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研究篇1
两会好声音:“民生是我始终关注的重点”
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和编制技巧
论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规制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调查研究思想的实践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社会化路径
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公权力改革
基于比较优势的成乐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若干问题的思考
广西承接东部技术转移中的人力资源供给研究
人才是农业科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民生向度
试论非公有制林业与生态文明建设
南宁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策思考
南宁市“十二五”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研究
第二产业对淄博市城镇化进程的影响分析
从经济视角看农业合作化高潮出现的原因
桂台合作下的广西贺州市电子产业循环经济研究
科学发展观的协同思维特征探析
论留学人力资源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关于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发展的思考
南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广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政策要与时俱进
培育新兴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提升综合利用水平创广西糖业千亿元产值
中国共产党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经验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出口贸易发展问题研究
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脉络、问题与改革
智能化生产力的网络化特征探析
南宁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人才短缺现状分析
广西区域产业集群与财政支持探析
以人为本的历史渊源与基本内涵
民族地区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原则
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与社会
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思考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推进福鼎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科学发展
浅析利用Bot融资方式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环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开发的制度供求分析
无锡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建设模式探析
面向东盟的广西农机产业竞争优势分析
论节约能源资源思想
南天物流公司电子物流组织模式分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阈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新农村建设与四个文明的整合规律
社会经济研究篇2
一、一个前瞻性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人们对企业社会性之认识的逐步加深是密切相关的，而人们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则是与企业存在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步的。企业发展史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融经济性与社会性为一体的组织。也就是说，其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不仅要追求个体利益，还要关注社会利益;不仅要为股东、雇员等内部利益相关者负责，还要为消费者、供应商、社会成员和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负责。
最能充分证明企业社会性的理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受托人”理论、中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①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成为了企业社会性的最强有力证明，但这也同时反映了受企业社会性特征之影响而诞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社会性内涵。
最早在理论上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多德教授。他认为，“企业财产的运用是深受公共利益影响的，除股东利益外，法律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迫使商事企业同时承认和尊重其他人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应因此树立起对雇员、消费者和广大公众的社会责任观。”［1］47由此可见，最初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要还是一种观念、理念，或者说主要还是属于道德层面的认识，这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越来越强调法律责任则有所不同。对此，我国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利益、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但对其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却没有明确区分，而且基本上是强调道德责任多，法律责任少。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就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①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长期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基本上还是道德层面。”［2］对这种认识我们不能苟同。
这是因为，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法理依据。如前所述，在立法未对企业社会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时候，公司社会责任还停留在道德责任层面。关于道德义务，作为美国现代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的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曾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主要是指体现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社会生活本身要求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②
“义务的道德”一般来讲是禁止性的，而“愿望的道德”是肯定性的。富勒认为只有“愿望的道德”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由于企业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企业行为必然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侵犯他人权利必然会导致法律责任，因此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可能属于“愿望的道德”，而只能是“义务的道德”。“‘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以理解”。［3］“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是基础性规则，道德美德、修养也只有尽了道德的义务之后方能实现，……。因此，义务构成了立法者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道德法律化的内在性基础。”［4］而且，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也是道德中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种道德的义务规则完全可以加以普遍化，因为只有加以普遍化才有可能将这种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性。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具有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
另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现实依据。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该条款只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但是表明我国法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持肯定态度的。之后又在200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7条中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再加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税法》等基本法律也不同程度的涉及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虽然这些规定对企业运行中司法责任的落实没有明确规定，比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等方面都没有具体涉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我国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只是因为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强有力的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而使得本属于法律责任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被部分学者“误读”为道德责任之范畴罢了。
一般来说，法律责任范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是通过具体的责任形式或制裁方式来实现的，其体现的不仅是违法企业对某一个体的法律责任，主要还是违法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考虑到现代企业之社会性决定了其违法行为不仅会给社会个体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给社会中的不特定群体造成损害，严重危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企业社会责任重在强调违法行为主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而非仅对某一个体的责任。
那么，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呢?从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责任追究机制上看，违法企业侵害某一个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主要依赖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传统责任方式去实现，比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拘役、徒刑、罚款、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等等;而对于违法企业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尚缺乏独立、系统、科学的救济方式，对于应当通过何种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也缺乏系统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这种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丧失了应有的理论依据或法律依据，给司法实践中合理、合法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带来了诸多理论或法律障碍。
实际上，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并不是没有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等惩罚性赔偿就是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不同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还有理论或实践中出现的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形式也是针对企业违法行为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时可资采用的责任形式。关键是企业社会责任适用这些责任形式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采用这些责任形式?司法实践中具体应如何适用等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要“突破性”的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这也是本文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基本目的，这种认识或将成为进一步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就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形式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等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以实现社会实质公平为目的，兼容社会法部门之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公共性与整合性特征。其重在强调法律责任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依据这种认识，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只能也必须依赖于能够体现其社会性特征或者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了。以上提到的惩罚性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均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发掘出来的具有社会性等典型特征的责任形式，这些责任形式也是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在发展中逐步归纳、抽象、提炼出来并普遍适用于司法实践的。因此，建立独立、系统、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就应以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为导向，既要借鉴民事、刑事、行政等传统法律责任形式，还要重点关注包含经济法责任在内的一切富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的利用和发掘，以探寻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二、一个学理性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法理基础
通过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基于对企业社会性特征之认识而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经济法现象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因此，要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还离不开经济法理论的支持，或者说，经济法的真实存在成为了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法理基础。
第一，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昭示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基础。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巨型企业通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就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而经济法现象也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规制企业托拉斯为核心的美国《谢尔曼法》的颁布成为了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之后经济法则不断加强从法律层面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的规制。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规制表现在责任方式上就是若干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成为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第二，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论证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本质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企业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暗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即: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市场在保护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上的失灵。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就意味着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使市场既充分释放其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功用，又尽可能地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适宜的生存空间，以此达成市场与企业社会责任在最大化其各自作用基础上的和谐与均衡。［1］138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必须置于一个有着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国家公权力介入企业经营活动，乃是导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直接原因。“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5］。这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反映到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上就必然体现为若干旨在平衡与兼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法律责任形式的普遍适用，如上文提到的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等。在以往的责任理论研究中，这些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基本目的且主要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形式已逐渐被抽象、提炼、归纳，通过类型化分析和典型性分析等方法，成为了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的独特责任形式了。国家干预理论体现在责任追究机制上，就是要求企业市场主体适用的责任形式在具体设计上除了能保障投资者(即股东)的利益以外，更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实现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社会利益)。由此可见，国家干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第三，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应具有的社会性特征。上述分析说明，经济法就是建立在承认社会利益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法律现象，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以达到维护自由竞争之市场秩序的目的。但也正是经济法的这种社会本位理念，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提出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全面形成，均是在契合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过程中实现的，这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天然的具有社会性特征。所以说，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其终极目标，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产生的理论先导，同时也是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三、一个关联性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具体体现
由于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范畴，因此法律责任理论自然会对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尤以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影响最甚。可以肯定的是，把已经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与正在建构中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行关联性分析，将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制度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盲点和难点。之所以能够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理由:
其一，从经济法学理论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视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之一。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就包括“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6］。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类型的责任形式与其他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共同归属于经济法责任理论，这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必然会受到其他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的影响，对两者进行关联性分析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另外，由于以上提到的这些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主要也是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的，而以组织形式出现的企业就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这也说明，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这就为通过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其二，现代法律责任制度发展趋势表明，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是完全合理的。
“法律责任的外在界限和内在界限都取决于社会关系的自身性质。应当说，在法律责任与非法律责任之间，在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经常会有一个较模糊的区间，这使得责任之间会有一定的流动性，责任的具体形态也呈现出更丰富的多样性。”［7］
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既有民事、刑事和行政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又有经济法领域特有的责任形式，这使得其呈现出一种以“传统﹢独特”内涵为主要特色的法律责任体系。与这种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相比，目前的责任理论中还没有关于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之独特责任形式的系统研究，这就使得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现实上的必要性。
其三，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都具有社会性特征这个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共性。也可以说，社会性特征这个共性是连接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和桥梁。“在经济法领域，对于法律责任的设定，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考虑，经济法的宗旨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规制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经济法责任不只是对个别当事人与国家的责任，当然还应包括对社会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能这还是最为重要的方面。”［8］
简单来说，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的，其体现在责任形式上就是更多的重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大量挖掘和适用。在这一点上，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一样，同样具有社会性特征，因而经济法责任形式与企业社会责任形式之间可以、也必定存在有一定的流动，两者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责任形式。可以说，两者共具的社会性特征是我们开展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关联性分析的最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说明，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因此，需要把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性分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按照这种分析框架设计的研究思路，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时，完全可依据其社会性特征合理选择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作为其法律救济方式。
作为新兴的法律现象，经济法部门发掘出了若干富有特色的责任形式，像国家赔偿、超额赔偿、实际履行、引咎辞职、经济责任、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等，都已被经济法论者相当一致的认为属于经济法部门所特有的责任形式。通过分析这些责任形式，我们发现以超额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方式最能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同样也是最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以下对这几种责任形式略做说明:
首先，这里的超额赔偿实际上也是惩罚性赔偿，其主要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比较典型的采用惩罚性赔偿的例证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规定，美国《谢尔曼法》关于三倍赔偿的规定等，都是为了追求惩罚的目的。其实，这里的惩罚性赔偿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民事责任中早就有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之分。以合同违约责任中的支付违约金为例，民法学者普遍认同，从促使债务人积极履行的角度考虑，在立法上确定违约金为补偿性的同时，要明确违约金的数额应当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纠正司法实践中不保护可得利益的倾向。这样，补偿性违约金可以得到类似于惩罚性违约金的效力;另外，在确定违约金的基本性质为补偿性的同时，也不排除当事人在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约定使用惩罚性的违约金。传统私法使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的，主要还是以补偿性赔偿为主，而经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则有扩大适用的趋势，如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就有“十倍赔偿”的新规定。由此可见，超额赔偿并不以补偿损失为原则，而是带有惩罚性，适用这种责任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能通过法律强制力促使企业等市场主体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其次，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从本质上讲属于“惩罚性责任”。任何一个违反经济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同时对经济整体及处于整体中的个体造成损害，又同时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与某一个体的经济利益”［9］。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不例外。因此在要求违法企业弥补社会个体损失的同时，再对其施以“惩罚性责任”，以尽可能补偿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除了罚款、罚金和自由罚等传统的“惩罚性责任”形式以外，像资格罚、能力罚和声誉罚等更会让违法者付出惨重代价，使其震慑于法律的惩罚。这里的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就是关于资格、能力、声誉等方面的惩罚，这些惩罚性措施均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有一些现象或制度很值得关注和研究，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等，其中就可能涉及到信用减等问题。①理论上有一种可称为“专业不名誉责任或制裁”②的责任形式已初见端倪。
这种责任或制裁具有经国家认可的行业责任或社会性制裁的性质，其实质是国家或者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市场主体资格的取消或限制。此种责任形式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已较为普遍地采用。如银行同业协会公告，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予以制裁，限制其贷款资格与信用能力等。③同时，立法上也有一定体现，像这些制裁措施就涉及到资格减免问题。④
再次，颁发禁止令是司法当局依职权或依被害人申请而采取的制止违法行为发生和防止损害扩大的一项救济措施。禁止令一方面可以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起到制止的作用，还可以对没有实施但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起到预防作用。如美国《谢尔曼法》规定，违反谢尔曼法，司法部或者受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所损害的私人或企业可以要求禁令救济。在经济法中适用禁止令责任形式时，原则上并不以存在损害事实为必要条件。例如: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没有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生产产品或销售产品的，在未投放市场前，国家就可以颁发禁止令，禁止生产或销售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最后，理论与实践中还有产品召回、拆分企业等制裁措施也被视为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并被规定于有关经济法律规范之中。⑤
从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特征的角度来看，这些责任形式同样可以作为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当然，这些新型责任形式在责任主体、责任对象、适用条件等方面还有进行系统化分析和类型化研究的空间。
社会经济研究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法
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1.适度干预。
通常情况下，在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进行适度干预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由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域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法主要的作用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干预进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适当的干预的原则便顺理成章。第二，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手段只能是有限范围的，只能在尊重私权的条件下。也正是在这样的正确认知前提下才建立了它的理论大框和规则体制。所以，适当干预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现代经济法的发展趋势走向和它的本质要求。
2.效率优先、统筹公平。
在整个法律的价值体系链当中，效率和公平尤其受关注，是所有社会的法制都需要维系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从根本上来讲，它表现为法对秩序、社会墓本制度和基本关系合理调整与维护，以及进而带来的人、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发展。法的效益不只是简单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效益，从宏观上来讲是在平衡社会上的各种利益冲突，这也对社会的整体利益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协调发展不能被认为是个人要求和欲望的满足，也更不能看做为是国家当局所做的政策决定。
3.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现代人类发展中重要的价值观念，同时也被各个学界甚至政府部门所肯定和接受。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并且已经上升为经济法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指的是包含稳定、公平、以及可持续性，讲求个体、整体、当代、以及未来的经济效益、当展公平与代际发展公平相统一的基本原则。
二、经济法的价值范畴
“价值”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了价值，通常情况下，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事物的价值体现在它对人类和社会的教用关系中，法律价值其实也是一种具体价值，同样存在于社会价值系统中。社会的需要才产生了法律，法律价值自然而然便是法的精髓。寓于现代法律之中。那么，经济法为何会存在？经济法的法价值在于展现经济法的存在意义和存在目的意义。“相对于调整对象，法律价值毫无疑问是更本质更深层的东西。从哲学的更深层高度概括了经济法的目的和宗旨。构成经济法的各部门法律规范都从整体上体现着经济法的价值，只有把握经济法特有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并且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比如说行政法、民商法等法律。才能从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高度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为实现经济法律体系内在的和谐统一奠定基础。
三、经济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的关系
经济法是在社会条件下国家根据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加以协调参与和干预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是一种社会法。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主要目的，要想使市场在经济活动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就要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但事实都会有自身的弱点以及消极面，市场也是如此，所以必须要加强改善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逐步将市场朝着健康的发展方向引导。社会主义下市场经济体系是与基本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还具有他本身的特殊性质。唯有明确这些特殊性，才能够准确的把握其中具体的科学内涵。分配制度、所有制结构、和宏观调控这三个方面即是其特殊性质的主要表现。尽管当前经济法还没有其确切的统一定义，但是大多数学者有着自己的认识，多数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协调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四、社会主义市场下经济法的核心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法的探究也不断走向深入，尤其是关于经济法的核心问题的研究。人们对经济法的核心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主要的观点有宏观调控法说和竞争法说等。
1.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指的是国家为了维护整体的社会利益，克服“市场失灵”，完成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使得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市场总体进行控制跟调节。当代市场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产生的市场经济，经济法的本质其实就是规范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跟调节。有的学者也直接把经济法划分为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这种观点看起来也貌似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但是却只看到了宏观调控的作用，没有看到其背后的更深层的原因。
2.竞争法说。
竞争法说认为市场经济本质其实是竞争，只有有竞争，市场才会更有活力。如果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便会造成经济市场活力和生机被压制；竞争法能够确立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并且能够规范竞争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合理且公平的法律秩序体系。以确认以及规范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为主要任务，建立以及维护公平公正、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应以竞争法为核心。此观点也科学评释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任务跟本质，达成了宏观与微观经济的有效结合。
结语
社会的经济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约束，而经济法这样的法律便是体现社会价值的方式。且能够实现经济法基本原则，对社会基本价值的回馈，有利于实现法律本身的完整性。
参考文献：
[1]伍玉娣.浅谈经济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J].港澳经济，2012（7）：78-80.
[2]浦凡.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J].经济管理：全文版，2016（7）：215.
[3]单飞跃.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J]现代法学，2000（01）23-25.
[4]杜仕林唐芬杨琼侯汉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研究中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02）97-99.
[5]张晓杰彭书清.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济法的核心[J]广东社会科学，2000（02）115-121.
[6]刘东庆.政府经济行为的经济法规制研究[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3（6）：324.
社会经济研究篇4
【关键词】水循环；社会经济系统；水资源
1、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指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各种人类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水资源管理的管理对象是人类在开发利用水资源过程中影响自然水系统的各种主要行为。社会水循环概念提供了一个将人类在开发利用水资源过程中影响自然水系统的各种主要行为有机综合在一起的理论框架，并为科学定义水资源管理之概念提供了理论工具。
目前，人类正面临越来越多主要来自社会经济系统的水问题，这一客观形势正推动水科学领域的一些学者关注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循环运动过程。开展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研究出于两个背景：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淡水供给，二是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及其它活动对水循环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有学者中肯地指出：“水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又一次重大转折，进入了水资源水文学发展阶段，从此水文学不仅要研究水在自然界中的循环、平衡和变化，还要扩展到人类社会之中，研究水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循环、平衡和变化”。
2、可持续水资源和水资源安全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而水资源循环转化的系统性和水资源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纽带作用，必须对水资源进行综合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多个方面和层次：水资源的发电、航运、生活、农业、工业和生态等各种用途的综合管理，强调生态保护前提下的水资源需求管理和优化配置。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可持续发展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见于《世界保护战略》（worldconservationstrategy），并有众多定义。[1]其基本思想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构成危害的发展。[2]它的核心是资源在当代人群之间以及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前提是每一发展阶段保证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综合管理已成为国内外与水资源有关的所有机构的共识。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水管理研究所等都在大力推行水资源综合管理。
水资源安全及淡水供给安全，定义为“以可承受的价格为生活、生产和生态提供足够安全的水”。近二十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外源环境污染直接排放、转换、迁移进入水生态环境，已使我国主要淡水水系的部分流域或近海水域环境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失衡现象。水体环境污染物失衡及灾害已成为制约社会和国民经济进一步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水资源安全的实质是水资源的供需平衡。由于很多地区常规水资源量有限而开发程度很高，增加供给的潜力非常有限，因此水资源需求管理成为实现水资源安全的最重要措施之一。[3]
3、水资源社会经济研究
水资源的经济研究以水资源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学原理在水资源经济实践中运用，论述水资源、水经济、水环境、水文明等各种水问题，由此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个工作在目前中国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对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具有极强的理论指导性，是未来水资源发展中的指引方向。[4]
3.1水资源管理体制
水资源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只是由于这一支柱长期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隐性”的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们探索这一国民经济的“有形化”问题。这就要求经济在水资源的管理中发挥真正的作用，通过社会市场化的经济思路，把使用中严重背离水资源“价值规律“的现象加以改正和消除，最终利用市场经济这一手段完成对水资源的改造，形成水资源的良好经济脉络系统。[5]
3.2水价制度与改革研究
水资源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关系到水资源的方方面面，但最核心最直接的还是水价改革问题。这是因为水价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既涉及到宏观经济政策，又涉及到水利的投入、运营管理和工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的诸多方面。尽管中国水利在水价改革上遇到诸多问题：全国水价发展不平衡、水价形成机制不尽完善等，但我们仍然在以尽快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水价形成机制和管理机制为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水价改革力度，理顺机制，推行科学的水价分类制度，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营造良好的水利发展环境，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优化效益。
3.3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增加地下水道建设，发展城市污水处理厂，开辟第二水源。这里主要是水资源质量的提高，城市的高速发展使生活工业污水量不断的增加，如何把这些水资源二次利用好的课题越来越突出。现在日本和美国的水资源重复利用率均超过80%，而我国不超过40%，较低的利用率使的本已匮乏的水资源更加紧张。尤其在国家出现大旱情况下，节水及提高重复水资源利用率的话题更是尤为迫切，也更有现实意义。[6]
不断的提高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最终把水资源的总量搞上去，这是进行水资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3.4水资源市场配置规律研究
水资源的市场经济化以社会为主体，不仅是纯经济、纯水资源的问题，更是在社会发展中如何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和水资源经济资本化经营效率，紧密的联系社会，达到合理的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
4、中国社会经济水循环研究展望
随着经济的发展，水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使生态保持平衡已成为焦点问题。关于水资源危机和水环境的问题人们正在做出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而所有的行动告诉我们，面对当今水资源多方问题的挑战，人类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转变实践活动方式，逐步达到水资源的社会经济化，以最少的水资源消耗达到最佳的社会经济效益，最终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英）伊恩.莫法特.可持续发展―原则、分析和政策[m].宋国君，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李文华.开创生态农业新纪元[n].人民日报，2002-03-23.
[3]甘泓，王浩.水资源需求管理―水利现代的重要内容[J].中国水利，2002（10）：66-68.
[4]王春元.水资源经济学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
社会经济研究篇5
「关键词社会法/经济法/研究进路
在我国，经济法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有关经济法的本质、地位、主体、价值及与相关法 律部门之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究其原因，关键一点在于我国的经济法理论未能解决 好“从哪里出发”的思维路线问题，而是采取直接切入具体理论构想的方法。所以，寻求一 条较为理想的、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经济法学的研究进路，成为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项 重要课题，而“社会法”说①就是当前关于这一课题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本文的要旨， 是试图通过对这一研究进路和方法的总结、分析和评述，以使我们对经济法的定位及理论发 展方向保持一种反思性的认识。
一 本质反思：经济法等于社会法吗？
“社会法”说对经济法质的规定性的研究是从两条路径入手的，一条是从经济法本质的功 能表征入手考察，另一条是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性质入手考察。从第一条路径考察，“社会 法”论者认为，需从下面五个方面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1）经济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 属社会法领域；（2）经济法是保护和扶持经济性弱者的法律；（3）经济法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 展 的法律；（4）经济法是社会公共干预之法；（5）经济法是理性建构之法[1].从第二条路 径来考察，经济法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社会公共性，社会公共性所体现的时 代精神和反映的社会要求，使经济法应运而生，它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是经济法的本质特 征所在，社会公共性决定并表现在经济法的各个方面，经济法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社会公共 性的法[2].
对经济法本质的探求虽然存在上述两种路径，但笔者认为，这两种路径并不矛盾。相反， 它们是相互贯通、彼此支持、互相解释的，它们共同归属于社会法这一范畴当中，因为他们 所 论述的经济法的本质，就是社会法的本质，他们所讲的经济法的功能和特征就是社会法的功 能和特征。对此，我们需要追问：经济法等于社会法吗？社会法的本质、功能、特征能够替 代经济法的本质、功能和特征吗？这需要我们对社会法这一方法进一步考察。
实际上，当我们选择了一种社会法的视角来研究经济法问题时，就意味着我们的脑子里有 了 这样一个理论预设：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两大法领域之外的第三法域。这种三分说认为，一 人在世，皆有三种身份：作为市民，受私法规制；作为公民，受公法规制；作为社会人（社 团之一员）受社会法的规制[1].这种思想来源于德国和日本，它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把国家 、个人和社会分别作为公法、私法和经济法各自法域的支撑。这种观点，除以公法、私法的 现代意识为前提，并以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论为基础外，还试图把“社会”作为新的法律 的支撑。但这样的一个预设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如金泽良雄先生就指出：“这里所说的 社会，不是在把形成现代市民社会历史的和理论的出发点固定化的思想上成立的吗？社会， 不是建立在国家权力服从法的支配的意义上的公法和保证个人自由活动意义上的私法的基础 上，并使之固定化的吗？以此为前提，开始意识到作为新法的承担者是社会，把握这一点是 有意义的，可是，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随着对国家 和市民社会的同质性认识的提高，这个关于国家及市民社会的二元性认识，不能不说必须崩 溃”。[3]金泽良雄对这种把私法和公法区别绝对化的思想方法的批判是不无道理的，“社 会法”说或“第三法域”说如要获得学界的认可，必须对自己的前提预设重新定位。
不仅从前提预设看，把经济法纳入社会法范畴存在着理论解释的困境，而且即便社会法的 这一预设是合理的，经济法也不应等同于社会法，它充其量只是社会法的一种。目前学界习 惯论述经济法与社会法同质的一面，却无视或较少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对经济 法本质的偏颇认识，误把社会法的本质内容等同于经济法的本质内容。比如他们从社会公共 性这一社会法的本质特征出发，认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就在于社会公共性，进而推导出经济 法是社会公共干预之法。从其初衷来看，把经济法视为社会公共干预之法，乃是基于经济法 的使命，一方面在于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也在于防止政府失灵。但它在客观上亦难以解 答经济法干预或调节的目的、范围及程度的问题，进而未能将经济法同私法化的公法和公法 化的私法区别开来。原因就在于社会公共干预是由社会公共性衍生而来的，最典型的表现就 是对社会公共性的涵义进行扩大化解释：（1）社会性；（2）公共性；（3）公益性；（4）干预性， 等等[2]，从而使得社会公共干预得以逻辑地被推导出来。而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与社会法 共同的性质，或者说是同质性的一面，因此从社会公共性出发是无法找到经济法特有的本质 的。
所以，对经济法本质的探求，既要从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同质关系即社会公共性入手，更要 从其二者之间的异质关系即经济法与社会法区分的界线入手，才能显示出经济法特有的本质 ，而不是与社会法共同的本质。那么，经济法与社会法区分的界线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就是 经济法所具有的经济性。这种经济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1）目的经济性。经济法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的协调和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金泽良雄所言 ：“经济法从本质上说，是适应经济（社会）调节要求的法律，这可以理解为，经济法主要是 用社会调节的办法解决在经济循环中所产生的矛盾（困难）（由于市民社会自动调节的作用是 有限的）。换言之，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法是依靠‘国家之手’（‘看不见的手’ 的 代替者）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社会）调节的要求的法。”[3]
（2）对象经济性。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经济性，即经济法是调整特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作 用的对象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它与现代商品经济是紧密相连的。
（3）手段经济性。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经济性干预的法律，所谓经济性干预，就是 以人为的政策来变更和修改经济循环过程为自身目的干预。
所以我们认为，经济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法，而是兼具社会公共性与特定经济性的法 律。“经济法=社会法”的理论模式，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而且从社会现实 的角度来看，也确有太重的“人为拔高其地位与作用”的痕迹。
二 利益反思：社会利益是本位或基石吗？
“社会法”说认为，社会利益是经济法的本位或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社会利益的 独立就没有经济法的产生。其背后的论证逻辑可归纳为：首先，任何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都 是利益发生冲突的结果，或者说是既有利益与新生利益发生剧烈冲突后，需要对这些相互冲 突的利益重新衡平的结果；其次，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利益独立；最后，经济法就 是由于出现了现有法律制度不能调整的新的利益即社会利益之后，为了满足对于新的利益调 整以 及协调新旧利益的需要产生的法律部门[4].这样的论证逻辑初看似乎非常严密、无懈可击 ，但仔细推敲还是存在许多疑问：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三者之间到底有何区别和 联系？利益冲突到底能不能产生新的法律部门，或者说经
济法到底是以利益冲突为条件的产 物，还是以利益协调与妥协为条件的产物呢？上述问题又可总结为：社会利益可以成为经济 法的本位或基石吗？
我们认为，社会利益并不是经济法的本位，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法律部门都不应只强调国家、社会或个人某一方的利益，现代法在功能上是一 种混合型或平衡型的法，经济法也只是利益平衡、协调法。平衡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理 念，它摒弃了传统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思维，转而强调国家 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协调。如强调社会利益是经济法本位或者认为平衡理念的基点 是社会利益，这无疑意味着社会利益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绝对优位性，意味着社会利益 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绝对不平衡性，所以也就在客观上否定了经济法的平衡理念。因此 我们认为，社会利益本位或基石的提法是欠妥当的。
第二，社会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作为经济法的本位或基石。庞德根据耶林的 学说，将利益分作三大类：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一区分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因为各种利益是可以相互沟通和转化的，同一主张可以以不同的名义提出，每一种主张并不 一定只属于一个范畴。在这里，庞德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甲控告乙偷走他的手表，要求归 还原物或者给予赔偿时，甲的主张是以维护个人物质利益的名义提出的，但这种主张也可以 被认为是和保障所有权的社会利益一致的，当甲通过控告使检察官对偷表的人提起公诉时， 甲的主张就是以保障所有权的社会利益的名义提出的[5].再进一步，不仅社会利益与国家 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着模糊性，而且社会利益内部也存在着模糊性。庞德把社会利益内 部分作六类：一般安全利益、一般进步的利益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等等，可其中经济法所 要保护的所谓的社会利益体现在哪里呢？在这里，恐怕连庞德先生这样一位在社会利益学说 方面对法律哲学作出最重要贡献的学者也难以作出明确的界分。
第三，社会利益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作为经济法的本位或基石。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私 人 利益相比，它具有中介性和非终极性。社会利益在形式意义上是独立存在的，而实质上则是 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即公权与私权在社会层面上达成妥协的产物，是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融 合一致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仅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不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和 私人利益冲突的产物，而是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在社会层面上达成妥协的结果②。
这一点可以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分析中找到根据。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国家的产生是 人们达成契约让渡私人权利的结果，国家公共权力的取得来自人民的授予，它与人们私人权 利是同质同源平等的关系。但是国家在它自身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与社会相殊别的一种独立 力量。它通常以社会普遍利益代表者的名义获取自身的利益，尽管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客观 上也维护了私人利益。我们认为，这就是国家利益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实质上就是统治阶级 和统治集团通过掌握公共权力获取的利益所在。国家利益体现为一种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前 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力量的强大和社会力量的弱小，国家利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自 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强大，市民社会对国家持一种绝对 排斥态度，私人利益占据主导地位，而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也即昂格尔所说的自由主义社 会向后自由主义社会转变时期，市民社会的危机客观上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但由于公权与私 权存在着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对峙，其最终结果只能采取双方妥协的方式，将各自部分权利 （力）让渡给社会，使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达成一致，从而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都得到充分 发展。这样的一种变化，在利益层面上体现为所谓的“社会利益”，在法律层面上则体现为 公私法相互融合、渗透的趋势。由于社会利益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经济法的本 位或基石。经济法的本位或基石到底在哪里？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
三 主体反思：社会团体是经济法中最具特性的法律关系主体吗？
“社会法”说将社会团体视为经济法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甚至是最具特性的法律关系主 体[6]，这一结论来自对社团的目的、功能及性质的分析。从社团的目的来看，它是为了克 服 市民社会危机与弥补市民法之不足；从社团的功能来看，它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与防止政府 失灵；从社团的性质来看，社团作为非政府组织，它是社会利益即第三利益的代表[7].
应该说，“社会法”说对社团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的确反映 了20世纪全球化结社运动中社团的地位和影响。法律最终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中的 ，因而它不能不对社会团体这一日益蓬勃发展的社会组织作出法律上的反映，但法律对此的 能动反映是全方位的，不单单体现在经济法方面。那么，社会团体是如何构成经济法主体的 呢？社会团体在整个经济法主体构成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很显然，“社会法”说没能 回答上述问题，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把经济法中的社团主体淹没于社会法的社团主体这片“汪 洋大海”之中，从而使人看不到经济法与社会法不同的主体构成、地位及特质，而当“社会 法”说对社团予以定位或进行经济法设计时，即从社团主体资格、社团活动目的到社团资本 与财务、内部运作再到社团相互竞争问题无所不包时，更是走向了极端，对此，我们不得不 怀疑，这其中经济法的韵味又有多少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社会团体的法律性质问题。任何法律关系的主体，它都首先必须是社会 实体，社会实体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社会实体本身不具备任何法律性质，它只有以自 身的法律行为参与其中某种法律活动、受某种法律调整时，才能取得该种法律性质。社会团 体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它也可以参加不同法律关系，从而成为不同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比如 参 加民事法律关系，就成为民法主体，参加行政法律关系，就成为行政法主体，参加经济法律 关系，就成为经济法主体。社会团体参加的法律关系性质的多样性，表明其并不是经济法法 律关系中最具特性的主体。
其次，从社会团体在经济法主体构成中的地位看，社会团体并非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法的 主体包括：（1）经济法决策主体；（2）经济法管理主体；（3）生产经营主体；（4）消费主体；（5 ）经济监督主体[8].从经济法的决策主体来看，它主要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这里的企事业单位仅指社会经济组织）。在宏观经济决策领域中，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基于宪 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享有最高的和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权，体现的 是国家意志。在微观经济决策领域，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具有自主决策权，体现的是 企业的意志。而社会团体并不是经济法的决策主体。从经济法的经济管理主体来看，其主 要包括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即行使国家经济职权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经济管理主体， 社会团体一般不能成为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管理主体，而只能成为经济管理法律关系中的 相对方。当然，在特殊的情形下，社会团体基于法律授权或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委托，行使 一 定的经济管理权是可能的，例如在日本，为了周全地实施基于出口交易限制命令的通产省令 ，可以把省令规定的事务的一部分交由商工组合、商工组合联合会处理。这实际上只是国家 经济管理职能的另一种实现形式而已。金泽良雄也说：“经济法的大部分调整现今是由国家 各级行政机关实行的”。可见，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经济管理主体而非相对方只是少数 情形下才发生的，根本不占主导地位；从经济法的生产经营主体来看，社会团体
一般也只是 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相对人而成为一定的法律关系的主体或者作为被管理者与有关的国家机 关发生一定的经济管理关系的；从经济法的消费主体来看，经济法的消费主体主要指作为消 费者的自然人或个体社会成员，社会团体一般情况下也不成为消费主体；从经济法的监督主 体来看，社会团体的监督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监督的权威和力度要弱于权力监督主体 的监督和行政监督主体的监督。总之，从上述五个方面看，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主体并不具 有主导性、全面性和代表性，所以强调它是经济法中最具特性的法律关系主体意义不大。
最后，从社会团体与社会利益（第三利益）的关系来看，社会团体所代表的利益与社会利益（ 第三利益）的非对称性，决定了把社会团体看作是经济法中最具特性的法律关系主体存在着 立论基础上的困难。
第一，社会利益并不全由社会团体来代表。国家机关、企业、个人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形 下代表社会利益（第三利益），比如有些国家在经济公益诉讼当中，规定无直接利害关系的 个人也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代表国家起诉经济违法行为人，在这里，个人就 成了社会利益的代表。
第二，在严格意义上，社会团体代表的只是一种团体利益，团体利益具有相当的狭隘性， 它不能与社会利益（第三利益）划上等号。社团之间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现象的出现就体现了 这一点。
以上分别从社团的法律性质、地位及其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三个角度对“社团是经济法中最 具特性的法律关系主体”之论进行了剖析，不难发现：社团由于其目的和法律性质的多元性 、地位上的非主导性和利益目标的狭隘性，并不能成为经济法法律关系中最具特性的主体， 因 而社团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和作用仍需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小结
社会法这一研究进路基本上是在本质、利益、主体三个层面上展开的，本文对这一进路的 总结与分析也是在这三个层面上进行的，但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丝毫不意味着可 将这三个层面割裂开来。同时本文对社会法进路的分析与评价，侧重点在于“破”而不在于 “立”，此乃基于这样的考虑：其一，任何一种研究进路都有其解释力的局限性，指望找到 一种包治百病的进路和方法是不可能的。同样，社会法作为经济法的一种研究进路也有其固 有的局限性，将其指陈出来也许更有利于它的完善和发展；其二，虽然每一种研究进路都有 其自身局限性，但对各种研究进路进行分析比较，从而选取其中最具充分性的解释力的研究 进路也是必要的。那么，社会法这一进路到底是不是最具充分解释力的一条进路呢？这需要 怀疑的勇气和求证的精神；其三，在当前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当中寻求标新立异的太多（即只 强调“立”的意义），而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与整理太少，尤其是在当前对经济法各部门 法理念提升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试图给经济法总体立一个比较科学的论断是相当困难的的， 因此，本文更多的是站在“破”的立场上来分析与评价社会法这一研究进路的，反思的意义 也正在于此。
①持“社会法”说的学者主要有郑少华、王保树、吕忠梅、赵红梅等人，其中又以郑少华 为甚。
②但这种妥协的表现形式却是社会利益，从这个意义讲，社会利益只是充当外表和表象的 作用。
「参考文献
[1]郑少华，经济法的本质：一种社会法观的解说[J].法学，1999，（2）。
[2]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J].法律科学，2001，（3）。
[3][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31。
[4]吕忠梅，廖华。论社会利益及法制控制，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
[5]沈宗灵。现代西方法律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75。
[6]赵红梅，论社会团体-经济法与社会法中最具有特性的法律关系主体，第八届全国经 济法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
社会经济研究篇6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了一条与经济相反的道路。改革开放之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分散的、开放的和学者自主的，类似于“市场经济”。一个人研究什么题目，主要由个人来选择。对科研题目的限制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则很少有限制。但是，从80年代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趋向于“计划经济”，开始搞五年计划，于是有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规划等。最初这些规划主要是国家的，后来逐渐发展到省、市和学校。现在每年从年初开始，每位高校教师都面临着申报五个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规划项目、市社科规划项目、学校社科规划项目。
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层级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对每个项目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大。就部级项目来说，在“七五”和“八五”期间，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但是现在，最少的项目也有几万元，而一些“重大项目”，则投入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省、市和学校也步其后尘，只是规模和数量按比例缩小而已。对于经济不发达省份，面对民生和义务教育各方面的困难，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极为有限，但由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压力，也不得不设立自己的社科规划项目。
近年来，国内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学者个人的“失范”，如剽窃、抄袭和造假等。我认为，个人的“失范”与宏观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宏观学术环境则变得越来越像“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的地位，不仅因为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而且因为它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强制性的方向和课题。如果从国家到学校的各级规划项目能为研究者提供资金上的帮助，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因为这种“计划经济”具有垄断性，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许多弊端，正如经济领域中的计划经济那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计划经济”有哪些弊端?
首先是资金投入方面的弊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一大笔钱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资金的投入和使用应该十分谨慎。我认为目前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资金分配的不公平。这里的不公平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地区之间的不公平;个人之间的不公平。更重要的不公平在于制度。资金分配的制度是不透明的，而且也没有有效的监督。就各级项目的评审来说，评审的具体结果同具体的评审专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换了专家，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部级项目也设立了一些“无知之幕”，试图屏蔽掉个人信息。但是这种“无知之幕”太薄，很容易穿透。这里不是说专家个人不公正，而是说评审的制度对专家没有有效的约束。
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任何人都可能不公正。第二，资金使用的不合理。国家、省市和学校能够拿出一大笔资金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从宏观方面来说，这笔资金的目的应该是改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条件，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由于目前的资金分配制度是同项目申请者个人挂钩的，而得到项目资助的人又很少，结果是少数人的研究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而大多数人的研究条件依然如故。我认为，应该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公共研究条件的改善，如图书馆、教师工作室、电子图书馆、信息库等。
在这些方面，目前国内大学同国际标准相比存在着巨大差距。第三，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资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是一笔糊涂账，任何人都难以说清。作为研究者，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各级规划项目中，相当大一部分项目即使没有这么大的资助(如几十万或上百万)，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助，也是能够完成的。另外，在各级规划项目中，图书资料的支出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些图书资料目前都保存在个人手里。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学校的图书馆，使用效率会高得多。
其次是产出方面的弊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高投入并不能保证获得高产出。在这里，“高产出”不是指科研成果的数量，而是指科研成果的质量。在各级规划项目中，高质量的成果所占比例很少，特别是缺少开创性的成果。这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决定的。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产生于“计划”，而“计划”是根据某些专家的意见制定出来的，所以这些课题仅仅反映了很少一部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兴趣。对于绝大多数申请者，他们必须按照课题指南或者按照“原题”来申请项目，即使他们对这些课题并不感兴趣。如果没有理论兴趣，就没有创造性成果。第二，课题完成的时间受到严格的限制。所有的规划项目对课题完成的时间均有限制，一般而言，一个课题的最长时间为三年。如果一名研究者从立项开始从事研究，其成果形式是专著，那么他在三年内很难高质量地完成。另外，有的规划项目要求以发表的成果来结项，而从书稿写完开始联系出版到正式出书，一般也需要一年时间。在这种时间压力下，各级规划项目中很少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学术研究应该是自由和开放的。一个人研究什么，应该主要由其理论兴趣来决定。在没有理论兴趣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只能产生“充数”的成果。任何科学研究的“计划”无论多么完善，都无法涵盖众多研究者的理论兴趣。如果学术研究没有自由、开放的空间，那么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成果。所以，要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键不在于提供项目和资助，而在于创造出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
最后，申请各级规划项目成为高校教师的沉重负担。出于各种原因，目前全国所有高校对各级规划项目都非常重视，对高校教师应该承担的科研项目也都有其相应的要求。
由于各级规划项目数量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申请到课题，特别是部级项目的课题，因此，这些要求对每位教师都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第一，目前国内许多高校都把科研课题同教师职位和校内津贴挂钩。如果没有科研课题，可能就无法申请高一级职称，或者得不到相应的津贴。有的高校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要有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停止招生。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来说，这些要求都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课题不等于没有自己个人的研究课题。另外，即使没有各级规划项目的资助，研究者仍然可以从事高水平的科学研究。第二，目前我国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以各级规划项目的方式来分配的，包括高等学校自己的经费在内，因此，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想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如参加学术会议)，那么就必须申请各级科研课题。如果没有课题，那么就无法从事学术交流活动。第三，迫于申请和完成各级规划项目，导致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失范”。申请者的学术成果是获得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迅速取得大量科研成果，或者为了尽快按期完成在研项目，促使一些研究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风不正、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
目前，各种学术著作的最重要读者群体是研究生。在标有各级规划项目资助的出版物中，有多少是研究生们有兴趣翻一翻的?
社会经济研究篇7
立足于当下社会现状分析,穿梭时间轨道,回到新疆过去历史,尤其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时期而清代新疆社会就是一个最好的研究时期,个中缘由从中国历史中可以巡查一些蛛丝马迹。
1、清代新疆经济发展与法治的梳理
与统治相关联的是`行政,我们必须承认私人行政的存在,比如家庭和厂商内部的行政,同时存在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的行政。清朝统治新疆时期,自松箔出任伊犁将军后,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但是乌鲁木齐当地由农田水利纠纷引起了法律讼诉,甚至发生械斗的流血事件。为此,当地政府即乌鲁木齐都统海禄随即奏请朝廷批准《新疆屯田水利章程》,开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新纪元。为促进新疆内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新疆的外藩民族贸易实施有效的监管,当地政府通过研究最终制定《回民出卡贸易章程》;在这其中,在对浩罕进行经济制裁的过程中,制定(普查茶叶、大黄贸易章程》,这一连串的经济立法保障了新疆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1758年开始,清朝又与哈萨克人建立了贸易关系,有贸易就肯定存在经济摩擦,为规范双方经济活动,《哈萨克贸易章程》则是关于当时贸易的具体规定。184年1月19日,新疆省正式设立,这在政治角度界定了新疆的归属,为新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扫清了障碍,与此同时清政府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政策。
在186年,当地政府针对农垦经济所出现的新问题及现状,制定了新的《新疆屯垦章程》。1叨8年,为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受到外国经济技术的刺激,《新省创办工艺局厂、酌定章程大纲》应运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兴办近代工矿企业。么清代经济发展原因分析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近代化变化总结为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法不仅仅保障经济利益,而且保障各种各样的利益,其中当然最广泛保障经济利益。清朝时期,新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统治者顺应当时的经济形势制定并采取的一系列民族经济和法律政策。
二、法治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一社会
1)任何法律都是直接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法律是什么?分清`法律一词的三种含义,会对我们有帮助。其中第三种是作为一种权利、义务和权力之渊源的法律,本法看上去是在命令和授权,是在引导和禁止,这一事实使得人们直觉地假定法律确实是一种东西,或许是一套东西,特别是规则,或,如果不是规则,那也是规范和原则o社会变化,从典型意义上说,要比法律变化快。那么法律的时滞问题会在法律制度的不同层面中表现出来。社会学一词有不同的含义,在社会行为的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各种规则,这一实际存在的可能性称为习俗,换一种手法就是习惯。然而现在习惯法和法律之间的转变,并不存在一条界线。(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保障的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极其多样的利益。正视这一现实,我们可以以社会切入点,在法与经济之间架起桥梁,把法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搞活。
2)厘清法`社会`经济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在以上的研究中,通过对清代明末历史横向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主线: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一系列经济活动习惯或准则或惯例,营造社会环境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进步,最终整个社会环境日趋优化,经济活动自然活跃起来。这也就和上述对`法`社会`经济三者之间相互关系探讨相得益彰,凸显研究三者之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主要仅仅微妙习s社会从三者之间抽调出来,将社会这一定义定调为法与经济之间作用桥梁,从而形象比拟为二者之间`看不见的手,社会生活需要我们亲自经历,任何矛盾和利害关系需要我们去反映和体悟,通过法可以解决争议,厘清关系,刺激经济,反过来,通过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生活质量,进而法的治有更好的社会环境。欲寻求平衡的支点,就要坚持法对经济的规划,或者说是法治下的经济改革。
社会经济研究篇8
关键词：泡沫经济；现实研究；日本
一、引言
泡沫经济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投机资本的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示资产的价值，同时资产的价格和实体的价格发生严重的偏离。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价格急剧上升会给整个市场营造一种虚假的繁荣。因此泡沫经济的出现会给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严重的灾难。同时，当泡沫经济消失后国家又会面临着各种新的问题。
二、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原因
日本泡沫经济的出现是由于各种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日本的经济发展在泡沫经济出现的时候整体的发展还处在一种良好的状态[1]。因此，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泡沫经济的产生会和经济运行状况产生直接的联系。由于日本人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始终对未来抱着一种极为乐观的态度，因此疏忽了对风险的防范。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日本的经济发展开始走上了正规，并且由于大量资本的积累从而导致了市场的虚假繁荣的景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自身的积累资本投资于股票行业或者将资本投入土地扩张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地加快，日本的人口数量也在日益地增加。因此，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环境问题和住房问题等等从而造成了日本整个城市中的物价飞涨。
（二）日本政府经济决策的失误
政府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经济决策的正确与否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如果忽视了对实际的经济情况考察会严重地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中，日本政府的错误政策加速了泡沫的形成和破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为跟上西方国家的金融政策，日本政府在当时制定了超低的银行利率政策。这一利率政策显然是不合理的，在当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政府制定的货币政策应当在于遏制经济过快发展，而不是实行款松的银行利率政策，与西方国家签订的“广岛协议”则是这一政策的代表。这一政策使得日本经济急剧升温，各国加大日圆的持有量，造成日圆急剧升值。2.除了失败的金融政策之外，日本政府还实施了错误的税收政策。当时的税收政策针对会计记账方式进行革新，迫使大量的企业进行财务革新运动，希冀以此获取短期资金支持。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将金融领域的虚拟经济通涉及到房地产等方面的实体经济联系在一起，但是财务技术的革新使得企业追求虚拟经济中资产的增值而不是实体经济中的现金流量。
二、泡沫经济消失后的日本经济社会状况分析
泡沫经济消失之后日本为了挽救整个国家的经济损失。20世纪末，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达到了空前的低潮。从相关的数据调查显示表明，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以10%的速度呈现正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以及随后的十年之内，日本的经济发展增长速度下降了6%。20世纪末期，日本的经济经济发展则进入了历史上的低潮时期。日本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同时，在2012年日本境内的七个大型的商社对外投资总额达到了4.28万亿日元。因此，日本在海外的投资成为了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泡沫经济消失之后日本的相关政府部门开始逐渐向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过度。绿色的经济政策成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泡沫经济消失之后的大多数日本民众开始对本国的经济恢复发生了严重地动摇，因而造成了日本大量的资金外流的现象。
此外，日本政府在80年带放开了银行经营的业务，其自由化倾向过度，主要集中于扩大银行的证券经营业务、国债市场、期货交易等等信托业务。这一自由化的金融政策使得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领域，进而被股票交易市场所渗透，促使泡沫经济迅速形成。而且，大量的证券公司屡次出现违规操作和暗箱操作，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当企业面临危机时，日本政府又缺乏一定的管理政策支持，大量的投机行为出现，一旦泡沫经济被捅破，各项资金链条断掉，使得经济大规模停滞倒退。
然而，泡沫经济消失后的日本经济社会状况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尽人意[2]。虽然日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岛国，但是日本一直以来都是新产品的使用者。甚至连美国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深感惊讶。当美国的失业人口的总数达到了将近15%的时候，一些中产阶级的退休情况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很大的考题。但是，日本的失业率仅仅只达到4%，并且日本的人均寿命一直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泡沫经济的消失给日本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659万亿日元，有学者指出，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日本并没有走入绝望的深渊，而是探索出了最美的惊喜。我们不难发现，泡沫经济消失后的日本虽然给本国的出口商品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日元也在世界货币中获得了长久的发展地位。即使了泡沫经济消失之后日本人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亚洲以及世界中享有重要的声誉。2012年根据日本政府的相关数据报道，日本的人均消费指数上升到56.43%，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在逐年的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不断地提高。
因此，泡沫经济消失之后的日本虽然遭受了许多的损失，然而也给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泡沫经济的消失给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既带来了挑战又提供了机遇[3]。泡沫经济的出现打破了日本的经济繁荣的神话。因此，日本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对泡沫经济进行反思，从而为以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1]（美）凯塞.沃尔夫“美英如何诱导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和银行危机”当代经济科学.2012，（2）.
社会经济研究篇9
关键词：法学；经济法；社会法；法治社会
目前，社会法和经济法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术界的讨论和青睐，由于社会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他们的不断改进，也只有不断进步，才能应对内部和外部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社会法和经济法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样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的完善自身的，与此同时也会促进相关部分之间的联系，进而不断去完善立法制度，不断满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1社会法和经济法的概论
1.1社会法的概论
社会法的本质是在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社会法的目的是在民法服务市民的基础上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尊重保护个体本身，以及在社会生存中的平等地位。社会法也可以认为是对民法原理运用中的适当补充，它更平衡人民之间的差异性，更具体的保证人民权利，实现平等公正的目的。民法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交易的保护和商品交换关系的认可，人与人的个体之间本身存在差异性，必定产生社会资源占有差异性，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势必造成两极分化在平等上对待，影响社会稳定性的潜在风险，进而社会法的诞生就为解决这类问题，更注重人格上的肯定，虽然人与人在自身能力上存在差异性，但它更注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平等、独立，遏制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而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通过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进而实现整体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增强，通过国家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对社会法的应用当中，执法机构应当敢于控制那些私权乱用的现象。如果要说民法关注的是人员之间的关系，那么社会法则更加注重具体的个体。
1.2经济法的概论
基本商品生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被称为经济法。经济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地区和国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经济交易本身参与到个体之间，也会涉及到其他法律范畴内，因此各国在早期时对于经济法所属范畴出现很多主张，可见经济法的设计范畴之广，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位置重要性。在我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社会资源的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当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中涉及民法、商法、社会法必然产生互相之间如何协调互利的问题。因此，千万不要只研究经济法，也是为什么在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众说纷纭的过程。如果我国的经济法和民法共同调整，称为调整国民经济以及国民经济管理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法规总成的范畴。假设在与行政法一同调整，那经济法的范畴变化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间的协调，彼此之间法律规范的总成。那么经济法势必要根据国家社会发展方向和管理法规相结合去理解，侧重点和应用范围各异。
2经济法的价值体系
2.1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层
为了尽可能满足社会经济整体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此时经济法脱颖而出。在社会经济的生活中，国家干预也好，通过市场自身调节也罢，无论这两种资源如何去调配，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要确保整体经济的稳定且可持续发展，是社会法的一种也是行政法的一种。因此经济法的本质是其存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肩负起了社会总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意义，也是经济法本质价值所在。
2.2济法的形式价值层
首先，规范性经济形态的形成是在经济法执行下形成的，是在人们自由自愿意志下，各个经济要素间架构完整、层次分明、有秩序的系统合理排序，从另一个表现形式为理性、规范、规律、可预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经济行为，确保经济安全的形式价值，用以保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体系完整性和安全性。
其次，经济过程中各个不同个体间的平衡有序的和谐经济关系，促使更安稳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势必为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的同时又可以促进个体间经济的利益最大化，为促进和满足经济个体长久的经济发展目标，从经济整体上目标一致，适当选择长远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取舍，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只有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越先进，各个经济主体才有更大利益。
最后，受国家干预的经济秩序具体表现为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市场环境，有效的防范垄断行为、倾销行为以及非正当下的经济体形式，有力的保护了经济主体，也能有效的抵御来自各个市场方向的风险和不安定因素，确保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和壮大。所有的生产、生活、分配等一系列社会分工下的保障才是经济法执行下形式价值层的表现。
2.3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
经济法的评价价值层与国家社会体制息息相关，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的生产、生活、交换、消费过程中希望的是一种公平公正的制度，这时的经济法体现在经济体正义的层面，围绕正义理念的核心环节，保证主体公平分配和公平享有的经济机会。经济正义为后续逐步实现的个人信用制度和企业诚信制度打好理论基石，将经济与道德在法制环境和经济体制下达到统一协调共同发展的局面。经济法的评价价值曾存在明显的社会公德和伦理倾向。
2.4经济法价值体系的中轴――核心价值
和谐稳定，是经济法的核心价值。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经济体的可秩序发展，都离不开全面的、和谐的、进步的这三点，而在经济行为进行中唯有和谐的经济主体关系是尤为重要的，主体对经济行为的信任和安全是促进经济行为的首要条件，又由于主体间的差异性，为保证彼此的公平，经济法在其中扮演平衡的角色。经济法不单单是沦为国家的行政工具，而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方法。
经济法学理论的预判与实践相结合，将原始的研究出入点融合到完整的经济法现象中，经济法的本质尤为凸显。随着经济法的成熟与进步，国家的管理一直日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紧密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相互协调的景象，政府经济行为应当具备理性与正确认识经济循环过程中的发展规律。
3社会法和经济法之间的联系
3.1共同的法律本位
什么是法律本位，资料中记载，国家权力机关在指定法律的初期，首先要确立法律的目的、基本任务、基本功能，反应了法律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即法律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虽然我们从二者自身的法律细节去分析，发现其具体的内容、规定、使用环境上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并且实际执行时的不一样，但社会法和经济法的中心是围绕基本的社会利益而服务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主体的利益，也不是上升到国家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会被称为第三法域的原因。
3.2相辅相成的法律功能
正是因为社会法和经济法的服务中心是一致的，彼此之间的关系相互支撑，经济法主要是经济功能为主，同时其兼具社会功能，体现在具体内容中。一旦消费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经济势力或信息高度不对称时，消费主体的权利处于不法侵害的威胁下，国家出面维护市场公平秩序，确保经济活动持续稳定进行，此时会倾向于保护消费主体，对其执行权利本位，而经营者执行义务本位的方式，并建立明确的权益保护法，奖惩制度细化，为的是平衡交易双发之间的经济利益。
3.3社会法和经济法的紧密关系
关于社会法和经济法的关系有3种观点，其原因在于各自对于概念的诠释不同，因为社会法和经济法的“指向”相异，所以两者之间的定位是谈论彼此关系中的关键。社会法的定义主要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保障个体自身的利益，与经济法并列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法定位于对国家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调整经济活动中瞬息万变带来对现实生活的及时应对，确保经济体稳步发展，进而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与传统的其他部门法相比较，经济法和社会法的现代性有一定的独特，人类文明是逐渐由物质文明变迁到精神文明，从制度进步到观念的现代化转移，在伴随着现代化元素的增加，法作为社会关系中必不可少的调节手段，必然也会随之而进步，适应社会的发展。首先，具有特色的国家背景是法进步的基础，不同的社会化背景下法的定位是不同的。其次是法在归属上的转变，因为无论是公共利益之间的因素还是私法契约上的因素，这两个领域都具有重大意义，不能说完全属于哪一领域，因此新兴法律部分的社会法和经济法属于新领域的归属。再者，制度构成上的进化，由于社会法和经济法既不是实体法也不是程序法，不受任何一套系统的单独约束而是合二为一的，这使得经济法和社会法在制度构成的现代性上表现特殊。
4结束语
当下，在现代化社会发展迅速的时代，社会法和经济法均以适应社会变迁而不断完善着，其本源离不开国家特殊背景的，需要明确自身定位和社会化主体，这样一来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社会法和经济法的独特性也决定了他存在的必然性，当然他们的价值不容小觑，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为巩固我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高晴，姜仁杰.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J].企业导报，2011.04
社会经济研究篇10
关键词:交通运输;社会经济;发展;运输经济
中图分类号:F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16-02
1交通运输是社会生存的重要基础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大战的重要物质基础。高度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防巩固、人民生活富裕繁荣重要前提。所谓交通运输业,就是运输劳动力借助运输资料比如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劳动对象发生位移改变的产业。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交通运输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发挥的巨大的支撑作用。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交通运输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2交通运输和国民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交通运输量是交通运输业产品的产量,它与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存在着一定比例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反映出了国民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适应这种需求的程度。这种比例关系同时也为运输业的发展提供着重要的依据。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普遍都认为运输量的增长受各种因素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受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运输需求增大,运输量也就会随之增加,它们之间是成正比的。我们把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这种关系叫做运输弹性系数,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输业的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的程度,要想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地发展,就必须要理顺产运关系,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增长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两者相互制约,相互联系。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表现为交通基础设施经营以及交通运输自身的产值方面,即直接效果。还表现为与此相关的加工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与国际金融以及与之有关的其它行业等产值方面,即所谓的波及效果。
交通与经济发展的促进关系还表现为: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将带来更大的交通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交通的发展;交通业的发展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具体体现为交通的发展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改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人口质量的提高,改善城乡结构,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人口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来源,变政府救济式扶贫为投资式扶贫,提高全社会生产质量,能大大缩短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推动人们生活质量进入高层次阶段。由于国民生产总值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总水平的综合性指标,因此通过分析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可以清楚地看出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3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
区域经济是一个巨大的系统,交通运输是这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复杂而密切,两者在多方位、多层次上相互作用。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整体,与一定空间范围相关,并由经济单元相互联系而构成一个具有结构特性和空间特性双重属性的有机整体。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对于大规模的区域开发,区域经济交通条件的好坏常常是重要条件之一,没有良好的交通运输系统作保证,再好的资源,再多的劳动力也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效益,最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开发很难成功,就更谈不上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光交通运输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对它也有着反作用力。区域经济是交通运输子系统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服务对象,区域内的各经济部门原材料及产品的运输人员的流动等都是由区域交通运输子系统来完成,区域经济水平决定了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区域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水平是相适应的。在曾青的“区域经济与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中将我国内部区域经济一体化定义为: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为谋求发展而在社会再生产的某些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经济联合与共同经济调节,形成一个不受区域限制的产品、要素、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区域的动态过程,它的目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实行区域内各地区合理分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联合体共同繁荣。区域经济实际上是建立在区域分工和协作基础上的,通过区域内部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源的流动,促进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发展中,由于地区间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造成了各地的需求的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是运输交换不同的资源成为可能。
在袁长伟,吴群琪老师的“基于运输需求的运输经济区域研究”中把这种交换的需求称之为“运输的最原始动力”。他们认为:在运输需求源动力的驱动下,各地区间进行着运输交流。随着交流的进行,长期交易带来的好处,如信息费用的节省、交易费用的降低等,使得这种运输交流固定下来,成为地区间固定的运输需求。同时,由于这种运输需求的存在,促进了相关支撑系统的建设、发展,如基础设施的建设、配载中心的修建等。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运输区域。
4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业的影响
随着交通运输能力的不断扩大、运输生产效率和运输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运输费用水平的相对降低,交通运输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越来越显得突出。同时,交通运输业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运输规模的扩大、运输方式的改变,还是运输技术的进步等,都始终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从交通运输业的巨大作用来看,我们称其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但从运输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方面看,也可将其看作一个依附性很强的部门。因此,既要重视运输业的发展,还需要视运输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研究运输业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遵循运输业自身发展的规律。交通运输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为需求的满足而存在,在运输需求规模不断扩大中而发展。任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所生产的对人、物空间位移的需求,正是运输业存在和发展的市场基础。没有运输需求,或者说缺乏运输劳动对象的运输业是难以想象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加速时期才相伴而产生了交通运输业发展的高潮阶段。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对运输业的需求规模适中是运输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界限。我们众所周知,运输业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力,发达国家先进的运输系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运输系统相形见绌。人们往往通过对比,把发达国家的人均道路长度等指标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先进的运输系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需要技术、资金和雄厚的资源,而这都需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条件。交通运输业毕竟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才能发展的产业。它的历史十分悠久,今天,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现代化的管理系统的出现,无不与技术的日新月异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运输使社会经济发展,而社会经济同样也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