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十篇

---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1

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概念辨析

科学史是指自然科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理论。科学史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方法，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各个事实和现象、实验室数据和理论的产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或阶段加以分析；科学哲学指的是以科学为对象、对有关科学的诸方面作哲学分析的学科，是关于科学的哲学，把科学的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科学的性质、特点、作用和发展的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内容，重点考察科学的哲学问题，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等问题。

科学史是科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思想论断之出的根本，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他的哲学思考；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发展的再探索、再发现、再认识。

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演变史

首先，我们可以从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相关的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分析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史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中出现的学科史。在这种学科史中，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根据一种作为前提的认识论理论来构造的；到19世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两门学科都变得更加繁荣。在科学史方面，上述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并得以发扬。实际上，此期间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学者都横跨两个领域，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20世纪20年代，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出现了真正的分离，这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3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并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是分不开的。本质上而言，这种新的科学哲学在性质上变得与科学史无关。到50年代以后，在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的过程中，这些影响的效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科学史家阵营开始确立了独特的工作方式与评价标准。从此，科学史愈发远离了科学哲学。到60年代初，科学哲学中相当有影响的历史主义学派开始出现，从而使科学哲学家恢复了对科学史的关心。6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在其科学哲学理论中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但基本上是局限于科学哲学家阵营内部的活动；而科学史家对有关的科学哲学大多不屑一顾，甚至可用“反感”一词来表征他们的态度。

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

关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的现状，本文拟从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的论断来进行说明。

波普在研究“牛顿的理论”与“伽利略理论”或“开普勒的理论”的关系时，指出牛顿的理论远非另外两个理论的结合，他提出，逻辑的方法，不论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都不能带来从伽利略或开普勒的理论向牛顿的动力学的飞跃。柯恩指出，我们不应假定科学哲学家是在撰写具有历史基础的或是以历史取向进行分析的历史。拉卡托斯据其哲学理论做出了“历史的合理重建”并非是真实的历史的论断。库恩认为，那种要按哲学理论去“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法拉第说，哲学家们倾向于对观念、观念的逻辑联系及其逻辑推论感兴趣，而这些观念从何而来，它们是怎样地发展，以及怎样为一些自称是受了其影响人所解释，对这些问题哲学家们似乎就不感兴趣了。

可以看出，科学史家不承认科学哲学家所撰写的“科学史”，主要理由在于：（1）哲学家由于缺乏历史的训练，不能按历史学家的专业标准的要求处理史料；（2）哲学家撰写历史的出发点、目的、工作方式、研究的重点问题等等诸多方面均与历史学家大不相同，因此，写出的历史自然也就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标准。正像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有亲密关系的哲学家吉尔所承认的那样，“对探索过程的关注并不使人自动地变成历史学家。”

四、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十分复杂，下文将根据普遍存在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哲学的漠视和排斥现象，重点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作用。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存在一致关系，本质上体现了史与论的统一，也就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二者分别从逻辑的和历史的角度对科学的本质和规律进行了考察和描述，因此只有把“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统一起来，科学哲学对科学动态模式的研究才可以抛开历史的细节而抓住主流，抛开偶然而抓住必然，抛开曲折偏差而抓住基本方向，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又充分注意到偶然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告诉我们――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逻辑是历史的修正，历史具有天然的逻辑合理性。历史的东西包含逻辑的东西，逻辑是历史的必然性，所以科学哲学存在于科学史中，并与其保持的一致性。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2

一、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相及其近代以来的际遇

中华民族是拥有悠久哲学思维传统、高明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哲学理论资源的伟大民族。有学者曾经通过梳理八卦、五行、阴阳、太极观念的发生与形成过程，并抉发这些观念的哲学内涵，认定“从传说为伏羲始创而至迟在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的八卦观念，到同样于公元前11世纪便已形成而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甚至更早的五行观念，再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便已成熟的阴阳观念，乃至公元前4至3世纪出现的太极观念，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一贯的哲学思维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生，非但不落后于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而且甚至早于其他古老民族。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起源的梳理，可以断言，那种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论点，完全是傲慢的偏见或无知的臆说”①。

不过，中国虽然拥有悠久、高明、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中国古代可以被归入现代所谓“哲学”范畴的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根本问题的论说，都浑融于经子之学乃至史学和文学之中。中国古代学术的这种特点，当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我们的先人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往往从根本处、总体上以及历史传承中设思，穷原竟委，比类属义，从而贞定思想立场，这样，他们的认识成果就不免具有浑融的特点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学术特点自有其价值所在，仅从它积累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宏富赅备的学术文化资源这一端即可证明。只是在近代西方凭借富强优势而逐步获得全球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中国古代学术相对于西方分类学术标准才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学术分类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随着19世纪末维新人物将日本学者西周借用汉字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新创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便逐渐被从浑融的学术资源中提取到专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也就开始了学科化的历程。

从有实无名到名实俱备，从浑融到专门，从学科体制中的附庸蔚为大国，亦即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变至今业已经过百年发展。一般人对于这一过程不知其详，往往以为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振古如兹；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一过程则颇多争论。坚持中国学术根源性的人士认为，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内在神气的丧失；以西化的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国传统观念（所谓“汉话胡说”），又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由此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而执守西方哲学标准的人士则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缺乏哲学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没有绝对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因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①。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在拒斥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课题撰写的一组论文，便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田文军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录》）、《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等。这些论文展示了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的承传发展所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勾稽出他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指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与局限，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关于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推王国维。《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一文第一节拈出王氏《哲学辨惑》（1903）、《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4篇文章，阐发了王氏关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等观点，陈述了王氏对于“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麴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这类现象的批评，表彰了王氏对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将哲学排斥于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门类之外这种不当做法的批驳，以及针锋相对提出的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大学哲学学科课程设想。尽管作为布衣书生的王国维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当时的体制内得以确立，但是，“王国维早年给予哲学的关注与热情，对于后来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中独立发展的影响，却少有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能比拟。同时，在现代中国学术领域，哲学学科的确立，当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王国维对于哲学的推崇与辨析，对于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也可以说是居功甚伟”②。即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民国初年最终得以确立，王国维功莫大焉。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当然要求相应的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百年来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实绩。王国维由于学术志趣的转移，未能完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在倾心哲学的数年间，他仍在先秦哲学、宋代哲学、清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等领域留下了诸多“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①的精彩篇章，其荦荦大者有《孔子之学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周濂溪之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原命》等。而陈黻宸、谢无量、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则都编撰了中国哲学史著作。陈著作为北京大学哲学门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部分稿成于1916年，内容起自远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际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因此，谢无量出版于1916年、内容肇自远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国哲学史》，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时期的开山之作”②。尔后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于1962－196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于1982－1990年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于1937年写成、至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大纲》，萧萐父于1982年主编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踵事增华，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定了愈益厚实的基础。实际上，田教授的系列论文还述及胡适出版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③，钟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哲学史》④，侯外庐于1963年出齐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⑤，并提到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钱穆、范寿康、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冯契等在中国哲学史或相关领域的研撰工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百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的丰硕实绩⑥。

宽泛地说，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成立以及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构撰，即已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必须先之以参与者的观念转变，否则，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能徒具现代形式。例如，“《中国哲学史》成书之后，陈黻宸具体论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曾说：‘不佞上观于《庄子》道术方术之辩，而下参诸太史公《六家要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辑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这种论述表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马谈、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研究方法范围之内。……其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实际上还十分肤浅。……这使得他还没有可能从现代哲学史学科的角度确定中国哲学史所应当探讨的问题的范围和内容”，正因此，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体现出“早期形态”和“不成熟性”⑦。同样，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虽可以看到他从辞源、意蕴、内容等方面对西方哲学有所论述，认定哲学有别于科学，但也可以发现他并未真正依照现代学科观念，严格地从学科类别的角度理解哲学，这使得他认定中国的儒学、道学以及印度的佛学即等于西方的哲学……在儒学、道学、理学、佛学中，既包含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含许多非哲学的，或说可以归属于其它学科门类的内容。谢无量将哲学等同于儒学、道学、理学、佛学，表明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尚停留于对哲学表层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学的学科内涵与本质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虽具备形式的系统，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统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统的基础上，再建构起实质的系统”⑧。陈、谢二氏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局限性，实质上是观念滞后的反映，因此，他们虽然都有中国哲学史著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当然，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他们的著作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和论说，也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素材，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贡献。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观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变。他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冯友兰把哲学理解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到自然、社会、个人，也涉及到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以及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这种理解使冯友兰认同西方的哲学观念，将历史上形成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所谓形上学、价值论、方法论都看作哲学所应包含的内容。肯定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会有许多差别；但就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内容仍不外这几个部分”。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冯友兰确定了区别于传统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又通过相应的古籍辨伪、史料取舍、语义分析、脉络清理、认识深化、中西融会等方法，“写出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①。张岱年“在综观西方哲学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认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正是这样的哲学观念，使他在总体上将中国哲学问题区别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并具体在‘宇宙论’中探讨‘本根论’、‘大化论’，在‘人生论’中探讨‘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致知论’中探讨‘知论’、‘方法论’，勾画出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基本线索与理论框架”。针对厘定的中国哲学问题，张岱年采取分析、比较、概括、源流、融贯等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体例上别具一格、既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又特别突出中国哲学特点、“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②。萧萐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眼于哲学史既属于一般历史学科、又具有哲学的特殊性这种特点，在把握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肯定哲学史研究的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道德，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进而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任务是“揭示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这就“厘清了哲学史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伦理学史、美学史、教育学史等专门学科史的界线，比以往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③。为了达成研究任务，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方法本身应当是一个包含多层面内容的理论系统，这种方法理论系统，涉及到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理解、确立，哲学史史料的考订、选择，哲学理论的比较、鉴别，哲学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哲学家历史贡献的分析、评断等。因此，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中，构成哲学史方法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学史这门学科既属于史学又属于哲学，所以萧萐父强调“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④。正是在厘清研究对象并确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萧萐父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范式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⑤。

三、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通过展示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并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几代学者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与局限，田文军教授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脉络，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工作对于把握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来取径，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犹有进者，田教授的工作实际上回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疑问。从他的文章中可见，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探创构，是在愈益清晰地领会西方哲学实质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参照西方哲学，从“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学术资源中爬搜剔抉的关于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料，无疑具有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哲学性质，所以王国维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诚然，在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并无西方哲学的那些概念和范畴，但这正如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只是表现其哲学个性一样，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没有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而拥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也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个性，正是有见于此，张岱年“主张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归纳应对于中国哲学的‘原来面目无所亏损’”，因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没有一般性的套用本体之类西方哲学术语，而是以‘本根’、‘大化’之类的传统概念解析有关宇宙论的问题。讲到知识论问题时，也未直接运用知识论之类的术语，而是以‘致知论’来概述中国哲学中涉及到的知识论问题，对其他中国哲学问题的总结也是如此”①；由此还可联想到冯友兰以理、气、太极、无极、道体、大全来架构其本体论哲学，金岳霖一定要用“道”来命名其哲学体系的本体范畴，这种突出哲学个性的做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哲学之为哲学。

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哲学性质，则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只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名，当然也就没有形式化的哲学。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具备专门的体系结构形式，确实拜西方哲学之赐，因此要说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学，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深入追究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可以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凭借富强优势而获得世界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俨然成为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衡断标准———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要么不免作为前现代孑遗而丧失发展乃至存在的权利。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数千年来一直自足的中国文化和学术按照西方分类标准进行转化，从而中国哲学形成专门体系，无论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心悦诚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相反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恰恰应该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将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指为“不合法”，那就无异于某个强人单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戏规则，却又禁止他人运用这种规则参与游戏，此非霸道逻辑而何？

如果说，否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人士不允许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那么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必要性的人士则拒绝这种模仿，其理由已如前述，其中蕴含的则是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感，这是可以同情的。但是，缺乏必要的形式毕竟是学术的缺失，陈黻宸将这种缺失与民族的先进与落后联系起来，认为“东西方的一些优秀民族之所以‘强且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而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落后则因其有‘学’无‘科’”②。张岱年则认为，体系化的形式并不会斵丧中国哲学的神气，反而可以彰显中国哲学的精义，“因为，‘中国哲学实本有其内在的条理’，给中国哲学以形式的系统，‘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③。无论如何，在西方学术形式事实上成为普世性的知识格套的现代世界，一切古老的地方知识如果不按照这一格套进行转化，便不免由于没有公共性的表现方式而自外于主流社会，因自小门户而归于湮灭；唯有通过西方学术形式的“格义”，古老的地方知识才可能发扬光大④。中国哲学自不例外。不过又当看到，西方学术形式作为普世性的知识格套，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历史现象，必然在历史中被扬弃。杜维明曾经对他以西方学术形式“格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工作做过一个比况，他说：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3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作为一门个别学科，既有与其他科学知识体系相同之点，又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⑧]《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史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B0-0；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1-0061-09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刚到“而立之年”的年轻学科。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90年代的困境到进入21世纪后的再兴，它却拥有比其他“同龄”学科丰富得多的曲折经历与学科感悟。这使得它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虽然这种学术的“历史”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史和人类史”，甚至也不同于思想的“历史”，但它同样是包含未来的过去。通过对它的反思与建构，我们将可以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深化发展厘定走向未来的方向。

一、曲折的诞生之路①

独立的、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1]（p1）不过，它有一个相当漫长的、不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孕育期。要想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追溯到50年代早期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

50年代早期，苏联开始陆续派遣专家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机构任教，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在这些专家中，哲学工作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国当时对哲学战线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重视紧密相联。正是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以苏联当时的学科建制为蓝本，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得以基本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苏联哲学界一直把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来对待，并因此忽视乃至压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结果，在30年代初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苏联长期停滞不前，直到50年代初期以后才开始缓慢复苏，并在50年代中后期，在来自西方的理论竞争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加速发展，到60年代初期基本成型，最终在70年代达到成熟。[2]（p431-442）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华的苏联专家都不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①那么，自然地，我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不具有这种学科观念。不过，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亲密、互动迅速，所以，苏联以及民主德国理论界当时正在进行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建尝试也在我国发出了微弱但却明确的回响：当时我国翻译出版了少量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性质的出版物，②这些著作的原出版时间一般只比中文版早1、2年，比较鲜活地体现了当时理论界的最新学术理念和发展动态，有力地开阔了我国青年学者的学术视野；1956年，应中方师生的要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苏联专家萨坡什尼可夫依照苏联当时正在编撰、出版的多卷本《哲学史》讲授了世界哲学史，其中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这在我国当属首次。回顾这段历史，必须看到，尽管当时的苏联专家并没有直接帮助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但他们却为该学科在我国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们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文本、对苏联的理论动向比较了解和敏感的青年哲学工作者，而后来正是从这批青年哲学工作者中涌现出了我国第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专家。

50年代末以后，中苏政治关系逐渐交恶、最终分裂。在相互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并展开长时间的理论论战过程中，我党和我国理论界深切感受到了正本清源、独立自主地搞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从1962年开始，我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陆续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其命意就是要通过对经典原著的历史解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真实精神，破除苏联教条主义解释的思想垄断，反击苏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攻击。为了配合这门课程的教学需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资料室以黄楠森为首的一批因在5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失去了讲课资格的教师，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哲学著作进行注释，并形成了一些成果。其中对列宁《哲学笔记》的注释材料当时曾油印供内部交流过，③有关马克思的注释材料则因为涉及到人道主义这个敏感话题而最终胎死腹中，未能发挥应有的影响。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名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了！1964年，为了“反资防修”，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在中国人民大学批准成立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这一年因此可以被确定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形成起点。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初步形成，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并没有真正开始：在“”之前，我国学者撰写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性质的论文极为稀少，而专著则完全是零。未来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第一推动的那批学者们当时都在干什么呢？读原著！他们怀着一种献身精神一遍又一遍地精读经典作家当时已经出版的各种中文著作，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所以，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都有着极为精深的原著功夫，这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也难以超越的。除了读原著，他们还在密切关注国外理论界的最近学术进展：为了“反资防修”，我国当时加强了对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学术信息的收集和编译工作，这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学术进展和理论动态提供了迅速便捷的条件。从50年代末到“”前，我国翻译出版了一批理论界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论著，①它们充分体现了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最高水平，对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的学科观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的直接来源。作为这种继承关系的一个佐证，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观点，而事实上直到80年代以后，他们才开始直接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对此的合理解释是，他们的上述立场来自60年代苏联东欧相关译著译文中的批判性介绍。按照60年代中期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原本可以很快正式形成。但不幸的是，“”爆发了。一切学术研究都陷入停滞。

1972年，在停止6年之后，我国大学恢复招生。各大学哲学系陆续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原本就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重新被提出，并得到广大任课教师的认同。1972年10月，北京大学生、黄楠森等人编写油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虽然该书的篇幅不大，覆盖的历史发展阶段尚不完全（只论述了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形成和发展），观点也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却意义重大。它实际上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十年辛勤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它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我国已经开始从一种观念向一门学科发展了。197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对这部教材进行了重新编写。1975年，它转入因中国人民大学被撤消而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前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学者手中，成为后来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重要来源之一。必须指出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们当时并不是在孤军奋战，类似的工作其他一些高校的学者们也在做，这其中尤其需要指出的就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们。1973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的基础上开始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以专题史的形式，分“唯物史观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发展史”等专题进行讲授，并积累了比较详细的教案。“”结束后，高齐云、叶汝贤、何梓等任课教师决定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并在1978年初拿出了一个详细提纲。6、7月间，叶汝贤等学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刘嵘教授的支持下，带着这份提纲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征求意见。这时，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的统编教材工作会议做出决定，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1978年5月刚刚恢复建制）副主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12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庄福龄、马绍孟到广州，与高齐云、叶汝贤等研究了编写工作计划，同时研究修改了中山大学提供的教材大纲，并决定于1979年1月在广西桂林围绕教材编写召开一次全国性研讨会。次年1月5至16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讨会在桂林如期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代表约80人出席会议。会议不仅就教材编写进行了广泛讨论，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的倡议书”。同年10月下旬，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在厦门大学宣告成立。而在此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等高校、党校、科研院所也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研究机构。1981年10月，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所贡献的两种底稿为基础、广泛集中了全国几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们的集体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经过近20年的酝酿和等待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终于问世了。

作为一个群策群力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集中体现了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当时对本学科的基本定位、基本观点体系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3]（p1-13）因而具有一种弥足珍贵的学术史价值。历史地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三种群体性特征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自觉的现实关怀。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和学习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因此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关注那些能够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问题联系起来的哲学史问题，并形成研究的热点或争论的焦点。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其次是对苏联研究模式的不自觉继承。他们实际上是作为苏联研究模式在中国的实践者走上现代学术史的，但由于受中苏两党两国长期对峙这一政治局势的抑制，他们往往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因而在充分吸收了苏联研究模式的长处的同时，对后者实际存在的问题与局限缺乏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从而很难最终超越后者的历史命运。最后是坚定而敏感的理论党性。他们在长期的“反资防修”斗争形成了坚定而敏感的理论党性，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观点往往具有高度的警惕性，特别容易发觉隐藏在学术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但由于他们与后者缺乏交流，也使得他们容易形成理论上的过激反应或误判。

二、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大发展、大丰收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们可以从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和学科影响三个方面来描述这个黄金时代。

按照现在的学科建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而在80年代，它实际上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都是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所以，从7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大学、党校、科研院所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或研究室，这就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员保障。而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与不断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充实到教学研究队伍中来，这就使得80年代该学科的研究队伍处于一种不断壮大的态势之中。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该科学还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和研究团队。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楠森教授在80年代历史地肩负起了领导、推动该学科发展的重任，并获得巨大成功。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该学科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涌现出了施德福、宋一秀、赵常林、许全兴、余其铨、张翼星等有影响的学者。作为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在80年代获得了很大发展，并和该校哲学系的一些学者一起，把该校建成该学科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除了陈先达、庄福龄、靳辉明这三位对该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外，该校还出现了马绍孟、徐琳、冯景源、金羽等知名学者。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林利、马泽民、徐崇温、易克信、吴仕康，南京大学的孙伯，中山大学的刘嵘、高齐云、叶汝贤，复旦大学的余源培、金顺尧，黑龙江大学的张奎良，安徽大学的金德隆、任吉悌，武汉大学的王荫庭、徐瑞康、雍涛，厦门大学的商英伟，吉林大学的张念丰，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等，都曾在80年代为该学科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对于该学科在80年代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用“极为丰硕”来形容：论文数以千计，各种类型的著作（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等）超过100本，另有其他出版物（译著、译文集、论文集、资料汇编、原著注释与解读、教材等）几百本。这些研究成果基本覆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理论侧面，同时呈现出了一种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晚年思想、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领域成果富集的同时，其他领域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还有些领域的研究如第二国际思想家研究则更是少有人问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体水平还比较一般，以今天的眼光看，甚至相当粗糙。这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必须看到的是，经过20、30年的积累与沉淀，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大多在这一时期进入自己的学术盛年，并留下了自己的代表性成果，有一些经时间检验已经成为该学科的学术经典。其中著名的有黄楠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孙伯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先达与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及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冯景源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80年代中后期，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方向的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也开始成长起来，并创作出了若干有分量的专著。如鲁夫等的《社会・群体・个性――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孙承叔和王东的《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学林出版社1988年）、张战生等的《唯物史观基本范畴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东的《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等。

虽然是一个新兴学科，但该学科在80年代却是一门有着重要的跨学科的学术影响和一定的社会影响的“显学”。首先，该学科有力地影响了同时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的相关学术争论，成为推动后者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80年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空前活跃，也因此产生了很多学术争论。学者们都试图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寻找解决争论的方法和思路，该学科由此被历史地推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前台。从80年代初期的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80年代中期的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到80年代后期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东方道路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在多次具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起源、深入与终结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该学科的身影。在此过程中，该学科通常起着激励新问题的产生、推动争论的深化、并随着自身研究的深入而终结讨论这种一样引领者的角色。其次，该学科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学、自然辩证法、西方哲学等其他哲学学科的发展。在这个方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的学科辐射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后，该学科在特定条件下也曾对历史学、文艺学、政治学等学科发挥过某种推动作用。这个方面的例子有社会形态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现实主义争论对文艺学的影响、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学说对政治学的影响等。除了重要的跨学科的学术影响，80年代，该学科还超越学术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惟其如此，是因为80年代党的重大路线方针的制定往往都以对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的诠释与发展为基础的，这样就使得该学科的某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普通党员干部乃至群众所了解。

那么，为什么该学科会在80年代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了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这为学科的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基础。第二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哲学批注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文献大量出版，极大地丰富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事实上，70年代末期以后，在重要的经典文献，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45、46卷出版之后，该学科研究都会顺势而上形成热潮。第三点是持续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不断碰撞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的理论底线，从而为该学科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现实推动力。80年代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最为艰难的破冰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惯性的影响，改革的每一次深化都会受到人们的追问与质疑，并倾向于把它们上升到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原则高度。在这种意识形态环境下，不同的政治见解通常都会转化为对经典作家具体论断的理论争论，该学科研究因此历史地承担起了为改革事业正名与呐喊的政治使命（例如，80年代末期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就直接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衔接），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研究动力和引人注目的理论舞台。第四点是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者们日益重视该学科研究的基础意义。该学科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以前不受重视、发展艰难，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我们习惯根据政治领袖的个人言论而不是理论本身来判断理论、裁决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研究当然就显得可有可无了。“”之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回归自己的本来位置，研究者的专业水准不断提高，日益自觉地要求在澄清哲学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解决相互间的理论争论。该学科研究的基础意义由此得以凸显。第五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的异端观点不断挑战我国学界的正统认识，迫使人们进行回应。虽然我国学界在“”之前就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存在，但因为当时是透过理论界的批判性介绍这个棱镜间接认识的，所以直接的理论交锋并不存在。而在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它们与理论界截然不同的异端观点极大地挑战了我国学界的正统认识和接受底线，迫使人们进行回应。这种理论交锋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该学科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并使该学科研究日益具有世界性眼光和开放性。

就像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事物中总是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该学科在80年代迎来的黄金时代同样如此。首先是学科存在的根基问题。改革开放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不过，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更使我国的社会发展状态出现了全面而深刻的改变，从而逐渐侵蚀了该学科据以形成的现实根基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该学科的震荡与转型由此变得不可避免。这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80年代末期，该学科自发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呼声。[4][5][6]其次是研究队伍的问题。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都是历经多次磨难而不失其志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还具有坚定的理论信念和坚实的理论功底，因此能够面对各种复杂的理论挑战而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而80年代加入到该学科研究队伍中来的许多研究者则不管是在理想信念上、理论立场上还是学术功底上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容易因为外界环境的变换动摇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容易被新奇的学术观点俘获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遭遇大的社会转折，他们就会成为“逃兵”甚至是“敌人”。再次是研究视野的问题。从50、60年代开始，该学科就存在一个研究视野相对封闭、开放性与包容性不足的问题，即我们总是在学习、追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成果，而与西方学界缺乏真实有效的互动与交流，结果导致该学科在面对西方学界的不同观点时，往往处置失当：解体之前，我们会非批判地援引前者的立场观点对西方学界的不同观点进行激烈的批判；而在解体之后，面对西方学界的话语优势，我们则表现得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往往丧失正确的立场。最后是研究范式的问题。作为80年代该学科研究范式的直接来源，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基础是同一性思维，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联姻过程中，它内在地生成了目的论预设、线性进化论和政治领袖中心论三种方法论弊端，这使得它在很多情况下都与哲学史的真实逻辑保持了巨大间隙。[7][8]当我们封闭于其中的时候，自然无法发现这些弊端。可一旦我们借助西方学界这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它的本来面目的时候，这些弊端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了。

三、20世纪90年代的困境与超越后的再兴

正如绝大多数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所焦虑地感受到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后，该学科发展始终“处于困境”之中。[9]这种困境具体表现为该学科研究的活跃性与学术影响力明显下降，研究队伍严重萎缩，研究方式也日见陈旧僵化。导致出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剧变。剧变是一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包括该学科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学科来说，这意味着自身合法性基础的崩溃。在剧变之前，我们可以因为社会主义的现实存在及其伟大成就而信心十足地引证苏联学者的观点批判西方学者的“谬论”，而剧变之后，连该学科存在自身都变得可疑了，遑论与西方学界竞争呢？其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速建构。剧变之后，我党开始反思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一个战略决策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并且不再进行理论争论。这一方面彻底颠覆了该学科以往赖以存在的现实根基，另一方面使得该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联系日益松弛，学科地位和吸引力随之急剧下降。再次是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在90年代以前，我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相当有限，并且西方思潮和学术潮流都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消毒”之后才被准许进入的。9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中西方学术交流在空前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下降，结果，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原本处于被批判地位的当代西方思潮和学术潮流迅速崛起并主流化，极大地挤压了该学科的生存空间。最后是在上述三点的共同作用下，该学科研究范式内在弊端的集中爆发与呈现。结果，该学科的学科地位、学术信誉受到空前挑战，研究队伍迅速流失、萎缩，成果数量与质量都呈现显著下滑态势。

该学科在9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毫无疑问是十分巨大的。但我们也不必把那个时代看作是一片漆黑的。事实上，大浪淘沙，还是有人坚守在该学科研究这个阵地上。在此，我们必须向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致敬，因为即便是在如此巨大的困境中，他们还在为了理想与信念而战斗，并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成果。作为一个跨世代的工程，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最终在1996年出齐。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篇幅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也是作为一个集体，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所树立的学术丰碑。此外，陈先达等的《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孙伯等的《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余其铨的《恩格斯哲学思想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翼星的《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重庆出版社1992年）、张奎良的《马克思的哲学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泽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徐琳等的《恩格斯与现时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赵仲英的《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徐亦让的《人道主义到唯物史观――马克思世界观的飞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高齐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等，也都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在90年留下的力作。更为可喜的是，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也已经坚定地成长起来了，他们用自己的成果为90年代的困境添上了些许令人倍感欣慰的亮色。这些青年学者的论著主要有瞿铁鹏的《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谢霖的《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江丹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北京出版社1992年）、吴晓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侯才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韩庆祥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杨耕的《“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丰子义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叶险明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俊忠的《道德理解的解构与重建――自由、人权与价值观念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等。另外，青年学者段忠桥于1995年在英国出版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一书的英文版，随后以系列中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该书的核心思想。

90年代的困境不仅不是漆黑一片的，而且还孕育出了新的希望和转机。首先，该学科的学术生态得到了优化。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是该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一种传统，这在使该学科研究获得明确的现实感及研究推动力的同时，也使得该学科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过于紧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政治与学术的边界，从而影响到了自身的学术定位及其学术生态。90年代的困境有效澄清了该学科与现实政治的相互关系，使之回归学术研究，极大地优化了该学科的学术生态。在此之后，研究者们更多地是基于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的这种理论需求，而非为现实政治政策寻找哲学史根据进行研究了。其次，苏联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弊病得到充分反思，人们开始寻求解决之道。剧变在颠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之余，也打破了它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禁锢。人们开始自由地反思它的问题，并寻找符合时展和思想发展需求的新的研究范式。再次，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科的学术视野日益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使得该学科研究获得了新的推动力。最后，一批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理论功底扎实、学术视野开阔、具有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在困境中成长起来并日益成熟，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极强的学术开拓能力和学术号召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年轻一代的学者，该学科方才出现了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的转机。

1999年，该学科遭遇的困境开始让很多人都感到了深深的忧虑。此时，年青学者张一兵出版了他的新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一兵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中的一员，80年代后期、90年代早期，他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为学界所了解。但在90年代初以后，也就是该学科已经进入困境之后，他却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先于1995年出版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再于4年后推出了《回到马克思》一书。该书在方法论上极为自觉。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进行了初步的方法论批判后，它提出要运用新的理论资源，塑造新的研究方法，在新的研究视域中重新审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本质。该书出版之后，即因为它的方法论特色而被有的学者评论为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最重要的论著之一，[10]并开始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的方法论特色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它尖锐的措辞和个性化的表述风格反倒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于是，在世纪之交，围绕它，该学科出现了久违的热烈争论，并借此走出了困境。《回到马克思》也因此成为该学科走出困境、走向再兴的一个历史性的标志物。

该学科在进入新世纪的再兴是一个可以充分感受到的事实。首先，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创立“马克思哲学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过8届，规模与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该学科乃至整个哲学界的一次年度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发起的“青年哲学论坛”成功举办系列学术活动几十次，为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崭露头角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其次，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已经顺利地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手中接过该学科的旗帜，肩负起了领导该学科发展不断的历史使命。他们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力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著作主要有丰子义等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魏小萍的《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人民出版社2005年）、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俞吾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与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晓明和王德峰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遇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年）、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学明的《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俞吾金的《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年）、梁树发的《社会与社会建设》（人民出版社2007年）、张一兵主编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2008年）。最后，令人欣喜的是，更加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也已经成长起来了，这为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他们近期的优秀论著主要有张云飞的《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唐正东的《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刘森林的《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03年）、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家华的《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孙荣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仰海峰的《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

审视上述成果，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该学科的再兴的真实发生，还可以感受到一个同样真实的变化，即该学科研究范式出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分化。这种多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条件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期待以及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的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它的出现既是必然的，也是进步的，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能会始终存在。不过，对此我们也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因为在一些个性化的研究范式中，我们已经察觉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纠正，该学科的此次再兴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继续，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第一，应当警惕苏联研究模式惟我独尊的非学术取向的死灰复燃。借助政治权力垄断学术话语权、排斥异己，是苏联研究模式被世界学界广为诟病的一种非学术取向。这种取向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也曾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存在过，但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困境之后，它应当说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可在该学科近期的学术争论中，个别学者以维护史实的客观唯一性为旗帜，极力把自己的研究树立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这隐然已经是苏联研究模式惟我独尊的非学术取向的死灰复燃了！史实存在当然是客观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就是接近、把握这种客观唯一性。但该学科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掌握绝对的客观性只能是一种绝对的神话。我们总是基于自身的实践及其历史条件，主体性地建构我们的哲学史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研究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只有在平等和宽容的学术交流中，才能真实地推进该学科的发展。寻求学术霸权或搞真理垄断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应当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西方“斯大林学”、西方“学”等都是在冷战时期的西方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它们标榜自己的非意识形态性，但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冷战意识形态的特征，其核心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当代性。[11][12]过去，我们非批判地跟随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等进行了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攻击与批判。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等采取了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对其中的合理观点进行了大量吸收。可近来，在个别年轻学者那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即认为冷战已经终结，西方“马克思学”等已经与前理论界合流，因此可以无保留、不设防地效仿前者了。效仿西方“马克思学”并不特别，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成为“马克思学”家后，我们还能坚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吗？

第三，应当正确对待meGa的文献学研究。自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国内学界逐渐开始重视meGa的文献学研究。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在国内个别年轻学者那里，meGa的文献学研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迷信”：如果人们不进行文献学研究，就不能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得不到哲学史真理！这些年轻学者显然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meGa的文献学研究，进而赋予后者以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meGa的文献学研究就像公安局里的技术侦察部门，它的使命就是为刑事侦察部门推理、断案（哲学史研究）分析事实、检验事实，而本身并不直接承担推理、断案（哲学史研究）的使命，可现在，它却被要求直接提供哲学史真理，这很有一点让法医取代刑警的意思。可如果刑警（哲学史研究）真的被取代了，结果会怎样呢？恐怕我们只有守着一堆鸡毛（文献学研究结果）发愣了。想来这并非这些年轻学者的本意。

注：

①本文第一部分的写作在史实方面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叶汝贤教授的指教，在此特致谢忱！

①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当时不少在华苏联哲学专家都做了纪念报告，目前还比较容易找到的相关文献有柯洛尼茨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苏联四十年》（《哲学研究》1957年第6期）和莫洛佐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四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在这两篇充分体现了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正统认识的文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念都没有明确出现。

②这些译著中代表性的有苏联学者弗罗洛夫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中的革命》（时代出版社1954年）、民主德国学者门德的《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三联书店1958年）、苏联学者巴库拉杰的《论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形成问题》(科学出版社1958年)、苏联学者卢森贝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1958年）等。

③即后来黄楠森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①这些著作包括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3卷（三联书店1963年）、《国际研究》杂志1960年的“论青年马克思”专刊《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和第2卷（三联书店1965年）、弗兰尼茨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三联书店1964年）、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三联书店1964年）等。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导言[a].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2]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张战生，江丹林.关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J].天津师大学报，1988，（3）.

[5]王荫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改革的若干问题[J].学术界，1989，（1）.

[6]张翼星.应当克服直线性和单线性的模式――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刍议[J].哲学动态，1989，（6）.

[7]张一兵.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J].学术月刊，2005，（10）.

[8]张亮.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J].学术月刊，2005，（12）.

[9]徐俊忠等.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要[J].现代哲学，2002，（1）.

[10]方觉浅.也许，举起一面旗帜并不重要――读《哲学通论》、《哲学研究方法论》和《回到马克思》所想到的[J].哲学研究，2000，（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5

内容提要：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无论是在国外或国内都颇多歧义，争论一直存在。但基本上可概分为"法哲学独立论"与"法哲学即法理学论"这两大系列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作者赞同前论，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它既是应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与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因此，同一般性（或专门）法的理论有所不同，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认为"法哲学即法理学论"是由于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不同程度地把法哲学混同于一般性法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结果；它造成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纳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因此有必要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为此，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从法学和哲学及其相结合上进行了论证，对一些置疑的观点进行了答辩，并阐述了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就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对待西方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这一实际存在的趋势进行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说明。

法哲学，即法律哲学（philosophyofLaworLegalphilosophy），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法学问题的一种综合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因而也还带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性质．在人类法律文化史上，它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古老而恒久的传统--在西方国家，人们研究法哲学的兴趣一直未曾衰减，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法律哲学在英语世界里经历了一次可观的勃兴"[1]；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它又是一门需要大力发掘、倡导和建树的新兴学科，甚至有人称它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很多问题和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明确。因此，在法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恐怕再没有一门比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更容易产生歧异和争论，同时也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浓烈兴趣的学科了。而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为此，本文特在介绍有关观点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论述和答辩，以求能澄清这一复杂问题。若笔者的见解有所差误，则权当作为引出百家争鸣的引玉之砖。

一、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歧异性

（－）西方法学界对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研的两种解说

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哲学这一概念历来多所歧义，因而对它的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和解释也殊有不同，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不难发现，西方法学家基本上是沿着两个方向来解释和研究法哲学的。

第一，认为它是研究法律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即研究法律的普遍性，而与研究法律的特殊性的其他诸法学部门有所不同，并因此主张它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如意大利法学家德尔·韦基奥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准确地说，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对法律的普遍意义的研究构成法律哲学的对象，然而也应注意，对法律也可以就其特殊性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法律科学或狭义的法学对象。"[2]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称："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研究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3]德国法学家拉德勃鲁赫也认为，"法律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必不可少的是阐明法律哲学的总的哲学设想"，"法律哲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价值，"法律科学"的特征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事实。[4]

第二，认为法哲学也即是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也叫法理学；或者可把法哲学作为法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法理学也就包含了法哲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约翰．奥斯丁以来许多西方法学家所持的观点。特别是在英语国家中，这种观点更带有普遍性。我们仅引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称："法律哲学就是系统阐述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以帮助理解法律的性质，法律权力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英语国家里，Jurisprudence（法理学）一词常被用作法律哲学的同义词，并且总是用以概括法学领域的分支学科的。"[5]

由此可见，法哲学历来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狭义，即指的对法的最一般理论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或者说，是人们观察法、思考法所持有的一些最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即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表述。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本来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哲学概念。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二是广义，即凡是涉及到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都可以归属于法哲学，也即是现在西方所称的法理学的内容。所以，这种广义的法哲学不仅指人们的法学世界观，它可以囊括各法学流派或重要法学家学说中的基本内容，这是其对象和内容已经过泛化了的法哲学。从以上两种不同理解似乎呈现出这样的分野：英美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美国综合法学（或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仅博登海默的一本名著就叫做《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大陆法系的法学家较多地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受实证主义特别是分析法学派影响较深的法学家倾向于法哲学即法理学；受哲理法学派影响较重的则倾向于法哲学不同于法理学。持前述第一种理解的主张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持前述第二种理解的则主张法哲学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当然这种分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的。例如英国《哲学百科全书》就主张"法哲学是关于法律的普遍本质的思考"。它所关心的不是法律的知识（knowledge）。而是法律的思想（thought）。[6]《牛津法律指南》也认为：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观点，或通过把哲学适用于法律问题，来研究法律的……法哲学必然同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互相联系和部分重合"。[7]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波拉克也认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在指导人们正确生活方面的作用。"[8]"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也还有持法哲学即法理学观点的。这种学说观点上的彼此交叉、渗透是经常发生的。至于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学会会刊《法律和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9]显然是支持了第一种主张。

（二）前苏联法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

前苏联法学界大体上也倾向于上述第二种理解，而且认为法哲学的外延涵盖了法学原理、法社会学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称："法哲学即法律哲学，是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分科，它的任务是研究国家和法律的一般规律。在资产阶级法学界，只有某些代表人物使用这个名称，大多数法学家更喜欢用另外一些名称，如：法学原理、法社会学、法律百科等。"并举例说，俄国法学家谢尔森涅维奇，就把自己的著作《法律一般原理》看着是法哲学的理论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俄国大学教学提纲中，则把关于国家和法的一般科学称作"法律百科"，而把关于政治和法学观点的历史称作"法哲学史"。由此可得出如下印象：

第二，因此，前苏联法学界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就认为，法的一般原理，或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是可以和法哲学相替代的。也就是说，如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法哲学，那么它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法的一般原理，或关于国家与法的一般原理之中，因此没有必要另外单独存在一门法哲学学科。所以十月革命以后，直到50年代就理论法学而言，前苏联（以及后来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就只存在"国家和法的理论"，6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理论法学在与国家学说分化开后便逐渐转向了以"法的一般理论"的方式存在--它是一个包容量和涵盖面极广的理论领域，包括了法哲学、法社会学、法律实证论（或专门法学理论）三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在理论结构上是三者的统一体。[12]这种情况也一直影响着建国以来我国的理论法学，开始是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前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80年代以后在理论法学领域独领风骚的也只是"法学基础理论"（虽然也有人提出了要用法哲学、法社会学、比较法学等来丰富理论法学，但都远未达到法学基础理论的显赫地位），但我们的"法学基础理论"并没有前苏联的"法的一般理论"所具有的作为法哲学、法社会学和专门法理论之统一的特点，而主要还是专门法的理论，或者可称为法学原理，它显然是与法哲学有很大差别的。

第三，前苏联法学界在早期实际上是认为，法哲学的外延大于法学原理或法律一般原理；后来他们又主张法的一般原理的外延大于法哲学即包括了法哲学。前者是指资产阶级的法哲学，法律一般原理不过是它的理论部分；后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哲学即存在于或包含于这种法的一般理论之中。

（三）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的态度

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所以建国以后直到80年代以前，我国法学界对法哲学也是持贬意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并且认为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批判、否定过了的。只是到了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法哲学这个法学研究的禁区才被打破了，倡导应当开展法哲学研究的文章陆续发表，介绍现代西方法哲学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著作、译作、读物也相继问世，而且在对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都明确主张把法哲学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和领域。然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也始终存在着分歧，大体上也相应地存在着国外法学界的那两种不同的理解。因此对需不需要把法哲学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力求从哲学和法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上来探讨和论证法哲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图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来寻找和巩固哲学和法学这两大知识学科及其实践领域之间的联结点和结合部，从而使哲学和法学都得到双向的深化和发展。因而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理解均持辩证统一说，即认为法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部门，又是法学的一个分科，可以亦此亦彼，具有跨学科即综合学科、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性质；因而从不同的理论层次及研究方法的特点和着眼点之不同来看，法哲学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从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而言，又同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以及一些部门法的基本理论有所交叉和重迭（决不等同，而有方法、角度、视野和理论层次归属的不同）。所以我国法学界不少法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法哲学不同于法学基础理论或法理学（狭义），因而主张并正致力于建立一门独立的法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二、法哲学固有其特定的对象和性质

（－）法哲学概念、对象和性质的界定

基于以上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作出如下的理解和界说。

法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以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研究对象，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

法哲学所研究的应该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对法的一般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法学理论的再抽象、再概括，是对法律实践的哲学分析和总结。简言之，是关于一定社会人们的法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除具有以上特点外，尤其是要以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为自己的研究重点，以揭示每一特定历史阶段人类法律文化之最深刻本质和最普遍的发展规律为己任，从而组成自己的内容和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看来，法学领域中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是法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

法哲学同法学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法哲学是研究法律特殊性中包含的一般性哲学问题，而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在内的各门法学则是在法哲学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特殊性的法律规律，所以法学基础理论要运用法哲学的成果，而法哲学又必须以法学和政法实践作为其事实和材料的源泉和基础。

而法哲学相对于普通哲学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又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而是具体地研究根源于经济基础的法律现象、思想和理论的辩证发展规律，揭示法本身以及同其他社会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从其中提炼和总结出法学唯物论和法学辩证法的范畴、原理、原则和规律，以指导政法实践和法学研究。

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门类的区分应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的理论，法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性就在于：它既是法学特殊性之上的一般，又是普通哲学一般性之下的特殊，是这种一般和特殊的辩证统一，因而成为哲学和法学的联接点和结合部。它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象美学、自然辩证法以及当前哲学改革中竞相出现的各种应用哲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一体化趋势中不断涌现的一系列综合学科、边缘学科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至于法哲学的性质和归宿，既可把它作为应用哲学的一个部门，又可把它作为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现今许多综合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在学科归属性问题上都具有这种"亦此亦彼"的特点，这正是法哲学对象特殊矛盾性所决定的，也是对于那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的一种挑战。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固然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相对于法哲学是特殊，相对于其他具体的部门法学又是一般，但这种"一般"乃是从各部门法学抽取出来的"一般"，它无论再抽象、再概括，也未达到法哲学的"一般"高度。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学基础理论同法哲学之间既有同中之异，又有异中之同。异中之同是指它们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同中之异是指这种普遍性又有程度的差别以及角度的不同。即前者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后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这种普遍性，这乃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层次，不能互相取代，因而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这就象一般文艺理论同美学、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同自然辩证法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层次的学科一样。

第二，固然普通哲学和法哲学所研究的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普通哲学所研究的是人们在所有社会活动和实践中的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所研究的是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活动中所持有的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二者也不能互相取代和混同，因而也属于相对独立的两门哲学学科。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阐明的那样："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的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3]

所以法哲学既离不开法学，但又超越了法学，高于法学；法哲学既是哲学，但又不是普通哲学，而是关于法的哲学。

由此可见，把握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联系、区别及转化），是正确理解法哲学对象问题的关键，也是全面认识法哲学同哲学及法学的关系的关键．

（二）法哲学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法哲学是一门既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又具有广阔的关联域的学科，它不仅同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法学（特别是法学基础理论）紧密相联，因而要有一定的哲学素养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才可能掌握外，而且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都相关联，还同历史科学（特别是哲学史和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有紧密联系。因此，必须具备更广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掌握。

（l）法哲学同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关系。法哲学是一门纵横结合的综合学科，要从纵向上探寻人类法哲学思想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趋向，就离不开哲学史、法律思想史及制度史的知识。由于历史上每一个有影响的法学家、法学流派和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世界观的思想基础上产生、形成的，而且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往往也有其法学方面的建树，所以哲学和法学的亲缘关系本身就有其历史传统。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也是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一直未曾中断。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例如中国古代儒、墨、道、法等各家都有其法哲学思想；西方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智者学派、亚里斯多德到晚期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派、伊壁鸠鲁、西塞罗，再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近代从格老秀斯、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更不用说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了。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克所指出："任何法哲学都是一定哲学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提供了各种建立在一般法基础上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要么直接来源于现有的哲学观点，要么或许倾向于这种哲学观点。哲学家的思考是第一种类型，法学家则是第二种类型，这就是法哲学史的特点。"[14]

近现代许多哲学流派就标志着一种法哲学流派，如实证主义和分析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利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和罗尔斯《新自然法学派）等法哲学家本身就是哲学家。而深入系统地研究这种亲缘关系，揭示每一法学流派和学说的深刻的哲学基础，正是法哲学研究本身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法学研究理论水平的一种战略性要求。所以法律思想史和哲学史联系非常紧密，而由于法律思想史是指示了人类法律文化的精神方面的发展源流，法制史是揭示法律文化的制度方面的发展源流，这两方面都是法哲学所应研究的。

（2）法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及思维科学的关系

政治学、伦理学--从更广义的角度讲，法哲学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黑格尔法哲学体系就是如此。因为法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它们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而哲学和伦理学也关系密切。后者就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的法哲学思想就寓于他们的政治学说和道德学说之中。

经济学、社会学--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意志化形态，它的存在、发展和发生作用，都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为基础，深深植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尤其是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乃是以从法律问题的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为契机的。因此，不了解经济学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且法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各种社会因素都互相影响和作用，犯罪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社会控制也都是法律问题。所以法学和社会学婚恋产生了法社会学，而从广义上讲也可把法社会学（基础理论）视为法哲学的分支学科。

心理学、逻辑学-一立法、执法、司法、护法、守法以及违法犯罪都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并贯穿着逻辑思维过程。因此法制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律逻辑学中很多内容都是法哲学所不可排开的。

（3）不仅如此，法哲学还同自然科学技术，包括当代新兴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方法论如所谓"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等联系紧密。因为（a）法哲学要系统研究法学方法论及其更新，就要研究和引入这些新兴科学方法论；（b）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法治系统工程更离不开这些新兴科学技术。

三、对法哲学对象置疑的答辩

首先，不能以西方法哲学对象有不确定性来否认法哲学学科本身的确定性。

如前所述，西方法学界有许多学者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因此不存在独立的法哲学。这是由于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法哲学的对象发生了泛化。乃至造成了法哲学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即出现了把法哲学简单地等同于法理学（法律的基本理论），又把法理学的名称不予严格审定而随意使用的倾向。从而导致了对法哲学对象和内容的简单化、庸俗化，使其内涵和外延含混不清、对象和范围极不明确，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收细度，内容十分庞杂甚至是包罗万象的。正如英国法学家哈里斯不无幽默地指出的那样；"法理学是一袋杂七杂八的东西。关于法律的各种各样的一般思辨都可以投入这个袋中。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要实现什么？我们应正视法律吗？对法律如何加以改进？可以不要法律吗？谁创制法律？我们从哪里去找法律？法律与道德、正义、政治、社会实践或赤裸裸的武力，有什么关系？我们应遵守法律吗？法律到底为谁服务？等等。这些就是一般法理学所包括的问题，人们可以不管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却并不消失。"[15]显然，如果这样来理解法哲学的话，那么似乎对任何一个法学问题只要稍作了一点理性思考或总括性阐述都可以叫做法哲学（而不管是否上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这样，法哲学同一般法学理论当然就无所明显区别，实质上就会带来取消和否定法哲学的后果。所以要顺利地开展法哲学研究，就不得不花很大气力来为法哲学正名，来廓清法哲学的概念、对象和性质，

为此，就有必要分析一下西方法哲学发生泛化的原因--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实际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上看。由于哲学曾作为"科学之科学"而代替一切科学。在古代，哲学和其他科学混为一体；在近代前期，法学和其他科学也都是哲学的一个分科。所以近代西方学术思想本身就是在自身的哲学襁褓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以至牛顿的力学名著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确不乏自然哲学之宏论），学者们乐于在称谓其学术成果或获取专业学位时冠以"哲学"之美名、因此把法学的基本理论也称作法哲学就似乎是很自然的了。随着被称为英国法理学之父的约翰·奥斯丁把他的一本代表作命名为《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义》（1863年），这就首开了把法哲学等义（或同义）于法理学的先河。但作为分析法学派鼻祖的奥斯丁所主张的法理学主要指分析实在法而不管法律本身的好坏与否，因此他所谓的"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即加以限定的法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应比未作限定的法哲学狭窄得多。然而，这一重要限定和区分却被后继学者所忽视而简单地延用下来，笼统地主张法哲学即法理学。后来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81年也提出用法理学来代替法哲学的称谓，并认为二者基本相同。这样，法哲学对象的泛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固然，奥斯丁和穗积陈重提出"法理学"这一名称以概括法的基本理论确是法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但由此把法理学等同于或取代法哲学却不能苟同。

其次，这同法哲学研究主体的情况变化也有关。从古代到19世纪以前，由于法学还没有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事法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那时，"有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哲学家，为了完成他们的哲学体系才是法学家，另一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政治学家，由于他们感到有必要以法律形式来表达其政治思想才是法学家"。[16]从19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国家立法和司法的广泛发展，法学遂逐步从哲学、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事于法哲学研究的也就逐渐由主要是哲学家、政治学家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19世纪以前，法律理论基本上是哲学（宗教、伦理学或政治学家的副产品。大法律思想家主要是哲学家、僧侣、政治学家。从哲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律哲学向法学家的法律哲学的根本转变，还是距今不远的事实。这一转变伴随着一个法律研究、技术和专业训练巨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法哲学研究的主体转变为主要是法学家，由于专业的原因使他们当然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哲学。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即不仅研究法律的外在方面，更主要是研究其内在方面，即向纵深研究法律的专门理论、技术、知识和经验，从而就产生了用"法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来概括关于这些内容的理性思考的客观需要。此时由哲学家研究法律哲学的势头日趋衰落，以往那种试图洞察和超然于法学专业问题的法哲学大家和法哲学论著再不易显现，原有的法哲学概念已丧失其神圣光环，似乎需要把法哲学转变为一种"世俗"的学问。就很自然地出现了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法哲学与法理学趋同与合流的状况。但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把法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再从现实社会的原因来看。本世纪初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发展到了强化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纠纷都更趋复杂化。于是随着法律社会化和法律改良运动的兴起，各派法学都竞相欲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并为自己的存在和合理性寻找理论根据，因而出现西方法学流派和西方哲学流派交媾的"蜜月"时期--关系越来越密切、愈来愈靠拢，乃至出现同步发展和呈现一体化趋势。往往有什么样的哲学流派，就有什么样的法学流派，所以在各派法学学说中哲学观点和法学理论更易于交织在一起，这就加速和加剧了法哲学和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之趋势，乃至有多少法学流派也就有多少法理学或法哲学，而这种泛化了的法哲学几乎可以把该派法学家的种种观点和见解收纳于其内。因而出现了西方法学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众说纷纭、论战迭起、新说频出的空前繁荣的局面。但它们往往既各有其局部真理甚至片面的深刻和精辟，却又都难以完全自圆其说而有其背谬之处，而倡导建立统一法理学的要求则反映了西方法理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又欲趋向统一化和综合化，以舍取众说之短长的愿望。

应当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西方法理学与法哲学趋同与合流的趋向呢？我们觉得；这应该从实际出发，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它固然是西方法学和法学研究深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并非绝对地反对用法理学来代替或表述法哲学，一些西方法理学论著中确包含了不少相当深刻且精当的法哲学思考或论述。但我们认为，如果要用法理学来表述法哲学，就必须对法理学的概念和对象加以严格的界定，而不能使它成为不确定、庞杂和包罗万象的，更不能将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内容简单换上一个"法理学"的名称似乎就成了法理学。如果按约定俗成，并使法学界能达成共识，那么作为与法哲学同义或等义的法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就应该限定于关于法律的哲理性思考和研究，即只能把够得上是法哲学理论层次的东西才纳入法理学；而一般性的法的基本理论，可以叫做法学原理或仍沿用法学基础理论之称谓，以便与法哲学或法理学区分开来而不致混同。然而另一方面，鉴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事实上已带来了使法哲学的对象和内容简单化、庸俗化的不利后果，而且实际上在西方法学界和我国法学界，法理学同法的基本理论或一般原理也很难以分开，从而使法理学既取代了法哲学，又混同于一般性的法学基础理论学科。因此法哲学与法理学的趋同与合流带来的后果毕竟利少弊多，这种情况恐怕也违背了奥斯丁和穗积陈重的初衷。所以我们觉得最好还是不要用法理学来取代法哲学；不仅如此，还应把法哲学从一般性法的理论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并对法哲学进行正名，廓清其概念、对象和性质，把泛化了的法哲学正本清源、还原归位。使之真正成为关于法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成为对于法这一重要社会现象和规范体系进行哲理性思考、探讨和研究的学问。而真正科学的法哲学既不应是哲学家脱离法学和法律实践的纯思辨的结果，也不是法学家或法律工作者在纯专业范围内的一般理性思考或总括性思维的产物。它应是哲学和法学、哲学家与法学家紧密结合和合作，通过长期、潜心、艰苦的研究而达到的一种理论升华和科学思维的成果，是哲学和法学有机结合而开放出来的绚丽花朵。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达到这样的理论境界，而必然会存在中间阶段及其中间成果，但我们应坚持向这一目标作不懈的努力，以建树真正称得上是法哲学的法哲学。至于在这种情况下法理学的称谓若还要保留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对它进行狭义及广义之区分。狭义即专指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做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还可以包括法哲学以及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等理论法学甚至某些基础性应用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18]。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不能因为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方式认为应否定一切法哲学

因为马克思从未否定过一切法哲学（青年马克思还曾为建立法哲学体系而苦苦思索过，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学术思想正是在他那个时代以及其先辈的法哲学氛围中熏陶过来的）；相反，正是马克思开创了科学的法哲学的优良传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而这是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开始的。但是这种批判，从质上说，马克思所批判的是黑格尔法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杂质和保守的政治内容；从量上说，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学说及其基础--私有财产制。然而，马克思对法哲学这门学科并没有简单否定，反而持相当的肯定态度；正如他对黑格尔哲学并未简单否定，在批判的同时又高度肯定了它的理论贡献一样。所以他指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并认为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升为科学的表现就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19]

正因为有这种科学态度，马克思才能以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法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得出崭新的科学的法哲学观和法律观，实现了人类法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并因此成为创立历史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契机--他把法学理论从国家和法本身这一玄奥的庙堂中引导出来，使之植根于市民社会之经济、物质利益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从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揭示法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为科学的法哲学奠定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并因此也才有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创立了唯物史观。

第三，不能以恩格斯对哲学对象的界定来作为否定法哲学的理由。

恩格斯上述这些论述，曾经被一些同志作为否定应建立和发展部门哲学的重要论据；因此也是开展法哲学研究中应予以澄清的问题。否则，也可能被用来否定法哲学。

勿容否认，恩格斯的这些话的基本思想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以及哲学及各门具体科学的正确关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作为"科学之科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并企图包括和取代一切科学--的旧哲学。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把哲学归结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即"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2]从而引起了哲学对象的深刻变革。摆正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

然而，很明显，恩格斯所否认的只是旧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即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而对科学的自然哲学和法哲学，不仅予以高度肯定，而且亲自致力于研究--他所怀着巨大热情、挚着研究和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及其手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因为"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时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23]而且对于旧的自然哲学的合理之处，他也予以充分肯定。例如他赞扬过"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高度赞扬康德的自然哲学在"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24]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25]并且正是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天才思维，得出了"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26]的著名论断，这至今仍是生物学上关于生命及其本质的科学定义。另外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的其他许多论断，也是至今仍闪射着真理的光艳而为人所叹服．

从恩格斯对科学的自然哲学的推崇就可以足见他对科学的法哲学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恩格斯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曾经天才地论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思想，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就不再赘述了。

总之，从恩格斯实际的理论活动来看，他并没有否定包括自然哲学和法哲学在内的部门哲学。那么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中只剩下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才能仍旧独立存在呢？--这看来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和历史痕迹的个别论断，因此必须作具体分析。

四、法哲学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哲学与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还是恩格斯说得好："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9]综观古今，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遵循着一个从合到分、从分到合，又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的规律。在古代，科学和哲学都处于一个混饨的统一体中。中世纪，科学和哲学都是神学的婢女。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科学和哲学开始分离开来，各门具体科学以及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等又进一步分化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各部门又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到了当代，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大地扩展，从而使科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既不断地趋于整体化和综合性，又不断地走向专门化和高度分化。人类认识史也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是要不断深入地认识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和特征，这就促使科学门类不断分化和走向专门化；二是要愈益广博地反映世界整体及其相互联系，这就促使科学门类相互渗透、过渡，从而不断地趋向整体化和综合。这两种趋势使各门科学和哲学一方面加深了相互渗透、交叉和吸收，另一方面又使其学科门类愈分愈细，学科体系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这两种趋势既对立又统一，从而导致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所以我国改革大潮中出现的各种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及中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涌现的一系列新兴学科，都是历史的必然，决不以任何人的好恶而消失。法哲学之所以步入我国学坛并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正是我国哲学和法学发展顺应当代学术演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既是哲学体系分化和法学体系分化的结果，又是哲学和法学相互渗透和交叉的产物。

（二）法哲学与理论法学的改革

所谓"理论法学"，是指以围绕阐述法的基本理论为中心任务的一个学科群。法学的落后首先在于理论法学的落后。而我国理论法学的落后既表现在广度不够（即单一性，主要是"法学基础理论"），又表现在其深度不够（我国的法学基础理论未免内容老化、体系陈旧、方法落后）。因此，我国的理论法学必须改革，才能带动整个法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改革也就分两个方面或层次；第一，重建除法学基础理论之外的一些新兴理论法学学科，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哲学，同时还有法社会学、比较法学（总论）等（所谓"新兴"，是相对于我国法学理论之现状而言，在国外，这些已不再是新兴学科）。这是从横广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第二，对传统的法学基础理论从内容、体系和方法上进行更新，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结合实践的特点，更符合时代的要求，走在不断发展的应用法学的前面而真正起到对各部门法学的指导作用。这是从纵深方面来改革理论法学。而其横广方面的是其纵深方面改革的展开，其纵深方面是其横方面的浓缩。因此，不论深和广两个方面的改革，至关重要的都是要建立并开展好法哲学的研究。

在我国的理论法学学科群中，固然，法学基础理论起着中心学科和联结点的作用，然而我国现在的"法学基础理论"，是从原先模仿苏联的"国家和法的理论"而演变来的-一把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归于"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力求专门研究法的基本理论。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其体系和方法上仍然没有摆脱"国家和法的理论"之影响和基本框架，只是在内容的量上增多了一些法的基本知识，而在质上并没有多大的改进，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痕迹，而没能充分反映和概括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就。近些年来，我国法学家为深化、丰富和更新法学基础理论内容和体系虽作了不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牵涉的问题既深且广，难度太大。方法也不完全对路，而致成效并不理想，尚未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我国现有的法学基础理论仍然新度不够，深度不够，专门化不够，因而指导现实的功能也不够。

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可以给理论法学拓展其新领域，又可以为加深、更新法学基础理论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论成果--从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给它提供具体的哲学指导和奠定直接的哲学基础，同时还便于法学基础理论精简掉那些泛泛的一般性的哲学论述，而集中研究法本身的原理、原则和规律，也才能对部门法学和法律实践予以有力的指导和科学的概括、总结。这就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推进理论法学。所以，开展法哲学的研究，既是哲学深化和发展的必然，又是理论法学改革的客观要求。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应开展一般的法哲学研究，更主要的是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来创造性地开展法哲学研究。这就不能停留于对西方法哲学的评介，也不能满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哲学思想的研习上，更不能满足于对哲学原理的简单套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单纯的证明工具，也不是实例的总和，而是完整的、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应着眼于创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即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把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深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使之进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制的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工作者以及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从迄今为止的一般性宣传、倡导、评介、研习等工作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和关键性突破。这是我国法哲学研究中最复杂、最艰巨和最困难的议题，但一定要为此而不懈努力。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还关系到能否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法学的指导作用的问题，关系到能否把法学研究及政法实践真正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大量事实表明，我们远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政法实践及法学研究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法工作中。如何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仍然是一个普遍的迫切问题。前些年大量的冤假错案也可以从忽视这个问题上找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可以自发地发生的，除了主观上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和自觉努力的程度外，客观上就由于还缺少一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法学有机地、紧密地联结起来的重要学科作为桥梁和纽带。正是由于缺少了它，搞政法实际工作的同志总感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吃力，理论和实际之间往往隔着很长一段距离，摆脱不了工作上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在法学教育中，教师和学生也都感到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法学知识沟通起来很困难，这就既影响了对哲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又妨碍着对法学知识的深入掌握。缺少它，还使我们在法学研究中站得不高，看得不远，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广度，遇到问题只能就事论事，就法学谈法学，不能坚持法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而且使法学工作者缺乏理论思维的素养，没有哲学上的高瞻远瞩。建国以来，我国法学理论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幼稚"、"落后"的状况，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所以开展法哲学研究，特别是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哲学研究，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当前，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且还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因为，正如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都必然要改变其形式一样，随着社会科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及建设事业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不断地深化、严整化和体系化．例如，为了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就很有必要从法哲学的高度来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改革以及民主、法制和文明建设的成就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等。由于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政法机构、设施及其思想观点，深刻地揭示它们的辩证发展规律，对于进一步揭示整个上层建筑的辩证发展规律无疑地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物质性的设施同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辩证发展规律，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这种关系在法学领域中又体现得最为明显和集中，如果通过法哲学的研究能予以揭明，就不仅会深化和丰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还会为我们的机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并可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发展展现出新的领域。

在此，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这一概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界定。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既不能仅归结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以各别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哲学来替代；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并应为世界各国劳动群众、进步人类及其思想家们所掌握和实践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的法哲学理论体系，而我们创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正是为了丰富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理论宝库。因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必须要体现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生动的法制建设实践中，它的生命力也正在于随着这种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深化、发展和完善。并且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经验和成就，也必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及法律实践产生重要的形响；同时亦将影响世界各国的法哲学研究，丰富人类的法哲学思想宝库。

注释：

[1]m．p戈尔丁《法律哲学》前言，三联书店，1987年版。

[4]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10页。

[5]《不列颠百科全书》（1977年第15版）第10卷第714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5页。

[6]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第1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转引自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弟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8]转引自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导论"第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12]参见n·c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C·C阿列克谢耶夫《法的一般理论》西南政法学院1984年印。

[13]该书77年第15版第10卷第14页，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6页。

[14]同注8。

[16]w·弗里特曼：《法律理论》，英国伦敦Stevens公司1967年版第3页，转引自沈宗灵同上书第8页。

[17]同上书第4页，转引自沈宗灵书第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页、第459和第46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24]《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和第45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8页。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6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7）26-0085-04

教育部于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号），明确提出大学“要积极推动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学本科研究性学习是在大学本科教学过程中旨在促进学生学习发展的基于研究的学习方式；是在大学本科教学过程中旨在促进学生由学习科学真理的认识过程向发现科学真理的认识过程过渡的学习发展环节；是在大学本科教学过程中从接受性学习到自主发现学习的转化环节。”研究性教学，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在这种学习方式下，教师不再作为知识的权威，将预先组织好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而是充当指导者、合作者和助手的角色，与学生共同经历知识探究的过程。学生不再作为知识的接收者被动学习，而是能与教师一样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带着自己的爱好、需要与客观世界对话，从而使学习与研究统一。因此，“研究性教学是结合学科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通过激发学生对学科的兴趣进而进行研究，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整合性教学活动”。

哲学，作为“诸学科之母”，既是出现最早的一门学科，又是对思维能力与好奇心要求最高、最多的学科。从这一角度来看，“研究”对学习哲学来说，具有绝对的必要性。西方最早的“学院”即柏拉图所创立的阿卡戴慕，从流传下来的对话录中可知，其中的教学方式主要就是苏格拉底所独创的“辩证法”，即以对话的方式从对方心中引出真知。这正是一种“研究性教学”的方式。可以说，只有通过研究性的教与学，才有可能让学生真正学到“哲学”，而非哲学家、哲学理论等知识点的灌输。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国内院校的哲学本科教学方式还较为传统，以课堂教学、教师讲授、学生听讲为主，学生的自主学习较为缺乏。这就导致学生对哲学的学习兴趣不高，课堂教学也缺乏积极主动性，降低了学生在本专业上进一步深造下去并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的可能性。而哲学这一原本由对世界、宇宙与人生充满了好奇的哲人创立的学科反而给人以刻板教条的印象，也不由得让人遗憾和深思。因此，在哲学专业本科教学中进行研究性教学改革，就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

哲学本科教学专业课大约可分为三大块，即“中西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西方哲学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清晰的历史脉络，属于较为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一部分。对于学生来说，西方哲学的各个知识点较为独立清楚，在难度上，既有较容易理解和把握的部分，也有需要相当的逻辑推理能力与知识储备才能够掌握的难点，容易在学生中进行能力区分，并易于考察。而在学习西方哲学理论的课程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课程，则是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学习的基础，可以说，只有在学习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学到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始于古代希腊，兴盛于古典时期的雅典，经历了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与中世纪的低潮，在近代走向又一个巅峰。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始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终于近代晚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及其终结。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思想巨擘比肩而立，名家著作浩如烟海，其教学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都是难点重重，任务艰巨。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在该门课上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教师可以抓住各个时代的主题以及每个思想家思想的重点，理清逻辑，便于学生对该门课系统化、体系化的认识与学习。因此，很长时间以来，这也是国内部分大学本科哲学教学的主要教学方式。但是，“一门课程不仅要反映出知识本身的性质，而且要反映出理解知识和获得知识的过程的性质”。西方哲学并非封闭固定的体系，但在讲授式的教学中却往往会抓住一点不计其余，使学生忽视了西方哲学发展自然原生与派系林立繁杂的一面，难免引起学生对这一有机发展的思想史的固化认识。因此，在教学中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西方哲学的历时性发展，就成了该门课程开展研究性教学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由此，在“西方哲学史”的本科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的主要路径有：

一、引导学生阅读哲学原典

阅读哲学原典，是与先贤思想接近的最好方式。因此，才会单独开设“西方哲学原著导读”课程。但是，原著导读课程通常也会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为主，选读的原著有限且多为节选，有时甚至会脱离具体的语境而引起学生的误解。而在“西方哲学史”教学中，“阅读原著”可作为课前的预习与课后的深入环节。一方面，课前阅读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著作（如在讲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前要求学生阅读《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部分章节等），能够使学生更清晰全面地理解课堂教学的内容，并了解某些观点的形成过程与其间的种种变化。另一方面，课后的拓展性阅读则是教师提供书单，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性地阅读部分文本，其中既可以有先哲的重要著作，也可以有后人的研讨性著作。这样就可以拓宽学生的眼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与思考和辨别能力。这两种阅读方式的结合，可以将教学于课外进一步拓展，并有区分、有鉴别地引导学生深入学习。由此，能够提高学生的整体理论素养，也可以调动某些希望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学生的钻研热情。

针对“西方哲学史”课程开设的现状，学生阅读哲学原典应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而不能是随意盲目的。为了达成课程教学的任务与目标，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环节：

其一，开列的书单必须与课程的教学进度紧密相关，能够与课堂教学一起，共同提高“教”与“学”的质量。无论是课前还是课后，都要做到教到哪一部分，就指导学生研习哪一方面的原著。尤其是课前，尽量不去开列后人的研究性著作，避免有倾向性的解读影响学生对哲人理论观点的自发性见解。而在课后的拓展性阅读中，如果学界对课程涉及的学者理论有争论和冲突，也尽可能地让学生了解多方面的观点，不至于有失偏颇。

其二，选读的书目要做到难易适中，详略得当。西方哲学史所涉及的哲人及其著作中，既有文笔优美，易于理解的；也有逻辑严谨，体系完整，推理一环扣一环的；更有一些晦涩难懂，甚至佶屈聱牙的。而针对本科学生的学术水平，注意选取文本的难度也很有必要。由于课本内容中对学者的理论根据难度已经做了一定的取舍，对原典的选读也可以比照课本的难度要求，并在选读数目上有所提高。而对于某些课本中由于难度或篇幅等原因没有涉及的理论，则不做强行要求，但对此有兴趣的学生可开列一定的合适书目，对他们的学术渴求加以正确的引导。

其三，原典阅读以课外时间为主，尽量不占用课堂教学时间。关于这一要求，主要有两点考虑。首先，“西方哲学史”课程内容十分丰富繁杂，即便是针对哲学史上最主要的哲人理论的基础讲授，也几乎占据了相当大比重的课堂教学时间。而研究性教学强调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这点在课堂教学中也必须有所体现，因而又将占据很大一部分课时比重。此外，针对部分学生的进阶教学和答疑等，也是课堂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此分配之下，按时完成教学进度已属不易，更不可能留出在课堂上让学生阅读原典的时间。其次，在西方哲学的教学体系之中，已单独开设了“西方哲学原著导读”课程，以课堂讲授西方哲学原典为主，学生自主阅读为辅。这门课程对学生的要求虽然也主要是课外阅读，但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空出少量课堂时间交由学生集体诵读，以达到特定的目的和效果。因此，在“西方哲学史”的课堂教学中要求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原典难以实现（时间有限），也非必要。

阅读哲学原典，与哲人先贤在文本、思想中交锋碰撞，在调动学生学习哲学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哲学思考能力等方面有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绝不能在“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中满足于对课本中哲学理论的灌输，而要以学生的理解、领悟和深思为教学目标，绝不能放松阅读哲学原典的要求。

二、以小组讨论等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今天，西方哲学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完整文本是柏拉图的《对话集》。其中多数是由苏格拉底通过“辩证法”，以问答的形式从对话者那里“接生”出“知识”。这种学习哲学的方法，其原有的基础（“知识即回忆”）已基本不再有人认同，但这一方法本身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却不能被忽视。相比阅读和深思，不同思想在对话中的交流和碰撞是理解哲学理论、“解惑”的另一重要途径。在“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中，无论是原典的阅读还是教师的讲授，不同学生的理解程度和关注的要点都有所不同，并且其中也不乏不完整、不全面之处，甚至误解误读。此时，分小组讨论原典、课本与教师讲授中的某些重点与难点，是深化学生的理解和领悟，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的最好形式之一。而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也正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重要体现。在课堂教学中开展分组讨论，同样也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把握好分组讨论的时间与分寸。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分组讨论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此讨论必须在不影响教学进度的前提下进行。此外，学术讨论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不可变成互相攻击或漫无目的的闲聊。

其次，在学生走题或陷入僵局时适当加以引导。在课堂讨论中，偏离主题或陷入僵局、难以突围是常见的两种情形。在这种时候，教师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偏题时，要尽量引导学生回到主题；在学生陷入瓶颈时，更要巧妙地提出合适的问题，带领学生走出僵局。例如，在讨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时，学生可能会对此处推理的逻辑产生疑问，如不明白为什么可以从“怀疑一切”中推论出“我思故我在”，而无法推论出“我吃故我在”“我走故我在”等。这时就需要引导学生，向他们提出“怀疑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这样的问题，当学生得出“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时，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能从“怀疑一切”中推导出“无法怀疑自己在思考”，从而得出“我思”不能怀疑，因而“我存在”的结论（当然这里还可以引导学生对这个逻辑结论的反思，如“思考”与“我思”的关系等）。

最后，讨论结束后，要求每组推选代表汇总讨论结果，并进行点评。由于课堂讨论是分组进行，教师不可能完全参与并倾听所有小组的讨论过程，而只能适当倾听指点，因此，要对每组学生的讨论过程和结果都有所了解，就必须有总结环节。针对学生总结，主要要求大致有：掌握时间，重点突出，逻辑清晰，详略得当。这些要求需要正确的锻炼与引导，分组讨论也是提高学生理论素养的重要手段之一。

总之，作为研究性教学中提升学生积极性和学术水平的重要课堂教学形式，分组讨论必不可缺。同时，在课堂分组讨论中，教师必须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使讨论健康有序地进行。

三、灵活运用多媒体提高教学效果

多媒体教学在今天的课堂上已经十分普及，尤其是许多年轻教师的多媒体课件，可谓是内容丰富多彩，形式五花八门。但是，多媒体课件的教学效果与课件内容的丰富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程度并不一定呈正比关系。在研究性教学中，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要围绕“以学生为主”的中心进行设计。因此，重要的不是设计好看的课件，而是提升学生的参与欲求，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多媒体教学的设计要着眼于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在研究性教学中，教师课堂教学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而在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设计中这一点也必须有所体现。多媒体教学对此的促进作用主要有：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考虑如何回答；引入恰当的内容，引起学生反思。前述的阅读原典与分组讨论都可以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即启发学生思考、提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提出进行引导，从而提高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其次，多媒体教学的形式应与课堂教学要求相适应，而不可盲目追求丰富多样。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出现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不再仅仅由教师的讲解、提问与板书组成。但是，过于花哨的形式也会影响学生的注意力，甚至干扰教学。以学生为主导的研究性教学强调的是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反思，也不需要过于繁杂的教学形式。因此，多媒体教学应以“有用”为目的，以带动学生的积极性为着眼点，再丰富多彩的形式也只不过是协助教学的手段，不可主次颠倒，把手段当成目的。

最后，多媒体教学内容要线索清晰，逻辑严谨，易于理解掌握，而不可过于繁杂。研究性教学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在多媒体教学中也必须有所体现。因此，课件中应以课程的主要线索、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以及相关文献摘录等为主，着重促进学生的理解，理清逻辑思路，启发学生深思。至于每一个知识点的具体内容等，完全可以要求学生自学，并在课堂上以提问的形式了解学生的掌握状况，加以适当讲解并提出要求，知识要点体现在板书上而不必一定体现在多媒体课件中。

综上所述，研究性教学中多媒体课件的使用要适应教学要求，突出“以学为主”，而不应喧宾夺主，否则会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四、开展课外研讨活动，拓展学生视野

研讨会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深入思考、交流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中尤为重要。与课堂分组讨论不同，课外进行的研讨活动时间较为充裕，且不会占据课堂教学时间，因此相对而言也容易讨论得更加深入。针对哲学本科学生的学习状况，开展课外研讨活动主要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课外研讨活动需要定期、有组织地开展进行。学习哲学是一个渐进有序的过程，课外研讨活动作为其中的一种学习形式也是同样。因此，每学期都应制定好活动计划，确定活动主题，活动时间、地点等，并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同时，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在确保活动按时进行的同时，也要确保活动的参加者到位。研讨会的参加与讨论原则上应以学生自愿为主，但有时也可通过指定、轮流或学生推选等方式确定主要发言人、主持人、点评者等特殊角色，并促使其做好事先准备工作。

其次，要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并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相对于课堂教学，课外研讨活动更需要以学生为主，但是也不能忽视了教师的作用。与课堂讨论一样，教师起到的主要是引导作用。也就是说，要引导研讨活动围绕即定主题，健康、有序地进行。同时，由于时间更为充裕，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也将更为充分。教师在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也要充分尊重这点。

最后，人员组成上也要注意合理搭配。研讨会的主体是哲学专业的本科生，可以考虑一年级旁听为主，二、三年级作为主要参与者，四年级自愿参加（但可建议保送或考取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生积极参加）。同时，可以考虑让部分研究生也参与进来，如承担主持人或点评者的角色等，进一步确保研讨会的学术氛围。此外，邀请一部分哲学专业的其他教师，甚至校外专家、学者参与进来，这也是激发学生讨论积极性、提高研讨会学术水准的重要手段。

总之，一方面要确保学生作为研讨会的讨论主体，另一方面也要保证研讨会本身的学术性、启发性，使学生能够有所收获。

此外，还可以鼓励、指导部分学生撰写研究性论文，并帮助发表。一般而言，研究性教学更为重视导师的作用。学生入学以后，就应该确定相应的指导教师，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在对哲学学科课程进行整体性、一般性把握的同时，着重考察一些较能吸引学生兴趣的课题，并将其视作毕业论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此外，也要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水平，如指导其进行文献检索，培养其写作的规范性等。而对那些展现了较强的学术水平的学生，可以鼓励其独立写作研究性论文，并对其论文进行修改、指正，帮助其发表。这样能够使学生在本科阶段就积累下学术成果，为其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侧重的是学生自主学习、研究能力的提升，也属于研究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性教学的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听众，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主动的学习者、问题的探究者。”在哲学专业本科教学中进行研究性教学改革，需要教师、学生以及学校等多方面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但提问、思考、研究、交流本来就是学习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史”课程的应有之义。西方哲学史中学者的哲思往往同时兼具了明晰的思路、坚实的体系与反思性的治学态度，学生通过研究性学习来对这一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加以梳理、探索，更有助于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学术素养以及看待事物的全面整体的态度。同时也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奠定更坚实、完整的理论基础，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渊源，从而获得更好的理论视野，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科学的哲学思想。最后，开展哲学专业的研究性教学改革，也能引导更多的学生对哲学研究产生更为深入持久的兴趣，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深入研究、学习哲学，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哲学方向的专家和学者。通过在“西方哲学史”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改革，能够改变我国部分大学哲学本科专业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给哲学专业本科建设带来更大的刺激与活力。

参考文献：

[1]张建林.大学本科研究性学习的内涵与特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4):76-78.

[2]卢德馨.关于研究型教学的进一步探讨[J].中国高等教育,2004,(21):24-25．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7

【摘要】本文讨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范式内涵特点以及整个发展过程，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中，围绕历史主义以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结合为理论出发点，对科学的发展过程作进一步的科学史分析，深入阐述历史主义的范式特点，以及历史主义范式对科学哲学的意义影响。

【关键词】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思想；范式

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内涵

范式概念的首次提出者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作了初步的解释，“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范式作为描述整体科学结构的概念，包含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哲学观点、公认的科学成就、方法论准则、共有的世界观，乃至于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实验仪器等等，具有极其复杂的内涵，范式在科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科学发展的始终，至今也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范式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范畴，对于范式的运用，在此，我们应明确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研究，是科學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的体现，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模式。通过库恩对“范式”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范式”的运用历史地重现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库恩用范式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则体现出了科学发展模式的动态性特征。

二、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

历史主义不赞同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把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进行语言的逻辑分析，科学知识的直线式积累看作是科学进步的标志。历史主义认为知识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累积的叠加过程，而是一个革命的渐进的过程，这一结论是基于科学知识的动态研究的结果，因为动态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一个上下波动的过程，简单的累积叠加体现不出跨越式的进步，量变的渐变过程体现不出质变的大飞跃，难以与科学的大发展相匹配。

针对批判理性主义的观点，历史主义是这样批判的。波普尔曾指出：“科学应该被看成是从问题到问题而进步的。随着这种进步，问题的深度也不断地增加”。[2]从这个角度上看，证伪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确实也说得上是一种反归纳主义的模式，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证伪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否定的过程，从辩证的观点看来，就是仅仅只强调了质变的飞跃，“所谓‘不断推翻’的‘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3]这种发展观是片面的。历史的发展具有不间断性，在这个不间断的过程中，总会存在着类似于常规科学的累积时期，虽然累积时期同样蕴含着新范式的萌芽，但是也确实是范式的不断发展时期，波普尔却“把科学事业中非经常性的革命特点赋予了整个科学事业”。[4]

历史主义与批判理性主义在研究对象所采取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批判理性主义从个人的理性的角度去研究科学的发展，其实蕴含着诸多的主观因素在内，波普尔的建立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之上的“理性的重建”，其实也就是一种制定知识产生的程序法则，科学研究只要以此法则为基准，便会不断获得真理性知识，以个人的理性为基础的建构正是波普尔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库恩认为：“科学尽管是由个人进行的，科学知识本质上却是集团的产物，如不考虑创造这种知识的集团的特殊性，那就既无法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有效能，也无法理解它的发展方式。从这一点说，我的书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但也绝不容许这个问题离开认识论”。[5]由此可看出，科学知识本质上就属于社会的产物，脱离了社会因素将会不能很好解释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的任务并不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理性的重建科学发展的历程，而是“要充分倾听历史的呼声”。[6]在对批判理性主义进行批判方面，库恩曾经指出：“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7]历史主义把社会历史因素渗透于研究过程之中，得出该流派独特的见解以及理论成果。

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内部发展

随着科学哲学不断发展，历史主义登上了科学哲学历史的舞台，历史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新、旧历史主义两个流派，他们都是在对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基础上将研究视角从科学理论逻辑分析转移到特定的社会历史领域，针对不同的范式建构起科学理论，阐释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发展机制，都给科学实践活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旧历史主义主要代表库恩的范式研究，表明在不同范式条件下，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应采取不可通约性原则，要想达到对科学理论成果的清晰理解，就必须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库恩还认为，科学理论的产生脱离不了诸如顿悟与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非理性因素是科学所必需的重要因素，是科学产生的基础，非理性因素对范式的产生与选择起到了实质的推动作用。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范式依然没有脱离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还是处在历史主义的大框架下进行的科学研究，在理论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还体现出了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是一种开创性的进展，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实质上指的是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单个理论并不能称之为科学的单元，既然科学研究纲领实质上指的是相互联系的理论系统，那么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间断过程，是一个历史再现的过程，随着经验事实的不断增长，那么相应地科学理论也会不断增长。费耶阿本德把库恩的非理性主义不断强化，认为非理性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重要因素，任何把非理性因素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做法，其最终的结果是“必将消灭科学”。[8]费耶阿本德的范式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怎么都行”，法无定法是其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对一元论的传统挑战，有利于多元理论间的竞争与发展，使人们可以从更深一层视角研究科学发展模式，使科学发展不局限于单一方法原则，为思想进一步繁荣奠定理论基础。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夏佩尔，夏佩尔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从科学史出发来考察科学发展的问题，他不认同库恩、费耶阿本德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点，理由在于研究对象没有脱离客观世界范畴，同属一个范围的对象并不会有不可比的障碍，范式的不可通约将会带来科学的进步与合理性无法成立，这也是他们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作为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另一主要代表人物劳丹，与夏佩尔的思想理论方向则有所不同。劳丹关于“科学问题”的范式认为，科学的发展，理论的进步主要在于问题能够得到不断地解决，科学的目标就是不断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突破的科学研究，问题是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解决方式也会随着问题发展与时俱进，劳丹还在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理论的建构中，阐释科学发展的本质是在于渐进式的发展，科学内部的各要素是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之中，跨越式的革命进程是不应该存在于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

综上，历史主义的发展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把非理性因素的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一个高度，体现了历史主义的创新性。非理性主义观点出现之后，虽不可避免遭到攻击与驳斥，但是，毕竟非理性主义还是有着历史的因素包含其中，考虑到当时理性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单纯理性原则似乎抵挡不了对科学的种种质疑，一时也得不到理性主义的合理解释，这样的局面正好给了非理性一个很好的契机，给了科学哲学的新发展方向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也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以库恩为主要代表的旧历史主义强调的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的重要作用，后经费耶阿本德的继承与发展，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特点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范式的一大特点就是突出主体性，在西方科学哲学在从客观主义、绝对主义到主体主义、相对主义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中，历史主义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历史主义之前，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主张把主体性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认为主体性会造成科学知识认知的偏差，通过排除主体性的归纳与演绎的结果是得到绝对客观的科学知识理论的前提。历史主义充分肯定主体性因素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并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事实，也不是直接来源于对先验公理的演绎，人的主体性对科学知识的產生也占据着重要的影响，科学共同体发挥主体性的作用把科学与客观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科学知识最终还是由主体的能动性所做出的非逻辑、非理性所决定的，这种主体性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充满着创造性，并不局限在狭隘的观念和框架之中。

历史主义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相结合，重视科学史的研究，与历史史实的联系，科学研究以科学史为指导，是区别于早期科学哲学将科学研究聚焦于逻辑方法的一大进步。历史主义在考察新事实与新理论在科学发现的关系中就很好地体现出了对历史事实的重视，在氧的发现的例子考察中，对C.w.舍勒、约瑟夫·普利斯特列以及拉瓦锡的研究成果都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是究竟谁是氧的最初发现者，由于没有确定权威的标准作为判断的依据，所以最终难以定断。氧被发现了的历史事实，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科学发现不同于类似于看见这样一种瞬间性的行为，把科学发现单纯归属于某一时刻、某一人，科学发现是一个过程，脱离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是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性，不仅有类似于量变的积累，还有类似于质变的飞跃，蕴含着量质变的辩证关系，把科学的发展与历史紧密结合。由此可见，科学史对科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主义探究科学发展强调历史性思维。研究科学哲学的目的应该在于重现科学的历史，这一重现的过程不必遵循着正统派“逻辑重建”的原则。然而，历史重现与逻辑重建是背道而驰的，这倒不是说明历史主义在科学发展的历程中偏离了方向，而是恰恰说明了这是对正统派中的阐释科学合理性的片面说法进行的修正，指出纯粹的逻辑分析的缺陷。在对新旧理论的逻辑分析上，历史主义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新范式理论与旧范式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不一致的方面。

历史主义范式的特点还体现在以动态发展模型来研究科学发展的历程。在范式基础上把科学发展模式解释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直至新的常规科学时期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体现出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性，符合科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常规科学时期可以把科学的进步看成以累积的方式不断发展着，而科学革命时期，新范式的建立标志着新的科学共同体取代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这是一个质变的跨越过程，因此，这一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动态发展模式开创了诠释科学发展的新视野。

历史主义范式还十分注重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来进行科学哲学的研究。“不可通约性”术语的由来在库恩的《结构之后的路》一书中有这样的说明，“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不可通约，圆的周长与半径不可通约，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长度单位可以将一组数中的两个数都整除而没有余数。即不存在公约数”。[9]在后来的发展中，“不可通约性”便被用来说明科学理论间以及其词汇、概念间的不可比较性，不过，这里的不可通约性并不是绝对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不可通约，但是斜边与直角边的长度还是可以比较的，这仅是一种局部的不可通约性。人们往往习惯于运用现实的理论原则审视过去的理论，简单地把过去的科学成分剔除出科学的范畴，然而，过去的理论并不是它们被取代就不科学了。

五、历史主义范式对科学哲学的意义

历史主义范式代表着一种典型历史观的历史方法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流派把研究对象聚焦于“过程”，历史主义中的代表人物之间的理论有批判与继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辩证思维的发展，对历史主义范式的探索，无论是在理论的参考价值，还是在研究视角的启发，对未来的科学发展模式的研究都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后继发展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提供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让人们更好的理解科学哲学的发展史，对现代科学发展作深刻的哲学反思，体现出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并彰显时代特征。

继历史主义之后，范式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历史性地融入了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对科学共同体的科学观产生重大的影响，科学共同体科学观的形成以及思维方式的发展都是以范式的形成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家的任务在于对前范式进行整合，把不符合范式的发展要求的内容进行修正，不断扩大范式的作用范畴。虽然历史主义的时代使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已经完成，但是它对后继发展的科学观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并不是实质的对与错的关系，应该是把范式理论的背景、经过及影响做深入分析，简单的做出对错划分最终对科学的长远发展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没有无懈可击的科学理论，只有随时展而不断涌现出更加符合历史发展客观现实的理论。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背景下，后现代哲学虽然不能完全颠覆理性主义的位置，但是，历史主义奠基者还是充当了时代思想的先锋，对理性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突破传统的理论创新以及时代创新精神，是值得无数后继者的学习的。

【参考文献】 

[1]库恩.跛子和瞎子、哲学和科学史[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1（2）. 

[2]波普尔.猜测与反驳[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m].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4]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库恩.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必要的张力[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6]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8

关键词：范式；教科书哲学；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大众形态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4-0040-05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蔚为大观，其积极意义在于，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其不足之处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轻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陷入困境。当前，应重新反思作为“范式”的“教科书哲学”，实事求是地评价“哲学教科书”，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革新之路。所谓范式，主要是指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们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它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1]21，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1]24，“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9，并由此必然形成一脉相承的学术传统。从“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学术”，也是一种“主义-学说”，还是一种“立场-学养”。

一、学术形态：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哲学的自我定位”和“时代的历史方位”即时代化问题。当前，“对哲学的自我定位”与“关注时代的历史方位”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改革的现实出路，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对哲学自身的合理定位，即要求树立一种正确的哲学观，其本质是用哲学研究时代的新问题，用哲学反映新时代的声音，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另一方面，对时代自身的合理定位，即要求树立一种正确的时代观，其本质是准确判定时代的历史方位，使哲学走进时代、实践和现实。“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面对现实，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问题——时代的矛盾；动机——解决矛盾的主观意图；科学答案的谜底——存在于时代本身。问题自身都蕴含着对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研究。”[2]16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同样要在对时代问题的诊疗过程中发现新问题、阐明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产生了‘哲学教科书’这一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哲学教科书创造了‘教科书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影响了这个时代全部哲学的存在状态，而且也影响了整个时代。”[3]概括地讲，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主要有四种范式：其一是从“物质”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其二是从“实践”出发的“实践唯物主义”范式；其三是从“主客统一的认识论出发”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范式；其四是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出发的“人学范式”。反思这四种范式，一个共同的不足就是过于注重“学术形态”，而“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有所欠缺。如果要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取得实效，就必须采取相应的体制上的改革，从“教育”、“教学”、“教材”的改革做起。教科书应具有科学性，需要指出的是，教科书也是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围绕将什么编入教科书中、将什么排除在教科书之外的‘正式知识’的争论，事实上蕴涵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历史。围绕教科书所暴露的冲突，往往反映出权力关系上更深层次的问题。它们涉及人们在知识方面最看重什么的问题。”[4]4基于此，作为“学科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形式上讲应是“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大众形态”的统一，从内容上讲应是“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统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正是在直面现实、直面实践、直面问题中才终结了“哲学”在群众之外和“群众”在哲学之外的旧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革命变革，开辟出一条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之路。这一新哲学注重用哲学方式关注并把握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注重从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出发来筹划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探寻人的解放现实路径。实际上，任何一种对哲学的理解，都与时代性的实践内在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的实践也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深度上、广度上和高度上都要与时俱进，“即在深度上，由浅入深；在广度上，由部分到整体；在高度上，弃旧扬新，要在‘熟知而非真知’的常态中获取新的突破性成果。”[5]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深刻把握全球化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发展的逻辑，要真正走出书斋、走进时代、走近大众。

任何哲学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也要随着时代、实践和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会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在此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取得一些成就。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发展史上，杨献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方面有自己的贡献，主要是他将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充实进了教科书。此外，李达的哲学体系也是侧重于“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学理上系统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人自己写的一部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教育和启迪了革命人民。冯契或许是20世纪中国最系统化、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智慧说”打通了“自在”与“自为”的隔膜，引导主体人进入自由之境。在冯契看来，要超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化理解，达到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本真形态，就必须回归哲学本性，转识成智，由技入道。所谓智慧，决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对宇宙人生的某种洞见，它与人性自由发展内在相关。“智慧就是合乎人性的自由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6]161。遗憾的是，冯契的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所构成的“智慧说”，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背景，从主客体统一的认识论逻辑出发，建构了全新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遗憾的是，这本教科书也未引起学界的应有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创新的关键是时代化。作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桥梁。“不管原来的体系有多大缺陷，它毕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哲学科学化的伟大尝试，为科学的哲学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7]因此，在批判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为时代立言”的哲学。

二、政治形态：作为“政治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为“政治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化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基石，也是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指南，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实践特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立足于“中国问题”来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实，“中国问题”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是包含在特定时代中的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总和，是对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总概括。在任何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中国的具体实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传统“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8]16。因此，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533-534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一个重要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发展出一种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易于接受与理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与大众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且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指由艾思奇主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编写的全国党校和高校通用的哲学教材。新中国‘第一本’全国通用教科书的划时代意义是：它结束了中国人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历史。”[10]据许全兴的考证，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1938年4月）的提出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9月）的提出早五个多月[11]230-232。《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对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影响较大，后来的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研室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哲学专业试用教材），到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再到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1版、第2版、第3版）均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如今，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创新的关键要素。从不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做出不同理解，具体而言，“在哲学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辩证哲学，是与不可知论对立的可知论哲学，这一哲学阐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为划分哲学派别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认识论上，它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坚持客观真理论；在历史观上，它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之中”[12]。总之，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根本性变革的规划中，“他真正关心的不是思辨的哲学知识与实证的科学知识之间这种知识类型的对立，而是哲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旨趣与干预现实旨趣的对立；由此马克思要求实现的变革不是从思辨的知识转向实证的知识，而是要放弃旧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转向对现实的理论干预。”[13]386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肇始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以斯大林教科书为范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尽管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认识和评价众说纷纭，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除了内容上的更新之外，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和体系在叙述方式和表述问题上，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问题上，也都亟待发展和创新。”[14]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与变革，既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的理论自觉，也是进一步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实践要求。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由于过于强调“主义”及意识形态，其结果是“政治形态”突出，但无疑还需要“学理支持”和“大众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载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创新则以人为依托，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学术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革新具有重要影响。反思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中国理论”与“中国问题”意识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上存在种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不必研究；其四，感觉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困难重重，不去研究；其五是找不到中国问题的独特分析框架，不会研究。这五种顾虑中有的是认识问题，有的是心态问题，有的则是能力问题。破除这些顾虑，主要是要处理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关键是要像马克思一样自觉“选择‘群众的立场’作为自身的立场，‘群众的视角’作为自身的视角”[15]。因此，在批判与反思教科书哲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

三、大众形态：作为“大众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作为“大众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品格”和“大众立场”，即大众化问题。马克思是“大众哲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走进“大众”的典范，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本性必须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起，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既是其“大众品格”的表现，也是其“大众立场”的体现。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6]15马克思的哲学方案是以“改变世界”的方式把握现实，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现实途径是革命实践，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不断被倡导，但没有真正实现。总体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成为少数政治家和学者的专利，且互动式的讨论和争鸣较少，这实际上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本性”和“大众立场”，其结果是为人民大众立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形态”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那么，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并影响大众的现实生活呢？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可推卸的重要使命。坚决反对把哲学仅仅当作哲学家在书斋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对象，强调它应成为提高人民群众思想素质、提高人民群众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武器，成为人民群众观察思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此，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时，要善于运用平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变成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掌握和运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就是说，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喜闻乐见的哲学。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化大众”。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会变成物质力量。”[16]9这也是邓小平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17]381深远意义之所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群众所掌握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努力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好中国实际问题，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赋予群众能够接受的形式，使之走出书斋，与群众真正产生精神层面的沟通与共鸣，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大众心中、特别是青年人心中扎下根来，变成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实践力量”[18]。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主要普及者。

今天，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仍存在某种不理解甚至误解，仔细分析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负面影响，致使一些人还是停留在对“教科书哲学批判情结”之中，没来得及从理论高度认真清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哲学的利弊得失；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得不够细致深入，未能完全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把握不到位，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与部分、源与流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理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科学理解。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种种缺陷，中国学界开始批判与反思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如今，文化强国成为重要战略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进程中应自觉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努力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文化发展与繁荣也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发展与创新。因此，在批判与反思教科书哲学过程中，应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为大众立言”的哲学。

总之，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是内在统一的，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发展和创新“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教科书导向”[19]，即在“三形态”的统一中，建构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当代形态。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a].陈先达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李广昌.走出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囿限[J].学习与探索，2008（5）：35-39.

[4]m·阿普尔，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m].侯定凯，译，袁振国，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韩庆祥.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创新[J].哲学动态，2001（5）：2-4.

[6]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a].冯契文集：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黄楠森.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不变性与可变性[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1（4）：5-11.

[8]e·希尔斯.论传统[m].傅坚，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9].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胡为雄.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上）[n].学习时报，2007-11-12.

[11]许全兴.与孔夫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2]韩庆祥，张艳涛.重新认识辩证唯物主义[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2）：60-64.

[13]张盾.马克思的六个经典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4]张琳.如何评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n].学习时报，2007-11-05.

[15]牟成文.马克思的群众观及其哲学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2（2）：4-23.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王伟光.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哲学研究，2008（7）：3-11.

[19]曹典顺.语境与逻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范式嬗变[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2）：152-158.

Reflectionontextbookphilosophyasaparadigm

——FromtheintegrationperspectireofacademicForm，politicalFormandpopularForm

ZhangYantaowangKaiyan

（XiamenUniversity，Xiamen，Fujian，361005）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9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03)11-0023-0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就高校理论教育战线的情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教学和研究，出现了令人可喜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已列入普通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基本要求，与此相关，高校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对这一问题也作了专题论述；一些相关刊物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文等。应该说，这一态势是令人振奋的。但应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下面，我就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想法。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许多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

有的论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或理论成果。有的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归结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论点也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拓展视野，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但需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内涵，而且更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二、怎样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来“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存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就不能停留在理论分析的层面，而应该深入到历史实际之中，要结合近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即近代中国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去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问题，有两个相互联结的基本观点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大力阐发的。其一，近代中国的革命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其二，在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根源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需要。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也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和在多种思想理论的反复比较中确立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特别是需要科学历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指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行动的指南，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选择。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正体现在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中。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许多论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涵博大精深，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等等。这当然是对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没有说明有着博大精深的传统哲学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的分析评价问题。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萃，是世界文明的奇葩。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上说尚不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大局限性是缺乏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因而不可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动因，不可能正确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因而也就不可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途径和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自身又缺乏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就需要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正在于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同近代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哲学思潮的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更深刻地体现在它同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理论未能在中国实现；有人说，由于共产党人热衷从事政治救亡，压倒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这些论点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恰好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地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新学”。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则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后来的事情，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看到，在前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包括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原来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的拥护者。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并经历了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表明，西方的“新学”及其哲学思想对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指明出路。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怎么一个“化”法，“化”成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表现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一种纯粹精神领域的思辨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哲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从一种哲学形态到另一种哲学形态的升华或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和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按照这样的理解，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形式大体上概括为以下几种。

其一，哲学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在深入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矛盾”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应用、体现和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一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然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就以“矛盾论”和“实践论”来说，这“两论”既是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所作的哲学批判，是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哲学论证，也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两论”的产生便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二，方法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同时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然而，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毕竟不是绝对等同的东西。工作方法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把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实际工作中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突出表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结合起来并运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日益紧密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许多方法论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其三，理论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领域，用以指导各个领域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唯物史观运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各阶级状况和时代特点的分析，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等问题，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运用于战争的指导，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等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战略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页)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原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其四，群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页)。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他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文集》第8卷，第323页)的伟大号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然而要使这一哲学真正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为他们手中的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这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乃是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还需要花大气力去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殊矛盾，研究解决具体矛盾的具体办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斗争武器，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群众化的大师。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大力培育了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和方法，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郁的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他大力倡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教育，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头脑，指导实际工作，从而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化的过程中有过曲折，而我国广大群众在实践中学哲学、用哲学的成绩和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五，实践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其最终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变为现实。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变为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最高表现形式。

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助于推动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问题的研究。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曲折的，历史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1.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主观的工作指导同客观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主客观的关系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总结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经验表明，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而党的正确路线的解决也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不行的，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会失去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却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教条化和凝固化，也是不行的，是断然不能成功的。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亦应随之发展变化。这里，就有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的党，党的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给予高度重视。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他还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合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2.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以及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它深藏于文化形态和观念之中。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个“实际”也包括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在内。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邓小平在谈到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页)时，也把哲学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这一实际相结合，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要发生变化，它的内容被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在表现形式上也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土壤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它同各国文化的发展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成为指导思想，这除了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之外，还同中国具有悠久的和深厚的优良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是直接相关的。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伟大贡献，形成了哲学思想这一创造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同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厚素质和深邃底蕴分不开的。的一生从没有中断过对祖国哲学遗产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可以说，他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并运用于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指导；而且的整个人格特征，也即在他身上所表出来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这里，需要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但不能离开中国既有的文化土壤和条件，而且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都必须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推进我国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发展。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篇10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学哲学、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3-0021-06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是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1]。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e累了丰富的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历史轨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始于建党初期。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从学习唯物史观开始的。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在近代饱受列强欺凌，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国内不乏救国救民的主张和举措，但都失败了。这种情况下，少数先进的有识之士转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此历史场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

初步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主张用这些观点研究、解决当时中国突出的问题。这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是早期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1921年筹备建党时，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p15）总结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国情的典范之作，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瞿秋白、李达等也相继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瞿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详细的阐述。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风格，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3]。

2.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高潮

1937年，为批评当时党内盛行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延安做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讲座。这两次哲学讲座为我们党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奠定了基础，达到了思想建党的新高度。通过这两次哲学讲座，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得到遏制，实践的认识论、矛盾的分析法在党内逐步确立起来。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4]（p533），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

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针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p801）这一论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解释了实事求是，并将其逐步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准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1949年～1978年）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第二阶段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国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活动，多次提出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时期国内情况复杂，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特别强调：“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6]（p200-201）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善于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善于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看问题，善于在多种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善于在矛盾的双方中抓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的主要问题。1958年“”后，为反思“”的严重后果，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上议事日程，推动学哲学、用哲学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活动。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7]（p323）

全国性的群众学哲学、用哲学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8]（p181），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当时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业余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制，因而“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在实用的层次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感性体验而取得感性的认同”[9]（p12）。“”开始后，受“左”倾思想的引导，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常常被纳入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出现了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以及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弊端。虽然上述情况表明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存在不足和偏差，但其主要原因是受制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的背景，因而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必要性，也不能否定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78年至今）

中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第三阶段始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打开了解放思想的闸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10]（p1029）。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指出：“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11]多次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更加重要的位置。“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显示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便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经验

（一）学哲学、用哲学是共产党人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

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如何认识事物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决定了这个政党如何认识和处理问题，不同的思想路线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思想路线正确，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有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防止错误的思想路线，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与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确立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学哲学、用哲学的成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党内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照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为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怎样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做了哲学高度上的论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在党的七大上把“实事求是”作为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特别是在“”期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度被抛弃，这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做斗争，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后，我们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新的建设实践学哲学、用哲学。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将这些经验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

（二）学哲学、用哲学是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探索、奋勇开拓，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困难与挫折甚至生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克服消极心理和畏难情绪？主要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本质规律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因此，只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真正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面临着理想信念的考验，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前途，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正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传播与普及，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在关键时刻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三）学哲学、用哲学是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的有效方法

中国革命和建设只靠精神、理想信念是不够的，其中每个重大胜利都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做支撑，还要有足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以便能够分辨哪种道路、主张符合历史趋势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哪种背离历史趋势、不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道路、主张相互斗争，只有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拥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才能洞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才能同形形的错误思潮和主张划清界限。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很难在工作和生活中敏锐地发觉各种理论和观点的本质，也就很难保证始终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曾面临无数次生死攸关的考验，每次都是依靠清醒的政治^脑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才得以做出正确抉择，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无论是战胜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是反对“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等，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运用。

（四）学哲学、用哲学是提升干部队伍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必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保证。领导干部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清楚分析问题、正确做出选择，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分清轻重缓急、明辨是非。领导干部不具备应有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思维方法和判断能力，就没有能力科学、高效地处理问题，就容易造成工作上的失误。指出，我们党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一些党员或领导干部不缺专业知识，工作上也是积极肯干的，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在工作的对象、范围、条件起了变化时，不能将原有的专业知识进行哲学概括，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能多维度、辩证地处理好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关系，因而不能取得好的工作业绩。

在理论素养的培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更具有根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视野是否开阔、眼光是否长远、胸怀是否宽广，决定是否具有较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长远与眼前的关系，才能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能力捕捉现象背后的规律，科学分析和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启示

（一）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坚持与发展相结合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要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就必须遵循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只懂坚持而不懂发展，无法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止步不前。

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就会偏离航向；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止步不前。

（二）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坚持与发展、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要学以致用、在学中用、在用中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既要结合国际形势，也要结合国内现实问题，还要结合个人的具体工作。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同一定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表现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哲学远离时代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问题异常复杂，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给人类提出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深度融合，实现自身新的发展，就必须关注这些时代问题。

要自觉把学哲学、用哲学与研究和解决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学哲学、用哲学才能在实践中落到实处、达到目的，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胜各种错误主张和思想的强大武器。在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学哲学、用哲学都有着鲜明的问题指向，没有问题指向的学习只能是纸上谈兵，更谈不上对哲学的运用。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对新哲学的论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具体的工作实际，这是每个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应有之义。要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决策和解决上，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避免工作失误。

（三）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结合

要坚持真理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其言论和行动要符合人的价值需求。不遵循客观规律，人们选择的活动就无法实现价值追求；不符合人的价值需求，人的选择就是无意义的。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结合，就是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符合当前我国人民的价值需求，突出学习和运用那些与我国现实问题联系紧密的观点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但不同时期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因而又要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尤其在领导干部中学习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学习和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观点和方法，增强对全面深入改革的必要性的理解和自觉性。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找好自我定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

（四）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弘扬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结合

科学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传播并不断为人所接受的。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会触发更多更深层次的矛盾，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反腐败也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阻挠，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很复杂，这必然会导致在思想建设领域里的杂音。近些年来，总有人谈论马克思主义无用、马克思主义过时等论调，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使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必须用不断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取得学哲学、用哲学良好效果，除敢于同错误思想理论做斗争外，还要正面积极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首先就要求我们要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感情，才会勇于维护它的地位。还要掌握正确的弘扬、学习的方法，只有方法得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掌握；只有方法得当，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争取主动，有效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n].人民日报，2013-12-05.

[2]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陈晋.想读常读的书籍[n].北京日报，2017-01-16.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郭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王立胜.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述评[J].浙江学刊，19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