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1
1社会科学与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的起源
从广义的视角看，社会科学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统称，是一门以具有严谨的科学性为特征，具有广泛性与综合性的学科，关于社会科学，早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就有雏形，早期人类对个体生活的模式的全新认识，与对群体的互动状态的逐渐了解，及其对大自然的探索过程中，开始不断积累经验与认识。这一外在表现，是人类的知识论。人类认识通过不断的积累，在达到某一层次的时候，人类开始逐步有意识的创立一系列的交往模式，互动的规则及其对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利用规律，实现人类的追求。这一个过程就是人类的方法论。当所有的规则被确立之后，人类把所有的规则不断的深入到自身的意识里，当某个人对规则破坏的时候，则会造成大众的反感，这样的反感，就是规则带到到人类意识的过程，就是内化的体现，这一现象，就是人类的价值观。虽然人类早期对于自然、社会的认识，从根本上没有科学的概念存在，但是人类的认识自然，再到逐渐建立社会的过程之中，是人类的认识阶段，是从知识论开始，然后逐渐到方法论，最后并形成价值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视角解释了，知识论、方法论及其价值观在人类有史以来，就必须以三者相结合的模式出现，这样的结合，就是人类对于三者观念，有机结合相统一的最初的认识，同时这样的认识，也是人类最早的对于辩证哲学思想的体现，这在后者对于中世纪的辩证哲学的兴起带来了许多的借鉴意义。总之，在人类的历史中，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观是人类开始接触社会科学的钥匙，当人类在获取钥匙的过程之中，逐渐知道如何从原始愚昧状态变为社会状态的时候，人类就能够理解三者相统一的过程。
2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较
当人类进入十八世纪以来，人类创立了自然科学理论，人类开始以科学的严谨性的态度去研究无机自然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利用观察、假设、实验、最后得出结论的方式解决了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问题。关于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人文领域的研究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人文学科因此开始相对应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不能与自然科学那样的直接的实验方法来一样，而是要以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观三个维度来探讨社会的科学性。知识论是对了解社会动机的前提，方法论则是了解社会行为意义的方法，而价值观则是了解社会制度及其人类思想中共同所遵守的理念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三者是研究社会科学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是社会科学三位一体相统一的总体体现。因此可以这么来看，在十八世纪之后，社会科学力图逐渐想摆脱自然科学研究的经验的束缚，而摆脱束缚的前提则是找到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方法就是要从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观为主要的出发点，与自然科学调查、实验、做假设的三者结合相对应，社会科学也仿照其方法，那就是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的三者相统一。
3社会科学的定义
在讨论知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观三者在社会科学领域之内如何有机的实现相互统一的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对社会科学做一个全面的定义。因为这一个问题主要涉及到社会科学究竟以什么具体的模式来对知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观进行深刻的影响。主要是一个寻找源头的问题，即找出知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观三者之间内在的主要联系，及其三者如何才能有效的、有机的辩证统一到一起。关于社会科学，其主要内容分类为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犯罪学、哲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艺术、社会工作学及法律学等等。其中，对于我们最直观的认识，主要以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为主。关于这些学科，我们可以直观的解释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其中社会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具体的变迁过程，人类学则是研究各个人类社会的总体特征的学科，经济学则以经济理性人的视角来诠释社会行为，而政治学则关怀于我们身边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政策的具体动向。而哲学则考虑社会人将会以什么样的模式生活于社会。通过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学科的解释，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的对社会科学有了直观的认识，即能够实现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学科。关于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很大的区别，自然科学主要以物体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则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来看，我们可以初步对社会科学做出一个全面的定义：即无论什么样的科学研究方式，其最终的结果主要以分析社会现象，社会交往模式为主的分析视角，就是社会科学。
4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通过对社会科学的定义，我们进一步的明白了，社会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从本质上看，都是一样，只不过社会是特殊的物体罢了，但这个特殊物体却与自然界的物体不同等同而言，关于这一点，社会学存在的争论，其中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具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即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一门把社会当做外在的研究客体来进行讨论的，主张利用证明的方法对社会不断的采取探索式的了解。孔德的实证主义力图向自然科学靠拢，力图建立起一系列的关于对社会的一个具体的观察模型，当然这样的建立，是机械的，是把社会当做一个具体的物体而研究，这样的研究，忽视了社会的基本成分，人的因素，而人主要以认识、行为、观念为指导目标，这样的指导目标，使得社会具有多种的可能性，因此，孔德的实证主义必定在新的时期得到新的考验。而在之后的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则是强调社会是外部具有可观察的，能够对人们进行影响的客观物体。涂尔干的理论是实证主义的继续，涂尔干继续认为社会是一个外在的对人影响很大的物体，当然这一观点比起孔德的方法论而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涂尔干晚年，其本身对其理论的动摇，则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实证主义的局限性，总之，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物体的理论是毋容置疑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个不确定的社会，我们要有着正确的知识论，方法论与价值观。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2
当今时代,科学发展已成为具有历史高度、全球角度的战略思想。在环境与资源的压力同步增长的环境中,科学发展必然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而科学发展的理念也会进一步加快科学技术的创新步伐,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开启了一个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进程。
我国是以投资建设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规模巨大,投资的结构和效益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指导投资建设的工程管理体系因此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所以,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创新工程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是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途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科学方法论为基础,争取工程管理的创新
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经济建设领域实现科学发展应该从实践出发,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和验证。所以,以科学发展的方法论为依据和出发点,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应用是工程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向、内容和目标。但方法论决不是具体方法的集合和简单叠加,而是依托长期实践、经过高度的理论升华形成的基本理论。随着科学方法论的不断完善,现代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工程科学正在快速发展,工程科学在大规模应用的过程中,逐渐超越自然科学的范畴,融合社会、人文、管理、政治等学科因素,逐步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学科,并通过投资建设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快速、持续发展。
在工程科学的体系构成中,相对于工程技术的成熟与稳定,工程管理的理论、方法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工程管理的创新将带动工程科学的跨越式发展。科学发展观从发展理念的高度指出了工程管理的创新方向;从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的系统角度提出了协调、持续发展的要求。
工程科学与工程管理的发展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历程,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在快速提高。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体现了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同时,工程实践的积累也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随着工程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工程项目专业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内涵也不断丰富,逐渐演变为以工程技术为最新阶段的自然科学体系。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不断完善,经历了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到工程科学的层次性发展,逐步形成了目前的自然科学体系。
工程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全面、综合应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性阶段,也是自然科学与管理
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重要领域。
工程科学大致由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技术两个部分构成。工程技术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可能附带产生出资源、环境问题,需要通过工程管理技术进行有效、合理的控制,指导和控制工程技术的使用方向、决定工程建设整体效果。相对于工程技术的高度发展水平,目前工程管理理论和应用均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这体现了工程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工程管理涉及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同时必须形成与工程技术的有效结合,并可能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历史时期中,呈现不同的实际效果。所以,工程管理的技术理论目前仍处于一个不断发展、期待创新的阶段。以理论的创新、发展带动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投资建设领域全面、均衡、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
工程管理技术可以大致分为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两个层面;宏观管理主要针对工程建设和自然、社会、宏观经济的关系,寻求、揭示工程建设的外在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法和政策措施,宏观管理还要关注工程项目之间的协调、结构关系,关注重大项目的决策和过程的监管。宏观管理技术的主要形式有法律、政策、区域和行业的监管等。微观管理主要包括具体项目的项目管理和项目过程的咨询,主要从方法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角度,从提高执行力的角度,对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控制、评价和组织监督。微观管理的主要形式为市场化的专业服务形式,在国内外以往的实践中,微观管理主要关注于提高具体项目的投资收益、减少建设风险。
工程管理创新的方向与途径
根据科学发展的思想和工程管理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的工程管理理念可以概括为三点:
1.将不仅仅局限于项目的效益与风险,还应兼顾项目与社会、环境的辨证关系;
2.微观管理不仅仅局限于项目的的实施过程,还要扩展到项目的外部和相关的环境中,从传统的刚性管理发展为辩证的柔性治理;
3.形成完整、量化的方法理论体系,从难以重现的“精英管理”模式转变为结构化的“制度管理”模式。
在工程科学的范畴中,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技术的构成与关系可以由上述的示意图描述(参见上图)。
科学方法论在工程管理创新中的应用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论,探索方法的一般结构,阐述它们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科学实践中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问题。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方法理论,如控制论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等,促进了方法论研究的高度发展。科学方法论进一步显示出它在科学认识中确立新的研究方向、发展规律、提示科学思维的基本原理和形式的作用,并以方法论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形成了现代工程科学的体系结构。
在工程科学的形成过程中,实践的需求和方法论的研究、应用支持了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并在微观管理领域中,通过对产生技术方法的规律、标准和工具等的理论提升,逐渐形成了“方法体系”的研究与应用。
方法体系从词义可以简单解释为“产生方法的方法(平台)”。到目前为止的工程管理领域,对于方法体系的研究和应用仍比较薄弱,以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例,人们学到的项目管理知识难以在实践中直接应用,或者表现为项目经理们在不同的项目实践中的差异较大。在科学研究领域,不能得到重复结果的过程往往意味着理论方法的缺陷,并认为这是判断“科学理论”的基本标准之一。对于项目管理这类以实践应用为主的学科,缺少方法体系将难以形成一个完整、可操作的理论体系框架。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3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4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5
关键词：客观性科学科学的客观性辩护
abstract:thecharacterristicofscienceisobjectivitywhichhasthreedimensions:therespectiveobjectivityofobject,methodandcomment.confirmingtheabilityandpossibilityofscience’sobjectivityrecognition,thepaperjustifiesthescience’sobjectivityfromsevenaspects.
keywords:objectivity,science,objectivityofscience,justification.
一、客观性是科学的特采
客观性概念的出现要比科学早得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只是伴随近代科学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即使在这个时期，科学共同体一时并未普遍认可实验检验是科学理论客观性的根本标准，更没有树立起它的应有权威。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问，科学的客观性是什么？
我们所谓的科学的客观性，主要是就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即科学理论的客观性而言的。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包含有一定的价值因素和主观成分，其客观性不像在科学理论中那样特别显著，但是这二者中的客观性毕竟是科学理论客观性的保证，而且能在落实到科学理论之中显示出来。科学理论的客观性意指科学理论具有客观的属性：科学理论涉及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中的实体、关系、结构、事件、现象等；它是通过客观的方法和程序建立起来的对客体的尽可能真实的描述和说明，即达到对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科学共同体对科学理论的检验和评价有一套公认的比较客观标准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体科学家的主观癖性和偏好。这一切，都要求科学家具有客观取向的态度。于是，客观的存在是客观知识的发源地，客观的方法是客观知识的助产士，客观的评价是客观知识检查官。于是，作为科学研究结果的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就成为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和最终表现，它把本体论的客观性、认识论的客观性和价值论的客观性尽收囊中，也就是说，科学或科学理论具有对象的客观性、方法的客观性和评价的客观性三个维度。就这样，显得有点悖谬的是：尽管科学理论本身不是“客观的”——因为它是人的心智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不是第一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是它却具有客观的属性，而且是波普尔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客观知识。
科学尤其是科学理论确实具有客观性：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现实的确切事实。进而，我们可以说，客观性是科学的特采，是科学与其他学科或知识部门的最大不同之处。如果要概括科学知识与其他类型的知识的相对特征，也许人们会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它是客观的。萨顿指出，科学的目的在于客观性，科学家尽力减少他的“个人误差”。艺术工作则相反，具有极端强烈的个性和感彩。莫诺把客观性看做是科学和伦理学的根本区别：“当人们把客观性当作真正知识的必要条件时，就已经在伦理学和知识这两个领域之间，划定了为探求真理所必需的根本区别。知识本身是排斥一切价值判断的；本质上是非客观性的伦理学，则永远被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事实上，这种根本区别被规定为一条公理以后，就创造了科学。”波普尔基于客观性，在科学与宗教和神学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而且，公众之所以敬畏科学，部分理由来源于下述信念：科学探究与其他探究模式不同，正是由于它的客观的本性。
在近代科学中，具有客观性的力学图像是由从科学中消除拟人化、目的论等明显的主观性因素开始的。克莱姆克表明，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差别被视为支配方法论和客观世界图像内容的主张，从笛卡儿和伽利略到现在一直统治着近现代科学、哲学和西方文化。近代科学要求在什么是客观的和什么是主观的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按照力学世界图像，世界的客观特征是物质、运动及其规律，是用量的语言写成的那些经验特征。因此，客观的含义有二：存在意义上的客观，通过不偏不倚的方法达到客观真理意义上的客观。史蒂文森赞同，客观性是科学的中心优点。毕竟，科学被设想是公共知识。它的发现是任何有资格的观察者可检验的。科学方法论被设想抵制可以影响其判断的主观情感和偏见。沃尔珀特强调：
作为与主观性不同的客观性是概括科学思维特征的约定手段。对于把证据与理论分开，对于能够客观地考察一个理论，对于就其本身辨认它是某种东西来说，它是重要的，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科学客观性的观念只限制价值，因为产生科学观念的方式能够是高度主观的，科学家将强有力地捍卫他们的观点。当开始判断主观的观点是否正确时，是客观的在科学中是决定性的。人们必须在面对证据、客观信息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
关于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问题，由于客观性术语的多义性和复杂语境，讨论起来会变得十分困难。不过，劳埃德还是就科学知识中的“客观性”进行了思考，描述了在广泛流行的用法中四种基本的意义如下。当应用于认知时，客观性意指超然的、祛利的、不带偏见的、非私人的、不投入特定的观点的；在这样的案例中，客观性不是通过这些方法所知道的无论什么东西的属性。客观性的另一种用法更复杂：当客观性意指公共的、公共通用的、可观察的或可接近的（至少在原则上）时，则包含实在和认知者之间的关系。类似地，当客观性意指独立的或与我们分离的存在时，它把我们引向作为认知者的我们和我们力图获得关于它的知识的实在之间的某种关系。最后，有一种流行的客观性的意义是，实际存在、实际实在的或事物实在地所是的方式。这最后的用法被设想应用于实在和认知者之间的无论什么关系。迪昂对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的界定则要狭义得多：在物理学中，陈述事实和阐明定律的命题具有客观的含义，而纯粹的理论命题则不具有客观含义。实际上，一般而言，物理学理论是这样两种成分的密切混合物：阐述事实或定律的命题是赋予客观含义的实验观察，以及没有任何客观含义的理论诠释即纯粹符号。后者是理论纯粹虚构的结构，对形而上学家没有任何价值。前者富有客观真理，适合于教育宇宙论家。
二、科学客观性的三个维度
不管怎样，只要认定科学理论具有客观性，那么科学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价值论的客观性也就间接地得到辩护，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假如外在世界是主观的，探索进路是主观的，评价机制乃至科学家的态度也是主观的，那就不可能获得客观知识或客观真理。现在，我们拟对科学或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的三个维度——对象的客观性、方法的客观性和评价的客观性——进一步加以说明。
对象的客观性或本体论的客观性。科学或科学理论是把客观实在、特别是客观的自然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不管把这样的实在被视为真实的存在，还是权且把它当做科学概念、科学信念或科学预设。为此，福尔迈提出科学的客观性预设和实在性预设：
客观性预设：科学陈述应当是客观的。在这里，“客观的”意味着与实在相关。科学陈述（也许心理学陈述除外）与观察者的意识状态无关，而与（假设性地预设了的）实在有关。可见，这种解释建立在实在性预设的基础上。客观性预设和实在性预设（存在一个独立于知觉和意识的实在世界）一起宣称：客观陈述原则上是可能的。
他进而揭橥：在知觉中，实在世界的重构是无意识地进行的；在前科学中，是有意识而非批判地进行的；在科学中，则是有意识地和批判地进行的。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就是朴素实在论的态度，在它看来，世界如同显现给它的那样。知觉的假设虽然作为这样的假设是可以认识的，但是因为是天赋的和无意识的，所以几乎无法加以纠正。与之相反，科学假设原则上是可以纠正的，尽管也会遇到巨大的心理障碍。
至于实在是实体、关系、能量，还是事件、信息，我觉得对科学来说似乎并非特别重要，关键在于它是否是客观存在。在这里，有两点必须引起注意。一是克鲁比乌斯（klumbies）所说的：“自然与理性之间的和谐之所以得以实现，不是由于自然符合于理性，而是因为理性符合于自然。”二是要秉持实在论的观点，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工具论或现象论的立场上。巴姆对此有所阐明：“我虽然承认‘表观客体’（即显现于经验中的客体）与‘实在客体’（即认为以不在经验中显现的方式且不依赖于在经验中的显现而存在的事物）的区别，但是却不想以一种坚持对‘实在事物’的信念的方式来限定科学。我个人认为，将科学限制在表观客体的范围之内，不仅过分限制了科学，而且严重妨碍了科学研究的进行。因此，在我看来，愿意坚持客观性包括愿意坚持实在论。”
方法的客观性或认识论的客观性。科学是通过尽可能客观的探究过程，达到对客观实在的部分认识，从而形成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客观的科学方法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也就是说，具有较多客观性的实证方法、理性方法以及具有某种客观性的臻美方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隆季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的客观性问题：“科学被认为在客观性术语的两个表面上大相径庭的涵义上，向我们提供了是客观的世界观点。在一种涵义上，客观性与关于科学理论的真理和指称特征的问题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与科学实在论的论题有密切关系。在这个涵义上，把客观性赋予科学就是主张，科学所提供的观点是把自然界的事实准确地描述为它们所是的样子；它是在世界中被找到的客体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正确观点。在第二种涵义上，客观性与探究模式密切相关。在这种涵义上，把客观性赋予科学就是主张，科学所提供的观点是通过依靠非任意的和非主观的标准达到的观点，以便发展、接受和拒斥构成该观点的假设和理论。对这样的标准的依靠和使用以及该标准本身，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常识表明，如果科学在第一种涵义上是客观的，那正是因为它在第二种涵义上是客观的。”
我们的感官和理性是不完善的和“主观的”，它们是否能够获得对客观实在的客观认识呢？福尔迈立足于进化认识论立场，对此做出断然肯定的回答：
所有认识装置都提供了关于客观实在的信息！它能够处理的确定片段越多，能够在相互间区别开来的不同刺激越多，也就是说，它的分解机能越大，它也就越接近于外在于主体的实在。在同假设实在论的联系中，进化认识论确立和奠定了客观知识的可能性，这无疑也是它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由此一来，它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关于实在世界的存在及其可知性的直觉信念做了辩护。我们有更多的理由信赖我们的感官印象、知觉、经验判断和科学知识，而不是首先就猜测所有认识的假设性质。
在隆季诺的上面的引文中，他已经赋予科学方法以客观性，并把科学方法视为科学认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他进一步申述了其中的微言大义：把客观性赋予科学方法至少能够意指两件事。科学家常常讲到资料的客观性。关于这一点，他们似乎意指，他们的理论和假设赖以立足的信息得到的方式能够为它们依赖于该信息辩护。这包括下述假定或确信：实验被恰当地完成，定量的数据不受测量仪器设计中的任何缺陷和所研究的样本行为中的系统的、但却非特征性的古怪性曲解。如果给定的资料集合在这个涵义上被客观地得到，那么就准许人们确信，它在客观性的两个涵义的头一个上（准确的描述和正确的观点的客观性）提供了可靠的世界观点。由于理论负荷问题，必须证明这类客观性合格。能够是可靠的东西，是在特定的维度或尺度类型内测量值的相互关系。虽然客观的即可靠的测量实际上是客观的科学方法的一个决定性的方面，但是它并不是方法客观性问题能够在其中出现的惟一维度。在把客观性赋予方法时，我们也能够关心它以公正的和无偏见的方式，提供评价假设和理论的手段的广度。他特别强调：重要的是，要在作为科学方法特征的客观性和作为个体的科学实践或他们的态度和实践的客观性之间区分。科学方法的标准叙述倾向于把二者合并，从而导致高度个人主义的知识叙述。实证论的或传统经验论的关于客观性的叙述，把客观性在实践者遵循方法的意义上赋予实践者。按照这种观点，方法是某种能够被单独的个体实践的东西：感觉器官和推理能力是进行受控实验或进行严格的演绎所需要的一切。对于库恩和与境主义的叙述来说，合理性和尊重观察资料对于保证个体的客观性是不充分的。在库恩看来，这是因为这些理智活动是在科学共同体同意的范式的与境中完成的。向科学作为实践的观念的转变，使得把科学方法视为不是主要由个人、而是由社会群体实践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必须把科学方法理解为社会的而非个人的过程的集成。
隆季诺的强调实际上表明，科学方法的客观性要由科学共同体来担保。拉奇在谈到传统观点对客观性的明确承诺时，对这一点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观察是固有地客观的和中性的，不管人们的背景、训练、预设或喜爱的理论是什么，人们像其他人一样看到相同的事物。在对人们看到的东西的诠释和说明上可能有争论，但是与科学有关的裸的经验确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相同的。这些中性的、公共的和共享的观察事实能够被用来客观地解决争端，客观地指导人们摆脱不正确的理论。由于该过程是逻辑的，如果在其上操作的观察资料是客观的和中性的，那么这些逻辑过程的结果同样是客观的和中性的。观察的中性能够作为科学的客观性在其上被建立的基岩，初始歧异的观点最终会被迫收敛。于是，科学最终是自我矫正的，由于不管你从那里开始，观察的客观性会最终迫使你远离起点的错误。当然，科学家是有人性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听任偏见和倾向动摇他们。一些人可能让他们的主观性摆脱控制。但是，在科学内还会共同坚持客观性。因为为真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永久的（从希腊人那里继承的观点），真的科学结果都应该可以再产生。因此，个别科学家对客观性的偏离不会伤害科学事业，由于不可再产生的结果不会被科学共同体接受。进而，科学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要求，使得非客观的东西没有途径进入科学。波普尔的观点也值得我们重视：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而仅仅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从而建立在它的某些社会方面的基础上。……简言之，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的基础上，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的传统的基础上。因此，自然科学家的思想并不比社会科学家更加客观。他们也并不更具有批评态度。如果自然科学中客观性更多一些，那是因为有清晰性和理性批评的更好的传统和更高的标准。
评价的客观性或价值论的客观性。这主要要求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采用客观的评价标准和机制评价科学理论，同时要求科学家在评价中始终保持客观的心态。作为科学探索方法的实证、理性、臻美方法，实际上也可以当做科学评价的方法，即以它们为标准对科学理论进行客观评价。爱因斯坦所谓的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外部的确认和内部的完美——其中前者是用经验检验理论，是比较客观的标准，在应用时容易取得科学共同体的共识；后者作为一种准美学标准，虽然包含较多的主观因素和个人成分，但是科学共同体经过长期的切磋琢磨，逐渐形成了一套以理性统帅和贯穿始终的理智价值评价标准，也具有足够的客观可行性和可靠性。
科学理论享有与它的生产和使用的条件无关的独立性。力图达到这种独立性的一种标准方式是，通过参照评价尝试性的知识主张的客观的（意义上共有的和持久的）标准。亨佩尔指出，早期科学客观性思想，要求在确定对评价问题做出明确回答方面具有客观的方法论规范，以便使运用这些规范的不同科学家能够同意它们的裁决。我们简要考虑的这些标准，主要是用逻辑理论的术语来表达的，这很可能预示它们的客观性。这些标准也使用某些非逻辑的概念，即观察语句和观察术语的概念。正是在使用观察术语和语句中被假定的主体间的相互一致，在证据的层次上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既然评价科学陈述的方法论规范要求在假设与一组证据之间具有可精确描述的逻辑关系，并且这组证据必须通过直接观察以达到主体间高度一致来确立，那么它们就是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他还表示，科学被普遍地看做是客观主义的事业，科学的评价标准不仅仅是主观的和个人的。某些被相当普遍承认的规范具有重大的强制力，其中有与演绎逻辑标准一致的要求和对逻辑不一致的禁止，有对测量和检验统计假设的清楚的规范。当要求所体现的规范非常明确和精确时，它们肯定不允许科学家在理论选择的辩解中做个性化的思考。这些要求包含客观主义的意图，并经得起讨论和可能的进一步澄清。经验科学有时也运用只能模糊描述的概念，但是它们的使用没有理由是任意的，或者是主观选择的问题，这消除了把科学看做“怎么都行”的观点。
巴姆说得好：愿意并努力坚持客观性已被认为对科学来说是基本的，因为这种态度就达到可靠的结果而言是更可取、更有益的。愿意坚持客观性包括以下方面：愿意追随科学的好奇心至任何它可能达到之处，愿意受经验和理性的引导，愿意坚持可接受性，愿意按科学发现提出的要求改造自我，甘愿犯错误，愿意坚持不懈。尤其是，愿意保持诚实（不仅愿意承认真理，而且愿意讲真话）是科学事业基本的、显而易见的先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愿意保持诚实与愿意坚持客观性是一致的。因此，
要使科学客观性的三个维度在科学中自始至终地得以贯彻，就必须要求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采取客观的态度——对客观实在的在先承诺，对客观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客观事实的高度尊重，对客观方法的自觉运用等。这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科学家的客观态度有助于客观性在科学中的落实，科学的客观性维度的存在有助于科学家树立和强固客观的态度。科学家个人的客观性态度当然是基本的，但是万万不可忽视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它可以监督、制约个体科学家按照客观性取向的规范行事，矫正、改善个体科学家的客观态度之不足。
威尔金斯也提醒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真实的科学客观性要求诚实、摆脱偏见的自由、观点的一致性和广度——都是传统价值的属性。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倾向于与人对自由的态度和支持结合在一起。麦克龙（w.c.mccrone）发出告诫：“科学家的最严重的罪过大概就是不客观。”顺便说一句，科学家坚持客观态度或客观性原则，在科学中不用说很有必要，就是在处理某些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时也不可或缺。
三、科学具有和达到客观认识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科学中的客观性变得像《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房子，人们越是企图趋近它，它就退得越远。客观性至多是达不到的和不相干的虚构，更糟糕的是十足的虚假，如果它描述认真承诺的科学家群体缺乏倾向性和不偏不倚的话。”情况并非如此绝对！事实上，科学或科学理论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科学具有和达到客观认识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正如福尔迈所说——知觉、经验、推理和科学认识的结构，不能是完全任意的、偶然的或无保留地错误的，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同实在结构相适应。当然，这种关系不一定是完全同一的，而只要局部同型（结构一致）就行。他在肯定人的所有认识装置能够提供了关于客观实在的信息后说明：我们在前科学的经验中，就已经尝试用所有知觉、所有概括、所有预言，来重构一个实在世界了。当然，科学超出了这些“日常方法”。它通过对我们感官不能直接经验的信号也发生反应的高度灵敏的仪器，弥补了感官的局限性。在实验中，它合目的地获得了关于被投影对象的信息（资料），构造了用来说明这些资料的模型和理论，而且重新验证了这些模型和理论的结论。于是，科学对实在的重构，是远远（比经验）更接近于实在的，因为它支配了更广泛的经验领域、更多的信息和更准确的资料。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为投影认识论。同几何学投影的这种类比。以最明快的方式，表示了实在和经验世界的关系如何，以及对实在的认识是怎样的和为何是可能的。这种投影类比，也反映了所有认识原则上的假设性质。这就是说，不存在从图像到条件——图像依赖这些条件而产生——的演绎推理，而只有从条件到图像的演绎推理。被投影对象尤其不可以演绎地“推出”，这一命题的认识论的类推物，也是现代科学理论的一项成果。投影类比表明，投影对象（客观实在）和投影屏幕（主观主体）可以尝试性地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并不是不可能的：通过参数的系统变换（同一屏幕上客体的变换，光线变换，同一客体用另一种屏幕接收等），可以假设性地推出它们参与的贡献。正是这一程序，还会导致认识的“客观的”和“主观的”份额的划分。可以看出，福尔迈主要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客观性的角度论证的。
齐曼揭橥：“在后工业研究中，祛利性的惯例无立足之地；在后现代思想中，客观性理想也没有生存空间。”后现代科学批评家坚持认为，对认知客观性的主张是错误的，这种主张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强大的受到保护的利益。罗斯扎克（t.roszak）就严厉指责：“客观性实际上是冷酷无情的幌子。”
科学在它无情地追求客观性中，把异化推到顶峰，以作为我们达到与实在的可靠关系的手段。客观意识是被异化的生活，……
关于科学客观性的传统观点在于，科学理论的长处是独立于阶级、种族、性别或者信奉它的个人或群体的其他特征。对于这一典型地赋予科学知识以客观性和有特色的认识论状况，隶属于后现代流派的当代知识社会学家却凌厉地发起怀疑论的攻势。例如，拉图尔甚至把对客观性的反对作为他的一个方法论规则：“为决定一个论断的客观性或主观性、一个机械装置的有效性或完善性，我们并不要考察其内在的性质，在本质上，这一断言依赖于它在其他人手中所经历的变化。”“‘客观性’与‘主观性’是相对于力量的考验，它们会逐渐变化，从主观性转向客观性，由谬论变成真理，更像是两组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利平衡。”
在对科学客观性的敌意上，作为后现代主义一支劲旅的女性主义也不甘落伍。他们虽然也道出了一些关于科学的哲学常识，但是更多的论断则是对科学的误解和偏见。在女性主义者眼中，自然科学家通过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发现事实、检验定律，以消除个人偏见和主观价值为最高目标，纯粹的徒劳的和无望的。他们视这种价值中立的客观性为神话。他们认为，科学家作为研究主体是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具体的人，他们会将个人偏见和社会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带入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同时，科学共同体的研究传统和背景假设也影响问题的提出、材料的取舍、证据的解释、理论的评价和选择等等。不存在不受理论和假设沾染的所谓“原始材料”或“中立观察”，也不存在超越历史和文化情境的透明、中性的的科学描述语言。因此，女性主义强调科学是负荷价值的，事实不会自己表达自身，它是人们创造和选择的结果，必须将主观性和情境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将价值标准作为科学事实确定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总之，女性主义对科学客观性的批判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科学研究并不像它所追求的那么客观，即就是在科学实践中，客观的理论和方法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认为客观性本身反映了男性偏见的错误理想，是建立在笛卡儿式的认知确定性的特权基础之上，是父权制的价值观念，因而是不值得向往的。
四、为科学客观性辩护
看来，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告别客观性，甚至扬言要把客观性从科学中统统驱逐出去。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反科学”主义思潮，有必要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有利于科学客观性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科学理论往往包含他人乃至其提出者意想不到的、有时还不大理解的正确结果；科学理论还能够做出有效的预言，并能或迟或早地被观察和实验证明；同一科学理论，也能同时或不同时地被诸多科学家独立发现或提出；科学理论在实践应用中总是奏效的和成功的。这些证据是显而易见的和十分强有力的，无须多费口舌仔细说明，每一个有正常感觉和起码理智的人都不得不认可它们的雄辩性。
如上所述，反对科学客观性的“理由”很多。普尔针对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方面的反对，逐一进行了驳斥。对本体论的客观性的否认的理由是：所有事实都负荷理论，所有的“看”都是“看做是”，更多地是看而不是到达眼球。这些理由表明，我们感官从外界接收到的刺激是通过大脑加工的，而大脑借助已经存贮的资料诠释它们，从而我们是中介地而不是直接地与实在接触。但是，这并没有给出证据，以否认不管观察它的观察者是否存在，世界依然存在；只是给出了我们能够知道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的根据。相信我们未接近的某物客观存在，并不是非理性的，宇宙学和微观物理学的许多例子证明了这一点。由于癖好、偏见和利益派别等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认识论的客观性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对客观性的这种批判被显著地夸大了：达到客观性的困难是明显的，但是否认把它作为近似目标则是不恰当的；虽然我们没有关于任何事物的整个真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事实和理论选择完全是任意的事情。每个人都立足于自己的观点进行探究，可是这并未造成不可救药的主观的探究。癖好能够得以补偿，偏见也能够辨认出来并为其留有余地。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受观察者影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科学理论的某些标准能够被视为通向逼真性（verisimilitude）的指标。这些标准有：综合性（comprehensiveness）即考虑所有已知的相关资料，一致性（consistensy）即摆脱内部矛盾，融贯性即作为一个整体结合在一起，适合性（congruence）即与经验符合或重合。普尔对科学客观性的辩护是全面的和综合性的，但是比较简略。因此，有必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辩护范例——它们是针对流行的反对科学客观性的观点做出的细致而有说服力的辨析的范例——将其和盘托出，以飨读者。
首先，科学理论并非与客观实在或客观的自然界无关。科学理论固然是科学家的心智构造，但是科学家并不是凭空构造理论的，而要受到关于客观实在或自然界的经验的启示或制约。这决定了科学理论不可能是随意的和任性的构造，它们必然会多少反映所研究的对象世界的客观特征，从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彭加勒说得有道理：
我们希望把每一事物强行纳入的框架原来是我们自己构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是随意制作它的。可以说，我们是按尺寸制造的，因此我们能够使事实适应它，而不改变事实中的本质性的东西。
他以数学为例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尽管数学家研究的不是客体和内容，而是关系和形式，尽管数学概念和符号完全是由数学家的心智创造的，但是经验却为他提供了机会和刺激物，心智才能利用这种创造能力。查默斯针对后现代思想的驳斥是强有力的：自然界并未以一种方式适应于资本主义而行动，以另一种方式适应于社会主义而行动；一方面以适应于男人、另一方面以适应于女人的方式行动；一方面以适应于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以适应于东方文化的方式行动。但是，持怀疑论观点的知识社会学家反对说，关于世界的概括独立于个人或共同体的社会学特征而估价的概念，至多是不可实现理想，甚至是无意义的。所生产的知识主张、用以估价它们的标准，都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利害关系不免进入科学知识。这种反对是错误的，因为科学共同体可以在实践中发展和构造出检验知识主张的方法和技巧，从而帮助科学家能够、而且往往客观地达到科学的目的。尽管所有科学实践都具有社会的特征，构造客观的、虽则易犯错误的和可改进的关于自然的知识的方法和战略还是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功。i.g.巴伯立足于批判实在论的辩护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客观性有它自己的问题，但它是融贯的，而相对主义不是这样。朴素实在论为客观性辩护不很得力，而批判实在论并非如此。“批判实在论承认人的心智的创造性，并强调并非存在由人的心智创造的事件格局。对自然的描绘是人的建构，但是自然却容忍以某种方式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描述。理论不是世界的精密阐述，但是一些理论比另一些理论更好地与观察一致，因为世界有它自己的客观形式。”
其次，外观之幕并没有完全妨碍科学家客观地认识客观实在的部分奥秘。我们在论述科学定律的客观性时已经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在此我们仅想引用马赫的言论再次予以澄清：
我们现在的天生的感官之感知，将无疑依然是我们的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基本要素；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物理理论变成独立于我们感性知觉的特殊的质。我们通过排除观察主体的变化，或通过以某种方式从变化中抽象，来研究物理学。我们比较物理的物体或过程，从而只有感官反应中的同一和差异才算数，而感知的特殊的特征对于所发现的、在方程表达出来的关系而言不再是重要的了。因此，物理探究的结果不仅对所有人，而且对所有具有其他感官的生物都变得确实可靠，只要他们认为我们的感觉是一类物理仪器的记号。
第三，“观察渗透理论”并不构成对科学事实的客观性的否定，从而也不构成对基于事实建构的科学理论客观性的否定。彭加勒的前述引文已经申明，已有的理论没有改变“事实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波普尔也得出“实在的事实不是人造的”结论：“我承认，一种像康德那样的观念论可以这样辩解说：我们的一切理论都是人造的，我们试图把它们强加于自然界。但是我坚持，人造理论是不是真的问题，取决于实在的事实，这种事实很少例外，显然不是人造的：我只是在这一点上是物质论者。人造理论可能同实在事实冲突，这样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就要调整理论或予以放弃。”陶伯认为，科学共同体对事实的共享和充分普适化，保证了事实的客观性：“虽然事实的建构密切地与它的创造者相联系，但是事实的动力学几乎不能被限于观察者经验的私人领域；其他人对事实也要求拥有权利，这往往在狭窄的所有权的意义上被共享，并且总是作为所期望的科学过程的结果。科学事实根本上是公共的，因为它必须被科学共同体充分地普适化。隐藏的事实对科学共同体是无用的，因为它被置于话语或交谈外，禁止对它详查。科学的客观性集中于事实的发现和创造，以及围绕它们的公开争论。科学事实要求公共实体的地位：变得公开化并广泛地被循环，日益被鉴别，较少带有科学家主观的、私人的报告。对近代科学来说，关键的东西恰恰是这个过程，通过该过程，共享的经验在科学实践者中间被普适化。这是在其中获得客观性的领域。”
第四，客观事实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这作为迪昂-奎因论题（duhen-quinethesis）而众所周知——并不构成对科学理论客观性的致命威胁。索卡尔对此有明锐的见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并没有瓦解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它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确实，困难的不是发现一个“适合事实”的故事，而是发现惟一的不疯狂的陈述。我们如何知道某一陈述不疯狂呢？这就是一组要素的组合：它的预测能力，它的解释功能，它的适应范围以及它的简明性等等。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绝对无法告诉我们，如何发现具有部分或全部这些特性的各种不等价的理论。事实上，在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广大领域中，都存在惟一的不疯狂的理论能够说明已有的事实，而其他替论的说明尝试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推断与实验事实矛盾。在这些领域，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现今的理论至少是接近客观真理的。
第五，科学的背景假定或科学预设虽然包含主观性的因素，但是它们并不足以抗衡客观性，更无能为力把客观性从科学理论中排除出去。诚如隆季诺所说：“客观性的社会叙述表明，在作为证据的推理中，背景假定的作用是把相对主义仅仅放纵在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个人主义概念的与境中。如果我们把在科学中知识构造的方法的概念扩大到包容作为证据的、特别是概念的批判，那么我们看到，个人的主观偏爱如何在最后的产物中被减小。”的确，背景信念或承诺会对科学家的感知、判断乃至理论造成某种影响，但是并非所有背景信念都有这样的影响，并非所有感知和理论都如此受到影响。拉奇在批评这方面的极端主观主义观点时说：不管我们多么热情地坚持某个相反的理论，我们也不能觉察在某一时刻天空有一个以上的月亮。因此，不管经验之外的东西可能影响某些感知，依然存在感知的实质性的核心，这种核心是中性的，是与其他人共有的，完全能够把不适感给予相反的理论。如果理论不能与这样相反的观察隔离开来，如果这些观察也被其他观察者共有，那么将存在科学的客观性的基础。科学至少具有某些客观的试金石。目前的倾向朝向下述观点：中性的核心、公共的感知提供了客观的约束，以保持科学家共同体在相同的普遍方向上行进，科学的意见一致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人工制品，尽管社会学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或多或少起有意义的作用。
第六，社会文化与境对科学理论客观性的影响是相对的和有限的，知识和理论的与境性质无法摇撼其客观性的可能性的根基。拉奇承认，科学不可避免地嵌入到更广泛的社会与境之中，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影响科学的进程和内容。我们的概念来源至少部分地由我们的视角形成，我们人的科学显然不能超越我们人的概念来源。不过，他同时强调，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在某种意义上它起作用，它按照自然的关系起作用——并非恰恰按照我们自己、或我们社会的关系、或我们语言的关系起作用。陶伯深中肯綮地指出：
相对主义者为科学客观性的与境性辩护，说客观性的标准永远是变化的。但是，科学是成功的，把知识的与境性与它的客观性的可能性混合，就是否认科学方法的明显成就。无疑地，科学的客观性部分地依赖于它的与境性，但是那不是否认它的证实、融贯和可预见性的力量，即使是在它的探究的当地与境中。倘若我们乐于承认社会因素确实起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必须不丧失科学如何跟踪自然的眼界，从而向我们提供操纵和强有力地预言的工具。科学不是任意的描述，在它的当地领域内，它作为对相对主义的思维的重要限制发挥作用。
比如，科学家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纲领，作为结果的科学事实和理论将明显地反映这些不同的进路。但是，这只是说明，自然可以以变化的方式描述，理论的进化会导致有效操纵自然的客观结果和实践成就，从而达到超越某些社会意见的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科学方法和理论在生存竞争中的自然进化使理论客观化，而且科学的社会基础即科学共同体也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使与境的和主观性较强的私人科学向普适的和客观的公共科学转变。多尔比揭示出，科学知识固然是适合于特殊与境构造出来的，但是科学家在构造时，要考虑它能够转移到其他与境，并被具有明晰推理的人以独立于它的起源的方式理解和使用。现在，科学发现在世界各处传播，从实验室到实验室，从学科到学科，从纯粹科学到工程。科学的各种社会基础加速了能够离开起源点运动的认知产物的创造，这些产物的地方性在它的使用与境中被其他来源的知识冲淡。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与境性甚至可以成为促进科学理论客观性的积极动因，而不是削弱客观性的消极因素。普罗克特径直断言：科学的客观性依赖于它的与境的某些方面。这是列宁主张绝对真理是所有可能的（主观的）真理的总和时意指的部分东西；它也是波普尔和波兰尼坚持科学的客观性来自证实的社会性质时意指的东西。莫兰和鲁斯则具体地论述了与境过程和认识价值对科学客观性的贡献：
客观性（比如天文观察）当然是独立于观察者建立起来的，但是人们可以十分容易地想到，这种客观性——为着它在科学活动中是可利用的——总是需要由科学家来检验或反复检验的。因此，是整个庞大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智力的过程产生了这种客观性。因而我们不应该在这里只看到客观性，应该看到客观性是这种活动的产物，它会超越它自己，返回来重新建立和重新推动批评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检验的活动等等。
科学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同时它也反映出其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如果声称它只不过是完成个人议程，这是可笑的。存在着使科学走向与外部世界对应的控制与引导因素——认识价值。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但是它把客观性引向科学，特别是专业的科学。
第七，个人的和主观的情感或经验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科学理论的客观性——它们的主观影响不仅可以通过科学共同体的相互批判和相互检验消除，而且还有其他原因可以维护科学的客观性。沃尔拉特告诫，不要轻易地被下述传统观点所诱惑：科学的真正力量是它的客观性，即它对于激情和主观情感的独立性。要知道，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接受或拒斥假设的程序定义的。在这里，与任何其他地方相比，科学家并未被更多地告知，让私人的或主观的因素决定他们的结论。但是，科学家比接受或拒斥假设做得更多。他们就追踪哪个研究路线，选择哪个假设提交检验，是使用这种还是那种检验类型等等做出决定。这些决定在对科学的客观性没有微小影响的情况下，照例受到主观的或激情因素的影响。由于这些是行动的、做事情的决定，它们能够具有道德的意味。某些假设为真的决定不是做任何事情的决定，因此它不是明显的道德决定。你出自自己的技艺或兴趣决定做什么实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科学的客观性。道德考虑可以影响你决定做一个实验而不做另一个实验，科学的客观性并未卷入其中。帕斯莫尔甚至认为，感情也有客观的基础。他说：冷酷无情不是科学家特有的东西；在绝对献身于一种活动形式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会遇到它。它与客观性无关；在该词的广泛意义上它是“专门化”的产物。人们未证明，人的客观性依靠拒绝更广泛地考察较广阔的状况、拒绝考虑人们正在做的事情对他人的后果。人们也未展示，客观性凭借拒绝承认人具有敏感性、焦虑。不可能说，关于感情是客观的假定完全无基础。说感情是主观的，只是说它们概括了主体的特征，至多只是说它们在类似的环境下因人而异变化。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客观地考察主体或个人反应的差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做，小说家如此做，心理学家如此做。于是，捍卫“客观性”既不是捍卫冷酷无情，也不是捍卫把它本身局限于“行为表面”的心理学——至少就这样的心理学承认仅仅是客观的心理学而言。至于个人主观的经验与科学的客观性的关系，奥斯特瓦尔德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概念总是具有依赖于个人的成分，或主观的成分。无论如何，这并不在于个人在经验中未发现的新颖部分做了添加，相反地，而在于在经验中已发现的东西中做了不同的选择。如果每个个人吸收了经验的所有部分，那么个人的或主观的差异便会消失。由于科学的经验努力吸收尽可能完备的经验，它经由尽可能众多和多样的记忆的搭配，通过力图补偿个人记忆的主观不足，把目标越来越接近地对准这一理想，从而尽可能多地填充经验中的主观间隙，使它们变成无害的东西。
不少人以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使认识主体或多或少地成为认识过程和结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对象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得它们本身失去了客观性。这种看法不过是皮相之见。要知道，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并未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罗斯原则性地指出，量子力学虽然对传统的客观性有所松动，但是并没有否认科学的内在逻辑的可靠性。不管在科学进展中范式如何变化，科学总是成功地描述关于宇宙本性的比较精确的近似。人们看世界的方式可以随他们的观点而变化，但是变化却局限在一个决定性的限度内，因为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观点是人的观点；对于我们大脑起作用的方式，对于这种作用与环境的关系来说，有确定的规范。因此，就客观性专指对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共同的公共观点而言，存在着客观的内在逻辑。辛普森通过对量子力学的关键性原理的解读揭示，不确定性原理的一个涵义是，无论科学家何时观察任何事物，他本是观察在其中发生的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不应该假定，他观察的东西与他不正在观察时严格相同。但是，当他不正在观察时，他不能十分充分地观察发生的东西！对此，有人错误地提出，不存在像客观知识这样的事情，科学的目标整个是虚妄的。宣称我们自己处于一种情境中就不能获悉关于它的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是彻底而荒谬地否定获悉的真正意义。客观性中的本质不是把我们自己从我们在其中的、客观存在的情境中消除掉的托词。它的情境不应该借助我们自己来诠释，而是我们的角色或作用应该借助该情境实在论地诠释。
对于海森伯的不确定性，人们现在大体上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是，不确定性是人类暂时的无知所致，因为精确的规律终将被发现。其二是，不确定性是实验和观念固有的局限造成的，因为观察者不可避免地干扰了所观察的体系；原子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日常经验的概念，人类是不可能深究原子本身的。其三是，不确定性是由于自然的不确定性所致；原子世界存在可选择的潜在性。第一个立场是实在论的（认识论方面）和决定论的（形而上学方面）；第二个立场是实证论的和不可知论的（因为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在两次观察之间原子自身是怎么行动的）；第三个立场是我们将捍卫的，它是实在论的和非决定论的。在这里，第一种和第三种解释都是对科学客观性的明显支持；第二种解释没有就科学的客观性言说，当然不会动摇它了。罗森对玻尔-爱因斯坦争论诠释表明，争论的核心在于客观性意指什么：爱因斯坦坚持经典的客观性概念，玻尔则要给客观性赋予新的涵义——这当然没有构成对客观知识的限制和否定。
关于相对论，在传统的三维空间中，两点之间的距离或两个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确实随着观察者的运动状态或所处坐标系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四维空时中，两个空时点的四维距离不管在哪个坐标系都是相同的，是一个不变量、绝对量。难怪有人说，把相对论叫做“绝对论”才名副其实。普里戈金在谈到相对论时一针见血地揭橥：
相对性是基于一种约束之上的，这种约束只适用于物理上局域化的观察者，适用于在某一时刻只能处于一个位置而不可能同时处于各处的那些人。这个事实赋予物理学以一个“人类的”性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它是一种“主观的”物理学，是我们的偏爱和信念的结果；它仍然服从那些把我们认作是我们所描述的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的内在约束。这是一种预先假定了一个位于被观察世界之内的观察者的物理学。我们和自然的对话仅当它是来自自然之内时才会成功。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强调一个与常识观点或一般看法背离的命题——理论知识比直接经验更客观。这个命题与爱因斯坦的下述命题是相当一致的：概念愈抽象愈能更好地把握实在。波兰尼断定：“只有在我们承认求知满足感的本质转变是评判客观性的标准时，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体系更具有客观性这种认识才变得合法。这就暗示，在两种形式的知识中，我们应该认为在较大程度上依赖理论、而不是依赖更直接的感性经验的那种知识才是更客观的。”他接着列举了理论知识比直接经验更客观的理由。其一是，理论是我自己以外的东西，它可以付诸笔墨而成为一个包含种种规则的体系。一种理论越是名副其实，它就越能全面地以这样的规则表达出来。只要我所依赖的理论不是我，而是在我运用那种知识时被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的那一理论，它就是客观知识。其二是，理论不可能被我的幻觉弄得迷失方向。由于一种理论种种形式的肯定都不受认可这一理论的人的状态的影响，所以理论在被构筑时就可以与一个人接近经验的正常途径无关。进而，他对客观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客观性不要求我们用人类那渺小的身躯，用他过去那短暂的历史，或者他未来可能的生涯，来估量他在宇宙中的分量；它并不要求我们把自己看做千百万个撒哈拉沙漠中的一粒沙子。相反地，它给我们以灵感，希望我们克服自己的躯体存在的吓人的能力缺陷，甚至希望我们能够构想出有权威且不言而喻的合理的宇宙观。它不是要求人们超越自我的劝告，而是正好相反——是对人类心目中的皮革马利翁发出的召唤。
参考文献
对此，费耶阿本德是这样讲的：“说某一程序或观点是客观的，也就是声明不分人类的期望、思想、态度和愿望，它都是有效的。这是当今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一个基本观点。然而，客观的思想比科学要早并与之无关。当一个国家、部落或文明通过（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规则确定其生活方式时，它就出现了。当具有不同的客观思想的不同文化文化相互碰撞在一起时，它变得更明显。”他还说：对这种事情有各种反应，我提及三种。第一种反应是坚持：我们的方式是对的，我们无须改变。第二种反应是机会主义：相互冲突的文化（的领导者）比较各自的组织、习俗、信仰，接受并适应那些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历史状况，参与者的态度，他们的忧虑、需求和期望。第三种反应是相对主义：习俗、信仰、宇宙观并不简单地是神圣的、正确的、真实的。它们对一些社会来说是有用的、有效的和正确的，对另一些则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无效的、不正确的。参见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6页。
莫兰的论述可以视为这一看法的佐证：“客观性仿佛是所有科学认识的一个必要的、明显的和绝对的条件。科学理论建立在其上面的材料是客观的，它们在证实和证伪的过程中表现为客观的，这是绝对无可争议的。人们可以争议的东西，确切地说，是“理论是客观的”这一说法。不，理论不是客观的，而是精神的建构、逻辑-数学的建构，用以回答人们向世界、向实在提出的某些问题。一个理论是建立在客观材料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本身不是客观的。”参见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4页。
查默斯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客观性在实践中达到了，这个成就频繁地、虽则并非毫无困难地在物理学中实现了。当然，这里的客观性是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开放的东西。参见a.chalmers,scienceandit’sfabricatio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0,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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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说：你相信上帝之类的许多观念没有科学的基础；“上帝在宇宙某个地方”的陈述可能为真，因为没有科学方法证明它。上帝存在的“证据”本质上是主观的。它们取决于我们所谓的上帝意指什么；它们可能使体验它的人信服，它们甚至可以与某种预言形式结合起来。但是，预言的证实将取决于证明的个人的诠释，有时取决于诗意的（和在科学上不精确的）语言的运用。科学的证实必须是客观的，它们不必取决于完成它的人的观点。参见f.aicken,thenatureofscience,london:heinemanneducationalbooks,1984,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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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勒坚持关系实在论的观点，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在于它揭示和表达了事物的真关系。他说：“当我们问什么是科学的客观价值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教导我们事物的真实本性吗？而是意味着：科学教导我们事物的真实关系吗？对于第一个问题，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否定的回答。但是，我想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不仅科学不能教导我们事物的本性，而且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教导我们认识它。即使哪一个神灵知道它，也无法找到表达它的词汇。不仅我们不能揣摩出答案，而且即使有人把答案给予我们，我们也无法理解它。我甚至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正地理解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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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尼克这样写道：当科学被期望提供职业专长时，至少有两个理由要求科学家应该尽可能客观。第一，当科学家被请求给出专业看法时，公众期待他们将给出对事实的无偏见的、客观的评价。在新闻访谈、国会听证和在法庭中，科学家提供作为解决争端基础的事实和专门知识。放弃这一角色的科学家辜负了公众的信任，能够削弱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第二，如果科学家例行地牺牲他们对客观性的承诺，以支持社会的或政治的目标，科学便可以变得完全政治化。科学家必须维护他们对客观性的承诺，以避免沿着斜坡下滑到偏见和意识形态。虽然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价值能够对科学产生影响，但是当科学家进行研究或被请求给出专家意见时，他们应该继续力求是诚实的、开放的和客观的。然而，当科学家作为关心公众事务的公民行动时，他们自由地摆脱了客观性紧身衣，因为他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地有权利倡导政治的或社会的政策。当科学家被请求作为专家服务时，他们自由地倾斜或偏向事实，提供主观的看法，从事各种劝说和修辞。因此，要解决科学和政治的混合造成的问题，科学家需要理解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对科学家来说，并非总是容易判断这些角色，有时由于强烈的个人参与兴趣，以致无法把公民和科学家的角色成功地分开。虽然科学家在职业的与境中应该力求客观性，但是职业伦理可能容许他们在罕见的案例中为社会或政治的目标牺牲诚实和公开性，比如在人类学的某些研究中。参见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p.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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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了解一下威尔金斯的看法。他说，在二战前受训练的科学家强调客观性在科学中的意义，强调把客观的进路贯穿到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这样做的巨大困难。较年轻的科学家则讨论，社会态度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式和它达到的结论。问题在于，在关于科学客观性的争辩中，必须把一般而言的科学与科学在特定的境况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参见m.h.f.wilkins,possiblewaystorebuildscience.w.fullered.,thesocialimpactofmodernbiology,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1,pp.24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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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引起的认识论状况，拉奇是这样描述的：康德的观念论享有不同程度的普及性，但是这种类型的思维从物理学在20世纪头四分之一的发展中受到最大的激励。虽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哲学后果还有争论，但是几个基本的含义则是相当清楚的。相对论隐含着，人们所做的各种观察测量部分地是观察者状态的结果。量子力学被看做是隐含着观察者和被观察的东西之间的如此深刻的关联，以致一位受尊敬的当代物理学家惠勒（j.a.wheeler）建议，宇宙“必须从它最早的时刻使它自己适应生命和心智的未来需要”，我们的宇宙是一个“提供参与机会的宇宙”，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系到宇宙基金的合伙关系中（流行的“人择原理”（anthropicprinciple）的极端版本）。康德主义对1960和1970年代的科学哲学运动的内在影响围绕下述观念而确立：人的各种心理方面不仅影响一个人实际上和真正地感知到的东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正在被感知的实在。在那个运动的开端的重要人物是托马斯•库恩。参见d.ratzsch,science&itslimits,thenaturalscienceinchristianperspective,illinoisandengland:intervarsitypress,secondedition,2000,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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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尔-爱因斯坦争论中，核心问题是，“客观性”意味着什么，从而物理学是干什么的。在玻尔关于互补性的争辩中，我们看光是粒子还是波，并非在光中只是固有的，而且依赖于我们测量和观察它的方式。在经典领域内，我们能够无视测量程序，把程序的结果仅仅作为在光中固有的来考察。但是，在量子论中则不能如此。此时，观察依附的“真实的系统”部分地是由光构成的复合，但是同样有意义的是，也是由观察它的仪器或程序构成的复合。爱因斯坦不能接受这一思想。他争辩说，某些事物“属于实在”（即它是客观的），只有当它独立于诸如它如何被测量或被观察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对爱因斯坦来说，互补性违反了下述责难：我们不必借助它可能属于特殊的较大系统来说明或描述“实在”系统。人们将注意到，这基本上是莫诺的“客观性公设”：人们总是必须向下面朝子系统，从来不必向上和向外注意较大的与境。可是，对玻尔来说，“客观状况”需要详述询问一个系统的手段，而恰恰不需要正在被询问的系统。实验上的结果从属于这个较大的混合系统，不能分割或分离为仅仅附属于被观察到的东西的部分和仅仅附属于藉以获得它的工具剩余物。事实上，“经典的”一词仅仅附属于这样的分割总是能够完成的状况。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玻尔-爱因斯坦就互补性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科学（狭义地是物理学）最终是怎么回事，独立于“有条理的心智”的、在其中“意识被擦掉”的客观知识如何（甚或是否）能够被得到。爱因斯坦相信，存在这样的仅仅内在于事物的知识，这种知识独立于它如何被引出。玻尔认为，那种观点是“经典的”，与量子实在观不相容，量子实在观总是需要详述与境，总是包含那种与境的不可分割的信息。事实上，互补性争论还具有深刻的因果关联。亚里士多德的因果性包含处理形式“为什么x”的问题。玻尔实际上提出，变量x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一对，它由正在被观察的某物和正在描述或观察它的程序组成。他因此断言，原来的亚里士多德问题仅涉及x，而撇开了这样的特殊的与境，最终是无意义的，或者至多只有有限的“经典的”领域给出的意义。玻尔的互补性断言，经典的世界本身太小了，以致无法提供连贯的物质世界图景。互补性是他扩大这个世界以容纳量子过程的建议。他从根本上通过改变“客观性”概念这样做了，即把仅仅附属完全内在于物质系统的东西改变为附属内在于系统-观察者对子的东西，也就是比x大的系统。当然，这并没有构成对科学知识的限制，它仅仅取代了失败的或不适用的科学方法。参见r.rosen,onthelimitationsofscientificknowledge;j.l.castianda.karlqvisted.,boundariesandbarriers,onthelimitstoscientificknowledge,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mpanyinc.,theadvancedbookprogram,1996,pp.199~214.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6
关键词：古代文论；学科；规驯；科学
作者简介：周仁成，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曹顺庆，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119-08
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大的热点便是它的现代转换问题。一谈到转换必然涉及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1]。中国古代文论自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日起就已经丧失了言说的对象，成为学者研究的“秦砖汉瓦”，成为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故纸堆”。当然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失语，“失语症”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2]。中国古代文论到底有没有失语？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到底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一番知识学的考古。
首先，“学科”（discipline）在中国纯属舶来品，它首先是各种权力规驯的结果。据霍斯金（Keithw.Hoskin）与麦克夫（RichardH.macve）《清算与审查：学科权力的一个谱系》一文考证：“（学科）源自一印欧字根……希腊文的教学辞didasko（教）和拉丁文（di）disco（学）均同。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3]可见西方现代学科的兴起完全得益于当时新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兴起。后来霍斯金在《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一文中进一步谈道：“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和它持续膨胀的权力，其实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在教育实践方式的层次上――一些简单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结果。”[4]（p45-46）“因此，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标志着历史延续性中断的时刻，人们传统以来学习与求知的方法都割断了。”[4]（p51-52）
这一理论似乎是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而量身打造的。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传统知识体系分经设科中的“诗文评”，面对西方体系化的种种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时，必然还要经过它的“规驯”。而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西学学科教育权力“规驯”的结果。
一、从同文馆“西学”、“经学”、“文学”到《文心雕龙》
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从当时的政府到民间，科学的介绍与引进成了最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学（即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引进首先通过政府教育的权力得到实现，于是现代学科、现代教育与现代大学在中国几乎同时兴起。陈平原认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5]。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大学的教育体制与“权力”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规驯”，从而走向成熟的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从传统知识谱系的“诗文评”走向一门正式系统的学科首先也是伴随着这种教育体制的权力得以实现的。
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兴办各种军工厂，照抄西方先进技术。有鉴于此，洋务派设立译书局，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技术，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当数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其后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诸多类似于同文馆的机构（比如广州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为当时的各种制造局翻译西方技术，培养外语人才。然而技术复制“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6]（p526）。因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7]（p4416），于是在1867年京师同文馆正式设立“算学馆”与“天文馆”，至此，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学科的引入完全开始，而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也开始了其历程。1
为了让那些西学者不致丧失民族文化，也为了适应现代学科的教育，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最先开始了学科化“规驯”的历程。比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就言：“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6]（p4）根据当时其他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学科化，但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学科的设立则要等待所开创的中国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
尽管新政失败了，但对于科学的倡议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却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从189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到全国改书院为学校，中国其时的教育体制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设置更为合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开始分解成各个学科在大学堂得到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文学科”这一概念。尽管最初的“文学”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相对于传统的“经史之学”而言已是很大的进步。
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谈道：“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6]（p610）郑所提出的“文学”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它与同文馆教育中引进的各国语言文学相对。后孙家鼐于1896年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说道：“三曰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学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太卑，浅尝辄止，历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也。今拟分十科……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8]（p123）孙家鼐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馆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学科，但设置还不科学，因此京师大学堂要设置更为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中国的传统经学与文学区别开来，并且各自独立，这对于文学的学科化与现代化意义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的“文学”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艺学堂章程》中的课程设置对于文学科是这样规定的：“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即辨学）计学（即理财学）公法学理学（即哲学）政学（西名波立特）教化学（西名伊特斯）人种论。”[8]（p152）尽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学科规定似乎更为合理。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于文学科的规定如下：“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9]（p237）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文学”还有些模糊，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所设置的文学学科已经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大学中文系所含的“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学”。只是中国古代文论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要等到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建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设置首先是在西方学科体系下“文学概论”的规驯中诞生的。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其中“国文学类”包括：“（1）文学研究法，（2）说文解字及音韵学，（3）尔雅学，（4）词章学，（5）中国文学史，（6）中国史，（7）希腊罗马文学史，（8）近世欧洲文学史，（9）言语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12）论理学概论，（13）世界史。”[9]（p698-699）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学科，但在西方各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文学概论”已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1917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中将大学文科本科课程“分为哲学、文学、史学三门”。其中“文学门”“通科”中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欧洲古代语及近代语）。”[10]（p382-383）至此，中国古代文论尽管包含在“文学概论”之名下还没有名之称，却有了名之实。
至此，“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当时黄侃在北京大学所讲的《文心雕龙》。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学各个学科“规驯”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通过各个教育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演化和转变而形成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还得经过二次“规驯”，即经过科学化的“规驯”。
二、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二次“规驯”
中国古代文论通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最终在西方各种自然学科的规训下完成了学科建制，但它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就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接受科学知识和崇尚科学精神至关重要，关系到这门学科研究范围的明确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并涉及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方法”[11]。从这个层面而言，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是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的“立法”依据。
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西方文学等一道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科，但是彼此之间却在不断地抗衡斗争。起初在京师大学堂内就有“桐城古文派”与留学派之间的不断论争。待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任陈独秀氏为文科学长，一时新文学之思潮，又复澎湃于大学之内，因与浙江派不相容，而冲突以起”[10]（398）。至此，通过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继承了黄遵宪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最终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独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
在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了新文学的发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传统文学这一障碍，对之进行猛烈的攻击，称之为“死文学”，甚至将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其实就根本而言，在于为科学的进一步推广扫清障碍。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12]（p317）
因此，就“文学革命”的本质而言，在于清除传统文言文不符合科学思维的不利因素，进而提供一种可供科学言说与表达的全新语言工具即白话文。在前面提到的各个译书局翻译的过程中，新学科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名词；进而在近代不断译介国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过程中，文言文对小说等叙事文体的言说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适等人那里，西方科学思维背景更使得他们看到文言文与科学之间、传统直观的诗词曲与逻辑线性的叙事文学之间存在着莫大的鸿沟，于是他们提倡新文学必须打倒旧文学。由此便首先对语言下手，企图连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关于这一点，“文学革命”之前的梁启超早就说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13]（p63）后来何天爵总结说：“近世科学昌明，文字日趋于平易，即如现时，所译各种科学书，其文法之构造，多有仿效外国者。其名词之引用，固无论矣，盖循进化公例，不得不尔。”[14]（p400）深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胡适，之所以说文言文学是一种“死文学”，主要在于它是不规则的，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15]（p335）。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如出一辙。于是乎更有甚者，钱玄同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6]后来高玉在总结胡适的文言观念时也充分注意到科学等观念对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这些新名词既是新词汇，又是新思想，接受了这些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17]
因此，“新文学革命”时期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并不单单是一种阶级的平等或一种现代文化诉诸语言的启蒙，而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对于传统文言的一种总清算。对于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科学主义背景，倒是那些所谓的“守旧派”看得更为透彻。如著名翻译家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18]（p108）其实林纾所言正与胡适所认为的文言不规则、没有科学性与逻辑性相符。而中国传统文人由于缺少科学知识，所以“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19]（p459）。因此，五四学者认为科学不但能改进文法，还可以丰富文学的内容。总之，“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19]（p459）。
白话文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一种白话文的科学性，即清晰确定与逻辑规则的观念。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传统文言体系的放逐，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1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
至于说“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因此，从观念与方法上而言，科学范式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为整理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在旧文学被“革命”而颠覆成为“死知识”之后的二次“规驯”。在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传统知识的规训是第一次，它还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缺少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因而很多学科是有名无实。而通过“整理国故”，中国古代文论在二次“规驯”下即将继承一种有效的科学观念与方法。
“自近世科学兴，求学者无论若何知识，均必纳诸科学规范。于是科学疆域不仅限于天然事物，举凡人类思想行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材料虽殊，精神固自一贯。今日研究中国古籍者，欲持此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俾成科学。”[20]实际上，从1921年暑期胡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到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同人为《国学季刊》杂志所撰写的《发刊词》提出整理国故的三条途径，以及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所做的《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演讲中，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提出了具体操作规程。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1]（p93）。
于是，当时在胡适等人的带领下，中国传统的一系列知识体系都在科学的怀疑中“重估一切价值”，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在那时传统知识领域得到广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证当中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新红学”等。当然对于国故的科学方法也曾遭到“国衡派”等人的反对，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义”之流，很难抵挡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领域的进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开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
然而胡适所提倡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还仅仅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方面。其实“科学”的观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学》杂志与1923年爆发的“科玄之争”中得到了最彻底最清晰的呈现。
在1915年的《科学》创刊号中，任鸿隽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22]据此任鸿隽认为，凡通过演绎而有体系的“智识”都可称为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就狭义的科学而言，则专指通过实证与实验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陈独秀说得更清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3]与其说叫作“科学的最大效用”，还不如叫科学对人文学科最有成效的“规驯”。这样看来，文学，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必然要求科学化的处理，否则它不能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至于科学的方法，无外乎包括两种，即胡明复所说：“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24]
由此看来，胡适所宣扬的“科学方法”实乃是归纳之一种，实际上是科学兴起之后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还有另一种更为高级的方法即演绎法，却是在“整理国故”中所未能广泛运用的。而对于它的强调主要在于它对后来的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文学批评”等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正是从演绎的高度，中国古代文论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首先依据某种观念而演绎出一个精密而富于逻辑的体系，然后才根据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具体的材料。对于科学的归纳与演绎的借鉴为中国古代文论构成独立而科学的体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论保障。
三、中国文学批评的学科独立
有了现代科学的白话语言，中国古代文论进入了学者的象牙塔，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与鲜活的现实、语言、创作有任何关联。随后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所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与方法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按照西方“文学”学科的体系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就面临着概念与知识体系上的尴尬。正如王国维早先所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25]（p116）而中国古代文论相对于科学而言表现更为糟糕。正如后来朱光潜说到的那样：“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26]（序，p1）因此，如朱自清所言：“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不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27]
然而有了前面学科的示范性效应，不管传统的“诗文评”如何凌乱不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总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相信的科学的力量。再者，中国当时进行文学批评的学者们几乎都接受过西学的影响。比如郭绍虞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文中提到时人“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很有帮助”[28]。正是在科学的影响下，郭绍虞先是接受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1927）与《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1927）。虽然这还不属于一个学科所要求的文学批评，但科学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使之获得了某种启示与力量，为其后来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某种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从郭绍虞开始，中国古代文论对于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成熟，也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走向独立，最终完成了科学对之进行的改造而获得一种体系性、学科性。关于这一点，接下来通过对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析，便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科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便是郭绍虞与罗根泽所撰的著作。
首先郭绍虞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提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状态：“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中国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29]（p3）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印证了学界一直在科学视域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朱自清所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艰难。然而深受西学影响的郭绍虞前所未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郭绍虞先是运用他先前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个历史分为“演进期”、“复古期”与“完成期”，接着在每一章里按照“文学”批评的范围与体系进行描述。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最难的莫过于寻找“文学”的定义。而郭绍虞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则是当时非常时髦的“纯文学”观念，因此不难发现，在后边的每一章分析中都明显地贯穿着这一线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按照现代学科体系而言，科学首先要做的是设定一研究范围，否则不可能成为一独立学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界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定性为中国古代文论取得学科独立性的标志性事件。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郭绍虞这本书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奠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体系。而先前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有其名，但因缺乏现代科学体系，所以就不能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他们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而在撰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使用的材料，以及编写时所使用的笔法，仍深受传统的影响：除了诗文评部分外，不出历代文苑传、诗文集和若干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他们介绍这些材料时，大都随文敷演，略作阐释，这对后人来说，自然觉得新意不多和分析不够细致了”[30]（序，p2）。其实周勋初所说的“新意”实质上就是缺乏一种科学性与系统性。
后来郭绍虞的学生罗根泽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将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贯穿得更为透彻。在他第一章“绪言”中就着手进行概念的区分，以求获得科学的“文学”观念，找到“文学”本质。然后在森次巴力的影响下将文学批评体系化为“狭义的文学批评”与“广义的文学批评”，即“狭义的文学批评只包括文学裁判，也就是只包括（一）批评的前提和（二）批评的进行两段过程。广义的文学批评，不只包括文学裁判，而且包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也就是包括（一）批评的前提，（二）批评的进行，（三）批判的立场，（四）批评的方法，（五）批评的错误，（六）批评的批评，（七）批评的建设七段过程。我对文学界说，采取折中义，但对文学批评界说，则采取广义”[30]（p7）。其中对于批评方法的运用最为明显地表现出科学的因素，即根据森次巴力所总结的方法体系，如主观的方法、客观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印象的方法、鉴赏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其他。[30]（p6）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罗根泽认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30]（p7）。罗根泽所说的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正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原理的本质性所在。而对于本质的追求实质上是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规律，也是科学归纳的目的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根泽时刻不忘在其中贯穿他的批评观念与文学观念，并且适当地穿当时流行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等）对之进行现代化阐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氏的文学批评史相比郭氏而言，不仅范围更为清晰明确，而且方法更为精细，具有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尽管是借鉴森次巴力的体系，但还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科学化的观念与方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学界关于科学化观念的影响往往置之不谈，而是多半说到当时通过翻译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之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即便是当时从国外理论所翻译过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实质上也是早已被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所“规驯”了的。关于这一点，精熟于西方文化的林语堂早就看到了：“我们可以有趣地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藏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31]（p105）因此，所谓的“纯文学”实质上通过“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一种对象总要先把那夹杂不纯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确的，或者近于真确的，本来的性质”[32]（p342）。而通过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而来的“真”的文学观念注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然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文学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引入中渐渐地被“规驯”为一门学科，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中的一门知识体系。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中国古代文论首先在科学的“白话文运动”中将中国传统批评的土壤彻底斩断，使之成为一门“死文学”而归入历史档案。随后通过“整理国故”与“科玄论战”，已经死去的中国文学批评再一次接受科学观念与方法的系统改造，基本上成为一门科学性的体系性的独立学科。
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却忽略了这一点，致使出现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也无法解决。当然在当时科学主义的大潮中他们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由此，关于“失语症”的论争似乎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建构与独立成科的过程中早已注定，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不过被科学的权力话语与“规驯”长期遮蔽延宕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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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7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福建
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和其他重要的自然科学成果，做出了正确的概括与总结，阐述了自然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最一般规律与方法，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从而开创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20世纪初，列宁把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导向一个新的时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目前，它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对科学技术本身以及我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索，深深地刻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整体特征，但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因此，对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概况
中国自然辩证法的传播与发展是从翻译出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开始的。1925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出版后，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逐步流传开来，1932年，该书的中译本正式出版。同时，与自然辩证法密切相关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苏联哲学界其他一些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著作也先后翻译出版，这些著作成为了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学者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热情也持续高涨，一批学术文章得到发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对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是同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成立了新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组织，以举行座谈会等形式系统学习自然辩证法的经典理论和著作。1944年，于光远讲授的自然发展史，成为延安大学师生都听的大课内容之一，这是我国大学开设自然发展史――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这对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物质观方面揭示了自然物质世界的无限可分性，物质世界是一个不断运动、发展和进化的新陈代谢过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内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向自然开战”、“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等观点。这些观点虽有些偏颇，但其合理性和富有价值的一面也是不容忽视的。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以后，其他一些高校先后成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组），为哲学系本科学生、理工科研究生和教师开设了不同类型的自然辩证法课程。1956年，制定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划，规划正式将“自然辩证法”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且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学员们集体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总论性的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进入“”时期，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不免受到影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使我国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也使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1978年1月，经邓小平等领导同意，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开始进入了更大规模的专业研究和普及阶段，全国各省、地、市也陆续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特别是经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议，“自然辩证法”被指定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本科生的选修课，使得师资队伍、专业队伍都迅速扩大。目前，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已经拥有27个博士点和70个硕士点。在哲学门类中，“自然辩证法”是最受高校研究生欢迎的政治理论课之一。全国现有3000多名自然辩证法专业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有几十万名硕士研究生、数万名博士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程。
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成长起来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走出书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中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形成了全线出击、左右开弓的局面。在基础理论方面，对天体演化、地球运动，物质层次结构、生命活动的本质等自然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以及数学、系统科学、生态学的哲学问题等展开了深入探讨。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史和科学技术社会史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地研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同时，对20世纪兴起的西方科学哲学、西方科学技术社会学、西方未来学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批判和吸收。以这些工作为基础，从科学技术的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对当代科学技术革命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也为全民族思维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的现实需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发挥了知识结构全面、综合能力强的优势，在能源、材料、信息、空间、海洋、生物等技术的开发和城市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地质、农业、卫生、环境保护、国防建设以及技术引进与创新、经营管理、地区发展战略乃至全局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领域内，大力进行横向开拓，并在决策活动中显示了独特的力量，使自然辩证法成为开放性很强的学科体系。许多成果不仅在国内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为国际学术界瞩目。
2当前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热点
21世纪将是各领域全面发展的时期，自然辩证法也必将在新的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自然辩证法不仅要继续发展以往的学科领域，使它们在更加宽松的学术氛围下得以进步，而且还要开拓新的领域，以应对日新月异发展的世界不断提出的挑战。
2.1自然哲学
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当代科学家的自然观、系统自然观、非线性自然观、混沌自然观、分形自然观、量的层次自然观、生成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等来探索当代新自然观；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可持续发展、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建构自然哲学；通过研究自然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如关于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论断、关于由“夸克”引起的“物质无限可分”问题、关于由“大爆炸宇宙学”引起的“宇宙起源”问题等问题的争论，寻找自然哲学新的生长点。
2.2科学哲学
在对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批判反省和重新评价的基础上，研究科学解释和测量问题，研究哲学语用学、自然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后现代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中的问题；研究科学技术的价值负载、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科学统一性、科学主义的本质、信息哲学、意识的本性；研究科学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以及心理学哲学等问题；继续开展对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以及非线性科学中的哲学等问题的研究，应用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对科技的社会应用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从中体现出科学哲学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2.3技术哲学
随着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问题旨趣、理论建构等都更加关注，学术界曾围绕技术哲学的研究起点是技术的本质还是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等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有些学者提出“哲学研究的技术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有的学者提出“技术哲学正处于十字路口”，它选择的方向将决定它是走向繁荣昌盛还是被边缘化。通过研究诸如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技术恐惧主义哲学”、技术社会学、技术现实派学者思想的同时，围绕技术成果转化、技术的本质、网络技术与伦理、高新技术伦理、技术创新、技术转移、智能诊断技术以及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案例分析等问题，丰富发展技术哲学。
2.4科学技术与社会（StS）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题是科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的重大作用及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等问题。随着21世纪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StS的研究将向纵深发展，通过研究“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关系、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价值和社会伦理、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共同体创造力评估、诺贝尔奖及其社会运行、科技进步与劳动力资源开发、科技园建设、国外研究开发体系与创新系统建设、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科技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数字城市化建设、休闲和休闲文化及其产业建设、三峡工程建设与社会等涉及到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
2.5科学技术方法论
20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各门新兴学科的不断崛起，出现了许多新的科学方法，如控制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非线性研究方法、复杂性研究方法等，这些都促进了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并使得方法论研究出现了许多不同层次的新的突破，一些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论特征也在逐步形成，如通过研究创造力人格修养以及创造技法的培养等，探讨创造力开发的机制，建构创造力开发体系。科学方法论愈来愈显示出其在科学认识中确立新方向、探索新的生长点以及揭示科学思维的基本原理与形式的作用。
2.6科学思想史
科学思想史研究历来为自然辩证法学科所重视，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需要，并同国际接轨，需要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专题思想史研究与综合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科学思想史研究与技术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研究与哲学家反思科学的思想研究相结合、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与西方科学思想史研究相结合进行研究，切实将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东西相融合，做到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证研究与哲学分析的统一。
3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现状
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发展迅速，特别是在福建省科协的关怀和领导下，在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推动下，在广大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取得了许多优异成绩，主要表现在学科队伍不断壮大、科技成果斐然、教学方式灵活以及对地方科技经济社会服务等方面。
3.1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1979年对于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这一年，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厦门大学招收了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厦门大学获得全国第一批自然辩证法专业硕士授予权。进入新世纪后，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队伍进一步扩大，2000年厦门大学获得科技哲学博士授予权，福州大学获得科技哲学硕士授予权，2005年厦门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福州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福建农林大学软科学研究中心被授为福建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此外，随着其他各高校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的逐步完善，围绕着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科研，在我省组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学科队伍，并且队伍规模日益壮大。目前已有近千人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中等专科院校、普通重点中学、医疗卫生单位、科研院所和新闻、科协等单位，其年龄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为推动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2科学研究成绩斐然
随着学科队伍的不断壮大，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纷纷涌现。福建省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一贯注重开展学术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研究分析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环境等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山海辩证法”、“工程辩证法”、“农业辩证法”、“医药辩证法”、“海洋辩证法”、“交通辩证法”、“可持续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道德”等专题研究，为福建省“三个文明”建设做出显著贡献。先后承担并完成了“新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史研究”、“中国科学思想比较研究”、“规范论研究”、“当代西方技术社会的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研究”、“海峡两岸科技资源比较与互补性研究”、“台湾海峡两岸协同发展高技术的前景研究”等近百项国家以及省部级课题。先后出版了《生物全息论》、《科学逻辑学》、《科学创造的横向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闽台协同发展高科技产业探索》、《海峡两岸科技资源研究》、《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论稿》、《科技史与当代科技》、《新兴科学大观》、《台湾科技经济发展概论》、《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史论》、《中国科学百年风云》、《原始性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社会的价值批判与建构》等100多部优秀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科学学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启蒙、现代性与现代风险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等获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福建省自然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级奖项100多项。通过开展学术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和加强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在自然辩证法原理、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科技思想史、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科学学、人才学以及为地方科技经济社会服务等领域均有创新，成绩斐然。
3.3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自然辩证法作为理、工、农、医硕士生的学位课，是一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更是一门多视角、多层次的高度综合的学科，如何使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是这门课程的重要教学重点。由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首创的福建省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论文演讲比赛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创新模式，是对本门课程先进教学方式的积极探索，对提高自然辩证法教学理论和研究水平，加强各专业研究生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培养现代化高素质的综合人才起到了推动作用。演讲赛自1984年创办以来，坚持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已有十二届。每届赛事期间，省内各主要高校通过层层预赛选拔，组成代表队，研究生不仅要写论文，还要在规定时间内以演讲的形式表达论文的主要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也强化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各高校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此外，我省先后出版了多部《自然辩证法》教材，大大提高了理、工、农、医硕士生自然辩证法教学水平。2006年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获得首批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新颖的内容、生动的形式，使枯燥的课堂教学变得灵活起来，对整个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3.4社会服务能力渐强
立足福建，跟踪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发挥学科优势，整合资源，为服务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为“海西”建设建言献策，始终是福建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多年来，在福建省科技厅、福建省科协的支持下，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时刻关注着本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致力于将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与福建科技经济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为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早期老一辈专家周济教授、雷德森教授等参与福建省科技规划的研究与制定，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近年来，一些研究课题的不断完成已成为福建省科学决策的依据。如福州大学软科学研究所承担和完成的多项软科学研究项目，紧紧围绕福建人力资源开发、福建科学发展报告、福建高新技术与产业政策等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有的已成为省委、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福建行政学院徐刚教授关于政府环境执政能力的研究成果数次被新华社编辑为动态清样，为中央领导同志提供参考。厦门大学官鸣教授、陈喜乐教授出版的《海峡两岸科技资源研究》、《闽台科技交流与合作》等专著，对海峡两岸的科技发展及两岸科技合作交流、两岸科技资源比较及优化配置的政策研究提供了科学基础。此外，有关专家还完成了《福建省科研开发新体系的战略研究》、《整合科技资源推进福建自主创新》、《福建省科技计划评估指标体系及计算机管理模式研究》、《技术进步与福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当前福建企业发展中若干问题》等多个课题的调研报告，大大提高了我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把理论与地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4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近些年来发展迅速，成绩斐然，但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4.1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新的任务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进一步加深。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将面临着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挑战，面临着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科学技术的作用更加凸显，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优势也更加突出。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对“海西”建设高度重视，省委对加快“海西”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这不仅是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新形势和重大任务，也是我省自然辩证法研究面临的新形势和重大任务。在这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福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充分发挥自然辩证法学科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在为“海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促进决策科学化和咨询服务等方面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4.2教学内容发生了变化
自从1978年自然辩证法被确定为我国理工农医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以来，其教学内容一直为三大部分，即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方法论。目前，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也大致继承了这些内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研究视角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使得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内容不断更新。在自然观方面增加了人工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技观方面增加了技术创新、企业、人才管理、科技与市场经济、科技发展政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技发展的内部机制、高科技与社会、地理环境对科技的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等；在方法论方面增加了技术方法、系统方法、复杂方法、方法的历史演化等。这些内容的增加势必要更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难度。因此，如何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是对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又一挑战。
4.3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比例失调
从福建省近些年发表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专著和论文来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或热点问题的应用研究较多，而关注自然辩证法基本理论和学科基础问题的较少。目前，只有较小一部分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学者对其基本理论和学科基础问题有所关注，大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把热情投入到了自然辩证法的应用研究，无暇顾及自然辩证法的基础理论，从而使得自然辩证法基础理论研究较为匮乏，使得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比例失调。对社会科技热点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这是建立在基础理论研究之上的，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势必要影响应用研究。如何平衡自然辩证法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比例，使基础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应用研究服务，成为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的重要挑战。
4.4经费不足，资源共享不够，内外交流与合作较弱
研究经费不足是各类理论研究学科的普遍现象，自然辩证法研究因专业性强，面向市场筹措资金较难，长期处于经费严重不足的状况，这势必影响研究工作的开展。如一些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无法开展，科研人员无法参加必要的学术交流，图书资料购置受限，资源共享不够，等等。加上自然辩证法专业人才成长相对缓慢，使学科本已存在的人才结构断层现象更加严重，严重制约了全省自然辩证法学科水平的提高。
5福建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对策
自然辩证法是一个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学科领域，要想发展和繁荣福建省的自然辩证法学科，不仅需要在外部环境上加大科研投入、建立健全科研管理体制等，还要努力调动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者的积极性，认真实行“项目带动、品牌带动、创新带动、服务带动”的工作方针，为我国自然辩证法发展服务，也为建设创新型福建和“海西”建设服务。总体来看，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进一步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5.1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服务“海西”建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总结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结晶，是我们正确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行动指南。要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大力倡导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教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用科学发展观统帅各项事业，指导各项工作，积极防范发展中的各种风险。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不仅要在理论层面上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深刻、系统的论证，而且要紧密结合福建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为福建省如何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一要积极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认真研究科技发展的社会效应及其“两重性”，研究科技风险与“风险”投资，为探索福建如何在这场危机中转“危”为“机”提供具体的论证和对策。二要主动服务“海西”建设，针对“海西”建设中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组织专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积极为“海西”建设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三要切实对福建在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科技发展运行轨迹做出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预测，主动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相关依据，从而为福建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为福建省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节约型社会、建立循环经济运行模式等提供有福建特色的研究成果，发挥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推动福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5.2加强队伍建设，发挥学科优势
人才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是保证学科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要想进一步提升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建设水平，当务之急就是要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自然辩证法人才队伍。一要在现有的高校、科研机构、科学技术哲学的博士点、硕士点中加强培养自然辩证法专门人才；二要加强对现有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人员的培训，会同相关教育部门，有组织、有步骤地对我省自然辩证法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进行系统培养；三要贯彻产、学、研结合方针，加强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鼓励和吸收更多的实际工作者参加到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中来，争取更多优秀人才致力于福建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四要整合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内的多方力量，发挥本学科的综合优势，瞄准“海西”建设和我省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联合科学攻关，在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同时，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积极争取承担党和政府关于产业和企业的研究项目，在科学决策和咨询服务等方面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优势。
5.3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拓展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密切，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扩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势必随之拓宽。因此要紧跟当代科技发展的步伐，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一要明确研究方向。我省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如能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基础，并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确定一个或两个研究方向或领域作为自己长期而稳定的研究目标，那势必有助于集中精力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样有利于取得较大的突破，也有利于实现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稳步发展，创出特色，创出品牌。此外，对于我省的各个自然辩证法硕士点和博士点来说，要能够突出成果，明确和保持自己的学科特色和研究方向，并通过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学术研究有所作为，从而带动全省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二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一个学科来说，基础理论研究无疑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福建省自然辩证法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花大力气，拓展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推动学科良性发展。三要继续努力做好“研究生论文演讲比赛”的品牌工作，在提高质量、扩大影响、注重成效等方面下功夫，通过开展品牌活动，在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知名度的同时，提高自然辩证法学科水平。5.4加强交流与合作，搭建平台，整合资源
学术交流与合作是提升学科发展的有利平台，福建省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我省自然辩证法学科对台交流的条件十分有利，要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加强与台湾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创新。一直以来，福建省各高校的许多学科与台湾地区的学术界都有着长期、良好的学术交流传统，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多方交流，做到优势互补，在学科发展的同时，促进海峡两岸科技经济社会的共同进步。
大力加强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建设，努力搭建好三个平台，更好地为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广大科技人员服务。一是搭建好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平台，鼓励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建设献计献策，疏通渠道，以多种方式为科技工作者献计献策创造条件。二是搭建好学会作为学术交流平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办好学会刊物，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来繁荣与发展自然辩证法。三是搭建好为会员服务的平台。坚持以会员为本的理念，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为会员服务的手段和方式。为会员提供信息及培训，提供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渠道，反映会员的呼声，维护会员的权益，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并积极发展和团结更多会员，把研究会办成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之家，以便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为广大会员服务，为发展自然辩证法事业服务。
课题组成员：
1、符卫国，福建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2、陈喜乐，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3、许斗斗，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8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laudan,progressanditsproblems,university ofcaliforniapress,1977,p.11.
[10] l.laudan,scienceandvalu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11] p.feyerabend,againstmethod,london,1975,p.295.
[12][13][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9
关键词科学方法教学方法科学教学方法
1研究意义
在科学教学中，将科学方法融入科学教学中，能够使学生获得科学知识及科学方法。但科学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对象及适用范围，这也就决定了其本身的局限性，比如归纳方法，由于人们一般是根据对事物现象的归纳来获得结论，所以它缺乏内在的必然性，同时不能保证一定获得真理；比如演绎方法，首先它只适合于已有理论的证明和推演，而不能导致新的科学发现，其次因为演绎方法的正确性取决于前提的正确性，所以它不能保证其结论的正确性；比如观察，观察只能直接发现对象的现象，而不能直接发现对象的本质，不能直接观察到所研究的对象，某些现象能直接观察到，某些现象不能直接观察到而只能间接观察到，观察只能直接观察到具体特殊事物的性质和特点，而不能直接观察到事物普遍的共性；再如实验，诚然重要，但并非所有领域都可以进行，实验不能代替理论研究，它总是特殊的，特殊的实验结果与普遍的结论之间总是有距离。
小学科学课堂中，恰恰存在许多此类问题：一些科学教师不了解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夸大或者淡化了科学方法的作用。①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自身对科学方法的内涵认识模糊，所以在使用科学方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无法向学生清晰介定科学方法使用的领域和对象，存在将科学方法的使用范围扩大、僵化地刻意遵守等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在教学过程中淡化科学方法的问题，过度求新、过分注重细节而忽略了课程内容里所隐含的科学方法。
所以，厘清科学方法和科学教学方法的区别和联系，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从而在科学课堂里融入科学方法进行教学，对于学生获得科学知识和学习科学方法，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感受科学的价值和精神，都具有较大的指导及促进意义。
2科学方法与科学教学方法
2.1科学方法及分类
人们通常把达到目的的途径（手段）称为方法。科学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要探索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和因果性，对被观察到的事实即形形色色的事物现象作出理论解释，以此对客观世界的复杂图景做出精确地深刻的描绘。科学方法就是人们为实现达到认识客观世界这一基本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和途径。科学研究的方法包括基本逻辑方法和一般技术方法。②
所谓基本逻辑方法，就是基本的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人们会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思维方法，其中有些方法是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要用到的，而另一些则只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和时间才用到，前者就是基本逻辑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演绎和归纳、分析和综合等。
比较与分类是认识和研究事物的两种最基本的逻辑方法。比较就是在不同事物之间或在同类事物之间找出它们的差一点和共同点的逻辑方法。分类是在比较基础上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各种事物进行类别划分的逻辑方法，即根据对象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对象区分为不同种类的逻辑方法。归纳和演绎是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最常用的一对逻辑思维方法。归纳方法是指从个别事物的现象的研究中概括出一般原理或结论的逻辑思维。这种方法主要由推理前提和结论两部分组成。演绎方法是从一半到个别的推理方法，即用已知的一般原理考察某一特殊的对象，推演出有关对这个对象的结论的方法。分析是把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为不同的方面和部分，把负责的对象分解为各个简单的要素，并把这些部分或要素分别进行研究和认识的一种思维方法。综合方法就是寻求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侧面、因素的内在联系，把对象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思维方法。此外，还有数学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等，有的学者认为想象、直觉、灵感也是理论思维方法的较特殊的形式。③
科学技术与其他学科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不仅要运用各种逻辑思维方法进行研究，而且它还常常使用各种技术方法进行研究。技术方法就是运用某种技术和设备手段进行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观察和实验两种。
观察就是通过感官接受外界各种刺激，再经过大脑处理，形成对外界的感受，科学观察一般是指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有目的、有意识地对事物和现象进行感知、描述和记载的方法。广义的观察包括自然观察和实验观察，狭义的观察仅指自然观察。自然观察是在现象自然发生的条件下进行的，是人类运用的最早的一种观察，根据不同的标准将观察分类：（1）根据所用观察工具不同将观察分为直接观察和间接观察两种类型。直接观察是通过感官直接观察对象，间接观察则是借助于一定的一起对对象所进行的观察；（2）根据观察结果性质将观察分为定性观察和定量观察两种。定性观察即确认研究对象是什么或什么性质的观察，定量观察则是确定该事物或现象的大小、速度、强度、时间长度等数量性质的观察，又叫测量或观测；（3）根据观察的条件将观察分为非受控观察和受控观察，非受控观察是在不影响观察对象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观察，受控观察是在对观察对象施加某种影响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观察。科学实验师在某种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运用技术手段来展现某个对象，或推进研究对象的进程，或改变、控制其某些因素而使对象展现某些过程的活动。实验的目的有二，其一是探索和发现新现象或新规律；其二是检验已有知识或理论的正确性。实验由实验者、实验对象、实验仪器三者组成。
2.2科学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包括科学方法，这里首先对教学方法进行论述。
2.2.1教学方法
在当今教育理论界以及各种教育学和教学论著作中，人们对教学方法的认识不尽统一，给教学方法所下定义也各不相同。我们认为，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学习以达到教学目的而采取的教与学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的总称。④
2.2.2教学方法的分类
教学方法根据分类依据的不同，可以有多种分类方式。有的学者将教学方法分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将教学作为一个活动过程来认识，⑤他们将活动区分出三个最重要成分：组织作用的，激发的和检查评定的。由此，从整体和组织性的观点看活动，就要求有三大组的教学方法：实施学习认识活动的方法（由此而保证通过个性的中介而进行的教学信息的过程）；激发学习认识活动和形成学习动机的方法（由此而保证调整学习活动的最重要职能。促进其认识的、意志的和情绪的积极化）；检查和自我检查学习认识活动的效果的方法（由此，师生得以在教学进程中实现检查和自我检查的职能），其下还有相应的亚组：
第一组方法：组织和实施学习认识活动的方法。
第一亚组：按传递和接受教学信息来源分类（感知的方法）：口叙法（叙述、谈话、演讲）；直观法（图示、演示）；实际操作法（试验、练习）；教学生产劳动。
第二亚组：按传递和接受教学信息的逻辑分（逻辑的方法分）：归纳法、演绎法、分析综合等方法。
第三亚组：按学生在掌握知识时思维的独立性程度（求知的方法）：再现法、探索法（局部探索法、研究法）。
第四亚组：按控制学习活动的程度分（控制学习的方法）：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活动，包括试验教学机器在内；学生的独立工作（读书作业、书面作业、实验室作业、完成劳动作业）。
第二组方法：激发学习和形成学习动机的方法。
第一亚组：激发学习兴趣的方法：认识性游戏、教学讨论、创设道德情绪体验的情境、创设引人入胜的情境、创设统觉的情境（依靠生活经验）、创设认识新奇的情境。
第二亚组：激发学习义务和责任感的方法：说明学习的意义、提出要求、完成要求的联系、学习上的奖励、对学习缺陷的责备。
第三组方法：教学中的检查和自我检查的方法。
第一亚组：口头检查的方法：个别提问、面向全班提问的口头考试、学习上的奖励、程序性提问。
第二亚组：书面检查的方法：书面测验、测试作业、书面考察、书面考试、程序性的书面作业。
第三亚组：实验室-实际操作检查的方法、实验室测验作业、机器测验。
2.2.3科学教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比较
科学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科学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科学教学任务，在科学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⑥以上所介绍的教学方法在科学教学中均可使用，由于科学课的特殊性，活动部分使用较多，所以在课堂教学中主要用到第一组方法，我们通过表1将科学教学方法与科学方法进行比较。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教学方法包括科学方法，虽然有同样的方法，不过两者略有区别。在使用归纳方法方面，科学研究中，将归纳法分为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法，穆勒将归纳法分为求同法、求异法、同异联合法、共变法和剩余法，在科学教学中，主要用到的归纳方法类型是不完全归纳法中的简单枚举法，以及穆勒五法之中的求同法、求异法、同异联合法、共变法；在使用观察方法方面，科学教学使用的观察工具较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要少和简单，观察的对象也有不同；在实验法的使用上，实验者、使用的仪器、对象都有不同，在使用目的上，科学教学上使用实验法主要有第二种目的：检验已有知识或理论的正确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科学教学方法定义为师生为了实现科学教学目标，完成共同的科学教学任务，引用科学方法并与普遍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形成合理的科学教学策略，在科学教学过程中的程序化但不失灵活的方式或手段。
3科学方法与科学教学方法的比较及启示
3.1科学方法与科学教学方法的比较
（1）从与科学教育的关系来看。科学教育的内容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价值，科学方法是科学教育的重要内容，⑦科学教学方法是达成科学教育的途径。（2）从两者的具体分类来看，科学教学方法包括科学方法。从科学方法和科学教学方法的具体分类来看，科学教学方法包括科学方法（如图1）。几乎所有科学方法都可以被引用到科学课堂中作为科学教学方法。
3.2启示
科学方法在科学课堂中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引用科学方法进行教学，获得科学知识；二是对科学方法本身进行学习，可以促进学生进行迁移，作为更新科学知识的途径，同时也可以为未来的科学研究打基础，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严谨的思维方式，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
教师有必要对科学方法有清晰的了解，清楚各种教学所用的科学方法的内涵及外延，如“穆勒五法”：求同法、求异法、同异联合法、共变法和剩余法，如果教师详细了解这五种方法，就会发现在科学课上，这“五法”中用的较多地主要有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而剩余法则用的较少。如此，就能在科学教学过程中把握好教学的度，既不会盲目强化也不会无意中淡化科学方法，使学生能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
注释
①吴俊明.对科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教育的再认识—祝贺《化学教育》30周年刊庆[J].化学教育，2010(2).
②杨玉辉.现代科学技术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
③张巨青.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方法导论[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④河南省教师资格管理办公室组织编写.教学方法概论[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⑤巴班斯基著.中学教学方法的选择[m].张定璋，高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篇10
[关键词]多学科研究方法论内涵特征价值困境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5—0001—07
1988年，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所著“perspectivesonhighereducation—eightdisciplinaryandcomparativeviews”一书的中文版《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出版，其中伯顿·克拉克指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揭示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进行这种研究的各种不同的分析观点，没有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组织理论等所提供的观察的方法，我们将不得不发明它们”。
2001年，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潘懋元先生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指出：“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和《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积极发展。特别是自2001年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探讨日渐深入，人们普遍认为多学科研究开辟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新境界，是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取向。
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性质、内涵及特征
（一）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性质归属
关于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性质，至今尚无定论，目前有研究视角说、研究方式说、具体的研究方法说等。但是笔者认为，多学科研究在性质上应归属于方法论，原因在于：
1从概念分析来看
关于方法体系的理解，目前一般基于以下几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面。米尔斯认为：方法论是对方法的研究，它提供关于人们在从事研究时会做些什么的理论。方法论的性质是一般性的，通常不给研究人员提供具体步骤。方法论应该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关于方法之所以成立的理论依据探讨，是为各种方法的具体运用以及对分析问题的方式、切入点和研究路径的总体说明和宏观指导。二是研究方式或研究路径层面。目前，人们比较公认的有两种路径，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三是具体方法层面，即在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方法途径，如参与性观察与非参与性观察、自然实验与实验室实验、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文献研究与实地研究。四是关于研究的规范与伦理，指研究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操作规范、规程。
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等用作“武器”来分析、解读高等教育自身的现象和问题，是对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以及以不同学科研究范式表述及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式、切入点和研究路径等进行的一般性的说明，即主要阐释的是研究方法中的理论基础问题，并不是给出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方法。由此可见，就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概念分析而言，它不可能归属于方法体系中的后面三个层次，其本质特性与关于方法论的概念分析是相契合的，因此，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在性质上应属于一种方法论。
2从多学科研究的缘起动机来看
从多学科研究在高等教育中被首次提出和运用开始，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就是以方法论来看待它的。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一书的中文版序中，伯顿·克拉克指出：“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的专业所开展的广泛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高等教育的基本工具，不管这个学科是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还是其它社会科学，都给我们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方法”，译者前言中王承绪也明确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有关比较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比较高等教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潘懋元先生对《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的评价也是：“这是一本高等教育方法论的专著，为多学科观点研究高等教育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可以说，将多学科研究作为方法论符合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初创的动机。
（二）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内涵解读
关于多学科研究的内涵，潘懋元教授指出：“以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为主线，尽可能以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价值和发展规律为研究重点。从各自学科的观点、方法考察高等教育，而不是以某门学科的理论代替高等教育理论”。可见，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是指在把握高等教育现象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把相关学科的研究范式用作方法和工具来探讨高等教育的现象和问题，包括对高等教育中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学科范式进行研究，对同一问题运用不同的学科范式加以研究，以及基于各个学科范式分别研究之后的整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