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教育概念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01-04
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反思，开启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的分析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一种反省性的自觉意识，它要求我们批判性地检讨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由于基本概念的严谨度欠缺，科学的界定阐释和区别论证不足，研究者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相异，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构建上产生分歧的情况。本文尝试在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基本概念进行精细化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现有体系，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研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概念辨析
“方法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中需要做精微考量的一个基本概念。对方法论的不同理解可能导致扩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的分歧，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对话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难以取得理论共识的障碍。
对“方法论”的通常理解是方法论与世界观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用这种理论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世界观就转化为方法论。换句话说，世界观提供给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理论观点，运用这种理论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时这种理论就转化为方法论。因此，方法论是人们运用相对抽象的理论观点，观察事物和认识事物时的一种视角的转换。
作为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一切理论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例如，突变论作为研究客观世界非连续性变化的科学，它所揭示的两极共存和多极共存现象对我们认识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如，对跃方式的质变来说，当系统处于高度稳定状态时，任何轻微的干扰都会决定系统进化的方向，所以在质变的关节点上把握事物极其重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机不可失”；对于渐变方式的质变来说，事物变化的前途和方向是逐渐积累的，最初的分歧可能无法马上觉察，而一旦出现较大的分歧，要改变此时系统发展的方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防微杜渐”是极其重要的手段。又如，系统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一般系统原则。包括整体性原则、最优化原则、模型化原则等，使我们获得了认识事物需从系统整体和要素、要素与要素、系统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的方法论启示。
由于理论的抽象层次不同，在把理论转变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时可以具有不同的层次，如，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不论一种理论能不能抽象到哲学方法论层次，凡是方法论都是在抽象的“形而上”层次，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性。
另一方面对“方法论”的解释源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它对方法论的界定是：“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对这个界定有两种不同的释义。一种认为，所谓“方法的理论”是以方法为研究对象，对方法进行提炼和概括后构建的一种理论形态，其内容大致包括：方法的运行规律，方法的性质、特征、作用、功能、分类等，在这种理解中，方法与方法论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另一种认为，所谓“方法的理论”，即“由诸种方法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在这种理解中，方法与方法论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上述关于“方法论”这个上位概念的三种不同理解，直接影响着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这一下位概念的解释。
从目前所出版的教科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多从第二个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进行解释。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以方法为研究对象，对诸多方法进行总结、提炼和概括，作为方法条理化、规范化、系统化了的理论体系。如，1985年，王玄武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认为，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着重探讨人们如何掌握和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以取得最佳效果的规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基本原则，各种方法的特点、功能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等”。1998年，韩玉芳、林泉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认为，“所谓方法论，是指关于方法的学说或理论。……方法论是人们在研究和探讨各种方法的特点、作用、功能、相互联系及其运用规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这里，方法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揭示了人们运用方法时的规律性，是关于方法的性质、作用、特点、功能等内容的理论体系。”2000年，黄蓉生教授撰著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说或理论，它以思想政治教育矛盾转化过程中方法的价值、方法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原则、方法的运用理论与操作体系等为研究对象，揭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在规律性。”
从上面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具体的，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桥”和“船”，方法论具有一般、抽象和“形而上”的性质，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方法论的关系理解为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准确的。一种方法不足以冲击一门学科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主流，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却会充分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宗旨，方法论的取向可能会根本改变学科的方向。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模式梳理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它的形成是学科研究深化与理论发展的标志。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中，对该体系的研究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专题讨论，没有形成热议的问题，甚至没有引起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研究群体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研究论文少之又少。但是，如果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每一部研究专著都看成事实上是关于该体系的一种建构，可以认为，该体系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淀，该体系的讨论应该具备了一些学术基础。
正如任何科学发展都要历经艰苦的理论探索一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形成也经历了长时间的理论探索过程。
1985年，王玄武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之所以被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拓荒开山之作，是因为该书提出了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先后过程为逻辑线索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的思路，为以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1992年，戴耀荣编著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比较研究》，运用系统论原理，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要素之间存在的结构关系为线索，分别按与教育主体相关的
方法，与教育客体相关的方法，与教育介体相关的方法，与教育环体相关的方法，构筑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同年，邹学荣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根据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作用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分别以理性教育法、感性教育法、行为激励法和自我教育法为线索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1998年，韩玉芳、林泉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按工作决策、工作方法、工作艺术、工作形式、工作途径、工作载体、方法综合运用、工作方法效果评估等方面，分别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探索了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理论体系。1999年，由郑永廷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对1992年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进行了精心的修订。使方法论体系框架既遵循了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的思路，在形式上又有所淡化，使方法论理论体系的内容更为丰富，方法之间的整合更为合理。1999年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达到了当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高点，对以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起了理论的引领作用。
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具有所有科学理论发展研究中都不可避免的理论局限性，各家之说虽不乏精彩独到之处，但还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完善性。如，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学习、提高、修养等方法)、客体(调查、分析等)、介体(思想信息传播、反馈、储存等方法)、环体(优化、选择、建设等方法)四要素构建的方法论体系，虽然能够把作用于对象的不同方法进行排序和概括，但是这种构建思路只能概括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重要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许多认识方法和实施方法，都难于找到归属和位置；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功能为分类标准进行的方法论体系研究同样难以对方法进行全景性的收集和概括；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求构建方法体系，由于一种内容可以要求多种方法实施更是难以避免重复罗列。
进入新世纪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在许多方面还难脱成例，但在新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应学科发展和实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研究关注新的领域、新的方法，增加了新的内容，扩大了方法的外延研究，提出了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研究思路。
2000年，黄蓉生撰著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主要讨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依据、一般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用理论与操作系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未来走向。架构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黄蓉生体系。2006年初，刘新庚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突出了“现代”特色，秉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注重实效性、经验性、开放性的研究逻辑，着力论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深入地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途径、方式、步骤及相互之间的关联；从信息方法、网络方法、调控方法等手段上，丰富了各种现代方法的具体运用程序，对传统方法进行了承传和发扬。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刘新庚体系。2007年，万美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主要内容、实践根源、综合化趋势和具体样态，进行了富有时代气息的讨论，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继承发展、借鉴发展、理论转化发展、实践探索发展，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方式的规律性，构建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万美容体系。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中的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的梳理。并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可以得出三点基本认识：一是采取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框架的建构思路。由于教育活动过程不可倒错的顺序性，与事物发展进程相联系的不可重复性以及事物特定环节区分的特殊性，以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建立的方法论体系具有自然顺畅、概括全面、便于理解接受的特点而为大多数学者采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的主导性思路，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共识。当然，其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所提供的参考框架，也为这一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思考路径和思维材料。二是不少著作都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书名。经对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检索，1984年至2010年4月，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和“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为题名的著作共15本。由于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这一前提性论断的理解不同，所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大相径庭。三是为避免对方法论理解上的歧义。有的著作没有用“方法论”冠名，以“方法教程”构建其体系，其内容试图涵盖方法论和方法两方面；有的著作称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研究”，虽然没有用“方法论”冠名，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实践根源、综合化趋势、具体样态等，实质上不是具体方法的研究，而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学科化进程中，对其体系的建构，体现了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三种情况：一是创造出了新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体系；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中的理论赓续，理论补正，理论体系之间相互借鉴吸收，内容不断完善；三是在以往理论基础上升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理论研究质量呈现明显提升。但是，由于对方法论理解的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建构还具有较大的分歧。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发展设想
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多变性、独立性、差异性日益突出，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方法论研究存在许多新的重点、难点、盲点和疑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研究，需要从方法的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去深化和拓展研究内容。构建新的与时代步伐相适宜的理论体系。
第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理论拓展。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涵的深化。如，(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本质和特性研究，涉及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根本属性的理解、方法的内在要素及关系的认识；(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结构层次，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划分的客观标准，整理、分析、评估各种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功能、地位、作用，只有对这些问题认识明确了，确定各类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结构中的位置才有可靠的依据；(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遵循“原则”的讨论，涉及确定原则的标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4)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功能、作用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基础，但扩展仍有很大空间；(5)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基础、发展方式、运行条件和机制，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规律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中的最为艰深的领域，迄今为止成果不多；(6)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使用效果评估体系，涉及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特点及科学地设置评估体系的要素和权重，提出
公平、简单、便于操作、易于普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方法，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有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外延的拓展。如，(1)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新拓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尚不足，有效应对的方法研究很少。如何采取合理方法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是今后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需要我们寻求新思路，谋求新方法，开辟新途径，针对突发事件预测发展趋势，缓解恶性局面，最大限度地减少恶性后果，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2)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新开拓。关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并谋求具体方法的进一步开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网络舆情的调查方法、网络心理行为的引导方法、网络公共论坛中的言论疏导方法等，都有待深入开发；(3)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新把握。近年来看到有研究者进行了体育运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研究，有研究者探讨寓教育于网络游戏，给人耳目全新的感觉。由此想到，各种文化载体的运用、主题教育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管理活动的运用还大有研究和开拓的空间；(4)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新认识。心理咨询方法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早期已进入人们研究视野，但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中的心理咨询法的工作模式、特点还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性论证，还需要进行系统性、学科性研究，这方面的成果还带有浓重的学科借鉴痕迹。
第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结构设想。自1985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出版以来，已经出版了9本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命名的教材，“方法论”已经成为学科领域公认的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体系的一种称谓。如果按前面的分析，虽然都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这个概念，但在理解上，有的学者把方法论视为方法的集合，有的学者把方法论视为以方法为研究对象的关于方法的理论问题研究。这样，在同一个名称下，理论体系却毫无共同之处。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科前行。为此，在学界诸多讨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不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新体系模式构建的大致思路，求教于同行。
第一部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时，理论转化为方法论的原则。如：实事求是原则，群众路线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平等待人原则，分层次教育原则，积极引导原则等，这些原则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方法论意义，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重要内容。第二部分：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为研究对象的诸理论问题。如：方法的本质特征，方法的结构层次，方法的分类，方法的来源和发展，方法的价值、功能、作用，方法的理论依据，方法的运行条件，方法的发展规律，方法的评价系统，方法的发展趋势等。第三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外延领域。包括：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容、特色、经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内容、特色、作用研究，当代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流派、发展变化研究第四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发掘出具有本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它们是研究者在进行系统地认识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研究中所运用的科学手段。第五部分：按一定逻辑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诸多具体方法可以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进行建构，将具体方法连接成一个系统。如，或以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或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要素间存在的结构关系为线索，或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作用功能为标准等，其内容呈现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组合，其实质是以方法为对象，对方法的结构层次的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具体方法得以进入方法论体系的原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的具体方法在理解上应是按照某种逻辑建构起来的方法系统，其视角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的方法结构层次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具体方法的阐述。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203.
[2]王玄武主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杜，1985：5-6.
法治教育概念篇2
【关键词】写生美术教育传统写生概念西方写生
“写生”这一在中国唐初v贞观九年即635年w就诞生的绘画用语①，作为东方绘画体系的一个学术美学概念，历经了近1400年的历程并一直沿用至今。然而，其概念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虽然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在200年前都是以遵循东方传统绘画的基本精神《六法》作为其指针，实践并运行着。其核心就是《六法》之第一大法“气韵生动”。因此，写生之精神内核即“生气”“生动”“生意”“生机”“生命”等哲思、哲理的思考在绘画中的体现和延伸。至今，写生这一绘画用语已经把传统的、附有深刻内涵的原始写生概念给颠覆了。这一概念得到了世界之大同，即“对着实物或景物直接绘画”“取客观描写为主的态度”的写生行为了。
一、日本绘画的矛盾时期
从南宗派绘画活跃的18世纪末期到“兰学”②盛行时期，自然科学的研究得到了空前发展。随着自然科学的引进，西方绘画也引入了日本。由于西方写生绘画理念的影响，在佐竹曙山、司马汉江等人的主导下，绘画领域里兴起了西方写实风的写生现象。他们采用“眼镜绘”（图1、图2）那样的西方“远近法”来创作作品。圆山画派等则采用“东方”写实主义的写生画风（图3）。相继出现的写生现象引起了传统画论的理念性变革，并且这种变化也表现在学习绘画的方法上。
在当时的日本画坛，“写实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现象日渐强烈，与此同时，“写实主义”的画论也由此扩展，就此，立原庆一做了如下论述：“一是以欧风画的影响为根源的画论《画法纲领》（安永七年1778年佐竹曙山著）中记载的那样，归属于写实性的洋风画法。二是画论《绘之事》（宽政十一年1799年本居宜长著）之重视写生（西方式写生）的学说。③无论是哪一个画论，都与当时拘泥于传统，游离于人们实际生活的画法所不同。当然，作为非现实的反对面应予以认可。”④
这个时期初期体现了西方写实倾向与传统的保守主义（包括圆山画派等的“东方写实主义”）共存的特征。佐竹曙山作为江户时代西方绘画理念的倡导者，是批判东方传统绘画的代表。立原氏对他的画论作了如下论述：“佐竹曙山忽视了日本画的象征性表现方法与超俗的精神，只是过大地看到欧风画的写生手法而写的画论。这只是论述现实世界的写实性描写的理论，这样就不能成为日本美术的原理。这样极端地讲写生派画论不去追求写生以上的东西。不是通过笔墨表达风韵雅致的意境。完全没有考虑将写生置于写意来探索以得到绘画的高雅。始终没能理解日本绘画的真髓，视觉只停留在微弱的态势上。”⑤
佐竹曙山尝试了通过写生将自然风景做写实性描绘。尽管如此，这种西方风的表现在强大的传统氛围中仍显得较为薄弱。因此，这个时期引入的西方绘画理念与技法完全不能动摇当时美术教育中存续的陈旧、保守的传统绘画学习形式。但是，以佐竹曙山为中心成立的探索西方绘画的“兰画”画派为未来美术教育的变革埋下了重要伏笔。
明治维新以前的美术教育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世袭的传承;另一种是开设私塾，在私塾进行适时教育。学习绘画技艺主要是通过摹写先人的作品。这样的美术教育模式是明治维新以前主要的教育形式。这种形式以自主的实际技能训练为基础，不是国家性、集团式的美术教育。因此可以说当时的美术教育必然是将画论中的“学画论”作为教育方针。以家庭、私塾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是以模仿为主的绘画技法学习，并通过“画论”作为理解绘画思想、理念的学习手段。在这一点上，南、北宗派的“学画论”大致是一样的。
在“兰学”盛行的同时，西方风绘画的研究也在积极地推进，促进了长期、传统的学画方式变革的要求。并且由于西方绘画的进入，在表现技术上也消除了理念上的障碍。因此，江户末期的人们有着与传统东方绘画不同的感受，并且用完全新的视野去领会西方绘画的写实表现力。由于西方绘画以及写实理论的导入，其表现方法也成为“浮世绘”（图4）这种江户时代民间盛行的艺术样式的重要组成。“浮世绘”所诞生的大量作品就是将西方远近法（绘画透视）表现在日本绘画上的一个明证。
从美术教育的必然性来看，变革的确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尊重写实式的西方绘画与尊重写意的传统绘画哪一个正确，成为当时美术教育领域争论的焦点。这种不和谐的矛盾在铅笔画与毛笔画的教育思想论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且在明治时代的美术教育思想的讨论中展开。
二、明治初期美术教育思想与西方写生的引进
明治时代是日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是社会形态、文化经济变迁与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政治变革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美术教育的变革也是其中之一。“学制”这一法令的颁布成为崭新的社会亮点。这意味着那时的绘画教育与传统家族式、私塾式的绘画教育告别。“学校式”教育方式的兴起成为日本教育的主流。首先，与西方美术教育方法相应的铅笔画的绘画教育形式被全面采用，并且西方的写生概念迅速在日本普及。明治五年（1872年）8月“学制”⑥颁布，日本近代的学校教育全面开展。这种学校制度并不是按照国民要求实施的，而是为了国家近代体制的整合与强化的需要，是作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基盘以及“国民教育”的考量而实施的。学校教育也在政府的学校教育奖励制度之下进行，并得到了显著成果。可以说是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形态。⑦在社会变革的新形势下，必须有强制性的美术教育形式与之相适应。因此，明治时代初期实施的美术教育实际上在思想与哲学基础上并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深思熟虑，而是将西方教育照搬和实施。金子一夫做了如下分析：“日本的情况是，在没有图画应用的工艺、工业的地方引入图画教育。为了将来的应用，是一种的形式。只是作为快速实效、认识陶冶的手段。更进一步讲是西方化的动机所在”。⑧
图画教育的引进可以说是一种冒险的形式。那时的西方绘画教育是向欧美学习，是作为响应“富国强兵”与“植产兴业”的国家政策的一个环节来实施的。因此，从适用与功利两个角度出发，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对传统势力的论争埋下了隐藏危险。明治初期的美术教育思想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形成的。
随着“学制”在社会上的普及与实施，接受美术教育的机会只局限于让少数人的状态得以改善。与此同时也冲破了“美术教育只是培养专门人才”的美术教育形式。美术教育从此变成了面向整个社会的一种新形式。通过全民式的普及形式与教育基本准则，绘画教育在全体国民中渗透。我们应该积极对“学制”的社会效果予以肯定，其颁布对于社会的进步是不可欠缺的。由此普通百姓也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对于社会的平等具有深远意义。从美术教育角度来说，全民审美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西方绘画为何能被日本国民所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西方绘画应用“远近法”“阴影法”将描写对象以及视觉上的立体性在画面上再现。另外，也是由于西方绘画概念具有写实性、客观性、科学性以及普及性。
司马汉江是写实主义的西方绘画派的先觉者。他认为绘画是用明暗表现出来的。中国、日本绘画的描写方法没有明暗、阴影的意识，所以用这种方法不能够进行真实的物像移写。高桥由一借助佐竹曙山与司马汉江的思想进行论述，认为绘画行为具有一种非常的实用性。比如对于各种情报的传递以及各种记录的保留是最有效的手段。进入明治时代，高桥由一以上书的形式向维新政府陈述了自己的主张。这也是明治时代初期所形成的西方美术教育思想与教育方针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⑨
从以上教育思想特征可知，明治初期的美术教育是以西方方式为主要手段来实施的。这个时期所实行的图画教育不含有“艺术”“美术”，而本来持有的“美”或“艺术表现”，全部是从“实例主义”出发，所以可以称之为技术性的图画教育。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美术教育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强制性，但从对美术教育史或社会发展来说，应该得到好评。因为相对于社会的发展，艺术所具有的特殊的审美功效是毋庸置疑的。
三、明治西方美术教育的形成与最初西方绘画的教科书
（一）明治西方美术教育的形成
明治时代以前的美术教育基本都是在一种私塾的教育体制下进行的，受教育的人数非常有限，是培养专业人士的唯一途径。这个时期受西方的影响，有了学校才渐渐导入了美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学校化无疑使受教育者在数量上发生了本质变化。从审美普及的意义上讲是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同时正因为有了“学校”这一教育形式的产生才有了专业学校和一般学校的美术教育的分化。⑩
综上所述，从明治时代开始的这种学校教育形式的成立到西方美术教育的全面引入，即“作为日本最初的近代学校制度，颁布了‘学制’（中略），这种‘学制’所显示的科目中，小学有‘挂画’、中学有‘画学’，成为日本美术教育的先驱。”?西方教育制度全面被采用，这对于明治时代的美术教育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以断言，西方写生概念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绘画知识的普及在日本落户的。对于一般人来说，东方古典“写生”概念非常复杂，相对于内含的“气韵生动”“画意不画形”等知识的理解程度较低。如果不学习绘画或画论就不会认知这一概念的意义。金子一夫就日本最初的美术教育手段与方法作了如下论述：“日本初期的图画教育，由于引入了西方的方法、内容，因此包含了西方绘画教育的形式存在。所以是西方绘画方式对物体的看法及印象修得的场所。”?
日本最初实施的美术教育可以说是模仿西方的。因此，通过学校教育西方写生的概念在日本国民中被广泛接受是可以理解的。并且，西方写生的概念与东方相比，由于具有直感性，只要遵循写实性的原则照原样移写，其概念即很容易理解了。因此，正如佐竹曙山、司马汉江的例子，在挑战西方绘画写生时，即便是教授的先生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凭借画家的素质就能完成西方绘画的作品。由此可以说明，在日本西方写生的概念是通过明治学校的美术教育制度而成立的。
关于西方写生概念在日本的成立，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明治时代以前的绘画领域由于只有专业画家与学者参与其中，一般人是不会关心写生这一概念的。但明治以后随着学校化的推进，绘画成为一般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在不知道东方的写生概念的前提下，随着西方写生概念进入，顺理成章就被人们接受了，并得以在全社会普及。
至此，就西方教育制度在日本的落户，以及西方写生概念的成立，进行了论述。山形宽指出：“学制时代、教育令时代的‘挂画’‘画学’‘图画’等只是模仿西方法的时代，所以也可以称作为‘西方模仿时代’。另外，由于主要描写工具使用铅笔，也称为‘铅笔画时代’”?。但关于模仿，是怎样模仿的呢？就此产生了疑问。即学校的美术教育是西方美术教育，所以需要有西方绘画的美术教师。但究竟采用怎样的方式授课，西方文明又是用怎样的方法被接受的呢？“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新政府全力以赴致力于的西欧文化的引入与诸项制度的改革。”?为此明治政府做了各项准备。为了汲取西方文化，派遣的日本留学生与招聘的外籍技术人员中，出人意料的有许多美术家。这给日本现代美术的近代化注入了活力，可以说是明治政府的先见之明。?
在明治政府解决师资力量不足问题的同时，川上冬崖等人为了迎合这一时代的教育变革编写了教科书《西画指南》。这本书对后世西方绘画理念、表现方法在日本的注入带来了极大影响。明治新政府为了全面引入西方绘画教育，很早就制定了规划，并且为了教授西方绘画，着手实施了人才培养计划并编写了教科书。作为国家教育方针的一个环节，为了“学制”的正式颁布作了准备。对此，佐藤道信作了如下说明：“明治时期与其他时代不同特征是，作为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形势为前提的对外、对内的国家战略，涉及到了美术。并且作为国家政策涉及到美术。‘美术’作为官制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各种各样的‘美术制度化’都由政府来主导和推进。”?
明治政府对美术如此重视是由于在美术教育中倾注了战略性的思考。因此可以考虑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美术教育全面被采用，对于全民“审美意义”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政府整合“近代国家体制”的活动是政治性战略的“真意”。即其时代背景是“对于处于殖民地化边缘的明治初期的日本，国家体制的整合与国力的增强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命题。富国强兵、植产兴业就是为了这一思想而制定的军事、经济政策，为此，振兴工艺品的出口也肩负着富国这一国家使命，被称作是远渡重洋的‘产业战士’”。?因此，明治政府对美术重视的原因就很明确了。这样“美术教育制度的确立，其具体作为高等美术教育的机关是在东京设立美术学校（明治二十年，1888年），以及为初等、中等美术教育编写教科书。担当者通常是文部省的官员。”?综上所述，明治西方美术教育作为“近代国家体制”整合的一个环节，即在“富国强兵”“植产兴业”的政策前提下，形成了西方化的美术教育模式。
（二）《西画指南》等初期教科书
《西画指南》分前后两篇，前篇由上下两册组成，是明治四年（1871年）初秋发行的日本最早的图画教科书。“文部少助教川上宽（冬崖）撰译，大学南校出版”?，是日本教育史上值得纪念的美术教科书。然而，这部教科书完全是采用西方绘画的理论和方法编写，儿童教育内容中关于东方传统绘画理念一点也没有插入，是全盘西化的产物。这个时期西方绘画代表的画具之一铅笔成为主要的绘画工具，所以这个时代也被称之为“铅笔画时代”。
这样，儿童首先接受的是西方绘画知识，对东方传统绘画的关心就很淡薄了。这与以后西方绘画迅速扩展到全国有着很大关联。并且，由于这种西方绘画风潮来势凶猛，引起了东方传统派反击。这时以冈仓天心和菲诺罗萨为代表的“国粹主义”开始兴起，这个时期称之为“毛笔画时代”。以小山正太郎为代表的西方绘画势力与冈仓天心与菲诺罗萨为代表的“国粹主义”的论战成为绘画历史上有名的话题。
明治时期学校美术教育中，由于西方写生概念重视直感性以及理论上的理解性被广泛接受，并且迅速从学校扩展到社会。西方写生及其客观性写实的理念通过儿童或“学生”渗透到社会。不过，“写生”这一概念在《西画指南》中作为写生行为充分地表现，但没有直接谈到“写生”这个词汇。对于写生，西方式的理解是通过美术教育而不断扩展的。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东京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的前生）毕业的河野在各科教授法笔记本中有这样的记述：“写生画，临写或复画以后，其画和类视的实物摆放好进行写生。”?另外，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发行的市川力i所著的《毛笔画帖解说》中就图画的种类就有如下论述：“第四写生画，写生画是将实物、实景照其原样进行描写，写生时决定好一定的位置，必须要特别集中注意力的。因此由于能培养注意力、观察力以及审美，所以对诸学科的学习和研究都非常有效。”⑴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发行的松井霞城所著的《毛笔笔画帖》中就图画的种类有如下的论述：“第二写生，写生就是将依据物体的形体为主的实物描写。”⑵
从以上概念来看，当时“写生”的意义与现生的意义完全一致。由此可以得知，在学校中，美术教育已经完全随着全国教育的普及运动而实施了。美术教育中的写生概念随着明治教育西方化的成立而确立起来了。
结语
绘画写生的概念从东方传统向西方转化，需要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认知。明治政府颁布了“学制”，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美术教育的学校化，因此是美术教育西方化的方针促使了东方传统“写生”概念的变迁。由于学校是集团教育的场所，影响力是巨大的。因此写生概念的变迁是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更为直接和重要的原因之一。写实性写生的背后是由科学性的知识来支撑的。正确地运用写生，应必须学习“远近法”“阴影法”“色彩法”“艺用解剖法”等科学知识。因此，由中山形宽编著的《日本美术教育史》可得知，其开始写生时也是“困惑的事情”，关于写生的变迁，原因是很复杂的。从以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通过以下几点思考，也许就可以找出解密的钥匙。
1.佐竹曙山、司马汉江针对西方绘画中“兰画”的最初实践为写生概念的变化储备了条件。2.美术教育方针将西方绘画定为“摹本”，使其成为主流，也是不可欠缺的要因。3.美术教育的学校化为写生概念的西方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场所。4.从明治时代开始，绘画不仅仅是专业人士之独享，一般的人也可以参与。5.“照原样描写”这样写实性的西方写生概念更容易理解。6.所谓的西方写生就是以写实为基础理念的，如果是描绘看到的原样，即使没有教师，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学习绘画。这使一般民众都可以学习绘画。7.通过《西画指南》《图法阶梯》等最初的美术教科书的编辑采用，西方绘画的知识得以普及。
由于以上各种缘由，东方传统性的，包含“生气”“意境”的写生概念，乘明治初期由“学制”而成立的，西方绘画教育制度之“风”，变化成“照原样描写”的写实性西方现生的概念了。佐佐木健一先生从美学的角度出发相对于“作品”作了如下论述：“对作品的学问性关心正在觉醒。促使这种觉醒在某种意义上是作品的危机。即与以前作品概念相违背的艺术作品被创作出来，根据支持这一新生作品的理论主张被提出后，那最根本和激进的东西，对美学思想来说，目光将转向其作品的存在。”⑶
作品是画家通过精神劳动产生的。从许多的关于写生的先行研究来看，对写生概念的学问性关注越来越高，这也是自然的。与以前写生概念从内涵意义上赋有哲思之美学境界的传统相比，则进入了一个简明化的思想革命，褒贬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但从创造新的写生概念的明治时代开始的理论性主张及其美学思想的研讨为项目课题的思考，也许在某个时候应该是作为模仿美学的一个分支，诞生写生美学。总之，“写生”这一概念告别了1000多年
经营至此的东方传统，从明治之后开始构建新的时代。
注释：
①臧新明.论中国古典画论中之“写真”“写貌”“写生”[J].艺术学界，2009（1）：8.
②1720年德川吉宗解禁了除基督教关联的书的输入，荷兰文得以大量输入，针对医学、天文学、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兴起，西方绘画通过书中插图传到日本，针对荷兰的研究被称为“兰学”。绘画研究的兰学被称为“兰画”。
③括弧中的内容为笔者注。西方绘画中的“写生”是指自然模仿，由于与东方的“写生”语义不同，特意补充。臧新明.中国古典画论的写生考[J].济南大学学报，2007（1）：38-41.
④⑤立原庆一.日本艺术教育[m].明星大学出版部，1987：32-33.
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是从明治五年8月“学制”颁布开始的。“学制”是明治政府制定的关于学校制度与教师培养的基本规定。关于初等教育，规定国民理应全部就学。从“学制”颁布几年内有2万多个小学校建立，约40%入学。以上内容参照山形宽《日本美术教育史》，桥本泰幸《日本的美术教育》.
⑦桥本泰幸.日本美术教育[m].东京：明治图书出版社，1994：11.
⑧?金子一夫.近代日本美术教育研究：明治时代[m].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2002：3-4.
⑨参照立原庆一.日本艺术教育[m].明星大学出版部，1987：46-47.
⑩臧新明.日本明治时代美术教育特征考[m].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89.
?????⑴⑵山形宽.日本美术教育史[m].黎明书房，1967：4-5;5;4;24;100;99;100.
?谷信一.概观日本美术史[m].美术公论社，1979：391.
法治教育概念篇3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具有独立的人格，从法律上的概念出发，所谓公民，一般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公民得以平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公民还是一个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体现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公民教育是汉语中的一个舶来品，与公民概念一样，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在古希腊，公民教育主要通过传播自由的理念和平等精神，培养城邦政治生活中的“合格公民”；在古罗马共和国，公民教育的本质则是教育和铸造公民的民主共和精神。在经历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之后，民主与平等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至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西方近代以来的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形成了，这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形成相契合的现代公民教育。但真实意义上的现代公民教育却始于近代。公民教育一般指的是培养公民行为，造就良好公民的教育，是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的。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公民教育的内涵的解释，公民教育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概念。德国教育家凯兴斯坦纳认为公民教育是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而培养合格的公民。他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第一个提出“公民教育”并论证公民教育理论的人。台湾学者张秀雄曾简要地揭示过公民教育的内涵：“所有国家的教育体系，都是灌溉未来公民政治秩序的基本概念与价值。所以，培养未来公民养成一个国家政治价值的系统性教育，就是公民教育的意涵。在这个教育过程中，其任务就在于使未来公民能够产生维护政治秩序与社会现状的意识”。
2思想政治教育之源起与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有所差别，它是我们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实我国从古至今都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但并没有出现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术语。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逐步才形成和确立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专门的术语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慢慢形成的。它从“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教育”等概念开始演变，最终演变成“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现在被指代或部分指代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内涵，开始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的章程中提出“宣传工作”。1902年前后，在建立创立布尔什维克党时，列宁就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和“政治工作”这两个概念。到了1934年，在《在党的第十七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于提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工作”这两个概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时，都用以上各种不一样的提法。
当马克思主义刚在中国传播时，主要用“政治工作”以指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一直到建国后，才改变了这一概念的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标志是古田会议的召开，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清楚的提出要政治化和科学化中共党员的思想和生活。同志于1934年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49年钱俊瑞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到：“根据各地经验，为了有效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第一，理论学习必须密切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即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改造思想作为理论学习的直接目的”。而“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概念正是刘少奇同志于1951年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在20世纪50年代时期，其他各个领域都交错使用或同时使用“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等术语，只有军队使用“政治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成为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较为统一的标准术语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他特别强调：“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概念上更趋向科学性和规范性。
当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学者们各抒己见。在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有目的地对人们施加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期转变人们的思想，进而指导人们行动的社会行为”。孙其昂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政党或集团组织开展的，对所属成员进行以政治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培育新人，动员大家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张耀灿、郑永廷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各位学者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既倾向于突出思想教育的政治性，又侧重于政治制约的思想，是综合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3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交叉与分野
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是一种教育活动，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这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涵义，并提高了其实效性。总揽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内涵与外延，二者既有交叉、契合，又有分野、差异。
3.1两者的教育性质一致，但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公民教育，其教育性质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坚持用自己的意志去培养人，宣扬统治阶级所倡导的观念、理念，以期使教育对象认同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两者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所不同。公民教育产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诞生导致了公民教育的产生。它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发展的，与民主政治相辅相成，以培养和塑造合格公民为主要目标。其最基本的体现是民主政治的倡导与实践、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方面。大力开展公民教育，以维持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良好运转，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各阶层的共识。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在一定的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在章程中“宣传工作”这一概念就被提出了。这可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的雏形。当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时，在不同的时期所用的名称并不统一。到20世纪50年代时期，全国出现了“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等术语交替使用或并用的局面。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于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在概念上“政治思想工作”被“思想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取代了。
3.2两者的微观环境都受到重视，但两者的教育方法不同所有受教育的对象的思想、行为的发展、变化，主要受所处的微观环境的影响。不管是公民教育还是思想政治教育，都很重视微观环境对其的影响，也都注意发挥教育合力的作用。两者合力涉及的范围和途径，主要来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甚至终生都受到这种合力的影响。在教育的方法上，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是截然不同。特别是在价值观教育方面。西方的很多国家主张价值澄清学派，强调人的道德和价值观的获得是经过自由选择、反省和行动澄清出来的。教育者更加注重的是受教育者个体意识的发扬与独立个性的发挥，并且在培养公民参与能力时，总是通过协商、讨论、辩论等方式表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的公民教育是一种隐性教育，通过各种活动把阶级性给隐藏起来，使公民毫无知觉的接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自愿的行为，而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权威来迫使人们接受的。相反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则是长期坚持了列宁的“灌输理论”，主要以正面教育的方式为主，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外面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显性教育。
法治教育概念篇4
(一)概念的辨析和澄清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如果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看作是一项待建的工程，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概念就是施工建设的地基。而相关概念的形成，尤其是对于基本概念与核心概念来说，则更需要借助哲学思维来实现。从某个角度来看，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性的研究，这一结论是经过前人的验证而得出的。大部分研究学者都是将基本概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开始，之后才对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范畴的体系进行建设。
(二)观点的概括和提炼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实际上，大部分的原理体系都是由多种观点或某种定理组成的，但是，对这些观点进行提炼或概括，从而使其具有规范性，则是原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基础内容之一。这一基础内容仍然需要依靠哲学思维来完成，这是因为哲学思维具有非常好的抽象概括功能。有些事情从表面来看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如果用哲学的思维来思考，其内部的复杂性就表现出来了。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所有的基本观点，不论是定理，还是最终得出的结论，都能够借助哲学思维进行思考，从而深入提炼。
(三)体系的建构和论证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运用将已有概念与定理整理、建构成一项完整的建筑工程，离不开系统性的思维与全面的眼光，同时，也离不开较强的学术能力。对于这一问题，哲学发挥出了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并非分析某些细小事物的哲学派，而是一种广阔思维的世界观。要想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研究，就必须了解教育，同时，还要了解基本的政治与哲学，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把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一)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站在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存在不少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它拥有诸多相似的概念，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具体边界以及理论定位等问题都十分模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广义与狭义共存，不仅如此，还有更广义与更狭义的范畴。因此，必须设立过渡与转换的临界点，在两个甚至多个层次中随意转换是不被允许的。就拿对“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来说，很多研究学者都称其为“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广义的定义。然而，在之后的研究与表述中，研究学者未经任何过渡地声称:“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其他阶级与社会集团对培养目标所给出的定义。
(二)哲学思维的运用缺少原则性正如以上所说，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时不能缺少哲学思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运用哲学思维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有些学者在提炼关键论题时，并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作源头，更没有以历史经验为探寻对象，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生搬硬套，并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关键提要。从浅层次上来看，这一现象是由学术繁荣造成的，然而，实际上却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需求而构成的经院哲学。这种行为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做出贡献，甚至还加大了原理建构与教材编写的难度。
(三)哲学思维应用过多由上述内容可知，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论题的提取不能在哲学原理中生搬硬套，还要注意哲学概念的运用，应尽可能地遵循“少即是好”的重要原则。哲学思维与哲学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等同。在运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借助哲学概念是可行的，但要尽量降低哲学概念的使用频率。专业的哲学研究往往会非常频繁地使用哲学概念，但是，当哲学运用到其他领域时，如果运用过量，就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过度依赖于哲学概念，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显示出了哲学思维的愚昧。精细、系统的哲学思维应该是运用于无形的，同时，还是在解决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到多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因此，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理应分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但是，它们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区别实际上，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理论抽象层次更高，我们才说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研究重点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包括实践中遇到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基本概念问题，通常情况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道德教育哲学，它提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价值的论题与观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非完全背离的。原理的阐释必然会涉及到相应的“元问题”，也会依赖于“元理论”的某些研究成果。所以说，上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内提取出来的。其次，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哲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比较成熟的结论，将被“名正言顺”地归纳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有时也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相对分离与互动，会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高峰。
四、总结
法治教育概念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德育非政治化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讲政治”。
第一，关于“德育”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学界对“德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争论的焦点在于“德育”是否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确定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主要根据，是理论对实践的关系，是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把“德育”理解为“道德教育”，从字面上看不失为合理的解读之一。从伦理学或道德建设的角度看，“道德教育”可以简称为“德育”。但是，作为我国教育全局中与“智育”、“体育”、“美育”相并立的概念，“德育”决不能仅仅归结为“道德教育”。我国的教育方针用“德智体美”四个字概括了教育的内容。“德”育包括的内容应该是：为了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除“智”育、“体”育和“美”育外的所有内容。
“德育”的含义问题，决不只是一个文字解读的问题，不是仅仅从字面上推敲就可以确定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全局出发来确定的重大问题。它首先是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反映为一个理论问题。在我国教育的全局中，适应不同受教育阶段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教育内容，但从总体上看，开展与学生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相适合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教育，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是不可缺少的，因而教育方针中的即当代中国教育中的“德”育概念包含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内容，这既是“实然”，也是“应然”，既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也是完全合理的方针。正因为如此，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可以指称同一的对象，只是根据具体场合的需要，分别采用了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例如199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分别以“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为关键词，但都包括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如果像某些论者所主张的，德育只能是道德教育，不能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那么，国家的教育方针中就没有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位置，以教育方针为依据的我国学校教育中就没有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地位。这种教育理论如果被付诸实践，必然会导致削弱和损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严重后果。因此，联系我国教育的实践以及“德育”概念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实际来看，把“德育”说成是不得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道德教育”，不能不说是一种排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德育非政治化”的理论。从字面上做文章，根据“道德”与“政治”、“思想”等概念的区别来论证“德育”不能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也是站不住的，因为这种论证的逻辑前提是把“德”仅仅解释为“道德”，所以认为“德育”若包含政治、思想教育就是概念混乱。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德”本身就包含了“道德”、“品行”、“政治品质”等多重含义，因而“德育”的释义正是“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
第二，关于“公民教育”。
我国宪法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宪法第一条规定了我国的国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了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体，规定了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第二十四条又直接规定了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内容。这一切，无疑都是我国的“公民教育”所应有的内容。
第三，关于教育方针中“接班人”的提法。
有论者特别反对培养“接班人”的提法，把它作为“德育政治化”的典型表现来批判。其理由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是政治使命，以“接班人”为指向的教育是政治教育。的确，教育方针中的“接班人”这个概念有很强的政治性。为了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实现我国办教育的目的，教育方针对培养目标提出了包括多方面要素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其中的“接班人”一词侧重体现了对培养对象的政治方面的要求。既讲“建设者”，又讲“接班人”，全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构成了全面的培养目标。这里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接班人”的培养目标是否具有政治性，而在于这种具有政治性的培养目标是否具有合理性。邓小平始终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战略高度来看教育的，他强调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正因为如此，他多次用“接班人”、“革命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来表达他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批评把德育仅仅归结为道德教育的观点，旨在强调必须全面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着重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决不意味着可以轻视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阐述了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和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道德教育的丰富内容作出了集中概括。只强调政治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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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法治教育概念篇6
关键词:“来访者中心”理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启示
“来访者中心”理论(client-centeredtheory)是由当代著名的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Rogers)于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一种人本主义取向的心理治疗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有自我实现的潜力,能够了解自身,能够使生活态度和行为产生建设性的改变,只有在与治疗者建立起融洽关系后,这种潜力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和发挥。“来访者中心”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暗含了当前注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功能实现的需要,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启发。这种启发意义不仅是因为罗杰斯的理论与实践在西方取得了成功,更重要的是他的实践启示我们应从更深的层次上去发掘、开凿该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智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理论中有关观点的借鉴来探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方法,以促进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思路,提升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人本化水平。
一、“来访者中心”理论的主要观点
“来访者中心”理论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和行为理论的一个修正,被视为心理咨询理论中的“第三种势力”。该理论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和视角开辟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崭新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和进步。理论的要点主要体现在人性观、自我理论及心理治疗观三方面。
1.人性观。
各种心理治疗理论都是以不同的人性假设作为出发点的。精神分析理论坚持“人之初,性本恶”的人性假设,强调挖掘和释放潜意识中的经验或情结。行为主义理论坚持环境决定论,依据“人之初,性本无”的人性假设,重视治疗中外界情境的刺激作用,主张通过一系列正强化或负强化塑造或消退人的一些行为。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理论则另辟蹊径,坚持“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假设,深信人具有完善机能或自我实现的倾向。罗杰斯说:“我对主张人性本恶,认为性恶的行动是无法自我控制,会导致自我破坏与破坏他人的论调者,毫不欣赏。人的行为是非常理性的,即使在暧昧复杂的状况下,仍是很精确地朝着目标不断前进的。我们之中大部分人的悲剧是:自我防卫蒙蔽了理性之光,以致个人在意识层次上朝这一方向发展,而有机体(真实体验)层次却朝另一方向发展!”[1]“人性本善”是罗杰斯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念。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的发展具有建设性倾向。罗杰斯相信,如果能在来访者和治疗师之间建立起融洽的关系,那么,就会获得领悟和自由,而这些领悟和自由又将会促进来访者成长和发展能力以担负起责任,实现称心如意的个人变化。
2.自我理论。
自我理论是罗杰斯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其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与核心。罗杰斯认为,自我(self)是人格形成、发展和改变的基础,是人格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罗杰斯看来,与其说个体是生活在一个客观现实的环境中,不如说他生活在自己的主观经验世界中。“人基本上是生活在他个人的和主观的世界之中的,即使他在科学领域、数学领域或其他相似的领域中,具有最客观的机能,这也是他的主观目的和主观选择的结果”。[2]也就是说,个体在面对客观现实环境时,是如何观察的、观察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等主观经验是不同的,因人而异,罗杰斯把个体所能知觉到的这部分经验称之为现象场(phenomenologicalfield)。每个人的现象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自己才能意识到。根据现象场理论,罗杰斯认为,要想了解当事人,只有走进当事人的这个现象场才可以。由此,罗杰斯非常强调共情的重要性,强调咨询师应站在来访者的角度看问题。
罗杰斯的“自我”其实就是个人对自己的整体理解,即自我概念(self-concept)。它是通过与环境,特别是与其他人对自己评价的相互作用发展起来的,其作用在于使人有一种行动目标或人生理想。一旦达到这种目标,独立性、自我指导、自我依赖、自我创造等就会出现,这便是自我实现。概而言之,自我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和看法,也是人对自己和环境关系的知觉和看法。一个人随着经验的增加,会逐渐丰富和改变对自我的认识。
3.心理治疗观。
按照罗杰斯的治疗观,治疗师应相信来访者有自我实现的倾向,只要治疗师提供支持、温暖的气氛,使来访者提高对被尊重的体验,就可以达到自我的了解与发展。所以,整个心理治疗过程都着眼于“此时此刻”,而不是像精神分析师那样关注来访者的“过去”经验。这样,来访者就可以不理会过去的失败,就可以奔向好的目标,开发潜能。所以,罗杰斯把他的治疗观视为一种人生哲学,而不是对“异常的治疗”,这种哲学使得来访者学会自我解决问题。[3]
“来访者中心”理论的心理治疗观主要体现在治疗目标与治疗条件上。首先,罗杰斯认为心理治疗的目标就是让来访者的人格得到成长、发展和改变,使来访者真正成为一个机能完善者,它的最终效果在于人性的自我实现和人格的改变。比如,减少内在的冲突、对自己看法比较客观;接纳自己和自己的感受;有积极的自我评价;行为成熟,能适应社会,等等。按罗杰斯的观点:“咨询和治疗的目标之一就是填平自我概念与自我经验的沟壑。”[4]其次,与其它心理治疗不同的是,罗杰斯非常重视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心理气氛”的建立。他认为,形成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最佳的咨询氛围,显然是最重要的治疗条件。此外,“来访者中心”理论强调把整个心理治疗看成是来访者逐渐转变的过程,还强调咨询者应持有非指导性的心理咨询技巧等特点,以使来访者在融洽、温暖的氛围中达到自我成长。
“来访者中心”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本文对其相关观点的引用只是冰山一角,借鉴此,要义在于:在以人为本成为教育理念的今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充分相信大学生能够发展自己的潜能;应尊重大学生的个人经验,重视他们的情感和意见;应主动去洞察学生的内心世界,给他们以积极关怀,使他们产生安全感和自信心,免除他们各种精神上的威胁和挫折,这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来访者中心”理论对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把心理咨询引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造和贡献。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两者结合无论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心理咨询工作都是有价值的。罗杰斯的“来访者中心”理论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心理咨询中的运用,其契合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的需要。通过对“来访者中心”理论相关观点的借鉴,其对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如下。
1.“积极人性观”对转变学生观的启发:充分相信大学生有自我发展潜能。
现代教育理论指出,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建立什么样的学生观,会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育态度和教育方法,而教育态度和教育方法又直接影响教育效果。如前文所述,“来访者中心”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人性观基础之上,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并认为在条件适合时,个体能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与完善。他认为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得到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在他看来,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因此,借鉴“来访者中心”理论有关“人性本善”的假设,以及现代教育理论的观点可以看出,大学生在教育活动中不纯粹是教育客体,而是教育主体。也就是说,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更加相信每个大学生都有潜能,都有积极向上的一面。虽然每个学生的潜能不尽相同,但可以通过教育,使每个大学生的潜能得到充分开发。
“来访者中心”理论属于非指导性心理治疗理论,基于上述“人性本善”的假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尊重和信任大学生。同时更要注意,对大学生的尊重和信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自内心地、无条件地去珍爱和关怀。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既能与大学生分享成功时的喜悦,又能化解大学生面对挫折时的担忧与恐惧;既能接纳并体会有益于大学生学习和成长的感受,又能理解不利于他们学习和成长的因素;既能接受大学生自律自觉,又能接受大学生偶尔的分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每一位学生持有“积极关注”的态度,那么,在融洽的教育氛围中,就能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大学生们才敢自由地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才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的潜能。
2.“自我理论”对提升大学生积极自我概念的启迪:更加重视大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罗杰斯的“自我”其实就是个人对自己的整体理解,即自我概念(self-concept)。自我概念在个体发展中实际上发挥着自我调节行为的作用,因为一切外部影响力量要内化为个人的品质,都需要经过这一中介。自我概念是“来访者中心”理论的核心概念,其理论的发展不断加深了我们对人的自我认识和实践活动关系的理解。
积极的自我概念,是大学生建立在对现实自我的认识基础上的,也是全面客观的,它是个体对自我的认同、接纳,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个体对经验持自信和乐观的态度。罗杰斯强调学习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以及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性。也就是要求个体在学习中应获得对各种经验的不断感受和应对各种变化的承受性,对经验要始终持开放态度,并有效地提高自我的学习自主能力,即重视个体在学习中的主体性的发挥。这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免不了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在困难与挫折面前,持有开放的态度,积极累积各类生活经验,且保持自信和乐观态度,是积极自我概念的集中体现。“自我”的完善和发展必然会促进积极自我概念的形成,积极自我概念反过来又会促进“自我”的完善和发展。
可见,自我概念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内在关联,只有那些经过个人自我价值审定之后,自觉选择并被纳入自我概念结构内,成为自我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信念与相关的行为,才可能真正转化为不需要外在强化力量支持的个性品质。大学时代是“自我概念”发展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产生“自我概念”问题最多的时期。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对自己缺乏全面准确认识、对自我评价偏低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会阻碍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而思想政治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往往需要建立在健全的人格基础上。因此,培养大学生的积极自我概念,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要、重要条件之一。
3.“咨访关系”对建构师生关系的启示:关注情感联结的作用。
罗杰斯是第一位在治疗者―患者关系中引入人本主义概念的人。在“来访者中心”理论中,咨访关系被视为是来访者改变和成长的原动力,治疗师与来访者在这种关系中进行人格碰撞。罗杰斯指出:“有意义的积极的人格改变只能发生在这种关系中,否则就不会出现。”[5]而咨询的各种技巧都是次要的。认识到咨询师与来访者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发现制约关系的要素,是罗杰斯对于现代心理治疗的主要贡献之一。罗杰斯“来访者中心”理论以来访者为中心,重视融洽咨访关系的建立,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关注师生情感的联结有重要启示。
师生关系是人与人在教育领域中发生的关系,是教育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经常的人际关系系统。它是因教育而生,又为教育而存的特殊的人际关系。罗杰斯在“来访者中心”理论中非常重视咨访关系,主张咨询师应以真诚、关怀和理解的态度对待来访者。按此理念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唯有教师以真诚、关怀和理解的态度对待学生,以融洽的、有助于情感交流的方式建立师生关系,才能分享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种体验。只有教师设身处地地理解学生对教学工作的看法,并尊重和信任他们,才能为顺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情感保障。因为教师所拥有的真诚、关怀和理解的态度能使学生产生安全感和自信心,能避免其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其潜在的学习动机才会自然地表现出来。[6]同时,只有教师对学生的信任,才能给予他们自我选择、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估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权利,这不仅能锻炼学生的独立性,而且能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罗杰斯认为:“促进意义学习的关键在于教师对学生的某些态度品质。”[7]即无条件积极关注、真诚一致和共感理解三大咨询特质。
可见,随着当代大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树立“态度比方法更重要”的思想,以建立真诚、互信的情感型的师生关系。在这种师生关系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充分理解和尊重,形成良好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并且通过教师对学生的关心,使学生对教师产生积极的情感,以充分发挥“我―你”的情感联结作用,那么许多问题便会随着当事人的自我探索而迎刃而解。
综上所述,借鉴“来访者中心”理论的相关观点,初衷在于改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某些不适应新时期发展的特点,目的在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此理论的局限之处,如对主观经验过于重视,具有个人本位主义倾向;对积极人性观的界定主观性太强;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中立态度,等等。所以,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来访者中心”理论,两者的结合不是简单地拼凑、叠加或不加分析、无条件地照搬,而是扬弃、改造、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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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孟潮等.如何理解心理治疗中的治疗关系及其特点[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2):138.
法治教育概念篇7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即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学术界分别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形成及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等各种角度展开分析，这对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在梳理学术界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描述和争论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分歧从不同的维度可以概括为一元本质论与多元本质论的分歧、工具性本质与目的性本质的分歧、德育政治化与德育非政治化的分歧。产生这些分歧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本质属性概念混淆不清、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分歧争议大、对思想政治教育定义界定争论不休、对当前社会思潮和社会形势不敏感等。探讨差异性的原因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从而更自信地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分歧
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关系到其内容和范畴、价值和方法、载体与资源、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及其关系、过程与规律等的建构。从不同的维度看，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一元本质论与多元本质论的分歧、工具性本质与目的性本质的分歧、德育政治化与德育非政治化的分歧。
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分歧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1.一元本质论与多元本质论分歧
“政治性”说、“阶级利益性”说、“转化论”说、“灌输论”说、“人学论”、“精神生产说”、“社会化”等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一元本质的代表性说法。如杨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①杨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是对人的价值和地位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等,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是解放人的思想、启迪人的智慧”②王升臻从文化视角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实践活动，即人类精神生产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统一。”③余亚平认为“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概括为推进一定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化过程。”④多元本质论如郑永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性、具有超越性的实践活动。”⑤目的性、超越性、实践性是其本质属性。李辽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立体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可以从政治维度、伦理维度、社会维度和个体维度等进行综合考察。”⑥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就可分为阶级性、服务性、工具性、启蒙性。杨世卓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三个本质属性，实践性、阶级性和教育性。”⑦
2.工具性本质论与目的性本质论分歧
工具性本质论与目的性本质论的分歧实际上是社会本位说与个人本位说的分歧。“依据相关研究成果，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现状大体可以归为两类，即“社会本位说”和“个体本位说”。”⑧社会本位说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教育者所代表的一定的社会要求同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现状之间的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不仅在国家中政权中占据统治地位，在思想领域里也毫不放松控制。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与社会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统治阶级必定会调动一切有利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自己的现行统治服务。如政治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灌输论等都是工具性本质的体现。个体本位说伴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推进以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作为价值旨趣，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在社会哲学范式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更着眼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阶级的利益，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的工具。
3.德育政治化与德育非政治化分歧
德育非政治化主张德育只应该是道德教育，把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排除在外，并认为当前德育投资大效果微的根源就是德育泛政治化倾向。德育泛政治化的表现有德育目标高大全，过于理想化、政治化、概念化，没有考虑受教者的需要和接受能力；德育内容常随着国家形势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没有提出融合中国文化特色和吸引力的一些简单明了的稳定的基本要素，也没有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德育方式主要是灌输，隐性教育方式还在探索期；德育环境混乱，诚信缺失、拜金主义、贪污腐败、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恶流与学校提倡的东西背道而驰，导致学生在学校五天的教育抵不住家庭和社会一天的影响。迫于德育低效的现实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催生出德育非政治化的主张。由于公民教育内容具有宽泛性和普适性，教育对象具有广泛性，方式具有隐蔽性和渗透性，认为公民教育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比拟的优势。主张用公民教育替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主张德育非政治化的一种极端地表述。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认识分歧探源
1.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与本质属性概念混淆而用
在西方哲学史上，本质最初是指一个事物真正所是的意思。从柏拉图时期就认识到肉眼所见和感觉到的事情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于是提出理念论，认为理念是可见事物的本质，是可见事物产生、变化、发展的动因。亚里士多德也提出唯有事物的本体才能确证事物的正真所是，他们都追求对事物确定性的把握。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对于“多中之一”和“变中的不变”的追求中把本质的观念催生出来了。”⑨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是事物是其所是的内在规定性.“首先，本质作为事物的一种属性总是在任何状态下都自始至终地存在于该事物之中，并将该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区别开来；其次，事物只有唯一的一个本质。”⑩本质属性是表现本质的属性，本质的外延要比本质属性的外延窄，本质决定本质属性，本质属性表现本质。本质和本质属性处于不同的层级上，不应该将二者等同起来。“事物的本质是共同本质和特殊本质的矛盾状态，因此，事物的本质属性有两组:一组是共同的本质属性,另一组是特殊的本质属性。共同的本质属性就是一事物相同于其同类的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的本质属性就是一事物不同于其同类的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从数量上来说,事物每组的本质属性最少有一个,多至若干个;而从整体上说，一事物的本质属性最少有两个(一个是共同本质属性,一个是特殊本质属性),多至若干个。”??????
2.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分歧争议大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它的起源与人的语言、思想、行为的产生有着天然的联系，也与社会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相关。我们关心是思想政治教育起源的动力因素或者说是根源因素。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历程，对其历史场景进行溯源，把握其历史走向，既可使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工作有史可依，又要求我们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3.对思想政治教育定义的界定争论不休
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也是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争论不断的原因之一。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反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建设等相近概念有很大的内在关联性，不同术语表达的范畴和内容有具体的指向。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定义“大致经历了“施加论”、“转化论”、“内化论”和“发展论”四种模式。”前三种论述阐释的逻辑思路基本上还是社会本位的，个体兴趣、动机、人格特征和需要常常被湮没。施加论、转化论、内化论背后其实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观点和思维模式。“面对无法认识与解释的自然世界，人类逐渐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用于简化、认识自然与社会世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必定会受一定社会文化模式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形成二元对立，其假设和逻辑出发点也必然是社会与个人的对立。提出“个人与社会两大行动主体间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的理论主张对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定义有借鉴意义。4.对当前社会形势和社会思潮不敏感
由于社会转型，人们的思想活动具有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冲淡主流意识形态。比如“价值无涉”、普世价值、无政府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去意识形态化”等。宣传普世价值是为了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宣传公民社会，是为了动摇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宣扬新自由主义，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国外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科目，有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时展，必须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这样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其实各种思潮仅仅作为学术探讨和交流对学界是有利的，我们要警惕的是被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化的思想观念，它对国民具有腐蚀性。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认清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唯一的，本质属性在数量上至少是两个；（2）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起源离不开人的需要；（3）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社会互构论对揭示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有借鉴意义；（4）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研究现状看，这个问题还亟待更深的研究讨论。当然探讨差异性的原因本身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从而更自信地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引文注释
①杨威.思想政治教育发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3.
②杨宇.正确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特征[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2).
③王升臻.文化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本质新论[J],探索,2012(2).
④余亚平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新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⑤郑永廷.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J].教学与研究,2001(3).
⑥李辽宁.解读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四个维度[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7(11).
⑦杨世卓.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本质属性[J].现代企业教育,2004.
⑧李月玲,王秀阁.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述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4)
⑨俞宣孟.本质观念及其生存状态分析—中西哲学比较的考察[J].学术月刊,2010(7).
⑩杨红玉.四谓词理论中的本质—兼论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的困境[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3(1).
11郑毅男.论本质属性[J].学术月刊,1964.
12张国启,张皓.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内涵的擅变及启示[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9(4).
13徐晓军.社会互构论:超越经典二元对立社会学方法论的新探索[J].西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2(5).
法治教育概念篇8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毛泽东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
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
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
“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
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
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6〕同〔5〕，第150页。
法治教育概念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现状
我国自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环境状况，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理论，以此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论述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这一关系问题最先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只有好学求教，才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将道德品质的形成同社会环境联系了起来。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环境论，肯定了环境的作用，提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主张建立睦邻友好的环境，发扬德行，相互帮助。荀子非常重视主观思想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他改变了仅从客观环境的单一角度认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开始注意到人主观认识的作用。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偕黑。”认为环境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著名理学家王夫之认为环境能决定人们意志的坚定性，意志则支配人们的行为。主张对环境进行有效控制，促使人们形成坚定意志。
在西方国家，许多思想家也论述了环境对人的思想品行的影响。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天赋的美德需要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把它引导出来的思想。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与好的环境接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教育要为儿童提供优良的环境，使儿童的潜能能够充分实现。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认为人的“理智”的形成有如有机体进化一样，每一阶段都要与环境接触，特别是要学习控制客体环境，指出“我们的结论不是要离开环境进行教育，而是要提供一种环境，使儿童的天赋能力得到更好的利用。”
古今中外贤哲们的环境教育思想影响着今天的教育，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提供了理论借鉴。但这些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实践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环境观克服了这种局限，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环境论认为，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二者相互创造，并统一于社会实践。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中，两者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环境变得更有利于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更有利于环境建设。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根本的理论依据。
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看法。20世纪90年代初，陆庆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中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首先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界定了其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这基本确定了思想政治环境研究的基本范畴。其后，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1995年版）中以“环体”的形式把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要素”之一，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逐步从一个孤立的概念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2002年，沈国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中提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广义上说，指的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各种外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教育对象所处的社会小环境。”虽然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
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类型的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二分法，从一般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微观环境是指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作环境。这是最为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二分法。三分法，一些学者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即在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中观环境”内容。多分法，除了二分法和三分法，有些研究者还从更广泛、更细致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剖析，如陈秉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社会环境、单位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交环境四种类型。时空维度分类法。在上述几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岳金霞提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的划分方法，即时空维度分类法。从时间维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历史环境、现实环境、未来环境。
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在取得丰富的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概念不准确、称谓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看法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称谓，缺乏规范。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中观、微观环境，学术界的说法不一。第二，总结经验多，学理分析少，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者侧重从经验总结层面进行分析，而从学理角度出发去分析的论文较少，研究的系统化、学术性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法治教育概念篇10
1、教育的基本概念
(1)广义的概念
泛指一切有目的地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人的智力和体力，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2)狭义的概念
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按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影响的社会活动。
(3)有时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同义语使用
2、教育的属性
(1)教育的本质属性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2)①教育具有永恒性。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是一个永恒的范畴。教育的两大职能：一是使新生一代适应现存的生产力，作为生产斗争的工具;二是使新生一代适应现存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②教育具有历史性。③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在：教育具有自身的继承关系;教育要受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不能将其独立性绝对化。
3、教育的起源和发展
(1)教育的起源
历来存在的两种错误的教育起源理论;以法国利托尔诺为代表的教育生物起源论;以美国孟禄为代表的教育心理起源论。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起源说。
(2)教育的发展
①原始社会的教育概况。②古代社会的教育，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教育。我国奴隶社会学校名称——庠、序、校等，教育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欧洲奴隶社会曾出现过两种着名的教育体系——斯巴达教育和雅典教育，前者重视培养骁勇的军人、武士教育几乎完全是军事体操教育，后者重视培养多方面发展的人，教育内容包括政治、哲学、艺术、文学、体操等许多方面。欧洲封建社会的两种教育体系——教会教育和骑士教育，前者培养教士和僧侣，教育内容是七艺：包括三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四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但各科都贯穿神学;后者培养封建骑士，教育内容是骑士七技：骑马、游泳、击剑、打猎、投枪、下棋、吟诗。③现代社会的教育，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概况及出现的新的改革;社会主义教育的特点。
(二)教育的基本规律
1、教育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
(1)教育与生产力相互制约
①生产力对教育的制约作用(生产力对教育目的、内容，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学校结构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组织形式的制约);②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手段;教育是科学知识技术再生产的手段;教育是生产新的科学知识技术的手段)。
(2)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相互制约
①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性质、目的、领导权、受教育权等方面的制约);②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反作用(教育培养出具有一定阶级意识的人，维护和巩固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教育通过影响社会舆论、道德风尚为政治经济制度服务;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起决定作用)。
2、教育与人的发展相互制约的规律
(1)影响人的发展的主要因素
①遗传的概念，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②环境的概念，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人对环境的反映是能动的反映;③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制约，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教育起主导作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