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1
前言
自2008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都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次金融危机成为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挑战，世界各国为此都放慢了发展脚步。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重大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科技创新的策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指出，要加大力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以及地质勘探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范畴。当然，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新概念。当前国内外尚未对其做详细的分析。鉴于科技进步和金融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为了成就社会财富的积累，就必须通过科技金融力量来更好的实现新兴产业的发展。面对当前金融市场的不健全，科技金融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加快金融科技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积累，对于科技创新成果能够成功应用于产业化发展极其重要。
一、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从2009年的全国贸易总额较2008年下降13.9%可见端倪。而经过调查研究还可以发现，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的产值较2008年仅仅下降了千分之一。从这些数据中不难发现，当前我国为振兴经济最需要做到的就是支持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借鉴世界上发达国家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经验，例如，日本的汽车和半导体产业、欧洲的飞机制造、韩国的电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国家的产业支柱。这些国家都通过对新兴产业的大力支持和发展，使得他们的国家在面临金融危机时仍然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因此，我们国家要想摆脱困局，继续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进步，就必须加大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快我国工业企业结构的调整，增强创新能力。进过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各个地区的高新区已经基本都投入使用。然而需要承认的是，这对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仅仅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离真正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还有一定的距离，且在此过程中，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二）当前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较发达国家而言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以全国各大高新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园区仅仅是一个发展的基础，其距离真正实现促进经济机构的转型任务仍然路途遥远。具体表现如下。首先，没有整体的规划管理方法和综合的配套管理设施。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全国各地都大力兴建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产业园区。全国各大城市的高新区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对于新兴产业的建设热情确实可嘉，但是从实施过程中的数据以及事后的效果来看，这些产业园区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规划管理不完善，一些配套的综合设施没有做好。这就造成了一些资源的极大浪费。例如，在国家对于光伏企业的政策支持下，江苏省就投资建设了6个大型光伏产品生产基地。没有完整规划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效率低下。从2007年到2009年的光伏产业发展情况可以看出，2007年11月份统计的销售增长率为43.56%，2008年11月份的销售增长率为42.41%，而到了2009年11月份则其销售增长率仅为3.83%。从中分析不难发现，导致这种销售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地都先后加大了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光伏产业越来越多，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其次，产业分散，聚集度不够。虽然我国资源较为丰富，但是由于相关的产业分布较为分散，集中度不够高，这就造成了没有大规模的行业领头羊，很难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例如，在我国武汉市的高新区内，设立有273家制药企业。这些制药企业的总产值约为248亿元，平均每家企业的总产值仅仅数千万。同时，与国际的先进制药企业相比，我国的最大规模制药企业哈药集团的2010年销售收入约为28亿美元。而强生制药、辉瑞制药以及罗氏制药三大制药企业的同年销售收入分别约为618亿美元、500亿美元和471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制药企业在竞争力上根本没法和国外的企业巨头相比。而由于制药领域研发一种新型基因药品的投入至少在是3亿美元以上，这对于一般的企业根本是无法承受。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的大部分制药企业由于缺乏创新，只能够生产处利润较低的药品。因而，为了能够使得我国的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走科技金融的发展路线势在必行。再次，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由于企业没有创新能力，无法掌握行业的核心科技，因而这些新兴产业难以立足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浪潮之上。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具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其利润是相当丰厚的。又比如说，在通信领域，我国为第一代的通信技术转让支付了2500亿元，而为第二代通信技术则支付了5000亿元。我国之所以拿这么多的钱来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就是因为本国的企业没有掌握这种通信方式的核心技术。国家买单的背后是人民的买单。如果我国的企业不能够充分的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加大对于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的投入，就没法从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脱颖而出。因而，在今后的新兴产业发展中，我国必须能够打好科技金融牌，加大对于新兴产业核心技术的支持和研发，争取抢占同行业的竞争制高点。最后，我国企业商业模式的不健全。以苹果、谷歌、Facebook等公司的成长经历来说，在现代的高科技发展行业中，只有掌握了新型的商业模式才能够引领消费，改革消费观念，为自己国家的发展赢得头筹。因此，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能够建立一批具有创新性商业模式的公司企业，带动人们的消费热情，改革陈旧的消费观念。当然，这也就需要科技金融的介入和支持。例如，现代的电子商务发展如火如荼。而电子商务是吸引风险投资最多的领域。京东商城可以说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从诞生时开始就一直不断的吸引着风险投资。京东商城曾经为了能够打造出中国一流的物流，将拉入的60亿元风险投资都用于了物流网络的构建。当同行都把质疑的目光投向刘强东时，事实证明了其正确性。在电子商务领域，强大物流的商业模式能够更好地吸引消费者。直至京东商城上市，这一路上的科技金融作用展现得淋漓尽致。相反，凡客诚品近年来走下坡路则是因为其商业模式过于陈旧，同时没有大量科技金融的支持。因而，在现代新兴产业的发展中，科技金融能够为其发展提供不受束缚的前提，能够更快的加大我国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科技金融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科技金融加快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通过合理的引入财务公司、担保公司、小型贷款公司等，能够促进高新企业园区的资本融资，从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例如，江阴市通过引入高科技含量的新兴产业，在其上打出科技金融的“组合拳”。江阴市的金砂微粉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无锡市小额贷款公司提供的1000万元贷款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江阴市的高新区通常还会为高科技新兴产业企业嫁接传统企业，提供一条龙的服务，并建立创新风险补偿基金等，充分地以科技金融的方式为企业的发展排除后顾之忧，推进企业的创新、发展。
（二）充分发挥了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
由于我国政府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依靠国家政府的统筹协调减少了一些政府不作为的情况。而由于政府能够将科技与金融资源相整合，这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容易得以提升，能够更容易获的发展。例如，以光伏产业闻名于世的无锡市就是善于运用二者的关系。在一次市场采访中，无锡市市长杨卫泽就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扶持机制，这其中就包括金融机制。从近些年无锡市的发展，充分可以证明这种观念的正确性。
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2
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构成
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的基本动力与统治合法化的重要基础，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曰科学技术是现代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存在于现代社会的所有阶段，而是出现在现代社会晚期，即科学技术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既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重要的有机组成，又是维护现代社会统治的重要力量。
(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形式，其产生的背景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特征。晚期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加，其实质乃是政治结构的科技化:“它不管实践问题，因而也不管关于接受似乎只涉及民主的意志形成的标准讨论……国家活动的任务表现为技术任务”［4］61。晚期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在这两种特征形成之后，现代社会使得“自然科学成为教条，使它看不见可以影响和构造其运作的惟妙价值观体系时，科学自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7］80，即只有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了意识形态这一当代社会的重要构成因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国家政治活动的科学化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在这种语境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之中，成为社会主导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形式。而这种意识形态则逐渐塑造人们的自我理解，一方面将传统的文化价值作为落后的要素排除出去，将科学技术价值作为唯一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科技意识形态背后的目的理性系统则压制了人们的交往活动和语言系统，树立了目的理性系统独大的局面，从而使得交往活动逐渐萎缩，退化为一种畸形的交往，成为科学理性的附属物。
(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是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形式，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统治具有重要的维护功能。第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少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更能维护统治的稳定性。旧的意识形态是“个别的信仰体系或象征形式，它们在世俗化以后出现，服务于发起政治运动或掌握现代社会中的合法政治权力”［2］93，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虚假的东西，它含有一定的技术性和真实性，如补偿纲领，而这种补偿纲领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现实表现，其由于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某些生存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问题，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从而保证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就维护了社会统治的稳定性。第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隐形意识形态，在突出目的理性系统子系统问题重要性的同时，又掩盖了人类交往活动中的实践问题，即忽视了人类社会的自由与解放问题，“工具理性并不仅仅是变成了支配性的，而且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承认的唯一的合理性形式”［7］85，这种意识形态“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的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4］69。哈贝马斯指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排除了与生活联系的问题，将科学技术问题或目的理性的子系统问题作为社会生活问题的全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并且通过这种手段的实施及其结果将生活束缚于目的理性系统的坐标系之内，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开始被科学技术问题及其思想同化，这无形中消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往意识与反抗意识，维护了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损害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即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为标志的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的片面化发展，取消了以交往理性为内容的制度框架的合理性，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失去了解放的潜力，成为阻碍人类自身发展的桎梏。
二、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是重建社会合法化的重要手段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凸显了目的理性系统的重要性，却严重损害了交往理性的正常发展，导致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片面性和异化，这种情况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只有恢复交往理性的地位，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束缚，才能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社会。哈贝马斯设想了几种可能性的途径，企图通过它们反抗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恢复交往理性的功能，以便重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一)建立批判的解释学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涉及的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关键是语言理解的问题，他指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元制度”，对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把语言理解成为所有社会制度都依赖的元制度具有一种重要意义”［8］。在科学技术理性的压抑下，交往活动的基础———语言结构也被科学意识形态所侵蚀，语言成为表征社会权力关系的媒介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而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又造成了语言交往中的“误解系统”，使得日常语言交往成为一种“一贯被扭曲的交往”，交往活动失去了其本质，这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滥觞。因此，哈贝马斯认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关键和重点就是要改变当前扭曲的语言结构，建立正常的语言交往系统，以达到社会交往活动的合理化。鉴于此，哈贝马斯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的方法，即通过对交往主体的交往方式进行反思，以此来纠正语言交往的歪曲性，这主要包括两种批判:交往行为者相互对他们的解释进行批判与解释者对自己的解释进行批判，通过这两种批判，使得交往主体能够反思性的使用交往能力，破除科学技术理性的束缚，达到“把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移入生活世界语境……变得明白易懂”［9］，进而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关系，以此来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压制，建构合理的交往活动结构，破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实现社会历史的合理性。
(二)实行协商民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与国家干预活动片面凸出技术问题和补偿纲领，而将人类的自由和价值问题排除出去，民主成了虚伪的形式，“在市场和管理的自动调节功能下，我们现代人则要使我们自身的行为与交往的最小化相适应”［10］，“资本主义的致命问题就是把民主工具化……工具性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11］。针对这种情形，哈贝马斯指出，要消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制约，必须要发展一种真正民主化的社会制度，保证人们能够自由地讨论道德实践问题和人类解放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了协商民主的对策，这种协商民主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商议性政治是在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不同层次上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具有宪法建制形式的，一个是不具有正式形式的”［12］，前者属于高度结构化和形式化的强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社会事实上的民主有效性，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维护民主的效力;后者属于以非组织化的舆论为主的弱公共领域，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性意义上的有效性，通过市民的自由交流和协商，体现民意和价值诉求，但是必须遵循语言交往的真实性、真诚性与正当性等原则和程序。可以看出，这种协商民主是一种程序民主，“民主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因为在民主过程中并不存在脱离程序的正确性标准;决策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过程是否符合程序”［13］。哈贝马斯主张在遵守严格程序的前提下，强公共领域的民主协商应该向弱公共领域开放，以此将公共舆论和公众意见纳入形式化的法律程序之中，“把国家公民和私人法律主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14］，保证广大公民意志的法律化，从而实现民主协商的事实意义上的有效性和规范意义上的有效性，并最终体现并保障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权力，在此基础上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保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
(三)发挥社会公众的力量通过批判的解释学和协商民主为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发展交往理性提供了条件，那么，现实中的交往主体由谁来充当以反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呢?哈贝马斯认为是社会公众。他指出:社会公众通过呼吁科学技术专家与政治专家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对话，可以树立“人道的科技观”，将科学技术的选择同人们的交往活动联系起来，进行“劳动和语言方面的设计”与“整个人类的设计”，从而达到主客体的解放，进而促使社会制度更加合理化。哈贝马斯尤其关注学生团体的反抗力量，因为大、中学生集团不像其他社会阶层那样去被动的适应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及其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而是从人类的交往活动层面向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贝马斯从这种要求中看到了破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潜力和建立合理化社会的信心，“从长远的观点看，大、中学生的抗议运动，也许能够持续地破坏这种日益脆弱的功绩意识形态，从而瓦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本来就虚弱的、仅仅由于群众的非政治化而受到保护的合法性基础”［4］80。只有瓦解了这种脆弱的合法性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以目的理性和交往理性和谐发展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方式，才能实现更加合理化的社会制度。
三、结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视角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性基础及其发展趋势，揭露了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及其解决途径，对于深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较为科学地回应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诸多的新现象，如何看待这些新现象，特别是如何理解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系统中的功能，成为当今社会必须要思考的重大课题。马克思认为，考察社会的变革必须从物质和精神或意识两个维度进行，“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5］。哈贝马斯确实从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方面考察了晚期资本主义状况，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内涵，“以思想的实证主义形式出现的技术与科学，当其被表达为技术决定论时，它就取代了已被摧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16］。这一论断表达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的共谋性，科学技术价值中立的思想开始动摇，促进了人们对于科学理性的进一步反思。西方理论界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观点的启发之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反思，开辟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领域，主要表现为将意识形态批判深入日常生活、审美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使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成为一个包容万象的理论体系，这对于正确认识晚期资本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3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生产力；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在西方思想界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哈贝马斯诸多思想中，最具前沿性的是其科学技术观。他在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前辈的基础上，对晚期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科学技术进行了系统完整地论述。
一、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
各种发明层出不穷和机械化大生产的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科学不断发现新的理论，科学不断创造着新的满足人民需要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科学技术之前，他们首先研究了自然科学，并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去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他们研究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并对其一一作出论述，在不断的研究和总结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马克思的观点认为认为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下的生产力，它是一般的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生产力、不同于物质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实质上就是一种直接形态的生产力、是物质化的知识力量。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关心和重视科学技术，他们系统深刻的研究科学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作为“先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技术蕴含的巨大变革力量深信不疑，社会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动，人类生产生活的变革同样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
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是一般的生产力，而技术是现实的生产力，是对一般生产力的加深。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技术思想影响之下，是系统的对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他们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认识世界、获取相关规律，而技术则是改变世界，科学和技术以及它们的形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科学的体系结构由学科结构和知识结构组成，现代技术的体系结构由门类结构和形态结构组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都明确表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把科学技术归为生产力的一种方式，重视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总结，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的作用。科学技术把人们从繁重复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节约了人们的体力和时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是促进生产关系变革的巨大动力。
虽然马克思在他们的著作中，曾高度赞扬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方面比其它社会形态的雄厚与强大，但是，重要的是这些生产力进步的资本主义背后都是由机械大工业化生产，新的发明创造和新的科技的运用所带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并不看好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仍认为，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等一系列方面，资本主义的制度比其它的社会制度更有利，然而科学技术的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极大程度的提高了劳动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不断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革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最终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走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产阶级在表面上是为了提高自身利益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但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起到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虽然机器提升了技术条件，加强了劳动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却给人类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失业率，人们因此变得贫困，食不果腹。“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1]科学技术的异化使人类变成了科技的奴隶，人类依靠科技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而要依赖科技生存，成为了行尸走肉的生物。科学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也储备着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重要力量，但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不良的消极后果。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2]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革命力量，而且，他还考虑到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相互关系。科学技术可以不断推动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增长，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积累能量。
二、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
1、理论渊源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也是一样。其所处的阶段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从而使生产力大大发展。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非物质化趋势也开始出现在社会产业结构中。但哈贝马斯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的世界，“技术生产力的解放，包括学习和控制机器的建造，并不等于自由的、没有强迫的互谅互解和摆脱统治的相互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辩证的、完全的伦理关系规范的形成。摆脱饥饿和劳累并不必然趋同于摆脱奴役和歧视，因为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自动发展的联系，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3]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生存发展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正慢慢走向异化，失业人数增多、能源危机加剧、人受制于机器，科学技术开始并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的统治力量。
面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哈贝马斯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他认为，科学技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作用和地位日益明显，成为在生产生活中的第一位的生产力。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观点是在研究并继承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上提出的。马克思认为，之前的人类社会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总和是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利用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这也是哈贝马斯所十分赞同的观点。
哈贝马斯将“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归纳在不同的范畴内。科学和技术分别更多地集中在意识和实践的范畴。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科学与技术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是相互分离的，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与技术联系并渗透在一起。在此之前，自然界提供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改进、劳动的分工和协作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科学技术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基于以下这些变化。首先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十九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4]哈贝马斯认为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生活的相互联系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同时，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国家政府干预活动波及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国家干预与科学技术两者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逐渐结合起来，科学技术最终成为社会科学进步的第一生产力。同时国家通过干预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来，降低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推动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国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原因是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对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的准自动的进步成了一种独立的变数，即成了一种重要的独一无二的系统变数―经济的增长所依赖的变数。”[5]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后，科学技术已经被归结为独立的变数，哈贝马斯对“独立的变数”有两层理解，一是在除去生产力的其他因素外，科学技术渐渐成为获取剩余价值的一种来源的独立方式；二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日益发展，生产关系不再由生产力决定，而主要是由科学技术强度决定，真正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体力劳动价值的逐渐下降，体力劳动日益被机器所取代，最终，脑力劳动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变得尤为重要，脑力劳动转化为科学技术并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价值，因此，也可以说，剩余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
3、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他认为，科学技术在这个时期成为了第一生产力，且兼具意识形态的职能。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在新的时期里，出现了两种新的、不同的趋势：一是国家政府层面对社会活动的干预和影响逐渐频繁，这种干预活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起了相应的促进作用；二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日益密切，因此，这使得科学技术在社会活动中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原有制度结构的合理性被这两种趋势严重破坏，导致社会劳动根基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国家干预活动改变了原有的自由劳动关系，统治阶级依靠生产的合法性来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已不再可能，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传统意识形态被瓦解。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要求有新的形式来维护阶级利益。在这种情况的深刻影响下，所谓的自由交换的意识形态被以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来增进社会财富，用来补偿工人劳动权利为内容的“补偿纲领”所替代。其次，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深刻影响使得其成为了第一生产力，并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和源泉。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和机构变得日益科学化，人的交往活动被科学的、系统的模式所代替。国家政治机构日益关心技术问题，越来越注重用技术来满足现实需要，而排除价值活动。科学技术逐渐成为社会活动的主要参照法则，社会群众开始出现“非政治化倾向”，政治实践问题已经得不到人们太多的关心，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主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科学技术“今天具有了双重职能，他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6]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较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科学技术这种新意识形态比旧意识形态更顽抗，因为它强调非政治化可以通过补偿分配来达到，使科学技术渗透进社会活动当中，从而为统治阶级服务，侵蚀人类自身。二是科学技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具有辩护功能，反对对现实的批判。三是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可以直接转化为物质力量，不再依靠一些幻想、宣传等欺骗手段和方法，更透明、更直接。
三、马克思哈贝马斯科学技术观的分歧
哈贝马斯在继承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科学技术观，但却和马克思有一些分歧，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等方面。
首先，科学技术生产力观的分歧。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已经表现出来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的促进作用。但哈贝马斯把目光集中在了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上，认为科学技术必然会带来技术统治，是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哈贝马斯说：“虽然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它似乎并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解放的潜力，并且都能引起解放运动。至少自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依赖于科技进步以来，生产力再也不是解放的潜力，再也不能引起解放运动了。”[7]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再不能独占统治地位了，科学技术已经开始日益威胁到它的位置了。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是强有力的革命力量，但也看到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一种事物好像不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了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具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8]他认为科学技术的不良后果的影响不是源于科技的本身，而是与社会制度紧紧联系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必然会使科学技术产生异化。
其次，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维护现有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群众出现非政治化倾向，缓和了经济矛盾。他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的系统化的概述说明，科学技术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给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来谈，着实有些偏颇。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明显，最终，使其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它蕴含着的变革力量逐渐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尽管，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了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量。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其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其自身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承载它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哈贝马斯看到了科学技术在人们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并没有看到科学技术的消极效应。
四、结论
尽管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一些和观点相背离，但他的成就已经是有目共睹的，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科学技术观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其诸多思想当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既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意识到科学技术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上开展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为理论等的研究。但是，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看作剩余价值的来源的独立方式，将其当作意识形态却是有失偏颇的。总之，“哈贝马斯看到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新的本质联系，他的理论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他夸大了国家权力对意识形态和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9]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观虽不是真理，但却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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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4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科技；科技强文；文化强国；文化发展；文化繁荣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的战略目标。作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与我国国家现代化进程紧密关联的一个过程。为此，《决定》不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目标，而且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无论是向“总体目标”挺进还是将“奋斗目标”落实，“科技强文”都是一个重要举措和强劲动力。
所谓“科技强文”，指的是我们文化建设中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指的是充分发挥并有效实施科技进步在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驱动作用、支撑作用和提升作用。
一、自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从小平同志到、总书记，都一以贯之地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只有把科学技术摆在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才能赢得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的内驱力及前瞻性体现出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的先进性水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为什么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以为是具有前瞻视野并且亟具现实意义的。
所谓“第一生产力”，可以理解为各生产领域具体生产力的原初驱动力，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革命性因素，也是生产力不断攀升的先进性标志。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服务，前者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制造业而后者属于服务业，二者都有包含着生产者、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材料）的“生产力”。
对于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生产力”，是否也会遭遇、也需正视“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或者说是通过精神品质来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生产，这是毋庸置质疑的。但精神产品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它要对受众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而“产生影响”的先决条件是实现“有效传播”。
实现有效传播，一方面与传播手段相关联，另一方面也与产品形态相关联，甚至也会关联到产品形态中传递出的价值取向。精神产品的价值取向，可能关系到科技进步对社会伦理的冲击与调节，它与“第一生产力”的关系是较为间接、较为曲折的关系；对于实现有效传播的另两个方面传播手段和产品形态，“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显然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总书记指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2008年12月15日，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上述内容便是这个重要讲话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影响是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现实。
因为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公关时代”，这个时代的“国家形象”或者说“国家文化形象”建构，并不以是否文明古国、是否文化资源大国论短长。那么，在这个“国家公关时代”，我们所需要建设的“文化强国”的短板是什么呢？很显然既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包括现代文化的业态创新。正如总书记所说，科技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是从我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到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面对这种因科技发展而深刻影响并迅速改变着的当今世界，文化建设怎么可能胶柱鼓瑟、守株待兔、画地为牢、刻舟求剑呢？应对科技发展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和迅速改变，我们文化建设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就是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断拓展并衍生出时代新兴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活动领域和产业业态。
可以说，置身现代信息社会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支撑文化创意，一方面以文化创意引导科技创新。正如李长春同志所说：“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创造力和传播力，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文化业态和新的表现形式……这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反映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代表着文化生产力的前瞻视野和强劲动力。
三、我们注意到，《决定》在论及文化改革发展的“动力”或“引擎”时，主要提到了两个方面：一是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二是强调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
作为我们当下文化改革发展的两个“动力”，体制改革是解放生产关系，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文化建设而盘活存量，是为传统业态的产品生产观念及生产方式松绑；科技创新则是发展生产力，是为加入wto之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催生增量，是为新兴业态的产品生产样式及生产领域开道。
我们注意到，《决定》是在“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论述中来强调“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而推动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既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支撑。实际上，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实质，就在于推动文化与科技的一体化，而这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文化建设的显著特征。
发达国家把这种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产业视为“文化创意经济”，这种明显带有文化建设意味并且是带有新文化建设取向“文化创意经济”，通常发生在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它以文化创意为核心，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通道，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物化文化创意，形成高文化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在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提高国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四、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作为新的文化建设理念的“文化科技一体化”，要义是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将分别为文化产业、科技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建构新的实力。
有学者在研究科学世界图景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后指出：在迄今为止的三次科学革命中，第一次产生了实体实在论和实体思维，第二次形成了场能实在论和能量思维，第三次则带来了信息系统复杂综合的世界图景和信息思维。20世纪影响卓著的科学哲学大师波普尔奠定了第三次科学革命的哲学基础，这就是他将信息从现实世界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与物质、意识并列的世界构成的第三要素，也即学界通常所说的“世界3”。
当今世界，“世界3”的重要作用已为现代社会的“网络化生存”所证实。这个我们似然称之为“虚拟世界”的图景，常常在现实世界中发散出“超现实力量”，一直被视为润物无声的如水的文化，居然也会如火一般去燎原造势。“软实力”的文化在信息时代比实体实在论、场能实在论更有实力，这是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然而，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远不如“牛奶兑水”般的水融来得浅显、简易，作为大跨度的领域跨越和大差异的异质思维，学者们从学理上认为二者的融合要高度关注融合对象的异质性与丰富性，关注融合过程的层级性与复杂性，更要关注融合目标的前沿性与高端性。
也就是说，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与融合发展，目标是文化建设领域的前沿发展和高端创新。
五、“文化科技一体化”是当达国家发展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大多倾向于把科技看成是一种文化因素，特别是将其视为文化发展中的驱动因素。哈贝马斯通过描述现代文化生产的工业化趋势，更认为科技是发生在当代社会前沿和高端的文化现象。
在大文化观的视野中，科技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体系，也被视为广义文化的一种形态。但通过对这种特定文化形态之作用的审视，我们的文化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人类文化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科技对文化产生影响、从而助力文化发展的历史。这种状况在文化发展由渐变而突变的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综合学者们的看法，科技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一是改变了文化的体验方式，二是扩大了文化的消费需求，三是丰富了文化的生产要素，四是提升了文化的构成品质，五是激活了文化的原始创新，六是催生了文化的新兴业态，七是增强了文化的传播能力，八是改善了文化的储存效果……这仅仅是择其硕者而言。
平心而论，当代文化建设应由衷感激科技进步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其纠结于科技理性会否损伤人文精神，莫如思索人文精神如何借助科技理性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
一方面，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进入生活，扩大了文化的覆盖面并增强了其渗透力，使得当前的文化研究相对于产品构成而言更注重传播效应的研究，比如对高新技术支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传播效应研究，对影响“网络文化生态”新生代的新兴文化业态的传播效应研究，以及融入广义文化行业的高科技文化衍生产品的传播效应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极大地关注“文化科技一体化”进程中用户角色的重大转变；这便是“用户创造内容”（user-generated-content,UGC）现象的发生；作为数字化、网络化两大信息革命的重要成果，“用户创造内容”及“在线社群”（onlinecommunity）的成员互动，可能将深度改变我们既往文化创造的理念，我们将为这种蕴含能动创造的文化体验去进行文化创造。
这也许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大众化”或“民主化”文化创造进程。
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就要敏锐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紧紧抓住信息化迅速而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认真学习和充分吸收国际先进科技成果，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为建设国家文化创新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2011年7月，科学技术部、文化部部际工作会商第一次会议在京举行。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和文化部部长蔡武共同签订了工作会商议定书。这个工作会商机制旨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融合发展的政策保障，有效集成融合发展的优势资源，全面构建融合发展的创新体系，扎实推进融合发展的专项行动……
会议提出了11项相应的具体举措，其中包括联合研究、制定并《国家科技与文化融合联合行动计划（2011－2015）》，联合认定“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基地”；在国家科技计划中优生启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文艺演出网络化协同服务及应用示范》等重大项目；支持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和新型文化产业领域中的集成应用并优先在国家科技与文化联合行动中安排相关项目；在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中设立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研究方向并给予重点支持等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决定》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推进文化科技创新”的重大意义，而且从实践上确定了具体举措，其中“依托国家高新技术园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等建立部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把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就是对我们工作思路的重大支撑和全力推进！
在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中，我们也在进一步思考与谋划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战略重点。它包括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包括研究掌握一批推动文化发展、文化传播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包括不断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并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包括全面运用现代科技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支撑文化市场监管能力，增强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能力，改善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传播能力……
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5
关键词：科技；革命；发展
目前，新科技革命的趋势正在迅速发展。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催化作用下，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各个国家的经济被越来越深地卷入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以至相互依存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面对这一汹涌奔来的世界潮流，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审时度势、从容应对，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这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时代课题。
1新科技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们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可以肯定，新科技革命对我国的建设和发展必将产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一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前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际资本流动的迅速增加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使我国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既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的资源优势，也有利于大力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参与跨国投资，利用国外资源。外资的大量引入，弥补了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资金，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生产力的发展；与外资同时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新科技革命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企业要想增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进一步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尽快形成更为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规模。我们只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优化升级，才能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优势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
第三，加入新科技革命合作的协调机制，使我国能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中国加入wto后，世贸组织成员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豁免或特权，中国企业都可以在wto规则的范围内享受。这可以使我国企业获得一个稳定、平等、公平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权利，有利于我国企业进一步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更好的参与国际竞争，并可以利用wt0的有关条款有效保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新科技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反映了当前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运动，有利于国际范围内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部分反映了它是以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技术垄断的现象和过程。因此，新科技革命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影响，形成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当今新科技革命过程中所运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定的，体现和反映他们的利益。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要把新科技革命搞成全球经济美国化和西方化。这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是一个严重挑战。
第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促进优势的挑战。在科技应用方面，西方国家占有巨大优势。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发达国家每年用于科技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占全世界此类支出的95%以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只占不到5%。西方国家利用经济科技应用优势，极力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是又一个严重挑战。
第三，经济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国际资本主义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和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不是在经济、科技“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就是通过基金会之类的所谓“民间组织”，用金钱收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敌对分子，培植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势力。所有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构成了严重的现实威胁。
面对新科技革命这一国际背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只有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才能实现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2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那么，怎样应对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呢？可以肯定的是，全面拒斥的观点和全面迎合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全面拒斥的观点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趋势是洪水猛兽，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应该敬而远之。当然，对新科技革命的风险、威胁和挑战保持高度的警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此而发展到这样的偏激则是十分有害的。在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空前紧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把中国孤立于世界科技潮流之外，势必制约自身发展，使中国的发展陷于停顿。我们应该认识到，新科技革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
全面迎合的观点认为，新科技革命既然不容回避，我们就应当随波逐流，有的甚至公开主张去以中国的全盘西化来迎合新科技革命发展趋势。这种观点在客观上长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志气而灭了我们的威风。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在新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就必然要断送社会主义，失去自主权，断送了社会主义，也就断送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不论是全面拒斥的观点，还是全面迎合的观点，都有着共同的思想意识形式：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意志软弱，都是缺乏自信力的表现。
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6
【关键词】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1074(2008)06-0026-02
1邓小平系统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作用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从如下几方面的层次进行了阐述：
1.1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起着第一位的变革作用生产力是由各种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其最基本的实体要素。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非实体性因素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中科学技术不仅是相对独立的因素，而且已经上升到了首要的地位，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来临的今天，经济的发展是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直接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靠科学技术进步因素的比重已经不断增加，如今已达到60％-80％。在一些部门甚至高达90％以上。
1.2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周期日益缩短，科学技术全面地渗透到生产力系统中的各种要素之中，促使其向积极的方向转化邓小平同志说过，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而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迅速变更，也都是由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所引起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劳动力的结构和素质发生变化。”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科技型人员成为主要劳动者，以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智能型机器体系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再生型和扩展型资源成为主要劳动对象。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管理、生产信息等非实体性因素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生产管理水平的高低，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完全决定着社会生产力的水平与速度。邓小平同志为此强调：“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1.3科学技术不仅影响生产力诸要素的性质和水平，而且影响着其内在结构和结合方式，从而影响着整个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和形态就劳动工具的内在结构来看，它使非金属材料、有机合成材料、等粒子一类新材料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并向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就劳动力的内在结构来看，它使直接从事宅产的人员减少，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减少，而从事科技研究和管理的人员比重下断增加，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比例增大。同样的生产力要素，由于各自所占的比重不同，相瓦结合方式不同，生产的整体效能也不同。此外，现代科学技术还可以使生产力结构模式或形态发生变化，使其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由硬结构型(一二类产业占比重大)向结构型(第三产业占比重大)转变等等。
1.4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日益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以往科学研究和生产过程是分开的，人关注的是把某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运用于生产过程中去。在今天，进行知识创新的科学研究与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成为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部门直接搞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科研部门直接进行生产，科研成果成为生产成果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并得到广泛的运用。科研与生产一体化倾向在现代化生产过程中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直接成为巨大的生产力。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首先如上所述，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已经造成中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状态，问题在于怎么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像以往“大跃进”那样脱离客观实际、违反经济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发展，显然要重蹈辙；或者像已往苏联那样实行“赶超战略”，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失衡，显然也不足取；或者按照人们通常的思路，局限于用经济的办法发展经济，只是单纯增加投入，扩大规模，力争原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对此，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富有远见、最能充分发挥中国“后发优势”，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思路，就是发展科技和教育。他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在这里，邓小平很明确地指出他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意图，那就是要寄希望于科技和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摆脱落后，追赶先进。换言之，在竞争激烈、挑战严峻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要想不断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舍科学和教育，别无选择。这可以说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一个重要实践意义。其次，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对于中国这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低起点发展起来、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尤为迫切。当今世界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平与发展凸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缓和，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基本矛盾仍在继续和发展，国际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虽然变小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增强了，这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国际竞争的态势却日趋严峻，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经济发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变换了策略，改变以往超经济的剥削方式，采取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剥削。同时，它们凭借其原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抢占科学技术制高点，以维持其经济、军事乃至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在国际间推行其霸权主义，以强权政治为手段，不断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尤其是要谋求“不战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生活上关心照顾，思想上教育提高，这是处理与宗教界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也是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争取宗教界上层应有的基本条件。
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揭示经济规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揭示了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一条共有的经济规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理论及其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大家知道，经济规律是指经济现象之间普遍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恰恰具有经济规律的普遍性、客观性、和必然性。就其普遍性讲，可以说它适用于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和各个国家。纵观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的发明和创造，即使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低级阶段也是如此。比如，在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工具，使生产力的发展从石器时代过渡到了金属时代。而且就世界范围来说，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甚至出现跳跃式前进的奇迹。历史上的英国，后来的美国、日本以及亚洲出现的“四小龙”，无不雄辩地说明这一点。就其客观性讲，它是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着。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界、利用自然界的一种能力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就其必然性讲，它揭示了现代生产力诸因素之间都是以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作为纽带和支撑，呈现出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将把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向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时代。由此可见，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一条重要的经济规律，无疑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谱写的新篇章。它使我们加深了对生产力、对经济发展动因和趋势的理解，无论是认识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还是探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是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展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4科学技术使劳动对象范围不断扩大、利用更为有效
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7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体系的物质利用、能量平衡和资源消耗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工业社会初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高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来达到社会的发展,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类日益面临着不平衡发展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为了能更好的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好的发展,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发展方式和路径上更倾向于“文化”:即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的改善、生态的优化、资源的节约利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科学发展之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战略意图。指出: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及思想体系,这是实现我国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是一个各尽其能,尊重诉求,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她要求把治国理论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发展的各个方面。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的经济要高度的发达,而高科技是经济的高度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模式。因此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展高科技,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面对当今跨世纪的历史时刻,在国际国内形势处于重大发展变化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持续发展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科学作为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的一种实践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力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通过大力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使科学的思想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大众化来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可以起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双重历史使命。通过科学与社会主义在文化上紧密的结合建造一个社会知识基础和平台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好转、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素质和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2科学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指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事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方式,以及由这些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包括形成的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的总和。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的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文化是最近对人类文化进行研究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个新概念。通俗的说就是指社会大众对科学的需求和消费现象,是科学的思想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等等的大众化。一般我们把科学文化指做知识智力意义上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超越民族、地域的文化,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不断更新进步的泛世界文化。其次它是以自然界为指向、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科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其对人类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科学的广泛普及、技术创新机制的运转,以及科学理性精神在社会整体文化中的高扬。从科学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认识到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它还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全面的科学文化应包括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三个方面。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为科学的物化成果;制度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科学的社会建制;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从文化学或从文化论的高度来研究科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科学观,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从而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根源、动力、目的、意义和价值。
3我国加强建设科学文化的紧迫性
在当今社会科学文化的力量已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用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将科学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既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大计,同时也是迅速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当务之急。
但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要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达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建设起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实现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发达,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也长期落后于社会存在;特别是难以抗拒的大自然的严重天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困扰也是不能摆脱的;同时,由于我们现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以及我们的社会主义暂时还属于初级阶段,这就从总体上而言,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还不会太高。另外,在科学文化普及的方面,由于我们的许多工作,宣传的方法还主要依靠报纸书刊等,用影视作品来反映科学文化方面的素材少之又少。其思想基点也仅停留在宣传,普及一般科学知识的层面上,科学文化宣传的力度远远低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当今封建文化和迷信行为还有发展的趋势也是国民科学素养水平低的一个表现,这也说明了我国社会还缺乏科学的文化氛围。以上的种种原因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社会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应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促进科学文化的加速发展。
4进一步加强科学文化建设的建议
(1)提高13亿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迫在眉睫。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人们谈到科学文化素质就认为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公民的文化素质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这种想法对吗?据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变化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是不对称的,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文化素质是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自动提高的。由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当今一些富裕起来的人竟热衷于迷信愚昧活动,反科学,伪科学活动也时有发生,这也跟缺乏科学的世界观有关,同样的有人认为科学文化素质会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自动提高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人们所具有的一定或较高的文化程度乃至专业技术水平与科学精神,科学世界观是不能自动划等号的。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成为邪说的痴迷者,就是很好的例证。从上面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应把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到日程方案里,加大培养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力度。
(2)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教育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知识,提高公民的素质。要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文化和人才支撑。
(3)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需要的文化氛围。
广泛的利用社会宣传,新闻宣传,网上宣传,手机短信等多种宣传形式,深入宣传创建科学文化的重要意义。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让科学文化大众化,更接近人民群众。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科学文化带来的新变化和利益,能够自觉自愿的参与到创建科学文化的活动中来。
(4)让科学文化走出象牙塔顺应中国社会文化产业发展潮流。
为发展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战线也将密切关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2002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文化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这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编撰的中国第一本代表国家水准的文化发展蓝皮书对文化产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告诉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要不断的从社会文化中吸取营养的,它们两者是相互借鉴和渗透的。将科学文化融入顺应到中国文化是未来文化发展是主要趋势。
(5)进一步加大科学文化的普及力度。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中,它不仅表现在对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而且更为深刻地推动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由于目前科学文化的传播还不是很完善,而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也是急需科学文化来支持的,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实施力度。即通过宏杨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推广与应用科技成果,传播科学理论,传授科学方法和实用技术,宣传科技精英人物、推动科研活动机制对整个社会机制的促进,评价当前科学技术,尤其是前沿科学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成果等方面来加大科学文化的普及力度。通过加大普及力度来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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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冰,李正风.自然辩证法参考读物.[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8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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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9
《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力把对人、对科学技术的武装看作是培养的目的，同时，对科技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高职院校在思想教育中增加科技哲学观教育是大学生正确认识科技发展的内涵和边界的合理选择。高职院校主要以理工类专业为主，如何让学生树立科技哲学观的认识，正确对待自己所学专业，培养他们成为素质健全的社会人而不是机械的技术人是完成高等教育任务的必要条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教育，解释科技哲学思想的一些问题，如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使大学生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施科技哲学观教学，目的是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手段更加多元化，学生视野更加开放，教学体系更加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科技哲学观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教育的领域，正确认识伦理道德、思想政治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正确引导大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以及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人类捕捉物欲的工具，更多地要关注科学技术与自己、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今，“人们不但不能摆脱工具，还要不断扩大工具的复杂程度。”[1]突破技术优先为人类服务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人类更深层次认识科学技术功能和内涵的前提。这种思想在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中需要得到正确认识，避免培养一批像马尔库塞所说的缺乏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反思的“单向度的人”，以认识技术存在的合理性。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帮助自身生存发展，人类进行自我超越也是必然的，甚至超越“人类”这一特有概念。科学技术是靠智慧发展的，但仅此还不足以让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程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代代“爱智慧”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等推动。他们继承了人类科技文明的精髓，依靠“大科学”与“小科学”的融合，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生物圈因此获益。
二、科技哲学观在高职思想教育中的特点
现在高职院校思想教育还仅限于“五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与法制观的教育。在教学中，由于教师专业不同，在课程教学中的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但是绝大多数侧重于思想政治的灌输，没有对学生的专业课程及教学内容进行反思。高职思想教育应结合高职特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哲学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科技哲学观的特点：合理性与普及性的统一。高职院校进行的人才培养，重在培养有科学技术的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现代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通过增加学生的实训和社会实践时间来积累经验，并丰富学生的理性思维。培养大学生科技哲学观不仅是为了增加对科技发展的认识，也需要确立对科学技术知识存在合理性的认识，因此，这种能力的培养应作为大学生的长期发展目标进行。匈牙利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乔治•卢卡奇认为，在当今社会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而辩证理性支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如今，我国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在形式上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社会主义形式是基础。这必然要求正确的科技哲学观应该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体系中，形成长效性、普及性的教学管理形式。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人类科技文明自钻木取火，观天象知时节到如今已历经数千年。我国的传统科技重在关注民生民济，重在实用。美国环境哲学家J.B.克里考特认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要向“东方转向”，当然，指的是东方的传统哲学思想。自上世纪中叶，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信息时代的到来，更是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竞争重点定位在科技的创新，这俨然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一大特点。
信息时代的科技创新不但关注竞争的切入点，也重在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实现了科技哲学观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海德格尔把技术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认为在现代技术中，人类和自然都已纳入资源储备，而现在人类不仅背叛了自然，还背叛了人类自己。而高职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单元，无疑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要求培养的学生应该是知识、技术和思想“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人才。局部性与全局性的统一。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化的技能型人才，这种培养目标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重在强化专业学科，增强个体自身竞争力；而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应该关注人类发展的走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定位是信息时代一个重要内容，教育决定科技发展的方向，教育定位有多远，培养的人才就能走多远。重新审视科技史，那些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仅局限于狭小的专业领域而不顾人类的发展，都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置于人与自然和谐有序发展的全局环境之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自身发展，更要拓展视野，反思人类的行为，关注人类和自然的根本利益。规范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科学技术的运用特别强调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诸如科学发展观的贯彻、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要深入细微地研究，立足对问题的思考和创新，特别强调注重提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实现规范化与创新性的巧妙结合。无论对高职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我们都需要尊重传统和规范，但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就会被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所湮没。在高职思想教育中，运用新方法、新资料、新数据，力争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分析科技发展的规范性与创新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认识。
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统一。纵观整个科技史，科技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提升过程，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上向因果关系（upwardcausation）。传统科技多表现为一般系统的特性，而现代科技多表现出复杂系统复杂性的一面。科技创新是科技发展整个系统突现的重要表现，也是新颖性的重要表现。“对于复杂性的承认有助于面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问题。”[2]对科技发展的系统认识能够帮助大学生全面了解科技的特点、功能、结构和目的，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能只把科学技术看作简单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一个复杂系统内理解。
三、科技哲学观在高职思想教育中的内涵
其一，思想教育的一致性。“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3]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通过理论的手段和实践的手段丰富了人类对于它们的看法。运用新的理论促进高职思想教育的改革，顺应了我国全面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同时也促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科技哲学观教育是高职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没有科技哲学观教育的高职思想教育是不完整的，不能割裂这两个方面的教育。因此，两者都是以改造人的思想为目的，具有教育目的的一致性。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今天，想“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4]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仅赋予表象，更多地要挖掘青年大学生这些未来的社会主力军对科学技术的认识。
其二，思想教育的互动性。创新在于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传统的思想教育是单向不对等的教育模式，在信息社会，这种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高职思想教育应加强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推动科学技术知识的多元化发展，并且把思想的互动融入整个教育过程。自建国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重视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探寻。上世纪60年代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5]并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6]理论研究还包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哲学思考，通过理论研究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国形成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良好风气，钱学深、齐毓霖等知名专家都对这个时期给予很高的评价，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工程专家在这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下，开拓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哈工大的马玉林教授认为，“站得更高一些，看的也更远一些。”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且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用这些方面的知识来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7]大学生作为生产力的准主力军，丰富其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哲学思想是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三，思想教育的中介性。高职思想教育过程中贯彻科技哲学观重在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想和思辨精神。如何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和自然利益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就会伤及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会伤及人类自身。思想教育是以中介的身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科技哲学观教育也充当思想教育与科技发展之间的中介，只是处于不同的位点上。科技哲学观教育是对思想教育内涵的进一步挖掘，着眼于满足未来社会发展。充实由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理性，同时，也应充分尊重价值理性（包括生态理性等），如深层生态学的范式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内在价值，而不是依赖于它在经济上的或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8]只供奉科学精神只能推动人类对物欲的追求，而对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追求却可以弥补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这必然要求加强对科技哲学观中介性的认识。
四、科技哲学思想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高职院校一门必修课，以推进培养具有创新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群性教育、时代性等多元特征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加强高职院校自身的优势，把道德的内涵加以提炼，融入现代科技成果中，强调认识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认识，完成宇宙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对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增强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正面认识。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和认识的过程。创新不仅仅指的是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正确认识对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边界问题，培养高职院校的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思想、系统思想。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大学生的思想过度地重视了功利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物质上的，忽视了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不利的一面，这样必然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困惑和质疑。
其二，减少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过度政治化。现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总是把思想教育政治化，政治的敏感性放在突出地位，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是中性的，就是通常说的“科学技术无国界”。因此，这就需要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能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蕴的人文气息，避免科学技术的政治化。政治化的思想教育使学生缺少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不具有政治意义的，赋予其政治性还是本源性，这关系着高职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还会直接影响着我国科技复兴之路。
其三，充分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明晰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都认为科学和技术具有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的基本品格。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复合体、统一体。高职院校思想教育应给学生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学到的内容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的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科学与技术统一于理性，理性依靠的是认知，认知的来源无外乎感知上的、经验上的和知识上的积累。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其四，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高职院校进行的职业教育形式通常情况下是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几乎没有学校设置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因此，高职院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学校领导层需要设计长远培养具有哲学思想的科技创新人才的战略规划。所有的高职院校都会有自己的办学理念，然而，办学理念中缺乏哲学观的思想内涵。从社会的现实反映来看，如今培养的更多的是技术人，而不是社会人；其次，学校在课程的安排中，应把科技哲学的思想融入到思想教育的教学过程之中。针对这一点，学校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纯粹的技术人还是现代的社会人，然后，把这种理念付诸具体的教育教学，真正实现科技哲学思想在教育教学中的实施。最后，烘托校园厚重科技哲学的氛围。现在部分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中把西方的功利主义穿插其中，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是对功利主义的误释，把个人的利益作为功利主义的中心。而真正的“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当事人自己最大的幸福，而是所有人最大的幸福。”[9]因此，现实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哲学的宣扬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单纯的技术。
发展科技的重要意义篇10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经济；经济本义
当前，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抓住经济建设这个根本，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本义是一个经济概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根据十六届五中全会的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5年底又专门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提出是党中央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是深藏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
第一，工业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工业自身发展能力的增强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建国以后，由于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及中国的具体国情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不利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完成我国的工业资本的积累，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起了重大的作用，但这种经济结构模式也导致了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现象。随着中国已经能够国际贸易来积累资本，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已经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农养工的发展模式已经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应该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从以农养工转变为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模式。
第二，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直接动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呈现出蓬勃生机。同时，农村经济建设中面临着许多问题：资源消耗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技术含量低，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等。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已经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要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转换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提高农村产业技术含量，通过实施环境保护战略，走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农业生产与世界接轨的要求，要求我们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推动农业产业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以后，中国农业必将直面世界农业市场的冲击。如何应对这种冲击，如何在世界农业市场的冲击下发展农业，发展农村经济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科技附加值较低，国际竞争能力较弱。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转变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走农业综合发展的道路，提升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如果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建设进程的话，那么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深深植根于经济发展本身的，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命题的提出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必然。
二、全方位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就如何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将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基础夯实的关键放在农民增收的f司题上。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我们应该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一，要调整好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已经从单一的农业种植向多种经营的方向发展，基本形成了农业、乡镇企业和服务业为一体的农村产业结构模式。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是自发形成的，地方政府进行产业结构布局决策时，往往从短期的经济效益出发，讲求经济发展的短平快。导致农村产业结构普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就必须加大对已经形成的不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使农村产业向科学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参照2005年11月9日国务院第1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中的相关政策，在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的基础上，坚持产业的协调发展。通过培育农业的龙头产业来带动整个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并在调整中通过加强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缓解农村地区的就业压力，推动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第二，要注重农村地区产业科技水平的提升。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还相当落后，现代化程度相当低，农业生产还没有形成规模经营，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能力；农村非农产业的科技水平低下，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下，市场竞争能力弱。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加大技术设备更新的力度，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不仅仅是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技术的支持。中央要通过加大农业的投入，加大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科技改造资金的投入，为乡镇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二是要加大科技扶贫的力度，通过实现科技下乡，提升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技能水平。各级政府要在总结以往农村科技扶贫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的组织科技下乡。通过加大对农村地区科技人员的培训，为农村地区的科技发展作好人力资源的准备。
第三，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人，培养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会缺乏根本的支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抓紧培养新型农民，一是要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通过对农民的培训，帮助农民掌握农业新科技，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同时，通过加大对农业的非农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实现非农领域的就业，即就地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或者是进城务工。二是要培养农民树立起现代市场观念。培育新型农民，帮助他们树立起牢固的市场理念，使农民牢固树立起市场意识，成本意识，竞争意识，以参与市场竞争为目标来开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三是提高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的长远决策意识和整体决策水平。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追求结合起来，既要兼顾到眼前利益，更要注意长远利益。通过帮助农民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使农村经济发展走上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三、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增强地方政府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水平的提高联系起来，不断提升地方政府在引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能力。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中央提出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地方政府应该不断提高以下的执政能力水平。
第一，转变职能，提高服务和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能力。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由领导型向引导型转变。“两免一补”使得乡镇政府从大量的具体性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也使乡镇政府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实现这种转移，就需要乡镇政府变被动为主动，通过制定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以宏观调控手段来引导和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要积极开展农业技术指导，通过组织农民外出参观学习，促成农民观念的转变。二是由命令型向示范型转变。中央农村政策及相关政策的调整，为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大，农民自主发展经济的空间更广阔。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不应该再实行命令型的规范，而应进行示范型的引导。通过搞好示范，培养农业发展农业生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性。三是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乡镇政府工作职能转变以后。应该注重为农民提供生产资金、技术、信息等服务，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建立技术、信息平台，定期种植技术、农产品购销、外出务工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