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方法篇1
一、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合法性
经济伦理现象如同普遍的“以太”，在社会生活之中无处不在。由于经济伦理现象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变动性，研究者无法控制与经济伦理现象有关的所有变量，因此，经济伦理的研究难以通过实验方法探索、发现和验证规律，而只能撷取比较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和统计方法等。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约翰•穆勒的归纳五法(包括求同法、求异法、异同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就是比较方法。他甚至进而认为，由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不明显的、复杂的，研究者不能从直接观察中得出，因此，考察这些现象只能用比较方法，这是社会学研究唯一适当的办法。
这是在最普遍、最普世性的意义上来界定比较方法。尽管比较方法非同一般，但“测不准原理”依然存在，可这不是否定经济伦理现象的比较研究的合适理由。这是因为，经济伦理现象和主体的经济道德行为并非宛如“一团乱麻”般的杂乱无章，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循。经济道德行为是行为主体为实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存在一定的普适性的规律性，可以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只是不必苛求其量之“精确度”而已。人所共知，比较是人们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客观事物的基本手段已经被运用到门类繁多、林林总总的学科群体的研究中。许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比较方法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同，并在研究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诚如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显而易见，比较方法固然也能够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经济伦理世界的便捷工具。比较方法不仅可以形成科学概念，而且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实际上，即便对技术性知识的探求对经济伦理研究来说并非无关宏旨，但技术性知识的获得却不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宏旨与目标，因为它是以规范性知识的获得为鹄的，这也为比较经济伦理研究的存在合法性预留了空间。总之，比较方法的优势、经济伦理的特质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价值旨归共同构成了比较经济伦理学建构的合法性。但是，强调比较的价值并非一般地为研究而研究，简单地“跟风链接”“概念平移”，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在综观国内外经济伦理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做出的客观而理性的抉择。
毫无疑问，经济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战略的创新与明晰化。而创新的逻辑前提是对过去研究的缺陷、不足或错误及消极“路径依赖”的深刻洞察。否则，非(前)反思的自发性研究绝不会有真正的研究创新。经济伦理学研究起主导性作用的路径，不是在总结正确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不断“试错”或“纠错”过程中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所谓“非非”)。
无可否认，比较方法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经济伦理学的酝酿、创生、嬗变和发展。就积极的方面看，事实上，在经济伦理学发展史上，一些经济伦理学家已经成功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定性(或与定量结合)研究、发现因果关系，并以他们自己的“现身说法”确证比较方法的应用空间和生命力。比如，著名德国经济伦理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比较经济伦理研究的典范人物，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通史》《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有关著作中，比较研究了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他通过典型而系统运用求异比较法，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渗透在西方文明各方面的某种特殊的理性及独有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产生的原因。同样，著名的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勒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运用求异比较法，得出了绩效卓越的企业获取成功的一些特征。威廉•乔伊斯和尼汀•诺瑞亚合著的《4+2什么对企业真正有效》一书则运用共变法，把成功企业的成功因素这一难题给挖掘出来。而著名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林恩•夏普•佩因的《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一书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比较方法论证了公司道德的合理性理由和合法性价值。同样，中国经济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比较强烈的“他者意识”，在参照、比较过去和国外经济伦理的基础上研究当代经济伦理问题;一些经济伦理学学者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方法，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就。这些系列典型个案有力地证明，比较方法确为具有普世性和生命力的经济伦理研究方法，张扬其价值意义大有必要。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的比较视阈依然处于“零敲碎打”“东鳞西爪”或者“单兵作战”“散兵游勇”的自由涣散状态，这一问题对学界来说或许是某种“集体无意识”。在学科建设层面上以一种高度而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明确提出建构比较研究的构想，对如今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来说确乎成为一种“奢侈品”。实际上，比较视角的缺失是导致经济伦理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重难返，且难以纵深推进、实现突破的一大根源。没有理论的彻底性、深刻性，实践的对症下药和立竿见影也必将成为海市蜃楼般的空幻。即使我们不能说，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经济伦理学已经陷入尴尬、失语的境地，但研究成果的“扁平化”“低水平复制”、理论穿透力的钝化，创新能力的孱弱已经不容置疑地表明它遭遇到了巨大发展“瓶颈”，“上不去、下不来”(即理论的抽象提炼与实践的操作路径双双受挫)情况已然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与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强势学科相比，理论的解释力和学科的竞争力与其说达到了理想境界，不如说尚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这也是令人汗颜、难以启齿的一大憾事。诚然，我们可以将其归咎于起步时间短等诸多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无疑更为凸显。因为欠缺所以显得必要。因此，明确提出比较视角并倾力建构比较经济伦理学恐怕是学界难以推脱的历史使命。职是之故，在学科建设的高度上，让比较视角从“边缘”走向“核心”，由“特殊”走向“一般”是创建比较经济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上述基本价值判断，我们恐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实践层面，将比较学科视域楔入经济伦理学、从而构建比较经济伦理学不仅具有可能性、必要性，且具有合法性。
二、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特质
比较经济伦理学作为从比较伦理学(比较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交叉性的新兴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它以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各种经济伦理现象、经济伦理模式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中探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以及不同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之中的经济伦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伦理实践和决策提供重要的学理和学术依据。从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看，比较经济伦理学是经济伦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比较的方法来观察、描述、说明和解释经济伦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比较经济伦理学的涵义很广，它不仅是对不同经济伦理理念与制度，以及不同经济伦理模式的比较研究，而且更多的是对国内外的具体经济伦理问题，诸如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消费伦理、市场伦理、商业伦理、对外贸易伦理、金融伦理、城市经济伦理、乡村经济伦理、经济发展伦理、劳动(失业)伦理等进行比照和分析。大致地说，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三个方面。国内外在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创造了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但从学科意义上看，比较经济伦理学尚未创立。不过，即使比较经济伦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只是像宏观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一样属于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分支，其主要任务是丰富发展经济伦理学的内容，为经济伦理学理论的普遍化和精确化提供途径和方法。因此，如果脱离经济伦理学及其学术观照，无法讨论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和相关问题。对比较经济伦理学来说，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特征是指区别于其他经济伦理研究方向的特质。它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跨越性。比较经济伦理往往不是研究单独一个国家的经济伦理，它是跨国的、跨地区、跨省和跨民族比较，即研究若干国家、跨地区和跨民族的经济伦理。比较经济伦理是跨文化的，即研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经济伦理问题。二是跨学科性。对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种历史文化氛围的经济伦理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比较分析，需要有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熟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这确是研究者的一大挑战，要求研究者必须不断重构自己的知识谱系和认知构架。但是研究的“归核化战略”是经济伦理学知识与方法，这是最为基本的学科意识，否则，必将落入漫无边际的“无根”状态。三是可比性。黄建中在其《比较伦理学》的《修订再版自序》中认为:“用比较方法建立伦理学，并暂设纵比、横比、同比、异比、同异交比五例，纵比溯及生物无生物之自然全史，不徒为人类历史上之比较，横比自以中西对斟为主，而横比之中亦寓有纵比。凡同比异比，皆纵横所共有，同异交比则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的确，上述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助益。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具有新旧之别的比较方法，他认为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表面上相似的现象排列在一起的旧的比较方法不是真正的比较方法，因为它充其量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比较并发现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异点是新比较方法的重点，它涵盖“共时性的比较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一特定时期的文化的本质与功能是前者的目标，研究文化变迁的规律性是后者的目标。瑏瑡具体对比较经济伦理学比较方法的运用来说，首先，要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个经济伦理问题进行比较，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企业伦理进行比较;其次，要在对等的水平上进行比较，如经济伦理，可从概念含义进行比较，也可从其具体哪一方面进行比较;再次，再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经济伦理问题时，要注意到各国经济伦理的不同情况。比如，同样讲商业伦理，中国语境中的含义与美国语境存在差异明显，忽视这些进行比较就不具有合法性。比如，进行经济伦理的横向比较，应注意不能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少数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与另一地区或国家的大多数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作比较。进行经济伦理的纵向比较，应注意不能将某一时期社会的实际经济伦理状况与另一时期社会的道德要求作比较，否则，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具有科学性，也有悖历史实际。
三、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论域
关于经济伦理学的比较研究的关涉范围，有论者认为，应该主要关涉不同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与社会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固然，比较伦理学研究不可能悬置、无视这一方面的考虑，但中外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无疑是其主要内容。但不能忽视“外外”之间的比较，因为国外或西方经济伦理在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各有特点甚至往往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因此，比较研究范围要关涉到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综合性比较，否则，难以洞达事物之究竟。
大体说来，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三个层面。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类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各种经济伦理理念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阐明它们的特点和规律。第二类是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具体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的伦理问题。第三类是在某些经济伦理领域专题性的比较研究。例如，对各国的经济伦理结构、劳动伦理问题、农业伦理问题、财政伦理、金融伦理、商贸伦理、对外贸易伦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恩德勒认为，就行为层面而言，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质上不同的层次，其中每一个都包含着各自目的、兴趣和动机的行为主体:微观、中观、宏观层面。
微观层面着眼于单个人，即作为雇员和雇主、同事或管理者、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他或她为了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在中观层面上，至关重要的不仅是经济组织(主要是商业组织)，而且包括工会、消费者协会和行业协会等等的决策和行动。宏观层面包括经济体制之类，以及总体的经商环境:伴随众多的机构的、经济的、金融的、社会的和国际间的经济联系等等而来的经济秩序。
(一)经济伦理理念问题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一种知识的出现受到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复杂多样的因素形塑了经济伦理理念的“多样化”和歧异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应该看到，不同文化的“染缸”的异质性，其所哺育出的经济伦理理念亦不同质。比如关于人性问题，西方人的人性观相当长时期以来都是人性恶的假定，这以《圣经》为代表。因此，制度和法律必须跟上，以防范人性恶的带来负面效应甚或恶性膨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由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不同，有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必然出现巨大的差异性。比如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必然是集体和社会本位，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则是个人本位，以个人利益为重心。但是，即使是在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经济关系中，由于经济伦理学家的由于理论基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别，他们的经济伦理理念也可能大相径庭、差距甚大。比如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还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要学派霍曼的“经济秩序伦理学”、科斯洛夫斯基的“伦理的经济学”、乌尔利希的“整合性的经济伦理学”，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传统主义、激进主义三大基本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理念是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的深层根源，从理念层面对经济伦理的横断面进行必要的切分研究，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反之，如果不深入到经济伦理理念的层面，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往往由于停留于经验和表象而失去其深刻性，也必将失去给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职是之故，比较经济理论学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在于，对经济伦理理念展开刨根究底式的分析研究。
(二)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伦理问题
首先需要明白，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也是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同之处。所谓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广义地说，经济体制是由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进行决策并且执行决策的各种机制、组织安排和规则所构成。”它“包括所有的那些结构、组织、法律与规则、传统、信念、态度、价值、戒律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瑏瑣显然，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由于经济利益关系的不同，决定其经济伦理观念及其有关问题也就不同。然而，即使在经济制度相同而经济体制不同的条件下，蕴涵的伦理观念也具有异质性。不同经济体制所实际蕴涵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美国伦理学家•诺兰曾指出:“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每一种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瑏瑤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而且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经济体制也不相同，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奉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道德观，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则奉行“己他两利”的互利主义的道德观。瑏瑥对于前者，正如“如果赋予个人以迫求他私人利益的自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将使他们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相互行动。”瑏瑦对于后者，国家经济伦理制度、企业伦理制度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何在?即使是同样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伦理制度、企业伦理制度也会有些歧异或者异质性，所有这些都需要比较研究。
(三)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
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社会和企业到个人，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经济活动涵盖生产(劳动)、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方面，与此对应的有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和消费伦理，还有衍生出来的生态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道德的经济作用、企业伦理、诚信问题、公平正义问题、产权伦理问题、全球伦理问题等。当然，由于企业是现代经济主体的核心，因而企业伦理问题是其中的中心问题。企业伦理也是一个庞大的研究方向，涵盖企业的本质、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企业道德经营、企业伦理模式、企业人格化、企业灵魂、企业良心等。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要共时性的比较，不仅要研究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表现形式，以弄清其本质和性质;而且要历时性地比较分析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和问题，以弄清其历史演变规律。如，为何我国过去曾经用以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现在变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意公平”?对这一问题需要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的比较研究方法。
(四)经济伦理学的比较
研究比较经济伦理，离不开对国外学者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的观照。经济伦理学的比较也可划归“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的框题内，由于其特殊性，故而宜于专门研究。经济伦理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成为国际化的潮流，关注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无论对了解和研究国外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对中西方或者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现状、研究主题、理论特色、学术贡献和教育状况、经济伦理学家及其任务等层面进行比较，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之间的优劣短长，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欧洲和西方的经济伦理学有关发展历史与现状。这对于汲取西方有用的学术与理论资源为我所用，取长补短大有助益。比如，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非常注意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对接无缝”“产学研一条龙”，这对中国的学界和商界都具有示范意义和警示意义。当然，从研究发展的趋势看，随着世界“收缩”和开放交流程度日益加剧，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阈中的经济伦理学比较，其范围和研究领域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展深化。当然，比较关涉范围的分类，只是为阐述之便所作的相对性区分。在研究时，大可不必受此限制，可以打通并连缀起来相关层面进行多维度比较研究。
四、创立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历史储备悠久而初现研究气象的学科，建构比较经济伦理学问题的提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和启发价值: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将以更加开放包容、气势恢弘的姿态面对国外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加学科化、专业化、细密化的研究路向。无论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方面都要坚定而明晰地进行历史性的范式转换，对经济伦理研究的“扩容、分层与提升”是经济伦理学发展的时代趋势，也是中国经济伦理学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比较经济伦理学具有的学术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有四:
其一，有助于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转换和革新，从而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系统、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和学科建设。就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学科体系尚属初创、远未形成涉及各个层面的较为成熟的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中西经济伦理思想的融会贯通尚很欠缺。比较经济伦理学确实为中国经济伦理的转型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经济事实与经济伦理理论的比较，我们过去有些经济伦理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没法对经济实践做出回应。有些实践中已经在做的出现的好的经济伦理的例子缺乏必要的提升和总结。现在这种状况也仍然存在。这即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比较的必要性。瑏瑧比较经济伦理学所研究范围关涉到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由于没有比较研究，研究的细腻和深入程度不够。从方法论层面来说，比较方法中经验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对深化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在宏观制度、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层面研究的发展进步。
其二，有助于弄清当代中国经济伦理转型及其特质。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过:“如果你认识自己已失去机制，就把你同别人进行比较。”同别人进行比较是认识自己的长短优劣的有效方法。因此，研究外国、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经济伦理，不只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经济伦理的特质。可见，对于中国经济伦理特别是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特质的把握，离不开比较视角。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基础、社会根源、伦理思想根源、哲学根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经济伦理在性质、任务、核心观点、原则和功能等方面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的相反。此外，还可以将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与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加以比较，这样，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优劣和特质就自然会清晰地展现出来。总之，从认识别人而得到的自我认识，是比较经济伦理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教益。
伦理学方法篇2
[关键词]认知伦理学 本体论伦理学 理性的无能 主体性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 个体性的伦理生活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018-07
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来，下述本体论伦理学的观点就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我们的伦理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独立于我们主观思维的客观的价值领域，如由社会的人或城邦的目的性构成的价值领域。作为个人，我们只有把自己的行为依附于这些客观的价值之上才能显示出价值。在这里，并非任何主观的偏爱或理性的选择都是有价值的。而自康德以来，人们也坚持这样一种认知主义的(非本体论的)看法：伦理的善或价值乃是纯粹理性的产物，只有遵循理性的普遍法则，人们的行动才有价值、才是善的，任何以有限的目的性动机为前提的行为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善在这里绝非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相反，它来自于我们的理性的法则。今天，这两种伦理学的观点仍然在整个道德理论的实践中占据着主要位置：一方面，规范伦理学仍然迷恋于康德式的认知伦理学，而另一方面，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者则始终坚持一种本体论的伦理学。由于这种原因，我们所面对的是各种无法进行任何沟通的思想原则的森严对立，如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责任性的道德自我与本体性的道德自我、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因此，在今天的伦理学领域中一直弥漫着一种极为不和谐的气氛；当代伦理学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也因此处于一种极为混乱的状态之中。然而，只要人们更加仔细地揣摩这些相互对立的主张，或者只要我们对这些困扰我们的对立的思想原则进行更深入一点的反思，隐藏在这些对立的思维原则背后的那些假设的弱点还是能够暴露出来的。因此，本文打算揭示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原则所带来的某些假相，以便使我们的伦理实践能够建立在更加合理的方法论基础之上。
一、认知伦理学与主体性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指出了理性的无能。在他看来，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确定为我们能够正确把握实在世界的理性洞察的能力，实际上只是一种理论思维的能力，它在具体的实践生活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相对理性认知而言，技术创制和伦理生活是另外完全不同的领域。特别是伦理实践的领域，它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完全独立于理性认知的(epistemic)领域。柏拉图的知识论把这些不同的领域一概置于理性认知的范围内是错误的。尽管柏拉图本人并没有因此建立一种完全基于理性认知的伦理学，但由于其知识论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仍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伦理实践完全是由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感性经验不同的理性认知所支配的。柏拉图善的理念就是一个理性认知的对象，它是一个只通过辩证法的直观才能把握到的对象。柏拉图就因此认为，仅仅凭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感性思维，我们永远也达不到善的理念所要求达到的那种认知的高度。但是，由于树立了一个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感性经验的善的理念，柏拉图也就使伦理学变成了一门不太可能的科学，或者说，他使伦理学变成了只对于少数人而言才是可能的一门科学。
传统的认知伦理学(普遍主义的道德哲学)在这一方面犯了与柏拉图相同的错误：它只注重对道德判断的规范基础的考察，而很少考虑那些与自我的目的性设置相关的伦理自我认识的问题。甚至在商谈伦理学的时候，这种错误似乎还被延续着。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对传统的认知伦理学进行了纠正，但他还是认为，有关伦理动机的探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如何能够产生道德意志的问题已成了一个过时的问题。在今天，“有关公正的伦理学必然会无视伦理动机的问题，为什么应当是道德的?这种问题应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回答。通过合理性论辩来证明一种‘良知’，即明确地使一个人对道德义务的认知转变为相应的意志决断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说，今天，作为一种解决社会交往中的冲突的道德理论本身，已成为一种论辩、一种目的，旨在维护每一个交往者权利的合理性论辩。除非你拒绝进入由合理往规则支配的社会交往领域，否则，你就必须接受你作为一个社会交往的行为者的角色。这里并不存在一种道德理论如何通过理论的宣扬来使自我进入“道德自我”的状态的问题。
这是一种把米德式的互主体性的概念绝对化的思想产物。把互主体性的概念绝对化是危险的，如果这样的话，即使像商谈伦理学这样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伦理学，也会陷入迷途。如果我们把自我意识还原为对象意识，并给予第三者的视角以优先性来规定自我意识，我们就有可能滑向下述立场：认为自我只有通过另一个自我才能认识到自身，即认为他人意识高于自我意识；而从根本上忽略这一点：他人永远只是一个假设，要赋予他或她以一种人格，需要首先对作为主体意味着什么有先验的理解，作为主体的我，是不能仅仅从与他人的合作中获得这种理解的。这也就是说，把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直接等同于那个自我确定自己的参与者和对话者的地位的主体(互主体)是错误的。
伦理实践的重心转移并不意味着古典伦理学所关心的伦理的自我认识的问题已经消失。不能因为现代伦理学关注的是公正性的社会交往问题，而完全排除主体性意识哲学。实际上，既使像亨利希这样的主体性哲学家的意识哲学观点，也仍然是我们需要的。他认为，自我的知识是独特的、自成一格的(suigeneris)，因为在讨论这些知识时人们无法在它与那些没有真正达到自我的知识阶段的意见之间做出分辨。在某些情况下，这使得人们认为，自我的知识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简单的知识，它类似于直觉的知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有多种结构的复合体。因为它一直总是一种带有“某人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本身就是复合的。由此观之，我们就必须认为，认知性的自我关联(认识自己)，不可能从自我的复合体中的某个部分来建构。自我的复合体必须同时被呈现，它们是通过相互依赖来自我修正和自我确定的。这种特性将影响我们对(我们的)由意识引导的生活发展的理解。可以肯定的是，通过采用一定的步骤，认知性的自我关联可以达到清晰的状态，并能发展为那种我们所认为的真切无误的合理性的生活。虽然外在的因素所带来的刺激对它也很重要，但自我关联或自我的知识完全是内生的(endoge―nous)。从这个角度看，主体性的哲学与神经科学的观点是一致的，虽然在方法和看问题的角度上它们
仍有很大的区别。试图获得自我的知识，却总是陷入无法逃避的循环，它是哲学的一个教训。这表明，不能采用平常用来解释这种类型的知识的方法来分析它，因为自我就是自我的思想本身，而不是别的。那种通过分析自我的某一单个的部分来获得关于自我的知识的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解释学从另一个角度谈到了自我的问题，它对商谈伦理学也有补充性的价值。我们知道，解释学采用了历史主义或历史本体论的方式来实现对理性有限性的超越。在伽达默尔那里，理解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把由语言的词语结构构成的流传之物，即本文当作所要理解的对象。此时，由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词语的观念性(idealitat)，对流传之物的理解不再是简单的再现，而是呈现为一种不断超越流传之物的原始意义的“创造性的”解读过程。这里的“创造性的”解读并不是一种主观性的活动，它是根据理解者先在的“前理解”――理解者在其所处的历史情境中所形成的历史观念――所进行的一种解读。很明显，在这种解释学的概念中，实际上包含着对自我意识形成的分析。它表明自我意识是在与流传之物的广泛和不断接触(观看、阅读)中，通过我们带有自身特定历史视域的不断理解而建立起来的。伽达默尔的这一看法显然对于建立一种现代自我的同一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自我意识是自我行动的意志基础，缺乏这种意识，我们就不会有我们该做什么或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观念。
查尔斯，泰勒从一种本体论的角度谈到了自我理解的主体性意义。通过历史考察(泰勒考察了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尔、康德、赫德尔、席勒、雪莱、柯勒律治、叶芝、荷尔德林和波德莱尔等人的自我概念)，泰勒认为，现代的“自我”是由以下三种主体性的“自我”构成的：(1)建立在对宇宙和存在的秩序的爱之上的自我。(2)建立在主体性自我意识之上的自我。(3)建立在自我实现和自我塑造的理想之上的自我。正是这三种“自我”决定了现代自我的行为方式。通过这种分析，泰勒强调。伦理行为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行为，它是一种在被感知到的意义的驱使下自我表达的活动。伦理行为动机的根源，是潜藏在使生活或世界对我们而言变得有意义的那些价值观念之中的。
亨利希、伽达默尔和泰勒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缺少一种用以理解自我的诠释理论，就无法真正从根本上意识到自我的统一性及其固有的秩序。这一问题与伦理学有密切的关系。一种真实的生活终究是我们所选择的，它不可能是被给予的。也就是说，把自我的“意义感受”或“兴趣”排除在外，就不能真正确定，我们到底需要何种生活，或何种生活对我们是真实和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不可能去体会或领略那些目的旨在维护每一个人利益的道德普遍原则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康德在道德哲学中的革命和由此带来的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伦理自我认识的问题变得毫无意义了。实际上就连康德本人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一点：伦理的自我认识有益于人们提高自身的道德认知水平。在1797年的《伦理的形而上学》(metaphvsikderSitten)一书中，康德提出了一种美德(tugent)的理论，它以形而上学目的论为基础对人们如何把握自己作为一个感性的人的目的方法做了详尽的探讨。比如，他谈到，任何人都不可能由别人强迫去获得一个目的，只有我自己能够使某物成为我的目的。的确，他人可以强迫我去做那些不是我的目的的事，但决不能使我把它视为我的目的。这里的问题显然关系到伦理的自我认识的问题，一个人自己如果不知道对自己而言，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或自己不能把某物视为目的，他就永远不会有目的，别人是不可能为他设置一个目的的。康德在这里谈的“自我设置目的”的自我认识，是服务于道德的完善的。它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设置目的的人，就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由于伦理实践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行为者必须认识自身和决定自身，他必须通过认识自身来获得行动的意志，这种对自我存在的目的性的认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康德对把道德目的论作为实践理性的补充的构思的执著，亨利希对自成一格的主体、伽达默尔和泰勒对历史的自我诠释与自我意识的形成的因果关系的探究中，已不难看出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理解的重要性。关于伦理实践，决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主体没有通过任何积极的价值反思，而能够按照某种外在的规则行动。实践意志的产生与主体自身的价值反思密切相关；只有当他真正提出“我是谁”或“什么是我所希望和热爱的”这样的价值问题，并找到相应的答案时，他的实践热情才有可能被激发。即伦理实践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的自我意识和动机的纯粹理论认识的活动。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了自我的统一性及其固有的秩序，规范性的伦理就会成为没有实践力量的空洞的教条。
二、本体论伦理学的还原论谬误
应该指出的是，伽达默尔和泰勒的观点是本体论的，因而也同样是有缺陷的：它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把自我单方面地还原为一种“伦理明察”的自我(即还原为受特定的文化语境制约的自我)。解释学所谈到的理解的普遍性，也仅仅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它只是对于某一特定生活共同体或文化而言是普遍的。以泰勒为代表的本体论伦理学也是如此。由于认为历史的“构成性的善”(非程序性建构的)对现代道德自我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本体论伦理学把现代的道德自我理解为一种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范式的狭小空间才能相互沟通的自我。如麦金太尔就过分强调了规范与具体应用情境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在他看来，规范就犹如解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它是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而被“读懂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现代社会在价值上的多元化，那种固定的语境或共享的善，已不再存在了。我们有多种语境和共享的善，它们都只是不同的语境和善的一种。除非我们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小的文化社区内，或者寄希望于我们能够重新回到那种人人都遵循同一种传统美德的古典社会，我们才能想象一种固定不变的语境和共享的善的存在。在今天的社会中，按照一种建立在单一共享的善之上的价值观念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是不现实的。现代伦理实践已不再依赖于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动机。实际上，从斯宾诺莎、霍布斯时代起，人们就已经开始把世界置于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模式之中来理解。当然，也许我们只能在韦伯的现代性诊断中真正看到现实世界自然的(本来的)面目，一个不再依赖任何魔力的“失魅的”(entzaduben)世界。在这一“失魅的”世界中，实践的动机变得更加真实了，只有那种自然的、合乎实践主体自身的兴趣和利益的观念才能够真正展示出来。现代性的反思是被动的，但实际上又是主动的。在它总是受到制约的反思形式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主的、完全按照个人的自我选择进行反思和行动的主体。因此，本体论伦理学的观点并没有它的一些支持者想象的那么无隙可击，因为它走向了一种在我们看来只会把道德实践引向错误方向的还原论――一种认为道德规范完全是建立在文化价值观之上的还原论。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以伦理的价值观的历史性为由，对个人在伦理生活上的自由意愿
视而不见。一种现代伦理学必须给予个人以充分自由表达自己的生活意愿的权利，并把由个人通过自由表达而形成的共识当作一种衡量道德规范是否有效的标准。这就是说，现代伦理学应该更多地从现代多元价值论的视角来审视具体的文化价值观。如果一种文化价值观真正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就必须首先是个人自由表达和自由选择的产物。在规范理解更依赖个人独立反思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任何一种被认为是道德的规范都必须经得起更广泛的观点的检验。因此，一种现代的伦理学不应当认为存在着某种不能改变的道德的价值观，相反，它应当认为，道德的价值观是可以改变的。对于今天的伦理学来说。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事实：建立在个体性反思水平之上的理解的差异性使我们的文化观、价值观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流动状态。这种由个体性的反思、时空距离产生的在文化或价值观念上的不断变化的世界，的确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早在黑格尔的时代(或黑格尔所看到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它的基本特征是：“反思所特有的层次成了现代世界的标志，……现在，我们能够用来说明白己和他人的文化的解释框架的范围已变得非常宽广……”。进一步说，反思是对世界的变化所采取的一种应对。在世界的这一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你只能接受一种事实而不能拒绝它。就个人而言，反思即意味着他选择忘记过去，他决意使自己处于由自我意识支配的状态，而不愿受传统观念的制约。尽管有人不愿进行这种反思，而更愿追溯过去、求助于以往的价值观念，但这种情况无疑只是少数。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里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市场。“自我意识的现象，连同支持它的社会机构和发展过程，都说明了为什么生活的旧有形式并非现在的真正选择……”。
如果上述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本体论伦理学就必须修正自己某些过于保守的立场，即它就必须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亚里士多德为了回答苏格拉底“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所做的解释尽管是针对“每一个人的”，但却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把社会的目的与每一个人的人生目的和利益直接等同起来，并把是否与社会的目的保持一致，视为判定一个人是否具有伦理的德性的标准，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的伦理学。无疑，亚里士多德的本意就是希望伦理学能够成为政治学的基础，以帮助解释一系列政治学方面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如果能够从伦理学中首先证明这一点，个人的完善与其赖以生活于其中的“城邦”社会自身的完善是同一的，那么就能对何种政体或政治的管理方式最好或最恰当的问题做出回答。但这种实践哲学体系的构思方式，对于伦理学这门学科本身来说是不恰当的。由于这种体系性的思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特殊的哲学思想之上的(这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形而上学目的论的思想有关)，它必然会把伦理学归属于政治学，并会使伦理学丧失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
三、伦理的内在超越与赋予人以个体性的伦理生活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认知伦理学和本体论伦理学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伦理实践中的某些本质的问题，但前者有走向没有主体的绝对互主体主义的危险，后者把伦理的价值完全与本体论意义上的善等同起来，使得伦理学不再是一门认知性的实践哲学，并且使伦理学滑向了相对主义。因此，无论我们在这两种伦理学中选择哪一种，结果都是消极的。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来实现对这两种伦理学的超越。(1)放弃任何形式的狭隘的本体论伦理学，避免主体性的自主性反思仅仅停留在狭小的地域性文化的范围内。(2)为了不至于重新陷入理性的无能的困境，放弃外部的道德普遍主义，用内在超越的方式来使伦理的价值自我解释符合认知性的开放性原则。(3)重建有关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的古典伦理学。即为后习惯的(post-convendonal)社会补充建立一门个体性的伦理学。
商谈伦理学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在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一个普遍交往的领域，我们不能把由历史的自我理解而形成的价值观视为一种固有的或一成不变的真理；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在自我意识的本源性(genesis)和有效性(validity)之间做出区别，即不能把自我意识的本源性与自我意识的有效性相混淆。作为一种建立在对历史及其本文的意义的理解之上的自我意识，或作为一种总是与历史及其本文相关联的自我意识，由于其具有历史的本源性，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真实的或本真的(authentic)，但真实的或本真的并不等于有效的。在这里，我们同样必须对固有的行为和观念提出认知的有效性要求。不能把自我意识的观念封闭起来，或把自我意识的观念视为一个在价值上自足的概念系统。必须通过对传统固有的伦理观念提出有效性的要求来打破封闭的文化壁垒。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对自身的观念的确证置于合理的商谈和对话中来进行，并在合理的商谈中更新我们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更新作为主体的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总之，今天的伦理学不应拒绝自我批判，它应开放性地对待自己业已形成的观念。
我们必须意识到，任何一种伽达默尔意义上的理解或解释视域的融合，都不应当作一种“他们”同化于“我们”或我们皈依“他们”的过程来理解，相反，它应该被视为一种在合理交往的引导下不同观点的趋同过程。只要不同的传统都能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即都不以维护自身传统的纯洁性为由拒绝承认现代性的宽容原则，那么，不同传统就可以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有关某些行为的正当性与否的解释。重要的是，也只有通过把不同的传统置于一种平等的或对称的关系中来理解。我们才有可能使不同传统的固有价值得到真正的维护(有如被正确理解的解释学的观点那样)。如果像本体论伦理学那样，用一种分类学的手法把传统区分开来，在今天的世界性的交往过程中，一些传统就很有可能在这种封闭的传统自我意识中受到伤害，而不是得到应有的维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伦理学重建做到了康德所没有真正做到的事情，使道德实践彻底摆脱了道德实在论的束缚。也使得道德的认知实践更符合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要求，即符合一个不再相信任何永恒不变的“实在的”真理，而把真理视为纯粹建构性之物的时代的基本要求。
但问题是，如果理性是无能的(impotent)和空洞的，我们如何能在没有任何特定动机的条件下形成共识，即获得有效性这一概念?认知伦理学把超越伦理一政治话语的普遍商谈当作证明规范的有效性的基本手段，必须考虑到以下事实：由历史中的自我理解所形成的“有限的公共舆论”或“文化－伦理的自我解释”乃是我们形成超越特定的历史自我理解的“普遍的公共舆论”的起点。显然。商谈伦理学对这一点还强调得不够，不存在没有任何历史起点的商谈，因此，由一般公共舆论所形成的共识实际上只能理解为一种视角的融合――一种让步或一种各自放弃自己某些固有的主张。接受他人的某些主张的妥协。基于道德规范的普遍化原则之上的规范商谈只能视为一种基于内在超越原则之上的商谈。即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从抽象或理想的普遍原则开始的、没有任何固有视域的商谈。在这里。商谈所能解决的只是各种不同的观点如何融合或趋同的问题。如果商谈是外部的，即它只是一种根据某种抽象的普遍
原则展开的对话，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人为的、与人们真实的愿望没有真正联系的商谈。
之所以认为基于内在超越原则之上的商谈更切实可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更加现实的伦理实践的态度之上的。这种伦理实践态度以一种既不同于认知主义也不同于本体论伦理学的方式来审查价值的合理性问题。一方面，它将指导我们把生活世界的具体文化形式和伦理秩序与超出它们之外的、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也就是更理想的)有效性要求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它也能够在坚持规范论证的前提下，保留一种与具体生活形式相结合的古典实践哲学的传统。因此，这种现实和辩证的伦理实践态度并不否认具体生活世界的文化形式、权利观念及其所具有的潜在的伦理价值，但也不会同意用特定生活世界的规范价值来对伦理的规范概念进行自我解释。在特定的前提下超越生活世界自足的伦理习性和思维范式，而不是在空洞的理想交往环境下实现这种超越，这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超越不仅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和政治秩序之间相互理解的基本前提，而且也是一切知识产生的基本前提。
我们需要建立一门对个人伦理生活做出科学描述的个体性伦理学。这门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它将使我们认识到，把伦理的行为完全当作一种特定语境中的反思来看待，以及把伦理商谈转化为仅仅是关于现代责任性(交往性)的自我的法律式的商谈都是不恰当的或片面的(显然，这两种伦理学都缺乏对个人的伦理生活做出科学说明的伦理学)。如果合乎伦理的德的唯一的标准是，与实际的交往生活中被普遍认可的行为应保持一致(前一种伦理学重复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行为应是一种体现了中庸或适度原则的社会交往行为的观点，后一种伦理学则把道德上正确的行为与符合规范的公正性的行为联系起来)，那么，这意味着所有的伦理的行为就是一种努力在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社会之间寻找共同点的行为。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在满足了某些条件后，它是对的)，但它在一般认知心理学上却是说不通的，因为这种观点完全剥夺了行为主体的任何自我意识或自我思考的权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抹杀了人存在的个体性差异，因为它已预先假定了一种伦理的状态，即它已首先肯定了伦理的实在性。这样，个人的行为就完全被排除在伦理的行为之外。因此，当我们认为伦理实践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一种“伦理的明智”或“规范意识”――一种能够从特定的语境或超语境的视角对自我的行为做出敏锐判断的判断力，实际上就对人做了一种反心理学和学的解释。
现代世界特有的反思形式和实践意志已经对伦理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伦理实践不再可能建立在传统的那种理性的理论原理之上，它要求更多的是实践主体自身的自我意识或反思的能力。在这里(采用威廉姆斯的较为激进的观点)，人们既不需要那种在传统伦理学中被认为必不可少的“伦理知识”(诸如有关什么是至善、习惯、风俗或规范的知识)，也不需要那些为政治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有关伦理实践的目的的确定性知识(诸如有关什么是行为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知识，以及行为的正当与非正当的严格定义)。因为这两种伦理实践观念都错误地把伦理实践理解为一种按照规定进行的实践。认为伦理实践首先必须具有一种伦理信念，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对我们伦理实践本质的误解之上的。对于现代伦理学来说，所要做的并不是去建立某种伦理规范实践的体系，或通过一系列理论工作来使一种理论为人们所接受。相反，现代伦理学应该鼓励人们通过自我意识和反思来消除伦理的知识，即消除这样一种幻象：存在着某种可以作为我们行为指导原则的伦理知识。由于伦理规范的基础已经坍塌，现在这样一种伦理的知识已不存在了。如果存在一种伦理的知识的话，它也只是一种为我们当下的反思所建构的知识：传统伦理学意义上的那种具有规定性意义的伦理知识已经毫无意义了。“知识已经被消除了，因为求助于某种知识的潜在的需求已被消除；不仅如此，如果他们考虑早先的信念，就会出现这种情形：他们现在看待它就像一个观察者看待它一样，它已变成了一种不再属于他们的知识。”
伦理学方法篇3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我校2008级护理专业全日制本科生83名，男7名，女76名；年龄19~22岁，平均(20.6±0.5)岁。授课教师3名，其中讲师2名、助教1名。
1．2方法
1．2．1教学内容及方法《护理伦理学》是我院护理学专业本科学生必修课程之一，共27学时。教学内容以尹梅主编的《护理伦理学》为主，并参考国内其他同类教材。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内容进行教学，采取讲授法、小组讨论、应用多媒体等多种方式教学。期末成立教学考核小组，对教学内容、方法及考核方法统一认识并按计划实施。
1．2．2考核方法课程开始时即向学生介绍考试的具体措施和评分标准。“情景演示-辩论-总结”式考核方法主要是关于《护理伦理学》知识应用的考核：考核主要包括3个部分:一是案例情景演示（40分）：以宿舍为单位，4~6名学生组成1个小组。要求学生选择目前教材上或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伦理问题，设计方案，充分拓展思维，将案例以小品或者情景剧演示出来，然后表明此案例中的伦理问题。②辩论环节（40分）：该组同学针对案例中所呈现的伦理问题进行辩论，辩论过程中各自表明自己对此伦理问题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解决方法，时间不超过10min。然后回答其他组的学生对本组情景演示以及伦理问题的意见或者看法。③总结：（20分）：课程结束后，小组根据自己的表演和辩论以及回答问题情况等详细地整理记录下来，以作为书面作业。
1．2．3评价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对创新式考核方法的满意程度、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等。全部考核完毕后，组织学生进行集体答卷,共发放问卷83份,收回83份,有效率为100%。
2结果
调查结果：对创新考核方法的满意程度：满意74.7%，一般14.5%，不满意10.8%；是否赞成考试改革：赞成66.3%，一般24.1%，不赞成9.6%；对强化护理伦理理论知识的理解的帮助：有帮助72.3%，一般16.9%，没帮助10.8%；对分析和解决护理工作中的伦理问题的帮助：有帮助68.7%，一般18.1%，没帮助13.2%；对提高沟通交流能力的帮助：有帮助69.9%，一般21.7%，没帮助8.4%；对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的帮助：有帮助67.5%，一般20.5%，没帮助12.0%。
3讨论
3.1《护理伦理学》考核方式改革是时展的必然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整体护理模式的深入开展，护士在临床护理过程中与患者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护士的角色不再简单的是“打针、发药”［1］。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容易造成诸多弊端：考试题型中客观性试题比例大，而综合性思考题、分析论述题少，其鼓励的是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不利于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形成。因此传统的闭卷考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另外，课程结束时进行闭卷考试仅仅是一次性考试，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误导，使其认为平时可以不认真参与学习，只要临考前“抱抱佛脚”，考试60分过关就行。这些弊端若不克服，势必影响护理人才的培养［2］。从改革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护理伦理学》课程的考核改革确实可以从多方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考核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从而培养适应护理学发展的人才。
3.2“教学互为一体”可促进《护理伦理学》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传统是采用在课程讲授完成后，通过一次性的理论考核给护生记本门课程成绩，根本无法考虑其教学的实际效果［3］。在新的考核方式中,教师从多方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能发现学生的优点和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从考核过程中发现自身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达到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相互提升的效果。在考核评价过程中始终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既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又改变了以往教师期末“一卷定分”的考核方法,全面提高《护理伦理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3.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新的医学模式将护患交流提到了重要日程［4］，而以往的闭卷考核都是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的掌握，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很少，几乎是没有的，因此使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而在新的考核方法中不论是情景演示还是辩论的环节过程中需要与同学进行沟通交流,这种模式正好提供给学生展示自己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提高其沟通交流能力，为将来更容易地面对临床复杂的护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4能较全面的评价学生掌握护理伦理知识《护理伦理学》课程的考核方式，贯穿了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以及护患关系、护护关系的沟通及处理原则等，提高了学生在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将多门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首先选择案例环节，需要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分析案例,并思考如何才能将案例更好地展示出来；在情景演示过程中学生运用相关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知识的能力；在辩论环节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案例的综合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
3.5有助于学生将护理伦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护理伦理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通过情景演示和辩论把枯燥的理论考核变成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同时在考核前帮助学生选用或制作教材上以及现实发生过的案例，然后让学生分析、判断、解决护理案例中的伦理问题，在此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技巧,加深学生对《护理伦理学》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做一名合格护士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3］。
4小结
经过实践发现，“情景演示-辩论-总结”式考核方法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和应用《护理伦理学》知识，它的目的不单是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将来的护理工作中能很好地面对并解决护理伦理学问题。《护理伦理学》考核方式的改革，探索顺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是让学生从应试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孙艳华.浅谈护患之间的沟通技巧［J］.中外健康文摘，2009,6(4):213-214.
［2］周瑾，陈君英.护理管理学考核评价方法改革的尝试［J］.护士进修杂志，2008,23（17）：1554-1555.
伦理学方法篇4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
伦理学方法篇5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整，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伦理学方法篇6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
伦理学方法篇7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伦理学方法篇8
关键词：行政伦理；行政伦理研究；公共性；美德伦理；规范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6-0106-06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异常复杂的历史转型期，这一处境反映到学术研究领域，使得建构在历史和经验向度的“价值选择”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哲学界和公共行政学界，学者们针对行政伦理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通过CSSCi数据库检索2000年以来以“行政伦理”为篇名的文献，从背景、内核、属性、主要论域及研究展望等方面，对十多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价。
一、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第一，从历史背景看，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源远流长，这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土壤和价值要素。早在夏、商、周时期，统治者就提倡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并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充满了朴素行政伦理的火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传统行政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根源与基础。随后，儒墨道法相继嬗替的博弈形塑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主流与边缘之态势[1]。中国丰厚的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为现代行政伦理建设提供了基础，在适当的契机可以顺势开出现代行政伦理之花。
第二，从现实背景看，当前中国公共行政实践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型构了行政伦理研究的现实境遇。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受到了极大冲击，与之相应的行政伦理体系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适应现代行政的需求，因此，新世纪以来，为了引导对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治理，中国理论界广泛开展了对行政伦理的研究。
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铺垫与支持，行政伦理问题的严峻现实为行政伦理研究提供了现实动力，加之近年来学界逐渐形成的有利的研究氛围，促使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呈现勃兴之势。
二、行政伦理的价值核心：公共性
价值向度的行政伦理通过行政价值的内化起着提高行政人员道德水平、规范公务人员行政行为的作用。作为公务人员在行政实践中的道德追求，行政伦理价值具有重要的评价和导向功能。顺理成章地，行政伦理价值便成为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逻辑起点。
行政实践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活动，这一复杂性决定行政伦理价值并非是一种单一价值，而是多种价值构成的有机体系，表现为诸如“公正和正义的结合”[2]、“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统一”[3]等。但是，这种宏观勾勒式的描述只能为我们展现大致的轮廓，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需要从伦理价值体系的内核入手。不少学者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有些学者认为“勤政”是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在于公平和效率之间，因为行政伦理实践的复杂性决定“我们只能在某一视角范围内肯定公平优先而在另一视角范围内肯定效率优先”[5]。然而，勤政仅仅是行政人员应当遵循的一种具体法则，并不能指导复杂的行政伦理实践，特别是当行政人员面临激烈的伦理冲突时，作为价值核心的“勤政”往往应对无力。而如果将行政伦理价值核心置于“公平”与“效率”之间，则往往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特别是当二者产生冲突时，如何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更是严峻的考验。
结合理论文献和社会现实来看，中国行政伦理体系实际上是围绕着“公共性”这一内核生长起来的。公共性是行政体系合法性的来源和行政活动正当性的依据，嵌含在每一项现代行政活动中，具体表现为行政活动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行政制度的“公共性”是在其本身建构和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是“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以及同作为正式制度的行政伦理之间关系的研究”[6]，并实际上成了现代行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指向。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现代行政所承载的这种“公共性”必然内化为行政伦理要求，并成为统领行政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
价值核心内含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本质，明示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定位，指引着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方向。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正是围绕着“公共性”这一价值核心构建起了庞大的学术图景，为公共行政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技术上的支持。
三、行政伦理的价值属性：美德伦理抑或规范伦理
人的伦理道德生活是由元伦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三个层次构成的综合系统，不同层次的伦理形态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对道德认知和动机的看法也不同。一般而言，元伦理涉及的是终极信仰和道德形而上的议题，行政伦理显然不属于这个范畴。那么，行政伦理的属性究竟是美德伦理还是规范伦理？
“规范伦理学与道德伦理学之分，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的中心：前者以‘我应该做什么’为中心；后者以‘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为中心。”[7]（p4）换言之，规范伦理追求从制度和规范的维度解决伦理问题，而美德伦理强调从个人的道德心性方面解决伦理问题。沿着这个逻辑，我们的疑问就转化成了另一个问题：行政伦理是依靠制度来规范行政人员的行为，还是通过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水平来引导其自身的行为？
如果行政伦理是一种美德伦理，那么就可以借助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超越官僚制的弊病，从根本上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平与正义。中国传统行政伦理追求和崇尚的“内圣外王”模式正是将行政伦理视为美德伦理的典范。如果将行政伦理视为美德伦理，那么行政伦理建设就应该走“内在化”的道路，致力于提高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水平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养，最终实现行政公平和公共利益。有些学者提出的“建立行政伦理价值观与社会成员价值观之间的灵活调适机制”[8]、“行政人的活动是一种德性实践”[9]等观点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但从实践来看，在政治科学中，“‘社会人的设定’、‘人的权力’、‘理性的限度’等理论为制度设计存在着的诸如‘权力会被滥用’等作了各种前在的预设”[10]，如果过分相信人的道德素质，放弃制度的约束，行政伦理建设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果行政伦理是一种规范伦理，那么就需要通过外在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制度来约束行政人员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把行政伦理当作一种美德伦理有悖逻辑，而且蕴含着内在的矛盾性和脆弱性[11]。因此，只有将行政伦理的属性明确为规范伦理，才能检讨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沦为空谈的理由，并对当代行政伦理建设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将行政伦理视为规范伦理，那么行政伦理建设就应该走“外在化”的道路，即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引导行政人员的行为，以实现行政公平和公共利益，如李沫阐述的“行政伦理法典化的运作构想”[12]，丁成际提出的“推动行政伦理监督立法”、“建立健全行政伦理监督体系与利益保障机制”[13]等观点。但是，反过来说，行政伦理本身就是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中的价值选择，如果单靠外在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道德法则，其效果必定堪忧。
事实上，我们讨论行政伦理属性的目的并非是要以规范伦理否定美德伦理或以美德伦理否定规范伦理。这两种属性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表达了良好道德秩序建构和传承所需要的相辅相成的两条思路”[14]。在行政实践和行政伦理的建构中，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行政伦理建设的方向与路径。
四、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主要论域
（一）行政伦理困境：利益指向与效忠对象
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行政人员常常遇到的问题并非是“我该不该做出正确的行为”，而是“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人员必须在“两种以上行为之间进行选择，而每一种行为均有其价值标准予以支持”[15]。这种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伦理困境。处于伦理困境中的行政人员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出负责任的行为选择？
这一问题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有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思考的[16]（pp281286），有从冲突角度加以审视的[17]，也有从终极善的冲突和基本价值的矛盾方面进行阐述的[18]。这些研究虽然庞杂，但若进行细致的分析就可以发现，行政伦理困境实际上指向两个关键性的抉择。
第一，行政人员要追求何种利益？这要从行政人员自身的角色定位谈起。行政人员既扮演着“公务员”的角色，也扮演着“公民”的角色，如何调和这两种角色以及角色背后的利益诉求（在现实中，这两种利益诉求可能是矛盾甚至对立的），成为行政人员必须面对的难题。行政人员如果缺乏正确的道德意识，可能会为了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偏离“行政人”的要求，违背应当履行的职责，淡化甚至牺牲公共利益[19]。退一步讲，即便行政人员以公共利益为先，伦理困境依旧存在，例如“在资源分配的公共行政过程中，如何公正而合理地分配资源，对行政人员来说就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选择”[15]。
第二，行政人员要效忠何种对象？效忠行政组织是行政体制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是行政人员必须遵循的道德法则之一。但是，作为整体的行政组织的一分子，行政人员又必须效忠于行政组织所效忠的对象，即人民。这种效忠对象的二重性蕴含着冲突的可能。当行政组织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存在偏差时，效忠组织的要求和维护公共利益的要求就会对行政人员进行道德拷问。从理论上看，行政体制必须效忠公共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先。但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由于前者的道德约束力和激励机制强大而具体，而后者却往往是模糊而缺乏硬性约束的，此时，行政官员就可能为了组织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20]。这一点应当引起足够的警惕。
（二）行政伦理失范：本质与原因
行政伦理失范本质上是行政权力的异化，指的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罔顾行政伦理的规范与原则，损害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目标的行为。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利益结构的重组，导致行政实践中的伦理失范现象普遍存在。如何引导行政伦理、规避伦理失范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
第一，行政伦理失范的本质是行政主体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多种多样，肖勇将其归结为八种类型：经商型、权力寻租型、公款公贿型、贪污腐化型、卖官鬻爵型、渎职型、泄密型、隐匿财产型[21]；高中义、高伟认为行政伦理失范表现在利益倒错、权力角逐、权力扩张、欺下瞒上、任人唯亲五个方面[22]；还有学者运用统计工具，借由行政伦理观调查来反映行政伦理失范的现状[23]。但是，无论表象如何，其本质是一致的，即行政主体放弃或者违背了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运用“公共”的权力谋求“非公共”的利益。
第二，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在于个体道德的缺位和制度监督的缺位。从个体层面来讲，行政人员的道德缺位是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的关键。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行政主体的角色表现出不稳定性”[24]；“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导致的角色冲突”[13]直接引发了行政伦理失范。从制度层面来讲，现行监督制度没有切实发挥作用，为行政伦理失范提供了可能，具体表现在“行政伦理规范内容模糊而零散、执行不力、奖惩机制不对等、监控不严”[8]，“权力约束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存在问题”[25]等方面。个体道德的缺位和制度监督的缺位其实也就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这二者的共同作用催生了一系列行政伦理失范现象。
（三）行政伦理建设：三种典型模式
行政伦理建设是应对行政伦理失范的有效途径，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实践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至关重要。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学界系统地阐述了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并主要形成了三种模式。
第一，逻辑导向型。这种观点将行政伦理视为制度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这样，行政伦理建设自然就包含了两重逻辑。行政伦理蕴含着“整体的制度规范维度”与“个体的自觉约束维度”，二者的结合体现出“道德他律与自律、外在与内在、硬化与软化、社会约束与自我约束的关系”[26]。具体而言，就是“依靠制度性的力量来建立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公共秩序……通过个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来解决社会中的伦理问题”[27]。此外，还有学者将制度伦理进一步细分为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维度[28]，既强调制度的伦理价值，又凸显价值的制度取向。这种分析条理清晰、逻辑明确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日渐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第二，结构导向型。这种观点将行政伦理视为一个多维结构，这样，行政伦理的建设自然就是一个多维过程。如董建新提出要从政府组织伦理、政治家个人伦理和政府官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建构行政伦理[29]；王云萍提出要从公共政策伦理、公共组织伦理及公共行政人员个人伦理三个层次建构行政伦理[30]等。但是，这类划分方式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操作困境，另外，在能否保证逻辑上的互斥和范围上的穷尽方面也有待商榷。
第三，问题导向型。这种观点认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落实到行政实践中，主张要以问题为导向。如彭未名、丁辉霞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将行政伦理构建的路径归结为“服务理念-角色定位-行为模式-制度内化”[31]；向波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运用入手，将行政伦理构建的路径归结为“制度约束、张扬‘公共人’特性和责任意识的觉醒”[32]等。这类观点具有显著的问题意识，有助于实现行政伦理与现实环境的合理对接。
（四）行政伦理法制化：可能与限度
有学者认为，将行政伦理建构在行政人员的自律上，往往无异于“空中楼阁”，公权道德化、公权伦理化的观点是受到质疑的[33]；有学者明确提出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建设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措施[34]。这些研究都肯定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重要意义，其观点逐渐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针对行政伦理能否立法这一问题，有学者曾经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行政伦理规范一旦上位为法律规范，就会失去道德约束的意义，伦理规范就不再具有道德性而呈法律性[11]。但从实践来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伦理规范都能够上升为法律规范；其次，即便在上升为法律规范的伦理规范中，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底线原则、非心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权责同一原则”[35]等。这些原则为行政伦理法制化构筑了边界，保证了行政伦理法制化的良性运行。
当学界在欢呼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的时候，有些学者则忧心地指出这一进程可能存在着的过度化倾向，重法制、轻德性也可能带来严峻的问题。法制化确实可以成为解决行政伦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但绝不能成为行政伦理重制度、轻德性的充分理由。法制同样并非尽善尽美、无所不能。基于这一点，有学者提出要改变“伦理-制度-法制”的思维方式和建设路径，提倡“制度（法制）-责任意识-伦理自主”[36]的逆向思维，将伦理自主作为终极目标。这类观点也应当得到关注。
当然，无论争论如何，行政伦理法制化对于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未来的行政实践中，进一步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应当是题中之义。
五、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展望
新世纪以来，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学科体系日趋完善，研究广度和深度日趋扩展，在实践领域的价值也日益凸显。但仍有不少可以继续深入的空间，这里提出几个可能的方向。
（一）在研究内容上，关注后现论可能带来的突破
从已有研究来看，传统行政伦理和现代行政伦理都试图构建自己的范式，并借此厘清理论、指导实践。但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这种思维模式遭遇了不小的挫折。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转而寻求思维方式的突破。后现论的逐渐兴起和扩散渗透到公共行政实践中，为中国行政伦理研究的转变揭示出某种图景。后现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它通过对传统的怀疑和对现代的批判，在解构的基础上重构，有可能突破现有困境，实现良好的公共行政。从另一个方面说，后现论推崇对话和沟通，反映出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实现了不同观点间的互动，主体与主体间、主体与客体间形成了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建构在这种关系之上的行政伦理价值或许会为行政体系带来新的改变，这一点值得引起关注。
（二）在研究方法上，从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向全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变
回顾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发现，大部分研究采用了单一学科的方法，突出价值判断。但行政伦理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领域，既直接涉及行政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也间接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正是由于涉及学科的复杂性，行政伦理研究需要“用‘全学科’的方法研究行政伦理问题”[37]。近年来，不断有学者使用社会学或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审视行政伦理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长远来看，从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向全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变是行政伦理研究的必然趋势。
（三）在研究视角上，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
纵观过去十几年的行政伦理研究，核心在于专注构建行政伦理的概念、体系等学科层面的整体性架构。应当说，这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理论贡献毋庸置疑。但是，“一旦某个学科有了制度，那么在某个专题上，甚至在知识的推展上，并不需要才气，或者天分，只要规规矩矩地努力就可以了。”[38]（p72）当行政伦理研究到达一定的高度之后，过度重视学科导向反而限制了行政伦理研究的发展。可喜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在最近几年，关注时展中展现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势所趋。这种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变必将引导行政伦理研究走向深化、细化、具体化。
参考文献：
[1]高振杨，刘祖云.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2]罗德刚.行政伦理的基础价值观：公正和正义[J].社会科学研究，2002，（3）.
[3]曾盛聪.论行政伦理的价值――21世纪初公共行政道德化趋势下的阐释[J].道德与文明，2007，（3）.
伦理学方法篇9
阎钢教授的这部专著涉及到政治伦理的诸多领域，内容翔实。全书共九章，约37万字。纵观全书，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立论鲜明，论证充分，逻辑严谨，构建了完整的政治伦理学体系。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中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政治道德原则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以人为本、正义、诚信等基本政治道德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提出了民利、博爱、和平等政治道德规范以及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等政治道德范畴。在政治道德原则、规范的观照下，该书进一步从伦理的视角审视和思考国家政体、国家管理等问题，探究它们的道德合理性。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将审视的对象转向了政治道德主体，对领袖的伦理意义及其道德素质、公务员道德品质修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该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论述结构严谨，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伦理学体系。
第二，从历史的视角，该书对中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从而为政治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历史基础。该书首先探讨了中国先秦儒、墨、道、法诸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概述，接着对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开端意义。在梳理近现代西方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批判了政治的伦理虚无主义，树立起政治伦理主义的思想旗帜。
第三，该书坚持创新，在诸多理论问题上都有所突破。作者认为，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其目的是“维护一定社会中的一定人群的共同利益，以及协调这种利益的差异和矛盾，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政治伦理学要论》第7页)。秉承这种政治观，作者将政治道德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力图在政治伦理理论上有所突破。该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这些政治伦理思想提升为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伦理理念。同时将中国古代儒家“仁”和墨家的“兼爱”加以继承和发展，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构成现代政治伦理中的积极因素。总之，该书汇集古今政治伦理思想于一体，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将其融会贯通，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
第四，本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国家政体、国家管理、国家领袖以及公务员道德品质及其修养等问题进行了伦理性探讨，使得该书的理论观点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
第五，在方法上，该书为创建适合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政治伦理学要论》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广泛采用包括历史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科交叉的方法等在内的综合方法研究政治伦理问题，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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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的护理伦理教胄现状
1.1国外护理伦理学教育的内容
随着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文化价值观的改变以及护士角色的变化，护理伦理学的教育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外护理伦理学的教育内容较广泛，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也较多，包括人丁授精、体外受精、堕胎、有生理缺陷的婴儿、脏器捐献及移植;儿童、精神病患者、残疾人的权力;脑死亡、人体实验、自杀、安乐死、临终关怀、基因治疗、撤除生命支持措施、放弃治疗、护士的角色等:3:_。因此，近年来国际护理学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护士是终身探究和实践关怀照顾的学者。这也意味着护士是道德行动者，她们的行动始终是关怀照顾他人，尤其是患病的、虚弱的和有残疾的人在美国，人文课程在医学院课程所占的比例为20%-25%;英国和日本为10%-15%[5]。
化前珍等[6]报道，美国的高等护理教育将护理伦理学列为核心知识的第一项，内容包括澄清个人和专业的价值观;将护理专业伦理守则及专业原则用于临床实践;将伦理决策框架用于涉及道德概念;专业伦理及法律的临床情境;尊重不同的价值及信仰;应用法律及伦理原则保护病人等。这体现了将护理伦理教育放在重要地位，贯穿护理全过程，注重职业道德品质培养和职业道德实践的训练方向。
1.2国外对护理伦理教育所做的相关调査研究
williams[7]研究认为，在伦理教育中，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自我意识(反思〉和不断自我批评(评判性反思)是至关重要的。5〇^6^等[81研究表明，在护理方面评判性思维是专业责任和护理质量必要的部分，伦理教育必须要创造一个教育学上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培养和实践评判性思维[91。
olivianumminen[1°]对183名护理教育者和212名护士进行调査研究，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伦理道德被认为是护士的职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的综合教学方法需要发展。ChrisGastmans[^认为，护理伦理道德观最基本的3个部分是：道德实践的护理、护理主体间的特征和道德观念。StephenHanson[l2]认为，医疗和护理学生伦理课程的跨学科设置对他们是有益的。这种方式的教育更符合卫生保健目标的道德，可以帮助减少道德压力和倦怠，并能改善病人护理，特别是在伦理方面，跨学科的教育带来的好处大于许多学校可能在发展这类课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造一个独立解决伦理问题的机会，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对学生而言，有意义的学习应该是帮助他们掌握如何应用相关的理论和学科知识来洞察及分析在日常工作中所面对的伦理课题或道德困惑，并思考符合伦理的做法及其理论依据。
2国内的护理伦理教宵现状
2.1国内护理伦理学教育的内容
国内护理伦理教育起步晚，1983年我国护理伦理教育才逐渐开始出现。国内的护理伦理学教育内容，重点放在护患关系、护理道德规范和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上。我国的医学教育在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间发展存在失衡，在这个体制下培养出的医务人员，人文关怀相对比较欠缺，容易出现重“技”而轻“德”的现象，这对一名医务人员来说,是本末倒置的[5]。杨丽报道[16]，大部分学生认为护理伦理学讲授内容包括护理伦理概念、伦理理论与规范、生命与尊严、生命伦理的必要性等主题，涉及面广，但是欠缺3前我国临床护理急需的有关伦理决策问题和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开发而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等。
2.2国内对护理伦理教育所做的相关调査研究
李春玉等[171调査结果显示，中专没有开设护理伦理学课程，我国35所髙等护理院校护理伦理学教学现状分析发现：国内不少学校在护理课程设置上，没有具体明确护理伦理学课程的地位和性质，仅有58.1%的学校定位为专业任选课程,29.0%的学校定位为必修课程;伦理课程教师大部分未能得到系统的教育和培养，没有伦理教学经验的任课教师占51.4%,教师对护理伦理认识不足或非医疗护理专业教师授课等因素造成了教学内容过于局限、老化和教学方法简单，大部分趋于理论讲授和个案分析，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另外，医疗保健系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积极的伦理大环境，经常会出现理论上学习到的知识和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不统一的现象[18]，这势必会影响医护人员临床的伦理决策与伦理实践。所以，要解决落实当代临床护理伦理职责存在的问题，不仅要从护理伦理教育入手，而a更要营造理想的医疗护理伦理环境.，随着医学的迅速发展，新技术、新理沦不断在临床中应用，护理领域不断扩展，使护士在临床工作中常常会面临许多伦理问题甚至伦理困境，因此，护士需要具有专业的伦理素养，妥善处理丁.作中的伦理问题，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
张梅等[20]报道，临床实习没有将伦理道德素质培养纳人临床教学过程。临床实习被认为是理论知识强化和巩ra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和示范作用尤为重要。对临床教师在护珂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指导，布20.0%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65.0%的学生表示满意;但在如何处理临床护理中遇到的伦理问题以及处理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指导，仅冇7.5%的学生认为作常满意,25%的学生认为满意。学生们指出，临床教师很少就临床护理中遇到的问题对他们进行伦理道德分析和要求，也很少对日常护理行为中所隐含的职业道德及法规进行分析教育。调査中，多数学生表示渴望获得老师在护理伦理方面的指导，如处理护患关系问《的原则、思路和技巧等。学生在临床实习期间，床带教老师对伦理决策的指导欠缺™。老师做得很好，如果能加强分析其行为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和方法，对提高学生的伦理道德意识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更有帮助。
3临床护理伦理教宵的思考
3.1加强临床护理伦理师资队伍的建设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是什么东西推到学生去追求高尚的美德?是教师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表率作用，是教师在生活目的和生活准则上的表率作用，是教师的生活目的和生活准则使儿童特别是青少年为之倾倒和激动。”由此可以看出，教师的道德素养对伦理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2]。因此，教师在教授临床技能的同时，应该强调和实践与操作相关的伦理道徳要求，并以此来强化学生的道德认知和行为。教师本身需要增强自身索质，在行为和态度方面为学生塑造徬样。教师应将正面的态度传递给学生，这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实习单位的管理者应对临床教师的职业道徳索质做严格要求，除了具备过硬的业务水平，还必须热爱护理亊业、具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索质，并对临床教师进行护理伦理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培训[20]。刘义兰等[2«报道，临床护理教师应做到尊重学生及其隐私权，对学生公正等。
3.2增加护理伦理讲授的具体内容
对临床工作中面临的伦理问题，如脏器移植、脑死亡、人工受精、体外受稍、人工流产、以人作为对象的实验和放弃治疗的决定、自杀等问题应当适当增加，以满足临床实践要求ttt]。在现代医疗过程中，护士经常面临告知病情真相和用药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专业发展和个人权利的冲突问题;现代医疗实践中的敏感问«,如对特殊病人的治疗和护理、科研和实验疗法中的各种伦理问题等。以上这些问雇，都是护理伦理的具体内容，应该列为护理伦理学的讲授内容。同时，有必要加强国内外大学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发或共享教学案例、教学课件和教学指南，携手培养护理伦理专家,推动护理伦理学科的发展。
3.3更新妒理伦邐教学的方法
教师应积极采用各种教学设施，如视听教材、模拟患者、角色演示等，探索出一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伦理学实习，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学生可以与伦理学象一起进行伦理学査房，并与责任护士、患者及其家属共同探讨伦理问題的解决方法在实施护理伦理教育时，应充分考虑护士的层次、认知水平、文化背录以及临床懦求。根据临床护士层次的不间，教宵的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如初级职称的护士，虽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伹缺乏相应的临床实践经验，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培养他们的伦理推理和决策能力;对中离级职称的护理人员，应注意理论性和深刻性，将理论学习和研讨活动相结合、自学和讲座相结合，内容为现代医学发展的新兴领域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使其掌握护理伦理教育的最新动态。
3.4合评价护理伦理教育的效果
对临床护士进行护理伦理再教有的评价，除了借鉴学校的评价方式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访谈、伦理査房、病人满意度调査等临床实践方式，评价护士对伦理知识的掌握、运用及内化为道德品质的情况，从而间接地评价护理伦理再教育的效果。另外，可将护理伦理再教育活动与晋升、升职、评先评优活动联系起来，促使临床护士积极、主动地学习护理伦理知识，加强自身护理道徳修养，提高护理伦理教育效果[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