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的经济价值篇1
关键词滨海旅游活动;经济价值评价;离散条件评价法;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10-015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27
人类活动改变了海洋的原生态,滨海旅游活动也在侵蚀着海滨的自然旅游资源,近些年,国际上关于海滩退化和海水污染的报告曾出不穷,对其经济价值研究自然成为热点之一[1-4]。滨海旅游活动价值是人类追求现实的或者憧憬美好的滨海自然景观和生物群落,享受沉浸其中的各种活动的货币化的经济价值;而对其价值的货币化评价是维护美丽景观、管理滨海旅游资源和使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本文将海水和沙滩相关的滨海旅游活动分成九类――游泳、观海、钓鱼、划船、乘(游)艇、(海滩)漫步、(海边)玩沙、(沙滩)竞技,以及其它活动;提出采用单解释变量的离散条件评价法评价滨海自然旅游资源相关各种活动的经济价值。
1离散条件评价法
在国内期刊还未看到综合评价各种旅游活动经济价值的文献,国际上也往往评价单一活动的经济价值[5-10],没有发现评价滨海旅游资源相关的九类旅游活动的文献,那么,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合适呢?在旅游活动经济价值研究中,条件评价(ContingentValuation)是被广泛采用的实证技术,它的实证问卷启发问题是研究的重点[11-12];条件评价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是基于条件评价技术,采用相应的模型求解参数,并根据Hicks消费者剩余概念计算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最常用方法。自从Bishop和Heberlein[13]第一次提出单边界二分法(Singleboundeddichotomous)的CVm,以及Hanemann[14]给出效用最大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后,二元选择(Binarychoice)离散形式的实证启发问题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肯尼斯•阿罗于1993年带领“蓝带”小组肯定它的价值[15],该方法被广泛接受并到现在研究环境资源价值时一直深受学者的亲睐[16-17]。
1.1原理
2实证分析
2.1样本信息
大连市三面环海,围绕市区的海滨分布着各个滨海旅游胜地,有便捷的交通工具连接各处,从每年“五一”到“十一”期间有大量旅游者光顾海滩,为研究滨海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天时和地利。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课题组选择了分布在大连市海滨有代表性的四处滨海旅游景区作为调研地点,采用现场调研的方式,在2009年九月下旬及“十一”进行了正式的实证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外地游客和本地游客,四处调查地点包括老虎滩海洋公园、傅家庄浴场、星海广场和星海公园。发放并回收问卷得到1276个样本点,有效观察值1206个,样本有效率94.5%。
调研中,报价值变量VaL取值是根据预调查得到的反应每个旅游者最大意愿支付的7个货币值,分别是5、10、20、50、100、200、500;重点考察旅游者的年龄aGe、教育eDU、收入inC三个社会经济特征变量;旅游者常驻地到旅游目的地的距离变量RKm;旅游者偏好的滨海旅游活动的九类活动变量。对活动之外的五个解释变量作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报价值变量VaL、受教育程度变量eDU、年龄变量aGe和旅游者从常驻地到旅游目的地景区的距离变量RKm的基本抽样信息能够较严格趋近于正态分布,而收入变量inC抽样信息的描述统计正态拟合表现有较大的“肥尾现象”,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①被访问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还是“经济性旅游”状态,他们没有太高的收入而希望精神生活的充实;或者②、我国企业福利中有集体休假的特点,相当一部分效益好的中小企业每年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组织员工集体旅游,有较多科研团队也往往组织学生参加集体旅游,这些被调查的相当一部分旅游者收入偏低。这些变量的样本统计信息参见表1。
2.2模型评估
采用单解释变量模型评估对数效用差的Logit和probit模型,检验结果见表2。根据t检验结果和显著性水平看,参数的显著性检验较好;通过mcFadden伪R2和似然比(LR-ratio)检验结果看,钓鱼、划船和乘艇的整体回归效果一般,其它较好。
2.3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对数效用差的Logit和probit模型计算wtp,将等式(6)中的lnx看作自变量,容易通过(17)式计算Logit模型wtp的零截断均值。因为probit模型不存在均值解析解,为便于比较,对Logit和probit模型采用数值算法计算wtp的零截断均值,而采用解析解计算wtp中值,计算结果见表3。图1中通过L-mean和p-mean给出两个模型计算wtp的对数均值位置,以及两个概率模型的pDF曲线,根据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可以悉知旅游者wtp分布。
通过表3分析可知沙滩竞技、钓鱼和游泳活动的旅游者距离旅游目的地较近,说明这类活动更容易成为日常休闲活动的目的;钓鱼者的受教育程度最低、年龄最高,说明年龄偏大人群更偏好钓鱼活动;乘艇和玩沙活动的旅游者旅程较远,表明他们处于远离沿海的内陆,更容易迷恋滨海的自然景观;划船更像低收入人群或者青年学生乐于参加的活动;划船和漫步容易成为受较高教育的青年的活动;高收入的青年更偏好于滨海的沙滩竞技活动;观海是适合大众的滨海旅游活动。通过分析图1可知,游泳、漫步、玩沙和竞技活动的方差较小,数据较集中。基于wtp,在此可以将前八类滨海旅游活动分为4组:①游泳、划船和玩沙;②观海和漫步;③钓鱼和乘艇;④竞技。偏好于游泳、划船和玩沙活动的旅游者更愿意支付较多的wtp,因为参加这些活动的旅游者更亲近接触海水和沙滩,对滨海旅游资源环境有更高要求,第②和③组滨海旅游活动对环境要求次之,但偏好沙滩竞技活动的旅游者是例外。3结论
本文采用离散条件评价法给出九类滨海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通过滨海旅游活动经济价值评价发现这类旅游资源所承载的经济价值,可以从社会福利经济学的角度作相应的补偿,弥补资源的过度使用与破坏;另外,发现旅游者所感兴趣的旅游活动价值为适度开发区域旅游活动,科学制定各类滨海旅游资源利用价格提供借鉴,为滨海旅游资源环境破坏补偿机制提供参考依据。从政府角度积极宣传滨海旅游资源保护的经济意义。基于海洋资源的各种旅游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系统的方法,全面规划滨海旅游景区各种旅游活动,为旅游者提供多种旅游产品,引导游客参与多种旅游活动的兴趣,改善他们的支付意愿水平。以钓鱼为例,与国外研究结果相比,我国游客对钓鱼活动的意愿支付水平远低于国外游客对钓鱼的支付意愿水平。究其原因,并非是我国游客不喜欢钓鱼这项运动,而是因为我们滨海钓鱼的环境和可供垂钓的资源,包括鱼类资源相对匮乏,缺乏对钓鱼者的吸引度,故我国游客对钓鱼的支付意愿自然明显偏低。但是,可以断言,其价值改善的空间很大。此外,滨海公园管理部门可根据游客对各类旅游活动的意愿支付水平,尝试引用不同的价格机制,这将有益于各类滨海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
文中提出采用单解释变量对数效用差模型的二元选择条件评价法评估九类滨海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得到较好的拟合结果;Logit和probit模型计算的wtp结果近似相等;每人的零截断wtp是38-125元(见表3)。
剖析旅游者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中年龄、教育、收入,和旅行距离变量的差异,及它们所反应出的旅游者偏好的旅游活动;根据旅游者在所偏好的滨海旅游活动中亲近海水和沙滩的程度分成4类活动,表现出wtp的递减规律;不足之处是某些滨海旅游活动的样本量较小,需要进一步实证,另外,钓鱼和乘艇旅游活动的样本较小而且从参与主体看二者完全不同,前者多为较近距离的旅游者,后者更体现出长途旅游者所亲睐的旅游活动,将它们隶属于第③组仅仅基于计算的wtp结果,这就存在较大弊端,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证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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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经济价值篇2
一、乡村旅游和农村区域经济
乡村旅游是在乡村地域内开展的，以乡村独特的生产方式、田园风光、人文古迹、民俗风情以及乡村生活情景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观光、休闲、度假和学习考察的旅游活动。农村区域经济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的内在联系、商品流向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经济联合体，是特定区域农村经济整体的总称。每个区域都有其特有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和特点，因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性。
二、乡村旅游产业和农村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实意义
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表现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与第三产业的旅游业相联接，对于农业产业升级、调整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稳定农村社会，增加农民收入，农户离土不离乡，就地搞接待，对其兼业、转业的技术要求不高；改变农村破败的面貌促进农民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整体提升农村地区的卫生面貌；沟通城乡，引进城市资金流、信息流以及先进的思想观念，缩小城乡差距。因此，乡村旅游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最终要实现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农业产业的区域化、专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将有限资源实现最佳配置的体现，也是农村从温饱向小康迈进的必由之路。农村经济生产的区域化，有益于实现农业生产的统一组织、统一协调、统一标准和指导；有益于“品种、知识、科技”三大更新工程；产品易集中收购和销售；容易实现效益农业致富农民，推进农产品的深度加工。实现农村经济区域化，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基础。
三、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业的现状
（一）宏观管理力度不够，相关政策欠缺
中国“旅游法”尚未出台，乡村旅游的发展更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在这方面也未能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保护和管理。这种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自由发展的状况导致许多乡村旅游地发展处于自发、盲目、无序状态，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景点分散，缺乏整体规划
目前，乡村旅游的发展普遍存在投资与经营规模小、地区分布与组织形式散、项目低水平重复设置、市场竞争秩序乱的局面，地域上的分散性也给旅游线路在设计上造成很大困难。而且乡村旅游景点在很大程度上和其他旅游景点缺乏有机联系，共生性较差，极大地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项目活动形式单一，产品深度不够
渝西经济走廊乡村旅游的主体方式仍是以观光旅游为主，丰富的农业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虽然已经注意到产品开发的参与性，但因对其深度挖掘不够，使旅游活动形式过于单调。
（四）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环境条件较差
尽管各乡村旅游区开发时对基础设施建设都有较大的投入，但由于乡村旅游地大都位于城市的郊区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许多基础设施仍然适应不了游客的需要。
四、乡村旅游产业与农村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对策
（一）打造乡村旅游的品牌文化
在积极支持和鼓励农民在办好家庭旅馆和提供特色餐饮服务的基础上，组织、引导和培训农民依托当地的特有资源，参与设计、开发和销售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服饰、手工艺品、特色食品、旅游纪念品等旅游商品。提升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附加值，使更多的农民成为制作、生产旅游商品的能工巧匠，并从中得到实惠。努力打造“一村一品”、“一家一艺”；推动接待、农副产品加工和旅游商品生产的分工，加强自主品牌深加工农产品和纪念品、工艺品的开发和生产，提升产业化水平，逐步完善乡村旅游商品生产和销售体系。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
科学编制乡村旅游规划，并纳入各级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农业发展总体规划和旅游总体规划，强化规划的衔接和协调。建立规划实施和监督机制，加强乡村旅游规划执行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同时，建立健全乡村旅游标准化体系，建立和实施乡村旅游住宿、餐饮、娱乐、购物等主要消费环节的服务规范和安全标准。启动准入标准、组织管理标准、基础设施标准、服务标准、市场营销与信息管理标准和乡村旅游区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等地方性标准的制定，提升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和档次。另外，根据乡村旅游地域差异大、类型丰富、方式灵活多样等实际情况，要加强分类指导。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发展，明确各自工作重点，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
（三）加大对乡村地区的资金投入
探索推动重点地区农村旅游项目的集中招商，吸引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引导大型旅游企业参与开发和经营。鼓励多渠道和多层次筹措资金，探索建立社会化的旅游就业发展基金。积极鼓励和引导规范各种扶贫基金和社会捐助。建立“政府主导、业主开发、市场运作、多方参与”的开发建设机制，以财政投入为引导、业主开发为主体、社会资金为补充、项目经费打捆使用的模式，多渠道投入。在确保农民利益基础上，鼓励社会资金以租赁、承包、联营、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投资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兴办各种旅游开发性企业和实体；鼓励农民集资入股或以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公司＋农户方式参与乡村旅游投资开发；有条件的地区要引导大企业参与投资开发，推动乡村旅游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四）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环境建设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当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布局中部署和推动，促进各级政府有关公共服务向乡村旅游延伸，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农村沼气、乡村道路、人畜饮水、乡村清洁等支农工程项目要向发展乡村旅游的村镇倾斜，推动乡村旅游开发项目和各种支农资金挂钩。重点是优先解决交通干道、重点旅游景区到乡村旅游点的道路交通建设；加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加大旅游区及周边环境垃圾和污水处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有机食品建设；推进旅游村镇街道硬化、绿化和亮化工作，指导乡村旅游点房屋外表改造和标牌、标识规范设置；改善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条件。
（五）因势利导起好带动特色经济
积极探索，用好用活国家和市政府制定的土地流转、土地整治和土地转换等土地政策。在“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地布局更合理”的前提下，探索按照“城乡挂钩、指标周转”的要求，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保障乡村旅游项目建设用地。各级政府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采取补助和奖励等办法，鼓励乡村旅游企业应用小型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在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等扶持中，对乡村旅游示范点予以支持。在星火计划、863、服务业支撑计划、新能源发展计划等重大科技专项中，加大对乡村旅游的科技扶持，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相关科技计划，享受相关政策，用于发展乡村旅游。
旅游的经济价值篇3
山东省地处暖温带沿海，自然资源丰富，齐鲁文化昌达，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区位与资源条件，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大省，2008年山东GDp总量31072.06亿元，居全国第二位，第一、二产业优势明显，第三产业增长迅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依托优越的区域基础条件，山东省旅游业成绩显著，逐渐成为山东省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创造巨大的业内收入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带动了相关产业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近几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公报的数据来看，山东省无论国内外旅游收入或是旅游人次均逐年递增，城乡居民收入增加，旅游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外旅游市场持续快速发展。但是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是特定时期内区域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的体现，反应着区域旅游业内外部运作机制的合理性程度，涉及方面繁多、内容复杂，不能单纯由某一两类业绩数据判定。本文基于旅游经济的属性与发展因素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相关统计数据资料为基准，对连续年度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以期解释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规律、预测发展前景，为相关学术研究及旅游优化调控提供参考。
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受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旅游经济表现在价值上是直接服务于旅游业的收入和支出，其发展水平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一个地区的旅游业竞争力，反映出该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旅游竞争状况与市场地位，对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是对区域旅游业整体经济实力的全面评价，属于多目标综合性评价问题。本文以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科学化与规范化为立意目标，选择旅游产业规模、旅游产业结构、旅游经济效益和旅游经济发展速度作为指标体系的因素层因子，构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并以旅行社、旅游饭店和旅游景区三大旅游企业为代表，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等原则前提下，参照相关的研究成果[1～3]，选取23个指标构建了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
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也即发展现状具体体现在前三个因素上，即旅游产业规模、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经济效益，它们代表了一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规模。其中旅游产业规模反映了区域旅游市场的运营效果，决定了该地区的旅游接待力，该因素包括6个指标；旅游产业结构体现了区域旅游产业内部的部门配置，一定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着一定的旅游产业结构，而旅游产业结构又直接影响着区域旅游产业布局与旅游产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该因素包括5个指标；旅游经济效益则反映了旅游业的运营效率，展现了该地区的旅游创收能力，包括7个指标。同时，一个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还体现在它的旅游经济发展速度上，虽然不能衡量该地区的现实旅游竞争力，旅游经济发展速度却代表着该地区的旅游发展潜力，反映了该地区旅游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驱动性，是评价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该因素包括5个指标。
二、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1.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本文选用的topSiS多目标综合评价法（techniquefororderpreferencebySimilaritytoidealSolution），也称为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是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一种常用的决策技术，是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中常用的一种科学方法[4]，基本思路是对原始数据矩阵归一化处理后，选出最优方案和虚拟最劣方案，然后分别计算出几个评价方案与最优方案和虚拟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获得评价方案与最优方案的相对接近程度，以此作为评价优劣的依据。
文中评价体系涉及的23个指标184个数据均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和山东旅游政务网（），其中，旅游产业规模与旅游经济效益的的指标数据均为原始数据，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中的比重与增长率数据由对应年度原始数据计算而得；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山东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本文选取了2000—2008年间的有关数据，并剔除2003年非典特殊时期的数据。
2.数据分析。将山东省2000年至2008年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作为8个评价单元（Y2000—Y2008），对23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依据topSiS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基本步骤进行分析，首先得到原始矩阵X；对原始数据归一化并赋予数据相应权重后（考虑指标性质同时为计算方便，4个因素赋予相同权重，各因素下指标在各自因素层中也赋予相同权重，三大旅游企业类指标作为二级指标各赋予一级指标三分之一的权重），得到加权规范矩阵Z。
根据表2中的Ci值可知，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8个评价单元中，2008年为最优单元，Ci值为0.6281，其他依次为2007年、2006年、2002年、2005年、2004年、2000年，2001年为最劣单元，Ci值为0.2290。
3.评价结果分析。计算结果显示，研究期初的2000年与2001年为山东省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两年，Ci值分别为0.3131和0.2290，第三年即2002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增幅0.2234，当年Ci值为0.4523，研究期的第四年即2004年Ci值为0.3927，较2002年降低0.0596。2003年受非典冲击，山东省旅游业陷入冷运行态势，必然导致当年旅游经济水平的低谷现象，也直接影响了下一年山东省旅游市场，该原因可部分解释2004年的低Ci值。之后几年，随着非典的远离，旅游市场秩序逐步恢复，旅游市场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迅速回升，2005年Ci值较2005年上升0.0408，2006年Ci值0.5215，已超越非典前2002年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这也体现了山东省旅游业运作机制一定的成熟性，具有一定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研究期末的两年，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仍不断提升，2007年Ci值为0.5642，较2006年有0.0427的增幅，2008年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达到最高水平，Ci值为0.6218，较2007年有0.0576的增幅。为进一步探析山东省旅游经济发展状况，明确山东省旅游经济的发展重点与调整方向，仍以八个年度为评价单元，运用topSiS多目标综合评价法分别求出因素层四大因素的Ci值（表3），直观表示（如图1所示），数据处理步骤同上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由表3数据和图1示例可知，山东省旅游产业规模与旅游经济效益Ci值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尤其是旅游产业规模，Ci值由2000年的0.0541直线状上升至2008年的1.0000，表明山东省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旅游收入逐年增多，旅游接待能力日益提升，2008年旅游产业规模达到研究期内的最优状态；旅游经济效益Ci值2002年达到一个高峰后2004年下滑至0.1959，之后平稳上升至最优单元2008年的0.6358，曲线走势类似于上文旅游经济发展水平Ci值，表明山东省旅游产业的创收能力逐渐增强，产业经营效率不断提升，但在非典后调整期间旅游经济效益出现了短暂的低谷现象。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经济发展速度Ci值与上文旅游经济发展水平Ci值走势不同，二者Ci值并未有上升趋势而是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其中旅游经济发展速度最劣单元为2001年，Ci值为0.3110，2002年虽反弹达到最高值0.5717，但随后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2005年与2006年仅有小幅回升，2008年降至0.3829，仅高于最劣单元2001年，可知山东省旅游经济2002年左右发展十分迅猛，2004年后发展速度逐渐放缓，趋于平稳状态，旅游经济发展动力减弱；旅游产业结构Ci值波动较大，最优单元2002年Ci值为0.7545，2002年后旅游产业结构Ci值大幅下降，2005年降至低谷后稳步上升，2008年达到一个仅次于最优单元的高值0.6358，表明山东省旅游产业结构存在不尽合理之处，整个产业结构处于不断调整与适应的状态，呈现出不同的竞争优势，山东省旅游各产业部门虽正逐渐转变观念，积极开拓旅游市场，但仍未达到最优结构组合，不利于旅游产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
结论与探讨
旅游的经济价值篇4
一、旅游动机与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
经济生活的同质化趋势决定了个体所选择的旅游目的地也必然会以追求物质财富为阶段性目的，只不过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受到当地民族文化影响的。如果说旅游目的地是作为个体证明自我价值的一个“异域”而存在的话，个体可以在这样的异域内体验民族文化，并在体验的同时享受一种在“同域”社会无法体验到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那么作为异域的旅游目的地必然会以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去吸引个体旅游，并在旅游中为个体提供可以体验满足感和幸福感的途径。这样，在个体的旅游动机和作为异域存在的旅游目的地的共同作用下，当个体有一定的闲余资金和一定的空余时间的时候，旅游就成为一种可能。丹尼逊•纳什(Dennisonnash)曾指出，“旅游把一个人从一些日常惯例中解脱出来，进入休闲的旅行中，而那些日常惯例的背后是其长久的历史及社会力量”，［2］50也就是说，旅游动机的产生并非是旅游者的一厢情愿，而是与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特别是作为异域的旅游目的地，当其自身所拥有的民族文化能够满足个体异域文化体验的时候，旅游目的地也必然会去塑造自身的旅游形象，从而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目的地之所以会努力塑造自身的旅游形象，这与旅游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是直接相关的。从旅游目的地的地域层面上来看，旅游必然能够带来经济性利益，这种经济性利益必然会成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博弈的对象、成为旅游目的地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博弈的对象。从旅游目的地的群体层面上来看，旅游所带来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必然会影响当地人的社会化进程，特别是现代性社会对经济性利益的强调，也会逐渐影响当地民族文化的展演形态并改变当地人对“经济”的理解，并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受到现代性社会价值标准的影响。
如果说，异域民族文化的存在使得生活在现代性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体验到，人性的价值并非是经济层面上绝对的物质财富积累，而是个体人性解放与个体价值回归的话，那么，旅游目的地在对自身旅游形象进行塑造的时候，就必然会将个体在短暂旅游中所排斥的社会价值放置于其民族文化形态之下。因此，在旅游目的地同样存在着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与融合。一种为民族文化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是旅游目的地原有民族在日常生活的一种自然状态，与其生计方式、家庭亲属关系、宗教祭祀形式、财产继承方法等民族文化紧密联结;一种为现代经济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是经济交往的产物，是现代性社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产物，它将不同区域的群体纳入现代经济资本的势力范围，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价值取向。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表现为，原有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个体和家庭在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有各自的位置和角色，个体和家庭的位置和角色维持着群体社会的有序变迁;而现代经济价值体系就有可能将原有的个体和家庭在群体社会中的关系网络碎片化，造成个体和家庭在原有社会中的失序。这两种价值体系的融合就表现为，经济价值体系是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原有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必然会受到这种发展的影响，个体和家庭也必然会在这种发展中选择有利于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旅游者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与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价值和现代经济价值，双方各自内部不同价值体系的冲突和融合，就有可能造成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两者在目的与手段上的非同一性倾向。
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寻求个体人性价值的回归与释放，这种回归与释放的实现必然是需要以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价值体系作为前提条件的;而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过程中寻求经济价值体系的构建与确立，这种构建与确立的实现必然是需要以旅游者的社会价值为前提条件的。旅游者的目的是要体验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价值，旅游目的地的目的是要和旅游者的社会价值趋向一致，两者的手段都是旅游，但目的各不相同。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决定了其在旅游的过程中必然在异域中寻找与同域相异的文化形态，并试图去体验这种文化形态，从而能够在异域中以自我的方式实现着个体价值。旅游目的地则迎合着旅游者的这种旅游动机，在旅游目的地的同域、旅游者的异域中将民族文化形态向旅游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展演，这种展演是旅游目的地自我旅游形象塑造的组成部分。形象塑造的目的就是掩盖与旅游者社会价值的同质性，以及旅游目的地对现代经济价值的追求，从而凸显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价值，并努力与旅游者的个体价值相契合，进而强调旅游目的地的异质性。这种通过民族文化展演去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民族文化异质性凸显的路径，则是旅游目的地文化变迁的结果。旅游影响下的文化变迁对旅游目的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民族文化展演形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者一样，都受到了现代性社会中经济所凸显的物质性利益影响。旅游目的地各种利益主体同样在这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将其经济行为与这种经济价值保持一致。各种利益主体的经济行为整合为一种整体的经济行为，作为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的一种手段，将其原有的民族文化进行各种形式的重新创造，以不同的文化形态向旅游者进行展演。这种文化变迁是旅游目的地经济价值体系构建的一个过程。特别是旅游目的地在工业、农业资源都匮乏的情况下，若想在现代性社会中谋求其自身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利用其自身的民族文化这一优势资源，进而通过旅游的形式融入现代性社会进程当中。这样的文化变迁，其实质就是在现代性社会的影响下，将民族文化作为旅游目的地自身旅游形象塑造的资源，从而谋求经济的物质性利益，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利益主体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受到这种文化变迁的影响并改变着他们的经济行为方式。因此，与其说旅游目的地的展演是一种文化展演，不如说是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文化展演，只不过这种文化展演是将原有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放置于现代经济价值体系内部，把民族节日、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文字、民族宗教等这些与旅游目的地原有民族文化价值体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因素，通过某种形态向旅游者进行展演。在这样的过程中，旅游者体验了异域民族文化，并以自我的方式实现了个体价值;旅游目的地既塑造了自我的旅游形象，同时也建立起了现代性的经济价值体系。尤其是当不同的个体，特别是与旅游者同域的个体，通过家庭或者团体等小群体的旅游形式出现在异域的时候，个体价值的实现就伴随着家庭价值或者群体价值的实现而同时实现，这也说明了个体价值的实现在旅游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化思想和行为的产生。
二、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与旅游者的旅游需求
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在其成为参与经济活动资源的时候，是在强调异域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同域与异域相较而言的特殊性，是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两者相向的特殊性;同时也能够作为旅游产品以各种形式向旅游者进行展演，从而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旅游者的旅游需求除了物质需求之外，更多的是在旅游中追求能够满足其精神需求的民族文化。旅游者不但在异域中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也以自我的方式实现并彰显着个体价值。旅游过程中所能满足的物质需求，除了旅游者同域的经济性物质需求之外，更多的是在能够体现异域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中，寻找能够满足旅游者自身需求的有形与无形物质，这种物质能够触动旅游者的感官。也就是说，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是作为能够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的一种旅游供给，这种供给就包括民族饮食、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节日表演等。特别是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在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可以被资本化，并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进而被产品化、商品化，依附于有形或者无形物质的载体，和其他商品一样，贴上价格的标签，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符号，遵循着经济交往的规则，并参与到现代性社会经济一体化进程当中。如果说，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能够和其他的商品一样，依托于有形物或者无形物，特别是当某一种商品能够代表某一种民族文化、并被冠以“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称谓的时候;当旅游者购买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而满足的却是旅游者对民族文化的旅游需求的时候，民族文化也就实现了符号化，而商品作为民族文化的符号，也就能够被旅游者接受并在某种程度上消费着异域的民族文化。例如，旅游者可以购买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手工艺品、体验民族舞蹈和民族音乐、甚至在旅游目的地以自我认为悠闲的步伐观看一些民族景观、品尝民族美食，这些形式都是在消费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但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旅游目的地是否有民族文化、是否能够供给民族文化产品，而在于，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能够被旅游目的地挑选出来，被当地人利用从而提供给旅游者。尤其是当各种民族表演活动成为旅游者必不可少的旅游行为时，类似的“表演”也就成为民族文化真实性(authenticity)分析的对象。迪安•麦坎内尔(DeanmacCannell)认为这种表演是一种舞台化的结果，为旅游者营造一种真实的感觉。无论是前台抑或是后台，都是为了让旅游者满足其对民族文化的各种感官体验与享受。而埃里克•科恩(erikCohen)认为，“只有当这些活动成为‘表演’时，旅游者才有机会看到;也只有当这些活动不再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时，它们才变成‘表演’”。
这就涉及何种类型的民族文化能够被资本化，何种形态的民族文化能够被商品化，何种物态的民族文化能够被符号化。问题的重点，也不在于旅游者是否有旅游需求，而在于旅游者是否能够在旅游目的地这一异域中满足其旅游需求，旅游者的个体价值能否在异域的旅游过程中得到实现。因为个体的心理性需求和生理性需求已经决定了其在社会中各种需求形式存在的意义。因此，旅游者并不因为异域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特殊性而改变其原有的需求形式，只不过在旅游目的地，这种需求能够和民族文化一样，体现其与原有生活形态的差异性、特殊性。是否可以说，当作为个体的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进行各种消费活动的时候，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而存在的，是为了能够参与经济活动而存在的，是一种单纯为了向旅游者进行展演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因为旅游需求和民族文化一样，都因其特殊性而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着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的一致性。如果说，在现代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民族文化存在的目的是与旅游者所处的社会一样，也是为了追求经济性利益的话，那么，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存在，并且不断得到彰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文化能够为旅游目的地带来各种利益。尤其是当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是随着大众旅游的出现，并通过旅游者的体验以及各种消费行为而被外界认知的时候，且当旅游者只能通过其在同域获得的资本并支付一定量的货币才能在异域看到、听到、品尝到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的时候，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就随着现代性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变迁。变迁直接表现为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必须使民族文化在当下存在，而民族文化在当下存在就能够为旅游目的地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也将与当地人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转化为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当地人因这种变迁和转化，而将民族文化这一资源投入到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当地人也通过这种民族文化而获得经济利益，进而去改变处于劣势的经济地位和身份。若不强调民族文化、不凸显民族文化存在的价值，旅游目的地的差异性无法凸显，旅游目的地试图通过民族文化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当地人试图参与现代性社会生活方式的需求无法满足。因此，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不仅满足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更为主要的是，也使得生活在旅游目的地的当地人意识到民族文化在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重要性，从而影响了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的展演形态。例如，作为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的丽江古城，当外地人不断以旅游者、消费者、经营者、建设者等身份涌入古城时，作为当地人的纳西族则陆续搬出了古城。但丽江古城依然作为纳西民族文化展演最大的空间，被外地人和当地人共同塑造着其旅游形象。浪漫、漂泊、自由、发呆、艳遇等最具后现代性的元素，与东巴文字、纳西神话、土司木府、一米阳光等最具纳西族文化的元素杂糅到一起，将个体的放逐与社会的禁锢、异域的想象与同域的现实通过大量的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民族性形象塑造的共同作用，以民族文化展演形态为最终所指。民族文化的展演形态通过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体现出来，通过当地人的经济行为表现出来。当地人在利用民族文化这一资源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时候，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不仅满足了自我的旅游需求，同时也实现着当地民族文化的价值。这种价值，由当地人和旅游者共通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组成。当地人为旅游者供给最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商品，诸如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格局的民居、纳西古乐、东巴造纸、东巴木雕、牦牛骨雕、丽江粑粑、鸡豆凉粉等等。甚至当旅游目的地中的当地人在出售这些商品的时候，往往也会用“民族文化”去营销。诸如“吃的不是食品是民族文化”、“穿的不是服装是民族文化”等等类似的话语，似乎也在向旅游者表明，“我们”与“你们”如此不同，我们的纳西民族文化成了你们今天相互追捧的对象。当地人这种以强调商品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的经济行为恰恰说明了民族文化是可以被展演出来，并被旅游者认可和接受的。这种展演在经济因素和旅游者旅游需求的影响下，会表现出不同的展演形态。
一方面，旅游者旅游需求的存在使得旅游目的地在供给民族文化商品的时候，会受到旅游者偏好的影响，进而使得民族文化的展演形态表现为迎合旅游者偏好的倾向。旅游目的地会将其原有的民族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发明和创造，以便能够以合适的形态被展演出来;并在展演的过程中将那些能够吸引旅游者、并被旅游者接受以及能够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民族文化形态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强化其原有的民族文化因素。例如原有的民族歌舞表演，只是在节庆时期举行，现在为了旅游者可以每天定时定点进行展演。而在展演的时候也一直都在强调这是“民族”的歌舞，是“民族文化”。而旅游者想要观看这些民族歌舞大多数时候须向旅游目的地的一些组织或者个人支付一定的货币。也就是说，以前的民族歌舞是当地人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现，现在成为经济性利益影响下的一种展演。民族文化展演形态就表现为一种经济行为的展演，是为了经济性利益而进行的展演。这种展演形态往往因“民族文化”的表象而被遮蔽。即展演是一种表象，背后则是当地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通过这种展演形式，在当地人和旅游者之间建立关联，旅游者体验的是民族文化，而当地人体验的是经济行为，两者相互依存。另一方面，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通过经济行为被展演出来，是因为民族文化在现代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处于特殊性的地位。在经济一体化的普遍性进程中，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能够被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利益主体利用并被资本化、商品化、符号化，这种特殊性一旦作为经济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其自身就转化为一种经济优势，这种经济优势就是旅游目的地通过把与当地人原有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食品、服饰、民居、文字、宗教等都贴上“民族文化”的标签，并把旅游目的地因受现代性生活方式影响的各种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掩饰，为旅游者营造一种强烈的“异域”氛围、营造一种特殊性的民族景观。民族文化的展演形态就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展演，这种整体性是由旅游目的地各种利益主体直接或者间接共同参与的结果。这种展演形态由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发展路径所决定，即旅游目的地期望通过旅游带动当地社会整体发展，不至于在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处于劣势地位。但资本化、商品化、符号化作用下的民族文化，其展演形态对于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两者来说，并非绝对是一种良性的交往结果。戴维德•格林伍德(DavyddJ.Green-wood)曾指出，将旅游者吸引到旅游目的地，这是对地方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一种认可，从旅游审美的角度来说，旅游强调了地方的建筑、艺术、表演，这对民族文化来说是一种宣传和巩固。但由于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商品化的包装，这改变了地方文化，导致地方社会内部分裂，从政治上破坏了地方文化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使当地人对民族文化产生怀疑。［4］161由此，民族文化的展演形态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所决定，即旅游者所处社会的经济价值标准并非完全决定了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的展演完全是为了经济性利益;同时，民族文化的展演形态也不是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主观臆造，而是文化变迁的一种形式。旅游目的地表面上的“异域”，其实已经受到现代性社会进程的影响而和旅游者处于“同域”。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以何种形态进行展演，是受到当地社会发展和外部社会进程共同影响的。而当地社会和外部社会对于旅游者来说，其实就是其所生活的同一个社会。因为社会价值体系的差异只有整体与部分的差异，即现代性社会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其社会价值体系对个体的影响在于，个体必须通过其不断的劳动付出、不断出卖劳动力才能得到支撑其在现代性社会中生存的资本，并获得与其身份和地位相当的货币资本。而作为“异域”的旅游目的地，处于整体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其必然也会受到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当地社会的价值体系在作为部分而存在的时候，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受到整体价值体系的影响，虽然原有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必然与现代性社会中的经济价值体系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但并不阻碍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影响当地社会以及当地人经济行为的进程。而当地社会将民族文化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资本，也正说明当地社会受到了整体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特别是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对经济因素的物质性、数量性的考量使得当地社会在选择发展路径的时候，也将自我的发展和经济的物质性、数量性相结合。只不过这种结合是将自我所具有的民族文化这一原本在现代性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的、隐匿的资源转化为优势的、显现的资源，并将这一资源作为一种稀缺性、差异性而向外界、向旅游者进行展演，并在展演的过程中获得经济性利益。或者说，也正是由于旅游，才使得处于现代性社会进程中的旅游目的地能够将其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异域”的载体而向旅游者、向外界进行展演，并在展演的过程中，满足了旅游者对异域的各种想象、各种需求;也满足了生活在旅游目的地中的当地人对经济性利益以及现代性生活方式的需求。旅游者作为一种外部因素，推动着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被展演，民族文化展演形态也在旅游的种种经济行为中经历着多样性的变化。
三、民族文化展演形态影响下的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
民族文化的变迁对于世代生活在旅游目的地的当地人来说，因旅游而将其生活方式面向旅游者进行展演，这样的民族文化是当地人的民族文化，还是旅游者的民族文化?当地人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吸引旅游者的优势资源，并将民族文化融入到其经济行为当中，这样的经济行为，既有现代性社会普遍性经济理性的影响与经济价值的最终取向，更有地方性社会民族性经济理性的作用与社会价值的合理导向。如果说，旅游者是作为民族文化的消费者而存在，当地人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生产者而存在，民族文化是作为有形或者无形的商品而存在，那么，民族文化可以通过旅游，“在国家不平等的层面上和在全球旅游冲击的语境中，重新创造一种古代的仪式展演，以及一种新的个体和地方认同的叙事”，［5］147在这样的程度上，民族文化展演形态或许影响了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及个体价值取向，同时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经济行为。当地人是民族文化展演形态的创造者，是民族文化展演形态的继承者，并在展演的过程中既塑造了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也塑造了旅游者在当地人心中的形象。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地人所处的地方性社会价值体系，对旅游者形象塑造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消费者所处的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两种价值体系除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之外，也有当地人与旅游者两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种关联与后现代性社会中大众旅游的出现、消费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兴起密不可分。约翰•尤瑞(JohnUrry)曾指出，“后现代也使得表演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出现了问题。意义(Signification)的形象化和可视化，使表演和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没有电影、电视、录像、流行视频，等等)。再者，很大一部分意义的对象就是现实，即表演本身”，［6］105这也就说明，民族文化展演本身是一种旅游目的地现实最真实的展演，是将旅游目的地现有的生活方式以表演形式展现给旅游者，从而赋予了民族文化在后现代性社会中的意义，同时也通过民族文化展演形态影响着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大众旅游的出现使得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者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实现着各自生活方式的更新。这种更新就是旅游者可以去不同的旅游目的地体验不同的民族文化展演形态，而旅游目的地的当地人则可以面对不同的旅游者对民族文化展演形态进一步创造。拉温德拉•维尔马(RavindraVerma)曾指出，“大众旅游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展，其允许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交通工具运送大量的人去往能够休闲的地方，这又进一步促使更多的人开始享受休闲时光的美好”。
也就是说，大众旅游使得生活在现代性社会中的旅游者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利用便利的交通工具，间续性地选择旅游这种休闲方式;而当地人则通过这些旅游者，将其民族文化向不同的旅游者进行展演，而在展演的同时，又对原有的民族文化进行创造与发明，使得民族文化展演形态对于旅游者来说，更具有感官效果，更具有吸引力。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以各自适应和迎合的方式，实现了各自的目的。大众旅游的出现是旅游者作为中产阶级扩大的结果，这种结果将旅游者源源不断地向旅游目的地输送。大众旅游的出现也是旅游目的地融入现代性社会的一种路径，这种路径首先将生活在旅游目的地的当地人卷入到现代性经济活动中，其次则将与当地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族文化融入到这种经济活动中，进而改变了当地人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在面对旅游者时最直接表现为将民族文化以展演的形态，外显于其日常的经济行为当中;直接表现为将旅游目的地的各种消费对象民族文化化，舞蹈是民族文化、建筑是民族文化、服饰是民族文化、饮食是民族文化、手工艺品也是民族文化。如此众多的民族文化展演形态共同构建了当地人的经济行为，并将这种经济行为赋予民族文化的色彩。因此，大众旅游的出现，不仅仅是旅游者数量的变化，更是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的变化。两者的变化将个体与社会、经济与文化、中心与边缘、世界与地方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通过各自的经济行为，融入到现代性社会的进程当中。身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而作为旅游目的地主体的当地人，其经济行为也受到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大众旅游的出现，并伴随着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使得旅游目的地必然会将其拥有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出来，并生产出便于旅游者消费的民族文化产品，进而投入市场化运作，变成民族文化商品，这正是民族文化展演形态之所以在旅游过程中多样化的原因之一，也是消费社会在旅游目的地所产生的影响之一。消费社会的发展给旅游所带来的影响，对于旅游者来说，其所拥有的货币资本，除了满足生活基本需求之外，更需要满足其旅游需求，旅游需求本质上仍旧是一种消费需求。旅游者需要通过其在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行为中寻找满足感，寻找能够实现其个体价值的消费对象。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的旅游者，其旅游的最终目的，不仅仅只是把休闲作为单一目的，而是将旅游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以此表现个体的自我与他者如此的不同。例如，旅游者向其原有社会关系网络里的人们赠送在旅游目的地购买的民族文化商品，这时的民族文化商品就转变为一种礼物;也可以将旅游作为一种暂时性逃离其原有社会关系网络束缚的方式之一，不再有各种世俗的社会交际，寻找个人神圣人性的回归。例如，一些旅游者在旅游之后接受生活在旅游目的地的生活态度，选择暂时或者长久居住在旅游目的地。但无论何种现象，都说明旅游者已经成为消费社会的一员，当旅游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消费各种有形和无形商品。这种消费，是对旅游者在原有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的重新诠释与塑造。而消费社会对于旅游目的地来说，也为当地人原有社会身份与地位的变化、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等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推动力。当地人借助于民族文化资源，将民族文化商品化、符号化，从而供给旅游者，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让•波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曾指出，“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
这也就说明，旅游者对民族文化的消费，其展演形态在为旅游者提供可以实现其个人价值对象的同时，也和当地社会同步受到消费社会发展的影响。地方性社会发展的进程也必然受到由大众旅游所带来的、更大范围和影响力的消费社会的影响。种种影响外化为民族文化展演形态的变化，当地人通过自己的经济行为重构了民族文化在原有社会中的关系，并将民族文化展演形态表现得更符合旅游者的感官享受，从而将民族文化从原有社会中抽离出来，而当地人之所以将民族文化展演形态迎合于旅游者，并从原有社会中抽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消费社会为当地社会所带来的经济性利益，正是当地人重构社会关系的动力，而为了维持这种动力，就需要进一步把民族文化上升到“产业”的层面上，将地方性的消费社会纳入到规模化、形式化、产业化、商品化等现代性经济社会环境中，从而把旅游目的地作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文化产业的兴起首先推动了旅游目的地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通过现代传媒能够把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传播到旅游者所生活的现代性社会中，并激起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各种想象。同时，文化产业的兴起又为旅游者提供能够满足其消费欲望的商品，并将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以民族文化为载体联结起来。旅游者需要在旅游中寻找能够实现其个体价值与人性回归的事物，旅游目的地需要在旅游中寻找能够实现地方性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而文化产业能够为两者各自的目的提供一种工具性的支持。这种工具性借助现代产业生产、现代组织结构、现代营销模式、现代物流配送等技术性手段，既在旅游目的地为旅游者提供各种民族文化商品，又能够将生活于现代城市中的消费者转变为潜在的旅游者，进而直接到旅游目的地消费;而城市中的消费者在转变为旅游者之后，其消费对象的变化也就促使其将个人价值融入到其旅游行为中，实现其人性回归的目的。但文化产业对于旅游目的地的民族文化来说，则是把民族文化投入到了具体的经济环境运作当中，以旅游者原有的社会价值为判断标准，将民族文化创造为能够满足旅游者实现个体价值追求的镜像环境，从而将旅游者的想象与旅游目的地的镜像杂糅在一起。马克斯•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orw．adorno)曾指出，“工业社会的力量留在了人类的心灵中。娱乐制造商知道，即使消费者心烦意乱，仍然会消费他们的产品，因为每一个产品都是巨大的经济机器的模型，这些经济机器无论是在工作的时候，还是在闲置的时候，都会像作品那样，为大众提供有力的支持”。
旅游的经济价值篇5
关键词: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abstract:theindexsystemtoevaluatelocaltourismsustainabledevelopmentasusualisone-dimensionallinearbyplusalltargets.anassessmentmodeloflocaltourismsustainabledevelopmentbytwo-dimensionisproposed.thetourismsustainabledevelopmentofzhangjiajieisevaluatedbythenewmodel.theresultsshowthetourismofzhangjiajieisinastateofsustainabledevelopmentbyandlarge.thelocalnaturalenvironmentcansupporttourismsustainabledevelopment.butitislimitedbythelocalsociety.
keywords:tour;evolutionoftourismsustainabledevelopment;indexsystem
一、问题的提出
建立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回答区域旅游活动是否促进了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践中的关键环节,也涌现了众多的评价方法,其中较典型、影响较大的有环境容量理论、lac理论、生态足迹模型和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而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于能够涵盖大量信息,具有良好的系统性一直是研究中的热点。
目前,国内以王良健[1]、崔凤军[2]等学者提出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方法,是一种一维线性叠加的方法。在可持续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关于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权重分配上分歧意见较大,或将社会经济系统放在首位,或将生态系统放在首位。旅游发展系统是由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多维非线性空间,将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表现值进行线性叠加,难以反映整个系统的可持续性,累加的方法把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子系统对系统的临界制约作用掩盖了。
本文借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iucn)的“可持续发展晴雨表”评价方法,参考taegyouko[3]提出了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采用二维评价体系,构建了旅游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的一套方法,并对张家界地区进行评价。
二、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区域旅游系统是由自然环境支撑子系统和人类社会子系统组成,自然环境不仅为旅游发展提供了自然资源,而且为旅游发展提供了消纳废弃物的物理空间;人是区域发展系统中的最积极、最能动因素,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口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基础。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要求区域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区域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在区域旅游发展系统中,发展的目标是多重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旅游自然环境的健康和旅游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区域旅游发展的两个基本目标。基于以上思想,以“可持续性晴雨表”中生态-人文二分量模式为基础,构建张家界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采用主观分析法包括反复过滤法、频度统计法、理论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和德尔菲法[4-5],建立一般指标体系,请专家对张家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程度进行判断。对环境方面的指标,评价指标的标准值严格执行部级强制性环境标准;对于单项指标的评分值计算,用该指标的实际调查值除以该指标的标准值,对于取值越小越好的逆向单项指标,则用该指标的标准值除以该指标的实际调查值,即得到该指标的实际评分值;可度量的指标其标准化分值等于旅游目的地实际值与目标值之比。目标值的确定参考中外惯例或相关规定;对于定性评价的指标,一部分指标采用分级法,按等级每级赋予一定分值。一部分采用专家打分法,由评估专家小组(至少5人以上)的各位专家按照评价指标所考核的内容进行打分,根据公式计算该评估指标的评分值:定性指标评分值=∑每位评议专家选定等级系数/评议专家数。
三、张家界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就是要定量地刻画旅游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绩效,及其旅游自然环境的健康状况,也就是旅游资源环境子系统对于旅游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持能力。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由张家界国家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和杨家界风景区组成的武陵源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区,面积达264平方公里,1992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张家界1998年建市至今,大力发展旅游业,已经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张家界旅游发展处于基本可持续状态,张家界地区自然环境对这种发展模式的支持是可持续的。
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多的受人文系统的限制,要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必须在保护资源与环境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人文系统的发展力度。通过比较各指标的实际评分值(标准化值),可以得到影响张家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限制性因子。
第一,旅游收入和国际市场影响力。张家界旅游收入主要靠旅游景点收入,旅游住宿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较高,而旅游购物普遍落后,形成旅游产业结构相对比较单一。张家界入境旅游主要依靠韩国客源市场来维持,韩国客人占全市境外游客总量的90%以上,来旅游的韩国游客中以中老年人为主,约占韩国游客总人数的80%以上。境外市场构成单一,规避风险能力不强。
第二,废弃物处理率。张家界市主要是农业人口,而农业人口的废弃物处理率几乎为零。农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和管理的缺失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农村生活垃圾几乎露天排放,农村生活污水全部是直排,使农村聚集点周围的环境质量恶化,严重破环旅游环境。此外,越来越多的生活污水只经初级处理就排入金鞭溪和索溪,远远超过了溪水的承载力和自净能力,除给风景区造成严重污染外,还影响其自然景观及生态平衡。
第三,景观环境协调性。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和有效的管理,张家界城区环境与景区环境相当不协调。许多现代建筑紧挨着旅游景观分布,这些新建筑的体量、色调、材料、风格与景区天然特色极不协调,形成视觉污染,如袁家界、黄石寨、张家界山庄等处,人工建筑不断扩张。
第四,旅游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张家界传统民族文化逐渐被同化,或者说以前的民俗被冲淡或消失。如张家界本来极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吊脚楼,由于受其它建筑的影响,屋内的设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吊脚楼了。在市区和景区内,“哭嫁”等风俗已经逐渐消失,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第五,人均gdp。张家界人均gdp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张家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忽视了第一、二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后续项目的开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大量基础建设投资的拉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旅游业的初期对总体经济的自然带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是,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旅游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日趋饱和,基本建设投资也会相应减少,旅游业对总体经济的自然带动作用也会日益减弱。
参考文献:
[1]王良健.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j].旅游学刊,2001(1):67-70.
[2]崔凤军.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研究[j].旅游学刊,1999(4):42-45.
[3]taegyouko*,developmentofatourismsustainabilityassessmentprocedure:aconceptualapproach[j].tourismmanagement,2005(26):431-445.
旅游的经济价值篇6
【关键词】旅游资源环境经济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风险损失损益分析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它对于生态环境社会等方面的消极影响逐渐暴露出来。如何对开发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在开发中保护生态环境，使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是目前首要研究的问题。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价值，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技术能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但不能完全替代。
旅游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旅游行为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环境耗损和地方特色的消失。当前，对于旅游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人们往往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认为其是无烟产业，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而旅游消费又是一种精神消费过程，旅游资源不存在枯竭问题。实际上，过度开展旅游活动、不合理开发和游客的大量涌入，也会排出废物、污染环境、消耗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自然资源破坏、旅游资源破坏、生态破坏、社会污染。
一、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1、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人们的思维惯性认为，自然生态区如果没有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它的存在就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某些专业旅游人士也存在这样的看法。www.133229.Com原因在于：虽然它的存在有其自身价值，但这种价值并没有通过货币形式体现出来，或只体现其中的一部分价值可以通过货币形式得以体现，而一旦进行旅游资源开发，门票收入、住宿收入、出售纪念品的收入等等大量的资金收益，让人们看到资源开发后形成旅游区带来的利益，进一步认识到开发的价值。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使人们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时候，一味只重视开发后的经济收益，忽略资源的固有价值。导致对资源的野蛮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在旅游开发的时候要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考虑在内。
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通过一系列方法可以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如印度加尔各达农业大学德斯教授就曾经对一棵树的生态价值进行了计算：一棵50年树龄的树，以累计计算，产生氧气的价值约为200美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62500美元；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31200美元；涵养水源价值37500美元；为鸟类及其它动物提供繁衍场所价值31250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美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价值约196000美元。
根据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方法可分为两类：（1）替代市场技术法。它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评价方法很多，包括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等等。（2）模拟市场技术法。又称假设市场技术法，它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其评价方法为条件价值法。目前，常用的方法为条件价值法、费用支出法和市场价值法。
二、旅游资源开发的风险损失评估
1、旅游资源开发风险评估步骤与方法
（1）充分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地区自然和环境的基本状况，包括地质构造、气候、土壤、河湖分布、植被分布、社区分布等等。社会经济状况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旅游开发项目的社会经济调查围绕项目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人群健康以及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展开。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开发区的产业发展情况、毗邻的工矿企业等。具体包括区域总人口、城乡比例、人口密度、人均耕地与水资源、收入水平与主要来源、居住特点与村镇分布、占地拆迁问题及安置办法、区域社会文化特点，有无特别风俗、教育普及程度、人口文化素质、人文景观与历史文化保护目标。
（2）分析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影响的地区范围。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影响的地区范围包括开发活动的直接影响范围和间接影响范围。按照程序，可分为调查范围、分析范围和影响范围。按照受影响因子的性质，可分为植被、动物、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等不同因子相应的调查与评价范围。一般确定此范围所考虑的因素是：地表水系特征、道路交通状况、地形地貌特征、生态特征、旅游开发项目特征等。可以把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及其影响范围分为三级，如表1所示。
（3）风险识别。逐项分析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对自然环境社会因子各方面的影响，综合分析风险种类及风险发生概率。历史记录法——历史上许多类型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不断重演，如一定频率的暴雨、洪水都有出现期。通过查阅区域的地方志可了解当地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及灾害事件，再根据区域旅游开发活动的现状，分析历史环境破坏在当前条件下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损失。成因分析法——对于自然环境破坏不仅可分析发生原因，还可以找出其发生的规律，揭示其发生的可能性及时空分布。预测法——根据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区域旅游开发的性质和强度，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4）风险估算。不同的风险种类具有不同的风险估算方法，应用这些方法，分析各种风险可能产生的损失，最后进行加和，得到总的风险损失，估算方法如表2所示。
（5）风险评价。对风险损失严重程度进行评价，计算规避风险可能付出的代价，进行全面动态综合比较，以确定具体的旅游资源开发活动是否应在这些可能产生风险的地方有所规避，或进行先期预防，并制定风险规避防范对策与建议。其中主要包括：主要对象——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主要目的——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解决优美和持续性问题，为旅游资源开发区域长远发展利益服务。评价因子——生物及其生境，污染的生态效应，根据旅游开发活动影响性质、强度和环境特点来筛选。评价方法——重生态分析和保护措施，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综合分析评价。工作解度——阐明生态环境影响的性质、程度和后果。评估生态风险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使生态环境功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措施——合理利用资源、寻求保护、恢复途径和补偿、建设方案及替代方案。评价标准——法定标准、背景与本底、类比及其它、具有研究性质。
三、旅游资源开发的损益分析
通常，在对旅游资源开发收益情况进行分析时，一般考虑开发的费效比问题，即开发后产生的经济收益与开发所需的资金及日常维护费用之间的差值，而忽略生态环境的价值，低估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在于在市场中环境的社会价值通常得不到正确的反映，造成市场失效。这主要由于以下因素导致：第一，由于很难制定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正如空气一样。第二，有些从环境中获取的资源可以市场化，而其它的则不能，比如森林、木材可以市场化，由分水岭保护而产生的环境服务则不能市场化。因此，一些非市场的收益经常被忽视。第三，公共可取性资源导致它们可以被所有人开发。如开发者并没有认识到森林资源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大量开采。
在将生态环境价值和损失纳入到分析系统中之后，旅游资源开发的最终收益及区域最终长远价值计算不再只是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包括了3个方面：自然生态区未开发前的自然环境价值a；自然生态区旅游资源开发的潜在风险损失b；自然生态区旅游资源开发的费效比（旅游资源开发后产生的收益——开发所需的资金及日常维护费用）c。
在将生态环境经济价值及生态环境损失纳入到旅游资源开发的损益评价之中去后，自然生态区旅游资源开发的最终收益将变为：c-b，而不是简单经济增长计算中的c，自然生态区旅游资源开发后的最终长远价值将为：a＋c-b。通过这种方法，在对自然生态区进行资源开发之前，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环境损失进行货币化计算，是将环境问题外在化处理的一种方法。这种计算，把旅游区未开发前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价值与开发的潜在风险损失，纳入到开发的收益和旅游区的长远价值计算中去，使开发的损益分析前后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样，旅游工作者们在制定旅游规划时，以及在进行资源开发时，就不会单纯考虑到开发的费效比c的最大化问题。而是把原生态环境经济价值a与开发的风险损失b一并考虑进行计算。因此，通过这样的方法和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开发的盲目性及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旅游开发行为对区域整体环境造成的长远破坏，从而在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关键领域寻求一种平衡，促进旅游业可待续发展（见图1）。
【参考文献】
[1]曾贤刚：环境影响经济评价[m]，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2]马彦：我国西部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j]，武汉工业学院学报，2001.
[3]t.阿姆达尔：挪威风险评估的新准则[j]，水利水电快报，2001.
旅游的经济价值篇7
【摘要】旅游资源开发会破坏原有生态系统，导致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降低，这一点应受到充分重视。文章针对以上两个方面问题进行相关研究与理论探讨，提出包括自然环境价值与生态环境风险损失在内的旅游资源开发损益评估方程。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对资源开发风险进行先期评估，提前预防，尽量减少其开发损失，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旅游资源环境经济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风险损失损益分析
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它对于生态环境社会等方面的消极影响逐渐暴露出来。如何对开发利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在开发中保护生态环境，使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是目前首要研究的问题。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价值，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的基础，科学技术能影响生态服务功能，但不能完全替代。
旅游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旅游行为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环境耗损和地方特色的消失。当前，对于旅游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人们往往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认为其是无烟产业，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而旅游消费又是一种精神消费过程，旅游资源不存在枯竭问题。实际上，过度开展旅游活动、不合理开发和游客的大量涌入，也会排出废物、污染环境、消耗资源。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自然资源破坏、旅游资源破坏、生态破坏、社会污染。
一、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1、自然生态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
人们的思维惯性认为，自然生态区如果没有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它的存在就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某些专业旅游人士也存在这样的看法。原因在于：虽然它的存在有其自身价值，但这种价值并没有通过货币形式体现出来，或只体现其中的一部分价值可以通过货币形式得以体现，而一旦进行旅游资源开发，门票收入、住宿收入、出售纪念品的收入等等大量的资金收益，让人们看到资源开发后形成旅游区带来的利益，进一步认识到开发的价值。正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使人们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的时候，一味只重视开发后的经济收益，忽略资源的固有价值。导致对资源的野蛮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在旅游开发的时候要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考虑在内。
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
通过一系列方法可以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如印度加尔各达农业大学德斯教授就曾经对一棵树的生态价值进行了计算：一棵50年树龄的树，以累计计算，产生氧气的价值约为200美元；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价值约62500美元；增加土壤肥力价值约31200美元；涵养水源价值37500美元；为鸟类及其它动物提供繁衍场所价值31250美元；产生蛋白质价值2500美元。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总计价值约196000美元。
根据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方法可分为两类：（1）替代市场技术法。它以“影子价格”和消费者剩余来表达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评价方法很多，包括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等等。（2）模拟市场技术法。又称假设市场技术法，它以支付意愿和净支付意愿来表达生态服务。功能的经济价值，其评价方法为条件价值法。目前，常用的方法为条件价值法、费用支出法和市场价值法。
二、旅游资源开发的风险损失评估
1、旅游资源开发风险评估步骤与方法
（1）充分了解旅游资源开发地区自然和环境的基本状况，包括地质构造、气候、土壤、河湖分布、植被分布、社区分布等等。社会经济状况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旅游开发项目的社会经济调查围绕项目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人群健康以及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展开。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开发区的产业发展情况、毗邻的工矿企业等。具体包括区域总人口、城乡比例、人口密度、人均耕地与水资源、收入水平与主要来源、居住特点与村镇分布、占地拆迁问题及安置办法、区域社会文化特点，有无特别风俗、教育普及程度、人口文化素质、人文景观与历史文化保护目标。
（2）分析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影响的地区范围。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影响的地区范围包括开发活动的直接影响范围和间接影响范围。按照程序，可分为调查范围、分析范围和影响范围。按照受影响因子的性质，可分为植被、动物、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等不同因子相应的调查与评价范围。一般确定此范围所考虑的因素是：地表水系特征、道路交通状况、地形地貌特征、生态特征、旅游开发项目特征等。可以把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及其影响范围分为三级，如表1所示。
（3）风险识别。逐项分析旅游资源开发活动可能产生的对自然环境社会因子各方面的影响，综合分析风险种类及风险发生概率。历史记录法——历史上许多类型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不断重演，如一定频率的暴雨、洪水都有出现期。通过查阅区域的地方志可了解当地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及灾害事件，再根据区域旅游开发活动的现状，分析历史环境破坏在当前条件下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损失。成因分析法——对于自然环境破坏不仅可分析发生原因，还可以找出其发生的规律，揭示其发生的可能性及时空分布。预测法——根据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区域旅游开发的性质和强度，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4）风险估算。不同的风险种类具有不同的风险估算方法，应用这些方法，分析各种风险可能产生的损失，最后进行加和，得到总的风险损失，
（5）风险评价。对风险损失严重程度进行评价，计算规避风险可能付出的代价，进行全面动态综合比较，以确定具体的旅游资源开发活动是否应在这些可能产生风险的地方有所规避，或进行先期预防，并制定风险规避防范对策与建议。其中主要包括：主要对象——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主要目的——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解决优美和持续性问题，为旅游资源开发区域长远发展利益服务。评价因子——生物及其生境，污染的生态效应，根据旅游开发活动影响性质、强度和环境特点来筛选。评价方法——重生态分析和保护措施，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综合分析评价。工作解度——阐明生态环境影响的性质、程度和后果。评估生态风险损失，采取有效措施使生态环境功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措施——合理利用资源、寻求保护、恢复途径和补偿、建设方案及替代方案。评价标准——法定标准、背景与本底、类比及其它、具有研究性质。
三、旅游资源开发的损益分析
通常，在对旅游资源开发收益情况进行分析时，一般考虑开发的费效比问题，即开发后产生的经济收益与开发所需的资金及日常维护费用之间的差值，而忽略生态环境的价值，低估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在于在市场中环境的社会价值通常得不到正确的反映，造成市场失效。这主要由于以下因素导致：第一，由于很难制定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正如空气一样。第二，有些从环境中获取的资源可以市场化，而其它的则不能，比如森林、木材可以市场化，由分水岭保护而产生的环境服务则不能市场化。因此，一些非市场的收益经常被忽视。第三，公共可取性资源导致它们可以被所有人开发。如开发者并没有认识到森林资源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从而导致大量开采。
旅游的经济价值篇8
（一）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依据科学性、全面性和可获取性等原则，结合安徽省实际，选取具有国际和国内可比较性的20种高等级旅游资源作为评价旅游资源优势度的主要指标（见表1）。表中，旅游资源数量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旅游局官网、中国旅游网、国土资源部官网、安徽旅游政务网、安徽林业信息网和安徽省环境保护厅官网等网站；各类旅游资源的赋权得分通过专家打分法获得。
（二）旅游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选取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研究旅游经济的2个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选取4个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作为研究安徽16个市旅游经济的主要指标（表2）。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比较性，表中指标数据主要为2012年的截面数据，其中，国内旅游收入和国内旅游人次的数据直接来源于2013年《安徽统计年鉴》；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外汇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人次等数据直接来源于2012年安徽16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下文简称《公报》）；在计算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相对值时，所采用的户籍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公报》，《公报》未给出的数据则参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所采用的面积数据主要来源于安徽16个市的政府网站。
（三）研究方法1．旅游资源优势度对区际旅游资源的评价，本研究借鉴王凯［9］、黄成林［1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消除人口、面积等因素带来误差的基础上，结合资源的数量、游览价值及资源间的匹配度来确定各地市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度（表3）。2．旅游经济贡献率为保证旅游经济各项指标数据可与旅游资源优势度进行有效比较，本研究采用旅游经济贡献率来衡量安徽16个市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等各项旅游经济指标，指标数值同样选择剔除了人口和面积等因素影响的相对值。3．旅游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也称经济增长速度，它是反映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指标，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指标。计算公式。4．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是研究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并对具体有依存关系的现象探讨其相关方向及相关程度的一种统计方法。本研究考察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分析，根据相关系数值分级如下：0＜r＜0．3为微弱相关；0．3≤r＜0．5为低度相关；0．5≤r＜0．7为中等相关；0．7≤r＜0．85为显著相关；0．85≤r＜1为高度相关［11］。空间错位理论最早用来分析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错位的情况，本文借用重心模型与聚类和二维组合矩阵方法来分析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情况。基本思路如下：首先借用重心模型公式计算出各次级区域（市）在总区域空间范围内的重心地理坐标。式中，xi是指某一区域的第i个次级区域（市）所在地的经度坐标；yi是指某一区域的第i个次级区域（市）所在地的纬度坐标；mi是指某一区域的第i个次级区域（市）的属性量值（资源、收入、人次等）。然后借用聚类和二维组合矩阵方法判断各次级区域（市）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情况，具体做法是，以旅游资源为横轴、旅游经济各指标为纵轴构建坐标系；同时，分别将横轴、纵轴划分为m、n个等级，形成纵横交错的二维数表（本文均划分为5个等级），将安徽16个市归入相应的交叉网格内，从而判断其空间错位情况。
二、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一）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相关性测定与分析首先根据公式（1）—公式（7），分别计算出安徽16个市旅游资源优势度，然后根据公式（10）和公式（11）分别计算出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的相对值、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的增长率等旅游经济各项指标数值（表3）；基于以上结果，运用SpSS19．0软件的相关性分析工具，对2012年安徽16市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的各项指标的相关性进行统计检验分析（见表4、表5）。根据表4，就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收入相对值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2012年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总收入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591，相关系数值0．5≤r＜0．7，为中等相关；与国内旅游收入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656，相关系数值0．5≤r＜0．7为中等相关；与旅游外汇收入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902，相关系数值0．85≤r＜1为高度相关。就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人次相对值的相关性分析来看，2012年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总人次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616，处为中等相关；与国内旅游人次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709，为显著相关；与入境旅游人次相对值间的相关系数为0．927，为高度相关。根据表5，从旅游资源优势度与旅游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相关系数值均为负数；且除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与旅游资源优势度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在0．3≤r＜0．5的低度相关的范围内，其他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3，处于0＜r＜0．3的区间范围内，为微弱负相关。究其原因，现阶段旅游资源所构成的吸引力仍然对旅游收入及旅游人次总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旅游收入、旅游人次与旅游资源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然而，旅游经济的增长不再单纯依赖于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环境演变和区位条件等因素均对其有重要的影响，旅游经济增长速度与旅游资源之间微弱负相关的关系亟待改善。
（二）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空间错位性分析首先，根据表3数据，通过公式（12）和公式（13），计算得出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各项指标间的重心分布情况（图1）；然后，通过聚类和二维组合矩阵方法描绘出旅游资源与旅游总收入的空间错位分布情况（图2）。从图1中可以看出，旅游资源与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次的重心较为接近，而与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次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以旅游收入为例，旅游资源与旅游总收入的重心相差0．216个经度、0．576个纬度，与国内旅游收入相差0．209个经度、0．555个纬度，与旅游外汇收入相差0．148个经度、0．028个纬度；根据各指标重心的经纬度数值，查询得出，旅游资源、旅游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的重心分别处于池州市青阳县、合肥市巢湖市、合肥市巢湖市、芜湖市南陵县，结合地图可知，青阳县与南陵县地理距离最小，而与巢湖市距离较大。与此同时，通过图2可以进一步地看出，旅游资源和旅游总收入等级均高的市为黄山，旅游资源和旅游总收入等级均较低的市为马鞍山、铜陵、蚌埠、阜阳、淮北和宿州；安庆、宣城、六安、淮南、滁州和亳州等市的旅游资源等级较高而旅游总收入等级却较低，呈现出与旅游经济反向偏离的特征；合肥、池州等市的旅游资源等级较低而旅游总收入等级却较高，呈现出与旅游经济正向偏离的特征。同理，可得出旅游资源与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人次、入境旅游人次之间的二维组合矩阵图，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做赘述。究其原因，旅游资源仍然是入境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旅游资源等级越高，入境旅游人次和旅游外汇收入越多；受到闲暇时间及经济成本等因素的制约，相当一部分国内旅游者选择就近旅游，一定程度上造成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重心出现偏离。合肥、宣城和安庆等市的空间错位表现最为明显，就合肥而言，其旅游资源优势度较低，但作为省会城市，可以依托全省便捷的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中心的区位和经济优势为新业态旅游的发展提供条件，使得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指标均较高，旅游业发展已突破原有的依赖旅游资源发展的单一模式；安庆和宣城等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度较高，但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指标则较低，说明上述两市的旅游资源优势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借助优势旅游资源推动旅游经济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首先，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间存在相关性关系。一方面，旅游资源与旅游收入、旅游人次等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且与入境旅游高度相关，与国内旅游显著相关；进一步分析，旅游资源与旅游人次之间的相关系数值更大，说明旅游资源对旅游人次的影响更直接、更显著。另一方面，旅游资源与旅游收入、旅游人次等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则不明显。其次，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间存在空间错位现象。就全省而言，入境旅游经济的各项指标重心与旅游资源重心较为接近，而国内旅游经济指标则偏离旅游资源重心；就各市而言，旅游资源等级与旅游经济等级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这种错位在合肥、宣城、安庆等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旅游的经济价值篇9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时代的推进，我国在传统和现代文化发展中一直寻找平衡。加之，我国国土面积较大，各种地形资源都有涉及，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旅游资源较为富足和全面。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和运行，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全面、快速的发展，仅仅几十年，我国就实现了开始的一穷二白到当前的国家经济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好的被满足。而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之下，我国的经济结构逐渐开始了转型和升级，其中，旅游经济愈发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已经意识到旅游经济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效果，开始立足于自己省份环境的特点，积极对当地的旅游业进行开发和完善。根据当地的资源进行针对性的，因地制宜的发展和建设。例如，海南、北京等省市已经将旅游业作为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成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已经将旅游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方面，并作为当地脱贫攻坚的重要因素，具有很高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价值。
二、我国当前旅游经济的省际差异比较
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的旅游经济发展前景较好，速度较快，经济效益也较高。但是，我国总体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能够达到每年平均接待海外游客100万人次，而对于广东来说更是有着高达600万的接待人次，这些省市是我国旅游经济的第一阶队。而类似于云南、贵州、山东、浙江等省市则是第二梯队，也是我国的最为主要的旅游经济发展省市，其对外接待游客能够达到50万人次，而接待国内游客能够达到1500万人次，其发展空间大。但这些省市同我国发达省市的旅游经济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和不同，对此，当地的旅游主管部门和企业都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积极因地制宜，科学发展。而第三梯队，则是西藏、青海等欠发达的省市，这类省市旅游业资源开发较少，虽然有着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自然环境资源，但是限于当地交通结构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当地无法承载太多游客，更不能为其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这样对于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在进行旅游经济发展时，当地不仅需要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公共服务作为基础保障。旅游资源丰富能够推动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这仅仅是发展旅游经济的前提，但旅游经济不可能在缺乏基础设施和旅游公共服务的环境中发展，缺乏交通、生活等基础服务，会大大降低国内外游客前往当地旅游的意愿，对于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来说，反而会大大降低其发展效果和旅游经济发展质量。
三、我国进行旅游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研究我国的旅游经济发展情况时，需要有一个科学全面的评价指标，只有在科学评价的基础之上，在进行旅游经济研究时才能更加地专业、科学和准确，对于我国未来旅游经济的发展才会有较为深刻的影响意义和价值。首先，对于当地的旅游接待人数，可以分为国外游客接待人次以及国内游客接待人次，并进行游客形象画像分析。其次，对于当地的旅游企业来说，数量、质量和类型等是当前旅游经济评价指标的重要内容。最后，对于当地旅游经济的外汇等方面，也因纳入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成分和因素的考虑和分析中。基于以上几个方面，当前，我国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旅游经济的细分评价，分别为海外游客接待人次、国内游客接待人次、旅游外汇经济、旅游企业数量、国内旅游经济收入以及国内旅游企业的资产数值。通过这六个能够量化的方面能够为我国的旅游经济数据分析打下基础，更有效率的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且相关数据也能够较为准确，不是含糊不清的数据资源。
四、中国旅游经济的分析结果
从我国不同省市的旅游经济研究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旅游经济的省际总量差距还是较大的，其中，首先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3座城市为主的旅游重点城市，和以江苏、浙江为主的旅游省份，而这5个省市成为我国当前的主要旅游经济发展城市，其当地的旅游经济创造出的经济价值是巨大的，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前景也是较好的。而第二梯队的省市，由天津、辽宁、海南、山东等15座城市领衔，成为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后背力量，其旅游经济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而发展，其发展前景和发展速度还是值得期待和关注的。而在根据六大评价指标进行研究分析后，我国的旅游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大阵营，第一大阵营就是我国旅游经济得分最高的城市，对于我国整体的旅游经济有着带领效果和领头作用。而第二大阵营则是我国的中坚力量，对于吸收其他地方的游客有着关键地位，并且第二阵营的城市数量较多，虽然其服务能力以及游客承载能力相较于第一阵营来说还有差距，但是其针对性的旅游发展特点对于我国的整体旅游经济发展还是有着关键效果和影响意义的。而第三阵营则是我国旅游经济欠发达省市，其主要限制于当地的社会基础设施发展状况或者是本身自然资源较少的缘故，导致实际的旅游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但是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还是有着推动意义和价值的，对此相关旅游企业和旅游部门对于当地应该引起重视，因地施策，提高旅游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和价值性。
旅游的经济价值篇10
关键词：低碳旅游；新经济；价值诉求；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59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9-0076-03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压力下，各国都在积极培育新经济形态。所谓“新经济”，即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和支撑，以“三高三低”为特征的知识密集型经济形态。随着新经济理念的推广和实践，低碳旅游逐渐被国人所熟悉和接受，并被视为传统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最佳方式和战略选择，其对于发展低碳经济、改善气候环境、构建生态文明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低碳旅游的内涵与属性
近年来，学界针对低碳旅游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在概念和内涵上尚未形成共识，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1）减排说，强调要在旅游资源开发和业务全流程中减少碳排放；（2）行为说，认为其实质是基于低碳排放的新型消费方式；（3）理念说，认为低碳旅游是一种全新的产业发展理念，是生态旅游的延伸和体现。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低碳旅游的内涵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旅游产业“低碳化”；二是不能牺牲消费体验和质量；三是实现途径是多元的，包括理念、消费方式和技术创新等。基于此，可将低碳旅游的内涵概括为：为保障全球气候安全，在不损害旅游消费体验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通过理念重塑、科技创新和业务流程优化，综合利用节能、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转移排放、碳汇等多种途径，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新型旅游产业模式。
从本质上讲，低碳旅游是一种具有新经济属性的理念、技术和产业体系，在理念上彰显了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思路，在技术上趋向于信息化、技术化和网络化，产业上则符合新经济“创新驱动、边际效益递增和可持续性”的内在特征和运行规律。[1]首先，低碳旅游是典型的创新驱动型产业。通过综合运用信息、网络和数据库技术，实现了对实体、生产要素和信息资源的深度整合、分配、加工和销售，如旅游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企业信息化等；其次，低碳旅游以信息和技术为发展动力，形成无缝对接的网络化产业链，通过发挥各要素的协同效应，使旅游成为一种知识型产品。[2]由于自然、人文、科技等知识的重复消费和边际成本较低，使低碳旅游具备了“边际效益递增”的发展特征；再次，现代旅游业以知识和精神产品或服务为主，几乎不受时空等物质条件的约束，在此意义上，低碳旅游具备持续发展的无限空间。此外，可持续性还表现为产业发展的稳定性，除非受到战争、重大疫情等因素影响，低碳旅游不会因产业周期波动而出现产业潮、产能过剩等现象。
二、低碳旅游的价值诉求
1低碳旅游的内生价值。内生价值是本质属性的依据。因低碳旅游的属性涵盖理念、技术和行为等多项内容，由此决定了低碳旅游价值诉求的多元取向。如“减排说”从政府或企业视角，将低碳旅游视为一种供应链，强调其功能性价值。“行为说”则以消费者行为感知价值为依据，低碳旅游具有其符号价值或象征意义，能够实现自我情感和意识的表达。低碳经济一般包括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在现有市场和技术条件下，发展低碳旅游投入大而回报周期长，必须依托政府、企业、旅游者、社区居民等参与主体的集体努力。因此，可分别从生产者和消费者视角出发，围绕四个价值主体构建低碳旅游的价值关系网络（图1）。
一般而言，低碳旅游的内生价值可划分为功能性、象征性、体验性和社会性四种价值。[3]其中，功能性价值从政府和企业角度出发，注重生态和经济效益，即通过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运行机制的完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目标；象征性价值和体验性价值侧重于消费体验，要求消费者尽可能采取全新的“低碳”模式，因而具有较高的体验价值；社会性价值则体现为社区居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联接，这种群体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增强居民的亲和力，并激励消费者采取低碳消费方式。可以预见，随着低碳旅游产业日益壮大和成熟，其内生价值将不断外溢，不但能够显著降低景区的碳排放总量，还有利于推动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2低碳旅游的外在意义。外在意义是本质属性的功能体现。依靠理念更新、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得以实现，低碳旅游能够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从而彰显了多个层面的外在意义。
首先，发展低碳旅游是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现代科学已证实，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暖会导致高温、干旱、龙卷风、强降水等极端异常天气。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雾霾问题正逐渐成为公众密切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旅游产业的碳排放约占全球Co2排放总量的6%。因此，减少旅游产业碳排放，发展低碳旅游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