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的局限篇1
一、实施“双推双增”融资工程的重要意义
实施“双推双增”融资工程，是根据当前国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扩大直接融资工具运用，保持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促进全市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一项重大举措。实施“双推双增”融资工程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供需矛盾，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实现经济金融和谐发展。
二、组织机构
我市“双推双增”融资工程由市金融办、人行市中心支行牵头，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工信局、国资委、科技局等相关部门参与，共同组织实施。为确保融资工程顺利有序推进，成立市“双推双增”融资工程领导小组。
市“双推双增”融资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人行市中心支行，负责融资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刘立民同志兼任，办公室工作人员由各成员单位业务负责同志组成。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一）市金融办：负责与人行市中心支行拟定“双推双增”融资工程实施方案；组织召开全市“双推双增”融资工程动员大会；组织召开全市直接融资工具运用培训班；协助省证监局对全市拟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进行审核筛选和对接；与人行市中心支行对遴选的企业名单进行金融政策把关，确定银企对接签约名单；研究制定“双推双增”绩效奖励机制；对在“双推双增”融资工程中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与人行市中心支行、市财政局落实“区域集优债务融资合作框架协议”；协调有关部门主动了解发债企业守法经营情况，加强突发事件处置，维护全市债务融资市场的良好秩序。
（二）人行市中心支行：负责与市金融办拟定“双推双增”融资工程实施方案；协调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相关服务支持工作；对全市拟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超短期融资券、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的企业进行审核筛选和对接；与市金融办对遴选的企业名单进行金融政策把关，确定银企对接签约名单；与市金融办、市财政局落实“区域集优债务融资合作框架协议”；协助市财政局制定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做好基金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定期调查发债企业经营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扎实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夯实优质中小企业参与区域集优债务融资基础。
（三）市财政局：负责与市金融办、人行市中心支行落实“区域集优债务融资合作框架协议”；设立市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规模不低于1亿元；制定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协调发债企业在成功发行后，按照一定比例缴存相应基金；制定并实施对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或反担保公司）的专项财税扶持政策。
（四）市工信局、国资委、科技局：负责参照发债基本条件，根据市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组织对全市企业和发债主体进行遴选；建立全市注册资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或规模以上的企业、优质小企业名录，每年进行实时更新；负责中小企业债务融资推荐上报工作。
（五）市发改委：负责对全市拟发行企业债券的企业进行审核筛选和对接。
三、服务对象、实施年限和主要目标
（一）服务对象：
全市范围内注册资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或规模以上的企业、优质小企业以及各类金融机构。同时要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
2.具有稳定的偿债资金来源，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盈利；
3.流动性良好，具有较强的到期偿债能力；
4.发行融资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本企业生产经营；
5.近三年没有违法和重大违规行为；
6.近三年发行的融资券没有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形；
7.具有健全的内部管理体系和募集资金的使用偿付管理制度；
8.待偿还融资券余额不超过企业净资产的40%。
（二）实施年限：
整个“十二五”期间，即：自现在开始，到2015年结束，共5年时间。
（三）主要目标：
力争到2015年末，全市有100家以上企业达到直接融资条件，有30家（期）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方式成功融资。
四、年度目标和活动内容
（一）年度目标：
“双推双增”融资工程的启动之年，年内争取使全市潜在直接融资企业后备库基本建成，直接融资知识在入库企业实现基本普及，与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区域集优债务融资合作框架协议”，“双推双增”融资工程成效显现。
（二）步骤及内容：
按照“统一部署、分步实施、层层推进、总结表彰”的方式进行，共由四个阶段十一项活动组成。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动员启动阶段。主要开展以下内容：下发关于在全市实施“双推双增”融资工程的文件，并以市政府名义召开一次动员大会，正式启动“双推双增”融资工程。
第二阶段：调查摸底阶段。由两项活动组成：一是对全市范围内注册资本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优质小企业直接融资能力进行全面调查摸底。由市金融办、人行市中心支行牵头组织，市工信局、国资委、科技局具体实施，自下而上，全面调查，分类排出即期融资企业、近期培训企业、远期辅导关注名单，实行名单式管理，责任到具体部门；二是“双推双增”融资工程领导小组将符合使用直接融资工具的企业与人行西安分行组织对接。其中，筛选10—15家优质企业，将30—50家具备直接融资条件的企业上报人行西安分行，作为全省第一期培训班备选企业。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2
关键词：跨境；人民币融资；政策背景；市场环境；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1-0023-05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结算作为试点业务在上海和广东省正式启动；2010年6月，试点范围扩大至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8月，该业务由试点向全国推广。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展两年来，业务广度不断扩展，参与业务的银行、企业以及境外涉及区域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随着结算量的增长，业务深度也有长足发展，业务种类不断丰富，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互相促进的可持续发展局面正在形成。
近期，市场相继涌现出一系列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融资产品，引起经济主体及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各方主体对跨境人民币融资产品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模式已开始从单纯结算向提供相关配套金融服务转变。
一、跨境人民币融资产品的现状
从相关业务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市场出现的跨境人民币融资形式包括以下四大类：一是境内外银行基于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提供融资；二是以跨境人民币股东贷款的方式开展；三是境内企业在外债额度内借入海外人民币融资开展境内业务；四是境内企业以自身人民币资金为担保为境外关联方获得海外融资。
（一）贸易融资类
从本质上来看，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只是在传统贸易融资产品中使用人民币为计价、结算币种，主要的贸易融资方式包括信用证、托收（代收）、海外代付以及贴现、福费廷等再融资行为。一般情况下，跨境人民币融资产品对应的贸易单据也使用人民币计价。但在一些情况下，境内外银行也可能就外币货物贸易合同提供人民币的贸易融资服务，银行和企业可在该融资模式下同时获得境内外汇差和利差两方面收益。
除上述典型的贸易融资方式外，境内外关联企业还可能通过组合类贸易融资产品（如信用证融资叙做人民币nDF业务），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这种组合类贸易融资业务较适合于贸易背景下在境外有关联公司的进口商，在进行正常贸易往来和结算的同时，使交易对手（境外关联公司）在境外低成本获取融资，形成双赢局面。
（二）股东及关联方借款类
自2011年《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颁布以来，境外主体可申请使用人民币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或为其注资等。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可在一定额度（如“差”）范围内向其境外母公司或关联方公司借入人民币贷款，弥补资本金不足的状况。同样，根据《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及《关于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境内母公司和境内银行可为“走出去”企业的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
（三）借入外债类
自2010年7月以来，基于数千亿规模的人民币存量，中国香港逐渐形成了人民币债券市场，俗称“点心债”。发行者既有香港本地企业，更有在我国境内有投资业务的跨国经营企业。这些企业利用香港市场人民币利率较低的条件发行债券募集人民币资金，在额度允许范围内汇入境内供其关联企业使用，债券到期后以境内获得的人民币收入偿还。
（四）内保外贷类
境内外关联企业、跨国公司，以及有境外投资、设厂等需求的“走出去”企业，利用境内外利率和汇率的差异，配套相关的产品，达到锁定汇率风险并实现融资、理财的目的。首先由境内企业的境外贸易对手或关联机构在境外银行申请融资额度，待额度获批后，境内银行通过授信或保证金形式为境内企业开立跨境人民币备用证或保函，由境外银行对境外企业提供外币融资，并办理境外理财锁定远期售汇价格。融资到期日，境内企业可通知境外关联方偿还外币贷款，或汇出人民币资金跨境购汇偿还境外融资。
二、跨境人民币融资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分析
（一）境内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从目前跨境人民币融资的发展状况来看，贸易融资在所有融资业务中占主导地位。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本身是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始的，并逐渐扩展到其他经常项目及资本项目业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9]第10号）及其实施细则中明确指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产生的人民币对外负债只做统计，暂不纳入现行外债管理。该表述从2009年便为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的开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规依据。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1]145号）进一步明确，跨境人民币贸易项下相关人民币负债（包括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预收延付等）只在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中登记，不纳入现行外债管理。银行为客户的境外工程承包、境外项目建设和跨境融资等提供的人民币保函业务不纳入现行外债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银发[2011]255号）明确指出，境内银行可为境内机构“走出去”过程中开展的各类境外投资和其他合作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在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23号）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可向其境外母公司、关联方公司或境外银行借入人民币贷款，但其规模受“差”限制，并按流量（而不是余额）进行控制。而在境外直接投资项下，《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1号）明确境内母公司和境内银行可为境外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且未对规模和期限做任何限制。
（二）境外的政策障碍日趋弱化
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稳步发展，境外货币当局及市场投资者对人民币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不断提高。继香港全面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后，新加坡和伦敦也有意成为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2012年1月16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与英国财政部宣布成立合作小组，进一步推动香港地区与伦敦在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的合作。以香港地区为例，陆港之间的人民币融资占所有跨境人民币融资的比重超过半数。从2011年底到2012年上半年，香港金管局针对人民币业务推出了多项宽松化政策举措：
一是提高人民币净敞口限额。2012年1月17日，香港金管局将认可机构（香港地区人民币业务参加行）的人民币净敞口限额由10%提高到20%，且享有5000万元的豁免额。2012年5月22日，人民币净敞口限额进一步放松，由认可机构自定（但需向金管局报备），且享有1亿元的豁免额。二是放松人民币风险管理限额。2012年1月17日，香港金管局将认可机构的风险资产计算范围，在人民币现金、在人民币清算行的存款、托管账户存款三项基础上，增加财政部在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在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持有的人民币债券两项。2012年6月14日，将人民币流动资产比率替代人民币风险管理限额，使认可机构对人民币风险资产的计算更具弹性，能更准确地匹配人民币短期负债期限。三是加强人民币流动性安排。2011年11月22日，香港金管局与人民银行续签人民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互换协议规模由2009年的2000亿元增至4000亿元，期限3年。2012年6月14日，香港金管局为需要人民币流动性支持的认可机构提供了相应的抵押品列表。四是放松非居民人民币账户限制。2012年7月26日，香港金管局通函，自8月1日起，香港地区银行可以向非本港居民提供人民币服务，包括设立人民币账户、存款、贷款、发出人民币结算扣账卡及信用卡等服务。
（三）境内外金融市场价格存在差异
除上述境内外政策方面的影响外，境内外金融市场价格存在的差异也在客观上为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的开展提供了套利空间。在境内外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商业银行以境内外联动的方式充分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推出各种传统和组合类贸易融资产品。以大陆和香港金融市场为例，两者的价格差异主要体现在美元兑人民币的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以及人民币利率三方面。
美元兑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境内外差异（见图1）将直接影响购汇、结汇行为的境内外市场选择。例如：2010年第三季度，银行倾向于境内结汇、境外购汇；2011年第三季度，银行则倾向于境外结汇、境内购汇。同时，尽管几经交替，境内外一直存在美元兑人民币的远期汇率差异（见图2）。此外，在境内外人民币利率差异方面（见图3）①，2012年以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随境内进入降息周期呈持续走低态势，香港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以中银香港报价为参照）因人民币存量下降而持续攀升，但两个市场的利率差异仍存在一定套利空间。
三、跨境人民币融资的宏微观效应
（一）跨境人民币融资与跨境人民币结算相互促进
实际上，在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结算重要币种之前，国际结算就与融资行为相伴相生。境内外相关配套政策的相继出台和境内外金融市场差异的存在，促使人民币融资产品在跨境结算中蓬勃发展。就境内而言，早在各项政策法规出台之前，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出口买方信贷、人民币境外项目贷款、人民币跨境担保等资本项下业务就以试点的形式在各地相继开展。而类似于人民币信用证、福费廷等基于货物贸易背景的传统贸易融资行为，不再需要相应政策文件的出台来赋予其合规性。目前，境内资本市场正沿着“先债券后股票”、“先机构后个人”、“先金融机构后非金融机构”的方向有序开放。在条件成熟后，还将开放其他跨境人民币证券投资、跨境人民币债券发行、跨境人民币股票发行等资本类业务。这一方面有利于为境外主体提供人民币来源，缓解其人民币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境外主体的投资工具，提高其持有人民币资产的积极性。以跨境融资为重要内容的资本类业务的不断扩大，将最终转化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经常项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形成资本类业务和经常类业务互相促进的可持续增长局面。
（二）跨境人民币融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为中性
自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展三年多来，跨境人民币业务对境内货币政策的影响一直处于纷争之中。众多观点认为，从迄今为止仍处于人民币净流出的局势来看，使用人民币替代外币（主要是美元）对外支付减少了原本可以消化的部分外汇储备；相反，体现为净流入的跨境人民币融资（如贸易融资）及由此促进的部分人民币出口收入又增加了境内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
由于跨境人民币融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本文以跨境外币结算为参照，比较分析跨境人民币融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1.人民币贸易结算兑换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不需要完全对冲。以香港地区为例。自2009年7月起，中银香港作为香港地区人民币清算行获得人民银行每季度40亿元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兑换额度，2011年第四季度，该额度调整为每季度80亿元。假设每季度该兑换行为全部体现为中银香港的人民币净买入，其规模约为680亿元。截至2012年9月底，根据香港金管局数据，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5457亿元，较2009年6月底的544亿元增加了4913亿元。可见，由于人民币兑换导致的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增加规模有限。同时，香港人民币存款的很大一部分（尤其在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初期），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中银香港在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的账户上。这部分人民币头寸实际上已经退出了境内的人民币流通渠道，相当于境内人民币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减少。相对而言，出口收汇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需要央行使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加以对冲。
2.人民币跨境融资对境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各异。人民币以融资形式回流对境内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途径各不相同，具体分析如下：
如果人民币以贸易融资形式回流，进口项下的人民币贸易融资并没有发生实际的跨境人民币资金流动（例如进口海外代付，代付行为发生在境外）。出口项下的人民币贸易融资，虽然在融资流入环节确实通过乘数效应增加了境内的货币供应量，但这只是替代了外币结算时原本需要使用的外币贸易融资，与之相比并没有额外的货币政策效应。
如果人民币以外商直接投资项下的股东及关联方贷款或境外金融机构贷款形式回流，只是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获得直接投资的新渠道，替代了原本以外币形式流入的直接投资需要。目前，境内政策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原有外币差内借入人民币形式的股东及关联方借款。此外，商务部门已从2012年开始批准并颁发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商直接投资批准证书”。
如果境内企业本没有外币的外债额度，而获得了人民币的外债额度，以贷款或境外发债回流的形式跨境借入人民币资金，将会以乘数效应增加境内的货币供应量。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支持人民币用于贸易融资和替代外币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鼓励境内金融机构对外提供人民币融资，既扩大了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使用，又避免对境内货币政策造成负面影响。
（三）新监管理念下跨境人民币融资发展需另辟蹊径
针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监管漏洞，2009年9月的G20匹兹堡峰会专门指出，2010年底要完成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改革，主要经济体应于2011年底前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ii》，并从2013年开始实施新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即《巴塞尔协议iii》。我国监管机构也相应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拟于2013年开始实施。
《巴塞尔协议iii》一方面重视微观审慎监管，强调金融体系稳定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则引入宏观审慎理念，主张将系统性风险纳入金融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iii》创新性地建立了两个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流动性覆盖比率、净稳定融资比率）和系统性风险监管指标（杠杆率）②。其中，在流动性覆盖比率的分子中，高质量流动资产的第一层次包括现金、中央银行储备、国债和央行票据，第二层次包括高评级的公司债券和抵押债券，将融资类资产排除在外。在杠杆率的分母中，表外业务（如跟单信用证）的风险权重转换系数（除无条件可撤销承诺为10%外）均为100%。这意味着银行开展融资类资产业务的成本将大幅增加，或者融资类资产业务的扩大将受到一级资本规模的限制。
在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中，首当其冲受此限制的是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类业务。就在2012年8月20日，银监会了《关于规范同业代付业务管理的通知》，规定银行开展同业代付业务应遵循“三真实”原则，即具有真实贸易背景、进行真实会计处理以及体现真实受托支付；对于2012年底后到期的业务，要求于2012年年底前入表。其核心条款是委托行和代付行都需要把同业代付纳入资产负债表内进行管理。虽然同业代付新规是针对所有币种的同业代付行为而言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占款持续增长的压力，同时限制了虚假贸易背景的信贷增长规模，但对于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而言却颇有几分被“错杀”的意味。实际上，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一般期限较短（一年以下居多），违约率极低，是质量较高、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业务，更肩负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使命。
因此，在响应宏观审慎管理理念的背景下，要保障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的健康、持续发展，一是要严格把关贸易背景的真实性，保证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的质量和流动性；二是要采取措施构建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二级市场的交易环境，为流动性供给双方营造双赢局面；三是充分利用央行间货币合作机制，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成为境外央行和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的有效来源，服务于跨境人民币结算。
四、结论
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至今已三年有余，伴随业务种类的不断丰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各类跨境人民币融资产品。从跨境人民币融资的具体业务流程来看，这些融资产品并非前所未有的创新品种，只是在传统国际业务中将结算币种替换成了人民币。同时，跨境融资产品的出现得益于境内外相关政策的支持，而其发展又与境内外金融市场之间客观存在的价格差异直接相关。跨境人民币融资与跨境人民币结算相伴相生，并相互促进。如果跨境人民币融资是基于真实交易背景开展的，且反映了市场的实际需求，跨境人民币融资对境内外汇储备以及货币供应量并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针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暴露的金融监管漏洞而推行的《巴塞尔协议iii》，提出了新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和杠杆率标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开展的各类融资业务。因此，为顺应宏观审慎管理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监管机构应鼓励银行将有限的额度资源用于开展具有真实交易背景、质量较高、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并采取措施引导跨境人民币融资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3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形成
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资本管制的“宽进严出”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2002年11月5日，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并取得国家外汇局额度批准的中国境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可以委托境内商业银行作为资产托管人，委托境内证券公司办理在境内的证券交易活动。截至2006年9月，我国已批准了50家海外机构的QFii资格。今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在为期两天的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宣布了一系列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举措，包括将QFii额度由100亿美元提高至300亿美元，以及在下半年取消对于外资券商进入内地市场的禁令等等。
2001年“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多种形式的境外经济合作取得长足进展，QDii（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应运而生：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在一定额度内以购汇形式境内机构和个人投资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允许基金管理公司等证券机构在一定额度内集中境内机构和个人的自由外汇开展境外债券投资；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一定比例内购汇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和货币市场工具。2006年10月，在获得QDii资格的12家银行中，中行等9家银行已获得QDii额度。至此，过去单向资本流动为主的投资格局将逐步被双向资本流动的格局取代，资本项目下最深层次开放已经到来。
从外资流入来看，未来外国直接投资仍然占主导地位，这与过去多年来我国引资政策上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主有关。同时，有价证券和其他资本流入方式将逐步上升。在资本流出方面，货币当局对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采取更积极的推进方式，而对于有价证券的投资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总体上，资本流出的水平会逐步上升。截至2006年8月底，已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8家商业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准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其中7家银行已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98亿美元投资购汇额度。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等4家保险公司获准以自有外汇进行境外证券投资。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保险公司获准购汇进行境外投资。
从资本流出入的进展来看，目前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发展态势是我国渐进有序开放资本项目的结果，标志着我国的金融开放到了新阶段。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经济影响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逐步形成，表明我国资本项目管理框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对人民币可兑换、金融市场发展、金融监管、国际收支、货币政策都将带来较大的影响。
QFii和QDii突破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的限制，在现有法规和政策约束条件下，实现有限度的资本流动，其目的是满足内地资产和投资市场的需要。投资市场的开放对货币的可兑换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币可兑换进程加快，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将增加，交易的规模将扩大，新的交易模式和交易工具将会出现。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形成，使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连接起来。资本管制的“屏障作用”就被削弱了，外部经济对中国冲击的渠道也发生了变化，由通过贸易渠道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渠道变为资本市场的冲击。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关联度的提高，资本市场可能遭受的冲击就会更大。
在我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的情况下，有序放开资本的流出可以一定程度上舒缓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在资本流入为主导的格局下，由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资产成为中国整体经济持有海外资产的主渠道。从持有储备机会成本的角度考虑，高额的储备是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是国际收支失衡的集中体现。在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官方和私人都持有大量外汇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走出去”战略，稳步实施QDii战略，放宽居民对外投资的限制，可以部分地舒缓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
金融全球化尤其是双向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将增加一国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难度。在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独立的货币政策会受到跨境资本的流动性和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目前，我国内部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流动性过剩和投资率居高不下。因此，短期内，防止经济过热，降低投资增长速度，要求我国必须实行紧缩的政策。但是，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针对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外汇供给的迅速增长，中国货币当局必须干预外汇市场，结果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基础货币的大规模投放，市场上的流动性大幅增加。为了冲销过多的流动性，中央银行采取发行央行票据的办法，商业银行要不断购买票据。由于央行票据的收益率相对较低，则银行的收益率就会受到影响，银行经营的稳健性受到冲击。这种情况就是中国遇到的“三难选择”。国内经济的升温鼓励了国际资本的进一步流入，尤其是非FDi形式的资本流入。为了给国内的经济降温，央行可以采用提高利率的办法，但是在资本流动不断开放的情况下，中美利差的缩小可能将进一步地吸引外资的流入，结果提高利率的政策失效。因此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中国必须要使中美的利率差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样独立的利率政策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而且将增大本外币政策协调的难度，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
双向资本流动格局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国际资本的不规则流动又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实践都证明了，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使一国从金融开放中获益。
在严格资本管制的体制下，人民币汇率是比较稳定的，汇率在调节资本流动方面并没有发挥杠杆作用，外国资本与国内资本的经营也是在无汇率风险的情况下运作的。但是，在双向资本流动格局下，如果继续维持汇率的超稳定，将使国内的货币政策的执行丧失独立性。因此，双向资本流动格局的逐步形成首先要求人民币汇率要逐步走向浮动。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化应该成为资本账户开放加速的前提，二者不能本末倒置。
目前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仍然处于升值的态势，这成为大量非FDi资本流入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会使新汇率形成机制在促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弹性化方面打折扣，汇率对于双向资本流动调节的功能也受到了限制。因此，针对新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的较小波动区间，人民币汇率管理的下一步就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幅度。
长期以来，中央银行较多地采用信贷控制和利率限制等直接货币政策工具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目前这种政策工具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成为导致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在资本双向流动格局形成的趋势下，转向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成为必然，放松利率管制是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关键。利率水平将是引导资本在国际间有序流动、实现资本市场均衡的重要杠杆，提高利率的市场化水平，将成为保证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市场安全的关键。因此，从制度上，我国可以考虑取消贷款下限和存款上限的同时放宽各类利率的浮动范围，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利率指标，更好引导资金流动，帮助银行合理定价。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4
[摘要]从当前农村金融的供需现状看，中国的“三农”资金需求依然无法得到满足，农村金融供求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在中国农村更多地表现为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错位。
[关键词]农村金融；错位；供给；需求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6-0005-05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金融供给是由国家统筹安排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农村金融领域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给方面，在组织体系上逐渐形成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农村金融服务的工具和手段上也逐渐实现了多样化；需求方面，农户的金融需求日趋多样化和个性化。从当前农村金融的供需现状看，中国的“三农”资金需求依然无法得到满足，农村金融供求严重失衡。当前这种失衡更多地表现为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错位。一是农村金融有效供求总量上错位；二是农村金融供求结构错位；三是农村金融供求区域布局错位；四是农村金融供求服务对象错位。
一、农村金融有效供求总量错位
农村金融的供求总量一般来说都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供求规模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是金融供给规模和金融需求规模都不可能超出一定经济条件下金融的最大或最合适的容纳规模量。田力、胡改导等(2004)运用戈德史密斯理论描述和测算了的1993～2002年中国农村金融的理论融量和实际融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综合考虑实体经济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家庭部门和外资的净流人量等因素，对中国的农村金融融量理论值进行了修正，得出中国农村金融融量理论上可能达到的水平。同时结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利用农村全部金融性总资产进一步分析计算了中国农村金融融量的实际水平。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农村存在巨大的金融缺口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农村金融供给小于农村金融需求，具体的缺口数值哪表1所示。
但是从1994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农村贷款余额均小于从农村吸收来的存款余额(为了和田力等计算的农村全部金融性总资产的统计口径一致，在这里采用的农村存款包括一般农业存款和农户储蓄；农村贷款包括一般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表现为存差(见表2)，而且存贷差额占存款余额的比率(除了1995年外)在20％左右，从1998年开始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存贷款差额反映的是一个地区使用外来贷款(存款额减去贷款额为负值)或向外输出贷款(存款额减去贷款额为正值)的绝对数额，中国金融机构农村存贷款差额从1994年起为正值则反映了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一种现实。这种资金外流现象意味着农村金融供给大于农村金融需求。
表1的数据说明：在中国农村存在巨大的金融缺口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是，表2却反映出农村金融资产流失严重并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图1可以看到，存贷差额与农村金融缺口m2之间的差距是从1994年开始逐年扩大的，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94年建立的政策性农业发展银行实行资金封闭运行，其贷款主要投向粮棉收购和加工企业，直接投放农业的贷款比重很低，减少了与农业直接相关的信贷资金总规模，相当于分流了农业信贷支持资金。1994～2000年，农业发展银行累计贷款余额为44291亿元。若按农业银行同期农业贷款率计算，相当于累计少发放农业贷款5774亿元。但是从2000年开始，这种差距开始缩小，2002年存贷差额超过了农村金融缺口am2。2000年以后的差距缩小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试行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有关，从2000年开始逐年增加对农户的小额信用贷款，提高了农户信贷可获得性。
这里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存贷差额全部回流到农村，我们会发现农村金融缺口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大。实际上，在1996-2000年间农村金融存在较大缺口，一方面主要是由于从1997年开始四大国有银行收缩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导致农村金融的资金支持减弱，金融缺口增大。钟笑寒、汤荔(2003)利用1991～2001年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表明：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基层分支机构的改革，导致了农村金融的空缺，农行撤并基层分支机构导致的农村金融空白没有及时被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填补，农村经济受到了农村金融机构收缩的负面影响，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有实质影响；另一方面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完成，农行资金开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行农业贷款日趋萎缩，其农业贷款不仅比重下降，而且绝对额也在下降。与1998年相比，1999～2001年农行的农业贷款分别减少37亿、491亿和508亿元。直接面向农业和农户贷款的金融机构不断减少，商业化运作的农业银行与信用社的信贷资金非农化严重，并导致农村金融资金大量流出农村金融市场。可见，农村金融供求总量的失衡其实质是有效的金融供给与有效的金融需求发生错位，直接表现为农村金融有限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金融有效需求和农村资金的外流。
二、农村金融供求结构错位
提供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农村金融机构有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的农业银行合作金融性质的农村信用社。其中政策性农业发展银行只对国有粮棉油企业的粮棉购、销、储和流通的信贷资金服务，不存在对农户的直接服务；商业性的农业银行重点支持的是农业龙头企业、扶贫开发、农村城镇建设和农村电网改造和乡镇企业的信贷需求服务，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农业银行在运作中实行集约化经营，而农户缺乏商业银行所要求的抵押晶，以及信息不对称造成对农户贷款交易成本过高，商业银行不愿对农户提供额度小、成本高的金融服务；唯一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只有农村信用社。农村金融供求结构的错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使用用途结构的错位。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主要是农户，由于农户自身的特性，其金融需求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其不仅有贫困农户对维持生活开支、小规模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有一般收入农户的经营性资金需求、有专业户对规模化种养、专业化生产或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大额贷款、结算、金融咨询、租赁等金融需求，还有因教育、住房、医疗等因素导致的助学贷款需求、住房贷款需求、疾病贷款需求等。农村金融供给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向农村经济主体提供储蓄、贷款、结算、汇兑、金融咨询、信托、保险、信用卡、保管箱、有价证券发行和买卖等金融服务。从农村信用社现行的经营制度来看，基本上也是商业化运营，主要为农户提供的
是储蓄、抵押类贷款和小额信用贷款，但是相关政策制度对小额贷款规定过于严格，与多样化的农户金融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致使信贷资金供应无法满足农户对资金的需求，使得农村金融机构供给与农户金融需求出现用途上的错位，即一方面广大农户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资金又难寻出路，将利润增长点拱手让给高利贷等民间借贷市场。
2．信贷额度结构的错位。在实际微观操作中，小额农贷发放的通常做法是由农村信用社对农户评级核贷后，分四级发放贷款，从500元～3万元沪不等，而农户的大额资金需求一般超过3万元，以河北某县为例，在全县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过程中，形成了一批以林果、水产、畜牧、运输为主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种养、运输专业大户，但由于授信额度的限制，这些专业大户的资金需求往往难以从信用社得到足额满足。据统计，2004年，该县共计特色种养户2500户，户均收入2万元，总收人占全县农户收入的10％，但这些特色种养户当年获得贷款总量仅占全县小额农贷净放额的5％，难以满足正常生产资金周转需要。
3．期限结构的错位。由于对农村资金供求缺乏科学的准确分析，在生产经营多样化的情况下，农户的金融供给主体无法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在时间上的多样化。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管理办法》规定，支农再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且不得借新还旧。这种期限规定只适合传统的粮食种植、普通养殖业，随着近几年来农业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以及支农范围的不断拓宽，对支农贷款的需求在期限上要求呈多样化，整体期限相对延长，如林果种植业需要3年～5年期限，特种养殖业需要2年～3年期限，农产品加工业、储运业、农户住房与子女助学等等贷款需1年～4年左右，这与支农贷款期限相矛盾。这种期限规定促使农村信用合作社不以农业生产周期和需要时间为依据来合理确定农户贷款期限，而是根据支农再贷款的期限来确定贷款期限，势必造成大量的贷款逾期，加大农业生产成本，农户信贷供求结构存在期限上的错位。
三、农村金融供求区域布局错位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的共同作用，使得农村金融供给在区域布局上呈现一定的非均衡性。以2002年为例，农村金融机构供给总量特征是：东部>中部>西部；但是作为农村金融供给主体的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由于其性质及经营目的的不同导致信贷供给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见表3)。
从表3中可见，中国农业银行在东部地区的农业类贷款比重最大，达到36．8％，西部地区次之为34．4％，中部地区最小为28．8％。农业银行地区分布的特征是东部>西部>中部。这种布局结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解释：一是商业性的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地区布局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金融市场化发育程度有关。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相对比较活跃，对金融的需求规模大，资金利用率高，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中国农业银行在盈利目标的驱使下，农业类信贷资金在东部的投放规模比中西部大；二是由于中国农业银行要兼顾国家政策性目标，即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及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2002年农业银行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农村电网及涉农贷款的投放规模，使得西部地区的比重超过了中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中部地区的贷款比重最大，达到一半以上，东部地区次之，接近1／3，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最少。这一分布格局与农业政策性银行的经营目标有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取向是政策性的粮棉油收购、存储和销售等信贷支持，这就决定了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供给区域布局与其贷款指向有关。中部地区是中国粮食、棉花、油料以及其他农作物的主产区，也是国家粮棉油收购的主要地区，因此，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最大投放区是中部。尽管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但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较小，所以在东部地区信贷投放规模较小。西部地区虽说地域广阔，但是自然条件恶劣，粮、棉、油的产出低，农业经济相对于东部和中部落后，因此以粮棉油收购为主的政策性贷款在西部地区比重最小。
农村信用社在东部地区的贷款供给比重最大，达到61．3％，中部地区只占1／5，西部地区比重最小，只有17．5％。这一格局充分说明了中国的农村信用社在城市金融的制度、规定、办法的影响下商业化运营的结果，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规模也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来决定。
但是从直接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来看，乡村人口拥有的农村信用社机构个数和贷款额却是极不均衡的(见表4)。
从机构总数看，农村信用社的地区分布结构特征是：东部>中部>西部；但从乡村人口每万人拥有的农村信用社个数来看，每万人拥有机构数0．6个以上的依次是：上海、内蒙古、山西、甘肃、陕西、青海、北京、吉林和辽宁，上海最高，达到1．10个，每万人拥有机构数0．40个以下的依次是：广东、广西、重庆、贵州、湖北、河南和山东，山东最低，只有0．32个，无论拥有机构数0．6个以上还是0．40个以下，西部省份都占到多数。从人均信用社贷款额来看，最高的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依次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最低的集中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依次是甘肃、重庆、陕西、广西。以效率的角度看，东部农村信用社的效率最高，如山东与河南(0．32)、广东与广西(0．39)、浙江与四川(0．46)、辽宁与吉林(0．61)分别拥有相同机构数，但人均贷款额的差异分别是1．93倍、7．93倍、4．18倍、2．31倍。上述情况表明，机构布局与人均贷款分布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错位。一般来说，机构数越多，市场份额的占有量越大，贷款的发放量也越大。而从以上数据看，农村信贷水平与按行政区划设置的农村金融机构个数关系并不完全相关，主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化运营的农村信用社是低效的。
四、农村金融供求服务对象错位
从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服务对象来看，农户是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商业性、合作性和政策性的农村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了多层次的、多方位的金融服务，农村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农户获得的金融服务越全面(见表5、表6)。
与国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相比，中国农户的金融服务机构则显得比较单一，直接为农户提供存款服务的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县级以下分支机构)、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而提供贷款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明显不足，由t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撤并县以下分支机构，与撤并同时进行的是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的上收，致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县级以下的机构成为单纯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虽然农业银行负责对贫困地区发放扶贫贷款，但贷款额呈逐年下降趋势；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只对国有粮棉油企业的粮棉购、销、储和流通的信贷资金服务，不存在对农户的直接服务；实际上直接为农户提供贷款服务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对于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户信贷需求，农村信用社已是力不从心。可见，中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存在供给服务主体与需求对象的错位。
五、结论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5
关键词：中期票据；中期票据市场；融资方式。
一、国内外关于中期票据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美国等成熟债券市场中，中期票据（medium-termnotes）作为连接短期商业票据和长期债券之间的“桥梁”性产品出现，其期限通常在2-5年之间。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的中期票据，称为欧洲中期票据（emtns）。随着市场的发展，中期票据逐渐突破了期限的限制，10-30年期限之间的中期票据变得更为普遍，中期票据已成为企业代替中期贷款的又一融资形式。
在我国，所谓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是继短期融资券之后推出的又一项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期票据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经监管当局一次注册批准后，在注册期限内按照计划连续、分期地以公募形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二、中期票据的分类。
中期票据是一种直接融资行为，发行者通过发行票据在资金市场上直接从投资者手中获得资金。由于商业票据的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因此中期票据的二级市场不发达，交易主要集中于一级市场。参与发行过程的主体，依据其所处的地位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发行者即借款人。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者主要是大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近年银行、政府和政府机构也开始涉足中期票据市场。大型的银行控股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发行了大部分的票据。大公司的信誉高，违约风险小，因此他们能够垄断发行市场。在欧洲货币市场上，最开始主要是一些美国企业，他们利用票据筹集低廉的欧洲美元资金为自己的海外子公司融资。此后银行、金融机构、政府纷纷涌人该市场。到19%年3月止，发行在外的欧洲中期票据已达到500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市场。
第二，中介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是承销商，可以由一个承销商担任，也可以组成承销团。一般发行都通过承销商，也有一些发行者有自己的发行队伍，主要见于美国市场。但是，直接发行的发行费用较高，每期商业票据如果要直接发行，它的最佳发行规模为20亿美元（美国市场）。美国市场的承销主要由几家大的机构垄断，他们是美林公司（meRRiLLYnCH）、高盛（GoLDmenSaCHS）、雷蒙兄弟（LeHmenBRotHeRS）。欧洲货币市场的发行主要采取承销团的方式，发行者会指定一家主承销商，它负责组织承销团，给发行者提供财务咨询。主承销商并不因为它的特殊地位而获得额外报酬。美国的投资银行主导了欧洲货币市场的承销……其次是由发行者委托的发行和偿付人。人通常是一家具有清算功能的银行，它将表明持有票据的证明提交给承销商，收取资金。当票据到期的时候，它从发行者处收到资金。负责偿付，同时收回证明。有时候人和承销商是同一主体，但是它们在业务上必须分开。在美国市场上还存在着为发行者提供信贷额度或备用信用证的银行或其他机构，这些机构保证在发行者不能偿还本金时负责偿还，或者保证发行者能获得他们想要的金额。欧洲市场缺少这种支持，因为最开始进人市场的发行者主要是信誉卓著的大企业，他们利用欧洲货币市场环境宽松的有利条件，完全依靠自身的实力发行票据，以节省先头手续费。
第三，投资者。购买中期票据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美国市场的这个特征十分明显。因为根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4（2）条规定，如果商业票据由机构投资者购买，而且该票据不在市场上交易，该票据的发行可以免于申请登记。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机构、投资公司、养老基金甚至地方政府都参与中期票据投资。其中，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票据的面额都比较大，小投资者没有实力参与。欧洲货币市场票据的通常面额为50万美元和1的万美元，美国市场的最小面额为2。5万美元，但是大部分的票据以100万美元的整数倍标值。中期票据项目的设计通常作法，中期票据的发行者与承销商签订一份发行承销合同，与已有的票据包销便利不同，承销商并不负责包销所有票据，他们只承担最大努力义务。该合同与合同、备忘录等文件构成一份项目合同，它规定了中期票据项目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发行期限、金额等。此后，发行者可以在合同规定的框架内灵活选择发行商业票据的种类，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市场资金情况选择币种、期限。每次发行，他只要和承销商签订一份定价补充协定，该协定参考承销合同制定。于是发行者节省了每次发行票据重新拟定合同的成本。发行者一般指定二三家投资银行作为承销商，然后签订多边协定，就票据发行的形式、法律基础、交割时间表作出安排。目前，中期票据的合同条款已经建立起行业标准，节约了拟定合同的时间。传统上中期票据采用私寡发行方式，承销商将票据销售给少数大的机构投资者。近来，公开在货币市场发行的方式逐渐流行，1995年，欧洲货币市场的公开发行量为9印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69%。
三、中期票据市场的意义。
众所周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比，具有市场透明度高、风险分散等特点，有利于金融稳定。成功市场经济国家中直接融资市场在融资体系中均占有主导性地位，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是融资结构明显分化，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市场发展缓慢。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国内实施宏观调控，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过大起落的背景下，交易商协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中期票据业务，是对特定经济发展时期金融创新的全新尝试。中期票据业务的推出，结束了企业中期直接债务融资工具长期缺失的局面，提高了直接融资比例。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力，降低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效平衡银行机构的信贷资源；减轻股权融资的压力，有利于资本市场协调、可持续发展；保证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平稳推进。从微观层面来看，有利于企业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丰富投资者投资渠道。
四、我国中期票据市场的管理方式。
借鉴美国等市场的成功经验，我国中期票据目前实行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市场化管理方式，由协会组织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进行自律管理。交易商协会的七项自律规则具体地明确了中期票据管理战术。《指引》明确规定企业的注册程序：交易商协会设注册委员会，注册委员会委员由来自银行、券商、基金公司、评级公司等市场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目前共有81名注册委员会委员。其中，每周的注册会议由5名注册委员会委员参加，参会委员从注册委员会全体委员中抽取，2名以上（含2名）委员认为不符合相关要求，交易商协会就将不接受发行注册。
《指引》中还明确规定，企业发行中期票据待偿还余额不得超过企业净资产的40%；对于募集资金的规模，指引并没有严格限制，仅规定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并在发行文件中明确披露具体资金用途，企业在中期票据存续期内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提前披露。而且因为投资期限的延长会增大投资风险，所以《指引》中指出，企业还应在中期票据发行文件中约定投资者保护机制，包括应对企业信用评级下降、财务状况恶化或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的有效措施，以及中期票据发生违约后的清偿安排。由此可见，中期票据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发行更为便利，市场普遍认为它丰富了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的渠道，将会得到发行主体的青睐。尤其是在从紧货币政策环境下，中期票据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并且随着市场的深化，中期票据的交易结构将有更大的创新和丰富，从而带动新型信用债券和结构化证券的涌现，引领中国信用债券市场进入新纪元。
五、中期票据市场在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期票据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根据2008年4月22日首批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情况来看铁道部两只3年和5年期的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分别确定为5.08%和5.28%外，其余6只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整齐划一地呈现为3年期5.3%,5年期5.5%的水平。而目前我国银行贷款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7.56%和7.74%,两者相比，中期票据有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会主动核算融资成本，降低银行贷款规模，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和中期融资比例，改善并优化公司融资结构。通过对首批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的用途分析，可以发现除了用于项目建设投资，中期票据融资的另一大用途就是偿还成本较高的银行贷款，其中，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用于置换银行借款的部分约占募集资金的40%。所以在贷款利率高企，货币当局控制银行贷款规模的背景下，中期票据自然受到广大融资者的青睐。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期票据低融资成本的优势必将凸现，发行中期票据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第二，从投资者的角度，中期票据提供了一种新的固定收益产品。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流通，大大地丰富了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投资品种。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以银行、非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的一个债券发行和交易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原有的中长期品种包括国债、政策性银行债、企业债等，债券品种单一，缺少企业凭借自身信用发行的无担保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中期票据的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一局面。从2008年2月短期融资券的持有者结构看，商业银行占73.51%,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占60.97%,城市商业银行占8.81%,由于短期融资券收益高于同期限央票收益，商业银行更乐意持有短期融资券。类似地，企业发行的中期票据利率会高于同期限国债利率，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投资中期票据可以提高资金的收益率。
第三，中期票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贷款业务，但也为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中长期贷款相比，中期票据低发行利率的优势十分明显。根据前文的分析，中期票据利率比银行贷款利率低200个基点以上。从长远来看，中期票据低融资成本的优势将吸引更多企业采用中期票据的方式替代贷款融资。从首批发行中期票据企业情况来看，除铁道部以外均为大型央企，资信等级为aaa级，这些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优质客户发行中期票据必将使银行企业贷款业务受到很大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筹集资金用途包括偿还银行贷款和置换银行贷款。企业从降低融资成本角度选择中期票据替代银行贷款的“脱媒”行为必须引起商业银行的高度重视。从首批中期票据的发行情况来看，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加入到中期票据的承销商行列中来。这些商业银行均有短期融资券的承销历史，为银行承销企业中期票据积累了宝贵经验。根据以往短期融资券的承销情况，主承销商能获得的短期融资券的承销费率大约为融资额的0.4%,承销团成员能获得的分销费率大约为融资额的0.15%。因此银行在短期融资券的承销业务中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与短期融资券相比，中期票据的发行规模大许多，所以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能为商业银行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过分依赖于存贷款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过小。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这一不合理的局面，使商业银行收入结构更加合理，同时承销收入不占用银行资本金和法定准备金等资源，这是承销收入不同于贷款收入的一大优势。面临中期票据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商业银行应该客观地看待中期票据所导致的企业“脱媒”现象，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发展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建立新型银企关系。根据首批中期票据发行的情况分析，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具有优良资信等级的企业倾向于选择中期票据来替代中长期贷款。这些企业都是银行重要的贷款客户。因此银行可以将原有的贷款业务客户转变为中期票据承销业务的客户资源。由于银行和企业有着多年的业务往来，彼此熟悉对方的情况，银行在此基础上开展承销业务可以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和现金流状况，为企业量身定做中期票据融资方案，安排发行金额与期限，同时争取中期票据的承销资格。这样既保留了客户资源，又能扩大银行的承销业务。超级秘书网
第四，从货币政策的角度，中期票据缓解了货币政策的压力。在当前金融机构的信贷额度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从2008年金融机构的贷款数据分析，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较2007年同期下降7%,信贷额度控制的效果尚属理想。如果按照一季度贷款占全年35%的比例计，则全年贷款将达到3.8万亿，而去年全年新增贷款为3.6万亿。因此可以推断央行将继续采取措施执行信贷规模管制。中期票据作为直接融资，实质上是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直接的资金融通。投资者购买中期票据一方面满足了一些企业刚性的生产性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通过银行贷款方式的融资所导致的贷款总量快速增长，缓解了货币当局通过信贷规模管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压力。
六、中期票据市场对商业银行带来的问题及建议。
中期票据对银行贷款的替代效应，使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面临挑战。竞争加剧行业分化，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差距扩大。中期票据业务带来了相应的经营风险，为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是中期票据的主要投资主体，使得信用风险分散的效果并不明显。商业银行在承销中期票据时的余额包销及代清偿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推动银行阴历模式的转型；延伸客户服务，开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防范中期票据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1]包香明。美中期票据市场概况，推出中期票据扩大直接融资[n].金融时报，2006-03-18.
[2]潘渭河。欧洲票据市场的发展和emtn[J].国际商务研究，2002,（2）。
[3]俞波。中期票据—企业战略转型的资金助推器。，2008-4-17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6
比如，即便是获批的“个人境外直投”，在细则中也仅是原则性地表述为，“在国务院统一部署领导下，探索以人民币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制定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这意味着，相关细则在温州的实质落地仍有待时日。
这一结果，其实在人们的意料之中。早在今年温州被确立为金改实验区之初，便有学者指出，利率市场化等全局性的改革，无法通过一地的实验来进行局部突破。原因在于，金融不同于实体经济，资金如水，可迅速通过各种渠道在不同地域流动与聚散，而引导其方向的就是套利。
不做全局性的考量，或者不在制度上做出系统性安排，局部的、地域性的金融改革试点，要么难有制度性突破，要么难免出现预料之外的风险。这一点，在中国近年来的金融改革中不乏前车之鉴。
五年前，天津滨海新区曾计划试点“港股直通车”，即允许内地股民在中银天津分行开户，直接投资港股。消息一出，各路资金蜂拥而至，香港股市疯狂上涨至3万余点。放开一隅，即为放开全局，金融改革的外溢性顿然凸显。如此高声势的资金流变，令高层震惊，“港股直通车”随即被叫停。
此次温州金改，因地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而触发，其初衷是希望通过金融体制上的局部突破，来整顿临近崩盘的温州民间金融，并为之寻求新的出路。但事实上，所有涉及金融制度突破性质的决策，没有一项是温州当地可以决定的。
倒逼式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通常产生于约束性不强的系统内。在一般经济领域，地方改革试点，或许会促使系统跟随修正，进而实现整体改革。这几乎成为中国诸多经济领域改革的惯性模式，从农村改革到国企改革，莫不如此。
金融系统则不然，严密的风险防控体系和金融的外溢性，使得整体系统对局部突破的跟进速度，可能会超越改革者的控制力，进而造成改革失控，引发金融风险。也就是说，金融改革的系统性要求更高，全局性考虑因此必须充足。这意味着，30多年前，小岗村式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很难在金融领域再现。
当前，中国各地刮起一股地方金改试点风潮，除了温州金改试点，尚有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试点、深圳前海的粤港澳合作试点、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试点、重庆两江新区的长江上游金融中心试点、海峡西岸和平潭的金融服务中心试点、长株潭的“金融同城”试点、新疆地区对外开放试点、福建泉州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试点，以及浙江丽水农村金融试点等20余处，热闹无比，不时给灰暗的股市涂抹上些许地域受益板块的亮色。
这些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背后，是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建设的利益诉求，与中央决策者谋求改革突破口压力的一拍即合。但出于金融改革的系统性风险顾虑，当前的地方金改，大多是局限于现有制度框架内的技术性修补，鲜有制度性突破，并未形成真正的改革热点。
地方金改遍地开花，反映了社会各界强烈的改革意愿和创新动力。中央决策层对地方金融改革的频频应许，也显露出推进深层次改革的试水意味。而在历经30多年改革后，中国已进入改革攻坚期，深层次的制度性突破已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地方金改的动力与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安排有效结合，既使试点实至名归，又使改革有序推进。
与地方金改的热情相比，顶层设计下的系统性金融改革路径仍待厘清，一些金融改革试点因此频频遭遇瓶颈。比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因遭遇资本账户开放的阻碍而难以大步推进；浙江丽水农村金改，则因缺乏跨部门的制度合力而效应有限；温州金改，更因缺乏系统性制度安排而大打折扣。
所谓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绝非自上而下地僵硬贯彻一套体系，而应与基层的现实需求和创造力相结合，并形成互动。也就是说，顶层设计为改革进行配套制度、路径选择等系统性的定位，而地方试点则可以为改革提供试错、修正的经验。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关乎全局的改革，例如利率市场化等，绝不是地方金改试点可以完成的任务。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7
王鹏(1977～)，福建福清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台湾经济研究所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港澳台经济。
摘要：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以内部融资和间接融资为主，融资障碍是台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据发生原因不同，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障碍具有多种类型，信用担保能力低和银行放款成本高是约束台资企业融资的主要原因。解决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途径，应该从改善融资环境和提高台资企业自身素质等方面入手，运用多种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台资企业投资经营的资金需求。
关键词：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原因分析；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3-0055-06 收稿日期：2007-11-14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台资企业逐渐掀起了投资大陆的热潮。目前，台资企业投资已成为大陆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促进大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投资经营方式的改变，台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大，但由于海峡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台湾当局对于资金汇出有诸多限制。加上两岸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原有的融资渠道越来越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要，融资困难已成为大陆台资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2007年下半年以来。大陆出口退税的调整、加工贸易新措施的实施以及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新政的出台，使台资企业的流动资金愈发紧缺。在当前大陆民营企业相继崛起以及外资在两岸加入wto后蓄势待发的背景下，台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获得资金支持，势必会影响其生存与发展，也将影响大陆经济的永续发展。因此，深入分析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内在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于解决台资企业融资难题，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有关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来自海峡两岸的研究学者，相关成果尚显不多。大陆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台资企业融资存在的困难，如刘兴民指出资信担保是台资企业信贷的最突出问题；单玉丽认为大陆资本市场不健全，缺乏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张传国、衣长军强调融资困境在于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台资企业自身问题以及两岸金融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陈恩等认为融资困难应归因于台湾当局不开放金融机构赴大陆设立分行，以及台资企业资信不透明和缺乏抵押品等。尽管大陆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但都提出了类似的解决思路和建议，包括呼吁台湾当局放宽政策限制，建立两岸资金流通和合作机制，鼓励台资企业向第三地资本市场融资等。
台湾学者则更加关注台资企业在大陆的融资环境和资金运用情形，如简永光发现香港资本市场对台资企业融资最有利；高长认为融资困境在于企业规模小、政商关系不佳及获利前景不明；刘小璐指出融资障碍存在于台资企业融资过程的每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台湾学者提出解决融资困境的途径也不一样，如蔡辉端强调开放和提升金融理念，进行融资制度的创新；袁明仁、吴宗宪认为在大陆就地融资是解决资金困难的最佳方式；李纪珠等则认为开放台资银行赴大陆经营业务，能有效解决台资企业资金短缺问题。
从已有文献来看，虽然相关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研究深度有限，许多问题仍有待于继续探索，尤其是对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类型及其原因的分析还很不够。本文将用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进行经济学解释与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与政策建议。
二、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障碍
目前，大陆台资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短缺、融资渠道狭窄的难题，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强烈。以珠三角为例，几乎全部台资企业都存在资金需求，但只有近10％的台资企业可以顺利融资。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融资障碍仍是台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
按照资金来源的方向，可以把融资渠道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后者又可分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除了内部融资以外，理论上大陆台资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台湾、大陆以及第三地的股票、债券与借贷等，但事实上受限于台湾当局法令限制及大陆金融市场现况，真正可以使用的融资渠道并不多。加上多数台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常用的融资渠道多集中在内部融资和间接融资上，直接融资仅是少部分台资企业特有的选择。一般说来，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1 以台湾母公司或私人股东名义，采取“贸易融资”或以境外分公司名义争取台湾银行的oBU(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与DBU(台湾地区外汇指定银行)贷款。2 以台湾资产向大陆厂商作抵押，再由台湾外资银行出具担保信用证，向大陆外资银行融资。3 将“土地使用证”等作为抵押向中资银行融资，或利用大陆对策略性工业的专项融资取得贷款。4 通过“”的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其他融资渠道还包括民间地下融资、台湾大陆银行分支机构融资、国际银团融资、同业间拆借及原材料赊购等，但所占比重均较小。
海峡两岸加入wto后，随着两岸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大陆融资环境的改善，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尽管仍以个人出资和从岛内融资为主，但在大陆就地融资的比重逐渐提高。只要台资企业提供合适足额的抵押品，例如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外汇存款和应收账款等动产或不动产，一般就能得到一定的融资。二是大陆银行相继出台信贷政策，对台资企业提供专项政策性信贷支持。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华夏银行和国台办已签署协议，将在5年内对台资企业发放300亿元和200亿元贷款。三是大陆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协助台资企业解决融资困难。例如，2007年5月广东省台办与中国信保公司签署了《建立台资企业信保贸易融资平台协议》，规定在粤台资企业贸易融资产品可采取一般出口贸易、转厂贸易等多种模式。四是在香港上市融资成为台资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目前的资本市场均已向台资企业开放，但在上市门槛较低、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香港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逐渐成为台资企业重要的融资途径。五是Cepa机制为台资银行采用“借壳”式进入大陆市场提供了契机。台资银行可以通过并购港资银行或者直接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采用“借壳”方式布局大陆市场，向台资企业提供融资。
(二)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障碍
1 台湾当局限制性经济政策造成的融资障碍。台湾当局至今仍然禁止岛内银行投资大陆，导致大陆台资企业丧失了极为重要的融资渠道。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的规定，台湾oBU的授信对象仅限于经许可的大陆台资企业，未经许可赴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除非设有境外公
司，以境外公司名义向oBU申请贷款，否则无法从oBU获得资金援助。同时，台资企业只能以大陆资产作为担保，银行oBU的授信总额不得超过其资产净额的30％，其中无担保授信部分不得超过10％。这些限制性经济政策使得台湾某些oBU资产不多的中小银行的授信能力降低，台资企业也无法充分利用既有的台湾资源取得融资。
2 大陆经济政策与制度环境变化引起的融资障碍。近年来，大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变化也给台资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融资障碍。例如，2005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外资银行短期外债指标》，规定新增外资企业或有负债必须一并视为外债，其总额不得超过投资总额与注册总额的差额(差)，这不仅直接限制了台资企业从境外举债的额度，而且对台湾母公司通过直接援助以及外资银行或台湾银行oBU向台资企业的放款也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大陆严格的资本帐控管制度，加上外资银行并非都有操作人民币业务的资格，导致台资企业无法顺利取得境外资金，融资过程常常面临许多困境。
3 中资银行的经营特点和贷款条件带来的融资障碍。尽管向中资银行融资不需顾虑是否超过公司的差，但由于中资银行的经营特点和贷款条件等限制，台资企业融资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中资银行体制改革还未彻底，银行没有完全商业化，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必须配合大陆经济发展的指导方向，台资企业向中资银行的贷款难度往往要大于国有企业。二是大陆本身资金紧张。各专业银行对于信贷审查程序十分严格，台资企业多属中小企业，很难与中资银行建立紧密的信贷关系。三是中资银行偏好抵押贷款，如果台资企业没有房产证、国土证，不易向中资银行贷到款。由于台资企业无法得到母公司的担保，也无法运用台湾资产作为抵押，中资银行也不接受台湾银行开出的保函或备用信用证，因此台资企业向中资银行融资存在不少困难。
4 台资企业自身素质和经营观念导致的融资障碍。大陆台资企业融资不易的另一重要原因与其自身素质和经营观念有关。许多台资企业至今仍沿袭传统的家族式经营模式，财务制度不健全，隐瞒经营规模和利润，财务信息失真，银行对放款收益存在较高质疑。由于银行无法深入了解企业的资信情况，企业又没有足够的担保品作为抵押，出于风险防范原因，银行一般都对资信评级较低的台资企业融资采取谨慎的态度。同时，部分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出现困难时，不是从改善经营方式、加强内部管理着手，而是采取逃废债务等做法，企图钻法律漏洞。这些错误的经营态度和经营方式，降低了银行对企业的信任程度，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
三、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原因分析
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据估算，大陆台资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130万美元左右，投资规模在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总数的93％以上，投资规模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仅占7％。本文从企业担保能力和银行放款成本两个角度，运用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基本原理，分析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主要原因。
(一)信用担保能力低对台资企业融资的约束
在金融市场上，资金需求者能否顺利融资，取决于其所提供的价格和条件能否被资金供给者接受。大陆台资企业由于无法得到台湾母公司的担保，又缺乏足够的抵押品，加上资金规模小，信用担保能力普遍较低，这一方面决定其无法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另一方面也说明银行若对其放贷就必须承担较大风险，而这种风险在目前的利率政策下又无法通过提高利率得到补偿。因此，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困境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假定大陆台资企业均为中小企业，其投资所需资金完全从银行借人，在投资收益函数中，投资量和期望收益呈反比关系。在银行贷款额与贷款利率的组合[B，r]所构成的贷款供给曲线中(如图1中s0所示)，当贷款额增加，贷款利率即银行的期望收益也增加。但是，在台资企业投资收益下降和本利支付负担增大也即其债务不能履行的概率增大时，虽然在小规模的区间内贷款的增加，会因为贷款利率的上升而掩盖其债务不能履行的损失，但当贷款额增加到B*以上时。增加的坏账数量会超过因利率上升而增加的收益，以至于银行的期望收益降低，因此，贷款供给曲线s0在H处将逐渐向左倾斜。
然而，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s。会随企业信用担保能力的高低而发生变化，企业能够提供的担保额度越大，s0就越向水平倾斜。(中小)台资企业由于担保能力低，它们的贷款供给曲线(s1)和大企业的贷款供给曲线(S2)的形态就很不相同。如果无论是什么企业。其投资收益都是一致的，企业的资金需求就由资金需求曲线D表示。在金融市场处于竞争状态下。利率由资金供求情况所决定，那么贷向台资企业的贷款与贷向大企业的贷款相比较，不但贷款额小(B1＜B2)，而且贷款利率还很高(r1＞r2)。
因此，台资企业获得贷款的均衡利率水平的形成，取决于金融机构预期的风险报酬和台资企业投资收益水平。当台资企业投资收益低于金融机构的预期要求时，市场就难以形成均衡价格，即使台资企业的贷款供给曲线为s1的形态，但它仍然难以与资金需求曲线D相交。这与企业不能提供担保情况下，s0难以与D相交一样，都说明了台资企业从银行融资的困难。
另一方面，由于大陆实行利率的上限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台资企业的融资困难。假设贷款利率的上限为a((r2＜a＜r1)，虽然a大于r2，使大企业的贷款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s2移向s'2)，但是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能够得到满足。而a小于r1，台资企业的贷款供给曲线(s0)与其资金需求曲线(D)不相交，所以银行无法提供相应贷款，台资企业的资金需求就被挤出。
(二)银行放款成本高对台资企业融资的约束
银行在向企业放贷时，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和收益，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需要支付一定的审查和监督费用，因此企业所要支出的成本就要超过贷款利率。由于多数台资企业规模小，信息透明度较差，内控制度不健全，银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调查企业的财务和信用状况，并要加强监督力度以防范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道德风险，由此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和信贷配给的发生。同时，银行放款成本与贷款额是不成比例的，无论贷款额
是多少，银行的审查和监督费用都大致相同；而台资企业融资规模较小，放款成本占贷款额的比重较高，贷款的平均成本也较高，因此贷款利率相应地要高于大企业。
无论是中小台资企业还是大企业，其资金需求与利率水平总是呈一定关系变化，这决定了中小台资企业与大企业的借人需求曲线在[B，r]坐标中都向右下方倾斜(如图2中D1和D2所示)。同时，由于中小台资企业的借人需求比大企业小，D1就位于D9的左侧。假定银行的资金来源都由存款构成，存款利率为i，如果每一笔银行放款成本为一定量C，则银行的平均放款成本aC就是贷款额的函数，即aC=C/B+i。银行决定贷款额的大小时，主要看其收益是否在平均费用与贷款利率一致的水平上。因此，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s就表现为放款成本越高贷款额越小的形状。在放款成本与贷款供给的关系示意图中，中小台资企业与大企业的借入需求曲线和银行贷款供给曲线分别交于s1和s2，可以清楚地看到，向中小台资企业的贷款额比大企业小(B1＜B2)，而贷款利率却很高(r1＞r2)。如果台资企业的规模小到使其借入需求曲线的位置向左下方移至D0处，借入需求曲线就无法与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相交，从而使台资企业无法进入有组织的融资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要使上述银行放款成本与贷款额决定的关系成立，必须假定银行支付一定的费用，就能收集到与企业投资收益相关的信息。然而，在大陆现实经济条件下，由于台资企业与银行利益的不一致性，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有意或无意损害银行的利益。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台资和鼓励台资企业增资扩产，甚至默许台资企业的逃债行为，这更进一步刺激了台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进而增加银行的相关费用。即使银行支付了大量的审查和监督费用，也常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不能准确判断台资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尤其是对于中小台资企业，因其信用担保能力低，在贷款获得上存在着强烈的道德风险；借入合同签定后，为追求高额利润，很可能转而投资与高风险相伴的高收益项目，一旦投资失败，其损失就只能由银行来承接，由此也决定了台资企业很难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支持。
四、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解决途径与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是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大陆融资环境以及台资企业自身问题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解决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途径，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除了要继续呼吁台湾当局放宽政策限制，开放岛内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分行，建立两岸资金的双向交流通道，为台资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外，更应该从改善融资环境和提高台资企业自身素质等方面人手，运用多种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台资企业投资经营的资金需求。
第一，要解决台资企业由于信用担保能力低而存在的市场进入难题，一个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信用担保能力。从图1可知，信用担保能力的提高可以使中小台资企业获得与大企业同样的担保效果，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s1就会向右下方移至s2的位置，从而使台资企业的市场进入改善到与大企业相同的水平。具体可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外源性提高信用担保能力，包括建立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信用担保基金、组建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信用担保机构等，利用政策性保险产品及配套的融资服务，构建台资企业信用担保融资平台，实行会员制企业间的互保、联保。二是内源性提高信用担保能力，主要是通过增加台资企业的资本性财产数量和改善内部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增强诚实信用意识，树立良好信誉形象，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需要指出的是。在外源性提高信用担保能力的现实情况中，由于较难了解多数台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和经营状况等信息，必须审慎决定担保比例。如果提供的担保过度，就容易产生债务不能履行的风险，担保机构就必须承担较大的赔偿责任。
第二，要改善由于银行放款成本过高而造成台资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低利融资”和“补贴”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如图2所示，“低利融资”通过使融资的平均费用(aC=C/B+i)降低，从而使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S向下方移动。由于低利融资制度降低了银行的平均放款成本，原先因为借入成本过高的约束致使资金需求过小而无法得到贷款的中小台资企业(其借入需求曲线为D0)，就有可能因贷款供给曲线s的下移而进入融资市场：原先台资企业贷款额小但贷款利率高的现象。也会因贷款供给曲线s的下移而得到改善。“补贴”则可以提高台资企业的投资收益率。使借入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具有和“低利融资”相同的效果。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矫正有失公允的利率政策。消除因所有制成分不同而产生的利率差异，对所有借贷者实行同一水准的利率。二是进一步放宽利率管制，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尽快由目前的放宽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限制，过渡到最终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贷款利率水平，并允许其收取合理的费用，以此优化资源配置。三是采取就业补贴、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形式，以及降低税率、减免税收、提高税收起征点和固定资产折旧率等方法，给予台资企业融资扶持；对于预期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予以贷款贴息或资金援助，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台资企业的贷款投入。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8
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土地,注入优质资产、国企股权等方式,组建一个资产规模和财务状况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该公司以地方财政对公司的注资受益权、补贴,甚至偿债基金等作为保证,通过向银行贷款或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融入资金,并将其重点投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公益性项目等。此类公司名称各异,通常有城建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等。
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为市政基础设施融资,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7月上海成立的上海城投(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政府、银行、学界甚至大众所关注焦点,则是2009年初以来的事情。2008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其中中央本级投资1.18万亿元,其余则由地方政府配套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融资功能。据统计,截至2009年5月底,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总额已高达5万亿元。这次巨额融资有力地保证了各级政府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对于扩大内需,保证增长起到巨大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财务状况不透明、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银行不良贷款累积等问题也日益引起各界的关注。
本文试图以北京市某区政府融资平台――北京市某公司的融资及运作实践为案例,以分析地方融资平台的运作机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机制
融资平台基本情况
某公司是某区政府指定的政府融资平台,该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由该区国资委100%控股。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和物业管理等。该公司2008年度总资产为12.6亿元、净资产为9.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24.9%、净资产收益率为1.1%。截至2009年9月底,该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余额为45亿元。其中,2009年从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北京银行、上海浦发银行等4家共计贷款40亿元,用于地铁站点建设的拆迁。贷款期限为5年,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下浮10%。本金从贷款提取日算起的第二年起,分四次等额还清。每年分四次支付利息。
融资平台贷款运作机制
2009年,为了配合北京市开展地铁建设工作,该区需要对地铁途经区域的站点周边进行拆迁。扣除市地铁公司可能给予的补助之外,该区还要出资40亿元左右。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区委、区政府决定通过融资平台贷款的方式解决拆迁资金来源。区发改委在开展调研及与金融机构接洽谈判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区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报告》,明确合作对象、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使用方向、贷款风险防范机制等关键内容,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贷款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项目建设单位向区政府就贷款提出申请,待区政府主管领导批准同意贷款后,由区发改委向融资平台下达贷款通知,通知明确贷款银行、贷款期限、提款日期、贷款利率、本金利息偿还计划、偿还方式等。投资平台按照贷款通知要求和贷款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并根据具体项目借款合同向金融机构提出提款申请。贷款平台取得贷款后,应将贷款资金于当天向区财政局指定账户办理转账支付,区财政局收到贷款资金后向借款法人开具相应的收据证明,区财政局将贷款资金拨付项目单位。
区财政将贷款还本付息纳入年度预算,并建立偿债基金。在需要还本付息时,融资平台将金融机构发出的还本付息通知书及时转报区财政局,区财政局根据通知书还本付息。本金偿还时,由区财政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资金直接拨付至融资平台在贷款银行开设的还款账户;利息偿还时,区财政局提前一个工作日将资金直接拨付至融资平台在贷款银行开设的还款账户。
该区在使用银行贷款方面的相关规定主要有《利用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和办法,区发改委、国资委、财政局、审计局及具有监督、检查职能的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对贷款及其使用负有监督、检查、管理责任。
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几个问题
融资运作缺乏一个独立的政府投融资机构作为依托,不能全面掌握全区融资需求和科学规划融资投向。一般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在缺乏资金、需要外部融资时,才由相关部门针对具体项目和银行洽谈贷款事宜,因此,单个项目谈判成本高,不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尽管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区级领导、各部门协作的贷款模式,但由于各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不能形成合力,导致了贷款的高成本、低效率,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短视行为。最重要的是,缺乏对全区基础设施投融资规划、降低融资成本、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等方面的统筹考虑。
融资平台功能单一,不具备投资功能。从上述案例融资平台的运作机制看,该平台只是履行政府融资的职能,融得资金后,立即就将所融资金转入财政相关账户,以供项目单位使用。融资平台不具备投资功能,不负责贷款资金的投向、使用及其管理,只是政府进行融资的单纯载体和媒介。由于融资平台没有投资功能,不可能对所融得的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也就没有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使用效率的积极性。
融资平台资产负债率高,具有很大的财务风险。从2009年8月份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2%。而从公司财务角度看,我国公司理想化的资产负债率一般是40%左右,因此,该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远高于正常水平。尽管实际上如此高的贷款是由政府提供隐形担保,但由于我国地方政府负债以及提供担保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如果出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或者其他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平台公司凭借自身的实力偿还贷款就有困难,极其容易出现财务风险。
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高。该融资平台解决资金需求全部依靠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贷款,并没有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ipo及信托等其他融资方式,缺乏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而单纯依靠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大,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尽管银行贷款执行了优惠利率,但是其成本仍然比发行企业债券、ipo、信托等方式要高。此外,从贷款本身看,贷款40亿元,期限5年,执行的优惠年利率为5.184%,第二年开始分四年等额还本,每年均以5年期的优惠利率分四次支付利息。其实第一次偿还的本金实际贷款期限为2年、第二次偿还的本金实际贷款期限为3年,这两笔本金的利率应该执行1～3年期(含3年)的优惠利率(4.86%)。经简单计算,若这两笔本金(共计20亿元)按3年期利率计算,将为该区节约利息费用1600万元左右。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的几点建议
建立健全投融资机构的投资决策机制。地方政府成立投融资决策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人由党委或者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为主要成员。委员会负责重大投融资事项的决策、相关问题的协调和组织考核等方面工作,并确定投资方向、投资规模及投资方式。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执行机构,在投融资决策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融资、投资及还款等工作。
集中优势资源,组建综合性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融资平台,实现政府投资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将地方政府拥有的优质经营性资源、优质资产以及未来需要资金推动的投资项目全部划拨进入新的平台公司。这样,平台公司拥有了质量良好的资产和稳定的现金流及利润来源,财务形象和未来预期良好,具备了融资和正常运营的能力。实际操作中,可以将地方国资委所属的优质企业直接划入投融资平台,作为投融资职能启动的支撑,也可以将原属于其他政府部门的特许经营权或可流转的土地、房产等资源划入平台公司,为投融资平台公司带来经营性资源。重新组建的投融资平台要具有融资、投资等综合,不但投资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非经营性项目,而且还可以投资于准经营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
明确职能定位,理顺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职能定位应该是:统一的政府融资平台、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政策性投资平台。投融资平台是基于政府拥有的优质资源建立而成,是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发展难题、实现战略意图、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投融资平台作为一个现代化企业,将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进行内部管理和作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同时也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指导。一方面,其主要职能受到政府规范,也将得到政府赋予的大量优质资源和经营性资产,在未来经营发展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其主要投资决策将受地方政府的指导,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配套和先导产业投资等,要充分显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图。
从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来看,平台公司首先是要在政府或者其特设机构的领导下运作,坚决贯彻政府的战略意图,而其自身则通过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坚持市场化导向,本身就应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平台的具体运作中保持超然的态度,只负责重大投融资的决策,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由微观经营转变为宏观调控。
投融资平台应逐步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模式。在平台公司的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应逐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专业的经营层队伍,形成有竞争力的专业经营部门。完善投融资决策程序,严格控制投资经营风险。例如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建立了专门的投资事业部,负责中心的投融资工作,以专业的队伍及早甄别防范投资经营风险,并要求重大投资决策需经管理层及最高决策层决议通过,减少了盲目投资可能出现的风险。
平台公司积极采取市场化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投融资平台在行使职能时,不能过度依赖政府支持,应充分利用市场化方式,盘活存量资源,拓宽融资渠道,募集未来投资经营的资金。除银行贷款外,平台公司可以选择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融资,同时随着发展,可以通过ipo上市融资,实现资产证券化。截至2009年7月份,北京国有资本管理中心已成功发行150亿元的企业债券和两期共200亿元的中期票据,融资期限分为3年期、5年期、7年期和10年期等,融资成本显著低于同期银行贷款2个百分点左右。
积极探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考评机制,建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对政府投融资平台实行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同时要综合考量其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社会效益。投融资平台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积极引入评级机构,定期对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信用评级,并及时信用评级报告。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9
关键词：债券市场香港点心债融资产品
自2007年7月国开行发行第一只“点心债”始，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经历了快速增长。随着国家发改委《关于境内非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发行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已成为境内非金融机构境外募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的重要渠道。现就近两年香港发行的主要人民币债券现状重点分析，并对今后境内非金融机构债券发行形势进行展望。
一、主要特点
2011年6月至2012年12月，香港市场共发行主要人民币债券72次，共募集资金769.08亿元，主要呈现发债主体多元、中期债券为主、资金规模较小、发行利率趋涨的特点。
（一）发债主体多元化，国企直接发债较少
截止2012年12月，共65家非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了72次离岸人民币债券。其中，中资非金融机构26家，外资非金融机构39家，分别占40%和60%。26家中资非金融机构涉及能源、钢铁、航空、房地产、贸易等多个行业。其中，24家的债券发行主体为境外注册的非金融机构，仅宝钢集团和广东核电2家债券发行主体为内地注册的非金融机构。债券发行主体的主要形式为：
1、内地国有企业获高评级后直接发债
宝钢集团和广东核电均为此种方式。该方式下，因发债主体为大型国有企业背景，且评级机构对其具有较高评级，该债券能够获得市场投资者青睐，易形成超额认购而以较低成本发行债券。
2、由香港注册的全资子公司代为发债
19家中资非金融机构选择其在香港注册的全资子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债券，比重达73%。该方式下，因发债主体为香港注册企业，不需国内相关机构的审批与监管，便于债务发行。其中，多数企业募集的资金用于境外项目或补充营运资金。
3、境外注册的中资企业直接发债
5家在开曼群岛、百慕大、香港等地区注册的中资企业，如北控水务集团、中国智能交通系统等均以外资企业身份在香港市场直接发行债券。该方式下，因发债主体为境外注册企业，不需国内相关机构的审批与监管，便于债务发行。其中，多数企业募集的资金用于海外扩张和充实营运资金。
（二）中期债券为主，长期债券比重较小
截止2012年12月，非金融机构72次在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中共86支中长期债券。其中，中期债券（1-5年内的债券）81支，长期债券（5年以上的债券）5支，分别占94.2%和5.8%。
（三）筹资规模总体偏小，小规模债券为主
截止2012年12月，65家非金融机构发行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共筹集资金769.08亿元，平均募集资金仅为11.83亿元，总体规模较小。同时，72次发债中，发债规模在15亿元以下的56次，15亿元以上的16次，分别占77.8%和22.2%。
（四）债券息率总体较低，呈现明显上涨趋势
截止2012年12月，发行的86支中长期债券的息率总体较低，70.9%的债券息率在3%-6%之间。从息率走势看，债券发行息率总体呈上涨趋势（见图1），息率区间由2010年的1.35%至9%上涨为2012年的2.9%至11%（见图2）。
从与发行期配比情况看，债券息率与债券发行期限关联度不大（见图3）。非金融机构同次发行的不同期限债券的息率与发行期限成正向线性关系。
二、原因分析
（一）境内非金融机构直接发债的监管审批严格
目前，香港金管局允许香港当地及海外企业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香港市场的先行规则并没有对发行人资格做任何明文限定，尊重市场规律和原则，理论上只要投资者接受，都可尝试发行。而境内非金融机构赴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需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外管局等部门的审批与监管，募集资金回流需以“个案”方式审批通过。管理部门多头、审批手续繁杂、等待时间较长等增加了非金融机构发债的成本，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因此，实际操作中，在香港注册的大型企业或在香港上市的红筹公司，以及境外注册企业成为发债主体较为普遍。同时，境内非金融机构通过境外窗口公司或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的，仅由投资者接受的境内母公司提供担保，且具体操作及合规性由国家外管局审批即可。
（二）香港市场对3-5年期债券更为关注
截止2012年12月，非金融机构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中3-5年期债券比重达74%，其中，3年期和5年期分别占57%和17%。主要原因为香港市场投资者对人民币在未来3-5年内的升值预期较为强烈，且资金投资需抵消香港本地4.5%-4.7%的通胀率，因此债券息率主要集中在3%-5%之间。
（三）多种因素推动债券利率上涨
与2011年相比，2012年非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息率平均上涨1.5%至2%。主要原因：
1、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速趋缓
据香港金管局数据，2012年12月底人民币存款余额为6，030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同期5，885亿元小幅增长2.5%，但距2011年11月历史高点的6，273亿元下降3.9%。
2、债券发行量较快增长
据香港金管局数据，2012年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为1，122亿元，较2011年的1，079亿增加4.0%。因此，相对于增速较缓的存款规模，发债人只能以更高价格吸引投资者。
3、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趋稳
据《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2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元，升值幅度为0.25%。同时，2012年人民银行扩大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人民币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平稳。因此，香港市场投资者提高对债券息率的预期以维持投资收益。
三、预测展望
《通知》下发后，国家推动香港债券市场发展力度加大，境内非金融机构将更便于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2013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企稳回升，美元汇率中间价的逐步走低，人民币汇率维持强势表现，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内地非金融机构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将更加得到香港市场欢迎。
（一）债券息率水平大幅提高可能性不大
一是从利率产品看，年初以来离岸人民币国债短端收益率下行，2年和3年期的国债下降至2.4%左右；二是从信用产品看，投资级债券平均收益率低至4%以下，高收益债平均收益率下降至约5.4%；三是近期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二级市场价格普遍上扬，收益率下降，加大了与内地市场的差距，融资成本优势凸显。
（二）较高评级企业债券融资成本更具优势
以广东核电为例，其债券得到国际评级机构惠誉a+和穆迪a3的评级，债券发行时得到市场2.7倍的超额认购，其发行利率为当期同期债务息率最低。
直接融资的局限篇10
为贯彻落实《2019年鹰潭市招商引资工作意见》（鹰办字〔2019〕17号）精神，全面完成产业发展领域招商引资任务，结合实际，现就2019年市产业发展领域招商引资工作制定以下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9年，全市产业发展领域招商引资目标任务是：引进项目投资总额410亿元，引进10-20亿元项目27个，引进20-50亿元项目2个，引进50亿元以上项目1个。各责任单位具体联系区（市）和招商引资任务情况见附件。
二、责任单位、对口联系区（市）和主要职责
1.责任单位
市产业发展领域招商引资责任单位有：市工信局、市商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国资委、市工业控股有限公司、贵溪市、余江区、月湖区、鹰潭高新区。
2.对口联系区（市）
建立市直责任部门与各区（市）招商引资工作对接联系机制，市工信局和市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对接贵溪市，市商务局对接鹰潭高新区，市生态环境局对接余江区，市国资委对接月湖区，各责任部门、区（市）互为一体，坚持捆绑联动，做到既分工又合作，着力形成叠加效应。
3.主要职责。市直责任部门聚焦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协助区（市）服务重点项目、招引重点项目、推动重点项目，对内协助区（市）编制产业招商地图、摸排打捞信息、策划包装项目、搭建项目对接平台、做好项目环评审批等；对外帮助区（市）争取政策项目资金、配合做好客商服务、协调招商引资项目资金入统等。区（市）是招商引资的主战场、主阵地、主力军，要提升招商承接平台，及时提供招商项目信息，组织参与重大招商活动，加大标准厂房建设，盘活利用土地资源等。
三、重点工作
（一）深挖招商项目信息
围绕各区（市）首位产业和主导产业，按照强链、补链、延链要求，深入研判各产业当前发展趋势和重点目标企业，绘制精准招商路线图谱。加强与驻外商会、驻外办事机构联系，及时梳理归档招商项目信息，根据各地产业特点指定区（市）平台跟踪服务。加强与国内外铜行业协会、移动物联网联盟、专业院校、央企等联系，多渠道搜集打捞招商引资信息，探索实施招商。
（二）策划包装招商项目
充分利用招商项目库资源，按照已经洽谈、签约注册、符合入统、正在建设等进行归类，精心梳理产业发展项目，采取一企一策，做好精准有效对接，对需要重点宣传推介项目，4月底前完成项目策划包装任务。通过系列重大招商活动，积极协助区（市）进行招商推介，洽谈引进一批重大项目。
（三）搭建项目对接平台
充分利用鹰潭市智能制造暨旅游产业恳谈会、鹰潭（深圳）电子信息旅游产业合作交流会、鹰潭（深圳）眼镜暨旅游产业合作交流会、鹰潭（上海）铜暨旅游产业合作交流会等重大招商活动和省级重大招商活动平台，组织区（市）摸排招商信息，主动对接有意向的企业参加招商活动，积极邀请企业来我市考察，洽谈推进一批合作项目，着力提升活动成效。
（四）助推重大项目落地
对招引项目，各责任单位充分利用我市大力发展物联网及智能终端产业若干政策措施、促进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铜企业创新券管理实施办法和铜贸易发展扶持政策、铜供应链、融资担保公司、物联网产业引导基金以及铜产业研究院、物联网研究中心等政策和平台，吸引更多企业入驻鹰潭；对入统项目，各责任单位在融资、用地、环评、“三争”等方面提供精准有效服务，帮助入统项目解忧纾困，促进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五）立足职能强化服务
各责任单位相互配合协作，打好组合拳，全力优化“四最”营商环境，着力形成招商合力，确保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得好。
市工信局：加快出台促进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铜企业创新券管理实施办法和铜贸易发展扶持政策，吸引更多铜加工、贸易企业加盟鹰潭；继续落实《大力发展物联网及智能终端产业若干政策措施》，激发政策杠杆作用，力促物联网项目落户；牵头承办好中国（鹰潭）铜产业高峰论坛，9月参与第二届世界VR产业大会，配合各区（市）搜集招商信息，开展招商推介；积极帮助区（市）申报省级标准厂房补贴资金；加强对区（市）闲置土地专项清理行动督促指导。
市商务局：主动对接第二届世界赣商大会、赣深赣港经贸合作交流会、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推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大会等省级重大招商活动，组织各区（市）开展招商推介；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融资、用地等难题，及时提交市产业五人小组进行研究，帮助招商引资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强与省商务厅协调沟通联系，指导各区（市）做好境外、省外项目资金入统等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提供招商项目环保政策咨询，全力做好环评审批服务，让企业多用时间跑市场，少费功夫跑审批。
市国资委：强化与央企发展战略规划的有机衔接，加强与有投资意向央企沟通对接；加强与省国资委沟通，协调江铜集团加快推进电线电缆项目市场调研，力争江铜电缆产业园尽早落户。
市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发挥铜供应链、融资担保公司等融资平台优势，逐步扩大铜供应链融资服务覆盖面，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压力；组建融资租赁公司，为重点企业购置大型设备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推动混合所有制铜产业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今年3月底前正式运营，打造万亿级全国性铜贸易中心，解决铜企业买铜难、买铜贵问题。
四、组织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产业发展领域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副市长张子建任组长，市人大副主任周永江任督导组长，市直各责任单位负责人、各区（市）具体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工信局苏鹏程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市直责任单位、各区（市）分别指定1名工作人员专门参与招商引资工作。
2.加强调度督导。由市工信局牵头，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每周一调度，对重大签约项目实行信息化管理，完善项目台账，加强跟踪服务，强化沟通联系。领导小组实行半月一调度，每月一总结，重点解决项目落地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部署下一步工作，督促加快推进签约项目早进资、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3.加强考核激励。
（1）考核依据。以省商务厅认定的2019年新入统项目和进资为标准，年底对产业发展领域各责任单位招商引资实绩进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