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1
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人们对于证券市场功能的认识,主要是: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帮助国企解困与筹资,调节社会的资源配置。因此,那个时候,工作重点是安排国有企业上市。大概是到了2000年前后,理论界提议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从调整金融结构、分散金融风险的角度深化了对于证券市场功能的认识。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就此做了总结,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列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又有人提出,不能总是上那些大企业,也要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通道。于是,2004年6月2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开通,人们又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证券市场的功能。然而,中小企业板从一开始就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另一方面则是恢复深交所的融资功能。此前,深交所已经好几年没有a种股票上市了。遗憾的是,中小企业板开通后,并未显示其应有的独特性,在融资条件方面几乎与主板完全一致。鉴此,有人提出:应当开辟创业板,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经多方舆论的一再呼吁,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只新股同时在创业板上市,创业板正式开通。如此一来,证券市场又被赋予了帮助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功能。
总结20年来的证券市场实践经验,我们认为,证券市场还有财富分配的功能。为什么呢?这是由证券发行与交易所带来的货币资本运动造成的:其一,就证券发行而言,它不只是让发行人筹集到货币资本,从而调整了社会的资源配置,与此同时,它还在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进行着货币财富的分配。如果发行的是股票,就有一个发行价的高低问题。如果发行的是债券,就有一个利息率的高低问题。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是要围绕这两大问题展开博弈的,因为这牵涉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其二,就证券交易而言,不论是股票交易还是债券交易,其交易本身既不会创造货币,也不会消灭货币。但是,由于交易价格的不停涨跌,交易的结果会造成货币财富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再分配,使得他们有的赢利,有的亏损。以上这些是我们长期观察证券市场运行过程所看到的一再重复的现象。将这些现象概括起来就是财富的再分配。既然如此,我们便得出结论说,证券市场有财富分配的功能。
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财富的再分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以往的证券市场研究却始终没有正视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积极、正面地认识与承认证券市场的财富分配功能,对于我们更好地利用证券市场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证券市场财富分配功能存在的缺陷
(一)过高的发行价进行着偏袒于老股东的财富分配
a种股票的发行市盈率从来就是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到纽约、伦敦、香港等地去上市,发行价大约只能有10倍到15倍的市盈率,而最近几年,在沪深两地上市,主板及中小板,发行价的市盈率通常可达50倍左右,创业板平均达到了62倍,最高的达到了126倍。由于发行市盈率奇高,使得发行价格大大超过发行人的每股净资产,这给发行人的老股东带来了创业利润,或者说是资本溢价收益。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存量股本1股,存量净资产1元,发行1股,发行价5元。发行后,总股本2股,净资产6元,每股权益3元。发行操作给老股东带来了2元的创业利润,让发行人的存量股本溢价了200%。再来看一个实例:爱尔眼科于2009年10月13日实施a股ipo发行,发行3350万股,发行价每股28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87,882.7万元。以2009年6月30日的会计报表计算,发行前,公司总股本10,000万股,每股净资产2.79元。发行后,公司总股本13,350万股,每股净资产8.68元。就是说,发行操作让公司的老股东获得了5.89亿元[(8.68元-2.79元)×10,000万股=5.89亿元]的创业利润,获得了211.11%[(8.68-2.79)/2.79×100%=211.11%]的资本溢价收益,而这一切都是由新的投资者贡献的。每一只股票的发行,不论是ipo,还是增发或配股,都在重复这样的财富故事。与其说筹集资金是申请发行的现实原因,不如说获取股票发行带来的财富是申请发行的内在动力。一切的股票发行都离不开追逐这种利益的冲动。
(二)股票交易进行着投资者之间以及投资者与交易服务机构之间的财富分配证券交易
制造了一种假象,似乎可以绕开社会的生产过程而由证券交易直接创造货币财富。其实,股票交易本身,既不会创造货币,也不会消灭货币。交易的结果,只是缘于交易价格的涨跌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造成货币财富在投资者之间以及投资者与交易服务机构之间进行再分配。倘若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交易价格发生怎样的变化,全体投资者持有的货币总量是不变的。就是说,全体投资者作为整体,是既不赢利,也不亏损的。不过,由于交易价格的不断变化,会造成投资者个体占有货币财富的情况发生变化,使得他们有的赢利,有的亏损。倘若引入交易成本,即投资者需要将货币财富的一部分支付给交易服务机构――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证券公司等,那么,全体投资者作为整体而持有的货币总量,不是保持不变,而是不断减少。就是说,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全体投资者作为整体,不仅不能赚钱,相反还要亏损。投资者个体往往不能深刻地认识这一点而痴迷地相信:他个人会在交易中赢利。于是,股票交易客观上转变为一种投机行为。不论是全体投资者作为整体而不赢不亏,只是投资者个体有赢有亏,还是全体投资者作为整体而亏损,这样的财富再分配对于社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将投资者引入这样一个遵循“森林规则”的财富游戏呢?
(三)普通股不向投资者承诺或者说保证投资回报
这是由普通股的基本法律特征决定的。截止2009年12月31日,a种股票上市公司1713家,加上大约69家退市的a股上市公司,就是说,大约发了1782只a种股票。这些都是普通股,都是不向投资者承诺投资回报的股票。相反,这种股票要求投资者自身承担投资风险。至于投资者能不能赚钱,能不能有投资回报,发行人不予承诺,不予保障,它要投资者拿股票到二级市场上去碰运气。而二级市场的交易只是进行货币财富的再分配,并不能让投资者真正获得投资回报。真正能让投资者获得投资回报的是现金分红。那么,这方面的情况又怎样呢?根据wind资讯提供的数据,从1992年到2008年的17年间,现金分红家数比例最高的是1995年,达到了69.76%,比例最低的是1992年,只有14.29%,平均每年只有47.51%的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就是说,每年有超过一半的可以进行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没有实施现金分红。这17年间,现金分红占税后净利润的比例,最高的是1995年,为43.31%,最低的是1992年,仅为1.58%。17年累计的现金分红税后总额为7709.3989亿元,占17年间上市公司实现的税后利润总额30982.05亿元的24.88%。就是说,在上市公司创造的全部税后利润中,大约只有四分之一作为现金分红分给了投资者。投资者所能得到的投资回报十分有限,姑且不说那些长期没有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了。
总的来说,股票发行所进行的财富分配,是一种偏袒老股东利益的财富分配。股票交易则将投资者变成了“角斗士”,让他们在财富的再分配中相互争夺。普通股本身,又不向投资者承诺任何投资回报,使得投资者的投资回报没有任何保证。这样的财富分配机制,复制了“大资本”掠夺“中小资本”的古老法则,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是应当进行调整的。
三、发行优先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我们认为,股票品种结构失衡――只发普通股,不发优先股,是中国证券市场财富分配功能存在严重缺陷的首要原因。普通股本来就是不保障投资回报的。发行普通股,创设的只能是一个偏袒老股东利益而让新投资者相互博弈的投机市场,导致一轮又一轮地“刷新”投资者,带来一轮又一轮的行情起伏。优先股则让投资者享受固定收益,获得优先的收益分配,但一般不上市流通,或者短时间内不上市流通,这不仅对投资回报有必要保障,而且避免了投资者之间反复交易股票的利益争夺。可见,优先股的财富分配功能是不一样的。中国证券市场在股票品种上严重偏食,需要补一补优先股方面的营养。因此,说到对中国证券市场财富分配功能的调整,首先就是要重新安排股票品种――发行优先股,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一)从微观层面来说,就是要更好地解决为谁发股票的问题
企业发股票,是要筹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投资者买股票,目的是要获得投资收益。二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如果只发普通股,事实上就是把一切好处都给企业――资金的使用权交给了企业,企业的筹资需求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创业利润(资本溢价收益)交给了老股东。在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发行人对募股资金的使用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经营失败,它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投资者说:对不起,风险自负。尤其是,发行人对投资回报没有任何承诺,也不提供任何保障,这正是发行人不规范运作而又一昧圈钱的制度性原因。对投资者而言,若想获得所谓的投资回报,只能到二级市场上去博弈。试问:为什么就不能兼顾企业与投资者两方面的利益呢?发行优先股,确定一个固定回报,就是要从法制上来兼顾企业与投资者两方面的利益。既让企业能够筹集到资金,也让企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既让投资者为社会提供资金,也让投资者有一个可以预期的回报。我们总不能将一切的利益都送给企业,而将一切的风险都留给投资者。从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价值取向出发,我们也该为投资者发行股票。
(二)从宏观层面来说,就是要完善证券市场的社会功能
股市原本有筹集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等社会功能。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股市的社会功能不能仅限如此,它还应当有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功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服务于社会全局。股市怎样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呢?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发行有固定回报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能自由流通的优先股。如果我们选择一大批国民经济支柱企业、一大批具有行业突出地位的企业发行优先股,并让优先股在尽可能广泛的群众中进行合理分配,实质上就是将最有利的投资机会分配给广大群众,证券市场就会自然地引导投资者确立合理的投资理念,证券市场就会对一般投资者具有投资功能,由此获得保持稳定的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样才能让广大投资者分享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只有普通股,投资回报没有保障,只能是迫使投资者进行二级市场炒作,其结果只是改变一下货币财富的分配,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不是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而是诱导群众参与投机,而在每一轮投机过后,就要“淘汰”一部分参与者,“胜利者”则留下来等待新的参与者,然后开始新一轮的角逐,进行新一轮的财富“洗牌”。这正是股市一起一落、一落一起、起起落落的内在机制。这样的市场设计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不利于塑造努力创造财富的民族精神。
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o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他的这段话是在200多年前写下的,对200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启迪意义。我们主张从社会应有的道德观出发,从社会应有的公平、正义标准出发,发行优先股,将社会财富分流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手中,构建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
(三)发行优先股不仅有客观必要性,而且有现实可行性
2009年底,a种股票的总股本26168.43亿股,总流通股本13942.31亿股;a股总市值242619.12亿元,总流通市值149630.58亿元;投资者开户数1.36亿户。由于同一投资者往往既开沪市帐户,也开深市帐户,既开a股帐户,也开B股帐户,其中还有一部分机构投资者,因此,真正的个人投资者帐户大约只有6000万户。倘若将总流通股本的一半(约为6971.15亿股,约占总股本的26%)转变为优先股,并分配给个人投资者,那么,每一个人投资者大约能分到11618股优先股。按照2008年的年报,全体上市公司加权平均的每股收益是0.53元,若将优先股对应的这部分收益全部分给优先股股东,那么,平均每一个人投资者大约能够分到6157.54元(11618×0.53=6157.54)。就是说,以2008年为例,哪怕上市公司只拿出26%的净利润来对占总股本26%的优先股进行现金分红,也可以让每一个人投资者平均分到6157.54元。对上市公司来说,这个要求是不高的。对投资者来说,得到这6157.54元的现金分红,需要购买11618股的优先股。以总流通市值149630.58亿元除以总流通股本13942.31亿股,得出平均每股的市值为10.73元,11618股的市值就是124661.14元(11618×10.73=124661.14)。绝大多数投资者是拿得出这笔钱的。以6157.54元的现金分红除124661.14元的股价,等于4.94%(即优先股的投资回报率),略高于同期存款利率。如果投资者不是从二级市场取得这部分股份,而是从一级市场取得这部分股份,那么,投资回报率将会更高。
按照现在的这个比例(流通股的50%、总股本的26%为优先股,每一个人帐户11618股优先股)推算,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让每一个人投资者获得20000股优先股,每年获得20000元现金分红,是不难办到的,是整个市场能够承受的。从理论上说,上市公司的利润率是应当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让上市公司在总股本中发行26%的优先股,承诺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低于贷款利率的现金分红比例,甚至是高于贷款利率的现金分红比例,是并不太高的要求。与其让投资者天天炒股,天天为市场捐钱,天天相互搏杀,不如让他们“安分守己”,获得一个“可靠”的投资回报,这不是对投资者更为有利吗?这不是对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更有好处吗?
我们可以有三条路径来进一步解决优先股的来源:其一,截止2009年12月底,沪深300的总股本为20531.92亿股,总流通股本为10337.48亿股(占总股本的50.34%)。将沪深300流通股的大部分转变为优先股;其二,对于超级大盘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由于流通股比例低,将存量股份的一部分转变为优先股,并采取存量发售的办法,将股份“分配”给广大投资者,目的就是要让全民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三,在增量发行(ipo,增发,配股)中,选择一部分企业,按比例发行优先股与普通股,在市场发展的增量中增加对优先股的供给。
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2
关键词：证券市场；效率；内涵；评价
从理论上说，科学的证券市场效率评价原则和方法，首先要建立在科学合理地界定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基础上。从实践上说，如何制定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和方法，直接影响到各种政策的制定及其导向。因此，科学全面地理解和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结合我国实际确定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辨析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金融学逐步形成了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cymarketHypothesis。简称为emH。也称为“有效市场理论”)为主体的证券市场效率理论。1965年，法玛(Fama)首次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给出了一个描述性定义：如果证券价格充分反映了可得的信息，每一种证券价格都永远等于其投资价值，则该证券市场是有效的。有效市场理论(emH)使用市场定价的信息有效性来衡量证券市场的效率。长期以来，大部分的学者把信息有效性与资本市场效率等同起来了，认为“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在确定资产价格中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它(从信息上说)就是有效率的”。
20世纪70年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外学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有效市场理论进行检验和实证研究。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态有效态和半强态有效的状态特征，我国证券市场也尚未达到中强态有效；但对于是否达到弱态有效，则存在较大分歧，有半数以上的学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已达到或接近弱态有效。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效市场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即使一些学者对有效市场理论进行了修正，放宽了一些假设条件，但该理论仍无法解释市场中越来越多的异常现象。市场有效理论对中外证券市场效率状态评价结论的不确定性，加之对市场异常现象的无法解释。暴露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和现实解释能力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批学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也进行了理论探讨。一般认为，证券市场效率应理解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笔者认为，无论是有效市场理论对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界定，还是按照其他学者的观点——把证券市场效率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都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证券市场效率的全貌。那么应该如何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呢?
1．证券市场效率是“效率”的经济学内涵在证券市场的具体表现和应用。在经济学一般意义上。效率是指生产活动所得到的经济成果与投入的比较值，即收益与成本之比，比值越高，则效率越高。因此，相应地，证券市场效率可以从证券市场资源的配置利用、信息处理、资产定价、交易运行以及市场监管等多个环节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中得以体现。因此，证券市场效率应该既包括作为证券市场效率核心的信息效率，也包括以最低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融资效率，还包括使市场投资者高效地进行信息交换和投资交易的运行效率。
2．证券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功能发挥程度的反映。从根本上讲，证券市场效率高低就是其功能发挥程度的高低。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必须从对证券市场功能的分析人手——应由证券市场功能的构成以及影响功能发挥的因素，研究证券市场效率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因而，证券市场由其基本功能和辅助(或附属)功能决定。
3．证券市场效率是一个多侧面的多种子效率的综合体。如果将证券市场效率内涵仅局限于信息效率和定价效率来评价证券市场，就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证券市场的全貌。事实上，证券市场效率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多种相互联系且彼此相互作用的子效率体系。如可以从影响范围的角度划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从功能角度分为运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等。
二、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
正因为证券市场效率内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评价证券市场效率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评价证券市场效率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从根本上说，由于证券市场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证券市场的效率需要通过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同时需要从实体经济中得到检验。因此，评价证券市场效率的结果，应当与证券市场的运行和功能发挥程度相一致，与其促进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相符。
2．评价证券市场效率应包含但不限于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综合考察。证券市场效率不仅仅表现为信息效率，市场价格反映信息的有效性并不能完全替代资本市场在资本形成与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因此，对证券市场效率的考察绝不能仅限于基于有效市场的各种信息有效性检验，还应当依据帕累托标准，包括对各种子效率状态的综合考察。
3．证券市场效率评价应当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经济体制特征。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是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经济体制尚处于转型期，证券市场发展到现在才不过16年的时间，正处于迅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证券市场的部分功能受到制度性约束和内部结构不健全影响而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却对我国原来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西方成熟证券市场所没有的。尽管按照证券市场有效理论，我国证券市场效率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率的。但实际上，证券市场为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资源动员、优化配置等多元化的巨大促进作用。因此，确定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和评价方法，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国外的做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证券市场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三、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总体评价
1．融资效率迅速提高，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3
一、我国证券监管目前的缺陷和问题分析
在我国,随着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从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1998年《证券法》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即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为主体,辅之以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双重自律机制的政府主导型的证券监督管理体制。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属于新兴的市场,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远未达到成熟、理性的标准,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尚未走上规范、法制的轨道。具体表现如下:
(一)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缺陷
以现有的监管框架而言,中国证券市场监管虽然较过去有了质的改进,但仍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证券市场监管仍旧由行政机制主导,证券市场监管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究其原因: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是其根源。
我们知道,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形成普遍的“一股独大”现象,加之所有者缺位以及国有股不流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残缺,导致控股股东占有上市公司的各种资源、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道德风险”和“败德行为”突出。受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影响,我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导致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证券市场运行,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每一次大的波动都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虽然中国证监会被赋予了较大的监管权限,但在具体监管活动中往往受制于各级政府部门,证券执法在非公开状态下进行,对违规事件的处理不够及时,存在多重标准,且处理过轻,没有体现出法律和执法部门应有的尊严,对违法活动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缺乏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护,证券监管难以体现其应有的公平与公正。由此出发,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既与我国过渡经济体制特征有关,又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有关,说到底则是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衍生产品”。
(二)证券市场自律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自律监管在证券监管中有着不可缺少的地位。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管功能其实是很弱化的。与欧美证券市场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始终是由政府来推进的,政府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从组织试点到市场规划设计以及整个证券市场运行的监管,都未离开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且,我国证券监管模式的建立又主要着眼于集中统一,因此,在实践中采用的是刚性极强的政府监管方式,这就忽视、削弱了自律监管的作用。
我国证券监管没有给自律监管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表现为行业自律功能的发育明显滞后,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模式尚未形成,自律组织的功能也未真正发挥出来,主要表现为:
1.自律组织本身的问题
首先,是自律组织不健全。据统计在目前近千家证券商、中介机构中,加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团体仅为121个;其次,是自律组织管理混乱。现阶段的自律组织,形式上由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其证券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组成,但实际运行中,各方彼此独立,地方证券业协会隶属关系各异,难以协调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大多属于官办机构,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与《证券法》规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对自身会员的自身约束、相互监督起到对政府监管的补充作用的精神相矛盾。
2.证券业协会自律功能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第一,证券业协会的职权和职责没有到位,政府监管部门没有把协会当作助手来重视,协会对会员缺乏约束力,没有权威性,从而难以依法实现自律监管。
第二,证券业协会体制不顺,地位也不够独立。一方面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业协会的会员,导致自律组织重叠,从而影响协会整体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证券业协会主要领导由主管部门人员兼任,这是证券立法的一个漏洞。
第三,未能较好地处理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业协会的关系,协会不能反映会员的权益,不能对违法违规的证券商给予有效的处罚,证券经营机构并不把证券业协会视作自律组织。
另外,作为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于管理机制不同,对证券监管力度也存在差异,致使各证券交易所在执行仲裁和行使惩戒职能时会出现不一致,所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不强。
(三)证券市场监管方面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证券监管法制建设滞后是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的重要问题。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o世纪8o年展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监管、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章程:如规范股份公司的《公司法》,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埋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范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规范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纲则》,禁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的《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这些法规章程是证券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建设取得的初步成绩。特别是《证券法》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证券市场监管逐渐步人了“依法治市”的轨道。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达到了很完善的地步,实际上我国的证券法律法规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证券监管与市场发展并不同步,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某些方面缺乏相应的法规政策,还不能做到有法可依,尤其是与《证券法》配套的相关法律《证券交易法》、《投资信托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迟迟未能出台。而且有关发挥现代证券监管功能的法律规范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如从积极方面规范证券市场主体的行为,对上市公司的选择,对场外交易的监管,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等领域都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这些方面与成熟证券市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现行的法律法规有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致使在监管过程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如对操纵市场的欺诈行为虽然有《证券法》和《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可供参照,但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具体的防范措施没有规定;对中介机构、发行公司、券商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规范过于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等。因此,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管主要取决于主管部门的临时性措施,甚至是个别负责人的主观意志。
第三,现行法律规范中的某些规定表述欠严谨、欠规范。这些不规范、欠严谨的法规制度很多是由于过去临时应急颁布的,如不及时加以修订,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不利于形成完整的证券监管法规体系。
二、从《证券法》的修改看监管风险的转移和弱化
我国《证券法》共240条,其中新增加29条、修订95条、删除14条,修改面较大,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监管制度
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修订草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推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一是在法律上确认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证券的,应当按照规定聘请证券公司担任保荐机构。保荐机构应当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履行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和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等相关职责。二是增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的规定和法律责任。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通过各种手段掏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人员不勤勉尽责甚至秀虚作假,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为此,修订草案加大了相关人员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控制人”是修订草案新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股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通过股权控制关系、协议或者通过其他安排,能够决定发行人的人事、财务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高管人员包括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三是引入预披露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为了加强社会公众监督,防范发行人采取虚假手段骗取发行上市资格,有必要建立发行申请文件的预披露制度,要求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人预先披露申请发行上市的有关信息,这样可以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为此,修订草案增加规定: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还应当预先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二)理顺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接口。减少磨擦机会。提高执法效率
证券市场监管的“接口”问题,最突出地表现为“两类接口”环节:一是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二是行政部门之间,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种行政部门之间。实践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证券市场的介入主要体现在颁布、修订相关法律和监督法律执行力一面,具体包括:(1)对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进行监督,并在已有的立法授权模式下,寻求一种对行政立法工作的有效监督与回应机制;(2)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及“法官造法”行为进行监督;(3)作为《证券法》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冲突与歧义通过法律解释等方式起到协调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冲突的作用。
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所存在的利益磨擦,解决方案不是政府结构性调整,而是通过公正的程序设计,及时、正确地展开协调。同时,在我国证券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要继续保持对资源予以集中配置的方式,就必须加强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权,要从法律、监管机构行政隶属关系、机构设置、监管机构负责人任命、回避制度等力一面保障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平衡乃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
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4
关键词：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经济安全；中介机构；监管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至今已十几年，作为新兴市场难免会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近几年，证券市场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一、证券市场怪现象
我国证券市场的怪现象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上市公司、投资者、中介机构、监管机构和证券市场制度。
1．上市公司经营目标。公司经营目标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大股东价值最大化。公司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来满足大股东的要求，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
2．境外上市公司劫贫济富。在证券市场上有一类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后，又转入国内发行股票，但在国内发行价格往往比境外高出几倍。根据同股同权原则，国内投资者为获得相同的权益，要支付境外投资者几倍的成本，实际上把国内投资者权益转移给境外投资者。
3．投资者是不成功的投机者。由于市场投机性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低，投资股票分红收益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投资股票的主要动机就变成获取股票差价。市场便有了投资者是不成功的投机者，股东是不成功的投资者的怪论。
4．中介机构职业道德不及格。受利益的驱使，违规给上市公司出具各种证明，审计报告等，造成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各种资料真实性产生怀疑，进而放弃基本分析，采用技术分析。
5．监管机构只监不管。近几年，证监会明显加强了监管力度，披露了许多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但后续的处罚措施却很少见到，威慑作用小。而投资者却要承受股价下跌的损失。
6．证券市场泡沫丰富，吓跑巴菲特；缺乏做空机制，也吸引不来所罗斯。
7．政府决定市场行为。当市场低迷时，往往会听到先觉说，市场下跌已经影响到融资功能，为呵护市场，估计政府近期将出台利好政策。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人们称证券市场成政策市场，戏称炒股要听党的话。
8．股评受冷落。股评现在的声誉不好，常被人骂为庄托。他们今天说涨，明天说跌，过了几天所有可能情况都被说过。所以当市场出现任何情况，他都可以骄傲地说，我在几天前已经预料到。
9．市场行为怕规范。每当监管部门推出一项规范市场法规或措施，市场总是以下跌来做出响应。
10．越穷越光荣。中国证券市场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导致投资者暴炒壳资源。于是市场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上市公司中信亏损指数远远高于其他指数。
11．证券市场功能被扭曲。证券市场的功能是筹集资金，分散风险，优化资源配置。但中国证券市场，过分强调市场的融资功能，忽视对资源的优化配置，缺乏退出机制，资金利用效率低下。
二、原因分析
1．投机氛围浓厚。造成我国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的因素主要包括：（1）信息不对称。我国证券市场上，消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现象严重，而广大散户投资者处于弱势群体，当消息时，股票价格已经提前做出反映。所以，往往根据股价变动来猜测股票基本面的变化。因此，技术分析盛行，以博取差价为目标；（2）市场制度不健全。投机氛围浓厚是新兴市场的特征，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首先，退出机制不完善，以及少数股票重组成功的财富效应，导致市场暴炒壳资源。其次，缺乏做空机制，投资者只有在市场上升的行情中才能盈利，做空动力不足，引起市场泡沫增加；（3）虚假信息。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联合造假，为上市公司的年报和公告出具虚假报告。年报和公告是投资者进行基本分析主要的资料来源。虚假信息披露导致投资者对公司的基本分析失效。而以博取差价为目的的技术分析必然结果是投机性强。
2．法律制度不健全。但现在证券市场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乱了再管，死了再放，放了再乱的恶性循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完善。首先，没有建立完善的民事赔偿责任，广大投资者的损失得不到补偿；其次，对造假者的处罚不够严厉，造假的成本低。
3．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差。（1）股权结构不合理，大股东利用其控股地位，侵害中小股东权益；（2）上市公司缺乏持续发展能力，盈利能力下降；（3）恶意圈钱，资金利用效率低，随意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4．管理层决策失误。我国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筹集资金，忽略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上都存在着明显缺陷。（1）同股不同权，为了保持国有资产控股地位，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持股成本的巨大差别。流通股平均占总股本35%左右，而其持股成本却是非流通股的几倍甚至十几倍；（2）对市场行为过度干预，造成市场对政府的依赖性，无法完全按市场自身规律运行，政策成为影响市场的最重要因素，而不是市场本身；（3）低估国内证券市场的容量，导致大型、优质的上市公司低价境外发行。中石化在香港的股价仅为1元几分（港币），而在国内的发行价是4.18元。管理层当初出台此措施主要是考虑到市场的资金压力，但中石化很低的中签率证明顾虑是多余的。 5．中介机构素质不高。证券中介机构主要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证券公司。中介机构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介机构素质不高，不能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1）会计师事务所受利益驱使，对上市公司的经验状况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帮助上市公司隐瞒情况，欺骗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2）律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的经营行为出具无保留意见法律意见书，无法监督公司经营的合法性；（3）证券公司为顺利完成其所承销股票，对发行公司进行包装，强调有利因素，淡化公司风险。在二级市场，证券公司利用自身便利条件，与上市公司联手操纵股价，牟取暴利。
三、危害分析
市场行为的不规范，将导致证券市场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利长期健康发展，积累金融风险，甚至产生金融危机。
1．造成广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是由投资者信心支撑的，投资者购买股票是因为预期股票能够实现增值。对市场信心的丧失必然会导致市场的崩溃，从而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2．证券市场不能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证券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比融资功能更为重要，片面强调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实际是对证券市场本身的扭曲，不利于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对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忽略，必然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5
关键词：证券法；民事责任；功能
虽然证券法第1条开张明义地强调了在证券市场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重要性。但由于对民事责任认识不足和立法上的某种缺陷，该宗旨没能很好地贯彻在全部证券法中，比较明显的就是股民要求证券市场违法者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这样，众多受损股民心理难以平衡。股民对证券市场的信心有所下降。因此如何增强股民的信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证券市场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睡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加强证券法上法律责任，尤其是民事责任的立法、司法的研究，充分发挥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功能。这是由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功能决定的。
证券法中的法律责任有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种。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是指证券法上明确规定的，在证券发行和交易过程中，证券发行人、投资者、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因违反证券法的规定，侵犯其他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而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证券法上民事责任是保护证券法律关系主体民事权利的重要措施。在日本，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象征着以投资者自觉为背景的消费者运动，而进行追诉有关人员的个人民事责任。[1]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民事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建立，乃是消费者运动的具体成果之一。[2]（我国尚未将证券法上民事责任的请求权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连在一起）证券法上民事责任的实质是证券法对民事主体提出的一定行为要求，属于民事责任的范围。证券法上民事责任所表现的是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应当担负的民事法律后果。证券法上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分别从私法与公法的角度，对证券法律关系进行了调整。三者各有所长，只有协调一致，才能更好地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刑事责任由国家负责追究，行政责任及处罚由主管机关追究。民事责任则由蒙受损害的投资大众根据本身的意愿从事追诉。民事责任既不能代替其它的法律责任形式，也不能由其它的法律责任形式加以代替。以威慑、预防为主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虽然可以成为民事责任的有益补充，却无法替代民事责任固有的功能，因此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基点在于民事责任应为先。正如台湾学者赖源河所言“……其具有应先请求‘投资人保护’然后才能‘实现国民经济之发展’之关系……盖因只有在投资人有了充分的保障之后，国民经济对于证券投资才会因而繁盛。证券投资昌盛之后，才能汇集企业所需要之资金，而促使企业活动转趋活泼。而企业活动之活泼，当然就会促成国民经济的繁荣。”[3]证券法上民事责任具有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阻止违法的威慑和预防功能、协助执行法规和管理市场的效益功能、完善监管体系的功能等等。
1.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
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是民事责任制度的主要作用所在。损害赔偿是民事责任中最重要和最常见的责任形式，其实质是法律强制民事违法行为人向受害人支付一笔金钱，其目的在于弥补因违法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其本质就在于填补损害，以求其结果如同损害事故未发生。因此，损害赔偿责任突出表现了民事责任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和性质，系“治患于已然”。这一功能使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明显区别开来。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虽然都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但只有民事责任具有救济受害人的功能，以恢复损害发生前的状态，维系投资大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因为投资大众所关心的是能否获得投资利润，亦即是仅从经济之观点着眼；今虽课违法者以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但此等效果对受害人而言，并无所增益（coldcomfort）[4]，还会影响投资大众的投资意愿，阻碍资本的形成，进而影响证券市场的长久存在。正因为这样，在证券法律责任中，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手段，民事责任制度往往应优先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制度而适用。
2.阻止违法的威慑和预防功能。
民事责任制度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更因民事责任之巨大，可使违法者三思而后行，这就是民事责任阻止违法的威慑和预防功能。所谓威慑和预防功能就是通过民事责任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令潜在的违法行为者不敢轻举妄动，以预防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现象的发生；威慑和预防功能在于“防思于未然”，是一种积极功能。古往今来，各国民法都将这一功能作为一项重点，“在公司法及证券法领域，个人诉讼特别优胜之处是其威慑作用”[5].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立法历程来看，阻止违法的威慑和预防功能也占居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今天的证券立法中，为了充分保护投资者，公开原则成为证券法的重要基石。所谓公开原则就是要求完全公开上市公司的营业及财产状况等重要信息，以便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决定机会，使投资者避免因证券发行中的欺诈行为而受到损害。[6]投资者在证券市场进行投资时，往往以有关上市公司的信息为标准来判断投资的价值。因此，信息的完整、准确非常重要。如果上市公司违反法律的规定，在招股说明书类中有不实记载，受害人应依法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要求违法行为者承担民事责任。证券法上民事责任的巨大性，能使招股说明书类文件的编造者或使用关系人采取违法行为时会三思而后行。这样就有利于贯彻公开原则，发挥阻止违法的威慑和预防功能。正如美国最高法院所指出的：“这个由股东的无助产生的诉讼，长久以来是公司经营管理者的主要规管者，提供了不算少的动力避免至少最严重的背叛股东利益。有人论证如果没有这个诉讼，对这些滥用就没有实际的制约，这一说法不无道理。”[7]
3.协助执行法律和管理市场的效益功能。
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既具有填补损害的补偿功能，又具有阻止违法的预防功能。当这两个功能正常发挥作用时，证券发行、交易市场必然秩序井然。即使胆大妄为者实施了违法行为，由于最了解证券交易的利害关系，受害的投资者完全可以根据证券法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要求违法者承担民事责任，恢复权益受侵害之前的状态，起到维持证券市场秩序稳定，依照法律管理市场的作用。这样既可以加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又可以调动广大投资者维护自身权利和参与市场管理的积极性，提高投资者的法律意识。受害人依法在司法机关提出诉讼要求，就犹如证券市场的警察，协助主管机关管理证券市场。正如台湾著名学者余雪明对这一功能评价所言：“民事责任之意义不仅在使受害者得到赔偿，更有私人协助政府执法之意义，由于民事责任之巨，可使犯法者三思而后行，故吾人对提讼者不宜以好讼目之，而应视为志愿警察协助政府维护市场秩序。”[8]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提高投资者的法律意识，使之协助执行法律、管理市场是民事责任效益功能的具体体现。经济法律是通过对权利、义务、责任等的合理配置，可以给人们带来实际利益的一种稀缺资源配置，“利之所存，法之所在”。经济交换的实质是产
权的交换，而非商品的交换，经济法律活动的实质是经济权利交易。经济立法是一种讲求效益的经济活动，必须综合考虑法律收益和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经济法律效益是指在经济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过程中的收益除去成本的综合结果，即经济法律在现实生活作用结果中合乎目的的有效部分。它突出地体现为法律应然价值与实然价值的重合与差异。积极的法律意识能够促进经济法律的运行和节约经济法律成本。比如在市场经济下民主意识和权利本位思想，有利于节余通过经济立法侵犯私权而谋取立法者效用这一高立法机会成本，有利于及时揭露和抵制不法行为而降低执法和法律监督成本，有利于公众尊重他人权利而自觉守法。经济法律效益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证券立法方面表现为在管理证券市场时，由于主管机关人力、物力的不足，往往无法面面俱到，给违法者以可乘之机。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则能调动广大的投资大众监督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投资大众的法律意识，协助主管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以使证券市场的秩序好转，进而吸引更多的闲散资金，促进国民经济的高投资、高增长。
4.完善监管体系的功能。
这一功能是上述功能的另一方面。根据监管经济学理论。因为存在着“市场缺陷”的现象，即仅仅依靠自由市场经济达不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所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进行干预。现代社会，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但正如以波斯纳和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言，监管通常有害于公众利益，使生产者赢利。监管分为政治家和监管者两大部分。如果监管设计和实施有利于该行业的监管，该受监管的行业则会向他们提供可观的回报。政治家需要的是竞选经费和选票，这两方面受监管者都可以提供，而消费者却什么也提供不了。对监管者来说，当他们离开监管职位后，他们可能会在受其监管的行业中寻求一份好的工作（这是监管者中的普追现象），得到直接的回报。监管者当然想拥有一份平静的生活并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该行业则会向社会证明监管者得到达一切的充分的理由。加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监管者常常来自产业部门，他们当然和产业部门的管理人员有交往，他们极有可能按相同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因此，监管通常有害于公众利益，使生产者赢利。[9]当然，这主要是针对西方社会而言，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府监管的局限性。证券市场的情况也一样，证券市场监管也可能对公众利益产生消极影响，而使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赢利。因此，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应该仅仅限于政府的范围，而应该将权利广泛地授予公众，由公众从切身利益出发，时刻紧密跟踪证券市场的不法行为，并通过合法正常的渠道（如提起民事诉讼）监督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的行为，以达到进行管理的目的。“私人诉讼是对证监会诉讼的有益补充”，“由个人利益推动的人会更热衷于找出过错者”[10]，现实生活中，由于业务的庞杂，美国证监会曾明确表示，它没有足够的资源监视该行业以保证虚假泄露不发生或总能被发现。因此，公众监督既可以将一部分监管责任分向社会，减轻政府监管的压力；又可以在政府不投入或极少投人的情况下，将“全民武装起来”管理证券市场，使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陷于“四面楚歌”的包围之中，达到降低社会成本的效果；与此同时，由于事关公众切身利益，让公众介入监管还可以平衡公众的心理。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加强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也是切实可行的。法律有公法、私法之分，权利也有公权利、私权利之分。对一个市场来说，只有公法和私法同时调整，同时运用公权利和私权利，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如上文所析，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都是从公权利的角度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私权利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作用却很少被运用或提起。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虽然证券法律责任存在着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的发展等多个目标。但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乃侧重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证券市场中，决定市场行为的是公众的感觉，即信心。也就是说，证券法中民事责任以对受害的投资者进行同质救济即直接救济为宗旨。证券法中民事责任通过私法的手段，授予投资者监督法律执行的权利，以维护投资者自身的利益，从而调动投资者提高法律意识和协助主管机关执行法律的积极性。当投资者的合法权利被侵害时，投资者又可以通过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向违法行为者追偿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前的权利状态。因此，增强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更有助于增强股民的信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证券市场。
注释：
[1]河本一郎：《证券取引法的基本问题》，神户法学杂志1972年3月第3、4号，第227页。
[2]一般投资者亦应视为消费者，见岸田雅雄：《证券取引法上消费者保护》，《民商法杂志》第19卷第2号（昭和五十九年五月十五日），第173页。
[3]赖源河：《证券管理法规》（1978年版），第6页。
[4]Gadsby，theFederalSecuritiesexchangeactofl934（newYork：mathewBender，1982）55.03at5-23。
[5]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9页。
[6]Brandi，SecuritiespractitionersandBlueSkyLaws：asurveyorCommontsandaRankingofStatesbyStringencyofRegulation，10J.Corp.L.689，692（1985）。
[7]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8页。
[8]余雪明：《证券管理》，1983年修订版，第536页。
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6
关键词：证券法；功效分析；重构思路
中图分类号：DF43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148-03
我国证券法颁布于1998年，当时我国的证券市场刚刚兴起，市场经济也正在起步当中，证券法的出台为稳定当时证券市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证券市场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当时的证券法其实严重阻碍了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所以，2005年我国证券法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修订，对于中国随后数年内的证券市场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这次修改得到了证券法学界和证券市场实务届两方面的共同认可和赞同，但是其约束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在随后几年内业内要求修订证券法的呼声很高。2013年和2014年，国家对证券法进行了两次修订，但是两次修订总共才涉及了7个条文，并且仅仅是细节上的修改，整个证券法的体系和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证券法在当前时代必须要进行重构，需要研究其功效，重新厘定证券之定义和价值，完善重构之思路。
一、我国证券法的立法修改
我国现行的证券法整个结构内容是以1998年的证券法为基础，2005年进行了重大修订，2013年和2014年进行了7个条款细节上的改动。当时制定本法时，我国的市场经济其实刚刚起步，我国仍然没有真正从计划经济中彻底走出来，所以能够由全国人大起草并制定这部法律而非由国务院相关部门起草出台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这部法律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在这部法律规范制定之前，亚洲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其对亚洲国家的经济冲击是巨大的。这部法律规范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范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对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有非常多的限制。
1998年的证券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证券法，并且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控风险，所以其必定有其过于严苛的地方，在制定法律当时可能能够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过分强调风险的控制而设定太多的禁止性规定是不符合证券市场发展规律的。在这个背景下，2005年证券法进行了一次重大修订，增加了53个条款，删除了27个条款，大多数的条文都进行了修改，这次修订大大提升了证券法的效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很多新问题的出现，2013年和2014年证券法对其中的7个条款进行修改，无一例外，仍然是放开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仅仅7个条款的修改远远不能满足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对证券法进行一次大的修改已经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立法任务。
二、我国现行证券法存在的问题
尽管2005年的证券法相对于1998年已经放开了诸多限制，但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立法来说仍然是限制多多。并且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很多新兴的证券形式出现，证券法在调整这些证券形式方面仍然是处于空白状态。我国现行证券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整的对象和范围过窄，证券的定义不科学。我国的证券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是以证券法为效力最高的法律，以《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为次一层级的法律规范，加以相关行业规定为辅助的重要体系。但是证券法中对于证券的定义厘定是远远窄于其他领域的对证券所下定义的。并且当前对于证券法以外的证券形式，行业内都是承认其属于证券范畴之内的。这也说明资本市场对其的普遍认可，但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扩大对证券定义的解释迫在眉睫。之所以会对于证券的定义如此重视，是因为如果不对其定义进行外延上的确定，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就会很难实现。
第二，对于融资上具有很多的限制。对于证券公司来说，融资也成为当今较为流行的一项业务。但是证券公司从事融资业务却有很多的限制。例如，证券公司想要贷款的话，还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并且持有相关的许可证。并且即便是获取了批准和许可，贷到了款项，在贷款用途和利率上也有限制。贷款通则中明确规定了借款人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公司从事该项业务就属于国家应当另有规定的。但是事实上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其贷款融资限制并未放开，在这些多重的限制之下，证券公司想要开展融资业务实际上是困难重重，并且这些规定都是在贷款通则中规定的，证券法作为法律层级更高的法律规范并没有明文规定，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三，对于投资者来说没有明确的区分。其实证券法本身就是为了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这种监管不仅仅应当是对于有问题或者不良行为的监管，还应当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投资者的投资规模有大有小，不同的投资者投入的资金、对风险的认识和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国家有必要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来保护不同的投资者。特别是如果投资者的专业知识匮乏、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时，应当用较高层级的法律规范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这项制度其实在很多规章制度中都已经存在了，但是唯独在法律层面并没有直接的体现。
三、证券法的功效和未来重构思路
（一）证券法重构思路和理念对于证券法功效的影响
证券法的重构思路对于证券法的功效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证券法的很多规定都是借鉴了美国证券法的具体规定，甚至某些条款改动都不是太大，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状况其实现在趋向于一致，出现法律规范调整的相似性也是正常的。但是在证券市场的适用和效果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结构甚至是条文，却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很大的差别，其根本原因还是立法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另外，我们也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对于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来对其进行解释。看似是类似的法律规定，但是立法理念不同，也就制约着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证券法功效的趋向一致。
未来证券法重构的思路和理念总结起来其核心就是，要把握好国家监管和市场运行的平衡点。完全放弃国家监管只会让证券秩序变得混乱，而忽视市场运行规律而过分强调国家的监管也不利于发挥证券市场的活力，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未来证券法重构应当由严格的监管改为适度的监管，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创新、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4个大方面的问题和相互关系，使证券法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证券法未来重构的基本思路
首先，也就是最基础的一项，就是需要将证券和证券市场的定义进行厘清，用确定的概念来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关系。现行证券法中规定了，证券指的是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但是当前我国现实证券市场中基本上只有前几种类型，国务院至今并未出台文件认定任何一项证券。并且这个定义是列举式的，并没有从这几项中总结出一般性的东西，连一个确定性的一般性的定义都没有，我们根本不能奢求证券法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确保证券市场安全稳定运行上的积极影响。并且随着当前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各种新型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证券法对这些实质上的证券并不能调整，直接限制了证券法在资本市场上的适用效能。
换句话来说，我国现行证券法中的证券之定义是形式上的证券，在立法理念上并没有选择实质证券。而实质证券一是能够最大体现对广大投资者的立法保护，二是能够真正地对当前各种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实行监管，三是能够有效地协调证券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有效结合，是当今可行的一种措施。具体来说，完善实质证券制度，应当在证券法这一法律规范的层面上对证券的定义进行明晰，才能够对于证券市场进行更为规范和科学的监管与调整。
其次，将证券民事法律关系完备化。其实证券法在我国到底应当是公法还是私法，一直都有争议。当前毋庸置疑，证券法是以公法规范为主的，它在我国的法律部门分类中是处在商法而并非民法中。根据学界的普遍观念，其实证券法应当是具有一定的公法性质的私法。但是由于我国证券法制定的根本动因是为了确保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和防范各种风险、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所以在制定时借鉴国外先进的证券法时注重对于行政管控的规定而忽视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措施，投资者的权益实现都要通过证监会而不是证券市场本身，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其实是极为不利的。另外，随着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也抑制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未来证券法的构建应当大大削弱证券法中的行政法律关系，应当将民事法律关系最大化，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实现释放应有的制度空间。
最后，证券监管的机制应当改变，由传统的行业监管转变为功能监管。在我国市场经济初期，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行业监管为主是必要的。并且即便现在我国证券监管其实也是有功能性监管的，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功能性监管却也需要借助行业监管的手段才能够真正实现。
在证券领域的行业监管主要有下面的一些特征：第一，在这种理念下的监管体制，监管机构其实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业主管部门并没有什么两样，这种监管很容易向着控制和管理的方向转化；第二，行业监管严格按照行业来进行划分，那么现实中其实很多领域的监管内容存在着很大的重合部分，但是由于行业间的不同，就容易导致重复监管。在中国最为著名的就是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根据各自的行业进行监管，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管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叠的；第三，非证券公司的证券行为也属于证券法理应调整的内容，但是却由于行业监管的弊端而脱离了证券法的监管。比如，商业银行向公众发行理财产品，这其实不应当单纯由银监会去监管，而应当由证监会来进行监管。
基于上述的特征，行业监管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中呈现出的弊端具体有下面的几个方面：第一，行业监管将整个金融市场分割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行业，人为地割裂了这些金融市场之间的必要联系，也使整个金融市场失去了统一性；第二，限制了市场和公司的自由，既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证券企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停留在较为落后的水准之上；第三，行业监管间接增大了监管的成本，使多个行业必须由多个部门进行监管，哪怕这些行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要分处不同行业，就由不同行业监管部门监管，浪费了人力和物力；第四，行业监管极容易演变为权力的扩张，这对当前的中国民主建设是不利的。
与行业监管相对应，功能监管具有下面的一些特征：第一，只要是以证券法的立法原则、理念、任务等等为监管目标的，只要与投资者及投资者权益有直接关系的金融行为，都应当纳入到证券监管范畴之中；第二，只要涉及投资者的权益，不再考虑公司的类型和业务范围，无论是证券公司还是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都应当纳入到功能监管的范畴之中；第三，特别注意对于实质证券的监管而并非仅仅是形式证券；第四，不介入证券市场主体的内部事务，只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
具体来说，功能监管可以进行下面的一些尝试：第一，敢于放开权力，有勇气将权力下放到市场之中。关于市场的滞后性和市场的缺陷都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是市场也具有行政权力并没有的优势，那就是灵活性和生命力。实际操作中，可将上市证券的选择权还给证券交易所，将对证券公司的行政介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严格遵循比例原则；第二，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做好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衔接、做好事前的准备和事后的处理相结合、做好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利义务的有机结合。
1998年证券法刚颁布的时候，中国股民总人数只是近两万人，而截至2014年底，中国的股民就已经达到了1亿多人。近20年间，股民人数就增长了5000倍，更遑论其他形式的证券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证券市场的火热和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步完善，我国的证券法仍然是基于1998年的结构，内容上只经过了2005年一次大修改，而近些年来只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动。当前我国的证券监管已经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市场和政府监管很难找到一个平衡。诚然，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完备的法律是必须的。当然，业界也了解现行的《证券法》仅仅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法律规范，未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能够很好调整证券市场的完备的证券法必将出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法律制度体系必将在中国建立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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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7
论文摘要：证劵新闻报道与一般新闻报道一样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等功能，但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劵新闻报道又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新闻报道一般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一等多项功.能.。证券新闻报道除了同样具有这些功能而外，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券新闻报道在实现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又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某项具体功能体现的一强弱与其它新闻报道有所不同，即证券证新闻报道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一、传播信息是证券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功能
与其它新闻报道偏.重于强调宣·传教育为第一功能不同，证券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首推信息传播。这是因为:一、证券市场每天都要产’生’出’大量的信息‘;除了在证券交易日从证券交易场传出的随时变动的交易行情外，全国1000多家股票上市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股权转让、送配股、重大经营项目.和重大人事变动等一系列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同时还有许多与证券市场有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如利率调整、行业倾斜等方面的信息用“信息爆炸”一词来形容证券市场的信息量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其它新闻题材领域所无可比拟的.。二、没有哪一类新闻的受众能象证券新闻的受众那样与信息有着千丝万缕的切身利益关系。在信息可以致富的今天，其它领域的信息对人们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如证券信息与人们的关系来得及时、直接和重要，因为在证券市场，谁能最早获取准确的信息就意味着谁能获得财富。www.133229.Com如果说，“信息致富”在其它领域还是个带有鼓励性的词语的话，那么证券市场的众多投资者对此却有切身的感受。既然证券市场的各种信息接踵而至，人们对证券信息的需求又如此迫切，以证券市场为主要报道内容的证券新闻，就理应以传播有关证券信息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更多地带有“信息纸”而非“宣传纸”的特性。
由于证券信息直接影响着证券市场的价格走势，关系到众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所以有关主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规范措施。，’
首先，在规范信息传播媒体方面，采取了“信息披露指定报刊”制度，即批准几家在证券信息传播方面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上市公司应当将要求公布的信息刊登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公司除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报刊上披露信息，但必须保证:(一)指定报刊不晚于非指定报刊披露信息;(二)在不同二报刊上披露同一信息的文字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必须最先在指定报刊上刊登，使之广泛、同步、一致地达到每一位投资者，以确保在信息的获取上，市场的不同参与主体均能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也是为了体现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
除了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以外，有关部门还对其它证券信息传播媒体制定了规范要求，《关于上海证券市场信息传播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综合性报刊、经济类报刊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应在主管部门确定的范围以内，不得随意扩大。”“声讯服务电话、信息传呼台、可视图文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在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只得传播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已经公开的信息。”“经批准非公开发行的证券专业出版物，只得在本单位、本系统内部，不得在社会上公开陈列、张贴销售。”“各类社会性证券讲座或股市沙龙，只能由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咨询服务机构主办，举办单位应在举办前报其上级单位备案。”
其次是对信息传播内容的规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的13项重大事件，《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中又补充了10项重大事件。之所以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披露作出一系列规定，是因为它们“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人尚未得知。
再次对信息传播行为也进行了规范。根据有关规定，涉及证券市场价格走势的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和来自于决策层的有关政策信息，应该予以及时传播，但又必须获得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时，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不得传播虚假信息，不得对本人买卖股票进行评论。
尽管有关部门对证券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化管理措施，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违规披露。所谓违规披露，就是指违反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擅自抢发可能对证券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的重大信息。按照有关规定，证券主管部门的重要政策信息和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事件必须经证券主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批准在指定报刊上统一，但有些人因为工作、职位上的关系往往会提前获知这些“内幕消息”，结果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在信息传播上的违规行为。
在所有违规披露事件中，最经常出现的是一些上市公司所在的地方新闻媒介和行业报刊，这些传媒由于地缘和“行业对口”的关系，极可能会提前获得一些“内幕消息”，他们常常从本地区、本行业报道的角度，抢在指定报刊前传播这些信息。
另外，还有一种违规披露信息行为，常常发生在一些股评文章而非纯消息报道中。有关法规明文规定: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但这些人由于职业关系，也经常会事先了解到一些尚未公开的信息，他们在进行行情分析、“引经据典”时极易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信息违规披露者的角色。这些“内幕信息”因为被“淹没”在评论文章中，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这种更为隐蔽的违规行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解决所有这些违规问题的办法，除了上市公司要严守“机密”、各新闻传媒自觉增强法制意识、认真领会信息披露的有关法规精神以外，有关部门要加强惩罚力度，从保护投资者切身利益出发，对违规者要严惩不怠，唯有如此，才能把违规披露事件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确保证券市场的公正性。
二是虚假传播。这和违规披露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的信息内容是真实的，而前者却是造势者的蓄意所为，传播内容是虚假的。
三是准确性差。这是指整条消息既未违规披露，也非虚假传播，而是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个别数据、文字的遗漏或错误。虽然这种差错在任何一家报刊上都可能出现，但没有哪一类报刊象证券报刊那样频繁，只要翻翻各证券报刊上经常刊登的“更正启事”就可说明问题。
这里之所以谈到准确性的间题，是因为没有哪一类新闻比得上证券新闻在准确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如果说其它新闻出现了差错，一般发个更正致歉即可的话，那么证券新闻的差错就不仅仅是发个更正的问题，它将直接危害到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证券类报刊常常为此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一字千金”在其它新闻中如果还有点夸张意味的话，而在证券新闻中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当然，这类差错主要是由新闻媒体内部编辑、记者以及校对人员的工作琉忽造成的。所以，只要加强对媒体内部人员的管理，培养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这种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证券市场的不成熟决定了证券新闻报道必须强化舆论监督功能
在新闻媒体上正确开展批评，进行舆论监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光荣传统。近几年来，新闻批评越来越受到新闻传媒的重视，除了各大传媒批评报道的比重有所加大以外，还出现了诸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社会纵横》、《今日话题》等一批以重大典型批评报道为主、深受人们欢迎的“拳头产品”，现实中的许多经久未决的问题就是在新闻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才得以解决的，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与其它新闻相比，证券新闻报道更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因为:(1)证券市场的不规范行为远多于其它领域，主要表现在:证券市场是一个既充满获取高额收益机会，又具有高风险的市场，参与投资的机构和个人，都想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难免会出现一些通过违规操作以牟取暴利的行为;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一个年轻而欠成熟的市场，各参与主体由于缺乏经验而难免不自觉地出现违规行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是高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痕迹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由此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也一定很多。（2)没有哪个领域象证券市场一样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证券市场的一次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众多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乃至社会的稳定。为了制止证券市场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除了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以外，通过新闻“曝光”，，进行舆论监督便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朱溶基曾对我国证券市场提出了“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并强调在调动各种力量加强监管方面不应忽视舆论监督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证券传媒加大了批评报道的力度，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的重大违规行为予以新闻“曝光”，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有力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8
论文摘要：本文从证券监管的概念人手，分析了我国现阶段证券监管存在的行政机制主导过大，自律监管薄弱，相关法律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并结合《证券法》的修改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监管制度，理顺监管体制等方面提出转移和弱化证券监管风险的措施，并重点分析了建立和完善证券公司的市场准人监管、持续性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三道风险防线的必要性，结合行业自律等一整套措施使其有效的提高证券监管的效率和作用。
证券监管是指证券市场管理机构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以及证券经营机构等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规范性的监督管理活动。多年来，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教训表明，市场与市场主体的成熟与否与证券监管的成熟与否是相辅相成的。系统完善的证券监管体系是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保障，是证券市场基本功能正常运转的外在条件。伴随金融对外开放，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必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而有效的转移和弱化市场监管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己成为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
一、我国证券监管目前的缺陷和问题分析
在我国，随着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央监管，从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1998年《证券法》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即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为主体，辅之以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的双重自律机制的政府主导型的证券监督管理体制。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的证券市场还属于新兴的市场，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远未达到成熟、理性的标准，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尚未走上规范、法制的轨道。具体表现如下：
(一)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缺陷
以现有的监管框架而言，中国证券市场监管虽然较过去有了质的改进，但仍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证券市场监管仍旧由行政机制主导，证券市场监管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究其原因：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是其根源。
我们知道，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形成普遍的“一股独大”现象，加之所有者缺位以及国有股不流通导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残缺，导致控股股东占有上市公司的各种资源、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道德风险”和“败德行为”突出。受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影响，我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这主要表现在：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导致政府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证券市场运行，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每一次大的波动都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虽然中国证监会被赋予了较大的监管权限，但在具体监管活动中往往受制于各级政府部门，证券执法在非公开状态下进行，对违规事件的处理不够及时，存在多重标准，且处理过轻，没有体现出法律和执法部门应有的尊严，对违法活动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缺乏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有效保护，证券监管难以体现其应有的公平与公正。由此出发，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既与我国过渡经济体制特征有关，又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有关，说到底则是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的“衍生产品”。
(二)证券市场自律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自律监管在证券监管中有着不可缺少的地位。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监管功能其实是很弱化的。与欧美证券市场发展不同的是，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始终是由政府来推进的，政府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从组织试点到市场规划设计以及整个证券市场运行的监管，都未离开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并且，我国证券监管模式的建立又主要着眼于集中统一，因此，在实践中采用的是刚性极强的政府监管方式，这就忽视、削弱了自律监管的作用。
我国证券监管没有给自律监管留出必要的发展空间，表现为行业自律功能的发育明显滞后，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模式尚未形成，自律组织的功能也未真正发挥出来，主要表现为：
1．自律组织本身的问题
首先，是自律组织不健全。据统计在目前近千家证券商、中介机构中，加人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团体仅为121个；其次，是自律组织管理混乱。现阶段的自律组织，形式上由两个证券交易所及其证券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组成，但实际运行中，各方彼此独立，地方证券业协会隶属关系各异，难以协调工作，中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证券业协会大多属于官办机构，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与《证券法》规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对自身会员的自身约束、相互监督起到对政府监管的补充作用的精神相矛盾。
2．证券业协会自律功能还存在较大的问题
第一，证券业协会的职权和职责没有到位，政府监管部门没有把协会当作助手来重视，协会对会员缺乏约束力，没有权威性，从而难以依法实现自律监管。
第二，证券业协会体制不顺，地位也不够独立。一方面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业协会的会员，导致自律组织重叠，从而影响协会整体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证券业协会主要领导由主管部门人员兼任，这是证券立法的一个漏洞。
第三，未能较好地处理证券经营机构与证券业协会的关系，协会不能反映会员的权益，不能对违法违规的证券商给予有效的处罚，证券经营机构并不把证券业协会视作自律组织。
另外，作为证券市场的组织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于管理机制不同，对证券监管力度也存在差异，致使各证券交易所在执行仲裁和行使惩戒职能时会出现不一致，所以，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作用不强。
(三)证券市场监管方面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证券监管法制建设滞后是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的重要问题。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o世纪8o年展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监管、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章程：如规范股份公司的《公司法》，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埋条例》、《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范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规范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纲则》，禁止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欺诈行为的《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这些法规章程是证券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建设取得的初步成绩。特别是《证券法》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证券市场监管逐渐步人了“依法治市”的轨道。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达到了很完善的地步，实际上我国的证券法律法规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证券监管与市场发展并不同步，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证券市场监管的某些方面缺乏相应的法规政策，还不能做到有法可依，尤其是与《证券法》配套的相关法律《证券交易法》、《投资信托法》、《证券信誉评级法》等迟迟未能出台。而且有关发挥现代证券监管功能的法律规范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如从积极方面规范证券市场主体的行为，对上市公司的选择，对场外交易的监管，对预测性信息的披露等领域都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这些方面与成熟证券市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现行的法律法规有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致使在监管过程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如对操纵市场的欺诈行为虽然有《证券法》和《禁止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可供参照，但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行为具体的防范措施没有规定；对中介机构、发行公司、券商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规范过于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等。因此，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管主要取决于主管部门的临时性措施，甚至是个别负责人的主观意志。
第三，现行法律规范中的某些规定表述欠严谨、欠规范。这些不规范、欠严谨的法规制度很多是由于过去临时应急颁布的，如不及时加以修订，将给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不利于形成完整的证券监管法规体系。
二、从《证券法》的修改看监管风险的转移和弱化
我国《证券法》共240条，其中新增加29条、修订95条、删除14条，修改面较大，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监管制度
上市公司质量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基础，修订草案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推进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一是在法律上确认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证券的，应当按照规定聘请证券公司担任保荐机构。保荐机构应当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履行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和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等相关职责。二是增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诚信义务的规定和法律责任。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通过各种手段掏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人员不勤勉尽责甚至秀虚作假，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为此，修订草案加大了相关人员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控制人”是修订草案新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股份未登记在其名下，但通过股权控制关系、协议或者通过其他安排，能够决定发行人的人事、财务和经营管理政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高管人员包括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三是引入预披露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为了加强社会公众监督，防范发行人采取虚假手段骗取发行上市资格，有必要建立发行申请文件的预披露制度，要求首次公开发行的申请人预先披露申请发行上市的有关信息，这样可以拓宽社会监督的渠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为此，修订草案增加规定：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还应当预先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二)理顺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接口。减少磨擦机会。提高执法效率
证券市场监管的“接口”问题，最突出地表现为“两类接口”环节：一是立法、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二是行政部门之间，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各种行政部门之间。实践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证券市场的介入主要体现在颁布、修订相关法律和监督法律执行力一面，具体包括：(1)对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进行监督，并在已有的立法授权模式下，寻求一种对行政立法工作的有效监督与回应机制；(2)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及“法官造法”行为进行监督；(3)作为《证券法》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行政执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冲突与歧义通过法律解释等方式起到协调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冲突的作用。
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所存在的利益磨擦，解决方案不是政府结构性调整，而是通过公正的程序设计，及时、正确地展开协调。同时，在我国证券市场供求不平衡的情况下，如果中央政府要继续保持对资源予以集中配置的方式，就必须加强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权，要从法律、监管机构行政隶属关系、机构设置、监管机构负责人任命、回避制度等力一面保障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免受其他部门的干扰，平衡乃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
(三)建立和完善证券公司的市场准入监管、持续性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等三道风险防线
1．建立证券公司市场准入监管防线。目前，我国的证券法律赋予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公司设立、业务范围等进行监管的权力，对证券公司实行严格的准入管制、这是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创阶段相适应的。但是，证券公司经营特许权的长期存在，不仅不利于市场的充分竞争，也会助长寻租与腐败行为。今后我国在完善证券市场准入制度方面，不宜进一步提高行业门槛，因为这样会限制竞争；应逐步适当地放松管制，鼓励不同性质的国内资本参与证券业务竞争。放松管制固然是与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但在操作步骤上则不宜急于求成，应在完善相关法律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并与市场退出机制相配套。与此同时，要加强股东的准入监管和从业人员的准入监管、完善从业人员牌照发放制度，将从业大员的信息网络化，并注意相关信息的及时更新。
2．建立证券公司持续性监管防线。建立对证券公司净资本跟踪分析制度。通过历史的和横向的比较，来综合分析和评价证券公司的财务风险。建立针对性监察系统。针对性监察系统是为监管机构能够及时识别证券公司出现的问题而设计的，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料库、按照风险评级对证券公司进行排序，以识别高风险的证券公司。建立持续跟进的现场检查制度。主要是核对证券公司是否遵守法律法规、衡量证券公司财务状况和内部控制流程，阻止证券公司进行可疑或不法行为，检讨证券公司业务操守和分析证券公司业务性质和风险等。强化对证券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形成一个从高到低的环环相扣的用人责任制、严把证券从业资格关。监管部门一旦发现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和经理人员有违规行为，足以影响证券业务正常执行的，可随时责令证券公司解除其职务，并申报主管机关。完善证券公司操作风险管理指引，加强对证券公司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操作风险包括资金结算风险、网络技术风险、违法违规风险、财务控制风险和人员风险等。监管部门的责任在于监督证券公司执行各项法律法规，促进证券公司技术与操作流程的标准化。完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包括优化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的治理功能，既要防止“一股独大”又要克服“内部人控制”，特别是要赋予独立董事更多的监督权力，发挥独立董事的应有作用、独立董事应该走职业化道路。
3．建立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监管防线。2002年以来，一些证券公司潜在风险逐步暴露，陷入了生存危机。各级政府和金融主管部门出面干预“问题公司”，包括采取紧急援助、行政托管、关闭、破产和重组等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我国证券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还远未建立起来。既缺乏一套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相适应的市场退出法律法规、也缺乏一个能够“快速反应”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因此，只能依赖于“行政主导”，采取“一事一议”的做法，操作成本很高，效率也很低。所以建议：改革客户保证金存管制度，抓紧出台客户资产隔离措施，以保证当证券公司倒闭时客户资产的安全。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保证证券公司在破产倒闭时客户资产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四)不同机构、管理组织间的“它律”共同组成整个社会的“自律”
在西方，作为私人会员制的自律组织包括交易所、证券商协会和证券托管机构。承担的责任有：规范会员的商业行为，监视证券市场交易活动的监管责任；制定市场交易和会员商业行为规则，并予以贯彻执行，以保护投资者和社会的利益；培育公开与自由的市场，促进证券业的合作与竞争，防止证券欺诈与市场操纵。这种自律也是一种市场参与者外部的监管。它是在市场参与者职能明确的前提下，通过外部强制与规范而达到市场的自律管理。
中国关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中也讲自律，但这种自律是要求证券商及交易所加强自律管理，以法制观念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机构内部的自律。目前的证券市场结构赋予了证券商极自由的运作空间和操作工具，是市场本身创造了证券商的违规操作手法和条件，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证券商很容易利用资金和信息等优势对股票、债券价格进行操纵，通过做庄炒作方式吸引散户跟风，从而达到谋取暴利的目的。更有甚者，这种“庄家行为”的恶性发展常常会引起集团利益的巨大冲突，导致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最终会贻害中小投资者。在中国目前成熟的理性投资者较少的情况下，证券商投资的目的在于追求高额资本得利，有时不惜利用巨额信贷资金进行市场炒作，而财务软约束极大地助长了这种疯狂的市场行为。从证券监管部门到证券公司的决策层，再到总公司的分公司，再到分公司的营业部，直至营业部的经理及市场操盘人员都缺乏有效的风险监管机制，处在不同角色的市场参与者能淋漓尽致地运用市场赋予的职能，这时出现的风险就不是外部约束所能解决的。加之中国特殊的国情，在处理广大普通投资者的问题上非常谨慎，政府主管部门不愿看到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旦出现风险，只能由政府出面担当“救火队”出面解决，在维持普通投资者的资产完整性的前提下，现实的负债与亏损只能由另一集团消化，而违规操作赚取的利润已得到转移。这样经营规范的公司反而不能获取正常的收益，而铤而走险的证券经营机构却常常收益丰厚，极大地助长了市场违规的风险。
我国证券市场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险后，应尽快明确市场参与者的职能和地位，尽快将证券公司、交易所、证券托管中心系统、证券托管与资金清算等职能彻底分开，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机制。机构间界限分明的“它律”共同组成证券市场的“自律”，即将证券市场的交易、托管、结算等功能彻底分开，投资者的证券资产由专门的托管机构(托管银行)管理，现金资产由专门的清算机构(清算银行)管理，证券公司不掌握投资人的任何资产，托管银行和清算银行相互联网，便于对已确定的交易进行过户和转帐。这种市场格局是从交易、托管、结算的概念和相互关系产生出来的，证券市场的发展也说明了这种市场运作机制符合证券市场的规律，它从制度上和体制上阻止了动用资产的可能性，将风险控制于市场的自我控制之中。
(五)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包括为批准一项许可申请所必要的初步信息，为进行持续监管所要求的定期信息，在视察或危急情况下的非常信息，为实行有效监管，需要获取整个市场组织的质量信息、市场交易信息、市场数据信息、公司运行信息，相应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如向主要上市公司派驻监管员制度，定期报送风险报告和监管报告，随时报告重大风险事项，实行市场监管督办制度，限期整改、分级上报；实行监管质询制度，要求被监管方对资料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做出解释；实行监管公告制度，随时向公众公布监管结果，公布举报电话，建立投资者、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参与、证券会实行的“四位一体”社会化监管。
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9
论文摘要：证?恍挛疟ǖ烙胍话阈挛疟ǖ酪谎?哂行??逃?⒎?裰傅肌⑿畔⒋?ァ⒂呗奂喽健⑽幕?槔值裙δ埽??捎诒ǖ捞獠牡奶厥庑裕??恍挛疟ǖ烙指?嗟靥逑殖鲂畔⒋?ズ陀呗奂喽降墓δ堋
新闻报道一般具有宣传教育、服务指导、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文化娱乐一等多项功.能.。证券新闻报道除了同样具有这些功能而外，由于报道题材的特殊性、证券新闻报道在实现这些功能的过程中又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某项具体功能体现的一强弱与其它新闻报道有所不同，即证券证新闻报道更多地体现出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
一、传播信息是证券新闻报道的最基本功能
与其它新闻报道偏.重于强调宣·传教育为第一功能不同，证券新闻报道的功能定位首推信息传播。这是因为:一、证券市场每天都要产’生’出’大量的信息‘;除了在证券交易日从证券交易场传出的随时变动的交易行情外，全国1000多家股票上市公司几乎每天都有股权转让、送配股、重大经营项目.和重大人事变动等一系列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同时还有许多与证券市场有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如利率调整、行业倾斜等方面的信息用“信息爆炸”一词来形容证券市场的信息量一点也不为过.，这是其它新闻题材领域所无可比拟的.。二、没有哪一类新闻的受众能象证券新闻的受众那样与信息有着千丝万缕的切身利益关系。在信息可以致富的今天，其它领域的信息对人们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如证券信息与人们的关系来得及时、直接和重要，因为在证券市场，谁能最早获取准确的信息就意味着谁能获得财富。如果说，“信息致富”在其它领域还是个带有鼓励性的词语的话，那么证券市场的众多投资者对此却有切身的感受。既然证券市场的各种信息接踵而至，人们对证券信息的需求又如此迫切，以证券市场为主要报道内容的证券新闻，就理应以传播有关证券信息为自己的第一要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更多地带有“信息纸”而非“宣传纸”的特性。
由于证券信息直接影响着证券市场的价格走势，关系到众多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所以有关主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规范措施。，’
首先，在规范信息传播媒体方面，采取了“信息披露指定报刊”制度，即批准几家在证券信息传播方面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上市公司应当将要求公布的信息刊登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公司除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报刊上披露信息，但必须保证:(一)指定报刊不晚于非指定报刊披露信息;(二)在不同二报刊上披露同一信息的文字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重大信息必须最先在指定报刊上刊登，使之广泛、同步、一致地达到每一位投资者，以确保在信息的获取上，市场的不同参与主体均能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也是为了体现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
除了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以外，有关部门还对其它证券信息传播媒体制定了规范要求，《关于上海证券市场信息传播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综合性报刊、经济类报刊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应在主管部门确定的范围以内，不得随意扩大。”“声讯服务电话、信息传呼台、可视图文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在传播证券市场信息时，只得传播法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已经公开的信息。”“经批准非公开发行的证券专业出版物，只得在本单位、本系统内部，不得在社会上公开陈列、张贴销售。”“各类社会性证券讲座或股市沙龙，只能由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咨询服务机构主办，举办单位应在举办前报其上级单位备案。”
其次是对信息传播内容的规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应及时披露的13项重大事件，《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中又补充了10项重大事件。之所以对这些重大事件的披露作出一系列规定，是因为它们“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人尚未得知。
再次对信息传播行为也进行了规范。根据有关规定，涉及证券市场价格走势的上市公司重大信息和来自于决策层的有关政策信息，应该予以及时传播，但又必须获得证券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时，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不得传播虚假信息，不得对本人买卖股票进行评论。
尽管有关部门对证券信息传播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规范化管理措施，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违规披露。所谓违规披露，就是指违反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擅自抢发可能对证券市场带来一定影响的重大信息。按照有关规定，证券主管部门的重要政策信息和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事件必须经证券主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批准在指定报刊上统一，但有些人因为工作、职位上的关系往往会提前获知这些“内幕消息”，结果有意或无意地造成在信息传播上的违规行为。
在所有违规披露事件中，最经常出现的是一些上市公司所在的地方新闻媒介和行业报刊，这些传媒由于地缘和“行业对口”的关系，极可能会提前获得一些“内幕消息”，他们常常从本地区、本行业报道的角度，抢在指定报刊前传播这些信息。
另外，还有一种违规披露信息行为，常常发生在一些股评文章而非纯消息报道中。有关法规明文规定:股评人员在进行股票行情分析时，只得传播已经公开的证券市场信息。但这些人由于职业关系，也经常会事先了解到一些尚未公开的信息，他们在进行行情分析、“引经据典”时极易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信息违规披露者的角色。这些“内幕信息”因为被“淹没”在评论文章中，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这种更为隐蔽的违规行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解决所有这些违规问题的办法，除了上市公司要严守“机密”、各新闻传媒自觉增强法制意识、认真领会信息披露的有关法规精神以外，有关部门要加强惩罚力度，从保护投资者切身利益出发，对违规者要严惩不怠，唯有如此，才能把违规披露事件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确保证券市场的公正性。
二是虚假传播。这和违规披露有本质上的不同，后者的信息内容是真实的，而前者却是造势者的蓄意所为，传播内容是虚假的。
三是准确性差。这是指整条消息既未违规披露，也非虚假传播，而是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个别数据、文字的遗漏或错误。虽然这种差错在任何一家报刊上都可能出现，但没有哪一类报刊象证券报刊那样频繁，只要翻翻各证券报刊上经常刊登的“更正启事”就可说明问题。
这里之所以谈到准确性的间题，是因为没有哪一类新闻比得上证券新闻在准确性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如果说其它新闻出现了差错，一般发个更正致歉即可的话，那么证券新闻的差错就不仅仅是发个更正的问题，它将直接危害到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投资者的切身利益，证券类报刊常常为此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一字千金”在其它新闻中如果还有点夸张意味的话，而在证券新闻中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当然，这类差错主要是由新闻媒体内部编辑、记者以及校对人员的工作琉忽造成的。所以，只要加强对媒体内部人员的管理，培养他们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这种差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二、证券市场的不成熟决定了证券新闻报道必须强化舆论监督功能
在新闻媒体上正确开展批评，进行舆论监督，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光荣传统。近几年来，新闻批评越来越受到新闻传媒的重视，除了各大传媒批评报道的比重有所加大以外，还出现了诸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社会纵横》、《今日话题》等一批以重大典型批评报道为主、深受人们欢迎的“拳头产品”，现实中的许多经久未决的问题就是在新闻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才得以解决的，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与其它新闻相比，证券新闻报道更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因为:(1)证券市场的不规范行为远多于其它领域，主要表现在:证券市场是一个既充满获取高额收益机会，又具有高风险的市场，参与投资的机构和个人，都想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难免会出现一些通过违规操作以牟取暴利的行为;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一个年轻而欠成熟的市场，各参与主体由于缺乏经验而难免不自觉地出现违规行为;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证券市场，一方面是高度市场化，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痕迹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依然存在，由此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也一定很多。（2)没有哪个领域象证券市场一样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证券市场的一次违规行为，往往会使众多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进而会影响到证券市场乃至社会的稳定。为了制止证券市场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除了加强市场法制建设以外，通过新闻“曝光”，，进行舆论监督便成了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朱溶基曾对我国证券市场提出了“法制、监督、自律、规范”的八字方针，并强调在调动各种力量加强监管方面不应忽视舆论监督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证券传媒加大了批评报道的力度，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违规行为，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的重大违规行为予以新闻“曝光”，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有力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证券发行市场的功能篇10
论文摘要：中国证券监管在思想认识上模糊不清的问题有六个方面：证券监管理念、证券监管与经济发展、与证券市场发展、与金融创新、与市场规律、法规制度规范与政策干预。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澄清误解，是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提高证券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
各国证券市场在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如财务欺诈、虚假信息，美国有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中国有银广夏和蓝田公司；但是不同国家的证券市场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是表现为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新兴的证券市场之间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是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证券市场与体制转轨国家证券市场之间运行机制的根本不同。
对于证券市场监管，确立一定的监管体制，通过立法、信息公开来实施监管，这在各国都是一样，但监管效果却各不相同，特别是在中国，以政策干预来进行证券监管，表现出头痛医头、方法单一、法规不健全、措施相互矛盾等方面的问题。这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对证券市场监管，对证券监管与经济发展、证券市场发展、金融创新、市场规律等方面的关系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只有解决好认识上的这些问题，才能完善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提高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
一、证券市场监管理念
监管理念反映了监管者对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采取的监管体制。证券监管是因为证券市场在运行中出现了问题，市场机制被扭曲，市场功能不能发挥，即出现了市场失灵。概括地说，市场失灵有三种情况：自然垄断的存在、外部效应(指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和信息不对称。监管是政府提供的为满足公众要求、矫正市场失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提高潜在的公共福利。关于监管，有三种理论：一是社会利益论；二是俘获论；三是经济监管论。三种理论都是从监管产生的原因、监管带来的社会效益方面来论述监管问题的，三种理论表现出了理论研究上的递进关系。
证券市场是一个最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的市场，也是一个最需要监管的市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把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划分为宏观层次的目标和微观层次的目标，在宏观层面上，以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为目标；在微观层面上，是为了解决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证券监管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是证券市场是否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如果有，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为证券监管的目标还算是有的放矢，虽然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或方式还值得研究；如果没有或者作用很小，那就是缘木求鱼了。而且，即使是证券市场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我们也不能因此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证券市场的功能与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虽然相互联系，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二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该如何操作?证券市场监管如何实现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实行的是政府监管体制，中国证监会是一个政府部门，为促进经济增长，证券监管就会以政府的经济目标为中心。由于政府的经济目标、经济政策具有短期性、变动性，而证券市场监管，是要对证券市场机构、证券市场行为实施常规的、持续的监管，把证券市场监管作为实现政府经济目标的手段，不利于证券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且，政府把证券监管作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政府又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证券市场的活动，违背了监管的根本原则。
监管就是监管，因为市场失灵而产生，以解决市场失灵为目的。这样来认识证券监管问题，既简单明确又易于实施执行。证券监管不是为了解决上涨还是下跌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市场波动问题，不是为了保证投资者赚钱，也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了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行，为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提供保障。国际证券监管机构提出，股票市场监管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二是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三是减少系统性风险。这与中国提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一致的。
二、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
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一般而言，股市干预政策分两类，一类是维护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一类是调节股市为实现一定经济目标服务的政策。中国管理者对股市的监管就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当经济需要时，股市的功能被夸大了，变得无所不能，如筹资、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扭亏、发挥财富效应等等；当股市过热时，又采取政策来直接调控，大肆宣传泡沫经济的危害，强调股市的稳定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都是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重要课题。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在金融抑制状态下，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限制了金融的发展；金融抑制状态也不能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两者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走金融深化的道路。新金融发展理论是随着最近20年来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产生的。它重视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金融市场具有改善资金融通中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从而便利企业融资，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发挥功能的途径包括：流动性创造、风险分散、信息搜寻、加强企业控制和改善企业融资结构。
但是，实证分析对这些理论命题的支持并不明显，或者说结果是相互矛盾、互不统一的。Levine和Zervos(1998)运用跨国回归分析的方法对49个国家1976---1993年的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发现股票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波动性、国际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对私人储蓄率也没有影响。但是，Harris(1997)发现，虽然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活动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没有解释力。arestis等(2oo1)采用国别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别分析了美、英、德、法、日五个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后期的股票市场、银行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如果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相对于银行是比较小的。他们认为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跨国回归分析中被夸大了。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时间还短，规模还小，把股票市场的运行状态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高。下面的资料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社会经济统计公报》、《中国证券大全》2000第一卷
可见，中国股票价格的上涨和下跌、股市融资额的增加或减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什么影响，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弱相关或不相关的。这对于我们制定适当的股市监管政策有重要意义。在政策制定上，我们应以保证市场机制的发挥、以股票市场自身的稳定发展为取向。
三、证券市场监管与证券市场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运行中有一个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当管理层强调监管时股票价格就下跌，当管理层强调发展时股票价格就上涨，监管与发展成了一对矛盾。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规范能维护秩序，监管有利于发展，但是，这是长期的。从短期来看，监管有利空的影响，这为广大投资者所认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对证券市场监管与发展关系的误解，这种观点的存在有其经济的、制度的根源。
中国设立证券市场是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的，但是，如果股票市场的规模太小，它的作用就有限甚至发挥不出来。因此要发展股票市场，就要有更多的入、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股票市场来，能够有更多的公司上市。中国股票市场的现状是：从投资者构成来讲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从市场机制来讲只有做多机制，股票市场要以赚钱效应来吸引投资者。在单边市场机制条件下，股票市场要发挥功能只能靠股票价格上涨来实现。因此，在中国要发展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就单边上涨，此时，发展是第一位的，对市场违规行为、资金融通、资金流动的监管放松了。当股票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出现市场过热、泡沫经济的时候，当违法违规现象严重的时候，发展就退居其次，监管才变得重要起来，查处市场违规行为，提倡理性投资，挤出泡沫，股价也就下跌。所以，监管与发展在我国股市运行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如上所述是市场交易制度的缺陷；二是中国证券监管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证券监管的基础建设滞后，常规的持续性的监管不到位。具体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整，存在着有法不依(缺乏法制观念)、有法难依(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无依(法律空白)的问题；证券监管体制不完善，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监管机构之间，及如何充分利用社会监管方面存在着职责不明确、配合不协调的问题；在实践中，把证券监管狭义地理解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常规性的持续的监管被忽视。
相应地，要解决证券市场发展与监管相矛盾的问题，也应从两方面着手：(1)健全证券市场交易制度，在现有的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允许信用交易和期货交易，并进一步开发期权交易。对信用交易和期货交易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看到它增加市场风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市场制衡作用，它所具有的套期保值、防范风险的一面。(2)要把监管当作一项常备不懈的工作来执行，实施连贯一致的证券监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得证券市场监管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四、证券市场监管与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保持金融市场活力、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1986年，英国颁布《1986年金融服务法》，被称为“金融大爆炸”；1996年，日本推行现代金融改革，被称为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1999年，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主旨都是放松金融管制，允许混业经营，以便加强金融业的竞争与发展。
中国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要通过加快发展来实现金融工具的创新。中国金融业也必将朝着混业经营模式、多样化的金融市场形式、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种类的交易制度、各种类型的融资投资主体、复杂的市场机制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都对金融监管、证券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既要到位，又不能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发展。关键在于我们的监管机构要明确自己的职责，明确哪些是应该管也可以管好的，哪些是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
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体系完整、职责明确的证券监管体制，顺应市场规律来发展证券市场，管理者不是以利益主体而是以裁判员身份来实施监管，这是我们的监管工作能够做也可以做好的；监管者规划证券市场发展的一切方面，证券市场的发展由行政政策来安排，把证券市场作为实现政府经济目标的工具，这是我们的证券监管不该做也做不好的，这样做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对此我们要有明确的认识。
五、证券市场监管与市场规律
证券市场监管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在这一点上各国一样。但是，在市场失灵的内容上各国却有很大的差异。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市场失灵，表现为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市场机制出现障碍，市场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中国则不同，证券市场表现为全方位的市场失灵，或者说是过于强大的行政力量限制了市场规律的作用。
中国股票市场的设立、发展，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在政策的支持下设立，在政策的规定下运行，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发展。政府把股票市场的设立与发展，作为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途径，希望通过股票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国微观经济体制改革，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市场条件，并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一切方面做出设计和规划，市场机制没有用武之地。
因此，强调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发达国家和中国有不同的涵义，发达国家是要强化政府监管的作用，而中国则是要弱化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规律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虽然政策能短期地改变市场的运行，但是市场运行不可能长期背离市场规律。
中国证券监管要做的是，纠正市场运行中的偏差，为市场机制提供保障，而不是代替市场机制；要根据市场规律来发展证券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安排来发展证券市场；要鼓励竞争，强化信息披露，以完善市场机制。
六、法规制度规范与政策调控
是通过法规制度来进行证券市场监管，还是通过政策措施来进行证券市场监管，这是市场经济国家与体制转轨国家之间在证券市场监管方式方法上根本不同的地方。
现代证券市场监管起源于30年代的大危机，监管是从立法开始的。针对股市崩溃，美国制定了《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随后，又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证券市场的法规，并多次对相关法规进行了修订；1999年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1年，华尔街惊爆财务欺诈丑闻，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相继因财务造假而破产，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局，美国迎来了新的证券管理制度改革浪潮，颁布了《萨班斯一奥克利法案》。在美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规范是一个覆盖广泛、巨细无遗的完整体系。证券业是美国最严厉的立法领域。
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则是通过行政政策来进行的。作为体制转轨的国家，虽然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有关证券监管的立法还不健全，我们对健全完善法规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认识不够，我们仍然习惯于通过行政政策来代替市场机制，来安排、规划整个证券市场活动。正如国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所说：在计划经济国家，管理者总是相信行政的力量无所不能。行政政策干预使得证券市场监管对行政政策更为依赖，事实上也成为了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