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1
关键词：实物财富；虚拟财富；广义财富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674-9448（2016）03-0027-07
abstract：alongwiththedevelopmentofsocietyanddeepenperceptions，thetraditionaloffortuneviewbasedinmaterialcan‘tfigureouttheconceptionof“fortune”，whichwillbenotgoodforbuildingofcorrectpublicopinionandhindertheconstructionofharmonioussociety.thispaperproposes“generalizedfortune”andtheconceptionof“fortune”willbeextendedtoincludeit.Byexpoundingtherelationanddifferencebetweenvirtualfortuneandmaterialfortune，thispaperwantmorepeopletounderstandingwhatis“generalizedfortune”.Basedonthedeeperknowing，Calculatingformulaof“generalizedfortune”willbeputforward，whichcansatisfyphysiologicaldemandsandpsychologicaldemands.thisconceptioncanchangeoldfortuneview，leadcorrectfortuneviewwhichaddressesbalanceofphysiologicaldemandsandpsychologicaldemands.
Keywords：materialfortune，virtualfortune，generalizedfortune
一、问题提出
当今社会，财富是一个热门话题。各种不断推出的财富榜，成为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对财富的各种看法，构成了财富观。财富观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和他们的实际行为。树立正确的财富观，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家庭个人都有着非凡的意义[2]。在传统文化中，中国人习惯以形象思维作为自己的思考方式。中国人非常看重有形的东西，如房屋、土地、现金、设备以及汽车等等。对于许多无形的东西，往往容易忽略。有形的东西可以切实地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或物质需求。毫无疑问，它是个人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在物质匮乏时期，这种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经济地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越。人们开始逐渐弱化对物质[3]的需求，重视起精神层面的发展。个体的主观感受，心理被满足程度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新时期，财富的特征逐渐泛化，形态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各种基于人的价值物被赋予了新的维度，财富观的改变势在必行。改变社会的财富观是一件紧迫的事情。人们的需求没有被引导到精神层面的虚拟财富追求中，那么人们的需求就会集中走向对奢侈物质地极致追求[4]。到了那个时候，人们会为了追求极致的物质享受而变得不折手段，社会风气会不断的恶化，物质主义的甚嚣尘上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本文以实物财富和虚拟财富作为基础，提出“广义财富”的概念，建立了完整的测算模型，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来达到促进传统财富观加快转变的目的，引导大众树立科学的财富观，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文献综述
（一）目前关于财富内涵的研究成果
1.财富观
财富观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历史上众多经济流派都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古典主义经济学诞生以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就是财富，他们后来被称为重商主义者[5]。也有些人认为农产品才是财富，工商业根本不进行生产，他们后来被称为重农学派[6]。这些观点构成了人们最早期对财富观的探讨。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财富的来源是人们的劳动，劳动数量与质量地提升是增进财富的关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对将金银、农产品与财富混为一谈，提出社会生产的所有用于交换与消费的商品都是真正的财富[7]。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继承了部分边际学派的观点，重视主观效用。马歇尔以均衡理论作为基础，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财富就是满足人类欲望效用之和的观点[8]。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已经将讨论重点从“什么是财富”转移到“什么推动了财富增长”。他们还进一步地将“财富增长”与“经济增长”等同看待。
2.虚拟经济
虚拟资本是虚拟经济一词的前身。它最早出现于英国银行家里瑟姆的著作《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一书中，其含义基本等同于汇票。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虚拟资本进行了详实分析，认为虚拟资本是在银行信用制度和借贷资本的基础上诞生的，但它本身并不存在任何价值[9]。在这以后，国内国外都鲜有此方面研究。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震撼全球[10]，这促使我国学者开始重新思考虚拟经济的价值。刘骏民（2000）认为虚拟经济是一个与实物经济相对的概念，以服务实物经济作为其最终目的[11]。在21世纪，自然资源、资金以及知识都已高度资本化，虚拟经济的内涵大大突破了原有含义。因此，研究虚拟经济对于走出金融危机，探明经济运行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林左鸣（2005）进一步拓宽了虚拟经济的概念，将信用、人力资本等也纳入到了虚拟经济的范畴，认为能满足人们心理需求或生理需求的一切经济之和都可以称为虚拟经济[12]。
3.虚拟财富
虚拟财富是虚拟经济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来自于虚拟经济，与实物财富不同的是，它的使用价值是一种虚化的价值，并不依托任何的物质载体。张家喜（2008）认为虚拟财富就是有助于增加实物财富价值的各类关系在所有权权证上集中地表现[13]。目前，实物财富已越来越依靠虚拟财富，虚拟财富的导向作用也越来越明显。林左鸣（2011）拓宽了虚拟经济的内涵，也拓宽了虚拟财富的内涵，将声望、人力资本等非权证关系也纳入到了虚拟财富的范畴[14]。马拥军（2014）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重新阐述了虚拟财富的存在性与价值性，巩固了虚拟财富观的理论基础[15]。
（二）要素理论与收入分配
1.要素理论
威廉・配第最早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将土地和劳动看成了推动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素[16]。其后，亚当・斯密把资本也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形成了三元生产要素理论。近代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组织也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有学者认为企业家才能同样对生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组织以及劳动是学术界公认地最重要的五个生产要素[17]。
2.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政策与要素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素是推动财富增长的源泉，财富增长又是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基础，因而财富观与收入分配政策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1959年，马斯格雷夫在《财政学原理》中提出了政府有包含收入分配在内的三大职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学术一直没有收入分配的概念。中共十四大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收入分配开始逐渐被我国学者认同，相关研究开始不断出现。总体上而言，收入分配的研究一直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保证经济既能迅速增长，又不会出现较大的收入差距，引发社会动荡。
三、“广义财富”的构成
长期以来，人们只将可见的商品看作财富，即实物财富与财富是多词一义。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资产的作用日益重要。因为金融资产是一种无物质内容的凭证，所以金融资产被称为虚拟财富。财富开始被认为是实物财富与虚拟财富之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将信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也纳入到虚拟财富的范畴，这种新内涵被称为广义虚拟财富。这里提出的“广义财富”概念，将前人的各项观点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概念范畴，方便进行后一步的研究。
（一）“广义财富”概念提出
“广义财富”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由虚拟财富和实物财富构成。广义财富是指能够满足人类心理需求或物质需求，引起正效用流入的一切物质或非物质的事物[18]。广义财富往往可以给人们带来心理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双重满足，但是心理层面的引导作用往往要大于物质层面的引导作用。“广义财富”不仅仅强调心理导向作用在这种财富观中的地位，更强调财富的特征是多元化的。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是否存在物质内容，它都可以被称为是一种财富，打破了原有观念的束缚。虚拟财富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狭义虚拟财富和广义虚拟财富。狭义虚拟财富就是各种金融资产的总和，广义虚拟财富特指林左鸣提出的应纳入到虚拟财富范畴的新增内涵，如人力资本、信用以及声望等等，具体划分如图1所示。
（二）“广义财富”的界定
界定“广义财富”的关键是对实物财富和虚拟财富进行有效界定。目前，关于实物财富的界定是比较明确，狭义虚拟财富的界定也比较明确[19]，广义虚拟财富的界定则存在较大争议，其包含了许多无法在市场上得到公开报价的项目。实物财富的内涵包括房屋、固定资产以及高值耐耗品等，狭义虚拟财富的内涵包括现金、股票、债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等，广义虚拟财富的内涵包括声望、信用以及人力资本等。狭义虚拟财富主要指的是各种金融资产，它们往往还存在物质载体凭证，广义虚拟财富是各种不可见财富，它们往往没有任何的物质载体凭证，这两种财富构成了虚拟财富的内涵，这些的总和则构成了“广义财富”的全部内涵。“广义财富”的内涵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充的，不会只局限于这些概念。
（三）实物财富与虚拟财富区别、联系与相互转化
虚拟财富是一种潜在的财富，它的增加有利于在未来加快实物财富的流入，对财富预期造成较大程度的影响。实物财富是虚拟财富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体现出现阶段虚拟财富的存量[20]。当然，这种反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实物财富和虚拟财富在特征和效用上具有明显的差异。实物财富有着十分显著的物质内容，而虚拟财富则并不存在物质内容。虚拟财富的存在基础并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而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或是某种社会经济联系。基于权利义务关系的狭义虚拟财富可能还存在纸质版或电子版的凭证，而基于某种社会经济联系的广义虚拟财富则根本不存在任何凭证，它的独立性远强于前者，与实物财富联系非常弱，有着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21]。在效用对象上，实物财富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虚拟财富主要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有些时候同一事物可能会存在双重的满足效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以其主要效果作为划分依据。在一定条件下，实物财富可与虚拟财富进行相互转化[22]。实物财富具有较差的流动性和变现力，而虚拟财富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变现力，甚至可以直接获得现金的流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依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非转换时期，两者之间也存在激励效应，刺激双方共同增长，推动财富总量的增加。
四、“广义财富”测算方法的探索
（一）虚拟财富的测算方法
虚拟财富由广义虚拟财富和狭义虚拟财富构成。
狭义虚拟财富（nVF）包括现金、存款、证券、保险以及债券等。这些项目货币化计量简单，均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得到公允报价，进行有效计量。
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2
关键词：虚拟经济;虚拟资本;衍生金融商品;电子货币;网络银行
一、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虚拟资本的思维逻辑
虚拟资本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对此人们了解得更多的是股票,而股票为什么和怎样成为虚拟资本,则往往做一般地分析。要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虚拟资本论,必须考察其思维逻辑。
1.虚拟资本想象论。在马克思以前,法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曾提出过“想象的资本”这一概念,他说:“国家有息证券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资本,它代表有来偿还国债的一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资本已经消耗掉了;它是国债的分母,但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这笔资本,因为这笔资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财富必然会由产业劳动产生;而在这个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那些曾经贷出这个被消耗的财富的人;这个部分是用课税的方法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给国家债权人的。并且人们根据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①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0页】。这样的论述表明:在西斯蒙第看来,国债之所以是“想象的资本”,是因为“与此相等的资本已经消耗掉了”。而以后通过发行国家有息债券,以利息的形式,偿付给国家的债权人,只不过是以征税的形式,从创造的社会财富中取走的一部分,这部分的多少取决于“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也就是说“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额度,使“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可见,“想象的资本”,是由于国债不代表资本而产生的,但为了从财富中取走一部分用于对国家债权人付息,又不得不“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用过“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一概念,他也是从给国家的贷款“本来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这一角度阐述的,由于不是作为资本耗费的、不是作为资本投入的,因而这种贷款作为资本已经不再存在,所以才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看成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如果仅从这一点来观察,则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西斯蒙第的这一学说,但需要提出的是,马克思的论述比西斯蒙第前进了一大步:(1)假定“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券。”这样的假定,意味着政府只付息,不还本,国债所有者要收回本金,只有把它卖掉。(2)假定国债能在市场上卖掉,“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3)指出了“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马克思的论述表明:国债作为“虚拟资本”是对投资者即购买国债者而言,因为购买国债的人把它的投入当作对国家的贷款,即当作生息资本来看待,而出卖国债的政府又不把它当作资本来运用。
马克思考察国债是虚拟资本以后,进一步考察股票。他认为:股票是信用制度创造的联合的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为什么是幻想的?他们分析的逻辑是:(1)股票本来是代表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代表的是现实的在企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代表的是股东预付的货币额,但具有双重的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另一次是作为这是企业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的存在。作为所有权证书产生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所有权;作为实际已经投入的资本创造并实现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具有双重的存在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既然股票作为所有权资本就不能作为职能资本。(2)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马克思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让股票在市场上买卖,“a可以把这个证券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0页】也就是说,通过交易使卖者把它的证券转化为资本,使买者取得预期可得剩余价值的证书,体现股票作为所有权资本的存在。(3)既然要让股票作为所有权资本在市场上买卖,其资本价值如何确定,是考察股票是否是虚拟资本的又一逻辑起点。马克思认为,股票作为所有权资本的价值与它代表的现实的职能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而与它的收益大小有关,收益的大小怎么体现股票的价值,也就是把收益资本化。进一步说,也就是以现有市场利息率去衡量,所得到的收益是多少投资带来的,“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29页】这样的假定表明:股票的价值也就是它在市场上买卖的价格,始终是资本化的收益,而资本化的尺度是“现有利息率”,换句话说,股票的价值是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取得的收益所幻想出的资本。为什么是“幻想的资本”,因为股票的价值不是由现实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收入决定的,在上述假定的条件下,用200英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出5%的收入。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因为股票的价值除了决定于收益的大小外,还决定于其他因素,如投机等。
从马克思考察股票为什么是虚拟资本的思维逻辑,我们能发现,股票之所以成为虚拟资本,不在于股票本身,而在于股票买卖。从股票不能作为职能资本与所有权资本的双重性存在,导出股票必须买卖才能体现它作为所有权资本的存在,再从买卖的价值确定,导出虚拟资本。股票作为虚拟资本体现在收益的资本化上,其资本化以现有的利息率和未来的收益为尺度。股票作为虚拟资本与国债作为虚拟资本不同,前者含有实现预期的价值的含义,而后者没有这一层意思,因为国债的收益是既定的,而且是有保证的。
2.虚拟资本制造论。除马克思考察国债和股票具有虚拟资本的性质外,恩格斯还指出商业汇票也具有虚拟资本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在商业信用中商品的买卖,其贷款的清算,能够通过商业汇票来进行,商业汇票是企业开出的定期支付的凭据。如果开出的汇票时间间隔过长,得到汇票的企业家就可以把汇票拿到银行去贴现,以期获得货币资本。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在东印度贸易上,人们已经不再是因为购买了商品而开出汇票,而是为了能够开出可以贴现、可以换成现钱的汇票而购买商品”。①意思是:人们不是为了支付而开出汇票,开出汇票是为了贴现,获得资金。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创造虚拟资本的方法”,这种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因为存在着漫长的商品运输时间,如果商品运输时间缩短了,这种制造虚拟资本的方法便丧失了基础。也就是说,由于商品运输时间过长,买者难以在短期内收到卖者发的货,卖者也难以在短期内收到买者支付的货款,因而才具有开出汇票并以汇票向银行贴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商品运输时间缩短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便消失了。恩格斯把开出汇票并把汇票贴现看成是“制造虚拟资本”,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个以商业汇票代替货币资本作为货币来支付;二是将商业汇票向银行贴现提前获得货币资本。前者,是商业信用取代银行信用,后者,是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前一个取代节约了社会货币资本,后一个取代,新增了社会货币资本,可见,恩格斯论述的因开出商业汇票和商业汇票贴现而制造的虚资本,有节约和新增社会货币资本的意思。恩格斯从这个意义上考察虚拟资本与马克思考察国债是虚拟资本不同:国债之所以是虚拟资本是因为它本身不作为资本而存在,但又要设想出一个资本额度去付息;也与马克思考察股票是虚拟资本不同,正如上述股票之所以为虚拟资本,其价值具有幻想的成份;而开出商业汇票和商业汇票贴现“制造”的虚拟资本,其价值不具有幻想的成份,因为一般说来它们的发生都是以贸易为基础(当然在贸易上也会存在着欺诈)。
3.虚拟资本派生论。继恩格斯考察开出商业汇票和商业汇票贴现“制造虚拟资本”以后,马克思指出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是纯粹虚拟的,这是因为:(1)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投在有息证券上,这部分资本不在银行的实际业务中发挥资本的职能,而是作为准备金看待,其中包括国债、股票、汇票以及土地抵押证等。国债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股票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应当说与利率相关,都是有息证券,而汇票对开出和收取汇票的人来说,虽然不是有息证券,但对贴现者(即银行)来说,也是有息证券,也与利率相关,贴现要权衡当时利息率的高低。既然与利息率相关,而且利息率是变动的,那么它们的资本的价值就不以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进一步说“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②所以,这里所谓的“银行家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首先是指他拥有的作为准备金看待的资本价值即取得收益的权利的不确定(不断变动的)而言。其次所谓的“银行家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就银行家的资本大部分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而言。第三,所谓的“银行家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还是就“有各种方式使用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人手里以不同的形成出现”而言,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对此,马克思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论述加以印证,斯密说:“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依靠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许多次的借贷,正象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③马克思引用斯密的论述旨在说明:(1)对出卖商品的人来说,货币代表的是他商品的转化形式,即实现的价值,但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如果出卖商品的人不是将货币作为购买而是将它贷出,则这样的货币就是作为资本价值的存在。(2)货币在贷出者手中作为资本价值的存在能够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转移是代表一个资本,还是代表多个资本,“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也就是说要看它实现了多少次商品资本的价值。(3)由于商品资本的价值实现为货币后能够用于借贷,而且借入的货币又能够用于购买,所以同一个货币在实现许多次购买的同时,在借贷中又先后代表着各个资本。(4)货币在借贷中,先后代表着资本,使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甚至增加两倍,其实这只不过是同一资本在不同人手里转移。所以,马克思所谓的银行家里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包含着同一资本在不同人手里转移,从而使一切资本翻倍增加的意思。第四,就发行银行而言,所谓的“银行家的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就缺乏黄金保证发行的那一部分银行券。由此发行的这一部分银行券之所以是虚拟资本就在于银行家能够通过发行银行券扩大贴现,贴现是要扣除利息的,因而用于贴现的银行券是银行家的生息资本,只不过由于发行的这一部分银行券缺乏价值保证即黄金保证,所以是虚拟的。综述以上四个方面考察银行家的资本绝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内容,能够发现虚拟资本,既反映在银行家的非实际业务中,如保存的准备金中,又反映在银行家的实际业务中,如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中,同时表明,银行家的虚拟资本既在职能资本中存在,又在非职能资本中存在。
4.虚拟资本的相对论。“虚拟”的德文fiktiv有两个含义:(1)是“derphantasieentstammend,nichtwirklich:einc-eweltbeschreiben”,即“来自想象,幻想的,非真实的,如:描述一个虚拟、虚幻的世界”;(2)是vorgetauscht,即“装的、假装的、模糊的”。在德文中,与“虚拟”对应的词是wirklich,意思是:真正的、现实的、事实上的。所以,我们能够确定,马克思指出的虚拟资本(dasfiktivkapital)是相对真实资本(daswirklicheskapital)而言。真实资本是指“已投资于企业,并在企业中发挥作用的资本,或由股东支出的,用于企业中起资本作用的货币”(《资本论》德文版,第三卷,第484页)。相对而言,没有投资于企业,不在企业中发挥作用的资本,都可以认为是“虚拟资本”。货币资本也是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投资于企业,不在企业中发挥作用,但又要增值的货币,都是虚拟资本。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作出这样笼统的概括,而是针对具体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从不同视角,考察“虚拟资本”。可见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总是相对不同的事物而言。如果我们设定在什么条件下,确认某一事物是真实的,那么,离开了设定的条件,就能够确认某一事物是虚拟的。这是认识论上的辩证法。
二、考察虚拟经济需要界定不同的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考察虚拟资本时,运用了不同的概念,如“虚拟资本”、“幻想资本”、“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虚拟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等,应当说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含义,表达不同的意思。
但在我国,人们在考察虚拟经济时,总是把不同的概念搅在一起,混为一谈,比如把虚拟资本等同于有价证券把虚拟经济等同于虚拟资本、网络经济、泡沫经济等。由于概念不清,讨论问题时,往往对不上口径。如果细致地思考则:
1.虚拟资本不完全等同于有价证券。评介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虚拟资本的思维逻辑,我们能够发现虚拟资本存在的形式有:国债、股票、汇票、缺乏价值保证的银行券等。它们作为虚拟资本的物质载体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有价证券,有价证券作为虚拟资本的载体,相对职能资本来说,有以下特点:(1)它不是劳动生产物,本身没有凝结价值。(2)它不能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不是职能资本。(3)职能资本是现实的资本,它的市场价值即是它的价格一般取决于现实的市场评价,而有价证券是非职能资本,因而也是非现实资本,它的市场价值即它的价格,一般不完全取决于现实的市场评价,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4)它不是价值符号,而是价值收益索取的证明书。价值符号是价值实体的代表,它能兑换,但不能增值。而价值收益索取证明书,一般不能与价值实体对换,而寻求增值。有价证券的特点表明:虚拟资本只不过是能代表取得一定收益的所有权证书。由于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表现在不断变动的有价证券所代表的资本价值上,所以把有价证券称作虚拟资本。由此,我们能够说虚拟资本是其价值不确定的生息货币资本。生息货币资本与货币资本不同: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生产资本相联系,是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过渡的资本形式,而生息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生产资本没有直接的联系,不是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存在的一种形式,更不是一种资本的过渡形式。生息货币资本与信用制度、利息相联系。
有价证券是虚拟资本的载体,但不能说虚拟资本都反映为有价证券。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虚拟资本的思维逻辑中,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从多种角度,在不同的意义上定义了虚拟资本。概括地说,马克思从国债运用的非资本性和利息支付的资本设想,表明国债是虚拟资本;从股票市场价值取决于股票收益资本化,表明股票是虚拟资本;恩格斯从商业信用取代银行信用,银行信用又取代商业信用,指出开出汇票和汇票贴现制造虚拟资本;马克思从银行保持的准备金不代表资本,只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其价值是不确定的意义上,指出了银行家资本的构成大部分是虚拟资本。如果说上述虚拟资本都因以有价值证券作为载体,因而与有价证券有关,则马克思指出的银行家的资本大部分不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代表存款人的资本,以及同一资本在不同人手里转移使得一切资本好象增加了若干倍,因而也是虚拟资本的论述,就不纯粹以有价证券作为载体,而是以所有权的归属和转移作为载体。可见,马克思所指出虚拟资本的含义,既包括着有价证券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不确定性,也包含着所有权归属的不确定性,前者以有价证券作为载体,后者以运用资本的权利作为载体。
2.虚拟经济不完全等同于虚拟资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为了表达新生事物,人们引进了“虚拟”这一概念,如虚拟工厂(virtualfactory)、虚拟办公室(virtualoffice)、虚拟银行(virtualbank)、虚拟大学(virtualuniversity)等。在这里virtual没有虚假、虚幻的意思,而是指事实实际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状态(almaostwhatisstatedinfactbutnotinname),也就是说事物的现实状态与它自身的过去传统的名义状态相分离。如果我们把这种状态分离用哲学的“异化”来表达,则虚拟是对事物状态异化的理论概括,虚拟经济也就是对经济事物状态异化的概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有载体异化的经济活动,如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在网上为顾客提供信息,让顾客选择,提供商品,送货上门,一般人称为“虚拟企业”,虚拟企业与实体企业相比有它们的共性,即提供商品信息,满足顾客需求,但有它们的个性,没有可供观感的商品,没有可容纳顾客的营业场所等,所以,载体异化了。虚拟资本如股票,即可以把它称为载体异化的虚拟经济(因为它的载体是表现为所有权资本的有价证券,而不是职能资本的产出要素),又可以把它称为功能异化的虚拟经济,股票之所以称为虚拟资本不存在于它具有分割剩余价值的功能,而在于它能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通过买卖实现增值,这就说它能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实现价值增值,赋予了它新的功能。除了功能异化的虚拟经济外,还有形式异化的虚拟经济,如一种权利派生或转化为另一种权利,如银行资产证券化和期权等。这种状况表明:虚拟经济能够有多种活动或状态存在,如果以货币来计量这种活动的价值,并以此求得增值,则以货币计量的价值便成为虚拟资本,可以说虚拟资本是人们从事的实体经济以外的,以一定的价值求得价值增值的活动。这表明,虚拟经济中包括着虚拟资本,但虚拟经济不完全等于虚拟资本,二者涵盖的内容是有差别的。
3.虚拟经济不同于网络经济。网络是一个系统,网络经济是通过系统提供信息的一种经济活动。网络经济的存在为虚拟经济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如果从网络的客观存在来说,它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在的,比如it产业,它是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实体经济而非虚拟经济。但如果以网络为条件构建电子商务活动,形成虚拟企业,则网络产生的活动又成为虚拟经济。问题在于基于什么而言,或者说从什么意义上讲,它是虚拟的或非虚拟的。
4.虚拟经济不同于泡沫经济。泡沫经济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转瞬即逝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经济现象一般通过市场价格的急剧上升又急剧下跌表现出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人为的操纵、人们预期的失误等。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别于经济周期正常的波动。经济周期正常波动受客观因素制约,时间较长,呈现着阶段性;泡沫经济的波动是非正常的、受主观因素制约、时间较短、不呈现阶段性。泡沫经济除了反映在市场价格的波动中外,还会反映在其他领域,如虚报产值、虚报GDp等。前者可称为价格泡沫,后者可称为产值泡沫或GDp泡沫,可见泡沫经济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虚拟经济中有可能存在泡沫经济,但不能说必然存在泡沫经济。这就是说虚拟经济中还会不存在泡沫。所以虚拟经济不等于泡沫经济。而且泡沫经济不等于价格泡沫。这就是说泡沫经济不一定反映为价格过度上涨。
5.泡沫经济不同于经济泡沫。经济泡沫是指经济增长的状况中存在着泡沫,如价格泡沫、产值泡沫等。在经济增长中存在一定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从一这意义上说是正常的。经济泡沫进一步发展,可能成为泡沫经济。可以说从经济泡沫到泡沫经济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泡沫经济是不正常的,畸形的经济。
三、当代值得关注的虚拟经济
人们在考察虚拟经济时,多注重有价证券的市场特别是股票的上市流通,这自然是需要的。但在当代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虚拟经济,应当是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电子货币和网络银行。
1.衍生金融商品是在原本金融商品的基础上派生的。如果说原本金融商品是银行借贷契约、公司股票和政府或企业债券,则衍生金融商品便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派生的金融资产证券、股票及债券期货和期权。衍生金融商品相对于原本金融商品而言有其共性,但更有其个性。最重要的个性是与实体经济过程的联系不同,从而增值能力不同。公司股票和企业债券是实体资本的副本,与个别经济过程密切相关,其增值能力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的业绩和回报。但这一点,国债却不同:国债的增值能力不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的业绩和回报,而取决于政府的还本付息能力。政府的还本付息能力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而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相关。如果我们把其增值能力与个别经济过程密切相关的公司股票和企业债券,称为第1类虚拟资本,则我们能够把其增值能力与个别经济过程不密切相关,而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国债,称为第2类虚拟资本。
按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相对论,没有投资于实体经济企业,不在实体经济企业中发挥作用但又要求增值的货币都是虚拟资本,则银行借贷的货币资本也应列入虚拟资本之列,银行借贷活动也是虚拟经济活动。银行借贷活动关系的载体是借贷契约,借贷契约与实体经济活动过程密切相关,因而其增值能力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但银行作为“存款者的集中和贷款者的集中”,其增值能力又不完全取决于个别经济过程,而取决于社会经济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虚拟资本的银行借贷资本,处于第1类虚拟资本和第2类虚拟资本之间,可称作准第2类虚拟资本。
金融衍生商品是在前三类金融原本商品的基础上派生的。比如金融资产证券,便产生于银行贷款资产证券化。贷款资产证券化使得债权债务关系起了变化:证券化以前,银行与借款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双向的、个别的。证券化以后,银行把债权转让给金融资产证券的购买者,使得债权债务关系集合化和社会化,也就是说,债权人是广大的金融资产证券的购买者,债务人不是个别的借款人,而是集合的借款人。这样,证券化资产的增值能力,不取决于个别借款人的经济状况,而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资产证券与个别经济过程的关系不直接。由此我们把它称作第4类虚拟资本。
股票、债券的期货、期权交易,其对象是期货、期权合同,由于买进与卖出的合同能够抵消,不必在合同到期时实地结算、交割某一种金融资产,所以,绝大多数交易者不必在实际结算时,真正拥有这种商品,只是根据其价格的涨落支付差额。其增值能力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心理预期,可以说这类交易完全与实体经济过程无关,由此我们能够把这一类交易活动称作第5类虚拟资本。把虚拟资本从而虚拟经济作以上的划分,表明在当代,虚拟经济活动有相当一部分,独立于实体经济过程。影响虚拟经济活动的因素有别于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因素。虚拟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规律。
2.电子货币的兴起,对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1)电子货币的出现,改变着消费者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换方式。网上购物,电子交易能够完全取代支票和现金。但在这里需要权威机构的支持和信任,包括商家和银行,它们是能够被充分信任的第三者。(2)电子货币的出现改变着人们储蓄与投资的方式,有剩余的收入者能够在家通过电脑储蓄和投资,并获取大量的金融产品变动的信息,可以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络去希望去的交易场所。(3)电子货币的出现,使90%以上的财富在电脑网络里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并大大提高创造和追逐财富的速度。有人说,这个速度相对于20年前大约有3倍以上的提高。有人说,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中央银行的真实储备,从1974年的8:1上升到20:1。(4)货币电子化,不仅能节约资金给付、交换的时间,而且能从优选择资金的成本和收益,如能够在最佳的时刻上选择最优的利率和汇率。
3.网络银行的出现是上个世纪90年代金融领域中的一件大事,网络银行又称虚拟银行,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虚拟经济不能不关注网络银行。1995年10月,全球第一家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curityFirstnetworkBank)在美国诞生。这家银行没有地址,只有网址,营业厅就是主页画面,所有交易都通过互联网进行,员工只有10人,1996年存款达1400万美元,估计1999年存款金额达4亿美元。在美国,已经有400家金融机构推出了网络业务。据调查,在2000年以前,有16%的家庭使用互联网的电子银行业务,带来的利润占所有银行利润的30%。网络银行的出现对经济的影响是:(1)在网络银行的世界里,银行的规模不能再以分行数、人员数去衡量。(2)在网络银行的世界里,各银行的金融产品一目了然,客户很容易挑选出最有利的产品,银行很难再靠单纯的存放款业务生存,而必须推出特殊、高附加值的投资理财业务。(3)不论是实体银行还是虚拟银行,当前都处于一个以客户为导向的金融时代,设计出高附加值、个人特色强的金融产品是银行经营的核心所在。个人只要在网络银行上留下姓名、年龄、职业、家庭等资料,只要用鼠标回答薪金所得、不动产状况,电脑就可以自动评估信用等级。中国台湾玉山银行开办了个人贷款业务,只要信用评级在60分以上,就可获得60万元以下贷款。(4)网络银行对人才的需求有新的标准,不仅需要银行家,而且需要经济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们能设计模型,预测发展趋势,成为金融世界的先知先觉者。当然,网络银行的发展也要受到制度环境、投入成本、运作条件和法律保障等约束,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理念的更新,网络银行在虚拟经济中的地位将与时俱进。
虚拟经济源于经济主体又超越原经济主体,扩展了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缩短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时间,改变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观、信息掌握、资源配置以及运作方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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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3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非理性繁荣
不管是经济系统还是现实生活活动，脱实向虚趋势并非天生，而是人创造的工具本身附属属性的演化物。数字化生存样式运转中，产生脱离实体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因为人类实践对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对效率的天然追求，体现到现实世界中。
一、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的内涵和外延
近年来，有关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报纸、文献和文件数量众多，但是少见在进行论述或论断前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这两个概念进行具体界定的，基本都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直接进行观点阐述。这样或多或少会影响到论述时的目的性和准确性，从国内外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认知进行梳理归纳，得出相对明确的定义有助于更好地论述当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及相关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党政机关为代表的、以营利和创收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在国内发展迅速，但经济实体主要是指以企业形式为代表的商业活动实体，是对社会认知的概括，并非学术上的抽象概念。政治经济学概念上关于实体经济的提法并未出现。紧接着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学界对于虚拟经济的关注增多。比如中国知网收录的虚拟经济相关主题论文，由1996年以前的年均约12篇增至1997年的30篇、1998年的49篇、1999年的78篇，2000年的146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学界对于虚拟经济的关注迅速攀升。在国内，实体经济概念首次出现是在2000年，刘国光在《中国经济导报》上论述如何看待通货紧缩的过程中，以“供给”含义使用了实体经济一词。同年，曹红辉、宋翰乙等学者将实体经济作为与虚拟经济的对应概念使用。在国外，无论是《柯林斯高阶英语学习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牛津高阶英语词典》都没有收录“realeconomy”一词，而在elsevier文献库中，以“realeconomy”为题的文献截至2020年6月共计不到35篇，且发表时间最早是在2002年。由此可见，“realeconomy”一词不但是比较新的词汇，而且在国外并不常用。并且，国内将实体经济译为“realeconomy”并不严谨。刘晓欣认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实体经济（Realeconomy）也与名义经济（nominaleconomy）、符号经济（Symboleconomy）、货币经济（monetaryeconomy）以及金融经济（Financialeconomy）相对应，实体经济和这些经济形态的区分往往是以能否计入GDp作为衡量标准[1]。“realeconomy”与国内所说的“实体经济”其实并不是同一个意思。在国际上，“realeconomy”主要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与名义经济相对应，指的是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实际经济。第二种是与账面经济相对应，指的是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系统之外能够产生现实经济效用的经济活动。徐康宁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不以经济为目的的服务部门，如教育、文化、艺术等部门，不应纳入实体经济部门[2]。而虚拟经济这一概念应该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虚拟资本”一次引申出的，国外学者相较于虚拟经济与虚拟资本的提法，更多地使用“去工业化”和“金融化”这两种说法。比如，美联储认为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合起来就是非实体经济的全部。刘骏民等认为，如果虚拟资产的价格是受实体经济的成本支撑的，则虚拟资产的价格波动与实体经济成本波动之间应存在比较紧密的关系[3]。田国强认为，所谓虚拟经济，一般有两种定义：一是指与虚拟资本有关、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经济循环运动……二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相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4]。综上所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这对概念是国内学者的理论创新，目前暂未在国际上被大范围引用。国际上，类似于实体经济的概念可能是工业化，类似于虚拟经济的概念可能是去工业化或金融化。国内学者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概念的界定大多涉及到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这一界定实质上暗含着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对立的逻辑，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无所谓体力或脑力，关键在于财富增长背后的劳动与非劳动要素。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划分依照其中凝集的抽象劳动更为合适，经济系统脱实向虚实质是资本数字化的表征。
二、非理性繁荣的源起
理性繁荣有个前提：即使不是每一个个体都可以以理性进行商品交换活动，至少绝大多数市场中的主体可以以理性做出决策。由此提出的有效市场理论是：在平均利润率为零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人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赚到钱的时候，市场才能达到理想均衡。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一方面，自市场诞生之初，差额交易就随之产生，人们对于商品的价值无法做出绝对切合的判断。同时，人们认识到存放于账户中的钱即使在数值上没有减少，在实际效用上却在贬值，让其进入流通环节是使资金保值增值的最好办法，基于这种预期进行的交易，本质上就倾向于从交易中获得顺差而非平等交换。另一方面，人天生就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强行割裂这二重性在现实中与人的天然属性相悖。实际上，对立统一的感性与理性，成为了非理性繁荣的源起。与理性繁荣相对应，非理性繁荣类似于凯恩斯所提出的“动物精神”。凯恩斯认为，关于结果要在许多天后才能见出分晓的积极行动，人们的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的本能——一种自发的从事行动、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它不是用利益的数量乘以概率后而得到的加权平均数所导致的结果[5]。即人们大多数的主动行为是出自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不是一种基于理性的预期和判断。同时，非理性繁荣还与生产力发展的逻辑紧紧关联。经济系统中脱实向虚的过程并非现代才出现。比如，货币发展的过程，贝壳、铜币、金银等一般等价物逐步被契约、纸币等货币符号代替，到了现代，货币的实体形式也逐步消解，而这一过程中，货币的使用便捷度在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也能折射出经济系统发展的过程，甚至是生产生活样式的演变过程。虚拟形态由于其便利性逐步替代受到环境制约较多的实体形态，反映到现代社会，可以说是数字化的生产生活样式逐步替代实体生产生活样式。在此过程中，生产生活虚拟化的物质基础是不断发展的技术，而其心理基础是对于便捷和信任的追求，即使这种信任有时仅仅表现为人们对减少猜疑所能带来的便利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的虚拟化过程是人们追求便利的过程，这是虚拟经济肯定性的来源，但这种对于便利的追求是否在过程中使得便利走向自身的对立面——不便，值得我们思考。因为，虚拟经济在根本意义上从属于实体经济的外延。外延意味着非独立运转，虚拟经济必须依存于实体经济，正如房地产公司的生存根本在于一栋栋现实的房屋。经济脱实向虚是经济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过程之一，数字化样式的迅猛发展使得二者间的统一性式微，矛盾性突显。
三、当下经济系统脱实向虚现象的归因
对于便捷或效率的追求，促使实体经济系统具有向非实体发展的趋势。与脱实向虚进程所契合的文化、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进程的非理性发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与稳定。
（一）文化因素
1.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对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主要影响可以用罗伯特·J·希勒的一句话概括，“肤浅的观点比深刻的分析更受欢迎，这就是有声媒体的本质[6]。”总的来说有三大方面的影响：一是吸引公众注意力于投机活动；二是对虚拟经济前景的过度乐观推测；三是通过反馈机制放大繁荣与衰退的影响，大幅增加经济波动幅度。毫无疑问，在报纸、电视、手机问世之前就存在价格投机活动，但以往的投机活动基本上都具有实体基础，即使是哄抬物价或投机倒把，实物的存在还是必不可少的。虚拟经济的到来，使得实体的存在都变得不再重要，而新闻媒体一方面激发了大众投机的兴趣，另一方面为虚拟经济提供了默认的合理性阐述。2.全球化浪潮下的乐观主义。在经济市场中，人们对于经济系统现实情况的判断并不严谨，面对新生事物，人们很容易得出一般性结论：这个事物可能有带来时代变革的巨大潜力。例如，面对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众在众多非正式学者的引导下，普遍认为互联网将对生产力产生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思考由代码建构的互联网是否真的会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时，我们需要将它与过去的近似产物相对照，比如铁路、电话、汽车、飞机和高速公路等。所有的这些设施设备都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助力了经济和产业的升级。我们并不能肯定地说，互联网对当下经济的重要性高于上述的任何设施对那时的经济的增长作用。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认为，互联网会产生比过去更快的增长。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已经反映到经济系统中，特别是虚拟经济系统。最为典型的是比特币，一连串由字符构成的代码，却能够吸引大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诚然，我们的经济在发展进步，但是远非如乐观主义所预期的那样。当世界经济增长3%的时候，往往市场中的预期能达到10%甚至更高，这一点从不合理飙升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可以轻易看出。
（二）心理因素
1.从众心理。整体上，人们难逃从众心理的影响。一是行业的繁荣总会刺激到人们对参与财富分配的欲望；二是人们在评估虚拟经济的可靠性与合理性时，往往不愿意选择复杂的思考和求证，而是诉诸于其他多数人与部分权威。很多时候，即使人们自身有着犹豫和怀疑，但对自己判断的信任程度并不比对他人与权威的高。比如油画，是否夸大了诸如《星空》、《蒙拉丽莎》、《格尔尼卡》之类油画的价值？我们如何判断一个油画作品比另外一个作品能好的多得多，以致其估价是另外一幅作品的数千倍甚至数万倍？人们心中有着疑惑，但是并不影响人们在做出最终决定时选择抛弃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现实并没有与自身实质性的或直接性的关联时。但这样往往表现为恐慌的迅速传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公众态度出现截然相反的转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怀疑的态度或观点早已预先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当支撑怀疑的事实出现了或者未出现能消解怀疑的事实时，人们的选择整体上体现出从众心理。2.赌徒心态。从全球角度看，平均每年5%～10%的货币贬值率使得人们对于存于账面的钱并不那么满意。对账户中“数值固定”的钱能转变为“聪明钱”的预期，促使人们选择性忽视市场经济中的多重风险。特别是出于幸运的繁荣助长了这种感性心态的滋生与漫延，比如自2020年初至年中，国内外黄金价格飙升，大量资金涌入黄金交易市场，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数据，黄金etF持仓量迅速增加。然而自8月起黄金价格逐步回落，黄金etF持仓量也出现快速减少。面对一段时期内的繁荣表象，人们的赌徒心态暴露出来。3.低投入、高回报带来的快乐。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增值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以启动资金、土地、设备等为代表的原始资本，以一种默认或部分公认的形式，成为了资产所有者“不劳而获”的物质基础。当人们只需要将银行里的存款投入股票市场，在焦灼的等待中发现“钱能生钱”的时候，这种快乐感就会愈发强烈。虚拟经济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并未在实体世界中创造出与其虚拟增长规模相当的价值。比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因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预计约为1.9%，经济增幅对比前几年出现明显的下降。与这种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证指数自2020年1月2日至12月初累计涨幅约10.89%，可以看出不少人对经济预估的乐观程度较高，远远超出年度实际经济增速。
（三）结构性因素
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4
【关键词】CRopwat；农产品；虚拟水；水资源
一、引言
中国是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是全球人均淡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缺水总量估计为400亿立方米，每年受旱面积200万-260万平方千米，影响粮食产量150亿—200亿千克，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全国约有7000万人饮水困难。陕西省是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①（表1），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平衡，关中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38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水平的1/8，陕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为890立方米，低于国际公认需水线，陕南地区人均水资源量相对较高，但水资源主要集中在汛期。陕西省水资源利用中，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66.5%（表2），其中，农产品生产是农业用水的主要构成。陕西省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农产品生产对陕西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产品生产耗水量较大，水资源短缺已对部分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虚拟水是在研究水资源配置效率过程中伴随资源流动而提出的概念，被认为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重要策略。基于此，本文对陕西省农产品虚拟水进行分析，寻求缓解水资源短缺和陕西省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二、文献回顾
虚拟水是英格兰伦敦大学allan[1]教授1993年首次提出的创造性概念，1996年正式界定虚拟水定义：指生产商品或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量。虚拟水是以虚拟形式包含在产品中的看不见的水，但又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之一，产品之间贸易必然引起虚拟水的转移，这种转移被称为虚拟水贸易。若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购买水密集型产品从而节约本国水资源，达到本国水安全的目标，此项措施被称为虚拟水战略。因此，虚拟水成为很多国家解决国内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新思路，虚拟水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
目前，虚拟水的概念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都得到了拓展，Hokstra和Chapagain（2003）提出测算一国的虚拟水流量并不能真正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随即提出水足迹（waterFootprint）的概念和测算方法[2]。通过水足迹将虚拟水概念与消费联系起来，拓展了虚拟水概念的范围，为水资源供给和需求管理提供了新视角。虚拟水概念横向发展也非常迅速，虚拟资源（如虚拟土地、虚拟氮、虚拟二氧化碳等）概念的出现是虚拟水概念的不断拓展。
国外学者对虚拟水的研究相对成熟，虚拟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领域，尤其是粮食问题上，但关于食物消费领域和流域水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也有部分学者对虚拟水的研究提出质疑，JeffreyJ.Reimer（2012）提出是否将虚拟水作为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概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3]，虚拟水贸易是否是国际经济学和比较优势的长期发展，这对一个国家的产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针对虚拟水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全国或分地区农产品、畜产品虚拟水含量的测算上，研究区域以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为主。国内对虚拟水关注较早的是程国栋[4]，他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水资源社会化管理与水资源恢复重建的关系。靳军英（2011）针对虚拟水在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水资源富足地区应发挥区域优势，开发和生产水资源密集型产品；水资源缺乏地区则需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效益特色农业，通过虚拟水贸易减缓水资源压力，实现生态—经济—水的良性循环[5]。可见，对虚拟水的研究在一定程度可以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这对水资源贫乏的地区尤为重要。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CRopwat方法
CRopwat[6]是由Fao土地和水发展司（1992）建立的用于灌溉计划和管理的计算机程序，主要包括参考蒸散量（et0）、作物需水量（CwR）及作物与灌溉计划的计算。本文利用CRopwat软件对陕西省部分农产品的作物需水量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根据该区域农作物的平均产量，计算出单位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VwC）。通过分析陕西省农产品生产的所需虚拟水量，为该地区农业节水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采用CRopwat方法计算et0、CwR、VwC的方法如下：
首先为参考蒸散量（et0）的计算，et0的计算通过penman-monteith公式[7]得出：
（二）数据来源与选取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包括气象数据、作物参数和农作物产量数据。其中，气象数据包括太阳辐射、月平均最高和最低气温、相对湿度、日照时数、风速、月降水量及土壤条件，该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作物系数是作物需水量与参考蒸散量之比值，该数据也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农作物产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陕西统计年鉴》。
由于陕西省农产品生产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西安市则是关中地区典型代表城市，考虑到陕西省西安市气候数据的代表性和易得性，本文最终选择西安的气象数据作为计算作物需水量的依据，这与陕西省农产品的生产状况也是相吻合的。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本文利用CLimwat2.0和CRopwat8.0软件来处理数据，利用陕西省西安市的气候数据（表3-4）得出主要农产品的参考蒸散量（et0）和作物需水量（CwR）。
由表3可知，西安市的参考蒸散量（et0）在不同月份差异较大，参考蒸散量最小的月份是1月份为0.99毫米每天，参考蒸散量最大的月份是6月份为5.11毫米每天，平均蒸散量为2.70毫米每天。这与西安市的气候状况是吻合的。根据CRopwat8.0软件的处理结果：西安市的有效降水量平均为509.4毫米（表4）。
选取的主要农作物为四大类，分别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及蔬菜。各种农作物的需水量（CwR）的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粮食作物主要选取小麦、稻谷和玉米3种，经济作物选取棉花和烟草2种，油料作物选取花生1种，还将蔬菜纳入主要农作物中。计算结果显示：在选取的7种农作物中，需水量最大的是稻谷，其次为小麦、棉花、烟草、蔬菜、玉米和花生。总体上，粮食作物的需水量大于经济作物。
根据农作物的需水量（CwR）的测算结果，计算出的单位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表5）显示：粮食作物中小麦的单位虚拟水含量最高，为0.13，其次为稻谷和玉米，分别为0.08和0.06。经济作物中烟草的单位虚拟水含量较高，达到了0.15，棉花则相对较低，为0.07，油料作物花生的单位虚拟水含量为0.10，蔬菜作物单位虚拟水含量最低，为0.01。可见，7中主要农作物生产中，虚拟水含量最高的为烟草，其次分别为小麦、花生、稻谷、棉花、玉米、蔬菜。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CRopwat模型对陕西省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和虚拟水含量进行测算，初步得到以下结论：（1）在选取的7种主要农作物中，作物需水量最大的是水稻，需水量最小的花生，所选取的粮食作物需水量普遍大于其他农作物的需水量。（2）所选取的农产品中，单位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最高的是烟草，最低的是蔬菜。（3）通过对比分析，稻谷和烟草是生产过程中耗水量最大的产品，花生和蔬菜则是生产过程中耗水量最小的产品（表6）。
因此，为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节约用水，使整个农业产业的总体经济效益得到提到，并能最大限度的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陕西省各地区应根据本区域的水资源世纪储存、利用状况，适当调整农产品的生产与种植。关中地区作为陕西省重要的粮仓，在人均水资源利用率较低的情况下可适当减少水稻、烟草的生产，增加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及蔬菜等的生产。陕南地区水资源相对充沛，可根据实际自然资源情况，必要时加大水稻的生产以满足粮食的需求，无需刻意考虑减少此种产品的生产，对于耗水较低的小麦、花生、玉米等可考虑增加播种面积。陕北地区干旱少雨，尽量少种植烟草、应多考虑蔬菜的种植，并尽可能采用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充分利用稀缺的水资源。
【基金项目】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12JK1051）；西安翻译学院校级科研项目（12a11）
【注释】
①根据国际公认标准：1000m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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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5
关键词虚拟水贸易;水安全;粮食安全;政策化
中图分类号F746.14;U6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5-0134-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2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东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allan教授提出了虚拟水(Virtualwater)的概念,专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1]。这个概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被人们逐渐认识其对于实现区域和全球水安全具有的重要意义。
1研究进展
2002年第二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荷兰海牙召开,虚拟水作为单独的议题被提上日程。同年12月在荷兰的戴尔福特(Delft)以虚拟水为主题建立了工作组,对虚拟水的概念、意义和理论依据做出了较为广泛和详尽的讨论。经济学家Hokstra和Chapagain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原有的虚拟水流量测算方法不能真正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提出水足迹(waterFootprint)的概念和测算方法[2]。水足迹将虚拟水概念与消费联系起来,用以衡量国家、地区、部门或个人水资源的消耗状况,为水资源需求和供给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拓展了虚拟水概念的应用范围。Hokestra和Chapagain等人提出水足迹的概念之后,对虚拟水流的计算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运用“树形结构”将虚拟水含量细分为农作物虚拟水含量、加工品虚拟水含量、动物虚拟水含量和工业产品虚拟水含量。并初步计算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虚拟水流量和各国的水足迹大小。Chapagain在进行国别研究的时候将虚拟水进一步细分为绿色虚拟水、蓝色虚拟水和灰色虚拟水,对虚拟水贸易与环境保持的关系进行了量化探讨,将虚拟水概念引入了生态环境领域[3]。
虚拟水和水足迹等概念的提出逐渐理清了虚拟水理论的逻辑脉络,在此之上,学者们也不断探讨虚拟水理论的深层次依据。allan教授认为虚拟水概念最核心的理论基础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将一国较为优势的资源出口本国将获利”。
随着虚拟水理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将虚拟水政策化的讨论也逐步展开。2003年3月第三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日本东京召开,正式讨论虚拟水贸易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将虚拟水理念政策化提上了日程。而这一主题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顾忌的问题,至今仍是各国学者讨论的热点。2003年4月世界各国学者就虚拟水政策化主题召开了电子会议,专门探讨各国水安全、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2005年9月,德国发展研究所(GermanDevelopmentinstitute,GDi)建立了虚拟水贸易工作站。2006年第四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墨西哥召开,专题讨论阿拉伯地区的虚拟水贸易与水安全的关系。2006年8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专题召开了水资源周讨论虚拟水理论的进展和应用。2009年3月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粮食与水”、“水的综合管理与保护”等论题中再次讨论了虚拟水理论的政策化问题。最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资源公报提出力求使水足迹平衡的水中立(waterneutrality)概念,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减少和补偿水足迹影响的概念[4]。水中立指尽可能理性地减少某项活动的水足迹并补偿剩余水足迹的负外部性。水中立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将利益相关者与水资源管理相结合的良好工具,有利于探讨减少水足迹目标和机制,从而对剩余水足迹环境和社会影响实现补偿。
此外,虚拟水概念不仅纵向不断延伸,横向发展也非常迅速。虚拟资源概念的提出将虚拟水与虚拟土地、虚拟二氧化碳、虚拟氮等概念相提并论,为全球资源量化及贸易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一些学者将水足迹概念与生态足迹、碳足迹等概念联系起来,使人们的消费对自然的影响更为清晰、以量化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Heokastra等人)。也有一些学者将虚拟水换算成生物能量,使虚拟水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一个支点(pwGerbensLeenes等人)。这些都为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不断开拓视野,打开思路。
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主要考虑需要实现两个政策目标:第一,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国家和地区之间水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国家和地区的水安全。第二,在实现国家和地区水安全的同时,确保虚拟水贸易不影响该国、该地区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如何实现,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双方都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
刘?哲等:虚拟水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化研究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5期2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各方争论
2.1国外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从虚拟水相关理论提出伊始,关于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国外学者就一直在争论和讨论。在虚拟水和水足迹概念的框架下,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前瞻性研究。allan研究得出中东地区的30个国家正在通过进口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的方式进口虚拟水,来补偿日渐减少的水资源。Hakimain,turton,wickelns等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虚拟水贸易量和虚拟水流路径作具体的分析测算。HoekstraandHung报告了全球食物以及其他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贸易中的虚拟水平衡测算结果[4]。以色列大学的HillelShuval指出,中东的干旱国家拥有极少的水资源,这些水应该用于更为急需的地方;进口富含虚拟水的农产品能够兼顾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东京大学mDSirajulislam对全球虚拟水流向对缓解缺水地区水资源压力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全球水资源的空间分布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了非均衡的重新分布,全球没有水资源紧缺压力的人口减少,中等压力和高等压力的人口增加,但极度缺水的人口减少。Hoekstra和Chapagain提出全球农产品贸易量的增长快于全球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这意味着全球粮食供给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由于消费了更多的工业制品而使其水足迹更大。mariaBerrittella等人通过建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w)将虚拟水纳入全球贸易分析框架。结论显示未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当贸易模式转变时(贸易产品虚拟水含量不同),该地区的水资源使用量增加;而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则倾向于出口更多的富含水产品。这使全球范围内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
国外支持虚拟水理论政策化的学者一般将虚拟水问题放置在全球贸易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做了大量的国别研究。对品种的研究也都以国家为单位,为各国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第一,虚拟水贸易的确对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二,虚拟水贸易对部分缺水国家,如中东北非等国的水资源紧缺现状确实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第三,在贸易结构调整中考虑虚拟水因素确实能够提高水资源管理的效率。
提出质疑的学者也并非对虚拟水贸易理论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虚拟水贸易具有优化水资源配置效率前提下,针对如何平衡国家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将虚拟水这一因素作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结构的唯一主导因素。一国政府出于对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来解决水资源问题。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一国现有水资源和虚拟水贸易的潜在供水能力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通盘考虑。但是具体如何将以虚拟水为表现形式的水资源要素纳入到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中各国学者只给出了研究的思路,而实证性的研究尚未完成。
Hofwegen认为虚拟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决不是简单地让贫水国家和地区进口虚拟水,要将虚拟水战略作为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彻底了解虚拟水贸易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状况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应从货币(通货)、粮食安全、粮食、就业和水资源等几个方面来研究。wichelns在研究中也指出[5],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虚拟水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增强其政策相关性和实际应用性,但虚拟水贸易理论只是在水资源方面揭示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并不应该在政策的制定方面仅仅依据虚拟水贸易,应该全面地考虑到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诸多方面因素,全面确定优势项目进行生产和贸易。wichelns指出了虚拟水贸易与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差异,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资源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性分析。
2.2国内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国内学者对于虚拟水的研究目前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分地区分产品虚拟水含量的测算以及分地区虚拟水流量的初步估计;第二是全国性分品种虚拟水含量的测算、虚拟水流量的估计和虚拟水贸易战略研究。
中国虚拟水理论在实证研究领域最多用于分析西北干旱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周俊菊等人测算了2002年甘肃省13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焦文献等人应用impaCt等式分析了甘肃省1990-2003年虚拟水消费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王学权和卢琦计算了青海省共和盆地(共和盆地地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地,是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肆虐的一大策源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年净消费的虚拟水量,分别为878.43m3和1105.61m3。黄晓荣等人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宁夏地区2002年虚拟水输出量、水足迹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的消费利用状况。于茜等人测算了1990-2004年新疆地区五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桂东伟等人认为新疆有限的水资源不可避免地导致绿洲农业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的矛盾。肖玲等人提出了虚拟水指数的概念,并对陕西省1989-2004年的18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时空变异分析。
此外,一些学者也运用虚拟水理论探讨了半干旱地区和水资源相对丰沛地区的水资源合理利用问题。陈光和杨静应用虚拟水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对辽西主要农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进行了计算,并对未来水资源供需平衡作了预测。崔嫱等人利用各类农作物虚拟水含量标准,计算了1997-2002年浙江省各地市主要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和不同类型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马忠和张继良认为虚拟水战略是水资源社会化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二人计算了张掖市产业间虚拟水的净转移以及区域虚拟水的调入调出,构造产业间虚拟水转移矩阵,清晰量化各产业间虚拟水的转移去向。吴争程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福建省各行业的虚拟水流量,分析了福建省经济贸易中的水调配量,结果表明福建省以虚拟水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输出了大量水资源。严冬等利用水资源模型输出的蒸散发量,对黑河中游农作物初级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虚拟水贸易、虚拟水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发展代价分担等内容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王红瑞等确定了北京市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对北京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农业用水及其对GDp的贡献做了计算,并对各类农作物历年虚拟水含量及其结构变化进行了测算。
分地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不同地区不同产品之间虚拟水含量及虚拟水流量的差距,基本上肯定了两点:第一,作物生长对水资源的需求可以通过其虚拟水含量来体现,从而虚拟水含量可以作为优化产业布局的因素之一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第二,虚拟水流量对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确实产生影响,对水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分地区的虚拟水研究并没能阐述虚拟水国际贸易如果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应如何应对,也就是说虚拟水战略的制定如何与农产品贸易战略相结合的思路还没有被理清。
国内最早关注虚拟水战略问题的是程国栋,他指出虚拟水是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的新思路,从国家角度出发,我国粮食安全应该靠自给,但是区域内部地区的粮食安全则没有必要完全自给。此外,柳文华等人分析了虚拟水的政策内涵,估算出1980-2000年小麦、玉米贸易中虚拟资源的实际输入情况。刘幸菡和吴国蔚运用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方法对我国2000-2002年36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测算了我国该三年的农产品虚拟水流[6]。王红瑞和王军红测算了中国各省市畜产品虚拟水含量历年变化情况和各类畜产品现状分布情况。马静等人借助虚拟水的概念,测算了4类主要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分析以粮食为载体的虚拟水国际、区域流量关系勾勒出了我国虚拟水贸易的基本格局。认为虚拟水战略可作为跨流域调水的补充,在保障缺水地区水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孙克将虚拟水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讨论比较优势理论在虚拟水贸易中的应用,将虚拟水研究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李少斌测算了9种农产品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城乡虚拟水消费量。施宜和李磊将熵权理论引入虚拟水战略研究框架,分别计算并比较了西北4省和中部4省的熵权,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熵权大的省份的生产优势,而对耗水多的作物可以考虑尽量避免在缺水地区生产。
国内多数学者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不支持较大幅度的粮食进口。中国在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占据了巨大的份额,其贸易额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市场和粮食价格变动将影响世界的任何地方[7]。但近年来水资源短缺不仅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对虚拟水贸易战略的不断深入研究揭示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虚拟水流量成净进口状态,这对缓解我国实体水资源供需缺口确实起到了作用。第二,中国虚拟水进口要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保证粮食在自给率下降不大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国际贸易结构来实现虚拟水的进口更有利于将虚拟水贸易理论纳入政策框架。第三,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可以通过地区间的虚拟水贸易缓解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3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途径的探讨
(1)将虚拟水等新型资源概念与传统生产要素一起纳入到产品国际竞争力测算之中,调整国际贸易框架和国际贸易战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国家能够称可以完全实现自给。水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农业也是经济活动,只不过由于定价的困难以至被忽略。这些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都应被纳入到市场的框架中加以分析,运用市场的力量加以推动,只不过进程要很缓慢。虚拟水资源管理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allan)。影响虚拟水贸易的政治因素可以划分为进口国因素、出口国影响因素和国际政治环境三大类(刘红梅等)。各国在考虑到完全依赖进口粮食后所形成的粮食供给风险的不可接受性,都认为需要一揽子的贸易协议,而不是完全依靠进口虚拟水来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
对于尚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受到全球化、工业化进程的威胁,同时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新筹码,也有可能成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的新动力。在粮食、能源、资源全球流通的情况下,一方面不能固守高自给率的低效率发展,另一方面还应该更多的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顺应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将虚拟水与其他因素一起纳入到宏观调控框架虽然有诸多技术上的困难,但其政策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2)通过建立第三方协议来保障虚拟水贸易的可持续性。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顾忌就是国家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虚拟水贸易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学者们质疑依靠粮食进口解决水资源紧缺状况的根源。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想实现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水安全以及维护粮食安全,可以建立第三方协议来实现。例如,可以建立世界粮食银行来从制度上保证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可贸易性(HillelShuval)。
(3)将虚拟水理念纳入到农业区域布局和区域贸易战略结构中。不同地区不同作物虚拟水含量的差别给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区域间虚拟水贸易提供了依据。结合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调整农业布局和农产品区域贸易结构是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另一途径。运用虚拟水战略,从国内粮食生产富足的省份调运粮食,实现地区间粮食供给平衡,可以更好地保证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地区的粮食生产,缓解缺水地区自身水资源的短缺压力和生态压力,实现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国栋)。驱动虚拟水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耕地面积,虚拟水总是从水资源短缺但耕地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流入到水资源丰富但耕地短缺的国家或地区(mDineshKumar,opSign)。这与中国“南水北调,北粮南运”的现实相吻合。对中国南北方农业布局和贸易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增加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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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ofVirtualwatertradetheoryanditsRelatedpolicies
LiUZhe1LiBinglong2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Beijing100194,China)
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6
关键词：虚拟水；虚拟水贸易；水资源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10-04
“虚拟水”这个概念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tonyallan在非洲研究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表明虚拟水是生产商品或服务中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它以“无形”的形式寄存在产品和服务中，与实体水相对应[1]。1996年，tonyallan教授正式定义了虚拟水的概念[2]。目前，虚拟水概念有两个实际方面的应用：虚拟水贸易和虚拟水消费[3]。虚拟水概念的提出，为人们水资源保护和水资源安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后来陆续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虚拟水贸易”这一概念。虚拟水贸易可以发生在国家之间、洲际之间也可以应用在当地或者河流盆地之间[4]。其最直接的积极效果是有利于进口国家和地区节约水资源[5]。国内对于虚拟水贸易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的方式进行水资源的合理调配，研究方向包括虚拟水产品的量化、虚拟水战略与粮食安全、虚拟水贸易背后的经济学原理，以及虚拟水贸易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应用等[6]。
一、虚拟水贸易的理论基础
（一）资源替论
资源替论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基本原理之一。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技术进步的意义是实现资源替代。从广义上理解，“资源替代”意味着在生产规模扩大当中，外部的资源替代自身资源、较高层次的资源取代较低层次的资源所起的作用（姚志君，2004）[7]。一般认为，水资源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但就区域或者国家个体来说，水作为一种资源同样具有可替代性，一方面，缺水地区可以通过跨地区调水，用其他地区的水资源来替代本地区的水资源，更高层次上，缺水地区可以通过虚拟水贸易直接获得需要用水资源进行生产的产品，从而替代参与生产的那部分水资源。事实上，这种替代已不再是资源本身的替代，而是资源功能的替代（刘宝勤等，2006）[8]。
（二）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属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是以a.斯密的绝对成本论为基础，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为核心，经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的补充和完善而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惠兰，2004）[9]。该理论认为，各国或区域在要素禀赋上存在的差异，使得生产投入要素价格也存在差异，进而用导致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差异来解释了国际或区域比较优势的差异。虚拟水贸易的实质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10]。当虚拟水贸易的合法性在经济理论方面受到质疑的时候，ReimerJeffreyJ.通过澄清误区和开发新方案使得虚拟水贸易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1]。虚拟水贸易是同国际贸易相伴相生的，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我国，可以为解决水资源短缺和保障水资源安全提供一个新思路[12]。
二、虚拟水贸易研究的意义及其与生态的关系
（一）虚拟水贸易研究是保障水资源和粮食安全的需要
虚拟水贸易旨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向另一国家或者地区购买水资源密集型产品，尤其是粮食但不限于粮食，从而保障粮食安全[1]。RobertoRosonandmartinaSartori运用虚拟水理论对地中海地区水资源安全做了分析[13]。talebm.abu-Sharar在约旦地区，分析了虚拟水在水资源管理的作用，特别指出，继续进口粮食是缓解粮食紧缺和节约水资源的有效途径[14]。
未来三十年中国将面临新增粮食需求1.4亿～2亿吨的巨大压力，如何保证粮食供给和保障粮食安全，成为摆在面前的大事。马静、汪党献等通过研究提出，虚拟水战略可作为跨流域调水的补充，在保障缺水地区水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5]。鲁仕宝、黄强等通过运用虚拟水理论对缺水地区进行研究，提出虚拟水可以作为一种调节手段，增加缺水地区的水供给，保障水安全和粮食安全[16]。对于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张志强、程国栋通过研究发现，进口虚拟水可以减轻本国水资源的压力，提出虚拟水是一项适合干旱半干旱地区作为保障水资源安全采用的战略工具[17]。在虚拟水和环境效益方面，张雄化（2015）通过测算发现，虚拟水进口越多的地区环境效益越差，提出要国内蓝水战略和国际虚拟水战略并行[18]。朱启荣（2014）[19]基于虚拟水贸易理论，利用2010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与44个行业数据，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虚拟水强度、进出口结构、外贸中的虚拟水流量与调整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节水效应及方法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能够产生巨大的节水效益。
（二）虚拟水贸易与生态的关系
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知道，水资源丰富的国家利用其比较优势出口水资源密集型产品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如果过度开发水资源，对于虚拟水出口国的环境生态也会产生消极影响。比如美国奥加拉拉蓄水层，它的地下水抽取率远远高于自然补给率，超过90%的地下水灌溉了美国至少1/15的农田[20]。如果长期保持地下水抽取率高于自然补给率，蓄水层就会面临枯竭的危险，反过来蓄水层的枯竭会使地表水流量减少甚至枯竭。虚拟水贸易加剧了缺水地区的用水压力；水资源过度开采，造成地下水漏斗，海水倒灌；影响土地的利用结构，导致土地沙漠化；挤占生态用水，影响生物多样性（夏汉林、刘渝，2014）[21]。王海兰、牛晓耕等通过研究发现，传统水资源配置手段只能缓解水资源的供求矛盾，不但不能从根本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还可能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虚拟水贸易，就成为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必然选择[22]。在生态环境的约束下，发展虚拟水贸易是发展生态农业、合理配置水资源以及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的新思路（任海军、陈立梅，2010）[23]。严立冬、屈志光等（2011）通过运用“虚拟水”理论与“粮―水”协调度，分析了国内农业虚拟水区域间流动格局，提出了虚拟水生态资本权益补偿的水资源区域管理政策，通过“区域虚拟关税”模型的建构，对区域虚拟水生态资本权益补偿问题进行了探讨[24]。蒋雅真、毛显强等（2015）[25]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潜力的进口贸易部门进行辨析，发现货物进口贸易对缓解中国资源环境压力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合理地扩大进口，优化进口贸易结构，能进一步发挥进口贸易规避国内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重要作用。
三、国内对虚拟水贸易的主要研究方向
国内现在对于虚拟水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缺水地区的省际虚拟水贸易研究和虚拟水贸易影响因子的研究。黄敏等（2016）[26]通过投入产出及io-SDa等方法分解分析变化的影响，发现真实用水系数和真实中间投入技术是虚拟水贸易变化的主要负向因素，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不同部门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直接用水系数和中间投入技术分解出的结构效应都不明显，中间投入进口比率效应也不明显。王红瑞等（2007）通过对各类农作物历年的虚拟水含量及其结构变化的研究，再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对北京农业虚拟水贸易进行了计算分析后发现，近年来，北京地区粮食作物虚拟水总量持续减少，经济作物虚拟水总量却呈上升趋势[27]。张宏伟、夏冰等（2011）等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分析比较了2007年我国第一二产业中各行业水资源的直接消耗、完全消耗和间接消耗，研究我国各行业间水资源消耗的间接拉动，发现农业和基础工业是主要的用水来源，减少消费端的物质消费是减少资源消耗的最终途径，仅仅考虑调整产业结构只是将资源消耗大的行业进行了区位上的转移[28]。马超等（2011）基于虚拟水战略视角，对2005―2009年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虚拟水流动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得出，我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依然存在较大逆差，由此决定了虚拟水净进口量的逐年增加，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贸易的内部结构发生了一定改变，而从贸易品种来看，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结构依然较为单一[29]。
四、虚拟水贸易中虚拟水含量的定量计算
虚拟水贸易最初用于对农产品的定量计算。农作物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思路基本都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推荐的彭曼公式，大多在这一公式基础上进行计算。目前对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ChapagainandHeokstra提出的研究不同产品生产树的方法（Chapagain，2003）[30]，另一种是Zimmer和Renault基于对不同产品类型如农产品、工业品、畜产品等进行区分的计算方法（Zimmer，2003）[31]。国际上投入产出法被较早运用在虚拟水贸易研究中，比如Velazquez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西班牙andalusia地区分部门的直接和间接虚拟水消费，指出了虚拟水消费最多的部门[32～33]，他还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了该地区的虚拟水贸易状况，发现每年90%的水资源消费来源于农业，超过50%的农业虚拟水出口，据此提出要减少该地区的农产品虚拟水出口[34]。我国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是在引进国际上主要计算方法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上述以区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都不同程度地计算了所研究地区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程国栋、龙爱华、张敦强等众多学者对农产品中虚拟水的含量进行了计算，并扩展到动物产品和工业品等领域。高秋杰等（2011）对林产品中的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测度[35]，项学敏等人（2006）对工业产品中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工业品的虚拟水含量计算方法[36]。周姣、史安娜（2008）提出了改进的水资源投入产出表的计算方法：将新鲜水资源使用量和废水排放量纳入国民经济行业价值型，把传统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和水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循环描述相结合。这样不仅计算了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虚拟新鲜水”，同时计算了“虚拟废水”对生产地或国家的环境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37]。
五、未来研究展望
在过去的发展阶段里，虚拟水理论获得了较快程度的发展，但还不算完善。目前国内外对于虚拟水和虚拟水贸易的研究，重心都放在农产业领域和虚拟水贸易影响因子的测算上，完善的数据共享体系尚未建立，这都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我国的虚拟水贸易研究起步晚，目前还不完善，未来中国虚拟水贸易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第一，建立虚拟水量量化模型，制度化规范化虚拟水管理；第二，建立虚拟水长效补偿机制，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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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7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金融市场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正确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说明虚拟经济在我国已经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并且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正确地界定虚拟经济,研究世界经济中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探索虚拟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我国虚拟经济的发展方向对我国经济在加入wto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潮流非常有现实意义。
一、虚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分析
虚拟经济是一个现实,是总体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现象。马克思关于虚拟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初级阶段的论述非常精辟。货币的功能主要是价值尺度、流通和支付手段;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支付环节和实物环节发生了分离,货币经历了信用化、资本化的进程。从实质上讲,其属性利功能己发生了变化,它具有与实物或实体经济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两重性。实体经济突然成了货币信用的天然载体。
两者一旦分离,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就逐步超越实体经济的限制形成了全新的状态和运作体系。虚拟经济的发展便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到规模化和产业化以后,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成了生产力的内在需求,资本市场便以资金集中的体系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货币转换为股票、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它是货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信用化,使以资金利资本流动为代表的金融业对与实体经济超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航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发展的基本条件。二战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几经变动,使得金融资本市场的影响力日趋扩大。
该体系的发展源于实体经济,但己大大地超出了后者,并且,体系的运作规律也部分地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限制,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背离,使之更好地为我所用,也许是我们对虚拟经济最本质和最具实践意义的理解。
二、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
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会后提出了虚拟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是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
以上的阶段论客观地描述了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人们把握虚拟经济的运行趋势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何为我国所提倡和追求的虚拟经济
当前,在西方“虚拟经济”一词往往是指电子商务等“网上经济”活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赞同这一概念,以有形、无形来确定和划分实物和虚拟两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的兴起作为一种新的重大的经济现象,其本质也是经济活动信用化的表现。
十六大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虚拟经济的争论很多,大多集中在虚拟经济的界定上。关于虚拟经济代表性的论述围绕着信用制度展开,认为虚拟经济的内涵是信用制度膨胀下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不能将建立在信用化制度下的全部金融活动视为虚拟经济。有学者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信用膨胀形成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中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金融交易活动。上述界定本身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上的含义,仅仅是为了便于对经济现象的描述,这种观点比较接近主流观点。国内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划分,把非物质生产活动统统视为虚拟经济。这一划分引出了关于价值和财富创造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上很有帮助,但是并未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论及虚拟经济的具体运用。关于虚拟经济,我国的资本市场运作体系不完善,社会闲散资金投资渠道缺乏,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架构尚未具雏形,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缺乏必要和充足的资金支持,中介服务组织极度不发达。只有以这些事实为基础出发点,才能论及虚拟经济的实质和其重要性。
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8
关键词：虚拟水；水足迹；水资源；泰州市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238-04
引言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本要素和战略资源，也是地球上一种稀缺的资源。水不光有为经济发展贡献的经济功能，同时其还具有显著的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功能，而中国作为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之一，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都使得水资源问题日益突出[1]。虽然泰州地处长江流域水资源相对丰富（2012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14.89×108m3），然而人均水资源量只有319m3远远低于2012年全国人均水平。2010年1月8日泰州市委三届八次全会首次提出了坚持开放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双轮驱动”战略，着力打造泰州“1+3+n”产业体系，而这一目标的提出必将促使泰州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生态环境建设规模扩大，需水量也必将持续增加，缺水矛盾也将更加凸显。因此如何在不同产业间分配好现有水资源，用虚拟水理论解决现有水资源分配问题，努力促进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研究意义。文章结合泰州实际情况，分析了2012年水足迹的情况，以期从理论上对泰州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管理做相应的探索，为泰州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虚拟水的内涵
对于虚拟水研究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经济学家就已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出口有限水资源的不合理性，提出通过粮食进口来减少国内水资源的消耗来缓解国内水压力，但由于其没有对虚拟水这一概念正式提出来，因而也未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直到1993年，英国伦敦大学的tonyallan教授才首次正式提出了虚拟水（virtualwater）的概念，而后随着虚拟水概念的正式提出其内涵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2～3]。tonyallan首次将其定义为生产农产品所需要的水资源量，后经荷兰学者胡克斯特拉（Hoekstra）进一步拓展为目前公认的虚拟水概念，即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水足迹（waterfootprint）与生态足迹一样，是尝试采用账户的方式解释水资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迁移转换。其中水足迹是在虚拟水概念基础上得出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生产和服务所消耗的水资源总量，是指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下，维持一定人群消费所需要的总的水资源数量[4]。中国对虚拟水研究则是在2003年才由程国栋院士开始[5]，一般对于地区水足迹的计算主要是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的计算，主要包括农作物产品、动物产品及工业产品虚拟水含量的计算。
二、水足迹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说明
（一）计算方法
目前虚拟水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它将该国家居民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数量与各自产品和服务的单位产品虚拟水含量相乘求和得到。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水足迹就等于总的区域内水资源利用量加上流入该区域的虚拟水流量，再减去流出该区域的虚拟水流量。其中总的水足迹（waterfootprint）由两部分构成，即内部水足迹和外部水足迹。内部水足迹为生产该地区居民所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所利用的区域内水资源总量，外部水足迹指由其他国家生产、并为本国居民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所消耗的水量，它等于进口虚拟水量减去向其他国家输出的进口产品再出口的虚拟水量。另外，出口虚拟水量与进口虚拟水量间之差就是一定期内国家虚拟水流量平衡。如果数值为正，则表明虚拟水净出口；数值为负则表明虚拟水净进口。本文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第二种方法即自上而下的方法计算泰州2012年水足迹，其中由于泰州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还不够精细，因此在计算虚拟水贸易部分采用王新华等人的简化方法[6]。另外文章中的水足迹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计算采用张斌、黄显峰、方国华等人的方法[7]。
（二）数据来源说明
1.其中有关中国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来源于Chapagain和Hoekstra在2004年有关中国动物产品数据[8]。
2.主要经济、人口、农业等数据来源自《2013年泰州市统计年鉴》及泰州农业委员会公布数据。
3.关于水资源相关数据来源自《2012年泰州市水资源公报》。
三、泰州水足迹计算及虚拟水平衡
（一）样本概况
泰州地处江苏中部，位于北纬32°01′57″～33°10′59″，东经119°38′24″～120°32′20″。西南、南部隔江与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四市相望，东临南通，西接扬州，东北部、北部与盐城、淮安毗邻，是苏中入江达海5条航道的交汇处。境内河网密布，纵横交织。北部地区，地势低洼，水网呈向心状，由四周向低处集中，湖泊分布较多。全市总面积579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82.74%水域面积占17.26%。全境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多年平均气温15℃，雨量夏丰冬少，入汛以梅雨为主，汛中、汛末以暴雨台风危害最大。多年平均降水量1027mm。降水年际变化较大，最大年降水量为2075.5mm（1991年兴化市兴化站），最小年降水量为328.8mm（1978年兴化市安丰站）；2012年年内降水分配约66.7%集中在汛期（5—9月），汛期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84.7mm。2012年全市水资源总量为14.89亿m3。水资源总量为地表水资源量与地下水资源量之和扣除重复计算量，其中地表水资源量10.05亿m3，地下水资源量5.346亿m3，重复计算量0.507亿m3。
（二）农业主要产品生产需水量计算
农业主要产品生产需水量主要包括农作物产品虚拟水和动物产品虚拟水。2012年泰州市总用水量28.4×108m3，其中工业和生活用水量从《2012年泰州市水资源公报》直接获取，分别为3.141×108m3和2.046×108m3，分别只占总用水的11.1%和7.2%。
经过计算可以看到泰州市2012年主要农作物生产用水量为56.284×108m3（见表1），根据《2012年泰州市水资源公报》得到泰州市2012年度的灌溉用水量为22.998×108m3，其中泰州通南地区因土壤性质的原因，已普遍推广硬质化渠道，另外泰州里下河地区土壤性质为粘性，同时因属水网地区，渠系水利用系数比通南地区高。平均所得灌溉水利用系数高为0.65，与周边区域比较相对较高，计算得实际被农作物有效利用为14.949×108m3。因此，其绿水利用量占农业生产总量百分比为73.44%（41.335×108m3），那么如果将灌溉中损失的水量也计算其中，农业用水量将达到64.333×108m3，这种情况之下的绿水占农业生产用水量达到64.25%，由此看来泰州地区降雨对本区域农作物生产影响较大。
由表1可以看到，粮食生产在农作物产品虚拟水总量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泰州主要农作物虚拟水量的85.45%，其次是油料和蔬菜分别为3.195×108m3和3.124×108m3，而这也与当前泰州地区油料作物和蔬菜种植规模较大一致。然而，泰州地区生产一公斤蔬菜虚拟水含量相对生产其他农作物较低只有0.14，因此，在下一步的农业产业机构调整中应发挥优势加大对蔬菜种植扶持。
经过计算得出泰州市2012年动物产品生产用水量26.454×108m3（见表2），这部分用水主要包括动物养殖中的饲料生产用水、饮用水和饲舍清洁用水。其中每单位动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相比农产品要高，原因在于活体动物产出产品之前消耗了大量的饲料、饮用水和清洁用水。就泰州市动物产品虚拟水结构来看，水产养殖发达，水产品的虚拟水含量高，生产用水最多，达16.29×108m3，占动物产品用水总量的61.58%，其次为猪肉、禽蛋、禽肉和牛奶，耗水量依次为4.094×108m3、3.852×108m3、1.653×108m3、0.379×108m3，分别占动物产品用水总量的15.48%、14.56%、6.25%、1.43%。这些表现和泰州地区消费习惯及地区河流湖泊水资源丰富有着明显关系。
（三）虚拟水平衡
由于泰州统计年鉴中有关进出口产品多采用分类价值量统计，且分类较粗，没有详细的产品进出口量的记录，这增加了计算进出口产品虚拟水量的难度。因此本文采用简化的间接方法计算虚拟水贸易，计算中将进出口商品分成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两大类，然后计算各自净进口的总额，根据单位农业产值用水和万元工业产值用水得出总的净进口虚拟水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乏资料，本文忽略了进口产品再出口的虚拟水量。因统计中进出口贸易数据单位为美元，因此在计算中根据2012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基准价对泰州进出口贸易额进行了换算，其中泰州2012年农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516.54m3，万元工业产值用水量只为32m3。
表3表明，2012年泰州市虚拟水出口总量为2.97×108m3，其中工业产品出口1.21×108m3，占虚拟水出口总量的40.74%，农业产品出口1.76×108m3，占虚拟水出口总量的59.26%。进口产品虚拟水总量为7.31×108m3，农业产品进口6.88×108m3，占虚拟水进口的94.12%，工业产品进口只占到5.88%。其中净进口虚拟水4.34×108m3，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虽然泰州农业产品也有出口，但是农业产品进口远远大于出口，这和泰州地区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相对其他区域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机会收益更大，同时耕地面积减少、外来人口增多、农村劳动力普遍向城市及苏南地区流动均有密切联系，这些都影响地区农业发展。
四、泰州水足迹及其评价
经过计算泰州2012年水足迹为92.27×108m3，其中内部水足迹为84.96×108m3，外部水足迹为7.31×108m3，泰州可利用水资源由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之和减去重复计算量，2012年泰州市可利用水资源为14.89×108m3，另根据泰州2012年总人口为504.65万人计算，人均水足迹为1828m3·a-1，人均生活用水只有40.543m3，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从表4看出，泰州水资源自给率（内部水足迹占总水足迹的比例）为92.08%，说明泰州经济基本处于自给自足，对外贸易还不够；另外，泰州的水资源进口依赖度（外部水足迹占总水足迹比例）7.92%，说明居民的虚拟水消费高度依赖本地的水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泰州市水匮乏度（总水足迹比可利用水资源）高达619.68%，说明了泰州水资源利用已呈现不可持续状态，虽然看似水资源丰富但水污染相对严重，可利用资源不多，2012年全市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仅为34.2%。
结论与建议
（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水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率
泰州水资源利用已呈现不可持续状态，加强泰州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高耗水但附加值低的产品的生产刻不容缓。在工业方面，化工、纺织等传统高耗水行业要加节水技改工作，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造船等低耗高产行业要加大生产规模，提升经济效益。
在农业方面在通南高沙土地区推广硬质化渠道，在里下河水网地区推广喷灌、微灌、滴管，加大蔬菜生产规模并继续推广水稻浅湿调控灌溉技术，另外针对农业养殖尤其是水产养殖进行污水治理，防止水污染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促进消费模式转变，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结合当前泰州水资源应该实施虚拟水战略，引导人们改变消费模式减少虚拟水含量高的产品的消费，同时加大泰州市农产品虚拟水贸易量来减少本地水资源压力，高效利用区域现有水资源，从而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另外扩大虚拟水概念宣传，使人们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对于水资源影响的系统认识，使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情况下进一步节约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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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9
关键词：知识经济虚拟公司会计理论冲击创新
1、虚拟公司的概述
1.1虚拟公司的含义
对虚拟企业这一概念的提法有多种，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当市场上出现新机遇时，具有不同资源与优势的企业为了共同开拓市场，共同对付其他的竞争者，通过利用网络卫星等高科技通信和流通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组成的不受地域时空限制的经营性组织或临时集团。人力资源和知识产权是虚拟公司最重要的资产，所以虚拟公司作为联合体是抽象的，看不到的公司，也称之为“影子公司”。
2、虚拟公司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冲击
2.1对会计目标理论的冲击
目前，会计的目标理论有决策有用观和经营责任观两种，但是这两种会计目标理论都没有考虑虚拟资本的投入特点。在虚拟公司中，在组合企业中的各个独立企业的资源和信息共享，虚拟公司与传统企业差别很大的地方的是知识资本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发展过程。很显然，现有的两种会计目标理论都无法合适地反映出虚拟公司的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目标理论受到了挑战，需要进行拓展。
2.2对会计假设的冲击
2.2.1对会计主体假设的冲击
当虚拟企业成为会计主体，使得会计主体的假设发生了变化，似乎对于可能随时组合随时解散的现代虚拟企业不再适用了。当时我们仍然需要根据会计主体假设进行记录、计量和报告。会计主体假设必须存在，所以要对会计主体假设进行更新，以使其适应当今企业要求。
2.2.2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冲击
会计假设的四大假设之一持续经营假设持续经营假设指的是作为会计主体的企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以以目前的状况持续经营下去。虚拟公司利用信息技术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企业持续经营的概念，虚拟公司随着市场的机遇而存在并且随后解体。因此，传统的许多因持续经营假设而存在的会计处理方法不能适合于这类企业。
2.2.3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冲击
四大假设的另一假设会计分期假设会计分期假设指的是在日常会计核算过程中为便于分期结算账目以及定期编制财务报告，将企业持续的生产经营过程化成为长度相等的较短的会计期间。它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补充。虚拟公司经营的“临时性”或“短暂性”对传统的会计分期假设提出了挑战。就虚拟公司而言，由于其在未来的生产经营不能够正常的持续经营，违反了持续经营的假设。而会计分期假设又是建立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会计分期假设在虚拟公司的运用上也失去了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会计分期假设进行更新。
2.2.4对货币计量假设的冲击
货币计量假设有两层含义：一假设货币计量是诸多计量单位中最能够计量企业经济活动及经济活动产生的结果的单位；二是货币的单位价值是不变的。由于货币计量的先天不足，它的局限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现。比如在一些企业当中存在着人类资源参与利润分配的现象，随之而来的企业的价值、盈利的计量等都是不能用统一的货币来计量的。虚拟公司的出现及发展，更能确切的反映这些局限性。同时，也给货币计量假设带来了更为突出的冲击。
3、会计理论创新对策
3.1会计目标的创新
虚拟公司的会计目标将更侧重于企业的“知识增进”。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虚拟公司中，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等作为一种全新的资本和企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发展过程，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依赖知识和创新。虚拟公司的会计目标将更侧重于企业的“知识增进”。因此，会计目标应由关心“一个企业未来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转向关心“一个企业的知识资本拥有量及其增进的能力”。
3.2会计假设的创新
3.2.1会计主体假设的创新
由于网络时代会计信息主体是一个相对主体，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而过去更加强调绝对的信息使用主体，因此网络时代应当是开放式的主体假设。为适应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会计主体假设应当定义为“与信息使用相关的利益联合体”。在这当中有两层含义：第一，与外部不存在关联而独立存在的企业，也就是不存在与其他方控制和被控制关系的企业第二，对于存在着共同经济利益而相互协作的企业联盟体，其企业之间为共同的利益持续而又协调的运作，也应当视为一个独立的会计主体。
3.2.2持续经营假设创新
虚拟公司开发风险很大，再加上虚拟公司利用信息技术打破了联合公司的时间间隔，具有随时性和随机性。我持续经营假设变为项目经营期间假设，该假设也可以表述为“从经济利益联合体开始成立到联合体目标实现的期间”。在存续期内，企业是持续经营的。这样的假设有以下两个优点：1、该假设同样适用与传统企业，对于传统也来说，也符合其持续经营假设。2、该假设把持续经营定义为一个企业存续期间，表明了可能存在一些持续期间较短的经济组织。从而可以反映因为风险大、变动频繁和临时性而具有不确定型的企业，克服了原有假设的局限。此外，由于网络公司“适应性强”变化快的特征，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假设来适应如“暂时性假设”等。
3.2.3会计分期假设的创新
在虚拟公司会计核算中，我们以每次的交易时间（非等距）作为新的会计分期期间，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虚拟公司的“暂时性”与“短暂性”，当经济活动一旦结束就编制一次会计报告，将能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而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等技术的广泛运用和普及，使得成本大大降低。这样就解决了缩短会计分期技术上的问题。另外，计算机技术还为会计分期提供了另一种创新的可能。
3.2.4货币计量假设的创新
虚拟公司的商业活动与行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企业必须提供那些难以用货币计量却有参考价值的。为了提高所提供会计信息的质量，可以在货币计量的基础上增加一种能够计量和反映企业人力、知识和信息等资本的计量单位，实现多元化计量单位。从而提高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使用者获得的信息更加相关可靠。（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林莉莉.论虚拟公司对传统会计理论的冲击及其创新.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13（3）.
虚拟资本与虚拟经济概论篇10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会计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会计界对会计的诸多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和研究。由此可以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客观经济环境对会计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本文试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核算、财务风险几个方面分析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会计的影响。
[关键词]客观经济环境变化会计影响
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影响
为了适应客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和与国际财务会计趋同的需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要求越来越重要。财务会计念框架作为会计理论范畴,是分析、评估和指导会计准则发展的一个规范性理论基础。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涵义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ofFinancialaccounting,CF)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1976年12月2日公布的《关于企业财务报表目标的暂行结论》、《财务会计和报告概念结构:财务报表的要素及其计量》和《概念框架研究项目的范围与含义》等3个文件中。FaSB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定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由相互关联的目标和基本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一致的体系,这一体系能引导出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并对财务会计和报告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做出规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作用主要是明确财务会计中一些基本的也是核心的概念,它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和记录等的研究,形成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一体化使财务会计的空间变得更大,构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愈显必要
近十几年来,在世贸组织的自由贸易机制作用下,各国相继推行了不同程度的开放政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生产经营和消费日益具有全球性,如电讯业、银行和保险业、运输业等服务业的全球性特征尤为明显。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全球经济一体化将呈现如下特征:国际金融网络使国际商务在时间上连续,价格上联动,随着交易手段和方式的不断创新,交易额会迅速增长,竞争更加激烈,风险也加大。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传统的财务会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使财务会计工作的空间变得更大,常常出现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会计核算;而且,由于风险的增加,特别是在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今天,财务管理工作的难度增大,因此,必须构建立一整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并引导出前后一贯的会计准则,有效规避财务会计的风险。
(三)对我国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建议
1.立足中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
因为会计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技术性又具有社会性。会计的技术性使得在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可以借鉴一些国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经验教训,从而节省制定成本,提高制定效率。会计的社会性使得在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要从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出发,立足中国实际,充分考虑我国会计环境的特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2.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
在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一定要循序渐进,在对财务会计需要提供什么质量的信及怎样提供以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等内容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系统科学、逻辑严密并对我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实务具有实际指导作用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3.确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
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实际情况,存在很多特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会计准则可能没有规定,但由财政部组织、学术界、实务界以及企业界共同研究制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这样可以具有法律约束力和较强的权威性,切实对会计准则、会计实务起指导作用。
4.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内容应当完整严密
在构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对其构成概念框架的子系统都应涵盖,缺少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是一份完整的概念框架。具体来说,由于我国会计环境的特殊性,在构建概念框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会计环境,可以将其作为概念结构的一个边缘,然后将概念结构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会计假设、会计目标;第二层次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第三层次包括会计要素及确认、计量报告原则;第四层次为财务报告。这些内容层层推进,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概念框架系统。
二、对会计核算的影响
客观经济环境的发展导致了财务环境的新变化,财务边界变得模糊、核算重点多元、核算期多样化、本位币和币值不变假设弱化等等。这些都对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是传统的财务会计模式无法解决的,只有依靠网络会计模式才能自如地应付。
(一)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会计核算重点由单一的有形资产向多元转移
知识经济是知识和经验在生产经营中的应用,它一方面是指知识和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全面提高传统产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高新技术本身的快速发展,增加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改变了企业的资源结构,它和货币资本一样,是一种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无形资本。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货币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发生了变化,知识资本包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商誉、信息资产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都成为企业的重要资源,出现了以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企业的新的资源配置结构,使如何对知识资本的价值进行计量和管理成为财务管理工作的新课题,会计的核算重点也要单一的有形资产向有形和无形资产等多元化转移。
(二)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使会计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实”的企业扩展为暂时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
20世纪90年代后期,虚拟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开始出现在经济生活中。所谓虚拟企业,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H.J.Bulliger认为虚拟企业是一种网络组织:通过网络,应用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进行分散的互利互惠的合作,一旦合作的目的达到,这种合作的关系也就解除了。这是一种暂时的,空间跨度很大的合作,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如合资企业、跨国公司等。虚拟企业的出现也就产生了所谓的虚拟经济。由于虚拟企业充分地利用了网络技术,所以也有人把虚拟企业叫做网络企业,实际上虚拟企业的概念要比网络企业更为宽泛,网络企业只是虚拟企业的一种形式。
虚拟企业的出现,使得会计主体假设下的“企业”的概念变得模糊,会计主体的概念也就变得不那么确定,既实也虚。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主体是由以下两个条件来确定:一是能控制资源,承担义务并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二是特定的个人、集团或机构的经济利益范围。这两个条件中有一个共同之点是实际边界清楚的“单位、个人、集团或机构”,而虚拟企业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变化的。也就是说,能够用来确定会计主体的传统意义上的依据已有些不适应了。现在的会计主体不仅仅是实实在在的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而且也是由某一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美国会计学者瓦尔曼指出:“虚拟企业使企业的空间能够根据迅速变化的市场灵活地重构和分合,从而使会计主体具有可变性,并使传统的会计主体具有新的意义。”这里所说的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的“虚”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的“实”而言的,并不是绝对的。
虚拟企业也是企业的一种更新潮的重构形式。企业重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当时还只限于企业内部的重构,如精简和调整机构、剥离企业的非核心业务等,其目的是使管理更为灵活,竞争力更强。到90年代又出现了企业之间的并构和重组。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重组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企业重构,而虚拟企业则是一种暂时的企业重构。企业重构目前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活动。不管是那种形式的企业重构,都给会计主体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三)会计核算期变得多样化,即时核算与实时报告将是会计核算期的主要形式
会计核算期是指将持续不断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人为地划分为前后连续,时间相等的会计期间,定期地向有关方面提供财务信息。财务年度报告是我国长期以来最常见的一种报告形式。
持续经营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的基本特征,会计主体都将持续地,无限期地正常经营下去,而不会终止结算。虚拟企业是一种暂时的经济相关的联合体,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也许会较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也许会很快解散,而更多的可能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或减少合作方。有时即使合作方没有增减或解散,但没有持续的经营活动,这就使得持续经营的假设变得较为模糊。因此,它对会计核算期的要求也变得模糊,一般是某项经济合作一旦完成就要立即提供会计核算报告,根本不需要等到某一个固定的核算期如年、季、月的结束。一般情况下,虚拟企业也无须对社会提供财务报表,只须对虚拟企业内部各成员提供财务报告即可。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虚拟企业和虚拟经济的兴起,会计核算期变得更加多样化。当会计信息成为一种重要资源而使经济活动增加附加值的时候,即时核算和实时财务报告将是主要形式,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三、对财务风险的影响
财务风险是指公司财务结构不合理、融资不当使公司可能丧失偿债能力而导致投资者预期收益下降的风险。它是内外部环境及各种难以预计或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导致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具有不确定性。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延续已导致全球经济受挫,国际金融市场也正在经历着重组与改变。导致次贷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对某些衍生工具的风险没有进行真实的披露。因此必须加强风险的披露和制定防范风险的措施。
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本意是为了降低企业各种投资的风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iFRS7)对金融工具有全面披露的要求。披露不仅包含关于金融工具重要性的信息,还要包含相关的风险性质和程度。而对后者的披露,即是对风险的定性和定量的描述。性质上要求披露每种金融工具所面临的风险,管理层的目标,政策和风险管理的过程等。程度上要求披露在报告日的风险暴露程度的定量的描述,这包含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风险集合的描述。
此次次贷危机中,对某些衍生工具的披露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次贷危机的核心是非传统贷款的爆发,包括次级抵押贷款。这些贷款由房屋抵押经纪人卖给华尔街的投资银行,而投资银行再次将它们包装成更加复杂的结构债券,将大量的信贷违约调期(CDS)及其它与债券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销售给各种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投资人。由于CDS是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没有专门机构监管它的交易,另外持有者不愿对其风险进行真实的披露,导致CDS的市场有很大的不透明性。
信贷违约调期(CDS)是指违约调期的买方将定期向卖方支付一定费用,一旦对应第三方信用违约发生,CDS的卖方就要向买方赔付损失。因此当信用违约率上升后,对于CDS的卖方而言,赔付的损失也就跟着上升。美国国际保险集团(aiG)自2006年以来,其CDS的成本就急剧上升,但aiG并未重视它的风险。在2007年第四财季出现亏损之前,aiG从来没有在其年报中披露过CDS。2008年初aiG宣称,根据内部估值模型,由于CDS产生的损失约9亿美元。但最终aiG在3月底宣布了因CDS而减记了超过110亿美元次贷相关衍生资产。2008年11月10日aiG了第三季度财报:该集团亏损245亿美元,其中,CDS业务当季的资产减记规模超过70亿美元。可见正是CDS导致aiG陷入了流动性和资本不足的危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