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史的方法篇1
一、把握基础知识、重点知识是学好历史的前提
教学大纲明确阐释每单元、每一课的重点知识、基础知识，抓住了基础知识和重点知识就抓住了教材的精髓。综观近几年河北省的中考历史题型，不管是选择题、材料题、问答题，还是探究题，考查的都是教材上的基础知识和重点知识。那么如何掌握好基础知识和重点知识呢？
1.总体把握。如：八年级近代史的三条基本线索，即：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中国人民的抗争史、探索史。
2.精读课文。要逐字逐句逐段地反复阅读，思考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之间的前后关系，弄清每一个知识点，做到完整的回忆课文。如：学习中国近代史“国民大革命”这一内容就要弄清以下几点：一是国共的合作；二是北伐及胜利进军；三是工农群众的支援；四是国共的分裂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教训。这几点相互联系，构成了这个时期的完整知识体系。
3.把握内涵。在弄清知识点的基础上还必须向细处分析，进一步把握每一个知识点的全部内涵。如：学习《伟大的抗日战争》这一单元，必须把握全面抗战路线，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词，这是共产党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本单元的重点。
二、比较和联系
1.相同性质历史事件的联系。如：复习中国近代史时，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联系比较，认识四次侵华战争的性质都是侵略性的战争，战争结果都是清政府战败，同侵略者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2.同类历史知识的联系。如：日本明治维新，可联系俄国1861年改革和中国运动，通过联系比较认识到三者在原因、性质、作用、结果等方面的异同，通过这种联系，不仅加强了记忆，而且认识了历史事件的内在本质特征，提高了学生的分析、判断、归纳能力。
3.同一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联系。如：1689年俄国彼得一世改革，联系同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英国通过《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制；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可联系同年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清政府总理衙门的设立。
三、注意把历史和现实、时事联系起来
学历史的方法篇2
一、细读
课堂教学中，如果“填鸭式”地教学，效果会适得其反。所以要穿插着合理安排时间让学生阅读课文。在学生阅读过程中，要注意从阅读方法和掌握知识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点拨。同时要根据教材内容的多与少，以及教学目的要求学生的读书节奏、快读、粗读、细读、精读。
所谓快读、粗读是让学生走马观花地领略一下课文内容。那么如何让学生快读、粗读呢？一种是以快读、粗读方法，让学生了解教材的一般内容。还有一种是课堂讲解之前，让学生快读、粗读本节课的内容，达到预习的目的，这些内容为教师的讲解创造有利条件。
所谓细读、精读，是让学生在快读、粗读的基础上，用分出点、理出线、连成面的方法，掌握历史发展过程的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在指导学生细读、精读时，先将每一章节结构要点告诉学生，指导学生阅读，或者以历史事件为点，以历史事件之间的纵向联系为线，以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典章制度等的有机联系为面，使学生能对课本内容有个整体轮廓，如指导阅读《强盛的奴隶制国家――西周》一章时，要求学生先找出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国人暴动、平王东迁等点，再理出西周建立、发展、结束这条线，通过连结分封制、井田制、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等制度和历史现象，最后形成西周是一个疆域空前广大，奴隶制高速发展的强盛奴隶制国家这一历史概念。
通过阅读训练，特别是细读训练，学生逐渐克服了肤浅和不会读书的毛病，学会了独立阅读课本，增长知识的一种技能。
二、精讲
所谓精讲，即用约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间讲授历史教材中的精华部分，历史课的内容丰富多彩，千头万绪。不是历史教材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要照本宣科地搬给学生。历史课中的精讲，是在吃透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厚积薄发，把最基本的要点，最概括的内容，最有条理的线索，最准确的概念交给学生。当然，结合实际，授课时讲一些相关的内容，也是必要的。
1、讲史实。
历史史实浩如烟海，不可能在短时间的课时内一一交待清楚，有些史实可在指导学生细读课文时解决，无须细讲，需要细讲的是那些在历史上对某一国家、地区和社会发展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历史课本里出现的历史人物有很多，无需逐一讲解，需要重点讲解的有马克思、列宁、、邓小平、孙中山等。
历史史实都发生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有具体化的特点，因此，在讲课时要十分重视准确性，并尽可能讲得形象具体、适当补充内容、辅之以必要的教具如（历史挂图），以加深学生印象。如：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可利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示意图”和“红军过草地”等插图、挂图，还可以听录音，的《七律长征》，引用学生学过的《金色的钓鱼钩》等内容，再现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克服艰难险阻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的场面，这样，不但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可使他们受到思想教育。
2、讲方式
精讲通常可采取设问、自问自答（或教师问学生答）的方式。根据历史教材的内容，合乎逻辑地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用“什么？”刺激学生的定向反射，诱发他们进行探究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活动。如学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课时，可用以下一些连贯的问题编排精讲的过程：
（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
（2）这次革命有何特点？
（3）这次革命导火线是什么？
（4）这次革命的起止时间是分别是哪年？
（5）这次革命的战争是怎样结束的？
（6）在这次革命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7）如何评价克伦威尔这个人？
（8）斯图亚特王朝是怎样复辟的？
（9）英国是怎样确立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的？
（10）什么是君主立宪制？
（11）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重大意义？它又有何局限性？
通过这样一环套一环地不断提问题，层层剥笋，解决矛盾，尽管教师主讲时间不长，学生也有不少收获。
3、理线索。
理清历史发展线索，可以防止学生混淆史实，帮助学生理解记忆，还有助于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例如：“五四”爱国运动本身就有一条历史发展线索，贯穿全过程。即：历史背景“五四”爱国运动“六三”运动运动的初步胜利历史意义。顺其线索把握各个概念，从而得出“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揭开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绪论。这一条线体现了相互联系的原则和有序性原则，也体现了前后继承的系统性。因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最后提到：“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就为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导出了进步发展的线索。
4、解疑难。
指解析教材中的难题以及学生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解决学生所提问题，学生提出问题以后，教师先不忙作答，注意看其他同学的反映。有些问题，其他学生会举手作答，教师应予鼓励和指点。对于某些难题，教师可以稍加点拨，再看谁能回答。同学回答错误、不全面的，仍由他人补充纠正，教师再作简要归纳。总之，尽量让学生唱“主角”，以培养和发展他们的智能，对于某些学生无法回答的问题，亦应注意方法，启发学生的积极思维。
三、实练
练习是使学生牢固掌握知识，形成能力的一种途径。一堂课讲完后，需布置适量的练习，以供学生课内外做。练习的形式多种多样，除指导学生边读边练，边讲边练外，还在学完每一章节、每一阶段、每一册书后指导学生进行思路不同的各种练习：
a、教材专题练习。即作教材上的习题，要求学生逐章逐节地通过一个个知识点的练习，让学生记住典型例题，并掌握正确的解题方法。
B、编制提纲练习。编制提纲练习是根据教材内容的内在联系，把有关章、节按逻辑顺序分成若干部分，下含若干要点，要点分别加上标题和作出简要的注释。提纲中应当包括基本的历史事实、事件、重要年代，要反映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学历史的方法篇3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方法历史感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340103
高中生有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一定的人生经验，高中历史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学会对历史知识的融会贯通和举一反三，让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和提高学习能力的同时培养历史感。
一、通过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培养其历史感
很多高中学生喜欢历史，这从各类古装剧和穿越剧受到很多包括高中生在内的年轻人热捧就可充分证实。高中历史教师可以紧紧地抓住这一点，恰当运用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
例如，在学习“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有关“商鞅变法”的内容时，教师可以结合古装剧《芈月传》进行讲解，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观赏，并将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看法带回课堂进行探讨和交流。通过实践证明，布置学生带着历史学习问题观看影视剧所达到的学习效果比要求学生记忆书本上的内容更好，学生对相关历史的印象更深刻，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感。
二、通过情境教学培养学生的历史感
高中历史存在学生不易理解的知识和内容。针对这一点，教师可以依照教学目标设置形象具体、富有感彩的场景或情境，让学生在感受历史的过程中充满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让历史的学习和理解更加容易。
由于历史感具有主体亲历性的性质，可是历史客体却是离人们远去的史实，这更加需要教师通过创设教学情境的方式m行学生历史感的培养。通过情境教学，教师可以让学生融入历史情境进行历史的体验，并且让感官的刺激代替语言，实现潜移默化的历史熏陶，感悟历史。
比如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中，由于学生通过上文所述的学习方法观看了《芈月传》，熟悉了四方馆中不同学派代表人物聚在一起相互辩论的场景。因此教师可以创设相应的情境，设置某个特定的论题，让学生模仿里面的人物进行辩论，其他学生可以对同学的表现作出评价。通过这样的情境创设，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让学生在身临其境的体验中提高学习效果，增强历史感。
三、通过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历史感
高中历史教师在培养学生历史感的过程中，不能通过单纯的说教让学生被动地接受历史知识，而应当通过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的体验。针对这一点，教师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学生以独立思考、小组交流等方式进行学习、探究。学生可以各抒己见，并在思维的碰撞和互换中拥有更深层次的领悟，开阔自己的思维。
对于学生普通不懂解答的问题，教师应当通过引导让学生在探索中获得解决的方法。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效果和培养历史感。
四、利用日常的讨论培养学生的历史感
学生光靠四十五分钟的课堂学习是不够的，教师需要通过引入讨论的方法，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对历史问题和观点展开讨论。这不仅可以让学生巩固历史知识，还可以让学生在讨论中交换思想，并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去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从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其历史感。如果条件允许，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开展和历史教学相关的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热情，提高历史教学效率。
比如在“鸦片战争”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就“如果没有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就不会有鸦片战争”这个论题让学生进行讨论。在争论中，学生可以在发表自己意见、充实自己观点的同时提高历史的学习效果和培养历史感。
总的来说，培养高中学生的历史感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对于提升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帮助学生树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都有积极作用。高中历史教师应当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历史教学，让学生有更大的收获。
[参考文献]
[1]鞠清辉.高中历史教学中应如何培养学生的历史感[J].考试周刊，2016（59）.
学历史的方法篇4
关键词：宪法学；历史分析；方法
当今中国各类法学教科书对于历史分析方法的说明，基本上都运用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的一段话来阐述，列宁写道：“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因此这里所谓的历史分析方法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法学研究中的全面贯彻。从法学方法论体系的结构层次出发，它更多的属于法学方法论体系中作为根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因此也有人将之概括为法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2]，当然历史分析方法还可以细分为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或技术手段，如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不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有历史分析的方法，事实上历史分析可以为不同的哲学立场服务，这是因为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关注的是特定的历史事实，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些事实只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的工具性资料，至于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和运用何种原则，则由使用者决定。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类似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历史学提供资料，其他社会科学提供分析的结构和原则。[3]
从历史分析可以为不同的哲学立场服务来说，历史分析方法几乎是“中立”的弥漫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把为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向后寻找根据的方法，称为历史分析方法，至于这个根据是“民族精神”、“社会习俗”还是“物质生活条件”，并不影响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的这种中立性和普适性，使得法学家确信这一方法尽管十分重要，但并非法学（当然也包括宪法学）所“专有”，在谋求学科独特性的学术努力中，历史分析方法不论是在整个法学领域还是在作为其分支的宪法学领域，都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整个法学方法论体系中所占有的比重也日益缩小。如果从方法论的结构层次出发，这一方法一般被归入到法学的一般方法或基本方法中，如果从同一方法序列的不同类型的角度出发，这一方法往往又被归入实证分析方法特别是社会实证分析方法之中。人们有时泛泛地谈法学研究中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有时又将历史分析方法仅仅归结为“文献分析方法”[4]。在将法的方法论体系分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和法律方法的情况下，法律方法基本上忽略了对历史分析方法的说明，历史解释基本上是唯一的存在形态。
在宪法的方法论体系中，历史分析方法的境遇也基本如此，如有宪法学者指出包括历史分析方法在内的“传统社会科学的老方法”“只能算是宪法学在蒙昧时期所采用的‘青铜铁石器’”，是“宪法学方法的无特定性状况”的表现[5]，在人们看来只有发掘和强调宪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才能在研究对象多有竟合的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中保持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近来关于宪法解释和宪法规范研究的升温，说明了人们在认识上的转变。
本文认为，历史分析方法尽管缺乏个性，却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样，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主流知识体系中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仅仅将其在方法论结构中边缘化或弱化，而不对其进行全面的反思，对宪法学的发展有害无益。此其一。其二，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领域的运用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有一部分缺陷并非由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引起，而是由具体的技术性手段使用不足引起的，因此，历史分析方法不应泛泛的为“宪法学缺乏自己的学科特色”负方法论上的责任。其三，宪法学的知识体系庞杂，既有面向理论的又有面向实践的，在理论上的哲学立场不同就会导致实践上不同的利益取舍和衡量，因此，历史分析方法在不同的领域面相不同。有必要深入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中不同的特征和作用，以达致对于这一方法的深入而客观地认识。其四，历史分析方法具有恒久的价值，在当今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更有其独特的理论功能，全面揭示这一点，是宪法理论研究深化的需要。
一、历史分析方法的面相
探寻历史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制度的现实或冲突的解决如果具有“历史根据”并表现出来“历史的合理性”，也就具有了巨大的说服力。对于宪法学来讲，不论是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制度操作层面，人们都不拒绝“向后看”的办法，但表现形式不同。
人们通常会在如下情况下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对宪法学的概念、范畴或原则作语源学的分析。要理解和阐明宪法学中特定的概念、范畴和原则的内涵，人们往往需要到历史中寻找它们的思想来源。除了专门意义上的学术史的探究之外，人们经常采用的是语源的分析，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人们对于“宪法”这一概念的语源分析，[6]语源是对具体词语的来源、本义、引申义的考证和研究，是一种历史流变的分析，自然可以归结为历史分析。其他的如“国家”、“人权”、“民族”、“自由”、“人民主权”等等，都可见语源学的分析。
（二）宪法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分析。制度的形成与变革是各种社会变量长期累积的结果，既不会骤然发生也不会骤然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主观目的如何，制度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轨道。我们往往会在制度的“断裂”中看到“自然成长”的因素，后者的“自然”要比前者的“建构”更有生命力。这促使人们对制度的结构和制度的事实作全面的历史分析。法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史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洞察力，他说，“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7]“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入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8]中国比法国的历史更悠久、更复杂，因此现代性制度的建构就有着更明显的历史重负。
对宪法制度作历史分析有三种基本形态，其一，中国近现代的宪政制度具有明显的移植色彩，因此对某一宪政制度在西方的代表性形态作历史的梳理，成为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其二，有许多宪政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本土化”的，此时人们所作的分析就基本表现为对制度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较短时段的梳理；其三，有一些制度问题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有关，这时对制度的历史分析就可能追溯到中国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由于制度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所采用的历史分析有时只有一种形态，有时则三种形态并存。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权保障制度、地方制度、司法制度等重要宪法制度的形成与现状都有人积极地进行历史的探究。[9]
（三）宪法的观念与文化分析。与对制度的历史分析不同，观念与文化的分析，是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出发的。近现代的历史学研究有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学家借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不仅有历史学家指出：“历史学只能在社会学的浸润中进展，反之亦然。”[10]而且，人类学取向则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即历史学家开始“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和信仰。”[11]人们希望反映历史的整体面貌。史学的转向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宪法的历史探究，人们几乎是毫不怀疑的认为人的观念与文化传统，是潜在的决定宪政状况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不仅应该研究制度的发展史、制宪者的思想史，而且也应该探究普通人的观念史，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史
（四）宪法条文的历史解释。
在宪法的操作层面，永远无法回避条文的解释问题，解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法律活动。不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不论解释体制如何，宪法适用者在实践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宪法规范与个案事实合理结合起来问题，宪法规范总是抽象的，个案则具体而实在，解释因此成为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桥梁。解释的方法多种多样，詹姆斯·安修在《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一书中列举了多达48条的宪法解释的准则，[12]对于其中可能涉及到历史问题的，詹姆斯·安修分析到：“在宪法解释中，美国最高法院经常受到历史教训的极大影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事实”[13]，就历史资料来看，“最高法院利用的历史大致有两类：（1）宪法产生前的，颁布宪法和修正时的历史，借以理解制宪者的意图。（2）能说明在宪法判决中值得考虑的社会利益的历史和能对这些利益的冲突作出公众所接受的调节的历史。”[14]从我们的视角来分析的话，前者主要指的是发现反映立法原意的“历史资料”，后者主要指的是协调社会冲突的历史惯例。
尽管人们对追究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有各种批评与责难，[15]但对制宪者的制宪原意作历史的分析，显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正像主张追究历史原意的学者所认为的，探寻立法原意不能局限于法律语词本身，而必须借助各种立法史资料，尤其是立法准备资料。通过对立法史材料的研究，解释者就能了解法律制定时的一般舆论情况，了解释法律得以通过的一般社会状况（如不同社会利益的冲突与权衡），以及立法者意图通过法律予以救济的对象和解决的问题，从而把握存在于法律背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目的。因此，立法史材料对于确定立法原意具有重要意义。[16]
上述历史分析方法的四种面相，可以概括为语源学的面相、制度史学的面相、观念史学的面相以及解释学的面相。前三种基本上属于理论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形而上的学术研究方法，最后一种则是属于实用宪法学的操作方法，主要是形而下的宪法推理与宪法解释技术。由于人们在方法论的研究中正在努力区分“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并将后者视为方法论的核心，[17]历史分析方法的不同面向，从不同的法学领域来看，意义自然也会不同。
二、材料的取舍：“历史”的不同内容与意义
历史分析方法的不同面相使我们发现，人们几乎是轻率的把为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向后寻找根据的方法，称为历史分析方法，至于“向后”的限度以及所搜寻的资料的取舍，大多因具体问题需要而定。这里面隐含着对于“历史”的具体内容和价值的不同理解，如果不对“历史”本身做细致分析的话，就可能使本来具有经验性与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因为人的取舍而模糊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这就出现了人们表面上是在做“历史分析”，而实际上不过是在为某种既定的目标寻找片面的资料，因此也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由“发现”历史事实的经验研究变为“解释”历史事实的价值探寻了。
德国的历史法学派有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和艾希洪，他们在1815年创立了《历史的法学杂志》，成为历史法学派的喉舌。但是人们却发现，所谓“历史的”研究，“对萨维尼而言，其内容与对象不言自明地指涉罗马法；对艾希洪而言，毋宁是指涉古代日耳曼人的法律。这种差异，也是导致日后历史法学派分裂成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法学派的原因之一。”[18]引用这一事例是想说明，在不同的语境下、基于不同的目的，“历史”一词指涉的实体内容可以有巨大的差异。历史法学派的发展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历史分析方法在不同理论层面地运用也表现出来这样的特点。如果不对“历史”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作细致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就有可能被“偷梁换柱”，从而降低了这一方法在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古代史与不到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两相对比使得当代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历史”问题和“历史”方法，有着更复杂的含义。历史分析不仅仅是向后看的问题，还有一个看得远与近的问题。
（一）有年轻的宪法学者在他的关于宪法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在“宪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部分毫不犹豫的列举了“历史方法”，“既然宪法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积淀和蒸馏的结晶，而人类文化是连续不断的，那么，要了解当前的宪法制度，就必须寻本溯源，探索其产生和成长的过程，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后对于宪法制度的含义，方可以有较清澈的认识，这是把握宪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一步审省宪法得失和促进宪法发展的基础性条件。”[19]这里的历史显然是“大历史”，中西古今囊括无遗，他所使用的“历史”与广义的“文化”几乎是同义词。“文化有广狭义，广义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狭义，专指人类实践重大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20]这样的“历史分析”事实上只是强调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这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层面的历史分析体现出来的是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性而非特殊性。
对宪法问题作宏大叙事的历史分析，是当前我国理论宪法学领域“历史分析方法”的一般性特点。[21]不仅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的研究如此，即使是表面上具有实证主义法学特征的对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语源学探讨，也往往会陷入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以对“宪法”的语义分析为例，[22]首先人们指出：“尽管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曾有‘宪法’这一词语，但他们的涵义却与现代的‘宪法’迥然不同”，接着人们就分别介绍宪法在中国和西方的词义演变，最后作为结论人们会指出“古代西方的宪法往往侧重于组织方面的意义，而古代中国的宪法却没有此意。”如果仅仅是为了说明近代以前“constitution”或“宪法”都没有现代的根本法的含义，人们就没有必要作这种包含古今与中西的对比。结合教课书知识体系中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宪法的历史发展部分”，这样的知识内容显然是为“宪法产生的条件”这样的问题，提供历史的铺垫。“宪法何以产生于西方？”“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宪法？”“为什么在19世纪末宪法被引进到了中国？”“宪法在中国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历史境遇？”等问题是这一分析进路所隐含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意识。
这是一种宏观的、可以依研究者的兴趣无限向后追述的、跨文化的历史观。就历史资料而言，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背景性资料[23]，这部分资料并非宪法学的专业性资料，宪法学者只需要借用历史学的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了，具有明显的“拿来主义”色彩。这部分资料使用的越多，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表现就越差。
（二）当今中国宪法对于制度的历史分析，可以算是一种“中观的”的历史观。追溯年限西方基本以18世纪为限，中国基本以19世纪中后期为限，由于涉及到制度的性质转变问题，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的宪法制度，都只能追溯到20世纪30或40年代。所使用的资料也基本上是与特定制度形式直接相关的，较少的涉及到观念与文化问题。对于制度作历史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清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寻求现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为了发现用于处理宪法纠纷的制度惯例，即是以理论为指向的，而不是以实践为指向的。
认真分析当今主流宪法学对于宪法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制度的研究在逻辑结构上基本上由四部分组成，即制度概念、历史发展、制度内容、制度完善，这主要是教科书的制度分析模式，因为教科书与学术专著的目的不同，教科书主要致力于教给学生系统和完整的知识，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思维方式的训练，因此教科书的制度论证模式可以看作是通用的具有共识性的制度论证模式。我们以教科书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为例。许崇德教授主编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上分成四部分来介绍，即“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概念）；“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发展”（历史发展）；“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内容）；“四、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24]这四部分的内容分别承担了制度性质、历史合理性、政治合理性（其中包括规范性）、实效性的论证。其他如选举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也基本上按照这一逻辑顺序论述。对历史合理性的论证紧随制度的性质界定之后，表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具有统帅作用。宪法教科书之所以热衷于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探究，是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马克思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在宪政制度的研究中，人们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确信：一个制度如果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展至今，这个制度也就具有了最根本的合理性，因此，追究观念与制度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合理性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思维定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对制度本身的规范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合理性探究。宪法学目前的知识体系对制度的规范和逻辑分析不足已证明了这一点。唯物史观虽然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显然不能取代对制度本身的规范和逻辑分析。
对宪政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对于制度本身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分析，这种外在的分析所使用的材料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和法学其他领域是开放的，宪法学既可以从其他领域中“拿来”，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简单的“拿去”。理论宪法学领域的历史分析尽管也可以是建立在严格的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的，但资料的取舍往往依研究者及其目的而定。各种形态的历史资料都有可能使用，观念的历史、制度的历史；古代史与近代史；整体的历史与专门的历史都可能交织在一起。历史的确定性有时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流变与文化的抽象。这样的历史分析正越来越转向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这一层面的使用，仍然无功于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形成。
对制度的历史分析还可以围绕特定制度的规范结构和内在运行方式来进行，这种分析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相比较而言无法直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因而有利于宪法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以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为例，对于我国为什么要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基本的原因有三个，即“长期实行单一制的历史传统”、“民族分布和民族成份状况”、“融洽的民族关系”[26]，这三个方面其实都是外在于单一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对于国家结构形式所实质涉及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却没有真正的研究。
可见，对于制度的历史分析既有无法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非特定性的方面，也有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使用不足的方面。
（三）在应用宪法学领域，“历史”的含义是基本上确切而明白的，主要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惯例、习惯性解释、确实可循的立法资料等。
宪法与其他法律不同，宪法中任何一个条文的解释都可能涉及重大的社会利益，任何能够称之为宪法冲突的事件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相比应该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普遍性和稳定性。宪法的适用机关在运用宪法解决社会冲突时，应该以具有确定性的客观资料为基础。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原意”基本上只能通过立法准备资料来加以分析，这里面的“历史”便是立法准备资料。有时它也指的是惯例或习惯性解释。[27]
在一般意义上，宪法的适用主要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这一层面的历史分析方法乃是一种司法方法，在成熟的宪政国家，这一方法的运用尽管还有争议，但已相当成熟。在美国有法官极力主张根据历史来理解宪法条文。宣称“其含义如此依赖于历史，以至定义反而成了累赘。法官适用宪法必须受制于这些历史。”[28]我国宪法缺乏司法适用性，宪法操作技术的发展缺乏强大的实践动力。历史分析目前所能见到的实践，基本上局限于立法机关对于制宪原意的分析，人们通常认为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应该是被参照的立法准备材料。
宪法操作层面的历史分析所奉行的是一种“微观”的历史观，强调资料本身的客观性。
以宪法规范的解释为目的的历史分析方法被视为宪法学的特定方法，这时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有助于保持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与其他宪法解释方法相比，历史解释所占有的比重并不大，因此也有人指出对于法官们来说，“虽然在宪法解释中参考的历史资料很丰富，但只要他有碍于法院保护现实的价值和利益，就几乎会被忽略或轻视。”[29]
三、历史分析方法的缺陷
罗斯科·庞德在全面批判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史解释》一书中写道：“要理解19世纪历史学派的法理学教义，我们就必须牢记：就研究法律论题而言，历史法学派实际上是一种消极且压抑性的思想模式，它完全背离了哲学时代那种积极且创造性的法理思想。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从更为直接的角度看，历史法学派在两个方面背离了晚期的自然法思想：一是背离了自然法关于制定成文宪法的观念以及狂妄无视传统政治制度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特定时空下的条件的做法；二是背离了自然法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在立法中创造奇迹的思想。”[30]
他还转述了法官霍姆斯对历史法学派痼疾的揭露：“第一，它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第二，它对法律的改进总是持否定态度；第三，它还根深蒂固地认为，一项业已确立的法律规则，只要法律年鉴能够表明它早已存在或已然成为历史原则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必定是一项适当的甚或是必要的行为规则。”[31]
由于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发现而不是制定的，把历史作为“支撑法律律令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法律发展中的终极动因。”[32]也就是将历史分析方法作了极端化的运用，因此，历史法学派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就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缺陷，最终被其他学派所取代。
唯物史观与历史法学派的历史观在哲学立场上根本不同，但即使是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被过度使用也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一，对于制度合理性的论证过分地依赖历史合理性，客观上减低了人们对于制度的价值目标的关注，帮助人们绕过了一些价值难题，但也因此使宪法学在价值问题上较为模糊。
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价值目标是近现代各国的宪政制度共同关注的，但显而易见，人们对上述价值的理解不同，为实现上述价值而设计的各类制度的具体细节也不同。宪法规范内在地包含人们的价值选择，宪政制度的发展应该以这些价值目标为标准并服务于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而言，由于具有长期的借鉴与移植的历史，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和如何面对价值冲突，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价值难题。
历史分析方法强调资料的真实可靠，客观上是一种实证分析的方法，而实证分析的方法在价值问题上基本上是中立或主张价值多元的。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制度进行研究是为了弄清楚制度是什么，而不是制度应当是什么。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历史分析方法着重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从有关制度研究的客观结果上来看，就是通过对制度的外部条件的实证分析，取代对制度本身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适应国家性质的简单判断上，至于这一制度内的国家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代表与选民的关系等具有较多价值内涵的问题的研究不是含混其辞便是根本没有。历史分析使人们摆脱了价值上的困扰，但也因此降低了宪法学的理论价值。
有学者在批判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总体取向时指出：“在新中国的宪法学时期，自然法思想也好、法律实证主义也好，虽然均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严厉批判，然而在反对自然法、坚信规范可以创设权利这一点上，我国（宪）法学其实恰恰与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一脉相通。”不仅如此“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早已经再h·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上得到极其重要的发展，而中国的宪法学迄今还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套‘纯粹’的规范科学，精微缜密的宪法解释学也尚未成就。”[33]
历史分析方法既是实证的，同时又是“非规范”的，无疑对上述缺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其他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在有关宪法制度的研究中阻碍了对规范分析与解释方法的运用。
宪法的方法论体系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人们除了有可能在哲学立场上根本对立之外，各种研究方法之间是可以共存和相通的，这是就总的情况而言。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由于目的不同则普遍存在以一种方法或几种方法为主导以其他方法为辅助的情况。如果在宪法学的整个研究领域都受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因此某一种或某几种研究方法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研究方法是可能存在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新中国早期的宪法学研究中就占有压倒的优势，并在客观上阻碍了其他方法的使用和发展。历史分析方法是否也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有必要认真地分析。
在宪法学几乎所有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历史分析方法的身影。以宪法学对特别行政区问题的研究为例——问题被分成四部分：特别行政区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物；特别行政区的概念与特点；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34]抛开上述内容中对制度的规范性解说不谈，这一制度研究本身至少涉及到三个合理性问题：首先，在出现了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地方政权之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这一国家结构形式的界定的合理性；其次，为什么设立特别行政区而不是其他样式的地方政权，即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合理性；再次，特别行政区为什么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即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
对于第一个合理性问题，宪法学教科书并没有基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新变化，重新考量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而是将其近乎武断地作为特例，认为特别行政区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被单一制吸收，即“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35]因此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合理性论证还是基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第二个合理性问题，宪法教科书主要是通过对“一国两制”理论的合理性论证来进行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提出来的。”“两部基本法的指导思想就是‘一国两制’的方针”。[36]就论证的实质而言，使用对“一国两制”这一政治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取代了对特别行政区这一地方性制度的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第三个合理性问题，教科书中的论证一个是基于“一国两制”的政治原则，一个便是“从香港和澳门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37]所谓实际情况其实就是香港和澳门一百年来已经形成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仍然主要是一种历史合理性的论证。
除了围绕着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作了简要的解说之外，即没有明显运用作为法学基本方法的价值分析方法，分析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没有运用精微缜密的法律解释方法，分析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以及在特别行政区运行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与其说历史分析方法阻碍了规范分析与解释方法的运用，毋宁说对历史合理性的重视减轻了人们对制度自身合理性的关注，因此，霍姆斯所批判的历史法学派“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在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的踪迹。但与阶级分析方法全面贯彻从而使得阶级性范畴成为宪法学的核心范畴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并不具有如此的特性，他对其他研究方法的限制是有限的。
其三，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既有可能使人们忽视制度变革的实践，客观上也容易使人们忽视制度建构中的人的理性创造力。
历史分析方法强调对问题的研究“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这一研究方法的过度使用，将使人们主要关注制度在“过去”的发展历程，而不是制度在“现在”的展开。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的竞争空前激烈，现有制度如何完善才能适应社会的迅速变化，这是历史分析所无法做到的。制度的发展不仅有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作用，也有人的理性创造作用。历史分析方法使人们忽视对制度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从而不仅会忽视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也会忽视对人的权利实现的研究。
四、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
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看，特别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就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而言，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也不必特别的考量，因为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中，是否有其独特的价值，是本部分研究的重点。
当今中国的宪法学发展面临着两种深刻的危机：其一是面向实践的危机，宪法学现有的知识体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往往缺乏解决能力，无法快速应对社会新的发展需要，宪法学知识的社会价值相对其它部门法学较低；其二是面向理论领域的其他学科“攻城掠地”的危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法理学、国际法学等学科有着广泛的竟合关系，一方面，这些学科不仅广泛地进行着“宪法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宪法学在同类问题的研究中又缺乏自己的学科特色，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被这些学科所取代，也并非耸人听闻。
上述两种危机的形成，根本上都与宪法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缺陷相关。其中第一类危机意味着宪法学在面向实践方面的研究方法不足，第二类危机则意味着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没有挖掘出来。如果要克服危机，实现方法论上的转换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历史分析方法有独到的价值。
（一）从历史分析到社会分析
对于宪政的实际运行而言，历史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实际上，不论是远的或近的历史，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都是间接的。通过历史是否能够找到确定的规则，也被许多人怀疑[38]。但确定无疑的是历史的分析能使人们更好的关注制度的社会环境问题，从而将社会学分析引入并进一步深化。历史分析也可以弥补社会学分析的某些缺陷。有历史学家就分析了社会学家的缺陷，并提出了二者互动的可能性。他指出：“他们（社会学家）认为那些根据19及20时社会所建构出的理论模式，适用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社会学理论提供史家一个采用或舍弃的基础，然而如果这些理论无法符合历史学家发展理论叙述的需求，问题就相当麻烦。”“理论史家若想发展，就必须修正现存的理论，而不能只是把他们套用在史学主题上：同时必须以一种更具互动性的观念来替代社会学与历史学//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个模式。”[39]从学术源流来看，历史法学派与社会法学派也有极深的渊源。[40]
当今在宪法学主流知识体系中被过度使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被利用来分析社会多元的利益格局和复杂的利益冲突，从而将研究的重心从关注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转移到制度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冲突，由此，可以使宪法学的研究更紧密地围绕制度本身并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指向。
（二）合理界定宪法学的研究重心
社会利益越来越具有多元性，无论是法官还是立法者都无法简单的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在利益衡量过程中，宪法以及宪法学都应该对利益的平衡发挥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推动了利益的多元化，特别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利益群体，原有利益群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所谓“共同利益”已经不存在。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状态，并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当然也就不能人为的加以改变。如何认识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特别是在两种合法的利益需要之间进行协调，需要参考利益格局的发展流变。
宪法与其他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宪法要以根本法的形式为国家设计一套根本性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有限政府”，以最终保障人权的实现。对于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来说，要始终围绕着宪法规范，以社会发展为背景，对宪政制度进行充分的逻辑分析。宪法学并不关心一种新的社会利益的出现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会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宪法学将全部的研究重心放在现有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为各种已出现的、未出现的利益冲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框架，特别是当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一套科学的权利救济机制。就这一研究重心而言，宪法学是不开放的，其他学科无法“攻城掠地”。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研究重心的存在[41]，并通过对社会利益冲突的宪法性解决机制的历时性研究，对现有的相关制度提出更客观的评价。对于其间所包含的价值评价因素，历史分析也有可能为某种价值目标提供经验性的客观标准。
（三）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
目前宪法解释学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作为应用宪法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其地位也正逐渐得到客观的定位。[42]有人诙谐地将宪法解释的方法称为宪法学的“独门暗器”[43]，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学者的共识，“在宪政实践不发达的国家里，宪法学通常就是某种道德理论或政治学说——某种意识形态。然而，一旦宪法形成了一部完备的文件，并在实际诉讼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素材，宪法学的研究重点就转移到宪法条款的意义本身以及对实际案例的因此，宪法学主要就变成了案例研究。他更注重宪法规则在现实生活中的解释和澄清，而不是分析与评价规则的合理性。”[44]
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中的长期运用，已在宪法性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观的知识和成熟的技术，在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宪法学研究的实践和规范转向，历史分析方法以其所奉行的实证主义精神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
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inthestudyofconstitution
abstract: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isobviouslymarginalizedinmethodologysystemofconstitution.contrarytothistrend,thisapproachisoverusedinthemainstreamknowledgesystemofconstitution.itisofgreatimportancetoreflectthisapproachforthetransformationofthepracticesandnormsofconstitution.therearefourmainrepresentationsof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inconstitution,namely,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ofetymology,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ofinstitution,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ofconception,and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ofhermeneutic.thechoiceofhistoricaldataindifferentresearchfieldaffectswhetherconstitutionkeepitsindependentstatusasadiscipline.defective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notonlyhampersotherapproachesinsomedegree,butalsooverlydependsonhistoricalrationalityforprovinginstitutionalrationality,andhencelessenstheattentionofscholarspaidoninherentlogicandvaluegoalofinstitution;makethescholarsignorehomininecreativityofrationalityinconstructinginstitution.however,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stillhasitsuniquevalue.itcanhelpscholarsimportsocialanalysisapproachintoconstitutionalstudies,reasonablysetkeynoteofconstitutionalstudies,andsupplydatafor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
keywords:constitution,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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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选集》第4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具体如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都采用了这一界定。
[2]如有法理教科书指出：“必须坚持法理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即是说，法的现象世界是无限复杂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决不存在什么孤立自在的法的现象，而历史的联系是基本的联系形式之一。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的态度和眼光考察一切法的现象，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分析，要有深厚的历史感，深入研究法的现象借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而作出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合理性评断。”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3]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就反映了历史学家的主动性。
[4]文献分析方法——“是从档案、报刊、杂志、官方文件历史记录等文字材料中收集情报和信息的方法，属于间接观察法。在法学的社会实证研究中，文献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方法，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惟一可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5]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6]我们可以在各类宪法学教科书中轻易得找到这方面的内容，有代表性的如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
[7][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
[8][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32页。
[9]王人博的《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季卫东的《法治秩序的建构》、蔡定剑的《历史与变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都可见相关内容的论述。
[10]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1]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2]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
[13]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14]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5]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2页。
[16]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7]参阅林来梵、郑磊：《法律学方法论辩说》，《法学》2004年第2期；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将“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分列第一和第二章
[18]林端：《由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附录一，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版。
[19]江国华：《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20]萧箑父：《中国传统哲学概观（一个论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37页。
[21]笔者曾经写作《中国宪政的多元文化背景》、《宪法发展研究的文化取向》、《宪法典的文化意义》等文，现在想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几篇文章中对于历史的分析，无疑采用的都是大历史的观念。
[22]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23]如关于近代宪法产生条件的研究、宪法观念与文化的研究等。
[24]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8页。吴家麟教授在1983年的国家统编教材《宪法学》中也基本上分成这样四部分来介绍，即“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概念）；“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发展）；“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四、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内容）；“五、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16页。）这说明长期以来对于宪法制度问题的研究，除了在内容上稍有变更外，在研究模式上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26]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0页。
[27]参阅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历史对宪法解释的影响”部分。
[28]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29]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30]【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31]【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32]【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33]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34]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44页
[35]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36]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37页。
[37]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38]一度在西方流行的相对主义理论认为，客观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这些“事实”阐述得先验的概念，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而已。否认历史可以被人是与理解曾经成为一种时尚。（[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
[39]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40]参阅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附录一《从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10月版。
[41]萨托利在《宪政疏议》一文中对宪法与宪政内涵的梳理就极具代表性。参阅萨托利《宪政疏议》，载于刘军宁等遍：《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42]如韩大元教授就曾指出：“宪法解释学的建立是现代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出发点与基础，现代宪法学理论与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与完善。从宪法学发展的历史看，现代宪法学开始于宪法解释，终止于宪法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宪法解释学反映了现代宪法学发展的基本去向。”（韩大元：《现代宪法解释学》，中国法学网。）
学历史的方法篇5
历史知识的传授是历史教学活动的基础，历史知识的学习是发展历史学科能力的条件；历史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基础教育阶段要求掌握的是历史科学的基础知识，它包括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特征的重大历史事实、基本历史概念、基本历史线索和基本历史规律等方面。历史是人类社会已往的发展过程，所以要使学生形成历史的基本概念，在知识教学方面，就要注意历史知识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如历史的纵横联系、因果联系、古今联系等，以及历史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联系，不能忽视历史整体性和规律性教学，防止把历史割裂成零碎、孤立的知识。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历史问题不断赋予新的阐释。由于依托于历史科学，历史知识教学还要注意随着史学研究的发展而不断更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科学的、符合时展的历史知识，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
历史“内容标准”没有对历史教学的过程与方法作出具体要求，师生应根据“课程目标”中有关“过程与方法”的总体目标，参照“教学活动建议”，结合教学实际，灵活地、创造性地采用不同的教学过程与方法。
学习方法的第一要素是程序，按程序学习，能够节约时间，容易使学习行为达到熟练化、自动化。所以学习的一般过程离不开学习、运用、巩固、总结等环节，具体可以概括为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从不同途径解决问题，从不同角度总结问题等基本过程。因此，学习就是学生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学生的参与程度是学习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历史教学中，历史教师必须让学生成为历史学习真正的主人。要摆脱以往教学中学生只有学习，而没有运用、巩固、总结机会的旧模式，要创造条件使学生能够充分展示学习的效果。
方法的第二个要素是原则，即人们在学习中应该遵循的准则或要求。这一要素具有以下特点：较之具体的操作程序和方式具有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是人们主观提出的要求，具有规范性、主观性的特点；学习原则既可以涉及整个学习活动，也可以涉及学习活动的某一环节，因而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学习原则在学习中的作用是宏观指导，其间接性说明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不存在某种适用于一切教学任务和对象的“最佳”教学形式，而应提倡多种教学方式。在历史学习中规定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状况及教学条件而展开。根据初中生所具有的身心发展特征，建议学习过程能够使知识学习融于形象直观的活动中，使学生具有自主学习和思考的权利，有表现和表达自己的机会，这样的学习才更容易被接受。
我国传统的教学法认为，中学生历史学习的方法就是学习历史知识和理论的方法，而忽视中学历史教育的基础性，甚至缩小基础教育阶段历史教育的功能。所以应该还中学历史教育的本来面目，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的方法，除了有利于掌握历史知识之外，还要能够让学生在过程中学会学习，提高能力，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为其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这应该是当前历史基础教育的原则。
第三个要素是方式，指的是完成学习任务所采取的具体途径、形式和方法等。我们建议历史学习的一些基本方法应该包括记忆、思维、听说、阅读、观察、练习、写作、实验、参观、表演、欣赏、研究、总结、评论、创作、讨论、访问、调查、游戏、收集资料、制作图表、社会活动等等。提倡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积极探索多种教学途径，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充分开发和利用课程教育资源。应多层次、多方位地创造有利的教学条件，如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多样化，提供多种辅教学材料，以利于教学方法和学生学习方法的改进，特别要为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提供良好的条件。
例如：开展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结合时事热点如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利弊等问题进行讨论、辩论；举行历史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讲演会；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与访谈，如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城市的巨变等；对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如秦始皇、武则天、拿破仑、洋务运动、等进行评价与讨论；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历史遗址和遗迹，仿制古代钱币、兵器、农具、服饰等历史文物；鉴赏历史文物，如中国古代陶瓷等；采访历史见证人，编演历史剧，如西安事变、、雅尔塔会议等；观看并讨论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如《二战警示录》等，欣赏历史文学艺术；撰写历史小论文，写家庭简史、社区简史和历史人物小传，编辑历史题材的板报、通讯、刊物，举办小型历史专题展览等等。
学历史的方法篇6
一、课外培养学生学史兴趣的方法
1、明确学史目的，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学生所要学习的课程有十几门，每门课都有丰富的内容。特别是历史这门课，学生们不仅要接触大量的时间、人物、事件，而且难写难背、枯燥无味，于是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进而失去学习信心。对于这种情况，教师应当从学习历史的目的上去引导，让学生认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如通过对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和影响的理解，让学生懂得以后如果再有此类危机爆发应该如何避免灾难。通过对不同历史事件的比较和分析，可以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等。通过这样的思想教育，使学生增强了求知欲。
2、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过发挥情感作用培养学生的学史兴趣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要教师对学生无微不至地关心，给予充分的信任和鼓励，就能给学生提供无形、巨大的学习动力，这就是教育界经常提到的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发挥非智力因素中情感因素的作用。实践表明，教师多与学生沟通，深入学生中间了解其兴趣爱好，以自己高尚的人格、渊博的知识和情感的力量去吸引学生，使学生喜欢上自己所授的科目，是十分重要的。
3、通过历史记忆方法的引导，培养学生的学史兴趣
历史知识千头万绪、包罗万象，因此，记忆成为学习中一个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注重记忆方法的引导是迅速提高历史知识和培养历史兴趣的有效手段，我在此谈谈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第一，数字记忆法，即依据一些数字的特点，记忆相关知识点的方法。如可根据数字差记忆，1874、1884、1894、1904、1914、1924、1934、1944、1954、1964等，这些数字以“十”为差排列，很容易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变枯燥为有趣。
第二，对比记忆法。历史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既有个性又有共性，采用对比记忆的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两次世界大战的比效、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比较等。
第三，归纳法。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不管怎样，大都可以将根本原因归纳为经济方面或生产关系方面。如世界三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引起的。
4、利用社团活动培养学生的学史兴趣
教师可在课余时间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阅读《上下五千年》、《中华历史名人传》等一些历史小读物，并且摘抄读书笔记或撰写读后感，然后贴在教室后面让同学们共享，以加深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也可开展猜历史谜语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学史兴趣。
二、课内调动学生学史兴趣的方法
1、课前导入时，精设“悬念”，引发兴趣
经过课间活动，学生的思维处于兴奋状态，因此刚开始上课时，学生的注意力相当不集中，而且历史课又都安排在下午或上午的第三、四节，这就使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尤为严重。所以，如何在上课一开始就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是提高45分钟教学效率的重要一环。由于历史学科天生具有与其它学科及现实社会紧密联系的特点，这就使历史课的课前导入方法很多。这时可精设“悬念”，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例如在学习《春秋战国的纷争和民族融合》这一课时，我讲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候争霸，战争不绝，你们知道‘楚王问鼎’、‘卧薪尝胆’、‘围魏救赵’这几个成语的故事吗？”让学生简要回答后导入新课。
2、在上课过程中巧设“悬念”并注意改变教学方式，调动兴趣
首先，在教材过渡时设置“悬念”。如在讲《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这一课时，在讲完“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列强的扩张”后，讲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时，可提问：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是什么？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思考，这就使学生的注意力能牢牢的集中在学习上。其次，在教材的重点、难点处精设悬念。要使学生在一堂课中始终保持饱满的热情是很难的，因此，悬念设在重点、难点处，既可引起学生的重视，又可消除因被动思维带来的疲劳感觉。在课堂教学中还应注意适时变换教学方式，调节课堂气氛。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若发现有些学生有精神不集中、打瞌睡、小声讲话等现象时，证明教师当前的教学方法已经使学生厌烦，因此必须适时地改变教学方式。
学历史的方法篇7
关键词：历史；识记；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6-127-01
中学历史教改的过程，既是历史教师树立新的历史教学观念、掌握新的教学方式、形成新的教学风格的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学会学习历史的方法、形成历史的思维意识和完善的人格的过程，它必然会带动一场历史教学新的革命，从而全面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效果。目前，中学历史教改不但有很多有利的条件，而且有较为广阔的有待发掘的空间，仅就历史教学方式的改革而言，从理论的研讨到实践的探索，需要我们做的工作确实很多。当今世界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量成倍增加，而历史知识纵贯古今，横跨内外，容量大，内容杂，我将历史识记方法概括为：对比识记、图文结合识记、顺口溜识记、谐音识记、重点词语识记。
一、对比识记
对比识记就是将内容易混淆的知识放在一起进行区别对比，将各自的特征综合化、形象化，最终达到识记的目的。这种方法在历史识记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世界历史“北美独立战争”与“美国南北战争”两个知识点极易混淆，学生区分不开，常常是张冠李戴。如果我们引导学生用对比方法识记，将其放在一起比较、分析，学生很容易明白二者的不同点：北美独立战争是一场反殖民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反英国），又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废除了黑奴制度，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而进行的革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又如，“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学生也容易混为一谈，教师也应引导学生从变法的时间、背景、内容、作用去对比识记，通过比较，让学生深刻认识两次改革对日本的不同作用：大化改新——日本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二、图文结合识记
俗话说“若要记得，必先懂得”。这里的“懂得”即指理解，理解是识记最坚实的基础，识记要以理解为前提。在识记时，我们将图（图片或地图）与文字结合起来理解，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容易记住。例如，在学习北京人的头部特征时，先让学生观察北京人复原头像，并提醒学生观察北京人的额头、眉骨、嘴巴的特征，观察后叫同学说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文字进一步进行理解：北京人前额低平、眉骨突出、嘴巴前伸，牙齿粗大，与现代人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学生印象深刻，很容易记住。
三、顺口溜识记
为增强学生识记，提高识记效率，将历史重点知识编成韵律化的顺口溜，读起来琅琅上口，这样很容易识记。例如，教学《抗日救亡运动》一文时，在本课结束前，让学生朗读我编写的顺口溜《抗日救亡歌》：
三一年，九一八，日军实施大轰炸。，不抵抗，目标对准共产党。东三省，遭沦陷，“讨伐”屠杀很常见。日军来，老蒋让，人民自发上战场。各战线，齐开花，战死疆场也不怕。三六年，双十二，西安事变不寻常。杨虎城，张学良，敢犯上司捉老蒋。
逼蒋抗日保家乡，史册留名千古扬。
学生朗读后，激情澎湃、谈笑风声，课后还念念不休。这样，学生在无意识之中便记住了本课的重要内容。又如，在教学《战国争雄》一课，为了让学生记住战国七雄，并能记住这七个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我为同学们编写了顺口溜《战国七雄歌》：
齐秦各东西，楚燕分南北。魏国中央居，赵韩上下立。
为了记住我国历史朝代顺序，我编写了顺口溜《朝代歌》：
夏商两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与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通过顺口溜，学生轻松记住了历史知识。
四、谐音识记
利用音相同或相近来识记，使之有韵律感，有趣而易记。如：为记住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止时间1775年——1783年，叫学生记住两句话：一起起舞，一起爬山。又如，1789年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可联想为：一起把酒（喝），攻占巴士底狱。识记的时间，对学生强调：，一八九八。这样，学生在欢快声中，在谈笑之间就轻松记住，并且记忆持久、过目不忘。
五、重点词语识记
学历史的方法篇8
1.初步的了解往事的基本方法
从史料中汲取、鉴别、整理和归纳信息的方法。历史是什么？历史首先是不可重演的过去的事情。那么我们是怎样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呢？历史的结论和规律又是依据什么、从何而来、如何得出的呢？在以往的历史教学中，我们会告诉学生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过程、和给出一些结论性的评价，却忽视了这些问题，几乎从不告诉学生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历史的，如何得出结论的。“史由证来，论从史出”，这是史学，也是历史教育的首要意识。我们首先要让学生懂得，一切凭证据说话，而证据来源于史料。
在高中历史第一分册《古代两河流域》的教学中，为了从高中历史教学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教循序渐进地教给学生一些如何取得、认识历史证据的方法，并懂得什么是一手资料，什么是二手资料，在第一分册第1课《古代两河流域》，讲授《汉穆拉比法典》时，我作了如下的教学设计：
首先请同学们阅读了教材中文献选读《汉穆拉比法典》（片段）：19.倘藏匿此奴隶于其家而后来奴隶被破获，则此自由民应处死。21.自由民侵犯他人之居者，应在此侵犯处处死并掩埋之。22.自由民犯强盗罪而被捕者，应处死。25.若一自由民的房屋失火，另一前去灭火的自由民瞅见房屋主人的财产，并将它占为己有，这个人应被扔进火中。196.如果一自由民毁坏一贵族的眼睛，他应将自己的眼睛弄瞎。198.若他（自由民）毁坏另一平民的眼睛或打断他的骨头，该凶犯应赔偿一米纳白银。199.若他（自由民）毁坏另一自由民的奴隶的眼睛，或打断另一自由民的奴隶的骨头，应折半赔偿。
接着，我提出了问题：通过阅读《汉穆拉比法典》片段，你对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状况有了哪些了解？学生在我的引导下，逐条解读法典条文，并分析其中反映的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状况，比如：社会成员存在严格的等级划分：自由民与奴隶的对立，自由民中又形成平民与贵族的等级区分；对不同人犯罪量刑不一，表明古巴比伦王国运用国家权力保护贵族的根本利益；已确立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法典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一再强调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严禁奴隶逃亡及藏匿奴隶、盗卖奴隶的行为等。接着，我又问：《汉穆拉比法典》反映了人类早期法典具有怎样的特征？通过师生对法典条文的共同解读，学生认识到：法典颁布于公元前18世纪，带有人类文明早期的时代特征：与今天的法律相比，法典对犯罪行为的惩罚严酷；保留了同态复仇等原始习惯法的部分内容，带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报复原则的痕迹。最后，我进一步提问：《汉穆拉比法典》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怎样的意义？学生在我的引导下，从两个方面认识了法典的历史意义：是目前已知的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对我们研究世界法制史具有不可估量的的作用；比较清楚地展示了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状况，是了解和研究古巴比伦王国的第一手文献。
这样，通过阅读《汉穆拉比法典》的片段，发现材料所折射的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状况，分析法典所反映的人类早期法典的时代特征，学生初步学会了从历史文献中汲取、鉴别、整理和归纳信息的方法，提高运用各种史料所蕴涵的信息分析历史现象，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初步形成“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基本史学思想与方法。
2.科学的了解往事的基本方法
二重证据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们还要让学生知道，研究历史和学习历史都离不开史料。但史料并不是历史，史料种类繁多，来源广泛，价值不一。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不是所有的历史资料都可以作为证据。还要让学生了解怎样评估史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怎样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整理、统计和研究。
在高中历史第二分册第3课《商朝与青铜文化》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懂得甲骨文等考古资料是属于一手史料和直接证据，甲骨文与传统的史书典籍相印证所体现证据价值，更好地掌握“二重证据法”，我做了这样的尝试。
在讲到商的内外服制时，我首先出示了两则甲骨卜辞的译文：第一则：“癸巳日，占卜官问：以后十天有没有灾祸？王视察了卜兆后说：鬼神要降祸，似有祸患就要来临。自卜日起第五天，即丁酉日，果真有祸事来自西边。沚国的诸侯向王报告说：“土方国征伐我邦边邑，使两个邑受损；邛方国也来侵犯我邦西边的农田。”第二则：问“我派遣的使者有无收到贡物？”
我请同学阅读卜辞及课文后回答问题：卜辞中提到的沚国等与商的关系如何？商的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学生通过阅读回答出，沚国臣属于商，商王是方国联盟的共主，方国则臣服于商。这时我又出示了《史记？殷本纪》中的一段：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殷道衰，诸侯或不至……殷复兴，诸侯归之……帝盘庚之时……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我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商的兴衰与方国的向背有什么关系？商与方国之间关系的特点是什么？学生这时发现原来方国在商强盛之时臣服于商，而在商衰落之时会背离于商，彼此之间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我又进一步提问：我们在研究商代历史时，甲骨卜辞和《史记》哪一个更可信？为什么？两者对研究商史的价值有何不同？这时学生明白了我选择这几段史料的用心并纷纷作出了回答。最后我做了这样的总结：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我们在研究商代历史时主要借助《史记》。而19世纪末，在河南安阳发现了甲骨文，为商朝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极为珍贵的一手史料。学者王国维首倡用新发现的地下材料，如甲骨文与传世文献，如《史记》相互印证，这种历史考证方法即“二重证据法”。王国维的研究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也将中国历史的信史推前到商代，商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王朝。
通过上述的教学过程，学生不仅知道了内外服制和甲骨文等基本知识，掌握了传世文献和地下考古互为印证的“二重证据法”，而且领悟到因为历史来自于证据，证据来自于史料。所以历史就不是封闭的、不容置辩的定论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可供讨论的、可以不断更新延展的领域。只要有新的材料出现，只要从新的视角观察，历史就会有与以往不同的解释，历史学也正是这样不断发展的；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不仅形成了“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基本史学思想和方法，而且能养成言必有据的严谨态度。这正是中学历史教育的一项重要功能，这种严谨的态度也正是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的重要素养之一。
3.准确的了解往事的基本方法
运用反思的方法，论证史料的可靠性。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和历史研究的发展性决定了大多数问题本身就是动态开放、不断变化的，角度不同，获得的史料不同，对史料的解读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因此，在论证教材观点的过程中，教师应鼓励学生，运用反思的方法，查证历史资料的可靠性，检验思维逻辑的合理性，辨别判断结论的正确性。
在高中历史第五分册第6课《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一课中，在讲到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时，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日本一些史学家说：“1894年那场中日冲突完全是由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引起的。”你认为这个观点对吗？学生回答：不对。我接着又问：你认为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纷纷回答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于是我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中日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你如何论证教材观点的准确性？经过思考之后，学生回答：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制定了“大陆政策”，说明日本侵华蓄谋已久；查阅史料，以数据说明日本甲午战争前的扩军备战；查找足够的证据，说明甲午战争前日本在中国进行了大量间谍活动，为发动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等。在肯定了学生答案的合理性之后，我出示了以下几段史料：
材料一：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其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应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
——1887年日本《清国征讨方略》
材料二：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的施政演说
材料三：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蹇蹇录》（内阁外相陆奥宗光的回忆录）
在师生共同解读了几段史料之后，我进一步提问：你认为这些史料是否可以说明日本对中国与朝鲜的侵略蓄谋已久，为什么？学生纷纷回答之后我指出：这些文件，尤其是《清国征讨方略》是日本最高层次的官方文件，其内容和观点具有权威性和纲领性，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
查阅史料——鉴别史料——选取史料——解读史料——论证史料的可靠性，这个过程正是史学研究的普遍过程。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既掌握了史学方法，形成了强烈的证据意识，又养成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这既是学生最大的收获，也是历史教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编.高中历史教学基本要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学历史的方法篇9
一、历史课的语文教学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有少量是实物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我做过两年语文教师，上了八年历史课，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历史课和语文课的共性实在太多了。
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导学生围绕历史教材的章、节、标题来抓中心，划段落，分层次，归纳大意，写出提纲和要点，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记叙文和小说的表现手法，按照时间、地点、场景和情节等要素，或叙述、或议论、或描绘、或抒情，再现历史，生动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讲述历史原因、结果，分析历史观点，介绍历史场景及历史文物，则采用议论文、说明文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做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严密，逻辑性强。甚至在考试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论述题改为“历史作文”。实践证明，历史教学参考语文的教学方法是很有益处的。
二、历史课的对抗式讨论法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论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或收效甚微。我从电视台播放的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动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很受学生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并作批示后，把稿子发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设计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谁是历史的主流”，正方的观点是“和平是历史的主流”，反方的观点是“战争是历史的主流”。这种讨论具有竞争机制，适合学生的特点，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籍，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意犹未尽。
三、历史课的抽签提问法
课堂提问是提高教学效率的有效手段，但如何提问，则要讲究艺术性。我采用的是抽签提问法，具体做法可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设疑，即提出问题，制造悬念；第二步：阅读，指导学生带着问题去看书和思考，寻找答案；第三步：抽签提问，让几个学生回答，列出不同意见；第四步：讨论，自由发言，分析问题；第五步：老师归纳总结。其中第一步和第三步较为关键。第一步“设疑”要难易适当，并有一定的诱惑性，能引起学生去思考。第三步抽签，机会要均等，使人人都感觉到自己有可能被抽中，因而认真看书，积极动脑筋想问题，不敢懈怠。
所抽的签可用纸片做，每张纸片上只写一个学生的名字，装入信封中。提问时当众抽签答完后将签装入另一个信封。一个学期要保证每个学生被抽中2～3次，至少要抽中1次。为了引起学生的重视，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态度及答题水平，每次提问都打分（不公布），记入平时成绩。提问既可以让学生口头回答，也可以让学生作书面回答和写在黑板上，以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四、历史课的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
比如，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列出大事年表；以空间的转移为线索，按一定的地点、区域或国别范围来讲授历史；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往往贯穿了整个时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与孙中山、的名字几乎密不可分；以历史事件的发展为线索，讲清起因、经过和结果，就可以知道每一种历史现象的兴衰过程。此外，还可以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为线索，分清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改革和革命），以及矛盾产生、发展、激化和消失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原理来分析历史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矛盾引发的，而历史事件又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如评价历史事件的性质要看其主要方面，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要一分为二。
学历史的方法篇10
一、从整体上把握这节内容
无论是新授还是复习,都要养成这个习惯。先从整体上把握本节知识脉胳,便于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由每节的知识结构推广到掌握每章乃至每本书的知识结构。例如大部分学生都反映答题答不完整,我就要求学生记目录,利用目录来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做到心中有本书。并利用教材目录,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比如,《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共五章,除第五章专题介绍近代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与阶段划分无关外,其余四章明确标志了世界近代历史的四个阶段,依次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的世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从节题上看,第一章包括两方面内容: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及其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第一、三、四节),早期殖民活动(第二节);第二章包括三方面内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到来(第一、二、四、五、六、七节),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第三节),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第六节);第三、四章均包括资本主义发展、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列强的殖民扩张和争夺四个方面的内容。综合分析四章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世界近代史的四条基本线索:资本主义发展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关系史,其中第一条线索是起主导作用的、体现历史发展进程本质的主流,因此说,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逐步形成世界体系和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
二、要合理安排课堂时间分配问题
向课堂45分钟要效率。效率是学习质量的重要保证。其一要求学生认真听讲;其二要提高复习效率。
三、教给学生科学的记忆方法
科学的记忆方法,不仅能提高记忆速度,而且还能相对持久的记住所学知识。1.形象联想法:通过人为联想,使无意义且难以记忆的知识和头脑中某些生动、奇特的形象结合起来,从而提高记忆效果。2.谐音联想法:有些知识可用谐音提高记忆速度。如在鸦片战争中,出现了很多位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我把人名、地名编成一句话,关天培是在虎门英勇抗敌的,就简称为:关门;葛云飞在定海简称:葛定(疙腚),陈化成在吴淞简称:陈吴(陈胜、吴广)。连在一起就是“陈吴关门葛定”。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有刘伯承、贺龙、叶挺、朱德、周恩来等,取每个人名的字头,再根据谐音刘(留)贺(荷)叶朱(煮)周(粥),连在一起就是:“刘贺叶朱周”,意思是:留着荷叶煮粥。3.歌谣记忆法:比如近代史中的长征路线歌谣,仅用28个字便描绘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程:湘江乌江到遵义,四渡赤水抛追敌。金沙彝区大渡河,雪山草地到吴起。4.图示法:对于有些知识可用图表的方式,形象化,简捷化,便于记忆。比如,利用疆域图明确疆域的四至、行政区划及辖区范围;利用分布图(如《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主要企业分布示意图》、《1966—1976年主要建设成就示意图》等)明确重要经济成就的地理分布;利用形势图〔如《三国鼎立形势》图、《三大战役示意图》明确当时的政治格局或军事态势等。5.比较法:1927年,共产党的几次起义就可通过列表的形式,比较几次起义的时间、过程、参加的人物、意义等。此外,有的知识也可通过横向比较、纵向比较以便加强记忆效果。⑥数字提示法:比如对隋朝大运河的记忆,可用“一二三四五六“来总结:“一”:一条运河。“二”:沟通南北两方。“三”:运河段有3个重要城市,涿郡、洛阳、余杭。“四”:运河分4段,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五”:连结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六”:流经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六省。⑦分类记忆。把近似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归集到一起进行记忆,也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如历史上的变法与变革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齐桓公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周世宗改革等。赋税制度的变革先后有编户制、租庸调制、两税法、一条鞭法、征收地丁银等;属于事迹一类的历史事件在我国现代史上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七七事变”等。这种方法,有些内容可与比较法重合使用。⑧顺口溜法,如:十年建设的成就概括为:“钢油电路弹,大发展”,把十六国编成:“五凉、四燕、三秦、二赵、一成
汉”,学生便可轻松愉快地掌握。
四、做题当然也很重要
做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再回顾再思考的过程。现在的历史题,单纯考知识本身的已经很少了。往往都是考你对某一事件的分析。这就需要用到读书时积累的那套功夫,此外也有一些技巧。例如做选择题时,常常碰到一些诸如问“根本原因”、“实质”之类的问题,这通常要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方面去分析。只要是有关于这几方面的选项,一般来说就是正确的。再如“直接”与“间接”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也很简单。答“直接”时,你就让头脑变简单些,一开始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完全不必拐什么弯。除了“直接”之外的就都可放心地归入“间接”那部分去了。
至于问答题,则更需要你的思考与分析能力。不要指望考卷上的题目是你曾经见过的,更不必费心去背某道题,只要掌握了方法,问答题也是很好解决的。首先是分析。通过回想老师在讲这部分内容时的介绍,尽量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要担心想太多,只要你觉得有道理的,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更何况现在的考试一再强调“要鼓励学生自由发挥,要有创新,有自己的观点”,所以你就要尽可能地多想一些。其次是表达。最好是分条阐述,一点写一两行,不必太啰嗦,关键是把要点写出,因为评卷时也是按点给分的,写得太多,一个要点绕了好几个弯才讲完,不仅会喧宾夺主,使教师因找不到要点而扣分,还会浪费许多时间,以致来不及做完考卷。在分条时也有一个技巧,即根据所给的分数决定要分几条。一般一个要点是两到三分,如果一道题是八分,那么很可能它的要点就有四个。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减少漏答的可能,即使你实在想不出还要答些什么,也要尽可能写满那个推算出的条数。同时,还要注意序列号的安排。大点小点用不同的序列号标出,就会显得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这样也就不容易丢分。最后,字迹一定要工整。想想看,一个教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完那么多的试卷,如果字迹潦草,有哪个阅卷老师会有好心情给你高分呢?
五、知识的保持离不开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