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1
一、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定义
在经济学的论著中似乎很难发现有关公共政策的定义，经济学家也很少在公共政策的定义上发生争论，但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每一个原理都与某种公共政策有一定的联系，经济学家无疑也是最关心公共政策的一群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他那本脍炙人口的《经济学》序言中就提到：“经济学首先是一门活跃的、发展的学科。在每个时代，它必须解答正出现的难以理解的事物，并与公共政策的当前困境作斗争。”[2]
虽然，经济学家们十分热衷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其实并没有公共政策的位置。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尽管都十分重视政府公共政策问题，但通常都是将它作为经济成长的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的，或者将它视为一种给定因素可以被省略或剔除掉。也就是说，政府实施公共政策对经济过程影响虽然重要，但它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干预。正是因为在需不需要、需要多少这种外来干预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才会有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针锋相对的旷日持久的争论。
应该说，新制度经济学对此的分析却有独到之处。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经济分析中，没有制度因素和制度变迁的进入不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作出满意的解释。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人们过去只注意劳动、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要素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后来发现，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这些要素的增长速度，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技术，把这种超过的部分说成是技术的贡献。但通过对技术变化过程的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变迁，同样也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因素就是制度。制度不仅推动了技术的变迁，而且在促使人们认识到技术变迁所蕴含的潜在利益方面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专利制度、政府资助研究与开发的制度等，都是技术变迁的重要原因。所以，制度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更为优先和更为基本的因素。可见，政府的公共政策不仅不应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外生变量，而且从现代的观点看，公共政策还是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内生变量。
按照舒尔茨的解释，制度是一种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经济规则，即凡是用来规范人类活动的规则就是制度。所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个体和集体选择集的制度安排结构。”[3]公共政策不过是政府提供的一种制度（institutional），而且通常是一种与非正式制度相区别的正式制度。因此，制度分析的基本原理同样也适用于公共政策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公共政策就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在一定时期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通过政策成本与政策效果的比较，对社会的公私行为所作出的有选择性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定义中，我们之所以强调政策成本与政策效果的比较，是因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和值不值得承受。这就是说，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美好的设想，而要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成本社会是否可以而且应该承担。
二、公共政策经济学分析的原因
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热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呢？如果说，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分析本身就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政策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其他方面的公共政策，如一些社会政策、政治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等，为何也成为了经济学分析的热门领域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首先，实施任何公共政策都会涉及公众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因而必然面临着利益选择问题，而利益的权衡取舍正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是一门有关决策的科学，它要研究人们如何作出交易决策；如何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如何决定投资和储蓄等。在经济学中，经常会举出“大炮和黄油”的例子，分析人们如何在加强国防和提高生活水平之间作出的选择。而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其实也是政府对各方面的利益权衡取舍的结果。如果公共卫生资源是既定的，政府将更多的钱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时，就要减少对其他方面的卫生投入；政府控制环境污染而对有关企业实行管制时，虽然会使人们享受到清洁的空气和水源，但却会减少企业所有者和工人的收入。所以，公共政策的运行机理通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
其次，经济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且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将各种经济政策纳入其分析范围。例如，经济学可以通过农产品供给和需求弹性的分析，对政府实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作出评价；可以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出发，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建议；可以根据拉弗曲线，对政府的税收政策提出批评等。实际上，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分析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很难将二者绝然分开。所以，曼昆说：“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想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4]虽然，经济学中涉及的主要是政府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逐步成熟，显然会增强经济学家将它们运用于其他领域的信心，即使是那些看似与经济活动并不相关的领域。经济学家常常坚信，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学科能像经济学那样适合对公共政策进行缜密的研究。
再次，随着现代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经济学家们在不少过去被认为经济学无法涉足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研究成果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会进一步激起经济学家对涉及面极广的公共政策的研究热情。例如，经济学家利用著名的公共选择理论证明了存在着一个与一般商品市场极为相似的“政治市场”。在政治市场中，选民们是消费者，他们的需求要靠民主体制生产的产品来满足；而政治家的职能则如同市场经济中企业担负的职能一样，他们要把公众的需要理解成是集体产品并寻找供应这些产品的各种途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假定，政治家也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不像企业那样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选票最大化。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正如现实经济不大可能出现完全性的竞争市场一样，民主政体有时也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对社会需要作出反应。这就是说，正如存在着市场失灵一样，也存在着政府失灵。既然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在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用它来分析教育政策、科技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同样也应该得心应手。
最后，经济学家们热衷于公共政策的分析当然还与他们希望显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哪一个负有使命感的社会科学家甘愿与公共政策的制订无关。”[3]4经济学家当然更是如此。作为经济学家，常常有一种“经邦济世”的使命感，自然不能不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倾注极大的热情。虽然经济学家在提供公共政策的方案上常常不能让人满意，以至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为此而烦恼，"希望“找个独臂的经济学家”，以免他在判断问题时总是说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经济学家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和范围毕竟要超过所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在美国，从1946年开始，总统一直得到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指导，而且还从许多政府行政部门的经济学家那里得到建议，财政部的经济学家帮助设计税制；劳工部的经济学家分析工人和求职者的数据，以帮助制定劳动市场政策；司法部的经济学家帮助实施国家的反托拉斯法。[4]31在经济以外的其他领域，经济学家也十分活跃，在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学也在这些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政府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医疗卫生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等。
三、公共政策经济学分析的逻辑
为什么需要有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公共政策有其存在的理由，公共政策的限度如何界定。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任何制度的产生和选择都是人们对其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的结果，人们选择的依据是某种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净收益。比如，科斯在分析企业的起源时认为，企业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企业产生是因为企业降低了交易费用。如果没有企业这样一种制度，而按照市场的方式来组织各个环节的生产，必然会使交易费用大大提高。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企业在组织各个环节进行生产时，其交易成本已大于以市场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说明企业的规模已经过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其规模不可能无止境地扩张。
科斯曾举过一个著名例子：一个农夫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牧牛人邻居，从此他的庄稼就总是被牛啃吃。习惯的思维认为：政府或其他组织应该出面阻止牧牛人的“不作为”。但科斯指出，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或很低，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农夫付钱给牧牛人让他停止放牧；或者相反，牧牛人付钱给农夫，让他停止耕作。到底会有怎样的结果，取决于粮食和牛肉的相对收益比。但是，不管结果怎样，都是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这个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产权问题都需要由政府公共政策来解决，关键在于选择某种公共政策时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很多情况下，由市场来解决可能效率会更高。
由此可以推论，公共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选择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较之于由市场或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较低。正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以可能影响许多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的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去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以及什么是必须遵守的。”[5]可见，按照科斯的观点，政府的公共政策只是一种在市场、企业解决问题时社会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替代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和实施一定的公共政策可以降低这种社会成本。反过来说，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比市场、企业自行解决问题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还要高，这种公共政策显然就是无效率或负效率的。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公共政策要受到成本和收益的制约，其范围必然会有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有些公共政策之所以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公共政策可能超出了它的限度，是一种多余的或过度的公共政策。科斯认为，“假定由政府通过行政机制进行管制来解决问题所包含的成本经常很高（尤其是假定该成本包括政府进行这种干预所带来的所有结果），无疑，通常的情形是，对带有有害效应的行为进行管制的收益将少于政府管制所包含的成本。”[5]15根据科斯的观点，当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收益低于其成本时，这种公共政策就不应被采用。这时解决问题可以利用市场，也可以利用企业，或者什么也不采用。
可见，公共政策的限度可以用制度均衡来描述。所谓制度均衡就是现有的制度供给在可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是净收益最大的。此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公共政策，其限度或者说其实际供给的约束条件，就是制度供给的边际成本（marginalcost）等于制度供给的边际收益（marginalrevenue）。这就是说，如果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说明公共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扩展，以获得潜在的外部利润；如果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则说明公共政策已经超出了限度，某些公共政策已是多余的，或者一些过时的和无效的政策仍然空占其位。
当然，如何具体界定公共政策的限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似乎也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由于公共政策是直接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所以，具体确定公共政策限度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如科斯所说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但这种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分界线应定在哪里，似乎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算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尽管如此，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仍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这种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阐明了公共政策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市场失灵和企业失灵并不是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充分条件。如果公共政策不符合上述逻辑，即使出现市场失灵和企业失灵，也并不意味着必须用公共政策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伍启元。公共政策（上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4.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本土化；特殊性
西方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在其精华论文《行政学研究》里提出了对行政学研究的对象和主要内容的设想，指出对于美国而言，行政学科是一门“外来的科学”，它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起来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与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的，并且是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政府形式而建立起来的。如果要在美国使用欧洲行政管理的概念，就必须彻底改造欧洲行政学的目的、思想和原理，使之适合于美国权利高度分散的政府形式。在我国，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的理论也必须彻底改造西方政策性的目的、思想和原理，使之适合于中国特色国情的需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公共事务呈现复杂性，公民利益需求多元化，这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提供了实践需要。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丰富的政策科学发展史，我国学术界兴起对政策科学的探讨时间晚，起步慢，这就决定了政策科学的研究必须积极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但更需要注意的是要充分分析和把握实践的特殊性以修正和拓展西方政策科学理论，旨在促使理论更好服务于实际需要。鉴于以上的论述，文章尝试着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公共权力结构政治主体等因子剖析我国实际政策过程的特殊性，希望这样的思考能为之后的政策研究提供一定的启发。
经济转型、社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
经济转型、社会转轨是当前中国基本国情的根本命题。所谓经济转型，是指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转轨的理想状态是既保持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有力调控的优势，又获取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充满活力的高效资源配置。
一般来说，除了经济危机这类特殊情况，在经济模式成熟稳定的社会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群众）对问题领域基本属性的认识是相对稳定的。相反，在经济模式转轨时期，一个用于解决基本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都可能在社会的认知上形成分歧。例如，教育、科技、体育、文化、卫生在计划经济时期被视为典型的“公共事业”，养老、住房、医疗等被普遍地定义为纯粹的公共产品。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的引入导致教育产业化、文化产业化、住房商品化等趋势亦是愈演愈烈。倘若在若干年以后，这些曾经被定义为商品的供给呈现出市场弊端，人们又会对公共性回归的问题大加探讨。很明显，在经济转型时期，公共政策的显著变迁是社会对问题领域基本属性认识上的摇摆导致的。
所谓社会转型，是指伴随着经济转轨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利益分配、社会管理方式、社会阶层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观的重新定位处于模糊状态，行为方式处于多样化状态，利益分化导致不同阶层冲突常态化，社会对管理方式的创新显得极为迫切。由此，社会转轨时期的各种分歧与矛盾处于高发期也就不足为怪。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文化价值逐渐脱离原来的轨道，文化价值观的定位趋于模糊和分歧。例如，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价值优先性问题上，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分明显的社群主义即认为公共利益必须优先于私人利益，如果必要，国家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压倒一切；改革开放之后，文化价值观发生改变，自由主义开始流行，即认为正义的原则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因而个人权利也是绝对的和普遍的，不能为了普遍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1］
当然，到目前为止，两种价值观依然在争议当中此消彼长，两种价值观的过渡与摇摆深刻地影响着政策参与者参与决策的机会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在公益领域中，政策参与者的博弈现象尤为激烈。例如在宁波pX事件就是有力的事实证据。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到政策行动者的参与机会程度。例如，致富能人可凭借手中的优势资源寻找更为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
总之，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特殊时期的中国，其政策过程的在总体上保持稳定的同时，诸多经济发展问题、民生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造成了政策过程的不稳定性。稳定与不稳定性也就导致了中国公共政策过程的特殊性。
公共权力结构的特殊性
政策系统的核心是公共权力。所谓公共权力就是基于特定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同意或授权，为管理、支配、影响、调控该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公共事务，而集中起来掌握在法定公共组织手中的一种公共权威力量。［2］
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会依据自身利益诉求不同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制定。由于政策权力分散在不同政策主体之间，因此又存在公共政策权力结构的问题。所谓公共政策权力结构即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权力因各自不同地位及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公共政策权力的总体构成方式。一般而言，公共政策权力在总体上由权威性和非权威性权力两大部落构成。
总体而言，我国公共政策权力的主体包括以下几部分：政党、国家机关、政府系统、法院与检察院系统、社会主体。具体而言，这些主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权力划分各有其特性和具体性：
1.作为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公共政策权力。
在多党制国家（如法国），政党所履行的利益聚合的功能要相对小一些，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充当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的角色。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它在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在中国的建设发展处于核心地位。在公共政策过程中，这种核心权力地位表现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等各方面的总体方针和战略；另外，作为执政党，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等八个派也是我国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功能。这些功能也就构成了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拥有权力的主要内容。但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与派并不属于权力的平等分配地位，在我国，尤其在人大会议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阶段，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合作关系表现在主体部分与修补部分的从属关系。
2.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共政策权力。
国家机关是居于国家规定的法权地位，享有法定的公共权威以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机构。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是政策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行政权力扩张，出现了“以行政为中心“的趋势。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无论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行政领导尤其是总统。特别是在决策权难以分散的国防和外交领域，总统拥有的合法权利和行动自由要大得多。［3］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里，德洛尔认为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的权力和影响，甚至比发达国家的行政部门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还要大。［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公民社会主体开始呼吁更多权力的社会的回归，政府权力在部分和一定层面上为公众所享有。中央也实行向地方放权，在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政策权力划分中，一是确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二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制度。但是中央政府依然具有强大的集权化特征。
3.社会主体的公共政策权力。
我国秉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制度，社会团体和公民享有参与政策过程的权利。在政策参与过程中，社会团体和公民可以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的合法渠道进入到政策决策的系统当中。伴随着政治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新闻媒体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主体的公共政策参与渠道呈现多样化的和扩大化的趋势。
通过此三个方面表现出的政策权力结构的集权化特征是中国政策制定系统区别于西方的最大特征，对中国政策制定系统独特的运作方式影响深远，这与西方大部分政策理论中包含的“政策权威机构”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公共政策功能结构、运行机制与内外因素作用机理的特殊性
西方政策功能的发挥大多取决于公民投票的结果。在中国，公共政策的达成远不像西方国家那样简单地取决于投票结果，而是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中国公共政策功能配置总体功能强大，全能型政府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诸如文化、经济、教育、政治等。其次就是经济管理功能突出与社会管理功能较弱。公共政策必须发挥强大的经济管理功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但是与西方国家政府功能倾向于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不同，我国长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经济功能尤为强大。相反的，社会管理功能薄弱，表现在诸如社会养老、医疗等领域的功能缺失。
结论
由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中国与西方的政策过程存在着差别。总而言之，在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外部因素、内部因子、社会主体等有别于西方国家政府结构的特殊性，这同时也要求我国政策科学的研究者提出了在实践中应对西方政策理论的方法论、目的、原理进行彻底的改造，坚持“评判的吸收”的原则，使政策科学理论的发展更好更全面地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实践当中去。（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政治与政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p27.
［2］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p245-p246 .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3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灵；原因；对策；启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方法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公共选择学派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邓肯・布莱克被尊称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詹姆斯・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理论的缺乏，新福利经济学的影响，以及凯恩斯主义指导下国家干预的失败。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
布坎南曾表示：“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所谓公共选择是指人们通过民主政治过程来确定公共物品的需求和供给，把个人选择转化为集体选择，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决策。
公共选择学者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假定个人在参与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时，是以同样的价值尺度行动的，在这一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国家的决策过程是与经济市场类似的，由供求双方相互决定的过程。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人们在经济市场上通过货币交换私人产品，在政治市场上通过选票交换公共产品。经济市场上的活动主体是消费者和厂商，而政治市场上的活动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官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认为政治市场存在三级结构，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出售政策给选民，选民为购买合意的政策支付选票；在政策供给市场上，官员向当选政治家提供政策选项和实施政策的手段，政治家向官员提供预算；在政策执行市场上，官员向选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选民向政府纳税。换言之，政党和政治家追求选票的最大化，政府部门和官僚追求预算的最大化，特殊利益集团与立法机构、官员形成一个“铁三角”，立法机构可以批准某一个预算方案；官员实施某一方案，特殊利益集团从中获益。在“铁三角”的作用下，政府预算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政府失灵说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内容，它旨在用经济学方法来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败问题。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
公共选择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有三个前提基础，分别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和经济人假设。所谓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把作为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的个人同样作为集体行为的出发点，将个人的选择或决策当作公共选择或集体决策的基础。经济人假说，是把人看作有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认为个人天生追求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一直到这种追求受到抑制为止。
二、政府失灵的表现、原因及对策分析
公共选择学者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败”的表现及原因进行了较为具体深入的研究。丁煌认为“所谓‘政府的失败’，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有效’，或像理论上所说的能够做到的那样‘有效’”，唐兴霖认为“政府失败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致使公共支出成本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预算上出现偏差，政府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能够做到的那样‘有效’”。
（一）政府失灵的表现及其原因
由于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缺乏有效供给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市场不能解决资源配置的所有问题，需要政府的补充作用。但政府也并非万能，在解决市场失灵的这个过程中，政府也会失灵，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失灵的表现可归纳为四点，分别是公共决策失误、内部性与政府扩张、官僚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低效率与浪费、寻租及腐败现象，下面对这四种表现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失误，即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或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导致公共政策失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公共利益在界定时具有模糊性，阿罗不可能定理即说明了这一点，一项政策很难达到所有人的满意、代表所有人的真实利益，而且全体一致规则的成本高昂。第二是决策信息的不完全性。信息收集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而且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和选民所掌握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不同的决策方式也会影响决策结果。第三是选民在投票过程中更注重短期效益，而政党和政治家在选举过程中，也会更倾向于采用迎合选民的政策。
如果说市场具有外部性，那么政府便具有内部性或内在效应。分析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及其规模的扩张可以追溯到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具有自身利益，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便带来了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张、政府人员的增加以及财政预算和支出的增长。
官僚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低效率与资源浪费，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机制。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评估上存在困难。政府竞争机制的缺乏不仅体现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而且体现在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上。终身雇佣制使其缺乏竞争压力，由此导致人浮于事和效率低下。第二是缺乏监督机制且监督形式软弱无力。由于监督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监督者很难实现有效监督。政府官员在某些事物上处于垄断地位，因此对信息的掌握也是垄断的。在一些公共政策中，还存在监督者（选民）被政府官员操纵的局面。第三是缺乏激励机制，政府官员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由于政府官员不能把利润占为己有，降低成本对其来说回报较小并有可能影响下一季度的预算，因此政府机构不断扩大规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公共资源浪费的现象。
寻租与腐败是政府失灵的又一表现。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5]寻租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并不增加任何新产品或新财富，通过改变生产要素的产权关系，把一部分社会财富装入了私人腰包，也导致了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争权夺利，浪费在寻租中的资源本来可以在其他的经济活动中得到更好的利用。政府官员的自利性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寻租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
（二）政府失灵的对策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了政府失灵的原因后，也给出了种种解决对策，主要包括四点，一是改革，二是在公共部门内部形成竞争机制，三是对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加以约束，四是引入利润动机和激励机制。
第一是实施改革。布坎南认为要改进政府――政治过程，首先必须改革规则。因此，“公共选择的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政策内容本身并不是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其根源在于政策制定的原则与规则。新的要点在于真正的分权和程序约束。第二，引入竞争机制。公共选择理论家认为，在政府机构内部进入竞争机制，能够缓解政府机构的低效率，打破垄断。第三，约束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府具有天然扩大的倾向，人员增长、机构膨胀、支出增加，与之伴随的是政府的低效率。因此要关注约束财政政策制定过程的规则，进行财政立宪，以财政宪法等约束财政政策。第四，引入激励机制。使官员们树立利润观念，并允许政府部门对节省了成本的财政剩余具有某种自主处置权。
三、公共选择理论简评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简要评价
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作为投票者的消费者的如何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决定表达意愿。如果说对市场失灵的分析旨在寻找矫正市场制度缺陷的方法，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灵的分析也促使其寻找矫正政府失灵的对策。公共选择理论在政府失灵、官僚政治等方面给出了不同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和政治学的解释，这为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注入了新鲜的血脉。
但是，公共选择理论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受到了不同方面的批判。首先是关于其经济人假说的批判。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经济人假设不是关于人类动机的一种全面的看法。其次，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是有差别的，不能机械的将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进行同等的逻辑推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将经济学的假说、理论应用于政治过程，力求做出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解释，这既是它的力量源泉，又是它的弱点之所在，既有创新，又使它陷入困境。”
（二）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失灵说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以政府失灵说为核心内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它启示我们，第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要适度。我国当前实行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会失灵，政府同样也会失灵，“全能政府”不复存在，建设“有限政府”就要切实转变观念，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时要把握好“度”的问题。第二，要加强法制化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政。政府失灵说中的公共政策失误启示我们，政策制定的规则比政策内容本身更重要。因此，无论是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法治化规范，还是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都要纳入法治化轨道，防止权利的滥用和不作为。第三，要在政府机构中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竞争机制，一方面要加强政府部门间的竞争，打破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局面，可以引入第三部门，激发社会活力，建立合适的偏好显示机制，提升服务的公众满意度；另一方面要在公务人员之间建立竞争机制，完善公务员考核指标体系，避免人浮于事和行政效率低下。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要完善公务人员的薪酬管理制度，正视其经济人特征。第四，要实施有效的社会监督和约束机制，遏制寻租和腐败现象。进一步推进“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实施，强化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加大惩罚力度、深入完善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许云霄.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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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建东，高建奕.西方政府失灵理论综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5）.
[5]张恒.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01（4）.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4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价；微观经济计量学；因果分析；决策支持
基金项目：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企业集团推动创新驱动新突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编号：15HZKt070。
一、公共政策评价的概念和目的
现代公共政策评价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的是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建立公共政策与实施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传统的公共政策评价方法（如成本一一收益法）相比，现代公共政策评价理论和方法的重大突破在于运用微观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将公共政策实施前后的微观经济的主体收益变化，直接归为该公共政策本身的实施效果，排除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因此能可靠估计公共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根据实施效果做出继续或终止执行政策的决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调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二、微观经济计量学框架下的公共政策评价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统计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微观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如大规模随机样本以及随机化实验的运用，使得公共政策评价的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可信。
1、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框架和估计量
（1）主要分析框架。现代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框架是鲁宾因果模型，开创了公共政策评价的现代分析框架。鲁宾因果模型认为：因果效应是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某个个体或公司的影响称为事实结果；反之则称为反事实结果）之间的比较，因而无需设定特定的参数模型。经过Heckman和manski的进一步发展，鲁宾因果模型成为统计学、经济学分析的主流模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评价是研究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即某个个体或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其实质在于比较实施和不实施该项公共政策两种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收益变化情况，从而得到该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客观评价。
（2）主要估计量。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估计量是平均处理效应。平均处理效应ate（averagetreatmenteffect）指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也是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的差异。微观经济计量学认为，由于无法观测到反事实结果，公共政策评价实质上是缺失数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微观经济计量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构造处理组和控制组，并使用控制组样本作为反事实结果的变量，通过比较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之差，来估计实施某项公共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量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正的平均处理效应说明公共政策的实施获得了可取的结果。同时，对平均处理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能够对其相关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以获得期望的政策实施效果。
2、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方法
（1）分析方法的主要区别和选择依据。在微观经济计量学分析框架下，对公共政策评价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对选择性偏差的处理。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异质性，这使得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受到个体不同特征的干扰，即产生了估计偏差。微观经济计量学认为，在存在选择性偏差的情况下，平均处理效应ate的估计结果往往会产生选择性偏差。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信性，在估计平均处理效应时，必须满足条件的独立性假设，即保证估计平均处理效应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差异。在实践中，主要采取随机实验方法和准实验方法来克服选择性偏差，获得平均处理效应的一致估计量。
（2）随机实验方法。随机实验方法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机化实验通过随机抽取的方法构建处理组和控制组，因而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能较好地克服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选择性偏差，在公共政策评价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收入税政策及日间用电定价等政策均使用随机实验来进行政策评价。80年代，随机实验方法成为了美国联邦政府和主要基金会政策评价的主导方法，美国劳工部20世纪80年代中期颁布了工作培训项目的政策评价。美国联邦政府也选择了试验方法来进行家庭子女抚养救助政策改革的评价，劳动经济学者运用随机实验方法对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政策评价。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也运用了随机化实验研究进行政策评价。
（3）准实验方法。一般认为随机实验方法是最为稳健的政策评价方法，但随机化实验在运用中有很大的局限性，与农业和生物学实验不同，社会实验的参与者和处理的管理机构都是积极和具有前瞻性的人，具有个人的偏好，而不是被动的随机化处理的接受者。控制组个体失去了获取参与处理收益的机会，因而随机分配可能会产生伦理问题。在政策评价文献当中，研究数据往往不是来自于随机化实验，而是来自于非随机的观测研究（observationalstudies）又称准实验方法。准实验方法主要包括两种，其选择依据主要取决于可以获取的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数据，如果可以获取公共政策实施前后的面板数据，则可以运用一阶差分方法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来克服选择性偏差；如果无法获取面板数据，则可以采取横截面分析方法，使用较多的是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样本选择模型。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转型期；价值取向
受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公共政策一度以追求效率为基本价值取向，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决策时期、新公共行政决策时期和新公共管理政策时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价值目标均打上了企业管理的深刻烙印。上述各个时期的政策价值目标的生成基础是科学管理理念，核心与终极追求均指向效率。”[1]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重视追求发展的效率，则会忽略公共政策本身的公共性，造成各种不平等，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能否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发挥好引导和调控作用，关乎整个社会能否有效、和谐的运转。
一、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价值取向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和态度，即人们做出各种决策判断和行为所表现出的的价值倾向和所依据的指导思想、价值倾向。公共政策也有其特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倾向来指导其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估，即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社会资源配置与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实际上是公共权力运行的表现，包括政策问题的提出、进入政策议程、政策方案的形成、政策的执行、监督和效果评价，整个过程都离不开价值取向的指导和控制。
著名心理学家西蒙认为，决策判断有两种前提：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这说明价值取向在人们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样在公共政策运行的整个过程中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整个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公共政策的内容和执行方式方法、监督和评估的方式方法，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结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衡量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公共政策价值合理性的重要指标。研究、探讨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最终目的，是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指导公共政策合理有效的运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
二、社会转型期特点与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困境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寻适合我国当前发展的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冲突尖锐，价值观多元且混乱，新的矛盾冲突问题层出不穷，而公共政策在对社会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对价值进行再分配，处理和协调各种矛盾冲突时，也深受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做指导，必将偏离政策制定的初衷和方向，达不到政策的目标，使公共政策丧失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任何政策思路的设计均应立足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即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政策思路中做出正确的选择”。[2]因此要想制定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必须仔细分析当前社会时期的特点，把握时展的规律，切合人民大众的需求。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可分为经济发展转型、社会结构转型和思想行为模式转型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推动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城市化进程加速，民众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社会群体逐渐分化，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包括个体私营人员、自由职业者、外企白领等，不同利益阶层与群体的价值追求与行为模式差异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差异性明显增强，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文明、公平正义等越来越关注，不断对政府服务提出新的要求，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不断出现。
社会转型期有其特殊的特点，经济、科技迅速发展，利益群体和群众诉求多元化发展，不少既有的制度已不适应新形势下各种新的发展，而新制度的制定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出现制度空白与价值紊乱的现象，迫切要求公共政策选择更加科学合理的价值取向以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变化。
三、转型期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
在社会转型过渡期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立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适时的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愿想，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结合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举措，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相一致。与构建和谐社会战略决策要求相一致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要以政府伦理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要求，以人为本，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
1、政府伦理是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基础
由于公共政策掌管着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分配的“大权”，在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其制定者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科学而良好的政府伦理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前提。罗尔斯的“正义论”很好的阐述了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伦理规范，其开篇就讲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法律制度不论多么有条理，不符合正义就应当被抛弃，就如同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罗尔斯最后得出结论：正义是优于效率的，实现公平的正义，效率也就在其中。[3]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要符合转型期基于政府公共性的政府伦理规范要求，需从以下三点入手。首先，政府等公共政策制定部门及其制定者要强化公共服务的意识，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提供全方位、多层面的公共服务，以适应转型期社会新的发展变化要求，及时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不断的自我反省，及时填补社会管理和建设的空白。其次，在社会转型期一些旧制度不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新的制度尚未出台时易出现各种行为失范的现象，这种背景下，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更应该成为依法行政、守法重信、立党为公的表率，用自身行动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要践行比社会公众更高的价值与行为规范。再次，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努力向构建民生型政府发展。所谓民生型政府，就是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群众利益作为政府绩效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标准。[4]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
2、公平正义是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首要要求
公平正义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公平公正，这就要求公共政策制定者在政策运行的过程中积极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立足公平，追求正义，全面形成安定有序的局面，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使社会各个领域的生活公平公正、富有效率、充满活力。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由于新阶层新群体不断的形成，多元的价值观念也引发了很多矛盾冲突，社会公平问题就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效率和公平作为两种价值取向，存在一种此长彼消的替代关系。按照经济学家曼昆的解释，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公平是指这些资源的成果平等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公平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在涉及政府政策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5]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形态结构迅速变化，民众观念多元发展，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不健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法律盲区，市场失灵的问题时有出现，迫切要求政府出面对市场进行适当的干预。公共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该体现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为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公平的社会、市场环境。公共政策在配置社会资源和分配社会利益的功能上应符合政府伦理规范和人民大众的要求，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以人为本，公共利益最大化是转型期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最终目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和本质要求是以人为本，具体到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就是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政策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其本质是立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对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和重新分配。政府作为社会权力的委托执行者，应主动回应社会公共需求以及公众的意愿和期待，把保证和增进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政府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6]
政府制定政策目的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更好的管理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政府的政策资源来自公共领域，因此，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公共政策之所以被称作“公共的”政策，就是因为需要公共利益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其自身的合法性。以人为本，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公共政策过程就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以人为本，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追求，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应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标准。（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余敏江.论公共管理价值生成的基础[J].理论与改革，2004（3）.
[2]张志超，雷晓康.中国转型经济时期的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白德全.公共政策与民生质量[J].中国人才，2011（5）.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6
对于产业经济而言，其发展与公共政策关系密切，二者相互影响。因此，不能忽视公共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方向的所产生的作用，要借助对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创新，为产业经济赢得更加优越的制度环境。
关键词：
产业经济；公共政策；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时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进行积极配合，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在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为此，要理清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的和谐，在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对产业经济的概述
对于产业经济而言，其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讲，产业经济涉及各个行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立足狭义范畴，产业经济中，工业占据重要地位，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因此，很多时候产业经济更倾向于工业部门。在产业经济学中，研究的角度是广义的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在当前的产业经济学中，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场为单位划分的产业，其次是以技术和工艺的相似性为根据划分的产业，再次，是大致以经济活动的阶段为根据，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产业，即产业结构。产业经济彰显应用性，产业的目的是满足产业分析的需求而产生的。
二、对公共政策的概述
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发挥公共职能，推动经济系统与人、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公共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公共问题，目的是实现公共目标的达成，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见，公共政策就是一种的决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种。其次，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较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体现，不断进行优化和选择的结果。它主要立足公共问题、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呈现。公共政策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够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前提。
三、对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发展的。是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关系到社会的进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较广，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在纵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体举措等，而横向分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的关键和转型的时期，要推动不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临诸多调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产业，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为促进各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
(一)重视借助公共政策实现
对产业结构的规划和调整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也就是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发生变化，脑力投入比重加大，这也是产业经济发生变化的重要方面，知识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对产业政策的调整，逐步减少第一产业对自然和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重视软产品的发展，避免利用其对传统制造业的改变，促使传统制造业的层次提升。要发展计算机产业，加大计算机服务，尤其是发展信息咨询业的相关技术行业，提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
(二)重视财政政策的变革
在各个产业经济的发展中，财政政策发挥这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和地区给予的优惠财政政策，制定的相关补偿制度，对产业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经费、基础投资、产业扶持等。在这种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产业会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获取其相应的财政优惠，获取强大的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的长远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
(三)发挥税收政策杠杆作用
对不同的产业类型，国家结合宏观调控，对税收政策进行差异化管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对高校技术产业的税收倾斜，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强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资，扩大投资领域。
(四)发挥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金融政策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融资问题成为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融资方式，需要进行方式的拓展，强调多元化，拓宽融资渠道，要积极发展内源融资和财政投资，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扩展外源融资方式，尤其是银行、证券以及外资等。
(五)积极发挥政府对产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发挥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调控也不容忽视。首先，要重视对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主要是因为诸多高科技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私人企业很难全面满足需要。同时，智力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无形资产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对企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整个社会面临结构和利益分配到的调整。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导，推动市场进程，发挥其灵活性的特征，集中进行模式的确定，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控，发挥更加有效的调控作用。
五、结束语
综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经济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各个产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公共政策的制定，结合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兼顾国情，更好地发现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彤，李涵，宋瑞超.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下的产业现状与展望——“2014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双年会”综述[J].经济研究，2014，06：185-188+192.
[2]龚强，李涵，张彤.经济转型下的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2012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2，06：156-159.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7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理论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必然会在有关公共政策的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在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学科研究路径，即政治学路径、经济学路径、管理学路径等。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管理主义理论等。
功能过程理论
功能过程理论（FunctionalCoursetheory）是由公共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D.Lasswell）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要点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行动，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进行阶段性或程序化的研究。
拉斯韦尔认为，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七项重要环节或功能：（1）情报。它包括与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决策者是怎样收集和处理该方面的信息的？（2）建议。处理某一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建议或那些解决政策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怎样形成和提出的？（3）规定。是谁制订和颁布了那些对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他们是怎样制定和颁布这些规则的？（4）援引。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决定特定的行为是否违法，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则？（5）实施。规则和法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怎样运用和实施的？（6）评估。怎样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怎样去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失败？（7）终止。最初的规则和法则是怎样被终止的？或者这些规则和法则是怎样从被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1]
功能过程理论按照公共政策的动态过程，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概括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问题。尽管一项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并非一定要把每一个环节或每一种功能包含无遗，但这一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各种行为的把握，有利于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较好的概念框架。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的反映。一些政治学家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加以界定，于是公共政策过程被视为由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所构成。然而，必然注意这一理论蕴涵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变化必定引起公共政策内容的变化。实际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政治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约束对政策内容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有时政策过程对政策内容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不能片面夸大过程因素，而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制度理论
政治制度理论（politicalinstitutiontheory）是将公共政策看作政府机构或体制的产出。这种理论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中，政府都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决定者和实施者，一项公共政策若不被政府所采纳和执行，就不能成为政策。
制度或体制是个人或组织的结构化行为方式，或者说，一个制度是一整套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的规范化模式。正是各机构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同，才能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广义政府机关区别开来。政府机构赋予公共政策合法性、普遍性和强制性［2］，这是公共政策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或个人决策的根本之点。那些规定了政府行为模式的各种政府制度如政府机构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不同政府部门拥有的合法权力，政府机构的活动程序等，都影响着政府机构决策的方式，影响着政策的内容，影响着政府的实施政策的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们经常对一部分团体有利，对另一部分团体不利；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不利；对某些政策结果有利，而对另一些结果不利。总之，不同的政府制度结构或体制产生非常不同的政策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研究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和公共政策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放到可以比较的系统的规范中加以调查研究。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传统阶段研究的内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制度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的延伸。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能够从总体上规定政策的基本过程。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公共政策学科就体现出了国际化（规范化）与本土化（个性化）的双重特点。反过来，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反映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
政治制度理论突出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重视制度或体制对公共政策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显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只分析制度结构，而忽视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只注重静态研究，而忽视动态研究；片面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倾向。
政治系统理论
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Systemtheory）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政治系统按照动力学的术语进行分析，把政治过程阐释为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形成系统的流（flow），并建构了动力反应模式［3］。
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是由社会大系统中除政治系统之外的各种状况和条件所构成的其他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内部环境（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系统）。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叫输入，主要指环境的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持。干扰（disturbances）用来特指一个系统总体环境作用于该系统，在作出刺激之后，改变该系统本身，有些干扰是有益的，另一些干扰可能造成压力；要求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向政治系统提出的采取行动的主张；支持是指个人或团体接受选举结果、遵守法则、纳税并赞同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要求过多或支持这少都会给政治系统造成压力。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公共政策。随着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这一个概念则意味着公共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提出的要求，以及改变政治系统的自身特点。政策输出可能会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将进一步导致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在政治系统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公共政策源源不断地产生。
政治系统理论对政策科学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仅因为伊斯顿本人对公共政策科学进行了大力倡导，也由于系统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现代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方法[来源:论文天下]政治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过程，这有助于我们探求公共政策的形成，提醒我们注意公共政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政治系统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系统本身所有的价值观念和系统理念的重要性，难以说明公共政策是如何在政治系统这一“暗箱”（blackbox）中操作并作具体权威性分配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创建的。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特点和政府的行为特点；研究非市场决策的集体决策；并以人的自利作为出发点，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4］。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市场上的集体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核心问题是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该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选择包括公共政策的产生多在“政治市场”中完成的。与一般经济市场不同，政治市场具有三个特点，即选择结果有间断性、政治选择是一次性和不完全的、政治消费者不完全清楚自己选择的最终结果的特点。集体决策也不同于市场决策，它包含三层涵义，即集体性、规则性和非市场性。在政治领域，重要的命题并不是政府、党派、社会团体自己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过程，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的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出于某个政治领袖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或组织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政治市场也是由供求双方组成的。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负责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物品，选民和纳税人获得公共物品并支付一定的税收款项，至于具体的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税收额等内容的确定，则是通过选举过程“讨价还价”完成的。每一个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如同“经济人”一样，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集体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否则，就不支持甚至反对。但政治市场也存在不完全性，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公共物品组合的不完全性、选民权力的不平衡性、投票的“短见效应”，由此在政治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是理性的自利者，投票人是理性的、短视的甚至无知的，这种选择机制预先造就了政府的优先地位。政府行为缺乏内在刺激与约束机制，依据自身利益偏好行事，以“预算最大化”为工作目标，最终机构膨胀、“寻租”(RentSeeking)泛滥，政策失败，最终“政府失效”。
公共选择理论明确提出，在一个体制下产生了不好的政策或不好的结果，原因要么是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规则产生了错误的领导人，要么是在政治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率的制约机制。因此，唯一的决定因素是规则——产生领导人与约束领导人的规则。其中产生领导人的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投票规则，具体有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等。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公共政策产生的原由、规则和运行及其结果，采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的决策，详尽地告诉我们政策系统的“暗箱”运作过程，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公共选择的过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同样，它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学的不断发展。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并非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并非人人都是“经济人”；而且集体决策也并非全都公正，多数人决策有可能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多数人暴政”的后果；此外改变不好的公共政策，也并非仅仅改变产生领导人和约束领导人的规则所能做到的，它还包含许多自然的、社会的复杂因素。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5］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告诉我们，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协调组织行为，走向公正、秩序和安全，使我们从另一处角度去了解公共政策的特征性及其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分析学派，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成本”或“制度”概念，往往也使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怀疑[来。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n.J.:prentice-Hall,inc.,1975,p.18.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德］柯武刚、史漫飞：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9页。
［6］［澳］o．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3页。[来源:论文天下]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n.J.:prentice-Hall,inc.,1975,p.18.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8
abstract:economicpoliciesofcommonalitystadiumandgymnasiumaredividedintonationalandlocaltwolevels.policycontainedinotherrelatedlawsandregulations.therearesomeproblems,suchaspolicywithoutpertinence,narrow,comprehensivemaneuverabilityisnotstrong,nosystematic,etc.
关键词：公共体育场馆；经济政策
Keywords:commonalitystadiumandgymnasium；economicpolicies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6-0110-02
作者简介：代璐（1980-），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0引言
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体育产业市场化的机制不断完善，作为体育产业中主体产业之一的体育场馆业也面临着体制的改革。制定好体育场馆发展相配套的经济政策对于保障改革的顺利发展尤为重要。目前因为不论国家或地方都没有专门设立的公共体育场馆经济政策，现有政策的体现形式一般都是体现在相关的体育管理规定中，作为规定中的某一条体现或者是规定中的某一条也适用于公共体育设施。因此笔者在整理搜集时将与体育设施相关的或适用于体育设施的政策进行了整理与分析，从而探讨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1我国目前现有公共体育场馆相关经济政策
1.1部级公共体育场馆相关经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第六章保障条件，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五条分别在资金以及用地上给予了明确规定。要求将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将基本建设用地纳入城市规划。《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国务院）1995第二十四条在用地中提出明确规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2号，2003.6）分别在体育设施用地、维修基金、鼓励社会捐赠方面有所规定。《关于公共体育场所进一步发挥体育功能、积极向群众开放的通知》（国家体委1994）中体现了免费开放与有偿开放相结合的方针。《关于核定全国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定额补助标准的通知》（财政部国家体育总局2003）主要阐述了中央与地方对于场馆相关费用各自承担的费用，中央补助相关维修费用，地方承担建设资金。《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体育场馆和大部分体育事业单位应继续坚持“以体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扩大对外服务，加速由事业型向经营型转变，逐步做到自收自支、企业化经营。《全国体育场地维修专项补助经费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1999）规定维修经费是中央财政为加强全国体育场馆维修，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而设立的专项补助经费，由国家体育总局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对于维修经费的补助范围也有了具体的规定《体育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体育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1998）中对于体育公益金的支出范围包括了修整和增建体育设施；修整和增建体育设施是指用于弥补维修和新建大众体育设施及专业体育比赛、训练场馆的经费不足。
1.2地方级公共体育场馆相关经济政策目前我国各地方的体育政策都在不断的完善中，据笔者收集了我国四十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体育政策，所以笔者从中甄选出二十四个省市的有关场馆部分的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省级的包括安徽省、贵州省、广东省、河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江苏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市级的包括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重庆市、厦门市、武汉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壮族自治区等几个自治区的场馆相关经济政策，从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
几乎所有省市都将体育设施的建设、规划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要求将将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同时鼓励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以投资、捐赠、赞助等方式参与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各省市在场馆维修上的政策还存在一定差异。有些地方规定了政府有义务承担场馆的维修费用如《安徽体育设施管理办法》、《河北省体育设施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体育设施管理条例》、《山西省体育设施管理条例》都有相关规定。
另外一些地区则没有具体规定维修费用的来源如《北京市体育设施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体育设施管理者应当建立健全体育设施使用的管理制度，定期对体育设施进行维修、保养，保证体育设施的完好和安全使用”。《黑龙江省体育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体育场所应当建立使用、管理和保护制度，保证体育设施的安全和完好。体育场所每年要有一定的投入用于维修，保证其正常使用。《上海市体育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公共体育场所的维修保养）“公共体育场所的经营单位应当按市体委的规定，定期对公共体育场所进行维修保养，保证公共体育场所正常使用”。
对于场馆开展经营活动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并规定经营活的收入优先使用的范围。如《安徽体育设施管理办法》中第二十条规定“利用公共体育设施进行经营活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予以扶持，所得收入应优先用于公共体育设施的保养、维修和管理，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指导、监督”。《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国有体育场馆是国家投资用于开展各项体育活动的公益性事业场所，应当坚持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坚持向群众开放。国有体育场馆从事体育经营活动所得的税后收益，应主要用于体育场馆的建设”。除此之外《湖北省体育设施建设和管理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体育设施管理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场地管理办法》、《山西省体育设施管理条例》、《陕西省体育场馆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场地管理条例》、《厦门市体育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重庆市公共体育场馆条例》也都对于经营活动收入优先适用于场馆建设、维修有了明确规定。
对于税收方面的优惠各地规定也有很大差异，有些地方有相关优惠政策，有些地方没有，一般在数额上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如《安徽体育设施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小型体育场（馆）及运动员训练用房建设投资，按零税率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公共体育设施建设，除按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征收有关税费外，不得征收其他费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国有体育场馆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应当经体育市场主管部门同意，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交纳国有资产占用费”。《四川省体育条例》第四十二条“省人民政府应为体育活动的开展和体育设施建设制定税收和土地征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2目前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经济政策存在的问题
2.1政策内容涵盖面窄目前我国体育场馆经济政策的内容涵盖面较窄，如国家层面对公共体育场馆经济政策方面的支持还主要集中于体育经费列入财政计划与体育设施用地地方土地规划这两个方面。地方层在政策内容表述最多的也都是要求将体育设施的建设、规划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要求将将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总的来看，国家及各省市的政策内容都不够全面。一些场馆发展至关重要的政策，如场馆的维修政策、相关税收政策以及对于场馆开展经营活动相应的一些支持性政策、无形资产开发政策，都不够全面。
2.2缺少有针对性的政策目前我国所有的省市几乎没有独立的体育场馆经济政策，所有的关于体育场馆的经济政策都是在相关体育政策中体现的。这样就造成了现有场馆经济政策缺乏针对性。公共体育场馆的发展对整个体育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体育场馆的市场化运行需要有针对性经济政策的支持，以前套用政策的方法不再适合市场经济运行下的体育场馆，需要有更切合体育场馆实际的经济政策的支持。
2.3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目前在各省市的各种体育政策中似乎多少都涉及到了公共体育场馆的经济政策，可是政策的表述过于笼统，可以套用的相关经济政策在实施总可操作性不强。如“鼓励鼓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以投资、捐赠、赞助等方式参与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这一表述在很多省市的体育政策中都提到过，可是“鼓励”的内容是什么，在现实运行中应如何操作等方面的内容就没有涉及。又如一些省市对于场馆维修费用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对国家投资建设的体育设施的维修费用给予补助”这里的“补助”的范围与具体额度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在操作中就无据可依。这里各省市的经济政策应当根据各自省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体育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场馆具体的情况进行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的规定。
2.4缺乏独立的政策体系我国目前还没有与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公共体育场馆经济政策体系。现有关于公共体育场馆的经济政策内容单一、形式散乱，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已经不再适应现有场馆发展的需要。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正在处于转型时期，正在经历着市场经济的考验。独立完整的经济政策体系有利于场馆尽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保障场馆公共服务的同时使其经济效益最大化，从而促进体育产业整体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于世浩,房游光.对国外体育经济政策问题的研究[J].体育学刊,1999,(2).
[2]隋路.中国体育经济政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陈敏.国外体育经济政策的发展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
[4]刘晶.以科学的体育经济政策保障体育产业的发展[J].安徽大学学报，2003，（3）.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9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课堂教学；四步案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5-0077-02
公共政策学是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要求开设的所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在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开设，现有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等四个专业，且公共政策课程均已在上述四个专业开设。因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是我校唯一拥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优势的学院，教学研究覆盖区域经济和公共管理两大学科，因此本文拟在此学科交叉背景下，针对《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思路进行探讨，以期为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参考。
19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的政策研究还只是附属于经济科学。以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ddrowwilson）提交关于行政研究的论文开始，美国公共行政学科方始建立。因此，公共政策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还属于新兴学科，也是一门正在不断发展的学科。1951年美国政治学家勒纳和拉斯维尔共同主编《政策科学：视野与方法的近期发展》一书，该书第一次对政策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等进行了论述，被人们认为是公共政策学诞生的标志。中国公共政策学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引进西方政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极为重要且富有活力的部分。由于在我国发展较晚，还属于一门新兴学科。总的来看，公共政策教学的专业人才缺口较大，高校教师在公共政策学教学过程中偏重理论，在关注社会公共政策现实、提出政策解决方案等方面较为欠缺，从而使这门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在课堂教学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案例教学和社会现实的结合不够紧密。由于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转变与体验，因此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特别是，社会科学类课程需要把纸面研究和实践轨迹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案例教学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公共政策概论课程中的很多政策热点与问题均与实践紧密相关，其理论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而又广泛应用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选择合适的案例开展教学，有助于学生从“课堂学习”到“政策实践”的转变与体验。案例教学也是公共政策学发源地美国的mpa、mpp教育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一、《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创新原则
结合自己的公共政策学教学实践，笔者总结提出“摸底—点题—仿真—实践”的案例教学思路，经过课堂教学验证，效果良好。现叙述如下。
1.创新原则：以交叉学科为基础，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实行大类招生，学生入校后按照公共管理大类进行培养，第3学期实行专业分流，第4学期开始专业学习。公共政策学既是大类平台课，也是专业必修课，在授课时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层次和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发生的诸多公共政策事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根据我国“稳增长、促发展”的指导思想，军事外交均为国家发展服务，总的来看近期出台的公共政策均可以归纳为经济管理领域。所以，以经济、管理两大交叉学科的背景知识为切入点，既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也要具备相应的管理学原理，还要会基础的数据分析方法，从而做好课堂组织和教学环节的顶层设计，充分突出理论知识和社会现实的无缝对接，就显得非常重要。
2.创新流程：构建“摸底—点题—仿真—实践”四步案例教学法。基于上述考虑，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摸底—点题—仿真—实践”四步教学法，凸显政策实践中的理论脉络，注重理论讲解中的实践能力，力图通过“实时新闻、现场分析、政策把关、实践验证”的教学思路来切实提高学生对于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把握能力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
二、《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创新分析
1.摸底学生情况，准备实施案例教学。公共政策具有强烈的个人理解倾向。不同的学生，对于同一政策理解的角度都大相径庭。为此，在公共政策学第一节课，应摸底学生情况。这里是课程摸底问题清单。
通过摸底，可以了解大家对于这门课程的熟悉情况、希望得到的知识和能力以及与学生交流的方式和应该注意的问题等。从摸底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学生不接受照本宣科式的讲解方法，而希望代之以新鲜的案例分析。这就为顺利实施案例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鉴于公共政策学的社会属性，为启发锻炼公共政策课程必需的思辨能力、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在摸底之后即对全班进行分组，要求同学们自由组队。如2012级行政管理班自由组合为“萝卜开会”、“未来组”、“请门安东回答”和“群英荟萃”四组，每组7人左右，增强了团队归属感，也融洽了班级气氛。
2.点题政策案例，进行理论分析讲解。课堂教学和社会现实结合，是吸引学生兴趣的第一步。在进行公共政策学授课时，应在总结上次授课和课后学生预习的基础上，简单讲授当天要讲述的内容，随即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网，打开当天的新闻网页，浏览实时新闻，并要求学生各自选取热点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准备发言。如2013年3月26日“公共政策导论”课程，2010级城市管理学生分别选取了中国当前三公经费消费、出访身穿中国造、农夫山泉丹江口水源地垃圾遍布、养老金并轨等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国际方面的公共政策问题，由教师给出问题，小组讨论后解答，其他小组质疑或评点，教师最后点评，结合西方和我国的公共政策发展进程讲解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阶段、发展特征等内容。下一步，随着课程深入，教师应逐步将题目选择集中在单一焦点上，以便于学生深入对比分析理论知识和现实案例。
3.仿真现实场景，模拟政策实施情况。在学生逐步熟悉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知识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课堂仿真模拟教学，通过当前我国现实政策问题的模拟和解决，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模拟现场情况，进行实时点评。如2013年4月1日，2010级城市管理学生模拟“胜利村分地”的政策解决场景。全班同学分为胜利村五个组，由村长和书记主持分地。模拟了初次分地、村民闹事、重新投票等流程。虽然过程相对简单，但对于土地分配这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分地过程中体现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权威性、价值性、动态性等特征，加深了理解。通过教师点评，学生即对“三农”这一现实重大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明白了简单分地过程的公共政策学含义。现实场景模拟极大地调动了课堂气氛，有利于锻炼学生的开拓性和解决临时问题的能力，对于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流程也有很大帮助作用。
公共政策与经济学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公共利益
abstract:
torealizethegreatgoalofbuildingaharmonioussocialistsocietyproposedbytheChinesegovernmentatthenewage,itishighlyrecommendedtoreconsiderandreorganizetheideaofvalueinpublicpolicy,theimportantmeans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icgoal.Specifically,publicpolicymustbehumanoriented,andmustembodytheessentialvalueofsocialjustice,highlightitsnatureofpublicity,andstrengthenitscareforthedisadvantagedgroup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publicpolicy;publicservice;publicinterest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的梳理和整合。面对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公共政策只有在理念上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了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了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才能正确地引领和有效地推动我国公共政策的不断创新,从而全面地推进和谐社会理念在各领域、各层面有效地实施和落实。
一、公共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
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为了人,以最广大人民的福祉为依归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把满足、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物质文化需要放在首位,体现了社会建设发展的民本思想和对人的终极关怀。选择以人为中心的政治文化观和以人为本的伦理基础,是对社会建设发展本意和发展规律的遵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本质的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高原则、最高准绳和不懈奋斗的目标。
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中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主要工具,引导、塑造、控制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速度,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巨大。在公共政策规划设计的理念上,需要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摈弃落后于时展要求的发展理性,把以人为本作为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秉持以人为本精神,超越传统过时的发展模式,根据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转变过去把人作为发展的手段,较少关注社会发展成果对人的意义,忽视人的生活质量和素质的提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和经济发展速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综合效益,重经济发展项目轻人文社会发展项目等等做法,回归到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人的初衷上来,把以人为本放在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上,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其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放在第一位,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人本伦理的政策基石。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创新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社会发展体制要求出发,积极构建社会发展政策,通过设计出台、贯彻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提高人类应对社会发展的困境,有助于缓解发展过程中人类面对的巨大压力,使经济、社会处于积极合理协调发展的状态,创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具体来说,就是既注意经济目标的制定、执行和实现,更关注社会发展目标的制定、执行与实现,改变社会政策滞后的状况,为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要转变过去偏向经济的发展思路和投资政策,改变政策制定、执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经济效益和公共财政投资偏向经济建设,社会保障投资比重较小,忽视社会全面发展,忽视社会保障、救助、福利系统建设的做法,恰当处理投资与积累的关系,推行相对均衡的发展政策和投资政策,把生产性投资的财政政策转变为公共服务性财政政策,改变大量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的现状,通过政策调整公共支出的范围,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我国新时期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基本内容和根本依据,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绩评价指标上,要调整政绩评价的指标体系,走出政绩评价偏重经济指标的误区,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引导地方政府转变以往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热衷大搞政绩工程,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的做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政策保证。
二、公共政策应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
社会正义是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概念,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就是其公平、公正、民主、公开的精神内核,社会正义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媒介、手段。
公平、公正是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基本权利,所有社会成员在人格、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相互平等,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机会。这是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也是现代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公平、公正又是现代政府对社会公民的庄严承诺,现代政府的合法性基于其对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的承诺。政府以建立公平、公正秩序这种特有的方式维护社会正义,是国家政治结构存在的理由,也是社会关系能够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前提条件。公平性、公正性理所当然应成为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公民享有社会公平并被公正地对待,是和谐社会应具有的基本的社会面貌。社会公平状况不好,贫富两极分化,人们就会感到受到不公正对待,就会引起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因此说,公平、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就难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解决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的矛盾,是和谐社会建设无法回避的现实。公共政策本身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调整过程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共政策对各利益主体的引导、规范、调控、分配的功能,使得公共政策对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而权威,公共政策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平、公正,使其具有合理性。应充分运用政策手段为社会提供一种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公平、公正是公共政策调节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的基本准则,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公平、公正的理念与原则,在内容上做到实质公正,即内容科学、合理;在形式上做到程序公正,即公共政策的议程建构、规划设计、执行评估等环节按照科学客观的原则和法定的程序开展。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要建立抑制独占利益的平衡机制和权利、机会、规则、分配公平的社会公平、公正保障政策体系,特别应注重从起点实现社会公平,使具有同样能力的人拥有同样的生活机遇,让社会成员公平、公正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建全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机制,营造公平、公正的和谐发展的政策环境,需要构筑社会公平的制度基础,从体制上使政策公平、公正原则制度化,用制度来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本质上存在个人偏好与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公共利益少数人决断的公共悖论,这在理论上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公开提出了要求。一些政策的制定过多地掺杂了部门利益并存在强势集团左右政策的倾向,因此在实践上也使公共政策民主、公开就变得十分重要。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有助于提高政策的权威乃至政府的公信力,有助于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公平、公正价值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并建立一套完整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要公开政策制定、执行、调整的有关信息,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必须保证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评议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置于公众监督之下;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等政策参与机制,开拓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渠道,吸纳社会各个阶层人员有效地参与政策过程。一个政策过程民主公开、政府运作透明诚信的社会将趋于更加和谐、更有凝聚力。
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要辨证地认识把握社会正义。公平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承认差别条件下的公平,在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前提下恰如其分的差别。公平、公正有时必须以合理的差异形式来表现。因为,公平、公正是“相对的历史的空间的”概念,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条件的制约。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这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绝对的公平、公正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不存在”,“绝对的平均是以形式的公正掩盖实质的不公正”,真正的公平公正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公平、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有差别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分配程序、规则不公固然会导致效率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但绝对公平会削弱人的积极性,会使社会缺乏活力,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要综合考虑受益公平、支出公平和横向公平、纵向公平,既承认权利平等又允许差异存在,既保证社会公平又体现利益差别。因此,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消灭差别,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辨证地处理好公平与差别的关系,统筹安排、协调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资金投入,把差距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起点、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实现城乡、地域、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生和谐发展。
三、公共政策应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从契约论的逻辑看,政府的权利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政府的合法性基于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天然职能或公共性职能。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协调社会发展的公共服务上,体现在为社会协调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政策环境上,公共性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政府要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公共精神贯彻到整个行政活动中。
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质特征看,“公共政策来源于解决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来源于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是涉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公共政策要解决的是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涉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公共性的问题。因此,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问题应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公共政策过程必须始终把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放在首位,明确体现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原则。离开了公共性的公共政策,就可能演变成特殊阶层、利益集团或者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于社会和谐建设目标是不相容的。
从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手段看,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这也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成为政府公共政策的基础”(杰里米?边沁)。在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公共政策要努力实现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目标和宗旨,坚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按照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要求,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进入政策议程,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策设计、实施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公共政策创设必要的制度和规则,协调整合多元复杂的利益冲突,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基础。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看,其过程实质上是融合社会各阶层关系、社会利益博弈均衡的过程。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始终以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为政策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时刻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的实现和维护,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与和谐。公共政策是公众的政策,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人利益,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对利益集团、个人私利的索取要在政策上加以限定,不能让其逾越社会公正的边界,因为,不对个人利益做出约束是不正义的。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集团、个人利益的获取是有规则、有边界、有理性的,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也受公共政策的调控。公共政策应充分发挥利益协调的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绝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满足迎合少数私利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否则,公共政策将丧失公共性,社会也难以和谐。
四、公共政策应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社会利益差距拉大,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利益冲突增多;社会矛盾尖锐,使社会风险加大而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体现社会关怀伦理,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道德要求。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导致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分配发生重大变化,财富分配、接受教育、医疗保障、失业保障、退休保障不平等,使一部分人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是改革政策的利益受损者,理应得到国家政策的补偿与关怀。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有机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很难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真正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很难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利益往往被忽视,而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操纵着政策过程。因此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注意采纳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有进入政策议程的途径并成为政策议程,要仔细分辨强势群体的政策要求,作出符合大局的恰如其分的考虑。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困境,政府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予以关注和补偿,可通过运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进行一次分配,可调节收入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关系来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还可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政策和手段保护弱势群体,尽可能使受益面扩大,以逐步缩小利益差距、填平社会鸿沟,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加大对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力度,特别注意为弱者提供发展的机会与条件,让其通过努力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有利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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