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实质篇1
［关键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学本质；文学现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50-05
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持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强调文学本质的多元性存在。文学本质多元论认为，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应该具有历史的累积性与文化的叠加性，同时还应该具有未来开拓的可能性。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不仅是现实性的，同时还应该是可能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此处所说的文学本质已经不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基于后现论、基于文学事实考察具有形而下意义的本质，它指的是文学实践活动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一致的特征，质态，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建构性的存在。
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无所谓文学与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学观念都是一种人文现象，它们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长相伴随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发展，文学活动也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不断开拓的过程。与之相应，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也存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展开的过程。但是，文学本质的展开往往并不呈现为一种线性连续的同质状态，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历史性的播撒、空间性的弥散状况。因为每一历史语境、民族文化语境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学本质空间探索向度的差异。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阐释，应该走向“文学现场”。但何谓“文学现场”，它由怎样的成分构成？笔者认为，历史向度的文学、当下状态的文学、未来向度文学发展的可能及他民族的文学四种成分共同构成了“文学现场”的空间。文学本质多元论正是文学理论建设力图回归这种“文学现场”的一个尝试性的结果。
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笔者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了中外文学史的史实之中，并适当地结合了对于“文学现场”的分析考索。
依据相对主义文学观念，不同时期的文学质态不可通约，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质态也不可通约。比如唐诗与宋诗。唐诗讲究情趣，宋诗讲究理趣。它们之间很难相互打量，相互审视。宋代严羽有一段著名的话很能说明问题：“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1］也就是说，依据唐诗的标准，宋诗实在算不上什么优秀的作品，因为它们太过于说理、太过于显摆自己的才气，结果导致太着实、太直白而缺乏余韵。当然，如果反过来，依据宋诗的标准来衡量、评价唐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但是，如果以各自的规则来分别衡量、审视、评价，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如今，唐诗与宋诗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因却是不可通约的。再比如，南朝的齐梁文学与唐代文学，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象征主义文学等，情况也与之类似。其实，即或是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文学实践也会往往如此。比如，象征主义文学对于隐秘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自然主义文学对于科学及现实世界的执著与唯美主义文学对于语言形式的刻意追求，表现主义文学的抽象化、本质化倾向与未来主义文学对于现代的拥抱及对于未来社会的希冀等，也都是这样。具体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情况更为明显。比如，中国传统文学在言意关系上、在结构以及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都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学。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来审视西方作品，西方文学将会是低劣之作，因为它们太过直露、没有韵味，也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反过来，情况也绝对会与之相应。再比如，中国的传统“史诗”、“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与西方的史诗、悲剧等叙事类文学，它们之间又怎么样能够相互打量？但是，这样一些迥然相异的文学却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宝库，成为了我们所置身的“文学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文学现场，面对各种质态的文学存在，文学理论将如何言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分析、思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史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元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质的生成类似于我们传统观念当中道的演化，道原本为无，由无而生有，由少而生多。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本无所谓文学，也无所谓文学的本质。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人们依据各自的生存状况、文化氛围，从事文学活动，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在不同的向度上开拓文学的存在空间，进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有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的文学存在质态。在人类的文化时空当中，各种各样的文学存在质态、各种各样的文学本质开拓向度并不闭锁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某一民族的文化语境，而是处于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开放之中，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广为后世、不同的民族所享有。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民族文化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是这些生成、开拓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而这种开拓与生成没有终结，也不会有终结。
二、文学本质多元论与反本质主义文论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不得不谈一谈对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看法。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应该说从反本质主义文论获得了许多启发，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但是，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则立足于对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反思、修正。
反本质主义是作为本质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本质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常常将某些特定群体，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普遍化、非历史化。与之相反，反本质主义者认为，“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的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2］因此，要求将文学本质问题事件化、语境化、地方化，强调文学观念对于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的依附性。
本质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以某一时期、某一群体出于某一需要所开拓的文学存在空间视为文学的唯一存在空间，限定了文学艺术本质存在的历史开放性与文化开放性，同时也限定了文学艺术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压缩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存在空间。相对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恢复了文学观念与社会公共领域、社会现实、文化实践、文学实践的联系，揭示了文学本质的历史性与地域性，注意到了文学存在空间的生成性质。但是，反本质主义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不能及时地、认真地加以反思，修正，那么，它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必定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反本质主义文论虽然注意到了文学本质存在于历史空间、文化空间中的播散与弥散，但却没有注意到文学本质存在的累积性与叠加性。反本质主义文论主张，文学本质观念的建构具有事件性与地域性，文学本质观念依附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进而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观念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断裂、差异，而忽视了文学观念在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连续性。实际上，每一种文学观念并非仅仅闭锁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民族文化语境，而往往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一面。文学观念的更迭与自然科学中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不同，地心说可以被抛弃，但是当表现说产生时却并未完全使模仿说失效。因为文学的本质既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也是一种生成的结果，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相伴而生，并呈现为某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当然，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可以不断地改写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但是，我们对这种改写的程度、限度不应该过分地夸大。我们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丁的《神曲》与作者同时代读者的感受肯定不同，但也肯定与阅读现当代的纯文学经典不同，这就说明，历史上的文学文本其意义并非完全固定，但也并非变动不拘。文学观念往往附着于某种文学存在形态。文学的存在形态存在于历史之中，但也能够走出历史呈现于当下，与之相应，文学观念也可以因之而走出历史。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文学观念也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况且，文学观念应用于文学实践，也并非随着另一种文学观念的兴起而完全停歇，而往往是继续运行。比如，当人文主义文学兴起以后，宗教文学实践还依然进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再比如，浪漫主义的兴起没有完全阻止古典主义文学实践，现实主义的兴起也没有完全阻止浪漫主义文学实践。另外，文学新观念的建构也不可能完全与过去的以及异域的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完全绝缘。因为文学观念的建构依附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从构成上来讲，它不仅包含了当前的社会实践因素、当前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成规，而且还承传了大量的文化传统，接纳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因素—历史形态的各种文学文本、各种文学观念以及他民族的文学文本、文学观念还会以一种共时性的现实形态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呈现。
英美新批评理论家t.S.艾略特曾言：“历史意识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看到过去的现在性。”［3］笔者可以借以引申这样的结论：文化意识应该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而且还要看到文化的世界性。由此反观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其问题也就在于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的缺失。
第二，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而没有真正地回到“文学现场”。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与福建社科院的南帆研究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两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的整体学术取向。
我们并不能够提出新的可以取代旧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新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我们认为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去？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商谈过程？是否符合民主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4］
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对于文学研究说来，这带来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后果：第一，文学性的定义只能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修改已有的定义。第二，相对于推敲一个普适的定义，不如解释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产生这种而不是那种文学特征［5］。
“热衷于调查既有文学观念在发生学上的历史/地域性，致力于解构一切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认定，暴露一切文学观念的‘非普遍性’和‘非真理性’”［6］事实上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从整体取向上来讲，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应该属于文学理论知识考古学的范畴，是一种文学理论史理论。“回到文学现场”，这是反本质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主张，也是他们用以反对本质主义文论的利器，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到文学现场，而是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对于文学批评史文献及其生成背景的梳理辨识，远远超出了对于文学史实、对于文学现场的关注。与文学史研究的脱节，对当下文学现场结构性考察、分析的缺失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建设的重大偏失。所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是解构本质主义的理论、文学批评史理论，而不是“文学”的理论。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在我们当下的语境当中所能够承担的学术功能，主要是扫除本质主义文论的障碍，为新的理论建设开辟道路。它主要是一种批判的工具、开路的工具，而不是理论建设本身。
第三，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过于关注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梳理，而疏于对文学演变本身的考察分析。这一点与上一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与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是非常相像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本质主义文论梳理文学概念是为了说明自身理论建构的真理性，而反本质主义文论则是为了说明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地域性。因为都脱离了文学发展本身，结果都没能很好地说明文学本质的生成问题。我们大家知道，在西方世界，在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之前，以诗的名义加以统辖的各种文献，其外延基本上是与文学相吻合的。在中国学术界，情况与西方不太一致。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没有一种集合性的文体概念统辖文学整体，但这也不能说明与西方文学史、文论史相反的道理。我们如果从中外文学发展本身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将会发现，所谓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这样一个文学学科的重大事件，其实也仅仅是文学形态的另一种存在空间的开拓而已。在西方学术界，在诗的概念主宰文论话语的时代，诗要么是模仿、要么是象征，而在文学概念主导文论话语之后，文学成为了审美，但文学模仿或象征作为观念或文学实践，并未消失也并未失效。中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文学要么是载道的，要么是言志缘情的，要么是天人合一的，要么是实用的。在现代文学概念引进以后，实际上也仅仅是增加了文学是审美的存在向度，而其他存在向度则依然还再延续。反本质主义文论，因过度关注文学概念而疏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考察，而使自己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陷入到了一种错误的境地。
第四，反本质主义文论具有浓厚的历史宿命、文化宿命色彩。文学理论建设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一定的民族文化语境，又对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产生一定的促进，瓦解作用。文学理论不仅仅承担着解释描述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一种文化先锋的职能。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更多地强调了前一个方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一个方面。文学理论建构被看成了一种必然的、被动的历史承载，而不是被看做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介入性，超越性的行为。这就由此决定了，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倾向于解释、倾向于已成，而不太注意新理论的建构。在我们当今的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是作为一种新锐的理论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的保守性的成分。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正是在对反本质主义文论以上问题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力图回归文学现场，恢复文学理论的“文学”性质；注重当前语境结构的考察分析；力避与文化相对主义就成为了笔者的自觉意识，进而也成了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主要学术取向。
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价值意义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具有非常大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第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有效地保持文学理论的历史连续性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上，文论家们建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持一种文学本质一元论，或强调模仿或强调言志或强调抒情或强调象征或强调反映或强调审美或强调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文学理论自身开拓的各种可能性。这实际上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闭锁行为，既闭锁了自身也闭锁了文学。文学活动、文学理论实践实际上都应该属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领域，应该具有一种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立体性。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我们对于文学理论建设存在之家的回归，也是对于文学实践存在之家的回归。可望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文学理论建设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第二，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通观中外文论、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以往人类对于文学本质空间的探索，往往呈现为一种猴子下山似的状况。模仿说、表现说、审美说、文化说（中国现代进程发端以后，也基本类似），一步一步地走来，抓住一个放弃一个，进而致使以往的探索归于无效。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呈现为一种一往无前的徒劳状态。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立，可以一改文学学科的这种发展史状况，它将会以一种开放、多元的胸怀来吸纳以往及他民族的文学探索成果，并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将文学的存在空间向未来开放。在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视野之下，历史上的本质主义文论探究成果将不再毫无意义，而是会重获生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学语言探索，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往往对其采取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文学本质多元论，则非常注意对其合理性因素的吸收。在笔者看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探索尽管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尽管在很多方面未尽人意，但是其探索的结果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学本质绝对不会毫无意义，其考察、勘探的文学本质存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长时间地存在流传。
第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促进文学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以往编撰文学史往往都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时下学术界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从一个方面来讲，应该不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一切历史毕竟是历史”。如果仅仅以某种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那么，文学史写作将会是平面的，而没有历史纵深感。那么，如何才能使文学史成其为历史，恢复其应有的历史纵深？笔者以为，文学本质多元论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批评史观念，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整体状况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的研究者群体在世界上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成果产出也应该最多，但是在世界学术界却长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产生应有的影响。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没有回到“文学现场”，仅仅是就理论谈理论，形成了一种理论的深刻、无效的深刻。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缺乏对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的全面考察分析，致使我们的研究趋向某种偏执，众口众辞难以对话。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构，可望能够扭转这种状况。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2
一协同的重要意义
越是高深的理论，越要通俗化，越是真理性的东西，越要朴实无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高校师生的思想价值引领，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实现塑魂育人的重要途径。校园文化内含丰富的育人素材和“营养”元素。依托校园文化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是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要方式。将上述两个方面有机结合，协同发挥合力育人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协同育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深刻理解和认同，入心入脑，转化为内心信念和自觉行为的必然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15日第1版）这不仅提出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而且提出了具体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绝大多数高校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这种宣传教育多体现为理论的阐释和解读，多使用校园媒体宣传、课堂讲授等显性方式进行，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渗透和融入不够，与文化元素的结合不够。一种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只有真正被人们所理解和掌握，才能获得真正的认同，进而内化为信念，转化为行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必须紧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学生实际，通过包括校园文化在内的多种载体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才能真正被大学生所认同，真正为大学生所践履。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协同育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深刻理解和认同，入心入脑，转化为内心信念和自觉行为的必然要求。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协同育人是提升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高校十分重视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充足的投入和保障，推动了文化素质教育的开展。但是，文化素质教育要提档升级，要打造品牌，提升质量，必须在内涵价值上予以丰富，必须有社会主导价值观念的引领和指导，这种指导又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理论层面，而必须与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紧密结合，在文化素质教育中贯穿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引领，在校园文化的熏陶感染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境界，使文化素质教育既有文化品味，也有思想元素；既有丰富内涵，也有主导价值引领，真正成为塑魂育人的有效方式和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和功能协同，无疑是有效的手段和方式，是提升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协同育人是形成教育合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现实需要。在大多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校园文化育人往往分属不同部门在抓，工作分工上也有侧重，这当然有利于明确目标任务，但是，也往往容易造成力量的分散，难以形成育人合力，难以有效发挥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功能，难以真正发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作用。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提高育人实效和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和校园文化育人功能协同起来，实现思想价值引领、道德教育和文化熏陶感染的一体化，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当前，摆在高校面前的一项紧要任务就是要按照中央要求，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校园文化协同起来，共同发挥育人作用，形成育人合力，提高育人实效，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四有”新人的必然选择。
二协同的目标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增进社会共识，创新方式方法，健全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1版，第8页）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引领，而且本身是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载体，需要与包括校园文化建设在内的高校文化传承发展功能相协调，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共同发挥塑魂育人的作用。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职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高校校园文化育人协同起来，达到塑魂育人的应有效果，需要遵循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要求：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协同育人，需要实现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目的。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对大学生的成长目标而言，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是否合格和可靠，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是否真正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一个全体人民都需要树立的共同理想，更是大学生需要高度认同和追随的理想，而这种认同和追随不能仅靠理论的灌输，还必须通过包括校园文化的熏陶感染等隐性的方式进行渗透，通过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通过深刻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必然性，通过引导大学生将自我理想、社会理想有机统一，实现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度认同，促使他们自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勇担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的进程中，坚持和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协同育人，需要实现更好地培养大学生健全人格的目的。人格通常是指一个人表现于外的给人以印象性的特点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此角色相应的个人品质、声誉和尊严等。对大学生而言，健全人格应该至少包含以下要素：远大而稳定的奋斗目标、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谐的人际关系、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健康、崇高的审美情趣。当代大学生要成长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具备健全的人格。事实上，健全人格并非天然形成，而需要有效的教育培养。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生的知识教育不合格将成为“次品”，而人格教育不合格将成为“废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大学生人格培养的重要指导和重要内容，而积极、健康的校园文化是培养大学生健康人格的重要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校园文化有机结合，协同发挥作用，将有助于全面培养大学生健康人格。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高校校园文化协同育人，需要实现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和文化修养的目的。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和文化修养是影响其工作和生活乃至事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大学生文明道德素质的指导和重要内容。在高校大学生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是将大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的基本要求。校园文化建设本身是承载教育内容的重要载体，是进行大学生文明道德素质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提升其文明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的重要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校园文化育人功能的发挥协同，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升大学生道德素养和文化修养。
三协同的着力点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3
【关键词】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1]十六大修订的党章也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p14)这样在理论上明确而郑重地提出政治文明概念，在实践上强调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文明”这个概念，马克思在150多年前曾提到过。他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说到“执行权力”时，提到“集权制和政治文明。”[3](p238)然而，究竟什么是政治文明?马克思没有作具体解释。大概他的意思是，政治文明就是指文明地(而不是野蛮地、专制地)执行政治权力。此外，马克思多次讲过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但没有再提“政治文明”。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也都没有明确使用过“政治文明”概念(当然，这不等于他们没有说到过属于政治文明或者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东西)。大约在1990年前后，我国学术界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社会政治文明问题。不过应当说，是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一次高层次的、全国性的大会上，首次明确而且郑重地提出政治文明概念，并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江泽民还把政治文明概念和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写入工作报告之中。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准确界定“政治文明”这个概念?笔者认为，政治文明应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先进的政治理念指导和支配下制定出来的社会政治制度，贯彻实现政治制度的社会政治管理以及人们政治行为的总和。也就是说，政治文明包括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管理和人们的政治行为三大部分。它们共同构成社会中基本的政治领域和主流的政治生活。笔者看到，也有的论者说政治文明“包含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4]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政治意识不属于政治文明范畴，应是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准确地说，只有先进的政治意识、政治理念，才是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可是，政治制度跟政治意识不同，政治制度虽然是在先进的政治理念指导、支配之下制定和贯彻实施的，有着观念特征，但毕竟表现为条文性的、带有强制性的政治管理原则和规范，且有一定的物质设施和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客观保障和贯彻实施手段。某种政治制度一旦制定出来，就会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力量，强制性地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影响社会的秩序、面貌和发展进程。所以，政治制度不等于政治意识，不属于精神文明，而应是属于政治文明。政治制度还是政治文明中最主要的东西。社会的统治者、管理者就是直接按照政治制度来进行政治管理的。一个社会中的不同政治力量，也是主要针对当时的政治制度来进行或者维护之、或者改革之、或者推翻之的政治活动的。
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知道，社会文明是标志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的范畴。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会表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越来越提高，这就是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关于社会文明的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上，作出不同的分析。
由于人类社会的最基本领域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即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所以，标志社会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的社会文明，就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大文明。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是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改造自然界所取得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标志这个社会在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方面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是这个社会的人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积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标志这个社会在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方面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
而由于人类社会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紧密结合、相互渗透的有机体，是人们组织结合起来的自控制、自管理、自更新的统一整体，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依赖并相互交错，才造成了具体社会的存在，由此便就又形成了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文化和进行社会控制、管理的政治这三个方面，所以，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也会体现在这三个方面。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分别表现为社会经济建设、经济生活中的物质成果，和社会文化建设、精神生活中的精神成果，这也就分别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方面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便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标志一定社会在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面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定社会的文明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的。”[5]而在社会文明的三大组成部分中，政治文明不仅是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还起着特殊的控制、管理整个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的作用。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从人类文明的横断面看，政治文明既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前提，又是联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介桥梁。”[6]
社会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内涵不同和存在形态不同。物质文明的存在形态是物质成果。精神文明的存在形态是精神成果，即人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思想观念。政治文明的存在形态是社会政治制度、政治管理和人们的政治行为。
同时，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单就政治文明来说，它要依赖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能够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要以物质文明为物质基础，依赖于物质技术条件。因为，一定社会中政治制度的制定和贯彻，需要有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程度作为客观基础，还需要一定的物质设施和技术手段作为前提和保障。政治文明还要以精神文明为精神基础，受一定社会中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观点的指导。反过来，政治文明也会通过社会行政管理和法律约束等渠道，影响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从而影响物质文明发展的速度，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方向与速度。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述关于政治文明概念的内涵来推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信念的指导、支配下，制定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政治管理以及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点在于实行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高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应当具体表现为高度的、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群众真正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利；社会中有着完善的政治管理机制，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公务员依法行政，以德行政，勤于政务，廉洁自律；不同政党关系融洽，相互合作，共谋国是。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应当全面地表现在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形成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三大文明。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我们党正是这样认识和组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这里所说的“富强”是就物质文明而言的，“文明”是就精神文明而言的，“民主”便是就政治文明而言的。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胡锦涛也说：“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也是我们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完成好的重大任务。”[7]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基础，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只有在社会中有了社会化的大生产，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了迅速安全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有了较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有了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体(这些属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社会主义信念，有了高度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和道德意识，有了健康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些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才会有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健全的法制，才会有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才会有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些属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在社会中有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健全的法制，有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和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那才会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繁荣，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如果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努力搞好，民主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善，社会管理秩序混乱，腐败现象严重，那肯定是不利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
三、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我们当前必须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什么呢?
第一，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上面已经说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即广泛的人民民主，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应当使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充实，而且还应当使人民群众享受高度的政治民主，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8]但是，我国当前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仅应当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还应当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决定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是执政为民，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仅包括力求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而且还包括力求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使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愈来愈充分的民主权利。江泽民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
第三，这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上面已经说明，政治文明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它们可以相互促进。但是，如果哪一种文明建设受到忽视，也会牵制另外两种文明建设。就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它无疑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和影响，但它也会反作用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其提供政治制度和法律保障，影响以至决定它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我们只有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现高度的政治民主，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和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有效监督和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党和政府决策的实施，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9]因此，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第四，这是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决定的。人民群众毫无疑问是要求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的。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人民群众，为什么要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其根本的愿望要求，就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翻身解放做主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人民群众则既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经济利益，又要求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因此，人民群众希望健全民主制度，完善法制，即搞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我国当前尤其迫切需要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是因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是明显滞后的。我国的民主制度尚不健全，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尚没有在体制和措施上得到有力的维护和保障。广大普通老百姓还没有真正充分地享受到国家、社会主人的权利，有些普通老百姓甚至还要遭受到个别“公仆”的摆布和欺压。法制也不完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乃至于徇私枉法、以权压法的现象还依然存在。行政管理上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区、有些层次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还相当严重。这种状况，不仅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教育的发展和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必须尽快加以根本改变。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搞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呢?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所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指的当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努力去做的诸方面工作。我认为，我们尤其需要重视的是：
第一，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指出：“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1]我们要建设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文明，不能混同于别的性质的政治文明。因此，我们不能赶时髦，不能因为借鉴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来搞西方的那一套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具有相互的依赖性、相容性、一致性，要努力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10]使它们相互促进。
第三，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1]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清除原有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民主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善，行政效率不高，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不力，等等，以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第四，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着重点是：“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1]一般地说，政治制度可以包括四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基本权力结构层次，第二是权力运行规则层次，第三是权力运行状态层次，第四是具体政策层次。这四个层次构成的政治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积极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才能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
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也应明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政治既是受经济所决定，又是受人们的素质和思想观念影响的。我国的生产力尚不发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社会物质财富还不丰富；历史上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目前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影响；教育文化落后，社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较多，民主主体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治观念、权利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等都不够高。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因此，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避免操之过急，既要注意搞好同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又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注意采取稳妥的措施，逐步推进。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J].求是，2002，(22).
[2]中国共产党章程[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虞崇胜.政治文明概念辨析[J].北京：理论前沿，2002，(4).
[5]秦宣.政治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n].中国教育报，2003-01-18(3).
[6]曾狄.“政治文明”为“政治”正名[J].天府新论，2003，(1).
[7]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2002-12-05(1).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规定性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重要概念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标志着我们党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要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理论上予以科学地全面地把握，首先必须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三重规定性，即政治文明规定性、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这三重规定性的客观要求，它们有机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
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依法治国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由深刻的哲学基础、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深厚的现实基础所决定。
1.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政治文明这一对概念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哲学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共性和个性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过渡；个性包含着共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统摄着个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个性必然包含着政治文明的规定性这一共性，体现着政治文明的一般要求；政治文明作为共性不仅寓于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所创造的各社会形态政治文明的个性之中，也必然寓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个性之中；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统摄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离开政治文明的规定性去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认识论上必然会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上也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非横空出世、突兀而起，也非人们纯粹观念的产物、绝对主观的创造，而是人类政治文明长期孕育、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取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一种更高级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它形成和发展于人类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由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映特定经济基础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相对独立性。同时，它扬弃了人类所创造的既往政治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和阶级进步性。不承认或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是形而上学的思维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上的体现，必然看不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无法全面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正确评价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不利于我们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只有承认和正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明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我们才能深入研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政党执政规律，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不因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属性而否认其文明属性，从而在继承和发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努力革除其种种弊端，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要的更高级的政治文明成果。这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可能，其阶级进步性也才会进一步突显。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现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人类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表明：社会主义主要产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与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相适应，这些国家往往具有浓厚的封建传统，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未能充分发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起点较低，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的设想相差很大。从巴黎公社开始人类社会崭新政治文明的最初尝试到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总体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缺乏成功的经验可循。另外，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和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以及革命领导人的历史局限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忽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一再出现践踏民主与法制的现象，客观上导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成就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要求不相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状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益扩大的政治需求不相称。可以说，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与此不无关联。
深刻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历史起点较低的国家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须认真研究政治文明的规定性，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继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切实满足人民的政治需求。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于封建传统深厚而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先进行反封建的政治民主启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治文明的充分发育可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奠定牢固而坚实的基础；否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可能因根基脆弱而发育不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政治文明的规定性既是人类社会主义运动既往实践的深刻启示，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得出的重要结论。
(二)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法治作为现代化国家的组织形式，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平台。这里的法是良法，它必然尊重人的人格、尊严、自由、进取精神，照顾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和要求，其本身就是社会博弈的结果和政治文明的产物。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政治文明的客观要求。这主要体现在：(1)政治制度的有效确立和良性运行离不开法律的最终确认和有效实施；(2)各种政治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政治活动的具体内容和范围离不开法律的规范；(3)和谐政治关系和稳定政治局面的形成离不开法律的调节；(4)进步政治意识的确立和巩固离不开法律的提倡和强化；(5)先进政治管理技术的采用离不开法律的首肯。离开依法治国无所谓政治文明，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基于此认识，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进一步强调：“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
二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人民当家作主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
1.现象和本质辩证关系原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存在的每一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它是一事物和他事物区别的标志。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从不同侧面表现事物的本质。本质决定现象，现象从属于本质。这一原理要求人们既不能脱离现象凭空地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也不能使认识仅停留在现象上，相反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从现象上说，和既往各形态政治文明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都有一套实现政治有效运作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立法制度、政府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等)。但由于这些现象系本质所决定，从属于本质，因而必然体现本质的差异。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仍然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最终体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上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民主最终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的民主，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要求。所以，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的社会主义规定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既往各形态政治文明相区别的根本标志。由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
2.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进步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从价值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表现剥削、弘扬两极分化、崇尚强权的旧政治观，代之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政治观；(2)从制度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制度，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为统治阶级；(3)从发展层面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其对既往政治文明极大的批判和对新政治文明伟大的创造显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人民对其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历史发展空间空前广阔。
转贴于 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社会主义文明必然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成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时，消亡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之中，与社会主义相始终。其建设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约和影响。同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必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发展空间决定了其不能不具有社会主义规定性。这种社会主义规定性具有阶级性、具体性和多维性。
(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1.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社会主义经济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使劳动者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处于平等地位。这种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反映到政治上即人民当家作主。从经济体制角度看，社会主义经济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原则、自由平等原则、契约原则投射到政治领域，必然要求人民当家作主。从发展动力角度看，只有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权利，使广大人民参与政治决策，才能有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大动力。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人民当家作主为社会主义的鲜明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动员、号召和领导人民的锐利武器，对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取得夺取国家政权的胜利起到了巨大作用。革命胜利后，实现其夺取政权前的政治诺言，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便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当然之举。所以，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们才能强化人民政权的阶级基础，巩固人民政权的群众基础，才能有效消除重大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隐患，防止政治专制和政治腐败，提高政治决策的科学性，进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
3.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应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反腐败斗争尚未结束，领导干部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尚待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机制尚不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我们必须切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1]，“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1]，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自然历史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社会发展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使社会形态具有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形态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横向上表现为同类社会形态既有共同本质，又有各自特点。同类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特点，体现了各国解决其内在矛盾的能力及其独特的创造性。作为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完全适用这一理论。将该理论具体到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必然得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基本结论。
2.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国情的内在差异性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国别规定性的现实基础
由于各个国家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传统、民族特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国情不同，决定了不可能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模式。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与该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相适应，必须与民族的政治传统相适应。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3]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漠视民意、滞后历史进程的政治僵化还是无视国情、超越历史阶段的政治激进都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都会妨碍社会发展与进步。所以，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这种由于培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花的土壤不同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别规定性，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式的差异性。列宁曾指出：“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经验来表明。”[4]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花也只能由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本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根据本国国情，经千百万人的行动来培育，以结出丰硕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果。
(二)在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别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考察中国政治国情不能不关注以下四个方面：(1)国家特别大，社会情况复杂；(2)人口特别多，总体素质不高；(3)历史特别长，封建专制传统深厚；(4)地域差异特别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
其中，国家特别大、社会情况复杂决定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要有一个坚强、集中、统一的领导。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
人口特别多、总体素质不高就必须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考虑到现有条件下人们政治参与动机的复杂性，在特定条件下，广泛的政治动员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以至社会动荡，而我国承受社会激烈动荡对经济破坏的能力有限，所以“中国不能乱”[5]。中国共产党是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组织基础。
历史特别长、封建专制传统深厚则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国是一个自秦汉算起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的政治思想传统极为深厚。中国社会的进步迫切需要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将适应时代的要求，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
地域差异特别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步伐不一、形式多样。由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国别性的基础上在一国范围内又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别性和地域性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式的多样性。这种由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多样性使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所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尚不能做到完全平等一致。解决这一问题惟一的途径只能是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逐步消除地域差异，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切实的物质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既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现实要求。在当代中国，惟有中国共产党能凝聚民族的力量，驾驭复杂的局面，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带领人民走向辉煌的未来。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国别规定性的客观要求。
总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三重规定性：政治文明规定性、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政治文明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性和继承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社会主义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和进步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国别规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特殊规定性，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它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起点。其中，政治文明规定性和社会主义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象和本质、继承和发展的统一；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国别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般和特殊、世界和民族的统一；国别规定性和政治文明规定性共同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历史和逻辑、具体和抽象的统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重规定性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三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决定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5
[关键词]十报告；文化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根本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建设思想。文化观是以文化的定义为基础，一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组织，狭义的文化主要单指精神文化方面。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区分出两种劳动，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另外，还区分出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他们认为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随之改变，如品质、力量、观念、交往方式、需要和语言等。列宁也曾经将文化分为纯粹文化方面和物质方面，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给文化以明确的定性和定位。、邓小平、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不断提升，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进程中的四个阶段。
十报告不仅有专章论述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还在整个报告的其他章节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是对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进一步确认和全面部署。十报告关于文化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我国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对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新阐释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标志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除了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之外，还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要是没有精神文化的发展，没有繁荣文化的支撑和保障，不可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1]的论断，表明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文化积极引领，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必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和强大动力。
二、对文化建设目标任务的新制定
十报告第六部分用的标题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对文化建设目标的明确表述，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内要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国民素质，对外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的“扎实推进”四个字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长期目标，需要分阶段完成。从工作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包含面很广的长期目标，需要我们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分解目标，根据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要求，把目标具体化，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这样才有抓手和落实的依据，也便于监督检查的针对性。这次中央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在标题中用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很有深意的。
三、对文化建设方向路径的新明确
十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道路，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指明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唯一正确道路。一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是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三是必须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四、对文化建设工作重点的新把握
十报告中讲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这是文化工作的核心，具体讲：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三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四是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总之，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为指导，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是要坚持唯物论，抓牢文化大厦的经济基石。文化是整个社会生活进步的标志，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进步的程度。正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二是要实践辨证法，发挥文化成果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辩证的唯物论，不仅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还注重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3]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要充分发挥它对经济和政治的能动的反作用。三是要牢记人民观，坚持文化创作的根本立场。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因为正确的创作立场决定着文化创作的正确方向。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大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区别于其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根本表现。
[参考文献]
[1]《认真学习党的十精神人民日报重要报道汇编》，第3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根本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建设思想。文化观是以文化的定义为基础，一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组织，狭义的文化主要单指精神文化方面。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区分出两种劳动，即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另外，还区分出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他们认为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随之改变，如品质、力量、观念、交往方式、需要和语言等。列宁也曾经将文化分为纯粹文化方面和物质方面，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没有给文化以明确的定性和定位。、邓小平、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不断提升，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进程中的四个阶段。
十报告不仅有专章论述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还在整个报告的其他章节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是对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进一步确认和全面部署。十报告关于文化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我国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对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新阐释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党的十标志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除了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之外，还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要是没有精神文化的发展，没有繁荣文化的支撑和保障，不可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1]的论断，表明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如果没有文化积极引领，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必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形成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和强大动力。
二、对文化建设目标任务的新制定
十报告第六部分用的标题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对文化建设目标的明确表述，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内要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国民素质，对外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的“扎实推进”四个字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长期目标，需要分阶段完成。从工作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包含面很广的长期目标，需要我们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分解目标，根据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要求，把目标具体化，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这样才有抓手和落实的依据，也便于监督检查的针对性。这次中央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在标题中用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是很有深意的。
三、对文化建设方向路径的新明确
十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一道路，是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指明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唯一正确道路。一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二是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三是必须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四、对文化建设工作重点的新把握
十报告中讲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这是文化工作的核心，具体讲：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三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四是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
总之，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为指导，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是要坚持唯物论，抓牢文化大厦的经济基石。文化是整个社会生活进步的标志，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进步的程度。正如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二是要实践辨证法，发挥文化成果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辩证的唯物论，不仅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还注重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3]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要充分发挥它对经济和政治的能动的反作用。三是要牢记人民观，坚持文化创作的根本立场。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因为正确的创作立场决定着文化创作的正确方向。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大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区别于其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根本表现。
[参考文献]
[1]《认真学习党的十精神人民日报重要报道汇编》，第3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6
论文摘要: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邓小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论述人的发展，并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基础;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四有新人，为人的全面发展找到了现实途径，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人的畸形、片面发展的分析，对前人思想的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的。对马克思而言，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即人的本质的发展，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体力、智力的充分、自由的发展;二是个人才能的多方面发展;三是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扩展至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并进一步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从而形成完整的、具有层次递进关系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目标，毛泽东又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和“又红又专”的干部培养要求。邓小平作为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非常关注新时期人的发展问题，他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现实，着重于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思考人的发展问题，并把人的发展溶人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从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一、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论述人的发展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的一次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主要内容，他们指出“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的共同发展纳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个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的一次创新。
同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协调统一发展的思想，即个体的全面发展要以社会的全面发展和高度完善为条件，同时，个体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邓小平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历史把握，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就把人的发展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把人的发展问题提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并强调“……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人的发展的社会，并据此提出了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三步走发展战略，那就是，第一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他还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判断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之一，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从制度上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现实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前提之下，即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创造出更丰富的产品，人们才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潜能，人才可能把劳动作为自我完善的手段，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通过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和丰富人的活动、人的需要和个性，创造出更为丰富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人得以更全面的发展，最终达到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若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人们连基本的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人就不能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人的发展也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邓小平从人的解放、人的发展的意义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体现了他将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结合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问题最根本的在于消除贫困和落后，因此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进一步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个体发展的起点低，这就要求建立一种能使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经济体制。在发展生产力，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道路上，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而是结合我国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创造性地以股份制作为其主要的实现形式，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力获得大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物质是基础，而政治建设则是保障。因此，邓小平提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此外，邓小平还特别重视人的思想观念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打破思想僵化现代化建设才有希望，否则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他还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能够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并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从而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
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人的发展的现实目标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文精神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扬弃
人文精神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体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扬弃，其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是都具有理想性与现实感，围绕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的现实幸福而展开理论；都关注人的价值诉求，追求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都具有强烈的批评性。但是它们又有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视野是单纯个体与个人，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视野是社会的统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属性是具有特殊性的，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理论属性是普遍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特点，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则具有超历史性与历史性的特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价值取向上是纯工具理性与工具理性，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在价值取向上是价值理性的统一。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人类优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基本精神
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维度之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早期到晚年的一系列著作中，都闪烁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德法年鉴》里对自由、平等的吁求，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和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非人化的控诉；《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状态进行了全面性的设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科学的“人”的学说的提出；《资本论》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幸福、权利与义务的思想，关于自由时间、发展空间的理想；《人类学笔记》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其它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著作中，都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唯物史观的“以人为本”
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思想，到列宁关于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思考，人文关怀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念的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强调在重建人的精神家园，关心人的生存境况，探讨人类的出路与发展中，重构现代人的精神信仰和终极关怀，要求使人真正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宰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人文精神，提升人生目标和价值需要人文精神，事业的发展与成功也需要人文精神，弘扬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需要，是时代和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出发，提出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预见；从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阐释人的解放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明确个性自由的发展目标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的核心，更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
和谐社会的内涵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国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按照一定规范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共同体，社会和谐就是指社会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人与社会、人际关系、人与自然、人自身和谐等。社会和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胡锦涛同志还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三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阐述。他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可以看出，社会和谐是系统工程，是三个文明的有机统一。
和谐社会构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的必要性分析
物质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一些人只见效率不见公平、只见局部暂时不见全局长远、只见经济增长不见社会效益等，导致了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片面、畸形，导致了经济生活中诸如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都是社会经济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它导致了民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实践证明，物质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路标，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很好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不能真正维护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不能真正解决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关键。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不和谐的表现。实践证明，政治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指南，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切实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不能真正保障民众的各项政治权利，也无法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最终落空。
精神文明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历史和现实表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社会精神生活不和谐的表现，导致了民众对社会价值体系认可上的混乱和疑虑。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不以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为导向，不“以人为本”，就不能充分提供民众喜爱的文化产品，不能实实在在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体现民众的愿望，表达民众的情感，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流于表层。
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思路
（一）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是以人为本，人是社会的人，以人为本就是要研究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律，并从这个规律出发，再经过社会创建一切制度规范的终极目的推导出科学优良的制度和规范。在这些关系中，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关系。要尊重人性的基本规律，把人性规律当作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根据和出发点，把人性当作治理社会的一切规范性价值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需要的全面满足，又包括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挥。同时强调关心弱势群体的发展，致力于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最广大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还要正确处理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利益与义务、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关系。
（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民主与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二者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方向和性质具有决定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同时要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具体到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坚定的走人民民主专政道路；具体到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用法律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三）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精神文明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主观世界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历史上的精神文明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它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它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切实从民众的精神需求出发，坚持文化的“双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确处理文化的高雅与通俗、精品与大众，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继承性与创新性等关系。“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结了党长期以来领导科学文化的经验教训，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是创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促进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而“双为方针”概括了社会主义时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目的，反映了时代要求，符合文化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双为方针”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必要补充，为“双百方针”指导下的文化事业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四）建设和谐社会的生态文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生态文明，应当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不只是环境保护部门可以单独承担并完成的历史重任，它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获得社会各界全方位的支持，更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恩格斯指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自然界之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与自然一定要和谐，恩格斯在总结了人向自然界索取的教训后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他强调指出，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8
一
这一论断继承了我们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起来，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把这“两手抓”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进步。这些重要思想，为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一论断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在党的十六大上，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主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同志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阐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地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具体措施等一系列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
二
这一论断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了通向和谐社会的现实道路，从而使千百年来人们对“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要靠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作出回答。“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揭示。现在，我们党鲜明地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论断，这就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前者使我们明确了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后者则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去实践，表现出来的必然是和谐社会的局面。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追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都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要论断，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更多方面来展开和推进。
这一论断深刻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党必须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关键是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确立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奋斗目标。革命时期，我们党根据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实际，努力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而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事实上，和谐社会所包含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一不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强调社会和谐，深刻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这一论断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私有制条件下，整个社会是分裂的，社会存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阶级对立关系，其政权也总是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根本不可能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非对抗性的关系，政权才能维护最广大人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也存在矛盾，但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民主、法制、说服、化解的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具备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和条件，从根本上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可能。
这一论断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现在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会严重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使社会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使我们党认识到，在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必须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在进行行政管理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管理。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紧迫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三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管理工作的加强和发展，社会和谐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必将愈加充分地展现出来。我们要通过多方面的工作，促进社会和谐这个目标的实现。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根本的政治和制度保证。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需求日趋突出；人们对改革发展的社会预期普遍提高，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分享要求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不断强化国家的管理职能，切实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坚持科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已经具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但我们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重要的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通过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道德基础。经过长期努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日益巩固。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活跃、观念解放，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影响并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之中，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信念；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9
一、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在论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时，我们通常都把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一命题当作应然命题而不加以追问。其实，为什么要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为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问题， 是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 答。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生产、分工与私有制的角度入手，科学地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 的必然性。江泽民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 质要求和目标联系起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过程的具体实践中， 回答了为什么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深化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问题的 认识。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和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要目标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1.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 义社会与一切剥削社会的根本区别之一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规 定。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 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后来，他们又多次阐 述了这一观点，如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649页)，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 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 页)。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的发展处在“人的依赖”阶段上，奴隶主和封建地主对奴 隶和农民进行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的全面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虽然打破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但是又形成了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虽然摆脱了人 身依附，但却被物、金钱所统治；人成了商品和资本的奴隶。在这种社会里，根本就谈 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才成为可能。在 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公有制，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在发展和繁荣文化上，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的优越性，这些都 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制度保障和物质文化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人的全面发展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体现 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规定。
2.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特征之一
在十五大报告中，我们党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 标。这三个基本目标的总体归旨，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 济和文化，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文化条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为 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则明确把人的全面发展作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标。他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 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党的十六大报 告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
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 同进步，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行。邓小平同志早就指 出，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江泽民同志也多 次指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社会。在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我们确立的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精神文明建设 和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把公民培育成为“四有”新人，使人实现全面发展。所以 ，作为反映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人的全面发展，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之一。
3.人的全面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承担者和推动者。人类历史与实践证明：人的素质高 低，人的发展的程度高低，直接决定了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大小。
江泽民同志历来都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 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在十五大报告 中，他又指出：“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 的开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 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七一”讲 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 。”在十六大报告中更进一步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知识经济兴起、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的素质成 为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当今和未来世界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包括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但从根本上说是高素质的人 才竞争。因此，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能够不断地推动经济和生产 力的发展，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
要正确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就必须澄清理论上的一些片面认识。长期以来 ，理论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理解有许多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在实践层 面有许多失误。其中最主要的不足是：以往我们常常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一个遥远的 理想，而没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理想与现实统一的历史过程；常常把人看成是手 段，而没有把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目标；常 常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看成各种技能的培养，而没有把人的素质看成是人的全面发展 的核心内容。
1.人的全面发展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历史过程
过去，我们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性与现实性、连续性与阶段性问题的认识上，要么 只强调其理想性，不顾其现实性，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要么忘记远大的理想，只顾眼 前利益，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当前，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实践中有重大意义。因此 ，我们既要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人类社会远大而崇高的理想，又要在现有条件的基础 上确立现阶段上的现实目标和具体要求。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最高理想 。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们几千年孜孜以求得出的共同结论。古希腊哲人们 提出的“至善的完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倡导的“圣贤”，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推崇 的人格化的神“上帝耶稣基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推崇的多才多艺“全才式的 人”，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的人”，等等，都是对“人的全面发 展”这一人类社会远大而崇高的理想的理论追源与求证。黑格尔则更明确地指出：“社 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 以得到发展和表现”(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9页)。马克 思恩格斯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和创建了科学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他们从劳 动、分工的视角对人的发展进行科学的分析，揭示了人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必然性 。他们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理想 。
实现长远理想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要通过不断实现每一阶段上的现实目标来完 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 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 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版，第40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也是一 种“现实的运动”，而这个运动的条件，就是从现有的前提即现实的物质文化水平产生 的。它必须在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中的各个历史阶段上展开。 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一个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历 史过程。
江泽民同志科学地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从理想性与现实 性相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他坚持和重申 了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远大理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 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在“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 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了实现共产主义和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为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和理想制定了现阶段 的具体目标。只有通过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才能不断通过实现各个阶 段上的具体目标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和目标。这样，就做到了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上理 想性与现实性、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在这个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在“七一”讲话和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制订了在现阶段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目标，即在经济上，“ 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 生活；”在政治上，“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 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 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文化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 质明显提高，”“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要 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这也是我们现 阶段上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做的具体工作。
2.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它在社会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政治、 文化的共同发展，它们是社会发展的不可分开的两个方面。其中，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 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 的，它们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历史过程。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或者忽略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而没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重要方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 发展观的嬗变中得到证明。最早的发展观是一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认为社会 发展就是经济增长，亦即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提高国 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率。这种发展观根本没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 容，而只是把人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但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思路并没有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并没有实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相反，还带来了许许多 多的社会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第二展观，即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认为，发展也 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应该是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这种发展观把人的发展作为与社会 其他方面等同的一个方面，但是没有把人的发展放到应有的地位，没有把人的发展置于 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又没有充分认识人的发展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阻碍了经济和 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背离了人类社会真正的归旨。基于此，就出现了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的人、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从人 出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人、社会与自然的协调、持续、全面的发展。这种 发展观确立了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强调和恢复了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 中这一重要内容和本来的价值取向。
上述发展观的嬗变逻辑，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的实践中也反映出来了。 在总结理论与实践得失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 注重可持续发展。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七一”讲话中，充分贯彻了这种思想，认为人 的全面发展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一样，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们是互为前提 、互为基础，相互促进、共同协调发展。他说：“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 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 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 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 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 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3.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潜能、社会关系、自由个性、人的需 要等方面内容的全面发展。但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应该是素质或者能力、才能的全面发 展。在这里，素质和能力的内涵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两者在不同的层次来表述同一内涵 ，素质更强调内在，能力更强调外在，它是素质的外在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素质或者能力的全面发展 。“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也包括思维的能 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个人的全面发展 “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列宁在领导经济建设、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 ，特别是在他晚年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和反思中，逐步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国际竞争中，决定性的因素是综合国力，包括人的综合素质；社会主义要求 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均衡，就必须充分重视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必须培养大量的 具有全面素质和能力的人才。毛泽东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理论，认为人的全面发 展就是“德智体”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则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 律”的素质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也明确地把素质 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 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接着又指出：“要努 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 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指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明确把健康素质、审美素质作为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人文主义的实质篇10
赵家祥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即“社会主义本质的展开是一个过程”中，对邓小平社 会主义本质论首先做了如下评价：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不仅仅是根据中国社 会主义现阶段的经验事实，而是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预测和设想”，而这并不 是“对社会主义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的理论概括”。接着他给出了这个评价的根据： 因为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还没有完全消灭 剥削，……还没有完全消灭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远未达到共同富裕的程度。”据 此，他给所谓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下 了一个“最为概括、最为抽象的定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与 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并且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并自认为“这个定义 虽然非常简单，但却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本质。”赵文在第四部分“邓小平对社 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贡献”中，再次强调“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他的所谓“从最概括、最抽象的意义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定 义。而邓小平只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故只能排在“ 从划分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志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后面，位居第三。另外，赵 家祥先生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这四个方面中，第二个定义是第三个定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它所能发挥的功能”。笔者以为，这样来评价邓小平社 会主义本质论的意义和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值得商榷的。
要搞清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意义，恐怕还首先得回到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 恩格斯的基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 随生产而来的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 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 决定的。”正是从这个最深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 原理的高度出发，他们才得以进一步界定了未来高级形态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区别 的基本特征。在此，各个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显然是马恩所考察的区别其不同性质 的最根本的规定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构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 的社会生产方式，商品生产与雇佣劳动制度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而高 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产品经济与“自由人的联合体”则是构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及共 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 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 展问题一样。”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像革命导师那样运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 史观来指导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运动方向，而不是抱着革命导师的个别结论不敢或不愿 与实践相结合，更不是用些革命导师都未曾用过的、简单的、笼统的、抽象的、根本不 符合辩证法“扬弃”思想的所谓“之后、相对立、优于、高于”等词来沾沾自喜。正是 从此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出的最高，也是 最深层次的新概括。”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它坚持了革命导师运用社会 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原理来区别不同社会性质的根本规定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此 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是把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原理与社会主义实践 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并为在实践中探索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正是从此意义上，我们说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志 与社会本质属性相比也只能是较低层次的概念，因为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
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哪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的问题
赵家祥先生提出“最抽象、最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精神是难人可贵的。但是 ，如果细读赵文，我们会发现他提出的不是“社会主义”本质，而是“发达社会主义的 本质”。为了支持“发达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论，他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他自己 的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发 展将经历四个大的阶段：(1)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2)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3)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 级阶段。”并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划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这里，赵家祥先生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 社会主义社会”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段，而且将这两个阶段与过渡时期和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并列，是令人存疑的。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基本规定性上(如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所提供的 前景与空间、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等)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无质的不 同?就像过渡时期在基本规定性上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有质的不同一样?倘若不是 ，我们就不能随意将同质的社会拦腰砍断。而且他的划分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众所周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些论着中曾使用过“完全的社会主义”、“巩固了 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由于实践的局限，列宁未来得及赋予这 些词以确切的现实界定。到1960年，他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提出 ：“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正在胜利地奠定社会主义基础，其中某些国家已进入发达 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至此，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才被当作表述社会主义的一个 发展阶段。后来，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论断，1982年安德 罗波夫提出苏联社会仅仅是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的起点论。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 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 ，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应注意，毛泽东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阶 段的划分，已与其大过渡的观点相联系，他所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其实是指从资本主 义到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是指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所以此处的不发达社 会主义显然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根本区别。而赵文却认为“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即使按照毛泽东的两阶段划分和 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划分，也只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作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 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而恐怕不能将此起点与其所属的历史阶段割裂划分 。显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所要揭示的是处于“过渡时期”以后“共产主义社会 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本质，绝不仅仅是只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 质。而赵先生实际上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只当作初级阶段的本质，至于初级阶段 以后的本质则要以他的“最抽象、最概括的意义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为主了。其 理论依据显然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缺乏精确限 定的概念!
三、关于社会主义现阶段是否具备概括社会主义一般本质的可能性的问题
赵家祥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还提出一个观点，即“任何社会制度的本质都有一个逐 步展开的过程。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到了它的本质充分展开的成熟阶段，才 能根据经验现实在理论上概括出它的本质。”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指出“在简单协 作和工厂手工业阶段，由于其本质尚未充分展开，因而人们当时无法根据经验现实在理 论上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这就是以揭露资本主义本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 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而不能在这以前的根本原因。”随 后，赵先生断然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 达到其本质充分展开和显露出来的成熟阶段；即使是原苏联，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因而人们也就无法从历史和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中概括出社会主义的一般本 质和基本规定性，而只能概括出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某些特征。”所以，他认为，“我们 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实际上它是一种科学的预测和设 想。”然而，对于赵先生的这种逻辑推理笔者也不能苟同。
首先，赵先生认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到了它的本质充分展开的成熟 阶段，才能根据经验现实在理论上概括出它的本质。”的观点及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的 说明。既然如此，我们就无法在“发达的社会主义”远未到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发 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根据他们当时所见到的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固有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做的预测和设想”，邓小平的社 会主义本质论“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验事实，……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社会更 高发展阶段的预测和设想”。那么，赵先生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下的“最为概 括、最为抽象的定义”自然也没有什么“经验现实”依据，而只能是一种“预测和设想 ”。
其次，对于赵文提出的目前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没有达到其本质充分展开和显露出来 的成熟阶段”，因而不具备概括社会主义一般本质的可能性的原因，笔者亦不敢苟同。 因为此看法是与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此，问题的关键不仅 在于用赵“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观”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定义”无法解释现实社会 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更在于对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充分展开和显露出来的成 熟阶段”的衡量标准的判断和认识问题。赵文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与社会主义社会类比 ，说明其观点的正确性，但这却恰巧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为就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 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与机器大工业阶段相比显然是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在异 质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肯定是无法概括出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这是笔者所赞同的 。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机器大工业自然也是其同质形态 内的一个发展阶段。根据罗荣渠先生“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来分析，以机器大工业 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它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形 态。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达到“本质充分展开和显露出来的成熟阶段”， 其衡量标准恐怕不能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并且高于和优 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这样笼统而简单的概念来判断，而应该从社会主义社会生 产力基础与社会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展开、调适、磨合的广度与深度，以及 以此为动力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及程度等方面来着手分析和判断。
再次，对于赵文提出的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评价及其根据，笔者不敢支持。赵 文前面才说过“人们无法从历史和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中概括出社会主义社 会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后面却又说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根据中国社会主 义现阶段的经验事实”；前文刚说过人们“只能概括出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某些特征”， 后文却又说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社会更高发展阶段的预测和设想 ”，显然“现阶段的某些特征”与“更高发展阶段的预测和设想”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 念，在他看来这两个概念竟然都不可能概括社会主义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难道非 要等到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般过去时”(英语中的时态名称)，才能概括其一般本质和 基本规定性?那时概括出来的本质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还有多少理论价值?至于赵先生在 文中用以评价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根据，笔者认为在方法和内容上均有存疑之处。 在分析方法上，赵先生或许有点以偏概全。我们知道，英国、日本至今还保留有女王、 天皇，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怀疑它们具有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 为未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就否认当今中国社会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分析内 容上，赵先生或许忽视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 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 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我们现实的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 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标志的政治制度等正是“已经存在”的实现 社会主义本质的“物质条件”，而这些物质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现方式及其科学 的经验总结正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得以产生的科学根据。
总之，要想正确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既不 应该从本本出发，但也不能丢掉“老祖宗”。而应该像我们党所倡导的那样，“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 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0-1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4-425.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6-187.
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61.
邢贲思.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