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1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着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2
一、本单元简介及设计总体思路
本单元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古代经济从时间上来看跨度非常大，历经三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几十个朝代，所包含的知识量非常巨大。而如此大的知识量在一个单元分为四课内容进行讲解，在时间上很紧张，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艰巨。要想顺利实现教学目标，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重视对知识点的梳理和进行系统化的讲解，使得知识点能够化零为整；另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指导学生积极利用自己之前学习过的知识以及身边的学习资源，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
二、教学目标
（一）了解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了解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和理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了解古代商业发展概况，认识和理解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探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引导学生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使得学生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三）通过学习，让学生领会和感受到中国古达的农耕经济，并对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概况
2.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3.农业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中占据的主体经济形式的地位
（二）教学难点
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知识点梳理
（一）发达的古代农业
1.早前农业生产的出现
（1）起源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耕作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法。
（2）商周时期的农业阶段
在农业工具方面以木制和石制的工具为主，如耒耜和石锄、石犁，出现了青铜制农具。这个时期的人们懂得了开沟排水，耕作技术大大提升。农作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人们逐渐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3）中国农业的独立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自成体系，从而奠定了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
2.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农具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2）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
（3）耕作制度发生变化
（4）开始修筑水利工程，学会使用灌溉工具
3.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特点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1.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冶金业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是商周时代的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商代的青铜器多为大件的礼器，而西周的青铜器则偏重于生活用具。
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铸铁柔化技术，青铜铸造工艺出现了金银错新技术。
魏晋时期：北魏相州的军刀、百炼钢技术成熟、灌钢法发明。
唐朝时期：冶铸业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明朝中后期：以广东佛山为代表冶铁业生产规模扩大。
（2）纺织业
半坡氏族时期：产生了麻纺织业。
大汶口文化：丝织业获得了进步。
商周时期：斜纹提花织物、刺绣的出现。
魏晋时期：织造机构的设立，吴国的八辈之蚕、蜀锦的出现。
唐朝时期：丝麻织品遍布全国，丝织品种类繁多，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纺织方法和图样风格。
明朝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丝织业手工工场。
（3）制瓷业
原始社会：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
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
魏晋时期：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以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为代表。
唐朝时期：唐三彩，为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宋元朝时期：“瓷都”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闻名海内外。
2.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手工业受到鼓励。
魏晋南北朝时期：遭遇摧残。
隋唐时期：得以恢复。
两宋时期：继续艰难发展。
元明时期：棉纺织品数量增多，民间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三）古代商业的发展
1.“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
“商人”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历程。
2.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和规模；不同朝代对城市的管理方式；各个时期的主要大城市。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概况；对外贸易的范围；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四）古代的经济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概况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
3.“海禁”与“闭关锁国”
政策出现的原因、影响。
五、教学思路设计
由于本单元内容量较大，所需的教学资料众多，因此，在本单元，教师计划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工具给学生在课堂上快速呈现课前搜集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等，使得学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地吸引过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课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活动。由于课前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活动，因此，通过提问既可以检查学生的预习状况，又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同时还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的帮助和课前预习准备，课堂教学时间会显得比较宽松，这时候，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适当的课题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以促进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六、教学反思
本单元的内容量较大，且知识点较为松散，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大，如果单凭教师一人之力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这课主要采取教师点拨，学生主体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包括课前的预习、课中的合作探究、课后的总结等等。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点拨，这样，学生更容易消化，而一些较为简单的内容则要求学生通过主动学习的手段来掌握。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3
[关键词]政策管理政策调节抑商政策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所谓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就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常常采用的在一个领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内靠抓紧一部分政策而放松另一部分政策；或对某一政策实施力度上的一抓一放、抓抓放放的办法，对国家政策实行的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有序管理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使中国古代政策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古代政府正是通过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使国家政策能够有效、灵活地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动，实现政府对中国巨大版图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一、以政策管理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与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律，比如在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完整性和作用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能够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对形成和建立社会秩序起基础作用的是作为国家正统政治文化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政府颁布的对人们行为进行强制性正式约束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谋略或规定。中国古代国家的政策就是国家为表现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措施、策略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政府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意向。它不仅仅是一种条文规定，而且包含整个实施过程。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以“抓”和“放”两种手段对政策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在政府管理中的这种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古代中国，政策的作用既是实施管理的向导和目标，也是实施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政策手段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可代替的。古代国家对财政、税赋、土地等等的行政管理，都是遵循相关政策实施的。
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强盛中看得很清楚。秦国执行的以发展农业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农战”政策，使得秦国在国内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形成强大的国力，对外靠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各诸侯国，终于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或实行这一政策不力的诸侯国都一一被打败了。然而得政策之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十几年后迅速失败，也是因为其没有将“得天下”的政策及时转变成“治天下”的政策。同样汉初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多重矛盾中生存和巩固下来，根本上来看，也是因为汉高祖把“得天下”的政策改为“治天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政策在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政策对国家生活的这种重要指导作用，是其他政府管理办法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一项好的政策，能激起亿万人民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一项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必然给社会带来苦难和悲剧。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也就是政策管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一大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诸多的矛盾需要中国古代政府去进行调节。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平衡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抓抓放放之间，中国古代政府给各种因素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并限制它们只能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
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抓放式调节机制，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文、地理和历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地域、经济、民族和风俗上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只能是一体化发展方向上的管理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性管理。
其次，从思想根源看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抓放式的调节，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翕辟成变的原理和轻重论的经济指导思想，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思想，并自然而然地习惯以一张一弛的办法，来平衡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得以避免偏颇和失衡，并在这种一张一弛之中，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政策往往会处于一对矛盾的斗争状态之中。一是保证皇帝及其官僚的租金最大化，也就是皇帝和官僚能从他们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个要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就是要应用最小的国家开支达到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可以在皇帝和官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达到国家税赋最大化和社会平衡。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就是对这一对矛盾进行及时调整的平衡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抓一放的态势并不是盲目出现的，这是中国古代政府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对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其他阻碍社会继续发展的矛盾，所自觉采取的一种以政策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以对政策的抓和放为调节机制的管理方法的表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特点。
二、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抓放式调节机制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府的政策进行分类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括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等。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规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是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几乎涉及人们的全部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古代国家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正确地处理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在古代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尽量实现了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策也是古代国家实现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方式。政府按照国强民富的经济政策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负其责的财政、生产、专卖(榷)、市场等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有序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各种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考察，经济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系。从中观上看，国家经济政策又可以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财税、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的政策。在每一项产业政策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微观政策。如农业政策，又可分为种植业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渔业政策和农副产品加工政策等等。手工业政策，下面也可分为采矿、冶炼、陶瓷、制盐、纺织、铸币、兵器、食品政策等等。
本文探讨的经济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对那些管理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属于稳态型的经济政策的调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和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执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政策，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尽管这些政策也有一个抓放式调节的问题，但它们的变化会更快一些，从而在政策调节中，有关制定新政策和革新旧政策等问题将更为明显，这与作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调节管理是不同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式领导，在制定、贯彻、监督、检查、调整各项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全国经济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效地运行着。其中，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往往用更严格或更松懈的补充政策，对前一阶段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从微观层次上看，对政策如何执行，也往往得由地方政权自行制定补充政策来贯彻中央政府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通过政策的一张一弛而进行的一种趋势管理和原则管理来保证中央对地方集权化管理的。而对于地方来说，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不执行或违反了中央政策以外，绝大多数的问题也都属于执行政策不力的。而且这种抓放式的政策管理办法，往往还打上了皇帝和重臣们个人风格的烙印。
三、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人们从商或用重税来对付从商的人们；二是加强对从商者的惩处力度。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对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实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有序化发展。其主要的调节原则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收”的政策，对商人和商品经济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态度。但是当经济活力减少，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就又会采取“放”的政策，竭力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张一弛的轨迹。
春秋之前政府不抑商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基于农业而发展起来。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非但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了劳动力的保证，而且为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早在春秋以前，出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自然十分重视农业，却并不因此抑制或轻视工商业。《周礼》把“百工饬化八材”和“商贾阜通财贿”与“三农生九谷”等农业活动并列为“任万民”选择的“九职”。《史记》曾引用《周书》，说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商先公王亥曾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经商，被有易氏杀害。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就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交给了奴隶管家和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具体负责。从这种情况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商”即官府买卖的性质了。
尤其在商朝后期，商品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六韬》上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这里的所谓市指的是官府设立的特定的交易市场。据说姜太公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还可从《尚书·酒诰》上看到，上面记载周初的统治者教育卫国的殷民，要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父辈，农事完后，要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这说明农耕和到外地去从事贸易，都是殷民经常从事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商业的特点是经商权控制在奴隶制国家各级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手中。主要的商业活动是在商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大宗商品是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商品。平民之间彼此出售一些剩余产品，在商业交换中占不了多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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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商业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当时尚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奴隶制时代决定的。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西周贵族领地，具有内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性质，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体私人工商业，但工商业都是直接为奴隶主掌握并为他们直接服务的。直至西周末年以后，私人工商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才跟民众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君主，非但不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证明，那些商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确强盛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而且当时的许多工商业大户就是在国家重商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经济转变时期的就业失衡与出现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为了鼓励农奴的生产积极性，纷纷通过变法，加速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使得许多奴隶变成拥有自己私人土地的农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域上建立起领地制经济。这是一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围绕着地权交易，土地自由买卖已然势不可挡。地主制经济由此得到巨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
然而，从事农业劳动和商业活动所取得的不同报酬，却使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一般在领主制经济下，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不能随意迁徙，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改变职业。于是在领地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已经没有必要世代为农了，一批农民开始流向工商业领域。这批进入经商或手工业领域的农民，在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社会上也由此出现了经商、做工和务农这几种社会职业在报酬上的严重差距。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司马迁将这种共识在《史记》中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投入与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别，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弃农就商的热潮。这种就业趋势对于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这一情况非但造成社会就业结构上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由农业经济的不稳定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比如，原先那些取得了份地的农民是国家赋役的基本来源，现在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因利益驱使转向了工商业，这首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影响。另外，商人常常用其在经商中获得的利润，来吞并和购买另一些仍留在份地上务农的人们的土地，这部分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被迫沦为私家地主豪富的佃客或奴仆，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人与兵源。以往对经商毫无约束的政策已经开始危及到国家的赋役收入及其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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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仍处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古代中国，大人人口的弃农，造成了普遍的粮荒和贫穷，尤其那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更经不起战争和灾荒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流民。这时，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控制职能的国家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商业的自由发展问题了。适应这种统治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在新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以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问题。秦国改革家商鞅说道，“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里的居者是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商鞅在这里已经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明智地找到了就业结构的症结上来了。
他开始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必须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据此，他把是否能够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否能够把农业人口和其他职业人口的比例，限制到适当的范围内，提到了国家君主能否王天下，国家能否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商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下，因此社会上有所谓“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②的说法，可见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向社会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有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把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是富国强兵之本的思想，与后来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农学派理论的基础思想是吻合的。
那么如何调节劳动力的流向，使之保持合理的比例呢?这个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君主政权的身上。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商鞅等一批具有重农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使广大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来，以解决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问题。他们在论述重农抑商的政策时，经常有过份贬低工商的言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苛求古人了，任何时代的政策都不免会带上时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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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子》卷一《农战第三》。
②《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从以上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济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一个社会能有多少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只有遵循这种比例关系，农业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协调发展。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开始具有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结构理论的思想萌芽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政策。
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
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汉朝政府，在政策上也继承了秦朝政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此以后，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但又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离不开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依靠工商业，因此各朝各代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总得对抑商政策的执行力度采取抓抓放放的调节措施，使得工商业不至因抓得过死而失却生命。而这种抓放式的调节机制，又严格遵循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无商不活，商过又乱的规律，一张一弛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以便使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结构能始终处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之中。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4
关键词：情境教学；主线；历史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
高中历史教学常处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中——很多学生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很多历史老师则存在这样的困惑——明明知识点已经梳理的很清楚了，用词用语也已经非常简洁了，为什么学生还是不会？笔者认为问题出在两个方面：
1、大量的、枯燥的理论知识很难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一位老师对《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的处理为例，该老师这堂课使用了26张布满文字的课件，且多是理论性的文字，试问这样的历史课堂如何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遑论一个学期乃至高中三年的历史课均是如此。
2、高中学生，尤其是高一学生的历史基础普遍较差，对老师而言清晰可见的思路或者知识点，对他们而言也许不知所云。例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很多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然而笔者的亲身经历证明，很多学生根本不知生产力、上层建筑为何物，又何谈理解老师梳理的知识体系？更遑论应用了。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作为历史教师要传授给学生的，应该是鲜活的、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历史，而非死板的知识点、知识结构。本文试着以一堂情境创设贯穿始终的历史课来说明如何开展鲜活的历史课。
《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是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一的第一课。分为五个子目——“神农”的传说、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大禹和他的继承人。为了方便情境的创设，笔者对教材进行了整合，讲授的顺序是——“神农”的传说、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大禹和他的继承人、贫者无立锥之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本课的课标是，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重点是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难点是理解中国古代依存于土地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深层次关系；理解土地集中与农业经济发展和民众暴动的关系；理解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围绕课标和教学重难点，笔者的总体设计思路是，首先营造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场景，在这过程中展开对古代中国农业主要耕作方式、生产工具革新、水利工程等知识点，然后解析男耕女织的辛福生活是否能够成真，在这过程中展开对土地兼并、农民暴动、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等知识点。为了方便学生理解，本节课笔者设定了一个大标题——千年美梦：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
课堂开始，简单讲解第一个子目“神农”的传说，让学生对中国农业的起源有基本认识。接着展示天仙配唱词和男耕女织的图片，以董永和七仙女的生活开始本节课，并提问学生男耕女织的生活幸福不幸福，在学生给出肯定的回答后，提出问题“想要耕作需要满足哪些条件？”，从董永的角度出发，分层次提问，设计问题如下：
1.摆在董永面前的首要问题是，采用什么材质的农具呢？？（展示骨耜等图片）
2.第二个问题是，采用什么耕作方式好呢？（展示刀耕火种和铁犁牛耕并进行解析）
3第三个问题，要用什么犁呢？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直辕犁，还是曲辕犁？（展示犁的对比图并解析）
4.第四个问题，要用什么灌溉工具呢？（展示立井水车、高转筒车等图文资料并解析）
至此第二个子目——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基本讲解完毕，然后以问题“个人的因素满足了，还需要什么呢？”（自然因素、风调雨顺等）怎么做到呢？（水利工程）过渡到第五个子目——大禹和他的继承人。重点讲解都江堰、郑国渠。在这两个子目讲解完毕后顺理成章的展示中外在古代的粮食产量对比图，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古代农业水平非常高。
接着话锋一转，引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特点——脆弱性，可以引导学生也可以直接展示，在本节课中我展示了下面一张课件：
看起来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没有问题了，可是……
有一天，牛得了瘟疫，死了…….
有一年，连续几个月没下雨…….
有一年，一年只下了两次雨，一次下了半年，另一次下了半年……
由此引导学生分析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并过渡到土地兼并问题，讲解第三个子目——贫者无立锥之地。
接着继续以董永的视角继续营造情境，以讲解第四个子目，沉重的赋税和力役：
卖身在地主家干活的董永，勤勤恳恳的工作着，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攒够钱，回到男耕女织的生活，可是……（展示古代农民家庭年收入与支出情况表，使学生了解沉重赋税对农民的影响）
接着继续营造情境：
虽然生活没有什么指望了，可是七仙女对董永不离不弃，董永觉得至少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还是美好的，可是……（展示宫殿、长城等图片并解析沉重的徭役对农民的影响，并展示苛政猛于虎、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著名诗句，帮助学生更深刻的认识赋役对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此时学生提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老师借机引入古代中国的农民起义，转入古代社会的悲剧循环。最后展示课件，总结阻碍和推进中国农业的因素，并点出一个重要的点——铁犁牛耕一直到现在都存在，没有出现革命性的突破，由此最后总结——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真是千年美梦，难成真。
本课以董永和七仙女的情境作为主线，将知识点串联为一个生动的故事，整堂课的课堂气氛非常活跃，课后反馈的效果也非常好。而董永和七仙女这一情境创设，在接下来的《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古代中国的商业经济》、《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中笔者都有继续使用，使之成为本专题的一个主线，从而使学生更深刻、更形象的认知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以情境为主线开展历史教学当然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笔者相信只有不断的尝试才能找到真正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1.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二，朱汉国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第4版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5
一、和谐崛起的态势：
顺时应势跨越争先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来抓，按照自治区第七次党代会确定的贯穿结构调整这一主线，推进思想观念和增长方式两个转变，强化改革、开放、科技进步三大动力，抓好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五项重点的总体思路，紧紧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加强宏观调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机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地广人稀优势和后发优势，推动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2003年，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四项指标增速居全国首位，2004年，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五项指标增速居全国第一。2001年末到2004年的三年间，生产总值由1545亿元增加到2712亿元，增长了76%；人均生产总值11305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列西部地区第一；财政收入由167亿元增加到363亿元，增长11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5536元增加到8223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1950元增加到2606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3733亿元，相当于前20年之和。三年来，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23.2：40.5：36.3变为18.7：49.1：32.2，现代化建设阶段快速推进，由工业中期的初始阶段迈入了工业中期的中级阶段；效益水平发生了深刻变化，规模以上工业经济综合效益指数由90上升到16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由20亿元增加到123亿元，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0.9%提高到13.4%；增长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发展环境不断优化，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自主增长机制开始形成；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思发展、谋发展、促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
内蒙古经济建设所以能够取得令人振奋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深刻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按照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认真贯彻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发展要有新思路”，在深入调查研究和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反映中央精神、体现时代特征、符合时代特征、符合我国实际的包括发展条件、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重点在内的比较系统完整的发展思路。
二、和谐崛起的支撑：
夯实基础凸显优势
“和谐崛起”的关键在于经济，而经济的跨越发展又取决于它的发展条件。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在对区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依托有利地发展条件，抢抓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了快速发展，为内蒙“和谐崛起”奠定了强有力的支撑平台。概括起来，主要是“三个基础”、“四大优势”和“四大机遇”。
所谓“三个基础”就是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工作基础。一是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内蒙具有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五十年代曾被总理誉为“模范自治区”，这些年来一直保持了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二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自治区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工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培育和发展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三是有较好的工作基础。自治区历届党委和政府团结奋斗、工作协调、各民族干部群众思发展、盼发展的愿望强烈。
所谓“四大优势”，就是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地广人稀和后发优势。一是资源优势。内蒙古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许多资源不但储量大而且开发条件好。地上资源丰富，草原面积、森林面积和人均耕地位居全国第一。地下资源富集，稀土储量居世界首位；煤炭保有储量2200多亿吨，居全国第二；地处鄂尔多斯市的苏里格气田现已探明储量7000多亿立方米，属世界级大气田。二是区位优势。内蒙古位于祖国的北部边陲，对外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有4200多公里边境线，18个边境口岸，其中，满洲里口岸吞吐量超过千万吨，二连浩特口岸吞吐量超过500万吨。对内横跨“三北”，与八省区交界，既是京津和环渤海地区的腹地，又是华北沟通大西北的经济通道，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三是地广人稀优势。内蒙古地域广阔、人口不多，在118.3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生产生活着2384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0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7，这有利于生产力布局适当收缩和相对集中，有利于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四是后发优势。相对来说，后发展的地区历史包袱较轻，在产业发展中可以坚持高起点，直接采用国际国内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通过技术跨越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四大机遇”，就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机遇和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机遇。一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科技教育投入，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特色经济，这对内蒙古来说是最现实的机遇。二是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解决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短缺问题。三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缓解煤、电、油、运“瓶颈”制约的机遇。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煤、电、油、运四大“瓶颈”制约，国家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内蒙古能源储量丰富，能源产业基础较好，能够为缓解我国煤、电、油、运四大“瓶颈”制约做出贡献的同时，加快做大做强自己的优势特色产业，增强和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四是国家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机遇。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兴安盟同东北三省地理上毗邻，历史上有深刻的渊源关系。东部地区过去发展不快，同东三省经济活力不强有很大关系。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不仅给东北地区带来机遇，也给内蒙古东部盟市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三、和谐崛起的战略：
抢抓机遇创新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根据自身发展条件，抓住发展机遇，创新思路，制定和谐崛起发展战略，提出了远期、中期和近期三个阶段的奋斗目标。
远期目标，是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1987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同志1999年视察内蒙古时，提出“要注意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平，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力争使内蒙古成为我们国家下一个世纪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因此，内蒙古把“走进前列”和成为“重要支点”作为远期奋斗目标。为实现远期目标，根据十六大精神，自治区又提出了中期目标，即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根据上述两个目标。自治区提出了近期目标，即“两个高于”和“两个达到”，本世纪头十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0年人均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现在，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正在向城乡居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和更高的目标迈进。
按照远期、中期、近期三个目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了“贯穿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条主线，加快推进思想观念和增长方式两个转变，强化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三大动力，加强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五项重点”发展路径。
四、和谐崛起的硬招：
产业突破带动强区
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和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市场经济的规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了新的产业发展战略，集中有限的资源在解决主要矛盾上取得突破，促进非主要矛盾的解决，最终实现自治区的全面协调发展。内蒙古自治区的产业快速发展举措，成为实现“和谐崛起”的硬招。
内蒙古首先着眼于农牧业产业化。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抓了调整农牧业生产力布局，加强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农牧业内部结构，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扶持壮大龙头企业，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等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大力调整农牧业生产布局，促进农牧业要素向优势区域集中。内蒙发挥地广人稀的优势，结合小城镇建设和生态保护建设，加快调整生产力布局，将农牧业生产要素向具备“通水、通电、通路、通邮、通广播电视”的地区集中，有效地改善了农牧业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为改变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增强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根据市场需求和内蒙实际，大力调整农牧业内部结构，培育和建设产业化基地。重点建设和培育乳、肉、绒、粮、薯、草六大农牧业优势产业，形成了以呼和浩特、包头为中心的牛奶基地；以通辽、赤峰为中心的肉类基地；以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为中心的绒毛基地；以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辽河平原为中心的粮食基地；以乌兰察布为中心的马铃薯基地和锡林郭勒、呼伦贝尔为中心的草业基地。
其三是立足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增大其在同行业中占有的产出份额和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2004年，全区农牧业产业化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达到60家，部级龙头企业18个，自治区级40个，产业化经营的销售收入达到500多亿元，直接带动的农牧户占农牧户总数的36%。
参照国际和国内比较通行的方法分析判断，2000年，内蒙古自治区总体上尚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全国已进入工业中期的中级阶段，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因此，自治区把加快工业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化作为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主攻方向，在推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突出抓了工业化，这是内蒙古实现产业突破的又一硬招。
加快工业化，自治区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已经具备条件和形成基础的区域、产业、园区及企业，理性地加以推进。在区域上，重点确定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市、发挥他们能源富集、工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集中的优势，扩大其工业经济在全区的比重，增强优势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综合考虑财政收入、经济总量、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发展潜力和辐射带动能力等因素，确定了条件较好的2个准地级市、10个县级市、19个市辖区、15个旗、4个县，共50个有比较优势的市区旗县，加快工业经济发展。在产业上，大力培育具有比较特色的以煤、电、天然气为主的能源工业,以煤化工、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为主的化学工业，以钢、铝、硅和有色金属为主的冶金工业，以工程机械、运输机械为主的装备制造业，以乳、肉、绒、粮等加工为主的农畜产品加工业，以稀土、生物制药、信息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园区上，重点抓了基础设施投入大，产业特色鲜明，大企业、大项目集中的20个工业园区。在企业上，着力扶持了销售收入超亿元、主业突出、发展后劲强的60户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五、和谐崛起的亮点：
城镇兴起建设突进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坚持“适度收缩、相对集中”的原则，进一步加大生产力布局调整的力度，推进城镇化发展，这方面成为内蒙古发展的一大亮点。
首先，突出培育和发展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布局体系。大城市数量少、规模小，是内蒙城市化水平低的根本原因，也是加快生产力布局调整的突破口。构建内蒙的城镇化体系，必须坚持大城市优先发展战略，走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镇带动农村牧区发展的路子。要突出发展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向按照建立现代化首府城市的目标，实施全区共建工程，做大做强呼和浩特，推动其尽快向1000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和180万城市人口的规模迈进，进一步强化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的地位。包头市要按照建成西部地区经济强市的目标，完善城市功能，做大优势产业，尽快向1000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和180万人口的规模迈进。赤峰市要坚持提质和增容并重，扩张城市容量与发展产业并举，力争在完善城市功能上开创新局面，在发展优势产业上取得新突破，尽快向百万人口城市的规模迈进。
其次，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乌海、东胜、临河、集宁、乌兰浩特、科尔沁、海拉尔要超前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优势产业发展，尽快向大城市水平迈进。要逐步增加中小城市数量，提高中小城市发展水平。目前，从产业发展态势上看，呼包鄂已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地区和增长极，从城市空间分布来看，以呼和浩特、包头为中心,东胜区、临河市、集宁市、丰镇市为骨干城市区域经济群已初具雏形，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3年这一城市区域经济群的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占到了全区的1/3强。要深入研究城市群落发展规律，制定自治区城市群落发展的规划，着力培育和发展这一区域城市群。
其三，推进城镇化、加快生产要素集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把推进城镇化与发展农村牧区经济统筹考虑，把加快要素集聚与转移农村牧区劳动力综合研究，为农牧民进入城镇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和服务于城乡生产和生活的二、三产业，重点扶持劳动密集型、农副产品加工型等能够充分提供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使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吸纳与转移农村牧区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加大对农牧民的教育培训力度，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牧区劳动力适应城市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不断增强其生存、就业和创业能力。深化城镇体制改革，消除体制和政策障碍，逐步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户籍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内蒙古把生态环境作为最大的基础设施来抓，紧紧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进一步完善生态建设和保护的思路。在工作方针上，确立了保护和建设并重，以保护优先，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并重，以自然修复优先，坚持乔灌草并重，以草为主的原则；在建设主体上，坚持生态建设与发展地方经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引导、鼓励、支持广大农牧民、各类企业和其他投资主体参与生态建设；在建设重点上，坚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突出抓了黄河中上游农牧交错带水土流失和风沙盐碱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区、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保护区、大兴安岭天然林保护区、阿拉善自然封育区等五大区域，重点开展了草原生态建设与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草、生态综合治理、“三北”防护林、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绿色通道等工程。目前，内蒙古的生态已进入“整体遏制、局部好转”阶段。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全区公路里程已达7.6万公里，五年新增公路里程1.2万公里，解决了所有旗县市所在地和80%的乡镇、近1/3的行政村通油路问题。铁路总里程已达7477公里，正在构建西起额济纳东至满洲里的东西铁路大通道。机场由2000年的7个增加至9个，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公路、铁路和民航综合交通运输网。建设了一批重大水利建设工程，实施了黄河、西辽河、嫩江内蒙古段的治理和大型水利枢纽、草原水利工程干旱缺水地区的人畜饮水问题。加快实施西电东送战略，建设了一批大型坑口电站，加快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步伐，城乡电网基础建设取得了突破进展。
六、和谐崛起的后劲：
投资拉动发展对接
对内蒙来说，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级阶段，出口总量的比例很小，消费水平也不高，固定资产的投资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把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点来抓，取得了显著成效，这是内蒙古和谐崛起的后劲所在。2001年到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733亿元，超过了前20年之和，其中，2002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15亿元，增长44%，2003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200亿元，增长68%，2004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00亿元，增长51%，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同志说法，内蒙已经成为国民收入净流入区。今年，内蒙古自治区杨晶主席率政府代表团在香港成功举办了“2005年内蒙古・香港经贸合作活动周”，随后又访问了澳门、考察了上海，杨晶主席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内蒙古将进入投资高潮期，将进一步加强内蒙和兄弟省市区的经贸交流与合作，欢迎各地工商、企业界人士到内蒙古投资、兴业，实现共同发展。
在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投资来源和投向结构不断优化。从投入来源上看，2004年，全区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投资9.6%，银行贷款20.6%，引资、自筹和其它投资69.8%；从投入规模上看，亿元以上的项目312个，占全部工业投资的62%，先后引进神华、华能、北国投、华电、大唐、中电投、中铝、东方希望等国内大型企业以及奔驰和摩根斯坦利等国外知名战略投资者；从投向上看，工业经济投资912亿元，占全部投资的50%，并且主要集中在煤、电、油等优势项目上，优势产业的优势不断强化，经济发展的后劲不断增强。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900亿元，经济发展的环境不断优化，对经济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农林牧渔业完成投资10亿元，增长22.6%，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在此基础上，去年，内蒙古自治区提出了积极呼应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加快东部盟市发展。当前，重点要搞好三个对接：一是搞好重大基础建设项目的对接。公路、铁路、电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要与东北三省充分衔接，并积极争取纳入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规划。二是搞好产业和项目对接。内蒙东部盟市资源丰富，煤炭、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集中，成矿条件好，要把东部盟市建设成为东北地区重要能源和原材料产业接续基地。三是搞好政策对接。近两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包括增值税转型试点、增加社会保障投入、企业破产、豁免欠税等一系列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措施。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家有关政策，积极争取国家的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政策范围。
内蒙古自治区远期经济发展目标已经明确：到2010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7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400美元以上，财政收入达到1080亿元以上；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进入较发达行列是完全有可能的。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6
关键词：小农研究
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历史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处处体现着小农的特性，所以，研究中国就得深入研究小农经济。到目前为止，有关小农经济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笔者99年曾在《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等有关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研究小农经济的文章，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下面再谈两点新认识，供学术界同仁参考批评。
一、小农经济不是平均主义的根源，生产力状况的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原因
平均主义，亦称“绝对平均主义”，就是指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思想。平均主义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观和价值观，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别的方面不说，就从中国封建社会历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王仙芝、黄巢的“均平”，从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到近代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几乎所有的古代和近代的农民起义军都以“均平”、“平等”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和行动纲领。而且唯有“均平”的口号和旗帜最能打动农民的心扉，最能引起农民对现实的不满，最能鼓动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最能成为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根据。所以，平均主义在中国可谓渊源流长，而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但是，意识的基础是社会现实，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意识存在，必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根源。从学术界讨论的情况来看，一种普遍的解释是认为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一书对平均主义一条写到：“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磊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的平均主义》一书中，对平均主义的根源也写到：“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再如袁银传著《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也写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方式是平均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还有葛承雍等著《金色帝国的耕耘人》一书中也写到：“农民的这种平均平等思想，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笔者认为，平均主义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生产力状况的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根源。下面谈谈理由。
1、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人们普遍追求结果的平等
首先，从人自身所享有的权利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基本权利，一种是非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指每个人因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而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如生存权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基本权利会有所扩展，如政治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将会纳入人类的基本权利中，但不管怎样，生存权始终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非基本权利是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所享受的较高层次的权利，如发财致富权、当官致贵权、成名成家权等。而满足上述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就构成了社会应对个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对社会成员非基本权利的满足就构成了社会应尽的非基本义务。
其次，对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的追求，人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基本权利的追求，人们普遍追求结果平等，追求一种完全的公平。因为每个人不论贡献如何，最低都应该得到做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一分子、一个人所应得到的东西，即应享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起码的、最低的权利，即基本权利。并且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享有，不应因人而异，而应完全平等。因为每个人做为社会的一员，都参与了缔结社会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基本贡献。所以，分配给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与那些名振环宇的大总统同样多的基本权利，决不是什么恩赐，而是社会必须偿还的债务。潘恩说得好：“社会并未白送给他什么。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143页）所以，基本权利就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股东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因为每个人只要一生下来，就自然地、不可选择地参加了社会的缔结、创建而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股东，所以，基本权利又叫做“自然权利”，是人人与生俱来、自然赋予的。所以，对“自然权利”的追求，体现完全平等精神也就是“自然”的。但对非基本权利的追求则不一样。人们在基本权利得到满足后，将会更多地依据贡献或机会平等来分配非基本权利。
第三，不管是基本权利的实现，还是非基本权利的满足，都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类只能追求基本权利的满足。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人类社会只能以一种完全平等的办法分配食物。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农民只所以大都以“均平”作为自己的口号，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丧失了维持生存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权利。而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仅仅是达到满足农民基本权利的程度。所以，对基本权利的满足，也就成了历代中国农民的理想目标。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基本权利将会得到较好的满足，届时，对非基本权利的追求将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向，这时机会平等将会更多地成为人们追求的公平目标，而体现结果平均的绝对平均主义将会显的无足轻重。
2、小农经济结构与生产力水平并不等同
小农经济结构与生产力水平二者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小农经济结构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属于生产力水平的范畴；但二者又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在分析问题时，绝对不能将二者等同。
首先，二者体现着不同的实质内涵。生产力水映的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实质上看，就是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转换力，即将自然资源转换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最重要标志是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结构则不然，它实质是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决定一个国家是小农经济结构还是其它经济结构模式，资源禀赋状况起很大作用，尤其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最为重要。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果多余的人口不能得到有效的转移，其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便显得相对便宜，而土地要素就相对昂贵，根据西方经济学最优要素组合原则，只能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性的经营方式最有效。所以，小农生产方式是在特定资源状况下经济系统自组织的结果，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当时落后生产力水平下具有一定必然性的一种特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下的要素配置方式。主要原因是：（1）人多地少；（2）交通困难，运输工具不先进；（3）生产出来用于交换的剩余有限；（4）由于交换的不发达，使有关保证交换的制度也不成熟，从而使交换更难以健康发展。
在上述情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当然有些同志也指出了小农经济结构的落后性，但问题是判定要素配置结构合理性的标准只能依据特定的要素禀赋状况。在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两种要素禀赋情况下，肯定会有不同的要素配置结构选择，而不能用前一种结构的标准去判断后一种结构的优劣，或用后一种结构的标准判断前一种结构的优劣。所以，问题的实质是落后的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是生产要素的转换力不发达，而不是小农经济结构即要素的配置结构落后。要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提高生产力水平是根本。当然，要素的配置结构也应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改变而改变，否则，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生产力是本质，小农经济是形式；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小农经济具有不同的现实表现。
从历史过程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大体经过了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几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古典小农的兴盛期大约为战国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宗族制度史上的一个“空白时期”（见郭政凯：《家长制的兴衰》手稿），三代宗法已废，中古族权未兴，社会上几乎没有宗族组织。家庭之小而独立，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当时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古典小农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主，古典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建立在从氏族共同体解体中形成的独立生产者——古典小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生产力低水平基础之上的。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依附很严重，人的个性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方面的能力体系与能力分化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交换关系的发展不能使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某种属性——劳动力变为商品，相反，却使劳动者自身变成了商品，从而造成古典“自由经济”与人的非自由化趋势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最终使古典经济走向自己的反面：作为古典商品经济基础且无法自给自足的独立家庭经济，被包含众多依附者且可以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取代。这样，古典社会便异化为中世纪的宗法社会，而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自由农民也演化为中世纪的宗法依附农民。
宗法小农是小农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宗法小农所属的时间区间大约为公元5世纪到公元16、17世纪；在我国大约为东汉以后至明清时期。宗法式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它是建立在人的依附性上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谈到封建社会时，曾多次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其次，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平等与同一等级内部的平均主义，构成这种依附关系之下的分配关系的二位一体的两个特征。这是一种“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只有在共同体解体，独立的个人所有权与“纯粹的私有财产”产生后，这种分配才会被以所有制关系和“一切劳动产品、能力与活动进行私人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5页）为基础的分配所取代。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宗法小农向商品小农演进，这一过程也就是从自然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随着交换手段的社会力量，亦即市场力量的扩大，共同体解体为个人，同时伴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财产关系“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于是自然经济中的人的依赖关系也就消失，而演变为市场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从而使宗法小农演变为商品小农。
商品小农形态是小农系统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大约产生于17、18世纪；在中国大约产生于明清以后，但真正的开始时间应当是1978年以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大多数都是商品小农形态；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正处在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形态，有的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中国目前仍处在商品性小农阶段，而且以后可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
商品小农的运行基础是商品经济。在这种经济形式下，契约关系逐渐成熟，竞争规则也日趋平等。同时，小农系统本身也在不断分化和分解。随着货币经济与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依赖纽带”，从而把“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的“单个的人”。到这时，“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所带来的人的个性的飞跃成长，正是近代文明得以冲破封建樊篱而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辉煌的工业文化的全部基础！
但是，商品经济虽然为人的自然个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但它的极端发展却走向自己的反面。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造成人的异化，亦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异化，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来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真正地翱翔在广阔的天空。所以，商品小农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就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决不是依附的。总之，现代小农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小农。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一些特征。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小农的现代化。
第三，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总是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结合在一起，所以，也容易造成人们一种分析上的错觉。因为从逻辑分析的角度看，如果a+BC，则a和B都有可能与C有关，所以，必须再进一步分析a和B分别与C的关系。从上述分析过程看，虽然形式上有：落后生产力水平+小农经济平均主义，但从当代一些具有小农经济成份的发达国家的现实看，平均主义并不盛行，即有：先进生产力水平+小农经济平均主义，所以，生产力水平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原因。
3、生产力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解释变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变量。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财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一切“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所以，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意识存在，其深层次根源只能存在于生产力水平之中，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生产力水平是决定平均主义意识和观念的根本所在。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的源远流长，根源在于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水平长期的不发达和人们只能处在维持基本权利边缘的缘故。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根除平均主义的良方。
二、以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小农经济（以宗法小农为主）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所以，信用中国的打造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
机会主义是建设信用中国的顽敌。而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渊源。
首先，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对象看，主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是“有为”的一方，是主动的一方，而自然界是“无为”的一方，是被动的一方。在这种“有无”对“无为”的“博弈”中，机会主义是最佳策略。因为虽然“博弈”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但一方没有必要担心另一方的主动“报复”，从而也就在无形中助长了传统小农意识的机会主义倾向。另外，自然界发生灾难的随机性，也促使了传统小农生产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农谚“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传统小农最现实的选择是“拾到篮里才算数”。在这种情况下，只注重眼前利益、短期行为等等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看，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有的是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乏发达的社会分工。我们知道，分工本身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与自然的“博弈”变为人与人的“博弈”。这种人与人的“博弈”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博弈”，它是一种“有为”对“有为”的“博弈”，“博弈”的双方都具有主动性，一方的不守信和不负责任必然会得到另一方的有效“报复”。所以，分工有助于机会主义行为的消除，从而也有利于信用体系的建立。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只有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少社会分工，所以，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使传统小农意识中只会产生家庭内部的信用而不会产生充足的在全社会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所以，在传统小农社会，家庭内人与人之间信用的发达与社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乏构成了明显的对比。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乏也就必然导致了机会主义在全社会范围的泛滥。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7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
(二)官办为主.几千年来,天象记录、历法编制都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和它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理论的探讨,地理志的编纂,一些大型药典的修撰等方面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下由统治者组织庞大人力、物力来完成的.另外,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企业及其人员手中.《考工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情况下编纂完成.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多数人又均出身于官僚世家,而本人也都是现任的高官.
(三)以满足封建自然经济和统治阶级生活等需要为目的的实用科学技术得到发展.从总体上、从主导方面来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基本上属于经验科学.重视经验而忽视理论抽象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这一缺点在中国古代实用科学体系终于走到了经验科学形态的尽头之后便暴露出来,它使中国古代科学迟迟难以过渡到近代科学形态.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实用科学特别注重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注重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实际操作的效益,具有实际经验的工匠、文人、医生对实用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实用科学把研究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应用上,如把天文学的研究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以便更好地为修订历法服务.
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滞后的原因
(一)从地理上来看,地理因素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特色、人们的思维模式等都是有影响的.我国处于东亚,地势相对闭塞,东西文化交流不易,中世纪时基本未吸收古希腊文化,也未能吸收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的文明.传统文化一直在本土发展,虽然保证了它的延续性,但无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刺激,就很难更新文化模式.于是,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就很难再有突破,渐趋衰落.在经济基础方面,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自古以农耕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规模狭小,分工不发达,男耕女织即可安居乐业,似乎并无扩大生产规模,积累更多财富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统治阶级一直采取的政策就是"重农抑商",严重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大规模生产,这就使中国没有催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土壤.
因此,改写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对中国的贡献远不如对西方;各个行业的许多个人独创,祖传秘方不仅难以形成大的生产规模,得以不断创新,甚至根本得不到推广,有的还几乎失传.
(二)在意识形态方面,先从政治上来看,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利于科技进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重道轻器"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观念上,上自统治阶级,下到黎民百姓,都不重视科技发展,不重视科技人员.技术被视作"末技",技工社会地位也极低下.在制度上,封建专制国家一方面垄断全国的各种资源,控制各行各业的生产,独占天下之利并独占一切获利之途;另一方面又通过选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操纵天下人的荣辱沉浮,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那些与国家命运、国家政务无关的学科极难生存;即使是比较发达的农、医、天、算、地等学科也都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科技不过是国家政治的附庸.由此也造成了中国未能形成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独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三)从文化因素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造就了其教育特点和文化心理.封建国家的官办学校都致力于培养政治奴仆,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科学技术或被排斥,或受到忽视,教育对象为贵族子弟,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更不重视培养科技人才.民间办学也多重于经书理学,希望学子能藉此走上仕途.可以说科技在正式的教育中得不到滋养,科技人才在正式的教育中也找不到成长的土壤.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农耕经济决定了先民的务实观念,农民重视的在于农业、历法、水利、建筑、医疗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而对物理、化学、光学、声学等理论性知识缺乏兴趣.农业型社会造就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保守性,安定的生活和生存模式使他们易于满足,缺乏趋新求变和积极开拓精神.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8
一、农牧业产业化是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
农牧业产业化符合收缩转移、集中发展的农牧业现代化思路，为内蒙古地区实现传统农牧业向现代农牧业转变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组织载体，是实现内蒙古农牧业现代化的创新之路。推进农牧业产业化事关内蒙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大计，是内蒙古地区城乡互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牧业经济。特色农牧业是指利用区域内独特的优势农牧业资源，开发和生产品质优、价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牧产品及其加工品，是具有绿色或无公害特点的特殊农牧业类型。它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营利性。内蒙古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森林资源、草地资源以及生物物种资源，具有深厚的特色农牧业发展优势。在确定主导产业的时候，要立足于本地实际，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优势特色产品，发展品种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优势突出的农牧业经济，为农牧业产业化奠定基础。同时，发展特色产业要始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目标，以高科技为手段组织和安排生产无公害产业化产品。
扶持龙头企业，促进农牧民增收。现阶段，龙头企业带动是我国农牧业产业化的一种重要组织类型，它不仅具有开拓市场、深化加工的功能，又具备提供全程服务的综合功能，是发展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中枢。走农牧业产业化道路，要把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促进农牧民增收结合起来，使龙头企业在推进农牧业产业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根据市场需要配置资源，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在较大的范围内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在农牧产品加工、销售领域形成规模经济，把分散的农牧业生产引向国内外更大的市场；为农牧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生产、销售等全过程的服务，解决农牧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为农牧民提供科技服务，提高农牧民素质；促进农牧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通过建立风险基金、保护价收购、返还部分利润等方式，减少农牧民的经营风险。
优化生产布局，促进农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是农牧业产业化的关键。内蒙古地区在依托特色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要建立农牧产品生产基地，延伸农牧业产业链。内蒙古地区工业化污染程度较低，有条件延伸初级产品加工产业链，发展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产业，走农牧产品转化升值的特色农牧业品牌化道路。在此基础上，要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套改革，鼓励引导集约化经营，使分散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克服没有规划、各自为战的低效率生产模式。出台比较完善的农村牧区土地流转政策，创造农牧业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的条件，促进农牧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从而形成以生产基地为载体的区域化特色农牧业产业布局。
二、新型工业化是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
目前，内蒙古县域经济工业化发展存在规模小、程度低，布局分散、结构不平衡，特色产业与高端产业发育不足等问题。新型工业化是改变内蒙古县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状态，提高县域综合竞争力，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选择。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科技创新是内蒙古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与东部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相比，内蒙古整体来说刚刚步入工业化中期，部分地区尚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如果不借助于高新科技的力量，靠走传统工业化道路，短期内实现工业化根本不可能。不论是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调整优化能源工业布局，还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工业；不论是改造提升装备制造业，还是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都离不开科技支撑和自主创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都居于我国中下游水平的内蒙古来说，当务之急是要通过科技创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要打破传统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粗放型增长模式，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建设和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全方位、多层次地满足基本通信业务和各种宽带多媒体业务的需求；要着眼于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制定、完善和落实产业政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发挥信息化建设对产业发展的有力拉动作用；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用信息技术大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传统产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经济效益。
壮大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增长。壮大产业集群是内蒙古县域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重点。内蒙古要采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式，改革投融资体制，推动工业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适当加快工业园区建设，转变分散布局、孤立生产、效率低下的工业经济发展态势，形成资源综合利用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专业装备制造业基地等示范性新型工业化产业园区；要把改造传统产业作为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培育优势较大的六大产业集群：能源及化学工业产业集群、重要矿产资源开采及加工业集群、特色农牧业及加工业集群、重大装备制造业集群、高技术产业集群和旅游产业集群，打造名牌，做大做强，形成竞争优势；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发展产业集群的资金需求。
发展民营经济，深化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具有机制灵活、勇于创新的特点，与市场经济天然相融，它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树立和增强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内蒙古县域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各级政府要更新观念，摈弃偏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放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范围，取消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允许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公路、电信、生态、公交和教育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矿产资源的开发；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公有制企业重组，在投资核准、融资贷款、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实施同等待遇，使民营经济成长为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新型城镇化是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
内蒙古是我国欠发达地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内蒙古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内蒙古农牧业将不断实现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农牧业的科技含量、农牧民的文化素质和收入水平将逐步提高；配套公共设施将逐步完善；城乡发展差距将逐步缩小。内蒙古的“三农三牧”问题必将逐步得到有效解决。
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今后一段时期，国家政策的支持仍然是内蒙古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内蒙古要落实好、利用好国家对内蒙古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用地、城镇用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要积极争取国家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边境口岸城镇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要在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基础上，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以内生经济力量带动城镇化进程。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9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1-0009-04
雅典城邦民主是古代西方世界政治文明的典范。关于它的产生，高中历史教材都选择了从自然地理环境和城邦制度两方面加以阐述。实际上，雅典民主制度的形成，除了这两个因素外，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城邦制度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但教材对城邦制度的描述大都只强调“小国寡民”这一特点，而这一点还有待商榷。因为城邦制度并不等同于小国寡民，它所包含的特征是多方面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必然有支撑它的经济基础，雅典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究竟是农本还是商本，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这些因素对学生理解希腊民主的产生有重要作用。本文希冀就此谈一点自己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城邦的本质特征是公民集体
高中必修教材将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因为小国寡民，各城邦的公民才能直接参与政治，因为独立自主，各城邦的公民才会积极地追求民利。教材对这一特征的描述，出发点是从地缘特点来归结民主政治产生的基础，却忽略了城邦的本质特征。
雅典城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开篇中就有大段文字进行描述：“我们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城邦就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其人数足以维持自足生活的公民组合体”。有学者据此得出结论：“雅典社会是一个公民集体，是一个排斥了外邦人与奴隶参政的公民集体。”
那么，什么是公民集体呢？笔者认为，所谓的公民集体，就是以公民权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集体。在此，我们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何为公民权。
提起雅典的公民权，大家一般都不陌生，甚至可以列举许多具体的例子，如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担任城邦的各种官职，遇有纠纷可以向法庭提请诉讼等等，教材中关于公民权的表述集中体现为公民拥有参政权。事实上，公民权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而教材的表述忽略了公民在经济上的独特地位。
那么，公民的经济权利由何而来呢？希腊文的“公民”（polites）一词就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希腊公民只是城邦居民中一种特殊的身份团体，一般说来，只有纯属本邦血统的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这一群体最初的产生与宗教有着很大的关系，“共同祭祀”或“分享神圣与世俗之事”，因此公民权往往也由宗教赋予。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宗教，在宗教所规定的古法下，“外人在罗马或在雅典，皆不得为地主。因为外人不能在邦的神地内占一部分，故宗教不准外人成地主。产业的传授与宗教的传授有关，公民既不能信奉外人宗教，外人亦不能信奉公民的宗教。故宗教不准外人继承公民遗产，亦不准公民继承外人的遗产”。对土地和房产的拥有实际上是公民所特有的权力，因为城邦的宗教是不允许自己神圣的土地为外人占有的，哪怕是继承也是不行的。一个外邦人可以在雅典经商、生活，可以拥有大量的财富，但却绝不能购置田产、买卖房屋，因此，拥有土地是公民权的重要标志。
既然公民享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特权，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城邦的本质特征是公民集体了。在城邦体制下，公民是一切的主导，只有公民才能参政，行使一系列政治权力，只有公民才能拥有城邦的土地，成为城邦真正的主人，所以政治参与权和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这就使得公民权本身成为一种特权，城邦作为一个公民集体，只会将这种特权授予自己的公民，外邦人和奴隶是被这个集体排斥在外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雅典的民主本质上是小国寡民的民主。当然，作为获得权利的公民集体的一分子——公民，也要为城邦这个整体奉献上个人自由，因为“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公民的一切事物，皆须服从于城邦，行使民利也只是公民在尽应尽的义务。正是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一体化，城邦才将公民联系为一个集体，由此构成民主的政治基础。
二、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是农业
在教授完希腊民主产生的背景后，教师常常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一时代的东西方，为什么在政治上一个产生的是民主，另一个却是走向专制呢？经过一番课堂讨论，教师往往会总结出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的不同。其中，对经济方面的总结往往是——东方是封闭的农耕经济，所以与之相适应的是专制；西方是自由开放的工商业经济，不易形成专制集权，所以选择了民主。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和教科书的描述有一定关系。如人教版：“在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新兴工商业者阶层追求民利的渴望更加强烈。”岳麓版：“希腊半岛80%是山地，适宜农耕的土地很少。”人民版的表述最详细：“耕地缺乏和土地贫瘠限制了粮食的生产……希腊城邦的特色还表现为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繁荣的思想文化。城邦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贸易活动频繁。”
于是，学生很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希腊的农业是落后的，工商业是极度发达的，因此工商业才是构成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希腊城邦的经济性质究竟是农本还是商本，史学界对此历来观点不一。20世纪上半期的欧美学者大都认为希腊经济是现代化的工商业经济，但当时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等著作中却提出古代希腊城市是消费性城市的观点。学者哈斯布鲁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公民保有对土地的独占权，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外邦人所控制，因此希腊城市根本不存在国家的商业或工业，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政策。”
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希腊社会的农业特征，其中最具代表的是英国史学家芬利，他认为：“在古代社会里，由于社会、政治及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始终处于低水平，经济活动更多的具有政治动机，工商业发展水平很低，且大多数控制在外邦人手中。所以，希腊国家并无近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在近代创造出的经济概念也无法运用于对当时的分析。”
事实上，希腊社会以农业为主的观点在古典学者的论述中早已出现。如亚里士多德就说：“绝大多数人是以耕作土地收获果实来获得生活资料。”古希腊社会史家奥什邦也说：“在古典希腊的任何城邦中都不具备鼓励相当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
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洋教授在《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中从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权利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城邦的主体阶层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以农业为生”，“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小农阶层”，“在城市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农民阶层，他们组成了公民的主体，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阶层”，“如同古代社会的其他文明一样，希腊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其农业特征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同时，我们还可以著名的梭伦改革为例，来说明梭伦改革奠基民主政治的措施实质上是解决雅典的农业危机，与工商业并无多大联系。梭伦改革被认为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是因为梭伦改革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其最主要的措施是解负令和财产等级制度，这要归因于当时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尖锐。亚里士多德说：“（雅典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时代为止。”
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公民，保证了公民群体才有民主政治的未来，可债务奴隶制对“六一汉”人身自由的威胁已严重地威胁到公民群体，因此，解负令就是要废除债务奴隶制并限制贵族占有土地，以此防止公民沦为奴隶，这从本质上来看与工商业没有关系。而财产等级制度对公民权利的划分，其计算财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个人土地上的收获而不是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收入。上文笔者已经论述，公民权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权利，经济特权即为只有公民才能占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基础。所以，财产等级制度也不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雅典的民主与土地即农业密切相关。
再从雅典公民群体的构成来看，教科书对公民所下的定义为“凡父母祖籍均属本城邦、拥有一定财产、能自备武装服兵役的成年男子”。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限制条件即为“拥有一定财产”，由于占有土地是公民的特权，因此公民所拥有的最重要财产就是土地。当然，根据土地的数量和公民的人数来看，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没有土地的平民和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都只是公民群体中的少数，但无论占有土地多少，“雅典公民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同自由农阶层的力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层，即使雅典公民中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政治力量也是十分微弱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政治上的代表，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来自于富有的捐助者亦即大土地所有者阶层”。伯利克里就是典型的代表。
因此，可以说，雅典公民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商业者，而公民才是构成民主政治的主体，工商业大多由没有参政权的外邦人控制，这再次表明雅典的民主不是由工商业经济决定的，其经济基础是农业。
三、工商业对民主制度的作用
既然工商业经济不是雅典民主形成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教材为何对雅典的工商业和贸易如此重视呢？众所周知，雅典历来就被认为是古希腊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邦之一，城邦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群体，但同时也是一个由不同种类的人组成的整体，换言之，一个城邦内，除了拥有公民，还有大量的奴隶和外邦人，非公民人数的增加必然使得从事农业的人口在总数中的比重有所下降。此外，三个版本的必修教材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希腊耕地缺乏和土地贫瘠，这就意味着拥有土地的公民并不一定能够依靠土地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事实上公民内部也有约20%的人从事非农产业，再加上外邦人和奴隶，显然，雅典的工商业也是比较繁荣的。
与农业经济不同，工商业经济的本质特征即为自由与开放，从事工商业的人只有在广泛的交往和自由的贸易中才能获得其利润和价值，因此他们往往拥有灵活的思维，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氛围，而这正是民主制度的灵魂所在。
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工商业已大都掌握在经商致富的平民和奴隶主贵族手中，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由此兴起，他们关注发展海外贸易，希望掠夺外邦奴隶和财产，对内则要求打破贵族专权，建立民主政治，所以教材说在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新兴工商业者阶层追求民利的渴望更加强烈。因此，“商品经济的活跃，反映了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交换的原则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工商业奴隶主势力比较强大，这对希腊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都有不小的影响”。
此外，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带来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和频繁的商品交换，这种生产和交换是不会以氏族部落为界限的，换句话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氏族部落的瓦解，而氏族血缘正是贵族政治的根本，也是民主政治的一大障碍，因此，工商业经济对民主制度的确立毫无疑问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城邦的稳定，工商业经济对此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由于商业贸易的发达，雅典的商税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有了充足的国家财政，城邦才能利用工资和津贴调动贫困公民的参政热情，从而保证民主制度的持续发展；有了充足的国家财政，城邦才能减轻贵族在财政中的地位，减少贵族的不满情绪。同时，原本无地或少地的公民通过工商业也获得了谋生甚至致富的手段，减少了他们对土地的渴求程度，这一切都有利于缓和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雅典的执政官在改革时才大都制定发展工商业的法令，鼓励工商业的发展。由此，雅典经济在发展中“虽以农业为基础，但工商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也卷入商品经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重要比重”，农业和工商业交融在一起，支撑着民主政治的存在。
综上可知，从城邦的根本特征出发，雅典是一个以公民集体为主体的农本社会，它的工商业高度发达，但对城邦民主政治的影响并不具有决定性，农业才是构成了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工商业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篇10
【关键词】农牧区，金融服务，缺位，对策研究
引言：金融服务既是民生所系，更是强国之路，金融强则国强，金融盛则国家昌盛。过去的几十年全球金融演变的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崛起必须选择金融强国之路。一个地区的发展亦如此。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内蒙古农牧区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呈现日益扩大及多元化趋势，虽然现阶段内蒙古农牧区金融服务得到一些改善，但内蒙古农牧区金融服务体系整体功能依然跟不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与其旺盛的服务需求存在着差距。在最近开的“两会”中，不少“两会”代表在提交提案时不约而同地将目标指向了农村金融领域。他们认为，农村金融资金供给不足，农民贷款难、农村融资难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制约因素。目前内蒙古农牧区金融的基本状况是金融需求总量较大，结构复杂，而金融供给总量渠道少，缺口大，供需总量、结构不平衡，供需对接困难。在新时期要加快建设健全农牧区金融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牧区金融服务水平。
一、内蒙古农牧区金融服务缺位现状分析
1.1、正规金融服务机构影响非金融服务机构。在农村的正规金融体系中，有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其中，只有农信用合作社才是一家真正和农民有直接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中农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核心机构。截至2009年，农业新增贷款85%以上都来自于农村信用社。仅仅靠农村信用社是根本无法满足所有农民、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的。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只吸收储蓄，而不进行放贷。大量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转存人民银行进而从农村流向了城市，直接导致农村资金供给不能满足农业和内蒙古农牧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越来越少，农民的信贷需求不得不转而依赖于非正规金融，民间借贷活动频繁，人们为牟取暴利，对内蒙古农牧区农民进行高利贷的发放。
1.2金融服务创新与服务滞后，无法支持内蒙古农牧区经济发展。现在，我国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仍沿用传统金融服务手段，金融业务仍然以原来的存、贷、汇为主，缺少信贷服务品种创新，不能完全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内蒙古农牧区，加上竞争不充分，农村金融创新不足，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弱化。
1.3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高，严重的影响资金的流动性和贷款的发放。农村信用社则受不良资产影响，历史包袱沉重，加上信用质量差，存在支付风险。据统计，2005年末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达5147亿元，占贷款总额的37%；农业银行也面临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的问题。农业银行等其他银行也面临资产质量差、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的问题。
1.4信贷困难。农业不比工业，具有投资高，回报低的特点，特别是内蒙古农牧区农民，土地即是农民的生活资料，基本事实靠天吃饭，青年人长期在外打工，自有资源少，在抵押以及抵押后的处置上存在着诸多困难，贫困农民既无工资保障又无生产资料保障，贷款困难，加上担保人又不愿意担保，使得内蒙古农牧区贷款陷入困境。
二、完善农牧区金融服务体系之措施
2.1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提升扶贫水平。一是农村信用社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及时开发适合农村实际的金融结算服务品种，同时要充分依托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为农村经济组织提供多层次、高效、快捷、便利的服务。二是各商业银行应加快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金融服务品种在内蒙古农牧区的推广，为农民融资和支付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三是督促邮政储蓄银行、商业银行等积极开展农村信贷业务，避免资金流向城市，真正实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良性循环。四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拓展惠农卡、惠农便民业务等，为内蒙古农牧区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全面提升扶贫水平。
2.2竭力为内蒙古农牧区农民提供信贷通道，扩大小额信贷经营范围。把内蒙古农牧区的创业经营纳入信贷支持之中，特别是要根据特殊内蒙古农牧区的金融需求，不断创新信贷通道，开办创业贷款、低利率贷款和与财政支持联动的贴息贷款，满足不同层次、多向发展的贫困农民创业需求，为其提供资金供应平台。大力推广内蒙古农牧区小额信用贷款，效仿小额贷款的“琼中模式”。它是在农村信用社支农贷款基础上，由政府部门、农村信用社共同协调配合，逐步形成的“特色经济+小额信贷+政府引导”三位一体的小额信贷创新模式。截至2008年5月底，该模式的小额贷款已发放1758笔，余额2188万元，贷款到期还贷率高，我国内蒙古农牧区人口众多借鉴这一模式，改变政府主导农村金融体系的单一模式，逐步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探索自上而下引导、自下而上主导的多元化发展道路，积极打造适合我国内蒙古农牧区发展的信贷渠道。
2.3加快金融改革创新。不论是信用社还是新型的金融机构还是其他的类型。从06年至今近四年的时间大概只有一百多家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对于巨大的农村需求速度有点慢，所以应该通过管理好试点，加快推进改革的试验，尽快的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共享，更好的满足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
三、结束语
通过对内蒙古农牧区金融服务现状的分析和系统的认识，使我们真正的了解到金融服务缺位问题根深蒂固，农牧区金融组织体系存在诸多问题：组织不全；支农有限，资金外流严重；服务落后，效率低下；民间借贷受到管制；农业保险“缺位”。这些问题不解决，必将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组织体系；建立农牧区资金回流机制；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创新。
没有发达的金融便没有发达的经济；没有发达的经济更没有发达的金融。农牧区金融与经济也是相互依存、共同受益的。愿这种“共赢”的关系得以持久地巩固和发展。因此，当务之急是金融系统要率先走好“服务”这步棋。
参考文献：
[1]李喜梅.分形理论及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分形特征探析.农业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