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1
【关键词】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
【正文】
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为德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对20世纪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们通常把雅斯贝尔斯视为现代精神病学的“伟大创始人”。
一、精神病治疗与研究
1908年，雅斯贝尔斯以《思乡与犯罪》一文获海德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适逢毕业，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长f.尼塞尔对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欣赏便收他为助手，这样雅斯贝尔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当时，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尔而成为德国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与治疗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雅斯贝尔斯可以不按医院规定的时间工作，准许参加所有的研究讨论、参加集体查访、听病人病情介绍，参加关于诊断鉴定的研讨。此外，他有一个供实验用的房间，他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行独立研究。他是大学生精神疾病病房中关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法律鉴定人和医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疗学的一切方面：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诸方面。在医院“严格的科学精神”激励下，雅斯贝尔斯很快成为一名既有理论修养又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据信，他当时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鉴定和诊断至今还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贝尔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从w.文德尔班那里获大学心理学授课资格。
1915年，他离一了医院，1916年任心理学副教授，1917年任哲学副教授。这期间，海德堡大学医学系曾聘他作尼塞尔的继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辞退聘书。但是自转向心理学、哲学以后，他依然关注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除了修订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学》（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许多著作中探讨了精神病学的重大题材。这些著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术时代的医生》(1958)等。尤其是，关于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报告又一次为精神病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报告有：《斯特林堡与梵．高》(1922)、《尼采》(1936)、《预言家埃策奇尔》(1947)等。
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是他的博士论文《思乡与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发表许多关于近代精神病治疗学文献的短评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论发展与过程》(1910)、《智力测验的方法与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觉时的真实性与现实判断》（1911、1912）、《患精神分裂症时命运与精神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可理解关系》(1913)、《真实的知觉》(1913)等。这些文章（后被汇集成《精神病理学文章》一书出版，1963）成为雅斯贝尔斯《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学》初版于1913年，被认为是科学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问世标志着精神病理学第一次形成为一门科学，直到今天此书依然被视为每个精神病理学讨论的基础。自问世以来，《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不仅对德国精神病学，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1928年、1951年、1964年，此书被分别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间，早期精神病理学作品还被译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迟至1963年，此书才由赫尼克、汉密尔顿译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麦耶—格罗斯流亡英国时，英国精神病学界就已关注起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了。尽管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英译本同时在美国出版，但其影响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观上精神分析在美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无形中形成了一道严密屏障；主观上，雅斯贝尔斯的康德式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也不易为美国人理解。然而，情况正在改变。近20年来，精神疾病症状学的作用和影响明显加强，因此在美国诊断学研究中出现了一股新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趋向，开始接受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学派的经验描述传统。
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精神病学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精神疾病，某一历史阶段精神病学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当时医学科学水平，同时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关系很大。因此，首先应从20世纪初德国精神病学的历史状况中理解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著作。
19世纪上半叶，精神病学中整体人类学观点占统治地位，与此相应，精神疾病被理解为源于人的生活关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纪后半叶起，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精神病学也同其他医学学科一样发展为一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倡导因果说明模式，坚持从脑病理基础中推导出心灵事件。与疾病概念相适应，心灵疾病被视为直接的躯体后果或躯体伴发的心灵疾病，从而心灵疾病被认为是病理解剖学障碍、病理生理学障碍的副现象。进言之，科学努力的目标在于确定疾病单元，并尽可能将这一单元的症状学、病源学特征与脑器官紧密联系起来。w.格里辛格、t.麦尼特、c.韦尼克、v.克拉夫特—埃宾斯等人的临床概念，集中体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从总体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学也属于自然科学的躯体派传统，但它已标志着躯体病理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开始转向临床描述和现象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克拉培林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积累临床资料，第一次将躁狂—抑郁症与早发性痴呆（精神分裂症）区别开来。尽管他也确信心灵障碍的根据在于脑作用的病理改变，但与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取向的精神病学家们的思辨态度不同，他坚持临床观察和经验描述的基本立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哲学解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兴起，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开始受到冲击，促使心理学理论从实验的生理心理学理论进入到现象学理解的整体心理学理论。在这世纪性“心理学危机”和转向中，雅斯贝尔斯通过精神病理学方法的系统化，通过把现象学—理解概念导入精神病理学，进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模式。
雅斯贝尔斯开始他的研究工作时，精神病治疗学还处于一种临床经验的水平，没有统一的科学体系。格里辛格认为“精神病是脑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为早发性痴呆与躁狂—抑郁症；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疗法，尽管遭到广泛指责，但这时已开始尖入瑞士和德国；e.布洛伊勒试图把分析的理解进一步推广用于精神分裂症；r.高普根据性格、环境、遭遇来解释癫狂症；e.吕丁认为疾病的遗传因子对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整个的这一门科学现出一派混乱，解剖学、生理学、生物遗传学、分析学、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各种解释，众说纷纭，毫无定论。此外，理论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却，变幻不定；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术语；有人试图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来，但又不知这些方法之间的界限和联系。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病学的现状极为不满，他深感精神病学的思维“停滞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学的人必须首先要学会思维。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清晰地描绘病症而且能够重新认识描绘这种疾病的语言，同时还必须弄清何谓理论、何谓科学、何谓方法、何谓理解。于是，1911年当主治医生a.威尔曼斯请他写本精神病理学教科书时，雅斯贝尔斯便欣然允诺。两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便问世。此书的宗旨是，根据方法论秩序从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学的认识状况。
三、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著作的哲学基础。按照康德哲学，世界是全体，是理念。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的全体”是哲学的对象。精神病理学关于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统的精神病理学知识或包罗万象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世界上的一切知识都涉及特定的对象，都要求具有正确观点的正确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绝对化都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观存在等同于绝对存在，把对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学家必须获取可靠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概念把握现实，以科学范畴概括现实。只有对特定知识采用特定标准，人们才能获得关于心灵现象的有效知识。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防止精神病理学家把特殊的对象知识转普为教条主义的绝对知识，使他们意识到理论自身的意义而从特定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于雅斯贝尔斯来说，心理学理论仅仅是人们为了推断心灵基原而构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图画”，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性仅仅在于这种设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们所设想的东西的可能的实在性。因此，他全面彻底地抛弃了那些把某个有限的实在直接当作基原的那些理论，例如那些“脑神话学”。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关键是在这些理论的可用性的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们。如果把一种本来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理论加以绝对化，这种理论就会变成一种“全体知识”，一种“信仰”。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认识心灵生活的科学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说明(erkl＠①ren)。理解与说明并重，且仅仅适用于有限的心灵领域。根据狄尔泰、m.韦伯和早期胡塞尔的方法论学说，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引进精神病理学研究，使之与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理解与说明的方法二元论。
“说明”领悟心灵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观化的、因果规律性的心理关系。如果在心灵中心理学地、或在大脑中生物学地发现了一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说，这个心理状态或心理障碍得到了说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碍的原因可以是化学的——大脑中缺乏某种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脑受到损伤。因此，在“说明的心理学”中，人们循着因果链去探索外在于意识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学原素或物理事件视为某一心灵事件的原因。雅斯贝尔斯把脑颅、特别是大脑皮层中高度复杂的生物学作用设想为心灵事件的前提，但他强调，心灵进程的直接的躯体基础是不可认识的。
借助说明，可以把握“过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过程意味着迄今为止的心灵发展中，突然出现了逐步改变心灵活动的全新的东西，某些异物“嫁接”到人格上。一个过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须去说明。雅斯贝尔斯区分了两种过程：心灵过程与器质性脑疾病过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症改变心灵生活而不破坏心灵生活；后者，如痴呆过程则破坏心灵生活。总之，过程是一种心灵关系，对此须从脑事件或外在于意识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说明。
无论何处，凡是认识最终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为根据的地方，认识都是一种说明，反之，只要认识的基础是一种“内在困果性”，是一种动机，那么认识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对心灵现象和关系的同感再现。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种直接的“明证性”(evidenz)基础上。
现象学理解旨在直观地再现病人意识中的直接所与物，为此它必须对一定的心灵现象进行“挑选、限制和区别”。在此，必须中止所有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假设，甚至也不追究心灵关系。在静力学理解中再现心灵的横断面即“心灵的质”，雅斯贝尔斯称之为“现象学”。现象学构成理解心理学的方法论、概念论基础。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并把它与“客观心理学”对立起来。与主观心理学不同，客观心理学是从感官可觉察的客观事件出发，接近其他个体的心灵生活。
如果说现象学的静力学理解仅仅致力于零星的心灵的质，那么发生学理解则致力于心灵的关系。发生学理解旨在再现心灵的纵剖面，以期把握“心灵的东西如何以明证性从心灵的东西中产生”。通过“设身处地”、“同感”，发生学理解把心灵关系证明为“可理解关系”、“可同感关系”或“心理学的关系”。在此，可理解关系通常是能够测定个别关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关系。雅斯贝尔斯区别了两种理解：理性理解与同感理解。如果思维的内容按照逻辑规则产生，理解到动机逻辑上是手段——目的的关系，那么这种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过理解者对对象的移情，动机才清楚，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据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要理解如何从印象中产生出感受、从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惧等心理状况。通过认识可理解关系，发生学理解领悟到“人格的发展”(entwiklungeiner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发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发展的。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没有不可理解的、产生新东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来理解他的一生。
从理解与说明这一方法论分立中产生出心灵现象的原则性区分：发展与过程。把发展与过程区分开，是通过克拉培林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贝尔斯通过这一区分，得出了一条对精神病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与说明的无限性。由于主观移情能力以及客观可移情性这两个方面的限制，理解到处受到局限。反之，说明没有确定“原则性界限”，它由于对象的缘故而成了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样，无法再理解的时候，却可以说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与“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标准是“明证性”，即一种主观标准。因为一方面，作为全体，可理解关系也会经历某种因果说明。另一方面，在“心理过程”范围内，也存在可理解关系。因此，在同一心灵关系之内，说明与理解可交错把握。但原则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灵关系在人格发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过程刚刚开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经验性格的现实，器质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现实等。简言之，心理学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学的因果机制起作用的地方。
对雅斯贝尔斯而言，关于可理解性（心灵发展）与不可理解性（心灵过程）的区分，至多是描述性症状学的划分，而不是疾病分类学的划分。但是，根据雅斯贝尔斯关于“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区分，也可用作一种鉴别诊断的标准：可理解性—发展—神经症（或非精神病的心灵生活）；不可理解性—过程—精神病。因此，根据这一区分，雅斯贝尔斯以后的精神病学、特别是k.施奈德学派进一步区分了“非病态偏离”（同感关系、反应、人格发展等）与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说明的过程）。
雅斯贝尔斯倡导和坚持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精神病学的诊断依据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因此疾病单元及其诊断图式必须建立在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基础上。
单个症状(einzelsyptom)是静力学意义上可确定、可观察的基本现象。例如，“木僵”：意识清醒、无反应；“躁狂症”：运动性激动、狂欢；“精神错乱”：语言无连贯性、行为不可理解；“偏执狂”：妄想、幻觉。判定综合症状(symptomkomplex)的主要标准是“共发频繁性”和“异质性内容的蔓延”。雅斯贝尔斯把综合症状归纳为三类：(1)器质性综合症状。例如，“柯萨可夫综合症状”、脑震荡后虚弱症状、各种器质性痴呆等；(2)意识改变综合症状。例如，谵妄、各种精神错乱、朦胧状态等；(3)反常心境综合症状。例如，躁狂症、抑郁症。此外，雅斯贝尔斯还注意到了一系列“过渡症状”和“附加症状”。
根据单个症状和综合症状，雅斯贝尔斯构想了关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图式”(diagnoseschema)。雅斯贝尔斯把诊断图式的内容概括如下：(1)伴发心灵障碍的躯体疾病，如脑疾病、伴发症状性精神病的躯体疾病、各种中毒性躯体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癫痫、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3)精神变态独立的反常反应、神经官能症和神精症症状。
在雅斯贝尔斯之前，人们对诊断图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从科学方法论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统表述的是雅斯贝尔斯。这一诊断图式经某些修正后为当代诊断学和分类学普遍采用。
四、雅斯贝尔斯对当代精神病学的影响
雅斯贝尔斯所倡导的临床精神病理学即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方向对现代欧洲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临床精神病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开创了欧洲临床精神病学的新纪元。他的主要功绩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临床诊断的基础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精神科医生在临床诊断中，首先要做症状学诊断，然后结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症状动态发展病程，从而进一步确定疾病分类学诊断。所以客观地判断精神症状，对精神科医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此，雅斯贝尔斯的临床精神病理学被认为是临床精神病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雅斯贝尔斯把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精神病理学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学中的现象学研究方向。他的现象学的精神病理学，强调收集和检查异常精神状态必须根据可观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以及病人有意识的心理体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强调要尽量避免主观猜想。
方法论和分类学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的主要成就。他创造和描述了各种方法并有意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探讨。他通过区分可理解关系和因果关系、理解与说明、发展与过程等，指明了通达心灵生活的基本途径。他的方法不仅仅是理解—说明的二元论，而是三步骤：现象学描述—心理学理解—因果说明。这三重方法集中标明了海德堡学派精神病学的方法论特征。
精神病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内源性精神病的“躯体基础”问题。鉴于“基础”问题的复杂性，雅斯贝尔斯在区分“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时，最终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顾。在他那里到处显示出克拉培林躯体学观点的踪迹，但他通过可理解标准中的“主观性转向”淡化了“躯体学派”与“精神学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学标志着精神病学理论从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类学概念进入到描述性症状学研究。
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直接启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学思想。1950年施奈德发表了《临床精神病理学》，此书被认为是雅斯贝尔斯精神病理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此书除了重申雅斯贝尔斯业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还澄清了许多临床疑难问题，为科学的临床精神病理学的日常实践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认为精神疾病的症状分析是临床诊断的唯一基础。但是，在评估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的作用问题上，他强调躯体症状诊断的优先地位，其结果，在他那里，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学便失去了疾病分类学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场内源性精神病本质的争论中去。施奈德学派认为心灵疾病本质上是一种躯体事件，进而假定内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躯体基础。根据雅斯贝尔斯的二分法即理解与说明、可理解心灵关系与不可理解心灵关系、发展与过程的区分，施奈德把心灵障碍区分为病态心灵障碍与非病态心灵障碍。并且，由此进一步把器质性精神病与内源性精神病归结为病态心灵状态，而把反应、发展和人格变异归结为非病态的正常偏离。在他看来，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就是量的心灵病态，而不可理解的因果关系则是质的现象。原则上，两个领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过渡。
像雅斯贝尔斯一样，施奈德也划清了可理解关系领域与因果关系领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学说”的影响，用“意义关系”、“意义连续性”、“意义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贝尔斯的“可理解关系”概念。施奈德认为，在过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义关系是中断着的。因此，并非所有心灵关系都需要经历“发生学的重新体验”，而对于过程诊断来说，发生学的不可重新体验性也未必总是先决条件。施奈德区分了精神病的此在与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区分最终限制了雅斯贝尔斯关于发展与过程的区分。
施奈德的学生g.胡贝尔首次把雅斯贝尔斯－施奈德的“方法论诊断学”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贝尔进一步放宽了妄想问题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对把妄想(wahn)与理解绝对对立起来，但他像施奈德一样，坚持认为只有从不可理解性中才给推论出某一心灵状态、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质。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胡贝尔运用雅斯贝尔斯的描述性现象学方法揭示了许多可理解关系，特别是揭示了类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与人格的联系。他以大量临床资料证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级症状”(symptom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导的传记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觉”这一级一特征的体验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关系即知觉事件的自我关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为类基质现象，与疾病过程相应的基础障碍却是可理解的。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着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仅仅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心理学理解的界限。运用雅斯贝尔斯的发生学理解方法，可以证明精神病与生活史之间一大段可移情的关系。
海德堡学派及其后继者们继承和发展了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海德堡学派坚持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说用以鉴别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非病态精神障碍与病态精神状态。
雅斯贝尔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如可理解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二元论、发展与过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为描述性现象学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之间方法论争论和疾病分类学争论的焦点。雅斯贝尔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说明”，指责他的理解心理学是一种“自我误解”、一种“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为在他看来，弗氏实际上是在自然科学的思辨形态中从事所谓理解心理学。他认为，精神分析从事思辨理解，要求“漫无界限的可理解性”，只会导致“任意理解”，沦为一种新的“巫术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则把雅斯贝尔斯严格的理解界限判定为一种方法论的“偏见”。公平而论，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本依据是心灵现象、症状和综合症以及疾病单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据是无意识理论和心灵创伤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特殊的紧张状态中，它们彼此怀有敌意，很少能互相谅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苏黎世学派，r.高普、e.克雷奇默尔的图宾根学派也与雅斯贝尔斯－海德堡学派方向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绝了雅斯贝尔斯关于理解与说明的二元论，转而接受了动力心理学的疾病单元。1911年布洛伊勒发表了《精神分裂症》一书，开始强调精神分裂症中发生心理学的作用和心理反应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尔则以《敏感性关系妄想》一书，另行提示了理解心灵现象的途径。两人的精神病学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病学中的此在分析学方向、现象学－人类学方向也与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处于对峙状态。但是，这两派之间彼此还能相互谅解，其争论不具有论战性质。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不是致力于孤立的个别的病理学体验，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变事件的包罗万象的结构和秩序。雅斯贝尔斯承认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均是一种描述方法，但他指责说，哲学向研究对象之中的渗透，“意味着研究本身的毁灭”。他认为，这两个方向无视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诉诸于人的本质，不啻“越俎代疱”，侵犯了“人的全体”这一哲学的领地。反之，此在分析学和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则断定，雅斯贝尔斯的理解概念业已“半途而废”，并因其二元论妨碍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临床观察中，现象学－人类学却全盘接受了雅斯贝尔斯的描述－体验术语。
至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方向，则进一步偏离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方向。自然科学的精神病学渊源于克拉培林的躯体病理学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经精神病学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说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莱斯特、列温哈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派全面继承了麦尼特、韦尼克的脑器官疾病分类学，其基本观点与施奈德的现象学派观点迥异其趣。生物学研究的另一翼，则侧重于神经生理学、药理化学和发生学方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精神病理计量法以及文献系统和等级量表。然而，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评价，需要对临床症状做对比描述和观察。生物学研究中，标准化检查方法和评定量表的应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症状做为依据。在标准化的诊断学量表上，精神病学的生物学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术语的深刻烙印。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离了雅斯贝尔斯方法论的精神病学学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现象学描述性术语的影响。
纵观雅斯贝尔斯对同时代精神病学家的影响，尽管发现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响，但只有少数几个人坚持他的事业。在他们中间，是否有一个坚持了他思想的丰富性并能够将这种丰富性与视野的广度和具体观察的深度相结合，这个问题只能由有关专家们来评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学》问世以来，雅斯贝尔斯的方法论态度一直是国际精神病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迄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雅斯贝尔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病，妄想则是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鉴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尚未阐明，如果教条主义地运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势必过早地放弃对精神变态世界的深入理解。显然，在精神病实践中，若把理解与说明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将不利于深入分析与妄想息息相关的生活事件。
毋庸讳言，现象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学等为更好地理解内在精神疾病，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体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不可否认，雅斯贝尔斯的理解界限说，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个体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纵。他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有助于精神病学家防止任何个别方法（无论是解释学的理解方法，还是自然科学的说明方法）的绝对化和迷信化。当代精神病学的基本趋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间的相互对立、相互趋向、相互渗透。这也说明，雅斯贝尔斯的多元方法论立场是正确的，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临床疾病分类学原则即自然的疾病单元，而雅斯贝尔斯精神病学的基础是主体体验即病人的内在世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为现象学的理解精神病学打下基础，并使精神病学的理论从疾病分类学的基础上进入描述性症状学研究。通过这一转变，精神病治疗学克服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情感距离，获得了一种新的个人维度。雅斯贝尔斯用“生存与生存的关系”标明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把一切精神治疗法的意义都归结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kommunikation)的视域。质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为当代精神科医生的“参与观察”提供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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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2
关键词：颅脑外伤；精神障碍；临床分析
颅脑外伤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这种疾病发病率较高，且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其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患者发病后主要以偏瘫、失语等为主，影响患者生活质量[1]。目前，临床上对于颅脑外伤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常规方法虽然能够改善患者症状，但是长期疗效欠佳，治疗预后较差。作者收集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医院神经外科2010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78例颅脑损伤伴发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旨在探讨其临床特点、总结其诊治经验，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组病例为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医院神经外科2010年1月～2015年1月收治的78例颅脑损伤后精神障碍患者。其中男55例，女23例，年龄17～48岁，平均32.5岁，均为我院急诊科从受伤现场直接收治，以颅脑外伤在我科治疗者。受伤原因：车祸54例，坠落摔伤14例，打架斗殴10例。伤后都曾有不同程度的昏迷史，昏迷时间
1.2临床特点78例患者均在急诊科行头颅Ct检查，诊断为脑挫裂伤68例，硬膜外血肿13例，硬膜下血肿27例，脑内血肿8例。病灶主要位于额叶43例，颞叶12例，顶叶8例，枕叶3例。入院结合GCS评分、影像学和临床表现，按照颅脑外伤分型标准分型如下：轻型7例、中型37例和重型34例。
1.3精神障碍类型颅脑外伤后至出现精神障碍时间1～16d，平均3.1d，精神障碍病程5d～4个月，平均3～4w。其中6位患者可能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精神障碍，其中精神分裂症状35例，情感障碍41例，记忆障碍32例，其他8例。
1.4治疗有手术指征者14例给以开颅血肿清除、去骨板减压术，其余64例非手术保守治疗，包括药物治疗、辅助治疗、支持性心理治疗及心理疏导治疗。常用药物包括：抗精神病药，氯丙嗪、奋乃静、氟哌啶醇、利培酮等；抗抑郁药：多虑平、阿米替林、盐酸氟西汀、氯丙咪嗪等：抗焦虑及催眠药：苯二氮草类、丁螺环酮等；抗躁狂药：碳酸锂、卡马西平以及丙戊酸钠等。
2结果
2.1治疗效果所有患者经上述方法治疗后，临床治愈65例，好转8例，无效5例。
2.2脑外伤严重程度分型与精神障碍类型的关系随着脑外伤的加重，精神障碍的分型以精神分裂症状和情感障碍为主，与记忆障碍和其他类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43p
2.3损伤部位与精神障碍类型关系比较损伤部位在额叶、颞叶和其他部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2.49p
2.4颅脑损伤性质与精神障碍类型的关系见表3。
3讨论
3.1颅脑损伤并发精神症状的原因颅脑外伤发病率较高，且部分患者发病后由于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使得患者发病后容易并发精神障碍。目前，临床上对于精神障碍的发生原因等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医学界普遍认为：脑损伤后后容易产生脑组织出血，从而造成周围区域水肿、坏死等，进而引起颅内压增高，从而使患者生理和心理产生一系列变化，最终导致大脑功能发生障碍，形成精神症状。同时，颅脑损伤后患者局部脑血流量减少，引起脑细胞缺损、水肿等，造成患者精神状况紊乱[4]。
颅脑外伤后患者发病早期如果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治疗将会引起意识障碍、狂躁等，这种症状和内源性情感障碍十分类似，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易怒、行为冲动等。但是，颅脑损伤引起的精神障碍并不会表现出情感因素，同时颅脑外伤患者发病后是否能够诱发潜在的精神疾病等尚需要进一步研究[5]。
3.2颅脑外伤的性质与精神障碍间的关系颅脑外伤伴发精神障碍类型相对比较多，且不同的类型和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损伤部位等关系密切。对于中、重型颅脑外伤患者由于病情相对比较严重，患者脑细胞缺血、缺氧严重，脑干网状结构以及不同的突出间的联系等出现严重的破坏，从而导致患者脑部出现功能。同时，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显示：颅脑外伤性质和患者表现出的精神障碍类型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大脑对缺血、缺盐耐受性比较差，患者发病后将会造成脑挫伤或血块等压迫神经组织，造成神经系统症状，这也是精神障碍的解剖基础。
3.3不同损伤部位与精神障碍关系根据相关实验结果显示：颅脑外伤患者精神障碍和损伤的部位存在紧密的连续。从人体大脑结构角度来说：左额叶损伤和患者认知功能关系密切；右额叶损伤和患者记忆功能关系密切；同时，额叶损伤还与患者的人格、情感等有关。本次研究中，患者损伤部位均发生在额、颞叶区域，其可能和海马等边缘系统有关[6]。
3.4患者损伤性质和精神障碍类型关系本次研究中，从患者大脑损伤部位来说，患者主要以脑挫裂伤为主，由此看出：颅脑损伤的性质和精神障碍存在紧密联系。此外，大脑对缺氧、缺血的耐受力较差，患者发病后相应部位脑功能丧失或下降[7]，患者除了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外，也是引起精神障碍的基础。
3.5治疗目前，临床上对于颅脑外伤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法，患者发病后临床症状显著，如：颅脑损伤症状、狂躁症等。因此，患者发病后应加强其基础疾病治疗，对于存在手术指证者则应该加强手术治疗，及时清除血肿，并做好患者抗炎、止血等措施。根据患者情况加强脱水、小剂量激素治疗等。同时，患者治疗时还应该加强其心理治疗，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本次研究中，患者发病后采取综合方法治疗，尤其是心理治疗后消除了患者内心的负面情绪，提高了患者治疗依从性。
3.6转归与预后通常而言，颅脑外伤患者发病后主要以意识障碍为主，患者治疗后部分患者将表现出意识障碍，生活恢复正常；而治疗预后较差者则表现为人格发生变化、精神病性症状等。
总之，脑损伤较其它外伤性疾病易出现精神问题，而精神患者为社会及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早期诊断、早期综合治疗对脑外伤后精神障碍的患者的预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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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3
中图分类号：R245.2
文献标志码：a
[摘要]目的：探讨针刺大陵穴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中枢神经系统机制。方法：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针刺大陵后脑功能区变化。纳入8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受试对象，每名受试者在大陵穴接受针刺刺激，刺激模式为“休息-刺激-休息-刺激-休息”，最终所获得的数据采用Spm2软件包分析其作用部位。结果：针刺大陵穴所获得的脑激活区主要位于额下回的Brodmann46/47/44/9区，额中回的Brodmann6区，颞上回的Brodmann22区，中央后回和顶下小叶的Brodmann40区。结论：额颞叶损伤、额叶功能低下或激活程度不够与精神性疾病的发病密切相关。针刺大陵穴对精神性疾病治疗作用的起效途径之一可能是通过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端脑额颞叶皮质完成的。
[关键词]穴位研究；穴，大陵；磁共振成像；额叶/针灸效应；颞叶/针灸效应
StudyonthemechanismofacupunctureatDaling(pC7)formentaldiseasesbyfmRi
CHenpeng1，ZHaoBai-xiao1，Qinwei2，CHenHong-yan3，tianJie2，FanYong-ping3，ZHoUBing1，LiUShan-shan1(1.Collegeof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BeijingUniversityoftCm，Beijing100029，China；2.instituteofautomation，ChineseacademyofSciences；3.BeijingtiantanHospitalofCapitalUniversityofmedicalSciences)
aBStRaCt：objectivetoprobeintothecentralnervousmechanismofacupunctureatDaling(pC7)treatingmentaldiseasesbyfmRi.methodseighthealthyvolunteerswereenrolledinthestudy.acupuncturestimulationwasgivenatDaling(pC7)ineachsubjectwithastimulatingpattern，"rest-stimulation-rest-stimulation-rest".thefmRidatawereanalyzedwithSpm2softwarepackage.ResultstheactivatingareasofacupunctureatDaling(pC7)weremainlyonBrodmann46/47/44/9areasofinferiorfrontalgyrus，Brodmann6areaofmiddlefrontalgyrus，Brodmann22areaofsuperiortemporalgyrusandBrodmann40areaofpostcentralgyrusandinferiorparietallobule.Conclusionpathogeneticfactorsofmentaldiseasesareverycomplicated，damangeorhypofunctionorinadequateactivationoffrontallobeandtemporallobearecloselyrelatedwithmentaldiseases.therefore，activatingthefrontalandtemporallobepossiblyisoneofthemechanismsofacupunctureatDaling(pC7)treatingmentaldiseases.
KeYwoRDS：Researchonacupoints；pointpC7(Daling)；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rontalLobe/ameff；temporalLobe/ameff
针灸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广泛应用于临床。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众多医学工作者对针灸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与之相关的现代化检测设备也广泛应用，其中磁共振成像技术(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特别是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mRi)，作为一种非侵入、无创伤、可精确定位的人脑高级功能研究手段被众多研究人员所青睐。
大陵穴属“孙真人十三鬼穴”之一，其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临床疗效早已被几千年来的中医实践所证明。不仅如此，根据中医理论，精神性疾病病位多在于心，心包代心受邪，故心包经原穴大陵，是治疗此类疾病的有效穴位。虽然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早已证实，但是现代医学的证据尚不十分充足，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fmRi技术，探讨大陵穴治疗精神性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机制。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取8名健康志愿者作为受试对象，其中男4例，女4例；平均年龄24.2岁。
纳入标准：年龄20~30岁之间；以往有一定的针刺经历，对针刺治疗无恐惧心理；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精神分裂症，或者边界型人格紊乱；神经系统疾病病史(包括脑外伤导致的失去意识、皮质缺血、血管性头痛、颈动脉疾病、皮质瘫痪、癫痫、脑肿瘤、痴呆、慢性脑膜炎、多结节硬化症、恶性贫血、血压正常脑水肿、帕金森病、亨庭顿病)；某些影响脑功能的其他系统疾病：高血压[血压高于140/90mmHg(1mmHg=0.133kpa)]、心脏疾病、糖尿病、内分泌疾病、肾病、慢性梗阻性肺病；1w内服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影响的治疗药物；一级亲属有精神分裂或者情感性精神疾病史；怀孕期妇女。
1.2干预措施
所有受试者在右侧大陵穴进行针刺刺激，采用0.18mm×25mm无菌针灸针，针刺深度0.3~0.5cm，采用平补平泻的捻转刺激，频率1~2Hz(60~120次/分)。
1.3刺激模式
刺激模式采用Block设计，为“休息-刺激-休息-刺激-休息”，持续8min(见图1)。
1.4扫描参数
本研究采用Siemenstrio3.0-t成像系统进行fmRi扫描。功能像采用epi-BoLD序列进行脑功能图像采集，层数(slicenumber)共30层，层厚(slicethick)4mm；间距(gap)0；tR/te：3-013/30；反转角(flipangle)：85°；FoV：256mm×256mm；matrix：64×64。
1.5数据分析
采用Spm-2(Statisticalparametricmapping)软件对最终获得的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空间预处理步骤包括重排(realign)、联合配准(coregister)、标准化(normalize)、平滑处理(smooth)，取p值小于0.001作为统计阈值水平。
2结果
2.1针刺大陵穴所获得的脑激活区
针刺大陵穴所获得的脑激活区主要位于额下回的Brodmann46/47/44/9区，中央后回和顶下小叶的Brodmann40区，颞上回的Brodmann22区和额中回的Brodmann6区(见表1)。主要涉及的脑叶为额叶、颞叶和顶叶，详见图2-图6。
3讨论
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央沟、外侧沟和顶枕沟划分的5个主要脑叶，其中以额叶、颞叶等与精神性疾病有较高的相关性。
3.1额叶、颞叶与精神性疾病的关系
额叶的主要作用是认知和记忆。在精神性疾病方面，额叶与精神分裂症和痴呆等均有较密切的关系。由于额叶在大脑皮层结构中体积最大，对精神活动的开动和整合起着重要作用，额叶损害的某些临床表现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一个多世纪前，人们就认识到精神分裂症，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可能与额叶功能障碍有关[1]。
目前，许多研究均表明了额叶功能的损害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在针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的研究中，发现患者在发病初期就存在工作记忆缺陷，这种缺陷可能与左侧额上回及额下回激活低下有关[2]，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右侧额叶和颞叶局部脑功能减退与精神性疾病的发病同样有紧密的联系[3]。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基础及认知、激活状态局部脑血流量(rCBF)特点方面，以及精神分裂症症状与rCBF之间的关系方面，均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存在潜在的额叶功能低下，阳性症状的严重程度与一些兴趣区(Roi)的血流灌注量有关[4]。此外，在通过其他的一些研究手段探讨精神性疾病发病机制的研究中，如采用质子波谱[5]和Ct[6]，均发现额叶的损伤与精神性疾病发病关系密切，且在发病初期额叶神经元的完整性或功能可能已经受到损害[5]。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相关研究将与额叶功能有关的心理作业任务作为评价手段，进行脑激活区的对照评估，从而发现了精神神志病患者与正常人具有显著性差别[7-9]。此类实验主要包括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和伦敦塔实验(towerofLondon)，这些测验可以反映被试者的额叶功能正常与否。andreasennC等[7]、Rubinp等[8]学者均发现在进行心理作业任务时，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反映出部分额叶rCBF减低，且阴性症状的程度与rCBF呈正相关。阴性症状代表功能的丧失或减退，功能丧失的部位一般认为位于额叶。思维贫乏是思维和语言流畅性的丧失，情感迟钝是情感表达不畅，兴趣缺乏是享乐能力的丧失，注意损害是集中和维持专注能力丧失。神经生理学表明，所有这些功能正常情况下都是经前额皮质介导的[1]。此外，在治疗方面额叶也体现出了与精神性疾病的密切关系，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张策教授[10]认为，前额叶皮层的5-Ht谷氨酸是一个新的抗精神病药的靶点。
颞叶的主要功能是与听觉刺激的感知、记忆、语言等相关。许多研究也表明，颞叶的变化同样会导致精神性疾病[11-14]。针对51个评估精神分裂症全颞叶体积的mRi研究，发现有31个研究报道与正常对照相比患者颞叶体积偏小[12]。也有研究[13]表明在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病人中，颅脑损伤康复早期的精神障碍多继发于颞叶损伤，占62.8%，其次为额叶损伤，占30.2%。
3.2提出假设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额颞叶损伤是导致精神性疾病的可能原因之一，而针刺大陵穴可以引起额颞叶皮质激活，特别是额叶皮质的强激活。因此，可以提出推论性假设――“针刺大陵穴对精神性疾病治疗作用的起效途径之一有可能是通过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端脑额颞叶皮质完成的”。
精神性疾病的发病因素很多，由于涉及认知、情感、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目前尚未能完全研究清楚，但是，额颞叶皮质损伤，功能低下有可能导致精神性疾病已经被众多研究所证实[1-14]；另外一方面，针刺大陵穴治疗精神性疾病的临床疗效已经被数千年来的中医实践所证实，而其基于西医理论的起效机制尚不十分明确，有可能是经体液途径，也有可能是依靠体内某个网络而起作用，但是通过本研究发现针刺大陵穴可以调节额颞叶皮质，特别是对额叶有强激活功效，而许多神志病患者均表现为额叶功能低下，所以得出上述假设。
本研究获得大陵穴的脑激活区，与以往学者获得的合谷、足三里和内关穴的激活区明显不同[15-17]，以上3个穴位激活区广泛，虽然也能够部分激活额叶皮质，但更多的关注区位于边缘系统、下丘脑和小脑等处，这与大陵穴对额叶的强激活有显著的区别。笔者认为不同穴位出现部分相同的脑激活区并不能否定穴位的特异性，即合谷、足三里、内关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激活额叶，但额叶并不是这些穴位最主要的激活区，而是由于这些穴位作用广泛，产生了相对广泛的脑激活区，额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陵穴在额叶的强激活、广泛激活，表明了它对精神性疾病的特异性。此外，本研究仅是对针刺大陵穴所产生中枢机制的初步探讨，主要讨论大陵穴治疗精神性疾病的现代医学机制，今后将精神性疾病患者作为受试者是研究的进一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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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4
摘要：国内外资料显示，罪犯是各类精神障碍的高发人群。同时，这些精神病犯的存在也给监狱带来巨大的压力。作为全国监狱系统唯一一所正规、专业的医疗机构，江苏省监狱局精神病院的存在，在普遍筛查、及时发现与科学处置各类精神病犯等方面，为全省监狱提供了积极、有效的帮助，极大消除和减弱了精神病犯给监狱造成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监狱精神病犯管理矫治
一、精神障碍在国内外的基本流行情况
根据我国在1982年和1993年所进行的两次大规模、大面积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在未将神经症考虑在内的情况下，在全国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的社会普通人群中，各种类型精神障碍的总的时点患病率是在10.54‰（1982年）—11.18‰（1993年）左右，其中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大约是在5.69‰（1982年)-6.55‰(1993年)之间。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查结果和观点，在全世界的总人口中，各类精神神经性疾病的总的时点患病率为10%；其中，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大约为1%，时点患病率大约为0.5%。
国内外大量的调查资料发现，在罪犯中这些数字是明显偏高的。罪犯是各类精神障碍的高发人群，“普遍认为，监狱犯人精神疾病的流行率要高于一般社会”，“全世界大约有900万人被囚禁在各类监管机构中，其中至少一半有人格障碍，超过100万患有精神病、抑郁症等严重精神疾病。几乎所有的囚犯都出现过情绪低落或应激症状。囚犯人群中，大约4%（包括男性、女性）患有精神病；10%（男性）—12%（女性）患有严重抑郁症；42%（女性）—65%（男性）患有人格障碍，其中包括21%（女性）—47%（男性）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Fazel与Danesh，2002)”。还有“研究（Blaauw等，1998年）表明，89%的囚犯有抑郁症状，74%有与应激相关的躯体症状”。
据另外几项针对国外实际调查的数据所进行的分析，在美国的监狱中，有精神症状的罪犯约占15%—20%，而属于严重精神病性症状者在整个监狱罪犯的总数中约占到5%。英国精神科医生的调查和检查后也发现，罪犯中精神障碍者的比例，在1971年的12696名罪犯中为9.4%，在1972年的11953名罪犯中为9.9%。而根据Gunn(1977年)的报道，罪犯中罹患精神障碍者占31%。英国Bluglass（1989年）的报道表明，罪犯中有精神障碍者占40%。
国内专家对12个西方发达国家的62份调查资料中的相关信息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和系统总结后发现，在西方各国监狱中，约有4%的罪犯患有某种类型的精神障碍，1%—12%的罪犯表现有抑郁症，65%的男性罪犯和42%的女性罪犯存在人格障碍。
我国这方面的资料报道较少且样本量不大，缺乏代表性。据1996年一个调查发现，“拘禁性精神障碍”患者约占监管场所中接受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案例的6%～10%。马恩轩等人于1995年对某监狱3041名罪犯的调查发现，符合精神医学专业诊断标准者，约占所有罪犯的17%，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达2.7%。
笔者于2013年夏季到江苏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研。根据笔者前期掌握和了解到的情况，该省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比较先进的，能说明某些问题。
二、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精神病院基本情况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辖下有25所监狱，分布在全省各地。仅从医疗卫生角度看，与国内其他省市监狱系统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江苏省监狱系统并没有惯常设置的省监狱局中心医院或类似性质的医疗机构。与此相反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江苏省监狱局，存在着一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而这却是在国内其他省市所没有的。这个医院的全称是“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精神病院”（以下简称“局精神病院”）。
根据笔者掌握的信息，在全国各省市监狱系统内，这是唯一一所专门针对病犯设置的精神卫生方面的专业医疗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对于恰当解决和有效处置江苏省各监狱罪犯中的精神障碍者，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受到了各监狱的欢迎。
（一）局精神病院的一般情况
从地理位置上看，局精神病院的地理位置并不独立，位于南京市浦口监狱内，行政上隶属于省监狱局，并接受南京市卫计委的业务指导，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大中型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由于具有相应完善的硬件设施和比较齐全的医疗设备，以及基本能满足精神医学临床工作需要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原卫生部关于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等级评审的规定[见：原卫生部于1994年9月2日下发的“卫医发(1994)第30号”文件《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局精神病院被认定为二级乙等精神医学专科医院。同时，由于技术水平过硬，局精神病院同时也被南京市卫计委认定为精神医学重点专科医院。
作为精神医学方面的专业医疗机构，局精神病院并不向社会开放，其业务职能范围直接辐射和覆盖到江苏全省25所监狱，服务对象明确而局限，主要负责对各监狱开展基本的精神医学服务，收治并监管的也都是省内各监狱转来住院的病犯。
具体而言，局精神病院直接负责并承担着全省监狱系统内罪犯精神障碍的预防、筛查、监控工作，以及重性精神障碍的医学诊断、临床治疗、护理与康复，乃至健康教育和其他相应的各方面工作，并对各监狱精神卫生工作给予专业技术指导，对各监狱负责罪犯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非精神科医生、护士等进行业务培训，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二）局精神病院的业务工作情况
由于地处浦口监狱内，从便于工作的角度，局精神病院不仅受省监狱局直接领导，在行政层面上也受浦口监狱的领导和工作指导，同时接受南京市卫计委的业务领导。
虽然笔者认为，作为一家独立的、专业的精神卫生方面的专业医疗机构，将局精神病院放在任何一所监狱内似乎都不是很合适，但如果从狱政管理角度看，局精神病院放在浦口监狱内，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这所特殊刑罚机构的安全、稳定和秩序，并为医院节省大量的资源。
笔者调研时，在局精神病院住院的病犯大约有380余人。这些病犯基本都属于是所谓重性精神障碍⑩者。其中，精神分裂症约占65%，心境障碍约占25%，其余10%左右属于其他类型。
1．住院患者的来源。住院的病犯通常都是由省内各监狱转送过来的。在住院期间，一般由该病犯所在监狱按每天每人20元人民币的标准，向局精神病院支付其住院期间各项诊疗费用。这些诊疗费用显然远远不够，欠缺部分则通过上级拨款方式加以解决。虽然从理论上讲，这些费用应由病犯家属支付，至少也应该由家属支付一部分，但由于缺乏相应机制，实际层面上难以操作。因此，这些病犯住院期间，家属实际上没有承担任何相关费用。
这些病犯中的大多数是在服刑期间发病或病情复发，也有一些是在服刑之前就已经罹病且病情一直未能缓解，经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认为其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范畴，入狱后病情反复或者是加重，难以控制和处置，因此不得不被送来住院。
2．病犯的住院医疗等情况。从专业角度看，监狱中很多精神异常的罪犯，其各种症状表现其实都是严格符合国内外相关标准中的某项具体诊断的。但限于目前的医学发展水平，即使能被明确诊断为某类精神障碍，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有相应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处置方法与具体措施。
具体而言，目前我们对很多类型的精神障碍实际上都是无药可医的，包括监狱系统目前大力倡导的心理矫治技术或其他方法和技术，对此也常常无能为力。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明确指出：“诊断为精神障碍并不等同于需要治疗。”
譬如，对于罪犯中比较多见的冲动性人格障碍者⑩和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恰是令监狱感到难以管理和矫正，让干警感觉非常困难和头疼，并对监管秩序、生产劳动和安全等各方面都产生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的一组人群，他们也常常是各监狱狱政管理的重点和难点，牵涉和消耗了干警相当大的精力和资源。
因此，出于可以理解的“甩包袱”心理（至少一部分目的是如此），监狱总希望和试图将这些罪犯转移到局精神病院进行观察、“治疗”和干预。
在这种情况下，局精神病院也只能酌情对其中少数的“罹病”罪犯——如出现严重情绪波动者，或具有严重自杀、自伤倾向者——酌情实施一些辅助性“治疗”和短暂的临时干预，待其情况大致稳定后，依然还会将他们转回到原监狱服刑。当然，监狱也总是带着无可奈何、极不情愿的心态将这些罪犯接回。
病犯住院时，其所有的档案、管理等相关方面的工作一般也都移交给局精神病院。也就是说，病犯住院期间，局精神病院不仅要负责其医疗、护理、康复等与精神卫生活动有关的本职工作，同时还要“额外”肩负起病犯的日常生活、考核、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以及其他狱政管理方面的相应工作。待病犯的症状基本消失、病情缓解达到出院标准时，这些责任和工作才能随着病犯的出院而再度移交回监狱。
被转到局精神病院的病犯，初期基本上是处于接受临床治疗的阶段。在这段“治疗期”，病犯基本上不参与考核与评比，但局精神病院通常依然会按照狱政管理方面的有关规定，给病犯一些基本的处遇积分。而且，由于这个阶段病犯的病情大多处于严重和／或不很稳定状态，其某些异常行为常常是不受个人意志支配的，所以，对于他们因此而出现的一些“违规”、“违纪”现象，多被认为属于是其“病态行为”和“无心之过”，一般不会给予狱政管理方面的处罚。但在这个阶段，通常也不对病犯给予减刑处遇。
待病情基本稳定后，局精神病院会将他们转入负责巩固疗效和康复的“病区”（分监区）。在这里，他们一方面继续接受正规、系统的医疗、护理等以巩固疗效，同时还要接受狱政管理，并享受与普通罪犯基本相似的处遇。
3．保外就医问题。各类型重性精神障碍通常都需要比较长期、系统和持续的维持和巩固治疗，所以很多这类病犯实际上是被长期留置在局精神病院中的，有的甚至是直到刑期已满也难以出院（出狱）。只有少部分病犯可以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保外就医的手续通常由病犯原所在监狱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办理。某些情况下，局精神病院也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直接办理。
即使是完全符合保外就医条件，实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病犯难以享受到，主要是因为家属或监护人或其户籍所在社区对病犯出院（出狱）和回归社会、回到自己身边持一种排斥和抵制态度。尤其是非江苏省籍的病犯，有的甚至从来都没有家属探视过，还有的家属根本就联系不上。此时，也就只能完全由病犯所在监狱和局精神病院承担起全部的医疗、护理和康复以及其他方面的费用和相应责任。
（三）目前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
局精神病院的医生在谈到目前与工作相关的各种情况时，也表现出了许多困惑和不解，而这些困惑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局精神病院正常医疗业务活动的顺利开展。
1．关于针对病犯病情复发后的危险性预测。虽然现代医学已经发现和发明出了缓解精神症状、减轻严重程度的各类精神药物，但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弄清楚绝大多数(90%)精神障碍发生的真正原因，因此，目前对各类型精神障碍的治疗方法，基本上还都属于是经验性的对症治疗而非对因治疗。所以，目前已知的各种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物，都不可能将精神障碍彻底治愈。精神障碍者应该在接受了系统、正规的治疗和干预、症状消失、病情缓解后，继续按照医嘱继续用药给予维持和巩固治疗。
即便如此，很多已经缓解了的精神障碍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莫名其妙”地再次病情复发。也就是说，精神障碍者的病情是否会复发、何时复发、何种情况下复发等，从专业角度看是没有任何办法预测的，进而，也就没有办法预防其发病，当然，也就难以预测和提前防止精神障碍者发病后有可能出现的各类危险性行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我们目前能做的——但是却未必能做到的——就是，早期发现已经康复的精神障碍者的复发迹象和症状表现，并给予及时地干预以控制病情恶化与发展。
既然没有办法提前预测出精神障碍何时复发，也就难以预测精神障碍者的病情复发后会不会出现危害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某种危险性行为。但有关部门的领导却希望局精神病院的医生，在病犯出院（出狱）时，或在为病犯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时，要对他们将来在社会上会不会犯病、何时犯病、犯病后会不会出现危险行为、出现哪类危险行为、出现危险性行为时有可能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结果及危害程度等，进行准确的预测，以便提前进行防范。
这种对病情复发及复发后再犯罪可能的预测和预防，虽然初衷是良好的，但这却是目前令局精神病院的医生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因为基于自己的临床经验，医生普遍认为这种准确预测实质上是不可能做到和实现的。这种认识与国际社会的专业观点是非常一致的。
2．关于罪犯的自杀问题。困扰监狱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犯的自杀问题，尤其是病犯的自杀问题。
在局精神病院住院的病犯，在接受正规治疗的同时，由于也接受比较严格的狱政管理措施，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过自杀现象。但这一直是工作人员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工作人员所担心的，并非是病犯会不会自杀，而是担心如果出现了病犯自杀现象，自己将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和责任。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种担心，不如说这实际上是一种恐惧。
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这种担心和恐惧是国内所有监狱干警（而不仅仅是监狱医生）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消极的心理活动。
根据笔者掌握的信息，相对于国内每年十万分之二十二的自杀率，罪犯中每年千分之一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导致罪犯死亡的重要原因。就连世界卫生组织(wHo)都认为，罪犯是具有高度自杀风险的特殊人群。
追踪自杀发生的原因不难发现，精神障碍是导致自杀的主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结论明确、直接而肯定：“自杀是一种精神障碍的症状后果。换言之，精神障碍是病因，自杀是结果。”⑩也就是说，多数自杀者是因罹患某种精神障碍而自杀，自杀者的死亡就应该属于“因病死亡”的范畴。
同理，从精神医学专业的角度分析，罪犯的自杀行为也应该被看做是一类“精神病态行为”，在这种行为的支配控制下，如果发生罪犯自杀死亡的不幸事件，也应该将其认定为是罪犯“因病猝死”的“意外”事件。
如果有关部门（如上级领导或监所检察机关）将这类难以预测和预防的“意外”事件，单纯归咎于值班干警，显然是很不科学和不公平的，更是违背了循证矫正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笔者认为，这才是导致一线干警对罪犯自杀现象恐惧和担心的主要原因。当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缓解和消除干警这种恐惧和担心的方法，就应该是设法减少罪犯自杀发生的概率。而减少自杀概率的最主要措施和方法，就是早期、及时发现和识别出罪犯的各种异常精神现象，并给予正确、恰当而又专业的精神医学处置与干预。
也就是说，如果江苏省监狱系统羁押的罪犯的自杀现象比其他省份少，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江苏省的监狱系统在罪犯精神障碍的预防、筛查、识别、发现、诊断、干预等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三、调研体会
（一）目前国际的通行做法
1957年联合国颁布的《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82条规定：“(1)经认定精神错乱的人不应拘留在监狱之中，而应作出安排，尽快将他们迁往精神病院。(2)患有其他精神病或精神失常的囚犯，应在由医务人员管理的专门院所中加以观察和治疗。(3)这类囚犯在监狱拘禁期间，应置于医疗官员的特别监督之下。(4)监狱的医疗和精神病服务应向需要此种治疗的其他所有囚犯提供这种服务。”
现代监狱建制体系的分类设置理念也是符合联合国这一规则的，即：“依据犯人的性别、年龄，犯罪原因、性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以及成长经历或生活经历中特殊的社会背景等指标进行综合评定，决定其关押于某种类型的监狱机构（有些国家称矫正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wHo)明确地提出具体建议：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应注意“防止精神病人被不恰当地监禁，应便于他们的治疗，或者把他们转到治疗中心”。“即使对精神和行为障碍病人的监禁是恰当的，也应该在监狱中有常规的治疗和护理。在治疗囚犯最低标准规则中制定了关于治疗囚犯的国际标准，其中提出，每一个机构里至少应该有一名合格的医务官员，‘他们应该具备一些心理学的知识’。”
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某些发达国家监狱建制体系的通例，是单独设立一种带有医疗性质的刑罚机构。这类机构的基本任务，一是为罪犯治疗疾病，二是对包括病犯在内的所有罪犯，实施基本的管理和矫治。
目前某些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是：依据行刑人道主义原则和个别化原则，建立综合性的具有医疗性质的监狱，或者是建立专门的医疗监狱（专门的医疗监狱包括：精神病医疗监狱、传染病医疗监狱等），专门的医疗监狱是专门用来关押和治疗患有精神障碍和其他严重躯体疾病的罪犯的监狱，属于是一类特殊的刑罚执行场所。据说在日本，目前共有4处医疗监狱收容了381名病犯，其中北九州医疗监狱是日本最具历史的医疗监狱。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相关法律法规的严重缺失，导致对病犯之管理缺乏依据。在此次调研活动中笔者发现，国内各监狱针对病犯所实施的狱政管理，以及相应的干预，基本上都是一种“自发”式的，都是按照各省监狱局根据本地区常年延续下来的传统和习惯，以及上级有关部门一些不完整、不详细的规定操作的，甚至仅仅是某个监狱自己的惯常做法而已。而指导全局性的法律、法规则严重缺失和不健全。
在调查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注意并试图寻找一些与病犯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但只发现了一些零散的部门规章和内部规定，如：司法部原劳改局“司劳改字[1988]181号”《关于患有精神病的罪犯是否收押问题的批复》和司法部监狱局“司狱字[1999]70号”《关于（关于患有精神病的无期徒刑罪犯能否收监问题的请示）的批复》。
前一份文件规定：“凡送劳动改造机关的罪犯，如系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的，不论犯罪性质、刑期长短，一律收押。收押改造后，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视情况予以保外就医……如收押改造后才发现患有精神病的，按上述意见处理”，后一份文件规定：“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即使患有精神病等其他严重疾病，都不属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
此两项规定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非常硬性地要求监狱对罹患某种精神障碍的犯罪人不得拒收，对重刑犯不得保外就医。但对于收押在监狱内的这些病犯，以及监狱内新发生、新出现的案例应该如何处置和治疗等相关问题，却缺乏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和规定。
更高层面的部门法规乃至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更是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即使是专门针对监狱工作的《监狱法》中也没有相应规定。2013年5月1日才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也仅仅是在18条和第52条作了笼统的规定：“监狱、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场所，应当对服刑人员，被依法拘留、逮捕、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等，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必要时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场所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患有精神障碍的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等获得治疗。”
这就直接导致了监狱对病犯，无论是管理、医疗还是保外就医等处置，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根据，无形中使得监狱成为了特殊的“精神病院”，对病犯，只能“关”和“管”，而不能“医”，更不能“放”。
据说目前，“在美国，最大的公共精神卫生设施不是精神病院，而是洛杉矶监狱”，因为，“除了监狱精神病人无处可去”。这主要是源于20世纪中期开始于西方的“去机构化”运动和“反精神病学”运动。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国的监狱中有近半数的囚犯罹患某种精神障碍，因此美国的监狱实质上就是美国国内最大的精神病院这一说法似乎并不夸张。国内目前的情况似乎是在步美国的后尘，将监狱当作了“精神病院”。
2．底数不清导致难以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早在2008年8月，在全国“部分省市监狱教育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司法部陈训秋副部长就非常明确地提出，监狱中精神病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一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而且直接威胁监所安全稳定”。因此，“要在综合运用管理、教育、劳动三大传统改造手段的同时，按照党和国家关于保持和增进公民心理健康、预防和治疗精神障碍、促进精神障碍者康复的要求和部署，结合监狱劳教场所实际，大力加强心理矫治工作”。“对患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劳教人员，要做好治疗工作”。为此，陈训秋明确要求每个监所都要配备精神科医师，并增加其他中高级技术职称的医学专家，以“大力提升监所心理矫治工作水平”。这个讲话是很有针对性的，说明司法部领导也已经意识到了加强监狱罪犯精神卫生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此次调研活动以及之前笔者在其他监狱的调研中了解到，虽然大家都一致反映，众多精神病犯是影响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严重问题，亟需解决，但却没有人能描述清楚，在全国的监狱或在本监狱中，究竟有多少精神病犯，每年有多少新发生的病例，有多少是服刑之前就存在的，精神障碍在罪犯中的类型分布、地域分布，与犯罪类型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病犯给所在监狱的监管安全、矫正教育、狱内秩序、生产劳动等都带来了怎样的、多大的消极影响，应该采用何种专业措施才能给予基本的治疗，这些专业的干预措施需要哪些专业学科的配合才能实施，在实施这些干预措施时需要监狱配备多少及配备什么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多少医生，多少护士，多少心理学工作者，多少社会工作者……）和何种医疗仪器设备或药物（包括药物的品种、数量等）。
显然，做好这些工作，是循证矫正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监狱工作的实际需要。但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精力，更需要有国家高层有关强力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调，需要多个强势部门的大力协作和推动。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牵制，这项工作在可预见的短期内似乎还不太可能大规模开展，而仅凭少数几个专业人员也不可能完成这项庞大而艰巨的任务。
3．精神医学专业人员的缺失导致诊断、治疗难以及时、到位和有效。在临床医学领域，精神科属于专业性较强的特殊学科，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的要求很高。虽然监狱中都配备有医务人员和医院，能对罪犯中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给予及时有效的干预，并对监狱的卫生防疫等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但这些医务人员在监狱中所起的作用，仅相当于普通社区中的初级保健医生，全职却不专职。他们大多缺乏必需和必要的精神卫生知识，对于罪犯异常的精神活动不仅难以正确识别并作出及时恰当的处置，甚至就连按照专科医生的要求对已经罹病者给予日常和基本的维持治疗和处置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是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正规系统的治疗。
4．保外就医难以落实。虽然根据规定，被诊断或鉴定为某种精神障碍后，罪犯可以获得相应的医疗救助或获得保外就医。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阻碍，常常导致最终难以实现。病犯保外就医难以落实的原因，主要是家属因多种原因（如没有监护能力、经济困难、没有近亲属、近亲属不履行法定义务等）不愿接收或根本就无人接收，或当地公安机关出于对本辖区治安安全状况、当地民众的反感情绪或警力不足等方面的考虑而不同意接收。
如此，就使得病犯滞留在监狱中的数量不断增加，而监狱又难以消化和处置，因此给监管、安全、生产、教育等各方面工作都带来了极为负面、消极的严重影响和巨大的压力，极大地占据和浪费了国家原本就很有限的行刑资源，同时还直接增加了一线干警的工作负担。
面对病犯这些特殊的人群，由于缺乏科学、专业、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缺乏专业的指导，监狱不仅很难充分保障病犯的基本人权，甚至就连一线干警的基本人权也都因此而受到了损害和影响。因为他们很难避免和预防病犯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危险性行为，也很难对病犯实施有针对性的专业管理。对于这些随时会发生病情变化的病犯，一线人民警察也只能是疲于应付，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三）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
根据调研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给予解决。
1．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前所述，相关法律法规的严重缺失，造成了目前监狱对病犯的处置措施和管理举措基本都处于无法可依的窘境。因此，至少应该先从司法部的角度，制定和完善对病犯实施筛查、识别、医疗干预、狱政管理处置等相关方面的部门规章，将有关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使监狱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监狱对病犯和疑似病犯的管理、矫正、教育、医学干预、康复、保外就医等各项工作，步人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将循证矫正的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到实处。
2．国家应统筹规划，针对病犯的管理问题，建立专门的带有医疗性质的监狱。从1800年起，英国就建立了收容“精神病犯”的机构。根据多次修订的《精神卫生法》，英国目前建立了多家专门收治精神障碍犯罪人的特殊机构。德国的刑法对于收容精神病犯的规定非常详细，并设有针对涉法精神障碍者的专门医院或在普通精神病医院中设有专门病房。法国也依据《公共卫生法典》于1998年建立了一所国家精神病犯监狱(prisonnationalhealthh_ospital)，以对精神病犯罪人进行强制治疗。美国的刑事安置（或称刑事收容criminalcommitment）和民事安置（或称民事收容civilcommitment）是针对各类涉法精神障碍者的有效措施。日本医疗监狱中收押（收治）精神病犯的费用完全由国家负担。
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由国家承担起相应的职能，将医疗监狱建设纳入国内未来监狱建制体系规划中，根据罪犯中精神障碍者的具体分布及各省的具体情况，以省为单位设置一所或几所针对病犯的专门刑罚机构，并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对病犯进行集中管理、救治、改造。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远期设想，“远水不解近渴”。在目前情况下，监狱应充分利用和调动社会资源，解决好监狱自身目前存在的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加强与监狱驻地附近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开展多渠道、多层次、不拘形式的合作，探索对病犯进行治疗和管理的新途径。同时，还应与驻地其他职能部门不断协调，逐步推进罪犯医疗问题的社会化保障程度。
如果能更进一步，还可以在监狱中开设出一个专门关押病犯的监区（根据笔者的了解，这个专门集中关押病犯或疑似病犯的专门监区，在很多监狱都是一种事实上的客观存在），并聘请社会上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中的医生常年在这个“病犯监区”工作。或者，如果合作足够充分，可以将这个“病犯监区”作为当地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中的一个特殊“病区”来对待，由精神卫生机构选派相应的医生、护士，轮流到这个“监区”（“病区”）工作。当然，这需要由监狱支付给医疗机构一些费用。笔者认为，这是一项马上就可以实施的工作，而且，相对于建立专门的医疗机构而言，此事显然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
3．开展大规模流行病学调研以摸清罪犯中罹患精神障碍的基本情况。目前，国内监狱的罪犯中，各类精神障碍的总患病率、发病率、精神障碍类型的分布等相关流行病学资料，基本上都处于空白状态。这就直接导致对罪犯罹患精神障碍总体情况的底数不清，因此也就难以制定有针对性的处置方案与具体措施，进而严重影响到了目前开展的循证矫正实践活动的效果。
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精神病起因假说治疗药物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7-0065-02
精神疾病常见的临床症状表现为精神分裂症、情感精神障碍、神经症、精神发育迟缓等症状。精神病又多指精神分裂症，目前，全世界患有精神方面疾病呈上升趋势，其中精神分裂症及神经两级错乱的患者约占总人口的2%。近几年，我国精神病总病患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约为13‰～47‰，约1600万之多。精神健康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性问题，其发病机理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随着近几年基因科学的发展，精神病的研究已进入基因时代。
1精神病的起因
精神病的起因目前尚无确切的研究结果，科学研究亦有多种说法。
1.1基因遗传学说。研究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内神经化学状态紊乱，分子遗传学研究指出，先天性遗传代谢障碍可能会引起精神发育不全；而细胞遗传学认为，细胞染色体在数量及结构上发生异常时，会引起患者精神障碍，如先天性精神障碍；临床遗传学则认为，与精神病人的血缘关系越近，其患病率越高。由此表明，精神病有较强的遗传因素。，虽然其真正起因还尚未明确，但遗传基因是目前较为热门，也是医学界普遍认为精神病起因最危险的因素。
2000年，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苏格兰人体遗传研究所研究发现两个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基因；2001年人类基因组排序草图完成时，为精神病研究也指明了方向，基因组科学家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第6条及第8条染色体上有缺陷；2002年，天津安定医院发现并证实，某一基因座与精神分裂症存在关联。2003年，英国剑桥大学科研人员指出，精神分裂症与神经两组错乱症是由相同基因改造而成，其控制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基因中的髓磷脂化合物发生了改变。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谷氨酸与精神分裂症致病机理关系密切。
1.2精神病致病机理假说。关于精神病致病机理，人们还提出了多巴胺假说、神经发育假说、高级神经活动症生理学假说、免疫学假说、甲基转移假说、五羟色胺传递障碍假说、心理学发病机理、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平衡假说、氧自由基损害作用等推论。神经发育假说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种多基因多因素模型，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影响或触发遗传效应进而改变了个体发育过程，如果胎儿时期受到影响，成年时则会发现脑结构异常，目前研究人员正通过寻找与基因紧密联系的临床生物标志以探寻与精神病致病机理可能的因素。巴甫洛夫学派则认为精神分裂症状是在大脑皮质慢性催眠状态基础上，不同部位等的抑制作用导致不同精神症状，其抑制过程中波及皮质下情感反射弧而导致患者出现精神症状，这就是高张神经活动症生理学假说。免疫学则认为精神分裂症是某种异常抗原所产生的免疫反应，但此类发现尚未被证实。心理学发病机理则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感知与认知方面存在特异性缺陷。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平衡则是在心理学假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于大脑两个半球功能发育不平衡，如思维障碍是左半球功能失调，右半球功能减弱而左半球过分活跃，胼胝体功能缺陷至大脑左半球信息传递过多，使左半球活动过度等引起。多巴胺假说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尾状核、壳核及伏隔核内的多巴胺受体密度增多，因此多巴胺假说学者采用抗多巴胺敏感的环腺甘酶阻滞多巴胺受体，从而治疗精神病，但目前这种假说的直接证据不足，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2精神病病例分析及治疗
临床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症状表现为患者出现幻听、联想障碍、妄想、情感障碍、行为障碍等，主要的治疗方法为药物治疗。临床认为，导致患者精神分裂的主要因素为感情受严重打击，本院在2010年接收1例女性患者，其曾受婚姻变故，致情志受打击，临床表现为狂燥、易怒，不眠，食欲减退等，接受治疗时已表现为身体困倦，气短乏力，数日不眠，目光呆滞。精神分裂症常用的药物有氯丙嗪、奋乃静、氟哌啶醇、舒必利等，剂量应根据个体患者的症状情况而定，足量足疗程的系统治疗，症状控制后，继续使用维持剂量约2年左右以防止复发；临床也结合采用中药治疗方法。本例患者给予奋乃静，并结合患者家属及护理人员的情感护理，情绪状态得到控制，并随着治疗及护理的深入开始有所改善。
情感性精神障碍是指患者躁狂症、抑郁症、双相障碍等。躁狂症多表现为患者情绪高涨，思维活跃，言语动作增多；抑郁症则与之相反，表现为患者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言语动作减少；两种症状交替发作则为双相障碍，首先药物治疗，双相障碍则需两种药物交替使用。
精神发育迟缓是患者18岁之前的发育阶段出现的智力明显低下及社会适应能力缺陷症状，其引发因素有先天因素、后天因素、生物学因素及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等。在治疗中，最重要的是症状的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药物治疗主要要对因、对症，如苯丙酮尿症患儿可采用饮食疗法，限制小麦、蛋类、鱼肉虾等的摄入；地方性呆小症则使用甲状腺类药物，或服用腆盐进行预防；常规使用脑复良等益智健脑药物促进大脑功能发育。
总之，到目前为止，精神病起因尚无明确、直接的症据证实，基因学说目前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治疗精神病以药物治疗为主，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对症用药。
参考文献
[1]姜春和,陈玉辉.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应用评价[J].哈尔滨医药,2009.29(3):45-46
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6
【关键词】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发病特征，高危因素
【中国分类号】R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4-5511（2012）02-0521-02
精神障碍是一大类精神疾病疾病的统称，它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威胁着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人口流动性加大及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精神卫生问题日益突出。本研究旨在了解和掌握我市精神障碍住院病例病种的构成以及发病特征及其相关因素,从而为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患者制定可行的预防与治疗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收集2007年1月1日-2010年12月30日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出院的4675份病历作为分析对象。入选标准：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关于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及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等各类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由三级医师查房明确诊断。排除重复住院患者，获取病例资料3123份（重复出院者以最近一次病历为准）,其中男性1743份,女性1380份。
1.2研究内容及方法采用自编的信息采集表收集出院患者资料,包括患者的一般信息，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出生季节、幼年家庭残缺、父母文化、精神疾病家族史、起病诱因、疾病诊断书等。统一培训信息录入人员，使用excel2003进行6数据录入。
1.3统计分析：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出院患者，按照病种构成比进行了统计描述，并对构成比排名靠前的三种疾病，用pearsonChi-Square进行人口学资料等变量的统计推断。
2结果
2.1不同年份主要病种构成比：出院3123名患者中，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和酒精所致精神障碍，分别为1285人（41.2%），884人（28.3%）和181人（5.8%）；进一步按照年份分成计算构成比，发现情感障碍构成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未引起病种排名的改变。见表1
表1：不同年份主要病种构成比
2.2三种主要疾病相关因素分析：对排位靠前的三种疾病，我们进一步对不同疾病的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进行了比较；同时，考虑到疾病的初发年龄，出生季节，社会经济状况，家族史，幼年创伤，近期诱因等是影响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对上述变量在三种疾病中构成情况进行了比较。
结果：三种诊断在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阳性家族史和双亲低文化等方面总体分布存在差异（p＜0.05或p＜0.01），对患者初次发病年龄，以40岁前后为界进行了年龄段分组，三种疾病在两个年龄段所占比例不同（p＜0.01）；幼年创伤、病前诱因三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比较,心境障碍患者年龄较大，城市人口居多且文化程度较高。双亲低文化率低，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精神分裂症，病前有诱因居多。精神障碍性别间差异也较明显，住院患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女性心境障碍患者近男性的2倍，但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男性多于女性，男女之比为76:1，中青年比重大，农村人口高于城市，低文化低经济地位居多。分裂症组和心境障碍组在出生季节上均以冬春季节多。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住院病人的病种以精神分裂症为主，占住院病人41.15%，心境障碍占住院患者的28.3%。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比例大幅度增高,占5.8%．本研究病例发病平均年龄为（38.74±15.45）岁,正处于青壮年阶段,与我国多次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显示的精神疾病患病高峰年龄段相一致。病人的文化程度方面，小学、初中文化程度者近3/4，而大专、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只占5.98%．在住院患者中,城市心境障碍的患者多于农村、农村分裂症患者及酒依赖性和滥用多于城市。心境障碍患者文化程度较高，由诱因引起,且有疾病家族史,。女性发病早于男性,在精神分裂症、心境障碍、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三种疾病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年龄最小这与张增［1］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可能更倾向于遗传因素,出生的季节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密切关系，本文显示冬季出生者居多，提示冬季出生者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较高，而夏季出生者则风险较低，这可能与冬季流感盛行有关，这与Shan(等1992，英国)的"母孕期病毒感染时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病因"及丹麦Barr等的研究，流感病毒有"致分裂症样效应"，增加胎儿成年后的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等观点一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受教育程度低，父母低文化背景，低社会经济地位（p＜0.005）也可能是患精神分裂症的高危因素,这与余氏(1996)［2］调查结果类似。
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酒和习惯性饮酒的人数不断增加，酒的生产和消耗量以惊人速度攀升，我国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中的住院人数在精神病院住院患者的比例急剧增加［3-5］长期嗜酒可导致精神障碍,本组资料显示:本病以工人和农民等体力劳动者居多(69.6%);文盲至初中文化者居多(77.3%);经济状况差的占57.4%;有嗜酒家族史者居多，男性远远高于女性，重体力劳动者，文化层次低仍然是酒精中毒所致精神障碍的高危人群。酒精中毒所致精神症状的产生与饮酒的年龄、饮酒的时间和饮酒量有密切关系。始饮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从开始饮酒到酒中毒大约10～20年，酒龄越长，越容易发生就中毒，但酒龄短，初饮年龄越小，同样有发生酒中毒的危险性［6］。
综上所述,精神障碍作为一组以遗传因素为主,又与环境因素有着密切联系的疾病,已经成为我市较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在今后的研究、预防和治疗中,应关注不同种类精神障碍的发病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和预防的策略和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精神疾病的危险及疾病造成的负担。
参考文献
［1］张增,张金响,翟爱玲.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年龄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研究［J］.山东精神医学,2005，18(4):227-229.
［2］钱利，刘建勋，唐万斌，等．精神分裂症发生的社会心理因素探讨．中国社会医学,1994,2(1):33-35
［3］祝英禄,酒精中毒问题［］山东精神医学,,1994.1.42-46.
［4］潘淑先,慢性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159例分析［J］.临床精神医学1994,4:236-237.
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7
【关键词】脑主神明脑病诊治综述
DiscussiononGuideFunctionof“BrainGovernstheSpiritLight”intreatingencephalopathy
abstract：the"BrainGoverntheSpiritLight"theorycorrectstheinsufficientof"HeartGoverntheSpiritLight"theory，makesChinesetraditionalmedicalculturemoreperfectandmoredeveloped.itisaveryimportantbasictheoryinthetreatmentofencephalopathy.thisessayconcludesdifferentviewpointsinthisfield，explainsthemeaningof"BrainGoverntheSpiritLight"，theunderstandofitsbasisanditsdominationinthetreatmentofencephalopathy，inordertomakecontributiontothedevelopmentofChinesetraditionalmedicalSystemandsetsaguidelinetothemedicaluseinclinic.
Keywords：Braingovernsthespiritlight；treatingencephalopathy；Summarize
在突破中医藏象内景的古老命题“心主神明”之后，结合现代医学的知识和临床实践，推出了“脑主神明”的中医理论，近来受到众多医家的关注。其理论修正了“心主神明”理论藏象学说的不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医传统文化。“脑主神明”理论在脑病的诊治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对“脑主神明”理论学说的认识
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以五脏为中心，指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这之后，“心主神明”一直占据藏象学说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脑与神明相关的理论认识一直在发展，却并未进入中医藏象学说的核心体系中。直至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辛夷》中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的看法。至此，“脑主神明”理论学说逐渐兴盛。
回顾这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在商周时期，从《说文解字》中论说“思”字的字形开始，中医传统文化中便有对“脑”认识的相关记载［1］。《说文》中曰：“脑，颅中脂也”，提及了脑位于颅骨内，有髓会聚而成，具有与神明相关的功能活动，这当属中国传统文化对脑的最初认识。在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认为脑与神明相关。《素问·脉要精微论》言“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则精神将夺也”。至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曰：“头者人之元首，人神之所注。”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心》中亦明确指出了人心有二：一是藏于胸中，推动血行的“血肉之心”；二是无具体形态可言的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功能“神明之心”。他已经否认了胸中的心有主宰生命活动的功能，认为这个心只有推动血行的作用。故名曰“血肉之心”。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亦提出“灵机记忆不在心而在脑”；清代汪昂在《本草备要》中有“人之记性，皆在脑中”；《东医宝鉴·外形篇·头》则指出“头为天谷以藏神”……均把听觉、视觉、嗅觉以及思维、记忆、言语等功能归于脑。接受过现代医学思想的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治癫狂方》中提到：“神明之功用，原心与脑相辅而成。”
随着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积累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心与脑的功能也在逐渐明了：脑所主之神是广义的神，它对机体的外在生命活动和内在精神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心主神志指狭义的神，是广义神的一部分，是在心主血脉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脑是人体耗氧量最多的组织，它对血液的需求也非常多，所以脑功能的正常发挥与心主血，上输于脑密切相关。心神功能的发挥，隶属于脑主神明的功能［2］。有医家认为“脑神”即“精神意识”，是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对内外环境信息进行翻译、整理以及储存的综合过程［3］。
2“脑主神明”的涵义
“神明”一词，含义广泛，追溯到《辞海》称：“神明，一指人或物的精灵怪异，一指人的精神。”《中医大辞典》云：“神明，一指神或精神；二指日月星辰。”《辞源》也有“谓神也“或”人之精神”之载。中医学中“神明”更寓其特定的含义，远在《内经》中既可概括为：（1）指自然界的规律；（2）人体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即人体显现的生命力；（3）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4］。“神明”包括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这其中也包括了情志活动［5］。《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髓者，皆属于脑。”脑的生理功能概括为：（1）脑与精神活动有关，脑是精髓汇聚之处，元神所居之府。（2）听觉、视觉、嗅觉以及思维、记忆、言语等归功与脑。因此，不难得出，脑主神明基本含义有二：一是脑主神志，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皆由脑所主；二是认为脑为一身之主宰［6］。
3“脑主神明”与脑病的治疗
3.1中医“脑病”范畴及病因病机1997年颁布的《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明确列出“脑系病类”，如痫病、癫病、狂病、癫狂病、多寐、不寐、中风、脑瘤、脑萎、痴呆、偏头痛、脑鸣等34种，成为继承发展中医“脑主神明”论，突破和变革“心主神明”说的里程碑［7］。就中医脑病的致病因素而言，不外乎：六淫、疠气、内伤七情、饮食劳逸、中毒、外伤、痰饮淤血、先天因素等［8］。雍履平［9］认为中医脑病总是围绕精、气、神的失调，或由精、气、神的虚损所致的邪毒形成的脑病而选方用药，已成为治疗脑病的既定思路和成功经验。
3.2脑居高位，易中外邪，治脑病宜开窍祛邪为主《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其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素向·五脏生成篇》又曰：“诸髓者皆属于脑。”说明脑为髓汇之处，居于高位，故受邪则首当其冲［10］。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故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风邪循经上扰则头痛；风邪犯肺则出现鼻塞，咽痒，咳嗽等症状。《素问·奇病论》曰：“人有病头痛，……当有所犯大寒，内主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医学心悟》曰：“中暑者，感之重也，其证大汗出，昏闷不醒，或心烦，喘喝，妄言，昏闷，……”《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因于湿，首如裹。”《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诸逆冲上”，“诸禁鼓慓，如丧神守”、“诸病腑肿，痛酸惊骇”及“诸转反戾”［8］。然六淫，或疫疠之邪，既可单独侵袭脑海，又可联合入侵［9］。故治疗亦根据致病因素的不同，在开窍祛邪的基础上辨证加减。风热者，加以疏风清热；风寒者，加以疏风散寒。兼有痰浊血淤者，辅以祛痰、活血化淤、生血养血等。临床在选用药物时，也应根据脑的生理功能选择。头位最高，其气象天，同为活血药，川芎药力可上达巅顶而桃仁偏散下焦淤血，故对同类药物选择的，充分考虑到脑的特性。脑内气机重升降，头位最高，宜升清阳以养之，故升麻、柴胡、葛根之属宜用，升已而降，浊阴在下，故牛膝、赭石亦应随证伍用［6］。
3.3治疗脑病宜从脑论治，结合五脏，分清虚实脑主神明的实质之一就是脑为一身之主宰［6］。《颅囟经》曰：“太乙真云在头，曰泥丸，总众神也。”张介宾《类经·疾病类》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升于头，以成七窍之用，故头为精明之府。”《灵枢·平人绝谷篇》曰：“五脏安定，血脉和则精神乃居。”说明神明的正常、情感思维的障碍与五脏气血的盛衰有关［11］。周永红等［12］亦认为“脑主神明”的脏腑关系，主要体现在脑主精神、神志；除此之外，脑和脏腑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脑主宰脏腑形体官窍组织的生理活动，故“脑神”功能的正常发挥是建立在五脏生理功能正常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治疗脑病时，应注意结合五脏，分清虚实，辨证论治。黄跃东等［5］认为五脏六腑的气化功能活动是在脑的协调指挥下进行的。故治疗抑郁症除了运用醒脑开窍、启运神机这个基本大法之外，尚需进行脏腑辨证，在探明致病属性的基础上，判定抑郁症具体发病所兼脏腑，分别配以健脾、养心、调肝、理肺、益肾等方法，调和五脏，以助“脑神”机运。王长垠等［13］认为血管性痴呆多为本虚标实。本虚以肾精之虚为主，标实则为淤血痰浊。肾藏精，精生髓而上通于脑，脑髓依赖肾精的化生。遂以神明口服液补肾充血，化痰豁痰开窍，治疗血管性痴呆32例，总有效率75%。查丽［14］治疗老年脑病，认为其病机多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多脏虚损，多病并存，虚以脾肾虚损为主，实以湿热、痰淤为主。临床治疗应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祛邪时兼以兼顾胃气，慎用苦寒攻下之品。急证者可用综合治疗措施，针药结合，汤丸并进；对病情缓慢者应予丸剂、口服液，缓缓求之。
3.4指导针灸治疗
针灸与中药，一为外治，一为内治，各有千秋。《内经》中治脑的方药未曾述及，而治脑的穴位却已有记载［6］。《素问·宝命全形论》曰：“故针有悬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腑脏血气之诊。”又有特别强调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根据“脑主神明”理论，“治神”是《内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申东原［2］认为“治神”是补虚泻实的重要前提，并且详细阐述了：“治神”要求医者、患者情绪稳定；“治神”要求患者“入静”；“治神”要求得气。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一书中曰：“头者人之元首，人神之所注，气血精明三百六十五路，皆上归于头，头者诸阳之会也，故头痛必宜审之，灸其神不得乱，灸过多则伤神。”亦说明了脑与神明相关及脑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并运用到针灸的医疗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1］。李永春因《灵枢经·海论》中谓：“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百会)，下在风府”，遂用百会和风府二穴来调理脑。针灸与中药的作用机制及起效方式不同，应当说针灸在治疗脑病方面有明显疗效［6］。苏尔亮等认为头为诸阳之会，脏腑经络直接或间接与头部有广泛联系，应用头针疗法治疗脑病有明显的疗效［15］。
4小结
“脑主神明”作为新兴的理论，在脑病治疗的临床应用中，指导针灸“治神”已取得良好疗效；中医药通过从脑论治、结合五脏辩证、补虚泻实，亦不失为一种成功的思路与经验。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调脑仍需从五脏论治，而五脏有疾以脑调之者却鲜见，传统的治疗思路难以打破，脑主宰一身的理论也难以在临床应用中立足。其次，传统药物归经以脏腑经络理论为基础，但脑作为奇恒之腑没有相应的引经药，摸索脑的引经药就成为今后医学工作中的重点：一方面可以使脑病的治疗增加针对性，另一方面由于脑为一身之主宰，入脑的药物可通过调脑而治疗相应全身各部的疾病［6］。此外，要继承并宏扬一个新的观点，则应在中医理论的实验研究当中，以功能系统为主轴，从围绕上述临床有效结合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藏象、四诊八纲、气血、治则、经络等的理论探讨，则中医传统文化才可望有新的突破［16］。
本文承蒙刘泰教授的指导，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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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8
关键词：生态医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五脏
中图分类号：R22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7717（2008）05-0938-04
thetheoryofecologicalmedicineinHuangDineiJing
LiUSuining，YanJianhua，GUohua,ZHanGJunling
（Beijing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Beijing100029,China
）
abstract：HuangDineiJinginvestigatedvitalmovementofpeopleinnaturalandsodialecologicalenvironment，settedecologicalmedicineandpsychosomaticmedicineasone，bulidedfiveinternalorgansasthecore，"SanCaimedicalmodel"withintheHeaven，earth，thehumanbeingsinordertoadapttothenatural，socialandregulatephysicalandpsychologicalfunction，atthesametimethosetheoriespenetratedthebasicconcepts，theoriesandmethodsofclinical，sothisisnotonlyintheiracademiclifescienceandmedicalscienceresearchvalueinthetheoryandpracticeofintegratingmorepracticalsignificance.
Keywords：ecologicalmedicine；naturalecosystem；socialecosystem；fivesolidorgans
人类在与疾病斗争的历程中，经历了神灵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生物医学模式。东西方医学都于公元前后相继建立了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西方医学约在17世纪向生物医学的轨迹发展，而东方的中医学，依然沿着自然哲学医学继续前进，表现了其极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中医学中自然哲学思想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及当时的先进性所赋予的。正是由于中医学中自然哲学的多学科内涵，所以中医经典著作《内经》在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发明了从自然和社会生存环境认识生命体及其生命活动的方法，综合多因素考察人体健康与疾病，提出了天然药物、食物和精神心理疗法调节人与其生存环境关系防病治病的生态医学模式。故《素问•著至教论》要求为医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常久”，形成了“三才医学”。
本文即从人和自然、社会耦合为一体形成的生态系统探讨人之生理活动、病理变化模式，论证疾病防治原理、原
则，以期提高中医工作者的文化与科学自觉，也为人类医学的发展提示新的视角。
1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体现在人类是由自然界演化而生成的，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之中，气交之分，是人类生存的大气圈，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谓：“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因此，人与万物一样“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上据于天，下根于地，无时无地不受天地影响。而天地对人的影响，如《灵枢•本神》所谓：“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这里的“德”是指天赋予人的生机和条件，如一年之四季，顺序递迁，循环往复，万古不变以及阳光、空气、雨露等；“气”是指给人类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如饮食、水分、各种矿物质等，从而将人与天地耦合为一个生态整体。在这个生态大系统中，主要是天地对人的影响，而人的活动对于天地也有影响，但反过来又作用于人，此事今已知之。其中天对人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四季周期的变化，地对人的影响则有不同地域水土、地势的差异。
四季递迁，其主气风寒暑湿燥火的周期性变化，内容包括温度、湿度、气压以及光照、辐射、空气成分等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的有序“涨落”。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必须适应这种周期变化，因而成为人类生存条件之一，是人类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方面。正常的气象条件与气候变化，即所谓的“风调雨顺”，是健康的基本保障；如果气候变化过于剧烈、气象条件恶劣，成为“六淫”乃至疫邪，《内经》称为“虚邪贼风”，就会致病。故《灵枢•百病始生》曰：“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正气不足），参以虚实，大病乃成。”中医所说的外感病，春有风温、春温，夏有暑温、暑湿，秋有秋燥，冬有伤寒，四季有应时感冒，便与季节有密切关系，即使非单纯六淫之邪引起的温疫病，也与气候因素有关。其中涉及众多生物学环节，如多种致病的病原体，其产生、繁殖、传播以及必要的中间宿主的作用，也都与季节有关。
中国古代的地理区划有五方和九州二说，都将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典型地理环境进行了分析。如《素问•异法方宜论》论述五方地理与气候、水土、物产各有特点：“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鱼盐之地，海滨傍水”；“西方者，金石之域，沙石之处也，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北方者，天地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这大致符合我国东南纬度低，气候温暖多湿；西北纬度高，气候寒冷干燥的地理气候特点。地理环境不同，物产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体质与生理特点，因而好发疾病不同，发病特点也不同，故上篇又提出，东方“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西方“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余三方不赘。又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故于治疗“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西北寒冷，腠理常闭，内气不得泄，又多食牛羊之肉，故其体外寒内热；东南温热，腠理常开，内气常泄，故其体外热内虚。故同感外邪，西北之人宜“散而寒之”，东南之人宜“收而温之”。此外，《内经》还认识到同经纬度垂直高度之差，阴阳盛衰异，生化先后不同，对于寿命影响有别。由于古代社会、经济、交通欠发达，交往较少，形成封闭的生态环境，造成体质差异，因而有地区多发病，乃至特有的地方病。
“人与天地相应”（《灵枢•岁露》），天地以时空内涵与人和万物构成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天地给予人和万物以生存、繁衍条件，人和万物顺应天地变化规律而生息，反过来又对天地产生一定影响；人与万物相互依存，万物以无机、有机、生物为人类所用，诸凡饮食、药物等何不取自于万物，而人类也要为自己破坏性掠夺万物付出惨痛代价，就其医学意义而言，人与自然万物失于和谐所致灾难贯穿于病因、病证、疾病诊断防治等各方面。
2人与社会环境的生态关系
《灵枢•逆顺肥瘦》曰：“圣人之道也，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人事”即人际关系相关的社会领域，“合于人事”说明《内经》也主张人必须与社会和谐，并贯穿于医学理论和实践之中，视之为医学法规。
人高于自然万物之处在于有复杂的精神活动而进入社会领域。人的精神活动，一是有意识，能思维，产生认知，具有智慧，在认识自然和顺应自然中占据生物链的最高端；二是组成社会，人类个体参与其中，构成一个人文生态系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教育等社会因素，总会影响人及其人际关系，而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活动上，影响人的气质形成、认知过程、心理状态。良好的个体气质和心理素质，是生存的基础；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不良刺激及个体的痛苦经历，如社会地位变迁、战争、经济、生活经历等因素都能使人产生劣性情绪、心理障碍，而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如《素问•疏五过论》曰：“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这里所说的“脱营”“失精”就是在社会地位、经济情况剧烈变化后，丧魂落魄，情绪抑郁、低落，精气耗损的结果。在现今社会大变革时代，各种社会问题引发的情绪失控，不仅造成严重的社会事故，而且威胁人们的健康。有人统计，影响国人健康因素的构成比显示，心理－社会因素占72.2％,纯生物因素占27.8％。以下列现象为例：（1）由于工作及学习过于紧张而出现自杀，记忆力下降，成绩下降，虐待及自虐，车祸，酗酒，狂食，过度减肥，精神恍惚，头晕等现象及行为，形成激动，焦虑、抑郁，烦燥，竭斯底里，情绪低落，紧张不安等心理及情绪状态，诱发或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精神心理病，胃肠病，失眠，糖尿病，内分泌失调，肝硬变，湿疹，慢性疲劳性疾病，厌食症，肥胖，肿瘤等疾病。（2）由于人际关系差而出现家庭或婚姻问题，脾气暴躁，自杀，凶杀，车祸、虐待，酗酒，打斗，精神不振等现象及行为，形成激动，抑郁，焦虑，愤怒，情绪低落，狂妄，紧张，烦躁，自卑感等心理及情绪状态，诱发或导致心脑血管病，精神心理病，失眠，糖尿病，胃肠病，内分泌失调，肝硬变，湿疹，肿瘤等疾病。（3）由于贫富悬殊而出现暴力，破坏，酗酒，抢劫，凶杀，行乞，营养不良，不良等现象及行为，形成激动，抑郁，愤怒，失落感，沮丧，情绪不稳，自卑等心理及情绪状态，诱发或导致传染感染性疾病，性病，肠胃道疾病，营养不良，呼吸道疾病，精神心理等疾病。（4）由于信念或信仰失落而出现酗酒，暴力，自理自制能力下降，精神萎靡，搞破坏，无心工作，自残，虐待，自隐，流泪等现象及行为，形成抑郁，焦虑，愤怒，失落感，沮丧，消极情绪不稳，空虚感等心理及情绪状态，诱发或导致失眠，精神心理病，肝硬变，肿瘤等疾病。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分别构成不同的生态环境，各有其内涵，《内经》正是通过对人与这两个生境之间关系的考察，确立疾病的形成原因，疾病的诊断、防治原理和思路、方法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从两个生态环境失调论疾病形成的原因；《灵枢•百病始生》云：“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从受天地之邪与人事情绪之变将病证按部位分为阴阳、上下三类，即后世所说的外感、内伤与杂病。在诊断上，《素问•疏五过论》曰：“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为挛。”显见的是诊法中强调社会心理因素；而治疗中更是将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作为基本治疗思想，特别突出病人心理障碍的疏导，并有专门的精神疗法。特别具有学术价值的是，《内经》将这两种生态环境合而为一，运用自然哲学的系统整体思维，成功建构了以五脏为核心的人体内外环境相统一的医学生态系统，并熔入医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之中，成为中医理论与临床的学术支柱。
3五脏是人内外环境沟通的机枢主体
在天地人构成的生态系统中，《内经》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并以人的五脏作为这个系统的核心。这里的五脏概念已从实体取义演化到功能主体的内涵[2]，以便对天地人生态系统进行宏观整体把握，从而有四时五脏、神志五脏之论。
3.1四时五脏人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受自然选择而生存、发展，体内形成相适应的机制。大自然对于天地万物的影响，最主要是四时，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夫阴阳四时者，万物之根本也。故圣人……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素问•宝命全形论》也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内经》以五脏作为人体适应四时变化规律的主体，即四时五脏。
四时五脏的形式有两种：一是肝心肺肾各应春夏秋冬，而“脾不主时”“寄旺于四季”（《素问•太阴阳明论》）。这与五行形式之一，“中央土以灌四傍”以脾为孤脏相呼应。二是五脏应五时，除了肝心肺肾各应春夏秋冬外，在夏秋之间又增一长夏属土以为脾应，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另《素问•六节藏象论》也认为脾以“至阴之气，通于土气”。“主”与“通于”即应时而旺之意，标志着五脏精气随时序（段）而递相盛衰，亦即《素问•平人气象论》所说：春“藏真散于肝”，夏“藏真通于心”，长夏“藏真濡于脾”，秋“藏真高于肺”，冬“藏真下于肾”。
四时五脏的意义就是将人适应季节变化的生命活动机制化、模型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这里适应季节变化的生命活动机制模型就是生长收藏，而以五脏命其名，即四时法则的代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春三月“发陈”，夏三月“蕃莠”，秋三月“容平”，冬三月“闭藏”，依取象类比原则即五脏功能特性，二者一致是人顺应四时的生理基础，也是四季调神养五脏的理论依据，反之则伤相应之脏：“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在具体病证的病因、病机上，《内经》也以四时五脏说理，如《素问•咳论》“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咳为肺病，肺于秋当令，秋咳为肺本病，春咳则是肝病传与肺，依此类推。
3.2神志五脏在人与社会构成的生态系统中，诸种社会因素对及其人际关系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活动上，通过人的气质形成、认知过程、心理状态，形成各种情绪。《内经》将精神活动总称为神志，包括五神、五志，五神即神、魂、魄、意、志，主要包括意识、认知、思维；五志指怒、喜、思、忧、恐，主要包括各种心理情绪，统由五脏所主。如《素问•宣明五气论》曰：“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谓：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从而赋予五脏以精神变化功能主体的地位，称为神志五脏。
《内经》神志五脏理论，意在把握社会因素引起的精神心理变化对人生命活动影响的规律。如《素问•疏五过论》曰：“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脏空虚，血气离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则将情志过激所伤与五脏具体对应起来，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灵枢•本神》更进一步论述了劣性心理情绪致病及其演化规律，说：“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说明社会活动中的过度悲哀、喜乐、暴怒等情绪会伤及五脏及其所藏魂魄等，影响认知、思维、行为，甚至引发躯体症状。
3.3四时五脏神志五脏统归于五脏气化之机四时五脏、神志五脏，是《内经》关于人与其生存环境和谐统一、取得生存优势的生命机理之理论化表述，其方法是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即今所说系统整体方法。简而言之，就是以五行沟通天人，同时又赋予五脏以五行功能化的概念，以便运用五行纵横相关、生克制化联系，掌握其机理与规律。
阴阳五行是具体演绎精气运动规律的机理模式，因而《内经》五脏的基本概念归于气化模式。按人“以四时之法成”原则，即肝生、心长、肺收、肾藏，脾或主化（五时）或“中央土以灌四旁”（四时），从而演化出《素问•六节藏象论》“心者生之本”、“肺者气之本”、“肝者罢极之本”、“肾者……封藏之本”“脾…者，仓禀之本”的大气化概念，《素问•剌禁论》“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之小气概念，而总归于精气的宣泄、扩张、收敛、闭藏及4种运动间的调节。《内经》便是运用精气的这4种（5种）运动方式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制约，在天地人之间“搭建”了一座理论“桥梁”，使它们的关系状态之“和”与“不和”可以被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加以调节。
五脏主身之气化的理论不仅赋予中医五脏概念具有功能化的特点，而且能使之与研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变化的学科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消失，在今天看来处处含有“边缘学科”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它完整、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生态医学理论，在医疗实践的操作性上又非常成熟、有效，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它不断地与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出、输入和反馈互动。中医学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精气•阴阳•五行关系模式，将自然、社会和人体及其生命活动构成为以五脏为核心，外应四时（五时）、五方、五气、五味（谷肉果菜）、五音、五色，内系五腑（六腑）、十二经脉、五官七窍、藏五神、出五志等一个大生态系统，表述人之生命体是一个处于非平衡状态的自组织系
统，通过涨落，自组织系统可以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实现稳态和有序。
4中医学生态观的临床应用举隅
中医学生态医学思想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悠久的历史，无论在气候地理环境、社会医学、生物环境、体质研究、临床治疗、养生防病等方面中医药都有丰富的经验和方法。
4.1气候地域环境
四季气候变化、地理环境水土等特点，对人病证形成及其病位有一定的联系，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南风生于夏，病在心；西风生于秋，病在肺；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中央为土，病在脾。”
现代研究表明，疾病发病率与季节相关。邱彩兰等对1981-1993年广西地区消化道疾病的住院病例的调查发现4月-9月高温、高湿度的季节，肠胃炎发病率最高，这与夏病于脾胃之说吻合[3]；王玲等分析发现冠心病除冬天高发外，夏天高温、低压时高龄患者病猝发率也会增加，多因心血管粥样硬化而管内压突然增加所导致[4]。四季中，当春季少阳之气升发不能应时而旺,肝气应升不升，会导致气机郁滞，表现为抑郁；若少阳升发太过，会表现为精神燥狂，如张晓云等分析调查5000例精神病患者发现精神分裂症春季发病最多[5]；刘淑徵等调查儿科住院泌尿系统疾病238例，发现冬季急性肾炎和泌尿系感染发病率高，主要是小儿器官脏腑稚嫩，防御功能薄弱易受病毒或细菌感染而致病[6]。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传统习俗人的体质，文化和水土（地壳表面元素）等的差异，会有不同的发病规律。如西北方人高大，腠理致密，病多寒燥；东南方人体形较短小，腠理粗疏，病多湿热。东南沿海一带，气候湿热及当地的饮食习惯，多皮肤病、湿热病；而地方性甲状腺肿多分布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和山区，地方性氟病，多在贵州、甘肃、山东等地。又如广东潮汕一带，人们嗜食品，鼻咽癌病多发等。中医诊治往往会根据地域不同而作相应处理，如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说：“西北地寒，当用温热之药；东南地温，当用清凉之品……若中州之卑湿，山峡之高燥，皆当随地制宜。”
4.2精神心理治疗《内经》对于社会生态失调形成的情志紊乱进而所致病证，运用神志五脏与气化五脏理论，或用针、或用药、或用精神疗法，已形成系统、完善的治疗思路和方法，并强调精神心理疗法，如清•吴尚先《理瀹骈文》谓：“七情治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药者也。”在《内经》，则据五脏五行相克关系，提出“以情胜情”之法，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金元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九气感疾更相为治衍二十六》释曰：“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张氏正是治疗因情志过激而致疑难病证的高手，如“一富家妇，伤思虑过甚，二年不寐，无药可疗，其夫求戴人诊之，曰：两手脉俱缓，此脾受之也，脾主思故也。乃与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方而去。其妇大怒，汗出，是日困眠。如是八九日不寤，自是食进，脉得其平。”（清•俞震《古今医案按•七情》）此是运用情志相胜法治疗的典型案例。
4.3养生治未病养生治未病是预防医学的基本任务。中医学正可发挥其生态学医学之优势，通过调节人们的生活方式，顺应自然，避免邪害；和谐于社会人际之间，避免情伤。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四季寒暑对人们行为的约束越来越小，大城市夜生活使人们不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度的工作压力和紧张的精神情绪，使人们长久处于过度心理应激状态；工业化遍及全球，空气、水质、噪声、放射性污染无所不在。如此等等，使人类虽然摆脱了烈性传染病的危害，但很快觉察到环境污染和恶劣的生活方式对健康的致命威胁。人们呼喊“回归自然”“返于质朴”的口号。我们虽然不能回到“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时代，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天地人的和谐，是人类预防疾病的基本选择；在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群体之间，个体必须善为处之，调适观念与心态，以维持与社会环境的和谐，这也正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健康新标准要求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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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玲.冠心病与气象因素的关系［J］.临床荟萃，2007，22(3):178-179.
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9
[关键词]慢性精神分裂症；血脂；抗神经病药物
[中图分类号]R4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4）07（b）-0037-02
慢性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必须要长期服用一些抗精神病药物来治疗，而在治疗过程中由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会导致代谢紊乱[1]，最终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该研究选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间该院收治的600例为研究对象，旨在讨论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生化水平的改变，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在厦门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60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38例，女162例，年龄（54.62±12.5）岁，病程（24.56±13.35）年，住院时间（11.99±10.45）年，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时间为（7.83±8.94）年。
1.2病例选择标准
入选病例的诊断符合CCmD-3慢性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半年以上；排除严重的心肾肝功能不全以及有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性疾病。脂代谢异常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学会代谢综合征研究协作组制定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关于代谢综合征的建议》[3]。
1.3方法
采用该院自制的资料调查统计表，调查内容包括患者一般资料、文化程度、精神疾病病程、抗精神药物使用情况、住院时间等。所有患者在确定符合入选条件后于次日清晨采集空腹静脉血5mL，静置30min后3000r/min离心5min待测。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血脂水平：直接测定法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胆固醇氧化酶法测定总胆固醇（totalCholesterol，tC），酶法测定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4]。
1.4仪器与试剂
贝克曼DXC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所用试剂为贝克曼公司提供的原装试剂。
1.5统计方法
该研究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患者血脂水平异常情况
137例（22.83%）患者在检测中出现了血脂异常，其中tC升高35例（5.83%），tG升高94例（15.67%），tC与tG均升高8例（1.33%），利用χ2检验上述三项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15年作为界限，将600例患者分为两组，病程
2.2患者血脂水平异常与抗精神病药物使用情况的关系
该组600例患者，使用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者341例，其中血脂异常者57例（41.61%，57/137），其中tC升高者16例，tG升高32例，两者均升高9例；使用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者259例，其中血脂异常者80例（58.39%，80/137），其中tC升高者17例，tG升高52例，两者均升高11例。两组比较，使用非经典抗神经病药物治疗患者血脂异常明显高于使用经典抗神经病药物治疗的患者（χ2=8.42，p
3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5]，中国18周岁及以上人群的血脂异常发生率为18.6%，该研究中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半年以上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水平异常率为41.61%，这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这和国内一些研究[6]得出的结论相似。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脂水平异常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这可能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自身疾病的特点和长期服用抗神经病药物有关[7]。
该研究中，将患者按照病程15年为界分为两组，两组患者血脂异常的发生率分别为病程
该研究中，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血脂水平异常明显高于典型抗精神病药物（χ2=8.42，p
该研究表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血脂异常的高危人群，尤其长期服用氯氮平治疗的患者脂代谢紊乱的危险性更高，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医师应对具体患者具体治疗，密切监控患者体重和血脂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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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关系篇10
一个奇怪的现象：梅毒治愈了，精神分裂症也得以缓解上世纪20年代后期，青霉素问世，当时梅毒流行，医学家们在用青霉素治疗梅毒病人时意外发现：精神病院里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大批大批地出院了。原来，青霉素不但治好了他们的梅毒，也使他们的精神分裂症得以缓解。由此，医学家们联想到有些致病因子，例如梅毒螺旋体不但可引发梅毒，还可能引起精神障碍。当这一致病菌被制服时，精神疾病也得到缓解了。
无独有偶。近来，这一联想得到进一步证实。一例莱姆病引发精神病的个案引起了美国精神病学界的高度关注。病人是一位49岁的女性，在波兰森林小乡村住了大半辈子，被动物身上带有的硬蜱叮咬了整整10年，而这种硬蜱就是传播莱姆病的元凶。莱姆病是一种多系统性疾病，开始时以慢性游走性红斑为特征，继而出现关节炎、肌肉酸痛以及神经和心脏病症状。这位病人发病后，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但数年后，病人又出现了记忆力问题，接着，说话也变得费力了，以致最后不得不辞去工作，并住进了精神病院。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得出结论；病人已到了莱姆病晚期，致病菌已损害到她的精神。
美国是莱姆病的高发国家，然而，许多莱姆病人由于症状不典型，以致90%的病人未获得及时诊治，最后出现精神障碍。据美国CDC估测，有成千上万的抑郁症病人是因体内潜伏的莱姆病引发的，但他们却不知不晓。
即使是引起喉痛的链球菌，也会引发强迫-冲动障碍事实上，许多感染因子在精神疾病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一种存在于猫粪便中或未煮熟肉类中的寄生虫――弓形虫，也能导致精神障碍，使人产生幻觉，导致精神极度不安。即使弓形虫在人体肌肉或大脑组织中处于休眠状态，也可使感染者出现种种精神受损症状，如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反应迟钝等。研究证实，这种人的车祸发生率是常人的三倍。这一结果令人十分不安，因为全世界弓形虫感染者人数有亿万之众。我国青岛、上海两地的调查发现，患有弱智和癫痫之类大脑病变的儿童，弓形虫的感染率较一般儿童成倍增加。医学家由此怀疑弓形虫与这类疾病的发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