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1
关键词：消费文化；红色经典改编；商业化现象；反思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182-03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期，一批改编或重拍的红色经典影视作品，不断掀起红色文化的浪潮风靡全国。红色经典是当代最具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既有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的特征，又饱含着百年中国革命历史所凝聚与建构的民族精神，传承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主题，其经典价值弥足珍贵。但近年来，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消费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和影视媒体，红色经典已不仅是民族精神象征的文化载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化消费品，一种通过市场运作可产生丰厚利润、高额利益的文化商品，因此，对红色经典改编过程所产生的“无节制改编”、“过度炒作”的商业化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具有现实意义。
一、红色经典的诠释与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
一般认为，红色经典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作品，即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约定俗成的、群众公认的、岁月久远的、影响最大的、描写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经典作品”[1]。在“红色的年代”，一批以讴歌中国共产党、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弘扬崇高的理想信念，赋有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的文学作品，承载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战争与和平的历史铭刻，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红色经典不仅是历史叙事和人物叙事，更蕴含了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和岁月洗礼所凝聚的民族精神、民族信念和民族品质，具有大众化、民族化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在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时期，红色经典的人物和故事依存于文学、广播、戏剧、影视、绘画、音乐和舞蹈等艺术样式，鲜活地演绎和诠释了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和经典品质，发挥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
当年，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红色经典影视中最具影响力的，如《红旗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南征北战》、《平原枪声》、《》、《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日》、《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小兵张嘎》、《鸡毛信》等等，这些作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为指导思想，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民族精神，在忠实原著、尊重历史的原则下进行艺术再创作，实事求是地再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血与火的生活，反映了中华儿女在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不仅探索出一条通向文学大众化的路线，取得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教育的效应，而且将中国近现代革命中所承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牢牢地铭刻在一代人的内心世界，激发年轻一代更加珍惜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活。
红色经典代表着一个时代，诠释了一种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红色经典承载的精神和价值是永恒的，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历史的传承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在传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和丰富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更具现实意义：首先，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中，继承红色经典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历史价值，有利于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融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并转化为激励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其次，红色经典对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主流文化，发展民族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构筑抵御西方主义思潮侵蚀的精神文化防线有积极作用。再次，红色经典改编不仅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证明了只有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产品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持和坚实的道德基础。
当前，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浪潮浩浩荡荡，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文化思潮与世界潮流接轨。在一定的意义上，全球化本质上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由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渗透，当代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面临着挑战，曾经风靡红色年代、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遭遇了西方消费文化思潮的席卷，其原本单一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逐渐被利益驱动的消费主义吞噬。但是，红色经典毕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英雄传奇，革命与战争、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红色题材，仍然具有凝聚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功能作用，为讴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创作源泉，于是，在大众消费文化需求的牵引下，对红色经典内涵的诠释赋予了市场经济内涵和消费文化形态，红色经典作品已不仅具有精神文化价值，更具有商业化、商品化的市场价值，成为通过商业运作可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的消费文化商品，这样，红色经典就从神坛上走向通俗化、大众化和商业化的消费文化市场。所谓“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2]65。“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2]123。因此，消费社会视域下，商品化、利润化成为红色经典的一种生存方式，满足大众文化消费市场的娱乐性、效益性和时尚性方面的需要，成为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一个必然趋势。诚然，将大众化和通俗化，与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结合，使得“红色经典对现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转换、改造和普及无疑是相当成功的，这对于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更好地解决民族化、本土化问题仍具深意”[3]。例如，近年来的一批具有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的红色经典“大片”：《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开国大典》、《大决战――平津战役》、《鸦片战争》、《建党伟业》等，在创作上取得了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既体现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时代人物叙事的艺术魅力，又弘扬了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近年，电视和网络成为普通大众的文化消费工具，对多样化、通俗化的文化消费品的需求更为迫切，主旋律主导的文化市场和革命历史记忆的情结，使红色经典电视剧的改编再次引领，成为了消费指数较高的流行文化产品。尤其是将现代高科技运用于历史叙事的红色经典改编，更提升了梦幻艺术和时尚审美的效果，达到了现代化叙事艺术的新境界。如《永不消逝的电波》、《红日》、《红岩》、《延安颂》、《铁道游击队》、《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和《亮剑》等，这些红色经典的再次改编热播，其内含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对当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意义弥足珍贵。
二、对“无节制改编”与“过度商业炒作”现象的反思
1.无节制地改编，搞乱人的历史观
众所周知，红色经典是20世纪“救中国、发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和艺术结合的文化产物，其真实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精神风貌，发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具有中国先进文化的经典品格，更是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所谓“史以载道”，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读史、知史、明史、用史”的民族传统，梁启超说过：历史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红色经典虽然不是历史学或历史教科书，但始终来源于中国革命历史，改编与再创作都不能背离历史而成为抽象艺术产品，或是单纯的消费商品。时下消费主义思潮波及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一些人对红色革命历史和民族英雄缺乏敬畏之情，在市场收视率与商业利润意识的驱动下，对红色经典原著毫无节制地进行改编、杜撰与虚构，甚至逾越了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改编应该坚持的严肃态度和实事求是原则的底线；如对抗日战争历史题材改编的电视剧《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八路军、武工队与日本侵略者激烈战斗的场面，大量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制造出枪林弹雨场面，给人以身处现代化战争的视觉冲击，一些所谓“抗日神剧”更是莫名其妙、神乎其神，炮制者无节制地编造历史情节，搞乱人们的历史观；在《红色娘子军》、《沙家浜》、《林海雪原》等红色经典中，一贯以来被群众公认的、历史上影响重大的英雄人物，由于要迎合时下一些“无厘头”、“猎奇者”的癖好，被无节制地改编和歪曲，将英雄人物鄙俗化，根本背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提出“史有生命”的思想，认为历史的生命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生命体现，“生生不息”的历史生命，“而有生命的历史（即民族历史精神）则能由过去穿透现在直达将来”[4]，红色经典的生命力正是来源于“生生不息”的百年中国革命与建设、战争与和平凝聚成的民族精神，这是影响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我们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无数的革命志士用鲜血和生命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一条红色的历史脉搏将祖国的昨天与今天相连，历史精神在新时代赋予了新的蕴意：即爱党、爱国、奉献和创新，这是现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心声，也是当代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只有尊重历史，红色经典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才能生生不息，才无愧于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经典代表。与消费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消费文化商品，其价值本身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愉悦和心理，避免不了市场化、大众化和世俗化，但是，红色经典不是单纯的消费文化商品，更是“我们国家、民族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的共识，英雄人物体现出的价值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5]。因此，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象征，决不能等同于娱乐商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最敬仰和最尊重的民族英雄，最值得珍惜和守护的历史记忆，这对于建构当代人的历史认知与历史伦理影响重大，对于红色经典影视的改编必须是有原则、有节制，历史事实的正义性和伦理性原则是毋庸置疑的。
2.过度的商业炒作，误导人的价值观
消费文化是物质消费文化和精神消费文化的总和，受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习惯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红色经典本质上不是物化消费品，而是一种特殊意义的精神文化产品，其特殊意义在于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符合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性，承载着当代中国社会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理念。正如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指出：“‘红色’是指流贯在作品血脉中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想风貌；‘经典’是指在艺术创作中的深厚功底，对丰富广阔的现实生活真实、深刻的体验和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受到西方消费价值观的影响，商业炒作主导了文化消费市场，红色影视作品的改编与炒作如影随形，以博取收视率和追求商业利润为价值取向，消费者不自觉地被商业炒作者的消费意识和价值观念所操控，以至于销蚀了红色年代历经磨砺所铸成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价值，陷入消费主义的迷失。
基于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的需要，红色经典改编成影视剧的目的，以追求文化消费市场的高收视、高回报、高效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以大众的接受度、认同度为前提，必须以根本满足消费大众的愉悦精神、启迪心智和陶冶情操的需要作为社会尺度。近年来，大多数红色经典作品的改编都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将典型历史题材、英雄的传奇性和生活人性化有机融合，达到大众化、商业化和红色化的效果，弘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永不消逝的电波》、《恰同学少年》、《我的团长我的团》、《历史的天空》，还有属于红色经典当代延续的《狼毒花》，《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获得社会轰动效应。
不过，当制片商将红色经典当作单纯的消费商品时，红色经典的价值就是市场、利润、商品、效益的总和。一些文化商人常常以商业目的、商业手段改编影视剧和制造卖点来炒作，以“躲避崇高”走向世俗的名义“过度炒作”为改编原著开路，解构了原有作品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伦理，使红色经典“没有了原著的核心精神，没有理解原著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使电视剧与原著的核心精神和思想内涵相距甚远”[6]。例如，《苦菜花》、《芦荡火种》等改编和推销，借助以大众传媒将媚俗、庸俗作为卖点大肆炒作，不顾误导大众、歪曲原著的后果，贬损了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英雄，消解了红色经典蕴含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污染大众文化消费市场。
由于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极大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牵引着消费文化市场的运行和发展。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必须坚守和弘扬的，而红色经典内蕴的20世纪“救中国、发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流贯着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是不应该、不允许被商品化的，经典的改编者应该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历史意识，要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去塑造人物、重叙历史，在文化消费、市场规律和文化建设之间找到合理的支撑点。
事实上，红色经典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所洋溢的对信念的坚守，以及英雄气慨、爱国情怀、集体主义意识和勇于献身精神等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以社会或时代变迁而彻底改变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市场化、商业化的消费社会语境下，发挥红色经典的思想引领和历史教育的教育价值，既是对中国优良的精神文化遗产的传承，又是对文学价值的激活与创新，是对当代青年人的精神文化匮乏、经典缺失的一种珍贵补偿，同时，对提高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无疑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总之，消费社会的大众消费文化转型，红色经典历史题材改编与现代题材的影视创作，将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现实的挑战，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保持中国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先进性，需要文化产业和大众群体，理性和自觉地应对多元价值观、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的信念决不动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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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2
关键词：“红色经典”；文学审美；人本性；政治意义；审美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114-04
“一个词语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利。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1]这里的“群体共识”指的便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理性。政治理性形成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发展进程中，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里社会上流行的政治理念和态度，揭示着整个民族群体的普遍政治心态。“红色经典”文学正是受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理性即“红色理性”的影响，将“人性从属于阶级性的理念非常突出地体现在表现革命历史的文本中。这些以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无一例外地宣扬了在阶级性面前，人性要无条件让位的思想。”[2]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阶级性曾经被放大，不容置疑地被定为人的本质属性，从而产生了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冲突，文本的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矛盾与冲突。本文拟对“红色经典”文学这一矛盾与冲突作一粗浅的人本性解读，进而阐释“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和审美意义。
一、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在经历漫长的革命战争后，伴随新中国的建立，“斗争”、“革命”、“枪杆子”已成为我国新的时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理论概念和实践标准，“红色”和“革命”也已成为艺术创作的主导型话语和基本叙述原则。“红色经典”文学便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产生了，成为在政治和思想意义上适应“继续革命”理论的文学作品。“红色理性”是“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等。而“红色经典”文学中赞扬的人性正是在“红色理性”制约影响下的人性，因而，必然会产生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1.政治理性是人性的表现形式。“政治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精神现象，是受人的政治目的和意志所支配的精神活动及在政治生活中按一定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运作的认知形式和认知能力。”[3]其中，政治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原始社会组织形态中，由于还未产生一定的阶级制度和等级之分，所以早期人类的政治理性是以追求生存、自由、真善为目标的政治理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对自身内在本性进行约束，政治理性以规范社会政治生活作为目标，法律、规则成为政治理性约束政治生活的工具。
而人性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在满足自我生存需求的前提下，对所处环境的关照，它取决于人在群体生活中逐渐演化出来的生存智慧、价值取向。美学中的人性分别为善恶两面，善的人性在行为上表现为善良、宽容、慈爱等，恶的人性则表现为自私、贪婪、残忍等等。在人类群体内部成员中，由智能优越的成员制定实施一定规则，从而影响着其他人类成员，这是政治理性对人性产生影响的表现。它扼制人们对群体内部成员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强调和追求展现真善美。同时，它往往也促使人们对群体外部人员呈现出一种敌对或漠不关心的状态。由此可见，政治理性是人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人对自我追求的表征，目的是更好地适应社会，从而提高主体的生存状态。
2.“红色经典”产生时代的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1938年，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提到“中国的问题离不开武装解决。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4]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红色理性”。它属于政治理性的范畴，体现着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理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指导国家发展的政治理性，并直接影响当时社会文学的发展，是一整套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原则。
“红色经典”是红色理性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的直接实践，当时，大多数“红色经典”创作者因为长时间受到革命战争的影响，心理上具有强烈的红色理性的倾向。创作者们力求将我方革命者传奇化、敌方妖魔化，从而衬托出小说所要表现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塑造出的小说人物，基本不存在中间人物。此外，主题先行决定了人物的塑造，所以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都具有传奇性的特点，如《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孤胆闯敌穴，智擒顽匪……由此可见，“红色经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具有一定共性，小说作者在塑造出了一个个无私忘我、不畏艰险的鲜活英雄形象时，一方面尽可能放大他们善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尽可能缩小其恶的人性，从而淡化英雄人物的世俗幸福，扼制人的一些基本的本性，这时的“人”便少了一些真实主体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个宣扬红色精神的人物范本。
产生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政治理性在相当程度上遮盖了个人人性，人成了某些社会规范的载体。在这种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矛盾与张力中，受到“红色理性”影响的创作者，从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当时的社会责任出发，采取模式化、集中化的处理方法赋予小说人物政治灵魂。英雄人物的形象也确实存在被过度拔高，英勇善战、大公无私、不怕牺牲、没有精神危机成了英雄们的基本特点。在朱老忠、江姐、少剑波、杨子荣、许云峰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丝毫“小资产阶级情调”，他们外表高大、眉宇中正，具有崇高的阶级性的政治道德，已经成为为政治服务的模板。这种处理方法造成了作品中“人”性的某些失落，这里的“人”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具有本我的人，是具有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与欲望的人。“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体……”[5]正是这种“红色经典”中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使“红色经典”文学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二、文本的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矛盾与张力
在“红色经典”中，人性中个人的爱恨情仇大都被认为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应有的情愫，而高尚理想的人性才是一个英雄人物应具备的。“红色经典”文学创作者一方面基于革命历史事件真实，从中寻找英雄典型，另一方面对事件进行艺术加工，在强调人物的阶级性以及革命斗争的不易与艰辛时，进一步拔高了英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具有强烈目的的夸张的艺术处理手法，也导致了“红色经典”文本产生一定程度的历史虚构性，人物也容易缺失“人”的真实主体性，从而产生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矛盾与张力。
1.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内在矛盾与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红色经典”文学曾遭到是否具有其历史真实性的质疑，有些人完全站在所谓真实历史事件的角度对“红色经典”文学进行评判。然而，文学艺术不是历史史实，更不是历史原貌，而用历史真实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有悖艺术创作规律。
在一个“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题材是否“政治”决定着作品的艺术价值。所谓“政治题材”，“一定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6]这便要求创作者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对作品故事及人物进行“政治化”加工，即事件“夸张化”、人物“红色化”。《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为了突显剿匪小分队的英勇神武，将顽匪由20位增长到了200位，将原本的战士人数由6位增长到了20位。6名战士剿匪20人固然是以少胜多、以智斗勇，而20名战士与二百名顽匪的数量对比更能体现出我方战士坚强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曲波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家在宣传烈士事迹时为何要作这样的文学处理？这是因为在那个强调“政治第一”的历史环境下，文学、教育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曲波等“红色经典”文学作家并不是纯粹的作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革命激情燃烧的党员干部。他们的职责和心愿，就是为了记录残酷的敌我斗争，用英雄精神教育青少年。所以，在“红色理性”至上的社会大环境中，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矛盾，这不仅在情理之中，也符合艺术创造的规律。
曲波在写杨子荣牺牲章节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情感，所以他将《林海雪原》的结局写为杨子荣并未牺牲，剿匪胜利后担任了团侦察参谋，又和战友们踏上了新的征程，但现实生活中，杨子荣在消灭“座山雕”几天后便因为胸口中枪牺牲了。小说中杨子荣的“不死”一方面寄托了作者的个人缅怀战友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是将英雄人物“神化”，让其保持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此外，小分队的战士们在东北零下40多度的恶劣条件下还能生存6天6夜，这已经是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行为，不可能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轻而易举，所以这一切都是将作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的艺术虚构，这种艺术虚构，是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而展现出的人性美和崇高美。
2.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理想的人性是个体的人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达到的平衡，是单一的美善人性。席勒将人性分为三种形态――感性的人（自然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政治的人），因为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描绘的理想国度都闪耀着理性光辉，比如柏拉图《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求；陶渊明《桃花源记》――追求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大同社会。由此可见，理性的人是人性追求的最高层次，是理想的人性。成为审美的人是将感性的人变为理性的人的唯一途径。具体来说，人性冲动分为感性冲动、理性冲动和游戏冲动，感性冲动是对周围物质的直接反映，是客观实在的；理性冲动是要求绝对的理性，要克服物质存在的盲目性，使人性获得最大的自由。当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二者在人身上同时作用并达到统一时，游戏冲动便产生了。席勒认为只有在游戏冲动中，人才能克服外部世界和内在冲动的片面性，达到和谐完善的真正的自由，从而产生审美。因此，美其实是人类主体的一种状态，是人性达到完满统一的理想状态，同时，美也是独立人性的自由追求。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红色经典”作家在对“英雄”的认知上，相对忽略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往往把人的感性当作本性，并对其表现出排斥与逃避的情绪。《红旗谱》作者梁斌说：“几千年来，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有勇有谋的农民英雄，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农民英雄的塑造，应该越完善越好，越理想越好。”[7]对此，创作者直接的行为是在描写人物时，对其斗争事迹进行夸张叙述并突出描写其政治品格。《红岩》中的江姐看到悬挂在城墙上丈夫的人头时，强忍住泪水，内心更多的是一种自责情绪。此时此刻，她心里挂念的是党交给她的任务，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流露出内心的痛苦，没有权利在这里逗留。江姐面对自己心爱人的牺牲是异乎寻常理性的，她的理性和意志完全控制住了感性情绪，甚至会羞愧于自己因失去亲人而产生的悲痛。如此的英雄是没有如普通人一般的儿女私情、天伦之情的，他们心中只有为了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豪迈、自信、英勇。这样的人性是理想人性，这里几乎只剩下一个毕生只追求政治理想的人。在这种理想人性与现实人性的矛盾与张力中，英雄人物的完美性、理想性压倒了现实中的人性，这既使人们肃然起敬，但又似乎缺少了人们的某些认同。
综上所述，“红色经典”的创作者们受到“红色理性”的影响，并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理想建构了“红色经典”文学这样一种文学艺术样式，虽然其中充满了政治理性与个体人性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历史虚构性与真实人性缺失的内在矛盾与张力，但亦正是这种内在矛盾与张力，使其作品具有了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三、“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红色经典”文学在“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中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体内容得到了最为广泛而有力的传播，它对整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是其它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8]这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传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乎国事的民族传统和精神旨趣，塑造了一系列‘兼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时代的典型’，强烈而集中地表达出了中华儿女投身水深火热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历史洪流的政治热情和英雄气概。它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社会责任和使命意识的当代再现，也是自古以来崇尚英雄的民族审美观的集体展现。”[8]因此，“红色经典”文学中蕴含的政治理念和审美态度，使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具有强烈的、独特的政治意义与审美意义。
1.“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政治意义。“红色经典”文学记录了战争年代和新时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辛经历和历史进程，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先进文化和取得的非凡成就，具有极大的政治教化作用和励志作用。它是从我国民族的、历史的丰厚土壤中产生的，凝结着创作者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操。这种强大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核，它使革命者时代精神透过文本的中介表达而显得更为集中、形象。“红色经典”文学为特定时期的人群建立了强烈的认同方式，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以及道德教育均具有重要的历史的时代意义。
历史不能割断，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红色经典及其审美特色。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历史上涌现的英雄，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需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英雄，了解究竟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不畏艰难，不惧牺牲。“红色经典”文学所传达的红色精神，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化作用。对于现当代青年来说，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年代的青年人，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直观地接触那段历史、了解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气概、了解什么是集体主义、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从而深刻地感受到社会责任和民族使命感，感受到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红色经典”文学所具有的励志功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励志意蕴超越时空，不仅仅有助于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忠诚，更能促进一个人形成正确的人生信仰和终生操守。从空间上讲，在作品中，杨子荣的智勇深深打动了他的战友，独身进入威虎山并成功剿匪成为连队的革命楷模、渣滓洞中的狱友纷纷表示自己被提出去审问的时候，心中总会想起勇敢、坚强的江姐，她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在作品外，有成千上万的读者被战士们为革命理想献身的精神所感染，纷纷将英雄们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模仿着故事中英雄人物的言行，以革命精神为指导，在实践中克服自身缺点、不断追求思想觉悟和行动进步。《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虽然有着小资产阶级的弱点，但是经过她对周围先进人物的学习和对自我的深深反思，最终克服自身弱点，在革命斗争中寻找到了个人生命价值。此外，从时间上看，由于革命战争结束不久，革命精神和民族气节最能激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政治热情，这是一个时代的信仰，是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对于人文精神缺失的当今社会，“红色经典”文学可以为富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提供必要的思想源泉和精神价值，它蕴含着超越了历史时空的政治价值，带给人们深远的励志意义。
2.“红色经典”文学独特的审美意义。“红色经典”文学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结晶，是“红色记忆”的审美适应性扩展。“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价值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主要通过创作者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达到审美升华，同时对人物形象进行生动、立体、多面的审美塑造，从而表现“红色经典”丰富的审美意蕴和价值作用。“红色经典”文学的审美意义一方面表现在其所传递的“革命必胜、不畏牺牲、追求生命意义”主导品格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多样化的艺术路径上。如，《红岩》中的许云峰有着极高的政治敏锐性和果敢镇定的气魄，他顶住别人质疑的压力，挖通监狱墙壁，为战友们打开了一条通往光明的暗道，但他却没有自己使用。相比之下，叛徒甫志高贪恋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安逸，最终叛变了革命，从反面衬托了英雄们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红色经典”文学中的英雄人物都被描绘成无私无畏的革命忠实信仰者，从外貌上看，男性英雄人物英勇魁梧、浓眉大眼；女性则端庄大方、机智聪明，男性强壮化、女性男性化是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而反面人物则往往是尖嘴猴腮、面露凶光，这些反动反人民的本性从其丑恶的外形上便可得知。“人物从出场时就被归类和划分，分别贴上了两个阵营的标签，政治身份已经决定了身体的外形和姿势……身体更像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创作者用来承载意义的隐喻，借已形成‘符号’的身体而注入了意义与价值。”[9]通过正面描绘或反面衬托所要表现的英雄精神的崇高是“红色经典”文学所要表达的审美内涵。虽然，其中存在一些片面性、极致化，但这种简单朴素的美学观念有着深厚的群众适应基础，通过史传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中可知，明君贤臣、良将义士在京剧中总是用红脸（赤胆忠心）、蓝脸（刚直勇猛）或者黑脸（忠心耿直）等颜色表示，而白色则用来表示阴险狡诈之辈；而绘画艺术中，为了突出帝王将相的德高望重，他们往往在人群里会被画的更大一些。红色经典正是通过对小说人物一正一邪的对立描写，突出了文学作品追求崇高的审美内涵。
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经典”文学是中国式的经典，蕴含了特定时代下的创作者对中国文学付出的努力。在创作过程中，许多作品都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概括、升华，最终将“史实”转变成了具有审美价值的史诗巨作。还有部分作品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提炼人民的真实情感而进行创作的。比如《红岩》是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改编的、《林海雪原》是以作者曲波的亲身经历为基础、《铁道游击队》记录了“鲁南军区铁道大队”的事迹、《红色娘子军》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由此可见，“红色经典”文学是一批历史事实经过审美升华获得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典范。此外，对叙事结构的审美处理是“红色经典”文学创作的另一艺术路径。每一部“红色经典”小说内容都是丰富而特殊的，怎样将这些凌乱、松散的写作素材完整地串联到一起，成为一段有序的历史叙事绝非易事。创作者们需要通过纵向和横向交织叙述的方法，将素材整理成几条并联的线索。《红岩》“作者在复杂的斗争中整理出三条线索：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狱中斗争、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他们所领导的城市运动、华蓥山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10]这三条线索互相紧密交错，共构故事脉络。在以上几点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红色经典”文学艺术路径上的多样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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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海娟.论“红色经典”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D].辽宁师范大学，2007∶1.
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3
关键词：红色旅游文化；和谐社会；意义作用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主题性旅游形式，近年来在神州大地逐渐兴起，并正在成为人们参观旅游的热点，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新生事物。那么，它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笔者通过对长征征途转战时间最长的贵州省，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南昌和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明山革命老区等地的考察，从中感悟到：红色旅游文化，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政治、文化、经济意义
（一）政治意义
红色之旅，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是一部重温光荣历史，重走胜利之路的革命史诗。她有助于人们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在中国革命伟大征途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挖掘红色旅游文化，就是弘扬革命精神，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足迹深深地铭刻在华夏沃土上，深深地铭刻在民众心坎里，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在当前人们出游定位中，绝大多数游客把体验长征文化、革命圣地文化、老区文化作为首地筛选目标，这充分说明红色旅游文化深得民心。如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五龙潭”风景区革命史迹陈列室建成后，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年轻党员和党员干部认为，原来总觉得政治教育都是一些虚的东西，现在看来，通过身边的红色旅游景点游览，确实让人感到既摸得着又身临其境，很有教育意义。实践证明，寓教于红色旅游，是人们自我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切实有效的举措，在当今创建和谐社会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
（二）文化意义
红色之旅是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中国革命斗争遗留的各种纪念物，不但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红色旅游的过程，既是观光赏景的过程，也是学习历史、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修养的过程。笔者曾在几年前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到达过贵州省，这里不仅是一个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而且是一个具有中国革命转折意义的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重大历史事件遗迹比比皆是。从考察中了解到，贵州省在1930年4月至1936年4月的六年间，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红九军先后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足迹遍及67个县，建立了滇黔桂、黔东、黔北和黔西北革命根据地，有1万多各族群众参加了红军。这些历史，有的在课本上和有关资料中有所了解，但大多数是鲜为人知的历史。通过游览大量的革命文物和遗址，如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娄山关战斗遗址、乌江渡口、四渡赤水等，让人真正体会到了长征文化精神。这些革命文物和遗址、会址，构成了贵州不可多得的红军长征文化旅游资源，为贵州进一步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开展红色旅游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文化。红军的革命史迹，使贵州美丽的山河倍添光彩。
通过红色旅游文化，了解革命历史知识，挖掘革命精神内涵，赋以新的时代特色，培育新的时代精神，推动了广大公民思想道德的升华，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途径。
（三）经济意义
通过对红色旅游景点考察发现大多数革命遗址地位于尚欠发达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把政治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革命老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一项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红色旅游既是政治创新、文化创新，也是经济创新。红色旅游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的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比如革命圣地井冈山，原是一个不毛之地，通过红色旅游文化的开发，旅游收入占该市年经济总量60%以上，老百姓大部分收入也来源于旅游三产，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近年来不但摘除了贫困帽子，而且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高速公路、机场、居民住宅、新城区等全面建设，井冈山市将成为高山中的花园城市。又如地处四明山革命老区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的五龙潭风景区革命史迹陈列室建成后，不但游客量增加，旅游收入成倍增长，而且知名度也逐步提高，通过短短三年时间的建设，一跃成为国家4a级风景区。
红色旅游是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的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创造，她的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成为发展老区经济、造福老区人民的重要产业。
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维系和谐社会纽带作用
红色旅游是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理想信念、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我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否则，就难以有效整合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意志，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贯穿呢？虽然方式多种多样，但红色旅游文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不可或缺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红色旅游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谐社会离不开实践体会，而红色旅游文化正是创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红色旅游文化和谐的程度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特别是人们向往自然、对社会认知程度的不断发展，红色旅游文化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二）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动力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社会活力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实践告诉我们，越是深化改革，越是扩大开放，越需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样，才能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红色旅游文化是创造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中华民族在辉煌灿烂的历史进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升华了这一民族精神。把弘扬民族精神贯穿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过程，不断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发展意识，增强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正是红色旅游文化所创建的目的。充分挖掘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利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室）、遗址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是深入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奋斗历史，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引导和激励人们同心同德地创造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红色旅游文化是当代中国人民时代精神的集中写照，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推进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只有大力弘扬时代精神，才能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考验。让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三）培育文明道德作用
红色旅游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文明道德风尚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无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都要求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开展红色旅游文化，既是培育文明社会风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合格主体，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实践的过程。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健康成长是社会进步、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根据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和规律，红色旅游文化正是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革命遗迹、革命文物实地参观，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
红色旅游文化不仅是建设和谐城市、和谐村镇、和谐社区、和谐单位的重要载体，深化拓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际内涵，而且是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不断拓展领域、充实内容的文化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润滑”作用。渊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旅游文化，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红色旅游文化创导和谐社会良好文化，不可不说是当前一大举措。
继承与创新是红色旅游文化的精髓。从博大精深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从丰富多彩的革命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精神文化产品的内容、风格、样式和品种，是红色旅游文化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路。
红色旅游文化是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她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把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创造良好文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在历史遗迹中感悟革命传统文化，在青山绿水中体验红色之旅，使革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红色旅游文化活动的宗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4
关键词：媒介融合;大别山红色影视;传播生态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169-02
在多维度媒介传播生态图景中，大别山红色影视剧有着立体动态式的媒介话语建构模式，在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下，在红色影视剧焕发无限生机与活力的发展格局中，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大别山红色文化正在彰显出巨大的内在潜质，开拓出蕴含深厚文化气息的影视剧创作新路径。
一、红色经典――激活红色影视剧文化因子的原生动力
在媒介融合多样态多结构的影视剧艺术创作语境中，红色经典已经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取代的社会文化传播功能，它将中国革命战争的峥嵘岁月、光辉历史艺术化地呈现于荧屏之中，书写出特定时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斗争历程，塑造出一大批生动鲜活的英雄人物，表现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伟大精神。红色经典通常指以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为创作背景，以革命英雄人物或事迹为表现内容的影视文化形态，涵盖了从19世纪中期至现在的历史时段，尤其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突出表现，涌现出如《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影响广泛、传播价值颇深的影视剧作品。它们具有时代特定性、人物鲜明性、剧情跌宕性和宣传明确性等创作特点，影响着几代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中国影视剧创作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刻画时代人物，弘扬时代精神做出积极贡献。
在我国红色经典影视剧中，有很多影视表现元素取材于大别山地区，这也进一步体现出大别山地区特有的影视文化资源和表现价值意蕴。2014年11月至12月，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在黄金档播出反映革命老区抗战斗争，保家卫国的红色电视剧《铁血红安》，正是对大别山红色革命历史的生动写照与精神传承。该剧以湖北地区著名将军县红安籍将军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史为创作原型，详实地讲述了铁血战将们智勇双全、百炼成钢的战争传奇。该剧通过刘铜锣、方杠子和戴慧平等血性十足的人物塑造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战争传奇故事，向世人展现出动人的战争恋歌、肝胆相照的兄弟情义、民族豪情的思想内核，有力地阐释了当代红安精神的精髓意蕴，即质朴真诚、英勇刚毅和不胜不休。
正如《铁血红安》所表现出的铮铮民族气节和勇于担当的时代品质那样，红色经典通过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形成强大而多元的时代精神解读。将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光明正义的坚守向往与人格魅力的无形传承有机结合为一体，构建出符号学意义与社会学学理交融的审美图景，呈现出共性与个性、横向与纵向相协调相统一的研究视域。红色经典重在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深厚积淀与有效传播，是浓缩红色文化与表征红色精神的集中体现。红色影视剧创作是其文化价值的艺术化再现，是具有原创性和情节性的镜像语言表达。在大别山特定历史文化的生动演绎中，红色经典影视创作焕发出勃勃生机，形成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彼此贯通的传播生态格局，将特定历史时代的红色文化转换为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有机部分，构建主客观统一的历史再现区间，从而寄托隐含着红色经典独有的影视文化神韵。
二、红色情怀――重塑大别山红色影视文化的思想源泉
影视艺术创作是将时间与空间相互整合的表现元素融为一体的艺术创作样态，是重新认识并有效尊重社会生活本貌的现实话语表达形式。它不仅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同时与影视消费群体的利益诉求休戚相关，是充满受众情怀意愿的大众文化产物。在红色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艺术属性。红色情怀是民族情感和时代精神的统一体，是将特定时空和人文地理加以概括浓缩的红色文化表征，在多元情感诉求充斥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坚守红色文化的特有情感，积极探求它的情感溯源，分析它的情感样态，并有效结合大别山红色文化特质开掘出新时期红色影视剧创作的新路径。
大别山地区有着多种红色人文情感元素，是不同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精神和区域发展变化的浓缩与升华。这种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红色情怀，既有红色文化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备其特殊属性，即革命精神与人文风貌紧密依存，相互影响，彼此共生。黄冈市红安县原名黄安，在这片热土上浸染着革命先烈的热血，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等一大批革命家、军事家，铸造起刚毅不屈、英勇无畏的中国脊梁。从1923年黄安党组织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近三十年的革命征程谱写出红色土地上一曲曲撼人心魄的革命颂歌。电视剧《铁血红安》把红安当地的革命传统和主人公浴血奋战的坚定信念有机结合为一体，在深广厚重的人文素养氛围中谱写出一曲曲壮丽的红色之歌。刘铜锣的坚毅果敢，方杠子的英勇无畏，戴慧平的大义爱国，还有方蕾、曹丽君、安娃子等一个个性格鲜明、命运波折的人物都是时代精神与影视语言的时空写照，是千千万万黄冈人民对大别山这片神奇秀美沃土的深情礼赞。在大别山深厚而久远的红色文化熏陶之下，一代代革命儿女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悲壮激昂的红色篇章。这正是充分运用影像表现元素还原再现大别山革命征程的思想之源，是横向的历史事件历程与纵向的影像话语表达交融提升的情怀溯源。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提炼出影视剧创作所需表现元素，这一过程正是融合了创作人员思想情感和剧中人物情愫意蕴的交织点和融合点。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艺术关系，是重塑大别山红色影视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正视历史和艺术表现的关键制约因素。《铁血红安》正是在此点上着力刻画红安地区早期革命历程和与之相关的革命英烈。“红安革命斗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分子的家庭性、亲属性。”刘铜锣、方杠子、戴慧平这生死结交的三兄弟，方蕾和方杠子的姐弟关系，方蕾和曹丽君又是好姐妹，李坪山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又是他们走上革命征程的引路人，这样的人物关系延伸出多重多维的人物情感，是红安早期革命斗争情形与本乡本土人情风貌的艺术化再现，生动形象地表征出大别山地区红色情怀的特殊意蕴。
当然，在这些鲜活的英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具有的仁人志士的精神品质、价值境界、思想内涵和理想追求等，折射出影像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双重提升与融会贯通，这是在影像行为的深度刻画中，观影者清晰具体地看出浸润在政治伦理和时代精神中的榜样力量，而这也是新时期影视艺术工作者孜孜以求的艺术话语表达境界。无论是红色经典剧作还是新世纪创作的红色影视作品，不变的是对红色情怀的凝练与升华，是对影像仪式化描摹与立体化加工的表达与传承。同时，我们应深刻地认识到，大别山红色情怀植根于革命老区人民，来源于千百万人民的英勇颂歌，所以影视艺术创作应源于人民，归于人民，艺术化地展现出人民群众的立场观点和思想境界，动态化地勾勒出人民群众的情感诉求和心灵感召，这需要影视创作者深入火热的生活中，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当中，深度挖掘他们身上传承至今的可贵品质和动人故事，有效凝练出他们秉持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从而赋予人物更为可信可感、鲜活丰满的艺术形象，给予受众更加可闻可敬、真切自然的心灵愉悦。
三、红色旅游――承接大别山特有影视剧作的产业载体
融媒时代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生发出无尽媒介生命活力，扬己之长，补己之短，传统媒体如报纸、期刊、广播和电视等充分发挥资源丰富，调配自如，基础深厚等优势，新媒体如微信、微博、手机电视和手机动漫等有效彰显出后发之势、纵控灵活、新颖独特等特色，正是在这样的媒介传播环境中，红色影视剧创作获得无尽发展潜力，具有创作思想的广度和创作图景的深度相融合的动态进程。红色旅游成为这股强势发展洪流中的有生力量，它不仅与融媒时代的话语表达自然承接，同时构建出新兴影视创作产业载体，特别是将其置于大别山红色文化中，更能体现出其特有的地域文化气息和审美意境体验。
红色旅游具有历史传承的时代性和传播领域的世界性，同时它兼具人文遗迹和自然景观的多种特质，是可知可感的精神载体，它主要展现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历程，是具象的历史遗迹和抽象的思想内涵的生动统一体。广阔富饶的荆楚大地上孕育着丰富多样的红色旅游资源，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到中共“五大”旧址，从洪湖瞿家湾到阳新龙港革命旧址，从武汉向警予烈士墓到“二七”烈士纪念碑。大别山不仅具有壮美秀丽的自然景色，同时具有深厚宽广的人文旅游资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红色革命纪念地。麻城市烈士陵园、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罗田县胜利烈士陵园，它们都如一颗颗闪耀的红星镶嵌在这片神奇的红色土地上。它们是湖北境内值得珍视的宝贵历史资源，是无形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是形成红色影视剧产业规模的重要依托因子。
媒介融合语境中的大别山红色影视剧创作应深度挖掘红色旅游的内在潜质和外在优势，将地域特色、历史沿袭、时代变迁和话语表达有机结合，形成以媒介话语权生成与表述为核心诉求点的影视创作新空间。红色旅游依存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发展传承之中，正是有了千百万大别山红色儿女的英勇奋战与顽强斗争，才会形成红色旅游的无穷魅力与多元价值。红色旅游进一步丰富了话语表达的内涵和意蕴，对人物形象的丰满、事件过程的把控都有着较大推动作用。这其中应深入探究媒介话语权在红色影视剧创作中的重要功效。媒介话语权的生成是依托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演进脉络而自然生发出的，是其与影视传播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影响的传播产物，是民族精神品质与现代媒介技术有机贯通的传播要素。红色影视剧话语权表述应认真考察创作原型和艺术造型两个层面的话语阐释。首先，创作原型在深厚宽广的历史积淀中有着难以计数的话语内容和繁杂多样的表达体系。创作人员应坚持“实事求是，为本创新”的艺术理念进行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再创作与再加工，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把握其特有的艺术属性。横向层面是熟知这一历史人物和同时代其他相关人物的关系属性和内在依存，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冲突变化，有着怎样的时空层面延展。在纵向维度中，应将人物原型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从古至今，由中而外地进行人物性格、代表事件和戏剧冲突的梳理与探究，从而选取人物原型的代表性特点进行规整划分，形成条理分明，逻辑清晰，要素齐全的创作图景，把握主要人物的话语表达特点，从表层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到内在的思想情感、内涵传神等。
参考文献：
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5
一、借助红色资源开发历史课程的意义
（一）激发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兴趣
在历史教学中，一般利用教科书、相关的历史图片为学生加以旱现，但这种潜在的教学资源并小能增强学生兴趣，学生在实际学习中只是以一种死记硬背力一式来完成教学任务、但利用红色资源积极开发历史知识，如:利用文献、音像、历史文物以及历史旧址等，将这种教学资源以形象、生动的力一式旱现给学生，让学生能亲身体验，使学生能在轻松、自由的气氛中学习，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车专变学生的学习力一式
利用红色资源能转变学生的学习力一式，使学生能积极、卞动参与到教学话动中去、在传统历史教学下舌动中，历史的演变与学生的认识演变是相反的，降低了学生对历史知识产生的兴趣、而借助红色资源能将该历史现象直观反映，小仅会增加学生兴趣，产生史多的情感因素，还能利用多种学习力一式增强学生的记忆效果、例如:教帅利用情境教学模式，能使学生小断对历史知识进行深度探究，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综合能力。
（三）利于爱国教育精神的开展
现在的初中学生自卞能力比较强、拥有独特个性，特别随着经济个球化的小断深入，我国的对外开放现象越来越明显、如:西力一价值观念对社会文化、人们生话力一式以及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生在获取知识层面上体现参差小齐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实现爱国卞义教育带来较大挑战、因此，要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就要利用红色资源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话动，培养学生的爱国卞义精神。
二、在课堂上采用合适的教学力一式
（一）挖掘教材中的红色资源
根据教材内容，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并有效的将红色文化教育进行渗透、初中历史教材中存在丰富的红色资源，如:新民卞卞义革命的发展、具有历史价值的历史文物、长征精神、需锋、董存瑞，他们在革命中的英勇善战、具有价值的人格魅力都能以独特的表现形式影响后人、震撼后人、因此，在初中历史教学话动中，教帅要根据教材内容的具体情况深度挖掘，然后利用红色资源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与爱国卞义精神、例如:在初中历史课堂上学习新民卞卞义革命的兴起，教帅可以深度挖掘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北伐战争等相关资料、教帅可以在课前对这些知识进行指导，然后在课堂上与学生相互讨沦，使学生能认识到中国革命道路发展的艰辛与小易，以培养学生坚持奋斗、勇于探索精神。
（二）劝多媒体实现历史场景再现
利用多媒体将红色资源加以旱现，并实现直观性的历史场景、多媒体是利用文字、图片、声音以及视频为一体形式展开的，教帅利用多媒体实施教学能将历史知识真实、生动、形象的进行旱现，使学生能在这种教学情境中抒发情感、例如:在初中历史中讲解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了使学生能对我国民众在抗日战争中形成新的认识，教帅可以将“七三一”发生的事件场景加以旱现，以真实场景让学生了解抗日战争八年的小易和艰辛，让学生了解日本利用的化学武器给我国人民带来的伤舍等、利用多媒体将红色资源进行旱现，小仅将历史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话加以结合，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爱国愿望。
（三）多样化历史话动的开展
开展多样化的教学话动，利用红色资源促进学生的真实体验、实践教学是利用红色资源教育直接的教学途径，在初中历史教学话动中，整合红色资源，利用多种力一式加强红色文化教育，能使学生在比较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学习、例如:在历史课堂上，教帅可以开展红色文化为目的的知识竟赛，讨沦教学以及{l改事演讲等，为学生营造强烈的文化氛围，加深历史文化的认识、在这种实践话动中，小仅能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识，还能丰富学生的体验精神。
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6
关键词：时代背景；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一、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
（一）什么是红色旅游
《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对红色旅游的定义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1]
对于这个定义，国内有不少学者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红色旅游在时间外延上，自新民主主义革命还可以上沿到1840年鸦片战争，自建国之后可以下沿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
因此，在国家去年出台的《2011-2015年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此做出了相应修改，提出：“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丰富红色旅游内容。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批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艰难求索，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爱国主义壮丽诗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孕育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1]
应该说，这是对红色旅游内涵的一种更全面、更全新的阐释。由此，对红色旅游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中，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二）什么是红色文化
对于红色文化内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权威机构对其下过定义。传统观点认为，红色文化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扩展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形成的文化。是“”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凝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载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从文化的物质层面来说，红色文化包括各种战争遗迹、革命旧址、文物、历史资料等实体；从文化的精神层面来说，红色文化包括各种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如三元里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铁人精神、汶川抗震精神等。[2]
（三）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旅游的灵魂和根本，缺乏文化内涵的旅游是空洞无力的。旅游是发挥文化社会教育功能的载体，是挖掘文化、丰富文化和传承保护文化的重要途径。红色旅游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旅游形式，红色文化是红色旅游的灵魂和基础。红色旅游是巩固、扩大红色文化宣传阵地的重要方式，也是传承和保护红色文化的重要途径。
二、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红色资源。从广州虎门到辛亥首义的武昌，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上海到“八一”第一枪的南昌，从红都瑞金到革命圣地延安，从新中国摇篮西柏坡到共和国首都北京，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都有英雄的人民、革命先辈们在战争年代和国家建设中留下的深深足迹。这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件珍贵的文物，都昭示着革命先辈高尚的情怀和崇高的价值追求，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革命道德。红色文化和红色旅游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蕴含着不畏、奋勇抗争的反侵略精神，蕴含着乐于奉献、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蕴含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的精神。这些伟大的精神都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而通过对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深入地开发与挖掘，对奠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3]
（二）有利于加强和改进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
红色文化旅游对青少年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通过运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参观革命遗迹、听讲革命故事、演唱革命歌曲、重走革命之路等方式，用生动的事例，鲜活的语言，能使广大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在主动参与中接受熏陶。因此，红色文化和红色旅游资源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部内容丰富且十分珍贵的教科书。对于培养广大青少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观念，培养他们的民族感情、民族气节，引导他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养成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良好行为习惯具有巨大的积极影响。
（三）有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红色文化蕴涵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广大党员干部保持高尚的情操、坚定理想信念意义重大；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为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用监控机制，为我们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具有重要的意义。
红色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反映了革命先辈们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而红色旅游，能够让广大党员干部在重温先辈们的光荣历史、重走胜利之路之时，感受他们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理解在中国革命伟大征途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等革命精神。
三、走出红色文化旅游宣传和开发的误区
近些年来，由于国家对红色文化及红色旅游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宣传，加之地方各级部门和相关行业的积极响应和主动配合，红色文化旅游掀起了一股热潮，而相关的红色文化旅游产业也正蓬勃兴起。但同时，由于有的地方部门的急功近利和一些不法商家的过度炒作，使得红色文化被误解、曲解甚至严重变味儿，红色旅游的开发与宣传也严重陷入了误区甚至走向歧途。因此，端正红色文化旅游宣传和开发的方向，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对于红色旅游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走出贪大求洋、脱离实际和开发变味儿的误区
红色遗迹、故居的建筑和陈设，原本一般都比较简陋，有的地方在开发中乘机大兴土木，将这些遗址、故居修得富丽堂皇，过于豪华奢侈。个别地方红色旅游地一味追求美化，在红色遗址前后铺上草坪，种上棕榈树、红枫等观赏树木，使得这些红色遗迹、故居、文物失去了原有的纪念意义。
有一些地方旅游资源比较匮乏，为了发展壮大本地旅游产业，对红色旅游的开发饥不择食，盲目上马。有些地方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口味，在原有的红色基础上“瞎编”、想当然地编造一些伪红色。有的红色遗址和故居被关了起来，和广大市民隔离，使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甚至有的地方，为了突出红色旅游，将整条街道都刷成了红色，甚至用现代手段在墙上仿写上旧标语。这种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行为，不仅不能把有限的资源开发好，反而破坏了资源，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二）端正纪念地宣传与讲解内容的若干不良倾向
有的地方把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认为是一种“政治宣传”，把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当作是一项“政治工程”和“政治任务”。甚至有个别红色纪念地充斥在“”文化的氛围中，红色旅游变成了怀旧旅游，使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误入歧途。对于旅游讲解词，有的红色纪念地只侧重于历史事件、会议决议、领袖决策、革命理论等，而对于红色故事、革命者的生平事迹较少提及。这使得红色旅游内容索然无味、毫无特色，无法吸引游客的眼球。对此，在红色文化旅游的宣传中，应尽量把政治宣传寓于人文旅游之中，寓教于乐、寓教于游，这样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许多红色纪念地由于片面重视修建纪念馆、纪念碑或雕像，而忽略了文物陈列的重要性。有的甚至在缺乏文物与图片的情况下，急于大兴土木、盖场馆。有的红色纪念地实体文物缺乏，图片、影像资料质量不高，大量是翻拍多次的照片，形象模糊不清，达不到感人效果。对这些问题，地方相关部门应给予一定经费的投入，并予以提供清晰度好的照片，组织高水平的雕塑作品，以更好地再现历史场景，达到更好的效果。[4]
（三）走出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过度商业化的误区
一些地方，由于招商引资的巨大吸引力，对有限的红色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强制干涉性开发，搞所谓的全面商品化、市场化运作，从而使红色文化旅游走进了死胡同。有的地方，在对当地红色文化宣传和讲解的画册、小手册上，哗众取宠，有的甚至宣传一些错误的东西。这种把红色文化当作纯粹商品来出售的行为，严重扭曲了红色文化的内涵。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经开发便不可再复原。而对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过度商业化开发，其结果可能是商业化虽然成功了，但红色文化逐渐褪色并失去了原貌。
红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一方面应该注重社会效益，但同时更应避免绝对的商业化和“一切向钱看”，更不能把举办某些吸引眼球的“烧钱”的文化活动视作发展红色文化产业，更不能把宣扬迷信的庙堂殿宇、奢华庸俗的文化地标建筑、低质泛滥的“印象文化”系列、名实不符的文化地产等作为红色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就。
参考文献：
[1]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2]李水弟.历史与现实：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8，（6）.
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7
关键词：红色经典；理工院校；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382-02
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是历史的传承和积淀，它以其特有的革命史料、文物、遗址和歌曲等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潜移默化地在观众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印记。然而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特别是在理工院校中红色经典一直处于尴尬的境界。如果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看待革命人物，我们是无法理解的。通过赏析红色作品，了解时代背景，有助于提升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唤起民族的时代精神。
一、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
红色经典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从1928年至1976年间，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1]。广义上的红色经典是指一批产生于革命年代的文学作品，以记录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与合作化运动为题材，以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的典范性作品[2]。
1.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
在科技日渐渗透我们生活的时代，品评历史人物，不仅能够提高理工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而且通过作品本身的再现以及对革命历史的解读，增加对革命信仰的认知能力。这种使自己如此彻底地生活在历史人物的历史图像中，以至于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决断都带有一种爱国主义的积极情绪。面对通俗化、自由化、大众化的言论，红色经典中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于塑造大学生的精神文化修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2.有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红色经典在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过程中在今天依然闪烁着光芒，是因为它长久不衰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意志使得故事中曲折动人的人物显得清晰明朗，并受到大众的喜爱。任何一个民族，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其民族精神的先进性，就必须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培育其时代精神[3]。通过宣传红色经典，使在校大学生尤其是理科生时刻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体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
3.对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促进作用
中国红色文化的文化软实力作用体现在其独特的吸引力上，这种吸引力具体表现为其本身具有的优秀品质和价值功能、巨大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它们都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核心竞争力所在[4]。一部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它是被压迫的过去，需要我们对它的阅读而使内容复活，游览红色旅游区，宣传红色经典而文化，推荐红色经典书籍，使中国的红色经典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努力实现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活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有效地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继续增长。
在理工院校中，理科生有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读红色经典使他们回顾历史，加强人文思想的交流，使自身的修养得以提高，精神得以净化，更好地丰富理科生的情感，让他们感受那崇高的精神人文气息。同时把握时代命脉，唱响红色旋律，红色经典作为不朽之作，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人文价值缺失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盛行逐渐深入到高等教育的发展之中，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素养全面提高的过程，然而传统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等造成了红色文化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的缺失。
1.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
传统的科学技术论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人们普遍认为科技能解决一切问题，科技万能论的盛行导致科技与价值的分离，致使科技的异化，而科学技术的异化使得人们越来越缺少对人文情怀的关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我国高等院校的逐步发展，培养出了大批的高科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人文价值的培养逐渐处于弱化的地位，尤其是在理工院校，红色经典处于尴尬的地位，红色文化的缺失造涵养与职业技能严重比例失调，这将不利于高等院校的平衡协调发展。
2.就业体制的不完善
长期以来，理工院校考虑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其教育主要以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目标，专业的设置和研究方向以技能的培养为课题，旨在塑造一批有科学技术的标准化人员，并没有对道德修养和人文精神做根本性的要求。而当今大学生也认为只要掌握一定的科技，就能在社会上立足，产业化市场的缺陷造成大学生在人文方面的思想空白，忽视了人文教育的培养和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这是社会就业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这将不利于当代大学生个人自身的发展和全面素质的提升。
3.社会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
受实用主义影响，高校更加重视实用性更明显、更能产生经济价值的理工科，而将人文学科归为“无用之学”，甚至导致功利主义的盛行[5]。再者马克思主义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是一门很抽象的学科，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不健全也给学生错失了很多学习红色人文科学的机会，不理解和抽象性进而造成大学生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并且理工院校有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设置文科教研室，无法给同学以查阅资料和交流的机会，进而造成大学生的学术成就偏向于各种实验。
三、加强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人文价值的措施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柱。红色经典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主义精神，将会永远影响我们，也给后代留下了更多的参考价值，那段时期的历史值得我们年轻人反思。不容置疑的是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显著效果，因此，提高红色经典在理工院校中的人文价值需要以下几个对策。
1.与时俱进，创新形式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发生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表现形式单一、反映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与现实时代相去甚远等原因，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与认同意愿。所以对于理工类群体采用通俗易懂的主流文化或富时代性语言编辑文字，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为主的方式，主张运用话剧、表演、歌唱、小品、漫画等灵活形式表达出来，使人们融入当时场景之中，理解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用改革的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红色频道，使红色文化的形式符合理科生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打造带有时代气息的大众经典红色文化。
2.加强各种宣传方式
很多人普遍认为红色经典作品无法给市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导致红色经典文化的传播渠道日趋缩小，而资源缺乏导致红色经典作品巨大的人文价值功能也无法正常发挥。因此政府应该免费开放红色旅游区域，各个院校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旅游区，了解史料，体会革命烈士洒热血的正面形象，在过去岁月的苦难和奋斗壮歌中，融入民族的记忆，并激励大学生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加大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介举办红色文化讲座，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3.采取多样的教学方式
红色经典的教学由于其特殊性及其如何讲解的困惑性，让其在当代文学教学中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不少老师在讲解时总是一带而过，这影响了学生对红色经典作品的深入理解[6]。而科技的广泛深入，使得网络资源丰富，开发网络资源建立红色网站，通过各种论坛形式或红色影苑加强红色经典对大学生的引导和促进，通过红色旋律讲座增强师生互动共同学习红色文化，重返当代人的文化生活，使文理相互融合建立和谐文明的校园文化，积极贯彻党的指导思想，学习红色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开放的心态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以广博的知识吸引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才能承担起高校人文教育的光荣使命。
4.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定期举办读书会，采取以多元化的学生人群为主体，以红色经典书籍为客体，以教师为辅助作用而进行的探讨、分享和领会的形式。师生讨论是读书会的主要特色，通过教师的引导发散思维，大到探讨人生、社会热点、时事政治，小到生活细节，无所不畅，但紧紧围绕的一个主题内容应该是红色经典书籍。这种富有娱乐性的课堂在拉近师生之间距离的同时，有助于在回眸如烟的往事中感悟文学沉浮的命运，有助于在困惑苦闷的彷徨中找到一缕阳光，有助于在世俗中感受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洗礼。通过自由的言论，来探讨学生心中的疑惑，加强大学生的心理教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不同意见和争论中感受红色文化带来的激情，对此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整个世界。
四、结语
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唤起人们的记忆，迎合人们的怀旧情绪，是因为它自身具有独特的魅力和感召力，是一座精神的丰碑。有人认为红色经典已经过时了，因为它没有新颖的形式，时尚的语言，符合都市潮流的时代生活，但是它宣扬的精神信仰与时代主流相随，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昨天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虽然红色经典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但其作为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优良品质，对于理工院校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有显著效果，有利于中国文化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任晓丽.高校红色经典教育的价值及其实现[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2]樊星.永远的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创作影响史话[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8：67.
[3]罗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加强和谐文化建设[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7，（5）.
[4]彭金钢，申曜林.论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J].新余学院学报，2012，（2）.
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8
[关键词]红色经典，历史重塑，理论重温，人性丰富，
abstract:red-classicasanartpatterninchinaduring1949～1976isacomplexunitofyouthandadultnessofthattime.threeintentionsinthepresentpeople’sminds,rebuilding-history,recalling-idealismandcomplex-natureofhuman,haveinfluencedtheactionofrecomposingred-classicandmoreorlessdeterminedtheeffectofthetvseriesofred-classicandthediscussionsonthem.
一
2004年，电视剧《林海雪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苦菜花》等，轮番出场而一再“失利”，引发了观众、业者、管理者、学术界等方方面面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据广电总局统计，2002年至今，已拍、正拍、规划要拍的属于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有40部共850集。一再的市场失败，热烈的理论讨论，正欲不断涌向屏幕的作品，这一文化现象，向我们呈现了一些什么呢？
二
红色经典，从学理上看，盖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所构成：第一，是在一个五色的当代环境中对一个红色时代的重现。第二，这种重现是通过对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的改编而进行的。三，红色时代的经典作品，主要是指共和国前期（1949～1976）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
为什么需要甚至热衷于红色的重现？这里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体现在重现者对市场评估上，对品牌的利用上，对观众趣味的把握上，诸如此类的因素还可以罗列更多，但都可以集中到一个更基本的点上：体现了当代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关系。有些时候，人们希望进行一种新的回望，重看和体会一种经历者被深深感动过，未经历者又能够为之感动，而无论是经历和未经历者又都还没有被真正把握住的东西。从回望这一视角放眼开去，红色经典与一大批改革开放后其它作品联系到一起来了，如描写红色领袖的作品，描写解放战争大战役的作品，描写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的作品，等等。这些作品在回看上与红色经典是一样的，但又与红色经典不一样，这就是红色经典内蕴了一种时代心态的原汁，这种原汁是与之有了时代距离的改革后的创作所无法呈现的。非得要通过经典改编，借重于经典的，正是这种原汁。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回望，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历史的民族，中国的历史又是一个最有规律的历史，古代史很有规律，现代史同样很有规律。在中国，虽然北京猿人可以追溯到50万年，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的仪式证明了文化的开始，但8000年前的岩画、陶器、玉器的出现，可以算作中国文化的正式开始，不妨以伏羲女祸来代表。从8000算起，正好每2000年一个大节奏。6000年前与仰韶文化相当，是从黄帝开始的三皇五帝时代；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开始了夏、商、周三代；2000年前，秦王朝建立，从秦到清，是中央集权的王朝时代。四个2000年，正好划分四个大时代。2000年这一数字，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大节奏。从夏朝开始，节奏加快，这时记住500年，就记住了从夏到秦的历史：夏，约500年（公元前2070-1600）；商，约500年（公元前1600-1046）；西周，约300年（公元前1046-771），[1]春秋战国，500年（公元前771-221）。这里只有西周是300年，由它进入春秋战国的转折时代。进入秦以后，只要记住300年这一数字就行了。秦朝约20年（公元前221-207）可以忽略不记，西汉约200年（公元前206-公元24），东汉约200年（公元25-220），共约400年（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处于与转折相连时期，略多100年；魏晋南北朝，约300年（公元220-581年），隋朝30多年，与秦同，可以忽略不记，唐朝约300年（公元618-907）；五代60年可以忽略，宋朝约300年（公元960-1279）；元朝约100年（公元1271-1368），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原，有所变异；明朝约300年（公元1368-1644）；清朝约300年（1644-1911）。整个古代史的历史周期节奏可列表如下：
2000年周期 8000年前——伏羲、女娲
6000年前——三皇五帝
4000年前——夏
夏， 500年 500年周期
商， 500年
西周， 300年
春秋战国，500年
2000年前
汉， 400年 300年周期
魏晋南北朝 300年
唐 300年
宋 300年
元 100年
明 300年
清 300年
中国现代历史在演进节奏上也是很规律的，基本上显为20年一次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现代性，过20年，是18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再过30年；是18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过20年，是1911年辛亥革命；过约20年，1927是北伐战争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过约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约20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过约10年，1978年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路线，过20多年，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准备全面融入全球一体化。这种有规律的历史节奏使得中国人的历史回望具有了一种很深的意味。
既然回望，为什么不回到经典本身，而要通过改编？历史的距离使改编比原著有了更多期望点。从思想上看。历史之间具有一种思想距离，一个时代要反映自己时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而在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回望中就可以看到；从媒介形式看，红色时代主要是处在印刷时代，印刷形式的小说是其主导形式，当下时代是电子时代，电子形式的电视是主导形式。本来，红色经典包含一切红色时代的各类艺术形式，文学、音乐、美术，但最能与电视形式对接，又最与思想的展示相合的，是叙述性作品，因此，红色经典涌向电视屏幕，就是面向最广大的观众，就在进入当代艺术的主流形式。电视剧形式，就有原来小说电视的文化厚度，又有时代的崭新关联。正在红色经典改编正电视剧的时候，它的成败引起最大社会关注，成为了一个热烈讨论的文化论题。
红色经典的核心是它体现了共和国前期的一种文艺模式，一个时代的心灵和主调都艺术地凝在一种模式上。一种历史此在性的原汁，也正是附在文艺模式上。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模式。其主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理想构成了作品的强光。第二，为了高扬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把矛盾冲突作为一种主旋律。矛盾冲突不但是中国现代性的主题，也是中国革命史的主题。也构成了红色经典戏剧性情节的主调，敌我的对立斗争和敌我分明的道德评价构成作品人物塑造和性格刻画的既定方式。第三，这种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突出，对矛盾冲突的情节营造，对善恶分明的人物安排，使得作品中人的丰富性被进行了一种艺术性的必要压抑。同时使得历史的丰富性被压缩形成了一种简单的神话性结构。
红色经典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共和国前期对共和国之前的革命斗争的重写，初一看来，它们是写以前的历史，而实际上它代表的是写作时代的历史。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在现代性过程中一个前所未来的成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后的一次空前胜利，是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分裂状态的第一次结束，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一个醒目的标志。共和国的成立带来的新感受具有一种青春性。但共和国的成立又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一系列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和精心筹划的结果，它又具有一种成年性。可以说，青春性和成年性构成了共和国前期互相作用的因素，从这一角度看，在红色经典里，理想主义和英勇主义是与共和国的青春期激情相关的，对人性丰富性的有意识压抑是与共和国的成年性的计算相关的。只理解青春性一面而不理解成年性一面，不能深识红色经典，同样，只样只理解成年性一面而不理解青春性一面，也难以深识红色经典。除了青春性和成人性之外，共和国前期的国际环境，先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对立，后与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阵营对立，都在强化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斗争性。而且在共和国前期的意识形态和文艺美学中，文艺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革命斗争的工具。这一切，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复杂性，也构成了红色经典的可回望性，红色经典成了让当下时代的人们回望历史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路标。
三
然而，改革开放26年，当下时代的人们离红色经典所由存在的时代已经很远了。如果说，当年红色经典对革命斗争史的写作是一种为了“当年”而对当年以前的回望；那么，今天重编红色经典则是进行一次对回望的再回望。这一次回望，不仅是与时俱进的主流思想对以前的回望，还有学者们从历史真实角度对以前回望，还有经历者从今天的思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当下艺术趣味对过去的回望，还有娱乐圈与市场需要对过去的重新利用……因此，初一看，红色经典,由于关联到方方面面而有巨大的艺术和市场潜力，仔细一想，正因为关联到方方面面而转成了一个最艰难的艺术求索。回望是在当下的回望，它满足的是当下的需要。完成这个艺术求索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满足，完不成这个艺术求索则是对方方面面的多重挫败。
那么，在这一回望中，或者说在回望过程中，当下的人们最要想获得的是什么呢？大而言之，有三种需要：第一，是对历史作一总体重塑的需要；第二，是对理想主义重温的渴求；第三，是对人性丰富性本质的重认。
这一节主要讲第一种需要，当中国现代性已经走到今天的时候，从今天的高度到整个中国现代性历程进行一种新的总体认识，已经变成一种需要。这一总体认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多方面的，需要历史型文本（史料体系）、哲学性文本（观念体系）、也需要文艺型文本（形象体系），红色经典正是进入这种新总体认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说过，通过红色经典进入历史与通过直接的现代重写（如领袖剧、战争役剧、革命剧）进入历史，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正如能否很好地重写历史对中国现代性继续前行是非常重要的一样，能否较好地重写红色经典已成为考验当代艺术家和当代人的趣味的一个标本。怎样让红色经典的重写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总体思考呢？中国式的重写历史的样板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不妨以紫禁城为例来看中国式的历史回望与重塑的统一。
明清的京城是按照《周礼》的理想建成的，《周礼》是中国京城模式的定型，这个定型是通过几千年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而定下来的，在定下来的这个型里面，包含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重写定位和对自己的现在的理想结构。中国历史从原始到理性的演化，表现在建筑方面，可以说有四个大关节，一是村落空地的中杆（图腾柱），这时的文化是以图腾为中心的观念体系，二是村落中心的坛台，这时的文化是以主神为核心的观念体系；三是城市中心的祖庙，这时的文化是以祖宗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四是以宫殿为中心的建筑群。[2]这时文化是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当《周礼》以帝王为中心的观念体系建构自己的京城模式的时候，它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的呢？以帝王的宫殿（太和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否定了以宗庙为中心的京城模式（《吕氏春秋》说：“于天下之中而立国，于国之中而立宫，于宫之中而立庙”就是描绘的以宗庙为中心的国-宫-庙三层的京城模式），但是对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仍对宗庙表示了最大的尊敬，祖庙被安排在天安门东面，仍然的依时祭祀。同样，从紫禁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宗庙中心否定坛台中心的时候，对坛台仍然表不了最大的尊敬，这一尊敬在宫殿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西的社稷坛和京城四面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同样，从紫京城的结构中可知，当坛台中心在否定空地的中杆中心的时候，仍然中杆保持了最大尊敬，这一尊敬在以宫殿为中心的京城模式中还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华表上有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华表的身上有表示天的云彩。因此，中华民族从原始向理性的演化，一方面是观念上的大变，从图腾到天神到祖鬼到人王，另方面却不是一个否定一个，而是每一个对者前一个保持了最大的尊敬，并把它在自己的体系中放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样对使自己有了一个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承传，又把每一段历史放好了一个位置。把这个位置放好了，《周礼》的京城模式就出现了，民族的总体定位也形成了。以紫禁城的实例，可以知道，如果红色经典与中国现代性以来的历程的定位有关，那么，把红色经典改编好了，中国现代性历程其及总体性也就很好地呈现出来了，而一旦体现出来，就没有再进行改编的需要和冲动了。如果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性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定义，红色经典的改编结果也没有满足方方面面的渴望和期待，改编红色经典的冲动就还会出现，因为创作者总认为自己还能在上面加补上一些红色经典本来缺少的一些东西，而为当代观众增加一种新观念，以完成人们对中国现代性总体认识的需要。从这一个角度看，红色经典的改编，无论成功与否，呈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重塑历史也是重新定义当下的一种活动。
四
现在讲红色经典后面的第二个动因即对理想的渴望和第三个动因即对人性丰富性的重识。这两个动因，虽然与第一个动因一样，与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的观念和心理内容相连，但同时又与红色经典改编的具体艺术问题结合在了一起，是一个更为复杂更难讲清的问题。
红色经典包含了一种与当时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革命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有一个真诚时期，而当从真诚的革命转到具体的建设，从一个浪漫时代转向一个现实功利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会或快或慢地消逝而去。虽然每一种浪漫主义里面都包含着乌托邦性质，甚至包含着各种杂质以及各种虚伪、仇恨、阴谋，但一种理想的真诚性和青春性还是很明显的。正是红色经典里包含着这种与真诚和青春相连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使一个身处世俗化时代、物质化时代、娱乐化时代人会在一些时刻猛然心里一动。那使人心里会怦然心动的东西使人走向红色经典。
然而，红色经典本身又包含着它拒斥时代的一面，这就是由于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强调，而略少了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由于对斗争性的强调而略少了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绞缠性，由于对敌我阵营的鲜明区别而略少了人物动机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一缺失在红色经典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可信的，在一个精神氛围相距甚远的当下会被感受为是一种缺失。于是改编的方向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坚持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第二在人物上增加丰富性、故事上增加复杂性，斗争上增加多样性。一句话，把一种红色时代的趣味与当下的时尚趣味接轨，把一种红色时期的简单性与当下的复杂性接轨。把一种红色时代的定性认识与当下的动态认识接轨。
然而，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红色经典改编，在2004的推出中，遭遇了巨大的“失败”。管理者、学界、观众以对“失败”的经验总结，基本集中在三点上：
第一， 英雄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让原有的英雄形象得到歪曲；
第二， 反面人物不能在“人性化”的过程中，变得光辉起来；
第三， 故事情结不能在“丰富化”的过程中，迎合时尚，进行“爱情”等趣味性注水。
这三点，都点到了红色经典改编中的问题所在，但这一问题又不仅是一个改编中的技术问题，而与时代的普遍问题相关联，而且与红色经典的内在矛盾相联。自改革开往以来，中国人的性格，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都在由以前的单一向多样，由类型向丰富发展，也可以说，是由一心一意干革命走向人性的丰富上面发展，这里的人性丰富仅只是相对一革命时代的单一而言，而且这里的丰富，还包含着各种负面的因素，正如当年的单一也包含着相当的负面因素一样。因此，人性所就有的丰富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当下所处地现实中和艺术中的这种丰富，显然不完全是的，我们所经历的所看到所理解的人性丰富，只是真正的人性丰富中的一种表现，一类显现，这种现实显示还不是、至少不等同于人性丰富本身。人性丰富的应有本质和人性丰富的现象呈现这一矛盾性正好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表现出来。红色经典改编中遭到激烈批评的“戏说”、“注水”、“情色”等，无不与用当前趣味中本还应该予以思考的人性丰富现象相关。我们希望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也希望通过使红色经典人性化，不但保持这一理想，而且把这一理想变得更有人性，但我们用以去改变这一理想的人性，却是我们这一个有限时代的人性，甚至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性的多样性中的一种，属于时尚的那一种。而且这种时尚的人性丰富确实对红色经典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所歪曲的。这样，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人们既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理想，也没有得到想要得到的人性。
这样，红色经典的改编遇上了一个双重难题。让红色经典适合我们现在的趣味，而变成一种穿着红色外衣的现在时尚，这是不行的，既然是看时尚，观众为什么非得到红色经典上去看，而让自己看完之后有一种受骗感呢；我们放弃自己的时尚而把红色经典完全保持在原味上，也是不行的，在共和国前期还显得是真实的东西，在现代其缺点的一面会更加放大，时代的距离会使其观众望而生畏。
五
然而，如果前面说是红色经典包含三种因素（对历史总体的重塑，对理想的重温，对人性丰富本质的识认）还是存在的话，还是尚在中国现代性演进历史过程之中的今天的我们心中的一种内在思想和情感需要的话，那么，红色经典会是一个永远的诱惑，让人禁不住要想去改编。在这一意义上，红色经典改编2004的“蒙难”，不管有多少具体的原因，从深层上来说，它呈出了中国当代人心中的一种“痛”。这种“痛”的存在，显示着中国人对自己现代性以来的历史，还未得到一个总体的体认，显示中国人对失去了的理想的不甘，显示了中国人对什么是人性丰富的困惑。因此，似可说，红色经典从表面上看，是让人回到过去，从内在里讲，是引出了一种回不到过去里去的痛。这种痛的根源是与当下的处境相关联的，在这一意义上，不妨把红色经典改编，看成中国人正在对重寻历史、理想、人性的漫漫途中的彷徨。还没有找到这三者之前，这三者还未真正满足当代人内心的需求之前，红色经典的改编会不断的涌冒出来，像一首在路上极为想唱而又尚未唱成好调的歌。
注释：
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9
我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以巩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成果为载体，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为目标，着力打造文化旅游强市”的战略目标。打造文化旅游强市，必须立足资源优势，抢抓发展机遇，不断深化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内涵，大力营造全社会发展旅游、服务旅游的浓厚氛围，推动旅游业加速发展。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一轮红色旅游热潮逐渐高涨，一些地方的红色资源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甚至出现了滥用、误用、歪曲等现象。因此如何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开发保护和利用，发挥其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作用是摆在当前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多维透视
所谓“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它包括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文化、长征文化、延安文化、太行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文化、“两弹一星”文化、九八抗洪文化、“抗雪凝保民生”文化、“5.12”抗震文化，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的遗迹、文物、具体事件、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等。就**地区的红色文化来而言，它包括1935年红军长征在**活动时留下的会议会址、战斗遗址、烈士陵园、歌谣、故事传说等，还包括**的抗战文化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形象直观，在推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民族文化遗产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和民间习俗为核心，内涵丰富，有着更加巨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红色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1、民族性。每一个地方的红色文化资源都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拥有丰富的民族精神内涵，凝结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集中反映了各族人民的精神和意志。
2、传承性。红色文化展现了从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是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与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3、综合性。红色文化是我国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综合反映，红色精神与承载这些精神的物质总和，共同构成了红色文化。不同的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同一资源既可以开发旅游，也可以其他方式实现向经济的转化。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分析
1、优势分析。**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尤其在红军长征期间产生的红色文化最为突出，**是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后取得首次大捷的地区、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区，是流传红军故事最多的地区，因此**的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了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全、品位高、研究价值丰富等特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xx——20xx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为中心的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列为全国四大红色旅游区，主题形象为“历史转折，出奇制胜”。
此外，如“**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娄山关大捷”、“二进**”等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是革命传统教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基石，加之**独特的人文景观,构筑成独特的垄断性的红色旅游资源。随着红色旅游的推动和发展，**的红色历史遗址、纪念馆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也是不可估量的。而这与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打造“转折之城，会议之都”的思路也不谋而合。
2、面临的问题分析。红色旅游的发展并未使红色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工作得到相应的落实，由于国家对红色旅游采用财政扶持政策。有些地方出现了以“红色”为幌子，惟利是图的行为，红色旅游中的盲目开发、盲目建设现象造成红色文化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例如：“众所周知，‘**会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会议”的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但如今，这一著名的历史事件名称，却被贵州省**市茅台镇一家酒厂申请注册为“**会议酒”，当作酒名生产销售。”“**会议”注册为白酒商标有损**形象，亵渎了历史，也亵渎了红色文化。“**会议”是一种公共资源，不应该被个别企业独占。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游览形式以静态为主。**有的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没能融入特定的地域文化中，红色文化内涵挖掘不够，表现为景区主题单一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消费群体和消费时间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时效性较强。在展示形式上，以传统平面静态形式的展览、陈列为主，开放方式粗糙，表现手段落后，缺乏新奇感受，不适合现代审美观念和旅游者的消费取向，与市场需求差距较大，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早已厌倦了“隔着玻璃看，耳旁别人讲”的陈旧模式，尤其对和平时期长大的80、90后的年轻人吸引力不够，他们渴望更多的参与性、体验性和自主性，所以在保证思想性的前提下，应增强景区的市场吸引力。并且有限的资金制约了红色文化资源的开放利用，制约了红色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市场的拓展，不完善的景区综合配套服务设施问题突出，影响景区的投资环境、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近年来虽然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不少挖掘、保护、研究工作，但仍不能全面系统地对红色文化资源予以总结、规范，至今还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另外，**红色文化研究的主体以党史党建研究为主，研究对象主要以馆藏资料为主，未形成专门系统的研究机构，对地方文献的发掘力度不够，这些对于保护和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
三、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是实现我市“三新一强”战略和全面发展和提升壮大黔北综合经济区的需要，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文化资源既可开发作为一种旅游产品，也可延伸作为一项教育活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不仅有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更有着以史鉴今、教育后人的深远意义。它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佳结合点。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会形成相关的“重点旅游区”、“精品线路”、“经典景区”，但这些多数都位于经济欠发达、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区位条件较差、可进入性较差的地区，开发利用和保护好红色文化资源，对发展红色旅游，以旅游扶贫新模式为载体，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因此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期盼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保护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和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目前，**一些重要的红色遗址还有待开发，如著名的枫香苟坝会议会址等。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随意滥用、过度开发，一些红军长征和抗战时期的故事、歌谣、事迹还有待开发、确认和再创作。这些工作对于充实**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提升其品位和档次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因此，加强红色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四、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做好**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
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对于红色文化资源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要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和利用，防止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其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尊重与弘扬。
1、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做好管理工作
要使红色文化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开发和保护，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做好管理工作。首先，要成立相应机构，加大对红色文化研究的投入力度，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的内涵和表现方式，将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做到政府主导，相关部门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其次，政府要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要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行政，对于有损或破坏红色文化资源的行为，必须要切实履行政府职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干预，坚决纠正。
2、要正确处理好发展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关系
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资源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二者关系。首先要充分发掘红色文化的内涵，为红色旅游充实内容、提升品位。其次要用红色旅游带动红色文化的开发。受经济发展限制，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落后，资源欠开发，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不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应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优势，带动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在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品位上下功夫,使深度开发与创新开发相结合。加大收集整理革命历史文献和资料力度，在以党史研究为主线的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工作中,对**革命历史时期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和细致的调查了解，使一些停留在民间的红色文化资源得以向世人展示。近几年，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一些围绕历史事件或民间传说而创作的文艺作品取得了很好效果，拓展了红色文化的内涵。如因红军卫生员在**桑木桠活动的故事而改编创作的川剧《红军魂》、以“**会议”、“娄山关大捷”这一历史题材创作的影视作品等。除此以外，依托多彩贵州能工巧匠选拔大赛、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旅游商品展销会和旅游发展高峰论坛为载体，充分发掘和整合民间资源，开发红色旅游系列产商品，打造红色旅游品牌。
而红色景区要逐步改善和提高展馆档次，使展示手段更加科学化、现代化，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安排定时的有关历史的影视、歌舞专场，适当增加参与性内容，策划当代革命工作者工作、战斗、生活、劳动的场景，吸引旅游者参与和体验；红色旅游景区应充分与网络融合，开设红色网站并开发红色软件，构建红色网络文化。
3、依托地方特色发掘红色文化资源
红色文化资源的形成，离不开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以及对其所蕴含的地方文化的挖掘。要组织力量对原始文献的研发，组织对地方文献专门研究，再赋予其时代特征，从而转化为新的文化资源。利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和舞蹈大赛这一平台把红军在**时期的“山歌”、“宣传标语”进行再度创作，使其走上舞台银幕。有许多电影、革命歌曲将**老区深深印在人们脑海中，如《长征组歌》中就有两首是歌唱**地区的，把《长征组歌》组织编排到各地演出，对于拨动广大人民的**情怀有重要意义，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应充分利用。要把革命遗址中蕴涵的红色革命精神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里，结合当地的特色资源让人们深刻了解、欣赏独特的红色文化。
4、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宣传推广工作
相关职能部门要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及内涵，对景区资源进行整合，深度开发，打造红色旅游品牌，通过宣传促销、旅游推介会、节庆活动等，扩大知名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利用国外旅游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好奇心，开拓海外市场，广泛吸引不同层面的旅游者。
5、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
红色文化的历史意义篇10
关键词：德育功能；红色旅游；整合；实现途径
2005年以来，我国红色旅游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全国范围内纷纷掀起了红色旅游热潮。云南作为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战场，其作用和地位，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老师用了九个字慨括“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1]在漫长支援抗战和参与斗争过程中，云南形成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云南红色旅游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并不是很高，红色旅游的德育功能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如何利用云南省多姿多彩的生态、民族旅游资源带动云南省红色旅游的发展，让全国乃至世界认识云南在新民主主义民主的重要作用，并凸显红色旅游的认知、导向、规范和调节功能，打造出云南的红色品牌。
一、影响云南红色旅游德育功能发挥的因素
红色旅游具有认知、导向、规范和调节等德育功能，但这种功能不可能自觉走进人们的视界，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充分开发和利用红色旅游资源，让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生动的融入旅游的过程，成为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云南省在开发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上仍存在一些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一）红色旅游资源宣传、重视不够
滇军出省抗战、修筑滇缅公路、修建机场、支援前线等等，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革命遗址、革命文物，这些珍贵资源都体现出云南人民敢于担当、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精神。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段历史并没有得到积极正面的宣传，以至于人们提到抗战都觉得跟云南关系不大。因此，云南省应该积极主动的梳理各种各类红色文化资源，从物质层面内容（如革命遗迹、战场旧址）到精神层面内容（如不怕牺牲精神、自力更生精神的精神），并借助图书、影像等各种媒体加强宣传。
（二）红色旅游形式单一
尽管云南红色旅游文化资源多样，但是我们利用红色资源的形式却比较单一。就目前云南来说，红色旅游仅停留在建立革命遗址或者基地、供游客参观这种形式上。旅游资源内涵开发不够，产品展陈方式老旧，旅游解说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对旅游者来说，这种旅游仅仅是被动接受红色事迹知识，纯粹是“你说我听”的说教形式，缺乏互动式、参与式，旅游者较难体验精神层面的东西，更不要说感悟，这减弱了红色旅游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三）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呈现无序状态，缺乏有效整合
云南省红色旅游的发展一直欠主动，这可以从她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可见一斑。云南红色旅游只是停留在建遗址建基地的层面，而对如何有些利用旅游资源，尤其是“白红绿”旅游资源的有效组合，整合开发主动思考较少，红色旅游资源缺乏吸引力，其配套设施跟不上，直接导致红色资源的条块分割，造成红色资源在其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确实，甚至对其进行断章取义的理解，没有充分挖掘红色旅游的应有价值。
二、云南红色旅游德育功能的实现途径
（一）加强宣传，提高民众对云南红色历史及文化的了解
正如前文所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云南人民通过自己特殊方式，谱写了云南人民敢于担当、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的精神，但由于历史的因素，这段历史被尘封和屏蔽，这不利于云南红色旅游形象的塑造。在当前开放的背景下，云南政府或某些机构组织可以加大宣传力度，把那些年代云南人民的红色精神加以宣传，让世界了解云南人。具体可以通过拍摄反映当地红色岁月的影视，来吸引旅游者。如现在反映滇西的影片就很多，如滇西1944，中国远征军，它们生动的体现了当时的红色历史，让观众在影视的带动下，亲自到实地感受红色氛围。
（二）加快红色旅游资源的整合，促进云南红色旅游整体发展
目前云南主要红色旅游线路有两条：一条是会泽红色遗迹为主的滇东北乌蒙高原红色旅游线路；一条是滇西红色旅游线路。在这两条路线上，除了按常规建立遗址保护区、纪念馆、革命烈士陵园外，还有必要结合当地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景观，整合旅游资源，让游客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领悟山河得来之不易。在旅游资源的整合中，不仅要突出当地的红色经典景区，尤其更要把当地的特色文化与红色文化相互融合，让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得到不同文化的享受。在唯美的体验中接受红色文化的德育教育。
（二）以旅游发展为契机，优化旅游产品的开发
提升云南红色旅游的知名度，除了资源的整合外，还应该注意在旅游的过程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质量。
1.挖掘内涵
扩大红色旅游产品的文化性，针对游客的不同需求层次，制定不同的旅游规划与策划，既保持历史的原貌，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又要能把真实的历史故事、人物生动的展现给游客。因此，应该设置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负责收集整理革命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工作，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学术讨论的活动，对历史事件进行讨论，深度挖掘其人文内涵，更好地体现出红色旅游吸引物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特色。
2.产品展陈方式先进性和多样性
红色旅游的产品要注重体现参与性、体验性、针对性。首先产品的陈设要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使展览形式丰富多彩，生动逼真，直接震撼游客心理；其次把红色文化的德育教育与游客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使他们在旅游体验中能感染到红色资源的精神价值所在；最后红色产品的开发与展示要与时俱进，保持浓郁的时代气息，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设立红色文化资源网站，开发设计既有时代特点又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红色资源软件，构建红色文化资源网络文化，不仅有利于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而且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性，是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时俱进的一种创新。[2]
（三）完善旅游解说系统，让红色文化的意义被理解
随着大众时代的到来，解说被广泛的应用在旅游活动中，以帮助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获得旅游信息，理解旅游景观的意义的需求，旅游解说系统有服务的功能，教育的功能及开拓功能和关怀功能。[3]因此，云南省建立一个完善的红色旅游解说系统显得尤为必要。首先，解说系统要确立一个明确主题。解说系统应该围绕红色旅游德育意义为中心，红、古、民俗相互融合这一主题来进行；其次，旅游解说系统的内容设计要科学合理。应根据红色旅游的特点，从人员解说，到产品的陈展与陈列、标牌系统和旅游指南等进行系统规划，实现红色旅游在时间、空间、功能、价值上的统一。（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吴宝璋.史学家：云南是抗战的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中国新闻网.2015年8月14日.
[2]姚米佳，万生更.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德育功能研究.党史文苑.2010，（0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