013]1号），当事人未申请听证。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深龙华卫职罚告[2013]1号）于2013年5月16日送达，当事人于2013年5月28日完全履行。
2评析
2.1成功经验
2.1.1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所监督员员在XX电子（深圳）有限公司现场监督检查时，深入生产车间，查明了违法事实，并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和管理人员的《询问笔录》，并收集了矽水泥的挥发组分卫生检测报告（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的检测报告（编号：p121229））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申报表各一份。监督执法文书均交由当事人核实后签名盖章。未及时、如实申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的事实均在执法文书中得到体现，并与所收集的证据（检测报告、申报表）相互应证。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2.1.2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本案中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主要是未及时、如实申报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项目，其行为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接受监督”的规定，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由于该厂属于中型外资企业，取最罚款额度中位数罚款7.5万元人民币，其处罚是适当的。
2.1.3程序合法。《关于深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主体的公告》（深法制〔2012〕87号）公告已明确市、区卫生人口计生部门为深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主体。依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宝安区卫生局作为执法主体，在本案的处罚过程中，按规定进行了受理、立案、调查取证、调查终结报告、合议、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含听证证告知）。审批、下达处罚决定书等法定程序，并告知当事人享有申请复议和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权利。同时每次监督执法时均有2名以上监督员在场，并出示了有效的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证，书写的法律文书均有2名监督执员签字并交当事人签字，严格地运用了法律执法程序的合法性。
2.2案例作用
公司法处罚条例篇8
一、我国融资融券相关法律责任制度的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关于融资融券的相关法律责任规定可概括为“1+1+1”:即法律层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行政法规层面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监管条例》”)和证监会的部门规章层面的《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试点管理办法》”)中各有一个条文。具体是,《证券法》第205条规定:“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2]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的,没收违法所得,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以非法融资融券等值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78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证券经纪业务,客户资金不足而接受其买入委托,或者客户证券不足而接受其卖出委托的,依照《证券法》第205条的规定处罚。”《试点管理办法》第45条规定:“证券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在融资融券业务中违反规定的,由证监会派出机构予以制止,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由证监会视具体情形,依法采取警示、公开警示、责令处分有关责任人员、责令停止有关分支机构的融资融券业务活动、撤销融资融券业务许可等监管措施。证券公司或其分支机构未经批准擅自经营融资融券业务的,依照证券法第205条的规定处罚。”
二、我国融资融券相关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民事责任不足
综观我国现行融资融券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客户从事融资融券业务,要与证券公司签订融资融券合同,两者本质上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其权利义务,包括违约责任理应由双方协商约定,其它单位和个人本不应予以置评,但是融资融券合同又是一类特殊的契约,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及我国《合同法》的规定,都对格式合同给予了特别规范。因为格式合同的双方名义上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但由于在综合实力、订约经验、订约机会等方面都存在极大悬殊,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只能被动接受,其平等订立合同的能力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将导致结果的不公平,因此国家公权力应对失衡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格局予以矫正,使其重新恢复平衡。
就融资融券合同而言,虽然客户可以选择与证券公司签约或不签约,[3]但对合同内容基本没有谈判能力,这有可能会导致:第一,双方权利义务的失衡。如有的证券公司在合同中约定证券公司“在强制平仓时可以自由选择处置的品种、数量及平仓顺序,同时有权选择其认为合适的价格、数量进行申报”,这样,证券公司在强制平仓中的权利极大,而客户的权利可能面临被损害的危险;第二,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由于在融资融券业务中证券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客户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客户给证券公司带来的风险主要是信用风险,但这通过维持担保比例、逐日盯市、强制平仓、债权追偿等制度可以有效得以控制,但证券公司给客户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如业务系统差错、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及风险提示义务、平仓明显不当,甚至有可能是工作人员恶意违规,客户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这本应通过违约责任事前明确约定,但从实践情况来看,中国证券业协会制订的《合同范本》没有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几乎大多数证券公司都未在融资融券合同中约定证券公司出现这些情况时,如何承担对客户的赔偿责任。法律没有规定,合同又没有约定,这必然导致客户权利受损时,难以有效维护其民事权利。
正如有学者指出:“民事救济与刑事罚金、行政罚款的根本区别在于,违法者是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而不是向制度支付罚金,因而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市场监督违法违规的积极性,使违法违规行为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最终切实提高监督效率。”[4]融资融券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民商事活动,客户从事融资融券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投资收益,倘若民事责任不彰,客户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则必将挫伤其积极性,任何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场,最终将伤及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5]
(二)行政责任不完善
前述我国关于融资融券的法律责任的3个条文,均是关于行政责任的规定。设定了没收违法所得、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罚款、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等处罚;还规定了责令改正、警示、公开警示、责令处分有关责任人员、责令停止有关分支机构的融资融券业务活动、撤销融资融券业务许可等行政监管措施。由此可见,我国证券法规对行政管制格外重视,但这绝不意味着相关行政责任的完善,稍加分析,即可发现现行关于融资融券的行政责任的规定,仍有如下不足。
一是《证券法》第205条多层指代,易生歧义。该条规定的适用条件是:“证券公司违反本法规定,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的”,从字面上来看,似乎涵盖很广,将证券公司所有违反《证券法》向客户融资融券的活动都纳入了规制范围,但问题正是出在“违反本法规定”上面,通观《证券法》全文,与融资融券相关的条文也仅第42条和第142条,第42条是关于交易方式的,为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留了一个伏笔;第142条规定“证券公司为客户买卖证券提供融资融券服务,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件》中关于融资融券的内容应属“国务院的规定”,那么《证券法》第205条的适用范围是否是:1.违反《监管条例》从事融资融券的行为;2.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从事融资融券的行为?如果这样理解,违反《监管条例》的行为,有轻有重,一律按《证券法》第205条严厉处理,似乎过于严苛,有违公平原则;再对照《试点管理办法》第45条规定:“证券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在融资融券业务中违反规定的,由证监会派出机构予以制止,责令限期改正”,“证券公司或其分支机构未经批准擅自经营融资融券业务的,依照《证券法》第205条的规定处罚”,显然,该条将证券公司在融资融券业务中的违法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违反规定的”,这应理解为具体业务规则,其处罚是“由证监会派出机构予以制止,责令限期改正”即可;另一类是“擅自经营融资融券业务”的,这显然相当严重,因此按《证券法》第205条的规定处罚。可见,按《试点管理办法》,只有未经批准、擅自经营融资融券业务,才适用《证券法》第205条。综上,似应理解为,违反融资融券一般业务规则的,不应适用《证券法》第205条,但这样又与该条的文义相悖。因此,我国《证券法》关于融资融券的行政处罚,存在理解上的歧义,应予以进一步明确。
二是行政处罚过于严厉、单一,缺乏应有的梯次。《证券法》第205条对融资融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分为两类,对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并处罚款;对责任人员:警告、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并处罚款。该规定没有区别违规具体情形,一律适用上述措施,显得过于严厉,使行政处罚的程度与行政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失去了对应关系,违背了行政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原则。须知,对于一个机构来说,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无异于宣告了其业务的终结,截至目前,我国在证券行政处罚中,也仅在证券公司风险处置过程中对风险证券公司使用过撤销业务许可的处罚;对一个证券从业人员来说,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也宣告了其证券职业生涯的终结。因此,如此严厉的处罚显然要少用、慎用,对于大多数一般性违法行为,不宜适用。但我国证券法中关于融资融券的行政责任仅此一条,没有构建一个不同层次的处罚体系,使得行政处罚缺少应有的梯次。
三是义务与责任对接落空,行政处罚无所依归。“仅有义务而无责任的法律规定,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但《证券法》却存在许多义务与责任失衡的情况,即对某些行为作出了义务性规定,但却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责任。”[6]如《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54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违背受托义务侵占客户担保账户内的证券或者资金”,但却找不到证券公司违反该项受托义务时的法律责任。对照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其列举相当详细、全面,可谓不厌其烦,惟恐有所缺漏。[7]
(三)刑事责任缺位
我国《证券法》和《刑法》上均未就融资融券业务中的犯罪行为做出刑事处罚,这不利于惩治相关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不妨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美国《1933年证券交易法》第78条之32节第1款规定:“任何人故意违反本法……或者其下的任何规则和规章的任何规定……应被处以不超过100万美元的罚款或者不超过10年的有期徒刑,或者两者并罚……。”《日本证券交易法》第208条规定:“有价证券的发行人,证券公司,交易所等的高级职员于下列场合,处30万以下的过失罚款:(一)……违反第49条第一项(有关信用交易保证金的规定)或者……违反第162条第一项(信用交易的规定)”;第197条规定:“符合下列各条所列之一者,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的罚金,或二者并处:……(七)违反第156条之三第一项规定未经大藏大臣许可而经营该项规定的业务(即证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借款借券)。”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75条规定:“违反……第43条第一项(信用交易方式的规定)……第60第一项(信用交易的规定)……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15万以下罚金。”可见,对于严重的融资融券违法行为予以刑事处罚,这是较普遍的做法,我国证券法中仅规定了行政处罚,没有刑事责任,这对于打击违规是不够的。
公司法处罚条例篇9
气象短信惹来行政罚款
去年6月10日，宁网公司与北京维艾思气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维艾思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由维艾思公司向宁网公司提供天气预报信息。利用此信息，宁网公司通过网站平台，以短信订制和短信点播的方式，向移动手机用户发送气象短信。过了1个多月，南京气象局接到南京气象台对宁网公司的举报，便于8月7日向该公司送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此后，气象局执法人员两次到宁网公司告诫停止，但该公司并没有执行。去年11月25日，南京气象局正式向宁网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对该公司作出了警告处分，并罚款2万元。宁网公司不服处罚将南京气象局告上了法院。
处罚是否有法律依据
宁网公司认为，气象局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是《气象法》和《江苏省气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但是从具体法条上两者有一定冲突。《气象法》第25条指出，要“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而《江苏省气象管理办法》第15条却要求“必须使用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限制明显过严，下位法应当服从上位法。
对此，被告认为，《江苏省气象管理办法》第15条是根据气象预报的及时性、准确性这一特征，对《气象法》进行细化的规定。
这场官司因何而起
公司法处罚条例篇10
办案实践中，司法解释仅将开设的立案标准表述为“开设的，应予立案追诉”，而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可供参考，不少办案人员感到难以把握、不好理解和适用。是否每名涉嫌开设的犯罪嫌疑人都必须立案追诉？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开设案的立案追诉标准，应注意把握下面几个问题。
一、关于“行为犯”的基本概念
我国刑法理论将犯罪的既遂形态分为四种，即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行为犯与结果犯相对应，是指实施完成刑法分则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要求发生特定的危害结果即可成立既遂的犯罪类型。例如抢劫就是典型的行为犯，《刑法》第264条只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只要行为人实施完抢劫的行为，不论其抢到财物价值多少或对被害人造成何种伤情，既可成立抢劫犯罪既遂。
我国《刑法》第303条第二款，在法条上采用简单罪状表述开设，并未附加“情节严重”或“数额较大”等构成要件，而直接处以法定刑。2008年最高检、公安部的联合解释对开设案的立案追诉标准，亦只规定“开设的，应予立案追诉。”很显然，开设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开设的行为，不问行为人获利多少、开设规模大小、参赌人数多少等危害结果，即视为触犯刑法，达到立案追诉标准，应当依法进行立案追诉。
二、关于罪与非罪的界限
我国《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从《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看，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又补充说明例外情况，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说明，犯罪现象与实践案例错综复杂，即使属于犯罪的范畴，也有例外“不认为犯罪”的情形。因为法律条文不可能精确描述现实中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现实中有些行为确实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特征，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却不宜作为犯罪处理。例如，子女盗窃自家财物数额较大的，如果依照《刑法》规定应当定罪追究，但根据案件情节及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实践中一般也不作为犯罪处理。
因此，为了完善法律语言的周密性，避免司法实践上纲上线，造成《刑法》打击面过大的弊端，立法者关于犯罪的定义并不“一刀切”，而是以“但书”部份来补充说明例外情况。即：属于犯罪的情况也有例外，即便是符合“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如果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刑法》总则是《刑法》分则的抽象与概括，总则内容对分则内容具有指导和制约的作用。因此，《刑法》分则第303条第二款关于开设的规定，也必须受制于《刑法》总则第13条的规定。即便是“行为犯”，行为人实施了“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开设行为，如果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这是由于《刑法》关于犯罪的本质定义所决定的。
综合“行为犯”概念及《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对于开设的立案追诉标准，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情况下，开设作为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开设的行为即可成立开设罪，应当立案追诉。但是，根据案件情节及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如果行为人开设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我们也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不作为犯罪处理。
三、如何把握“不认为是犯罪”情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司法实践中，关于罪与非罪的界限，司法机关通常以司法解释形式，对各类犯罪设定一定的数量、程度或结果，来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另外一种情况为，某些犯罪情形难以用一定的量化标准来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刑法条文或司法解释就对该类犯罪附加“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条件。
如：《刑法》第293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三条第（四）项，以“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作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追诉标准的兜底性规定，等等。
刑法理论上将这类以“情节恶劣”或“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类型称为“情节犯”。如果考虑《刑法》第13条的规定，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外，任何犯罪的成立都需要一定“情节”的存在，这就得出最广义的“情节犯”概念。如何把握情节“恶劣”、“严重”或“显著轻微”标准来区分罪与非罪？笔者认为，“恶劣”、“严重”或“显著轻微”的词性属于形容词，在客观上没有可见的模式或标准以供掌握，而要将其应用于司法实践，则只能完全取决于司法工作人员内心评价。
所谓“情节”，是指案件出现、发展、变化的情况和环节，它包括作案的时间、地点、次数、手段、方式、原因、动机、目的、过程、结果、后果、主观恶性、被害人过错、悔过程度等等诸多因素。司法工作人员在评价某一案件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或是“显著轻微”时，应当在详细了解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熟悉整个案件情节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知识，综合考虑上述多种因素的状况，从而对整个案情总结作出是否“恶劣”或是“显著轻微”的评估结果，以此来决定和处理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