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1
关键词：认知规律逻辑思维训练方法
过去的语文教学中有“八字宪法”的说法，指的是“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种语文基本知识，其中的“逻”指的是逻辑。《现代汉语词典》对“逻辑”一词的解释：一是思维的规律；二是客观的规律性；三是逻辑学。逻辑学是关于概念、判断、推理的科学，那么语文的“逻辑”应该是指主观“思维的规律”及“客观的规律性”。因为规律意义上的逻辑通常涉及与生活、认知相关的内容。比如，一个人做事有逻辑，讲的是做事的程序；水流动有它的逻辑，讲的是物质自身的运行。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讲的都是规律上的逻辑。那么职业学校高职语文教学的重点应该放在通过认知规律进行逻辑思维训练上，让学生从事物的逻辑规律角度，而不是从逻辑知识的角度认识世界、分析问题、表达思想。
一、在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不在于掌握多少逻辑知识，而在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叶圣陶先生曾强调，语文教学的目标是训练思维，训练语言；语文教学的原则是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并举。教学目标、教学原则，影响甚至决定着教师教的逻辑。语文学科是以育人为出发点，为归宿的，所以，“训练为主线”，是作为主体的学生和作为主导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双向活动必然要采取的形式。
《现代汉语词典》将“逻辑思维”解释为：“人在认识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它以抽象性为特征，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叫抽象思维。”就语文课程而言，语言文字是思维工具，又是思维的外化。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总是紧密结合的。思维不合逻辑，语言就晦涩难懂；思维有逻辑性，语言就顺理成章。比如，很多同义词，在一句话当中，到底用哪一个最合适，最能达到交际效果，这就是修辞。在刚结束的奥运会上，一句“洪荒之力”风靡全世界。形容力大且用尽全力的词还有“吃奶之力”“熊罴之力”“九牛二虎之力”“扛鼎之力”“回天之力”等。词有本义、引申义，思考的关键是在此语境中的意义。
逻辑思维能力，最重要的是观察、思考和表现事物规律的能力。读书有规律，这就是读书的逻辑；记忆知识有规律，这就是记忆的逻辑；人的生物钟有规律，按照精力的充沛程度安排自己的学习，也是一种逻辑。语文课中的逻辑，应当包括知识意义上逻辑和规律意义上的逻辑；教师要花大力气训练学生运用规律意义上的逻辑，训练学生按照事物规律思考问题和表达思想，而不是刻板地背诵和考试逻辑知识。
二、将逻辑与语文内容相融合，在学习活动中进行逻辑思维训练。
语文重在语言，逻辑重在思维。要想方设法将逻辑知识渗透到语文教学全过程，贯穿在词语解释、阅读理解、作业作文、演讲等学习活动中，认识语文内容所表达的规律性的东西，训练按照思维规律表达思想。
能够符合规律的表达思维内容，涉及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是人脑内在的对事物思考的能力，涉及对事物的认识，包括认识事物的表象和本质。这种能力的形成与人跟事物打交道的深度相关，与人的知识经验有关。语言能力是用语言表达思维结果的一种能力。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二者是内在与外在、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思维能力是内在的，看不见听不着；语言能力是外在的，通过外在的物质形式，如语音、文字、词汇表现出来。思维训练和语言训练，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练习想清楚，是思维训练；练习说清楚，是语言训练。语文是语言的文字表现形式。学习语文不忘分析语文背后的思维规律，就是训练思维；思考问题不忘用好语言表达方式，就是语文训练。
文学也讲逻辑，主要不是讲逻辑知识学问，而是讲文学表达的内容要符合事物认知规律。如李白的《静夜思》，讲的是一个事态的规律，反映的是作者构造的意向规律。学习语文需要逻辑训练，更多的是反映内容规律的训练，构造符合规律的文学意象的训练。
写作最重要的过程是思考。思维能力是写作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重要的作用。思维是写作的内核，语言是写作的外显，只有思维能力得到了发展，语言能力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议论文是难度较高的一种文体，涉及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需要深刻的思维层次，还需要准确的语言表达。但通过写议论文，却能训练学生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以及训练学生用书面语表达对事物的各种关系、处理事物的复杂想法甚至创见。例如，让学生树立说理从下定义开始的意识，学会对论述对象进行界定。让学生建立这样的意识：每一个论点和结论，都应避免下全称判断，全称判断容易出现各类“逻辑谬误”，给读者造成不严谨的印象。为学生提供思考问题的逻辑图式：首先回答“是什么”――其次分析解决“为什么”――最后谈谈“怎么样”。看似简单，却有助于学生谋篇布局，增强逻辑性。
三、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感悟生活、思考生活，让逻辑变得活生生。
美国教育家科勒涅斯有一句名言：“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其中“外延”一词，是逻辑术语，是一个概念所确指的对象的范围。学生认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是要求认识事物的对象及事物关系。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延关系，如它们之间相容的关系，包括同一关系、从属关系、交叉关系；不相容的关系，包括矛盾关系、反对关系。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和基础。叶圣陶先生在《作文论》中强调，作文教学必须重视学生生活的源头，在实际生活里训练思想，能够对外界的事物常常持一种观察的态度，以此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认识能力。逻辑和说理是基本的公民能力。职业教育就应该为把学生培养成为思想者与合格公民打下良好的基础。引导学生逐步了解一些普世价值观，如什么是正当的欲望、正派的行为、应有的个人品格、适当的待人之道等。
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文学作品的意象分析就有意向创造的逻辑组织问题，可以引导学生多体验思考。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学习逻辑知识，用绝大部分精力认知事物的逻辑规律，认识语文内容所表达的规律性的东西，训练按照思维规律表达思想。
没有规律的物质运动是不存在的，没有规律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职业学校高职语文课通过认知规律进行逻辑思维训练，必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有所提高，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也大有裨益。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2
语言学研究和译学研究甄别形合与意合异同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比较英汉语言在语言外在形态上的异同显微，而在于积极探索形成英汉语言显著形态差异的深层动因。语言学界所说的汉语意合重于形合，是阐说汉语民族在驾驭汉语时所运用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哲学传统和语言思维范式。讨论形合与意合问题时若背离这一出发点，只可能是缘木求鱼舍本而求末。鉴此，本文拟从哲学及思维角度，就英汉语言形合与意合的内在成因谈一点初浅看法以供探讨。?
一、综合性思维是汉语意重于形的理性根源?
综合性思维是指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认知对象特征，认识认知对象属性的思维认知方法。汉语民族的综合性思维与中国传统哲学上的整体观是一致的。中国哲学史上注重整体观照的传统可谓根深基厚，源远流长。中国古典哲学中“一”的观念就是整体观的反映，它在我国古典哲学中具有本体论的涵义。道家贤哲从研究自然的角度对“一”多有阐述：“万物得一以生”(《老子·第三十九章》)阐明“一”是万物孳生之源，没有整体上的“一”就没有多样化的万物；庄子把“一”的观念推广至更为广阔的领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认为天与人，物与我皆可合而为一，万物、人间，乃至宇宙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整体性的观念得到弘扬。儒家诸子则从社会与政治的高度诠释了“一”的根本属性，即政治统一：《孟子·梁惠王》载，梁襄王问及孟子天下何以安定时，孟子答曰“定于一”。儒家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颇深，它既使中国哲学带有“人学”韵味，又为宋学运动中的“一元论”奠定了基石，也使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得以与人论等学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一”的观念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融合形成了我国古典的系统论原则。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整体观实质上就是系统观。古代贤哲们认为，研究天人关系时既须考虑天道对人的影响，亦必以人为本位重视人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即“天人合一”。依此推而广之，任何整体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依照一定的秩序和层次彼此联系且与其周围环境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就是任何系统都具有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系统的开放性必然要求研究事物时要对其进行整体考察和综合把握。?
由此看来，中国哲学重视整体观照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旨在实现整体的最佳功能和对事物进行准确细致的认识。这种整体观照经历数千年的沉积、凝炼和升华，使汉语民族在思维运作上形成了长于综合，善于提纲挈领，以纲统领全局的“综合性”思维优势。用哲学语言表达就是“多元归一”。汉语语言表现的意合特征便是汉语民族综合性思维优势的有力佐证，也是汉语民族运用综合性思维对自己语言的演化和发展做出的理性选择：?
(1)可如今，她受的苦太重，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地里没劳力，里外没帮手，不让五
兴退学吧，要吃要喝又要花钱，还加上侍候我这废人，一想到这，我心就碎了。(贾平凹《天狗》)?
(2)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颗钮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责任。(钱锺书《围城》)
(3)王家的里外亲戚，人口不旺，正人也不多，爹娘下世后，大半就断绝了来往；小半的偶有走动，也下眼看天狗不是个能成的人物，情义上也淡得如水。(贾平凹《天狗》)
(4)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羡的，眼见着打井如挖金窖，好多父母提了四色重礼，领着孩子拜师为徒，这井把式，却断然拒绝。(贾平凹《天狗》)
(5)他是舅家门上最大的外甥……可给舅写铭旌，做第一外甥的天狗，名字却排不上。
已经死去的三姨的儿子在县银行当主任，有头有脸有妻有子，竟替换了天狗，天狗那时很生
气：人没了本事，辈数也就低了?(贾平凹《天狗》)?
上述数例几乎无一使用纯粹语法意义上的连接词。以例(1)为例：整体语段由多重复句构筑而成，其中以因果关系为骨架，兼有并列、假设等关系。以例(4)为例，该句为三重复句，整句以转折关系为纲，兼容两重因果关系。余例亦可同样进行分析。在这些例句中，各种逻辑关系相互交织彼此映衬，形成一张脉络清晰而意义完整的网络。各小句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使语句衔接自如，充当了各语句间的内在的连接纽带，因而语句必然呈现出意合的特征。?诚然，以上各例中均可添补上某些连接词，以(4)(5)两例为例，括号中为所补连接词：?(4)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羡的，(因为)眼见着他打井如挖金窖，(所以)好多父母提了四色重礼，领着孩子拜师为徒，(然而)这井把式，却断然拒绝。?
(5)他是舅家门上最大的外甥，……可给舅写铭旌，做第一外甥的天狗，名字却排不上
。已经死去的三姨的儿子(因为)在县银行当主任，(又)有头有脸有妻有子，(所以)竟替换了
天狗，(因此)天狗那时很生气：人没了本事，辈数也就低了??
但是，由于汉语民族具有综合性思维优势，善于运用整体观照从句读的整体层次上体察
语词的涵义，从语段的整体层次上把握各分句的功能，语句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各分句相对
于整个语段的功能均可得以确认。读者以此可意会句间的各种关系，因此连接词的增补便成
为画蛇添足，毫无必要。?
西方哲学也讲求“一”，其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基留伯提出的以自然为本位的“原子说”。西方哲人认为，“一”就是单个的，纯粹的“一”，是机械可分离的“一”。正如基留伯所说，“从真正的一绝不能出现多，从真正的多也绝不能出现一：这是不可能的事。”(罗素，1981：102)这一点与中国哲学中的“一”是大相异趣的。中国哲学上的“一”是有机整体的一，“一”既是“一”又是“多”，它比西方哲学原子说的“一”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和更高层次上的辩证性。分析考察事物时，西方哲学家们擅长于或更愿意把被考察对象从其所在环境系统中分离出来，自然学科如此，人文、绘画等学科同样如此，其实质在于突出和强调个体。分析英语等语句时，若运用分析性思维方法抓住语句的主谓主干，辅之以对其他形态标志的辨析，句意便昭然若揭。分析得愈是细致入微，对语句整体上的理解就愈透彻。申小龙
(1988)曾总结道，如果说西方语言的一句话是视点上固定、形态上自足、关系上完整的一句
话，那么汉语的一句话则是视点上流动、形态上松散、内容上完整的一句话。?
二、模糊思维是汉语意重于形的客观要求?
模糊性思维亦可称“浑沌”思维。“它既是一种经验直观的反馈思维……亦具有一些知性思维的形式。同时，它也是把一种浑沌、无序的认知转换成系统有序的认知的思维。”(陆宗明，1993：66)模糊性思维与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哲学是相辅相成的。“礼”、“德”是儒家人本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则。这一思维在《大学》中得到全面概括，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从表面上看似漠视政治，实质不然。班固曾对道家作了中肯的评价：“道家者流，盖出于吏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因此道家同样关心政治而非“出世”之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中国古代贤哲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研究人的种种辩证关系，探求人际关系的稳定和和谐以求“平天下”的最终目标。人际关系的丰富灵活性和模糊多边性使模糊性思维得以孕育与发展，同时模糊性思维顺应了表述模糊多边的实际人际关系的客观要求。?
模糊性思维在语言表述上多倾向于采用“非逻辑化”的方式。以汉语为例，“非逻辑化
”表述方式具体表现在被描述的事理间虽然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但语言的表述形式上却缺乏甚至没有表示逻辑关系的表征词，即缺乏严密的形式逻辑。例如上述所举第(4)(5)两例：
(4)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羡的，(因为)眼见着打井如挖金窖，(所以)好多父母提了
四色重礼，领着孩子拜师为徒，(然而)这井把式，却断然拒绝。?
(5)……已经死去的三姨的儿子(因为)在县银行当主任，(又)有头有脸有妻有子，(所
以)竟替换了天狗，(因此)天狗那时很生气：(若)人没了本事，辈数也就低了?
括号中是补充的逻辑关系表征词。就例(5)句意而言，其内部虽然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和假设关系，但句中字里行间并未使用诸如“因为”、“假设”等外在表征词。相反，逻辑关系词的缺省更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实际中的辩证关系。例如下述几例：?
(8)天不变，道亦不变。?
(9)吃一堑，长一智。?
(10)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例(8)一句既可表示假言判断，其逻辑形式可以抽象为pq，即“若天不变，则道亦不变”，也可表示推理判断，其逻辑形式为p?q，即“天不变，故道亦不变”。同样，(9)一句既可表示“若吃一堑则长一智”，也可表示“因吃一堑故长一智”。关联词的缺省使得语句可以表示更为广延的逻辑关系，从而具有更高层次的辩证性。除此之外，汉语中受事主语句也是汉语“非逻辑化”表达方式的又一例证：?
(11)成谋不说，覆水难收。(《伍子胥变文》)
(12)施恩勿记，受恩勿忘。?
(13)子胥狂语，何足可观，风里野言，不须采拾。〖htk〗(《伍子胥变文》)
(14)这件事张岚有看法。?
以(12)一句为例，句中“施恩”和“受恩”分别是“勿记”和“勿忘”的逻辑宾语。再以(14)一句为例，该类句子申小龙称其为“主题句”。句中除“张岚”和“这件事”之外，其他几个名词性成分之间都不是一般的逻辑关系。若依形式逻辑法则来判定，“张岚”和“这件事”二者既可视为“二目关系”命题，即“张岚”和“这件事”各为一个主目，“对…有看法”为关系谓词，也可被视作“合取命题”，即将其看作“张岚”考虑过这事和“张岚有看法”的合取。?
由此说明，汉语语言在表述时，被描述事理之间的多重内在逻辑对语言的表述产生极大的压迫，使语言在表述上呈现出极大的弹性，逻辑关系词在运用上呈现出灵活的特性及简约的趋势，因而语句间表现出意合的外在特征。这种特征是与汉语民族的模糊性思维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因为从根本心理上讲，汉语民族自发地排斥着“是则是，非则非”的思维方式，对逻辑形式的明确化缺乏内在的兴趣，而更注重认识本身与生活实际的关系。?
相比较而言，西方哲学更注重逻辑的外在表述形式，因而在语言表述上倾向于采用周密
的纯“形式逻辑”的表述风格。以形式判断为例，“施恩勿记，受恩勿忘”的逻辑形式可抽
象为“pq”，即假言判断，该句用英语表述则是：
ifyouconferabenefit，neverrememberit；?
ifyoureceiveone，rememberitalways.?中两个“if”为增补的逻辑关系词。逻辑关系词的增补目的是使英语表述形式与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保持严格一致。上文所提(3)(4)两例的英语译文也证明这一点：
(3)thehouseofwangwasnotexactlyoverflowingwithissue，andalthoughtherewereafewrelativesabout，directdescendantswerescarce.
oncetiangou’sparentspassedaway，hiscontactwithfamilymembershadmoreorlessstopped;thosewhooccasionllygotintouchsawhimasamanwithfewprospectsandsohisfamilytieshadwornthin.?
(4)intheforteveryonesawhiswelldiggingasakindofgoldmineandeveryoneenvied
him.ladenwithpresents，parentswouldtaketheirchildrentohimasprospectiveapprentices，butthewelldiggerrejectedthemallwithoutamoment?shesitation.(?theheavenlyhound?trans.bylirui)
可以看出，在例(3)中增补了表示让步关系的连接词although和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so”；在例(4)中增补了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and”和表示转换关系的连接词“but”。
增补连接词的原因，是因为连接词本身就是逻辑成分。例如在复合判断中，“每一个复合判断都由支判断和联结词构成，”“联结词就是联结支判断以构成一个复合判断的逻辑成分”。(郁慕镛、俞瑾，1992：126)联结词是复合判断形式结构中的逻辑常项，它的性质直接左右复合判断的真假。在命题逻辑中，“任何复合命题形式都是由表示各支命题的变项和将各支命题联结起来的构成复合命题的逻辑联结词这两部分组成”。(郁慕镛、俞瑾，1992：307)?值得注意的是，逻辑“联结词”与语言上的“连接词”并非等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种逻辑抽象或逻辑符号，例如“”是蕴涵词，它是对语言中表示假言判断或假言命题的关联词语“如果……，那么……”，“只要……就……”，“……，则……”等等的逻辑概括和抽象。但毫无疑问，逻辑“联结词”与语言中表述逻辑的关联词或连接词存在着对应关系。换言之，西方语言中表述逻辑的关联词或连接词是逻辑关系表述时不可或缺的必要成分。?
因此推断，英语等西方语言在按照严格的“形式逻辑”演绎方式进行表述时，必然使用及依赖可表示各种逻辑关系的连接词，因而必然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这种形合特征是西方民族“形式逻辑”式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和客观反映。?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上的整体观和汉语民族的综合性思维优势使汉语逐渐
朝着具有显著意合特征的综合性语言的方向发展，而西方的原子观哲学和分析性思维使英语
等西方语言朝着具有显著形合特征的分析性语言的方向演化。中西方在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是
形成各自对应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能动的理性根源。汉语民族的模糊性思维客观上要求其语
言在使用连接词或逻辑联结词时具有灵活、简约的特性，因而使该语言必然呈现出意合的特
征；而西方民族“形式逻辑”式的思维则客观上要求其语言在表述逻辑关系时必须依赖于语
言连接词或逻辑联结词，因而使其语言必然呈现出形合的特征。在英汉比较和互译时，译者
应自觉遵守两种语言各自的规律，以及注意两种语言各自迥异的外在特征。更重要的是，只
有透彻了悟中西方在哲学观及思维范式上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尊重中西各自的语言事实，深
入细致地理解和运用各自的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并非绝对的意合，英语等西方语言也绝非纯粹的形合。意合与形合
均见于这两种语言。相比较而言，汉语意合重于形合而英语则形合胜于意合。同时还值得注
意的是，在探究汉语意合重于形合根源时尚有其他一些因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触及，
留待另着他文予以探索。??
参考文献：?
partridge，eric.?theworldofwords?.london:hamishhamilton，1954.
刘宓庆，《汉英对比与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刘宓庆，“思维方式，表现法和翻译问题”，载杜承南、文军主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
陆宗明，《汉语逻辑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谢龙，《中西哲学文化比较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逻辑；西方古代逻辑；“思维中的逻辑”；逻辑；“悖”；反证法
中图分类号：B8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17—05
近读中国古代逻辑史著名专家孙中原教授《中国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求解》一文（以下简称“孙文”）①，发现有一些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重大原则问题，特撰写此文，将我对这些问题的主要看法加以论述，以就正于我的老友孙中原教授及中国逻辑学界诸同仁。
一、中国逻辑（学）与西方逻辑（学）的同与异
“孙文”说：“不能说‘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共性、普遍性）外，还有本质上的不同性（个性、特殊性）’。”又说：“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除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共性、普遍性）外，还有本质上的不同性（个性、特殊性）’都是虚假命题。”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把存在于人类逻辑思维中的逻辑（可简称为“思维中的逻辑”）和由逻辑学家对“思维中的逻辑”进行研究、总结形成的“逻辑”加以严格区分。②前者乃是人类通过长期的实践，逐渐正确地认识了客观世界的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如：客观事物在相对稳定状态下都具有一定的质的规定性，决不可能既具有某种性质，同时又不具这种性质；类与类之间的相容或不相容的关系，等等。当人们遵守这些事物的一般性质和关系时实践就可能成功，反之，则一定失败），从而在进行思维时，能够逐渐不自觉地遵守客观事物的这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这样，也就是客观事物的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逐渐反映到人类的思维中，成为人类逻辑思维中的逻辑规律和思维形式（亦即人类逻辑思维中的逻辑——“思维中的逻辑”）。后者乃是人类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地由不自觉的逻辑思维发展到自觉的逻辑思维，这样就会有一些逻辑学家对人类思维中的某些逻辑规律和思维形式，进行科学总结，从而形成一定的逻辑知识或逻辑系统——这就是逻辑（逻辑学）。③存在于人类逻辑思维中的“思维中的逻辑”和存在于一定逻辑著述中的“逻辑”既有一致性（逻辑学是从“思维中的逻辑”中总结出来的，二者当然有一致性），也有一定的根本差别：“思维中的逻辑”乃是人类思维对客观世界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的正确反映。全世界事物的一般性质和关系、全人类的认识器官是一致的，决定了全人类的“思维中的逻辑”也是一致的。但是逻辑学则不然，由于人类不同民族科学发展水平和科学研究重点的不同，特别是在古代，世界各民族呈隔绝状态，各民族、国家在逻辑研究方面基本不可能相互交流，因此，各民族、国家逻辑学的内容、体系必然存在重大的差异。
从“孙文”的论述上看，他显然是把上述两者“思维中的逻辑”和“逻辑学”加以混淆了。试看“孙文”下面的话：“同样是人类，有同一本性、同一认识器官（眼耳鼻舌身和大脑），面对同一世界，必然拥有同一逻辑……”显然，“孙文”说的同一“逻辑”指的乃是“思维中的逻辑”。如上所说，由于客观事物规律和人类思维器官的一致性，“思维中的逻辑”的同一性乃是必然的。但是，全人类“思维中的逻辑”的同一性，决不意味着全人类各个民族、国家之间逻辑学也是同一的、无差别的。而事实也正是这样。例如，中国古代逻辑（存在于墨家辩学、荀子、公孙龙名学之中）和西方古代逻辑（如：亚里士多德逻辑）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所讲述的推理形式主要是类似于“类比推理”的“推类推理”，而推类推理属非必然性推理、归纳推理，逻辑学者对之也无符号公式的刻画。严格来讲，中国古代逻辑还未形成一个完备的逻辑系统。后者讲述的推理形式则主要是三段论。三段论乃是必然性推理、演绎推理，亚里士多德对之进行了符号公式的刻画。亚氏三段论逻辑已经初步形成了完备的逻辑系统。不仅如此，即使中、西古代逻辑所论述的是同一个逻辑规律，其论述的具体内容、方式方法和学术水平也还是有根本差别的。试以矛盾律为例：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具体论述矛盾律的有墨家的《墨经》和韩非的《难一》。前者的内容是：“（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④后者的内容是：“楚人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⑤而西方古代具体论述矛盾律的是亚里士多德，他是这样说的：“相反叙述不能同时两都真实。”因为，“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任何事物不可能在同时既是而又非是”。⑥试将上述中西古代逻辑关于矛盾律的论述相比，不难看出两者在论述的表现形态和科学的深刻程度上都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其实，关于中西古代逻辑的这种根本差别，“孙文”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孙文”不是也说“西方逻辑是系统、发达、完善和典型的逻辑系统……中国古代逻辑系统、发达、完善和典型的程度，远逊于西方逻辑”吗？！
“孙文”说“中国逻辑与西方逻辑除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共性，普遍性）外，还有本质上的不同性（个性，特殊性），都是虚假命题”。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孙文”的这种说法违背辩证法关于事物类与类之间“本质”的“同一性”与“差别性”的关系的原理，因而乃是错误的。
什么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就是决定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以及该事物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的性质。例如：“人”的本质就是“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亦即凡是具有“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这种性质的都是“人”，而凡是不具有“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的性质的就不是人。根据事物之间的本质的相同和相异，就构成了世界上类与类之间相同或相异的关系。根据辩证法的观点，类与类之间的这种“同”、“异”关系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例如，“男人”和“女人”，由于两者都具有“人”的共性（能够制造生产工具的动物），因而同属于“人”一类，又由于两者各自具有“男性”与“女性”的根本特性，因而又分别属于“男人”和“女人”不同的类。扩而大之，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之间既可以由于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共同性质，而同属于这样或那样的类，又可以由于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性质，又分别属于这样或那样的类。这也就是说，世界上事物之间或事物的类与类之间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别性”。这就是事物同、异关系的辩证法。我国古代的辩证法家惠施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懂得了事物同、异关系的这种辩证法，那么中、西古代逻辑的“共同性”和“差别性”的道理也就很清楚了。中、西古代逻辑具有共同性：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类思维中的逻辑——存在于人类思维中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这些思维形式及其规律都是客观事物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的正确反映。中、西古代逻辑也有其差别性：两者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重点不同，刻画这些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方式、方法不同，成熟程度、科学水平不同，当然还有语言形式不同。这就是二者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的所在。
二、“孙文”的有关论述完全无法证明中、西
古代逻辑只有共同性，没有不同性
“孙文”认为中、西古代逻辑只有本质上的共同性，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性。“孙文”对此又是如何论述的呢？试看“孙文”：
从墨子活动的公元前5世纪，到《小取》产生的公元前3世纪，时代跨度200年。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出于论证说服的需要，墨子具体、形象、生动地说明议论中自相矛盾的荒谬和背理，创造性地使用各种比喻。
《公孟》载墨子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无鱼而为鱼罟（网）也。”《非攻上》载墨子批评攻国者“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是自相矛盾……
我们认为，上述所引《公孟》、《非攻》中墨子所讲的话，只说明当时的墨子已经是一个自觉的逻辑思维者，也已经意识到“自相矛盾”乃是错误的，并以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驳倒对方。但是“孙文”的这种论述完全不能证明中、西古代逻辑只具有同一性而无差别性。因为，墨子这里只有对矛盾律的运用，而无对矛盾律本身的论述。因此，这些谈话根本谈不上中国古代的逻辑科学问题，自然也谈不上中、西古代逻辑的同、异问题。“孙文”说：
墨子率先在辩论中总结出元语言语义概念“悖”，表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耕柱》载墨子说：“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
《墨经》熟练运用“悖”概念和归谬法，反驳百家争鸣中的自相矛盾议论。《经下》说：“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即“一切言论是虚假的”自相矛盾，论证的理由，在于“一切言论是虚假的”本身是言论……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批评克拉底鲁论点“一切命题是假的”：“说一切为假的人就使自己也成为虚假的。”
古希腊有“说谎者”悖论。克里特岛人爱庇门德说：“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如果这句话真，由于它是克里特岛人说的话，则这句话本身是谎话，即假……
“说谎者”悖论，后表述为“我说的这句话假”，这是典型的语义悖论：由真推假，由假推真。悖论是矛盾的恒假命题。语义悖论是涉及语言意义、断定和真假概念的悖论。中国、印度、西方三大逻辑传统，对语义悖论有相同思考的事实，是对中西逻辑同一性的证明。
我们认为，“孙文”所说中、西逻辑传统对语义悖论有相同思考这一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孙文”对上述引文中“悖”这一语词的语义解释是不准确的。什么是悖？悖即悖谬，是错误、荒谬的意思，不应该把“悖”解释为“自相矛盾”。试看《墨经》中《经说下》对《经下》“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一句话的解释：“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审必不当。”这话是说，所谓悖，就是谬误。如果这人说的这句话正确，这句话就不是谬误，那么就是存在有不谬误的言论了。如果这人说的这句话不正确，对这句话加以审视（把这句话和天下的言论相对照），就必然会发现它的错误。我国中逻史著名专家周云之著《墨经校注·今译·研究——墨经逻辑学》一书中对《经下》这句话中“悖”这个司的解释也是：“悖：谬也，错也。”⑧再看《墨经》中另一处有关“悖”的论述：“《经下》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下》对其中“假必悖”的解释则是：“假必非也而后假”，也就是说，“悖”是“非也”，亦即“谬误”的意思。所以，“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认为‘一切言论是虚假的”，是虚假的，理由在于这句话本身也是言论”，而不应该像“孙文”那样解释为：“‘一切言论是虚假的’自相矛盾”。当然，“孙文”作者可以认为，《经下》作者之所以认为“以言为尽悖”，悖（错了），是因为他认识到“以言为尽悖”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经下》作者认识到“以言为尽悖”自相矛盾是一回事，“以言为尽悖，悖”中后一个“悖”字是不是“自相矛盾”的意思是又一回事。决不能因为《经下》作者认识到“以言为尽悖”这句话自相矛盾，就把“以言为尽悖，悖”解释为“一切言论是虚假的，自相矛盾”。更何况，这种解释把“以言为尽悖，悖”中的前一个“悖”字解释为“虚假的”，后一个“悖”字解释为“自相矛盾”，本身也就是一种自相矛盾呢。其次，也不能把“以言为尽悖”这样的语句简单地称为“语义悖论”。“以言为尽悖”和西方的“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一样，充其量只能算是“半个悖论”。因为，悖论不仅要由其真可以推其假，还应该可以由其假推其真，而“以言为尽悖”和“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都不能由其假推其真。在西方就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公元前4世纪麦加拉学派的欧布里德就把“所有克里特岛人说的话都是谎话”改为“我说的这句话是假话”。这句话是可以由真推假和由假推真的，乃是典型的悖论式语句。然而在中国古代就没有哪一位学者将“以言为尽悖”进一步修改为完整的悖论式语句。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人们只是把这句话作为一个自相矛盾的谬论看待的，并没有真的把它作为什么“悖论”来研究的。进一步说，“以言为尽悖”不过是一个悖论式语句，并非就是有关悖论的逻辑理论。悖论、语义悖论的逻辑理论乃是近、现代西方逐步形成的逻辑学的一个新的科学分支——逻辑哲学的科学内容，它包括悖论的本质（悖论的定义、公式以及它究竟是逻辑矛盾还是辩证矛盾等）、悖论的分类、消解悖论的方法等等丰富的内容。⑨悖论式语句与悖论逻辑理论根本不同，前者只是可以供后者研究的对象，没有前者固然不会有后者，但有了前者却未必就有后者。在中国古代仅仅有悖论语句（何况还只是“半个”呢），并没有悖论的逻辑理论。因此，仅就中、西古代都存在这类语句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中、西古代逻辑的对比问题，更不能因此断定中、西古代逻辑只有同一性而无差别性。“孙文”说：
墨子率先在辩论中总结出元语言语义概念“悖”，表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贵义》载墨子说：世之君子，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用“悖”概念揭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以驳倒对方，即归谬法。
我们认为，“孙文”把《贵义》所载墨子的话“世之君子……岂不悖哉”说成是“用‘悖’概念揭示对方自相矛盾、荒谬和背理，以驳倒对方，即归谬法”是不恰当的。人所共知，归谬法是一种假言推理形式——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正像“孙文”自己文中所说，该推理形式具有“如果p则q；非q；所以非p”这样的结构，而“世之君子……岂不悖哉”一句话根本不是推理，而是由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的合取命题的否定命题。这一命题形式的公式应是：（p∧p）。如果把“使之为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作为假言命题，这一命题形式的公式当为：（（pq）∧（pq））。这一命题形式的公式结构和归谬法推理形式的公式结构显然不同，怎么能说它就是归谬法呢？当然，归谬法在否定后件从而否定前件时运用了矛盾律，墨子的上述命题中也运用了矛盾律（对两个相互矛盾命题的合取命题进行否定运用了矛盾律）。但决非凡是运用矛盾律（揭露对方自相矛盾）的就是归谬法。
我们认为，退一步说，即使墨子在论辩中使用了归谬法，也完全不足以证明中、西古代逻辑只有同一性，没有差异性。因为，使用归谬法，只说明墨子逻辑思维的自觉性，说明中、西思维中的逻辑的同一性，并不足以说明墨子对归谬法的逻辑理论有所创造，因而也完全涉及不到中、西逻辑的同、异问题。
三、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基本道路和指导思想
对于我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我国逻辑界有这么两派人士，一派人认为只有西方逻辑是逻辑，中国古代逻辑根本不是逻辑。他们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就是以西方逻辑为标准，认为既然中国古代逻辑与西方逻辑不同，因此，中国古代逻辑就不是逻辑。因此，中国古代无逻辑。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逻辑的虚无主义者。另一派是肯定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但是他们只承认全世界逻辑科学的同一性，完全否定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性。他们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就是以西方逻辑为唯一标准，用西方逻辑改造中国古代逻辑——以西方逻辑为框架，把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生硬地填入这种框架中。这两派人物的观点表面上看来很对立——一派否定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一派肯定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但实质上却是一样：通过他们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抹杀中国古代逻辑的实际存在。我个人对这两派都持否定态度。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既要承认它与西方逻辑的同一性，又要承认它与西方逻辑的区别性。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当然可以借鉴西方逻辑，但决不是要以西方逻辑为指导、方法来改造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方法，要揭示它与西方逻辑的同一性，更要充分揭示它与西方逻辑的差异性。要掀开其古代语言的面纱，用现代语言给予恰当的解释，从而全面地、准确地总结出其逻辑的实际内容。
“孙文”说：“当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近现代，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必然以弘扬西方逻辑为主轴，以传承中国古代逻辑为辅助。”我们认为，当今我国走向现代化之机，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决不能以弘扬西方逻辑为主轴，而是要以弘扬我国古代文化为主轴（中国古代逻辑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从而更好地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我国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当然，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以传承中国文化为主轴，决不意味着拒斥西方逻辑。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也是以汲取、引进西方科学文化为前提的。但汲取西方文化，决非是以西方文化为主轴，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西方化。这是要切切牢记的！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4
【关键词】逻辑能力语文教学教材生活幽默故事
目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没有专门的逻辑知识内容，教学中不够重视逻辑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现象非常普遍，所以中学生往往缺乏起码的逻辑知识，进而使抽象思维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表现在阅读与写作中，就是理解、分析、概括、推理等基本的抽象思维能力都受到限制，影响了学生语文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对中学生加强逻辑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许多人认为逻辑学难学，大量的概念、定义、公式，很难给学生讲明白。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注意把握逻辑知识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抓住要领，掌握方法，还是能够使学生逐步提高逻辑思维能力的。
一、结合教材内容
逻辑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学习的难点主要就在于这种抽象性。然而，任何抽象都是具体的抽象。抽象从具体中来，也可以到具体中去。在学习抽象的理论时，如果结合具体的实际，使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那么，就可以把不好把握的东西变得容易理解了。语文教材中和学生的作文中，有大量的逻辑内容，结合这些内容学习逻辑，就可以使学生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平时说话、写文章，都会利用所学的逻辑，避免出现逻辑错误。和别人谈话，看别人的文章，甚至读书、看报，也用逻辑的尺度加以检查，如果发现教材中名家的文章思路清晰、结构严密，要分析一下是怎样正确地使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反之，有的学生文章思维混乱，前后矛盾，含糊不清，我们就要有意识地对其逻辑错误进行分析，经常这样做，就会自觉地积累逻辑知识，提高逻辑思维水平。教学中不能只讲理论知识，只举书本上的例子，而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思维材料，如作文或作业中出现的逻辑问题进行分析。无论什么水平的学生，都要引导他们把逻辑知识应用到阅读与写作中去，这不仅有助于对逻辑的学习，也有助于阅读与写作水平的提高。
二、结合生活实际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思维形式要借助于语言形式才能表现出来。思维和语言有着紧密的联系，生活中丰富的语言都会体现出逻辑知识。当然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思维形式是抽象概括的，语言形式则是丰富灵活的;思维形式要规范化，生活中的语言形式则要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具体的语言形式来认识它所表达的思维形式，在联系实际思维材料时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关于矛盾律的学习，这条规律就是要排除思维中的自相矛盾，保证思维的无矛盾性。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说某件事情“好热闹”和“好不热闹”表面上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却是一个意思，这就是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的不统一;再比如，生活中许多人说话模棱两可，那就是违反排中律，是一种典型的逻辑错误，同时，“模棱两可”是个成语，它形象地说明了违反排中律这种逻辑错误的实质，非常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情况，语言有约定俗成性，即使像“养病”“晒太阳”“恢复疲劳”“打扫卫生”之类的语言现象，也被广泛运用与认可，不能轻易地判为不合逻辑而加以否定。形式逻辑是借助于自然语言表达的，概念与语词、判断与句子、推理与句群等思维形式和语言形式之间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教学中注意引导学生把握好这种关系，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联系实际思维材料时，要透过语言的表层，分析其逻辑的实质，就能够把握逻辑的体系，抓住学习的要领。
三、结合幽默故事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5
关键词：普通术语学，元术语学，概念优先，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术语学与知识技术
中图分类号：H083；n04；e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3-0006-05
1维斯特术语学思想的特色
看到“术语”这个词，人们一般会想到某专业领域一个经过梳理的概念集合，并带有与之相对应的名称或者语言标志。经过人类历史上对特殊专业领域术语形成规律的不断探索，20世纪70年代诞生了“普通术语学”的理论；在此之前，维斯特（eugenwüster）也曾使用过“术语理论”或者“术语基本原则学说”的说法[1]。在1971年莫斯科术语工作会议上，也曾有学者称其为“元术语学”（超术语学）（metaterminologie）。在这个称名下，人们思考的是如何为专业词汇和专业词汇系统建立理论模型，并为此探究了逻辑哲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2]。
维斯特一直强调，在术语学理论或者元术语学中，逻辑哲学的理论基础要优先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他明确指出：“每一种术语工作都要从概念出发。”[3]他旗帜鲜明地声明普通术语学与普通语言学是有界限的。在术语学中，概念领域是与名称领域相独立的。因此，术语学家谈概念，而研究标准语言的语言学家谈词的内容。
维斯特倡导“概念优先”的术语学理论，相对于语言学理论还有另一层意思：在维斯特的术语学中，语言本身仅仅是一种常规性的东西，它是次要的，因为它传递不了有关某专业领域基础性概念系统的信息，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有意识语言塑造的结果。而专业领域概念系统的信息与普遍知识相比更具有特色，这种信息对于专业领域实现系统化更有用。因此，在探索概念和概念系统构成的规律性时，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作为工具是不适合的。在探讨专业领域所存在的规律性时，普通语言学的知识也远远不够用。概念系统形成的规律性，构成了产生特殊专业术语的历史性和系统性的前提。
维斯特普通术语学思想的形成，与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哲学学派（简称维也纳哲学学派）科学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哲学派别对标准语言进行批评的大背景下，维斯特也开始了他对专业语言的批评，这个哲学派别科学理论的发展，一直对维斯特的术语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启发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二者的发展是一种并行关系。
2近二三百年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术语学思想
科学专业语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其产生之初，根本没有普遍公认的规则和基本原则。在工业革命之初，专业语言的概念系统是混乱的，几乎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物理学中的基本度量衡单位是混乱的；生物学中不仅专业概念的命名是混乱的，就连确定动、植物分类的划分特征也成问题。
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科学理论发展有一个重大转折。当时人们认识到，概念这种不系统的命名状态，是可以借助于术语规则进行调整的。当时的术语规则考虑到了在概念间进行上下左右排列的系统关系。例如，著名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lvonLinné）的动、植物双名命名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植物专业语言；在可量化的科学中，也产生了国际上统一的基本度量衡单位制[4]。
在大多数专业领域中，概念系统的状态是一堆未经规范的称名。时代急切呼唤着一种规范性的术语工作。这种描述性或者规范性的术语研究，是在对专业领域现存的名称进行修正的工作中展开的，而标准化的术语工作就是贯彻这种研究所产生的术语规则[5]。
科学理论的发展在19世纪有第二次重大转折。当时在生物、化学、医学等领域中，人们开始依照专业组织术语委员会所制定的术语规则，对称名进行整理。人们认识到，由相关专业委员会制定的术语规则，不仅比由个别专家或者教材作者所编写的规则更加可靠，而且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和贯彻执行。
那么标准化术语的规则和规律性从何而来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科学史：在诸如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不断出现术语的专业领域，都运用到了古典的概念逻辑。在这些学科中，无论是把概念划分为上位概念（属概念）和下位概念（种概念），还是在对不同概念形式进行质的或者量的分类，人们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和谓词学说为依据的[5]。所以维斯特认为从普遍性意义上，逻辑阐述清楚了概念间可以用什么样的关系进行相互排列、如何依据这种关系加以整理以及如何才能形成一个概念系统或者概念域的问题[6]。术语工作涉及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或者标准语言中的概念，而是科学的专业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维斯特一再强调术语学与科学理论的紧密关系。在奥地利，维也纳哲学学派系统性地运用了形式逻辑，对自己的科学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
3维斯特术语学思想与维也纳哲学学派在科学理论上的关系
维也纳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纳普（Carnap）在1928年写成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术语学与科学理论的基本联系。他提到了一种基本思想：为了更好地把世界用语言勾画出来，人们需要使用逻辑作为支架[8]。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对这种思想也有所表述，并且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5]。
尽管维也纳哲学学派有关科学理论的基本理念与维斯特的术语学理论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二者有着本质不同：维也纳哲学学派倡导陈述逻辑，把科学看成是陈述系统；而维斯特是从概念逻辑出发的，把科学看成是概念系统。二者的目标设置也不一样：维也纳哲学学派的科学理论实际上是元数学的一种延续，运用陈述逻辑进行元理论构建，注重分析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而维斯特的术语学理论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更为实际的目标设置，他试图实现国际性专业语言标准化，以便能为专家之间实现单一清晰的专业交流提供便利，可以跨越民族语言的鸿沟。维斯特认为，术语学理论研究应该为这个目标提供理论基础。这也就决定了术语学理论从一开始就不能只以纯粹的形式逻辑为依据；各专业领域在现实知识基础上已经建立的、特殊的概念关系，更应该是创立术语学理论的具体起始点。
卡纳普注重形式的科学理论倡导的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重建，试图让科学语言彻底摆脱所有实际的内容。因此，这种理论把每一种与对象客体实际内涵有关的陈述，都转换成了一种形式演算，以便实现逻辑不相矛盾的学术初衷[6]。而在元术语学中，科学语言涉及具体对象客体的内涵方面是必须要保留的。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把专业知识领域的特殊专业结构，作为概念系统地去理解。
就术语学与逻辑的关系，维斯特曾经说过：“阐述概念间关系所必需的知识，一定要从逻辑学中接收过来……某具体专业领域中概念间的真实关系该如何确定，这是术语学应该承担的责任。”[7]描述性的术语学研究，只有与具体的专业科学或者实用科学紧密结合才可能向前发展，而这些领域为标准化的术语工作所提供的研究工具，就是实用的概念逻辑。维斯特就是运用概念逻辑对现存的专业语言或者专业术语进行批评的。这应合了维特根斯坦对标准语言的语言批评。也是维斯特术语学理论的起点。在他研究之初，是依照语言学家的思路摸索的，并试图摆脱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一年后他豁然开朗，发现运用逻辑的概念学说，很多困惑可以迎刃而解。
术语学研究从以语言学为导向转向以概念逻辑为导向的这种转变，可以称为术语学发展的科学理论性转折。这标志着术语学以用概念逻辑武装的元术语学的姿态，成为了实用科学元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科学理论整体的角度看，维斯特把科学作为概念体系的见解，与卡纳普把科学作为陈述系统的主张并不矛盾，二者相得益彰[5]。
维也纳哲学学派的科学理论，曾试图实现与术语学相互补充的理论关系。卡纳普就曾试图把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借助语义学，甚至借助于语义信息的理论进行扩充。但这些努力，都没有脱离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关系出发的框架，没有从概念出发。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关系的含义（或者名称）和概念之间没有做区分，没有解决“语言和现实”这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因为依据他的观点，从概念上理解的现实，是独立于自成体系的语言系统的，与语言的内涵方面无关：“语言和现实的联系是借助对词的解释实现的，这属于语言学范畴。这便于语言以自我封闭的自治方式存在。”[2]
由于局限于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人们想从语言之外的参考点去开展进一步的语言批评，想从以概念为代表的事实或者事物出发去开展语言批评，从根本上说是实现不了的。这就需要另辟蹊径。而元术语学的产生正是铺垫了一条新的道路。因为元术语学不仅兼顾了对现实进行语言描述的认识论条件，而且也考虑到了把概念逻辑作为工具这一前提，实际上这些要素已经在现存的专业术语中存在了。元术语学作为对专业语言进行批评的工具，并不是从术语规则的绝对零起点出发的，它是一个对事先整顿过的专业语言持续不断的勘误过程；这个过程是借助描述性的术语工作实现的[2]。
维斯特用他的认知理论模型阐述了这种对专业语言进行勘误的标准化基本原则。在这个模型中，维斯特其实谈到了两个代表层次：一个代表着个体对象客体的普遍概念，而且他谈到一个符号概念，它与那个普遍概念相对应，并且借助语音构成物（语音形体）或者书写构成物（书写形体），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体现。
符号概念通过不同的语音构成物（语音形体）或者书写构成物（书写形体）得到实现的过程可以是任意的，也可能是按常规进行的。但是，普通概念和符号概念之间的对应却不能这么随意，它必须遵循概念逻辑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它规定了概念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关系相互排列在一起的；它对处于不同代表层次的概念也适用。代表个体的普遍概念与理想化的符号概念，它们必须在一个同构的映象关系中才能彼此相处；由此，这也就把对象客体的结构，转换成了它们所代表的符号的结构。
每一类知识的传递，每一种成功的知识加工，都离不开对对象客体概念性的把握。维特根斯坦曾说：“当我概念性地掌握了一个对象客体的时候，我也认识了它在实际状态下存在的全部可能性。”[2]只不过，维特根斯坦和受其影响的维也纳哲学学派的科学理论，是从陈述逻辑的角度理解对对象客体的认识的。而元术语学是以概念逻辑为立足点的。
带着概念逻辑优于陈述逻辑的术语学研究思路，维斯特对当时日益蔓延的维也纳哲学学派所倡导的一种观点进行了抵制。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数学化的陈述逻辑应该接替古典逻辑，甚至应该完全取代古典逻辑。从维也纳哲学学派科学理论的目标设置去看，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学派只是注重了陈述逻辑与经验科学的陈述系统不相矛盾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这些科学的内涵方面；而在现实的科学专业中，其内涵所包含的却是概念系统这种逻辑结构形式。维斯特认识到，维也纳哲学学派的观点对于形成术语学理论完全不适用，他的术语学把知识领域作为概念系统或称概念域去考察，他坚定地引用古典概念逻辑，而没有像维也纳哲学学派那样将其清除掉，而是彻底保留了古典概念逻辑不可或缺的自身价值，将其作为术语学的逻辑工具加以珍惜。
在概念逻辑中，它首先只考虑概念本身，而没有考虑概念在逻辑判断和逻辑结论中的作用。概念可以当成思维的对象客体看待，是一种“所指”（dasGemeinte）。至于它真不真实，存不存在，是抽象还是具体，是个体的还是普遍的，是一种现实的事物，还是一种现实情况或者仅仅是某事物的一种特性……，这些都无关紧要。从这种意义上，这种“所指”可以描述成“语言之外的概念（=逻辑概念）”。这样理解的逻辑概念，它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并且只服从逻辑法则，这些法则可以借助自然的标准语言，或者借助经过协商规范的专业语言而较为精确地制定出来。尽管语言的表述形式可能相差甚远，但是这种逻辑法则却是普遍有效的。就像中国人与德国人，虽然语言思维截然不同，但是从超语言的层面去看，他们都运用相同的逻辑形式进行着判断和推理[6]。
基于概念逻辑的元术语学，对于国际化的专业语言标准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因为在过去，专业语言间的相互协调适应一直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开展的。而维斯特的术语学，由于以概念逻辑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因此，它为实现国际化的专业语言间的协调提供了正确保证。对已经存在的专业语言进行协调统一，不仅需要有统一的概念，而且必须有统一的概念系统；这不仅要立足于具体科学的专业知识，也要立足于概念和概念系统逻辑结构方面的知识。
由此可见，纯粹的逻辑作为一种单纯的思维工具具有普遍意义，而对于科学的认识而言，它又具有特殊性。一种工具，越是简单，它的用途越多，就越是好用。元术语学从产生开始，就为普通概念逻辑结构的形成，也为概念系统逻辑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东西：特征复合体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一个概念的逻辑结构由其特征复合体的一致性确定。由此，这个概念也与另一个特征复合体划清了界限，而这另一个特征复合体形成的是另一个概念。将不同的概念组合成一个概念系统的关系，只有通过不同的特征复合体间相同的交集才可形成。由此出现了上位概念（属概念），人们把它作为逻辑上的属，而与作为逻辑上的种的下位概念（种概念）相区别。原则上，人们可以从一个概念那里摘取出若干个特征，然后把这个新形成的特征复合体作为属，附在每一个将成为下位种概念的概念上。从纯逻辑的角度看，一个属概念的种概念，是在属概念的所有特征上再添加了其他的特征，而种概念的属概念，只具有比种概念更少的特征。描述性的术语工作，是从个别的专业领域出发的，在这些领域中，实际的概念关系是依据科学的专业知识得以描述的。这也是科学认识的任务，认识论对于元术语学的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
4科学理论与普通术语学的概念动力学思想
在当今科学理论中，存在着“理论动力学”的说法[7]。这是在科学理论框架中，运用认识论的方法对各种科学理论的出现和变化进行动态分析，以求探索出某一知识领域发展的规律性。在普通术语学理论中，摸索科学概念形成规律的认识论方法，体现在“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这个理念上。概念动力学描述的是概念的出现、变化及其连续性，这是科技进步必然带来的结果。在现代术语学理论中，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得以运用的，在术语学研究和工作中采用这种理念，可以对已有的术语命名和定义进行更好的“扬弃”，这也更有效地促进了各专业学科自身的发展。
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描述的是在新的科学知识和科技产品不断出现的洪流中，规范化或者标准化的术语工作持续存在的状态。在术语学中采用这种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在概念自由发展的基础上，为术语标准化工作（为概念及其名称的确定和统一）找到恰当的时间点”[8]。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本质上是对术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科学的进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通过信息技术得以加速，而这个理念提供了对日益浩大的信息流进行科学管理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这样的时代背景，也为普通术语学和科学理论，在新的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融合成知识技术提供了切实的理由。
人们在从数据加工到知识加工的过渡中已经清楚认识到，最基本的知识单位不是由孤立的数据组成的，而是由复合的构成物所组成的。作为特征复合体的概念，在一个知识领域框架内，经历了随意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通过一个系统化的逻辑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在总体上，代表了一个现实的片段。以概念为基础的知识技术，要比语义学的信息加工具有明显的优点。
维也纳哲学学派的承继者所倡导的语义学的信息加工，在科学理论和信息科学之间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依据普通术语学的观点，现代知识技术则应该从一个以概念为基础的术语知识技术出发，这样才可能使自身更加开放，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5结语
术语学与科学理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术语学已成为科学理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末，在全球术语学界，术语学与知识论、术语学与知识技术的关系，已经成为欧洲术语学家研究的热点。这都是科学理论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自身向前推进的结果。
1986年，术语学和知识传递协会（Gtw）在德国特里尔市成立，从此，作为科学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术语学又有了新的飞跃性发展。术语学基础性理论研究以及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如同雨后春笋般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当今的科学理论到了计算机支持的、网络化的科学理论发展阶段，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术语学的发展，也进入到术语学与知识技术成为一个整体研究和发展领域的阶段。这也反映了术语学的理论层面与方法论层面，明显出现了一体化融合的趋势。“术语学与知识技术”这个称名，也成为普遍接受的概念，术语学更加强调多学科介入的一体化的发展特点[9]。对普通术语学与历史上科学理论之间关系的回顾，有助于对这门交叉学科有更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nedobityweugenwüsterunddieSprachkritikerdeswienerKreises[J]infoterm，1985
[2]GerhardBudin，oesereBeitrgezurterminologieundwissenstechnik[m]Vienna：termnetpublisher1997
[3]wüstereeinführungindieallgemeineterminologielehreundterminologischeLexikographie[m]Bonn：RomanistischerVerlag，1991
[4]oesereSystem，Klassifikation，evoltion，HistorischeanalyseundRekonstruktionderwissenschaftstheoretischenGrundlagenderBiologie[J]infoterm，1996
[5]oeserewissenschaftstheoriealsRekonstruktionderwissenschaftsgeschichte[m]oldenburg：wienmünchen，1979
[6]CarnapRDerlogischeaufbauderwelt[C]//BeitrgezurterminologieundwissenstechnikVienna：termnetpublisher，1997
[7]wüstereDieStrukturdersprachlichenBegriffsweltundihreerschliessunginwrterbüchern[C]//ausgewlteSchriftenausdemGesamtwerkvoneugenwüsterwien：termnetpublisher，2001
[8]FreztagLrringhoffBrvlogik，ihrSystemundihrVerhltniszurLogistik[m]Vienna：termnetpublisher1997
[9]oesereBegriffstheoretischeGrundlagenderwissenstechnologie[m]Vienna：termnetpublisher，1997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6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学逻辑思维素质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高质量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使处于成长期的学生快速理解语言，看清楚事物本质，对其全面发展意义重大。但当前初中学生逻辑思维普遍缺失，主要表现在对概念缺乏深度理解，机械记忆；口头语言及书面语言表达混乱，没有理清层次，总体而言分析判断能力不强。学生学习依赖性较强，未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在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方面有积极作用，进而为其他学科知识的消化吸收打下良好基础。从成长过程来看，初中学生正处于良好的语言能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引导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逻辑思维的广度和深度。
逻辑思维是在形象思维和直觉顿悟思维基础上对客观世界的进一步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方法主要包括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这些方法在语文教学中也被广泛地应用。对于学科教育而言，文科课程如语文往往可以借助学生的表象记忆和主观想象来提高学习效果。
一、初中学生逻辑思维缺失的表现
（一）机械记忆概念，缺乏深度理解
在语文教学中，学生会接触到大量新鲜的词汇及与语言有关的相关概念。如修辞中的互文，借代等。常规教学中，教师会对重要的内容进行强调，此外还要求学生用背诵，听写，考试等方式对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巩固。但因为有的内容过于抽象，短时间内要全面理解存在一定的难度，如果加上讲解方式又不够艺术，学生对知识点的消化就会似懂非懂，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会出现偏差。不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表述时，其语言表述就不可能顺畅，充其量也只能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进而还会对其他学科基本概念的理解和造成障碍。
（二）语言表达混乱，层次不清楚，分析判断问题能力不强
语言表达混乱的情况通常在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学生的语言组织十分随意。如在讲授八年级课文《苏州园林》时，要学生回答：苏州园林的总体特征时，很多学生只会就其布局特点或是单独景物作介绍，语言组织上也是颠三倒四，思路不严谨。层次不清楚则体现在当要求学生对材料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语言的随意性，这也是思维混乱的表现，没有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思路。分析判断能力不强则体现在学生对材料定句子或者表述的理解上，如习题中经常有“下列哪句话是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这样的问题，但学生往往在选择时犹豫不决。此外，在写作文时，部分同学存在审题不清的问题，理解上存在片面性。如作文题目“谈义气”，审题时应重点理解意气的内涵，但很多学生在写作时，泛论义气，或将义气狭隘化，或是过于美化，最终使文章没有内涵，言之无物。
（三）独立思考能力受限
教学方式的单一性，或多或少对正处于求新阶段的学生带来一定枯燥感，知识的吸收也因此受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逻辑思维的形成。在人教版的Z文教材上，从七年级到九年级分阶段安排了散文，记叙文，文言文，说明文等不同文体的课文。但在教学方法上，不少语文教师依然延续生字生词学习、分段、概括大意、主旨提炼等程序，重讲解，忽视学生的独立思考，课堂讨论不重视引导，教学效果极差，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自然就打了折扣。在读写听说等基本能力的形成过程中，部分教师只注重读和写，其实听和说也是逻辑思维形成中很重要的环节。
二、课堂教学中逻辑思维训练的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内容主要有现代文、文言文、散文、诗歌等。不管是何种文体，不能割裂地单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要从整体诸如写作背景，作者生活环境等层面对文章进行宏观了解。然后再从语言组织，遣词造句等微观层面的欣赏感受作者的写作技巧。从内容到写作技巧真正理解文章的精华。字词句的理解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文章体裁不一样，所运用的逻辑知识也要有差别。如七年级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如果对创作背景不是很理解，那么对作品的内涵理解就会大打折扣。
（二）满足性原则
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基本需要和动机都是以满足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逻辑思维的认知与提升属于较高层次的需求。这就要求教师要唤起学生的自我主动意识，让学生认知到逻辑思维的学习能够提升人的价值。从课堂中以教师为主的讲解到启发式教学，再到现在的鼓励引导式教学方式，课堂中教师应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和心理特点需求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满足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基本需求；文本讲解应从文章结构安排到意境赏析等层面进行分析，让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更为透彻，引导学生对语文学习从被动接受到有强烈的学习兴趣，进而意识到学习语文能够满足自身成长的需求，学习积极性就会能得到激发，逻辑思维的提升才会变得容易。
（三）综合发展原则
常规教学活动可以从字词理解、语句组合、修辞手法运用以及文体选择等方面检验成果。常用的检验方式之一就是让学生用语言表达来呈现。为使语言表达具有逻辑性以及通俗易懂，就需要运用到语文中的遣词造句以及语法等综合知识。而知识综合运用的程度实际上反映了学生知识面的宽广程度，更折射出学生综合素质的高低。因此，教师在课堂上应围绕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这一主要目标，探索提高中学生综合能力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方法。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应该安排多种类型的训练模式，从训练的方式到内容既契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又适合能力的提升。
三、教师在提升学生逻辑思维水平方面的方法应用
（一）综合运用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思维
在当前语文教学环境下，学生学习知识时“被动接收”现象比较明显。学生自我表达的积极性不强，更多的是被动地等待教师的讲解或者点名回答问题。这种情况就要求语文教师要洞悉学生的心理特征以及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初中的语文知识点教学基本上分为基础知识和素质拓展提升两部分。其中，基础知识主要是以课文为载体，拓展字词的接触面，并能够应用到生活实际中；素质拓展则表现在学生弄懂不同文体的课文基础上形成逻辑思维的过程。从学生个体差异上来看，思维能力较强的学生，表达的主动性也相对较强，对教学活动中涉及一定思维的课堂活动参与度也相对较高。而思维能力较弱的学生，往往呈现“打酱油”的心态参与课堂互动。教师作为课堂主导，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应努力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无论是从课文导入的方法还是讲解方式的选择，又或者是课堂问题的设计，教师都应该积极引导学生思考，如换位思考的方式让学生理解文章的结构形成。例如，在八年级课文《苏州园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以导游的身份向游客进行介绍。如果能够熟悉“游客”心理，学生在进行介绍时，自然就能更好掌握说明的重点，顺序，语言组织等。
（二）阅读教学、作文指导中，训练学生逻辑思维
语文教学中重视逻辑思维训练，是提高学生自我学习效率的基本素质，而逻辑思维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因素。现代文阅读教学除注意用词准确、句子通顺之外，更要分析布局谋篇、情节结构、组材构思等特点。如《皇帝的新装》一文，就要引导学生分析、归纳、概括课文情节，理清文章结构。像文言文教学，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古今词义，一词多义，词类活用和通假字的比较；引导学生综合、归纳，建立系统的文言知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即便诗词曲讲意境、讲形象，也要重视逻辑思维运用。如《天净沙・秋思》，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弄清写景抒情顺序，先写客观景物，后借景抒情，从部分到整体，从物到人，表现出内在的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学生理清这种关系对作品表达的思乡之情能体味得更深刻。而作文教学从主题确定、选材到遣词造句，都离不开分析、比较、概括等逻辑思维。教师应将思维训练落实到常规的作文教学中。
（三）指导学生反省思维过程，形成对比思维
实践证明，反省思维是一种提升思维质量的较好方式。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根据结果的差异，思考问题症结所在。通过再次梳理思维程序，找到思维的差异性，思考问题症结在哪，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性修复，在这个过程中思维就能得到进一步完善。七年级文言文《孙权劝学》让人们明白了不管先天条件如何欠缺，后天学习都能够弥补先天不足，同时还要以发展变化的思维看待周围的人和事。这篇课文可以指导学生思考“说服过程”，如何劝诫他人学习，同时注意说服过程的逻辑递进关系。在反省思维中，学生就能^好地掌握说服的技巧。此外，在作文写作教学中也可以应用到反省思维。部分学生作文中容易出现偏题的情况，对此教师应指导学生反思在审题思维过程中，差异性造成的主客观原因，弄明白究竟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还是逻辑思维的问题。如果是知识结构的问题，那么就要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如果是思维习惯的问题，那么就要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这样对作文题目的审题自然也就变得顺畅。
（四）教师要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言传身教”提高学生逻辑思维水平
要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水平，教师首先就要加深对语文课本中蕴含的逻辑思维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将自己的思考与感悟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与日常教学相结合。可以采取的教学方式如借助多媒体的辅助，知识传递的形式多元化，以图表、不同颜色的文字、声音等多种形式结合，让学生对分析、类比、归纳、演绎、总结等逻辑思维方法有更直观的理解。例如，在七年级课文《安塞腰鼓》的教学中，可以通过播放视频的方式让学生对安塞腰鼓的大气磅礴有直观印象，通过视频当中的声音刺激强化重点。同时，还可以通过分析课文中的写作技巧，让学生对安塞腰鼓的理解上升到较高的美学层次。
而“言传身教”主要表现在教学用语要严谨科学，对学生形成示范效应。用专业学术语言以及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做到解疑释惑与提升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相统一。内容陈述方面上也应该做到严谨。在备课中，教师要预先对教材认真研究，结合学生特点安排课程进度。从心理学层面分析，初中生的知识接收心理带有一定的模仿性，对教师教学语言具有逻辑性，要求教师讲授概念应准确，判断应恰当，结论应理由充足。同时，“言传身教”还体现在教师的知识传播过程的有效性。根据内容难易程度，选择或常规或个性化的传播方式，强化学生对知识的消化与应用。此外，在互联网与人们的学习、生活紧密结合的信息社会，教师还要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积蓄更多的能量。
【参考文献】
[1]石崇森.高中语文教学渗透逻辑教育浅论[J].教学与管理，2009（24）：73-74.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7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一、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
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二、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
三、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四、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参考文献：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8
这两位哲学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出生在1889年。即使不相信生辰八字，这个事实仍可能满重要的。例如，共同的时代背景可以部分说明怎么一来他们两个都对语言问题特为关注。维特根斯坦当然从头至尾是一个“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把语言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后期则把语言视作“存在的家园”。在《语言的本质》一文里，这位存在哲学家甚至会断言“语言给出存在”。无论海维两人的思路相去多么远，我以为他们的哲学仍然具有共同的时代关怀，这一点我们最后将稍加概括。海氏和维氏都是德语作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奥地利人。考虑到民族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这个事实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泰斗而且他的影响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法语世界里要更为广泛，但我们还是看得出他的运思方式和流行的分析哲学往往大相径庭。当然，和海氏不同，维氏从来没说过只有德语适合表达哲学。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认为日常语言有一种共同的逻辑结构（早期）或日常语言挺合适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可能会以为各种语言的效力都是等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这样说，我也不相信这是他的意见。这两位思想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他们各自的晚期哲学都和早期哲学有很大的差别。维氏在后期鲜明批判了自己早期所持的很多观点，早期和晚期的表述风格更是南辕北辙。海氏有所谓的Kehre，转折，其前后期的文风也截然不同。不过在他那里，前后期的差异不如在维氏那里突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两位哲人后期的思想。
就语言哲学而论，海氏和维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从他们所批判的学说来看，最为明显。两个人都反对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图象论和行为反应论，都反对把真理理解为语句和现实的符合，都反对把语言理解为内在之物的表达，都反对从传统逻辑来理解语言的本质，都不承认逻辑斯蒂语言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取代自然语言。
从建设方面看，两人的共同之处亦复不少。不过，照这样来比较海维二人，就仿佛他们是两位感想家，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位罕见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质深处，应答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语录来，像这样对照海氏和维氏之同之异，远远够不着这两位哲人的对话。他们可曾对话呢？没有资料表明海氏曾读过维氏，维氏对海氏的评论我也只读到过一处。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样，其要旨无非“通达”二字；就事质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达，形成对话。只不过，袖手旁听，是听不到这场对话的。要听到海氏维氏的对话，我们自己也必须沉入事质的深处，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对话。限于功力，更由于对话的本性，下面的讨论无疑会使每一个对话者的思路变形。本来，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两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过道路的分合，导向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
语言哲学[1]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交缠在一起。以指称论为例：语词的意义即是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就看这话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这样，指称论不仅对意义问题有了个交待，而且建立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指称论虽然简单明了，却远不足以解释形形的语言现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要拿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比较，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义或意思似乎就必须独立于实际情况就能确定，于是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意义的观念论，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这样的思路上打转。观念论即使对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却往往大费踌躇，而且同样难逃符合论的陷阱。
人们从多种角度列举出这两大类理论的缺陷。例如，我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这类批评诚然正当，甚至犀利，但限于否定——就是说，没有提示出新思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与此类不同，他们的批判开启新的思路，因而是建设性的。初接触维氏的读者，往往觉得他总在瓦解各种成说而不从事建设。这是误解。诚如海氏维氏同样见识到的，哲学的首要建树，不在于构筑理论，而在于引导思考上路。
海氏和维氏对以往语言学说的批评，不在于发现这些成说中的各种逻辑矛盾。他们从根本上对语言的存在论地位作了重新审视。一上来，语言就不被认作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海氏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就明确提出“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状态中有其根源”（SZ，161页）。[2]这始终是海氏看待语言的一条主思路。相同的思路也为维氏所具有，集中体现在“语言游戏”这一提法里。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有多重意思，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就此而论，“语言游戏”这个译法不很好，因为德文词Spiel里“活动”的意思相当突出，只从“遵循规则”来理解是不够的。至于望文生义，以为“语言游戏”是说“话只是说着玩玩的”，当然就更不得要领了。“语言游戏”是“由语言以及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了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pU，7节）。[3]
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这本来是语言研究的常识。普通语言学家Bolinger观察说，我们坐下、起身、开灯、做工，让我们在作这一切的时候都转动大拇指，将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着语言，却是十分正常的。“其它行为都自成一统。而语言却贯穿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中，几乎从不停止。我们单独学习走路，但我们无法那样来学习语言；语言必须作为其它活动的一部分得到发展。”[4]
从人的生存情境出发，突出的一点就是承认人类活动包括理解活动在内的有限性和与此相连的历史性。海氏早期不断强调此在的有限性，后期则不断强调存在的历史性。维氏不大喜欢反复使用“有限性”这样的概念，但在他对逻辑主义的批评里突出阐发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不是作为一种缺陷，而是作为认识的必要条件。
我说“逻辑主义”而不说“传统逻辑”，因为维氏并不是在逻辑框架内发现了传统逻辑里有一些错误。他关注的不是逻辑体系在构造上是否完备，而是逻辑主义者从认识论上赋予逻辑像上帝的认识那样一种绝对必然性和绝对正确性。“思想被一个光轮环绕。——逻辑，思想的本质，表现着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定贯穿一切经验；它自己却不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它倒必定是最纯粹的晶体。”（pU，97节）
维氏当然不否认有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之别。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这话可能对可能错。是对是错，要到派出所查了户口本才知道。如果说错，那是事实弄错了。但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所以李四比张三岁数大，这就不合逻辑。或者，不管他们到底多大，只要听到说张三比李四岁数大同时李四又比张三岁数大，我们就知道说话的人犯了逻辑错误。我们不须查户口本就知道错了，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它对来。
Log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logein，说；不合逻辑就是不合我们的说法，就是违背了语法，从而语言就在空转。据海氏考证，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这两个含义又完全混而为一。就原初情形考虑，任何言说都是让某种东西现出，而任何让某种东西现出的活动也都包含了言说。维氏大概没下过这份考证功夫，但就事论事，他恰恰也提出“说就是让人看”。不合事实，相当于：给我看了一样假东西；不合逻辑，相当于：什么都没给我看，说了等于没说。这样的语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错误”：它合乎教科书上的语法而不合乎真实的语法，它貌似句子而其实不然，就像乔姆斯基编造的那个例子“绿色的想法疯狂沉睡”，我们弄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我们无法设想它所“描述”的事态。
但这种词源考据有什么意思呢？拿“语法”代替“逻辑”，用“让人看”代替“说”，不就是换个说法吗？“换了个说法”这个说法，有时有贬义：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玫瑰依旧是玫瑰。事情还是那么回事情，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如果天下的事情都是孤立的，那么怎么改换说法都没有意思。然而说之为让人看，就在于说让事情在不同的联系里显现。从一个角度看不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见，从一个角度看不清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清。“语法”和“逻辑”涵盖的，并不相等。但即使两者重叠之处，说是语法还是逻辑，仍可能十分不同。
例如，a+b=b+a，以往被视作逻辑命题，维氏则视之为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a=a以往也视作逻辑句子，但它显然不是用来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那它是个什么句子呢？是个毫无意思的句子，如此而已（pU，216节）。
至于像“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或“青春意味着生长”这样的句子，时常引起逻辑学家的疑惑。它们不大像是逻辑命题，但若说它们是经验命题，它们却似乎必然为真永恒为真。在维氏看来，“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无非是多多少少经过特殊化了的同一律。“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是“必然真理”，是因为“不是一件可以搬动的东西”属于“牙疼”的语法，限制着“牙疼”这一用语的使用方式，而“偷走牙疼”这类说法则违背了我们的语法。如果“牙疼”不仅指称一种感觉，同时也指称扎在牙龈上的细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法偷走一个人的牙疼了。
维氏通常不像海氏那样用某个词囊括一整套思考，为此甚至不惜改变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但他的“语法”却不是语法教科书里的“语法”，而是概括维氏建设性思想的主导词。批判逻辑主义，海维二人一样强烈。这种批判所提示的道路呢？不谋而合，海氏恰也是用“语法”这个词来提示的：要真正了解语言，就要“把语法从逻辑里解放出来”（SZ，165页）。不过，“语法”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的主导词，探讨哲学语法，探讨逻辑和语法的关系，维氏远比海氏具体而微。
难道“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不是对现实的某种必然关系的描述，而只是一些语法规定吗？难道生长和青春不是现实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是在语法上联系在一起吗？为什么我偷不走你的牙痛却可以分担你的痛苦？我们要问的却是：我们把什么叫做“牙痛”而把什么叫做“痛苦”，我们为什么把这些叫做“生长”把这些叫做“青春”？这些诚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语法问题；它们是哲学语法问题，就是说，是语词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生长的确属于青春；也就是说，“青春”就语法而论和“生长”联系在一起。我们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叫做“青春”，这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我们就不把金属的硬度叫做“青春”。我们的语言应和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本质[5]表达在语法里。”（pU，371节）
这一论旨和海氏的基本思想镜映生辉。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海氏比维氏阐发得更为透彻。
海氏通常以“命名”为题来讨论语词和存在的关系。不过他说的“命名”，不是一端有一个现成的对象，另一端有一个词，我们用诸如贴标签之类的方式把语词和事物联系起来。命名拢集物，使物在与它物的关联中显现，从而具有意义。因此，命名不是建立一个对象和一个语词之间的联系。命名建立的是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这又是说，建立一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一物只有在世界中有一个位置，才能显现。海氏从来就是在这种现象的意义上理解事物之所是或事物之存在的。事物唯通过言词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就其存在显现出来。“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宣告出存在者以什么身份进入公开场…取缔存在者藏掩退逃于其中的一切混沌迷乱。”[6]在这个意义上，海氏可以说：语言给出事物的本质（存在）。在相同的意义上，维氏可以说：本质（存在）表达在语法中。海氏说：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维氏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这远非“唯语言主义”可以一语了得。海维二人的意思恰恰不是：我们怎么说，现实就成个什么样子。而是：语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只能那样来述说现实。海氏把这一思想结晶在“语言自己说话”这一警句里。我们首须倾听存在之言始能说话。
就本质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中本有其渊源。欧洲语言哲学的开山祖洪堡德明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对法国语言哲学深有影响的索绪尔把语言放在言语的前面。海德格尔沿着这一传统，直思到语言极至处的简朴。
海氏一向不从工具性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工具改变对象，而语言恰恰一任存在者如其所是。这样想来，他谈的竟不是语言，而是事物。实际上，海氏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议论。语言有所说，而不被说。那么，我们怎么思考语言的本质呢？逗留在语言之中。逗留在语言之中，就是让语言有所说。言而有物：人在说话，显现的是事物。我说“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里的灰”，我说的不是言词，我说的是凤姐，说的是拨手炉里的灰，说的是这么个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女人。人用种种方式说着，包括通过沉默发言。用言词来说，只是道说的一种突出形式。本真的道说本来是显示，让万物各归其本是，因而，“语言的本质存在恰恰在对自己掉头不顾之际，才愈发使它所显示者得到解放，回归于现象的本己之中。”[7]在适当的（译维氏语）本真的（译海氏语）言说中，言而有物的时候，言词消隐，出场的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言词而是事情。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压迫我们，我们才说：“words,words,words！”
语词和对象相应，语词表达对象，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欧基里德空间一样。即使语言哲学家在原则上并不赞同这种成见，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经常套用这个模式。从这里看，语言哲学中的很多基本观念，和传统认识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一脉相承，无论在指称论里还是在观念论中，意义的符合论差不多就是经过语言哲学改装的认识的反映论。维氏说：“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8]海氏遥相呼应：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9]
可见，海维所讲的“本真之言”，与符合论里所讲的“真命题”大异其趣。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凤姐云云，也许本无其事，但满可以言之有物。你到人家作客，进门就说“桌子上摆着一只茶壶四只茶杯”，说得可能完全正确，却又完全不适当。符合论自有逻辑上的矛盾，但那还在其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符合论只注意到现成语句和现成事态是不是吻合，而全然不曾留意语言的源始意义：语言提供了使现实在其可能性中显现的“逻辑空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维氏也从一开始就已经洞见，语言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10]这一思想维氏始终保持如仪：“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作的陈述的方式。”（pU，90节）之所以如此，用维氏的话说，是因为一个命题必须由部分组成，其部分必须能够在其它命题中出现。用海氏的话说，是因为言说和理解是同等源始的，而言就是理解的分成环节互相勾连的结构。这两种说法异曲同工，探入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机关。正因为在这种源头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海德格尔甚至犹豫还该不该用Sprache（说，语言）这个词来称谓他所讲的事质，因为Sprache毕竟可以意指而且通常也的确意指用现成的语词来述说现成的事物。
言词之可能指称独立的物，本由于事物通过言词才成其为独立之物，并作为独立的存在者拢集它物，与它物关联。这当然不是说，人必须先发明出语言，才能依之把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勾连加以表述。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和勾连。逻辑形式不是在语词和事物之间，仿佛一边是语词一边是事物，共同的逻辑形式作为两者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是：语言就是事物的逻辑形式－－语言（命题、思想）之所以和现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因为思想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命题显示现实的逻辑形式。”[11]特别当我们考虑到逻辑、Logik、logos、logein本来就是“说”“道”－－语言就是事物能够被说出来的形式。西方思想中的“amanfangwarlogos[泰初有道]”和中国思想中的“道生万物”一脉相通。
有人以为维氏对意义理论的批判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所表达的只是语用学语境学的关注。维氏对用语和语境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这些读者。在我看，实情完全相反，维氏对语用学语境学没有任何兴趣。他通过几乎貌似琐碎的细节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规范问题。维氏有时也这样提醒读者。一处，他对灵感现象和遵行规则的现象作出区分之后说，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灵感的经验和遵行规则的经验，而是“灵感”和“遵行规则”的语法（pU，232节）。的确，如果我们不首先知道应该把哪些行为叫做“遵行规则”，我们从哪里开始反省“遵行规则的经验”以及其它一切伴随遵行规则的现象呢？诚如维氏自断：“我们的考察（始终）是语法性的考察。”（pU，90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们从前笼统地称为“逻辑问题”。维氏的方法不单单体现了某种个人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实践——不再在概念之间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寻找路标。
但发现规范，不就是在形形的表达后面在语言的历史演变后面发现某种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吗？我们不是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逻辑的必然性吗？规则是给定的，因此是某种先验的东西，我们只能遵循。
这里我们看到了语法和逻辑的本质区别。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apriori这些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盘根错节，中文译作“先验的”“超验的”“超越的”“先天的”等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代中国学术语汇的困境：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语词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译名的由来；如果这些中文语词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们就还得考虑术语和日常用法的关系。语法也许可以说是先天的甚至是先验的，但怎么说都不是超验的。“先天”这个中文词所说的，虽然是给定的，但绝不是超验的。先天近视的人，不得不把近视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他的近视并不因此比后天的近视多出什么神秘的超验的来源，而且，通过一定的治疗或其它技术手段，先天的近视一样可以纠正，或者，可以改变它带来的后果。我不想把维氏所说的语法和海氏所说的存在之言简化为这样的先天性，我只想说明，要理解这两位哲人，我们必须放弃先验/经验的传统模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语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我们把“绿”单单用作颜色词而不同时把它用作长度词？把“疼”限制为一种感觉而不同时包括引起这种感觉的东西？这里不是逻辑在起作用吗？是的，如果“疼”一会儿指一种感觉，一会儿指一种颜色，我们的语言的确会变得非常不合逻辑。而这首先是说，我们的语言将是一团混乱，不再是一种适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逻辑来自生活的逻辑。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堆事实，而是连同事实把道理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语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给定了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但并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迫使我们的语言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相当合用的有道理的语言，倒要通过自然的源始涌动（海氏），自然史，人类的生活形式，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相交织的“语言游戏”（维氏）加以说明。
我们要讲逻辑，但我们更要讲道理。道理不像逻辑那么权威，非此即彼。一段话要么合逻辑要么不合逻辑，却可以很有道理，有些道理，多少有点道理，毫无道理。道理也不如逻辑强悍，你死我活，要是咱俩得出的结果不一样，那至少有一个错了。然而，可能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中国话像这个样子，自有它的道理；德国话和我们很不一样，却自有德国话的道理。逻辑从天而降，道理却是前人传下来的。当然，海维二人都不承认有一种和其它一切道理都性质不同的逻辑。逻辑也是一种道理，一种极端的道理，一种我们优先承认最后修正的道理。
维氏把语言的本质从逻辑转化为语法，海氏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之言，两者息息相通。语法和存在是“给定”的，然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给定，而不是在超验的意义上给定。我们不能从先验/经验、分析/综合的模式来理解两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和以往提法的区别虽然相当细微，却事关宏旨。
维氏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来理解语言的规范作用，从有限性来论述“理解”，于是人们很快发现维氏是个“相对主义者”。历史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相对的。取消了绝对标准，就只剩下一些相对的标准。然而，若没有绝对牢靠的基地，倘若我们真的追问下去，相对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好坏对错都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根到底”，也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了。语言果然游戏乎？逻辑果然必然乎？
你说“他强迫我戒酒”成话，我说“他力量我戒酒”就不成话。你告诉我说：我们是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的，而且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你有绝对的根据吗？英语里不是用force这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意思吗？而且它既可以用作名词又可以用作动词。可见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没有必然的逻辑根据。于是，“他力量我戒酒”就没说错；即使错了，不过是相对地错了？
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在说什么呢？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维氏当然不承认，而且把反驳这种相对主义作为其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维氏不但承认人会出错，而且把这一点当作其哲学的基石之一。但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我们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正误；否则还能根据什么呢？日常语言不是维氏的偏好，而是维氏哲学的奠基处。
历史通过什么把言说的理路传给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言说。在维氏，语法是通过日常交往语言传给我们的。在海氏，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诗人承传下来的。在这里，海氏似乎与维氏分道扬镳。海氏从来不喜寻常。常人，常态，常识，都是海氏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列为此在沉沦三种基本样式之首。后来他又明确断称“日常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
说到这一区别，我们先须指出，“日常语言”这个用语往往是和不同概念相对待的。和日常语言相对的，可以是术语、科学用语、诗词、神喻、理想语言。维氏谈及日常语言，通常针对的是理想语言，逻辑斯蒂语言。在这一点上，海氏和维氏初无二致，只不过他只采用“自然语言”这个用语，不像维氏那样混用“日常语言”和“自然语言”。维氏认为自然语言要由自然史和人类的生活形式来说明，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自然的涌现；维氏认为自然语言是其它符号系统的核心，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语言的本质存在；海维二人都认为自然语言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形式化的，逻辑斯蒂语言是堕落而不是进步。另一方面，海氏有所贬抑的“日常语言”通常是和诗对称的。既然维氏不曾把两者对待论述，我们也说不上海维二人在这里有多少分歧。
此外，我还愿意说明，海氏之强调诗，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海氏从学理上特别强调基本言词的力量和语言的开启作用。
让我们从维氏的一个例子生发出一个新例子来。一种语言里没有“把石板搬过来”这样的结构，我们喊“把石板搬过来”，他们只能喊“石板”，那么他们的“石板”是否和我们的“把石板搬过来”相当呢？他们到我们这里找了份工作，听到“把石板搬过来”的时候，就会像在自己的国度里听到“石板”那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当的。然而，这时师傅说：“是让你搬过来，不是让你推过来”；本地的学徒会改变搬运的方式，外来的学徒却不知所措了。在这个意义上，“石板”和“把石板搬过来”的意思又不相当。这其实是一个寻常问题。Force和“力量”相当不相当？mandesirestoknowbynature这句英文和“求知是人的天性”是不是相当？设想这句英文后面跟着butnotwoman。简单说，句子一方面和情境相联系，和句子的“用途”相联系，一方面和借以构成的词汇相联系。单就用途来说，词汇只是句子的材料，只要句子具有同样的用途，使用什么词汇都无所谓；材料消失在用途里。然而在诗里，诗句的意思和选用的词汇却密不可分。套用一句已经变得陈腐的话：艺术是形式和质料的完美结合。我们说，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什么失去了？用这些特定的语词表达这一特定的整体意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语词系统。表达“同样的意思”用的是不同的语汇，恰恰是不同语言的不同之处。那么，诗就在把语词结合起来表达意思的同时保持着语词本身的力量。在极端处，诗句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包含的语词（及其特定联系）规定，而与怎样使用这句诗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诗是“无用”的，不用来传达信息，不用来下命令或恳求。但这不是说诗不起作用。诗的作用在于造就规范，在于揭示语词的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与制造器物不同，艺术作品不耗用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突显出来。艺术关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事物的本然面貌在诗中现象，也就是说，诗从存在的无声之音那里承接下本质的言词，从而才有语言的日常“使用”。那么，我们唯通过诗才学会适当地“使用”语言，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下达命令。
尽管有这些差异，海维二人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日常语言突出了语言的承传，存在之言也是一样的，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始终是历史性的。存在者以何种方式显现，存在者怎么才是存在者怎么才不是存在者，不是一个先验问题，更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决定的。人被抛入其历史性的存在。
的确，尽管海维两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渊源差别很大，两人的方法风格迥异，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我有时称之为对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的关切：如果逻各斯是历史的承传，我们还有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解？如果意义要从情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没有对错善恶之别了？若有，又该由谁由什么来作出最终裁判？一句话，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最初就指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限性是现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海氏强调存在的有限性、历史性，维氏强调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自然史。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注释：
[1]这里是广义，相应于“艺术哲学”“道德哲学”之类。
[2]SZ是指Heidegger,《Seinund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下同。
[3]pU是指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Untersuchungen。引自该书的只注明节数。下同。
[4]D.Bolinger,《aspectsofLanguage》,1968，Harcourt,p.2.
[5].wesen，或译“存在”。
[6].Heidegger,DerUrsprungdesKunstwerks,载于《Holzwege》，全集版；Frankfurt:Klostermann，1950，SS.59-60.
[7].Heidegger,《UnterwegszurSprache》,pfullingen:neske，1959，S.262.
[8].wittgenstein,BlueandBrownBooks,Harper&Row,newYork,1965,p.172.
[9].Heidegger,DaswesenderSprache,载于《UnterwegszurSprache》，S.176.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9
abstract: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is the analytic method to the language and logic, the epistemology by the analytic method, and the ontology of the epistemology. as the epistemology, it bounded the border of language with logic for the word, as the ontology it canceled philosophy in language and logic, but discovered the appearance process as the significance of insignificance. in fact, that all are the capability problem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guage and logic to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the analytic philosophy itself is a thinking action of the analytics, which analyzes these complex and profound relations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logic. but the essen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language, logic and thought are yet occult in analytic philosophy.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 “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 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
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1]。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 ^ 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2]。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 “‘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 “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 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 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 （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 “‘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
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 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逻辑哲学论4.126）[3]。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
逻辑语言思维的关系篇10
这两位哲学家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出生在1889年。即使不相信生辰八字，这个事实仍可能满重要的。例如，共同的时代背景可以部分说明怎么一来他们两个都对语言问题特为关注。维特根斯坦当然从头至尾是一个“语言哲学家”。海德格尔早期哲学就把语言放在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后期则把语言视作“存在的家园”。在《语言的本质》一文里，这位存在哲学家甚至会断言“语言给出存在”。无论海维两人的思路相去多么远，我以为他们的哲学仍然具有共同的时代关怀，这一点我们最后将稍加概括。海氏和维氏都是德语作家，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奥地利人。考虑到民族语言对思想的影响，这个事实也不是无足轻重的。维特根斯坦虽然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泰斗而且他的影响在英语世界里比在德语世界法语世界里要更为广泛，但我们还是看得出他的运思方式和流行的分析哲学往往大相径庭。当然，和海氏不同，维氏从来没说过只有德语适合表达哲学。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认为日常语言有一种共同的逻辑结构（早期）或日常语言挺合适的（晚期），维特根斯坦可能会以为各种语言的效力都是等同的。维特根斯坦没有这样说，我也不相信这是他的意见。这两位思想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共同之处：他们各自的晚期哲学都和早期哲学有很大的差别。维氏在后期鲜明批判了自己早期所持的很多观点，早期和晚期的表述风格更是南辕北辙。海氏有所谓的kehre，转折，其前后期的文风也截然不同。www.133229.Com不过在他那里，前后期的差异不如在维氏那里突出。本文涉及的，主要是两位哲人后期的思想。
就语言哲学而论，海氏和维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从他们所批判的学说来看，最为明显。两个人都反对意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图象论和行为反应论，都反对把真理理解为语句和现实的符合，都反对把语言理解为内在之物的表达，都反对从传统逻辑来理解语言的本质，都不承认逻辑斯蒂语言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取代自然语言。
从建设方面看，两人的共同之处亦复不少。不过，照这样来比较海维二人，就仿佛他们是两位感想家，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表达了这样那样的意见。可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两位罕见的哲人，沉浸在思想的事质深处，应答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所以，找出一些语录来，像这样对照海氏和维氏之同之异，远远够不着这两位哲人的对话。他们可曾对话呢？没有资料表明海氏曾读过维氏，维氏对海氏的评论我也只读到过一处。然而，思想像道路一样，其要旨无非“通达”二字；就事质本身所作的思考，必相互通达，形成对话。只不过，袖手旁听，是听不到这场对话的。要听到海氏维氏的对话，我们自己也必须沉入事质的深处，我们自己必须参与对话。限于功力，更由于对话的本性，下面的讨论无疑会使每一个对话者的思路变形。本来，本文的重点不是介绍这两位思想家，而是希望通过道路的分合，导向我们共同关心的课题。
语言哲学[1]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交缠在一起。以指称论为例：语词的意义即是语词所指称的事物；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就看这话和所指的事物吻合不吻合。这样，指称论不仅对意义问题有了个交待，而且建立了语言和现实的关系。
指称论虽然简单明了，却远不足以解释形形色色的语言现象。更要命的是，它似乎自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要拿所说的和实际情况比较，我们必须已经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于是意义或意思似乎就必须独立于实际情况就能确定，于是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和现实脱离的自洽的系统。意义的观念论，或粗糙或精致，大致也在这样的思路上打转。观念论即使对意义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谈到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却往往大费踌躇，而且同样难逃符合论的陷阱。
人们从多种角度列举出这两大类理论的缺陷。例如，我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但掏不出一块糖的意义来。这类批评诚然正当，甚至犀利，但限于否定——就是说，没有提示出新思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与此类不同，他们的批判开启新的思路，因而是建设性的。初接触维氏的读者，往往觉得他总在瓦解各种成说而不从事建设。这是误解。诚如海氏维氏同样见识到的，哲学的首要建树，不在于构筑理论，而在于引导思考上路。
海氏和维氏对以往语言学说的批评，不在于发现这些成说中的各种逻辑矛盾。他们从根本上对语言的存在论地位作了重新审视。一上来，语言就不被认作某种在自然之外生活之外反映自然反映生活并和自然生活符合或不符合的符号体系，而是被认作一种活动，和人的其它活动编织在一起的活动。海氏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里就明确提出“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开展这一生存论状态中有其根源”（sz，161页）。[2]这始终是海氏看待语言的一条主思路。相同的思路也为维氏所具有，集中体现在“语言游戏”这一提法里。
“语言游戏”这个用语有多重意思，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强调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就此而论，“语言游戏”这个译法不很好，因为德文词spiel里“活动”的意思相当突出，只从“遵循规则”来理解是不够的。至于望文生义，以为“语言游戏”是说“话只是说着玩玩的”，当然就更不得要领了。“语言游戏”是“由语言以及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了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pu，7节）。[3]
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这本来是语言研究的常识。普通语言学家bolinger观察说，我们坐下、起身、开灯、做工，让我们在作这一切的时候都转动大拇指，将是一件极为荒唐的事情；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伴随着语言，却是十分正常的。“其它行为都自成一统。而语言却贯穿在所有这些活动之中，几乎从不停止。我们单独学习走路，但我们无法那样来学习语言；语言必须作为其它活动的一部分得到发展。”[4]
从人的生存情境出发，突出的一点就是承认人类活动包括理解活动在内的有限性和与此相连的历史性。海氏早期不断强调此在的有限性，后期则不断强调存在的历史性。维氏不大喜欢反复使用“有限性”这样的概念，但在他对逻辑主义的批评里突出阐发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不是作为一种缺陷，而是作为认识的必要条件。
我说“逻辑主义”而不说“传统逻辑”，因为维氏并不是在逻辑框架内发现了传统逻辑里有一些错误。他关注的不是逻辑体系在构造上是否完备，而是逻辑主义者从认识论上赋予逻辑像上帝的认识那样一种绝对必然性和绝对正确性。“思想被一个光轮环绕。——逻辑，思想的本质，表现着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但这种秩序似乎必定是最最简单的。它先于一切经验，必定贯穿一切经验；它自己却不可沾染任何经验的浑浊或不确－－它倒必定是最纯粹的晶体。”（pu，97节）
维氏当然不否认有合乎逻辑不合乎逻辑之别。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这话可能对可能错。是对是错，要到派出所查了户口本才知道。如果说错，那是事实弄错了。但张三今年二十李四今年十八，所以李四比张三岁数大，这就不合逻辑。或者，不管他们到底多大，只要听到说张三比李四岁数大同时李四又比张三岁数大，我们就知道说话的人犯了逻辑错误。我们不须查户口本就知道错了，再怎么查也查不出它对来。
logik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词logein，说；不合逻辑就是不合我们的说法，就是违背了语法，从而语言就在空转。据海氏考证，在希腊早期，logos及其动词形式logein既意指“说”，又意指“让某种东西现出”。这两个含义又完全混而为一。就原初情形考虑，任何言说都是让某种东西现出，而任何让某种东西现出的活动也都包含了言说。维氏大概没下过这份考证功夫，但就事论事，他恰恰也提出“说就是让人看”。不合事实，相当于：给我看了一样假东西；不合逻辑，相当于：什么都没给我看，说了等于没说。这样的语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错误”：它合乎教科书上的语法而不合乎真实的语法，它貌似句子而其实不然，就像乔姆斯基编造的那个例子“绿色的想法疯狂沉睡”，我们弄不明白它说的是什么，我们无法设想它所“描述”的事态。
但这种词源考据有什么意思呢？拿“语法”代替“逻辑”，用“让人看”代替“说”，不就是换个说法吗？“换了个说法”这个说法，有时有贬义：不管你叫它什么名字，玫瑰依旧是玫瑰。事情还是那么回事情，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如果天下的事情都是孤立的，那么怎么改换说法都没有意思。然而说之为让人看，就在于说让事情在不同的联系里显现。从一个角度看不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见，从一个角度看不清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看清。“语法”和“逻辑”涵盖的，并不相等。但即使两者重叠之处，说是语法还是逻辑，仍可能十分不同。
例如，a+b=b+a，以往被视作逻辑命题，维氏则视之为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a=a以往也视作逻辑句子，但它显然不是用来转换表达式的语法句子。那它是个什么句子呢？是个毫无意思的句子，如此而已（pu，216节）。
至于像“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或“青春意味着生长”这样的句子，时常引起逻辑学家的疑惑。它们不大像是逻辑命题，但若说它们是经验命题，它们却似乎必然为真永恒为真。在维氏看来，“每个色块都与它的周界正好吻合”无非是多多少少经过特殊化了的同一律。“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是“必然真理”，是因为“不是一件可以搬动的东西”属于“牙疼”的语法，限制着“牙疼”这一用语的使用方式，而“偷走牙疼”这类说法则违背了我们的语法。如果“牙疼”不仅指称一种感觉，同时也指称扎在牙龈上的细刺，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法偷走一个人的牙疼了。
维氏通常不像海氏那样用某个词囊括一整套思考，为此甚至不惜改变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但他的“语法”却不是语法教科书里的“语法”，而是概括维氏建设性思想的主导词。批判逻辑主义，海维二人一样强烈。这种批判所提示的道路呢？不谋而合，海氏恰也是用“语法”这个词来提示的：要真正了解语言，就要“把语法从逻辑里解放出来”（sz，165页）。不过，“语法”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的主导词，探讨哲学语法，探讨逻辑和语法的关系，维氏远比海氏具体而微。
难道“我无法偷走你的牙疼”不是对现实的某种必然关系的描述，而只是一些语法规定吗？难道生长和青春不是现实地联系在一起而只是在语法上联系在一起吗？为什么我偷不走你的牙痛却可以分担你的痛苦？我们要问的却是：我们把什么叫做“牙痛”而把什么叫做“痛苦”，我们为什么把这些叫做“生长”把这些叫做“青春”？这些诚然不是逻辑意义上的语法问题；它们是哲学语法问题，就是说，是语词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生长的确属于青春；也就是说，“青春”就语法而论和“生长”联系在一起。我们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叫做“青春”，这不是随随便便叫的。我们就不把金属的硬度叫做“青春”。我们的语言应和着存在的无声之音。“本质[5]表达在语法里。”（pu，371节）
这一论旨和海氏的基本思想镜映生辉。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海氏比维氏阐发得更为透彻。
海氏通常以“命名”为题来讨论语词和存在的关系。不过他说的“命名”，不是一端有一个现成的对象，另一端有一个词，我们用诸如贴标签之类的方式把语词和事物联系起来。命名拢集物，使物在与它物的关联中显现，从而具有意义。因此，命名不是建立一个对象和一个语词之间的联系。命名建立的是一个语词在语言整体中的位置，这又是说，建立一物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一物只有在世界中有一个位置，才能显现。海氏从来就是在这种现象的意义上理解事物之所是或事物之存在的。事物唯通过言词才是其所是而不是其所不是，才就其存在显现出来。“哪里没有语言，哪里就没有存在者的敞开……语言第一次为存在者命名，于是名称把存在者首次携入语词，携入现象。名称根据其存在并指向存在为存在者命名…宣告出存在者以什么身份进入公开场…取缔存在者藏掩退逃于其中的一切混沌迷乱。”[6]在这个意义上，海氏可以说：语言给出事物的本质（存在）。在相同的意义上，维氏可以说：本质（存在）表达在语法中。海氏说：本质和存在都在语言中说话。维氏说：“语言伸展多远，现实就伸展多远。”这远非“唯语言主义”可以一语了得。海维二人的意思恰恰不是：我们怎么说，现实就成个什么样子。而是：语言里所凝聚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语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只能那样来述说现实。海氏把这一思想结晶在“语言自己说话”这一警句里。我们首须倾听存在之言始能说话。
就本质言，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语言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语言。这一思想在欧洲大陆思想传统中本有其渊源。欧洲语言哲学的开山祖洪堡德明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对法国语言哲学深有影响的索绪尔把语言放在言语的前面。海德格尔沿着这一传统，直思到语言极至处的简朴。
海氏一向不从工具性来理解语言的本质。工具改变对象，而语言恰恰一任存在者如其所是。这样想来，他谈的竟不是语言，而是事物。实际上，海氏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议论。语言有所说，而不被说。那么，我们怎么思考语言的本质呢？逗留在语言之中。逗留在语言之中，就是让语言有所说。言而有物：人在说话，显现的是事物。我说“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里的灰”，我说的不是言词，我说的是凤姐，说的是拨手炉里的灰，说的是这么个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女人。人用种种方式说着，包括通过沉默发言。用言词来说，只是道说的一种突出形式。本真的道说本来是显示，让万物各归其本是，因而，“语言的本质存在恰恰在对自己掉头不顾之际，才愈发使它所显示者得到解放，回归于现象的本己之中。”[7]在适当的（译维氏语）本真的（译海氏语）言说中，言而有物的时候，言词消隐，出场的是事物。我们听到的不是言词而是事情。言而无物，我们才觉得词藻堆砌，压迫我们，我们才说：“words,words,words！”
语词和对象相应，语词表达对象，这是人的根深蒂固的成见，就像欧基里德空间一样。即使语言哲学家在原则上并不赞同这种成见，在思考具体问题的时候仍然可能经常套用这个模式。从这里看，语言哲学中的很多基本观念，和传统认识论中的很多基本观念一脉相承，无论在指称论里还是在观念论中，意义的符合论差不多就是经过语言哲学改装的认识的反映论。维氏说：“一种原始的哲学把名称的全部用法浓缩进了某种关系观念，同时这种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关系。”[8]海氏遥相呼应：首要的关系不是语词和事物的关系，而是：语词就是事物的关系；“言词把每一物拥入存在并保持在存在里，就此而言，言词本身即是关联。”[9]
可见，海维所讲的“本真之言”，与符合论里所讲的“真命题”大异其趣。本真或不本真全在于是不是言之有物。凤姐云云，也许本无其事，但满可以言之有物。你到人家作客，进门就说“桌子上摆着一只茶壶四只茶杯”，说得可能完全正确，却又完全不适当。符合论自有逻辑上的矛盾，但那还在其次。更值得提出的，是符合论只注意到现成语句和现成事态是不是吻合，而全然不曾留意语言的源始意义：语言提供了使现实在其可能性中显现的“逻辑空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里就把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和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并提出“可能性优先于现实性”的思想。维氏也从一开始就已经洞见，语言把世界转变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在命题里，我们仿佛用试验方法把世界装到一起。”[10]这一思想维氏始终保持如仪：“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作的陈述的方式。”（pu，90节）之所以如此，用维氏的话说，是因为一个命题必须由部分组成，其部分必须能够在其它命题中出现。用海氏的话说，是因为言说和理解是同等源始的，而言就是理解的分成环节互相勾连的结构。这两种说法异曲同工，探入了语言之为语言的机关。正因为在这种源头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海德格尔甚至犹豫还该不该用sprache（说，语言）这个词来称谓他所讲的事质，因为sprache毕竟可以意指而且通常也的确意指用现成的语词来述说现成的事物。
言词之可能指称独立的物，本由于事物通过言词才成其为独立之物，并作为独立的存在者拢集它物，与它物关联。这当然不是说，人必须先发明出语言，才能依之把事物分门别类加以勾连加以表述。语言就是事物的区别和勾连。逻辑形式不是在语词和事物之间，仿佛一边是语词一边是事物，共同的逻辑形式作为两者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而是：语言就是事物的逻辑形式－－语言（命题、思想）之所以和现实有同样的逻辑形式，因为思想就是现实的逻辑形式。“命题显示现实的逻辑形式。”[11]特别当我们考虑到逻辑、logik、logos、logein本来就是“说”“道”－－语言就是事物能够被说出来的形式。西方思想中的“amanfangwarlogos[泰初有道]”和中国思想中的“道生万物”一脉相通。
有人以为维氏对意义理论的批判和对生活形式的强调所表达的只是语用学语境学的关注。维氏对用语和语境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注意迷惑了这些读者。在我看，实情完全相反，维氏对语用学语境学没有任何兴趣。他通过几乎貌似琐碎的细节所考察的恰恰是高度形式化的规范问题。维氏有时也这样提醒读者。一处，他对灵感现象和遵行规则的现象作出区分之后说，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灵感的经验和遵行规则的经验，而是“灵感”和“遵行规则”的语法（pu，232节）。的确，如果我们不首先知道应该把哪些行为叫做“遵行规则”，我们从哪里开始反省“遵行规则的经验”以及其它一切伴随遵行规则的现象呢？诚如维氏自断：“我们的考察（始终）是语法性的考察。”（pu，90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们从前笼统地称为“逻辑问题”。维氏的方法不单单体现了某种个人风格。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考实践——不再在概念之间滑行，而是在粗糙的地面上寻找路标。
但发现规范，不就是在形形色色的表达后面在语言的历史演变后面发现某种深层的不变的东西吗？我们不是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逻辑的必然性吗？规则是给定的，因此是某种先验的东西，我们只能遵循。
这里我们看到了语法和逻辑的本质区别。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历史的给定。transzendent，transzendental，apriori这些术语，在西方哲学史上盘根错节，中文译作“先验的”“超验的”“超越的”“先天的”等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当代中国学术语汇的困境：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语词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译名的由来；如果这些中文语词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们就还得考虑术语和日常用法的关系。语法也许可以说是先天的甚至是先验的，但怎么说都不是超验的。“先天”这个中文词所说的，虽然是给定的，但绝不是超验的。先天近视的人，不得不把近视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他的近视并不因此比后天的近视多出什么神秘的超验的来源，而且，通过一定的治疗或其它技术手段，先天的近视一样可以纠正，或者，可以改变它带来的后果。我不想把维氏所说的语法和海氏所说的存在之言简化为这样的先天性，我只想说明，要理解这两位哲人，我们必须放弃先验/经验的传统模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语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我们把“绿”单单用作颜色词而不同时把它用作长度词？把“疼”限制为一种感觉而不同时包括引起这种感觉的东西？这里不是逻辑在起作用吗？是的，如果“疼”一会儿指一种感觉，一会儿指一种颜色，我们的语言的确会变得非常不合逻辑。而这首先是说，我们的语言将是一团混乱，不再是一种适合我们使用的语言。语法的逻辑来自生活的逻辑。语言给予我们的不是一堆事实，而是连同事实把道理一起给了我们。我们的语言如其所是，是有道理的。给定了这些道理，我们必须这么说而不那么说。但并没有什么逻辑必然性迫使我们的语言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的语言是一种相当合用的有道理的语言，倒要通过自然的源始涌动（海氏），自然史，人类的生活形式，语言和其它人类活动相交织的“语言游戏”（维氏）加以说明。
我们要讲逻辑，但我们更要讲道理。道理不像逻辑那么权威，非此即彼。一段话要么合逻辑要么不合逻辑，却可以很有道理，有些道理，多少有点道理，毫无道理。道理也不如逻辑强悍，你死我活，要是咱俩得出的结果不一样，那至少有一个错了。然而，可能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中国话像这个样子，自有它的道理；德国话和我们很不一样，却自有德国话的道理。逻辑从天而降，道理却是前人传下来的。当然，海维二人都不承认有一种和其它一切道理都性质不同的逻辑。逻辑也是一种道理，一种极端的道理，一种我们优先承认最后修正的道理。
维氏把语言的本质从逻辑转化为语法，海氏把语言的本质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之言，两者息息相通。语法和存在是“给定”的，然而，是在历史意义上的给定，而不是在超验的意义上给定。我们不能从先验/经验、分析/综合的模式来理解两人的基本思路。他们和以往提法的区别虽然相当细微，却事关宏旨。
维氏从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来理解语言的规范作用，从有限性来论述“理解”，于是人们很快发现维氏是个“相对主义者”。历史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就是相对的。取消了绝对标准，就只剩下一些相对的标准。然而，若没有绝对牢靠的基地，倘若我们真的追问下去，相对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好坏对错都是相对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归根到底”，也就无所谓好坏对错了。语言果然游戏乎？逻辑果然必然乎？
你说“他强迫我戒酒”成话，我说“他力量我戒酒”就不成话。你告诉我说：我们是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的，而且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你有绝对的根据吗？英语里不是用force这同一个词来表示这两个意思吗？而且它既可以用作名词又可以用作动词。可见用两个词来表示力量和强迫没有必然的逻辑根据。于是，“他力量我戒酒”就没说错；即使错了，不过是相对地错了？
人的认识没有绝对的根据。这话在说什么呢？是说人的认识无所谓对错或“归根到底”无所谓对错？维氏当然不承认，而且把反驳这种相对主义作为其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说相对于上帝的全知，人的认识会犯错误？维氏不但承认人会出错，而且把这一点当作其哲学的基石之一。但不是相对于上帝的绝对正确而言。上帝怎么认识的，我们不知道。人出错，简简单单相对于正确的正当的人类认识。我们根据实际使用的语言所提供的规范来判断正误；否则还能根据什么呢？日常语言不是维氏的偏好，而是维氏哲学的奠基处。
历史通过什么把言说的理路传给我们？通过一代一代的言说。在维氏，语法是通过日常交往语言传给我们的。在海氏，存在之言是由思者和诗人承传下来的。在这里，海氏似乎与维氏分道扬镳。海氏从来不喜寻常。常人，常态，常识，都是海氏挖苦的材料。日常的种种话语，集合为gerede，列为此在沉沦三种基本样式之首。后来他又明确断称“日常语言是精华尽损的诗”。
说到这一区别，我们先须指出，“日常语言”这个用语往往是和不同概念相对待的。和日常语言相对的，可以是术语、科学用语、诗词、神喻、理想语言。维氏谈及日常语言，通常针对的是理想语言，逻辑斯蒂语言。在这一点上，海氏和维氏初无二致，只不过他只采用“自然语言”这个用语，不像维氏那样混用“日常语言”和“自然语言”。维氏认为自然语言要由自然史和人类的生活形式来说明，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自然的涌现；维氏认为自然语言是其它符号系统的核心，海氏认为自然语言是语言的本质存在；海维二人都认为自然语言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形式化的，逻辑斯蒂语言是堕落而不是进步。另一方面，海氏有所贬抑的“日常语言”通常是和诗对称的。既然维氏不曾把两者对待论述，我们也说不上海维二人在这里有多少分歧。
此外，我还愿意说明，海氏之强调诗，并非出于浪漫主义的遐想，而是海氏从学理上特别强调基本言词的力量和语言的开启作用。
让我们从维氏的一个例子生发出一个新例子来。一种语言里没有“把石板搬过来”这样的结构，我们喊“把石板搬过来”，他们只能喊“石板”，那么他们的“石板”是否和我们的“把石板搬过来”相当呢？他们到我们这里找了份工作，听到“把石板搬过来”的时候，就会像在自己的国度里听到“石板”那样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相当的。然而，这时师傅说：“是让你搬过来，不是让你推过来”；本地的学徒会改变搬运的方式，外来的学徒却不知所措了。在这个意义上，“石板”和“把石板搬过来”的意思又不相当。这其实是一个寻常问题。force和“力量”相当不相当？mandesirestoknowbynature这句英文和“求知是人的天性”是不是相当？设想这句英文后面跟着butnotwoman。简单说，句子一方面和情境相联系，和句子的“用途”相联系，一方面和借以构成的词汇相联系。单就用途来说，词汇只是句子的材料，只要句子具有同样的用途，使用什么词汇都无所谓；材料消失在用途里。然而在诗里，诗句的意思和选用的词汇却密不可分。套用一句已经变得陈腐的话：艺术是形式和质料的完美结合。我们说，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那一部分。什么失去了？用这些特定的语词表达这一特定的整体意义。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语词系统。表达“同样的意思”用的是不同的语汇，恰恰是不同语言的不同之处。那么，诗就在把语词结合起来表达意思的同时保持着语词本身的力量。在极端处，诗句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包含的语词（及其特定联系）规定，而与怎样使用这句诗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诗是“无用”的，不用来传达信息，不用来下命令或恳求。但这不是说诗不起作用。诗的作用在于造就规范，在于揭示语词的意义。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与制造器物不同，艺术作品不耗用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突显出来。艺术关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事物的本然面貌在诗中现象，也就是说，诗从存在的无声之音那里承接下本质的言词，从而才有语言的日常“使用”。那么，我们唯通过诗才学会适当地“使用”语言，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信息，下达命令。
尽管有这些差异，海维二人的基本趋向仍然是很接近的。日常语言突出了语言的承传，存在之言也是一样的，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始终是历史性的。存在者以何种方式显现，存在者怎么才是存在者怎么才不是存在者，不是一个先验问题，更不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决定的。人被抛入其历史性的存在。
的确，尽管海维两人的教育背景思想渊源差别很大，两人的方法风格迥异，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我有时称之为对人类生存和认识的有限性的关切：如果逻各斯是历史的承传，我们还有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解？如果意义要从情境加以说明，人生还有没有终极意义？上帝死了，怎么都行了？没有对错善恶之别了？若有，又该由谁由什么来作出最终裁判？一句话，祓除了绝对怎样不陷入“相对主义”呢？往大里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具普遍性的问题。宗教、道德、艺术、政治甚至科学，都面临相应的挑战。
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最初就指出来的，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限性是现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海氏强调存在的有限性、历史性，维氏强调生活形式、语言游戏的自然史。其实，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我们不再从绝对的出发点，用上帝的全知的眼睛来看待世界，而是用人的眼睛来看待世界。
--------------------------------------------------------------------------------
[1]这里是广义，相应于“艺术哲学”“道德哲学”之类。
[2]sz是指heidegger,《seinundzeit》，tuebingen:niemeyer，1979，下同。
[3]pu是指wittgenstein,philosophischeuntersuchungen。引自该书的只注明节数。下同。
[4]d.bolinger,《aspectsoflanguage》,1968，harcourt,p.2.
[5].wesen，或译“存在”。
[6].heidegger,derursprungdeskunstwerks,载于《holzwege》，全集版；frankfurt:klostermann，1950，ss.59-60.
[7].heidegger,《unterwegszursprache》,pfullingen:neske，1959，s.262.
[8].wittgenstein,blueandbrownbooks,harper&row,newyork,1965,p.172.
[9].heidegger,daswesendersprache,载于《unterwegszursprache》，s.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