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1
关键词：商业地产；银行信贷；信贷风险防范
一、商业地产信贷风险概述
1.商业地产信贷的概念
商业地产信贷就是指银行为有需求的商业地产开发商或者是计划购买商业地产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并将按照约定的合同到期收回本息的过程。商业地产信贷的资金可以说是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因为商业地产信贷的资金来源并非政府拨款，而是储户们在银行的存款以及住宅基金存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是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政府通过对宏观政策比如财政政策中的减、免税的调整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正面促进了银行的放贷以及借贷者们的借贷积极性。
2.商业地产信贷风险的概念
商业地产信贷的风险，是众多风险种类的一种，但是却是商业银行可能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之一。它是指在银行房贷过程中，银行可能面对的由于经营、管理、监督等过程中、甚至是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一点差错造成的贷出资金无法如数收回，使得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并不一致的可能性。
3.商业地产信贷风险产生原因
（1）借方原因
信息不对称，包括事前和事后两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事前是指银行因调查了解不足或者是借方刻意隐瞒造成的不够了解借款方的背景信息，尤其是信用信息，使得借方有机可趁，即“逆向选择”；事后是指在银行将相应款项贷给借方后，借方并不如约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即“道德风险”。目前社会征信体系的不完善、借贷人员职业技能和素质尚待提高、甚至理性“经济人”假设都是这一原因产生的罪魁祸首。
（2）银行自身原因
其实银行自身原因中有一部分已经在以上两个方面提及，比如说信贷人员素质、甚至是“经济人”，不可否认，许多人都在为着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经常打球。银行奖惩体系里，许多都是将奖金、福利与绩效相挂钩，一个普通的信贷员，做得好、业务量大自然奖金就多。正是这些个原因，使得员工们开始变的急功近利，自然的，对借款者的信用质量的把关开始变的松散。
4.商业地产信贷风险传导机制
在商业地产信贷整个过程中，银行几乎无处不在，从土地的整理准备到商业地产的开发再到商业地产的销售，全都需要银行的贷款支持。在如此庞大的一个系统中，一旦有一点差错出现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一阶段，如果土地开发商对土地的选择不够明智，导致没有人或者少有人愿意出高价来购买开发权，则贷款给其的银行很有可能面临贷款无法收回的情况。第二阶段，在商业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时候，许多房产都变成了烂尾楼，由于资金不够而开发不完，或是开发完了却卖不出去。第三阶段，零售阶段，正如前文分析的信息不对称或是银行信贷人员原因导致的对借方信用的误判都是风险产生的原因。
二、商业地产信贷风险宏观因素分析
1.宏观政策因素
我国基本上属于政策主导型发展模式，因此宏观政策的一丁点变化都可能引起商业地产市场的轩然大波。同样我们不可以忽视它对银行的影响，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借方的融资成本下降，还款积极性提高，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银行收回贷款的；另一方面，屡次调整存贷款利率的背后，其实隐藏的是加速推进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这对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利率成为市场化产物时，竞争也就产生了，银行为了招揽更多的储户将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利差空间，也就降低了自己的盈利水平如果没有很好的抗风险能力，则很可能在这场改革的洪潮中被淘汰。
2.信贷活动的亲周期性
管理信贷风险，注意经济的周期性变动是必要的，就商业地产贷款而言，这种关注就更加重要。信贷活动有其固有的亲经济周期特性。这也是银行作为间接融资主渠道的角色决定的。经济高涨时，可获利的投资项目增多，对资金的需求增多，银行信贷规模扩大。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的项目大多能够获得预期的收益，对银行的贷款有较少的违约情况出现。由于经济高涨时期的资金需求增多，银行对贷款能附加较多的有利于还款的条件，抵押品也往往能够较快的出手。也就是说如果借款者违约，违约损失率也会较小。银行此时往往会盲目扩张信贷规模，而信贷规模的扩张又助长了经济繁荣，有时候甚至是虚假繁荣。经济衰退时期的过程则相反。
三、商业地产信贷风险的经济因素分析--以天津为例
根据中原地产投资顾问部对天津市的房管局数据统计，去年，即2014年天津市的新增商品住宅高达1428万平方米，同比于2013年上升近5%；成交量达到1062万平方米，同比2013年则是下降了18%，成交情况较2013年有所下降，但同比近5年成交均值仍有所上升近2%。2015年2月，全市商品住宅供应量为36.8万平米，商品住宅成交量为39.2万平米。2月，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11323元/平米，环比上涨2%，同比上行15%。
天津市07、08、09三年上涨速度较缓，原因应该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商业地产市场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津房价却依然坚挺，并没有呈现下滑趋势。天津市1999年至2012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与商业地产售价和GDp的变化趋势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同样是2007年至2009年，商业地产价格增长速度受挫，金融机构贷款量却一路飙升，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经济不景气时，人们一般倾向于少投资，房价自然也就增速下滑，而在开发商角度来看，需求量少了，供应量却没变，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水平，开发商也就只有先找金融机构借贷，用以弥补因经济下行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但是这时候银行则会紧缩自己的信贷量，加速了经济衰退，预示经济复苏，又开始新的一轮经济周期循环。在这一阶段中银行极有可能无法收回贷款。
四、国内外商业银行商业地产信贷风险
1.国内商业银行商业地产信贷风险管理现状
2014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的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前三季度，用于商业地产业的中长期贷款为2097亿元，占新增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为12%。前三季度，人民币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行业、商业地产业和制造业。我国银行信贷发展与国外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政策方面的体制原因。首先是我国的个人征信系统尚不完善，其次很重要的一点是，银行的地方政府平台贷风险，许多地方土地的开发均由地方政府财政的后台支持，看似风险最小，实则往往最容易形成烂尾楼，同时也十分影响银行风控部门人员的判断，许多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不应该贷出的贷款，却由于对方是政府财政撑腰而不得不贷。
2.国外商业银行商业地产信贷风险管理经验
美国的商业地产信贷主要是由各类私人金融机构自主经营，而客户则是以个人为主，占比约80%。这也是2008年次级贷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场危机中，美国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足：次级贷款的发展说到底还是美国过度金融创新了，创新是必要的，只是应当量力而行，毕竟高收益带来的也是高风险，一个预测失误导致的可能就不只是银行的损失那么简单的问题了，对于美国商业银行来说，作为金融企业在风险管理上本来就有一系列的风险鉴别、量化、评估等标准化流程，美国的信用环境发展的非常成熟。在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的处理方面，美国的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资信评估领域分别都有专业的信用评估公司为有信用信息需要的机构服务，包括全球知名的穆迪、标普、惠誉等“老字号”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地方。
五、我国商业银行商业地产信贷风险的防范建议
1.完善我国征信体系建设
近些年，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信用体系，目前也取得了相当成效。从美国信贷经验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建立一个完善的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一旦个人的诚信记录档案成为了个人做事的一种约束，或者说是当所有人都能通过个人的信用档案了其的时候，即到了人人都会遵守诚信的时候了，因为不夸张的说，个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册，并公布于世，如果没有了信誉，一个人就将难以立足于这样的社会。
2.强化行业自律机制
除开政府的努力以外，我们还应当强化银行业的自律机制。我们知道，银行业协会是其中一个银行业自律的机构，但是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不够独立。要想能够充分发挥银行业协会对银行业的自律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相关政策的编制，这也体现了政府与银行业协会在完善行业自律方面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3.建立商业地产信贷风险转移制度
（1）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发行了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担保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y，mBS），说到底，政府在这一模式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想实现这样的贷款风险转移模式其实并不困难。但是，尽管我国在2005年就已经有银行开始尝试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可是好景不长，银行在2007年第二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之后就不再发行。直到2014年7月22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时隔7年终于卷土归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重启为当下商业银行“盘活存量”提供了新途径，而且，此单产品采取了延迟变更抵押权登记的方式，极具创新性，其大胆探索长端产品定价模式，对于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信用违约互换
信用违约互换即把信用风险给转嫁出去，银行单方面将不再独自承受全部的信贷风险。银行只需购买相应的信用违约互换就可以使部分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相隔离。并且，作为一种信用缓释工具，信用违约互换还可以帮助银行更好的达到《新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当然，实施信用违约风险互换并非无条件的，这还需要我国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以及前文所提及的完善我国的信用体系，这样才能更好的推进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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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2
关键词：“营改增”；商业地产企业；对策研究
一、增值税及营业税发展历程
我国于1979年开始试点征收增值税，最初只在上海、柳州等城市试行。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草案）》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对钢材、汽车、机器机械等货物征收增值税。在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于1994年1月1日将增值税范围扩大到了所有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2008年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规定，于2009年1月1日将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纳入到增值税的抵扣范围。由此看出，自设立增值税以来，其征税范围便在不断扩大。
对于营业税，我国于1950年颁布的《工商业税暂行条例》中规定，凡在中国境内从事工商营利事业的，均按照营业额于营业行为所在地缴纳营业税。1958年到1984年，营业税不作为独立税种，而是从属于试行的工商统一税以及后来试行的工商税。1984年恢复征收营业税。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规定了营业税是对在中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其征收范围主要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等第三产业。
二、“营改增”实行进程
至2011年10月，我国一直处于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的阶段。此后，国务院决定开展“营改增”试点，逐步征收增值税来取代营业税。2012年1月1日，率先在上海实施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2012年9月至12月，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试点由上海市分4批扩大到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福建省、广东省等8个省（直辖市）。到2013年8月1日，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推向全国，同时将广播影视服务也纳入到了试点范围。此后，“营改增”的脚步逐渐加快。2014年1月1日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在全国范围实施“营改增”试点。2014年6月1日电信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营改增”试点。2016年5月1日，又将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营改增”全面推开。
三、“营改增”对商业地产公司资产和负债的影响
1.对资产的影响
对于建筑企业的资产在“营改增”之前，企业购买固定资产，原材料等资产时，其支付给出售方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最终无法抵扣而计入资产中，同时征收营业税，而营业税属于价内税，直接计入资产中，这会导致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其他行业。当实施“营改增”之后，转为征收增值税，而增值税属于价外税，不再计入企业资产中，企业购买资产时的进项税额就能够抵扣。这就会直接导致企业在实施“营改增”前后，各种资产的账面价值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变动。
2.对负债的影响
在“营改增”之前，企业采购一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时，其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无法抵扣，而当实施“营改增”之后，购买固定资产所支付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这就会使购买固定资产的支出大幅度降低，企业也会乘此进行采购一批固定资产，加大对固定资产的资金投入。而对于机器设备这些固定资产，一般价格都比较高，当企业现金流不充裕时，可能会选择借款购买，这就会导致企业的负债增加，利息也会同时增加。
四、“营改增”对商业地产公司利润的影响
1.对收入的影响
在实施“营改增”之前，企业征收营业税，而营业税属于价内税，计入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不会影响营业收入。但当征收增值税时，企业在确定收入时需要将增值税额扣除，以此作为计税依据，这将会导致企业的营业收入降低。比如：在某一建筑企业收入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其不含税收入=含税收入/（1+增值税税率）=含税收入/（1+11%）。可以看出，理论上实施“营改增”后，建筑企业的收入大约会降低9.9%。
2.对成本费用的影响
（1）对原材料费用的影响
在“营改增”之前，建筑企业购买的原材料所支付的进项税额无法抵扣，使其成为原材料增值税税负的最终承担者，同时还需缴纳3%的营业税，这无疑是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实施“营改增”之后，增值税作为价外税，其购买原材料所支付的进项税额能够抵扣，将税负转嫁到买家，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税负。但是，对于大部分建筑企业来说，其所使用的沙、石、泥土等建筑材料大多采购于小规模纳税人、个体经营户，而这些材料的提供者没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格，进而导致进项税额抵扣的困难。
（2）对人工费用的影响
人工费用是建筑企业必不可少的一项支出，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将建筑劳务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内，导致企业还不能够进行增值税抵扣，这也导致了建筑企业人工费用较高而无法分担。
（3）对机器设备折旧费用的影响
机器设备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也是一项巨额资产，其每年的折旧费用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实施“营改增”之后，其购买机器设备时所支付的进项税可以抵扣，这将会使企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而新购买的机器设备当月不需要计提折旧，进而会使一段时间内企业的折旧费用降低。然而，目前企业大部分的机器设备都是在“营改增”之前购买的，不允许抵扣其进项税额，因此，企业的折旧费用未必会随之降低。
五、“营改增”对商业地产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营改增”后企业缴税的税率由原来的营业税税率3%增长到增值税税率11%，因此当纳税义务发生时就要在一段时间内缴纳税款，这会对企业的现金流带来较大的压力。此外，企业取得的进项税额是发生在购买原材料，固定资产等情况下，这就意味着企业在获得原材料时需要额外再支付11%税率的进项税额，虽然当企业出售产品时同时会收取销项税额这一部分现金，但二者在发生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无疑增大了企业现金流量的压力。
同时，建筑企业对收入的确认与其他行业不同，大多采用完工百分比法。这种方法经常会造成企业的账面收入大于实际取得的收入，而且目前在我国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着拖欠工程款的情况。这会导致建筑公司在纳税期只能提前垫付税款，从而导致资金被占用，使得企业现金流更加紧张。
六、“营改增”后商业地产企业的对策研究
首先，对于企业改征增值税后，其税负的大小关键在于增值税的多少，也就是在于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多少。因此，企业需要加强对供应商的管理，尽量避免在一些个体经营户的手上采购，即使在价格上可能会有一定的优惠，但无法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能会得不偿失。
其次，“营改增”之后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也可以抵扣，而在“营改增”之前购买的固定资产无法抵扣。因此，企业需要加强对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清理盘查，对于一些老旧的机器设备及时清理，购入新设备。一方面处理掉旧设备可以取得一定现金，避免了资金的占用，另一方面购买新设备时可以获得较大的进项税额抵扣。
最后，实施“营改增”后，商业地产企业购买原材料，固定资产等时，额外支付的进项税额资金需要在卖出商品时才可以重新收回，中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导致资金被占用，并且时间差越长，资金被占用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因此，企业需要加强营运资金的连贯性，避免产品长时间滞销，保证能够尽快回笼资金，避免资金被占用。
参考文献：
[1]王雪.“营改增”对建筑施工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研究[D].兰州财经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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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3
关键词：房地产金融商业银行管理房产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7)03-042-05
一、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对公房地产金融业务面临的形势分析
（一）房地产调控政策走向
近年来，针对房地产发展中房价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等突出问题，国家把房地产市场调控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随着一系列政策效能的逐渐释放，房地产调控取得一定成效，但尚未达到预期目标，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部分城市房价继续快速上扬，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使得调控政策的执行力还有待加强，房地产调控承载的来自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要求使得调控目标具有多元性且难以全面兼顾。
2007年，在实现国民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目标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的要求下，国家将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引导和有效调控，以促进房地产业作为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的积极作用。预计2007年房地产调控的关键是加强政策的执行力，政策的重点一是加快住房结构调整，二是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三是大力规范市场秩序，四是继续抓好督促检查。与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及房地产市场各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房地产调控政策也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近日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细则制订、执行情况，以及《物权法》（草案）的审议、执行情况都值得我国商业银行高度关注。
（二）房地产市场状况
在调控政策和市场机制作用下，预计2007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发展趋好，结构调整趋势进一步加大、市场差异化特征进一步明显，但市场的完善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1.房地产市场需求依然较旺盛。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群、城市群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丰富的个人住房金融产品支持力度的加大，并综合考虑我国居民购房置业的情结根深蒂固的独特社会背景，预计2007年市场总体需求依然较旺盛。在政策的作用下，自住性住房需求将进一步占主导地位，投资、投机需求将继续受到遏制。
2.我国房地产市场投资、供给结构将有较大改善。房地产市场巨大的需求及房地产业较高的利润空间对资本仍有着较强烈的吸引力。结合国家有关政策，预计200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仍将保持一定增长，但增幅将会回落；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投资将较大幅度增加，大户型、低密度高档住宅的投资将继续受到较为严格的控制。商品房供给总量将会增加，但总体仍将供不应求；供给结构将继续改善；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物业的供给状况仍呈差异化特征，局部结构性的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状况将并存。
3.房价总体涨幅将平稳回落，各细分市场的价格走势会有所分化。作为房地产这一商品的价格反映，房价的变化最终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根据供求变化趋势，从房地产价格指数口径来看，预计全国房价总体涨幅趋于平稳。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物业的市场情况有较大的差异性，各细分市场的价格走势会有所分化，局部地区房价上涨较快或出现下跌的风险仍将存在。若非重大不可预见因素产生，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4.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较快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大型房地产企业集团跨区域经营格局进一步明显。房地产市场在全国范围内的波浪式扩展格局已经形成。这既是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需要，也是由于包括内资、外资在内的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投资机构将投资重点逐渐转向二三线城市，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目前，除万科、金地等一大批国内房地产知名企业集团已经较深入地进入内地，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主的外资房地产企业也从一线城市逐步撤出，大规模进入二三线城市。随着市场优胜劣汰进一步加剧，上述实力雄厚、具有品牌优势的房地产企业将通过兼并、收购、重组等形式进一步扩张其跨地区经营布局。
（三）同业竞争进一步激烈
对公房地产信贷业务目前仍是我国商业银行为数不多的议价能力偏高的业务品种之一，在风险可控的情形下，赢利收入较为可观；若考虑到房地产开发贷款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发展的“上下游”促进作用，及对工程造价咨询等中间业务的派生作用，该业务的综合贡献度还应有所提高。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对公房地产信贷业务市场竞争较为激烈，特别是近年来各家银行都把大力发展个人住房贷款业务作为战略转型的重点，为促进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发展，各家银行都加大对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优质住房楼盘的对公房地产信贷资源的配置。目前，对公房地产信贷业务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中国建设银行凭借其传统优势依然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中国农业银行近年来一直积极发展在该行业务结构中资产质量和效益较好的房地产信贷业务，快速增长势头十分迅猛；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市后对公业务板块的调整大大增强了其业务竞争力和后发优势；民生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依靠灵活的激励机制日益加大对优质客户的营销；外资银行随着我国加入wto满五年后的金融业全面开放，在基本处于完全平等竞争的情形下将可充分利用其更具优势的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依托领先的产品和服务在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进一步占领部分高端市场。此外，刚刚结束的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国家开发银行逐步向商业银行的转轨将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
（四）直接融资的影响
由于商业银行通过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等债权型融资方式直接及间接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了约60-70%左右的房地产开发资金，银行间接融资占比较大这一状况随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局部房价上涨过快而日益引起管理部门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担忧：一方面，银行承担了大部分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系统风险，并且缺乏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一旦房地产市场发生大幅度波动，不利于银行及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对银行信贷依赖度较高，以及缺乏其他有效的融资渠道，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环境下银行信贷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将对房地产企业资金链、进而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发展房地产直接融资既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客观需求，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等政府部门积极倡导并为之积极努力的发展目标。近年来，在银行信贷闸门继续收缩之后，或者出于资金链条紧张的原因，或者出于业务拓展储备土地资源的需要，或者出于并购其他房地产企业股权或资产的需要，许多房地产开发企业纷纷谋求通过ipo、配股、定向增发、私募股权融资、信托、债券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募集资金。如2006年，万科、金融街等上市公司大规模定向增发，绿城中国在香港实现整体上市，北辰实业继在香港上市后登陆国内a股市场，大连万达通过花旗银行将其旗下多个商业地产实现资产证券化（CmBS），在境外成功募集1亿多美元资金等。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支持仍然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资金，但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特别是优质房地产企业会谋求更多形式的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将分流我国商业银行较优质的信贷需求。
二、当前形势对我国商业银行对公房地产金融业务的影响
（一）发展机遇
第一，有利于商业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房地产金融业务发展的基础，作为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居住目标》，要实现2010年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为30平方米，可以清晰地预见未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空间依旧较大，这为商业银行拓展房地产金融业务空间提供了基础。但是近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历史教训证实：房地产业的大起大落对银行房地产信贷资产质量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政府这次及时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对市场进行调控，有利于房地产业的长远发展，从而有利于房地产金融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有利于商业银行优化业务结构。土地、信贷政策的从紧，房地产市场将会进一步出现优胜劣汰的局面，一部分缺乏竞争优势的中小型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一部分具有资信和品牌优势的房地产企业将逐步做大做强，这将有利于商业银行优化房地产客户结构；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商业银行拓展业务发展的新的区域空间；此外，以普通住宅为主的自住性需求进一步得到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有利于商业银行贷款进一步投向有真实需求的普通住宅项目。
第三，有利于商业银行防范和化解信贷风险。一是2006年调控政策再次重申对自有资金达不到35%等贷款条件的企业不得发放贷款，并增加了新的信贷管理要求，表明管理部门以前颁发的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的政策不是一个短期生效的文件，而是旨在建立规范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长效机制，有利于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有关量化指标有利于商业银行清晰、准确把握政策，增强了管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如九部委文件第一次对中小户型住宅的供应明确提出了量化指标，90平方米以下住宅占比不低于70%，这有利于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以此为标准，把握普通住宅项目的准入条件，预先排查风险；再如，有关空置三年的商品房银行不得作为贷款的抵押物的规定，将促使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选择更加优质的抵押物或加快贷款资金回收。三是房地产市场信息透明度将加强，有利于商业银行实时监控项目销售情况。由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定期公布市场供求情况，将有望解决商业银行对项目实际销售情况一直以来依赖开发商的窘境，便于商业银行及时回收贷款资金。
（二）面临的挑战
第一，政策风险仍将存在。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政府主导型市场，调控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还有赖于有关部委和各地政府下一步细化的具体措施及市场各主体的反应，市场发展及今后的政策取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增加了商业银行对市场、项目、客户的判定难度，信贷业务潜在风险加大。
第二，局部地区房地产市场风险仍将存在。首先，局部地区部分楼盘因为房价下跌等原因销售进度放缓或销售不出去的可能性仍将存在。其次，在宏观调控背景下，受政策影响、资金实力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限制，部分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不强、负债率较高，不能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特别是信贷资金和其他资金的支持，资金链条有断裂的风险。再次，土地供应方式、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的调整和拆迁规模的控制对土地储备贷款有一定的影响。如调控政策对土地供应方式做了调整，由过去单一的价高者得地，转变为在限套型、限房价的基础上，采取竞地价、竞房价的综合招标方式，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地价下滑或出现“流拍”现象，并可能导致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收入低于已经发生的土地收储成本或完全没有实现土地出让收入；又如调控政策对拆迁的规模和进度进行了适度控制，这将使得土地收储工作进程的不确定性增大。
第三，市场发展差异化加速对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房地产市场具有天然的区域性和产品差异性特征，而我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又使得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差异性进一步分化。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不同区域层次范围内的同一种产品市场，也体现在同一区域层次范围内的不同产品市场。市场发展差异化加速对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市场的差异化特征进一步细化商业银行的房地产信贷政策，科学地制订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的差别化政策。
第四，同业竞争加剧、融资渠道多元化等对商业银行管理、服务提出更高要求。2006年土地和金融调控政策的加强，进一步彰显了资金和企业实力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如土地的招投标方式对地价款的支付时间要求较为严格，没有足够资金实力的公司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地价款的支付。这使得一方面商业银行会在少数符合监管条件的优质客户和项目上加剧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开发企业的资金需求与符合监管条件的信贷投放在时间上出现错位，往往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符合“四证齐全”等信贷条件时不再特别急需银行信贷支持。越来越多的开发企业开始积极寻找传统银行信贷外的其他途径来获取资金，这些将对商业银行的有效信贷需求造成较大的影响，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信贷流程、品种、服务上积极采取相应对策，以拓展有效业务需求。
三、我国商业银行对公房地产金融业务发展策略
当前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对公房地产金融业务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贯彻调控政策与顺应市场形势相协调发展为主线，加大结构调整，加快产品创新，促进业务稳健发展。主要发展策略包括以下几点：
（一）正确解读调控政策、科学分析房地产市场形势，加强对当地房地产市场分析和相关政策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应正确理解房地产调控政策对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远意义，理解调控的重点是发展“满足当地居民自住需求”的“普通商品住房”，理解认真贯彻执行调控政策与稳健发展业务具有内在的协调一致性。当前，全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势头良好，但一些地方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鉴于房地产业地域性强、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商业银行应在把握全国总体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加强当地区域性分析。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重点分析和关注当地政府计划、土地、规划、建设等有关部门已出台或将要出台的的实施细则或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应认真分析当地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市场运行特点，各项政策对当地市场的及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业务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加强对区域性市场的分析研究，增强对业务发展环境判断的准确性，为业务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二）强化经济资本对风险资产的约束，实施科学的贷款总量和投放节奏策略
商业银行应以监管部门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为导向，强化资本对风险资产的约束，以经济资本分配为核心，实现对公房地产金融业务各项风险资产的有效配置。商业银行应根据自身资产负债结构状况、房地产行业风险限额等指标，合理确定全行全年房地产对公信贷业务发展规模，同时综合考虑各分行2006年业务发展情况、2007年房地产市场情况、客户及项目储备情况等因素，科学、合理制订2007年各分行房地产对公信贷业务发展计划，并建立各分行业务新增控制目标与资产质量水平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对资产质量出现不同程度恶化的分行，将适时相应调减其新增规模。为了避免全年业务发展大起大落，商业银行应引导辖内分支机构加强对年度内拟投放的客户及项目的分类排序和计划管理，按照全年新增规模合理配置信贷资源，科学把握贷款投放节奏，切实做到投放时间均衡，规模控制有效。
（三）细分客户，扶优逐劣，实施客户结构调整策略
商业银行应在细分客户的基础上，根据各类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客户准入、退出标准，实施优良客户准入、劣质客户退出机制，实行“有进有退，进退并重、进而有为、退而有方”的客户结构调整策略。一方面，商业银行在业务受理前期，应该严格按照所制定的客户准入标准进行把关，规范客户信贷营销和信贷管理，前移风险控制关口。在房地产开发贷款业务方面，应重点支持资质等级高、信用良好、综合实力强、经营业绩良好的房地产企业（集团），或具有较好成长性和盈利能力的房地产项目公司；对于不属上述优质客户范围的一般客户发放贷款，要求客户除具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规定的贷款条件外，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开发企业或其股东、主要负责人具有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经验，有已成功运作的楼盘案例，近两年内投资方及开发企业没有拖欠银行贷款的不良信用记录；对空置量大、资产负债率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要严格控制发放贷款；对资本金达不到规定标准、挪用和抽逃注册资金的开发企业，对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列入信用不良单位的开发企业，不得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在土地储备贷款业务方面，商业银行应重点支持法人组织机构完善、资本金充足、经营管理规范、能够实行垄断经营，且当地政府财政状况及信誉良好、房地产市场行为规范、发展前景良好的省、直辖市、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行的土地储备机构；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其他城市的土地储备贷款应审慎发放。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应实施劣质客户退出机制，利用调控有利契机，主动从规模小、风险大、效益差的客户中退出。对客户虽然能正常经营但发展前景差、财务状况呈劣变趋势，客户决策出现偏差和失误，或具有潜在风险，或客户经营期限即将到期、所经营的项目即将完工时，应采取措施主动退出。
（四）合理把握贷款项目投向，实施项目结构调整策略
与商业银行的一般公司类贷款相比，包括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在内的对公房地产信贷业务的显著特点是还款来源主要依赖于具有特殊性质的产品―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出让收入。因此，贷款项目的选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我国政策导向和市场发展状况，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应重点投向具有区位优势、适销对路的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宅项目，积极支持节能省地型项目；严格控制向大户型、房价明显高于当地平均水平的高档商品住房、写字楼、商业设施等非住宅类项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严禁向不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及各类违规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对于土地储备贷款，商业银行要慎重选择土地储备贷款项目，拟收购储备的土地应符合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纳入政府制定的土地收购储备年度计划，具有拟收购土地的选址意见书。对未纳入统一规划管理，未按要求编制和调整近期建设规划的各类开发区、园区以及撤市（县）改区以后的土地，不得发放土地储备贷款。
（五）积极关注区域发展变化趋势，实施区域结构调整策略
根据我国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特点，东部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依然是市场发展最主要地区，值得商业银行重点支持，其中应重点投向市场秩序规范、具有后发优势、房价平稳增长的地区中心城市，要注意审慎投向房价高企、波动幅度大的城市，严格控制投向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上涨过快、房地产市场秩序混乱的地区。此外，商业银行应积极支持其中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稳步提高其市场份额。
（六）区别对待，实施差异化服务和管理策略
为了有效实现上述客户、项目、区域结构调整，商业银行应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信贷服务和管理的区别对待、实施差异化管理。一是建立业务流程绿色通道，对重点支持的区域范围内的、且重点支持的客户和项目可优先受理，减免信贷准入审核环节，优先安排专业人员完成重点客户评价及项目评估，优先审批，并适度延长授信期限；二是建立差别化定价、担保机制，对重点支持的区域范围内、且重点支持的客户和项目的贷款利率予以优惠利率，适度降低担保条件；而对审慎支持的区域范围内、非重点支持的客户和项目原则上应提高贷款利率和担保条件；三是建立差别化的客户服务团队，对于重点支持的客户和项目，特别是跨地区的重点客户应建立专门的、包括总分支和跨部门的客户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及时、便利的服务；四是建立差别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对重点支持的区域范围内、且重点支持的客户和项目在信贷规模和营销费用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七）强化风险和质量意识，实施风险动态监测、预警，稳步提高资产质量策略
客观地说，对公房地产金融业务依托的房地产行业仍属于高风险行业，因此，商业银行应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突出防范风险、提高资产质量的经营理念，全力压缩不良贷款，严格保证新发放贷款质量，实现整体资产质量不断改善。首先，应加强防范市场风险。商业银行应提高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的分析预测能力，对不利于房地产信贷业务发展的因素及时做好预警分析，规避和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要特别关注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区域性市场调整风险，关注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程度不同可能导致产品供应的结构性失衡风险，关注国家对房地产市场加强调控的政策风险，规避因市场本身不成熟和不规范可能导致的市场风险。其次，应加强防范信用风险。商业银行一是应提高对客户的信用风险评估能力。对房地产公司客户要加强信用评价和综合授信工作，积极推进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工作，扩大信用等级评定覆盖面，做到科学测算、合理授信、提高客户评价和额度授信工作质量。商业银行应根据客户的评级结果和额度授信量，科学、合理地开展信贷业务。第三，应加强防范操作风险。商业银行应认真贯彻执行房地产金融各项业务操作规程，严格执行贷款“三查”制度，加大对违规发放贷款的处罚力度，切实防范操作风险。根据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土地储备贷款的业务特点，商业银行应探索并完善推行项目贷款资金的封闭运作管理，把好资金的“进”、“出”两个关口，有效监控项目信贷资金的使用，防范客户抽逃、占压或挪用资金而造成的信贷风险。
（八）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施产品创新策略
首先，商业银行应加快对传统房地产开发贷款产品进行梳理，对传统信贷产品进行优化。商业银行应根据住宅（如经济适用住房、普通住宅等）、写字楼、商业设施、工业用房等不同物业的属性，及其目标客户的特点，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产品要素进行细化、区分，并制订差别化的服务措施，提升房地产开发贷款对客户需求的满足程度。当前，商业银行应结合当地政策、市场状况，特别要加快探索适合于中低收入人群、中低价住房需求特点的产品，实现我国商业银行商业价值与社会利益有机结合。其次，商业银行应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品种和业务模式。如针对部分企业对一些商用物业采取长期持有经营，而非传统的开发后销售的运营模式，加快研发适用于经营性物业的产品。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应加强信贷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联动配合，如为客户提供财务顾问等服务，积极顺应客户多元化融资发展趋势和商业银行综合经营发展趋势。
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4
摘要：通过对比分析敏感性缺口管理和持续期缺口管理的优点，进而提出适合我国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的方法。
关键词：利率风险；利率敏感性缺口；持续期缺口
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全面实施，宏观经济的过热或低迷、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等都会引起国内市场利率的大幅波动，影响商业银行的成本和收益，选择适合自己的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系统非常重要。
一、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和管理办法
（一）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
利率敏感性资产（isa）与利率敏感性负债（isl）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可重新定价的资产和负债，包括浮动利率资产和负债，以及在分析期内到期的固定利率资产和负债。两者的差额即为利率敏感性缺口(isg):isg=isa-isl，当利率敏感性资产大于利率敏感性负债时，isg>0，称为正缺口，存在正缺口的银行称为资产敏感型。当利率敏感性资产小于利率敏感性负债时，isg<0，称为负缺口，存在负缺口的银行称为负债敏感型。当利率敏感性资产等于利率敏感性负债时，isg=0，称为零缺口，存在零缺口的银行称为敏感平衡型。
（二）管理办法
1.主动性策略是银行根据对利率走势的预测而有意识地留下正或负缺口的策略。管理人员首先要预测利率的变动方向，在对利率走势做出判断后，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利用利率变动来获取更大的净利差收入或减少损失。当预测利率上升时，保持正缺口，增加的资产利息收入将超过增加的负债利息支出，从而使净利息收入增加。当预测利率下降时，则保持负缺口。
2.被动策略也称“免疫策略”，其核心在于保持利率敏感性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平衡，使缺口值为零或很小。采取主动性策略的关键问题在于利率预测的准确性上，如果利率走势与预期相反或利率变动不如预测的来得那么快， 则银行将蒙受损失。此外，即使利率走势预测准确，但如果利率实际变动幅度较小，则采用主动策略就可能得不偿失，调节资产组合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一些小规模银行由于缺乏利率预测能力或缺乏调整资产组合的手段，往往采用被动策略。
二、持续期缺口分析和管理办法
(一) 持续期缺口分析
持续期是金融工具未来现金流现值的加权平均与其现值之比，它衡量了未来预期的现金流的平均期限。
市场利率的上升会导致银行固定利率的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下降，且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期限越大，随着市场利率上升时，其市场价值下降的幅度也越大。因此，持续期可以用来衡量资产负债的风险程度，持续期越长、利率风险越大。可以看出，利率变动对一家银行的股本或资产净值所产生的变化依靠三个关键的素：
1.持续期缺口的大小。在利率上升时，资产的持续期长于其负债的持续期（正）的银行， 资产价值下降的幅度要大于负债的价值，因此银行净资产价值会下降。当利率下降时，情况相反。
2.利率(y)变动的幅度。变动幅度越大，银行承受的风险也越大。
3.银行的规模。银行规模越大，对于任何给定的利率变动，其净值变化会越大，反之，其净值变化会越小。
（二）管理办法
1.主动性策略是银行根据对利率未来变化的预测做出的， 保持适当的持续期缺口，以获得利率变动带来的收益或减少损失。如果预测市场利率将上升，应减少持续期正缺口或扩大其负缺口，将缺口调整为负值，使未来资产价值的下降幅度小于负债价值的下降幅度，从而使银行净资产收入得以增值。如果预测市场利率将会下降，则可采取增加正缺口或减少负缺口的方法。
2.被动性策略指在保持银行净值的相对稳定，采用零缺口（“完全免疫”）或微缺口(“部分免疫”)的方式避免利率风险。具体就是使一家银行的资产持续期正好等于其经杠杆调整后的负债的持续期，无论利率如何变动，资产的收益与负债的成本以相同的幅度同向变化，从而有效避免利率风险。部分免疫的策略是从资产负债表中调出一部分资产和负债，进行持续期搭配，使资产和负债的持续期平衡，保持这部分资产负债价值不受利率变动的影响。
三、利率敏感性缺口与持续期缺口管理方法的比较
（一）利率敏感性缺口管理方法的优点和缺陷
优点有：第一，该管理方法简便、易于理解。就缺口分析而言，通过直接观察各时间段内利率敏感性缺口正负及大小，就可以大致了解银行所呈现的利率敏感性类型及利率风险大小。第二，管理成本低。该管理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银行要做到对利率的变化有准确的预测；缺口的调整要先于利率的变化。在激烈的竞争中银行改变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缺口往往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缺口调整将变得非常困难。同时，缺口管理要将资产负债按一定的时期加以划分。划分时期的不同，利率敏感性缺口的数值也不一样，有时甚至出现完全错误的信息，将正缺口表示为负缺口， 或将负缺口表示为正缺口。利率敏感性缺口管理忽视了期权性风险和基差风险。
（二）持续期缺口管理方法的优点和缺陷
持续期缺口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的优点:（1）它对整个资产负债的利率风险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衡量。持续期从长期角度观察问题，有利于制定更为连续、更为系统的管理战略。（2）充分考虑了每项资产负债在未来的现金流入或现金流出的时间价值，从而解决了利率敏感性缺口模型中分析期的划分受主观影响的问题。
四、现实选择
利率敏感性缺口法来衡量利率风险更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利率风险管理状况，其理由为：一方面，利率敏感性缺口法是以原始成本为基础来计算资产负债价值的。另一方面，利率敏感性缺口法主要反映利率变动对利息收入的影响。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全面推进，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还不具备推行全面的持续期缺口管理的条件。
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甚众。在我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就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现有的流通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视逻辑分析和推导。有些流通经济学教材和论文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论阶段，许多内容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结论，结果使流通经济学在逻辑结构上十分松散，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只重视证实主义，而忽视证伪主义的运用，结果造成许多问题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难以形成共识，造成进一步研究的困难。比如对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的认识，有生产决定论、流通决定沦、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等等，一直在学术界难以形成共识，虽然从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流通决定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在物质产品没有十分丰富，在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济数据的有力支持，这种观点难以得到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的支持。这也是流通经济学一直强调流通重要，流通业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实际上却不为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费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替代的思考，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推论出科斯定理，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6
关键词：银行效率；非期望产出；模型优化；对策建议
一、研究非期望产出的必要性
商业银行属于金融行业，与一般的生产性企业不同，经营的商品是货币资本。在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中，风险是贯穿其中的，与造纸业会造成水污染，煤炭加工会制造出有害气体是一个道理，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同样难以回避不良贷款、客户投诉等非期望产出。
2012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929亿元，比2011年末增加647亿元；2013年，该数额达到5921亿元，较2012年增加993亿元；截至2014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8426亿元，较年初增加2506亿元。从不良贷款余额的上升态势来看，中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继续增加、贷款质量压力持续存在。因此，在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中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二、文献回顾
国外的学者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对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研究，最早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财务指标法（alhadeff，1954）。现在常用的方法是前沿效率分析法，根据在研究中是否要估测函数中参数的差异，又可以分为参数前沿分析法和非参数前沿分析法。非参数法中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一种用于评价公共部门和非盈利机构效率的线性规划方法，最早由Sherman和Gold将其运用到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当中。maudos和pastor（2003）对西班牙1985年-1996年银行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趋势进行了比较。pasiouras（2008）采用Dea方法对希腊商业银行2000年-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CarlospestanaBarros等人（2012）在考虑银行效率时，将不良贷款纳入银行效率评价体系中，并且测算了日本银行业技术效率和生产率的变动情况。
2000年之后，Dea方法被引入国内并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当中。魏煜、王丽（1997）研究了我国商业银行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报酬，并为银行提高效率提出了相关建议。朱南等（2004）的研究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人力资源利用率不高，商业银行整体效率水平较低。罗勇等（2005）指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普遍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姚晋兰等（2009）的研究表明资产获利能力与银行效率显著正相关，存贷比率与银行效率显著负相关。何倩等（2013）经研究发现大部分商业银行还没达到规模经济，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除中国银行外均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张进铭等（2012）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超效率Dea模型测度了中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约束下的效率，并与未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得到的银行效率作了对比分析。
上述文献从各个角度对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评价，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大部分文献存在的缺陷是没有把不良贷款作为一项非意愿指标来考虑。不良贷款伴随着银行经营活动而产生，是衡量银行效率的一个重要风险指标，是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体现，将不良贷款纳入产出指标可以使得商业银行效率测度的准确性提高，提升研究的价值。尽管近些年来基于非期望产出的银行效率测度越来越多，然而可以完善的地方仍然很多，在测度对象的选取方面不应该只局限于大型国有银行和少数股份制商业银行，日渐发展的城市商业银行也应该受到广泛关注。另一方面，研究的时间跨度也可以加大，使得非期望产出对于银行效率的影响可以更加清晰，研究结果更加具备说服力。
三、基于非期望产出商业银行效率测度模型的优化
传统Dea模型的相对效率评价思想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因此，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中便不适用了。为了完善Dea模型，使其能够很好地评价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商业银行效率，学界一开始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将非期望产出当作投入指标来处理，这种方法对于迎合传统Dea模型的评价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违背了实际生产过程，使测度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偏差。方向性距离函数法的出现较好地解决了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但此方法仍是基于径向和产出的角度提出的，不能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松弛性问题。最终，在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tone（2003）提出了一种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是目前研究考虑非期望产出经济效率的最有效且最符合实际的模型。
四、降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相关建议
1.在今后的发展中，中国商业银行需要严格把关信贷资产质量，将风险视作第一评价原则，建立严格的信贷资产考察评级办法和相关责任机制。将每笔信贷资产联系到具体的责任人，不良贷款产生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迫于处罚的压力，银行有关人员会谨慎地考核贷款质量，积极地限制具有潜在风险的客户。
2.不良贷款的清收盘活是一项难度系数极高的工作，讲求科学的方法和策略。建议商业银行组建专业的清收盘活小组，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加大对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加速对不良资产的处理。
3.发放贷款前对申请者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的严格审查并不能完全杜绝不良贷款，一旦不良贷款产生，银行应该积极采取一切措施来降低银行的损失，面对恶意逃债、还款意识淡薄的“流氓”企业毫不犹豫地采取诉讼方式依法维护银行债权安全。
参考文献：
[1]魏煜，王丽.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研究：一种非参数的分析[J].金融研究，2000（3）.
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7
我国证券市场在蓬勃发展的初期，券商之间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制度、背景等非市场经济方面的因素。1998年底《证券法》的出台，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实施分类管理后，券商各项业务在逐步走向规范、理性和有序的同时，竞争将更为激烈，券商自身的实力将成为竞争中最主要的因素。为此，一些综合性券商在证券市场低迷而纷纷缩减其他部门时，却加强了研究机构的力量。这是因为，在新的竞争格局下，研究实力将成为综合性券商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
加强证券研究，促进研究与业务的共同发展
一、证券研究是综合性券商各项业务深入发展的基石
(一)承销业务风险加大、责任加强，研究实力决定承销的成败
我国股票的承销业务自股票市场开业以来，基本上是在低层次上竞争，加之非市场经济因素的干扰，大多数投行人员的精力主要放在争项目上，真正做好项目的较少，以致过度包装成为公开的秘密。根据《证券法》中证券发行权利、责任的规定，券商承销将承担连带责任风险。同时，根据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今后股票的发行价格将由发行人和承销商协商确定。这条规定意味着承销商没有发行失败的风险、一级市场没有投资风险的“新股不败”将成为神话。股票发行改为协商定价后，不同发行企业的市场定价将区别开来，一级市场发行价和二级市场交易价将大大接近，一级市场风险上升。这就要求券商必须对发行人的行业前景、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判断，在判定企业真正价值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方案。一旦发行失败，一级市场的股票被套，或承担其他连带责任风险，将可能引发公司财务危机。因此，作为券商研究最基本内容的公司分析和定价，将直接关系到发行的成败甚至券商自身的存亡。
(二)自营业务理性化、规范化，基本面研究的重要性凸现
自营业务一直是券商重要的利润来源。在二级市场较好时，自营业务利润占券商利润的50％左右，行情较差时其比例也在20％左右。我国券商自营曾经存在很多违规行为，如挪用客户保证金、与上市公司联手炒作、散布谣言、操纵股价、对倒、内幕交易等。《证券法》出台后，监管将更加严格，违规行为将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同时，券商有限的资金将在承销、经纪和自营中分配，因此，券商的自营业务将更加理性，注重规避风险，整个投资理念将发生变化。
首先，加强宏观研究，掌握政策导向，有利于券商降低系统风险。虽然系统风险来源于宏观因素变化对市场整体的影响，而且不以单个券商的意志为转移，但这并不等于说券商就无法降低系统风险对自身经营产生的不确定性。正因为系统风险来源于宏观因素，即来源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主要经济指标的波动、经济周期的影响等，所以这些系统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例如，经济周期的波动有一定规律，政策的调整是基于整个社会经济更健康地发展。因此，加强宏观研究，把握住政策导向，就可以有效地降低系统风险。
其次，券商自营将更加依赖于对行业的研究和公司分析。在一个投机性很强的证券市场中，券商自营主要依赖于资金优势、内幕消息或成功的做庄，研究部门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分析报告往往难以得到投资管理部门的认同。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公司股票的价格将越来越体现其实际价值，这要求券商研究部门必须深入理解上市公司及其所处的行业。具体内容包括：跟踪研究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动向，充分认识我国产业政策未来变化的趋势及其行业经济的结构，准确分析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周期及其在行业中的竞争态势，并加强对企业的销售收入、行业的成本结构、市场条件、企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分析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与变化、公司的长远规划，了解公司的资产重组状况及其产品市场竞争力；研究上市公司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分析公司的市场范围、产品的质量与服务、产品的生命周期、内部的管理体制；研究公司未来投资的回收期限、资金的时间价值；研究公司财务报表上的各项财务指标，准确地预测公司的未来收益和公司的业绩增长状况，分析公司的股利政策与操作；对企业进行真正有成效的实地考察，提供有价值的行业研究报告和资产管理操作建议。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一般的股评人士所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的，它需要真正的行业和公司研究方面的专家。
(三)购并业务作为新的利润来源，行业特长将成为竞争要素
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购并浪潮的展开，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对券商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券商还仅仅依靠自身背景或通过走后门、拉关系、吃吃喝喝争取业务，不提高业务档次和水平，将会越来越受到依靠专业优势进行全方位服务的券商的威胁。以购并策划、资金债务管理、项目贷款和投资咨询为主要内容的真正的商人银行业务必将成为21世纪券商竞争的主战场。这要求券商在提供传统的承销服务的同时，还需协助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进行资本运营，提供投资咨询和管理、企业诊断、项目融资等全方位的高智能服务。
1998年的证券市场购并活动如火如荼，沪深两市共有476家公司进行过或大或小的资本运作，重组事件达925起，但其中却鲜见投资银行家的身影。其中自然与我国证券市场不够成熟、购并活动本身的非市场经济因素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券商缺乏专业的人才储备，特别是缺乏对一些行业特别精通的专家，大部分投资银行的并购顾问都只是狭义并购专家，即只对并购业务本身十分了解，但对涉及并购公司所在行业却知之甚少，因此写出来的建议和方案难以引起企业的强烈兴趣。
美林证券购并业务迅速崛起的经验告诉我们，培养和吸引行业专家对形成投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人们一般都认为人际关系在并购业务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但美林证券在经过调研后发现，客户对并购顾问的最终要求是提供可以真正帮助他们拓展业务的建议和方案，提供有价值的创新建议，如何种产业和产品应被重视，购买什么企业能加强他们的主营业务等。因此，美林证券以重金充实了行业研究力量，行业专家横跨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业。正是基于他们行业方面的特长，他们提供的建议往往高人一筹，因此赢得了像百事可乐、卡特彼乐这样的大公司的业务。1993年美林的并购业务只列在全美排行榜第八名。经过5年的努力，它终于在1997年成为全美第一。
观察我国现时的投资银行业务，同当地政府官员的人际关系是业务成败的关键。随着企业并购的规范化和市场竞争压力带来的观念转换，资产重组将从单一追求二级市场效应或为应付某些地方政府不切实际的“长官意志”发展到真正从实际出发，从公司发展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企业对现有投资银行业务的要求也不仅停留在熟悉一般投行业务上，行业方面的实力将成为衡量券商投行业务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四)经纪业务软扩张，研发力量是支撑
经纪业务利润是稳定的利润来源，在形势较好的情况下，经纪业务产生的利润占券商利润的30％左右，而在大势低迷时，经纪业务产生的利润占券商利润的50％，因此该业务不仅是经纪类券商生存发展的支柱，而且也是综合性券商不可忽视的利润源泉。今后券商经纪业务的扩张不应再像以前一样单纯通过收购营业部的方式，而应走一条软扩张之路。“在经营客户资本的基础上经营客户”，将成为今后经纪业务应当坚持的经营方针。
随着市场风险的加大和投资理念的改变及投资实力的增强，个体投资者对信息咨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预测大盘或个股短期动态走势、传播各种小道消息的信息服务，而会更加注重宏观基本面、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等基本面的分析服务。通过咨询服务或投资理财服务，使客户的资产保值增值，就是所谓“经营客户资本”。在经营客户资本成功的基础上，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加盟，从而达到“经营客户”的目的。“经营客户资本”必须以实力雄厚的研发力量作支撑。一个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的强大的研究机构将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借助综合性大型券商的雄厚实力，紧密结合各项业务，证券研究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券商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就像高新技术企业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一样，资源的投入比例是衡量公司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承销业务、自营业务、购并业务和经纪业务是券商的核心业务，证券研究应紧紧围绕这四大业务进行，依托这些业务的发展而发展。《证券法》出台后，券商将分为经纪类和综合类。作为经纪类券商，由于不能开展投行业务和自营业务，单一的经纪业务将难以支撑起实力雄厚的研究力量，证券研究不能与承销业务、自营业务和购并业务相结合，发展空间将十分有限。对于中小型的经纪类券商而言，在设立信息部门的同时，更多地借助外界的研究力量可能更加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三、加强公司规划研究，成为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参谋
研发部门作为券商的人才基地和公司各项业务的参谋，也应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战略性建议。如加强公司内部管理的研究，为公司的风险控制、业务监管等提供框架性建议，从而为公司的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依托研究力量，树立券商品牌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有信誉的公司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公司的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甚至比有形资产价值更高。品牌的价值来源于品牌所代表的公司的服务、对客户的吸引力等无形因素。它是公司形象、声誉的最简洁的代表，体现了公司经营的组合效益。公司要发展，必须从一开始就在经营公司的同时经营自己的品牌，而且不为暂时的利益所困惑，树立长期经营公司品牌的思想。目前，一些券商在经营中短期行为严重。如在承销业务中，采取做一次就跑的方式，而不管公司上市后是否能够发展，使得一些经过券商过分包装的公司上市后不到一年即出现大幅亏损。这种短期行为既有害于市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也会极大地损害券商本身的信誉。因此，长期经营公司的品牌与公司的其他资产的经营一样重要，这对我国正在迅速成长的券商来说尤其重要。
对券商而言，研究部门和其他追求利润的业务部门不一样，没有利润指标的制约和职业道德问题的困扰，因此是最容易和适合包装的。同时研发部门集中了大量行业、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理论方面的人才，他们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容易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有的研究人员经过长期的研究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因此研究部门是容易出成果和树立品牌的。同时不论投行业务或经纪业务，如果借助名副其实的研究力量，将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如国内有些著名券商就非常注重研究工作并发挥研究部门在业务开展中的作用，效果显著。
加强证券研究，促进券商营销
一、协助券商与上市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行主办券商制
主办券商制是指券商和上市公司之间通过签订协议或股权参与等形式，形成稳定的利益关系，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以降低双方的交易和运营成本，促进券商和企业的合理分工和共同发展。企业专注于产品经营，券商则发挥专业优势，帮助企业开展资本经营。
当前与上市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主要是券商的投行部门，由于投行部门业务繁忙，投行人员精力有限，对行业的了解也难如研究机构的行业分析员一样深刻，与上市公司建立长期的联系难度较大。因此，仅仅依赖投行部门与上市公司建立主办券商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借助研究人员的力量，将使良好的愿望变得切实可行，并在业务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业务洽谈时，由投行业务人员和研究所的行业专家一起出面，先由研究员同客户探讨客户所代表公司的产品、市场状况、行业发展地位及存在的问题，向客户提交权威、详实的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再探讨企业发股前后的股权运作和长期发展。客户对专家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心悦诚服后，再由投行业务人员为主与客户进行谈判，开展业务。在一阶段的业务完成后，由研究人员与公司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人员可以随时提供行业方面的咨询服务，也便于及时了解公司和行业方面的动态。这样，可以促进研究和业务的共同发展，便于券商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金信证券研究所曾为海尔策划200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长期资本运作方案、大唐电信职工持股会方案以及充当津港储运、强生股份、大众出租的财务顾问，取得了企业信任，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为投行项目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通过研究部门与政府机构建立良好关系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是我国资本市场上最主要的筹资者，政府业绩又往往取决于当地经济或行业经济的发展(虽然常常是短期的)，而这又与政府官员的个人业绩联系在一起。无论现在或不远的将来，政府部门在投行业务方面仍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是券商营销面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在一些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利用好政府资源，力所能及地为政府部门发展地方经济出谋划策，将有力地推动投行业务乃至券商整体业务的开展。
三、与投资者交流，维持长期合作关系
今后经纪业务将更加注重软扩张，这需要有雄厚的研究力量做支撑。现在有一些券商借助研究所的力量，由研究所举办“股民学校”，向投资者讲解宏观基本面和公司的财务、经营分析方法，有的还由研发人员充当某些投资者的“高级秘书”，为投资者提供“个性”服务和“定向”服务，获得普遍欢迎。这是国外经纪业务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倾听投资者心声，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吸引长期客户的重要举措。
保持证券研究机构的相对独立性，树立研究品牌
证券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与发达市场证券研究机构相比，我国证券研究机构从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到发展模式上也许都还处于较为幼稚的阶段，加上自身定位不明，在公司中的地位随行情和业务的开展而摇摆不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证券研究部门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功能定位不明确，研究方向不确定，日常工作脱离基础研究，以致许多证券公司的研究机构普遍变成公司的秘书部、股评部，难以提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或投资建议，基本上对整个公司的除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不起任何作用，从而造成研究部门在公司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在实践中深刻意识到，必须保持证券研究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才能在证券研究和自身业务的开拓上取得突破。为此，我们进行了探索。1998年初，金信证券研究发展部改制成为金信证券研究所。1999年8月又经上海市工商局批准，改制为完全独立的“上海金信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保持证券研究机构的独立性有以下好处：
一、有利于稳定队伍和经费，以形成科学的研究机制、研究方法、激励机制和发展模式。成立研究所后，我们根据研究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内部设置了七大职能部门，即行业与上市公司部、宏观经济研究部、市场研究部、国际业务部、信息部、编辑部、综合管理部以及跨部门设立的宏观预警小组和基金小组，在管理上实行部主任负责制，统一管理、分工负责。
二、促进证券研究工作的发展，提高研究工作的权威性。同公司其他的部门一样，研究工作能够并且应当服务和服从于整个公司的发展。但券商研究同任何研究一样，只有独立的研究才能保持公正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也只有这样，研究才具有生命力，研究人员才能潜心研究并提供权威性的公正客观的研究报告。目前应着重克服这样的误区，即忽视研究工作的独立性，把研究部门视作业务部门的附属，为公司自营坐庄、发行配股承销进行所谓的“股票推荐”，或为二级市场客户短期炒作提供信息和“股评”，或把其视为“点缀”、“宣传部门”。应该说，这些工作多少带有急功近利的味道，多少有些偏离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而最终不利于研究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声誉与整体发展。
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8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商业；应用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1.04.032
目前，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都在寻求熟知企业文化的雇员和研究人员。商界的变革、研究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则要求商业领域的教学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如今，诸如人类学之类的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方法，正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青睐。人类学已在商业实践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尚未有效地广泛渗透到商业教育中。
1何谓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做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象牙塔”式的规则，但是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城市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虽然人类学作为一种规则和分析方法最近才被正式应用于商业研究之中，但事实上学者们非正式地将人类学运用于商业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www.133229.com古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诸如实地研究、观察法、访谈法等），对商业领域研究的适用性也早已经在多方面得到证明。
近几年，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的“自然主义分析法”，显然受益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观察分析法。自然主义分析法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和解释人们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及其与行为发生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等。这种分析法要求研究人员从参观者的角度解释调查对象的行为，而不是依照观察者的感觉或者主观想法得出结论。凭借以观察者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有效地感知消费者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他们行为反应的因素。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使自然主义分析法获得了广泛赞誉，而人类学的实地参与分析法也在为belk，sherry和wallendorf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分析技术中得以体现。
与此相关的是被hirschman（1986）称为“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与人类学的分析法一样，“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也基于定性分析。因此，目前流行研究营销学和消费行为的人类学，可以被视为该领域中定性与人文要素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在此背景下，实地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以主观方式描述事物发展进程的一种方法，而这种主观意识来自于观察者对被调查者的感性认识。人类学家对于依据此种感受是否可以得到科学性较强的结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观点的分歧，导致人文要素研究的倡导者与追求严谨性的科学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人类学同时还为分析特殊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harrisandmoran（1987）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文化可以激发人们的自我认识，营造人们的归属感，构建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且根据目标的重要性将目标等级化等。根据人类学的理论，文化提供了一套能够矫正和激励人类行为而又可进行传播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拥有国际经验的学者们出版了众多介绍怎样在外国经营的指南性著作，以便帮助那些跨国企业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促使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为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而进行更有效的经营实践。
人类学使用文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的行为、价值观、选择、偏好、实践、利益和态度等。古典人类学理论认为，文化潜伏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类社会生活之中。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文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并使其富有意义。因此，文化概念对于努力探讨和理解消费行为的学者们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为宗旨的文化人类学家关注企业文化及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产业和企业设置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形成的人类关系学派，通过系列化的研究，构建了一套显示非正式文化模式、世代群体等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理论体系。更多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特殊的价值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人类学分析法对这方面的研究所做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目前，人类学分析法和人类学定性分析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研究中，而以工商管理研究为方向的人类学家，应用参与式观察法这一传统模式，搜集和整理基层企业文化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例如，施乐公司聘请了人类学家帮助公司设计针对技术服务人员的更为有效的培训项目。人类学家在接受了研究项目之后，要像技术人员一样接受培训，并且亲自接听并答复公司服务电话，以便掌握技术人员面对顾客时所发生的种种可能的情况。人类学家的研究揭示，教会人们如何使用复印机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大量的服务电话并不是来自具有较高机械操作和运用水平的客户。许多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操作机器。此项源于第一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结论，促使施乐公司在培训技术员时更为强调与客户的关系。
2近期案例
根据研究，商业人类学分析法大约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式开始应用，当时应用型人类学家suchman和orr调查分析人们如何与技术要素产生相互影响的问题。从那以后，大量的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商业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被授予不同的称呼，诸如“知识联络人”、“民族学者”、“评估员”等头衔。近年来，人类学家更多地涉入企业经营的战略性及操作性研究，包括对消费者的研究。人类学家在产品开始大量销售前，对产品性能及其使用者有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评估。
商业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从营销策略到企业文化，从产品设计到商业发展的全部领域。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家victorbarac博士，与当地一家互助保险公司进行合作，以更新该公司的广告策略，他还与加拿大电影公司合作一个项目，即蹲点剧院观察从购买小吃的模式到海报吸引人们注意的整个过程，并且就服务态度和环境体验方面的问题对顾客进行访谈调查。
人类学家baba与batteau和其他学者一起，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成功地将人类学与商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往往在于企业不能理解和适应国外异文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决策者们必须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才能有效捕捉商机。而充分发挥人类学家的才能，并且正确使用人类学分析法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工商领袖人物来说，熟知国内企业的文化背景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国际文化背景。因为国际文化差异的程度远远大于国内企业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国际文化差异性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行为或者错误的决策成倍增加。人类学家在研究国内和国外的社会背景时，擅长于发现和解释影响企业战略和操作的行为模式，事实证明，人类学家的这一特长，完全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改善企业经营的研究。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商业类学校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业人类学地位的上升，使得在商业教育中对其做出更全面的介绍显得尤为必要，而人类学家在关于消费者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哈佛大学的saltman和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sherry教授，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arnould教授，韦斯特伯里－纽约州立大学的olsen教授，犹他州立大学的costa教授等，都是对商业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另一方面，商业专业的教授，像hill和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他们在商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广泛采纳了人类学实地调查参与分析法，并将其应用于他们的商业研究中。
3结构主义分析法和后结构主义分析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学分析法强调社会结构分析，认为文化是构成人们思维、态度和行为的特殊部分。社会化的过程促成了趋于隐蔽的模式化的思考方式，个体则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此类观点在商业和消费者研究领域中十分普遍。因此，该方法设想出某种通常被理解为“民族特性”的模式，即社会中大部分人以相对无意识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观点并对事物做出反应。无论何时，当人类学学者们谈论某个方面的问题时，例如，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他们便会应用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性模型进行分析。在微观方面，人类学家们将此类研究方法应用于对各种组织，特别是对构建“企业文化”的研究方面。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主义分析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析范式似乎趋于落伍。walle博士（2002）认为有效的服务促成了现代结构模式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即使它们不如学者们所想象的那般强大或者普遍），即使这种方法没有复兴，但是却已经开始盛行。到了20世纪，哲学现象学分析法成为一种观察分析人类有意识的思考并如何将思想作用于行为、情绪和世界观的主要工具。结构主义分析法研究的是在社会化进程中，那些被固化为隐蔽的和无意识的思维模式。而现象学分析法研究的则是有意识的思维，关注的是个体而非群体。
哲学学派地位的提升导致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它排斥文化团体，用个体取代团体，因此在社会结构主义者中盛行。哲学学派用研究个体的模型来分析特定群体的反应，并把它和主流群体区分开来（假使这个主流群体存在）。研究差异群体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特定的目标市场），使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析法成为在营销研究者中很流行的方法。虽然社会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类研究者的哲学基础存在差异，但是受益于人类学分析法，这些差异不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组织对人类学分析法的采纳与否。这些研究组织要通过科学理论来评估分析并寻找适合于研究人类的分析法。
4消费者行为与人类学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是影响营销和消费的关键力量。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人类学家在文化、历史和全球背景下观察消费者行为”。richins（2000）认为对消费者的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消费与个人的健康和福利相关，对经济行为影响很大；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与消费者行为相关（诸如吸烟、酗酒等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不良影响）。richins（2000）同时指出，消费及其影响无处不在，并且有力地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koprowski（1999）认为，无论是在线聊天室还是舒适的商店，对商业有利的亚文化群无处不在。现代商业人类学家会使用摄像机、录音机和寻呼机等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追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帮助企业决策者改进文化敏感型的营销战略。robinson和他的同伴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观察和定义消费过程，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他们没有向人们询问问题，而是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通过此项调查，他们帮助一家制药企业开发了一种otc新感冒药，帮助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开发了新式站台货车,帮助箱式背包制造商jansport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其在运动品商店的产品,还帮助frito－lay更好地细分市场。
根据mulroney（2002）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应用最明显的领域是研究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商业人类学家newman（1993）验证了经济规律对人们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影响。anthropologistpacounderhill（2000）在其撰写的《为何我们会购买：购物科学》中探讨了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他剖析了为什么消费者原本是为了购买某件商品而进入商店，但结果却购买了另外的商品，是因为商店的氛围对购物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mccracken（1990）在《文化与消费：分析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新方法》中，说明了消费过程与文化是怎样产生共鸣的。mccracken把消费的定义扩大，认为消费是应该包含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的产生、被购买以及被使用的全过程。根据mccracken的观点，文化和消费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这3个大背景下神秘地交织在一起。
人类学家bierck（2001）认为，定性分析法和观察式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提高洞察力，而这是定量分析法做不到的。同时，mcfarland（2001）观察到，当消费者对新产品作出反应时，他的同伴会为其作出定性分析，并对消费者的决定产生影响。人类学分析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此类市场研究中，研究影响消费者做出决定的文化趋势、态度和生活模式。
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人类学家试图探求一件产品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适应的整个过程，而非简单地寻求问题的答案。例如，whirlpool最近邀请一位专注于研究内部组织的人类学家做一次关于高档浴缸行业的研究。所采用的战略是人类学家所擅长的研究方式，即分析被调查者的真实感受，而非数据分析。在调查过程中，将定性分析法和开放式采访相结合，观察了消费者实际使用产品的全过程。调查以来自4个不同市场的15个家庭作为样本，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入室采访和拍摄参与者沐浴的过程（沐浴时穿着沐浴服），对参与者询问诸如“何时考虑购买浴缸，对浴缸是什么印象”等开放式问题，并告知他们洗浴的照片将刊登在期刊或者杂志上。照片的主题便是“沐浴在浴缸中的消费者”。“此类倾向──情绪、文化、符号──很有感染力”。他们还更新了whirlpool关于高档浴缸的定义。调查组重点强调了参与者认为很重要的对浴缸的分类和感觉。由于该项调查是在参与者家中进行，因而能够有效地激发参与者的真实反应。
根据mcfarland（2001）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的真实力量体现于产品开发的前期阶段。消费者人类学家的分析方法是归纳而非演绎。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进入消费者家里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如何进行产品分类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牙膏营销往往关注的是牙膏的防蛀和美白效果。但是人类学分析法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牙膏关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牙龈和舌头──牙刷放入口腔中时的整体感受（他们不再仅仅关注牙膏的防蛀效果）。一些名牌牙膏，例如高露洁，声称“即使刷完牙也能继续发挥效用”，这种口号设计是为了迎合广义的牙齿护理理念。正如lacayo（2001）所称：“消费者人类学分析法花时间去理解消费者为何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该产品。”
定性分析研究者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利用人类学分析法创新分析技法（如belk，sherry，wallendorf1989创造的自然主义分析法），目的是为了研究消费者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他们为何做出购买并消费该产品的决定。营销过程包括为产品设定目标客户并对其进行销售，因此人类学家除了要知道特定群体在关注某类产品和产品使用时的感受外，还有义务找出被购买、被定价和被消费的产品的特殊性。通过细致地观察产品对人们生活的适应性，人类学家得到大量无法在正式采访中取得的有用信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被企业所雇用。
5商业教育的含义
目前人类学分析法正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商业和消费者研究中，营销学教师有必要将有关人类分析法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他们的课堂中，以便将最新的观点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毫无疑问，人类学家正将独特的和无价的方法应用于商业世界，尤其是营销领域。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领域中的快速成长，人类学应该被冠以更高的知名度。以往，商业教育被认为过多地应用了定量分析法，而人类学等定性分析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过去20年里，对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倡导应用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顺应了这些倡议，并且特别适合于消费者行为的课程。
就像人类学家们在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内布拉斯加大学，犹他大学等教授商业课程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这种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复兴。同时，人类学系（如在韦恩州立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也正在教授商业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商业人类学家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商业教育机构正在寻找有商业经验的人类学教授来帮助培训“实践性的人类学家”。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教育中的发展，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将人类学讨论更充分地融入到他们的课程中。商业人类学课程被建议引进商业学校，更多的人类学内容被引入到具体的课程中，反映了商业世界不断变化的方法。在课堂中介绍人类学分析法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商业教育中的人类学分析法大部分包含了人类学的分析法。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对此进行适时调整。
与此同时，学生需要理解被商业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简单方式，即使这些方式不会发生在更具有学术性的人类学分析中。这种精简研究方式如果确实可以为决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并具有经济效益的信息，那么是可以被接受的。所有的商业研究都会受到时间和资金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会限制定性分析法的应用，如人类学分析法。
教师在学生被派出去参加参与式观察的项目前要对他们进行人类学分析法的培训，同时还包括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告诉他们需要认真严谨地工作，多为顾客的利益考虑，同时强调他们有道德义务。反之，会使问题变得混乱从而产生冲突。美国人类学协会、人类学应用社团和国家人类学实践协会建立了一套如何避免不合适的行为和怎样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的准则，教师和学生都会因为遵守道德守则而受益。
多种不同方法的使用为人类学启发式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分析法被用来检测诸如家庭、亲属关系、性别和友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还用来检测宽泛的文化模式对消费者的影响。学生们也意识到人类学分析法的独特贡献。人类学分析法通过研究消费行为（如消费者怎样看待产品、获取产品和消费产品），为研究象征性消费进程提供参考。
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数据在没有进行合理分析前，不能成为帮助决策的有用信息，并教导学生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对于那些展示定性分析研究成果的学生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总是不能与他们的定量分析一样被高估。学生要形成这样的认识：以经验观察为开端的人类学分析应该进行批评性分析。
目前，人类学在商业研究领域尤其是消费者研究领域有了很高的地位。人类学分析法也正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大学课程中，如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定性分析法——人文的和定性的社会科学技术，也已经在商业教育中讲授，这种向人类学转移的态势将注定给这些分析工具以更高的知名度。同样，这种增长趋势导致进行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的教师们有必要越来越多地开设定性分析的课程，诸如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课程。
6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与崛起
虽然由于学派的不同，人类学家对自己学科结构的划分与分析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认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为传统的四大分支。人类学因为其研究方法的独特而成为西方20世纪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学科，20世纪末，人类学的发展受到工业和科技文明的较大冲击而放缓了速度，近几年来又有了较大和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在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将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其实应用人类学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手段进行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的领域，比如当我们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人类学。同理，当我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就将其称为城市人类学（或都市人类学）。
人类学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已有较长一段历史，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westernelectric’shawthorneworks）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eltonmayo和w．llyod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burleighgardner和w．llyodwarner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socialresearchincorporated），开创了人类学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20世纪5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edwardt．hall受雇于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培训项目，教育将被派往北美以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在其著名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hall博士首次提出了非言语交流的特性及其重要性，并且指出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失误很可能导致一个工程项目或一个和平协议的彻底失败。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工商企业主管所必须熟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后来，人类学家garyferraro博士等延续了edwardt．hall的研究，并逐步完善和形成了跨文化交流与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模式。
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军事势力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张，美国国防部开始计划公开招募人类学家为其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的军事行动服务。此举无疑引起有正义感的人类学家们的批评和抵制，认为有违人类学家的职业道德底线。1968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在其会刊上登载了美国国防部的广告，招募人类学家在其越南参谋部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与越南人行为模式，此举当时在全美国的人类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美国人类学学会不得不撤除该则广告以平息持续不断的抗议。到了1970年，有可靠消息来源说，有个别人类学家曾秘密受雇于美国国防部，在泰国从事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秘密研究项目。此消息的确认极大地震动了整个美国人类学界，大家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学家，正面临着一场职业道德危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学会于1971年表决通过了《职业责任守则》。该守则明确规定：人类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签署秘密雇佣协议，任何人类学研究报告都不得仅交给研究委托方而不提供给普通大众。该《职业责任守则》无疑束缚了工商人类学家的手脚，因为工商人类学研究项目一般都涉及委托方的商业机密，而出资委托研究的厂商们，是绝对不情愿将研究报告公之于众的。由此，工商人类学便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冬眠状态，鲜有成果与进展。
时至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保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服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根据工商人类学专家annjordan博士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崛起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伴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美国、欧洲，甚至亚洲的其他国家，都对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于国际经济贸易的需要，学习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文化，成为欧美许多工商企业管理层的首要工作。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本能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充分发挥。在此期间，许多以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工商管理学术著作问世，比较著名的有richardpascale和anthonyanthos所著作的《日本管理之艺术》（theartofjapanesemanagement），terrencedeal和allankennedy所发表的《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等等。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theinstituteforresearchonlearning，irl），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irl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成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jerryasltman和grant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johnsherry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carol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universityofwollongong）商学院的kathyrudlkin博士与hemant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universityoforegon）、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universityofnorthtexas），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ofcopenhagen）。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universityofcoloradoatboulder）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ann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2003年，annjordan博士发表了她的重要著作《工商人类学》（businessanthropology），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确立。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目前在工商管理领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研究中，对以下一些特定的方向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根据某些学者的超前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首席人类学家，正如近年来新出现的首席信息分析师一样，首席人类学家将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要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竭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
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9
我国证券市场在蓬勃发展的初期，券商之间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制度、背景等非市场经济方面的因素。1998年底《证券法》的出台，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实施分类管理后，券商各项业务在逐步走向规范、理性和有序的同时，竞争将更为激烈，券商自身的实力将成为竞争中最主要的因素。为此，一些综合性券商在证券市场低迷而纷纷缩减其他部门时，却加强了研究机构的力量。这是因为，在新的竞争格局下，研究实力将成为综合性券商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
加强证券研究，促进研究与业务的共同发展
一、证券研究是综合性券商各项业务深入发展的基石
(一)承销业务风险加大、责任加强，研究实力决定承销的成败
我国股票的承销业务自股票市场开业以来，基本上是在低层次上竞争，加之非市场经济因素的干扰，大多数投行人员的精力主要放在争项目上，真正做好项目的较少，以致过度包装成为公开的秘密。根据《证券法》中证券发行权利、责任的规定，券商承销将承担连带责任风险。同时，根据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今后股票的发行价格将由发行人和承销商协商确定。这条规定意味着承销商没有发行失败的风险、一级市场没有投资风险的“新股不败”将成为神话。股票发行改为协商定价后，不同发行企业的市场定价将区别开来，一级市场发行价和二级市场交易价将大大接近，一级市场风险上升。这就要求券商必须对发行人的行业前景、经营业绩、财务状况等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判断，在判定企业真正价值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方案。一旦发行失败，一级市场的股票被套，或承担其他连带责任风险，将可能引发公司财务危机。因此，作为券商研究最基本内容的公司分析和定价，将直接关系到发行的成败甚至券商自身的存亡。
(二)自营业务理性化、规范化，基本面研究的重要性凸现
自营业务一直是券商重要的利润来源。在二级市场较好时，自营业务利润占券商利润的50％左右，行情较差时其比例也在20％左右。我国券商自营曾经存在很多违规行为，如挪用客户保证金、与上市公司联手炒作、散布谣言、操纵股价、对倒、内幕交易等。《证券法》出台后，监管将更加严格，违规行为将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同时，券商有限的资金将在承销、经纪和自营中分配，因此，券商的自营业务将更加理性，注重规避风险，整个投资理念将发生变化。
首先，加强宏观研究，掌握政策导向，有利于券商降低系统风险。虽然系统风险来源于宏观因素变化对市场整体的影响，而且不以单个券商的意志为转移，但这并不等于说券商就无法降低系统风险对自身经营产生的不确定性。正因为系统风险来源于宏观因素，即来源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主要经济指标的波动、经济周期的影响等，所以这些系统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例如，经济周期的波动有一定规律，政策的调整是基于整个社会经济更健康地发展。因此，加强宏观研究，把握住政策导向，就可以有效地降低系统风险。
其次，券商自营将更加依赖于对行业的研究和公司分析。在一个投机性很强的证券市场中，券商自营主要依赖于资金优势、内幕消息或成功的做庄，研究部门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分析报告往往难以得到投资管理部门的认同。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和完善，公司股票的价格将越来越体现其实际价值，这要求券商研究部门必须深入理解上市公司及其所处的行业。具体内容包括：跟踪研究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动向，充分认识我国产业政策未来变化的趋势及其行业经济的结构，准确分析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周期及其在行业中的竞争态势，并加强对企业的销售收入、行业的成本结构、市场条件、企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分析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与变化、公司的长远规划，了解公司的资产重组状况及其产品市场竞争力；研究上市公司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分析公司的市场范围、产品的质量与服务、产品的生命周期、内部的管理体制；研究公司未来投资的回收期限、资金的时间价值；研究公司财务报表上的各项财务指标，准确地预测公司的未来收益和公司的业绩增长状况，分析公司的股利政策与操作；对企业进行真正有成效的实地考察，提供有价值的行业研究报告和资产管理操作建议。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一般的股评人士所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的，它需要真正的行业和公司研究方面的专家。
(三)购并业务作为新的利润来源，行业特长将成为竞争要素
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和购并浪潮的展开，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对券商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券商还仅仅依靠自身背景或通过走后门、拉关系、吃吃喝喝争取业务，不提高业务档次和水平，将会越来越受到依靠专业优势进行全方位服务的券商的威胁。以购并策划、资金债务管理、项目贷款和投资咨询为主要内容的真正的商人银行业务必将成为21世纪券商竞争的主战场。这要求券商在提供传统的承销服务的同时，还需协助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进行资本运营，提供投资咨询和管理、企业诊断、项目融资等全方位的高智能服务。
1998年的证券市场购并活动如火如荼，沪深两市共有476家公司进行过或大或小的资本运作，重组事件达925起，但其中却鲜见投资银行家的身影。其中自然与我国证券市场不够成熟、购并活动本身的非市场经济因素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券商缺乏专业的人才储备，特别是缺乏对一些行业特别精通的专家，大部分投资银行的并购顾问都只是狭义并购专家，即只对并购业务本身十分了解，但对涉及并购公司所在行业却知之甚少，因此写出来的建议和方案难以引起企业的强烈兴趣。
美林证券购并业务迅速崛起的经验告诉我们，培养和吸引行业专家对形成投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人们一般都认为人际关系在并购业务中占有很重的分量。但美林证券在经过调研后发现，客户对并购顾问的最终要求是提供可以真正帮助他们拓展业务的建议和方案，提供有价值的创新建议，如何种产业和产品应被重视，购买什么企业能加强他们的主营业务等。因此，美林证券以重金充实了行业研究力量，行业专家横跨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业。正是基于他们行业方面的特长，他们提供的建议往往高人一筹，因此赢得了像百事可乐、卡特彼乐这样的大公司的业务。1993年美林的并购业务只列在全美排行榜第八名。经过5年的努力，它终于在1997年成为全美第一。
观察我国现时的投资银行业务，同当地政府官员的人际关系是业务成败的关键。随着企业并购的规范化和市场竞争压力带来的观念转换，资产重组将从单一追求二级市场效应或为应付某些地方政府不切实际的“长官意志”发展到真正从实际出发，从公司发展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企业对现有投资银行业务的要求也不仅停留在熟悉一般投行业务上，行业方面的实力将成为衡量券商投行业务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四)经纪业务软扩张，研发力量是支撑
经纪业务利润是稳定的利润来源，在形势较好的情况下，经纪业务产生的利润占券商利润的30％左右，而在大势低迷时，经纪业务产生的利润占券商利润的50％，因此该业务不仅是经纪类券商生存发展的支柱，而且也是综合性券商不可忽视的利润源泉。今后券商经纪业务的扩张不应再像以前一样单纯通过收购营业部的方式，而应走一条软扩张之路。“在经营客户资本的基础上经营客户”，将成为今后经纪业务应当坚持的经营方针。
随着市场风险的加大和投资理念的改变及投资实力的增强，个体投资者对信息咨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预测大盘或个股短期动态走势、传播各种小道消息的信息服务，而会更加注重宏观基本面、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等基本面的分析服务。通过咨询服务或投资理财服务，使客户的资产保值增值，就是所谓“经营客户资本”。在经营客户资本成功的基础上，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客户加盟，从而达到“经营客户”的目的。“经营客户资本”必须以实力雄厚的研发力量作支撑。一个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的强大的研究机构将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借助综合性大型券商的雄厚实力，紧密结合各项业务，证券研究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券商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就像高新技术企业在研究与开发上的投入一样，资源的投入比例是衡量公司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承销业务、自营业务、购并业务和经纪业务是券商的核心业务，证券研究应紧紧围绕这四大业务进行，依托这些业务的发展而发展。《证券法》出台后，券商将分为经纪类和综合类。作为经纪类券商，由于不能开展投行业务和自营业务，单一的经纪业务将难以支撑起实力雄厚的研究力量，证券研究不能与承销业务、自营业务和购并业务相结合，发展空间将十分有限。对于中小型的经纪类券商而言，在设立信息部门的同时，更多地借助外界的研究力量可能更加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三、加强公司规划研究，成为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参谋
研发部门作为券商的人才基地和公司各项业务的参谋，也应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战略性建议。如加强公司内部管理的研究，为公司的风险控制、业务监管等提供框架性建议，从而为公司的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依托研究力量，树立券商品牌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有信誉的公司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公司的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甚至比有形资产价值更高。品牌的价值来源于品牌所代表的公司的服务、对客户的吸引力等无形因素。它是公司形象、声誉的最简洁的代表，体现了公司经营的组合效益。公司要发展，必须从一开始就在经营公司的同时经营自己的品牌，而且不为暂时的利益所困惑，树立长期经营公司品牌的思想。目前，一些券商在经营中短期行为严重。如在承销业务中，采取做一次就跑的方式，而不管公司上市后是否能够发展，使得一些经过券商过分包装的公司上市后不到一年即出现大幅亏损。这种短期行为既有害于市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也会极大地损害券商本身的信誉。因此，长期经营公司的品牌与公司的其他资产的经营一样重要，这对我国正在迅速成长的券商来说尤其重要。
对券商而言，研究部门和其他追求利润的业务部门不一样，没有利润指标的制约和职业道德问题的困扰，因此是最容易和适合包装的。同时研发部门集中了大量行业、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理论方面的人才，他们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容易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有的研究人员经过长期的研究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因此研究部门是容易出成果和树立品牌的。同时不论投行业务或经纪业务，如果借助名副其实的研究力量，将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如国内有些著名券商就非常注重研究工作并发挥研究部门在业务开展中的作用，效果显著。
加强证券研究，促进券商营销
一、协助券商与上市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行主办券商制
主办券商制是指券商和上市公司之间通过签订协议或股权参与等形式，形成稳定的利益关系，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以降低双方的交易和运营成本，促进券商和企业的合理分工和共同发展。企业专注于产品经营，券商则发挥专业优势，帮助企业开展资本经营。
当前与上市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主要是券商的投行部门，由于投行部门业务繁忙，投行人员精力有限，对行业的了解也难如研究机构的行业分析员一样深刻，与上市公司建立长期的联系难度较大。因此，仅仅依赖投行部门与上市公司建立主办券商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借助研究人员的力量，将使良好的愿望变得切实可行，并在业务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业务洽谈时，由投行业务人员和研究所的行业专家一起出面，先由研究员同客户探讨客户所代表公司的产品、市场状况、行业发展地位及存在的问题，向客户提交权威、详实的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再探讨企业发股前后的股权运作和长期发展。客户对专家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心悦诚服后，再由投行业务人员为主与客户进行谈判，开展业务。在一阶段的业务完成后，由研究人员与公司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人员可以随时提供行业方面的咨询服务，也便于及时了解公司和行业方面的动态。这样，可以促进研究和业务的共同发展，便于券商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金信证券研究所曾为海尔策划200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长期资本运作方案、大唐电信职工持股会方案以及充当津港储运、强生股份、大众出租的财务顾问，取得了企业信任，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佣缎邢钅康乃忱勾蛳铝思崾档幕?BR>二、通过研究部门与政府机构建立良好关系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是我国资本市场上最主要的筹资者，政府业绩又往往取决于当地经济或行业经济的发展(虽然常常是短期的)，而这又与政府官员的个人业绩联系在一起。无论现在或不远的将来，政府部门在投行业务方面仍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是券商营销面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在一些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利用好政府资源，力所能及地为政府部门发展地方经济出谋划策，将有力地推动投行业务乃至券商整体业务的开展。版权所有
三、与投资者交流，维持长期合作关系
今后经纪业务将更加注重软扩张，这需要有雄厚的研究力量做支撑。现在有一些券商借助研究所的力量，由研究所举办“股民学校”，向投资者讲解宏观基本面和公司的财务、经营分析方法，有的还由研发人员充当某些投资者的“高级秘书”，为投资者提供“个性”服务和“定向”服务，获得普遍欢迎。这是国外经纪业务的发展方向，也是我们倾听投资者心声，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吸引长期客户的重要举措。
保持证券研究机构的相对独立性，树立研究品牌
证券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与发达市场证券研究机构相比，我国证券研究机构从研究内容、研究方式到发展模式上也许都还处于较为幼稚的阶段，加上自身定位不明，在公司中的地位随行情和业务的开展而摇摆不定。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证券研究部门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功能定位不明确，研究方向不确定，日常工作脱离基础研究，以致许多证券公司的研究机构普遍变成公司的秘书部、股评部，难以提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或投资建议，基本上对整个公司的除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不起任何作用，从而造成研究部门在公司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们在实践中深刻意识到，必须保持证券研究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才能在证券研究和自身业务的开拓上取得突破。为此，我们进行了探索。1998年初，金信证券研究发展部改制成为金信证券研究所。1999年8月又经上海市工商局批准，改制为完全独立的“上海金信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保持证券研究机构的独立性有以下好处：
一、有利于稳定队伍和经费，以形成科学的研究机制、研究方法、激励机制和发展模式。成立研究所后，我们根据研究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内部设置了七大职能部门，即行业与上市公司部、宏观经济研究部、市场研究部、国际业务部、信息部、编辑部、综合管理部以及跨部门设立的宏观预警小组和基金小组，在管理上实行部主任负责制，统一管理、分工负责。
二、促进证券研究工作的发展，提高研究工作的权威性。同公司其他的部门一样，研究工作能够并且应当服务和服从于整个公司的发展。但券商研究同任何研究一样，只有独立的研究才能保持公正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也只有这样，研究才具有生命力，研究人员才能潜心研究并提供权威性的公正客观的研究报告。目前应着重克服这样的误区，即忽视研究工作的独立性，把研究部门视作业务部门的附属，为公司自营坐庄、发行配股承销进行所谓的“股票推荐”，或为二级市场客户短期炒作提供信息和“股评”，或把其视为“点缀”、“宣传部门”。应该说，这些工作多少带有急功近利的味道，多少有些偏离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而最终不利于研究部门乃至整个公司的声誉与整体发展。
商业地产行业研究篇10
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7]3.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三）商品流通在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进行了。，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体系，高积累下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注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新50年经济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1950年市场疲软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统购统销与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1991年第5期。[58]《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64]《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